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范文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1

[关键词]互联网企业；并购；整合；风险；防控措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156

1引言

从19世纪末开始，并购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掀起新的浪潮，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世界先后经历了六次并购浪潮。1998年12月1日，四通利方公司并购海外最大的华人互联网站企业华渊资讯公司，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站―新浪网，可算是我国互联网行业并购的开端。21世纪以来，互联网企业并购的案例持续不断，并购逐渐成为互联网企业快速扩大资本、抢占市场、控制资源、跨越行业壁垒，实现企业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1929起，较2013年的1232起增长566%。其中，国内并购案例1737起，涉及交易金额813.21亿美元；海外并购发生152起，涉及金额324.19亿美元。从行业领域来看，2014年我国互联网行业共完成并购案例125起，同比上升184.1%，占全年度并购案例总数的79%；涉及并购金额8648亿美元，比2013年的2751亿美元激增214.4%。在近几年众多的互联网并购案例中，百度对91无线的单笔收购金额为185亿美元，创下国内互联网企业并购单笔最高金额。阿里巴巴在赴美IPO之际投资优酷、高德地图、银泰等，为成就史上最大IPO打下坚实基础。腾讯则入股京东商城、大众点评、58同城等，业务版图进一步扩大。中国互联网行业在经过了十几年的积累之后，巨头已经形成，重量级并购投资已进入密集爆发期。然而，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活动中存在着盲目并购，估值不准确，并购战略混乱以及客户数据整合不力等风险。控制和防范这些风险是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并购动因、阶段和绩效方面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他们采取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普里切特和鲁宾逊（1997）将并购过程分为设计、评估、展开、管理和收尾五个阶段。崔冰（2005）做了包括并购动机在内的一些影响因素与并购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余燕妮（2012）用数量经济学方法对企业并购绩效进行测度，认为企业的成长性对企业并购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在互联网并购方面，韩世坤（2001）提出了互联网并购的概念，指出互联网并购是IT产业内一体化的过程。王敏（2007）将互联网公司的海外并购策略分为了几大类，包括文化整合策略、市场整合策略和技术整合策略等。阮飞（2011）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并购的动因和效应，提出了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的策略。在并购风险方面，CArthur Williams（2000）提出了并购风险的防范措施，一是风险避让，二是通过保险公司将一部分风险转移。陈金波（2006）提出了并购每个阶段中出现的风险，包括战略风险、信息风险、法律风险等。李琼霞（2011）基于风险防范理论，对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及风险控制进行了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对于并购风险的研究主要是参照于传统行业企业的并购，这些理论研究大多偏重于传统意义上的分析。然而，并购浪潮已经从传统行业逐步蔓延到伴随计算机技术发展而兴起的互联网行业，对于近几年急速涌现的互联网并购浪潮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在互联网企业并购独有的特点方面还缺少有效的实践研究。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新一轮并购浪潮和可能出现的并购风险，现有的企业并购理论难以进行合理的解释。

基于此，本文在当前由互联网行业引发的并购浪潮背景下，以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互联网企业并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了详细划分，将互联网企业并购的风险分为了政治风险、财务估值风险、客户数据整合风险等，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实行双向并购，建立风险评估系统等风险控制措施。

2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并购现状分析

2.1互联网企业并购行为的变迁历程

互联网企业的并购与该行业的兴衰密切相关，而互联网行业的兴衰是依赖于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环境的。随着我国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企业并购的涌现，互联网企业并购也开始发端、发展和扩大，具体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1.1开端阶段

1998年11月，美国在线以将近50亿美元收购网景公司，标志着世界互联网行业并购浪潮的开始。并购作为一种资本运作手段，在互联网产业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同年12月，伴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结束，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的四通利方公司在此时并购华渊资讯成立新浪网，成为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的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2.1.2迅速发展阶段

2000―2002年，受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危机的影响，世界互联网行业进入萧条阶段，我国的互联网经济也随之跌入低谷。我国很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在这一阶段濒临破产，从而大量出售，互联网行业的并购案频频发生。中国第一家免费邮局甚至在一年内被两次转手，先由新飞公司以5000万从飞华公司手中并入，随即又被tomcom通过换股的形式纳入。互联网并购开始迎来迅速发展的阶段。

2.1.3规模扩大阶段

2003年开始，中国互联网产业逐渐复苏。互联网广告的回升、在线商务的迅猛发展以及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在2004年上市融资的完成，使得互联网企业手中有了资金。再加上投资商的压力，企业开始通过四处收购来满足自己的业绩需求，并购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宽带中国”和“信息化社会”的战略目标，移动互联网市场飞速发展，契合手机使用特性的网络应用进一步增长。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移动互联网将继续带动整体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并购如今已经进入了规模壮大的阶段。

2.2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的特点

2.2.1全资收购案例激增

相对于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对于核心技术有着更高的需求，而并购能满足互联网企业这方面的需求。同时，由于互联网产品存在同质化现象，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很多时候是市场占有率的竞争，互联网企业通过并购可以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此外，资源的有限性同样适合于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通过并购可实现对互联网资源的竞争。所以，无论从技术角度、市场角度还是资源角度，互联网企业全资收购都更加有利于自身企业价值的提升。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现今的互联网行业并购中，使被并购方成为自己企业的全资子公司案例逐渐增多。

2.2.2横向并购多元化

横向并购是指两个及以上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广义互联网行业是由腾讯、百度、新浪等大型互联网企业所组成的，包括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和其他互联网服务3个子行业。广义互联网行业的横向并购领域可划分为七个，即IT、电子商务、文化传播、网络服务、移动互联网、网络/手机游戏及其他（电信增值服务、广播电视等），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IT和其他领域在互联网并购领域中占主要比例，电子商务、文化传播、网络服务、移动互联网、网络/手机游戏并购比例比较接近，可见互联网企业的并购领域呈现多元化现象，这些企业运用自己在某个市场中的规模、形象和声誉在原有的技术和用户基础之上，不断拓展新的领域。经营电子商务企业可以去并购网络游戏、文化传播等业务，这种横向和广义互联网行业之间并购，可以实现用户数据的共享，从而大大提高自身的点击量和浏览量。同时，多元化不仅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当企业在无法找到新的增长点的情况下，多元化还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获利机会。

2.2.3纵向并购全产业链

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本身离不开传统行业的支持，大多互联网企业都与传统行业的业务相融合，通过线上的宣传和操作为线下提供方便。现今被并购的传统企业就相当于互联网企业的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企业通过这种纵向的全产业链并购控制了企业的成本，稳定了下游业务质量，为其稳定快速的扩张业务提供了保障。2013年，在文化传播领域上，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成为互联网并购市场的热点，互联网与文化产业领域的上市公司频频寻求跨界并购。例如阿里巴巴入股“文化中国”；当当网并购出版社，即并购其下游的服务方；百度收购爱奇艺后，爱奇艺投资设立影视公司，这些都提示了资本正寻求通过跨界打通产业链，实现互联网全产业链并购。

2.2.4并购布局国际化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成为中国并购市场的最大看点。新兴产业崛起，行业巨头开始抢占国外市场，互联网行业的并购逐渐国际化，见表3。数据统计，2013年度，中国互联网并购市场共发生16起大型海外案例，涉及金额近23亿美元。并购方的大买家主要为当前中国互联网企业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其中腾讯的海外并购最为活跃，共发生案例7起；阿里巴巴则发生3起海外并购；百度仅并购了1起海外企业。

3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风险分析

3.1财务估值风险

随着互联网行业全资并购的比例提高，并购所需资金数额愈加巨大，这意味着存在很大的财务估值风险。在互联网企业的并购中，界定并购交易价格的关键就在于对被并购方的价值进行评估，这种估值存在一定的博弈性。现实中，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很容易就能得到高于实际资产价值的估值，而另外一些小型公司却经常获得较低的估值，这种资产被高估或者被低估，都不利于互联网并购活动良性健康的发展。此外，互联网企业的整体资产=流动资金+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由于对互联网行业的财务估值，评估的主要是域名、网站、网络用户、访问量等无形资产，这就加大了财务估值的难度。

3.2客户数据整合风险

互联网企业并购领域的多元化，使得互联网企业集中了多领域的客户数据资源，这是传统企业所没有的优势。若不能对这些客户资源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使之在并购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终端账号体系平台，则并购后目标企业就无法与集团自身强大的竞争力有效结合，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集团的整体竞争力。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高德地图嵌入了打车业务功能，打开后接入的却是嘀嘀打车，而非阿里巴巴集团参股投资的快的打车。目前来看，阿里巴巴集团收购投资的企业，几乎没有可以直接用淘宝网或淘宝商城账号就能顺利登录使用的。这种账号体系的不互通，数据不共享，俨然已成为互联网非控股型收购最大的缺陷和风险。

3.3产业链风险

互联网企业并购的产业化特征，促使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在进行战略合作或并购活动时，需要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的结合。若线上和线下配合不好会对企业整体一致的形象产生影响，这就给企业的业务整合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如腾讯游戏中常会出现线上游戏、线下领奖的活动，由于线上的推广方式与线下的服务方式是不同的，就可能出现业务推广不一致、或线上线下承诺不一致的风险。另外，大范围的纵向产业化并购还会给互联网企业的线上线下带来了业务交叉重叠的风险，加大整合难度。

3.4政治风险

由于互联网企业并购的国际化，政治风险问题开始引起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的关注。政治风险是指由一国政治体制政策的变化使项目盈利性和可行性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互联网行业具有不同于传统行业的特殊性，并购后会存在数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国家的数据安全产生了挑战。2010年华为公司计划收购美国三叶（3 Leaf）公司的专利，美国海外投审委员会却最终以这起互联网跨国并购将对国家数据安全产生威胁为由，撤销了华为整个收购计划的申请。此外，在如今互联网行业的并购过程中，除了上述风险之外，还有信息不对称风险、控制权转移风险、品牌战略融合风险、反并购情绪风险和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等其他风险。

