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范文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1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2

一、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对财政政策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

1、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的共同存在导致大量资本流出。根据趋同标准的要求,欧元区各成员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基本取消。另外，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在欧元区内部的转移不存在汇率风险。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得以实现。欧元区各成员国为了扩大税基，竞相提供有利的税收待遇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这就是税收竞争的本质。

税收竞争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福利国家过高的福利支出需要高税收来支撑，而由于税收竞争的加剧，高税收又会导致资本大量流失。以德国为例，由于德国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计划，其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德国1999年到2004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16％，这直接导致其税负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德国2001年的宏观税负为41.2％，同期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86.80亿美元，而吸收外部投资额仅为88.93亿美元，资本净流出高达497.87亿美元。

2、大量的资本外流对税收乘数作用和政府支出乘数作用的影响。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引起的资本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税收乘数作用，导致减税政策失效。传统的税收乘数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减少的税收等于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由此而增加的消费是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所以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为：

然而，在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并存的情况下，因为减少的税收中的一部分以资本的形式流动到国外，这个前提不再成立。在一国税率高于同一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税率的情况下，税收减少越多，企业的可支配盈余越多，资本流出的规模将会越大。假设占减少税收部分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变为：

可见，由于资本的流出，税收乘数的绝对值将会减小，g值越接近1，税收乘数的越接近0，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负数变为正数，即减税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同理，增加的政府支出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支出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由：

由于资本的流出，政府支出乘数也将会减小，g值越大，政府支出乘数的越小，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正数变为负数，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3、高福利支出与赤字控制目标的悖立。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如果政府债务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将导致政府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过度增长，就会形成赤字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从而需要矫正财政政策行为。同时，一个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还会给货币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债务如果持续增长的话，必然会更加求助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会使欧洲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会使得联盟的利率增长，转而增加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因此，从经济货币联盟整体利益出发，需要一个限制成员国赤字规模的控制机制来防止这种负面的溢出效应。

高福利支出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事实上从1995年起德国就出现了医疗保障赤字，赤字部分只能由其他税收收入弥补。德、法两个欧元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自2002年起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超过3％的标准，已迫使欧盟首脑会议对《稳定增长公约》中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德、法等国社会保障赤字的产生与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税制度也有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度，当年入不敷出时，就会产生社会保障赤字。

4、“福利刚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难以推进。“福利刚性”专指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允许其上升不能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福利的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一般情况下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在欧洲，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刚性更为明显。

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福利刚性的存在，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受阻。例如，法国政府2003年提出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主要是延长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同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数十万人参加了反对法国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示威游行。

二、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将会对财政政策的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事实上，1999年欧元启动之后，社会保障负担不同的成员国间的经济运行状况确实表现了出较大的差异。德、法、荷兰、比利时四国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重，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2.16％、20.68％、17.90％和17.48％，1999～2003年这四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GDP平均增长率均在2％以下。同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仅为13.5％的西班牙却是欧洲经货联盟中的亮点，虽然也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其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幅度的增长，1999年至2004年其GDP平均增长率为3.1％，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同时其财政状况良好，失业率大幅下降。这种差异印证了本文第一部分中的论述，下面将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福利支出与财政政策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欧元区五国财政政策绩效分析。欧洲货币联盟基于对长期目标考虑，在《马约》及《稳定增长公约》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1999年到2000年，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形势较好，各国均未采取减税、增支的刺激措施，而是坚持减少支出的政策，财政赤字保持了低水平。但是，2001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到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积极财政政策，仍然没有逃出短期刺激的怪圈。但是这些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个福利政策不同的国家内却取得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果。

根据税收乘数理论和政府支出乘数理论，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应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的高低与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分别建立宏观税负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和建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

GDP％=a＋b×TG％(1)

GDP％=a＋b×EG％（2）

其中GDP％、TG％、EG％分别代表GDP增长率、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依据模型（1）和模型（2），将1999年～2003年德、法、荷、比、西五国的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实际增长率数据进行拟合。拟合后的F检验和T检验的结果表明，比利时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差，F值过小，其余四个国家的数据拟合优度都较好。拟合所得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这个拟合结果说明，比利时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通过对相关系数R1、R2的观察可以看到，只有西班牙一国在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与GDP增长率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西班牙的减税和增加支出的政策达到了预期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而德国、法国、荷兰三国T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如果德、法、荷三国实行减税或者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的话，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令经济增长率下降。

2、高福利支出对财政政策绩效影响的实证。对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率分别与GDP增长率做回归分析所得的相关系数R1、R2，分别可以作为评价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有效性的指标。R1越接近－1说明减税政策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R2越接近＋1说明扩大政府支出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对前面所做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汇总我们发现，德国作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高的国家，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德国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差；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低的西班牙，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西班牙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好。因此，我们假设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对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并呈线性相关关系。

注：A％：政府支出占GDP％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1：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2：1999年后社会保障占GDP的平均比率

我们建立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R1=α1＋β1A％＋μ1

R2=α2＋β2A％＋μ2

其中R1、R2、A％与表1所注表示相同意义，μ1、μ2均代表误差。将表1中的数据分别代入上述模型，拟合出如下结果：

R1=－3.28＋0.2A％ R2=2.36－0.15A％

R2=0.702426R2=0.671611

F=7.081523F=7.081523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在一定范围内越低，则R1的值越小、R2的值越大，即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越有效。反之，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越高，则R1的值越大、R2的值越小，即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越弱，如果A％的值过高，R1会出现正值、R2会出现负值，也就是会出现减税、增支造成GDP增速减缓的反常现象，如德国、法国、荷兰的情况。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都证实了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导致政府财政政策失效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会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最终导致国家在经济衰退周期中无法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福利政策将会难以为继，国家存在陷入财政危机的风险。

2、中国目前正在以多种形式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关于“亚元”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虽然中国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在制订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应该以欧洲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困境为鉴，不宜采取欧洲福利国家的模式，应该构建以满足公民基本保障要求为主的可持续性保障制度。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3

众所周知，国家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制定税率，发行国债和调整财政盈余和赤字等等。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对于这些课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财政和税收理论中，税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对税率、国债和赤字之间的微妙关系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因而成为宏观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定理，并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和主要指导方针。税收平滑定理的核心结论认为，大幅度增加税率，尤其是所得税税率，会导致经济运转效率的降低；而保持平滑的税率及税收政策则会防止因为增加所得税税率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降低，并有利于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税收平滑定理还暗示，在特殊经济时期，财政支出和社会经济总产出的比率大于正常水平，比如战争和经济大萧条，为了保证经济的效率和增长，政府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并通过发行债券来满足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和总体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后，逐渐消化因为发行国债而产生的财政赤字。

