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性质范文

逻辑学的性质篇1

【关键词】异质性劳动；向量分析；经济学研究

每个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方面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劳动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最佳分配和使用劳动力的研究。对劳动异质性的研究也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管理活动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要。因此对异质性、异质性劳动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内部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概念的界定

一般来讲劳动力主要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有效的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能力，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本质上两者的概念是有着相似性的，但是在量的规定性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年龄在16-60周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清华大学张德教授对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作出了准确描述，其中把瘸残人员以外的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也纳入到人力资源的数量范围内。所以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与管理学中的人力资源有着共同的本质，两者概念的区别只是在外延的涵盖上。可以说劳动经济学中潜在劳动力人口的外延已非常接近人力资源所涵盖的数量范围。

二、数学逻辑对人力资源进行研究的方式——向量分析法

工作意愿的向量分析图

Wc为工作实际能够提供的行为报酬向量；Wp为意愿的行为报酬向量；为工作意愿夹角，为工作意愿系数，对于的任意取值，都有=Cos；Wp1为与Wc重合时（=0）的意愿报酬向量，工作意愿系数1=cos0=1；Wp2为与Wc的方向正好相反（=）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2=Cos=-1；Wp3为与Wc正交（=/2）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3= Cos/2=0。

1.能力向量、报酬向量和行为向量。行为人的知识、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行为的特定后果有着多面性，因此可以用向量来进行表示，在运用向量的过程中，这些行为特征变量就构成了一个行为向量空间。非常著名的就是某公司将员工的行为能力分解为三个基本变量：考察雇员对信息、人和物做些什么，然后对每一个变量进行定量的评价。这时员工行为能力可以在三维的向量空间中运用行为能力向量表示出来。依据提供的行为周期模型，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获取满足特定需要的资源为目的，一个完整的行为向量还应包括反映行为后果的变量。

2.造成的匹配损失 。在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中，需求和供给是两个基本的经济变量。可以说有效的需求量或供给量必须用“愿意而且能够”加以界定。就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即——个人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之所以愿意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愿意从事特定的职业是因为这种特定商品或职业能够满足行为人特定组合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讲，消费和劳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能够产生满足人的需要的各种资源。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行为报酬。当消费或劳动所带来的行为报酬的特定组合与人们预期的报酬组合不一致时，这种愿意的程度就会减少。除此之外，任何特定消费或劳动行为都一定存在一个最恰当的特定能力组合与之相适应，当人们实际的能力结构与这一最恰当的能力结构不一样的时候，人们的完全能力就只能有一部分称作能力结构系数，用到消费或劳动活动中去。

基于以上的两种情形，在实际生活中某种特定的消费或劳动行为所能够提供的报酬向量与人们期望的报酬向量是一样的，当所要求的能力向量与人们实际的能力向量不一样时，就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也降低了意愿和可能程度，最终降低了有效的需求和供给，这种情况下，结构上不匹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称作匹配损失。在实际情况中，是需要人们从事行为，真正的行为能力都不可避免地由“愿意而且可能”来决定。因而，匹配损失存在于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中，它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1]茅于轼.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序言[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逻辑学的性质篇2

关键词:法律逻辑；应用逻辑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9-01

一、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的逻辑界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其理论基础就是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原理。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原理在法的理论、法的规范和法的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是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在法律规范或法律活动中的应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一门学科, 法律逻辑是应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 而作为一门逻辑学的分支学科, 它的研究又应是与一般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相关联的。法律思维就是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运用的思维, 法律思维的形式, 则是指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

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把概念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 法律逻辑也要研究概念, 法律逻辑中研究的是法律概念, 即立法、司法与守法思维中的概念。一般地说, 法律概念与普通概念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 以大量的法律概念为素材, 以普通逻辑的一般概念理论为工具研究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同一性及差异性, 揭示法律概念的特殊逻辑性质与作用, 从而为法律概念的制定、规范、解释提供一般的逻辑原则, 这是法律逻辑中关于法律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法律命题也是法律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 以一般逻辑中的命题理论为墓础研究法律命题的特殊的逻辑性质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特殊作用,给予法律命题以科学的分类, 这应该是法律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 法律工作是由立法、司法两大环节组成。一个立法过程就是对构成法律的每一个概念、命题进行严密分析的过程。关于法律概念与命题的研究,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用于立法中的思维。至于司法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实施, 而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围绕诉讼活动的司法侦查与司法审判工作, 它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命题的逻辑推导以及寻找因果的各种逻辑方法。因此,与司法思维相对应的法律逻辑还要研究法律推理及各种法律实践中的逻辑方法。法律推理则是从已有的法律命题或法律知识推出新的法律命题的过程。一般地说, 法律推理与一般逻辑的推理是有区别的。一般推理理论以演绎推理为主, 特别强调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性推理, 比较轻视“ 可能性的” 、或然的推理而法律逻辑既重视必然性推理, 也重视“可能性的”、或然的推理。比如, 法律推理中的回溯推理是很有用的、法律逻辑很重视的推理, 但这一推理的形成在一般逻辑理论中是予以排斥的。

二、关于法律逻辑的性质

法律逻辑是属于逻辑学还是法律科学，是应用逻辑还是法律中的逻辑的应用？一方面,作为一门介于法律与逻辑之间的边缘学科, 法律逻辑既有法律的内容亦有逻辑学内容, 它是一门法律与逻辑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思维形式与法律思维的逻辑方法, 因此, 它的重点是逻辑而非法律, 所以, 它实质是一门应用逻辑新学科―将逻辑原理应用于法律领域而形成的学科。那么，作为法律逻辑的应用工具与基础的“纯逻辑”是普通逻辑还是现代数理逻辑或者辩证逻辑呢？普通逻辑、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均可以运用于法律领域。因此, 在目前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允许将辩证逻辑普通逻辑、数理逻辑等运用于法律的各种尝试。当然, 由于逻辑学的发展趋势是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 由于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定量化与形式化。因此, 我们关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用现代逻辑为工具来研究法律中的逻辑问题, 形成关于法律逻辑的逻辑演算系统。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应用逻辑，它的研究应该是有层次的, 这个层次是由“应用逻辑”与“逻辑的应用”的区别而决定的“逻辑的应用”强调的是“应用”，而“应用逻辑”的主体是“逻辑”，因此，只要是将逻辑原理不管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应用于某一学科，便可谓之“ 逻辑的应用”但应用逻辑则不同，除了要求将逻辑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还要求这种应用是系统的、具有逻辑科学性质。所以，“逻辑的应用”是“应用逻辑”的初级阶段，“应用逻辑”则是“逻辑的应用”的最终目标。从这一区分出发，法律逻辑的研究也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前者是低层次的只要是将逻辑知识应用于法律，均可谓之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后者则是高层次的在低层次应用的基础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形成系统的严格的“关于法律的逻辑”。

参考文献：

逻辑学的性质篇3

论文摘要：逻辑学是我国高校文科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课，它对于训练学生的思维、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要提高逻辑学教学质量，需要教师更新教育观念，突破传统授课方式的束缚，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强调实用性，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

逻辑学主要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以及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作为一门关于思维的学问，它在训练人们的思维、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逻辑学教学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教育学家罗伯特·赫钦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年轻人在今后一生中能自己教育自己。因此，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不再只是给学生传授知识，而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智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钱伟长教授在谈到21世纪人才时的话语令人深醒：“不是学好一门课就能像这门课所教的那样工作就是了。因为这门课的知识隔几年或几十年就可能没用。如果我们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学生通过这门课所学到的逻辑思维能力永远有用。”[1]爱因斯坦也主张：“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是把专业知识，始终放在首位。”[2] 逻辑学是一门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科学。它的基本功能是训练人们的思维。我们知道，人们不是学了逻辑学后才能思考的，所以，逻辑学的作用不在于教人们思维，而是在于训练人们的思维。如列宁所言：“逻辑学的有用与否，取决于它对学习的人能给予多少训练以达到别的目的。学习的人通过逻辑学所获得的教养，在于训练思维。”[3] 通过逻辑教学，学生不但可以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还可以自觉运用这些知识来正确表述、论证思想、揭露与驳斥谬误和诡辩、分析和解决问题。再者，通过逻辑思维训练，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维素质和抽象思维能力。逻辑学在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探求新知识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工具。逻辑学作为一门思维科学，它具有多方面的教育功能，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逻辑学具有思维教育功能，在提高学生的思维素质与思维能力方面，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优势。尤其是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它的作用十分显着，它有助于大学生认识和把握思维规律，提高思维效率，培养正确的思维习惯。

