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处罚条例范文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1

例如，某地安全监察执法人员在一次日常安全监察时发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A公司存在4项违法行为：危险化学品储罐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容器的检查记录不够2年；公司未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公司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危险化学品储罐防雷设施超期未进行检测。

由于该公司安全管理工作缺陷明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应进一步了解公司违法行为情况。为此，执法人员仔细查实4项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律规定，本着有利于违法行为的进一步锁定，有利于相对人在情感上接受违法行为，以及维护法律法规威严的基础上，经细致讨论甄别后，决定选择“公司未按《条例》对公司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作为先行调查取证的突破重点。在后来的办案实践过程中也验证，监察小组的选择是正确的，加快了办案的效率。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违法行为作为案件办理的突破口呢？因为面对众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复杂的公司安全隐患，如何正确把握法意，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正确的取舍，突出重点是案件顺利办理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这4项违法行为都对应着《条例》的相关条款。

一是对于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要求：“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在该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由安监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是对于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容器的检查记录。《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要求：“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使用单位在重复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维修或者更换。使用单位应当对检查情况作出记录，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同时在《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是对于安全生产条件的安全评价。《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要求：“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罚则对应《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是对于防雷设施的安全检测。《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提出的防雷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测的要求。罚则对应第八十条第一款“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通过以上相关要求和法律责任的对照，可以说4种违法行为都可以实施行政处罚。但仔细研读《条例》可发现，对于违法行为“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虽规定“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比较《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四项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且鉴于一般生产经营单位因警示标志不到位直接进行行政处罚，可能在情感上接受困难，故本项违法行为不作为首选。

而对于“检查记录不足2年”，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容器的检查工作是否正常开展难以取证，虽然检查中发现其检查记录不够2年的要求，但在重复使用前检查与否，因记录不全而难以锁定，同时《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未明确对记录有要求，所以本条也不能列入首选。

同样，对于“未按期进行防雷检测”，防雷检测工作一直是气象部门具体负责，虽可以纳入安全设备设施范畴，但在当地未明确监督部门，使得本项工作存在操作障碍，需部门间进一步沟通明确后再作处理。

相比之下，“未按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就显得可靠得多。安全评价工作一直是安监部门监督管理，并且这项工作基础较好，其社会认同度也较高，按期评价也是《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法律责任的明确要求，相对人较易接受。当然，其他违法行为也要依法恰当处理，要求企业按期整改及与相关部门商榷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行政执法人员依法选择恰当的案由，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该违法行为是否有可靠的处罚条款。行政处罚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有明确规定是必要条件，如没有可靠的、完全一致的规定，本项违法行为就不能选择。其次，要认真区别“处”与“可以处”的重要区别，在掌握大量、牢实、严重的违法行为之前，“可以处”暂且不动。当然，依法必须给予处罚的条款，是不允许行政执法人员绕开的。

二是该违法行为监管部门是否已厘清，是否由本部门负责。安监部门涉及的安全生产隐患繁多，涉及的部门也较多，安监部门虽有综合监管的职能，但这项工作未能正常开展，仍以部门监管为主，安监协调为辅。所以对于涉及多部门的违法行为，安全监察要充分考虑当地职能部门分工现状，考虑联合执法、裁定或商定监管主体等形式，恰当处理这种违法行为。

三是该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条款相对人情感能否接受，这也是监察执法人员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违法行为虽危害较大，但整改工作往往很简单，且法律规定又不是“必须罚”的，这时的严格处罚会让相对人难以接受，影响办案的下一步进行。一般情况下，执法人员应责令限期改正，在整改期限后再视情况处理。

四是该违法行为在相关的上位法律法规中是否有不同规定。一些新修订的法规，会针对前一段时期安全生产事故的特点，着重突出治理某些违法行为，加大其处罚力度，但是往往会忽视上位法的限制。执行新法规当然不会错，但是从法理上说是不恰当的。执法人员在执法时，不能局限于每一条，还要综合考虑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

五是选择该违法行为是否便于案件顺利进行。案件办理须能进行到底、办结案件，半途而废是办案的大忌，不利于法律威严和安监形象的维护。执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威严，如果案件不能顺利办结，就会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安监部门形象的树立。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2

第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以下简称事故发生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等有关责任人员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本规定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属于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所确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属于非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经财务、税务部门核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

第五条《条例》所称的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依照下列情形认定：

（一）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属于迟报；

（二）因过失对应当上报的事故或者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内容遗漏未报的，属于漏报；

（三）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的，属于谎报；

（四）故意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并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属于瞒报。

第六条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决定：

（一）对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决定；

（二）对发生重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三）对发生较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四）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指定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条对煤矿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决定；

（二）对发生重大事故和较大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

（三）对发生一般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所属分局决定。

上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指定下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第八条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第九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十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6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第十二条事故发生单位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没有贻误事故抢救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的，处2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处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事故发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谎报、瞒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二）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隐匿资金、财产、销毁有关证据、资料，或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9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100％的罚款。

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负有责任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3人以上6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6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10人以上15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7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7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15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7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7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特别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十九条法律、行政法规对发生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规定的罚款幅度与本规定不同的，按照较高的幅度处以罚款，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罚款。

第二十条违反《条例》和本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有两种以上应当处以罚款的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分别裁量，合并作出处罚决定。

第二十一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其他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3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市行政区域内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蔬菜农药残留，是指在使用化学农药后，残存在蔬菜中的微量农药(包括农药原体及其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

蔬菜农药残留的监测，依照*市无公害蔬菜的地方标准执行。

第四条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农药经营的监督管理、蔬菜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的监督管理以及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工作，并对蔬菜用地的农药残留程度进行监测，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用地，应当及时提出调整方案。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有关蔬菜农药残留的标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餐饮业、团体伙食单位和蔬菜加工、配送企业等单位在蔬菜采购、加工过程中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管理工作。?

