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方法论范文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1篇

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比较逻辑学建构所提出的比较逻辑学研究三个阶段和层次，即描述的比较逻辑学、评价的比较逻辑学和汇通的比较逻辑学，从本体论的研究角度上升到方法论的研究层面，即描述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评价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和汇通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阐述比较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与主体认识同步，方法论的研究也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在进行方法论的探讨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蹈循一些具体的方法，从而在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一、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原则

比较逻辑学研究必须以哲学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认识论旨在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分清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唯心主义认识论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认识路线;不可知论否认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唯物主义认识论则恰恰相反，它肯定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强调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认识是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认为最终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在比较逻辑学研究中，能否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关系到比较逻辑学学科理论建构的根基巩固与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的发展，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讲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目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比较逻辑学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方法会逐步多样，认识的层次也会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者阅历的增加，人们对比较逻辑学研究中所体验到的具体内容的比较探究，会越来越细微和深入，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同时，也会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确，并为以后的认识积累经验。

(一)比较逻辑学三个层面研究中的认识论前提。比较逻辑学研究必须以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它是对三支逻辑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较逻辑学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在对描述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是因为:其一，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其本身关于描述的含义必然是对元典进行史料考证与挖掘整理，而后才会得到所需的基础知识。这就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描述的比较逻辑学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逻辑体系中具备可比性的信息源。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整体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比较逻辑学初级阶段的探讨，归纳、总结、提高，并在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中，达到文字表述的信达雅，即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1］所谓“信”，是指内容准确无误;所谓“达”，指的是表述内容时运用的语言通顺、妥帖;所谓“雅”，是指言辞文雅。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评价的比较逻辑学，它强调对古代、近代与现代三种逻辑之间的纵横比对、同异比较，建基于描述的比较逻辑学之上。在认识论层面，它突出表现在从客观的事实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从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进行纵横、同异比较。这是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必经阶段，更是对于理性认识的提炼和升华。最终，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汇通的比较逻辑学研究”，它以三支逻辑源流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三者内在关系的透视汇通为基本研究对象。这一阶段是认识论中的理性形成、实践、轮回乃至飞跃的阶段。它不再仅仅局限在对所认识事物的描述或评价，而是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纵横层面突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限制，使点、线、面之间有一定的建构和汇通，从而形成理论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提高。

(二)比较逻辑学研究历史进程中的认识论思考。比较逻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凸显学科魅力，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它具备了理论的基础。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则是认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所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初级认识是感性认识，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其二，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必须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即遵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最后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论知识体系，即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对事物的本质、全面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最后，认识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而且还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人们在获得理性认识以后，通过种种形式使之应用于实践，向现实转化。这是实践检验理论、实现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在理论检验的过程中，又使理论更加完备。现以张连顺(顺真)教授所定义的“现代量论”的两个时期为例进行说明。张教授将自1900年以来的“现代量论”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和1945年以来的“新古典量论学派”时期。其中“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以及“现代量论”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时期。张教授认为，“以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为代表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性质的‘现代量论’学家，多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等为解释范式，实施欧洲哲学逻辑学向‘古典量论’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陈那几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这在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没有体现事实本意，从而是歪曲的理论。同时张教授还认为，“现代逻辑特别是符号逻辑开始向‘古典量论’实施映射，‘古典量论’中以‘比量智’为核心的建构系统被人为地从‘现量智’与‘比量智’的‘二量’系统中剥离出来，并将作为自我思维的‘自义比量’与作为自我思维在交往情境中的‘他义比量’的明显特征强行取消由此变成单一的自我思维之形式的逻辑思维，以此强行将比量智纳入到欧洲逻辑的系统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较中将量论二量为一量，并将二种比量强并成一种比量，终以‘古典量论’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欧洲逻辑为内心之快慰”。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也就是说，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过程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上，缺乏必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究其原因，张教授以为:“这是欧洲现代强势文化心态在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中的一种自发性反应，更是近代晚期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欧洲现代逻辑‘去心理主义’思潮之逻辑方法论在解释‘古典量论’时的自然映射。”①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随着欧洲逻辑学内部对符号逻辑的反思而形成的怀疑反思阶段。张教授认为它关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去心理主义”的逻辑学体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单向度的符号逻辑体系对“古典量论”生吞活剥的映射是否合理。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变化、发展，量论“欧洲系统”终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论”特别是印藏系统全面回归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论学派”，它建立在量论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之基础上，其代表在欧洲即是现代量论“维也纳学派”的开拓者弗劳瓦尔纳(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东方即是《佛教逻辑学之研究》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武邑尚邦。#p#分页标题#e#

武邑尚邦对现代量论“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时至今日，依据作为最新逻辑学的符号逻辑学之模式将佛教逻辑学与欧洲逻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尝试，在一定范围内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逻辑学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逻辑学之符号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行，而不能被符号化因素之存在益发明显，于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实际上，唯这没能够被符号化之部分显示着印度独特之立场，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决之课题。”(同上)张教授断言:“这是由现代量论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走向‘新古典量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是吹响复兴古典量论本义之境的理性号角。”②基于对现代量论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辩证唯物认识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比较逻辑学的研究必须以此来规范学习和研究，从而在挖掘历史资源的过程中摒弃错误的理论观点，并且在实践中培育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实践并发扬光大。

(三)比较逻辑学研究与认识论研究同步发展。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精确、严密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实践和认识领域，人类的认识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认识的对象也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着。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中介日益复杂化。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以为，应极力避免诸如视野狭窄、不察行情，注重结论、短于论证，捕风捉影、以字取义等浅显取向。在认识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来愈多样化、精密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也更加复杂化的同时，应考察各种认识手段、认识方法和认识形式，如各种仪器、电子计算机、模拟方法、模型方法、数学方法、符号系统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思维方法。由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中间环节的复杂性，认识的结构问题，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认识形式和认识内容、理论和实践等关系问题更加突出。同时，科学认识的发展，使得理论对实践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面提及的量论因明学研究的历程为例，理论的实际应用、为实践建立观念模型、科学预见、超前反映，等等，使量论因明学得以破除“去心理主义”的影响，从而回归正统。总结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概括现代科学认识的资料，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有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项十分迫切而又复杂的任务。这为比较逻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导向，从而也必将会发展和丰富比较逻辑学的内涵理论以及比较逻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二、比较逻辑学研究的方法

比较逻辑学研究在以哲学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深度，需要具体方法的培植和运用。历史上，自19世纪末以来，比较逻辑学研究已走过了百余年的时间，但在此过程中，一直鲜有学者对比较逻辑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给予必要的重视，主要是以三支逻辑源流之间或同一民族逻辑内部具体到某一逻辑问题即微观比较为中心的。对其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为了使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与思维方式的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研究所具有的说服力，有时是可以从合理的推论中获得的，而这种合理性则依赖于对方法的不断考察与研究。比如笛卡儿的《方法论》与培根的《科学的进步》所以受到推崇，无不因认识到方法的革新对于新理论的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比较逻辑学”这样一门我们正在试图构建的学科，百余年的比较逻辑研究历程，并未为这一尚处起步阶段的学科提供多少有益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连一种成熟的方法也没有。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的学者在进行比较逻辑研究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微观比较上，而并未对比较逻辑学自身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进行必要的探讨。

必须说明，上述论点并未否定百余年来几代学贯古今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比较逻辑研究。笛卡儿在论及写《方法论》一书的目的时说:“我并不是教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每个人为达到他的理性都应该遵从的，但只是告诉在何种情形中我如何努力实行我的方法。”［2］这里，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也并非为了抹杀每一位研究者对比较逻辑研究以其独特的方法所进行的创造性工作。另外，方法论与方法不同。我们认为方法论与方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必须予以厘清。我们讨论比较逻辑学方法论，要先分清楚哪些是方法论，哪些只是一般方法①。在我们所主张的比较逻辑学的研究中，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比较逻辑学方法论必须是这一学科总体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而不是在局部的、具体某一问题上的个别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些具体的方法并不是为这一学科量身定做的，并且是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可能采用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对于我们所讨论的比较逻辑学而言，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比较”作为人类分析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在许多研究领域里被普遍应用。抛开自然科学不论，仅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比较方法即运用于诸多学科，诸如比较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比较历史学、比较经济学，等等，但这些比较的方法多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比较逻辑学则不同，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对比较逻辑学的研究除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它的独特之处以外，作为一门独立、严谨的学科，虽然与多学科及相关学科有若干的碰撞和联系，但比较的方法却是独到的、全面的。通常情况下，进行逻辑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横向和纵向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度、广度的挖掘和扩展，人们逐渐探索出了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下的更多具体的研究方法，诸如典型比较方法、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渊源研究、平行研究，等等。