4我互联网企业并购风险防控措施

4.1财务估值风险的防控

因为互联网企业并购资金数额巨大，对被并购方进行准确的财务估值就显得十分重要。互联网资产的无形性，使得必须采取和有形资产不一样的估值方法进行评估。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还是属于资产评估的范畴，必然也会涉及重置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这三种基本的方法。选取合适方法和模型对互联网企业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再对互联网企业的整体无形资产进行分割，确定各个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权重，进而评估出互联网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互联网企业并购估值中科学的评估方法和规范的评估流程尤为重要。

4.2客户数据整合风险的防控

在防控客户数据的整合风险方面，在整个集团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终端账号体系平台，让数据在集团内不同的企业中流通使用，更加有助于形成准确的用户偏好信息，增强客户的依赖度。例如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集团在打车软件的用户争夺中，腾讯的滴滴打车绑定了微信支付，使微信支付方式能够被更多的客户使用，而阿里巴巴集团的快的打车则绑定了自家的支付宝，实现了内部数据的共享合作。这种终端账户的互通和数据的共享，将整个集团的业务很好的整合到一起，增加了业务彼此间的粘度，降低了客户数据的整合风险。

4.3产业链风险的防控

为了防控互联网纵向并购产业链带来的风险，并购方企业可将本身业务和被并购方的上游或下游业务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电商的服务提供商和垂直网站。要加强线上人员与线下人员的互动，增加信息的流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培养双方的合作能力和整体工作的责任感。同时，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的一致性承诺也是避免风险的一个方式，如果线上线下的承诺有差异，会很快使顾客失去信心，丧失对企业信任。为了避免互联网产业化纵向并购大范围的业务交叉重叠风险，企业可以增加市场细分的类别。将业务细分化，保留并重视潜力业务，增加产品服务的宽度和深度，扩大企业的业务范围。

4.4政治风险的防控

互联网企业建立一个健全的风险评估系统，并在计划决策的阶段对跨国并购行为的政治风险作出科学的评估分析，有利于减少政治风险。另外，在并购交易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和谈判，多方位进行外交公关活动，承诺保证数据安全，降低东道国对并购活动的政治敏感度，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从并购后的股权结构方面来看，通过合理的安排股权结构和支付方式同样可以起到规避政治风险的作用。例如阿里巴巴集团与雅虎的整个并购过程中，采取了股权置换而非现金交易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双向并购，也就是说雅虎中国在被并购的同时也在收购阿里巴巴集团。这种双向并购有效降低了政治方面的阻碍，可为其他企业在规避政治风险方面提供借鉴。

5结论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并购，其战略目标通常都需要依靠并购活动才能实现。为了使互联网企业的并购行为能够达到预期收益，提高企业绩效，就必须有效防控企业的并购风险。本文从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的现状出发，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本身的虚拟性、跨地域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总结出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四种风险为财务估值风险、客户数据整合风险、产业链风险和政治风险，提出了与传统行业有所不同的互联网行业并购风险防控措施，可以为互联网企业的并购决策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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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2

[关键词]python爬虫；住宅型房地产评估测评系统；评估价值测评

一、引言

在传统房产评估过程中，委托方和评估机构可能会存在利益共谋，从而损害第三方利益。单个评估企业对资产评估所得到的结果也难免存在失误。如果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与委托方预期差距较大时，委托方会选择重复评估，浪费人力和物力。这些问题都不利于评估行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评估行业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下获得所需要的评估数据变得日益重要。近年来，我国资产评估行业努力推进评估行业大数据建设，很多学者积极探索资产评估信息化。吴颖(2016)认为房地产的三种评估方法由于过分依赖资产评估师的经验，从而对评估结果的公信力存在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借助房地产价值评估测评系统，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评估行业的公信力。胡兰，段禾青(2018)提出了在资产评估行业利用大数据与云计算相结合，用以弥补分析阶段人工信息处理出错的可能，并提出构建评估大数据智能化平台，不足之处在于尚未阐述如何构建评估大数据智能化平台以及如何获得平台的数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融合政府、房产交易市场、互联网和财务软件四个层面数据来源，经过数据清洗后组成了数据仓库，为构建评估大数据智能化平台提供了思路。董睿琳，董楠(2019)提出了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数据资源和利用大数据进行自动估价系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利用python构建网络爬虫以及如何利用爬虫获取数据、获取互联网上哪部分数据等内容，以实现快速、高效、大面积的爬取数据。本文利用基于python的网络爬虫技术将互联网大数据资源与住宅型房地产价值评估测评系统结合，自动进行分析计算，为评估结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有助于降低评估误差，进一步规范了评估市场。

二、评估流程优化

住宅型房地产评估流程优化是指转变传统价值评估观念，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利用大数据技术介入结果检查，同时管理评估行业的信用评级，从信誉方面把控评估公司的评估资质，淘汰掉不符合要求的评估公司，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监管部门的引入，不仅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可靠性，还可降低评估风险，减少重复评估对资源的浪费，有利促进评估行业的发展。委托方在市场上评估需求，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吸引合格的评估公司，并依据评估公司信誉评级进行业务委托。监管部门对评估公司评估过程介入监管，首先对资产评估师现场采集的照片及底稿进行审计审核，若审核不符合要求则对评估公司进行评级扣分，若信息无误则将数据录入测评系统中进行下一步的分析。测评系统的分析阶段利用市场法、收益法或成本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比准价格，并将其与评估公司的结果进行比较，若评估公司的结果与该价格偏离度较低，说明评估公司评估质量良好，委托方可接受该结果无需重复评估。最后监管部门会依据结果的准确性对评估公司信誉进行评分，并更新公司信誉评级。该信誉将会影响委托方对评估公司的选择。

三、住宅型房地产评估测评系统设计

依据评估房产优化后的流程设计针对监管方的测评系统。该系统特色之处在于数据采集除利用财务报表等结构化数据外，还通过基于python的网络爬虫技术采集互联网上庞大的非结构数据信息。系统采集的基础数据是房产评估的整体依据，因此本系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资源，全面的获取住宅型房地产行业的数据信息，有助于提高评估公正性和真实性。住宅型房地产价值评估测评系统拥有三个功能模块：数据采集、价值评估以及信誉反馈，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一)基于网络爬虫的数据采集下面将对数据的主要来源进行阐述，并利用python语言设计网络爬虫对住宅型房地产的基本信息进行抓取。1.数据采集来源数据的获取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层面信息来源。获取资产评估协会的行业指导、评估案例，以及政府部门在相关网站上的相关评估标准、细则，如土地级别图、基准地价表等，这是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得到评估范围的前提。(2)从房地产中介获取数据信息。房地产中介掌握大量的买卖双方的交易信息，因此能够很好地反映市场需求和房地产价格，为测评系统的价值评估范围提供较大的参考依据。(3)财务报表数据。在使用收益法对房地产进行评估时，需要利用财务报表的相关信息。使用企业普及度较高的财务软件，可实现对财务报表数据的收集。(4)运用爬虫获取网页数据。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它提供了实时、快捷的海量信息。基于python技术的网络爬虫能够稳定高效的从大型网站中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爬取，为得出评估价值区间提供保障。通过上述四种主要渠道获取并存储数据，利用数据仓库加工这些异构的数据源，消除掉数据源中的不一致，最终得到一个数据源的有效集成，从而构建一个包含完整数据信息的评估大数据智能化平台。网页下存在的大量非结构数据信息虽然价值高，但因数量庞大、结构复杂而采集较为困难，因此下面主要介绍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互联网下房产市场上大量数据的过程。2.网络爬虫爬取互联网数据资源本系统设计数据采集模块，通过python的语言编写网络爬虫，抓取的内容包括：(1)互联网上的住宅房地产信息。具体包括某一地区房产位置、交易价格、建筑面积、房屋户型、装修情况、产权年限、所在楼层、户型结构、建筑类型、建筑结构、配套电梯等。(2)政府部门在相关网站上的相关评估标准、细则。由于互联网上的房产数据内容庞大，并且信息往往不集中，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下面主要阐述从互联网上获取的房地产基本信息。首先系统根据一定的网页分析算法过滤掉与住宅型房地产主题无关的链接，保留有用的链接，然后对这些连接下的网页进行下载并对网页结构进行分析，最后利用一定的算法获取网页下的房产基本信息并完成数据存储。以链家房地产网站为例，在该网站搜索某市住房信息，可得到该市不同地区住房情况，点击具体某一房源，在二级网站中查阅到该房源详细的信息，因此需要获取的房产详细信息存储在二级界面中。对房地产网站进行元素审查发现，首先需要对主页面进行爬虫设计，对该主网站树形结构下载后进行DOM树遍历，并利用正则表达式提取其中包含的二级网站url。对于抓取到的第二层网站链接，继续对其网页结构进行分析，确认好需要的数据所存在的位置后，对该网页下的房产基本信息解析和数据的提取，最后将抓取到的信息经过数据清洗，删除掉一些空行、错误的数据后保存在数据库中，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二级链接中的数据可以让采集到的数据更加充实完善，从而提高资产评估的准确性。

