非遗文化知识范文
时间：2023-10-13 10:59:59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适宜；传承人；专业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243-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人民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近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已经陆续进入了高校课堂当中，如何做好高校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也成为了我们所有高校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首要问题。下面笔者谈一谈，在高校中开展非遗课程的几点感触。
一、高校非物质文化课程选择要适宜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颇多，要选用较为适宜的课程，应用到高校教育当中。高校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他们的性格开朗活泼、积极向上、富有正义感等。我们在选择非物质文化课程的时候，势必要使得课程的安排符合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
二、地方非物质文化课程在进入课堂时知识要系统化、学科化、专业化
（一）非遗课程系统化。让非遗的文化知识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学生们在学习起来，比较符合学生惯有的学习思路。比如，河间大鼓的演绎，设计到哪几方面的技巧、知识，需要在表演中做到哪些具体的步骤，河间大鼓的演奏，和其他的大鼓演奏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等等。这都是要将非遗文化系统化的必要设计。
（二）非遗课程要学科化。非遗课程不能只是停留在欣p、品味的层次，应该尽快地将地方非遗文化进行学科化、课程化，让非遗文化真正的变为一种学科。同时借助大学的平台，非遗学科能够放到全国的平台上去发展、去讨论。例如，在民族音乐学当中，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将一些非遗文化引进课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科分类、专业设置。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在普适教育中，做到独特，做到专业。
三、非物质文化课程的设置同时也要和学生专业方向尽量符合
非遗文化课程的设置，同样要考虑到学生的现有专业，让课程在专业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这样能让非遗之路走得更为长久。如任丘辛安庄音乐会，就需要有学习笛子、笙、民族打击乐的学生，他们对于本专业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和演奏知识，这样在演奏起来，接受能力快，且能快速地演奏出作品，将非遗文化变成演奏艺术。
四、非遗课程应具有舞台化的特点
在高校的非遗课程开设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承以舞台为中心的课程安排，这样学生就有心情、有兴趣学习非遗课程。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平常在大街小巷进行演出的非遗文化作品，是否能完整、顺利地搬上舞台，是否需要进行精简或者符号化处理，也要考虑怎么样才能更完整地保留非遗文化的原汁原味，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五、非遗课程应完整化
我们在针对高校非遗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应该把非遗文化的实践化作为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学生们听传承人讲授非遗文化的精髓、学习其中的奥妙、将非遗文化的内容学精学扎实，之后应用于演出、应用于舞台，将非遗文化活灵活现地表演出来。并且能够结合自身专业特点，能简单地进行创作，再将学到的非遗文化原原本本、符合科学规律地讲授给学生。这是非遗课程开设的完整过程，不能只重视其中的一个某个环节，而忽略整体性完整性。
六、高校非遗文化开设具有双赢的特点
高校的非遗文化开设，不仅仅将非遗文化传播给了更广大的大学生，同时，借由高校广阔的开放的传播平台，将非遗文化传播的受众面进行了扩大，从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于非遗文化进行了传播、传承和保护。此为非遗文化开设的双赢性特点。
七、广大人民群众、传承关系之人的非遗审美标准是检验非遗文化学习成果的标准
关于非遗课程的学习成果的考核、评审标准，应该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传承人进行检验的，原因有二：（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一些非遗文化耳濡目染，非遗文化走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来源，他们对于非遗文化的掌握程度和审美标准是带有实践性的，带有历史性的。（二）传承人对于非遗文化的学习进行检验审核，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因为传承人代表了该艺术的权威标准。
总之，非遗文化走入课堂对于高校音乐文化教育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通过非遗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学习到了民间最正宗的文化，将非遗文化系统、有科学规律地进行了传习、传播，这样一来，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我们教育工作者能更好地将非遗文化进行宣传、保护，让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1]刘娟，钱逍.试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为例[D].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7（4）.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途径；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社会文明进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然而，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濒危，引起了很多国家及有识之士的担忧，急需全社会保护与传承。高校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有着天然优势，高校应勇于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一、高校传承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优势探析
1.人才培养和教育传承优势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人才资源丰富，拥有大批硕士生，本科生。且多数为艺术专业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相结合，可以使学生在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同时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性，在不失本质的前提下，更能对其传承过程中增添新的因素，并且他们善于学习，接受新的文化，更可以创新和吸收从而形成文化积累。而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他们没有太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从事文化教育传承事业。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将充分利用和发挥大学生的人才与教育优势，对其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形成一支专业能力强、素质高、有热情的人才传承队伍。
2.文化聚集与学科科学研究优势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拥有一大批科学文化知识广博、实践能力较强的人才队伍，能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积极的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工作中，并且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可以扩展学生知识层面，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相对于其他社会保护机构，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的世俗化、利益化程度较低，研究者的素质较高，在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能够以中立的身份客观公正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整理和研究。
3.法律保护优势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它对非遗的教育有详细规定。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敷理、出版等活动。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十五条规定：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这些都为大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和开发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证。
二、高校传承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途径探析
1.开设相关“非遗”课程，并在其他课程上穿插“非遗”知识
课堂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原野，是学生学习的场所。因此，在教学中增加“非遗”的知识和课程，更加可以引导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创新能力，以及对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了解非遗，爱护非遗。以腰鼓和舞龙为例，陕西科技大学将其开设为一门课程，在进行体育活动的同时，还进行考核，成立腰鼓和舞龙团队，进行表演；还开设了非遗文化的书画课程等等。陕西科技大学的设计与艺术学院更是多次课堂上引入“非遗”文化。例，凤翔的泥塑和凤翔的马勺，在《平面构成》和《图案设计》课上老师会带学生多次去参观凤翔文化，去实践观察与设计；更在《雕塑》课上老师会引入陶艺的教育，带领学生去富平陶艺村，感受陶艺的文化与魅力等等。设计与艺术学院还邀请西安市群众艺术馆、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艺术家们来到校园，演示和讲授自己的艺术绝活。陕西科技大学打破传统教学只在课堂授课体系，改革课程的结构和内容，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美学特性，同时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课程体系，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受众面，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尽自己最大努力。
2.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高校是文化艺术的传承地和文化艺术遗产的学习地。高校教育应承担起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担子。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充分进人高校教育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所以非遗进校园迫在眉睫。陕西科技大学在07年举行高雅文化进校园活动，08年举行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更是在11年时举行了中国国家京剧走进陕科大活动，在12年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与西安非遗中心共建了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在保护非遗文化中陕西科技大学承担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担子，促进非遗的教育。
3.组织实践团队，参加社会实践，调研非遗文化
社会实践对于在校大学生具有加深对本专业的了解、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场过渡做准备、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等多方面意义。参加社会实践也是每名大学生的职责，大学生参加文化类社会实践将分成两个部分完成：第一，将学校所见所学带到落后地区，对文化知识进行传播；第二，大学生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地调研，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大学生实践团队分别赴陕北安塞、关中澄城、陕南汉中实施调研，开展了一系列对非遗的宣传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使大学生对非遗有个全面的认识方法，更好的在学生心目中树立非遗的地位与魅力。
4.营造校园非遗文化氛围，开展非遗社团活动
社团是宣传“非遗”保护意识的阵地，为大学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载体。陕西科技大学关于“非遗”社团活动更是热闹，成立了书法协会，对于爱好书法和研究书法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国学社更是举行了多次的非遗文化的教育与保护；在女生协会和阳光助学课堂合力举办了数届剪纸课堂的教育。陕西科技大学的社团也为非遗教育尽微薄之力，积极营造非遗在校园的氛围，感染更多人群。
参考文献：
[1]茹存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实现途径[J].岁月，2012（10）.
[2]张卫民，黄文伟.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教育形式[J].装饰.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08）：37-38.
[2]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10.
[3]赵跃.新时期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反思与再定位[J].档案学通讯，2020（02）：40-48.
[4]王巧玲,辛文琪.我国国家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正式制度研究[J].浙江档案，2020（12）：29-31.
[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6]赵昌彦.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01）：4-7.