(一)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横向、纵向、井向。

1、横向比较研究。所谓横向比较方法在有的论述中也称为共时性比较方法，它主要是就相同历史时期或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在逻辑理论和逻辑思想上进行的比较。2、纵向比较研究。所谓纵向比较研究方法也称为历时性比较方法，它主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或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逻辑理论或逻辑思想、人物等进行的比较研究。3、井向比较研究。所谓井向比较研究方法主要是横向和纵向交叉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助于分析某一逻辑理论、人物等在整个人类逻辑观中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通过对某一点在全局中的作用分析，有助于对某一逻辑观的整体把握和运用。#p#分页标题#e#

(二)研究过程中点对点的比较———典型比较。

1、典型比较。所谓典型比较是根据研究需要对某一理论、系统、人物和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等的比较。2、层次划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同一学科内部对某一理论、系统、人物等的比较研究;二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理论的比较分析、区别研究等。3、典型比较研究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具体指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探索，不考虑其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广延性:具体指学科跨度上的无限性，比如《墨辩》理论的影响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的影响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分析，及其造成的影响。4、典型比较研究的作用。典型比较研究有助于明确不同逻辑类型或具体的逻辑系统的比较，有助于分析判别不同逻辑类型或系统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和价值，有助于发现不同逻辑类型或系统在比较中所具有的先进性或落后性等。

(三)逐步探索下的具体研究方法———平行研究。

1、平行研究的含义。所谓平行研究是指把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或系统逻辑，在渊源、特点、影响、人物等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然后得出有益的、往往又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

2、平行研究的分类。作为比较逻辑学研究的一个比较广泛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在进行相关比较研究中它尤其注重双方是否具有比较性。根据平行研究所具有的这种性质，我们将其分成类比比较和对比比较两个类别，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中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所谓类比比较是从相同的逻辑现象入手进行分析，重在对“同”的论证。但是在逻辑学范畴乃至整个哲学范畴里似乎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可比较的对象，因此，它往往要进而对相同逻辑现象的同中之异进行辨析，以求从更深层次去认识那些“同”。诸如《墨辩》的“三物论”与因明学中的“三支论”的比较，很显然两者具有同类可比的特点，并最终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找出不同，从而在理论层次上定义它们的相同属性。所谓对比比较是从相异的逻辑现象入手进行分析，重在对“异”的论证。与类比比较相同的是，在逻辑学范畴哪怕更广一些的理论范畴里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异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总能从它们本体上发现某些“异中之同”，因此，这种比较往往首先要寻找出相异逻辑现象、系统等中的共同点，以作为进一步比较的基础;然后再在辨异的过程中，进而发现可比的逻辑现象中的异中之同，以求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发掘那些逻辑现象、体系、观点中的“异”。如对亚里士多德与墨子的比较，从表面上看，他们并无任何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又存在着相同点，比如他们在各自的逻辑研究领域的贡献，具体可以论及三段论和“三物论”对不同逻辑观的影响上的“同”。

3、平行比较研究的特点。一是交叉性:表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等的逻辑观点均可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实用性:表现在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针对某一问题而对相关路基现象、人物、观点等进行比较。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2篇

在我国法学界有一句备受推崇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姆斯语）。与此相一致，形式各异的经验、实证方法在法学研究中备受青睐。但法理学正像它的别名法哲学所提示的那样，严格说来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非法学的一个学科。就此而言，仅强调经验实证方法未必符合法哲学的本性。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对法理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方法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以“辩证法”的形式为人们所熟知。我国法理学一直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原则加以提倡，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一原则却陷于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窘境。在法学语境下，这种方法常常被简单地斥为抽象的、思辨的哲学方法，一方面受到规范方法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社会学方法的冲击。这种状况是没有真正理解逻辑学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真实内涵和深刻意义造成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三统一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它以“绝对理念”自我运动的形式展开，蕴含了一系列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1）统一性原理：“绝对理念”逻辑先在地蕴含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中，人类的思维与客观世界服从于同一规律；（2）发展原理：“绝对理念”以具体化为发展原则，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展现为“概念辩证法”；（3）内在否定性原理（矛盾原理）：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内部的否定性，即事物本身的矛盾、有限性；在它的推动下，一切发展都是事物本身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4）反思性的认识原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的本质是理念、概念、思想，因此认识即反思；（5）自由－必然性原理：真理是全体、过程通过“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实现的“全体的自由性”，因而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6）融贯性原理：真理不仅是认识论的，同时是本体论、方法论的，逻辑学作为同一性哲学持有融贯论的真理观；（7）体系性思维与体系化方法：理论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只有通过体系性思维和体系化方法才能得到妥当的安排、准确的解释和完整的表述。透过“绝对理念”的神秘面纱，逻辑学方法对学术研究的最基本启示是：要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去推进对它的思考，使研究过程和结论呈现出一种必然性的联系。逻辑学方法之所以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和意义，原因在于：（1）逻辑学方法不是普通的研究方法，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它是真正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事物的内在矛盾构成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其他研究方法多是在途径、手段的意义上使用，本身不具有推进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无方向、无灵魂的，只有在人的思维逻辑地提出要求时，它们才是必要的。（2）逻辑学方法不仅是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而且以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展现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一规律，它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换言之，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方法与内容不分”的“内涵逻辑”，堪称“方法的方法”。

逻辑学方法对法理学研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发意义。

第一，抽象问题具体化。

相对于部门法学，法理学常被评论为抽象、无用。这与对法理学的两个认识误区有关：（1）割裂式的抽象法理学，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种理解把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割裂开，正是逻辑学方法所反对的。按照逻辑学，所谓抽象不是具体之外、之上的幽灵，抽象、一般、普遍寓于具体、个别、特殊之中，正像离开苹果、葡萄、樱桃等无法想象水果一样，脱离部门法学的抽象法理学也并不恰当。（2）缩写式、摘要式的法理学，认为法理学是具有最大普遍性、最高概括性的法学理论。问题是，这种经由“提取公因式”或取“最大公约数”而形成的法理学，究竟有多大意义？如果它与部门法学是一致的，那么它是多余的。如果它与部门法学是不一致的，那么它是无用的。这两种法理学观都试图从研究对象上区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进而都陷入在法学的对象世界里难以找到法理学独立领地的困境。

对此，逻辑学从思维方法与对象统一的角度定位哲学性学科，强调哲学从而法哲学是以特殊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而立足。虽然法理学在法学对象世界的版图中没有独占一席之地，但它作为特有的思维方式却渗透于所有部门法学中。因此，当强调对象的法理学变得“无家可归”时，作为思维方法的法理学反而真正实现了“四海为家”。法理学研究需要“从抽象到具体”，将部门法哲学从一般法理学中区分出来加以专门研究是这一要求的体现。但这一努力仍然存有缺憾：在部门法哲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多是诸如刑法哲学、民法哲学、行政法哲学一类的单科性研究，而缺少各部门法之间的一种“填平补齐”式的研究，即对各部门法中有关联的概念、理论为什么会有非常不同的样态以及彼此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借鉴，缺乏必要的思考和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唯有刑法学发展出精致的构成要件理论而别的法律部门没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分类能否成为贯通所有法律部门的一种基础性分类？特别是行政法律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及能否与民法中采用统一的分类标准？源自私法的霍菲尔德的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四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能否及如何运用于公法领域？为什么在对行为的合法性评价之外，还存在有效性评价（民法）和合理性评价（行政法）？合法性、违法性、有效性概念能否在各部门法中得到统一的解释？竞合问题为何在刑法别突出而在其他法律部门并不明显？法律冲突或竞合得否在规范的逻辑结构上给予精确的说明？违法、过错、责任之间的关系能否在法理学中给予统一的说明？如何在法理学层面说明部门法之间的界限，特别是行政法、民事侵权法与刑法之间的界限？诸如此类的问题，既不同于一般法理学问题，也不同于单科性的部门法哲学，而是部门法之间的问题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可称之为“中观法理学”。这是目前法理学研究中极为缺乏的一块，也是较为困难的一个领域。它要求研究者至少对一个部门法有精深的理解。中观法理学的基本诉求是：建构一套一般性、统一性的法哲学理论，又能以这种统一性理论为基础对各部门法的特殊性、差异性作出恰当的解释和合理的说明。中观法理学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比较各部门法相关理论的异同，追问其共同性基础和差异性根源，探寻相互借鉴的可能和限度，进而深化对部门法理论的理解。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说，中观法理学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比较法。它认为部门法的区分不应当成为画地为牢、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理由，以各部门法的任务、目的不同回答这类问题恐怕过于简单而无实益，不同部门法中具有相关性的理论之间的比较性思考，对于深化部门法学和法理学研究都大有裨益。#p#分页标题#e#