(二)基于市场法的价值评估由于大数据资产的交易市场越来越活跃，市场法评估大数据资产价值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下面主要介绍利用市场法得出住宅型房地产的比准价格。在基于网络爬虫的数据采集模块中，网络爬虫已将从互联网上爬取到的大数据信息存入数据库，方便后续数据的查询与调用。对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底稿进行审计后，将住房基础数据录入测评系统中。录入的基础数据是测评系统分析匹配相似房地产的基础。测评系统通过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模糊查询，从数据库中调用出全部与目标房产具有相似度的楼房参照物，利用计算机内部算法对参照物属性进行区域修正和个别因素修正等计算后，根据参照物的相应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该测评系统在分析阶段还可以与评估专家模块相结合，利用其包含的专业知识解决在分析房地产价值的过程中存在的特殊、专业性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评估的规范性和工作效率，降低业务成本。大数据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可以将全部既有较高相似度的房产数据匹配出来进行计算，弥补了因人工精力有限，难以对全部具有相似属性的房产进行因素修正的缺陷。最后对结果求取加权平均值计算得出的结果区间。与人工相比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所得到的结果正确率与准确性更高。另外，由于大数据常与可视化工具组合完成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因此还可利用本系统中存在的房地产大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可视化的分析结果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评估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政府的决策、评估政策的制定等都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三)信誉反馈评估测评系统的信誉反馈机制是指利用系统价值评估阶段计算得到的比准价格与评估公司报告中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根据偏离度对评估公司进行打分。若评估结果符合比准价格或与比准价格偏离度较小，则说明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与该系统差异度较小，准确度较高，该公司展开评估工作较为有效，委托方可放心使用该评估结果无需重复评估。若评估结果与该比准价格偏离度较大，说明该公司的评估结果可信度较低，则监管部门应该对该公司的信用评级进行扣分。由于委托方对评估公司的委托主要依据该公司评估的信用评级，当公司的信用评级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该公司将会失去大部分的评估市场，只能通过降低服务价格或提高评估质量来转型，否则将会被市场淘汰。这一定程度上帮助市场筛选掉不符合要求的公司，从而促进评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综上，针对监管部门的住宅型房地产价值评估测评系统的设计，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通过网络爬虫获得的数据为后续分析打下了基础，使得价值评估阶段拥有价值较高的参考依据。计算机相较人工能够处理更多的数据信息，得出的评估价格更精确，从而为评估公司的结果提供了参考依据。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3001803

0前言

文化产业是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良好发展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界定是：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在文化产业中无形资产在资本运营中不可或缺，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的特定核心内容，文化产品的价值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反映。文化产业中知识产权的类型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文化产业中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个法律领域。利用企业知识产权融资可以解决文化产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企业资本的周转，从而实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目标。

1知识产权融资的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文化产业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不断改善的国家政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也使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日益优化，融资渠道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融资效率低、运作管理不善和运营模式不成熟等问题致使知识产权融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这是第一个从金融角度全面支持文化产业的指导性文件，并从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融资方面的给了明确地指导方向。2014年2月同志主持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强调政府要加大金融对文化企业支持，加强文化企业投资力度。事实上，在我国政府大力推动，银行信贷规模不断增加、并购重组融资开始活跃以及文化产业基金快速发展等众多支持文化企业融资利好条件的支持下，文化产业融资的环境相对以前有所好转，但文化企业的融资瓶颈没有本质改善，其发展仍然受到企业资金不足的制约。

2知识产权两种常见的融资模式

2.1质押融资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指企业或个人以其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经评估后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融资模式。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出台，明确指出要“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这一纲要的出台表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已有相关政策的支持。在2008年就有一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名单被公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出现，给文化产业融资带来的新的发展方向。

虽然我国质押融资起步晚，却很多引起很多地区、部门、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的关注，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来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转化。2011年广州爱动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本计划以版权作为质押物进行融资，但是由于版权评估的限制使得融资陷入困境，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门口徘徊。2012年8月为解决文化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广东成立了首家影视融资公司――广州先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11月南京建立文化金融服务中心，通过相关的的担保和风险分担机制，北京银行南京分行结合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利用商标权带来的未来收益为抵押物进行融资。截至2014年8月底，南京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各一家支行作为全市首批文化银行已累计向初创期、成长期文化企业发放贷款97314.87万元。

2.2证券化融资

知识产权证券化是指发起人把具有可预期现金流的知识产权作为基础资产，通过对该基础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和重构，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SPV）并由该机构发行基于基础资产预期现金流的可以流通的权利凭证，从而实现融资的过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具体程序：发起人即知识产权所有人将其适合证券化的知识产权资产（基础资产），经过与特殊目的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出售给SPV，特殊目的机构（SPV）通过对该项产权进行信用评级并向有意向的投资人发行证券，将获得的发行收入作为支付购买基础资产的价款付给发起人，以实现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而购买该证券的投资者获得未来一定时期内基于该基础资产的现金流收益权，以获取投资回报。发起人将基础资产出售给spv，发起人在面临破产风险时，该项知识产权不属于资产清算范围内，基础资产的未来收益和风险与取得基础资产合法权利的spv和证券投资人有关，而发起人不用承担风险就能提早取得数年后才能产生的货币价值实现融资。最早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发生在1998年初，摇滚歌星大卫?波威完成了一笔资产证券化交易。该笔交易的基础资产是大卫?波威在其演艺生涯中创作的300首歌曲的出版权和录制权。该笔资产证券化交易发行的资产支持票据被穆迪公司评为“A3”级，所发行的票据全部被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了，融资5500万美元。我国证券化市场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具有稳健的发展空间，但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我国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不健全，我国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证券化领域的重视，开创知识产权融资的新局面。

3知识产权融资目前存在的问题

3.1知识产权价值不稳定，价值评估难，风险大

利用知识产权融资，必然涉及到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和确认，知识产权虽然能为企业带来收益，但是受无形资产固有特性的影响致使该项资产陷入融资难的困境。一方面知识产权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没有实物形态，不像有形资产易于价值的判断，其发挥效用时必须与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相结合，所以在评估时由于很难与有形资产等要素分开使得企业及被投资方无法通过合理的手段和评估体系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估值。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受未来经济环境和市场前景等诸多关联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不稳定性，知识产权的经济寿命与企业的固定资产相比不可预估，并且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的时间有限，超出法律保护期限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普遍性遭受贬值，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知识产权在风险管理方面不易控制，例如被投资方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无法按期归还贷款，而又面临无形资产变现难的问题时，会给投资方带来巨大损失。在知识产权评估方面，目前我国虽然成立了一些评估机构，但是这些机构普遍缺乏权威性和统一评估标准，各大银行对其评估结果的认可度也不高。知识产权的高风险和价值变动性强的特点，通常情况下下会导致出资方的出资额会低于资产的评估价值。

3.2文化产业企业经营规模小，知识产权管理存在不合理现象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企业大多都属于小微企业，缺乏信用评级，而现有融资渠道主要适用于信用评级较高的大型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小微文化企业参与度小，这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融资中的一个显著问题。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看来中国的一些上市文化企业，经营业务相对单一、风险大，要求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投资价值并不高。

（1）由于企业规模较小，缺乏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并对知识产权融资模式和程序不了解，在对资产估值时企业管理层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意识，企业资产评估者对知识产权融资在经济因素和市场环境如何用开发和运营管理缺乏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很难实现知识产权价值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2）企业外部中介交易机构对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登记、评估、托管、质押、流转和变现的管理办法不完善。企业在进行知识产权融资时，中介机构对相关的管理办法的执行程序不明确，融资知识和实际运营理念有所欠缺。

（3）国家对很多地方的文化产业进行财政投入后，企业对财政投入的使用以及所达到的效果与融资初衷不符，大部分财政资金对企业及其知识产权融资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国已经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由于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文化产业市场中仍存在着盗版侵权行为，随着当代网络云计算、大数据、转码技术、网络聚合等新技术的发展，可以预想在智能移动终端、操作系统和应用层面上互联网文化产业也将面临很多的版权侵权问题，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发展实情与互联网的优质资源平台及国家政策相结合，提高自己的产权管理和保护。

3.3文化产业融资政策和制度不健全

十八大和“两会”中都提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激励作用不明显，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不够完善，仅有个别条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和文化产业的管理和规范进行约束。我国对于各类企业的融资帮扶政策和制度有所“侧重”，文化产业大多数为融资规模小的中小企业，其融资渠道，参与能力以及政府的资金支持远小于信用评级较高的文化大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我国文化企业自身的融资财会体系也不健全，在融资方面缺乏必要的信用，这导致文化产业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大多数文化企业都是依靠有限的自有资金进行发展，社会其他资金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不高，融资道狭窄，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规模。

4如何打破知识产权融资瓶颈

知识产权融资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仍存在融资难，城市和地区出现知识产权融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没有实现全国性的推广，要使文化产业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取得实质性的飞跃，必须从以下几点打破知识产权融资的困境：

4.1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知识产权评估机制和文化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目前我国虽然对无形资产评估制定了总体标准，但是内容宏观，有所侧重（对科技领域关注度大于文化产业），对特性差异显著的知识产权没有单独制定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应用性差，难以对知识产权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估。文化企业建立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企业知识产权与各优良资源相结合，增加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增强企业的声誉和知名度，提高投资方对企业的信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推进企业的融资：（1）建立无形资产评估机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知识产权估值市场，对其市场潜在价值进行合理评估。经过知识产权人才的培训，择优成立知识产权评估类公司，并通过不断的学习，培训，完善政策的实施来实现知识产权评估机制的初步规模。（2）完善文化产业领域内企业的信用评级机制，确保资信评估机构独立、公正、客观地对企业信用进行评级，真实反映企业的信用等级，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无形资产所带来收益的信任，提高企业融资效率。

4.2促进文化产业的多元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教授指出，当今的文化产业就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创意为核心，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新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重视与金融，科技和互联网的协作和对接，在这三大领域中发挥文化产业的优势。

（1）文化产业资金瓶颈初步得到缓解、但制约文化产业与金融业进一步融合的难题仍然存在，仍需要大力加强金融机构的推动作用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环境，逐步改变金融机构因知识产权的高风险而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促使文化产业知识产权融资得到金融机构的全力支持。（2）我国各地区高度重视文化与科技融合产业发展，科技是是我国的第一发展力，在知识经济中加强相关科技成果与文化领域实际需求的紧密结合，提高知识产权的竞争优势。（3）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文化产业企业也在不断发展。两会中对于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有着自己的看法：“保护网络版权、培育正版消费理念有利于激发内容创作者的活力，是促进文化产业振兴的基础，也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互联网企业既要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基于正版内容运营的盈利，也要发挥企业责任，积极打击盗版。”

4.3完善与知识产权融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法律

（1）建立文化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平台，为文化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委托服务，减少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新的知识产权融资政策得到充分推行，从而优化知识产权融资的模式，降低风险。服务平台可以加速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对接，根据文化企业报送融资的资料推荐给银行等投资方，能够加快银企，资企的合作，提高融资效率。（2）修订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融资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国家法律部门根据现在法律的基础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况，采取调研和信息反馈的途径发现知识产权融资相关法律法规的弊端，根据知识产权融资的现状来完善法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应该根据地区差异，经济环境，金融风险等因素进行灵活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国际先进的知识产权融资的法律法规相关案例，结合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快我国知识产权融资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同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完善文化产权交易的各项制度，减少文化市场运营风险，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3）针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问题，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保护互联网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在相互信任、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内外互联网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各地区政府机构的合作，共同应对互联网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5结语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4