环保、贸易、公安等其他有关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区、县(市)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蔬菜生产者进行职业道德和安全使用农药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技术辅导，指导蔬菜生产者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开展综合防治，确保蔬菜食用安全。

蔬菜生产单位和种植蔬菜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备相应的植保技术人员，负责本单位、本村范围内蔬菜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技术培训和管理。

第六条各有关部门应当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灭虫灯、防虫网等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措施；积极开发无公害、无污染蔬菜。

第七条凡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农药的单位，应当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农药经营单位的销售人员应当具备农药经营和使用的专业知识，并经市、县(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销售人员在销售农药时应当将使用说明书随货附送，并有义务向蔬菜生产者介绍农药的使用范围、防治对象、使用方法和安全间隔期等注意事项。

第八条禁止在全市范围内销售下列农药及其混合配剂：

(一)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化乐果、甲基1605

(二)依法禁销的其他农药。

第九条蔬菜生产者应当严格遵守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有关规定，按照标签及说明书的内容正确配药、施药，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不得增加用药次数，不得提高用药量，防止农药危害人体健康和污染环境。

第十条禁止在蔬菜生产过程中使用下列农药及其混合配剂：

(一)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化乐果、甲基1605；

(二)依法禁用的其他农药。

施用过农药的土地，在农药残效期内不得用于种植蔬菜。

第十一条蔬菜生产者应当妥善保管农药并做好标记，不得将其与蔬菜混载混放。

包装农药的箱、瓶、袋应当由销售单位回收，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施用过农药的蔬菜应当在安全间隔期满后采收、出售。

第十三条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检测发现有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禁用农药残留的蔬菜，应当予以没收并销毁。

第十四条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不得上市销售。

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举办单位和超市等蔬菜经营单位，应当建立蔬菜上市的相应管理制度，配备专用检测设备或工具，确定专门人员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不得销售，并按规定销毁。

第十五条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市场举办单位或经营者销毁；系本地蔬菜的，由产地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蔬菜生产者暂停同批次蔬菜上市。

第十六条对一年内两次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不合格的蔬菜经营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清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取消其蔬菜经销资格。被取消蔬菜经销资格的经营者，停业六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经销资格。

第十七条餐饮业经营者、团体伙食单位和蔬菜加工、配送企业应建立健全蔬菜采购管理制度，确定专门人员负责蔬菜采购、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和清洗加工等工作。发现采购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并按规定销毁。

第十八条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经营单位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给蔬菜生产者造成损失的，经营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经营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及其混合配剂，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予以销毁，并根据情节轻重，对零售蔬菜的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批发蔬菜的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取消其经销资格；

(七)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举办单位和超市等蔬菜经营单位，未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致使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上市销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销毁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销售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环保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当事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违反本条例，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4

我国现在农药管理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是国务院1997年5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该《条例》对“农药”的定义作了明确的阐述,对农药的登记、生产、经营、使用及其罚则也都作了规定,2001年11月29日又进行了修订。相关法规农业部1999年4月27日出台,并于2002年和2004年2次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但在执法实践中,体会到,农药管理涉及的知识面广、专业性强,而农业部门管理农药所依靠的仅仅是一部《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效力不大,威慑性不强,并且存在农药管理处罚条款设置不严、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此列举,以资相关人士商榷,促进立法完善。

1农药管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1有关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一是《农药管理条例》中对农药经营的某些规定已不符合当前实际[1]。《条例》第十八条写明“下列单位可以经营农药:”这一条款的制定是依据《条例》颁布时的国情,而在颁布后的10多年间,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条款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目前,机构改革已经将企事分开,一切经营实体都已经脱离原事业单位,国家财政供给的事业单位已经不能开展经营活动。而供销合作社也早已解散。相反,近年发展起来的农资连锁企业却很多,经营范围则包含了种子、农药和肥料等。《条例》第十九条虽然明确了经营农药要求的几个条件,但是并没有明确由农业部门设置行政许可。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业部门制定了农药经营资格证(事实上颁发农药经营资格证也多是变通的作法,经营者都是个体工商户),在国家许可法出台后,各地相继取消了这一做法。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不罚”原则,无法禁止其他单位经营农药。如不允许他人经营农药,则应在条例中明确:禁止《条例》第十八条中规定以外的一切单位和个人经营,并规定擅自经营的法律责任(处罚条款)。否则,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毫无意义。二是行政处罚法限额规定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颁布于1996年,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工资水平与现在差别都很大,所以那时制定了50元、1 000元这一门槛,时隔10多年之后仍用这一标准,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符,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大大增加了执法成本。

1.2《条例》基本条款与罚则条款不呼应,处罚引用条款难

一是对经营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行为,罚则中有明确条款,但无对应的基本条款。法律文书要求规范,逻辑性强,讲究证据确凿、违法明晰、处罚有依,但《条例》中对经营扩大登记范围、乱用名称这类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的违法行为,处罚条款清晰,但却没有对应的基本条款,当事人违反了哪一条却相当难写。《条例》罚则第四十条第三项:经营标签残缺不清或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但在处罚决定中,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却无法写清,很明显,当事人违法了,当事人经营的产品是在生产阶段违反登记相关规定,对经营者,条例中《农药经营》这一章第二十条明确了“禁止收购、销售无登记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质量标准和产品合格证的农药”,未提及“销售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处罚文书中写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就不好写。二是对经营者违法推荐使用导致的药害、损失、事故等罚则中没有作出处罚规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但在罚则中却没有对应的条款,导致很多违法推荐使用后出现损失的投诉无法处罚。实践中,很多农药使用者是按照农药经营者的推荐购买和使用农药的,包括用什么农药、用多大剂量一般都是由经营者说了算。由于农药经营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导致农药严重超量使用、超范围使用十分普遍,因此产生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1] [2] [3] 