第二，横向问题纵向化。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逻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按这一原则，内容丰富、流派纷呈的法哲学史是法哲学理论得以展开的必然性环节。法哲学史是历史形态的法哲学，法哲学是理论形态的法哲学史。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体现了对法哲学史与论的关系的深刻理解。结合我国法理学研究现状，把这一原则转述为“横向问题纵向化”或许更能切中要害，因为我们现有的法理学研究，以论为主，鲜有史的意识。倒是国外的一些法哲学著作较多体现了“史论结合”、“以史带论”的方法。“横向问题纵向化”提醒我们对于那些具有永恒性、根本性的法哲学问题（比如公平、正义、权利、自由等），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是追随思想史上那些巨人的思考，循着先哲们的思想轨迹，首先学会“照着想”，再努力学会“接着想”，进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进相关问题的思考。把法哲学问题融入既有的思想传统、理论脉络、学术资源中去讨论，不仅是进入法哲学门径的简捷方法，而且是法哲学研究取得实质性创新的不二法门。离开思想传统，我们的思考要么不着边际，要么是重复劳动。只有“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有可能从当下语境出发做出“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横向问题纵向化”在把法哲学理论具体化的同时，也把法哲学史提升到法哲学的水平。这就是说，要在法哲学的理论结构中说明各个思想流派所处的逻辑位置，既避免法哲学理论的抽象、空疏，也避免把法哲学史处理成偶然、散乱、无序的流派或人物思想的清单。史论融合基础上的法理学研究，首先应当强化流派意识，不仅要认识到流派是法哲学的存在方式，而且要认识到我们的思考若要合逻辑，必定属于某一流派，企图建构超流派的理论是徒劳无益的，超流派的思考只能导致逻辑不清、思维混乱。其次，在法哲学的理论结构中说明各流派的位置，就是把单个流派的思想的“片面的深刻性”，理解和把握为作为真理的“全体的自由性”的“环节的必然性”。最后，同一流派思想的修正，不同流派理论的折中、妥协只有建立在清晰的流派意识基础上，才是可理解的。理论的纯粹和典型，尽管可能与极端化、片面性相伴随，却是理解各种复合的、复杂的理论形态的基点和前提。就此来说，实证主义者说的“错也要错得清楚”是一个特别值得遵循的思想原则。

第三，现实问题理论化。

强调法学研究面向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面向现实”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深层的而不是浅表的、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按照逻辑学的思想，现实不能等同于现象、现存只有具有合理性的现存才是现实。合理性意味着现实之成为现实的根据，其中蕴含的理性、理论才是灵魂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应当避免把“面向现实”以及与之关联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简单化、庸俗化。这里以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个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例作简要分析。显然，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在法学研究中也是有效的，但实际上，这些原则常常被误解、误用。其根源是：对实际（现实对象）只是从客体的方面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即不是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于是，（1）“一切从实际出发”变成“一切向实际靠拢”。“实际”被理解为冰冷僵硬、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支撑现实的背后的理论，“实际”沦为经验表象，进而只有“实际”没有“出发”。（2）“理论联系实际”变成“没有理论，只有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在操作中往往成为离开理论、只谈实际的借口，以至有的法学教授直斥这一原则是伪命题。（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成“就事论事”。一旦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把理论抛之脑后、束之高阁，而陷于事务性的叙述；一旦强调理论，就离开了具体内容或问题而使理论抽象化、空疏化。

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向现实”决不是要求把理论思维降低到“现实”的水平，而是要求把“现实”提拔到理论的高度。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因此，“现实问题理论化”既是真正理解现实所需要的，也是法学研究者的工作方式所要求的。现实问题理论化，就是要学会以理论的方式关注现实，善于把现实问题理解为、转化为理论问题，把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外部矛盾转化为理论内部的矛盾，看到现实背后的理论根源，进而对支撑现实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逻辑学方法充分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方面，洞悉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自然事实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无不是由人的思维、理论造成的，都是一种“人化现实”。因此，现实问题就是理论问题，不理解支撑、造成这一现实的理论，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这就为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建构更加合理的新现实提供了可能。正是由于未能深刻理解逻辑学方法，前述那些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很容易就蜕变为马克思尖锐批评过的机械唯物主义。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动态偏好逻辑；动态认知逻辑；动态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5－0216－02

偏好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知识和信念等概念相比较，偏好属于所谓的评价体系，它与选择相关，而选择往往与行动和目标联系在一起，我们通常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某些行动。因此，要讨论理性主体的行为，离不开对他们偏好的探讨，偏好的概念因此也出现在很多不同的研究领域，譬如，决策论、博弈论、心理学等等。偏好及其逻辑性质在理性决策中起着核心的作用，道德哲学近年来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本质上就在于偏好逻辑的使用，而偏好逻辑在信念修正理论和非单调逻辑的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2010年，刘奋荣出版的《动态偏好逻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对偏好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逻辑研究，这是此类研究中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剥’偏好的一般原理进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家们开始对偏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冯・莱特(G.H.von Wright)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偏好逻辑》。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冯・莱特提出了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对它们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冯・莱特的问题

冯・莱特的《偏好逻辑》一书虽然只有100多页，但是却对偏好的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哲学探讨和逻辑分析，后来很多关于偏好的研究都是以冯・莱特的这一研究作为起点。在这一著作中，冯・莱特定义了两种偏好关系：外在的偏好(extrinsic prefer-ence)与内在的偏好(intrinsic preference)。他认为区分这两种偏好非常重要，并用如下的例子来阐释：

例如，某人说他偏爱红葡萄酒甚于白葡萄酒，因为他的医生曾经告诉他或根据经验他发现，通常前者对他的胃和健康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更好的判断成了偏好的理由或根据。我将把与更好有这种关系的偏好称为外在的偏好。

然而，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他偏爱红葡萄酒甚于白葡萄酒并不是因为他认为第一种酒对他的健康更好，而仅仅是因为他更喜欢第一种。那么他对一种酒的喜爱就不成为他的偏好的原因。

这个例子非常形象。简而言之，内在偏好与外在偏好的区别在于，如果由于在某些外在方面p比q更好而被偏爱，我们就说p比q外在地更受偏爱；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原因，偏好就是内在的。冯・莱特明确说，他在书中所研究的偏好只是内在偏好，而不研究外在偏好。此外，冯・莱特也注意到，偏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样，他的著作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写道：

我们所要研究的偏好只是主体在一种情境下的内在偏好。故我们同时排除了偏好的原因和偏好改变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如何从逻辑的角度研究外在偏好或刻画偏好的原因?如何研究偏好变化的机制?这两个问题是冯・莱特遗留的两个重要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研究者们都在探讨内在偏好的性质以及这些性质之间的关系，而关于外在偏好的问题几乎无人问津，而对于偏好的变化也只有少数几篇英文文献。近年来，对主体(agent)的研究成为哲学界和计算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究其原因，哲学家们大多是有出于对主体理性的关注，而计算机科学家们则是希望通过对主体的研究，找到合适的表征方式，构建更为智能的系统。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主体的知识(knowledge)、信念(belief)、意愿(intention)和偏好(preference)等方面，尤其是研究主体在面对新信息时如何动态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修正自己的信念、调整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动态认知逻辑、信念修正逻辑等新的逻辑分支纷纷出现，成为逻辑学科的重要领域，这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逻辑学“动态转向(dynamic turn)”的一种体现。对偏好及其变化进行系统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成为逻辑学研究领域一个新课题。

二、《动态偏好逻辑》述评

与其他关于偏好的研究一样，刘奋荣的著作《动态偏好逻辑》也以冯・莱特的研究作为起点。近年来，《动态偏好逻辑》的作者已经在国际上著名的专业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关于外在偏好和偏好变化的多篇论文，得到了逻辑学界同行的欢迎和肯定，这部中文著作的出版更是进一步推进了国内逻辑学界、甚至哲学界对偏好概念及其逻辑性质的研究。下面我们主要概述《动态偏好逻辑》的几个创新点和贡献。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方面在于本书从方法论上采用了最新的动态认知逻辑的研究方法。动态认知逻辑是最近20年里最为活跃的一个哲学逻辑分支，不少国际会议都以它作为会议的主题。动态认知逻辑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动态逻辑机制，不仅能够处理知识、信念的更新，也能处理偏好的改变。当然，它们在技术上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总的方法论是一贯的。《动态偏好逻辑》一书第二章专门从方法论的角度介绍动态认知逻辑的语法和语义，这为理解后面的章节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模态的偏好逻辑的基础上给出了偏好逻辑的动态形式――动态偏好逻辑。在第三章，作者先给出静态的模态偏好逻辑，在这个逻辑当中，偏好是可能世界上的一个序关系，紧接着采用动态认知逻辑的方法，在偏好逻辑基础上增加改变偏好的动态行为算子，把静态的偏好逻辑扩展成动态偏好逻辑。遵循动态认知逻辑的方法论，作者建立了适合于动态算子的归约公理。归约公理的建立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和关键步骤，因为由归约公理就可以直接获得动态偏好逻辑的完全性。