一、引言

物联网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通过各种有线和无线网络与互联网融合，综合应用海量的传感器、智能处理终端、全球定位系统等，实现物与物、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智能电网是物联网的重要应用，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环节,使用健壮的双向通信、高级传感器和分布式计算机来改善电力交换和使用的效率,提高可靠性，以期充分整合电网信息资源，实现电网信息的精细化、模型化和可视化[1,2]。输变电设备物联网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通用物联网的感知、识别、定位、跟踪和管理能力，而且具备对输变电设备的在线监测、故障诊断、状态评估、维修决策与资产优化管理等功能。输变电设备物联网是智能电网促进精益化资产管理的应用要求，以及对输变电设备运维与管控提出的新要求。输变电设备物联网是通过物联网技术的手段使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和全寿命周期管理实现智能化、自动化[3,4]。本文首先介绍了输变电设备物联网的体系结构，然后分析了输变电设备物联网在智能电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设备智能监测”和“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应用。

二、输变电设备物联网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以状态可视化、管控虚拟化、平台集约化、信息互动化为目标，实现设备运行状态可观测、生产全过程可监控、风险可预警的智能化信息系统。输变电设备物联网的体系结构主要由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组成。输变电设备物联网感知层包括各种二维码标签和识读器、RFID标签和读写器、摄像头、各种传感器和M2M 终端、传感器网络和传感器网关等。感知层又分为感知控制子层和通信延伸子层，感知控制子层是对物理世界感知、识别、信息采集的各类传感器，通信延伸子层是将物理实体连接到网络层和应用层的通信终端模块或延伸网络。智能电网通过感知控制子层实现各环节电气量、非电气量、微环境等信息的采集，并通过通信延伸子层接入到物联网的网络层。

网络层包括接入网和核心网，实现感知层与应用层间信息的传递、路由和控制。鉴于智能电网对数据安全、传输可靠性及实时性的严格要求，物联网的信息传递、汇聚与控制主要依托电力专用通信网实现，在不具备条件或特殊条件下可以借助公网，但必须做好相应安全防范措施。

应用层是将物联网技术与智能电网的需求相结合，实现电网智能化应用的解决方案。智能电网通过应用层最终实现信息技术与智能电网的深度融合，对智能电网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应用层的关键在于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能满足电网系统的各个环节，进行智能交流，实现精确供电、互补供电、提高能源利用率、供电安全，节省用电成本目标中各信息元的需求分析以及信息的内部共享。

三、输变电设备物联网在设备智能监测中的应用

输变电设备物联网在智能监测中应用的关键是传感器技术。状态监测感知层主要利用各种传感器实现变压器、GIS设备、容性设备以及环境动力等关键状态数据的采集。

以变电站为例，在变电站内对高压电气一次设备监测参量的节点主要有：

1.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局部放电、绕组变形、油中微水、绕组热点温度、侵入波、振动波谱等；

2.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泄漏电流，介质损耗和电容量

3.电容型设备：电容量及介质损耗；

4.断路器：局部放电、气体含量、微水含量；

5.避雷器：阻性泄露电流，局部放电；

6.高压母线：温度。

针对以上监测对象与状态参数，基于传感器技术，研制出智能传感器和一体化智能监测装置，可以有效地提取高压电气一次设备的状态信息，并实现输变电设备物联网智能感知层的一体化管理和控制。

网络层以站内通信网络为主，主要技术为无线传感网络技术。随着各种传感系统的应用，无线通信网络应用越来越多，对无线通信空中通信接口、通信协议进行规范，将实现无线通信资源的共享。

应用层主要体现在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平台，平台除了实现数据的采集、分析及可视化展示外，加强与SCADA系统等其他应用系统的信息综合能力，实现数据的多方位综合分析，将提高物联网技术在输变电环节所起的作用。

四、输变电设备物联网在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

输变电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是指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各类传感器监测电力设备的全景状态信息，并与设备本体属性进行关联，评估设备状态并预估寿命，为周期成本最优提供辅助决策等功能。实现电力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将大大提高设备诊断与评估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有利于在制造、物流、安装、运维、报废等各个阶段实现科学规划和管理。输变电设备物联网的全寿命周期管理系统主要包括：

1.基于输变电设备全景信息集成平台，针对包含规划、设计、运行、维护、检修和退役阶段的输变电设备全寿命周期优化管理，在输变电设备的状态评估完成输变电设备的状态评估、风险评估、动态预警、智能决策等方面的应用。

2.输变电设备的状态诊断方法和综合评估模型，建立输变电设备缺陷的因果关联模型和状态转换时序模型，完善基于环境信息、地理信息和多状态信息的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输变电设备状态诊断方法和评估模型的地域性（海拔、地形地貌）和季节性修正方法。

3.输变电设备风险评估及动态预警策略：全景信息下输变电设备寿命终结或退役的界定及表征技术，基于绝缘材料老化、设备缺陷、历史故障的剩余寿命评估方法，考虑环境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风险影响因素及其评价指标的量化、风险评估方法，建立输变电设备风险预警模型、风险评估技术指标体系及其流程。

参考文献

[1]宋菁,唐静,肖峰.国内外智能电网的发展现状与分析[J].电工电气,2010（3）：1-4.

[2]李乃湖,倪以信,孙舒捷等.智能电网及其关键技术综述[J].南方电网技术,2010,4（3）:1-7.

[3]刘通,陈波,杜朝波等.输变电设备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思路探讨[J].南方电网技术,2011,5（5）:47-50.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5

关键词：电子商务；传统企业；“互联网+”

一、“互联网+”对传统企业的影响

互联网的出现驱动了网络购物的出现和蓬勃发展。网络购物使得传统实体商铺的营业额大幅度下降，甚至被迫淘汰出局。网络购物主要有以下几种优势：

（一）价格优势

在网络上，消费者往往能买到低至5折甚至是1折的价格的商品，这是网络购物对传统零售业冲击最大的原因。在传统销售渠道中，一件商品从厂家到消费者的手中，往往经理多个经销商的交易环节，每个环节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在网络销售渠道中，往往是生产商家通过网络直接将商品卖给消费者，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因此，网络购物的价格更加便宜，消费者也就更加喜欢在网络上进行购物了。这对传统企业的冲击比较突出。

（二）方便快捷

互联网技术使得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轻松下单，就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几乎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传统企业的门店、上床、超市等零售终端，由于各种资源和条件的限制，自身的发展也收到限制。

（三）选择多样化

在传统企业的零售终端，即使是像屈层氏或者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巨头，也无法给于网络购物一样的多样性选择，网络几乎可以将所有的商品全部囊括。

二、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存在的问题

在互联网化进化过程中，尽管很多传统企业对消费者行为因素了解，并且基于消费者行为因素，做出了许多战略选择与优化，但是面对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仍然有些传统企业变成不堪一击和险象环生，有些互联网企业却能平步青云，一飞冲天。那是因为在传统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存在很多艰难困境，使得传统企业举步维艰，进退维谷。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得出，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战略系统问题，互联网人才建设滞后、自身企业价值评估不足。

（一）战略系统问题。1.战略的僵化和失效。传统企业过去注重长远规划，经常会制定10年战略挥着百年战略，而这种战略却不适合互联网背景。互联网时代加速了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新模式、新物种、新形态都随之产生。在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很多传统习惯运用的战略管理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了，缺乏战略柔性和战略创新。2.传统企业对互联网的漠视。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来临之前，很多传统企业普遍患有“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跟不上”的“互联网漠视症”，很多企业常年关注行业内、企业内的变动，对于新技术、新物种的互联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认为由互联网而获得的利润，只是偶然和巧合，不会成为商业的常态和未来，从而不愿意在互联网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导致越来越看不懂互联网，由于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二）互联网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很多传统企业成员年龄偏大，人才队伍老化，对互联网反应迟缓。面对互联网大潮来袭，这些传统企业仍然没有完全清醒，没有专门去建立互联网人才团队，没有将具有互联网思维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吸收到自己的企业中去。因而企业缺乏互联网新生力量，因而很难支撑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自身企业价值评估不足。很多传统企业自身企业价值评估体系采用的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销售额、利润、现金流”六维模式，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各种社会变化，原来传统企业的自身价值评估体系已经不再适合当下“互联网+”环境，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企业更重视大数据、品牌价值、团队资源等。

三、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对策建议及展望

尽管传统企业在互联网转型中存在诸多困难，但仍然有很多传统企业跟随时代的潮流，及时做出反应，在互联网时代中成功转型，那么，传统企业如何更好地互联网化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正视互联网，植入互联网思维。面对电子商务的冲击，传统企业的战略就是一个字――僵。所以，在战略方面，需要传统企业不仅正视互联网的存在，明确互联网将是商业的常态和未来，积极地为适应时代做出战略定位，还要为传统企业植入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DNA，增强战略的“柔性”，以适应互联网的商业环境。当然，传统企业在互联网转型战略构建的过程，也是培养员工“参与感”的过程，传统企业在互联网转型尤其需要引进顶级专家和顾问战略构建。

（二）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引进互联网化创新人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只有吸引和有效配置移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合适人才，才能抓住发展机遇的能力。专业的互联网化人才，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能够为传统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所用。因此，传统企业要想更好的实现互联网化，在组织建设上，除了引进互联网化领军人物，还必须建立专业的互联网化创新队伍。

（三）重构“互联网+”时代企业价值评估。在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中，对企业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已经发生改变，这就需要企业在商业模式设计中变更自己的“坐标系”。传统企业惯用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销售额、利润、现金流”的评估模式已不再适用“互联网+”模式。互联网时代，企业价值评估的核心指标，应该包括数据流（包含数据的频率，速度和变化）和现金流，以人为核心的关系链，以及三大资产（分别为数据资产、品牌资产和团队资产）。这样的企业价值评估，能够为传统企业适应互联网化，因此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过程中，应重视对自身的品牌资产、团队资产以及互联网时代最为宝贵的数据资产、数据流失和关系链。