而在处理这类投诉案件时,往往难以对经营当事人处以罚款。除非农药本身有问题,而即使农药有问题,因为导致事故的农药价值可能很小,处罚往往也很轻,没有给违法经营者造成威慑,也不便于保护受害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行政处罚法》中“其他经济组织”概念不明,对个体工商户处罚难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行政处罚法》并未对“其他组织”作出明确定义。根据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处罚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罚有明显不同。对公民处罚超过元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超过元就不宜当场收缴。目前农药经营者多是家庭经营,营业执照多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照《条例》,一般违法者经营数额不大,罚款数额也就在数百元不等,如果以公民个人违法论处,显然程序不能采用简易程序,如果以其他组织论处,则又有不同意见,因为“其他经济组织”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只得按照一般程序查处,违法现象难以得到及时纠正,行政执法成本明显加大。实践中,国家工商局在对辽宁局的答复(工商个字第号)中认为可以引用《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依据这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应属“个体经济组织”。对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当场处罚的个体工商户,应按“其他组织”处罚。但这种做法在农业部门还没有定论,政府的法治机构也不赞同。

.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涉及的但需要管理的有关问题

一是经营者将农药与食品混置问题。在市场检查中经常发现农药经营者往往同时经营食品或饲料,但二者或三者往往又摆放在一处,有的是仅没有混放却同处一室相邻而置,有的是虽不在一室却二室相通,不同气味互串,甚至也有混放一处的现象。这些明显不符合安全规定的现象,虽然多次警告,但效果不佳。因为执法人员找不到任何处罚的法律依据。二是农药包装容器的处置问题在农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池塘、沟渠,甚至水井旁,经常看到使用过的农药容器随处乱扔。如此乱相,给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人不寒而栗。毕竟农药大多是有毒的物品,农药容器也不可能被使用者清洗得绝对干净,随处拾起一只农药容器总是会闻到刺鼻的气味,给环境安全带来隐患。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更没有处罚的条款。 　对策

.广泛征求意见,修改《条例》,完善未涉及的内容

《条例》的修改应建立在广泛征求执法者、管理相对人、环保领域、法律界等人士的意见,从加强农药管理对环境保护贡献的角度来看,最好将《条例》上升为“法”。这样可以突破《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罚款数额的限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对不负责任将农药与食品或饲料混置的经营者,应处以较大幅度的罚款,以提高其违法成本,促进其责任意识的增强。很多国家农药容器都实行由生产者负责回收的规定,具体要求可由产品经营者负责,对于不按规定回收的可由对其有管辖权的省级农业部门直接处罚生产单位。在法规中须明确违法推荐使用农药的,由管理机关处以高额罚款,对推荐违法使用造成中毒、污染事故等后果的制定出相应更为严厉的罚则。

.设定较高的处罚底线,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威慑力

法律法规应加大对违法经营农药处罚的力度,对违法经营行为应设定较高的处罚底线,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震慑力。虽然《条例》罚则中对罚款的幅度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执法讲究的是既要合法又要公平,在法规没有最低底线的情况下,不能按照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去处以高额罚款。因此,法律必须设置较大的处罚底线,便于处罚而又不利于说情,从而促进经营者自觉守法。如《农药管理条例》第七章(罚则)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万元以下的罚款。虽然规定很明确,但现实中往往查得当事人经营的一批农药数量少价值很小,如某人经营出售了袋擅自修改标签的农药,价值元,没收违法所得只能是元,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倍罚款也就是元,共计元。这让管理者相当困难。对于没有销售也即没有违法所得的经营者无法处罚。如果对有销售行为的经营者罚款元,而对没有违法所得的经营者罚款 元,显然有悖公平。《农药管理条例》出台年了,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现在全社会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对于有损环境的一些滥用农药现象应从严打击。建议通过提案修改《农药管理条例》,将罚则条款中的规定修改并确立这样的条款:凡经营劣质、假冒农药产品、或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5

【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建设领域；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7月22日，某市发生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造成施工人员2人死亡、2人重伤。该市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81条的规定分别对负有安全责任的该项目建筑企业负责人、监理单位负责人处以5万元、2万元的罚款。此后，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64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57条的规定，给予负有安全责任的该项目建筑企业、监理单位20万元、15万元罚款的处罚决定。该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认为其已经接受了市安监局的处罚并缴纳了罚款，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向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他们各自的行政处罚。

二、一事不再罚的概念

（一）理论来源

一事不再罚，源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或刑事诉讼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处罚中应该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概念

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给出的概念是：“一事不再罚是指对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处罚。”

浙江大学教授朱新力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应指对相对人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除法律（包括法律精神 ，下同）另有规定者外，行政主体对该相对人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该定义包含：（1）对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对相对人一次处罚成立后，任何行政主体（包括原行政主体，下同）不得对相对人再进行处罚（包括补充处罚）。即使原处罚是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必须经法定程序对其效力予以否定后方能对相对人重新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2）一次处罚原则上只能给予一种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3） 作为例外，已经一次处罚，其他行政主体仍可依不同法律规定之性质不同的处罚种类甚至同一种类在合理限度内为第二次处罚。

浙江大学法学硕士陈无风对一事不再罚的内涵解释为，“一般而言，对于组织或个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给与一次处罚，但一个行为若违反了多个没有竟合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可以依据不同的规范给予多次不同种类的处罚。”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刘德生认为，一事不再罚应有以下3个方面的涵义：（1）同一行政机关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的处罚；（2）不同机关依据不同理由和法律规范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同种类（如罚款）的行政处罚；（3）违法行为已受到刑罚后，除法律规定或特殊情况外，不得再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这里的范围增加了刑罚外的不再罚内容。

