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方案范文
时间：2023-12-06 17:32:15
非遗传承方案篇1
Keywords： Yunnan Provinc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National minority
2011年，我??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35条提出，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1]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传统工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传统工艺企业，建设传统工艺展示、传习场所和公共服务平台，举办传统工艺的宣传、培训、研讨和交流合作等”。[2]自2005年以来，云南省启动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形成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如何对这一重要档案发掘利用，学界进行过相关研究，如黄经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开发》[3]、刘青《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播研究》[4]等，但未涉及非遗档案的发掘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可对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珍贵价值，做好其非遗档案的发掘利用工作提供启示。
1 发掘意义
1.1 有利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以手工劳动创造的制作工艺[5]。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从业人员减少和断代传承问题严重等方面。“由于学艺艰辛、收入不稳定等原因，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传统手工艺。”[6]为保护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云南省依托非遗保护名录的申报建设，积极开展建档工作。从传承视角看，建档只是基础性工作，开发利用档案并最终让非遗生存延续下去才是最终目标[7]。具体而言，发掘利用对其保护意义表现为：一是实现传播性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的开发，可以“把手工艺的观念、思想推向社会”。[8]同时，还“可拓宽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其传承发展”。[9]二是实现活态性传承。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可在“不违背手工生产内在规律前提下，将传统手工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在参与生产实践过程中得以保护和延续”，[10]实现其活态性传承发展。
1.2 有利于推进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极其丰富，制作成果主要有漆器、木器、金银器、玻璃器、玉器、陶器、瓷器、服装、刺绣、染织、皮革和剪纸等。其非遗档案记录了这些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方法、生产经验，以及产品形式，发掘利用不仅可展现其作品所蕴含的民族审美思想、艺术观念，同时还可研发创新特色品牌，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产业的发展。在发掘利用实践方面，如200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后，西双版纳州文化馆同时在玉南罕、玉问、玉拉三家建立了三个传习户，以传承人玉南恩为核心，依托传承人非遗档案，对曼飞龙艺人进行培训，研发创新陶艺产品。近年来，所生产的陶罐已由原来 20元卖到 70 元，并形成产业化规模生产，收入由原来的 2000 ～ 3000 元/ （人?年） 变为 1万～2 万元/ （人?年）[11]。又如云南省个旧斑锡产品依据其非遗档案进行研发创新，不断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如今已拥有工艺品300多种，先后在昆明、北京、青岛、浙江等地建立了7个销售点。2010年，斑锡的产值从原来的100多万增长到了500万以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良好态势[12]。
2 存在问题
为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云南省各民族地区依托其非遗档案，开展发掘利用工作。如德宏州文化馆利用非遗档案开展第一批至第四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档案展览，展示了国家级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省级景颇族织锦技艺等保护项目，以及省级葫芦丝制作技艺传承人杜德光等非遗档案。2009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省文化厅编撰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收录了230位传承人，其中对诸多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的自然情况、成长经历、生产工艺、特色作品，以及荣誉称号等进行详细介绍[13]。2011年，大理州拍摄的《剑川木雕――匠心独运》，对这一民族品牌进行宣传。总体而言，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发掘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以下滞后问题：
2.1 资源建设不完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建档局限性问题。从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建档情况看，主要依托保护名录进行建档。就建档范围而言，云南省现存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有10000多项，而入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并进行建档的只是其中的部分项目。如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89项，云南省5项；第二批共51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97项，云南省5项；第三批共191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26项，云南省1项；第四批共153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29项，云南省1项。而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保护名录建档也存在着数量限制问题，其资源建设局限性问题十分突出。二是资源分散性问题。关于非遗建档主体，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所在行政区域文化行政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a代表作项目的申请。”[14]在此体制下，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艺术研究所、寺庙、民间个人等都可进行申报建档[15]，这就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保管的分散性，极不利于这一档案文献的整体性发掘利用。
2.2 利用方式陈旧性问题。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利用工作看，普遍存在方式陈旧性问题。以普洱市为例，迄今为止，普洱市共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597项，其中，国家级有5项，省级有43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09人，其中国家级有3人，省级有54人。目前，普洱市文化局已设置专门档案室，对国家和省级等重要非遗进行建档保护。从利用方式看，首先是提供非遗档案查询利用。调研情况显示，除部分宣传报道和编研需要查询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外，公众查阅利用较少。其次是实物展览，2012年，市文化馆设立普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对省级非遗名录拉祜族葫芦笙、傣族传统制陶技艺等进行展示。再次是编研出版。201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普洱市编写的《普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汇编共刊载400余项普洱市非遗项目，对其中36项传统手工艺进行详细介绍。普洱市的非遗利用情况在云南省各州县具有普遍性[16]。除上述方式外，其发掘利用方式还有影视传播、网站平台展示等。如2015年，云南卫视录制播出的《手工云南》；以及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对国家级、省级传统手工艺保护名录和传承人的展示介绍等。总体而言，其发掘利用工作存在着宣传、展示多，传承活动相对少的问题，这极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活态性传承，以及特色产业的发展。
2.3 数字化建设滞后问题。主要问题有：其一，已开展基础性建设，但数据库建设滞后。如普洱市文化馆对非遗传承人建立了专门档案，建档材料包括：证明书、授权书、推荐表，传承人调查报告、专题片光碟、电子文档和图片光碟，以及代表人命名文件等。从建档材料看，开始重视申报电子文件的建档，但尚未开展专题数据库建设[17]。2017年，作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的白族扎染技术完成了数字化采集工作，对其进行数字化归档，但也存在着专题数据库建设问题。其二，宣传介绍性利用多，系统性专业性展示少。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站建设为例，该网站设计了首页、组织机构、新闻公告、政策法规、保护名录、传承人、信息公开、申报指南、学术视野等栏目。其中，保护名录包括第1批至第5批国家级、省级保护名录；传承人包括第1批至第5批国家级、省级传承人的简要介绍。如第1批国家级传承人，傣族剪纸传承艺人思华章的介绍共一个幅面，包括图片和文字两个部分，其中，图片包括作者像，以及两幅剪纸和一幅作品图片；文字则简要介绍了思华章性别、籍贯等自然情况，简要成长经历，主要剪纸成就，成果参加的各种展示，以及获得的荣誉称号等[18]，介绍简要，不能满足其手工艺传承发展的现实需求。
3 发掘路径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掘利用首先要做好宏观保障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展的精神，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的发掘利用工作。二是鉴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建档主体的多元性，建议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牵头，成立由非遗保护中心、文化局、档案局、文物局等部门参加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规划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发掘利用工作。三是加大经费支持与人才建设力度，以保障其发掘利用工作的长期开展。如2010年起，云南每年从省级财政专项安排200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工作。此外，云南省文化厅还举办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培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与开发人才。具体发掘利用路径如下：