一、税收平滑定理产生的经济背景分析

政府债务（Government Debt）和税收（Taxation）是财政收入（Covernment Revenue）主要来源。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公开发行长期或短期政府债券来补充财政收入。目前，很多经济总量相对比较大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对本国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征收税费来满足财政需要。我们可以具体的将税收分为很多种，比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利息税、消费税等等。一般来讲，政府会同时利用发行债券和征税这两种手段来实现财政收入。然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发行债券和征税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提高个人和资本所得税税率，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慢。

首先，按照税收的性质，可以将不同的税收理解为：对资本收入征税和对劳动收入征税。针对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所征的税包括资本增值税、利息税以及对利润和股息所收的税。针对劳动收入（Labour Income）所征的税包括针对个人工资收入和奖金的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收入征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增加税收会改变个人和企业对生产、消费、存款的态度和积极性，从而影响到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而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则会改变人们对积累资本和投资的态度，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上面的讨论告诉我们，投资对税收的敏感性是决定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投资对资本税的敏感度很低，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就不会对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投资对资本税的敏感度很高的话，即使对资本收入加征少量的税也会对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资本收入征税会导致投资总量的减少。

另外，经济学家对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也在进行着不停的讨论。长期的财政盈余并不一定预示着健康的经济状况；相反，暂时的财政赤字也不代表着糟糕的经济状况。能够保证健康的财政平衡代表了一个政府对经济的把握能力和宏观管理能力。一般的说，政府会根据财政预算来制定未来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也就是说，政府财政的一个目标本来就是保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是一直保持平衡的。因为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总统选举制度，通常一个政党和一个总统的任期有限，而每到任期结束时又面临新的选举，因此，执政党和在任总统会倾向于平衡的财政政策甚至财政赤字以避免敌对党使用其在位期间创造的财政盈余来树立业绩，以便利于在下一届选举中再次胜出。另外，一个经济学的解释是所谓的庞氏骗局（Ponzi Game），既政府通过不断的将财政赤字引起的债务用发行新债的方式来偿还，因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政府可以因此不断的将今天的赤字永久性的向后推移。不过，最有力的和正面的对合理财政赤字和盈余的解释就是税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

二、税收平滑定理的基本原理

著名经济学家巴罗（Barro）在1979年总结并正式提出了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税收会影响投资和劳动力生产，从而产生经济活动的歪曲或扭曲，使经济发展增加成本，而税收的成本要相对大于来源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巴罗假设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希望将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歪曲和成本降到最低。在对这个政府面临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时，我们还假设政府需要将财政收入的现值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也就是说政府不考虑使用庞氏骗局（Ponzi Game）。他认为，因为税收政策对发生经济扭曲的边际成本不断升高，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比较平滑的税收政策。

税收平滑定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税收平滑定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研究政府财政赤字的性质。如果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的变化是一个随机走势的过程，政府不会出现财政盈余和赤字；而在财政支出的随机变化和平衡的财政政策前提下，税率的变化也追随一个随机走势的过程。这暗示，当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时，即预计的财政支出改变了原来的随机走势，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便会出现。

最显著的可能会引起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比率的可预计变化是战争和经济萧条。在战争时期，政府一般会暂时性扩大在军队和武器等方面的支出。相类似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与经济产出相比，政府采购会非周期性的增加。也就是说，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时期，预计的未来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的比率要小于现时的比率。与税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是，我们发现政府通常在上述特定时间段内出现财政赤字。总的来说，很多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和税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结果，然而，也有针对该定理一些具体性质的数据研究结果和理论相悖。

三、税收平滑定理在英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和比较分析

税收平滑定理告诉我们，政府应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甚至允许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财政收入，并在当政府财政支出回归正常水平时逐渐支付负债消灭赤字。然而，平滑的税收政策给经济带来的益处究竟有多大呢？

美国经济学家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的不同财政政策对它们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正是因为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对资本收入大量的征税加剧了英国在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差距。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的资本税税率要大幅度高于美国。从历史上来说，除了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税收政策都可以被归纳成税收平滑的财政政策。两国在二战税收政策的区别主要源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为在战时发生的大量财政支出融资。两国在经济结构和总量等方面的相似性为奥海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比较两国财政政策的空间。

英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增加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在二战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大幅度的提高了所得税税率，尤其是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来为战争支出融资。当时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考虑如何为二战支出融资时认为，为了避免类似于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发生，政府应该选择通过价格管制，借贷或增加税收来消除过剩的消费者购买力。而凯恩斯对政府向公众借贷非常反对。在当时，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不敏感。这种观点认为，对资本收入征税不会对投资产生大量影响，因而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大量影响。这些观点为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所得税税率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根据凯恩斯的建议进行了大幅度的加税计划，但由于战争的支出过大，凯恩斯的税收政策似乎仍然不能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因此，英国同时也发行了大量政府债券来补充财政收入。

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虽然很多追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建议美国效仿英国提高所得税税率，然而，在美国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提高的幅度和英国比起来则相对小很多。因为战争相对时间很长，而且战争的支出很大，当时，增加税收很符合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过，尽管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向议会提出了类似凯恩斯的加税政策，议会却考虑到加税对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影响而没有完全接纳罗斯福的建议，美国因而一直采取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总的来说，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是一种税收平滑的财政政策，正如巴罗（Barro）之后总结的，为了减少经济的负效率，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为战争融资，然后，战时发生的政府负债可以在战后逐渐通过各种途径偿还。

进一步的分析暗示当时凯恩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实行类似美国的税收平滑政策，英国本应该可以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如果英国完全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而实行永久的个人财富税的话，其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不利影响。尽管这些税收政策（比如财富税）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凯恩斯实现国民经济和收入平等的目标，然而，凯恩斯的政策使英国战后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减弱。

相反，美国的当时的财政政策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推动的作用。奥海宁的分析还得出，如果美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平衡财政预算，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财政收入，那么美国经济的负效率将会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上面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美国很幸运的没有采用大量增加资本收入税的财政政策，反之，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轨迹很有可能和英国相类似。

从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来看，保持平滑的税率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由于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的反应敏感，政府应适当的选择债券融资并保证平滑的税率从而保持经济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健康成长，当财政遇到大量的支出需要时，财政赤字的出现不可避免。美国在二战时期的财政政策是税收平滑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义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税收平滑的政策在现实中的应用同其理论一样重要和具有说服力。

