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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状 保护 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78-02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中明显存在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对国内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其探寻出路。
一、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就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集体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大众或民间文化。它们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关于“非遗”的内涵，国内学者白云驹做了广义和狭义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广义的“非遗”除特定的口头文化外，还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文化。而狭义“非遗”则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予以保护的文化范畴。张春丽和李星明将“非遗”的内涵界定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非物质形态”的“非遗”，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物质形态”的“非遗”，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器具、工艺品等；文化场所（或文化空间）全面总结了“非遗”的研究领域与保护范围。而刘玉清在列举了“非遗”的各个具体实例后，认为“非遗”应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以民俗形式出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意义和功能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遗”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概念和内涵不是很清晰，这不利于我们对“非遗”制定相关的具体保护措施，所以对“非遗”的特征、价值及功能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非遗”。
王宁对保护“非遗”的难易度方面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他总结出：高度的个性化、浓缩的民族性、传承的经验性这三个特点。贺学君沿“生命”本性深入考察，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是他归纳出的特征，他强调，“非遗”只要还继续存在，就是生动鲜活的，“有灵魂的”是“非遗”的本质表现。而费安玲从法律性质将“非遗”的特征理解为：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利益性和传承性。
“非遗”的价值、意义及功能方面，同志在全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优良传统与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而韩基灿则从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谐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八个方面研究“非遗”的价值，并将其意义总结为四个“有利于”。刘魁立从人类视角出发，认为“非遗”具有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等重要功能与价值；而从旅游者角度出发，“非遗”可以承担认知历史、认知世界、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朱祥贵认为，“非遗”的价值不止是工具性价值，应该在保护深层次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使人作为传承主体承担对“非遗”相应的生态义务和责任。
三、国内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国内学者对于“非遗”的发展现状有持乐观态度的，同样也有否定批判的。
刘魁立在以分析的态度对待“非遗”时表示，提高全民珍视和关怀“非遗”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张晓雁则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存消极态度，她认为由于传承、利用措施不落实，以及人们对“非遗”的忽视，我国“非遗”名存实亡。乔晓光也认为，我国“非遗”现状不容乐观，尽管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但也消失较快。其原因是整个社会对“非遗”的认识不够，缺乏智能资源、法规措施和抢救保护资金，并且传承渠道不畅，民俗流变冲击大。
而李春霞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做出的成绩，又指出了“非遗”的发展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1）对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够；（2）非遗保护人才青黄不接，研究民族文化的人才短缺；（3）过度的建设和“保护”开发行为，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4）许多地方与企业表面上热衷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旅游开发之实，而以保护“非遗”为名。
时吉光和喻学才从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将“非遗”转化为物质化的东西， 纳入旅游吸引物的行列，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做到实处， 也是国内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
（二）我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理解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
1.保护主体
保护主体在有效、有序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占有不可缺的重要作用。王文章对保护主体的界定是指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保护任务，但是工作目标却是一致的，只有各级保护主体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王文章认为的保护主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当中则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商界、新闻媒体是保护主体，书中认为保护主体是由政府主导，他们处于传承圈之外，虽与传承无直接关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
与王文章不同的是，苑、顾二人将商界和新闻媒体也归为保护主体的范围，尤其是对商界的肯定，会牵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前景。
2.传承主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建立“人类活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提出：实际上，创造行为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间断，“人”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
所谓传承主体，王文章认为，是指民间文化艺术的优秀传承人，即掌握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个人与群体。他同时认为，保护“非遗”就是要保护好传承主体，他分别从传承主体、政府、领导干部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保护好传承主体。
陈映婕、张虎生在《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中提出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传承主体有差异也有共性，并以民间类文学传承人为例阐述了传承问题正是现在“非遗”保护的瓶颈与难题所在。现已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认定传承人，并规定了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其不断细化深化。
（三）我国学界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法概述
面对我国“非遗”消失和濒危的现状，2003年党中央要求文化部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保护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在对于如何保护的措施上，我国学界的观点难以一致，就以王文章为例，他提出七点，其中，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是立法保护，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序进行。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基本物质保障，应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加强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此外，还应将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与之相对应的是苑利、顾军的观点，他们认为保护方法也有七点：（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2）开展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登记制度；（4）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5）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6）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7）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同时，林秋朔以昆曲的保护为例，指出要积极推进民间“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适当鼓励以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产业开发。