3.1 完善资源建设工作。其一，拓展建档范围。为打破非遗名录建档的限制性，建议依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19]，整合协调非遗保护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分工合作，将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以及濒危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进行建档保护。其二，加强资源共建。一是构建资源共建体系。也就是依托各级非遗保护中心或档案馆，通过整合协调机制建设、目录体系构建等方式，将各单位或个人保存的非遗档案纳入其资源建设范围，最终建成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四级资源体系。这一资源体系的建设首先可以了解全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档案分布情况；其次，便于档案部门对各单位建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最后，可依据其资源分布情况，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资源开发进行协调规划，共同做好其发掘利用工作。二是开展数据库建设工作。建议各保管单位利用申报建档电子文件，开展本单位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依托当地档案馆或非遗保护中心，进行数据库资源汇总，构建地区数据库，最终完成全省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以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档案的数字化开发提供数据库资源基础。
3.2 创新发掘利用工作。
3.2.1 重视宣传教育，强化形象性发掘利用。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实践性的特点，建议对其进行形象性开发利用：其一，实物展览。也就是依托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等保管机构，设置主题展厅，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产场所、用具，以及特色产品等，以起到展示宣传的效果。其二，影视传播。如2011年，剑川木雕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为宣传这一民族品牌，当地政府拍摄纪录片《剑川木雕――匠心独运》，讲述剑川木雕发展历史，展示木雕工匠精湛技艺，介绍精美木雕作品，在传播宣传这一特色民族工艺品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云南卫视拍摄《手工云南》，分10集集中展示云南少数民族雕刻、编结、印染、刺绣、髹饰、金工等手工技艺。该片开播仅三天就创下了网络点击量逾60万的纪录[20]。其三，网站展示。网站展示有两种类型：一是静态展示，即按照特定专题，以文字、图片等方式，介绍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历史、类型构成以及现实发掘价值等。二是动态展示，以专题片播放或特色数据库开放的方式，以文字、影像、声音等多媒体形式，全面展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产场所、制作方法、工艺精品等，这对形象了解其制作工艺，更好地宣传、培育和传承这一民族传统手工艺有现实意义。
3.2.2 注重传承发展，实施活态性发掘利用。活态性传承首要问题是传承，其核心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在不破坏非遗核心内容的原则下对其进行现代化开发[21]。活态性传承有两个重要元素：一是传承；二是创新。鉴于此，可从两方面开展活态性利用工作：其一，开展传承活动。云南现存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方式主要有家庭传承、拜师学艺式传承、课堂教育传承、民间技艺培训传承等，这些传承方式都涉及其非遗档案的利用问题。为此，建议加强对传承人建档的指导，建立健全传承人非遗档案，以便于传承人在家庭传承、拜师学艺式传承等活动中，利用文字、声像等非遗档案进行传承。同时，还可利用传承人或各单位保存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编制专业教材、课件等，开展课堂教育、民间技艺培训等活动，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其二，推进创新发展。传统工艺只有主动融入实际生活，生产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产品，才能在具体生产实践中得到活态传承和保护[22]。为此，建议利用其非遗档案，研发特色产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制作模式，进行品牌性创新发展。如建水紫陶利用非遗档案，研发创新特色产品，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及水平与宜兴紫砂陶、钦州坭兴陶、荣昌陶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陶，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23]，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这一民族特色工艺的活态性传承保护。
3.2.3 依托数字人文，创新特色数据库建设。“数字人文”是指围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定研究对象知识本体数字化保存和应用所进行的相关信息资源采集、加工、组织、服务、研究、教育等活?拥淖艹?[24]。应用数字人文理念，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特色数据库建设路径为：其一，开展数字化建设工作。建议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数字化采集、标准化等培训与建设力度，为特色数据库建设奠定资源基础。如2017年，云南省文化厅、云南大学联合主办的“2017年云南省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影像记录骨干培训”正式开班，开展数字化影像记录培训工作[25]。2014年，云南省非遗保护中心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成立了数字化采集工作组，系统性开展非遗数字化建设工作。其二，共建特色数据库。其特色数据库建设可设计不同模式，或以某种传统手工艺，如刺绣、木雕、造纸等构建数据库；或以非遗保护项目及传承人构建特色数据库等。如2014年，云南省图书馆共享工程通过招标建设的方式，完成《传统纳西东巴造纸工艺专题数据库》建设，在其特色数据库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三，特色数据库共享。数字人文在重视“各类社会组织协同参与”[26]数据库建设的同时，更重视开展其“服务、研究、教育等活动”。为此，建议依托建设单位网站平台，利用特色数据库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展览、专题数据利用，以及教育培训等开发工作。此外，还可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平台，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在国内外实现这一优秀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播共享。
非遗传承方案篇2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长期的传承与演化，由于文化空间场域环境的变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悄然失去了得以传承的文化路径，使我国各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传承发展危机的“焦虑”，一些优秀的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和消亡的威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1]。面对休闲时代的到来，对于丰富多样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如何去传承和保护，已成为21世纪体育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国内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工作在传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的制约瓶颈，如：数字化技术问题、数据的可编撰性问题、碎片式保护问题等[2]，因此，本研究尝试运用数字化采集、存储技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像、视频档案加以保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提供新的方法和路径。
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近700项，如：春秋北方山戎秋千、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汉代的连骑击鞠壤、西域乐舞、清代冰嬉等等，但是，这些中国民族特有的体育文化项目在传承的过程中，对遗留的一些档案信息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多档案信息亦是难窥一见，也正面临着永远消失的可能[3]。早在1986年，国家文化部门就组织专门人员对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料进行整理。199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这也是较早进行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工作。2001年，国家开始组织了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整理、抢救和翻译了大量各民族民间体育、杂技、游艺等地域性体育文化，各地域也均出版编辑了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档案，如：《新疆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史》《陕西红拳十年》《学校民族传统体育》。2005年，中国武术博物馆的完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与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拓展平台。2004年国家开始了加大对民族体育文化档案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5年，国务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并对一些珍贵、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得到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环境[4]。2006年至2011年，国家完成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工作。2011年12月25日，国家“非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支撑，2015年，我国已经成立了较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5]。
2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与传承困境主要是源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演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话语的变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些原初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已渐渐褪色，这也是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档案保护工作的必要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本质原因在于失去了得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环境，因为，多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演多是集中在节日习俗、庆典活动、劳作之余、祭祀民俗中，这些文化空间环境的变异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消失的本源[6]。针对这一问题，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与保护，尝试从还原文化空间的角度，模拟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这种类似“动物园”式的保护工作，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传承效应。在这种形势之下，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利用数字技术的无破坏性、辐射强、传播范围广泛的优势，对现有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数字化保护，特别是对现代传承人的一些音像，现存的一些实物档案、文字档案加以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保护技术