四、税收平滑定理对我国财政政策改革的现实意义

作为对本文前面提到的税收平滑定理及其应用的总结，我们发现：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对资本收入税是敏感的。很多经济分析都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是敏感的，因而，提高资本收入所得税会引起投资的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减慢。在此基础上，巴罗（Barro）提出了税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分析表明，正是因为错误的估计投资对资本收入税的敏感程度，英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大幅度增加税率来为战争融资的财政政策，为大幅度增加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平滑的税收政策和税率是保持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利于保证经济长期发展。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首先降低了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投资的低回报又会降低投资总量，从而降低了生产性投资和资本的增长。生产性投资的低增长意味着新增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减少，这些影响最终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减慢。这样，增加税收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产生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制约和成本。同样，税收平滑定理的数理推理告诉我们，增加税率会导致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对经济的成本的增加，我们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

第三，税收平滑定理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当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时，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的出现是合理的。最明显的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的例子就是战争或经济萧条。奥海宁对英国和美国在二战时期不同财政政策的分析表明，采取税收平滑定理的现实意义明显。与英国具有类似经济结构和实力的美国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即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为战争融资，然后，在战后逐渐通过税收等途径偿还负债。虽然美国在通过发行债券为战争融资时潜在的产生了财政赤字，分析证明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的美国在同时期里的经济增长要明显好于英国。

通过对税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的理论推导和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到该定理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上国际环境复杂，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税收平滑定理的分析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发。

第一，税收平滑定理是否可以在我国制定财政政策时起到借鉴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取决于在我国投资是否对资本收入所得税反应敏感。而我国近年来致力于改革开放，政府的企业职能转换，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果明显，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个人投资是对资本所得税反应敏感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多不足，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来自于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对资本所得税的反应敏感度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加入WTO，外资和私人经济比重的进一步提高，我相信从总体上来说，投资对资本所得税反应会逐步敏感的。因此，税收平滑定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另外，税收平滑定理也对我国税制改革给予很多启发。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通过流转税的形式取得，对所得税的重视程度不够。税收平滑定理暗示，所得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势必加大对所得税的重视力度，利用征收所得税来广泛实现经济平等，一方面利用征收所得税实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对所得税的管理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在税收制度上与世界接轨，而随着所得税税制的不断完善，税收平滑定理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借鉴作用也就越发明显。

第二，我国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遵循税收平滑定理，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和稳定。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我相信在我国投资对资本所得税的反应敏感。因此，税收平滑定理的应用同样适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遵循税收平滑定理，保持所得税税率的平滑和稳定，从而保持投资人对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使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势头。所以，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情的稳健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从而保证经济运转的效率以及公众对劳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才是税收平滑定理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期，财政支出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科技、能源等国家核心产业之上；加上为了保持国家稳定和捍卫国家统一，并确保经济建设，在一定时期，政府将会保持有力的宏观财政政策和相当的财政支出。比较二战及其后期，美国在政府面临大幅度财政需求压力时，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并成功的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与之类似，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紧要时刻，也曾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税收平滑理论为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政府在税收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相关的财政需要可以通过适量的政府债务来弥补，并在政府职能实现转变，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健康发展之后，逐渐消化政府债务。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4

关键词：通货紧缩；扩大内需；货币扩张；铸币税

一、征收铸币税，应对内需不足

我国在经历了1993－1994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经济开始逐渐降温，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0％，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不久就陷入了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怪圈。从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物价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时间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而难以摆脱。从1998年开始，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内需仍然不足，低物价、低就业和经济的低效率始终困扰着我国的经济。

从国民收入流程图中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漏出与注入。注入是使经济扩张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总需求增加，并使国民收入扩张，经济得以增长；漏出是使经济收缩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趋于减少。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即使在我国的每一个财政结算年度都能使漏出与注人相等，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也只能使一国经济不出现经济衰退，而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推动力。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快地增长，必须进行强大的资金注入。只有当注入大于漏出时，经济才会产生大于零的增长。

（5）式左边第一项代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第二项代表民间收支状况，第三项代表本国国际收支状况。自1997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表现良好，每年均为顺差，即（X－M）＞0.政府的财政预算则每年均为逆差，有（G＋Ig－T）＞0.对比（5）式，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项所代表的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所形成的民间资金的盈余，正是这部分的资金盈余，对经济产生了漏出。近几年来，我国库存商品及闲置物品的数量持续增加，目前，其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是2001年社会消费总额的80％（杨殿宗，在2002年4月5日的《中国信息报》上刊文）。企业产能大量过剩，设备与资金的闲置现象十分严重，在民间投资缺乏机会的条件下，期望短期内民间投资的大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弥补民间投资的负向缺口，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向民间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为建设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筹集资金，为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债负担日益加重，在2002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数额3098亿元，占GDP的3％左右。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郝中华，2002.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谈出，政府的财政赤字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减轻国债负担，化解当前日益突出的矛盾，本文提出通过征收铸币税，运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法，使政府能够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债务负担，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二、货币供给与铸币税

所谓铸币税，是指政府由于其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人。印制货币所需花费的成本极低，而所印出的钞票本身具有购买力，政府可以用它来换取商品与服务。铸币税的征收可以通过一国货币需求的增加来实现。当一国实际货币需求增加时，通过增发货币进入流通，给政府提供某些免费的资源，这种购买力的收益，就是铸币税的含义。在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获得铸币税。

其一，在通货膨胀率为零的条件下，国际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不断下降，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增加，使民间部门向中央银行出售外国资产以换取本国货币，中央银行就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换取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获取铸币税。

其二，执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时，随着国外价格的上升，由购买力平价理论导出国内价格也将会上升，名义货币余额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就会产生，中央银行通过适量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价格上升，使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随着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收取了铸币税，并不减少任何储备（萨克斯，1997）。

其三，当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引起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的同步增长时，如果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社会对实际货币的增长需求而不出现超额供给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取得铸币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其四，国内商品供给过剩且存在失业时，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如果央行所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建设所引起的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时，就不会出现货币的超额供给，政府也可以由此而获得铸币税。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把征收铸币税作为一项财政收入，但不同的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数量各不相同。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美国每年所征收的铸币税占GDP的比重为1.17％，英国为1.91％，法国为2.73％左右（萨克斯，1997）。

当政府部门入不敷出时，通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偿付赤字：一是向公众借债；二是消耗外汇储备；三是印制钞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铸币税对一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铸币税进行合理的征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提高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并能有效地克服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有美国、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对铸币税这一工具如果运用不当，超量征收，则会因货币的超量发行而造成经济中需求过旺，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国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在社会需求不足的紧缩时期，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弥补财政赤字，增加内需，也可以用作中央银行扩张货币的一种工具。与已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铸币税既不仅仅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也不完全是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在紧缩时期征收铸币税，其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组合过程。