逻辑学具有品德教育功能，学习逻辑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耐心细致、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品质。学习逻辑学能促使学生自觉遵守和运用逻辑规则的意识的形成，使他们的言行更具规范性。

逻辑学具有人文教育功能，逻辑与语言密不可分，因此学习逻辑学也是间接地学习、应用和研究语言，使人们的思想更加严密，语言更有逻辑性。另外，逻辑学与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紧密结合，形成了各种应用逻辑学，因此，学习逻辑学，也有助于学习相应的人文科学。

二、传统逻辑学教学的观念、内容、方法与素质教育要求不相适应

素质教育是“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而逻辑学是培养和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基础性学科。随着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发展的整体化，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显得重要。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我国高校教育已由以往的培养“精英”的应试教育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转变。近年来，逻辑教学的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实际状况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相适应。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惟一传授者和教育的惟一组织者，应是学习资源的组织者、网上学习的指导者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者。但是，我国高校目前的教学基本上是在传统教育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仍然是知识的惟一传授者和教学的惟一组织者，学生只不过是接受知识的容器。[4]

三、逻辑学教学观念、内容和方法的思考

（一）更新教育观念

目前中国高校教育的定位是素质教育、大众化教育。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将不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和组织教学，学生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师注意创造师生交往的机会，创设学生创新的情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让每堂课都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自由度和充分发挥学生的自由创造个性。

（二）突破传统授课方式的束缚，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多数学生反映，他们学习逻辑学主要面临两大困难：一是逻辑学内容比较抽象，常常运用符号、公式，十分枯燥乏味，又难于理解与记忆，给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对学习逻辑学缺乏兴趣，产生了畏难情绪；二是学生运用逻辑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较弱，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在教师的引导下，他们跟随教师的思路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一旦离开了教师的引导，让他们独立解决问题时，他们就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由哪里切入。

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教学效果，必须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把逻辑理论与知识转化为能力，内化为素质。

逻辑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科，概念多，规则多，公式多，符号也多，学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逻辑学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联系比较密切，根据这些特点，逻辑教师应注意逻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用生动的实例去进行教学，而不应单纯地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从符号到符号进行推演。如果这样，就会使逻辑教学拘泥于符号化、形式化，从而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厌恶逻辑学，更不用说激发学生学习逻辑的兴趣、培训学生的逻辑技巧和运用逻辑知识来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鉴于此，逻辑教师可以根据每部分逻辑知识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课堂辩论、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强化记忆、讨论启发、专题讲座等。这样，教学既有趣味性和生动性，又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教学效果。

（1）运用设置疑问的方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如果在教师的启发下，由他自己去求得答案，自己概括出定义、定理和法则，他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就高。他克服的困难越多、越大，他的学习越加积极，兴趣也会越大。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尝试，启发他们积极思考，多方面地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大量的事例和文案进行分析，教师选择相关的资料，提出问题，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不塞给学生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学生主动尝试，动脑思考，给学生创造发挥见解的机会，使其达到对有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运用设置疑问的方法，要求教师首先要提供问题或提供含有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或问题的选择要有典型性；其次，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最后，教师要做好问题总结，讲透理论知识，使学生明确问题所包含的理论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2）采用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3）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故辩论对于学好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辩论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学习其他学科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4）注重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更易实现教学目标

在逻辑学教学中，要实现教学目标，还要积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由于在教学中经常会用到一些逻辑故事、教学案例和一些符号、公式等，所以，可以把它们制成课件，实现教学过程的形象化、智能化。这样的教学既有趣味性和生动性，又有启发性。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逻辑学的课堂教学，既能提高备课、讲课的速度和效率，使教师有更多时间讲解每堂课的重点、难点，也便于学生能下载或复印讲义，节省课堂上做笔记的时间，从而更专心于听讲和思考，实现教学目标

（5）逻辑学教学内容必须强调实用性，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5]

逻辑学教学要体现理论教学的实用性，要沿着现代逻辑的发展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贴近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贴近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实际，将理论内容最大限度地渗透到教学实践中。教学中既要坚持传统逻辑的理论框架，又要适当吸收现代逻辑的科研成果。教学体系上，概念、判断、推理、逻辑论证、思维规律的理论框架要保持，但对相对抽象的不太结合工作实际的现代逻辑演算则需做一定的取舍。这样，学生学习起来不会感到太吃力。

逻辑学的基本特点是内容高度抽象，绝大多数学生学习逻辑学时的最大感受就是枯燥乏味，对它缺乏兴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学时要力求把逻辑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使逻辑教学趣味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系统讲授逻辑学原理的同时，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逻辑故事、逻辑典故，努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生动化、具体化。

如果不注意用生动的实例去教学，而是单纯地从符号到符号、从公式到公式地进行推导，只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坚持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就需要教师做好备课工作。教师要在课前精心挑选适合的逻辑故事，逻辑故事要与所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不能为追求趣味性而忽视了知识性。在每一节课前，教师都要针对该章节内容和学生的心理倾向认真分析，对所教内容如何切入，怎样激发学生兴趣，需要补充哪些内容，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教学等，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丰富多彩，游刃有余。[6]

参考文献：

[1]秦玉彬．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困境探微.dffy.com，2004-2-26 20:45:34

[2]王洪．法律逻辑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3]王明辉主编．何谓逻辑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4]訾其伦．我国高校文科专业的逻辑教学情况探析.职业圈.2007 （11）电子杂志.

[5]杜继艳．谈逻辑学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教育探索．2007（8）．

逻辑学的性质篇4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编写；现代化；实用化；简约化；个性化

逻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在两三千年前就已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现在发展成为一门多层次、多分支的逻辑科学体系。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中，把逻辑学与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问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同列为相对于技术科学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逻辑学被列为第二位。形式逻辑是逻辑学的基础，它以研究人们的思维活动为目的，是人们正确思维、论证和表述思想的重要工具。它作为基础课之一，在汉语言文学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等教师教育专业开设。笔者通过长期对所教学班级学生调查发现，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繁琐、枯燥、乏味、无用”，由此也导致厌学情绪的产生。有关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表明该现象具有普遍性。学生对于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工具性学科形成“无用”认识并产生“厌学”现象，对于教学的正常开展及质量的提高极为不利。究其原因，主要有教材、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及考试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仅从如何加强教材建设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积极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实现教材的现代化

形式逻辑教材编写要紧跟时展步伐，积极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大力推进现代化，展现“新”的特，这是逻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亦不例外。

一方面，要积极引进现代逻辑的成果。现代化是逻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逻辑学界探讨较多且已逐步形成共识的问题，近些年出版的形式逻辑教材或多或少引进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趋向。但在引进现代数理逻辑内容时，要十分注意适度、恰当和融合。特别是对于文科专业学生而言，由于其长期养成的思维倾向，对于过多的现代逻辑符号及公式，会出现“排异”反映，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不利于教学。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要及时收集“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认真分析，审慎筛选提炼，充实进教材，吐故纳新，使教材充满生机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对于逻辑，可以分为“讲坛逻辑”、“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所谓“讲坛逻辑”也即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的逻辑，所谓“论坛逻辑”就是人们在各类媒体发表的关于逻辑的理论研究成果，所谓“实践逻辑”就是人们在工作、生活及学习等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逻辑成果。目前，存在着“讲坛逻辑”与“论坛逻辑”、“实践逻辑”脱节的现实，使得许多很有见地的“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成果不能及时充实进教材，被“讲坛逻辑”所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把“论坛逻辑”和“实践逻辑”中的内容引入“讲坛逻辑”，这本来就是逻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编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恰当处理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实现教材的实用化