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主要是借用数字化采集、存储和数字化展示技术，这些保护性工作的开展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境，如：缺乏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的技术体系，主要是针对某个项目进行数字化的简单描述、讲解，而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字化保护系统，数字化保护的一些技术措施进一步加以挖掘，以更好地推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3.1数字化技术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数字化保护技术主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字档案、实物档案、传承人档案、活动实践档案等，借助图片、视频、音频、电子书、交互展示等途径来加以存储，借助数字化共享平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播[6]。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采集、存储、维护、管理、传播、消费等，都需要开发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数据库，利用新的保护与传播介质，实现从单一的部门管理走向多部门（从国家到地方）共建共享管理，从单一的文字、图片档案遗产数字化到声像立体化。3.2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分析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数字化资源库，并且对于文字档案、实物档案、视频、音频档案等存在整理的“碎片化”状态[7]。在建设数字化资源库的过程中，设立国家数据采集管理中心、各省市数据采集中心、各县区数据采集管理中心，由此形成三级数字化资源库管理网络，并且采用集中建设的方式，地方文化部、科研单位相互联合，共同搜集和整理一切可整理的、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并将所搜集到的所有现存资源统一入库管理，国家数据采集管理中心主要负责搜集和整理国家历史档案中所载录的有关某个具体项目的文化信息，各省市、县区单位通过各省、市、县民族志的整理，深入到民族传统体育发源地，当前民族传统体育遗留，以及对传承人档案的整理，特别是剪辑整理一些有价值的音频、视频档案。Web2.0技术的发展应当说改变了以往单向传播模式难以适应网络建设的需要，这就需要采用分布式架构的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发挥多方资源开发的合力作用，由此形成由文化创意企业，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文化保护部门，以及一些研究院所、通讯、广电等单位，共同合作开发完成数据库建设，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挖掘与资源运营的协调统一，构建“整理、监管、开放”于一体的传播模式与服务模式，完成由单向共享到双向互动传播方式的转变。3.3数字化产品开发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品的开发建设包括文字、传承人音像、传承地音像、三维模型等，这些素材性档案资源的保护与传播借助传统的广播、电视等媒介渠道。这种单向被动的信息传递范式压制了社会群体的主观判断，这就需要借助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产品共建开发技术，虚拟现实和人机交互技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方位、立体呈现数字化产品[8]。具体的步骤可以采用：对现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档案借助三维扫描技术，对当前遗留的档案、不完整的实物档案进行数字化复原，可以借助虚拟引擎技术对数字化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人们可以通过点击数字化产品画面，给人更为直观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地解读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发展与演化历程。3.4数字化技术开发流程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的数字化技术开发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各项技术的融入相对比较分散，数字化技术体系的开发建设，档案数字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需要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流程，完善数字化全生命周期，具体的步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步，数据采集技术。通过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史料，以及现存档案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进行全面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其中，所涉及的数据采集技术包括文本技术数字化、音乐技术数字化、三维扫描技术、立体成像技术等。第二步，数据存储技术开发。主要是搜集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数字化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和元数据录入处理，具体的分类方式可以采用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两种方式进行分类建设资源库。第三步，数字化管理技术。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存储档案的管理是防范信息安全风险，防止数据库的非法侵入与篡改，同时，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与检索服务，包括注册权限、检索服务、分发、下载等方面的技术。第四步，数字生产技术。运用技术算计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图像处理、动画制作、三维渲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内容产品进行处理。第五步，数字化传播技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更广域范围内的传播，借助信息化空间环境，如：IPTV、无线通讯和卫星网络等渠道，突破了传统传播介质时空的局限，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即时性。第六步，终端服务技术。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数字电视、手机网络等服务终端，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档案信息以人机交互、数字化展示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档案遗产档案数字化的开发保护流程。
4结束语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正面临着永远消失的发展窘境，特别是现代以西方主流体育文化为核心的强势冲击之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早期的辉煌与光环被现代新兴体育所取代，大批民族传统体育档案破坏、遗失，很多项目我们已无法考证其原初的表演形态和艺术表演形式，这无疑成为民族文化财富的缺失，在这一形势之下，针对传统手工档案保存的缺陷，构建数字化集成展示平台，提出数字化保护的意见。在此，也希望这一探索性的研究能切实转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管理的缺陷。
非遗传承方案篇3
一、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目前，档案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参与者，在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议程，协助档案局制发文件
目前各地档案局都已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视野，积极制发文件，为实际工作指引方向、提供指南。江苏省是我国首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省份，在其草案审议后，江苏省档案局迅速下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收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档案主管部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进行全面归档，并提供利用。
2、积极配合申报部门主动开展服务，提供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鉴定工作需要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作为佐证，毫无疑问档案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提供充分的凭证。在武汉市申报《木兰传说》的过程中，档案馆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黄陂县志》及相关全宗的档案资料及图片，并辅助制作完成了30余万字的申报文本、25分钟电视专题片和300余幅照片，为申报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保障。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收集工作进行指导，确保档案的齐全完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文献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立档是必须的工作，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必须全面反映项目在保护、传承过程中的真实面貌，材料必须分类有序、字迹清晰、保存持久，对此档案部门应给予有力指导。北京市崇文区档案馆就安排专人，查看档案保管条件及文件的收集整理情况，并指导各类载体文件材料的管理。
4、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活动，征集相关档案文献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活动，全面掌握保护工作的现状，是档案馆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青岛市档案局(馆)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主动与市政协领导沟通，派人随同参与调研活动，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情况，随时收集活动中产生的各类材料，协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立档。
5、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提供展阅、编辑成册