“一事”的理解和界定。“一事”指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或同一违法行为。（1）在违法构成上界定。一事在构成要件上，只符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如果符合两个及以上违法行为的构成，则不属一事。（2）对违法既遂、未遂的界定。违法既遂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某种违法行为构成的全部要件。如违法占地建房，从准备材料到施工直至建成。对既遂行为，应将整个过程视为“一事”，不能再分预备，实施数个行政处罚；违法未遂指已着手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违法行为。如违法建房，已着手清理现场开始施工被发现制止。由于行为人已开始实施行为，构成违法，也应定“一事”处罚。（3）对连续违法行为的界定。连续违法行为指出于同一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符合数个违法构成的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触犯同一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如建设单位违法建设完成了A楼，再违法进行B楼、C楼的建设。对连续行为以行政机关发现并处罚为界限来界定是否属“一事”。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连同以前数次连续行为，界定在“一事”范围内。如行为人受处罚后再实施连续违法行为，则界定为“第二事”。（4）对继续行为的界定。继续行为指某种违法行为从开始到终止前，在时间上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如执法人员开始调查发现违法建设盖到第二层，第二次调查发现盖到第8层，第三次发现已盖到第18层。对继续行为，不分时间长短，都界定为“一事”；（5）对牵连行为的界定。牵连行为指出于一个违法目的，而违法方式或结果又牵连地构成其他违法，对牵连行为也宜界定为“一事”作出处罚。

“不再罚”的界定。不再罚指对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不得给予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界定不再罚，应把握以下几点：（1）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再对行为人作出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2）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处罚时，如没有法律规定和特殊情况，应在法律相应规定的诸处罚种类中选择一种处罚形式进行处罚，不得给两种以上的处罚；（3）不再罚指不得给予行为人两次以上的罚款，不包括在一次处罚中给予行为人两种以上的处罚。

三、一事不再罚的构成要件

从上文概念中，可以概括出一事不再罚以下4个要件：

（一）行政相人相同。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指向的行政相对人相同。对法人单位的处罚和对该单位负责人作为自然人的处罚，应为两个相对人。如文首案例中建筑企业、监理企业和其负责人，则为不同的行政相对人。

（二）违法行为相同。以立案调查终结时的时间点为终点，以违法行为开始为起点，其中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为一个违法行为。一个行为的多重解读，应区别情况分析，如没有任何手续的房地产开发销售行为，同时违反了土地法、城乡规划法、建筑法、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由于这些法规没有竞合关系，其中法定的违法行为可判断为4个以上的违法行为。

（三）依据相同，或具竞合关系。《行政处罚法》第24条没有提到依据问题，姜明安的概念中也没有提到，一些专家的解释提到这个问题。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由同一机关的处罚，一般会依据同一依据或接近的依据。如果是不同依据的处罚，则可能涉及到对违法行为界定的变化，即法规的不竞合，从而不适用本原则。法规的竟合，属于例外，对此还有争议。

（四）处罚种类相同。《行政处罚法》第24条仅仅提到罚款，罚款可以重复交纳。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重复执行的几率不高，行政机关一般也不常用。所以，限制罚款的重复就成了一事不再罚原则规范的核心问题了。刑罚使用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也不得对同一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主体的相同或不同，在以上条件下作出的行政处罚，均不影响一事再罚的构成。

四、从立法精神全面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新力认为，从法理上说，一事不再罚存在的主要理由为：第一，行政法生活安定的需要。为了在实体上对违法相对人进行相当的制裁而不断开启处罚程序必然导致民众对法行为可预测性的丧失，导致行政法安定生活的恐惧，导致公众丧失对国家决定权威的尊重和服从。第二，对价和比例的要求。基于公民人格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发展，相对人基于违法的行为已受国家处罚相当于个人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从对价原理和平衡功能出发，国家不应再次启动处罚程序，否则个人必成为国家权力鱼肉的客体。第三，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的需要。民众与国家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也有存在空间，一事不再罚原则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另外，已受行政处罚相对人相信国家不会再就同一违法再予追究仍属人之常情的期待。

《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一事不再罚款的适用规则等规定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一事不再罚的精神。有关专家披露当时立法考虑：现行体制下简单规定一事不再罚的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影响行政管理效能。这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考虑的问题。但一事不再罚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体现，于是针对执法中最突出的乱罚款问题规定了一事不再罚款。

过分的强调一事不再罚，容易形成行政管理的一些弊端。行政处罚中，由于行政主体间有不同的行政任务，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容易阻碍不同行政主体间制裁功能的全面实现。为克服此类缺陷，适当允许第二次处罚实有必要。另外，目前我国立法所确立的部分行政处罚种类并不纯真，有些处罚类型象责令停产停业除达到制裁目的外，还兼有防止违法者继续违法等功能，实行一事不再罚有时可能阻碍此种非制裁功能的实现。在法规竞合情形下，无论采用“最先查处机关处罚，其他机关不得再予处罚”，还是“择一从重处罚，其他机关不得再予处罚”方案，都可能影响某些制裁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如果杜绝其他行政机关依据不同法律依据的罚款处罚，可能将其引向作出诸如吊销资质、拆除违法建筑等更为严厉的处罚，处罚会成本上升，在此情况下，行政处罚相对人宁愿接受罚款的处罚。国外已有理念不同的一事再罚的立法。如奥地利1950年颁布的《行政罚法》第22条规定：“行政被告以各种独立之行为违反不同之行政义务时，或一行为而牵涉数罪名，而应各别处罚时应予各别处罚。”

因此，强调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一事不再罚的同时，发挥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是行政执法中两个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目标。任何偏废都是有悖于立法精神的。

在国家正式立法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前，将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解和落实重点放在制止乱罚款、重复罚款的范围，更接近《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目前中国的执法环境。否则的话，行政机关在适用行政处罚时左右为难，难以发挥其社会管理作用。