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其实用性是无庸置疑的，但由于其本身又属于理论逻辑，这就需要在教材编写中要辩证地处理理论与应用的关系。由于对该关系处理不当，现行教材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重视原理的阐述，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论，使理论成为“空中楼阁”，缺乏对实践的指导，失去其价值。二是在强调应用性、实践性、操作性时，又忽视了理论，使实践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导致实践的盲目性的偏向。目前，在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中，前一种偏向更为明显。

教师教育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既要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阐述，更要坚持“以实为本”的原则，联系实际、体现实用、突出实践、注重实效。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在其学习动机上也就带有这种职业取向，对于所学知识对将来的教育教学工作有什么作用和帮助比较看重。如果学生注意到所学内容与未来的工作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时，就会产生较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并形成坚强的学习意志，为完成学习任务创设积极良好的心理基础。教材编写要充分重视学生的这一学习动机，在教材中适当安排逻辑知识在中小学教学科研中应用的有关内容，并精选设计相关实例充实到理论讲解及课后练习中，注重逻辑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逻辑知识的实际运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学以致用”的能力，体现逻辑学的工具眭和在实践中的直接效用性。

三、充分体现形式逻辑的基础课特性，实现教材的简约化

目前，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在内容安排上仍存在着“偏、难、繁、旧”及过分追求系统性和学术性等现象，脱离了学生的实际，不符合教育学中关于“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理，会引起学生的畏难情绪。作为基础课开设的逻辑学，其“根本任务不在于培养一批批逻辑学的专门人才，而是在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大学生素质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通过逻辑课的教学，使学生在把握逻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经受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学会应用他们所学的逻辑知识和原理去解决日常思维和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各种思维实际问题，从而为他们学习、领会和运用其他各门科学知识提供有效的逻辑思维的工具和方法。”回作为教师教育专业开设的形式逻辑，还应该在帮助学生掌握逻辑思维基本工具和方法的同时，为他们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后进一步去影响和培养其所教学生的逻辑思维水平和素质打下基础。

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编写应遵循“简练”这一基本原则，不能盲目追求专业课教材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而要强干削枝，做到“精简”。“精”也即“精髓”，要求教材选取理论要适度，要少而精，突出重点，将最必要的理论知识讲清讲透。“简”也即“删繁就简”，对于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来说并不十分必要的以及“偏、难、繁、旧”的内容作适当的“删、减、并、压”。

因为“逻辑教材体系都是教学体系，而非严密的学科体系，因此，其内容应当丰富而新颖，体系可以不必那么严密。同时，教材编写必须注意，不必把什么内容都‘讲深讲透’，而应当留给教师在课堂发挥的余地，留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使教材具有启发性。”翻“面对着兴趣不一、水平不一、接受能力不一的学生，不能把问题搞得很专、很学术，要使大多数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或技巧。”同因此，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应该尽量“删、减、并、压”那些并不十分必要且用处不大的繁琐枯燥的公式推导及论证过程等方面的内容，安排最必要和适用的内容，而不必过分拘泥于教材的学术性及系统性。对于有些内容则可只保留其最终结论让学生记住并予以运用，不必过细地推究其成因及来源，不妨让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三段论各格的特殊规则”、“命题变形推理中连续换质位和换位质的推理”、“三段论的公理”、“复合三段论”等就可以删减。

四、遵循教师教育专业特点，实现教材的个性化

一本好的教材，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即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体，然后才能根据该群体的特点和需要，确定教材的方向、目标、内容、范围、体系结构及表达方式。“对象不同，教学内容就应不同，专科与本科、重点院校本科与非重点院校本科、师范类院校与政法院校、医学院校等，逻辑的教学内容都应不同”。围就是基于不同的专业其内容也应该有所不同，如中文、政治等专业的逻辑教学内容应侧重论证、分析、日常推理能力的培养，而理科专业则可侧重演算能力的培养。不可否认，近年来，形式逻辑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大批优秀的教材被编写使用。但同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却也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类型学校、不同专业和不同的层次学生对逻辑知识的不同需要”昀，存在着“教材编写多少年一贯制，并未跳出既有的框架，只是在既有教材框架下增添删减”的现象，也即没有认真关注教材的特殊定位，造成各种教材大同小异、定位不准、缺乏个性。教师教育专业教材，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前述弊病，或与通用教材没有太大区别，或没有体现不同的层次和专业。

教师教育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要紧紧围绕其阅读与使用对象是未来的教师这一客观实际，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实需求出发来确定体系、组织内容，在坚持共性的前提下突现个陛。

一是在教材中增加与基础教育相关的内容。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要从事教师职业，担负着教育中、小学生的任务，所以，仅仅是自己掌握逻辑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并贯穿融合逻辑知识，潜移默化地提高中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在教材编写中要尽量把理论与学生的具体专业横向联系起来，吸纳一些中小学相关教材中的内容作为例证和练习题，在每章节适当增补一些逻辑知识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运用方面的知识，帮助学员开展思维的“正向迁移”。例如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议论文写作教学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部分，要求议论文写作要“论点明确，论据比较充分，能运用常见的论证方法，有一定的逻辑眭和说服力”，在逻辑“论证”部分的教材编写时，可以列举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议论文范文来进行分析。

逻辑学的性质篇5

论文摘要：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康德对这一关系的表述有一个由表面到本质的过程。康德真正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真正地解决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但康德根据需要的不同在具体表达二者关系时是有侧重点的。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康德的理解是全面的完整的系统。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康德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多处的表述和分析。很多康德的研究者历来对这些表述和分析有着高度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康德的先验逻辑与认识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温纯如先生认为，“先验逻辑并不是像传统逻辑那样要知道知性是怎样思维、活动的，而是要知道在思维中知性应该怎样思维、活动的。”齐良骥先生也说“先验逻辑就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普遍的纯思想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以探讨思想的普遍推论方式，而以探讨所认识的对象的纯的普遍的规定性为目的。”一些学者同时还注意到了形式逻辑对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深刻影响。杨祖陶、邓晓芒两先生甚至因此认为，康德“还未完全冲破形式逻辑的束缚”。“基本上还是立于形式逻辑的‘知性’水平之上的”。而周礼全先生则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只是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或扩展”。这些学者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和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来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问题上，康德因为论述的角度的多样和上下文表达需要的不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表面上来看不仅显得零散、分散，不易理解，甚至有时显得前后不统一。但纵观全书，我们认为康德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深刻的，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有逻辑层次的整体把握。

可以说，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康德是在达到了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开始创建他的批判理论的。所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康德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康德哲学，甚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说，先验逻辑作为康德认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整个康德批判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意义不仅超出了逻辑学，而且超越了认识论，成为康德清算旧形而上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键环节。他说：“先验一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念，对于这门科学。纯粹理性批判应当依据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以构成这一建筑物的全部构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的完全保证。来拟定出完整的计划”。慷德的建筑术就是他的先验逻辑。

在康德开始创建先验逻辑时，形式逻辑作为公认的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工具已经存在二千多年了。因此对形式逻辑怎样理解?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怎样?这是康德无法回避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纵观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概括地说康德认为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形式逻辑“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形成式逻辑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是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是分离的。其主要的原因是形式逻辑不考察知识的内容。“普遍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作者)抽掉一切知识内容。即抽掉了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只考察知识相互关系的逻辑形式，即一般思维形式”。而先验逻辑不是这样，康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能没有内容的，一切真实的思维都是关于对象的思维。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才具有认识或知识的意义。所以先验逻辑尽管不和对象直接发生关系，但它不抽去知识的一切内容，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内容，但却留下了先天的内容，也就是说先验逻辑不抽去知识和对象的一切关系，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关系，留下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必然的先天的关系，并由此出发去考察纯思维(纯知识)与对象先天一致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作用范围是不同的。先验逻辑“只在和知性及理性的规律仅与对象先天地相关的范围内研究这些规律，而不是像普遍逻辑那样，与经验性的和纯粹的理性知识都毫无区别的发生关系”。

这一点区别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点是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决定性的区别。康德把逻辑与认识活动结合起来了。或者说使逻辑由传统的形式主义的立场转移到认识论基础上来了。这在逻辑发展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它也奠定了逻辑学与认识论、本体论三者同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