三、我国征收铸币税的基本思路

（一）征收铸币税的可能性

征收铸币税是否能获得成功，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与资源的利用状态，也取决于一国货币信用程度和汇率制度。如果国内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再增加货币的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时政府所征收的不是铸币税，而是通货膨胀税，其结果只会将经济引向灾难。如果一国货币缺少信用，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当央行增发货币时，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量供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等额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没有征收到铸币税，而是用外汇的损失换取了等额货币的超量发行。由此看来，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是在保持物价稳定和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增发货币获得某种购买力而又不使社会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产能过剩、设备与资源闲置等现象，各项经济指标在低位徘徊，国际与国内利率已经降低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物价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不断下降，屡创新低，这些表明在我国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符合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向经济中注入新的带有特定需求的货币增量，用这笔钱可以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征收铸币税的政策选择

以往各国在征收铸币税时，其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政府只是被动地征收铸币税，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货币余额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客观上要求央行增发货币，以满足公众对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额需求，政府在增发货币的过程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征收了铸币税。另有一些政府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在这方面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政府长期以来欠下了巨额赤字，他们已经为此耗光了外汇，大量无休止地向民间发行国债的行动已经使政府的信用扫地，再也无法据此而获得收人，靠增发货币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就成为这些政府的唯一选择。当然，也有些政府增发货币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有时甚至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而不惜牺牲国内的某些经济利益。

本文提出征收铸币税，是针对当前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的特定经济形势而提出的，其基本点是将征收铸币税作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可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由央行以支票形式将等额存款拨给指定的商业银行，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提供有保证的资金。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提高购买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减轻过剩物资的供给压力，其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良好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国债，政府则获得了等额的国债建设资金。由于此时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刚好可以吸收这些过剩资源，增加就业机会，而不会引起价格上升。央行增发的这部分货币，是以广义货币M2的形式进入流通的。由于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大于1的比例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少量的基础货币，增加现实经济对实际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使铸币税的征收落到实处。

在提出此观点时，本文特别强调征收铸币税的目的在于启动低迷的宏观经济，缓解目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收入结构和就业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国民经济弱势运行等问题，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财政赤字是因增加公共工程支出，启动宏观经济而生，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转强，财政赤字就会自动下降，这时征收铸币税的历史使命也就会自然终结了。

（三）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性

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使我国实现短期经济目标。

1.征收铸币税，可以使财政赤字货币化，降低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与向民间发债的形式不同，这次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直接卖给中央银行的。作为一种交换，政府获得了由中央银行下拨到商业银行的资金。这时由央行持有国债所应获得的利息仍可作为一种收益交还国库，不会加重国债负担。这样可以弥补财政赤字，改善财政收支。

2.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征收铸币税，可以在不出现超额货币供给的前提条件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通过公共工程投资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对于加快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和提升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提高就业水平。征收铸币税，可以扩大内需，缓解经济中产能过剩的供给矛盾，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扭转价格下跌的被动局面，使企业真正走出低物价和低效益的经营怪圈，同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与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

4.征收铸币税，可以使央行增持政府债券。在我国央行的总资产中，占主要部分的资产是国外资产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权。2002年4月公布的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两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11％和41.49％，而对政府的债权（含国债）一项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5.6％。与日本银行相比，日本政府债券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66.6％，托管日本政府债券所占比重为5.7％，所借政府债券现金抵押所占比重为6.5％，三者合计共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78.8％，而外汇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4.6％（张贵乐，吴军，1999）。由此看来，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国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明显过少。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增加央行所持有的国债总额，使央行资产的持有比重趋于合理，为央行在公开市场卖出政府债券、收回货币的操作提供足够的筹码，从而可以提高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四）征收铸币税的主要思想障碍

为调节宏观经济而有目的地征收铸币税，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尚属首次，许多人可能会对此产生顾虑。

1.征收铸币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可能对当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防止通货紧缩，增加有效需求才是当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要抓好的主要矛盾。如果征收铸币税会引起物价上升，这正好说明这种工具对治理通货紧缩有着特殊的功效，是我们攻克内需不足的有力武器。由于征收铸币税的目的是为了启动低迷的经济，物价上升正好说明经济已经启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征收铸币税的政策就可以谈出了。笔者要大声疾呼：在我们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时候，大谈什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之类的口号，对解决经济中已经存在着的内需不足与大量失业来说是无益的。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要解决当前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如果真的出现了物价上升的趋势，央行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随时抛出手中持有的国债，收回基础货币，以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

2.征收铸币税，会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拖累经济的发展。与其他税赋不同的是，铸币税的征收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不是居民的当期收人。由于它的征收着眼于经济未来发展的需要，并不是针对人们的现期收入，因此它不会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只有当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产生超额需求时，才会为征收铸币税创造必要的市场机会。不仅如此，发行增量货币并由政府使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其本身就增加了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通过乘数作用，将会使财政政策的效应倍增，其结果必将会增强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力，改善企业的营运效率，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只要当局将征收铸币税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会对经济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而不会拖累经济。

3.征收铸币税会消耗国家的外汇储备，引起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征收铸币税会增加社会中流通的基础货币，在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会引起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额供给，对本币形成贬值的压力。央行为维持本币的法定汇率，必然会干预外汇市场，用外汇储备购回多余的本币，其结果会导致外汇储备的流失。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还处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管制状态下，央行也已经表示今后会逐渐加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范围，说明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与上述条件并不相符，况且我国征收铸币税是通过公共投资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本身就可以增加经济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只要控制得当，就不会产生外汇流失的结果。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5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合理的国债结构对于控制债务规模、提高国债资金效益、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国债发行的期限较短，不利于有效发挥国债资金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借新还旧的压力。可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经验，适当增加十年期以上长期国债的比重，尤其是在目前银行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国债筹资总成本，分散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避免形成过于集中的偿债高峰。同时，应继续增加国债的品种，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如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来提高居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启动居民消费。此外，在国债市场化进程、允许地方发债、加快企业发债等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加紧研究相关问题，尽快启动。

4.要注意研究政策的作用时滞和作用特点，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力度、方向如果经济出现明显回转迹象，物价快速回升，出现3－5％的涨幅，通货紧缩趋势消失，或者进出口不平衡造成对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过大的不利影响，就需要及时改变或减弱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趋势，稳定财政支出的增幅，控制赤字规模，以防止出现滞胀或严重的外部不均衡。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6