（四）增强服务意识。前文提到，消费者是“互联网+”下的核心，是商业生态下的主角。因此，要想做好互联网业务，就必须把消费者服务做好。客户的满意度在互联网上具有非常强大的传播效应，然后，一条不好的服务评价，就能毁掉之前所有的好评。因此。企业在进行互联网化过程中，一定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加强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和体验，增强消费者的满意度。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6

一、互联网企业人力资源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完整的培训计划

与传统企业固定的人力组织形式不同，互联网企业应该建立起较为柔性且灵活的人力资源体系，这要求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具有高度责任心和工作热情，积极配合企业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一项完整的人力资源培训计划，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自身素质。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决定了互联网企业对内部员工的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是很多企业错误地认为培训是一个短期的学习任务，一年组织一两次就足够，这种没有整体计划性的培训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导致培训不仅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外，企业通常是采取自上而下布置任务的方式来开展培训工作，由高一级给低一级布置学习任务，这就导致培训计划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流程，甚至变成一项形式工程而影响了培训工作的效果。

（二）培训缺乏针对性

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对员工进行培训之前忽视了对员工实际信息操作能力的考察，这就导致企业的培训工作有一定的盲目性。一方面，企业的培训课程与培训对象的要求不相符合，这导致员工在未来的工作过程中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但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另一方面，不同工作特点的员工需要采取不同培训方法，否则会造成培训课程不够专业，无法给员工提供正确的工作指导，这意味着培训的价值降低，培训收效甚微。另外，许多互联网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过于理论化和形式化，不注重对员工信息技术实践操作能力的培训，这种不符合信息技术发展要求的培训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化社会的需求，无法起到提高员工业务技能的作用。

（三）培训效果不能及时反馈

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应与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和培训需求相关联，但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培训反馈不够重视，导致培训过程及结果无法得到及时反馈，影响了企业各项战略的制定。在企业培训过程中，要进行有效监督，在培训结束后要及时反馈培训效果，避免企业的培训制度流于形式。

（四）缺乏对员工的培训激励机制

目前国内互联网产业仍属于新兴产业，其发展并不成熟，企业内部的员工也多为年轻工作者，不能正确认识参加培训对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在参加培训的过程中懒惰懈怠甚至逃避培训。这就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员工培训激励机制，将培训与员工个人的工资奖金以及职称升职等挂钩，从而提高员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二、构建完善的互联网企业人力资源培训体系

（一）分析培训需求

开展培训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实际的培训需求进行分析，具体分为企业分析、人员分析和工作分析。

第一，进行企业分析。首先，要将员工培训需求与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理念相结合，保证培训方向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其次，应进行人力资源需求分析，使企业员工的能力水平与互联网企业发展相适应。最后，要进行企业效率分析，争取通过培训使企业的信息处理效率达到最高水平。

第二，进行人员分析。人员培训的首要目的是使技能水平不符合工作要求的员工通过培训得到进步，而信息属性存在差异，每个员工的工作任务和技能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人员分析的关键在于明确员工之间的技能差距，在开展培训之前将每个员工的技能水平进行调查记录，为培训任务的制定提供参考。

第三，进行工作分析。工作分析可细分为工作任务分析、工作责任分析和组织关系分析。通过工作任务分析，明确工作行为、确定工作的中心和关键任务、准备好工作的设备和材料；通过工作责任分析，确定相关责任人，为员工配备相应权限，实现权责统一；通过组织关系分析，明确工作的协作关系和人员的隶属关系，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对培训的具体标准进行规范、准确地描述。

（二）确定培训目标

（1）高层人员培训目标。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专家，而应该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互联网人才，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互联网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应该不断提高，在对高层员工进行培训时，要强调对被培训者能力的提升，在对其进行培训时可以应用研讨会的形式或者短期学习、相关信息部门参观考察等方法，帮助其了解当今科技行业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最新的网络市场需求，从而掌握最先进的经营知识，增强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力。高层员工应该通过培训提高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通过实际能力带领企业走向更光明的发展道路。

（2）中层人员培训目标。对于中层员工，主要要求其学习当前技术行业领先的工作技能，更好地配合上级的工作，同时领导下级的工作。在对中层员工进行培训时，可以采用网络技术研讨会、组织案例研究或者处理简单信息事务等方法，并注重培养员工的集体协作精神，从而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提高整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另外，为了扩大互联网企业中的人才队伍，企业应该更加注重从中层人员中挑选出具有发掘潜质的员工并对其进行重点培训。

（3）基层人员培训目标。对于基层人员，主要要求其学习工作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一般企业在对基层员工进行培训时主要采取课堂讲座、实践操作教学等方法，目的在于用最直接和实际的方法提高基层员工的业务处理能力，但是在进行内部员工培训的实际过程中，也会根据员工实际情况的不同采取更多的培训方法，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培训效果。为了提高基层人员对工作的适应能力，企业应该敢于任用年轻的员工，鼓励其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尝试负责企业中的关键岗位甚至管理岗位的部分工作，促进其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身的素质。

（三）制定培训规划

（1）建设优质的培训队伍。由于互联网企业属于新兴企业，其从业人员多为年轻工作者，工作经验不足，而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又在不断发展。因此，为了让员工的素质水平企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需要加强对工作者的技术培训。首先，在员工入职前，为了让其更加充分地了解企业现状和其自身的工作情况，需要对其进行入职培训，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尽快融入工作团队中。另外，要使培训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要严格挑选符合培训要求的高素质讲师。由于互联网公司经营范围的无限性，所以要在招聘讲师的过程中扩大招聘范围。例如，高薪聘请来自国外网络公司的信息技术员工，为受训员工传授操作经验；网络技术开发人员可以为受训员工提供创新理念；网络市场专家可以为受训者提供市场经验等。所以企业在对员工进行培训时，要针对不同的培训项目配备相应的讲师，建设起一支优秀的培训队伍。

（2）制定科学的管理办法。要对培训工作进行有效管理，需要制定一个规范化、书面化、程序化的管理方案，确定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在培训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记录培训流程以及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另外，还要考虑组织培训所需要的经费条件以及设备保障，由有关部门对培训顺利完成所需经费进行一个合理的预算，填写报表并向上级部门提出经费申请，以争取管理部门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另外，还要采取必要的员工激励措施对其进行管理。由于互联网企业的特殊性，其员工有很多个性化需求。例如，工作时间自由、精神补偿多元化、生活方式舒适健康等。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互联网企业应该对员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例如，放宽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采取弹性工作制和自助式福利制度等。同时，对于企业的战略型人才，企业还可以利用利润分享、转赠股权、业绩单位等多种形式对人才进行中长期激励。

（四）实行培训方案

培训计划的实行是整个培训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培训初始阶段，要在讲师和学员之间提供必要的帮助，尽快建立融洽的学习氛围，便于学员进入学习状态并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在培训的中间阶段要注意观察突发情况并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在培训结束时对培训前所设定的培训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察，并制定一套培训项目调查问卷，该问卷由学员亲自填写。企业要在培训活动中针对员工在技能方面的欠缺进行相应的课程规划，为不同的员工开设不同的培训课程，有效弥补员工在知识技能方面的不足，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受训员工成为满足企业发展及信息网络行业进步需要的新鲜血液。

（五）评估培训效果

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是人力资源培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是以员工的反应、学习成绩、工作成效等为标准的，在最终进行培训评估时要将这些标准综合起来，用实际反馈检验培训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便今后更好地改进培训的方法和内容。第一，根据受训者的反应进行评估。在一个阶段的培训工作结束后，可以将接受培训的员工组织起来，借助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受训员工对培训结果的反应。问卷调查的内容可以包括：对培训工作是否满意、对培训老师的授课方法是否适应、培训设施是否完善等等问题。在将这些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之后，对培训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第二，根据受训者绩效考核成绩进行评估。在员工接受培训后，借由考试的形式对员工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可分为卷面考试和实际操作测试，对员工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和操作技术进行考核判断，检验培训工作完成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第三，对受训者的工作行为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方法要在培训结束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主要是观察受训员工能否把培训中学到的先进技能实际应用到日后的工作之中，以及其接受培训之后的工作效率是否有所提高。第四，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检验培训是否使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以及客户对企业各部门的评价是否有所提高，通过这样的评估分析，企业就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培训带给企业的实际收益。

三、结语

互联网企业在构建适合本企业经营性质的人力资源培训体系时，需要使企业内部人员的信息技术素质与社会网络化进程相适应，制定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业内培训方法，在提高员工业务能力的同时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与此同时，要坚持因岗制宜的培训方法和原则，制定合理的培训目标，为受训员工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并在培训接受后采取有效的培训评估方法，使培训工作真正起到提高企业人力资源效能的作用，最终促进企业更快更强地向前发展。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7

[关键词]政策网络;文化扶贫;网络结构;网络互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8-0066-05

一、政策网络理论与文化扶贫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

1.政策网络的内涵。汉夫是最早主张将“网络”概念引入政策分析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一词提示了一个事实，即“政策制定包含了数量巨大的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他们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各个功能领域和不同的层面”[2]。随着政策网络相关研究的深入，关于“政策网络”的定义，各国学者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德国学者常常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英国学者大多把政策网络理解为能够用来描述既定政策领域内的各种关系，而美国学者习惯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3]。本研究认为政策网络是分析既定政策领域政策过程的有效工具，并可以将“政策网络”定义为：政策网络是指在某一政策领域内，由于共同的利益或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组织的联合体，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内的结构及互动影响着政策网络的运行状态和最终的政策效果。