北京市档案馆提出“北京将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库”，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举办的“华彩海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集萃”展，不但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民间文化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宣传了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了民众的认识。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建成并开通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通第一网，已着手编辑《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照片图鉴、画册以及代表作品系列丛书。
以上说明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档案馆在参与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档案部门的业务经费不充足，在民间档案征集比较困难；档案人员对非物质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研究力量薄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能准确鉴定；档案馆领导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没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很少安排专职工作人员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这些都牵制了保护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权利与职责范围，各地档案馆的保护工作多数还处于自发状态。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与机制亟待开发，进而保证档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二、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独特地位
总理在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时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没有物质形态，但有物质载体，这些物质载体包括了文字、声音、影像资料等，与档案馆馆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化可借鉴档案工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物质化保护是遗产学界公认的重要保护手段，物质化的过程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化，并为其建立档案。档案馆在收集资料、建立档案方面有非常成熟的方法、完备的工作体系，档案工作人员深知保护的本质与重要性，在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材料时，必然能够从科学全面的角度来搜寻与挖掘；另外档案工作人员长期与各种载体材料打交道，了解它们的优缺点，这样在建档过程中可以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为后人留下可看可用的珍贵遗产。
2、口述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补充
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是由传承人的口传身授得以代代相传的，传承人以其超人的才智与灵性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齐全的状况，传承人的口述档案就成了重要的来源。档案馆有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和现代化的专业技术和设备，通过采访笔录，形成文字记录、绘图制图、录音录像等材料，可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3、档案馆固有的工作领域与社会联系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方便
档案馆的工作覆盖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波及各个地区与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工作体系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构成了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独特资源，是任何别的部门无法替代；而且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专业与独到的见解。
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立离不开档案馆的直接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更是缺少不了档案部门的参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收集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在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大量介绍项目基本情况的申报材料与记录申报过程的材料，如新闻报道和各种宣传活动中形成的文件资料。这些材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与进一步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档案馆应积极主动介入，将第一手材料收集保管，并建立项目档案。为了保证档案的齐全与完整，档案馆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是通过档案局制发文件，要求相关单位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和申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的积累与整理，并规范收集范围、进馆时间等具体要求；二是各级档案馆工作人员，要有计划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接收进馆；三是发动社会力量，将民间散存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档案文献征集进馆。
2、全面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传承人档案
档案馆可以组织专门的人员队伍，如一些资深的老馆员，以丰富的阅历与独到的见解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进行地毯式搜索，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收集、记录、分类和编目。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主要遗产类别，还可以挖掘很多隐没在民间的文艺传承人，从而为他们建立起传承人档案。继2007年在黄山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后，我国各省市都相继确认了一批传承人名录。档案部门应抓住时机，录制传承人的口述资料。已有很多档案工作者开始了口述档案的记录之路，他们走街串巷，踏遍乡野，不漏地区、不漏种类地访谈老艺人，记录他们的作品与实物，既抢救了一批批濒危的技艺，也让老艺人们安了心。
3、研究馆藏档案、资料，为申遗工作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申报，需要大量的材料证明此项遗产的传统性，档案馆的丰富馆藏不可或缺。因为正是这些丰富的馆藏说明了此项遗产的历史渊源、流变与传承。因此，档案馆可以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对本地区民间文化的熟悉度，对本地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档案进行挖掘、分析、整理，将其提供给申报机构。例如安徽省安庆市档案馆的特色库藏有相当完备的黄梅戏档案，有老一辈艺术家的照片声像档案，也有黄梅戏的一些经典曲谱剧照，以及在黄梅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料。正因为有这些充分的材料佐证，安庆市才得以战胜湖北省的黄梅县(黄梅戏的发源地)成功申遗。
4、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一个文化永远没有力量来激活，自己也没有力量不断创新的话，就会走向盛极而衰的地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如此，仅仅将这些物质化的档案保存下去，只会让它失去延续的命脉，成为一堆死物；只有传承与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这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教育。档案馆可以组织专门的研究和开发队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层次加工和创作，整理出版文字记录、图片资料和视频信息，开放展厅提供展览，使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彩。同时，开放的档案也有利于民俗学者的研究，这样引入学术同行的力量，对普及关于非物质文化的理论知识，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也是不无裨益的。
5、参加民俗活动，积累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材
非遗传承方案篇4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它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非物质性或无形性、活态性或动态性、传承性或延续性等特点，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二、档案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记录历史
一般来讲，地方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记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档案资料，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着诸多完好的非物质文化信息。
很多特殊载体的档案，如剪纸、刺绣、皮影、面塑、纸扎、布贴、香包、印染等等，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由此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档案馆的文化功能日益凸现。档案馆在保存历史史料的同时，辅之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的文化信息，不仅是对馆藏的丰富与发展，而且也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进而实现对历史的全面记录。
三、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为申遗提供全面、完整的相关资料和鉴定凭证。第一，档案馆可利用馆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调出第一手材料，为项目的申报提供大量翔实有力的佐证。第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动态性、传承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在申遗中，就可能出现大量无考证的记录，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原始记录就可为申报材料提供真实性鉴定。