关键词：布什政府 政策内容 效果

一、布什政府之前的财政政策追踪

赤字和盈余是财政政策的结果，任何政府都不希望背着赤字的包袱，都希望在有效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尽可能达到预算平衡。

里根政府期间，美国财政赤字一直居高不下。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的财政政策，大幅度减税并简化税收制度。里根的减税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翻了几番，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恶性肿瘤”。到继任者老布什离任时，美国联邦赤字竟高达293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消除这一记录的重任留给了1993年初入主白宫的克林顿，在他第一任期内即扭转劣势，财政赤字大幅削减。到1998年，财政状况由赤字转为盈余，实现“两低一高”，即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高速经济增长。克林顿上台伊始，决定采取与前任不同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实施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同时并举为特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并支持对未来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进行投资的计划，同时增税节支。

当然，此时的克林顿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孤立的，他执政期间和格林斯潘配合默契。90年代以来，美联储一直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使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不仅避免了利率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的过大冲击，而且有利于扩大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比如，为减少紧缩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美联储及时降低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交替使用扩大货币供给量和控制货币量的措施，使美国经济在1994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二、布什政府所面临的现实形势

2000年8月以来，美国公司盈利不佳的消息频频传来，股市剧烈动荡。由于美国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高达48.2% ，如果股市继续下跌，其负面财富效应将抑制消费增长。国内需求增长下滑，会导致GDP 增长放慢，失业率上升，从而抵消新经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此外，美国经济还存在着三种失衡，即个人储蓄率为负数、企业和家庭债务高筑以及巨额经常项目赤字200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2% ，其中美国为5.2%～5.3% ，是17年来最高的。

然而，已经有人预料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即将减速。2001年1月份，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经济的减速比预计的要严重。此外，还出现了圣诞节的空前萧条、住宅销售成交量大幅降低、公司盈利不理想、大大低于预期值等现象，而且高新技术产业也显得回天乏力。新经济遭遇空前阻力，因公司盈利水平下降，诸多大公司纷纷裁员，直接导致销售疲软、投资不振。

三、布什政府财政政策的内容

1.推行减税政策，大幅度削减政府税收

低的经济增长率和高的失业率使得布什不得不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减税是主要措施。布什于2001年2月8日向国会提出了他的十年期减税计划，减税规模达1.6万亿美元，美国国会于5月25日最终通过了这项2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将其削减为1.3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

(1)降低婚姻惩罚税10%，减税1117亿美元，占总额的7%。

(2)将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削减40%-50%，政府将减税3106亿美元，占总额的19%。

(3)把每个未成年孩子的退税额从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政府将减税近1927亿美元，占总额的12%。

(4)简化并降低个人所得税，即把原有的五种税率15%，28%，31%，36%，39.6%简化并降低为10%，15%，25%，33%。

(5)逐步取消遗产税，政府将减税2666亿美元，占总额的16.5%。

(6)为企业的研究与发展部门提供一定的减税额，政府将减税近500亿美元，占总额的3.1%。

布什政府希望通过以上税收政策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但是减税的效果并不如预期。2001年6月以来的连续三个月内美国国民经济都在零增长附一近徘徊。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扩张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因此人们也对美国经济早日走出衰退抱着乐观态度。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给衰退中的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美国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美国政府迅速做出了政策反应，2001年10月25俄日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新的1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刺激投资的增长，政府进一步决定木年度向个人退税400亿美元，2002年退税700亿美元。

2003年5月23日，美国国会再一次通过了一项总额为350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这是布什政府第三次采取减税措施。这一方案已从2003年7月起实施，其核心是取消对个人股票红利的税收，目的在于鼓励投资和振兴股市。此外，还加快实施10年期减税计划中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将原定于2004年和2006年开始实施的所得税减免即刻颁布，并回溯至2003年1月1日生效，并将婚姻惩罚税的取消从2009年提前至 2003年，其重点是降低各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和永久性取消个人股票红利税。2008年1月18日，要求实施金额达145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布什政府第四次减税措施。

2.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国防开支

布什政府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大规模扩大国防开支和发展导弹防御计划，布什在预算计划中提出要重振国防，将其作为政府的主要政策行动之一。很明显，布什意图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拉动经济早日走出低谷，从2002年到2006年，增加200亿美元国防科研发展资金，分配20%的科研发展资金特别用于推动美国武装力量和技术更新。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布什签署了《国防拨款法案》，进一步加大了增加国防开支的力度，该法案向国防部提供了317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国家安全计划。2002年2月初，布什政府制定了2003年度总统预算，要求国防开支作20年来最大的增长，以支付战争费用。2003年预算计划拨款377亿美元用来保障国家安全，而2002年为195亿美元，增加额达93.3%。2004则政年度美国军事开支达380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2%，从增幅上看似乎小大，但150多亿的增长额则非小数，这还不包括对伊拉克战争的费用。

除了国防方面大幅增加支出以外，布什还在医疗保险、高科技、教育、环境等方而增加拨款。2004则政年度预算案中，布什要求以后10年内拨款4000亿美元，全面改善医疗制度，同时预算报告中计划本年度对国家宇航局的拨款增加到155亿美元，比2003则政年度上升了3%。此外，本年度对教育、环境、退伍军人等方而也计划增加不同程度的拨款。

四、布什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果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7

电子商务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其独有特征所造成的税收流失问题给我国现行税收征管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借鉴国外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和经验，提出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法体系，加强电子商务监管，实施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制度。

关键词:

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国际经验

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据中国电子商务中心的《2014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13.4万亿元，同比增长31.4%。其中，B2B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10万亿元，同比增长21.9%;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2万亿元，同比增长49.7%;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50万人，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1800万人。中国经济发展“电商化”趋势日益明显，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但是由于我国相应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体系不够完善，造成税收流失问题严重。因此探讨如何规范电子商务税收秩序，引导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电子商务特点以及引发的税收问题

(一)数字化、信息化、无纸化与传统以纸质化会计凭证为交易证据不同，电子商务的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交易过程及所涉及的票据均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不涉及现金流的使用，减少了作为征税依据的纸质凭证。电子商务的数字化、信息化导致征税对象难以确定，并对不同税种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依据税法规定，根据交易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将征税对象分为有形商品、劳务和特许权，但电子商务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模糊了征税对象的性质，难以区分商品、劳务和特许权。电子商务采用在线销售方式，基于互联网以数字化方式传送销售，将有形产品转化为无形的数字化产品后，这对增值税的冲击表现为征税时适用的税种发生了变化。对于网上销售无实物载体的纯数字化产品(如电脑软件)，征收的税种由增值税变为营业税;电子商务在线交易数字化产品，钱货的交付均在网上完成，海关难以获得传统票据来掌握此类交易，海关征税的税基不存在，使海关的征税变得十分困难。而且无纸化的电子商务使增值税专用发票难以获取，极大冲击了以传统纸质会计凭证为依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体系。