（二）文化扶贫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扶贫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比较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艾利森・戴维斯在其著作《社会下层工人动机之研究》中对文化扶贫的相近概念即贫困文化进行了解释，认为贫困文化是指“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下，形成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系等，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使贫困本身得以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一书也对“贫困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穷人贫困和贫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贫困文化的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固化，会对下一代产生重要的影响。[1]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进行了系列论述，但并未形成对文化扶贫概念的统一认识。本文将文化扶贫的内涵界定为：与物质扶贫相对应，在物质扶贫的同时，通过加强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式，引导贫困地区人民正确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提高贫困地区整体人口素质和居民文化水平的过程。文化扶贫强调以人为本，提高农民素质。在推进整体扶贫工作中，必须将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紧密联系，物质扶贫是扶贫的前提，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进一步延展，只有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成一个系统工程，才能够实现扶贫工作的高效和可持续，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政策网络的典型特征。第一，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各种政策网络行动者必须通过与其他行动者交换资料和信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动者拥有相同的权力，不同的参与者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的参与者相互影响和变化，具有动态性。第二，行动者关系的持续性。政策网络由关系形态组成，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形成制度化过程。第三，行动者多元。政策网络行动者非单一，是它的典型特征。多元行动者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等广泛的利益群体。网络内的多元行动者掌握一定的资源，并努力在政策过程中通过政策行动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第四，政策网络的博弈互动。政策网络就是各种行动者通过发挥和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相互博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第五，政策网络的制度规则性。制度是由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组成的、调整人们之间互动与合作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4]。政策网络行动者因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网络互动中形成多样化的网络关系和规则。

（三）政策网络理论对文化扶贫研究的重要意义

1.政策网络理论为文化扶贫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运用政策网络分析模式，通过研究扶贫主体、客体等行动者在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能够更生动具体的解释他们对文化扶贫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有力地推动文化扶贫工作的进展。

2.政策网络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扶贫研究范式。政策网络理论运用全新的分析逻辑突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把文化扶贫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跨越政府层级和政府部门、涉及各种与文化扶贫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各参与者存在着自身利益，并对文化扶贫问题存在不同的权力与责任，在各利益相关团体互动时，也就展现出不同的行动与政策偏好，文化扶贫决策过程不再只是行政部门纯理性的规划性、指令性活动，而是多元行动者博弈互动的结果。

3.政策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化扶贫过程。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内的行动者各自掌握不同的资源，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唱独角戏，主导政策过程，治理的理念打破了以往政府独霸的时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相互依赖和合作来达成各自目标。政策网络理论从网络治理的路径出发，批评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运行模式。强调政策行动者之间是通过网络内的互动与合作达成目标，而非通过传统科层制下的命令与规制，更好地揭示了文化扶贫政策实施过程的本质是网络治理。文化扶贫过程的实质就是各种政策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交换信息和资源，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以期解决贫困地区文化水平落后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二、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分析

政策网络结构分析主要探讨网络行动者的构成及其互动。行动者是指在某个政策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

（一）政策社群

辽宁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由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切实落实扶贫工作责任制。扶贫政策参与行动者主要包括省市县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办）、省市县各级财政和民政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单位及其人员。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无论是发挥领导作用的主体，还是参与主体都属于国家机关和单位，存在明显的隶属关系和依赖，这些单位的组成人员进出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因此根据罗茨对政策社群特点的分析，依据其彼此稳定互动的关系和成员参与的高度限制性，将上述行动者界定为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中，以扶贫办为主要责任主体，负责省内扶贫开发工作的全面推行。省扶贫办下设扶贫调研处、扶贫开发处、扶贫资金管理处、社会扶贫处、财务文秘室一级扶贫统计监测中心等核心部门，各部门共同协作，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搞好全省的扶贫开发，构建和谐辽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然而，通过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策社群的构成中并没有专门的文化扶贫部门或机构，对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将文化扶贫纳入辽宁省扶贫开发总体工作网络系统之中。

（二）专业网络

政策网络中的专业网络是指参与政策过程的专家学者、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些群体为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等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反馈。辽宁省文化扶贫工作专业网络参与者主要包括辽宁省内高校中的专家学者、省内社科类科研院所、政策研究中心，通过科研课题的形式研究辽宁省扶贫开发相关问题，为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建议。同时，省直机关公务员在积极参与定点扶贫工作实践的同时也对辽宁省扶贫开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以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探索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途径。

然而，无论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还是参与扶贫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扶贫开发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经济扶贫领域，即对文化扶贫的理论研究相对落后。

（三）议题网络

政策网络理论中的议题网络是指参与者平等、自由的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松散，不稳定，没有严格的垂直连接，仅有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是最广泛的参与者范畴。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议题网络参与者包括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公民个人、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

三、构建多元互动的新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

（一）建立文化扶贫网络共同体

1.明确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的行动者。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助于整合行动者资源，理顺行动者的关系。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联盟。政策制定主体包含党和政府领导者、专家学者、利益团体等;政策执行主体包括专门负责政策执行的行政人员和其他行为人。政策执行主体直接负责政策的实施，将政策观念形态、文本形式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现实;政策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政策对象[5]。文化扶贫的目标群体包括贫困地区的全体成员，即文化扶贫的对象。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同程度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所以，只有建立包含文化扶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网络共同体才能实现文化扶贫中行动者的利益聚合。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联合体，建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利于实现行动者利益与资源共享、参与地位平等和行动者偏好均衡。

2.实现共同体内网络行动者身份回归。文化扶贫的政策网络中，政府并不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唯一主体，文化扶贫政策实施所影响的对象，参与文化扶贫过程的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以及新闻媒体等同样是重要的网络主体，他们共同承担着分配文化扶贫资源、提升扶贫效果的责任。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这些参与主体被称为“行动者”，这不仅是名称的转变，更深层次的转变在于行动者在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主体身份的回归，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比，政策网络理论更强调政府在政策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完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关键在于有效整合政府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使行动者能回归应有的角色定位。在理想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再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主导者”，而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启动者”。

（二）加强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互动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中，为达成共同目标，网络行动者应该实现信息共享，充分进行交流互动。目前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参与和互动十分有限，缺乏有效的技术平台是重要的原因。文化扶贫各个相关主体间必须建立交流平台，强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政府应发挥启动者作用，开启交流平台，提供交流场所与相关服务，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在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微博问政、微博参政的趋势明显，通过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能够促进目标群体在文化扶贫政策制定环节中的参与，真正实现文化扶贫工作全过程的参与。要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实现政策社群与议题网络的充分互动，必须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目前辽宁省的辽宁扶贫网已经建立贫困农户信息管理系统，并不断完善统计监测报表系统，逐步实现扶贫开发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使得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走向规范化。今后可以在已有的辽宁扶贫网站基础上，开发公众参与文化扶贫的专门平台，增加文化扶贫专栏。开通文化扶贫信息反馈的官方博客，利用公众熟悉的微博、博客等网络技术平台，使网络行动者多渠道参与文化扶贫，政策议程制定后，方案规划步骤中，让目标群体参与有限方案的搜集，通过建立信息网络技术平台广泛征询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或直接召开座谈会进行建议征集，不仅征求专家学者的建议，而且将政策目标群体作为政策直接影响的标的团体，可以针对政策议题提出初步建议，并有权对备选政策方案做出预先评价。

（三）优化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

建立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弹性化网络结构。首先，提高网络行动者的自主性，特别是政策社群外行动者的自主性。强化网络共同体的功能，是提高行动者自主性的有效途径。网络共同体是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的体现，成员间存在沟通、信任和信息共享等关系，通过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提高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议题网络的自主性，改变以往自主性偏低的现状，使政策社群外的网络行动者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平等参与文化扶贫议题讨论。其次，强化网络行动者的整合性。由于不同参与者利益诉求和偏好的差异，现有政策网络行动者难以实现高度一致和协调。因此，强化网络行动者整合性，必须均衡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加强信息与资源的共享，使行动者充分交流，增强理解与互动，提高行动者意见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二）完善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

1.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提高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是完善文化扶贫政策动态运行网络的关键。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中，无论对政策社群还是议题网络，文化扶贫政策评估都具有重要意义。政策社群通过政策评估为政策反馈和追踪决策提供依据;通过政策评估发现既定政策存在的谬误，并以此寻求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途径;通过政策评估向社会成员证明自己的政策效果和能力，并以此作为继续寻获公众支持的基础。议题网络通过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确定政府在文化扶贫领域进行价值分配的公正程度;试图通过政策评估证明既定文化扶贫政策的错误，进而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

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要求从政策制定环节就开始重视政策评估，对政策方案进行科学的预评估，为政策评估环节奠定基础;要求有确定的评估主体，从评估形式到评估内容以及评估程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化规定;要求对政策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过程实施有效监督，避免政策评估简单化和形式化。

2.实现从内部评估到外部评估再到异体评估的转变。我国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评估环节缺乏有效性，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确立正确的评估主体。多数评估是政府主导的内部评估。内部评估固有的评估内向性特点，直接导致政策评估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力量，使文化扶贫政策评估流于形式。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意识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加强政策评估的公众参与、适当引入第三方等成为完善政策评估的必然要求，这些途径能够弥补政府内部主导的内向性评估产生的缺陷。多元主体参与的外部评估强调了政策评估的外部主导，即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由政策社群之外的行动者发起、组织和实施，并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公布评估结果。显然，外部评估能够对文化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起到有效监督和激励的作用。但是外部评估中的“外部”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于外部评估之中还存在若干个体元素，多元且复杂，而且外部评估的多元评估主体格局中，缺乏明确的核心，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政策社群在多元评估主体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异体评估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异体”的概念是相对于“同体”而言，政策社群内对自身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估，可称之为同体评估[6]。异体评估是指由政策社群之外主体对政策执行进行的评估，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的“异体”具体是指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异体评估强调的是整体力量的扭转，强调评估主体必须是政策社群外的某个异体，由该异体主导评估活动的全过程。

3.确立生产者网络为异体评估的核心。异体评估需要准确选择核心异体，即异体评估的核心主体。这正是异体评估与外部评估相比的优越所在。外部评估力求打破政府单一内部评估的模式，在政策评估中引入多个评估主体。但由于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复杂活动，必须有一个核心主体来主导政策评估全过程，缺少核心主体的多元主体评估格局难以形成有效合力，最终会导致评估的失败。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策社群之外的“异体”主要包括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生产者网络以及以普通民众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议题网络。

贫困地区的广大居民是文化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由于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作用和影响的直接对象，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态度与反映直接影响政策的效果。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更能准确的评价政策执行情况。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还涉及到公众与媒体的参与，但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尚未成熟，使得公众作为异体评估核心缺少了现实条件。新闻媒体的活动具有分散性特点决定了媒体作为核心主体的评估难以保证政策评估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基于政策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考虑，选择企业或社会组织作为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的核心。

4.确保评估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运用。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论不能束之高阁，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为了准确评价文化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真实反映存在问题，评估结论要为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及追踪决策奠定基础。文化扶贫政策终结、调整完善和政策发展都需要依赖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链条上是关键结点。生产者网络主导下的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评估结果需要反馈给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实现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行动者充分参与和互动，以便为政策追踪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及时客观的公布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果，确保政策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应用，使政策评估环节在文化扶贫政策生命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使文化扶贫政策链条完整、连续的运行。

参考文献：

[1]杨亚静.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扶贫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5）：8-9.