再次，书中利用优先序列对偏好的原因进行了刻画：第四章给出了偏好的一个新模型，其中优先序列是个体对象的一些性质按照重要性进行的排列。从这个序列可以推导出关于个体对象的偏好，由此，有限序列成为关于个体对象偏好的原因。作者使用了一阶逻辑语言的一个片段来描述这个模型。就偏好的动态性质而言，优先序列的变化导致偏好的改变，在此基础上，作者给出了相应的动态逻辑。

值得强调的是，作者在第五章中建立了新的双层偏好模型。第五章是对第三、四章工作的比较，并提出了偏好的“双层理论”构建。抽象地说，我们考虑分别在可能世界(或个体对象)和可能世界集(命题)这两个层次上的序关系。在这两个层次之间，一方面，可能世界上的序关系能够“提升”为可能世界集之上的序关系；另一方面，从命题或性质的序列能够“推导”出可能世界之间的序关系。更为有趣的是，作用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序关系的动态变化有着某种对应的联系，第五章详细研究了对应的动态算子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一些对应定理。

最后，我们注意到作者对偏好和信念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偏好作为理性的一个状态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常常跟知识、信念等认识论的核心概念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以决定主体的行为。书中第六章特别对偏好与知识、偏好与信念的关系进行了形式化的研究，并给出了认知偏好逻辑和信念偏好逻辑的形式理论。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4篇

要思考，首先要遵守思维自身的规则，要保证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这正是逻辑学研究的内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逻辑学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人的思维的形式和系统，以三段论作为推理的基本形式，并明确提出了公理系统的证明方法。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早期哲学家就注意到了逻辑在辩论中的应用。芝诺的否定“多”和非难运动的证明，智者们传授于人的辩论之术，苏格拉底的反讥法等，无不是对推理、证明规则的精彩应用。到了近代，逻辑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数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整个逻辑学科的大繁荣，逻辑在哲学研究中也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原子主义，以维也纳小组为中心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都以逻辑分析作为最主要的哲学研究工具，力求哲学语言的逻辑化。逻辑学获得古今哲学家的一致重视和应用，正是因为它是任何理性的人类思考所必需具备的基本要求，任何理论要想获得别人的认可，首先就要做到推理分析的合逻辑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合逻辑性应该是哲学研究的规范。逻辑学方法论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逻辑学重分析，而轻归纳和总结。虽然也有归纳逻辑，但其还很不完善。而且对于逻辑本身的定位和它的本质，学界还未达成共识，因此逻辑学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2）归纳法

与逻辑分析法相反，归纳法是另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我们生活在经验的世界，要想突破经验的局限，发现和总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归纳法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方法。归纳其实就是抽象，经过考察同一类事物的共性，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在探索世界本原时，其运用的直观、想象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归纳法，从一定数量的经验事实和相同点上，进行大胆的联系和想象，这是一种很自觉的思维方式。

（3）形而上学

抽象的极端发展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意是指哲学本身，因为哲学都具有抽象难懂，远离具体事物的特点。但把这种抽象、直观、武断的猜测加以滥用，就会使哲学观点片面化、孤立化，因此黑格尔对这种哲学和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批判。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定位为思维对客观性的第一态度，认为这种方法没有认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而以为仅仅凭借抽象和直观的方法就能够达到真理认识。但他也认识到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哲学史中的地位。这种没有反思性的抽象，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

（4）辩证法

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是辩证法，赫拉克里特明确阐了述辩证法。他提出了“一切皆流”和对立面统一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希腊哲学和西欧哲学。黑格尔是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法思想克服了形而上学的缺陷，揭示了世界万物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不断发展的规律。辩证法既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因为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辩证法承认矛盾和发展，它从本质上说不崇拜任何绝对的东西，其批判性是推动哲学不断进步的无穷动力。

（5）小结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浸透着人类理智对世界和自身思索和智慧。哲学首先开启了人类对世界的不停探求，现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曾受到哲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哲学锻炼了人类的思维，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正是在千百年来的哲学思考磨练中成长起来的。哲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伟大的转变时代，都可以找到引领这种变革的哲学思想。古希腊哲学造就了古希腊的辉煌成就，启蒙思想家们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哲学还将引导人类走向自己的未来，哲学家始终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试图为我们人类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伟大的将来。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5篇

一、高校法律逻辑学教学现状分析

法律逻辑学是交叉法学与逻辑学研究的边缘性新兴学科，是训练法律思维能力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我国法律逻辑学的研究起步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法律逻辑学起步晚，科研和教学严重滞后于别的学科。

1．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逻辑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当前，我国高校逻辑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普通逻辑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的在国际逻辑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对于普通逻辑学，虽然在国内一些高校的哲学、法学、中文、经济学等学科中开设了法律逻辑学课程，但并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以致法律逻辑学课时少、内容浅，甚至有些法学专业没有开设法律逻辑学课程。

2．教材内容需要改进。目前，法律逻辑学教学与科研还未成为完善的科学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法律逻辑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何应用普通逻辑知识来解释司法实例问题上，事实上只停留在普通逻辑学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层面上。这种研究方法谈不上创新，只能说是“普通逻辑原理+法律案例”的一个框架，与普通逻辑学并没有本质区别。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的逻辑学应用学科。一方面，它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与司法活动的过程中，探讨涉法思维活动的一般逻辑形式与逻辑规律;另一方面，法律逻辑学要结合法律与司法活动思维的特殊性，研究涉法思维活动的特殊思维形式及其合理性规则。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法律逻辑学教材理当首先界定清楚自身的学科性质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彰显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3．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对法律逻辑学课程没有充分的认识，缺乏学习的动力，很多学生学习态度消极、被动。法律逻辑学课的普及程度远不及普通逻辑学课，大部分法学专业本科生只学过普通逻辑学而没有学过法律逻辑学课程，对于法律逻辑学了解甚少。多数学生认为法律逻辑学神秘莫测、远离现实。还有一些学生认为法律逻辑学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就业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毕业找工作时，用人单位只会关心专业课成绩或外语水平，因而学生对法律逻辑学的功能产生怀疑。这些问题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教学过程中虽然采取的教学方法符合高校教育教学发展规律，也能够适应教育改革需要，但仍面临着学生兴致不高，缺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开设法律逻辑学课程的意义

法律逻辑学是法学专业的理论基础课，为学生学习法学专业的各门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方法论指导，是培养司法工作者法律逻辑思维、思辨能力不可缺少的学科。

1．学习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法律逻辑思维能力。波兰学者齐姆宾斯基指出:“逻辑基本知识已成为法律科学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法律工作者越来越不可缺少的”［1］。法律逻辑学本身只是一种思维训练工具，其核心是法律语言。法律工作者的法律语言，关键是根据法律规定阐述问题，在法律话语范围之内说明理由。因此全面深入地学习法律逻辑学有助于学生准确表达思想，严密论证思想，有助于辨别与反驳各种谬误和诡辩，提高论辩、善辩能力。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2］

2．学习法律逻辑学能够提高大学生司法实践能力。司法实践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法官的实践能力，是指法官通过审判和执行各类案件，在打击违法犯罪、解决矛盾纠纷、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合法权益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法官在审判中引导诉讼，听取对立当事人之间的意见，分析现有证据，构造一个法律上的事实。法官在处理这个过程中的逻辑论证，必须用清晰的逻辑头脑不断对当事人阐述诉讼各阶段处理结果的逻辑性理由。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明确提出:“形式逻辑是作为平等、公正执法的重要工具而起作用的。它要求法官始终如一地和不具偏见地执行法律命令。”［3］学生通过法律逻辑学课的学习及其教育实习环节，参与办案及审判过程及实际操作，可以促进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提高。

三、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的途径

当前各个高校为实现内涵式发展，采取措施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的目的最终达到不需要教。”但在教学实践中能否实现为不教而教，为学而教，仍然是个大问题。法律逻辑学毕竟不同于普通逻辑学，它需要有特定的方式方法来达到培养法律思维能力的目的，因而更应该注重教学改革与创新。

