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

时间:2023-10-18 11:27:30

儒学思想的作用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1

关键词: 儒家文化 高校党建 应用价值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家学说在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在发展。当今社会,儒家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的当代大学生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比较高,在大学生党建和团建上发掘儒家文化的价值、意义,充分利用儒家文化资源,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高校党支部、团支部在制度建设、思想教育、党团服务、创新党建等方面的发展。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价值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中产党人的历史价值。

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始终是紧密连接的。首先儒家文化中存在大量的唯物论和辩证论,比如《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明确地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这是儒家唯物论的一个论证。《易经》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则坚持矛盾统一的辩证观点,讨论了两个事物的相对运动变化。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受过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后重新审视儒家思想,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然后站在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中国现状研究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多数学者都承认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推动作用[1]。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儒家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对共产党人修养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强调党员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所以儒家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儒家文化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党的十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很有意义,此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讨论和实践活动,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从字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要深入理解,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其背后的意义。儒家文化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鲜活的实例。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文化传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借助传统文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的宣传学习中存在学习不够深入,缺乏实际案例,与现实脱钩等问题。利用大学普遍能接受的儒家文化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儒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意义。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指明方向。其中就有说到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立德树人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就是立德的过程,通过批判地学习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根据时代的要求诠释,能够达到服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目的。儒家思想中胸怀天下、立志报国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礼记・礼运》篇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达了儒家贤哲“尚公去私”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过积O的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2]。这种甘愿吃亏、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应该被大力提倡,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文化中还有很多此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联系的主题和内容,需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分析延伸,多途径引导教育,使大学生立德树人,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二、有利于党建的儒家文化要素

(一)儒家大公无私精神有利于塑造学生党员的人格。

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是其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一切行为的源泉,因此大学生党员的人格塑造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尚的审美观。儒家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塑造大学生的人格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相通的,儒家文化中修己达人和为人民服务更是高度相通。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能帮助大学生党员领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个人品质上,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的积极主义,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主义,使学生党员勇于面对挫折,提高抗压和适应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集体主义观念[3]。此外,合理的大学生人格塑造能够端正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形成积极乐观向上的品质。

(二)儒家“修齐治平”精神有利于树立学生党员的理想。

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先进集体,在群众中起到表率作用,是普通学生的学习榜样。因此,大学生党员必须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广大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利于大学生党员远大理想的树立。这一思想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结合、个人的修身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大学生党员应当树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才会从各个方面“修身”,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遵守道德准则,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整个社会的风气又是人的风气所形成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也强调“见贤思齐”的榜样学习作用,可见向别人学习的必要性。高校党员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人的关注,良好的行为和思想会间接影响他人。青年大学生必须树立修齐治平的理想,跟着党的方针路线走。

(三)儒家和谐思想有利于促进党支部的和谐。

儒家和谐思想包含了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思想,这一和谐思想同样能够促进党支部的和谐。将和谐思想运用到党支部建设中更能促进党支部快速有序地发展。《礼经・中庸》中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人们应自觉地把道德规范内化为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儒家和谐思想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能丰厚党支部的文化底蕴,增强大学生党员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善党支部中的不和谐现象。党支部成员遵守和谐的道德标准,融入党支部建设当中,自身发展和支部发展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能有效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但是党支部的学生党员毕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难免会发生某种摩擦,这些冲突和矛盾可以通过儒家“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和谐思想化解。

(四)儒家创新精神有利于增强党支部的活力。

孔子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学习他人优点,反省自身不足,提高自身德行。对于党支部的发展来说,一味地墨守成规是不够的。发展需要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改变一切老的东西,追寻一切新潮的东西。强调每个党员要时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错误并真心改过,不重蹈覆辙。人就是在犯错误―正确认识错误―及时改正错误―自省自责―防止犯错误―提高修养的过程中成长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党支部也是如此,需要在不断继承创新中发展。每个党员还要对党支部提出合理的建议。去其他先进党支部学习,开展民主生活会、茶话会等,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交流,形成良性的思想碰撞。开展内容充实、主题积极、形式活泼的党支部活动,让学生党员乐于参加政治活动,增强对党支部的归属感。

三、儒家文化促进党建的途径

(一)端正思想认识,重视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历程,或多或少存在封建思想,但它比封建社会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内涵更加丰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高校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需要用全新的视角进行破解。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党建工作破题提供新的思路。高校党建工作者和思想教育者要用辩证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儒家文化,形成符合党建工作内容、党建制度要求的教育材料,把儒家文化传承落到实处,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部门要认识到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供政策和财力的支持。总的看来端正思想、高度重视是儒家文化价值开发利用的前提。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发挥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儒家文化,认识儒家文化。曾指出对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儒家思想的导入同样离不开宣传,在高校的党建和团建中要不断融入这一思想,比如在各个班级团支部中召开儒家文化学习主题班会,在班会上进行讨论。发放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学习教辅资料。组织儒家文化学习知识竞赛,在学校的各大文艺晚会上融入儒家元素,创造更好的儒学环境,让大W生浸润在儒家文化的学习氛围中。在党支部建设的日常中,有意识地组织一两场儒家文化、儒家先进事迹的学习会。给青年团员、青年党员灌输“仁爱”、“和谐”、“自省”的思想,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良好的儒学学习氛围。