下面的两项区别是从第一点区别引伸出来的结果，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抽掉了一切内容及与对象的一切关系，只研究思维的抽象形式，因而它建立的只是思维与分析活动的法规。这种分析活动只能说明知识而不能扩展知识。先验逻辑则要研究和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并由此推演出一切综合判断所必然遵循的法规，因此它致力于不断扩展知识。另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即表象、概念等等相互联结的方式，而不管这些表象、概念的来源，形式逻辑一视同仁的和先天知识以及经验性的知识打交道。反之，康德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的，所以先验逻辑必然要研讨认识的来源。也就是要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先天知识当然不可能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对象。所以康德明确地说，先验逻辑“还将讨论我们有关对象、而又不能归之于对象的知识来源”。

上面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先验逻辑本身的认识论性质带来的，而这种认识论性质意义上的直接性的比较，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这毕竟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对比，我们还不能从中看出二者的本质关系是怎样的。更不能由此得出像谁优谁劣，谁更本源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康德十分清楚地知道传统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走上一条可靠的道路，并且臻于完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不时用赞叹的口吻描述形式逻辑。康德把形式逻辑视为一切正确思维方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形式逻辑“包含思维的绝对必然的规则，舍此则根本没有知性的任何运用，”它“不但提供真理之普遍形式的标准，也建立了知性思维之分析使用的法则”。

尤其是，康德把形式逻辑作为自己创建先验逻辑的出发点，在先验逻辑的体系的结构形式上康德处处以传统形式逻辑的结构为线索、为榜样，刻意摹仿。具体地说，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分析论和辩证论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真理的逻辑”的先验分析论和作为“幻相的逻辑”的先验辩证论；同时还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知性认识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和作为(狭义的)理性认识的推理。因此，从整个两种逻辑的宏观比较上，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本意不是想简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逻辑，但也不是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简单地补充和扩展形式逻辑，而是在传统逻辑之外结合本体论，尤其是密切地结合认识论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先验逻辑比传统逻辑具有更大的普遍有效性，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也能走得更远。

但是，这样并不能解释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本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在康德那里，随着分析探讨的深入，问题也正在逐步地得到深化。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深层的本质关系也逐步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康德指出，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类知性的两种运用，“要么是作为普遍的知性运用的逻辑，要么是作为特殊的知性运用的逻辑”。康德在谈论他的“范畴表”时阐释了这两种逻辑的不同功能：“各种不同的表象是通过分析被带到一个概念之下的(这是普遍逻辑所处理的一件事物)。但先验逻辑教给我们的不是将表象、而是将表象的纯综合带到概念之上”。卧‘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就叫做纯粹知性概念。所以同一个知性。正是通过同一些行动，在概念中曾借助于分析的统一完成了一个判断的逻辑形式，它也就借助于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而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带进它的表象之中”。可以看出，人的知性的机能既能把感觉材料统一成为认识对象，又能审定、解释分析概念，就是说，同一个知性同时具有解析判断的机能，和构造对象的判断机能。

形式逻辑处理先天分析判断，先验逻辑处理先天综合判断，这是一个统一的知性，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统一的因素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分析的统一性和综合的统一性，前者是判断的形式功能的问题，即关于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形式必然联系的问题，或者是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有关人类知性作为“统一者”、“立法者”、“管理者”把感性材料统一起来并构成对象的问题。

但问题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因为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同一知性的两种功能的不同运用的真正内涵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说明。我们认为康德之所以能创建先验逻辑，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就在于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在更高层次上消解了形式逻辑，这样也就最后解决了同一知性的两种逻辑的本质关系，从而开创了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都表现为判断。判断是知识的细胞，是知识的基本构件。单独一个感性表象或概念都不能构成知识，只有把两个表象或概念用一个“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判断才构成知识。例如：“树”和“绿”单独来看都不是知识，只有二者结合起来说“树是绿的”才是知识。所以康德把知性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判断，“以致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做判断的能力”。作为同一知性两种运用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都是在做判断，但康德认为形式逻辑的判断和先验逻辑的判断从发生上说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判断，尽管这两种逻辑的判断拥有着共同的根源。康德在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说：“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唯一的一个不能通过客体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己去完成的表象，因为它是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在这里很容易看出，这种活动必定在本源上是唯一的。并且对一切联结都是同样有效的，而分解、也就是分析，看起来像是它的对立面，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以它为前提的：因为凡是在知性还没有预先把什么东西联结起来的地方，它也不能够分解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只有通过知性才能作为联结起来的东西被给予表现力。”这段话清晰地表达出，形式逻辑的分析的联结是以先验逻辑的综合的联结为前提的，它们都出自于同一个“唯一的”、“本源的”综合式的联结。这里也清楚地表明，康德对联结词‘堤”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连接的工具。而康德则把它看作具有动词意义的“联结”活动，显示出“综合统一”的功能。

具体地说，康德认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具有最后的统一性。“我们必须到更高的地方去寻求这种统一性。亦即在那本身就包含着判断中不同概念之统一性根据的东西中，因而在包含着知性的可能性根据、甚至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可能性根据的东西里面，去寻找这种统一性”。这里的“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显然主要指形式逻辑说的。通过分析。康德认为“纯粹统觉”或者是“本源统觉”就是这个最后的统一性。“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康德指出：“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中的最高原理。”“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而这样一来，统觉的综合的统一性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都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其实这种能力就是知性本身”。

康德明确地指出“虽然统觉的必然统一这条原理是自同一的，因而是一个分析命题。但它却表明直观中给予的杂多的一个综合是必然的，没有这种综合，自我意识的那种无一例外的同一性是不可设想的”。“所以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康德还从他的“纯粹概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在这里康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形式逻辑学家们，他说：“我从来都不能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般判断所给予的解释感到满意：他们说，判断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象。……我只想指出，在这里并没有确定这种关系何在”。慷德认为：“一切判断的逻辑形式在于其中所含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因为“我们的知性只有借助于范畴、并恰好只通过这个种类和这个数目的范畴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统一性，”“知性把所予表象(不论是直观还是概念)的杂多纳入一般统觉之下的这种行动是判断的逻辑机能。所以一切杂多只要在‘一个’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出来，就在判断的诸逻辑机能之上被规定了，也就是由这一机能带到某个一般意识上来了。但现在，诸范畴不是别的，恰好就是当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在这一机能上被规定时的这些判断机能。所以，在一个所予直观中的杂多必然从属于诸范畴”。慷德分析认为，纯粹概念产生知识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概念来作出判断。概念、判断都是对对象的间接知识，因而形式逻辑可以不管对象，只研究判断的形式方面，将它看作将各种不同表象分析地归于一个共同表象之下的机能，而忽视了这种机能正是以纯粹概念所体现的知性自发的、能动的综合统一为依据的，忽视了不同表象之所以能分析地包含于某个表象中，是因为它们本身先以作为一些综合的表象被给予了。就是说。形式逻辑表面上能只研究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它不过是附属于范畴之上的形式而已。形式逻辑表面上能抽掉了一切内容，实质上它惟有借助于范畴，即先验逻辑而运用于经验知识之上才能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康德深刻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因而也就彻底解决了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从而使人类的逻辑水平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从康德的具体的分析表述上看是分层次的、有侧重点的，可是这也却恰恰地表现出了康德的逻辑知识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合逻辑的体系。

参考文献：

[1]温纯如，逻辑、真理和价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周礼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逻辑学的性质篇6

关键词：实践后现代转向；逻辑起点；逻辑结构；逻辑力量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

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学逻辑”指的是美学的理论系统在内在的客观规律上必然产生的具有有效性、相容性、可靠性、完备性的推理思路或体系构想，它一般包括：逻辑起点、逻辑结构、逻辑构成、逻辑过程。不同的美学理论体系，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在逻辑起点、逻辑结构、逻辑构成、逻辑过程等方面也会各不相同，甚至大异其趣①。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的逻辑是在“现代实践转向”的大方向上，吸取了“后现代实践转向”的一些合理因素而形成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艺术等视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24，接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9这就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它给世界美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打破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美学的逻辑，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开辟了实践的逻辑，同时还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论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给“美学的逻辑”洞开了新天地。实践转向及其实践分析之所以能够如此，这是因为“现代实践转向”与“后现代实践转向”所注重的是“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2]4。实践转向在美学研究中“转向实践”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由实践理论转向实践分析。而强调“实践分析”，也就是要“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2]中文版序言1-3。因此，从实践转向的角度来看美学的逻辑，会给人以新的启发。