2、建立、保存申遗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从申报材料的填报、鉴定、审批到确定等一系列活动将产生大量的档案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保护便是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该类档案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申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详细情况，如存在地域、历史、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现状、价值、濒危程度等方面以及申报过程的详细记录，使调阅者通过档案就能大概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和申报的全过程。
3、对传承人进行立档保护。主要是对传承人的各项信息进行登记保护，比如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作品以及与作品有关的人文知识、自然知识等背景资料。这些档案的建立和保存将为未来的研究和传承提供极大的方便和依据。
4、提供全新的利用模式。档案馆通过相关设备的支持，以观看、收听的方式，让利用者有机会直接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中包含的信息；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做客档案馆，举办讲座、表演等活动；开发馆藏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档案，丰富利用者的视野，使其全面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非遗传承方案篇5
关键词：档案记忆观；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
Abstract：The memory properties become archives after inform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 new paradigm， and file memory view has become a hot discussion of the archives work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epen its theory connotation has been mi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b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ory， and under this theory attention files associated with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social functions of archives work in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protection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archives work， deals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tuation objectively， so as to put forward rational Suggestions.
Keywords：File memory view；File；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Correlation
1 档案记忆观理论溯源
社会记忆是区别于个体记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产生的。个体记忆是大脑的产物，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给予过充分的重视和科学的分析描述。由于人脑的记忆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将万事万物存储于大脑中，为此需寻求各种方法辅助人脑进行记忆，这就是所谓的“人脑记忆的延伸”。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录，从中汲取力量，树立信心，形成凝聚力。社会记忆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使社会历史代代相传，保存和传递，促使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康奈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还存在着叫做“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现象。他认为：社会记忆的提出是对传统记忆观的挑战，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它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制约性[1]。哈布瓦赫认为：“一个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长大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才形成记忆。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个人，但这种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虽然集体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2]综上，社会记忆理论范畴超越个人生理记忆拓展为社会集体记忆，研究范围由西方蔓延至东方，它从最初兴起就得到各门学科的关注，涉及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档案学、传播学等众多领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社会价值，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的课题，联结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社会记忆从主体上讲包含世界记忆，国家记忆、（单个）民族集体记忆、城市记忆、个人记忆等，同时又不仅仅是一种记忆存在，它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与主动性，对社会当时的一种反映与映证，对历史与文化的留存与保护。
档案记忆观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和“世界记忆工程”实践的推动下成为档案学界的新视点。关于档案记忆观内涵的概括目前尚未统一，但旨趣趋于一致。冯惠玲教授认为：“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第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和传承。”[3]潘连根教授认为：“基于对档案基本属性――社会记忆属性的本质性认识，把档案与社会、国家、民族、家庭的历史记忆联结起来，强调档案是一种社会记忆，档案馆是记忆的保存场所。”[4]特里・库克认为：“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应有更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档案馆要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5]尽管国内外档案学者对此内涵的认识虽尚未统一，但对其理论内涵基本达成共识：承认社会记忆存在并具有建构功能，档案本身也是一种记忆，同时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的载体和资源，探索档案背后的记忆，需要根据留存档案进行情景化分析和再造。档案馆不仅仅是记忆储存库，更是为开展研究提供依据和素材的研究所。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更加重要，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记忆的存损程度，关乎民族的未来。档案记忆观理论为当下档案工作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工作便是此理论应用的最好实证。
2 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联分析
档案早已有之，它凭借着自身的记忆属性与独特的管理方法，参与着非遗保护的整个过程。在记忆观的理论关照下，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记忆的两种主要形式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化性与记忆性尤为凸显。探析二者的关联有助于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和科学化管理，有助于档案工作今后的发展。
2.1 二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属性。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甚至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国家或民族的进步和社会开化度，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的下位概念，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由物质层面向非物质层面的拓展，是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和重要表现形式，是从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保存、流传下来的，是认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段历史、一方地域的鲜活的方式和手段。它们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反映了历代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年深月久传承下来成了传统和现代真实完整的、活态流动的见证，具有无以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6]档案是由载体和内容信息构成，具有着双元价值。其载体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体现着时代的更迭和文化的变迁，载体就是人类历史演进史及人类文明进步史，其内容信息更是传达着人类、社会、国家的知识与文化。档案保存的完备程度直接体现着国家的文明和开化程度。
2.2 二者具有共同的记忆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程式化、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是历史的活态遗存。由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种群民族、特定地域范围的人们世代沿袭所传承下来，生动地保留并表现了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生产习俗、生活风貌、伦理观念，并对当时的社会形态、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有所保存和反映；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印迹，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容。
档案是固化的历史信息，是一种记忆载体和工具，是记忆之地。档案既是社会记忆建构的资源，同时也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过程，它作为集体知识存储器的前提是物质的数据载体，作为记忆的支撑物的主要是指文字。档案馆不仅是保存过去的文献的地方，也是构建、生产过去记忆的地方。它作为社会记忆的固化，无论是作为事实的文本，还是作为材料的文本，在建构社会记忆中都起到重要的解读作用。“人类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无非是文本记录、仪式、文物等，社会记忆不能和传统的文献记录划等号，但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是重构社会记忆中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影响着社会记忆的形成予以补正和校验。”[7]