四、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途径理论概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纯保护很难实现，单纯保护不但会缺乏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展现。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要引入商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明确指出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商业化经营，二是产业化开发。二者并不相同，“商业化经营”指的是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作为商品而进行的商业化营销；而所谓的“产业化开发”，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现代化技术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规模化生产或整体性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能否进入市场，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作者认为决定于该遗产原有的生存方式。至于产业化开发，作者并不反对商业社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元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的产业化开发，例如将民间传说改编成电影。作者表明保护与开发必须要“分别实施”和“同时并举”，只有这样，才可为今后的产业化开发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李震的观点则是提出两种发展模式：博物馆模式与田野模式。博物馆模式的基本要义在于保存与展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发展中最为常见的模式，它可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外观不致变异的前提下传承并延续。田野模式则是与博物馆模式相对应的另一种模式，它保护与发展的不是可供展览但缺乏实际生活气息的文化迹象，而是包含诸多事象在内的生动形象的可塑文化事件。这两种模式都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特性为交叉使用的标准。
[关键词]文化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一、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受到威胁，大批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破坏，甚至濒临灭绝，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刻不容缓。
（二）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
文化馆主要围绕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普查与申报。普查摸底是开展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并建立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撰写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申遗。
2、抢救与保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刘锡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传承环境和传承人的保护”②。对于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通过开展科学记录、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举办非遗文化表演、展览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3、传承与发展。文化馆主要采取开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举办各类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等手段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在尊重非遗文化的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有效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化馆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保护意识不强
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绝大多数是老一辈观念保守的老人，他们对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政策不了解，对非遗文化保护缺乏深刻认识，思想上顾虑重重，难以将技艺发扬光大。另外，人们普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忽视对非遗文化管理和传承的现象严重，使得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二）专业人员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复杂繁琐，加上非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容易受到人为损坏，挖掘、收集、建档、开发保护等工作均需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完成。虽然很多地方已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专业人员非常少。如河源市多个县区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但均仅有一名编制，非遗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文化馆临时负责保护和实施工作，且多数文化馆业务干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半路出家，缺少专业的知识和专业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缺乏经费支持
由于历史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对它们的普查、建档、保护、传承以及研究、开发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费欠缺严重制约了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如河源市和平县由于非遗保护经费欠缺，自2007年至今只有21个非遗项目成功录用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其中猫头狮等2个项目录用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四）传承工作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方式基本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形式，传承形式单一、范围狭窄。在不能获得国家足够投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项目传承人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动力不足。③
三、文化馆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非遗保护环境
1、运用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进行非遗宣传推广。运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宣传，如2014年河源市和平县文化馆通过邀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文明密码》栏目组拍摄《席床生日节》、《猫头狮》、《全牛宴》三个非遗专题节目，广泛推广了该县代表性非遗项目，凝聚了社会保护非遗共识。同时，充分利用自媒体，通过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公众微信、微博等普及非遗知识，提高群众保护非遗意识。
2、积极组织非遗展演、展览和交流学习活动。及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览、积极举办和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表演赛、文博会等活动，向群众展现民间非遗的魅力，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3、在开展挖掘、普查工作中进行非遗保护宣讲。在开展挖掘、摸底普查工作的同时开展非遗文化保护意义和价值的宣讲活动，让传承人和广大群众形成保护意识。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非遗保护工作基础
1、建立保护机构，配置专业人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争取地方党委支持配置足够专业人员，形成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