(一)引导学生提高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在以往的逻辑学教学过程中，一般把讲授系统的逻辑知识作为教学目标。而忽视逻辑学的应用价值。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日后所从事的工作决定其学习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日常的法律思维技能。法律逻辑学对于提高学生法律逻辑思维水平，提高准确表达思想、正确认识事物、获得新知识以及法学研究、公平公正办案等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学生法律逻辑思维能力越强，对知识的理解越透，掌握的越牢固，运用时就越灵活。正确规范的思维能力必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真理。因此，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教师通过案例分析、辩论及模拟审判等实践教学环节，引导学生综合应用逻辑方法，厘清概念，准确使用命题及推理，掌握思维活动的客观规律，提高思维速度，使学生减少思维的弯路，避免误入歧途。

(二)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这些学科的出现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法律逻辑学是法学和逻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因而讲好这门课，并非易事。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科学知识。作为法律逻辑学教师应该多读一些法哲学、法学方法论、法理学、法律思维学、立法学等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来充实提升自己。在上课时，灵活应用逻辑学、法学知识，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从事法律工作离不开法律逻辑学有关知识的掌握及其应用。

(三)法律逻辑学教学方法要创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堂教学改革，“聚焦教学，决战课堂”已成为对高校新课程改革的价值选择。#p#分页标题#e#

1．运用案例教学法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长期以来，以“学生为主体”一直是我国一条主要的教学原则。但因为传统教学的压力，教学中的教学角色很难转变，教师往往成为课堂的主宰者，学生在学习中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的厌学情绪很浓。案例教学法是通过事例呈现，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使学习的主体地位得以发挥。教师选择的教学案例必须贴近实际，在案例分析中，教师要善于对案例进行情境设计和设问，师生课堂互动，教学才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同时也使教师作为教学的管理者和教导者的角色得以转变和体现。通过多类型案例的讨论训练学生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等逻辑思维方法。案例教学法要使学生通过案例教学演练，把理论运用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案例分析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更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步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欲望，使实际操作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

2．采用辩论教学法强化学生法律逻辑思维能力。辩论，是观点对立的双方就同一问题进行争论，以说服或驳倒对方为目的的言语活动。辩论教学法是一种开放式的、能够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教学环节。辩论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选好辩论题目，其次让学生准备一段时间，最后进行辩论。从目前国内外大学生辩论赛规则来看，辩论的过程中除了对立双方的争论以外，还增加了跟评委对辩的环节，也就是说，在课堂辩论中加一个跟教师对辩的环节，能够建立师生共同参与的平台，进行广泛的交流。如此，一方面让学生翻阅与论题有关的书籍，查找有效的论证材料;另一方面通过争论，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论证材料的分析应用能力、善辩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对整个辩论过程的掌控能力。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逻辑学；计算机科学；谓词逻辑；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B812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计算机科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在计算机科学不断取得进步的背后，逻辑学则是促使计算机科学不断前进的关键因素。逻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效武器，用于对形成的学说进行推理和判断。目前，逻辑学已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中，而对于逻辑学的研究则是学术界的热门研究对象，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就要用更复杂的推理方法进行逻辑推理。逻辑学目前的学生分支有以下几个：传统逻辑；经典逻辑；扩展的逻辑；变异的逻辑以及归纳逻辑等等。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逻辑学与其关系也更加紧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通过将人类的推理简单化，使得计算机技术能够代替人的推理成为可能，而目前，一些可能已经实现。数学逻辑在计算机方面的应用，尤其是硬件设计方面的应用使得逻辑学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关键的理论，而且与命题与谓词演算关系密切。在计算机方面，对程序进行设计时，要将所有的推理和计算过程都编入程序里，计算机进行运行。如果程序出现一点点问题，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逻辑学在计算机方面的研究就变得非常重要，逻辑学中的一些逻辑问题以及各种逻辑之间的联系对于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来说，也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通过命题逻辑、谓词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为例来说明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

1 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在关系数据库中的应用

首先介绍一下数据库，数据库是计算机数据处理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当代计算机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据库管理系统是关系数据库中用于向用户提供使用数据库的语言，也被成为数据子语言。谓词逻辑也是一种语言研究，它是计算机中的数学基础，而对于数据子语言的改进和优化也成为谓词逻辑的化简问题。

命题逻辑是逻辑系统中最基本的一种逻辑，它可以将命题逻辑的推理归纳成简单的代数演算-命题演算，而命题演算又是命题逻辑能够在电路设计等得到应用的重要原因，命题演算由于推理局限和表达问题不能很好的应用于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命题演算里的原子命题，顾名思义，它是不能再被分解的，可用于研究命题间的关系，但其应用又是很不充分的。

符号逻辑系统中比较关键的是一阶谓词逻辑。由于一阶谓词逻辑的研究比较完善和成熟，同时可以用来表示种类众多的语句，还可以用旧知识直接求得新知识，因此，符号逻辑系统中的一阶谓词逻辑是一种很有效的推理方法。一阶谓词逻辑既能对众多非古典逻辑奠定基础，又能找出新语句的导出来源。一阶谓词逻辑可以为“归结反演原理”提供求解方法。因此，谓词逻辑在逻辑程序设计和人工智能系统中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应用。

2 逻辑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解决计算机如何能表现出人类智能的问题。而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方法、归纳推理方法等对于计算机如何表现出人工智能来说至关重要。在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的同时，要重视知识表示、知识推理和知识运用等基本问题。谓词逻辑语言的演绎过程的形式化能帮助研究者更好的理解人工智能知识表示及推理中的某些子命题。其中，逻辑学中的经典逻辑在人工智能研究知识表示、知识推理，应用逻辑规则等方面也起到关键的作用，能为数学语句准确定义，经典逻辑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数学基础。PROLOG，是基于逻辑的程序设计语言，同时也是建立在逻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PROLOG是逻辑学家开发的一种描述式语言。PROLOG语言以谓词逻辑为其表现形式，以消解原理为其实现基础。

3 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中的作用及意义

对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也在不断进步和完善。计算机科学之所以能有这么快的发展和提升，逻辑学是主要原因，逻辑学是推动计算机科学前进的主要动力，对于计算机科学来说，逻辑学从硬件设计和软件处理两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同时，逻辑学对于计算机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从硬件设计来讲，命题逻辑和逻辑代数主要应用在计算机的电路设计中，同时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又发展了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等新的逻辑学。其次，从软件如理来讲，逻辑学对于计算机语言和程序的应用和发展又有很大的贡献。二值逻辑为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逻辑学在计算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用到，也就是说，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逻辑学，反过来，计算机科学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逻辑学提出更大挑战，同时推动逻辑学的不断发展。由于起初的计算机只是对数字进行计算，之后，随着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计算机对文字进行处理，现在多媒体也在不断发展中，而计算机的这些发展，都是以逻辑学的应用为前提的，因此，计算机科学在智能化革命中瓶颈问题的解决和突破都依赖于逻辑学的不断完善和突破，学者对于逻辑学的研究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有重要的意义，理应受到关注和重视。

4 结语

对于数学逻辑来说，其最大优势就是将复杂的人类推理化解成简单而又原始的机械操作，正是因为有了逻辑学，人类才能制造出机器和计算机这些高科技来替代人的推理，而到目前为止，一些设想也已成为现实。在计算机中，要先设定程序，之后才能进行推理等过程，机器才能运算和操作。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时间的把握，要求快速、正确的编写出程序，且要将程序的错误降到最低，这对于逻辑学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因此，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对于科学技术来说，它要求人类有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而对于科学技术来说，在科技上的每次理论或实践上的突破，同时也都是科学方法和方法论上的一种创新。作为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和使用者，人类应该充分重视和应用科学技术方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不仅要重视科学方法的理论和应用，更要将两者有效结合，让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中发挥最大效用，反过来，也能利用计算机科学丰富科学方法论。

参考文献：

[1]王岚，乐毓俊.计算机智能推理与智能教学[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

[2]布勒斯.可计算性与数理逻辑[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3]王国俊.数理逻辑引论与归结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胡思.面向计算机科学的数理逻辑系统建模与推理[J].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王明（1981-），男，山东济宁人，大学本科，学士，研究方向：计算机及通信。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哲学 本质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YAO Feiming

（Sha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 'An， Shaanxi 710300）

Abstract To learn every subject， mus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it， every philosopher has his own ideas about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ut these ideas together， maybe this is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attractive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thinking and existence， the philosophy is defined as the human senses to the world and own a kind of ultimate care， and to explore the methodology of philosophy research problems.