(二)虚拟性、隐蔽性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商贸方式，交易全过程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使交易主体、场所、商品或者服务等均虚拟化，使得纳税主体难以确认。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征管工作时，必须首先确定纳税主体以及相关的交易信息，但是对于电子商务中的经营者而言，只要交纳一定的注册费用，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网页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交易双方无需见面，传统意义上的有形仓库和经营场所均被网络虚拟化，纳税机关很难确定纳税主体及应税事实，经营者也很容易逃避工商登记。依据税法规定，营业税按照劳务发生地原则确定营业税的课税地点，但是电子商务的虚拟化使劳务发生地点难以界定，削减营业税的税基，造成税收流失。我国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但在电子商务中，互联网的虚拟化难以确定“我国境内企业”，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更是无从谈起。

(三)国际化、快捷化互联网的全球化使电子商务打破地域限制，计算机的自动化极大地缩减了交易时间，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但是传统的流转税的多环节纳税体系难以适用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快捷化使交易的中介环节减少甚至消失，以致课税点的减少，侵蚀税基，导致税收流失。电子商务的国际化加大了营业税课税地点确认的难度。电子商务中的远程劳务具有消费地和提供地相分离的特点，致使劳务发生地难以确认。当发生跨国劳务交易时，如果以劳务消费地为课税地点时，对于国内企业接受境外远程劳务时，则应征收营业税;对于国内企业向境外提供远程劳务，则不应征收营业税;而如果以劳务提供地为课税地时，则国内企业向境外提供远程服务需要缴纳营业税，国内企业接受境外远程服务不需要缴纳营业税。

三、国内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比较

(一)中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两大困境”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相关法制建设落后于电子商务征管的需要，电子商务的法制建设亟待完善。虽然近几年我国出台相关规章制度对电子商务征税问题进行规范，但是可操作性不高，《税收征管法》在电子商务的立法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1.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困境。《税收征管法》没有明确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是否应该进行税务登记，亦缺乏电子商务登记方式的规定。于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办法》虽然规定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但不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的自然人，则应该在第三方平台进行实名登记。“不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缺乏明确规定，可操作性有待商榷。2.电子商务税务稽查困境。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数字化，交易中涉及的电子凭证具有可修改性，这使得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征管稽查工作时失去基础。虽然《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进一步确定了电子发票的效力，但是此办法并非针对网络购物和电子商务征税，而是为了规范发票使用和税收征管。因此，针对专门规范电商在具体操作中不主动开具发票、篡改发票等形式偷逃避税行为的相关规章制度亟须出台。

(二)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主要政策法规作为电子商务发源地的美国，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美国各级政府就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积极制定规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法规政策。1.美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自1995年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电子商务税收政策。1995年，美国政府研究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政策，并成立了电子商务工作组和经济分析局，收集信息作为今后征税依据;1996年美国财政部《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税收政策》白皮书，主要规定了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遵循原则、税务管理方法;1997年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确立了税收中性、透明、与现行税制及国际税收一致的原则;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互联网免税法案》规定连续三年的免税期限，并确定属地征税等原则以避免多重课税和课税歧视;2000年美国电子商务咨询委员会再次通过的《互联网免税法案》延长了免税期限;美国国会于2004年又通过《互联网税收不歧视法案》扩大了免缴互联网接入服务税范围;201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市场公平法案》，该法案规定在简化各州征税法规前提下，对电商企业征收地方销售税和使用税，移动应用开发者、云计算服务音乐与电影等数字产品的下载领域也被纳入征税范围。2.美国电子商务税收监管体系。美国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电子商务征税进行调查分析。1995年美国成立的电子商务工作组和经济分析局，专门研究与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该工作组的决策信息是由另设的三个政府机构提供:美国普查局提供电子商务数据统计信息;美国经济分析局分析电子商务产业增长与税收变动效应;美国劳工统计局记录电子商务行业劳务数据。通过多方面获取大量电子商务信息统计，以确保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三)欧盟及韩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情况1.欧盟。欧盟主张对原有税收征管条款进行补充修订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欧盟颁布的电商增值税新指令，将此前非欧盟居民企业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电子商务不用缴纳增值税的规定修正为非欧盟居民企业，不管是向欧盟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还是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电子商务，都要缴纳增值税，以平衡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2008年欧盟通过新的增值税改革方案，规定由收入来源国开征增值税。欧盟对电子商务征税采用代扣代缴方式，欧盟成员国采用一种自动扣税软件，该软件将用户申请和用户银行卡绑定，在交易进行时，该软件自动计算消费额和税额，扣款成功后，将消费款划至公司账户，将税款划至税务部门，并将税务信息传至网上税务监控中心。欧盟实行的电商税收优惠政策是在对年销售额在10万欧元以下的非欧盟公司免征增值税。2.韩国。韩国为了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保护各方的权益，于1999年颁布《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规定以前相关法律规章也适用于当前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为保障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的多头监管电子商务交易行为。韩国为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实施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如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减免0.5%的年度电商交易额;对于境外网购有形商品的购货款与运费之和低于十万韩元的，免征进口税;对于网上输出娱乐、教育软件等电子物品视为出口，免征关税。

四、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法体系通过对国内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现状和经验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立法是解决电子商务税收流失问题的重要前提。电子商务市场与传统市场存在相似之处，只需要对原有税法条款进行适当的补充修改，就可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公平的运营环境。在税收实体法中，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征税对象，无论是有形商品、无形商品、数字化产品或线上交易和线下交易，都应该统一纳税，享受同等的税收待遇。如美国在最近颁布的《市场公平法案》中明确将云服务等纳入征税范围之内，我国应在税收法案中对征税对象明确界定。依据电子商务特征对各种税种的冲击，应对各税种的征税规定进行一定的调整，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特征。关于增值税的调整，首先应规范电子发票。基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增值税征管中的重要性以及电子发票在当前电商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现有的网络发票管理办法中补充专门针对电子商务发票管理的新规十分必要。如新规中明确以电子签名保障电子发票开具内容的真实性、开具电子发票的企业需到税务部门备案以供稽查等。其次应重新界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由于电子商务数字化特征，使很多劳务和商品数字化，以致难以区分商品和劳务。对此，可以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亦符合营改增的政策指向。关于关税的调整，短期来看，为了鼓励国际贸易自由化，应对电子商务的关税进行减免，但是从长远来看，为避免关税的流失，应引入先进的技术平台，组建网上海关征管电子商务的关税。在税收程序法中，针对电子商务虚拟性和国际性造成的税务登记困境以及《税收征管法》、《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办法》对此方面规范不足，必须对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进行特殊规定管理，并与电商注册网页、域名的管理进行协作，如企业进行注册登记时，应将注册域名、服务器地理位置等材料进行报送，税务机关应据此核发登记证并进行特殊管理。电子商务税收缴纳方式可以参照欧盟代扣代缴体系，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按一定的征收率代扣代缴应纳税收。