[7]周建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地方特色档案建设的重新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4（03）：50-53.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4篇
随着高校非遗艺术专业的迅速发展，在跨文化交际的口译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释意理论的指导下，译员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意识，研究分析相对应的口译策略，为高校非遗艺术专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
非遗艺术专业；口译策略研究；跨文化交际
高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场所之一，是教育的区域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本土特征的完美结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唯一性、独有性和排他性，以及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因此，非遗文化的独有性让其在外语语言文化中很难实现文化对等，常出现词汇缺失、多种不统一的术语译名、死译误译等现象。陈芳蓉认为非遗的英译大致具有三大难点：民族特色鲜明的非遗名称翻译、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汉语意合到英语形合的转换[1]。
一、高校非遗艺术专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策略
口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传播行为，有别于笔译的最大区别就是当下性、即时性。口译当下性要求的直接结果是双语转换中语义和形式对应幅度和容限的扩大化。由于译员必须快速作出反应以保持自然的谈话进程和速度，就不能要求他出口成章传播话语，口语用词精到、文句组织程度高、逻辑严密[2]。语义和形式对应幅度和容限的扩大化是口译传播的基本应对策略之一。释意学派的勒代雷认为口译即释意，释意原理的三角程序为：从讲话的有声符号出发，经过语义和认知知识融合的非语言过程，构成篇章的片段意义从而开始重新表达。与原文比较，译文是意义对等；译文再现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内容和情感[3]。
（一）口译的文化翻译对策高校非遗艺术专业英译的目的是为了非遗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和可持续发展性。口译作为一种通过语言媒介把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的活动，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早就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那么，很显然，高校非遗艺术专业的口译就是关于文化的跨语言解释行为。出于文化翻译的基本目的以及策略上的考量，口译员们被要求尽力将原语文化传播到目的语中，以SL文化丰富TL文化。而由于非遗文化的独特性，面对诸如此类的差异，口译的基本对策只能是顺应，表现出因势利导的适应性：将原语顺顺畅畅地解释到译语中，使对方理解。
（二）口译的推理策略在非遗艺术类口译中，推理的目的是准确的话语理解，其中包括从词语到句段的意义及意向，以及顺畅的思维表述。口译的推理是以语境化为依据的推理。Kramsch认为按语境化推理要把握三个参照系：verbalsigns（言语符号），paraverbalsigns（超言语符号）和non-verbalsigns（非言语符号）。所谓的推理是合理推理，口译中遇到不知道的东西是常有的事，此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推理，不要主观臆测。非遗文化口译中，合理推理的前提条件就是百科知识尤其是非遗文化知识的储备，推理能力的发挥也必然以知识系统作先导和后备。因此，口译员必须终身学习，不断更新开放的知识系统以便理解不同的语境。
（三）口译心理调控对策口译的工作现场往往令人神情紧张，而心理压力则会干扰译员注意的稳定性，并且会给人的工作能力发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减轻、消除心理压力也是非遗艺术类口译过程的重要环节。译员应当平静理性地掌握、调节自己的心理状况，做好充分地事前准备，及时掌握尽可能详尽的非遗艺术文化背景材料和动态咨询，并争取与相关人员做好沟通配合，做到胸有成竹。另外，平时也应当强化口译的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做到熟能生巧，这是最根本的心理稳定因素。
二、高校非遗艺术专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方法论
为了保证非遗艺术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传播效果，清晰、简要、忠实应该是口译方法论的原则和标准，所有的方法都要以对SL意义的清晰解释和表述为基本的价值标准。
（一）释意释意的核心就是“脱离原语言外壳”，脱离原语言外壳是理解一篇文章和用另一语言重新表达间的一个阶段。指语言符号引发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是对语言符号的跨越。比如在某高校非遗艺术专业的对外交流会议中谈到湘绣的创新工艺技法“：绣稿设计大师与刺绣工艺大师同堂教学、切磋，创新针法，研发‘米’字针法，很好地体现《布达拉的阳光》中人物的服质感；研发了角度不大的长交叉针法，增强花卉作品立体感。”
（二）音译+阐释增译法对于非遗艺术文化中有民族地方特色鲜明的非遗名称和文化专有项的口译，一般采取直接的音译，然后再进行阐释即详加解释的方法，这是处理文化差异时较为常见的口译方法，不仅保留了原文化语言的特征，还进行了阐释，避免过度异化现象的发生。比如“南音主要以洞箫、琵琶、二弦、三弦、拍板等乐器演奏。”由于在英美文化中没有洞箫、琵琶、二弦、三弦这些典型具有中国特色的乐器，在译入语词汇缺失的情况下，译者运用了音译+阐释的方法很好地进行了处理，达到了不错沟通的效果。
（三）明译中国文化重意象、模糊和悟性等，西方文化则偏向实证、清晰和理性等，那么在非遗艺术文化中汉语意合到英语形合的转换则多表现为由暗说转化为明说的过程，尤其是在口译中，译员尽量直接、明确、口语化地表述原语话语。比如茶艺中“冰心去尘凡”、“玉壶养太和”、“甘露润莲心”这样的一些术语表达的其实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洗杯”、“凉汤”、“润茶”这样的步骤，那么口译员则采取明译法，分别译为："washingofcups"、"coolingsoup"、"wettingtea"。
（四）省略汉语中多用有叠加、渲染效果的词语，表述也多有程式化套语的特点。那么在英文中则注重简洁、清晰等特点。在非遗艺术类文化的口译中有这样的语句：“每一种京剧脸谱的颜色代表一种性格特征：红色代表忠勇，白色代表奸诈，黄色代表豪侠，绿色和蓝色代表鲁莽，有时也代表神鬼，黑色代表正直和廉洁，金色和银色代表天神。”
（五）概括高校的非遗艺术文化要走向世界，译文必须通俗易懂，避免延续汉语中对其专业艰深的内容和冗长的渊源介绍的特点，比如第一批部级非遗白蛇传传说，在中国文化网站非遗名录版块里的中文版介绍有两千多字，而英文版却只有两百多字。尤其口译的即时性、不容拖沓的特点，因此其口译实践中必须要采用融合提炼的概括法。译员通过听觉筛选，自己再重新进行意义的整合，最后再凭借自己的正确理解进行伴随表达。
三、结束语
口译作为一种即席性的现场翻译活动，更加直接迅速推动了高校非遗艺术类专业的跨文化交流，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扩大影响力，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做出了贡献。并且，高校非遗文化艺术类专业通过直观、面对面的跨文化交际交流，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我国当今的非遗艺术文化，为培养非遗艺术的后辈传承人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陈芳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难点与对策[J].中国科技翻译，2011（5）：41.
[2]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68.
[3]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刘和平，译.2002：89.
[4]《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写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研究；校企合作
广东是我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发达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省外、海外品牌纷纷入粤，使广东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国十双鞋，广东有其五”“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之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广东鞋的踪迹。但无须讳言的是，广东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近些年来，广东制鞋行业正奋起直追，着力加快品牌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要创新就要有新的技术和艺术灌入其中。非遗创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聚焦非遗与时尚融合之美，推动非遗活化传承、价值转化的过程。作为时尚之都的广州，助力文化产业新发展是当下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省级非遗工作站申报工作，其中服装服饰工作站落户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非遗工作站（服装服饰工作站）应运而生，将深度整合时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通过非遗文化赋能，优化提升全产业链，促进跨界合作，形成多业态、跨区域影响力，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融合发展。制鞋行业作为服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品牌建设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价值所在，引领国潮
1.1应用价值
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融合，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提升广东制鞋在中国乃至世界制鞋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制鞋行业一改往日低端、廉价的加工状况，能够健康、飞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以传统文化催生经济转型发展，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近几年，随着我国在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下，国潮品牌应运而生。其设计理念将本国文化、元素添加在设计中从而形成。广东制鞋紧抓社会发展命脉，经过多年发展和培育，现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产业链。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示，虽然我国制鞋行业受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制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而广东，作为我国制鞋行业引导国内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国际流行讯息以及时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业对设计水平的发展非常重视，品牌建设更是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趋势。产品升级、品牌转型、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未当今鞋类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设计灵感，产品遵循在不同品类或风格的鞋产品当中，融入中国元素，既展示出新时代鞋靴个性的一面，又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1.2学术价值
目前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广东制鞋产业链以达到全国领先的生产制造水平，年产品出口总值远超越其他生产制造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而在设计与文化引领方面，国外一线大牌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制鞋业没有形成属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创意，加之当前本土鞋类优秀设计人才紧缺，中国鞋类设计环节较国际一线品牌有明显欠缺。如何打破设计环节，打造属于中国的鞋类世界品牌，广东制鞋行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发展必然趋势。提高整体制鞋产业链，向全球制鞋产业链上游迈进，是广东制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品牌建设、产品研发设计是目前广东制鞋企业迫切需要加强培育的方面。随着新时代文化创意全球发展的步伐，呈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以产品创新创意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现状。本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传统制鞋行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鞋行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文化素质提升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遗文化传承下广东地区制鞋行业设计目的、开发方向与工艺技术等问题，行业、企业以及高等教育制鞋专业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转变当今制鞋行业“模仿”设计现状，努力推动和发展广东制鞋行业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同时，依据企业、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鞋类专业提供行业需求，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综合素质、教学质量，有利于高职、本科等鞋类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培养适合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2行业快速发展，引导新型人才
制鞋行业属于工业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全球制鞋行业中一直处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其鞋类产量、出口产量和消费产量分别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国鞋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鞋业消费市场提供了来源稳定的产品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鞋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为周边国家依托中国鞋业强大的供应链从而实现鞋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中国鞋业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基于此种原因，借助文化创意的全球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原创品牌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兴起，而要独特，就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制鞋行业，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两者紧密结合，提升广东制鞋业的同时，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个构造以及从鞋类演变的历史开始。要发展就要创新，无论是从工艺技术创新，还是造型设计创新，只有根植我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才能彰显中国鞋靴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产物。目前，国内对于鞋靴文化的整体发展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纺织服装学的学者对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鞋履艺术在现代鞋靴设计教学的应用研究》温州大学，刘阳，硕士论文，2018年；《论鞋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运用》温州大学，顾任飞，中国皮革，2013年06期；《继承传统文化与鞋类时尚创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彭艳艳，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专门研究非遗文化并应用到鞋靴产品当中的机构、学者或企业还相对较少。在企业方面，设计师具有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时展，不断通过新品理念、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品牌产品价值，这就要求鞋类设计师既要有丰富的鞋产品技术设计能力，又要掌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审美，同时，鞋类产品必须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物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潮品牌产品，向社会展示创意转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市场整合、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业从早期的培训机构上升到中专层次的《皮革制品设计专业》、高职层次的《鞋靴与工艺设计方向》等，以及本科层次的《皮革专业》、《鞋靴与皮具设计方向》，至现今《鞋屡设计》研究生方向等。教学层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细化，涉及鞋靴工艺制作、鞋靴款式设计、鞋靴样板设计等分门别类的进行高等教育教学。依据不同层次鞋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从技能型专门人才到设计类创新型高级人才，通过院校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该层次教育教学过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素养，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以及在鞋靴设计当中给予创新，为根除中国鞋靴设计的一味模仿、抄袭现象提供有力依据，为高校鞋类专业及制鞋企业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鞋类设计人才，给予有益意见。
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赴新时代
企业发展是高校教育的风向标。近年来，职业性院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增强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方位合作办学等模式。如：企业管培生合作、学生就业合作、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合作、名师工作坊等。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对于广东制鞋而言，早期的样板师已退出时尚设计舞台，成为幕后支撑的主力军，而鞋靴设计师更多为年轻、潮流的90后、00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时尚新理念，将制鞋行业引领国潮达到创新设计新高地。
4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一个国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在研究和传承前人文化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资源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强保护非遗工作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将非遗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引入行业建设当中，力争通过自己行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广东制鞋行业着手，挖掘并深入中国非遗文化特色，结合院校人陪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努力推动或发展广东省乃至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里程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周凤华.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形成命运共同体[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7）.