Key words philosophy； nature； methodology

1 哲学的本质

哲学对世界的研究，其趣旨则在一个“总”字上，即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把握，而有些科学则从一定的领域或层面上把握世界。比如亚洲史、欧洲史、美洲史等组合起来便为世界史；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电磁理论及其它物理学组成完整的物理学。然而，哲学绝非是这样拼凑在一起的结合体，它有自己的要素和结构，是充满人类智慧的特殊的创造体，它考察世界的总体，有自己独特的趣旨，却又与其它科学密切相关。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是哲学家思考的兴趣所在，这种终极关怀起源自人类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思维虽产生于存在，但却不同于存在，它既是对存在的肯定和认同，又更是对存在的超越。思维的第一天性是认识，从最低等的单细胞生物到最高等的人类理智，无不是因为能正确反映客观存在，得客观之规律并遵守之而得以存活。思维决不能离开存在，它在对存在的肯定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它与存在的同源性，正如黑格尔说过“实体既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就包含有这种思想在其中。思维的第二天性是创造。思维既已产生，它对于存在就是一种突破和超越，这种突破表现为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存在世界是自在世界，那里一切都依从铁的规律而行，既没有选择的可能，也没有选择的必要，从而也就无涉价值和意义，那是一个死寂的世界。思维主体的世界则是自为的世界，当其产生之初，认识能力必然有限，面对一个看似异己的纷扰冷酷的世界，免不了要进行各种选择和尝试，当然也要犯很多事与愿违的错误。然而正是在这种不断犯错和尝试的实践中，主体创造了不同于自在世界的一个自为世界，这个世界与人类主体自身密切相关，富有意义和价值。作为思维主体的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自然并不给他任何承诺，也不设定他存在的必然法则，人类是在不断创造中获得自己的本质和意义的。思维主体前途的不确定性，对生存和发展的忧虑，存在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始终鞭策着人类不断地思考着世界和自身的命运。哲学正是这种思考的最大努力和精华。可以说，这种终极关怀是同人和人类思维共生共存的，只要人类存在，人们就会思考，只要人们思考，总会上升到终极关怀，于是有了哲学的存在，而这正是人类的生存方式。

2 哲学的研究方法

（1）逻辑学。要思考，首先要遵守思维自身的规则，要保证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这正是逻辑学研究的内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逻辑学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人的思维的形式和系统，以三段论作为推理的基本形式，并明确提出了公理系统的证明方法。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早期哲学家就注意到了逻辑在辩论中的应用。芝诺的否定“多”和非难运动的证明，智者们传授于人的辩论之术，苏格拉底的反讥法等，无不是对推理、证明规则的精彩应用。到了近代，逻辑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数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整个逻辑学科的大繁荣，逻辑在哲学研究中也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原子主义，以维也纳小组为中心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都以逻辑分析作为最主要的哲学研究工具，力求哲学语言的逻辑化。逻辑学获得古今哲学家的一致重视和应用，正是因为它是任何理性的人类思考所必需具备的基本要求，任何理论要想获得别人的认可，首先就要做到推理分析的合逻辑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合逻辑性应该是哲学研究的规范。逻辑学方法论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逻辑学重分析，而轻归纳和总结。虽然也有归纳逻辑，但其还很不完善。而且对于逻辑本身的定位和它的本质，学界还未达成共识，因此逻辑学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下转第187页）（上接第139页）

（2）归纳法。与逻辑分析法相反，归纳法是另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我们生活在经验的世界，要想突破经验的局限，发现和总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归纳法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方法。归纳其实就是抽象，经过考察同一类事物的共性，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在探索世界本原时，其运用的直观、想象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归纳法，从一定数量的经验事实和相同点上，进行大胆的联系和想象，这是一种很自觉的思维方式。

（3）形而上学。抽象的极端发展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意是指哲学本身，因为哲学都具有抽象难懂，远离具体事物的特点。但把这种抽象、直观、武断的猜测加以滥用，就会使哲学观点片面化、孤立化，因此黑格尔对这种哲学和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批判。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定位为思维对客观性的第一态度，认为这种方法没有认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而以为仅仅凭借抽象和直观的方法就能够达到真理认识。但他也认识到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哲学史中的地位。这种没有反思性的抽象，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

（4）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是辩证法，赫拉克里特明确阐了述辩证法。他提出了“一切皆流”和对立面统一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希腊哲学和西欧哲学。黑格尔是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法思想克服了形而上学的缺陷，揭示了世界万物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不断发展的规律。辩证法既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因为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辩证法承认矛盾和发展，它从本质上说不崇拜任何绝对的东西，其批判性是推动哲学不断进步的无穷动力。

3 小结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浸透着人类理智对世界和自身思索和智慧。哲学首先开启了人类对世界的不停探求，现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曾受到哲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哲学锻炼了人类的思维，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正是在千百年来的哲学思考磨练中成长起来的。哲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伟大的转变时代，都可以找到引领这种变革的哲学思想。古希腊哲学造就了古希腊的辉煌成就，启蒙思想家们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哲学还将引导人类走向自己的未来，哲学家始终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试图为我们人类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伟大的将来。

参考文献

[1] 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8篇

1．1经济逻辑学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经济逻辑学整合了经济思维和逻辑方法中概念、判断、推理、诠释以及论证的理论方法。经济逻辑的提法已在许多著作中出现。该提法在经济理论的结构分析和思路顺延的探索中发挥着体现理论思维性、方法性和科学性特点的作用，所以很多涉及经济逻辑思维的作品本质上仍然是在探讨经济问题本身，系统研究经济逻辑学原则、方法的需求不断提升，因而经济逻辑成为热门话题并成为一门学科是大势所趋。经济逻辑学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研究其本质、特征等的概念论;对经济思维的确定性、层次性及论证性等原则的整体发掘的原则论;对重点在于经济决策的逻辑分析如概率逻辑、模糊逻辑和博弈逻辑等的经济思维程序论;强调经济逻辑等解释、假设基础和语用分析方式的经济思维方法的研究等。［1］经济逻辑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是经济思维模式，并以经济思维进展、特征和分析为研究方式。瞿麦生指出:“经济逻辑学认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进行的经济人的行为;有效的经济逻辑是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过程中的思维形式结构及其思维方法的学科。”［2］经济逻辑学应有效地对经济价值创造的情境与机制进行研究，实现理论框架的抽象与建构。因而，经济逻辑以经济推理及其思维方法为主线，在学科性质上将其视为动态逻辑，从研究方式上以语境为中心。经济逻辑学探讨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思维过程中的结构化特征、运作方法以及价值导向理论体系。

1．2经济逻辑学以经济推理为研究对象经济推理是经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研究中，经济推理多被作为探讨经济问题的思维模式和集结经济推理的“语言、经验、知识、信息、思维、情感、价值意图和实践活动”［3］的逻辑方法。首先，经济推理具有经济性。其发生于经济活动和研究中，因而关于理性选择的合理性判断始终都无法脱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其次，经济推理具有策略性。经济推理力图在识别与认知中把握经济现象中隐含的规律，在未来经济走向和发展趋势中进行有效预测，在制定经济方案或交易问题当中实现最佳决策。经济推理思维要在不确定甚至错误的信息与尽可能小的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的平衡。因此，经济推理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将理性运用于有效获取、分配和利用资源，并确立、评估、选择和实施相应的措施或方法;第三，经济推理具有复杂性或语境依赖性。逻辑学强调推理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但经济现象处于风云变幻的现实社会中，因此需要在依据特定预设的前提下对不同经济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做好各种准备和弥补方案。

2法学基于经济逻辑学的思维模式

2．1理性选择行为的判断正是由于其语境依赖性，经济推理对现实问题有强烈敏感性。经济推理通常很难与明确清晰的法律规范在制度架构以及处理方法上相对应，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要顾及各种可能选择对结果的效益和影响，因而其对于例外情况的重视是法学领域当中始料未及的。经济学通常关注于对细微差别结果进行排序、计算和预估，而在法律当中即使会力图找到明确的规范指向和差别，却无法保证其中的判断具有绝对的精确性和唯一的正确性，因为这一思维进程还要遵循规范的特定价值导向和语境关联。比如一个反对价格设定的法规本身并不能判断价格设定永远不具有经济正当性，相反，该规则所反映的判断是:价格设定的经济正当性是很罕见的，也很难被证明;再比如《刑法》曾经认定投机倒把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但当时的社会情境决定了对这种犯罪的危害性预期是否真正对经济发展有益，是难以预估的。由于确立明晰规则的成本巨大，就不值得确立更复杂的、或者更加反映经济规律的法律规范，并且法律面对的对象通常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因此规范效力的持续需要保证法律不会由于过于细微而需要时常调整和修改，造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无所适从。失去了稳定性的法律形同虚设，而且事实上，法庭适用一个更复杂规范的困难性所招致的错误可能会超过该规范所带来的好处。成本不但与事物相关而且和行为相关，因为成本的计算需要从决策和选择当中进行考察。反复多变的人类需求造成了不同语境下的选择差异，因此关于成本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变动没有平稳和固定的走向。成本并非针对事物的同时也不是面对普遍对象，而是有特定主体的。例如学校教育对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发生纠纷提讼对于不同当事人的成本(时间、经历、金钱和风险)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决定了经济运行对语境的高度依赖。商品的价值面对消费者的需求在边际被决定。通常是在实际情境之下，人们对商品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如果法律人能够秉持经济逻辑思维的策略性，并能够判断理性主体面对特定制度、裁决以及惯例的时候会如何回应、如何作为，甚至能够在相反指向的灰度和裁决中有一个明确的预测，那么法律人在最终判断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具体的情境化的特定决策才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也是法学层面上的效益。