从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学的逻辑主要是一个辩证逻辑过程，它包含着：自然客体逻辑（合规律性逻辑）与人类主体逻辑（合目的性逻辑）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美学的这些逻辑规定了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建构功能、转化功能、解构功能，因此，美学的逻辑力量就在于实践的建构功能、转化功能、解构功能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实现。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实践主要有肯定性的建构功能、转换性的转化功能、否定性的解构功能，它们对应着实践的自由、准自由和不自由、反自由，也就在审美的领域相应地产生柔美（优美）、刚美（崇高）和幽默、滑稽、丑。实践的这些功能通过审美形态制约和影响文学艺术的形态和发展。因此，实践的建构功能通过柔美（优美）的审美形态而产生自由的、和谐阴柔的文学艺术形态，建构起古典型艺术；实践的转化功能通过刚美（崇高）和幽默、滑稽的审美形态而产生准自由的、激荡阳刚的文学艺术形态和不自由的、矛盾倒错的文学艺术形态，并实现文学艺术由古典型艺术转化为近代型艺术和现代型艺术；实践的解构功能通过丑的审美形态而产生异化变形的文学艺术形态，并实现文学艺术由现代型艺术转化为后现代型艺术[3-7]。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美学的逻辑力量就在于：美学的辩证逻辑在实践的建构功能中实现了它的肯定性力量，建构起以和谐自由的优美或柔美为主要形态的审美对象、审美境界、艺术世界，显现出文学艺术的古典型艺术特点；美学的辩证逻辑在实践的转化功能中实现了它的转化力量，转化出以准自由、不自由、激荡的崇高（刚美）和幽默、滑稽为主要形态的审美对象、审美境界、艺术世界，使得文艺由古典型艺术转换为近代型艺术和现代型艺术；美学的辩证逻辑在实践的解构功能中实现了它的否定性力量，解构出以反自由、异化变形的丑为主要形态的审美对象、审美境界和艺术世界，使得文艺由现代型艺术转换为后现代型艺术。

一、美学逻辑的肯定性力量

美学逻辑的肯定性力量就表现在实现实践的建构功能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客体逻辑（合规律性逻辑）与人类主体逻辑（合目的性逻辑）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都指向和谐自由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建构生成。

第一，美学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的肯定性力量。人类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是在人类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人们的最早的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肉体生存需要而进行的。不过，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实用需要、功利性的认知需要和伦理需要逐渐得到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就会自然地产生出来；一方面审美需要使得人类的物质生产不同于动物的生产，成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另一方面，一种主要满足审美需要的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艺术生产会在物质生产的审美本质基础上生成出来，成为比较纯粹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因此，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过程中，美学的逻辑首先就表现为合规律性逻辑与合目的性逻辑相统一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朝向和谐自由的方向发展，形成优美形态的审美对象，达到一定程度自由境界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境界，产生出一种自由和谐的古典型艺术作品。这些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大约主要表现在上古时代的创世纪神话传说故事上，如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上帝（耶和华）创造万事万物等等。到了农业文明时代，这种美学逻辑的肯定性力量主要就表现在古典型艺术之中，从西方古希腊时代开始，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和17世纪新古典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都是这种自由和谐的优美形态。它表现为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的协调一致，感性逻辑与理性逻辑的和谐统一，合规律性逻辑和合目的性逻辑的对立统一。像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甜蜜爱情，文艺复兴时代拉斐尔画作中贤淑温情的圣母和温驯可爱的圣子，达·芬奇绘画中安详宁静的蒙娜丽莎和神秘莫测的岩间圣母，新古典主义严格遵循“三一律”的大团圆戏剧。这些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基本上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歌吟一种自由和谐的田园生活，叙说一种协调圆满的小城故事，其宗旨是充分肯定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本质力量，显示出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和安逸闲适，往往是在那种相对繁荣富足的朝代和地域之中大量地产生出来。

第二，美学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的肯定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的肯定性力量就在于，把物象与意象相统一为形象，以感性形式与知性形式相统一的理性形式来肯定人的本质力量，来显示人的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和谐状态和自由境界。因此，西方美学史上关于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美学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达到了极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美是数的比例与和谐。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就是以此为圭臬的。亚里士多德[8]96认为，美是要依靠大小、秩序、安排的有机整体。古罗马的贺拉斯[8]103认为，美是合式，即得体和妥贴。中世纪教父美学家奥古斯丁[8]96指出：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而适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谐……美在于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加上一种悦目的颜色。经院美学家托马斯·阿奎那[8]32认为美有三个条件：第一，完整性或全备性，因为破碎残缺的东西就是丑的；第二，适当的匀称与调和；第三，光辉和色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虽然很少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但是，他们在探讨文艺问题时也都是强调和谐自由的。如达·芬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都坚持艺术本质论的“镜子说”，认为文艺应该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自然现实，而自然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罗基本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整体论美学的忠实执行者。法国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奠基人狄德罗[8]35主张“美在关系”，倡导真、善、美的统一：强调整体的美与真，主张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美学之父”鲍姆加登[8]36直接规定：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到了德国古典美学中，这种美学的感性形式逻辑与知性形式逻辑相统一的理性形式逻辑，达到了高峰和极致。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8]36提出：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审美判断是不关功利和概念却又是令人愉快的，普遍有效的，必然令人愉快的；美是一种道德的象征；美是一种感性与知性相统一的审美意象或形象显现，是实践理性的类似物。席勒就是从康德美学出发充分论述了“美属于实践理性家族”，“美是现象中的自由”，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而游戏冲动则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统一。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8]37又从席勒美学中直接推导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宣告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美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美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美是自由的感性显现，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这样，他就把美学的形象逻辑或理性形式逻辑的肯定性质和肯定力量宣示得淋漓尽致。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美学就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辩证法逻辑之头足颠倒过来，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辩证法逻辑。

第三，美学的时空性逻辑（真实化逻辑）的肯定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使得美和审美及其艺术通过对象化和符号化的意向性活动和超越性活动在想象性虚拟时空中成为审美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存在，创造出一个自由和谐的优美（柔美）的审美世界和艺术世界。任何一个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都必须凭借着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才能够进行；才能够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化、符号化的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一个审美者必须面对一个在一定时间空间中真实化存在的审美对象世界或者艺术符号世界，才能够进入审美实践过程；一个艺术家同样必须把他所感受到的审美对象世界以符号现实显现为一个对象化、符号化的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才算是完成了艺术实践过程。因此，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就在对象化、符号化的过程中创建起一个自由、和谐、优美的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它的肯定性力量。这种肯定性力量，虽然是想象性的、虚拟化的，但是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却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这种自由、和谐、优美的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让人们体验到自身的伟大力量，直观到自身的创造能力，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升华的精神力量，使得人类能够充满信心地面对自己所创造的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向更加广阔的自然领域开拓，扩展，前进。

二、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

人类的社会实践并非一帆风顺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甚至失败，但是，这些困难和挫折以及失败并没有打倒人类，而是更加激励着人类奋然前行，前赴后继，预示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未来必然实现的大趋势，显现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准自由和未来必达性。因此，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就表现在实现实践的转化功能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客体逻辑（合规律性逻辑）与人类主体逻辑（合目的性逻辑）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都指向准自由、不自由、激荡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转化生成。