2.3 二者又可相互转化。在档案馆的馆藏中，部分的档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物化的社会记忆。如重要的口述历史档案、少数民族艺术档案等，这部分档案主要是以影音、影像、录音等技术形式存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记忆价值，是某一群体集体记忆的重要体现和稳定形态。因此，利用档案的社会建构功能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化保存即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一种活态的精神层面的记忆，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转化成为档案家族中的一员。因此，无论是档案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社会比较重要的记忆形式，二者基于文化和记忆属性而成为我国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建构功能
3.1 留存记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非物质性而不易留存与保护，更不易传承后世，“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采取拉网式普查的方式，全面掌握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保护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更好地留存社会记忆，保护民族文化，保护世界遗产。[8]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这两种档案在管理及利用上较普通的档案文献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在管理和利用上需要特殊的技术维护和专人进行保管。而对于传承人档案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地更新，档案在管理过程中也要注意及时搜集最新的传承人的动态，主动建立新的传承人的档案。
3.2 凭证参考：档案馆为非遗保护提供丰富的档案史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程中，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要丰富的资料来论证保护的必要性和其价值，体现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档案史料起到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作用。历史档案中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依据原有的历史档案资源重新塑造和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档案物化为固态信息，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加以保护和传播。在保护传统文化和守护民族记忆的当下环境中，此举更是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今天的档案馆更加重视特藏的收集。辽宁省档案馆发出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历史档案资料，如东北大秧歌、踩高跷、皮影戏等。[9]
3.3 科学管理：档案工作为非遗保护提供经验与技术支持。当前，我国非遗体系尚不尽完善，充分借鉴档案管理和保管工作的现有的基础，依据档案分类方法为非遗信息资源设置类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加强档案部门的参与力度，实行非遗信息备份归档与容灾制度，将非遗信息资源备份后统一保管于档案馆，有助于防止突发性灾害对非遗信息资源造成的损坏。必要时也可赋予档案行政部门在非遗信息资源档案式管理中的指导和监督权，便于科学合理地管理非遗信息。另外，邀请档案专家参与非遗信息资源档案式管理方法标准的研究制定及相关培训，指派档案工作人员参与非遗数据库建设和非遗建档工作等。[10]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档案工作的深刻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目的就是传承和保护社会记忆，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而保护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为新时期的档案学拓展了学科阵地，燃起了新的档案职业使命，提高了社会对档案的认知，更赢得了社会对档案工作的认可和尊重。
4.1 丰富了档案种类，开拓档案研究新的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客观上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立，极大地丰富了档案的种类，无论从载体类型上，亦或是从档案内容方面均可窥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形变为非遗档案的物质固化形态，通过拍照、录音、录像、文字等建立口述档案、声像档案、文献档案等留存文化和记忆。面对非遗档案这一新的管理对象，档案工作者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这给新时期的档案工作实践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也为档案理论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使得档案学研究走向深入，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可以说开启了档案学研究新的思维。
4.2 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提升档案部门社会参与能力及认可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规定，部级联席会议以文化部为牵头单位，由文化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组成。”[11]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积极参与，与其他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积极加强与各单位的联系和沟通，主动宣传档案工作，挖掘档案工作新的发展空间和社会价值，通过专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提升了档案部门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能力和社会认可度。
4.3 举办各种展演，促进公众档案意识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重要的形式――举办展览，通过对民族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展演进行宣传，让更多的社会民众了解民族文化，了解民族特色和传统习俗。从而达到了解、热爱、保护民族文化和社会记忆的作用。在非遗保护实践工作中，利用档案帮助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各种节庆日适时地举办展览，丰富了百姓生活，同时达到宣传和教育社会公众的目的，使公众认识、接触并熟悉了档案这一事物，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档案的认知，提高了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
总之，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档案记忆观理论的逐渐成熟，并在其理论关照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二者更是有着相同的文化、记忆属性而被联系在一起，共同肩负着民族记忆的传承和国家永续发展的重任。档案记忆观理论所诠释的档案具有社会建构功能，用建立档案的方式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较好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前景，能够更好地管理和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社会记忆，也有助于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弘扬、长存。
非遗传承方案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口述档案档案收集
口述n案的概念源自口述史学，是基于档案工作的需要，利用口述史学方法采集信息的结果。口述史学最初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美国20世纪中叶兴起，并很快由于其关注弱势群体、再现底层声音的独特视角，引起了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档案学领域。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中首次提出了“口述档案”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因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2003年，联合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把“建档”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主要措施之一。由于非遗通常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的，非遗建档的工作对象即非遗档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对相关主体实施有计划地采访而产生。也就是说，非遗档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内容最为精华的部分，属于口述档案，即非遗口述档案。基于此，本文拟从档案部门的视角出发，以非遗口述档案工作的起点环节――收集工作为关注对象，在分析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目标、方式与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相关的发展策略。
一、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目标
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简单来讲，就是将非遗口述档案接收入馆的过程。由于所有的非遗档案工作都是为非遗保护，即满足非遗记忆保存、非遗文化传承传播需要来服务的。作为非遗口述档案工作的起点环节，基于非遗保护以及推动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来说，收集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将符合档案工作需要的非遗口述档案尽可能地接收入馆。因此，这个工作目标也就要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工作目标中质的要求
质，即指接受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必须符合档案工作的需要。按照国务院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对非遗建档工作的指导意见，非遗档案应该是“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因此，从质的方面来说，接收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应该是“对保护对象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
（二）工作目标中量的要求
量，即指接收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应尽可能地覆盖所有非遗项目。根据我国规划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工作体系”，以及“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工作原则，非遗口述档案收集量方面的要求，对具体的档案部门而言，应指接收进馆的非遗口述档案要尽可能地覆盖其所辖区域的所有非遗项目。
二、非遗口述档案的收集方式