[2]高鸿.企业举办和参与是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7）.
[3]覃大立.传统手工艺自主创新之我见[J].新美术.2012（03）.[4]徐燕琳.广东传统非物质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08）.
[5]郑士林，张冬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高校素质教育对接路径新探———以广东行政职业学院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2018.
[6]申博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素质教育的价值实现与路径分析[J].南风.2016.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南京昆曲；数字产品；APP设计；昆曲主题游戏
作为号称九朝古都的南京，延续600年明文化的发祥地，昆曲是明文化最高艺术结晶之一，在南京已有600年历史了。《板桥杂记》一书中，就有关于秦淮河旁演奏昆曲的记录，南京就如唱昆曲的“仙都”“乐国”，让人心魂摇曳，成为全民迷恋的一种最高艺术表现形式。然而，繁华时代下演绎几千年沧桑浩荡的戏台却已显得苍白老旧，昆曲200多年前的盛世景象已不复存在，昆曲文化传播途径较为局限，绝大多数都市人对昆曲还是抱有些许成见。这源于我们对昆曲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专业表演者本身、戏曲舞台的搭建抑或是戏曲道具的展示，能够真正亲自踏入戏曲领域体会艺术本身的途径却很少，这使当前环境下的群众和昆曲文化艺术逐渐疏远。昆曲文化保护需要紧随时代的发展，将昆曲艺术融入新媒体语境中，通过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为昆曲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传播途径，这对未来昆曲文化的活态化传承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义。
一、南京昆曲数字化传播路径
（一）构建南京昆曲文化数据平台
昆曲表演中传统程式化的语言动作表达故事内容，渲染舞台氛围的展演形式，带给接触昆曲不多的群体更多的是距离感和时代的隔阂。构建南京昆曲文化数据平台，是将昆曲文化中的图形图案、人物角色、经典曲目、故事情节等艺术元素进行数字化整合与创作，通过新媒体背景下数字文创产品移动APP设计，主题游戏开发，通过线上展售、在线学习、创意视频等方式达到文化趣味性的传播。构建数据平台对昆曲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非遗类数字产品软件的应用
随着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迭代，移动媒体数字化技术对保存发展昆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乐理知识、培养昆曲学习兴趣、挖掘昆曲艺术人才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和媒介。数字产品的功能性寓于用户的体验中，数字产品下第三方应用程序具有多样功能性，第一是体验性，移动设备的触摸屏提供了较好的操作体验，互动体验性带给受众更优质的知识学习情境；第二是识别性，应用程序APP可以通过收集系统的各类信息和识别用户的兴趣习惯，精准推送用户感兴趣的昆曲文化知识和相关视频节目；第三是共享性，网络视频课程的开发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的共享性，推动了共享知识共享学习的发展。张婷、彭丽指出，APP在非遗文化记录、展示和传播中有着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①张飞越、靳璨以扬州APP界面设计方案为目的提出了非遗类APP的设计结构和理念。②在游戏设计方面，杨媛媛、季铁、张朵朵指出，游戏作为一种复合、互动式的艺术形式，结合了新技术、交互媒体和情感叙事的潜力，可以激发年轻的“数字原住民”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促进文化传播和文化自信。③可以看出，数字文创产品的设计对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三）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层面
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中APP与游戏的设计从五个用户体验要素层面进行研究，分别是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架层、表现层。战略层包括了产品设计者和用户的需求层面，范围层是指向产品的功能层面，结构层是指向操作使用流程层面，框架层用于优化设计布局提高使用效率，表现层体现了产品的设计审美层面。应用设计项目“昆趣”APP和“南京昆曲主题游戏”即是从数字产品设计的这五个层面展开设计构思的。
二、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要素分析
（一）体验要素
系统化、人性化的界面设计可以给用户带来优质的互动感，应用界面设计需要具有良好的操作体验和舒适的视觉体验。昆曲文化类应用界面具有清晰的板块化设计，用户界面中菜单、对话框、窗口和其他控件的风格设计完整统一，用户从选择功能到查找内容等都具有良好的体验感。
（二）功能要素
数字产品的设计需要确定其功能目标，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第一，移动应用的设计中以了解昆曲文化，学习昆曲艺术知识为导向，主要为了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学习功能；第二，主题背景界面和图标按钮的风格，色彩和图形的设计体现了功能界面的审美价值；第三，与昆曲动画人物的互动，了解游戏中的昆曲故事情节，体现了功能界面的娱乐性。
（三）视觉要素
优化APP和游戏的界面设计，能提高用户的操作兴趣。具有美观性的界面设计能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昆曲数字文创产品下APP和主题游戏设计富有深刻的艺术文化内涵，其界面设计内容通过隐喻性、象征性、故事性等手法将昆曲文化元素提取并展现出来，界面色彩风格和空间布局也传达其独有的内涵。
三、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一）增强沉浸式体验功能——从“战略层”到“范围层”
沉浸式体验功能设计是为了引导用户自主的探索产品内容，鼓励用户参与到数字产品的体验和互动功能中。增强沉浸式体验功能，不断引导用户深入学习昆曲艺术文化知识。原创应用设计项目“南京昆曲主题游戏”是以当下较为流行的沉浸式体验游戏为创意点设计思考的。以昆曲戏目经典桥段所衍生的剧本进行设计再创作，通过沉浸体验式游戏所呈现，旨在将昆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情节和故事人物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再通过数字产品设计制作成沉浸式体验游戏，让用户置身其中仿若身临其境，其目的是体验游戏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文化知识。沉浸式游戏是数字文创产品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文字沉浸类游戏软件“橙光阅读器”，它具备了娱乐性、审美性、体验性、互动性等特点，且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市场。如南京昆曲主题游戏下“檀郎谢女互动游戏”，檀郎谢女一词出自唐代李贺的《牡丹种曲》，后昆曲戏目中也出现此词，用来形容才貌双全的夫妇或情侣，昆曲的折子戏作品中《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等经典曲目也多以对男女美好爱情的向往为主。如图2，“檀郎谢女”情景体验式游戏是以昆曲人物中小生和小旦人物形象为基础展开联想设计的。此板块情景体验的功能提供了用户不同的昆曲作品故事并匹配相应的人物角色、故事流线、游戏道具，玩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男性或女性角色和不同的故事剧情走向，不同的剧情走向会有不同的故事结局。站在用户的角度设计互动功能，使得昆曲的经典桥段故事通过游戏能够生动再现，引导用户通过阅读文字，欣赏画面的方式参与到游戏的互动沉浸体验中，进而不断了解昆曲艺术文化。
（二）构建用户需求模型板块——从“结构层”到“框架层”
板块的区分将信息进行了有效的规整，模型板块的构建有利于用户清晰认知界面的不同功能导向。设计项目“昆趣”APP体现了数字产品的结构板块化设计。“昆趣”APP设计旨在将南京昆曲以线上推广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并体验昆曲艺术的风致雅韵，且“昆趣”取自昆曲谐音，寓意是体会昆曲文化艺术中独特的趣味。“昆趣”APP的开发设计是以多板块发散型功能为出发点，如图3效果图，分为“衍生文创线上展售”“曲目配音录制”“曲艺美妆视频教学”三个结构板块。首先是“衍生文创线上展售”板块设计。该板块的功能是提供多种多样的昆曲艺术衍生文创产品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以购买者年龄阶段和产品种类为区分，如儿童文具专区、昆曲玩偶摆件专区、纪念版手账专区等等，展售的产品配有三维动态短视频宣传和精美效果图，且部分产品还可依据不同产品材质类型和昆曲元素图案进行自由DIY组合搭配，划分专区可以有效地让用户区分并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有层次性地进行昆曲文化产品价值输出，使受众能充分感受到昆曲艺术元素的多元化和趣味性。衍生品的设计使得昆曲文化得以延伸，昆曲文化的传播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一点，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效益，带动了南京周边文化创意行业的发展。文创衍生板块的设计同时也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媒介的转化，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既然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所以对任何一种媒介的研究都有助于对所有其他媒介的研究。④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传达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的，而数字化技术产品往往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所产生的。用户从选择产品类别，观赏产品宣传视频，自由组合产品样式都有具体易操作的交互界面，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转化使受众的选择和体验过程更加自由自主多样。其次是“曲目配音录制”板块设计。昆曲音律婉转缠绵，结合了诗歌语言的优雅和音乐的韵律感，是陶冶人情操的高雅艺术。杨荫浏老先生曾指出，会唱90套昆曲，可以明白音乐史上的很多问题。⑤曲目配音板块则为想要学习昆曲演唱和了解戏曲配乐乐器使用技巧的用户设置，此板块收录了昆曲历史经典曲目和一些昆曲大家的作品，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想配音的昆曲作品，进入配音录制并演唱合成。用户吟唱词曲，也可自由选择曲笛、三弦伴奏乐器和控制节奏的鼓、板音效按键，配音过程中系统会根据你的发声旋律和音调高低为你进行打分并给你相应的奖励积分和学习指导建议。与此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线上跟学指导服务。线上跟学是提供昆曲学唱和乐器学习的课程，线上互动课程学习打破了传统的只有进入行业领域才能学习的限制。曲目配音录制能引导受众熟知昆曲的乐曲旋律并乐于体验，从而帮助有从事昆曲表演潜质的学生进入行业领域工作，不断传承发展创新优秀的昆曲文化艺术。“曲目配音录制”板块设计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主体的迁移，艺术的主体性表现在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戏曲表演者作为艺术主体的表达者与普通观众在剧场的环境中具有相对的对立面，而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更加注重受众自身对昆曲艺术的感知与创造，尽可能地挖掘受众主体的能动学习能力。再次是“曲艺妆容视频教学”板块设计。美妆视频作为短视频发展的强势力量，美妆视频随着新媒体平台的推广逐渐成为大众获取美妆资讯和学习美妆教学的主要途径。受众中尤其是女性更加青睐于通过美妆视频提升自己的气质，选择更多独特的时尚搭配风格，而古典国风妆容便是时下较为流行的潮流风格之一。昆曲艺术元素丰富多样，也可融入古典国风妆容的造型设计中，提取昆曲艺术元素，例如昆曲元素中纹样精美色彩艳丽的点翠，其形状有似牡丹花、或是荷花等花型，也有鸟类和昆虫类等图形，元素纷繁多样。“曲艺妆容视频教学”板块则提供了丰富的昆曲艺术元素图案，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案进行自由设计，并录制妆容教学视频。昆曲国风元素美妆旨在通过广大自媒体的创意创新思维撞击出多彩的艺术火花，带来具有美感韵味的创意昆曲妆容教学视频内容。