2、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有力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加大经费投入，确保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1、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单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建议和争取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争取政府支持，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四）建立传承机制，形成规范非遗传承体系
1、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普查和建档工作，全和完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管理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确保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薪火相传。
2、组织帮助培养传承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把具有民间特色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相关教材，邀请传承人到学校开展教学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是全民参与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④另外，鼓励和支持传承人通过开展培训班或兴趣班等形式带徒讲习、传授技艺，举办各类展览、演出活动为他们提供展演平台。为避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断层，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专业队伍，使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于消亡，为传承起过渡作用。
3、完善传承人激励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和经费。每年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适当奖励。另外，我们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保持团体授予“人间国宝”荣誉称号并确定其责任和义务，获得认证后，可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和财政支持。⑤
（五）合理开发利用，促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
1、发展“绿色产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发其潜能，发展“绿色”旅游产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装成体验性、参与性和观赏性的旅游项目，如河源地区可将客家山歌表演、特定节日的民俗表演等穿插在旅游景点中。
2、向知识产权转化。通过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编辑成册，出版书籍。对历史文化意义重大、代表性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戏剧、电影等拍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知识产权。
结语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任重道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
[2]张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摘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09（12）;
[3]王天祥，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和困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4）：P13;
[4]春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吉林体育学院报，2010（6）：P139;
[5]飞龙.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6）：P6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
中华历经了五千年的发展，中华儿女创造了深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了让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我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展开保护行动。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命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由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列》中首次提出的，而真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定义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国务院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二、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三、 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发扬下去呢？
（一）建立健全法制法规，加强执法力度。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断完善当前法律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结构特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明确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并将它们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样才方便对它们的管理和开发。对即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严格要求申请程序，并将之规范化、法定化，明确拥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保护。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权，包括法定许可制度、一般许可制度、特殊许可制度三类，并且对使用者应当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免费使用，不经许可但可通过付费使用，经许可且需付费使用。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期限。对于故意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更严重者要动用刑法制裁。只制定法律法规而不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执法者要行动起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各尽其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部门的保护圈内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重要的是，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不断增强权利人知识产权意识。权利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权利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更加长远的保护和发展方案，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生产化、经营化和商业化，最大限度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合法权益。其次，权利人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为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要学会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最后，权利人要及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进行登记，属于商业机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技术防范。
（三）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尽管现在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属人管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全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种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众生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独立存在，它存在于特定的民族群体生活中，所以，应当以群众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和维护人类的文明，守候人类的精神家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迫在眉睫，它可以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们是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魁宝。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对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增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作者单位：河南省柘城县文化馆）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h-ttp: //trave.省略 /20051205/n240880319.shtm.l 2010-04-01/2010-08