(二)加强电子商务运行监管，优化发展环境根据国外税收监管的经验，大致有政府加强监管和政府减少干预两种方式，比如韩国实行多级政府联合监管，就强调了政府在电子商务税收监管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应根据国情，加强政府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整合各部门力量，进行多方面的监管。在国家层面应该成立专门监管电子商务税务的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子商务税务管理的统筹工作，收集整理全国电子商务交易信息，下发给各级负责单位机构;开发电子商务征税软件，推进电子凭证的管理，以技术手段保证电子商务的税务监管。开发的征税软件应攻克电子票据可修改的弊端，以保证电子票据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应充分利用云计算来保存数据，防止数据丢失，保证数据的持久性和可查性。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合作，如联合开发相关应用软件，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贸易发生时，可以提醒相关企业纳税，管理部门也可以据此应用软件收集电子商务数据。电子商务税收管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第三方支付的合作，因为我国目前的电子商务交易大多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成的。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大数据系统，通过与金融等相关部门的合作，监控电子商务交易的全过程，掌控电子商务交易额，防止逃避税行为。地方的税务机关应负责核实专门管理部门下发的相关信息数据，对地方电商进行分类监管，以地方物流信息和社会信息为辅助，形成完整的监控信息链，并利用社会媒体力量，严打电商不合规的纳税行为。

(三)实施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借鉴国外的电子商务征管经验，各国对本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都实行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电子商务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实施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促进电子商务的稳定发展。美国实行的《市场公平法案》规定，对国内远程年度销售额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电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部分销售额的税金，即电商企业可以申请豁免销售税。我国应依据电商规模的大小，设置不同的起征点，同时应根据电子商务的社会效益和利润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网络交易的税收起征点。韩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电商企业的交易额中减免部分收入，我国可借鉴此法，对刚起步的电商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对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免税或者直接免税，同时结合小微企业优惠政策，鼓励创业，促进就业。为促进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对提供国际型产品的电商企业实行出口退税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李恒，吴维库，朱倩.美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及博弈行为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研究，2014(2):75.

［2］吴黎明，胡芳，王博宇.关于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4(4).

［3］江晓波.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立法现状及对策［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3).

［4］张丹.国外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对我国的借鉴［J］.商业研究，2014(3).

［5］何辉，侯伟.电子商务税收对策:国际借鉴与我国的现实选择［J］.观察，2013(1).

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篇8

关键词：发达国家；财政；金融危机；财政赤字

中图分类号：F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1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44-03

近期，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在全球金融市场搅起波澜，引发了西方国家对金融危机影响新的忧虑，也敲响了可能浮现债务危机的警钟。纵观其他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水平较金融危机之前大幅上升，财政状况恶化日益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的显现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共同努力带来新的挑战，并增添了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一些不确定性，让人们在应对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初战告捷之时难以释怀。

一、引起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发达国家纷纷出台财政支持政策，扩大内需。这些政策的出台对抵消金融危机影响、缩短衰退持续时间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复苏，一方面，发达国家政府无意或无力继续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危机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力度空前财政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后遗症也同时暴露出来。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结果在于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普遍扩大，公共债务负担亦趋于加重。2009 年，G20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即赤字率）达到9.7%，较危机之前2007年1.9%的赤字水平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这一赤字水平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3%的可接受水平，以及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规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G20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还将保持在8.7%的水平。2009年，G20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 GDP的比重（即公共负债率）达到98.9%，较2007年78.2%的公共负债水平上升20.7个百分点，大幅超过国际公认的和欧盟规定的60%警戒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这些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负债率在2010年将达到106.7%，在2014年进一步上升至118.4%，债务负担呈逐步加重趋势。有关发达国家财政、债务和经济增长状况见下表统计。

(1)财政收支状况为政府财政收支余额占GDP的比重，负数表明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状况为政府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经济增长状况为实际GDP增长率。

(2)列出2007年的有关数据，便于危机前后的比较。

(3)2009年度财政赤字包含政府对银行业的救援。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G20发达国家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侧重于对金融行业的融资性支持和临时性财政刺激措施，具体包括购买不良资产、直接注资、提供融资担保、增加公共开支、转移性支付、降低税收等。相对于中国、墨西哥、南非等G20新兴成员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在发达国家的财政刺激措施中占比较低，仅为总规模的1/5。

毋庸置疑，赤字财政政策有助于缩短衰退持续的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认为，赤字占GDP之比增加1个百分点可缩短2个月的衰退时间。按目前G20成员国家出台的财政刺激规模，约可缩短1年的衰退时间。从政策效用看，增加公共开支和减税措施，相比于投资开支，更有助于缩短衰退持续的时间，投资开支产生的效用则相对缓慢且滞后。

从已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中可以看出，造成 G20 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负担攀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对金融业的救援力度大且占比高。发达国家政府在2009年承诺的融资支持占这些国家GDP的5.7%，而G20新兴成员国家的融资支持仅为GDP的0.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政府落实的融资支持占承诺比例的 44%，收购不良资产占承诺比例则约为 26%。如果政府已宣布的支持政策完全兑现，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则会糟糕得多。

其二，税收收入下降。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着重反映在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的减征。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下降，如企业经营效益、进口规模的下降，税收基础收缩，从而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此外，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税收规避行为相对增多，也影响了政府的税收收入。

其三，金融危机造成社会福利开支增加。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普遍上升。例如，西班牙 2009 年底失业率高达20%，美国的失业率接近10%的水平。失业人数规模的扩大自动增加了政府失业保险开支，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社会救济开支。

其四，多个发达国家本身存在着结构性财政问题，财政支持政策是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负担高昂成本的无奈之举。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初期的赤字水平和债务存量较高，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无疑加重了政府进行财政结构调整的难度，例如希腊、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一些国家同时存在着财政结构性问题，与金融危机无直接关系，例如日本、美国等国家。另有一些国家的财政本身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金融危机使债务状况恶化，例如爱尔兰、西班牙、英国等国家。