由于非遗口述档案不是相关组织及个人在从事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因此基于非遗口述档案的特殊性，档案部门在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时一般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方式。就是档案部门通过组织实施采访计划，并将采访结果作为非遗口述档案纳入馆藏。二是间接方式。就是档案部门将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采访计划所获结果的原件或复制件，作为非遗口述档案征集入馆。比较这两种收集方式，前者的优势在于档案部门更容易对采访结果即非遗口述档案的质量进行控制，后者的优势则在于能够大量节省实施成本。
三、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国家档案工作向公共事业转型的逐步推进，我国档案部门在非遗口述档案收集相关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2010年，国家档案局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达成合作意向，开始试点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截至目前，国家档案局已先后在云南、广西和新疆三个地区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联合举办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2011年，《浙江档案》杂志社编撰出版了《伟人：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集萃》。但是总体来看，现有的实践情况与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目标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档案部门在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开展中还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通常不受重视
一方面，外界环境对档案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缺乏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档案部门内部对开展相关工作缺乏足够的投入，并且这两个方面很多时候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前者具体表现为：（1）迄今为止，档案部门一直被“排斥”在多部门协同合作的非遗保护联席工作机制之外，在官方颁布的有关非遗保护工作的正式文件中也从未提及“档案部门”。[1]（2）公众对档案部门“重官轻民”形象的传统认知未得到根本改变，而这种形象与代表草根文化的非遗有着天然的“隔阂”。[2]后者则具体表现为虽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档案部门开始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但是总体来看，其相关工作的开展热情并不高，很多档案部门并没有将做好非遗口述档案工作纳入其应当承担的职责范围。而没有被纳入职责范围，往往也就意味档案部门内部不会安排专门的机构、人员和预算资金来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
（二）非遗项目对口述记录具有巨大且刻不容缓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拥有数量惊人的非遗宝藏。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达87万项之巨；另一方面，我国的非遗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农耕时代甚至是原始氏族时代，目前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在无可挽回地成为即将消失的历史。[3]而这些活态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的非遗项目，其在世的传承人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大多年事已高。因此，若不立即对他们实施访谈并形成非遗口述档案，很多珍贵文化遗产便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彻底失传。
（三）非遗口述记录的可靠性容易遭受质疑
“口述档案”概念自提出之日起，有关“口述记录是否属于档案”“口述档案概念是否成立”的争论就没有完全停止过，反对者其中重要的一项理由就是“口述记录信息的可靠性太低”。[4]而这个“可靠性太低”的结论又通常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一是对记录对象的质疑，即口述记录的对象是被访对象存于脑海中的记忆，这个记忆本身可能包含错误信息。二是对记录过程的质疑，即口述记录信息因记录过程中的问题，如访谈对象的选择不恰当，访谈提纲的设计不合理，访谈者的提问方式与语言选择不合适，被访对象存在心理戒备，访谈结果没有被如实记录等而与记录对象之间存在偏差。鉴于此，作为口述记录子概念的非遗口述档案，同样面临着可靠性容易遭受质疑的挑战。
（四）现有人才队伍远不能满足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需要
无论是采取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或是两者相结合，档案部门现有的人才队伍都远不能满足开展非遗口述档案的需要。这种人才队伍的匮乏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数量上，二是知识结构上。绝对数量上的匮乏，主要是相对于前文所提到的我国非遗项目基数庞大且对口述记录需求紧迫而言的；知识结构上的匮乏，则是因为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开展，既需要优良的档案学专业素养，还需要对相关非遗项目有深刻的理解，以及同时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数字媒体技术等学科的知识与能力。[5]间接方式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对档案部门在访谈实施过程中的人力需求压力，但是它仍要求档案部门在具备上述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对非遗口述档案征集控制实施有效的规划和质量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间接方式的采用前提是档案部门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访谈，且访谈结果符合非遗口述档案质量要求。虽然目前有很多研究机构或学者，尤其戏曲、音乐、电影、舞蹈、美术、口传文学等艺术领域的研究机构或学者，抑或社会团体，自发开展了直接方式的非z口述档案收集工作，但是由于访谈操作规范不统一，以及系统研究不深入等原因，其访谈结果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6]
四、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发展策略
同很多复杂的现象一样，档案部门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所面临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挑战既是各自独立的，又同时存在一定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加强的关系。基于前文对挑战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面推进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
（一）就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达成共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因此推进非遗口述档案需要首先从思想建设开始，要通过思想建设，让内部工作人员对档案部门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意义和紧迫性等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有关非遗口述档案工作收集的意义和紧迫性，前文已有相关谈论，在此不再赘述。
（二）运用现代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创新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方式
合作治理是公共管理领域发展的前沿理论，将其具体运用到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中，就是要通过创新性地构建“以档案部门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治理网络”的方式，来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在这个合作治理网络中，包括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组织者、出资者、实施者三种工作角色，其中组织者负责制定工作规划并对工作结果负责，出资者负责提供资金支持，实施者负责开展田野访谈。“以档案部门为核心”的含义就是档案部门要坚持承担组织者的角色。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治理网络”的含义是，除了组织者以外，其他两个角色都尽量引入外部力量来承当，并由此形成多种合作模式并存的局面。
按照档案部门承担工作角色情况的不同，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三种角色都由档案部门承担，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直接方式。二是档案部门作为组织者和出资者，外部力量作为实施者。三是档案部门作为组织者和实施者，外部力量作为出资者。四是档案部门仅作为组织者，出资者与实施者都是外部主体。第四种方式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间接方式，但是它的含义更广。在间接方式中，档案部门的介入都是在口述记录采集完成之后。如表1所示。根据前文的分析，运用合作治理理念创新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方式，也是对档案部门“现有人才队伍远不能满足开展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需要”这一挑战的有效回应手段。
（三）按照项目运作与合作治理理念下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机制与人才队伍建设
配套的工作机制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做好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关键。在工作机制建设方面，一方面，要根据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特点，建立项目运作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以项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7]另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资源引入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激励与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将非遗口述记录采集实务纳入档案科技立项的范围。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对内要着重引进或培养综合素质高、沟通协调能力强、善于项目管理的专业工作人员；对外要重点与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专业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热心非遗的企业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8]除激励他们积极承担出资者与实施者的角色外，还要充分发挥外部专业力量在档案部门作为组织者时进行非遗档案收集工作规划、收集结果质量控制时的智力支持作用。
（四）以抢救性、科学性与人文关怀为工作原则指导实际工作开展，强化档案部门公共文化组织形象