［2］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EB/OL］.http: //baike.省略 /view/2483577.htm.2010-04-03/2010-08-06.
【关键词】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培养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0C-0161-02
文化传承人，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它涉及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134个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要是指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的文化传承人培养，事实上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载体的培养。
一、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壮族自治区，居住了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12个世居民族创造了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包括神话、史诗、歌谣、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剪纸、绘画、雕刻、刺绣、印染等各种艺术、技艺及礼仪、节庆和体育竞技活动等。笔者根据2006。2011年国务院公布的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类别进行统计可知：广西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7项，其中民间文学类4项，传统音乐类6项，传统舞蹈类5项，传统戏剧类6项，民俗类10项，曲艺类1项，传统技艺类3项，传统美术类1项，传统医药类l项。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广西部级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3项，在广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了近半的数量，说明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西民众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广西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风情浓郁、历史文化深厚的人文之地。广西的这些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和联系世界的桥梁，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二、广西部级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现状
2007年6月至2009年5月，我国文化部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确定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其中，第一批226名，第二批551名（其中大多数传承人是民间音乐类的），第三批711名。这些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已通过2008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5号）《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保障。
笔者根据文化部公布的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进行数据整理可知：广西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6人，其中第一批1人、第二批10人、第三批5人，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广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很少，而且多数为音乐文化传承人。这些音乐文化传承人年事较高，随时都有“人亡歌息，人去艺绝”的危险，传承工作面临危机。
三、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培养的意义
目前，广西只有经文化部认定的部级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得到了生活及文化传承方面的保障，而那些绝大多数未经认定的普通民众音乐传承人，仍缺乏政策与机制的保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广西民众生活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年轻一代的普通民众迫于生活和经济的压力，已逐渐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音乐文化传承人断层断代，老一代传承人“人绝艺亡”的危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点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只有“人”这一活的载体保护好了，才能保证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渠道通畅，才能保证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性。无疑，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将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和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探索一条教育与文化互动发展的新路子；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有助于促进广西文化、教育与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广西高等院校教育加强音乐文化学科专业建设，引导广西高等院校教育突出音乐教育的地域优势和民族文化特色、谋求自身特色化发展，也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培养构想
（一）正规教育
所谓的正规教育，主要是指把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培养引入高校，实施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机制。实施高校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机制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实质性意义。此机制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各类资源，大力培养音乐文化传承人。同时还可以使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传承和覆盖面更宽、更广，让学生们进一步了解广西丰富、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
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该学院近年来坚持“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元素有意识地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之中，培养音乐教师教育的学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办学模式；构建了“继承我国优秀的音乐教育传统，借鉴当代世界优秀的音乐教育体系和依托广西特有的民族音乐资源，以本科教学为中心，构建教学、科研、创作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行民族音乐本土化教育，培养二十一世纪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在教材建设、课程体系、专业建设、科研活动与艺术实践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广西艺术学院还设立了民族音乐表演专业，于2008年在广西区内招生，2009年扩大招收高职、专科生、专升本学生。该专业的办学定位为：注重培养地域性特色艺术人才，为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积极探索，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多元化民族音乐传承人，营建广西传统民族音乐的教育与传承机制。以此推动教育更好地传承地方文化，为社会培养优秀的新型文化工作者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以这样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积极探索者，广西艺术学院把保护和传承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己任，积极实施高校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取得了实质的成效，为广西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二）非正规教育
在“非正规教育”传承机制方面，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依靠口传身授方式进行传承。它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民俗传承等传统方式得以实现。传统音乐传承人技艺的独特性及传承过程的连续性通过相应的文化空间表现出来，对传承人和文化空间实施整体保护才能实现传统音乐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然而现实生活中，音乐传承人及其文化空间的整体保护，往往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干预和介入，使整体保护失去原真性。如：政府对传承人的保护伞行为及其干预性过强的各种措施，往往使得传承人容易迷失自我，民俗活动中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够。专家队伍对传承人的培训学习，容易对地方性特征突出的传统音乐加以主观的改造，使得传承人的自然传承过程受到干扰。此外，各种经济利益和功利化的驱使，也使得传承人的传承发展行为发生衍变。