五、建设行政处罚中具体适用的问题

城乡建设领域，涉及法律法规多，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体制、机构全国各地也各不相同，行政处罚中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更为复杂。

广义的城乡建设领域，涵盖了国土、城乡规划、建设、环保、市政、市容、园林、绿化、交通、综合执法等行政主管部门，狭义的至少包括除国土、环保、交通外的其他部门，其中涉及的法律法规更是众多。

如何避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实现建设行政执行法的合法、适当、便民，成为全国建设系统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其中，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就是一个避免因事权交叉引发重复处罚的尝试，尽管因法律、行政法规立法不到位，及执法中执法人员素质等问题，城管综合执法问题较多，引发社会诸多批评，但用体制改革解决一事不再罚的思路，比简单地依靠行政机关的自觉性解决问题好，也符合当初《行政处罚法》立法时的构想。

此外的建设行政管理体制，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城乡建设部，主管全国规划、建设、房产管理等工作，省住建厅统一管理建设和住房等事务，而市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职能较为复杂，有住建合并的，还有规划建设合并的，而市政、市容、园林、绿化与建设的分与合各地不一。目前西安市城乡建设的体制为：建设主要负责建筑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资质和项目管理、村镇建设、城建计划，和住房、规划、市政、园林等分开，城管综合执法综合了市容、园林和没有手续的违反规划法规的查处等执法权，建设执法主体更趋多元化。区县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大多为规划建设分离，其他多合并。有些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还将村镇建设部分管理和处罚权授予乡镇人民政府。

这样，建设行政处罚主体的级别就有中央部级、省（直辖市）级、市级、区县级、乡镇，而有关法律法规在设定处罚时一般授权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处罚权，这样容易产生执法权的重叠，在管辖权交叉情况下难免产生重复处罚现象。

建设部《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建法[2011]6号），第七条规定“依法应当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出处罚，并需要处以罚款的，由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样，可减少重复罚款的发生。

即使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业管理法律法规，一个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中也涉一个行为的多次处罚的设定，其中可能涉及法规的竟合问题。

（一）建设领域行政处罚面对一事不再罚的疑难问题

对没有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建设单位的处罚中一事不再罚的适用难以判断。根据《建筑法》八条，施工许可证办理需要8个条件：（1）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2）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3）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4）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除了第八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外，其他条件分别涉及了《土地法》、《城乡规划法》、《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征用条例》、《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有关违法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而《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没有领取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设定了包括罚款在内的处罚（《建筑法》第64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7条），其中依据《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相对人没有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的处罚，在法律依据适用中和《建筑法》系以外的《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保法》的处罚有没有法律规范竟合？会不会构成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建筑法系内的处罚，尽管处罚主体同一，在处罚依据上也存在是否与《招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等处罚规定的法律规范竟合问题。

个人观点认为，在对无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政处罚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处罚，与其他行政机关依据《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保法》进行处罚，属于法规不竟合，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建筑业管理内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没有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行为的处罚，与依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等对没有办理招投标手续、没有施工图设计审查、开工前没有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等的处罚规范有一定的竞合关系，在处罚时择一从重处罚较符合一事不再罚原则。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对联合执法创新的意义

但建设领域行政处罚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个没有办理任何基本建设手续的违法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和销售，会全部或部分违反《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房地产管理法》等不同法律，要同时接受国土、规划、环保、建设、房产等行政机关的罚款处罚，尽管不违背一事不再罚的立法精神不符，也容易造成执法成本的上升，执法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考《治安管理法》十六条中“分别裁决，合并执行”的方式，由这些行政主体联合进行调查取证、联合处罚，并在罚款数额上合并执行，统一进入所在地财政罚没帐户。行政相对人的申辩、听证、复议、诉讼权救济权的行使，也相对方面些。

在西安城建系统的行政处罚中，曾进行过联合执法的尝试。2001年11月26日，西安市建委、城市规划管理局、土地管理局、房产管理局联合发出通告，对未办理土地、规划、建设手续以及未得取得房屋销（预）售证擅自施工并非法销（预）售房屋的丽景苑小区、秦龙泉小区、西航花园等项目，责令立即停止一切违法建设及销售活动，接受有关部门进一步处理。但由诸多部门对一个违法建设项目共同处罚款的案例还不多，在今后的违法建设项目的行政处罚中，可以尝试“分别裁决，合并处罚”的联合处罚模式，以提高行政处罚效率和效果，也便于行政相对人依法寻求行政救济的合法权益。

联合执法模式优于城管综合执法模式的地方，在于它在不改变有关法律赋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法定职权的情况下，减少执法成本，可以通过合并处罚控制罚款的总数量，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依法救济。这种模式在一些城市拆除违法建设中曾广泛地使用过，但在涉及罚款的处罚中使用较少，大概因为计入财政罚没金的政绩上有所不便。所以，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及相关权威部门牵头才可有效推行。

六、立法趋势及建议

（一）趋势

鉴于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合理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理论薄弱，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表述不够完整，理解各异，执法中容易引起争议，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也不好把握。但一事不灾罚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在我们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上意义重大。

在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立法中，对一事不再罚的学理研究、立法规范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课题。在各级政府在执法实践中，也将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创造出既维护法律尊严、规范社会管理和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又能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执法模式。

（二）建议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行政处罚法》 第24条涉及“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容作出法律解释，以释疑解惑，有利于执法和息诉。

【参考资料】

[1]姜明安，余凌云.行政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20.

[2]陈无风.穿行于一罚与多罚之间―论一事不再原则的内涵[J].行政法学研究，2006，（2）：58―64.

[3]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J].法学，2001，（11）.

[4]刘德生.谈一事不再罚原则[EB/OL].

http：///html/article/200707/05/255286.shtml.