第一，美学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的转换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主客体之间往往处在不协调和不一致的状态中：或者主体压倒了客体，或者客体压倒了主体；这样就形成了审美间性逻辑。正是这种审美间性逻辑，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出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转换性力量。其中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实践的准自由的崇高或刚美形态提升人类本质力量的肯定性力量。康德和席勒是最早从实践理性力量提升的角度来解释崇高的美学家。康德说：“自然界在这里称做崇高，只是因为它提升想象力达到表述那些场合，在那场合里心情能够使自己感觉到它的使命的自身的崇高性超越了自然。”[9]这就是说，自然界具有巨大的威力，人们在这种威力面前是渺小的，甚至只能屈从，但是自然的威力却不能压倒人的精神、道德和理性。恰恰相反，在审美判断中，人却能战胜自然，使得人的道德精神力量显得更加崇高。席勒在《论崇高（Ⅰ）》中也有类似的分析和定义。他指出：“在有客体的表象时，我们的感性本性感到自己的限制，而理性本性却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感觉到自己摆脱任何限制的自由，这时我们把客体叫做崇高的；因此，在这个客体面前，我们在身体方面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是在精神方面，即通过理念，我们高过它。”[10]所以，正是在社会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审美主体的感性和理性的不同状态构成了崇高或刚美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本质，在这种矛盾冲突的转化过程中人的主体被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在他的感性力量被压抑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主宰着人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从而把强大或巨大的自然对象或现实对象转化为崇高或刚美的审美对象世界。这样就显示出了美学的逻辑力量，正是这种美学的逻辑力量让人类在困难和挫折甚至失败之中显示出超人的、超自然的伟大力量。这些在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像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普罗米修斯被缚高加索悬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12件丰功伟绩等等，都是最明显的表现。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许多崇高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言行品格，可昭日月，可垂千古，垂范后世，像中华民族的屈原、岳飞、文天祥、秋瑾、孙中山、、雷锋等等，他们以自己的实践显现了一种准自由，一种未来必达的自由，以自己的感性身躯的消灭，彰显了精神的伟大，品德的高尚，人格的高贵，成为了崇高或刚美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在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显示出一种实践的转换力量，凸显出美学的转换性逻辑力量。

另外还有两种美学的转换逻辑，那就是实践的不自由状态所显现出来的幽默和滑稽，它主要是由于审美对象的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倒错而引起的美学的转换逻辑：当一个对象以丑的内容或本质力炫为美的形式或现象之时，这种矛盾倒错的美学逻辑就会转换出滑稽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使得人们在辛辣的笑声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丑的内容或本质及其可恶和可厌；当一个对象以美的内容或本质故意表现为丑的形式或现象的时候，这种矛盾倒错的美学逻辑就会转换出幽默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使得人们在会心的笑意中更加珍惜美的内容或本质及其可爱和可喜。这种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比起那种直接的、和谐的、圆满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要更加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是经过了一番矛盾倒错的周折转化而成的，能够让人在矛盾转化中体悟到一种更加内在和本真的美。一个十足的骗子被直接揭露出来，当然可以使人认识骗子的丑陋之处，然而一个像莫里哀《伪君子》中的答尔丢夫那样的骗子，或者像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赫列斯塔科夫那样的骗子，在经过一系列的伪装而力炫为美的矛盾倒错的表演，一旦原形毕露，真相大白，人们对他们的冷嘲热讽而得到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的，对于骗子的丑恶可以了解得入木三分。这就是一种具有讽刺力量的转换性逻辑力量。同样，一个聪明机智的人物直接表现出来，无疑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一个像《阿凡提的故事》中的阿凡提那样的聪明人，或者像《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那样的聪明人，通过故意装聋卖傻或者将计就计愚弄了巴依老爷和诰命夫人，而让人在会心的赞许与笑意中看到了大智大勇和机锋智慧，令人拍案叫绝。因此，通过这种美学逻辑的转换力量，人们在不自由和矛盾倒错的表现中，更加给力地领悟到美和审美及艺术的辩证转化的威力和冲力。

第二，美学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的转换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感性物象与知性意象矛盾倒错的辩证转化而成为理性形象的过程，在崇高或刚美、幽默和滑稽的美与艺术中显示出一种转换性力量。这种转换性力量就来自感性形式与知性形式的矛盾倒错的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中，这种辩证统一过程经过了一个矛盾冲突或者矛盾倒错的运演而演绎为一个理性形式的具体形象，或崇高（刚美），或幽默，或滑稽，显现出人类社会实践的准自由，不自由状态，表现出人类社会实践的矛盾转化中的转换性力量。像大自然中高山大川那样的感性物象，使得人们的知性感到无能为力甚至压抑自卑，在知性意象中显得矛盾激荡，然而正是这样的矛盾激荡引发了人类的理性形象，升华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显示出这种矛盾转化中的动态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表现出人类社会实践的转换性力量，所以，杜甫登上泰山之巅就可以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气魄和力量是经过了一个矛盾激荡的辩证转化运动过程的，是实践的转换性力量的理性形象显现。只有经历过这种艰难的登山过程的人才可能体验到这种崇高或刚美的转换性力量。同样的，像济公和尚那样的感性物象：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与他的知性意象是矛盾倒错的——他那么嫉恶如仇，善恶分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那么足智多谋，法术通天，为民而谋，正是在这样的看似矛盾倒错的运动中，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显现出来，最终塑造出一位幽默机智，有勇有谋，大智若愚的理性形象。这样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就使得人们在矛盾激荡和矛盾倒错的非常状态和辩证转化运动过程中，更加清醒地面对因困难、矛盾、冲突所形成的人生境地和自然境况。

第三，美学的时空性逻辑（真实化逻辑）的转换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显示出一种转换性力量。这种转换性力量就在于对象化实践和符号化实践，以一种矛盾、冲突、激荡的准自由，或矛盾、倒错、反常的不自由的状态，把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中虚构化或虚拟化真实地显现出来。审美者和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对象化和符号化辩证统一的时空活动真实化逻辑中感受和显现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的。一个审美者面对着崇高的审美对象世界时，他所感受到的审美对象世界（如崇山峻岭）或艺术符号世界（如英雄人物），就是在一种矛盾冲突之中显现出来的，它们使得审美者产生一种激荡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是在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中逐步形成的：审美者开始面对着审美对象的符号，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感或者痛苦感，尽管对象并没有直接压迫我们，然后在美学的转换逻辑之中审美者的精神从这种符号化对象的审美真实性中得到升华，转换出一种特殊的愉悦感。众所周知，我们在登临高山时，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攀爬过程才可能体验到登顶时的喜悦，这就是一种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特别是在那种类似于挑战生命极限的登山运动中，这种转换性力量就会表现得更加充分。正因为如此，登山运动及其审美境界就是一种可以升华人类精神境界的特殊方式，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动高山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但是，高山作为一种审美符号激发着人的精神力量。同理，人们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雄人物的坚苦卓绝的人生斗争经历之所以能够影响人和塑造人，也是来源于这种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是一种准自由实践的美学逻辑力量的真实显现。因为这种美学逻辑的力量促使人们认定了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是未来必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而就转换出了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艺术家要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体验到这种准自由及未来必达自由，就必须以自己所最得心应手的艺术符号，把这种未来必达的准自由形象化显现为一个矛盾冲突激荡的动态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象世界，从而去激励人们为实现这种未来必达自由而奋斗。比如，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的不名朽作《自由引导人们》，展现了法国七月革命中硝烟弥漫的巷战图景，画面中心是一位象征着自由的女神，她高擎法国革命的三色旗帜，显得坚定、强健、朴素、有力、美丽，正引领着法国第三等级的革命队伍奋勇向前，所向披靡。该画作气势磅礴的画面，炽烈如火的色调，奔放有力的笔触，令人振奋；其变化多端的光影效果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性，丰富错综的色彩和剧烈动荡的构图渲染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火光冲天、昂扬激荡的战斗氛围，整个画面充溢着鼓舞人心，激发斗志，不怕牺牲，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巨大威力。尽管它只是一幅画，是一种虚构和虚拟的艺术符号世界，但是在这种充满斗争气息的时空活动逻辑的符号世界中，蕴藏着极大的精神力量，饱含着无穷的思想能量。它不仅是法国七月革命场景的艺术反映，更是一切摧枯拉朽，改天换地，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无限威力的符号对象化，艺术真实化，把现实的惊天动地的革命力量凝定在美学的转化逻辑之中，让人回味无穷。