（三）呈现界面视觉风格——设计“表现层”
界面视觉风格的呈现是数字产品整体画面表现十分重要的一点，色彩搭配和图形设计是体现数字产品整体色调和风格的标志。“昆趣”APP在风格基调上，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进行了融合，并设计了具有昆曲特色风格的图形，从而体现在初始加载界面和符号图标设计中，加载界面的标志是简约的特殊图形处理过的线形标志，图案淡雅简约且融合。其中，界面主题背景图便是采取了偏角山水的构图方法，这种描绘局部画面的手法给予了无尽的想象留白。另外，数字产品的人物立绘形象设计也能衬托出界面画面的视觉风格。例如，南京昆曲主题游戏中立绘人物形象就具有其独特的视觉风格特点。昆曲本身是具有浓厚中国古风韵味风格的，可以利用提取的古风元素也十分丰富，故立绘人物以薄涂偏厚的偏水彩风格呈现，颜色汲取了昆曲多彩的戏服和妆容来勾勒设色，混合了水彩元素的中国风与现代风格进行交融碰撞，从而产生耳目一新的视觉风格。
四、结语
新媒体背景下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探索具有丰富内涵，对于研究南京昆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文化教育类移动应用设计有深刻指导价值，同时也为类似的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提供了参考样式。具有创意性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昆趣”APP的设计，带给了受众更多的参与感，通过南京昆曲主题游戏的开发设计，打破了传统的观赏形式和体验方式。然而，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也需要不断挖掘新的创新创意点来丰富数字产品内容，并优化拓展南京昆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方式。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7篇
《唱天谣》是一支充满浓郁壮族文化气息的舞蹈。“当时，全国有一千多人参加了这次比赛，我们竟然拿到了金奖，真是太兴奋了。”说起获奖时的情景，该校参演学生农虹阳激动不已。
近年来，新兴民族学校以民族舞蹈为载体，深入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形成了以广西民族文化为基调的特色校园文化。
融合教学，让舞蹈教育课程化
“音乐是人生的艺术，舞蹈是脚步的诗歌。”这是新兴民族学校校园里的一句标语。在此标语之下的一间现代化多功能舞蹈室里，该校舞蹈队的学生们正随着悠扬的音乐翩跹起舞。
“我可喜欢参加学校的舞蹈队了！”该校学生雷达翰告诉记者。在课上，老师会播放优美的音乐，带领他们练习民族舞蹈，“在这里，我不仅能学到舞蹈技巧，还能学到很多民族文化知识。”虽然是男生，但他已深深喜欢上了民族舞蹈。
将民族舞蹈与音乐教学融合起来教学，是新兴民族学校开展民族舞蹈教育的重要举措。教学中，该校针对“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课前环节，要求学生通过网站、书籍等途径搜集相关民族知识，并进行分类，让学生对民族文化有初步了解；课中环节，要求教师围绕教学目标，运用情境法、示范法等进行舞蹈动作教学，并解析每个动作的含义，加深学生对民族舞蹈的理解；课后环节，教师引导学生对动作进行组合、创编、配乐，再利用课后活动时间进行巩固、强化。
通过这样的融合教育，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氛围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模仿力、创造力，润养学生的情操与品性。
为了加强民族舞蹈教育，新兴民族学校以课题研究为引领，于2012年申报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子课题“广西民族舞蹈校园传承教育研究”，重点对被列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壮族铜鼓舞、瑶族长鼓舞、侗族多耶舞等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此外，该校还将优秀的民族文化知识与学科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以民族文化知识通识教育为主的校本教材《菁菁校园》，每周安排一节民族教育课，每月进行一次课程研讨，有效地推动了民族舞蹈教育的开展。
外引内促，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张伟文不仅是广西艺术学院东盟艺术系舞蹈专业的副教授，还是新兴民族学校的民族舞蹈教育指导专家，长期从事本土文化艺术研究的他，曾通过舞蹈来表现老南宁的“邕州骑楼文化”。2015年，张伟文和新兴民族学校的教师一起，在深入研究壮族铜鼓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创编了壮族舞蹈《铜鼓的呼唤》。该舞蹈在全国校园非遗优秀作品专场展演中荣获金奖，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总导演雨霖称赞其“难度高，很有民族特色”。
引进校外专家资源，是新兴民族学校深化民族舞蹈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该校与广西舞蹈家协会建立友好关系，聘请协会舞蹈教师到校指导，还聘请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研究中心的教师为指导顾问。此外，该校还组织音乐教师和部分学生到广西德保、东兰、马山、都安等地采风，拜访当地非遗文化传承人，如到东兰拜访跳铜鼓舞的壮族老前辈覃松山、覃天鹏。这些非遗文化传承人通过言传身教，为该校开展民族舞蹈教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经验。
“校外专家的指导，让我们老师更好地掌握了舞蹈创编的技巧，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舞蹈艺术创作的能力。”新兴民族学校音乐教师罗智芳说。近年来，该校教师和校外专家以传承广西少数民族舞蹈为基础，研究民族文化、舞蹈动作及表现形式，从服饰、动作、音乐等方面进行融合，创编出了一个个精品舞蹈，对民族舞蹈教育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新兴民族学校还采取多项措施引领本校专业教师成长，如引导教师研究广西十二个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组织教师向高校舞蹈专家学习、观看各地民族舞蹈专场演出，鼓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到各地走访、采风等。
“学校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丰富了我的舞蹈创编经验。”新兴民族学校专职舞蹈教师韦t说。目前，该校已培养了4名专业音乐舞蹈教师，他们长期从事音乐、舞蹈教学，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
开展活动，点燃学生参与热情
“我从各种活动中学到了很多民族知识，比如铜鼓的历史、天琴的传说，还学会了一些壮语。”新兴民族学校学生潘昊告诉记者。从一年级起，他就加入了学校的舞蹈社团，在那里不仅学会了舞蹈，还了解了壮族文化。
舞蹈社团是新兴民族学校开展民族舞蹈教育的重要阵地。社团里学生年龄在8―12岁之间，对民族舞蹈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周他们都会抽出课余时间苦练基本功。此外，该校各年级都组建了年级舞蹈队，各班级则相应地成立了班级舞蹈队，每周安排4个小时的舞蹈训练，要求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跳一支民族舞蹈。
“舞蹈只是一种外在形式，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民族舞蹈，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使者，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生生不息。”新兴民族学校校长吴鸿丽说。为此，该校在排练壮族舞蹈《唱天谣》时，教师并不只是单纯地让学生学习舞蹈动作，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了解民族文化，让学生领悟民族舞蹈所表达的内涵。“只有让学生真正将民族文化内化成自己的精神气质，跳出来的舞蹈才有精、气、神，展现出来的舞台效果才会与众不同。”吴鸿丽校长表示。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民族舞蹈的热情，新兴民族学校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抓住广西十二个世居少数民族的特有节日，结合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组织学生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研究中心等地参观，接受专家、艺术工作者的指导和点拨；有计划、有选择地参加国内外各级各类高质量舞蹈比赛，给学生提供展示机会，也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的民族文化。
近年来，新兴民族学校开展民族舞蹈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2011年6月，舞蹈《山歌唱出好春光》参加“魅力校园”海峡两岸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活动获金奖；2013年8月，舞蹈《喃噜哪》参加“星光耀香港”校园综艺盛典活动获金奖；2016年8月，原创瑶族舞蹈《瑶铃啊瑶铃》参加“超越梦想・星耀世界”中国优秀特长生首尔艺术盛典暨第五届中韩青少年艺术交流与展演活动获群舞类特金奖……面对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校长吴鸿丽谦虚地表示：“荣誉代表过去，传承更加可贵。今后我校将站在传承发扬、推陈出新的高度，赋予广西少数民族舞蹈新时代的色彩，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一份力。”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8篇
1.1资源丰富、含金量高
截止2008年,甘孜州已成功申报3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其中部级6项、省级33项[1],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简称《公约》)中分类的4个类别。如果州内外学者将来突破以“山洞”算法的历算[1]考证与研究,甘孜州将填补“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类非遗空白。2005年色达藏戏团应波兰共和国扎科帕市邀请参加第37届国际山丘民俗艺术节,此次演出分别获得“演唱类金奖、演奏类银奖、表演类优秀奖、主办政府奖、记者最满意奖”5项大奖[2]。在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通过的项目中,仅甘孜州就占四川省通过项目的23%,居全省首位[2]。
1.2康东、康南、康北非遗各具特色