【作者简介】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6

第二条本区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委托行政执法的实施，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委托行政执法是指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安监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属公共安全监督管理所（以下简称安监所）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条依照《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对本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授权其所属安监所行使监督检查权、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权、责令排除事故隐患权、重大事故隐患采取应急措施权等行政执法职权的基础上，区安监局委托镇（街道）安监所行使下列行政执法权限：

（一）实施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即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下（不含本数，下同）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1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处罚。

（二）实施对个人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3万元以下的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

（三）实施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须经区安监局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第五条受委托的镇（街道）安监所，应当具有2名以上符合条件并取得《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证》和《省行政执法证》的人员，负责本镇（街道）辖区内的安全生产监察工作，并应具备必要的办案条件。

第六条区安监局必须与受委托的镇（街道）安监所签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载明：委托机关和受委托机构名称，委托行政职权的种类、适用范围、权限、期限以及相关义务等内容。委托协议应报区政府法制办和市安监局备案。

第七条受委托的镇（街道）安监所与区安监局签订委托协议后，方可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第八条受委托的镇（街道）安监所必须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行为；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第九条受委托的镇（街道）安监所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使用区安监局统一印发的执法文书和统一刻制的执法专用公章；统一使用正规的财政罚没款收据,按正常程序进入财政帐户。当场处罚的案件，5日内报区安监局备案；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之日起7日内报区安监局备案。

第十条各镇（街道）安监所应当建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台帐，并及时准确地向区安监局报送监管执法工作计划、总结以及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工作统计报表，定期汇报执法情况。

第十一条受委托的镇（街道）安监所业务上接受区安监局的指导、监督，建立执法岗位责任制，明确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职责，实行错案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受委托镇（街道）安监所的安全生产执法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证和行政执法证后，须定期参加由上级安监部门组织的专业知识和法制业务培训。

第十三条区安监局应当定期组织受委托镇（街道）安监所执法人员学习有关安全生产政策、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提高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能力和行政执法水平。

第十四条区安监局应当加强对委托执法的管理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处理。对受委托单位的执法人员不遵守执法纪律，违反委托执法规定，超越委托执法权限执法的，应立即取消其委托执法资格，情节严重的，报监察机关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区安监局对受委托安监所不能正确行使委托职权或不符合委托条件的，应当及时纠正或者撤销不适当或者违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并可以暂停或中止委托。

第十六条如法律、法规或上级主管部门对委托行政执法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区安监局负责解释。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7

一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广州市工商部门共立案查处12698起贩私案件，涉案金额近50亿人民币，罚没入库8.65亿人民币。查获汽车、摩托车、电器、化肥、香烟、冻品、移动电话、化学化工原料、医疗设备、五金机电设备、布料、皮具、服装、油品、汽车及摩托车配件等一大批。其中。单个案件经查处后罚没入库达50万元以上的共有573宗，查处了一些重大的、甚至是有全国性影响的案件。1996年10月，市工商局会同公安局联合出动60多人，在番禺区钟村查获一条德国产、九十年代最新的光盘地下生产线，价值为180万美元，每天可生产约4万张VCD、CD。从当年4月份非法投产至被查获止，该条地下生产线共生产了数百万张盗版VCD、CD。1998年6月，市工商局和有关单位共同查获华通国际通讯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未经工商机关登记注册，擅自经营无合法来源手续的BB机、手机一大批，价值约人民币7亿元。根据近十年来统计，查办走私案件最多的是2002年，共1110宗：查办走私案件占当年办案总数比例最高的是1999年，达73.9％(见表1、表2)。查办走私案件罚没入库最高的是1999年至2002年，占市工商局系统当年罚没入库总数60％以上(其中1999年高达81.2％)。

30年来，广州市各级工商部门针对各个时期走私贩私行为的不同特点，相继开展了打击冷冻品、成品油、光盘、水果、海鲜食品等专项反走私执法斗争。仅在2004年至2005年开展的打击走私冷冻品专项斗争中，全市工商部门共检查大型冷冻品仓库66个(次)，集贸市场176个，查获无合法来源手续冻品9306吨，立案162宗。工商行政执法队伍不仅为反走私查办了大量的案件，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在综合素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建立了一支规范执法的队伍。首先是改变了工商管理部门恢复建制初期存在的那种随意性。严把执法主体准入关，杜绝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进入执法队伍。其次规范行政执法的程序。坚决纠正查办案件的随意性和重实体轻程序、乱扣乱罚，重复执法的现象，使整个执法行为规范化。第三是处理好执法办案与加强自身管理的关系。首先是管好队伍，治外先治内、加强自身建设。通过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实现立案、审批、理结案件、办案流程上网。实施相对集中的执法模式、实行立案、办案、审核、核审四个环节相对分离，防止暗箱操作等，使队伍在廉洁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二是提高了行政执法能力。线索是办案的基础，抓住线索才能够抓住战机。如何辨别并认定走私商品，工商行政执法人员经历了一个从不懂到懂，从简单到复杂，不少人练就了一抓就准的本领，查处经销走私进口商品对查办其他类型案件发挥了举一反三的促进作用。通过查办走私贩私案件，工商行政执法人员普遍提高了正确适用法律和政策的能力，做到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把握行政处罚的合法与合理相统一。同时，工商行政执法队伍在依靠自身力量办案的基础上提高了与其他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目前不仅与公安的经侦部门建立了工作联系，而且与海关缉私局、国、地税部门、金融监管等部门都已经形成工作合力。多年来在工作上不断加强联系，使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更有成效。