笔者认为，在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应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及其生存空间这两个层面实施全方位的整体保护，竭力维护音乐传承人的自然传承过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应当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愿和实践体验，起到一种宏观的指导作用，确保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的原生态性，使创造、延续和传承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和个人能最大限度地参与，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传承群体。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政府津贴或补贴的方式资助传承人，以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以带徒授业的方式拴住传承人，以完善的政策措施保护传承人，努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的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促使他们健康成长，确保优秀的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高职；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州扇；校园文化建设；融合；实践
“岳州扇”是中国三大名扇（岳州扇、杭州扇、苏州扇）之一。在中国传统手工艺扇系列中，属于后起之秀，就地取材，价廉质优，品种繁多，工艺精美；始于明末清初，从湖北洪湖传入，在岳阳县“三田一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过去以向外地供应扇骨为主，解放后，在岳阳县成立了岳阳制扇厂，专门生产纳凉用纸扇。“岳州扇”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湖湘地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是研究岳阳历史和当地民间工艺的宝贵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高校有开展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义务。岳州扇的恢复、保护与传承，对于我国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和地方性非物质文化的研究的意义重大。作为本地高职院校，在非遗项目“岳州扇”的传承与发展上，可根据专业与课程需求来进行设计以此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意义
（一）民族文化自觉性的认知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给大学生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万千学子的背后，是他们的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州扇，也是整个中国非遗体系。所以这种“进校园”理应唤起学生们的文化自觉，培养“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二）实践与创新能力的促进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都有着“重文化典籍，轻活态文化”的重大缺失，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素质教育成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更新和发展必须要贴合全球化的社会背景。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我们突破传统课堂里僵化的教学模式，强调课程贴近学生的现实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文化特色教育的价值取向
湖南是文化遗产资源大省，湘绣、黑茶、醴陵瓷、岳州扇等具有浓郁湖湘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它是中国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先声，是华夏文化重要的时代标志和地理单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技艺的传承，是一段民族文化进入主流教育体系的过程，更是我国文化特色教育事业的创新。在多种文化背景下实现艺术的自然融合是艺术学习的最佳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综合使艺术学习变得更自然、更容易、更活泼多样。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融合与实践
（一）确立目标，构建框架
为了能让传统地方民间工艺薪火相传，我院乘课改之东风，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将传承与保护岳州扇列为目前我校课改的首要任务，致力于构建岳州扇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岳州扇的优秀制品包括一百多道复杂工艺，还不乏拉“鼠眼”、剖“合青”篾、“油炸骨扇”等民族艺人的绝活。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项民间工艺走进课堂，把教室变成工作室，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氛围，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岳州扇的学习可以循序渐进，如第一学年注重于基础知识和生产流程的了解，第二学年注重于熟悉材料和制作工艺，第三学年注重于实践和更为精深的制作工艺的学习。
（二）创新模式，彰显特色
岳州扇在工艺美术中算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色。我们可采取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举办讲座，开设专修课程，对高职师资队伍是个有效的补充。我们可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一是聘请岳州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我院兼职教师，定期开展文化讲座、常年开设选修课程等；二是可以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将岳州扇非遗文化项目传承人聘为课程专业师资。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业的方式，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目前岳州扇的制作方面也没有专业的书籍和教材。因此，学院方面应当认真记录、整理、编写和完善教学材料，为我们岳州扇的教学提供实训教材和参考用书，发挥我院的教学教育特色。
（三）建设基地，数字教学
我院校园文化建设与岳州扇进校园的融合需要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州扇传承馆，向广大师生展示岳州扇的诸多制作工艺，保存优秀的岳州扇藏品并展览在校学生的优秀作品。通过建设数据库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数字化和电子化也不失为新时期里的重要手段。文字、图像、音像和影像的收集和整理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客户、学生、老师、专家和文化工作者的需求，也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提供岳州扇教学资源和制作素材，完善和提升我们的岳州扇教学水平。
（四）校企合作，订单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教学，师资力量是关键。美术老师、工艺大师以及岳州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三大师资力量的结合可以拔高学生的起点。近年来我国众多民间手工艺的传承经历了后继无人的窘境，原因无非学习过程枯燥和工资低薄。我校与校外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协议，不断推进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之路。我们的岳州扇传承人“批量生产，量身定做”，并且“重点培养”，相信在不久之后定能缓解本地岳州扇的传承悬而未决的境地。
三、结语
校园文化建设与非遗进校园的融合与实践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教学教育工作，能否科学地完成校园文化建设与非遗进校园的融合与实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是否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是当下的无奈之举，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岳州扇人才培养的必然。通过我们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岳州扇专业能够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水平，拓宽学生的就职道路，将知识化为技能培养再上升到文化传播的层次，在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做好示范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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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晓红,甘成英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校园文化创新的多元融合[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01）.