二、发达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带来的风险

（一）财政状况恶化将导致政府信用风险上升

财政赤字规模存在着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规模过大，则会造成政府信用下降。在市场上，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招致政府国际评级的下降，同时随着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增加，反映信用风险水平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的价格就会升高，如希腊政府年期的CDS 价格已从2009年11月20日的175点上升到2010年2月4日的428点（2月19日已回落到350点），从而在整体上加大政府的融资成本。在金融危机尚未消失、经济难言稳定复苏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经济环境里，巨额财政赤字将导致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迅速增长，加剧财政风险，引起政府信用的丧失。

（二）过高的债务负担将严重削弱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G20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净额占财政预算总开支的比重将从2007年的1.9%上升到2014年的3.5%。日本和意大利债务负担增长过快，英国和美国债务的绝对规模很大，增势明显。G20发达国家债务利息支出净额占财政总开支的比重将从2007年的5.2%上升到2014年的 8.8%，假如把本金偿付考虑在内，发达国家政府还本付息额占总开支比重实际上将超过10%的安全警戒线。

（三）财政赤字将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巨额财政赤字将引起要求降低赤字水平的内外部政治压力骤升。为了消除财政赤字的影响，政府必将采取财政紧缩措施，甚至大幅削减开支。当前，这些发达国家又都普遍面临着失业率大幅攀升的尴尬，民怨沸腾，因此，政府勒紧“裤腰带”，削减赤字的努力只会加剧国内社会矛盾，这将是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政治风险。例如，希腊总工会在 2010 年2月上旬组织了长时间的罢工，抗议政府财政紧缩政策，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系统瘫痪。

（四）财政问题可能诱发通货膨胀

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因为赤字财政导致货币需求总量增加，而现存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却没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即使在财政赤字不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情况下，赤字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政府债务的上升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会导致全球长期利率的上调。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庞大的债务规模引起通货膨胀。

（五）政府债务高对经济发展亦非常不利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莱恩哈特（Reinhart）和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Rogoff）发现，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未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比重达到90%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反转点。通过对西方20个国家过去63年（1946-2009年）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公共债务率超过90%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平均会比公共债务率在30%以下的经济增长低4 个百分点。

此外，财政状况的恶化也会导致本币贬值，引发汇率波动风险。发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还会减少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从而使得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发展环境更为艰难。

三、解决财政问题的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为了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相应地，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包括动用财政结余、增加税收、增发货币、发行公债等。动用财政结余就是使用以前年度累积的财政结余来弥补当前的财政开支不足。增加税收包括开增新税、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但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是弥补财政赤字稳定可靠的方法。增发货币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方法，至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采用这种方法。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增长速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将带来恶性后果。因此，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作法，最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行公债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认购者都有好处，但是，发行公债只能治标，却不能根治财政赤字问题；发新债还旧债会使债务负担的雪球越滚越大；信用级别不高的公债可能会无人问津。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财政赤字增长的速度，财政赤字问题则可以得到控制。 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因失业的降低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消化财政赤字，改善财政状况，是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法。

此外，通货膨胀也可降低政府的债务负担。通货膨胀将对已形成的公共债务产生贬值影响。在通货膨胀的作用之下，公债持有者的实际财富减少了，实际上是对国债持有者征收了通货膨胀税。显而易见，国债规模越大、通货膨胀率越高，政府对国债持有者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就越多。实际上，通货膨胀是政府减少自身债务的一种隐蔽方式，像巴西、墨西哥等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和巨额国债的国家都曾采用过此法。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处于通货紧缩边缘。因此，利用通货膨胀手段并不是减轻债务的有效方法，而且这一方法将增加政府融资成本，并会牺牲部分经济增长利益。

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可以不计经济再次衰退后果而停止现行所有财政支持政策，冻结除养老和抚恤金以外的经常性开支。此外，财政困难的欧盟成员国家可以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洲中央银行的援助。

四、对当前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一些深度思考

（一）发达国家的财政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一场金融危机平均持续时间为2.5年，其中85%的危机事件持续1-4年，最长持续8年。在金融危机难以在短期内消失的情况下，财政状况的改善自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发达国家经历的30个巨额财政赤字案例来看，赤字水平需要调整的幅度从5%-20%不等，调整所耗用的时间从3-15年不等，其中多数调整时间长达6-7年。对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水平，假如要把公共债务率在2020-2030年之前降低到60%可接受水平以下，G20发达国家必须从2010年开始将财政赤字3.5%的水平逐步调整到2020年财政盈余4.5%的水平，并在2020―2030年的十年时间里维持这一盈余水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和高负债并不像通过对银行业大量注资似的可以一朝一夕即解决的经济问题。

（二）紧缩财政政策将主导未来

当前的财政问题已成为G20发达国家挥之不去的阴霾。为避免财政风险的发生，减轻内外部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发达国家政府将不得不紧缩财政，严格财政纪律。由此，降低赤字水平以及减轻债务负担将成为未来财政政策的重点和主调。同时，在紧缩财政政策的主导下，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受到牵制，对未来经济成长产生长远的影响。

（三）利用通货膨胀转嫁财政风险值得提防

解决财政赤字问题，除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外，最主要的还是两种方法，一是促进经济发展，让税收自然增长；二是发行货币。在目前形势下，经济增长显然不足以支撑税收的高速增长。所以，个人认为，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将成为必然的选择，而且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为政府增加货币发行量提供了操作空间，但是，鉴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救市措施已被货币化，未来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非常大。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用的措施和手段来看，他们动用印钞机解决问题是一点都不会客气的。当通胀出现时，公共债务还会自动缩水，更是一举两得。届时，损失惨重的将是那些持有发达国家公债、货币资产的投资者。

（四）债务负担对未来实际利率升高十分敏感

名义利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加上实际利率。虽然通货膨胀有助于减轻债务负担（目前发达国家很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不足以产生这种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大额注资将提高人们通货膨胀预期，在财政赤字水平和债务负担明显升高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上升不可避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债务占GDP比例的大幅提高，往往引发实际利率的上扬。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每增加20%，便导致实际利率上涨20-120 个基点（0.2%-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如果实际利率在2014年升至5.1%（相当于1985年的利率）的水平，发达国家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及赤字率均将提高3.5个百分点。因此，身负巨额债务的政府对实际利率的上升将会变得诚惶诚恐，实际利率水平的升高将兀然成为影响发达国家未来经济稳定的死穴。

在金融危机后期，严重的财政问题将拖累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并必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挑战，而不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将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西方政府财政及预算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2]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