三是丰富了工商行政执法的法规体系。纵观30年来。随着反走私工作实践的深化，在反走私案件的定性、证据认定、罚没计算到办案奖励、罚没物资管理及拍卖等一系列方面，国务院及工商总局等有关部委颁发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这些法规既对反走私执法工作依法规范执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直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整个工商行政执法法规体系起了充实和丰富的作用。最为重要的是1987年9月国务院颁发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下称《条例》)及其施行细则。《条例》并不是以打击走私贩私行为为初衷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旨在查处转卖重要生产物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等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但在《条例》颁发不久，我国沿海省市就面临着严峻的反走私任务。于是以《条例》第3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其他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行为”定性，具体案件由省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认定，作为查处走私贩私行为的法规依据。以《条例》查办案件适应了当时紧迫的反走私斗争的需要，维护了国家经济的安全。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查办案件过程中反映的有关问题，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国家工商总局以答复的形式不断地扩充了《条例》对于反走私在案件定性、违法所得计算、证据要求等几乎涉及查办案件全过程的相关内容。这些不仅直接指导和促进了查办走私贩私案件的工作，而且也促进了查办其他类型案件质量的提高。

据粗略统计，仅国家工商总局围绕《条例》所作出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有71件。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反走私查办案件的有27件。涉及认定相关性质的有16件，包括对倒卖废旧彩电、进口服装、进口无合法手续车辆、成品油走私等行为的认定。对办案管辖权的划分、对相关证据的认定等各个方面。

二

2008年1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反走私工作的主要法律武器――《条例》，宣布失效。在《条例》失效前，全市依照《条例》以经销无合法来源凭证进口商品定性办结的案件有8宗，罚没入库103.8万元。在《条例》失效后，全市工商队伍一方面坚决执行规定，不再适用《条例》查办案件，一方面迅速研究新对策，运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开展打私工作。全市工商部门在之前依照《条例》立案查办的共有38宗案件，已经转至适用其他法律法规并已结案的共有13宗，其中：依照《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处罚的4宗；依照《广东省查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处罚的5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各有1宗。转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正在查处中的有6宗；有3宗尚未确定。认定无法查处、已作销案处理的有16宗。因《条例》失效，案件在转至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立案和查处后，在新法规颁发之前也很难在案件类型的统计方面完整地反映工商部门反走私的成效。

目前社会上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均不明白何以《条例》的失效会给工商部门反走私工作造成如此大的困惑，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断建立的法律法规都不能有效地适用于工商部门的反走私工作吗?

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过程的真实反映，也是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建设过程的复杂性的真实反映。这种复杂性的核心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规律处在探索之中，因此在客观上难以及时、准确、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

第一，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条例》的制定及其所适用的历史。《条例》制定的初衷并不是专门适用于反走私的，而是为了维护正在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的正常秩序，因此《条例》的名称在党中央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就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认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而《条例》中明文规定的许多内容，已逐步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层次更高、效力更大的法律法规所取代。《条例》适用于反走私工作的，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兜底条款：“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适用这一个条款查处的，除了走私贩私行为外，还有不少案件也是作为“投机倒把行为”查处的，如变相传销等。现在这些行为也已经为国务院《直销管理条例》、《禁止传销条例》等新的法律法规所取代。然而恰恰是有关反走私的内容，尚未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以取代。

第二，有必要具体分析《条例》在实施的实践中如何认定并对走私贩私行为作出处罚。

国家工商局曾以工商公字[2000]第57号文，在答复深圳市工商局的请示时，对经销无合法来源进口商品如何定性处理提出了两个意见，一是对当事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进口手续、合法经销单位的合法发票、合法的处罚决定书任何一种证明而经销进口商品的行为，可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定性，比照《施行细则》第15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处罚。二是规定了经销进口商品时，仅能提供合法经销单位的发货票，而经查证其经销的进口商品确属无合法进口手续的，亦可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定性，比照《施行细则》第15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处罚。这是对无合法来源手续进口商品最为准确的定性及最为明确的行政解释性意见。工商行政执法办案人员按照上述定性要求在完成了调查取证后。要先报省一级工商局认定，由省工商局认定：“当事人经销无合法来源凭证进口商品的行为已经构成《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指的‘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可比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15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然后办案部门再作出相应具体的处罚，包括没收物品、没收销货款、并处物品等值20％以下的罚款等。

依据上述定性并作出处罚，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针对性强。‘卡住了走私商品无法提供三种合法手续中的其中一种的要害。因为定性的针对性强，因此办案人员在取证时可以做到准确、高效：第二是举证责任主要在于当事人，减少了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并且予以证明的风险和成本。与此同时国家工商总局还对依《条例》处罚的案件中。如何计算违法所得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第三，有必要具体比较依《条例》查处和转至其他法规查处走私贩私行为的异同。最显著、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两点：一是将同一性质的经销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违法行为分解成了许多不同性质的行为，从定性取证、履行举证义务、结案及作出处罚都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性：二是由于将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查处，形成了轻重不同的处罚效果。直接影响了工商部门反走私工作的力度。

第一种是转至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查处后力度有所加大的。如对倒卖进口废旧汽车及配件的行为，根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2条本办法所称报废汽车(包括摩托车、农用运输车，下同)，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该办法的定性涵盖了进口车和国产车，较《条例》更为广阔且罚则也相当明确，如：“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的第六条规定，未取得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回收的报废汽车，‘五大总成’以及其他零配件，送报废汽车回收企业拆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2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经营单位的，吊销营业执着照”。“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出售不能继续使用的报废汽车零配件或者出售的报废汽车零配件未标明‘报废汽车回用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虽在处罚的幅度上稍弱于《条例》，但基本上能达到办案的要求。

第二种是转至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查处后有潜在的争议问题的。如走私进口食品类，特别是对冷冻品，我市工商部门适用的是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已经查结了一批案件。该规定的第、5条“销售者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建立产品进货台账，如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从事产品批发的销售企业应当建立产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批发的产品品种、规格、数量、流向等内容”。“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销售者应当向供货商按照产品生产批次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由供货商签字或者盖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复印件的产品，不得销售。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工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停止销售：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复印件销售产品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