2．2法律思维的特征法律思维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其规范性，及任何价值判断的标准都要结合规范的引导及其合法性。面对特定法律问题，法律人通常首先会思考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为什么这么规定，是否存在漏洞以及不完善之处;第二，法律思维具有社会性，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人借以分析显示规范运作逻辑和试图解释相关法律产生的原因以及探寻法律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可能空间的素材，总是来源于社会生活。这点和经济思维模式具有共通性;第三，法律思维具有概念性和逻辑性。特定范畴的归纳和单个术语的理解及诠释都有可能会深刻影响特定案件的裁决取向。无论像“硫酸是否属于武器”，或者在不允许机动车入内的公园里出现急症病人时“救护车算不算机动车”等等都属于法律思维模式中的判断难题。这一点也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语境依赖性和前述的社会性。何种选择能够实现问题的高效率解决在法学领域当中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分析、辨别与衡量标准。法律体系的逻辑性也非常显著，例如法律适用中对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特殊法和一般法的遵循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法学方法论当中法律逻辑具有本体性地位;第四，法律思维强调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正义。“法律的本质就在于使正义获胜，因而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法律和正义完全就是一回事。”［4］75－76这种特点包容了法律思维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和经济思维的效率最大化追求具有实质区别。法律思维力图实现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弱者利益得到保护，使违法者受到应有处罚。这种正义的标准是情境化的具体的公正，因而在识别上表现为恰当性。

2．3法学与经济逻辑思维的区别及共通性法学和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原则存在不同。首先，法律逻辑和经济逻辑之间的思维分别体现了经济学的效率性和法律价值的多元性;其次，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以及法学对于法律主体的角色处置也不同;第三，经济逻辑可以说是新近形成的一个交叉型学科并具有强烈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自我定位，法律逻辑则伴随着法学的发展逐步由形式逻辑之维走向非形式逻辑之维;第四，经济逻辑思维能够在通过符号化与范畴化说明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现实的细微差别，而法学通常善于将特定价值导向普遍的可接受性，并在关照现实互动协调的过程中进行具有后续效力的诠释和解读。因此，在面临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时候，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法学的相对滞后性和保守性更加灵活。这些不同也为寻找两者的关联之处确立了前提和基础。经济学本质上是要处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选择做出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法学当中不管是民法、经济法还是刑法、行政法都离不开这种基于利弊分析、得失判断的思维方式。基于此可以发掘法学和经济学思维方式上的共通性。法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着从形式逻辑转向非形式逻辑，或者从实证的、结构的模型或者框架的分析转向现实生活的话语与修辞的调和当中。因而也可以从具体层面上将法律论辩和经济修辞联系起来。“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做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能说服人。这一过程也使非理性的因素如个人的信念和风格、社会的规章等有机可乘。”［5］因此，经济学和法学作为语用之学，都需要依赖于语境分析和案例引导来获取生命力。法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之间公平价值以达致整体的正义，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需要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因此，法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着从主体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到主体间的话语与商谈互动在利益协调当中的均衡，这里需要涉及博弈论的内容和交往理性的比对。在微观层面上，法学本质上是为了抑制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率(实现单位时间内或者特定情境之下，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的理性决策)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亚当•斯密)诉求。主体特定的需求有时会和他人的利益和需求产生矛盾和纠纷，法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协调这种矛盾实现一种稳定的秩序。这里就涉及资源的稀缺性。相对于主体不断多样化、多层次并不断扩展的需求，满足需求的资源和能力就逐渐缺乏。而相关的能够满足需求的资源和机会就有可能在主体互动过程中成为引导其特定行为走向的一种刺激性机制。这里就需要深入分析法学当中的制度性要素作为一种并非针对单一主体的重要协调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这实质上决定了经济逻辑思维在法学方法论的推理思维当中发挥着实践性的作用。

3理性经济

人在法学当中的表现经济人的假设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人们的理念及言行均以特定目的为导向，都以实现个人私利为导向。同时，经济人具备足够的理性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在约束条件下具有做出最优选择的能力。正是人们自利的行为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说法，认为人类的理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掺杂了感性因素等制约，因而是处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因而经济人假设可以说是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为了实现目标对各种选择、方案和机会等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选择。经济学家通常在分析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及其程度的时候会预设特定立法是理性设计出来的，并预设法律调整的对象会根据法律制度进行理性反思和计划，有效地选择、评估和确立行动的计划，以保证在合乎法律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实现决策成本和收益平衡的最佳选择。立法者本身也确立了这种思维，在许多法律当中都体现了这种策略性。在司法情境当中，法官通常也会基于当事人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的意图而试图进行协调。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某种行为、习惯、制度和法律等的效果总是进行相应的判断和预测，这些系列性的后果有时并不是能够迅速展现，而是需要深邃远见，因而很多结果在短期之内是无法有效注意到的。“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4］1法律人和经济学家之间的预期方式有时也基于经济学智识的积淀、理念的把握和价值思考导向的不同有可能会有决策效果和预期出现偏差的情况。这需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在判断、推理和裁决时更加深入地挖掘理性经济人的内涵。况且亚当•斯密对“人的系统”的批判也说明，在立法目标的引导下，法律对象不应该被消除差异并按照秩序的要求严格遵循制度范畴的框架约束。立法者应该明白作为制度调整对象的理性人也拥有观察、谋划、思考、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而不是任人摆置的棋子和牵线木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若干社会实例中体现出来。

古往今来，出现治安状况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当地政府如果不想再扩增警力，而只是想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通常会采取“以重典治乱世”的方法。我国曾经采取的“严打”行动也体现了这种通过刑事处罚等策略实现阻却犯罪的目的。通常有犯罪倾向、意图和打算的人会在犯罪成本和收益上进行考察，如果犯罪被逮捕、判刑并且刑罚带来的不利后果的影响超过了犯罪带来的利益，甚至是持平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选择放弃犯罪及其可能所得，因而这种刑事政策在有效阻却犯罪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对理性经济人预期的单向思维忽视了制度之间的平衡以及行为人选择对象的多少与考量范围的大小，同时也表明法律思维当中的推理导向有时无法综合经济逻辑思维当中的多重规律与原则。如前所述，通过不断提高刑罚的严厉程度使行为人犯罪成本提高固然具有合理性，但是“依照边际效益递减定律，在如此高的刑度上再提高刑度，自然是事半功倍”。［6］用一个比较极端、虚构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某地交通很难管理，因而当地的《道路交通处罚管理条例》规定凡是闯红灯或黄灯者判处死刑，此时闯红灯行为的预期成本是极高的。如此严格的规定意味着行为人一旦故意或者不小心闯了红灯就要付出生命代价。此时，边际阻却的效应消失了，行为人理性改变行为边际的可能性也被破坏。一旦不慎闯了红灯或黄灯，他就有可能无所顾忌地试图消除犯罪后果，这对于看到他违章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制度预期此时就被违背了。如果经济学思维中的这种判断和思路在法律推理中得到运用，就能够在提升制度效果上发挥良好价值。从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也可以说明需要估计调整对象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对制度效果产生的影响。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修改，这两部法律的第12条和第13条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相应任职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该制度的意图和预期在于提高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的任职门槛，并吸引优秀的法学人才。然而，从近几年的考试情况来看，统一司法考试在实质上“促进了法院内部人才的逆向流动，即人才从法院和检察院向社会上的净流出”。［7］实际结果表明，统一司法考试尽管提高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要求，但相对却降低了进入律师行业的标准，再加上律师职业本身相对来说的远期效益，就更加吸引已经从事司法审判工作或检察工作、并且经验丰富的法官或检察官选择从事律师行业的趋势，从而造成(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难以吸收和保留优秀人才。制度改革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忽视了利用职业收益吸引人才，或者说忽视了制度调整对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期待、判断等策略性考量。