根据甘孜州的地理特点,习惯上将全州分为康东、康南、康北三路[3]。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知:①藏族的生活、民族崇拜、信仰等元素是甘孜州非遗文化的主要基质。表1显示,有12.81%的全州性项目分别为“格萨尔文化史诗”、“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噶玛嘎孜画派传统绘画技艺”、“川族山歌”、“藏历年”,分别反映出区域民族的历史侧面[4]、、审美、生活习俗。②康东。有利于观赏的民俗类非遗资源独占鳌头”。③康北。有利于旅游商业化的藏族民族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资源呈明显优势。④康南。适宜观赏的高品位人非遗与绝美的自然景观同存。此外,甘孜州全州各地均遍布民间歌舞项目。
1.3康东旅游相对成熟地非遗密度较高
随着甘孜州旅游业的推进,全州已打造4A级景区3处(其中海螺沟、木格措皆地处康东),并形成以泸定桥、甲居藏寨、塔公草原、新都桥为代表的知名度较高的景区。康东地区无可争议地成了甘孜州内相对成熟的旅游区。从表1可见,康东地区拥有州内30.78%的非遗和5项全州性非遗,位列州内首位。这一分布规律对旅游相对成熟地区走向精品级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条件。
2甘孜州旅游及非遗旅游开发现状
2.1旅游现状
旅游开发观念落后。甘孜州旅游事业起步较晚、信息闭塞,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狭隘的旅游资源观、局限的“旅游吸引物”观、错误的旅游产品观。现代学术界已将传统的旅游资源概念放大,实际上旅游资源可理解为“旅游吸引物的来源”,或“可形成旅游吸引物的资源”[5],而州内仍停留于传统的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资源观;在旅游吸引物方面,州内仅注重旅游活动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景区(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景区(点)所在区域(间)吸引力的提升。然而,景区(点)只是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景区(点)就忽视其他旅游吸引物的存在和其他类型旅游者的需求[6]。在旅游产品方面,州内错误地认为“资源就是产品,产品就是资源”。这些观念致使州内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远离都市的非遗文化资源在政策引导、扶持、资金投入、旅游开发、旅游宣传方面长期落后于自然资源,最终导致州内旅游产品单一,非遗原生地旅游滞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肤浅。而文化是一切旅游的灵魂,自然生态旅游业也要讲究文化含量[7],缺乏文化的旅游或旅游产品势必难以博得游客的青睐。如部分游客用“上午拍照、下午泡澡、晚上睡觉”来描述距成都市场最近、最容易进入、开发旅游最早的海螺沟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二郎山隧道的开通、通讯信号塔的增加、旅游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甘孜州旅游基础设施虽得到了部分改善但仍显落后。在交通方面,除康东地区外,各旅游景区(点)至今缺乏与中心城镇快捷直达的通道或交通服务,绝大多数乡镇未通公路。在通讯方面,信息闭塞,石渠、色达、白玉、德格等县的乡村光纤、无线信号、网络等至今仍未开通。旅游接待设施差,游客需求满足度低。仅从住宿业来看,折多山以西地区仅有1家二星级饭店,民居接待中“入厕难、洗澡难、商务联网难”等问题明显。资源分割式开发,削弱了旅游产品竞争力。在自然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州内注重以行政区为单位实施旅游开发,忽略了区间的合作、旅游环节的协作、周边的共建,而形成“资源分割式”开发下的资源优势、旅游投资、产品对游客的吸引力分散。甘孜州的民俗、建筑、节庆等文化的外在表现力虽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但康巴文化是州内任何小区文化的基质,是旅游开发中的内在引力和灵魂所在。任何文化均表现出整体特性,各类文化形成背景的类似性、区间文化的连带性、文化要素构成的整体性最终体现为文化引力的综合性。旅游者希望通过对一个民族(地区)的饮食、住宅、民族心态等全面深入地体验民族文化的整体精髓所在,而非对单一民族文化符号的初浅了解。但州内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却流于以地域为单位进行各自为阵的宣传、分割式的开发、初浅的文化包装等现状,这既不利于民族文化综合吸引力的发挥,也不利于旅游者满意度的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低,旅游精品缺失。甘孜州拥有“世界第三极东地标”的贡嘎山、世界上最长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红军长征战斗遗址泸定桥等诸多不可替代的地标性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世界旅游组织曾将甘孜州定位为“中国推向世界的自然生态和康巴藏族文化旅游目的地”[8]。州内生态旅游开发已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文化旅游仍处在初始阶段,具体表现在:个别地区虽已启动文化旅游开发,但游客的文化体验与消费不足;文化旅游资源市场化极低;部分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彰显不足。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低,民族文化型旅游人才奇缺。甘孜州旅游从业队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专业教育的旅游人才缺乏。在州内18个县级旅游行政区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旅游专业人才平均不足1名[9]。民族地区不仅需要精通旅游业务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知识的复合型旅游人才。目前,甘孜州旅游一线服务队伍主要由宾馆、酒楼中的本土青年劳动力和景区周边与沿线的中老年劳动力两类群体组成。前者多为中学文化,汉语较为流利,但地方历史文化知识薄弱;后者部分人略懂藏族历史文化,但他们普遍未经过旅游技能的专业培训而按个人意识对游客服务,其汉语交流能力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了解,降低了民族文化魅力的部分吸引力。
2.2甘孜州非遗旅游开发现状
重申报、轻开发和利用。甘孜州自着手非遗申报工作以来,从国家、省对州内非遗的审批结果来看实属可喜可贺。但任何文化都应发挥其相应的价值,非遗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原有的综合功能,也体现在当今旅游业中的积极作用。州内对此明显存在不足:①非遗资源在旅游中的参与度低。一是甘孜州共有非遗200余项[10],而真正直接参与旅游事业的不足5项。二是参与旅游的非遗资源类型单一。目前主要是民族歌舞类非遗参与旅游,而民间美术、手工这些极具旅游体验与商业潜能的非遗项目却处在“久居深山无人识”的现状。三是非遗资源在旅游中的参与形式单一、文化内涵低。甘孜州在上文所述“错误产品观”与非遗旅游开发务虚的双重因素下,州内文化旅游形成了节庆文化旅游就是看粗糙的歌舞表演,村寨文化旅游就是简陋的民居食宿,宗教文化旅游就是进寺庙上香拜佛的肤浅开发现状。②重口号而轻行动。州内十余个县(地区)均分别被冠以“踢踏之乡”、“弦子之乡”、“格萨尔故里”等文化美誉,但对相应的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几乎为零。③有关非遗旅游开发的推进性政策欠缺。甘孜州最大的旅游集散城镇康定县在2005年出台了《中共康定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2005年全县旅游文化发展年的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但至今尚未制订相关推动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对文化“家底”认识不清。甘孜州非遗中美轮美奂的手工技艺、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独具匠心的建筑、丰富多彩的节庆、独特神秘的民俗文化皆为川西地区无与伦比的文化旅游资源,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事业的制胜法宝。但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州内却放弃了真文化而挖空心思地去打造新的文化吸引点。仅从民族节庆旅游开发来看,近年甘孜州先后举办了“四川甘孜•康巴国际狂欢节”、“魅力甘孜•首届中国康巴国际汽车旅游节”、“红色汽车旅游拉力赛”、“贡嘎山海螺沟2010国际樱桃节”等。姑且不论这些节事的冠名科学与否,脱离地方文化基质的移植文化实难生存,这些节事皆为当年举办当年终结。2011年泸定投资350万元举办的“中国红樱桃旅游节”期间,仅接待游客400余人,节事期间旅游总收入不详。
3甘孜州非遗旅游开发对策
3.1树立科学的旅游开发观
甘孜州在旅游开发中应以现代旅游理论及学术成果为指导,重新认识“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旅游产品”等概念,同时应树立以下观念:①文化财富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事实表明文化已成为旅游的“硬实力”。对藏族非遗进行和谐的旅游开发,投入少、见效快,可缓解投入不足、人才匮乏、开发起步晚等对藏区带来的不利影响[11]。文化进入旅游不仅可丰富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走出旅游发展困境,更为提升旅游地文化内涵产生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甘孜州在发展自然生态旅游的同时应树立“文化财富观”,充分利用州内的非遗资源,加强旅游产品对非遗文化的摄入,高度重视非遗在旅游中的参与度,全力推进文化旅游资源向旅游资本的转变,最终将区域富集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财富。②非遗保护与开发观。虽国内外对文化资源商业开发的负面问题和不合理行为处于高度关注状态,但并不反对合理、适度、科学地开发文化资源。任何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都是相辅相成的,《公约》并非持以狭义的非遗保护观。《公约》第一条的宗旨明确指出: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意识;第十五条指出:在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中指出,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这表明《公约》认可以保护为目的的非遗开发行为,对非遗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而科学的开发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对非遗的保护并非仅将其锁在博物馆,封闭于特定的区域,严格杜绝外来民族造访的封闭式保护方式,科学的开发行为也是对其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因此,州内应正确对待非遗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直面社会监督与舆论压力,以非遗保护为核心,科学实施“目的—行为”的保护性开发和“行为—目的”的开发性保护工作。前者旨在通过传承、科研、社区参与等方式对部分濒危非遗进行以保护为主要目的的开发,避免部分非遗成为历史,也为旅游者获得更多的“真实性”体验提供相应机会。后者则是对可商业化的非遗资源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丰富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增强旅游地的对客吸引力;同时,通过非遗参与旅游提高非遗传承人经济收益,确保非遗开发地原住民的旅游受益度,健全非遗旅游开发收益分配体制等激发非遗存赋地的居民在非遗传承与开发中的参与积极性,也为非遗的保护赢得相应政策及获得部分保护经费提供一定保障。③实事求是,认清家底。在非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甘孜州应重新认识藏族文化主脉,以真文化为凭借,杜绝伪文化,积极开展适宜进入旅游开发的非遗资源调查、评价、分析工作。一方面,摸清州内精品级文化旅游资源存赋情况;另一方面,本着“唯我独有、为我所长”的整体原则实施非遗旅游开发的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为后期产品的个性塑造、旅游目的地特色打造、旅游区域竞争力提升打下基础。④文化资源整合观。在非遗市场引力方面,应以提升目的地整体吸引力为目的、以康巴文化为基质、文化区域为单元,提炼区域文化主题、整合各区间同类文化优势,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整体竞争力,通过区域联动共同打造“康巴民俗风情、康巴民族手工技艺、康巴民间艺术”等非遗文化旅游主题产品,实现甘孜州非遗资源的整体优势引力。