[2]Tanja anizing Babylon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policy network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255-257.

[3]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6，（3）：55-56.

[4]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02，103-109，113.

[5]宋琳琳，孙萍.中国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336-337.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篇8

〔关键词〕 文化科技产业园区;集群生态;创新网络;绩效评估

〔中图分类号〕G124;F2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035-07

①2013年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成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31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860039）;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项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优化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解学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092。

一、 问题的提出

2012年5月，科技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①联合公布首批16家部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8月，《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颁布，文化与科技融合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位，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所谓文化科技产业园区，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内汇聚数量众多的文化科技企业与机构的一种产业空间组织模式。

2004年以来，文化科技类的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数量从6家增至2012年的18家，地区性的园区截至2012年6月则超过2500家;^〔1〕特别是2012年以来，网络游戏、动漫、数字出版、移动互联网等行业的文化科技产业园区顺势崛起。总体来看，虽然文化科技产业园区数量多、增速快，但园区内文化科技企业“集而不聚”、“产值大而利润低”、同质化与企业生命周期短等现象突出。追根溯源，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生态尚有待优化：适合文化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环境尚不完善;园区孵化功能未能充分释放，“重孵化基金与孵化企业数量、轻孵化质量”;“重招商、轻服务”，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服务、创新创业服务的能力弱，等等。鉴于此，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战略载体的文化科技产业园区，如何在把脉园区企业集群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园区整体生态环境、提升园区管理绩效，完善文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与配套政策，不断提高文化科技企业集聚度与园区综合竞争力成为重要而迫切的现实命题。

二、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生态化：

四大动力要素的交融

文化科技企业集聚生态化的形成，不仅要有相似的文化科技要素条件、相似的文化市场需求状况与相似组织结构的企业个体在空间上汇聚，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强化专业分工与协作;还需要通过良好的集群生态环境的形成，延展文化科技产品价值链、提高文化领域技术创新频率与技术扩散速度、缩短技术升级周期，提升整个文化科技产业园区技术创新水平与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具体来看，自组织、地域根植性、创新网络以及发挥助推器作用的创新驱动构成了园区内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生态化的核心动力因素。

1.自组织演化

所谓自组织，是指不通过外界指令能够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与自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序走向高序、从一种有序到另一种有序，形成有结构系统的演化过程。^〔2〕从演化的自组织特点来看（见表1），诸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衍生融于整个发展演化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演化动力具有差异性，自组织与他组织发挥作用的阶段也呈现不同，但从整个演化历程来看，自组织动力与他组织力量是有机融合的。

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反映了文化科技企业在依赖内部诸要素优化组合稳步发展的同时，与外界科技机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相关组织进行信息沟通、交换、技术资源共享的流程里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过程，是文化科技企业自行创生、自行演化、有序发展与政策扶持、制度优化、管理、市场体系建设等他组织的有机耦合。随着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与文化市场环境的纷繁复杂，一个企业很难独立完成所有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必须依赖企业之间合作网络的形成。

表1 文化科技企业集群演化的自组织特点^〔3〕

演化要素演化动力演化趋势

演化活动文化生产要素不断优化、组合，衍生出新的业态，形成创新的共识和创新性的产业文化。

技术要素致力于自主创新，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新的竞争力。

产品要素根据文化市场变化开发新的文化产品或新服务。

产业关联相关企业之间、文化科技企业与产、学、研之间相互作用，沟通、交易频繁，产生协同效应。自组织动力稳步提升，与他组织力量有机融合

此外，在集群化过程中，自组织与文化科技企业自繁育相互关联。文化科技企业集群演化呈现出自繁育的特征――在集群演化的生态大系统里，集聚带来文化科技企业在空间上的汇聚与专业化分工协作，各文化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与成果的共享、信息的流通与观念更新的加速及互相协调，形成了彼此间基于信任与承诺的非正式关联，并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建立供应链、开拓行销市场等，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推动着集群内企业的创新，形成了发展的自我衍生与自我强化机制。此外，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的持久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吸引园区外部企业的融入并衍生出大量新企业的自我繁育能力――集群内创新文化的开放性、融会性与弹性生产系统，促使文化科技企业创新细胞的扩散，在集群内寻求各自最佳的创新生态位，而那些具有专业化创新能力的企业可以获取最优的创新生态位，并且在集群演化生态系统里不断自我衍生、自我繁育，分化、重组技术创新资源、促进相关科技企业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或者弥补原有文化企业的技术空白与产品空白点，或是搭建起完整的文化技术创新链，从而促使新企业层出不穷。

2.地域根植性

文化科技企业集群适应的文化生态土壤往往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价值理念、文化政策法规环境、社会网络等相协调、相依赖，形成了共性的文化氛围、认同的制度生态与社会资本，这是园区内文化科技企业形成长期协作共生关系的纽带，是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化的地域根植性驱动力量。所谓根植性，特指经济行为深嵌于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这是经济活动对信任、交际、诚信的内在要求的反映，也是对经济活动与交易市场少些欺诈、多些诚信的必然要求。地域根植性与社会资本关联在一起，良好的社会资本建筑于人和人之间的高度信赖、互惠性规范与社会网络，反映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地域根植性层面，则需要集群企业之间打造一个高度信任、达成共识的关系网络，促进文化信息资源与文化科技资源的快速传递、互通与合作，降低不确定性与耗损，提高创新效率、创新整合与创新扩散效益。^〔4〕

地域根植性之所以成为集群化的驱动力量，还在于文化科技企业对本土区位文化资源的依赖，即利用集群所处地理位置的便利交通、丰富的文化资源、宽松的制度环境与文化产业政策优惠等形成弹性文化生产能力、提高文化企业竞争力。此外，地域根植性还反映在文化科技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产生高度依附性、相互信任这一形成集群的基础条件上，并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等技术方面实现共享与传递。

3.创新网络

迈克尔・波特将产业集群界定为“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与相关法人机构，形成彼此共通与互补的现象”。^〔5〕对于文化科技企业而言，其集群意味着不同规模、致力于技术创新的企业、机构遵循一定的组织规则形成密不可分的创新网络。

文化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孕育在企业整个日常运作流程与频繁的文化信息交流过程中。文化科技企业及其周边生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生态系统的创新网络系统，系统里的主体，包括产业园内的文化科技企业及其与产业链相关的科研组织、技术平台与相关组织体系，形成了一个良性联系机制，例如新文化产品投入与文化生产联系机制、技术创新与知识共享、知识溢出机制等，成为助推园区企业进行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生态循环系统。

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融合于创新网络和创新系统之中，在整个创新网络中发挥着驱动作用。而创新的各个主体被协同整合在一起结网而行――文化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研究中心以及文化科技中介、文化管理部门等，都在创新网络中发挥着应有的创新积极性，并形成了相互协作、互相信赖的密切关联，推动着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向更高阶段的演化。

4.创新驱动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扩散是文化科技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提高竞争力的生命线，也是推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演化的关键力量。文化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是对文化科技资源进行加工、创造新知识、新技术的过程，涉及创新文化产品性能、构建技术路线等。拥有技术先发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文化科技企业，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会整合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以致力于创新活动，特别是在面对文化市场的动态复杂性与出现新竞争对手时，其创新力度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文化科技企业之间也会掀起以创新驱动为路径的创新模仿、创新扩散，从而将创新思维扩散至整个园区，进而提升整个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创新水平，推动文化企业集群演化到更高层次。

实质上，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建筑于两个前提，一是具备文化要素资源，包括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信息、文化市场需求、资本、科技资源、智力资源、硬件基础设施、软件环境等。二是创新协同，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微、小、中、大型等不同规模的文化企业组成协同创新的联合体，实现各种要素资源的高效、快速流动，例如资金与新技术的融合，文化产业链上端与中端、下端的快速融合。只有满足这两个创新驱动的基础条件，文化科技企业的集群化才会真正走上依赖创新高速发展、演化之路。

综上，文化科技企业是园区的核心与主体，其集群生态化的过程是园区打造良好生态环境，企业基于内源动力与外源力量融合推动的结果，两大主体不是相互独立的因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状态，其相互作用、相互交融推动了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的深度生态化。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生态化初期，自组织、自繁育与地域根植性等内源要素往往发挥基础作用，对文化产业集群演化产生核心的驱动效应;当集群生态化发展日益成熟时，创新网络、创新驱动等外源因素则日渐成为推动其发展演化的主导力量。

鉴于此，文化科技产业园区要更好地为园区企业服务，需要在深谙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生态化的内源力量与外源动力基础上，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绩效管理体系，不断改善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生态环境，提高服务文化科技企业的效能。

三、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

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1.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评估相关研究回顾