4法律中的经济分析以及博弈逻辑经济分析

法学即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就是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法律规范与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形成、结构、效益等各方面的问题。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既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权力机构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也体现了智识融合与学科交叉日趋鲜明的趋势。18世纪由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将人们“趋利避害”之本能作为理论前提，已经显示出将经济和法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萌芽。一种理性的选择被视为能够增加当事人幸福的决定。真正把经济理论运用于法律范畴当中的是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科斯和波斯纳都是代表性人物。在波斯纳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主要就是通过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去探寻和揭示法律中蕴含的经济逻辑。他将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法学和法律适用的各个领域，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如果说经济分析法学是分析实质问题的法学流派，那么经济逻辑学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逻辑进路。经济分析法学目前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且富有深度，探讨经济推理享誉全球的著作也有很多。博弈论主要探讨多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即多数理性人在经济活动当中根据自身和他人的策略选择发掘最有效率的决策的行为。“博弈思维是理性主体在竞争和对抗中进行策略选择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的思维活动。”［8］博弈中每个人的理性预设是首要前提，博弈主体通常被假设为具有“公共知识的”和理性能力的“理性人”，即博弈的参与人应是博弈活动中两个及以上的具有独立决策和承担后果的个人或者组织。“决定参与人的策略选取，一方面是博弈结构，另一方面是其他参与人的策略。博弈结构是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支付函数或者得益函数。”［9］无论法学还是经济学都面临着多主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以及有形和无形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去换取。即使看似可以无限使用的资源在特定语境下也弥足珍贵。如温暖的阳光对于生活在寒冷极地的人，或者丰沛的雨水对于面临干旱的人。如果某种公共政策方法(如法律制度)无限度地试图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有可能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囚徒困境”，难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博弈思维活动的主体为了在竞争和对抗中获得最大化收益，总要从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出发形成种种策略方案，并通过分析、计算和比较策略方案的优劣进行理性策略选择，来达到决策目标。”［8］面临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又由于博弈主体均具有推理决策的能力，就会导致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导致纳什均衡以外的不利后果。纳什均衡中所有的参与者面对一组策略组合都应当认识到当其他参与博弈者不改变策略时，他此时的策略是最好的，亦即此时如果他改变策略其支付会降低。博弈逻辑“不仅可能为博弈者和竞争对手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论和形式化的模型，而且这种有效的方法论和形式化的模型，将是能够揭示一个行动者与竞争对手之间，是如何围绕着预期的决策目标而建立相互连接和相互关联的‘行动逻辑’”。

总而言之，博弈逻辑主要以策略推理为考察对象，属于语用逻辑和行动逻辑。同时也意味着逻辑知识的创新。法律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机制显然具有稀缺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任何人诉诸法律解决纠纷都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法律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为调整对象，因此，法律相关的决策必然要以他人的行为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即法律博弈逻辑多以动态博弈为主。此外，文化要素的构成与培养对个体来说都是通过对他人行为模式的识别、认知与习得，对所处群体生活的惯例、风俗和传统的吸取得以成就的。因而，法律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博弈逻辑的整合予以分析。同时，法律行为的效益和风险往往需要通过法律价值原则、效力认同以及处罚机制的评价和事实重构、举证责任以及裁决程序的运作。所以，博弈思维深深内嵌于法律语境当中。许多成功的案例都证明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博弈理论的结合为深入解释法律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司法情境当中，诉讼决策和战略选择在面临如何实现效益最大或者有效共识方面需要博弈理论这一规范工具。从现实角度看，博弈思维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融合到法律评价机制当中，并且在运用于法学时会面临一定困难。首先，博弈论的分析需要抽象出选择参量、变量并确定常量，并对这些对象的变化范围和幅度有精确的计算、预测和整合。这对于充溢着无法归于固定的价值判断要素的法律体系来说是无法逾越的方法论难题;其次，博弈逻辑对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作出预测并据以分析和参照，但在法律生活中各种复杂情形和千变万化的疑难案件都难以确立一种精准的预测机制和技巧。甚至法律人需要在作出法律决定时(例如在侦查、审判等阶段)要穷尽和考虑各种可能性，并归纳特定现象可能依存的语境特点。并且不同部门法所需要设置的关系模型和结果预设都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单纯依靠博弈思维很难使所有法律问题得以解决。

5经济逻辑思维模式在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现

5．1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学方法论以作出正确和公正的法律判断和法律决定为目的，以相应的哲学体系为背景，强调法律结论应当合乎逻辑地从事实与规范的相互作用当中推出。法学方法论本身是庞杂的体系，力图通过特定的预设或假定和研究立场，处理法学理论架构和实践选择问题，对相关的法律判断进行探讨、诠释、批判等。经济逻辑思维根据前面的论述，应当属于法学方法论的一个分支或者交融性视角，或者说就是法学方法论的一种理念性分析方法，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或元素。例如，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有助于预测特定法律制度的现实效果是否符合预期，从而促进法律漏洞的探寻和新的法律发展方向;新制度经济学能够促进制度设计上的结构安排和资源配置方法的合理化;公共选择理论或者政府失灵论则可以引发法律人对于法律合法性标准与效力表现的本质性探讨。因而，经济分析方法理应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5．2经济推理与法律解释之间的协调

任何法律制度的清晰度、体系性、规范性以及面对特定问题的态度是否绝对，都应当在立法程序中和司法审判过程中予以阐明，并使其本身反映的法律成本和收益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平衡进行审慎的分析、挖掘、推导和判断。显然，没有哪一个立法机关希望其制定的极具形式合理性并充满了严谨考量的法律最终产生的是严重的负面效果。法官通常也将裁决结果的社会效力当做心证进程的重要标准。“明晰”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正当性，以及较少绝对化的即相对开放的法律解释如何会被证明有效，这都是法官面临的问题。在实践当中，法官自身经济学思维和经济专业智识的积淀非常重要，在处理高度专业的经济技术问题和成本收益核算等方面问题时，听取专家意见对于法官的理性判断也很有价值。因为虽然有的律师能够有效地将经济语言转化为法官能够理解的表达，但是律师的陈述策略往往建立在己方意见基础之上，因此相对来说专家意见更加能够客观地向法庭解释专业知识的理解问题。

5．3法律推理当中经济逻辑思维的局限性

首先，经济逻辑思维强化市场的作用，有可能使某些价值相对于带来实际利益作用的其他意义被抹杀。市场作用的外延有可能深入道德伦理的，也有可能触碰法律原则和制度的底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价值观不断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这个过程更像是宏观的社会走向而非个体的自主选择。如今关于买与卖的逻辑已经不再仅限于物质层面，各种服务、承诺、请求等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元素都成了可以交易的对象。这不但扩展了经济推理思维的目的性，加深了其复杂性和易变性，也侵蚀了一些道德甚至法律秉承的基本价值。除了现在很多医院不缴费就不救人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2009年湖北荆州影响广泛的大学生舍己救人不幸溺亡、捞尸船主却收费3．6万元这件事。荆州市一家打捞服务有限公司提出高额“捞尸费”并宣称“只捞尸体不救活人”。该事件在道德上令人心寒，在法律上也是值得反思的事件。那就是应当如何衡量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包括生命健康、平等教育的基本人权以及公共安全、司法程序的公正(关于“诉辩交易”的公正性在国内也是讨论的焦点)、环境保护(“排污权”的有偿使用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知识创新等问题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第二，法律商谈尤其是司法过程当中实现当事人之间的论辩共识有助于论证结果的有效性，而经济逻辑的博弈思维则强化了主体之间为了实现单方的收益最大化而采取或可能采取的对抗和竞争手段。法律裁决的效率不在于论证的篇幅和深度，而在于论证的可接受性。这是判断法律结论价值的主要标准，很难进行数理上的量化和程度上的计算。而且，经济逻辑思维对方案的评估缺乏规范性和制度的标杆作用和引导，经济推理思维的过程、检验和评价有很深的复杂性，因而在实现法律结论的论证合理性上很难确立系统化和明晰的标准。第三，尽管法官作为法律人群体的一员理应了解甚至熟识经济学相关理论及其运用的机制，但实际生活当中大部分法官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足或欠缺的，尽管如前文所述专家意见或许能够发挥很大的弥补作用，但当下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和分工越发细致导致案件事实五花八门，其复杂程度和不可预期的可能性情境有时远远超出了法官熟练掌握法学知识和司法审判经验能够处理的程度。经济案件当中诸多的专业性问题就成为实现司法公正审判的道路上的障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局限并非经济逻辑思维本身的缺憾，相反，正是其精深细密的复杂性为法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素材并开辟了新的空间。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群体推理，逻辑，群体理性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六、结语

逻辑学方法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群体推理，逻辑，群体理性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