所谓抢救性原则，就是要立即着手开展相关基础调研工作，了解行政区域内非遗项目的生存状况、建档情况，并根据调研结果确定工作对象的先后顺序以及收集方式。而科学性则体现在要以社会科学研究田野调查数据采集的方法作为参考，制定一套科学的项目流程与操作规范用于指导非遗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开展。最后，非遗口述档案是对与非遗传承相关主体的访谈结果，其工作对象是人，其工作内容是文化的探寻，因此，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必须将人文关怀贯穿其中，强化档案部门的公共文化组织形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层面的私人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BTQ046）、北京市教委2015年度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北京市档案部门介入社会记忆建构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CIT&TCD201504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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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方案篇7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基本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是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为基本视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为主线，在相关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总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既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档案关系，也是一种派生的社会文化关系。
从宏观上讲，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前提，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无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档案工作；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归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真实记录和历史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变传承的状况。二是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从属于社会档案事业全局，必须遵循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体现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技术与思路等，不仅能现实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真正得到活态存续，更将深层次地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目标的实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日益推进，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
二、亟待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几对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应有的紧密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是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中有将档案工作边缘化的倾向，档案工作缺乏走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心的正常机制；另一方面是档案工作系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档案事业全局，档案行政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维护国家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1、要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虽然属于非法定意义上的弹性协调机制，但整体上是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管理原则相适应的。其不足之处在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牵头下的联席会议制度并非决策平台，不能有效地改变事实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存在的条块分割格局，相关部门的积极性难以切实调动、工作职责难以具体落实。科学的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察机制等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协调机制占主导地位、相关机制建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就要打破部门壁垒，广泛吸纳更多的相关部门(包括档案部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使其在协调机制的整体框架之内较好地发挥其专业优势和职能作用。
2、要促进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内的相关档案工作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自在状态，单纯服务于遗产项目申报的成分居多，主动为遗产和遗产保护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和数据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普遍存在“欲有所为而不知何为”的心理状态，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动因更多的在于责任感的驱使。因此，我们认为在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机制、搭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平台之后，各级档案行政部门就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相应的行政执法和业务指导机制，促使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支持其档案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转化为档案人的自觉意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的关系
对遴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管理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对项目、项目关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成果。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及其代码编制，直接目的在于“统一和规范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对普查对象进行规范化记录与收集，并使普查中所获资料(文字、图片、音像等)和实物得到标准化和序列化的登记、存档、保管”。仔细分析该分类表后不难发现，遗产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遗产项目的计算机管理和信息检索需要，即项目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但无法满足遗产项目档案和档案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更何况该分类法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疏漏，特别是对文化空间的忽视。《中国档案分类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档案信息分类，适应的是档案分类检索和分类检索体系建设的需要，虽然在基本类目下各级类目设置赋有较大包容性，但档案“层累制”的编码原则与遗产项目“全数字标识代码”原则之间的突出矛盾，使其无法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检索需要。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积累，建立起既适应遗产分类检索又适应遗产档案信息检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方法就越显重要。建议有三：
一是以《中国档案分类法》为基础，在“文化”类目(ga)之下单列“文化遗产”基本类目，再于其下细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次级类目，以适应遗产档案信息的相对集中。
二是建立全宗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实体分类法，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相对独立的分类整理和排架，科学组织馆藏。这样既可以较好地保留遗产分类信息的完整准确(具体体现于案卷编目环节)，又可以集中体现档案信息分布和馆藏结构状况。
三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克服遗产项目分类和遗产档案分类的矛盾，都应该坚持上述“信息集中”和“馆藏独立”原则。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实存在的活性文化现象，并非以单个项目形式孤立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往往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是共生互动的。这也是笔者不赞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整为零、穿插编排进入现有档案分类体系、馆藏和数据库的重要原因。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是针对遗产名录而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项目本身活态承续历程与现状的档案集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二者具有紧密关系。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最可宝贵的载体，传承人的存在与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关键在于落实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的关系
非遗传承方案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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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The minor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ethnic minorities，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research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our country'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cept and the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specific case. Based on this，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summarizes and briefly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