总体上，目前国内关于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评估的研究文献很少，占绍文、辛武超（2013）在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界定、特征与功能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发展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五大层面设计了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6〕张凤娟、陈书龙（2013）认为，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估应该包括经济类指标与社会类指标两类，其中经济类指标包括文化产业园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权益净利率、资产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社会类指标包括文化产业园的GDP、员工收入增长率和文化产业园的社会贡献率。^〔7〕范玉刚（2011）认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运行、结构及效应等各个方面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评估体系，但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客观数据统计，可尝试从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及政策创新等维度开展定性的、导向性的价值评估。^〔8〕2011年11月，文化部公布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影响力评价结果，针对204家基地构建了文化内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3个一级指标，内容原创性、获部级文化奖项数量、著作权和发明专利总数、品牌知名度、文化设施建设、目前员工人数、社会捐赠额、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净资产总额、年主营业务收入、年税前利润、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等12个二级指标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这是我国对于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估的一次重要探索。^〔9〕此外，廉锋（2012）从园区硬体设施功能、软体服务功能、创新驱动功能、投资驱动功能与综合效益功能等五大维度，19 个基本要素与71 个子指标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标准化评价体系。^〔10〕

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真正关于文化科技产业园区集群评估的研究还停留于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与评分标准的讨论，关注评估排名，忽略更需要关注的基于评估方法缩小与目标差距的问题，即如何将园区的评估和园区绩效管理规范化结合到一起。

当前我国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总体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也存在大量问题，这些问题能够通过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实现改进。然而目前国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层面，关于文化科技产业园区基地绩效评估的研究成果还太少，尚未建构起园区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的关联体系，也没有成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长此以往将非常不利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有效管理。

2.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作为绩效管理机制的核心，是对实现绩效管理全面、客观与准确的探索。^〔11〕根据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特点与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生态化状况，本文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与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生态化的四大动力，立足科学地反映园区发展实际状况，建构了一个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评估体系，该体系包括自组织、地域根植性、创新网络与创新驱动四大维度、11项评估内容与33项评估指标（见表2）。

实际上，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大背景下，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聚绩效评估体系仅是基础，如何提高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管理水平则更为重要。一方面，通过绩效管理可以综合而直观及时地了解园区企业集群动态，提高文化科技产业园企业集群效能的辐射力;另一方面，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可以帮助园区管理者与相关政府部门提高决策的时效性、合理性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

管理体系优化路径

1.园区：建立四位一体的动态绩效管理机制

在绩效评估基础上完善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企业集群绩效管理体系是评估目的所在。园区应立足提升整体效益的目标，建构四位一体的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动态绩效管理机制：一是建立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绩效承诺机制。按照集群绩效指标体系，科学编制年度绩效计划，向政府和社会作出集群绩效公开承诺。二是建立过程绩效管理机制。所谓过程绩效管理是指绩效管理主体以绩效计划中确定的管理节点、阶段目标为依据对绩效管理对象的日常和阶段性绩效表现进行监督与管理的机制。过程绩效管理的目的不是考评，而是发现绩效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修正，适时协调资源，提供培训辅导，从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的顺利达成。三是建立综合绩效评估机制。综合绩效评估是对绩效管理对象各项绩效指标和绩效计划完成情况的多维度、全方位衡量。在园区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绩效的评估中，应着力构建“内容全面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结果公开化”的综合评估体系;在评估组织上，应建立由园区主管部门为主体的绩效评估工作组，负责开展综合绩效评估工作;在评估类型上包含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估，主观评估应注重引入外部公众评价，以有效避免内部考评的“人情因素”与“操纵控制”^〔12〕，但要注重园区文化科技企业评价调查问卷的科学设计。^〔13〕最后，建立绩效评估结果动态应用机制。绩效评估结果应用是绩效管理机制效能发挥最为关键的环节，是绩效管理机制长久生命力的保证，也是绩效管理的真正内涵所在。^〔14〕通过结果的应用，实现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绩效的持续改进，完善与优化相关科技文化政策和园区奖惩激励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绩效考核的重要目的是强化孵化器功能，推动园区内的文化科技企业致力于创新使命，将创新贯穿于整个文化创新链与文化产业链的全过程。要立足打造一个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交融的创新网络，一方面，促使园区内关联企业拥有相似的文化、形成文化科技企业共同成长的价值规范与环境，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活跃的创新生态，释放创新资源根植性对园区集群整体效力与效率的高度整合，创造持续的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文化科技企业通过创新网络可以及时获取新信息、新技术、新资源以及相关文化科技政策的支持，并促使技术创新知识与信息在整个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内的迅速传播，构建起集群内外的联系网络，加速知识流、信息流的汇聚，产生创新溢出效益。

2.企业：深化集聚机理实现文化科技资源共享与文化产业链延展

文化科技企业是最具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最具活力与潜力、最具成长性的创新群体，其创新活动与文化产业创新、升级密切关联，且对于创新扩散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创新模仿机制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不管是文化科技企业内部、文化科技企业之间，还是整个创新网络中，创新、模仿与扩散共生共存。鉴于此，应充分利用园区内文化科技企业之间关联性与互补性所产生的共生效应（大都能够得到比集群外企业更多的效益），吸引大批文化科技企业向园区集中、实现1+1大于2的整体效益;同时，利用园区内文化资源共性优势――从空间维度来看，具有产业关联性的文化企业之间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包括为中小文化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技术交易与创新产品交易的商业机构等）在特定空间区域内的合作式与竞争性并存的集聚生存方式，不仅促使文化产品交易成本降低，还推动了专业化知识、信息与技术人才的集聚并反哺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时间维度上，利用文化科技企业间的互动性关联实现互动式模仿创新与技术扩散，加速文化产品与技术的创新流程，提高文化科技资源集群化的运用效率，促使文化科技企业形成强劲、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创造高于单纯个体资本成本的收益。此外，需培育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的内源创新动力，推动创新行为与创新文化在文化科技企业间的模仿与扩散，提升文化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能力，积极吸引具有产业特色的国内外高新技术与高增值文化企业，鼓励文化科技企业走出“外包”与模仿生产的老路，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推出新产品、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品牌，走中高端发展道路。

推动文化产业链的拓展是园区集群效应提升的重要方式。文化科技企业应加快参与到由文化科技产品设计开发、研究咨询、文化内容生产、营销策划、文化消费与文化版权服务等构成的文化产业链之中：一是横向维度，在文化科技企业之间建立专业化协作关联，形成文化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协同（合作方式见表3），促使相关产业与企业的衍生;推动高等院校与相关科研组织、科技中介机构、政府组织、金融服务机构等与产业链的融合，打造一个推动文化科技企业持续创新的大产业链系统，立足主动创新、及时创新，加速缩短新兴高技术产品的创新周期，提高文化产品创新的频率，实现文化科技企业持续创新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二是纵向维度，在文化科技产品研发与创作阶段，要实现数字传输和影像处理技术、3D技术、网络引擎技术、全息投影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等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应用与突破;在文化科技产品传播阶段，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新媒体突破时空限阈的优势以提高传播范围与推广效率;在文化科技产品流通阶段，则需要积极研究数字化存储、编码、加密、授权、保护等共性技术的应用，加快文化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增值。^〔15〕

此外，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快速变化的文化市场环境，还应积极发挥龙头文化科技企业在新技术扩散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引导文化科技企业积极对接高新技术。

3.政府：完善文化科技政策支撑体系与优化角色定位

政府需根据文化科技企业发展动向不断做出新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金融土壤”，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与鼓励商业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积极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建立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扶持，为其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高风险的存在，资金匮乏是文化科技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适应文化市场的快速变化趋势，文化科技企业的创新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信息、科技、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用于新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过程风险大，如果没有金融服务的支持，其技术创新与创意活动都将无法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完善文化科技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可以学习美国硅谷的制度创新经验，优化无形资产参与分配股票期权制度、稳定产权制度、放宽创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建立中介服务机构、开放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法制环境等，充分调动文化科技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此外，文化科技企业应积极利用“营改增”改革试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文化科技产品与服务的出口退税政策;加大对文化科技企业的财政投入，提高文化专项发展资金，鼓励更多的文化科技企业致力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际上，推动文化科技高度融合发展的支撑体系还包括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例如，江苏实施《江苏省重点文化科技企业管理办法》①，重点支持掌握核心技术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效促进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转化应用的企业;天津初步提出“关于科技支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意见”，着力打造文化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文化科技产业聚集区与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区;^〔17〕上海则建立文化科技融合联席会议制度，并颁布《上海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12-2015）》，着力打造文化科技龙头企业20家，实施“互联网原创影视创作及传播、立体电视内容制播设备和系统、数字出版的内容创作和投送发行、数字高清电影创作管理系统、数字媒体与文化艺术融合应用、支撑现代设计产业链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等七大示范工程。^〔18〕

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的不同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差异化的。在园区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化初期，政府应强化政策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的生态环境――为文化科技企业成长提供完善的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基础设施，高配置的通讯、网络设备和金融、培训、市场配套以及稳定的政策扶持、健全的法律法规等生态环境;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化成长期，政府需致力于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构建技术服务平台、打造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以及高效的制度供给，推动园区创新网络的形成;在文化科技企业集群化成熟期，针对集群化稳态形成的路径依赖与刚性，政府应在遵循集群发展机理与企业特性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产业领域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的革新、产品研发与文化品牌打造以及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19〕以上三个阶段，都应加强支持、鼓励文化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力度，培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一是构建产学研知识产权平台，促进知识外溢，围绕集群化发展模式，推动不同规模的文化科技企业资源共享;二是完善包括新产品开发、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知识产权在内的多层级的政策支撑体系，如在财税政策方面，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给予文化科技企业与投资人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此鼓励创新、激励永续创新。深圳正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培育了腾讯、华强文化科技集团、A8 音乐、华视传媒与环球数码等龙头文化科技企业。

五、结语

我国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还存在“集”、“群”分离的窘状。要尽早建构一个科学、动态的柔性绩效管理系统，在拥有灵敏的技术、知识信息网络以及掌握国内外市场信息和高端技术专业人才的创新网络生态环境中，积极引导园区文化科技企业围绕核心资源进行源头创新，实现文化科技企业规模集聚与创新性内源要素的扩张，提升园区整个文化科技产业的综合竞争力。特别是伴随新一轮高端高新技术浪潮的到来，应充分尊重与利用市场机制，突出园区的文化科技产业特色，发挥政府的引导优势，利用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倾斜――鼓励创新的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文化空间布局与搭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进行文化资源支持与文化市场对接等，降低园区内文化科技企业的创新成本与运营成本，为文化科技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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