3.2建立科学的非遗旅游开发评价指标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并非无依据地全盘借用,而是在科学的评价基础上合理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12]。对非遗旅游开发的评价应遵循“尊重非遗历史功能”的原则开展分类工作。本着《公约》的宗旨,结合国内学者对非遗商业化开发经营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非遗旅游开发的“YON”评价指标体系,以提高非遗与旅游的科学结合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YON”评价指标体系中,Y为明晰度及肯定度较高的信息,O为不确定性因素,N为否定性因素。在对非遗项目的旅游开发中,必须从项目的历史纵向及综合影响横向进行双向评价。评价结果应以“历史指标和现实指标”为核心,综合信息明晰度及肯定度越高表明其开发的可行性越大。
3.3非遗旅游开发原则
在非遗旅游开发中,应以《公约》中6处“尊重”为准则、图1的利益关系为出发点、“YON”评价指标为依据、游客真实需求为表现、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遵循非遗旅游开发的尊重性、整体性、选择性、真实性、可持续性原则,确保非遗旅游开发的成效。
3.4注重非遗原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根据“YON”评价结果及非遗旅游开发原则,针对州内区间实际情况,结合州内文化旅游发展战略,按时序分批建设非遗原生地的基础设施。既为政府主导下的非遗旅游开发奠定基础,也为区间非遗缔造或享用群体自发参与旅游经营提供必要保证。
3.5建立非遗传承人利益保障体制
《公约》的核心是对非遗实施有效的保护。在非遗保护中,传承是核心和灵魂,传承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13]。细读《公约》不难发现,传承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即传承人的延续问题。让传承人从中直接受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新龙县藏式面具艺人四龙降泽表示,过去做面具最多有几个买茶叶的钱,而现在却可获年利数万元。部级非遗项目阿西土陶的传承人格里也表示,由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他破天荒带了两名徒弟。非遗传承人是非遗可持续的核心,是非遗旅游的源泉,而利益保障是激发传承人参与、延续非遗的根本所在,因此州内应从以下方面制定非遗传承人的利益保障体制以确保非遗的持续性、旅游目的地文化吸引力的延续性:①经济保障。经济问题是制约传承人参与及延续非遗的核心问题。政府应通过确保传承人经济的有效收入,提供非遗专项扶持资金和免费场所等措施刺激传承人在非遗传承及参与非遗旅游的积极性。②智力保障。智力保障是确保传承人可延续性的技术性手段。其通过向传承人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工艺创新、市场化的专门综合机构,在为非遗提供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激发其大胆创新,以适应当代人及后人的需求变化,提高非遗的生存力,并从观念上引导传承科学地将非遗推向市场,提高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综合价值和自身的供养能力。③社会成就保障。社会成就保障是指当传承人的经济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之后,政府通过精神激励给予传承人社会尊重的满足以刺激其对非遗及非遗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如设立非遗传承人特别贡献奖,制定非遗传承人社会待遇,聘请非遗传承人出任科研或相关院校的部分关联职务等。
3.6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以民族节庆旅游为带动,重点打造“四月八”转山会。甘孜州拥有涉及民俗、农事生产、宗教等传统民族节庆24个,其中被列为非遗的有4个,占总比重的16.67%。这不仅是甘孜州的文化旅游资源财富,更是带动州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州内应以政府为主导,利用民族节庆摆脱时间(季节)的限制,摆脱现有空间(观光点)的不合理布局,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展示和体验[14]的优势大力打造民族节庆旅游。在甘孜州众多的节庆旅游资源中,康定县的“四月八”转山会已被列为省级非遗。集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于一体的跑马山景区是“四月八”的举办地,景区文化底蕴深厚,距离客源市场较近,其旅游依托城镇康定县炉城镇的旅游接待功能完善,“四月八”历经多年的经营已初具市场基础和影响。因此,州内应本着“优势集中”原则将“四月八”转山会打造成极具影响力的地标性旅游节庆,吸引大量游客造访以带动周边旅游的发展,并为其他节庆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参照与机会。以歌舞、民族传统运动项目为基础,分区塑造区间特色。歌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是少数民族地区吸引旅游者到访,丰富旅游地活动,刺激游客旅游游兴,提高旅游者体验度的重要载体。2009年,在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巴塘弦子、色达藏戏参加了开幕式表演。据组委会统计,在十三天展览时间甘孜州展馆内预计有约30万人次到会参观[15]。甘孜州省级及省级以上的非遗中民族歌舞类共18项,占非遗总量的46.15%。从数量分布来看,其基本均衡分布于甘孜州东、南、北三路,但各路的歌舞主题分别为锅庄、弦子、踢踏、藏戏,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着明显差异。此外,赛马、射箭、摔跤、俄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藏族体育运动项目呈非均衡状态分布于三路。因此,州内应以非遗分布特点,结合各区的歌舞资源与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情况,着力打造各区的文化主题,强化区间特色,提升各路文化旅游的竞争实力。以民族村寨为深度体验,全力提升甲居藏寨文化品位。非遗最大特点是必须依托于人才能存在[16]。非遗是由创造者、场所、载体构成一个立体空间。非遗以抽象的、隐性的、难以想象的民族意识与具体的、外显的、高感知的物质及形式形态存在。旅游者对前者很难感知而散失对其兴趣,民族村寨不仅具有后者的形式更具有充满情感的民族文化缔造者———人,因此在非遗文化体验方面应注重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丹巴县拥有5项非遗,位居州内榜首,且该区非遗涉及藏族建筑石砌技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俗、手工技艺,村寨旅游开发较早,市场基础较好,是距离成都最近的趋成熟旅游地。因此,将其打造为游客对甘孜州非遗深度体验基地,对提升游客的“真实体验值”及全州文化旅游形象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以民族工艺为旅游规模经济增长点,全力开发康北民族工艺加工。《公约》所划分的5类非遗中,精美的手工艺品与其他4类非遗在对开发地的旅游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第一,手工艺品不仅给游客以观赏及体验价值而实现资源向旅游经济的转变过程,且其物权能发生转移倍受游客喜爱;第二,从旅游商品的流通来看,手工艺品可以“顺向”和“逆向”两种流通方式并存而避免旅游商品的单向流通弊端;第三,从生产供给来看,其受旅游季节性影响较小、规模化批量生产易于实现;第四,手工艺品以“旅游资源+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工艺品”的模式参与旅游,卖点多,更具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五,从购后影响行为来看,手工艺品在物权转移后的长期保存下更有利于目的地后续宣传。甘孜州康北地区远离甘孜州主要客源地及目的地中转城镇、自然环境恶劣、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因此不利于游客的造访。表1显示,该区富集藏民族金属、酥油花、藏文书法、石刻、雕版、绘画等手工技艺,其中被列为部级的3项,占全州部级非遗的50%;省级6项,占全州的75%。因此,州内应全力发展康北手工技艺加工业,一方面拓宽该区藏民就业面,为该区偏远乡区提供旅游经济受益机会,促进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丰富甘孜州目的地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种类,提高本地供养能力,减少相应商品的外部进货量从而降低州内旅游收入漏损。此外,在政府的指导与帮扶下,在生产者的不断创新与市场融合下,手工艺品加工业实现可持续性规模经济收益将成为可能。如卡卓七林汪堆成功锻造出消失已久的卡卓刀,并成为当地特色旅游纪念品之一,已经带动1800多人就业,年产值达到五千多万元[17]。
4结语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9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小学；杭州；第二课堂；
中图分类号G122
将非遗文化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近几年来呼声较高的议题。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非遗教育进小学校园的活动。小学非遗教育是普及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地，只要在小学生心中播下保护非遗的种子，传承民俗文化的样式，就能恢复非遗的文化土壤。因此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融入小学素质教育意义十分重大。近年来，杭州市部分青少年第二课堂场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深受第二课堂场馆附近小学生们的喜爱。据调查统计几乎所有的小学生对以第二课堂的形式开展非遗教育活动表示感兴趣且有较为强烈的保护发扬非遗的责任意识，但目前杭州第二课堂非遗教育还未十分普及，只有部分第二课堂场馆涉及非遗教育，并且小学生的参与度欠高即还远未能达到在小学阶段普及的程度，另外学校方面也没有特别重视非遗教育，因此本文从政府、场馆和学校三个角度出发，为杭州市小学开展非遗教育提供几点参考建议。
一、政府应关注小学阶段的非遗教育
林秋朔[ ]指出各级政府要给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足够的认识与支持。因此，政府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大宣传力度和经济投入，采取一系列的实质性措施，完善并扩大青少年第二课堂场馆的非遗教育功能。
1、完善第二课堂行动计划
由于《杭州市中小学校实施第二课堂行动计划考评（试行）办法》只规定了小学生每学期到第二课堂场馆参加活动次数不少于3次，学校集体组织不少于1次，并未提及非遗教育活动次数。笔者建议教育部可通过决议，下发文件，规定小学生参与第二课堂非遗活动的相应次数。①规定每学期学生参与第二课堂非遗教育活动次数不少于1次，记入《成长记录手册》，并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②规定学校每年两次的集体活动中至少1次以非遗教育为主题。此外可以以区为单位开展全区小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竞赛，鼓励全区小学参与，并评比最佳组织奖、最佳指导教师与学生个人奖励。③规定教师编写的活动方案中必须涉及至少一个非遗活动。杭州民俗文化[ ]，悠久古老，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杭州有着极其丰富的非遗教育素材。因此组织教师设计活动方案或教案，要按学生的不同年龄段、立足于本区地域特色与优势，组织教师利用寒暑假踩点并编写的富有当地地域、文化和资源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方案。