至于幽默和滑稽的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也是不可估量的。一个个充满智慧与力量的幽默人物，以他们的矛盾倒错的美学逻辑转化出一个特殊的审美符号和艺术符号的世界，让人们在会心和赞许的笑声中领悟出人生的魅力。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就以内丑却力炫为外美的、矛盾倒错的滑稽转换性力量，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扼杀人性的本质，让人在冷嘲热讽之中看透了科举制度。所以，古今中外的讽刺文学的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曾经使人们清醒地认识一切旧社会、旧事物、旧人物的丑陋本质，尽管这些东西总是在那里力炫为美，但正是讽刺艺术的这种转换性力量，把整个旧世界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让人们在欢笑之中唾弃这些残渣余孽，促人警醒。无论是伪君子、吝啬鬼，还是牛鬼蛇神、妖魔鬼怪，在滑稽美学逻辑的转换性力量面前，它们都会丑态百出，原形毕露，遭人唾弃。

三、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

人类的实践不仅会产生自由状态、准自由状态和不自由状态，而且还会产生反自由状态。这种实践的反自由状态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就可能显现为一种审美和艺术的解构功能，形成一种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因此，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就表现在实现实践的解构功能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客体逻辑（合规律性逻辑）与人类主体逻辑（合目的性逻辑）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都指向反自由、异化、变形的美及艺术的解构生成。

第一，美学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主客体关系逻辑的反自由状态、异化状态或变形状态，会形成一种丑的审美形态，表现出一种实践的否定性力量或者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这种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可能是否定主体实践的违背客体的自然规律性，也可能是否定客体的外观形象的反目的性。比如，一个艺术家不懂得自然材料的客观规律性就开始进行操作，或者他不了解他所从事的艺术规则，他必然会做出一种丑陋的产品；同样，如果一个自然对象，不符合审美主体的审美目的性，像自然对象的畸形、异化（成为原本性状的对立）、变形（不合目的的形体变化）、反自由（客体之间截然对立），也会成为审美主体和艺术主体的丑对象。因此，一个审美者或艺术家，必须遵循自然对象的规律性，而且不仅是某一个自然对象的规律性，而是每一个自然对象之间关系和一个自然对象内在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这种客体之间的审美间性逻辑就表现为美学家所谓的“形式美规律”，如对称、比例、和谐、节奏、均衡、多样统一，等等。一个审美者或艺术家违反了这些自然规律性，他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当然就只能产生解构力量或否定性力量，也就是必然会产生丑的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同样，一个自然对象，必须符合审美主体的目的性，不仅要符合某一个审美主体的目的性，而且要符合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目的性，这种审美主体之间关系的目的性主要就表现为审美的差异性，如民族差异、时代差异、阶级差异、地域差异、个体差异等等。一个自然对象要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成为美的对象，就必须按照这种审美主体间性逻辑来进入审美者和艺术家的审美视野；如果违反了这种审美间性逻辑，当然就会成为丑的对象，这就是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因此，我们这里所谓的“审美间性逻辑”，不仅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间性逻辑，还包括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审美间性逻辑，也包括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间性逻辑。

第二，美学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有着极大的否定性力量。这种否定性力量，不仅表现在从感性形式的物象到知性形式的意象再到理性形式的形象的逻辑过程中，而且表现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以来的“以丑为美”的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一般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一个审美者或艺术家，如果在把感性形式的物象内摄为知性形式的意象过程中，以及在从知性形式的意象显现为理性形式的形象过程中，或者在与此相反的过程中，不能按照审美认识和审美操作的规程进行，就会歪曲审美对象世界和艺术符号世界，也就是违背了现实真实、历史真实或艺术真实，从而生产出丑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这种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可以叫做消极的否定性力量。它警示着审美者和艺术家，一定要按照现实真实、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规律来进行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另外还有一种“积极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这种否定性力量是一种推动审美和艺术的创新发展和革命变革的力量。事实上，每一个历史时代产生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根本性变革时，都会显示出这样一种积极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因为在这样的革命变革形势下，新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及其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都会被保守势力视为“丑的”审美对象和艺术世界，而这些新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及其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就是以一种新的“理性形式”的形象解构并否定了旧的传统，所以它是一种积极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这种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美与丑的矛盾对立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以传统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作为视点，那么西方美学和艺术的美丑变化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原始的美丑并存，古代的以美为主，近代的以丑衬美，现代的以丑为美，后现代的以丑代美。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术思潮演变发展中，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出现就被看作是“以丑为美”的积极的否定性力量。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在画面上出现了几个不同平面上的“理性的”形象。在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三个音乐家》、《哭泣的女人》等立体主义绘画作品问世的时候，所有的人一片哗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一些丑八怪。可是，当人们循着立体主义的思路仔细审视以后发现，原来毕加索是要打破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焦点透视以平面显示立体的传统技法，而是直接把不同平面的物象通过知性意象变形为立体的理性形象，因此，他的这个立体主义形象，不能以传统的焦点透视方法来观赏，而必须不断改变视点地加以观照，那样就不仅可以重构起一个立体形象，而且可以奇迹似地发现这些理性形式的形象竟然是一个个动感形象。不过，以传统的焦点透视的方法来看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似乎仍然是一些反古典美的“丑”的形象。因此，人们认为，现代主义绘画就是“以丑为美”，消解和否定了传统的古典美，把西方绘画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抽象主义绘画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也是如此。它颠覆了西方古典绘画的具象性，以一些点、线、面的色彩组合或者几何图形组合，来宣泄艺术家的情感，祛除了古典绘画艺术的“象形”、“写实”方法和功能，而以纯粹的理性形式的点、线、面、色、几何图形组合的形象，超越和扬弃了具体的感性形式物象和知性形式意象，形成了类似于音乐艺术的非具象性和纯抒情性的绘画艺术语言，以传统艺术所谓的“丑”打破了传统的“美”，显示出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创造出非写实的、非具象的、纯抒情的绘画艺术，以弥补摄影艺术的逼真性所揭示出来的传统绘画艺术的不足。因此，我们对诸如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之类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以丑为美”，不能固守传统审美观念来理解，而应该充分肯定它们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来看待美丑的相反相成，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剔除其中的过激因素，利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来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第三，美学的时空性逻辑（真实化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所表现出来的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也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创造出丑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与美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可以更好地促进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繁荣发展。如果没有丑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当代美学注意不够，甚至有某些偏差，把丑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仅仅作为毒草来加以批判铲除，而没有正视它们积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还可以运用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做到“化丑为美”，实现审美和艺术的辩证法实践。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化丑为美”并不是指把现实中的丑的事物转化为现实中的美的事物，这种转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说的“化丑为美”是在美学逻辑的意义上来说的，是指把现实中的感性形式物象的“丑”，经过知性形式意象的符号化，再对象化为理性形式形象的“美”，亦即美的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这种转化是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的一种“否定之否定”，从而能够生成美的审美外观形象和艺术符号形象。那么，这种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而得到实现的呢？从整体上来说，那就是一种对象化和符号化整一的或者符号对象化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过程。具体来说，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把现实中的丑加以典型化。这个典型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现实中的感性形式物象的“丑”，通过知性形式意象的概括化和个性化，然后以具体的理性形式的符号化形象显现出来。这样一来，审美对象或艺术符号所揭示的现实对象的“丑”就更加本质化，更加个性化，成为概括了某一类“丑”的突出个性的典型形象。这样的典型形象就是“美的形象”或者“美的艺术符号”，是完成了“化丑为美”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产物。像不久前离开我们的我国当代著名反派演员陈强所塑造的地主恶霸黄世仁（《白毛女》）和南霸天（《红色娘子军》）两个人物形象，就是这样的“化丑为美”的“美的形象”或者“美的艺术符号”，这两个“化丑为美”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地主恶霸的丑恶本质，让人刻骨铭心，之所以有这样的审美效果，就是因为两个“丑的人物”的塑造凝聚着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实践结晶。同理，法国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的《老妓（欧米哀尔）》被人赞誉为“丑得精美”。其二是以进步的审美理想烛照现实中的“丑”，直接否定丑，而间接肯定了美，形成了美丑鲜明对照的艺术形象整体。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美丑对照来完成了“化丑为美”的艺术实践过程，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美的艺术符号世界和审美对象世界。小说中，吉普赛女郎艾丝美拉达是美的理想和美的化身，她与外表奇丑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内心丑恶的副主教弗洛罗和宫廷卫队长斐比斯，形成了最为明显的美丑对比；与此同时，卡西莫多的外表奇丑与他的内心极美也是一种鲜明的美丑对照，还有弗洛罗和斐比斯的外在的仪表堂堂、道貌岸然与内在的虚伪狠毒、荒淫又是一种醒目的美丑比照。这样一些美丑对比，形成了一个彰显先进审美理想的美的艺术整体。这样就可以将美学逻辑的否定性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中国当代美学家朱光潜说：看《巴黎圣母院》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其三是以艺术的美的形式表现现实的丑，创造出一个美的艺术形象。像上述的表演艺术家陈强，以极高超精湛的表演技巧，塑造出黄世仁和南霸天这样的典型艺术形象，就是以美的艺术形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对象的丑的现实内容。在中国戏曲艺术领域中，各个剧种中的“丑角”，往往是一些具有特殊超凡表演技巧的艺术家，他们可以用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技巧把所扮演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坏蛋佞人的丑恶本质显现得让人咬牙切齿。如《十五贯》中的娄阿鼠和《蒋干盗书》中的蒋干的丑角表演，就是一种美的形式表达，堪称精美高妙。无论是他们的丑角脸谱，还是油腔滑调的道白，抑或是顿挫有致的唱腔，或者是他们的熟能生巧的做功，都设计得惟妙惟肖，恰到好处，美到极致。还有一种“化丑为美”就是以美的形式来“美化”一些外在的表面的“丑”。像摄影艺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某些有缺陷或瑕疵的肖像照，做到“遮丑”或“炫美”的“美化”。据说，有一位画家给一位独眼、流鼻涕、跛脚的国王画一幅肖像，就设计了国王跨马，瞄准，拉弓的姿势，避开了他的生理缺陷，显示了其王者的威风，对国王进行了形式上的“美化”。这些正是显示出对象化和符号化之真实化逻辑的否定性力量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