关键词：常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245-01
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受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冲击，许多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渐渐消逝，我国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千年来口传身授的传统民族民间活态文化面临着急剧的流变和消失，许多传统技艺也濒临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呈现出面临消失或变迁、演化的现状和趋势。我国众多拥有“非遗”的地区，传承人也青黄不接，有的地区传统技法更是受到了外国技法的改造和冲击。由此可见树立传承和保护意识，使我国众多具有悠久历史的“非遗”文化在新时期得到继承、创新与发展刻不容缓。
2011 年的《非遗法》的颁布更是体现了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非遗法》第三十四条明确指出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非遗”教育。我国18 岁以下的少年超过了3 亿，但他们对“非遗”文化的热情并不十分高，娃娃们的视线一直被欧美、日韩流行文化长期占据。我国中小学“非遗”教育也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有的省份、地区的中小学在培养问题上，过分强调应试教育，而忽略素质教育，呈现出某种“封闭性”。也有些省份、地区虽然重视“非遗”在中小学中的教育教学，但往往实行“批量一刀切”灌输式的“非遗”教育，忽略了学生个体的阶段性、差异化等特征。这些都造成了“非遗”传承和保护工程中的少年参与严重不足的现状，“非遗”教学也很难真正融入课堂，很难真正做到“无缝焊接”，“非遗”在初等教育中的不兼容成为了突出的问题。
为贯彻文化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宗旨，传播和弘扬非遗文化，2013年10月起，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多次组织非遗传承人来到沙河小学、旧堡小学、湖南小学、新陶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展示展演”系列活动。非遗传人近距离教学生说评书、打快板、演皮影、练太极，传授技艺，传播非遗知识。让这些过上现代化生活的青少年，对非遗项目不再感到陌生和疏离。
“非遗”的保护在国际上的做法有两个版块：一是传承，让文化遗产活态延续。强化“非遗”的保护意识要从娃娃抓起。二是记忆，融入历史课程，用现代手段记录下来。“非遗”进课堂、进教材，是我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国外“非遗”保护的成功经验。通过“非遗”的教育传承，可以让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得以延续，这是一种长期被淡化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注入主流教育的渐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我国民族智慧和生存精神及活态文化存在的逐步认知过程，是极具理性精神和人性发现的民族情怀的融合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非遗”教育实质上就是素质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重心在于“一老一小”，中小学传承“非遗”将一些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课堂与田野互动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个体差异化展示给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培养其生命血液，再从中选拔培养适合的传承人。中小学应当承担起“抢救”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以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为切入点，将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初等教育融为一体，这对濒临消亡的“非遗”文化来讲，将是可持续发展的良性途径之一。把这一任务融入学校教学和科研，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教育的同时，完成保护和传承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而言，已不再仅仅只是单纯的课程，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初等教育对文化传承的责任。2014年，鞍山市文广新闻出版局与鞍山市教育局联合举举办“我们的中国梦”鞍山首届青少年剪纸技艺大赛活动。扩大了鞍山市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激发青少年对非遗的热情，承担起了“非遗”传承的职责
目前，鞍山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共48项，代表性传承人70位，“非遗进社区”和“非遗进校园”是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的两个持续系列活动。以学生为传承主题，解决非遗断代问题，是一种有效尝试。2013年开始，鞍山加大了对非遗工作的保护力度，让非遗走入校园，并在年轻人当中推广开来。鞍山在校园中已逐步建成4个“非遗进校园基地”和7个“非遗传承基地”。鞍山市剪纸基地新陶小学不仅有自己本校的剪纸教师，还有鞍山市非遗中心组织聘请的剪纸传承人义务为在校师生传授剪纸技艺，把剪纸传统文化作为兴趣来对学生进行培养，影响力很大。学校还从学生们的剪纸作品中评选出优秀作品，开设了剪纸作品走廊欣赏。通过这些常态的基地建设，为广大师生建立更加广阔的学习研究、交流展演、志愿服务等多层面的活动和交流平台，让学生在耳濡目染和活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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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利益平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研究概述