2、经济投入专款专用
给传承人提供技艺发挥的舞台，并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明确：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应当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保护属于该项目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单位予以扶持。 杭州市政府可拨出部分资金作为第二课堂场馆非遗教育活动经费，用于场馆非遗活动的设备购置和人力成本等。聘用非遗传人为场馆非遗活动的指导老师，并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贴。
3、加大非遗基础知识普及
民俗文化是历代广大人民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创造、享有和传承的整个文化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与民俗是不可分割的，结合杭州本地民俗对开展普及小学第二课堂内的非遗教育是十分有利的。①多关注杭州民俗文化，联合杭州市文化局、杭州市旅游局和教育部门通过对本地风景、民俗、历史等内容的多元化宣传开展小学生非遗教育活动。杭州市文化局和旅游局可结合家乡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相关宣传片及宣传册，由教育局下发至各所小学及第二课堂场馆，让学生以家乡为支点[ ]习得知识与培养素质，热爱非遗热爱祖国。
②根据《杭州市中小学校教师参与第二课堂行动计划评优（试行）办法》：有良好的业务素养，能通过学科统整、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对学生开展杭州人文乡土教育杭州民俗文化教育即非遗教育。因此，可在《我与杭州》等乡土教材中充实与公益性场馆相对应的历史人文知识与杭城传统民俗文化，进一步加大非遗教育对小学生的有益影响。
4、构建有效的非遗学习资料
专家学者认为非遗文化应列入中小学教材，引起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广泛关注。 因此杭州市教育局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小学阶段的非遗读本作为小学生必读读物在杭州各个学校推广使用。此外，市场上适合小学阶段读者的相关资料也不多，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构建多样化的非遗学习资料如非遗绘本、非遗光盘等也有利于非遗教育的普及。
二、第二课堂场馆应完善自身建设
“小学第二课堂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一文的调查结果显示，杭州第二课堂场馆涉及非遗活动的程度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因此笔者分别针对三类不同的第二课堂场馆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以非遗为主题并设有活动项目的场馆
（1）优化场馆自身建设。
小学生对可以自主参与、互动性强、生动活泼的活动比较感兴趣，建议第二课堂场馆可以根据小学生的兴趣特点设计活动形式和内容。如引进先进设备，还原项目原始情景；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增强对小学生的吸引力。同时在活动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对家乡杭州的热爱。借鉴杭州历史博物的第二课堂活动雕版印刷和模拟考古，让学生们通过亲身体验、触摸历史、感受文化，充分享受了历史文化所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了其爱护和保护文物的意识。[ ]此外可制作宣传视频在馆内循环播营造氛围、每年推出一至两期大型的非遗成果图片展、增设一些家长与孩子可以共同参与的活动等来进一步推广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第二课堂活动点。
（2）拓宽思路，创新形式，走出场馆。
不要将活动仅仅局限在场馆之中，要拓宽思路，积极探索“走出去” [ ]的第二课堂教育模式。
①较普遍的做法是第二课堂进校园。杭州拱宸桥小学、杭州翠苑二小、杭州转塘中心小学分别与三个第二课堂点合作开展过彩绘体验活动、丝绸知识展览和雕版印刷活动，不仅拉进了馆校双方的距离，也让学生真正体验到了“有所乐，有所学，有所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上海市中小学将普遍推广非遗进校园活动，对中小学生开展相关的非遗教育，促进非遗的保护传承。[ ]因此杭州市第二课堂非遗教育活动可参考杭州市第二课堂进校园和上海市非遗教育进校园的有益经验，取其精华结合两者组织开展杭州市独特的第二课堂非遗教育。
②《全民健身计划》颁布后，文化部党组织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推进非遗项目活动进社区、进校园。因此杭州市第二课堂场馆不仅可以走进校园也可以走进社区。况且杭州市“非遗文化进社区” [ ]是有前例的。
③除了“走出去”，场馆还可以“请进来”。非遗第二场馆可以与周围小学合作，培养一批义务小讲解员，并建立相关激励制度。
（3）培训传统手工艺传人的文化知识
鉴于场馆聘请的第二课堂活动指导老师一般为杭州传统手工艺人，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为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做示范时很少言语，大大降低了非遗教育的宣传效果，基本达不到在中小学生心中播下一颗非遗的种子和非遗教育普及的目的。因此为这些馆内聘请的传人进行一定的文化培训，为其配备相应的文讲稿、PPT、视频等，以期更好地为参观者服务。
（4）完善高校志愿者体系
志愿者帮教是孩子们比较喜爱的一种方式，提高高校志愿者的非遗文化素质、增进志愿者的传统工艺技能以及完善第二课堂场馆的志愿者培训体系对小学第二课堂非遗教育的开展是很有利的。
第一，可与杭州地区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固定合作关系即馆校合作。既有高校志愿者进馆服务，也有第二课堂场馆进高校宣传培训。确保每学年包括寒暑假都有部分志愿者进馆服务。
第二，固定每个非遗活动项目的帮教志愿者。现有志愿者流动性过大，每周每项活动的志愿服务者不相同。每批志愿者对其所需要宣传的内容、辅助孩子制作的手工艺相对生疏。志愿者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去真正帮助来参与活动的孩子呢？所以笔者建议场馆可与高校青协协商固定每月或每半月相同活动点的志愿者。
第三，完善志愿者体系。场馆对志愿者要事先进行培训和考核。可以发放相关资料，请专门的指导老师给志愿者上培训课，使其具备一定的非遗文化素养和传统手工艺技能；定期对高校志愿者进行考核，若考核不通过者必须再学习后才能上岗；评选优秀志愿者并给予一定的奖励；组织相同活动项目的志愿者进行比拼，奖励优胜者。
第四，增加馆外活动合作，例如非遗文化进校园等可与高校志愿者合作共同开展。
2、涉及非遗却无相关活动的场馆
这类场馆泛指场馆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场馆主题本身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但馆内没有开设相关活动或没有指出场馆内哪些项目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馆。如中国茶叶博物馆，以茶文化为主题，茶艺等均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馆内对此并没有作相关说明。笔者发现中国茶叶博物馆内有让学生体验茶艺的第二课堂活动，但学生却无法将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对培养学生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对于此类场馆中，笔者建议可以对馆内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系统的整理、编排，设立相应的说明，给参观者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此外在让学生体验馆内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时给予一定的讲解或说明，如让学生在亲自动手体验茶艺技术时可以让指导老师顺便讲解一下茶艺和非遗的关系，使其意识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博精深。
3、没有任何涉及非遗的场馆
由于地域等问题，某些城区所拥有的可供小学生参观学习的非遗资源相对匮乏，较难组织开展非遗教育。针对此类场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几下三点来改进：
第一，与邻区有丰富非遗资源的场馆进行合作，增设一些不需要大型设备和专业人员指导的较为简单的第二课堂非物遗教育活动。例如引进上城区杭州历史博物馆的“听听杭州的那些事儿”活动。此类场馆需要制作一些杭城历史视频，培训讲解员让学生们听着讲解陪着视频感受杭州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还可以举办杭城历史故事比赛。
第二，主动“走出去”， 邀请非遗场馆工作人员一起到该区的小学开展开展杭俗、非遗文化活动。
第三，联合当地区政府一起举办类似 “童话杭州名人，寻觅少年知音——童版解说词” [ ]及其延伸 “童画杭州名人” [ ]活动。分别通过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和理解来撰写解说词，并担任小小讲解员和用自己的创造力绘图的形式，让孩子们了解到杭州名人的故事和杭州历史文化，激发了他们积极性，拉近了当今少年和历史名人的距离。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艺术和文化双重熏陶。
三、学校应重视非遗教育
学校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中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的最佳时期，因此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尤为重要。 学校应对非遗教育引起重视，通过多种形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校园，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①在中小学的课程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中小学的校本课程可以以家乡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支点，将民俗非遗文化与本校课程结合。如：把民族民间剪纸艺术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融为一体，即把民间、乡土文化资源与美术教育研究相结合，实现了民族艺术文化精神的活态传承。[ ]当然，小学音乐课、体育课及校本课程同样可以结合当地特色非遗教学。中小学生的感性思维优于理性思维， 但民族心理还不成熟， 民族价值观尚待完善。[ ]这样可使学生们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加强其爱国精神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②班级活动中融入非遗教育，增加学生第二课堂学习反馈。班主任老师可在班级活动中穿插相关内容，采取表演、竞猜、演讲等多种形式改善学生第二课堂非遗活动反馈情况，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让学生们在轻松愉悦的活动氛围中体会非遗的魅力，加深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责任感。
参考文献
林秋朔. 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J]. 民间文化论坛，2004，（5）.