总之，美学逻辑的肯定性力量、转换性力量、否定性力量，就是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实践建构功能、转换功能、解构功能实现过程中充分显现出来的，它们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实践过程。正是这种自然客体逻辑（合规律性逻辑）与人类主体逻辑（合目的性逻辑）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关系逻辑（审美间性逻辑），物象逻辑（感性形式逻辑）与意象逻辑（知性形式逻辑）辩证统一的形象逻辑（理性形式逻辑），意向性活动逻辑（对象化逻辑）与超越性活动逻辑（符号化逻辑）辩证统一的时空性活动逻辑（真实化逻辑），实现了美学逻辑的整体力量，发挥着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审美教育的巨大作用，为培养和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逻辑在一般词典中有这么几个义项：其一指思维的规律、规则，如这个想法似乎不合逻辑。其二指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其三指客观事物的规律，如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其四指观点和主张，多用于贬义，如霸权主义的逻辑。就客观事物的规律而言，逻辑是指描述时空信息类和类之间长时间有效不变的先后变化关系的规则。它一般可分为自然逻辑和人造逻辑，人造逻辑又分为机械逻辑，符号逻辑等等。它也可分为基本逻辑和复合逻辑，基本逻辑指涉及不可解释的宇宙本质的规则；复合逻辑指基本逻辑之外的其他的逻辑。逻辑（logic）一词的词根来自希腊语λóγοδ（逻辑），其本义为“词语”、“思想”、“概念”、“论点”、“推理”，法语译为logique，英文译为logic。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将logic意译为“名学”，似乎有悖于“名家”或“名教”的本义。日本采用汉字“论理”或“论理学”翻译它。孙中山在《治国方略·以作文为证》把它译为“理则”，后来牟宗三沿袭用之。一般来说，一个逻辑系统的性质大致有：一、有效性，指的是按照系统的推理规则，如果一切前提都是真的，那么结论也一定是真的；或者说，所有命题的前提都必定语义蕴涵结论。二、相容性，指的是系统中任何一个定理都不会与其他定理相矛盾；或者说，不存在命题P，P和非P都能够在系统中得到证明。三、可靠性，指的是系统中一切定理作为有效而且可证明的命题，都应该是真的。四、完备性，指的是系统中不存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有效命题。系统中真命题都可以证实，即真命题都是定理，而伪命题则都可以证伪。可靠性与完备性在一个系统中互为逆命题。也有一些逻辑系统并不具有以上四种性质，如库尔特·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标准的算术形式系统都不可能同时满足相容性和完备性。同时，他证实，没有通过特定公理扩展为带有等式的算术形式系统的一阶谓词逻辑的定理，却可以同时满足相容性和完备性。逻辑的本质是寻找事物的相对关系，并用已知来推断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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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法，李修建.美学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2.

逻辑学的性质篇7

关键词:哲学逻辑;逻辑哲学;词义;辨析

一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兴起,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logics),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3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把它与A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G(pq)(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P.F.Strawson:PhilosophicalLogic,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S,Wolfram:PhilosophicalLogic:AnIntroduction,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⑨熊明:《一阶逻辑的内涵语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⑩闫景强:《一个以实践确证论为基础的认知逻辑系统KJB》,《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

⑥N.Rescher:TopicsinPhilosophicalLogic,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逻辑学的性质篇8

［关键词］逻辑；实践；能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7－0013－03

实践需要逻辑，逻辑是实践的存在方式。逻辑需要实践，实践是逻辑的本质发展方式。研究逻辑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

一、逻辑的内涵

逻辑为英语logic的音译。导源于希腊文。本义是思维、思考、理性、说谈等，指人的辩论和说服的能力。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能力的发展，逻辑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现在“逻辑”一词，通常有三种内涵：

第一，逻辑指逻辑学。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逻辑学探索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逻辑学的作用将不断增强。

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是从实际思维中抽出思维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从思维的既成形式结构方面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它们正确联系的规律和规则。形式逻辑重点研究思维形式的正确性，是为了使人们自觉地掌握思维形式的规律，从而使思维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内容。人们要正确地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保证思想的确定性、一贯性和无矛盾性，就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有关规律和规则，其中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反映了人们共同的最一般的思维方式。

辩证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及其规律的逻辑科学，是一门与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科学。列宁在谈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时曾说过：“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1］列宁明确地指出了辩证逻辑的要求。

恩格斯在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区别时曾说过：“辩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2］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逻辑科学，二者都是作为思维方法、作为保证正确思维的条件而起作用的。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形式逻辑是从纯形式的角度来考察人们的思维，重点放在形式化语言的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律上。辩证逻辑是要求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的角度来考察人们的思维，要求对整个认识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进而揭示各种思维形式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人类思维把握具体真理的逻辑进程，是与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科学。

数理逻辑为用数学方法研究推理和证明等问题的逻辑科学。数理逻辑的主要内容为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算法理论等。数理逻辑亦称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运用符号把概念和命题表示为公式，把命题间的推理关系表示为公式间的关系，并使推理尽可能转化为公式的推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数学基础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递归论、证明论、模型论和集合论等新的逻辑系统和分支。数理逻辑的成果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理逻辑作为基础理论的逻辑科学，被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战略学等领域。

第二，逻辑指客观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具有客观的规律性。逻辑有时指事物发展的客观的规律性。例如，人们常说的“客观的逻辑”、“事物的逻辑”、“革命的逻辑”、“生活的逻辑”，等等，就是指逻辑的这种内涵。

第三，逻辑指思维的规律。人们的思维要合乎规律，即合乎逻辑。人们通常说讲话、写文章要合乎逻辑，要逻辑性强，就是指讲话、写文章，要合乎思维的规律。

逻辑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因素。正确的逻辑思维，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逻辑与实践的关系

唯心主义认为，逻辑规律是先验的或者是人们任意约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规律虽然只是思维本身的规律，而不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但是，思维规律是有客观基础的，它们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马克思从来不以超逻辑的、抽象的态度来推理实践问题，马克思是从考察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出发来阐述逻辑的。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说到底，无非是人的逻辑的解放，即人的自由逻辑的涌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他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人的逻辑本身在异化中的。正是这一点，注定了人的逻辑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