自04年中国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之后，学界对非遗保护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公私权保护之争至今仍未定论。黄玉烨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非遗的保护应当“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并分析了私权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孙昊亮则撰文从非遗的文化本位、公共物品属性和政府公权保护必要性三个方面论证了非遗的公权性本质，同时提出了“非遗的二维性”，即 “在具有公权性本质的同时，其表达形式在特定情形下属于私权的保护范围”。在此，孙昊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形式进行了区分，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权属性，同时认为对非遗表达形式应当予以私权保护。除此之外，韩小兵、李顺德、齐爱民等学者均对非遗的私权保护展开了讨论，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模式概括有三：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以及结合前两种的综合权利保护模式。在私权保护下，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得以重视，但也会造成利益冲突。为使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相平衡，许多学者提出对私权加以限制，但目前有关研究对利益平衡的讨论集中于非遗权利主体同公共利益的平衡，少有对权利主体间利益平衡的讨论，本文试在非遗私权保护的前提下探讨私权与公共利益以及权利主体间的平衡问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对象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并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非遗进行分类，分为传统口头文学、美术、戏剧、传统医药、民俗等。从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直接对非遗本身进行界定，而是采取由表及里的方式，从非遗的物质或非物质外在表达形式界定非遗的内涵。然而，这样的规定容易造成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混淆，且分类为民俗学的分类，不利于确定非遗私权保护的对象。
根据非遗传承使用的地域性为标准，分为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习的非遗，如春节、端午等习俗节庆；具有鲜明族群特色在一定范围内传习的非遗，如哈尼栽秧歌、彝族烟盒舞等具有民族特色在特定范围内传承的。在此，第一种非遗已完全流入公共领域，属于公共资源，不应当予以私权保护，而第二种具有鲜明的地域和主体特色，对一定范围内的族群集体可以确认其对非遗的私有产权。此外还需注意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区别，非遗是基于世代传承而来的精神文化财富，而非遗的表达形式是一种非物质可感官技艺或者物质呈现，其中融入了表达形式持有者的智慧创新，对于创新部分应当予以私权保护。另外，对于特定群体或个人持有的尚未公开的非遗也可以予以私权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
非遗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包括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包括表明来源及保护非遗不被不正当使用和贬损性使用两个方面。1982年，WIPO-UNESCO关于民间艺术保护的《示范条款》中明确规定了“来源的承认”和尊重“文化完整”。而2002年的《南太平洋示范法》中亦将署名权和不受贬损使用的权利纳入其内。非遗的产生和传承与特定地域族群密不可分，其中包含有特定族群的文化习俗、和精神权利，不得擅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不得歪曲、篡改原生作品，不得违背原生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不得作不适当使用。对于非遗的经济利益，根据洛克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属于他的。也就是说，劳动使得劳动成果属于自己。非遗具有活态性特征，其发展和传承并非一成不变，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对其持有的非遗表达形式付出了劳动，理应享有其劳动成果带来的利益价值。另根据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利益创造者和相关的贡献者共享利益。当代许多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杨丽萍的大型舞台剧《云南映像》，其通过采风记录下云南很多民族的原生舞蹈，从中抽象出她认为能够表现当地民族文化的元素或特质部分，然后经过编排，使之成为一个服务于基本主题的舞蹈作品。然而对于为杨丽萍提供原生舞蹈素材的非遗表达形式持有者，虽然艺术价值得到彰显，但经济价值却没有任何体现。故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当他人对传承主体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使用产生经济利益时，传承主体有权分享经济利益。
三、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一）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于2008年确认了部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法，对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并积极传承者，经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即可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经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获得国家的政策资金支持，同时也因代表性传承人这一“金字招牌”带来经济利益。
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主要表现为基于祖先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存在利益落差：在精神利益方面，代表性传承人因获得国家认可，享有盛名，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在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影响力的不同，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远高于其他传承人。如贵州水族马尾刺绣省级传承人韦桃花、宋水仙，苗族芦笙制作部级传承人莫厌学，苗族蜡染技艺部级传承人王等，他们均在成为传承人后大幅扩张了自己的事业。王雇佣了当地二十多名苗族妇女制作蜡染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做起了老板，与其他传承人形成了雇佣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代表性传承人因其超群技艺和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但从法学角度来看，非遗是在传统族群社区中产生并传承发展的，属于族群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更新变化。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由于最明显的经济利益落差，可能会导致代表性传承人在族群内部被敌视、鼓励，产生矛盾冲突，而其他传承人则会因利益不平等而抛弃甚至破坏非遗。