莫高. 新时期杭州民俗文化的演变[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
? ? 张智烽. 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杭州民俗体育研究[D]. ： 杭州师范大学，2010.
? ? 李琦.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支点[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 ? 徐晓航. 小学第二课堂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2（12）.
? ? 大手拉小手 团结共成长——娃哈哈小学新生入队仪式暨第二课堂体验活动在杭州历史博物馆举行[EB/OL].杭州文明在线网. http：///article.htm1？id=1004726
非遗文化知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高职院校；传承；“舟山渔歌”
一、引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丰厚财产，浓缩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对于后人而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的膨胀性给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挑战，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因此，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高职院校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双赢的局面，增强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提高高职院校的综合实力。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一方面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给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一点参考借鉴的材料。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通常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传承、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精华。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三、“舟山渔歌”在我院传承的客观条件第一，“舟山渔歌”是浙江民间音乐重要体裁之一。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不仅作为我国沿海主要生产行为的伴随形式存在于当地民众之中，还以特有的方式承载、传播了我国东南沿海渔业文化的各类历史信息。2009年“舟山渔歌”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渔歌”的保护和传承是政府和文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之一。地方人民对于“舟山渔歌”的强烈认可感是其在我院能够开设相关课程的基础。
第二，对于我院而言，由于其办学宗旨依托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办学理念，是一所地方性的涉海类高职院校，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在推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同时在当地高职院校中开设当地非物质文化课程可以提高院校的综合实力。
第三，浙江省是旅游大省，同时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如何把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结合在一起是研究的重点，通过在高职院校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以为当地培养更多的旅游人才，对于浙江省的旅游业和文化传承而言实现了双赢。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高职院校、当地文化、当地旅游等都有积极的影响，下面详细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意义。
1树立了学校的文化特色
非物质文化课程的设置把地方高校作为了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阵地，从而构建了“非遗”高校教育传承的模式，是职业教育“地方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的完美结合。我院作为地方性高校，也承载着传播优秀海洋文化，推进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地方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融合地方历史文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校园特色。将“舟山渔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将传承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才艺素养，丰富校园生活，也宣传和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2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旅游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文化保护与传承，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文艺工作者和舟山的渔歌爱好者曾多次对“舟山渔歌”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但显而易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仅仅依靠相关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据调查，目前对“舟山渔歌”的传承主要是举办渔歌比赛、海洋节庆活动等这些途径。调查资料显示，仅仅依靠这几种传播途径，“舟山渔歌”将面临萎缩、衰弱的危机。老一辈歌手逐渐离去，出现“歌随人走”的局面。在我院的旅游专业中开设“舟山渔歌”这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艺术选修课，既可使学生了解舟山地方民间音乐，提高艺术修养，同时这也是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提高的要求。在2012年举行的舟山市导游大赛中，就明确规定选手要有一定的艺术技能和修养。“舟山渔歌”以它的通俗性、趣味性、生活性、地方性、艺术性等特征必将得到人们的喜爱。通过旅游专业毕业学生在旅游行业中的传播，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难的现状，使“舟山渔歌”逐渐走出一条旅游化生存模式。
3提高了青年一代对于民间风俗的了解
“舟山渔歌”是舟山渔民根据渔业生产的特殊性和流动性，逐步创作成熟的一门民间艺术，千百年来长盛不衰，一直流传于舟山民间，成为当地特色文化符号。“舟山渔歌”不仅包含了浓郁的海洋气息和渔乡风情，而且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知识。其中涉及很多有关航海岛屿、生产技能、社会风貌的知识，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民风，是一本反映舟山群岛人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活态教科书。因此应当把“舟山渔歌”中的这些民风民俗与旅游文化有机结合，展示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但是年轻一代由于早早受到了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解，同时也造成了文化后继无人的现象，因此把“舟山渔歌”作为高职院校的课程之一，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策略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前景不容乐观，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认识，从而造成了认知率较低。例如在郭义江的《对“舟山渔歌”认知的现状调查及构想》中经过调查发现：“舟山渔歌”在当地的普及率很低，即便是音乐课开设相对较多的中学里的学生，由于教材、师资、观念等多种因素，致使对之有所认识的人数依然很少，舟山地区的中学生人群对本土渔歌号子知识的了解甚少。62%的学生不了解“舟山渔歌”。由此，我们认为在高校中传承“舟山渔歌”非遗文化极具紧迫性。
1高职院校应当提高师资力量，聘请民间艺人
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优秀师资力量的缺乏，从而造成了对于非物质文化要点的把握不足，甚至会对非物质文化造成扭曲破坏。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地方特色，提高兼职教师的比重，聘请一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职院校中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通过这些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言传身教，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直接地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不仅最大限度地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而且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来源。
2非物质文化的课程应当进行创新
非物质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而来，其发展和继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课程要进行大胆的创新，提高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使其焕发青春。例如，在“舟山渔歌”课程中，应当强化其地方文化特色，并通过科学的设置，把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融合在一起，补充其教学部分传统文化教学的课时，同时对于教学内容，要继续特色创新、系统整理，建立民间文化数据档案，创设独具特色的“地方民间文化课程”；此外，要创新教学方法，依托地方非遗文化产业，建立专门的艺术公修实践基地；利用特定的节日举办相应的民间艺术文化节；教学过程创新，改变单纯的讲座式大课模式，在教学环节穿插“大课教学、小组合作”的互助式教学模式，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创新，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个性化培养、分层次管理。
3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应当和当地旅游衔接在一起
高职院校设置非物质文化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延续物质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要为当地的旅游业服务，因此高职院校“非遗”教育的校园文化活动要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结合，与学校行业特色和学生专业技能要求相结合，既可使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又可以赛促学，检验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在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时，应多结合学生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来进行。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应当起到提高导游人才知识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为游客透明正确地讲解文化知识，正确地解读、传播和传承非遗文化。
六、结语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传承非遗文化，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特色，在传承文化中传播非遗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把非遗选修课程建设融入到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在课程建设方面，要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构建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开放型教学团队；根据产学合作要求，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课程资源建设，采集、整理、完善、创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发挥第二课堂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义江.对“舟山渔歌”认知的现状调查及构想〖=J〗.人民音乐，2009（02）.
〖=2〗李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校的传承〖=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01）.
〖=3〗于奎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传承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3（04）.
〖=4〗武宇林.“花儿”乡土文化与学校教育传承方式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1（01）.
〖=5〗桑圣毅，肖庆华.论非物质民族民间文化的学校保护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01（06）.
〖=6〗黄玉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阈下的高职旅游专业教学改革〖=J〗.广西教育，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