问题在于如果是一个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销售者销售的是一批走私进口的裸装食品，且又能提供国内某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的报告，工商部门将难以处罚。很显然，适用“特别规定”按是否能出具产品合格检验报告来定性，不如适用《条例》以无合法来源凭证定性那样明确，有针对性。当然，如果“特别规定”明确所有进口食品都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商检证明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工商部门的执法人员可以根据举报所指明的产品来源查处，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卡住此类产品的走私行为(主要是在国内没有生产的部分)。可见依《条例》查办走私贩私案件与适用其他法规的明显区别了。

第三种是转至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查处后处罚力度明显减弱的。例如对经销走私进口的机电产品行为的查处。一般来讲。这些产品都没有中文标识的，那么依《产品质量法》第27条第二款可以查处，但与依《条例》处罚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这类案件除非办案单位有证据证明销售的产品是“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而且是情节严重的才能够“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举证责任回到了工商执法人员身上，面对林林总总浩如繁星的各种商品要有能力证明这一点，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那么在难以证明有危害后果并且当事人的行为是“情节严重”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处罚仅仅是“责令改正”。

第四种是转至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查处后涉及要向相关部门移送案件。如对进口废旧显像管的查处，依《条例》工商部门可以一查到底并作出处罚。在《条例》废后，工商部门可以对未经环保部门许可，擅自从事进口废旧电视机经营的，按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查办，但因为该办法规定“对无照经营行为的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营废旧显像管是由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调整的行为，主管部门是环保部门，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移交环保部门作出处罚，工商部门不能直接按无照经营处罚。(而环保部门又一再表示无执法力量)。此说如果成立，那么就是要将原来一个部门适用一部法规即可结案处理的案件。变成要两个或以上的部门，分别适用不同的法规才能结案甚至有时需要在两个或以上部门之间反复协调才能完成办案的状况，对于反走私工作的效率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在《条例》失效后，工商部门反走私的作用是极大的被削弱了，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全市工商部门各执法单位要抓好打私工作，但客观上仍未、也不可能摆脱被动局面。

三

回顾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反走私工作的历程，可以看出其轨迹是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发展到一个相当可观的峰点，然后又向着低处回落。它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商品迅速的丰富，曾经出现过的涉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已不复存在了：第二，经过工商等部门30年的努力，各类市场的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规范，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行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有力地约束了包括走私贩私在内的各种违法行为的产生：第三，走私行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针对广东地区对冷冻食品需求量大的特点，冷冻食品走私不时仍显猖狂：针对国际上商品价格变动的特点，也出现了向境外走私商品的新趋势：走私非涉税物品的量超过了涉税物品。总之，只要有利可图，只要有机可乘，走私分子就是“人还在，心不死”。

无论是向内走私进口商品还是向外走私出口商品，首先损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根本的问题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面对这样的形势，有必要与时俱进地提高对反走私的新认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国务院提出的反走私总体方针，刑事与行政有机结合，海关为主与各部门配合相结合。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提高对反走私工作意义的认识，尤其应该在总结30年来我们对经济违法行为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准确地预测走私行为可能的趋势及危害程度，认真吸取时至今日仍不断出现的经验教训。比如：在支持企业发展的时候对产品生产一味放松监管，甚至对食品也可以免检，以至酿成毒奶大祸：在当前向内走私商品呈下降态势的时候，决不能因此放松反走私斗争，否则也会在某些时候造成某种危害。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的任务是：一方面，迅速健全工商等行政部门反走私的法律依据，并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解释，丰富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内涵，适当扩大其外延，特别是对前面提到的管辖范围不明确问题，要尽快明确，以适应新的反走私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相关行政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武器，开拓反走私新局面。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中的第8条作了这样的规定：“进口产品应当符合我国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以及我国与出口国(地区)签订的协议规定的检验要求。

质检、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生产经营者的诚信度和质量管理水平以及进口产品风险评估的结果，对进口产品实施分类管理，并对进口产品的收货人实施备案管理。进口产品的收货人应当如实记录进口产品流向。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质检、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时，可以将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进货人、报检人、人列入不良记录名单。进口产品的进货人、销售者弄虚作假的。由质检、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和产品，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口产品的报检人、人弄虚作假的，取消报检资格，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的罚款。”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8

第一条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四条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及时、准确地完成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发生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配合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参加事故调查处理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互相配合，提高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效率。

第六条工会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处理，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报告和依法调查处理。

第八条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中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察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二章事故报告

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依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通知公安机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人民检察院：

（一）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二）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三）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接到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

必要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

第十一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第十二条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三条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十五条事故发生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其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

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十七条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根据事故的情况，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逃匿的，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追捕归案。

第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值班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受理事故报告和举报。

第三章事故调查

第十九条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二十条上级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由下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事故。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因事故伤亡人数变化导致事故等级发生变化，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由上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另行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调查，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派人参加。

第二十二条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

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

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第二十三条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二十四条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第二十五条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二）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三）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四）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五）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第二十六条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第二十八条事故调查组成员在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诚信公正、恪尽职守，遵守事故调查组的纪律，保守事故调查的秘密。

未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允许，事故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有关事故的信息。

第二十九条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

第三十条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

第三十一条事故调查报告报送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后，事故调查工作即告结束。事故调查的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四章事故处理

第三十二条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特别重大事故，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

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批复，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应当接受工会和职工的监督。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三）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

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第三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三）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

（四）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第四十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对事故发生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有关人员，依法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岗位证书；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为发生事故的单位提供虚假证明的中介机构，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及其相关人员的执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在事故调查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事故调查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事故调查工作有重大疏漏的；

（二）包庇、袒护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故意拖延或者拒绝落实经批复的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意见的，由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规定的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社会影响恶劣的事故，国务院或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认为需要调查处理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生的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