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上，首先应当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其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与其精湛的技艺和公认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其在传统技艺的研习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故代表性传承人比其他传承人获得更多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是合乎情理的，若单纯将代表性传承人获取的经济利益分享于其他传承人，反而减弱代表性传承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热情。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代表性传承人在获得认可和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非遗的义务，如前文所述，许多传承人在得到认定之后即开始扩展事业，很少从事非遗产品的制作，其文化代表身份被弱化，传承义务亦被经济利益掩盖。所以，二者的利益平衡应固守保护非遗立场，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开发非遗中获取高于其他普通传承人的利益的同时，明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义务亦大于其他普通传承人，换言之即付出与回报对等。
（二）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主要体现于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伴随着非遗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当地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日益突显。保护区内的村民陷入恶性竞争，“游客争夺战”时常发生。在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当地村民的民俗习惯、节庆礼仪以及歌舞表演常常被搬到舞台之上，让游客欣赏，而这些收益的分配办法也成为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难题。
有学者提出，保护区村民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实现对周边资源的自治管理，以村民自治的方式自主进行利益分配，如中国第一个保护传统资源的民间组织――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新庄村传统资源共管会，村民之间按照“集体统一利用，个人按劳取酬”的原则分配本村传统资源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另贵州朗德苗寨对于社区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所有村民参与接待，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多劳多得。
四、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常以“公司+农户”的方式实现非遗的商业开发，其中即涉及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开发中，傣家竹楼是傣族园区内的核心产品，由于其建筑成本高，使用功能不及现代建筑，农户从园区旅游收益中获益极少，农户渐渐以小洋楼取代传统建筑；还有一些村民则以帮助游客逃票获取经济利益。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外来投资者实现了非遗的有序开发，增加商业机会，而权利人则能够保证非遗的传统文化底蕴，二者本应实现双赢，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二者的利益冲突矛盾。
高黎贡山新庄村在传统资源的开发中，由共管会作为社区唯一代表与非社区成员签订《传统资源利益分享合同》，以合同方式约定外来投资者与集体的利益分享办法，同时对内鼓励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和发扬，并制止本村村民破坏传统资源、损害集体的行为。采取村民自治加合同协商的方式，由村民自治组织同外来投资者进行协商谈判，约定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失为解决二者利益平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保证签订合同的公平合理，公权力应当适当介入，为村民组织提供法律帮助和意见支持。
五、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非遗的私权保护在于赋予传承主体对非遗的支配权，通过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保护其精神及经济利益，从而刺激和鼓励传承主体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但私权保护会造成权利的垄断，使他人在利用非遗时需支付一定的费用或承担其他法定义务，由此增加了非遗的使用成本。有学者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提出质疑，认为保护非遗的目的在于“保持文化多样性，从而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而 “非遗的传承问题肇始于这些遗产缺乏市场经济价值，以致罕有人愿意传承”，在面对非遗传承的客观窘境时，若还对使用非遗者多加刁难，则非遗的传承发展将更加举步维艰。
在非遗的私权保护中，一方面要发挥私权保护对权利人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防止因权利垄断造成负面影响，即做到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目前各国立法及国际条约中存在三种保护模式，分别为事先许可的积极控制权模式、事后禁止的消极控制权模式以及平衡模式。在积极模式中，权利人对非遗信息获取、使用和利益分享享有事先许可的绝对控制权；消极模式则不限制他人非遗的使用，只对不当使用和非法使用持有反对权；而平衡模式是在积极模式与消极模式的基础上对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利益进行平衡，在精神利益上采取积极保护，强调表明来源和不得不当使用，而在经济利益上则采用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使用获取利益分享。积极模式侧重于对权利人的保护，消极模式偏向于促进非遗的开发利用，平衡模式则平衡了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注意到了精神利益对权利人的重要性应当予以高强度保护，且对权利人精神保护的同时不会过分增大使用人的利用成本，易于满足权利人的精神利益要求，而对经济利益的消极保护则可满足保护文化多样性发展，减少非遗的开发利用成本，仅对营利行为进行利益分享，满足了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需求，是平衡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方式。
所以，在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中，应当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根本目的，平衡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双方需求，在精神利益方面采取积极保护，对非遗的使用应当表明来源，不得不当使用和贬损使用，在经济利益方面则采取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性开发利用进行利益分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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