(三)积极推进实践,创新工作模式。

儒家文化若要在党建工作中发挥实效性就需要大胆实践,以高校辅导员为思政教育前沿的教育工作者,发挥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引路人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辅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辅导员首先要深入学习研究儒家文化,具体到党建工作中,对学生在学校的各项党建活动,积极引导参与,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辅导员要深入学习儒家思想,在党支部开展的学习活动、重大主题活动中加入儒家文化,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积极熏陶。在党员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可以适当以儒家文化作为参看依据,在团员推优、积极分子考察、预备党员转正等环节中,学生有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地为他人服务,有没有在学生中起到修身、立德的表率作用,以儒家内涵考量一个学生是否符合党员发展的要求。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对党的成立、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高校党的思想建设也起到一定指导作用。高校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可以从儒家思想切入,用好这一武器,切实推进高校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动高校党的建设及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秦宁波.近十年来中共与儒家文化研究述评(1920~1949)[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1):102-109.

[2]王祥云.儒家学说的主导精神对民族文化的影响[D].开封:开封大学,2007.

[3]刘和忠.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2

【关键词】高中历史 儒家思想 教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在古代,它指导君主治理国家;在现代,它教导人们的品行修为。儒家思想已经融进了中国人的血脉。在高中教育中,学生除了在语文课本上可以接触到儒家思想,通过高中历史也可以让学生对儒家思想有所涉猎,学习儒家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学派的认识与了解,对学生优良品德的养成也有很大帮助。因此,老师在教导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就要注意向学生传播儒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但是,儒家思想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仅仅通过历史课本上的点滴不能表现儒家思想的精髓,反而会让学生觉得儒家思想晦涩难懂,从而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产生反感。老师在儒家思想的教学中就要采用一些方法,让儒家思想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一、以史实反映思想

在高中历史的范畴中,《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单元集中展示了儒家思想以及百家争鸣的历史事实,老师在宣扬儒家思想的时候就能将儒家思想与课文结合,遵循儒家思想的演变进程和思想内涵向学生介绍儒家思想,让学生形成画面感,形象的感知儒家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思想。

1.儒家思想的发展进程

在学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这一课时,老师可以利用史实,向学生讲一讲儒家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东周时期,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与此同时出现了各种学说,旨在帮助各个诸侯国治理自己的国家,其中影响最大的学说当属儒家、法家、道家等。老师可以绘声绘色的描述东周乱世,让儒家思想的诞生更具传奇色彩,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少学生都认为儒家思想就是孔子思想,这是错误的,老师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告诉学生,孔子只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儒家思想的推动者,并不是创建者。

在学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课时,老师可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讲起,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决定消除儒家思想。之后老师再讲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时期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最后到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儒家思想著书立说,自成流派。在老师讲述过程中,学生会对儒家思想的进程有一个清晰的画面,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儒家思想的教学中,老师要特别注意各个时期儒家思想之间的区别,比如在东周时期的儒家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而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中,儒家思想结合了儒家、道家、阴阳家对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集大成的思想,和传统儒家思想不同。老师要告诉学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直接导致了以后的儒家思想都不是正统的儒家思想,而是结合诸家思想之后的产物。

2.儒家思想的内容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儒家思想包含了“仁义理智信”,这是从先秦儒家到孔子再到孟子一步步形成的儒家思想。那么要向学生传达儒家思想的内容和内涵,就要清晰的表述出“仁义理智信”各方面所代表的意义。

比如,“理”代表的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的学说,这也是儒家思想发展到近代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它的前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又比如,“仁”是孔子提出的思想,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爱人”思想。如此,在儒家思想的教学中,老师结合一些历史史实,让学生将儒家思想分开来看,有利于学生更清晰的认识儒家思想。

当然,儒家思想远不止“仁义理智信”那么简单,但是教学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以事实传达思想,以思想指导行为,这就是学习儒家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二、通过对比看清思想

在东周时期就出现过百家争鸣的情景,事实证明,只要是乱世就会有各种学说,在我们印象中最根深蒂固的当属儒家、道家、佛家等等。针对这么多思想学说,如何让学生从中准确找到儒家思想,是老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老师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各种学说思想以中心思想的形式记录下来,比如说,在文化主旨上,儒家的文化是进取文化,道家的文化是规律文化,佛家的文化是奉献文化;在人生观上,儒家的思想是积极进取,建功立业,道家的思想是顺其自然,自我完善,而佛家的思想是慈爱众生,无私奉献。与文化主旨、人生观同在横列的还包括做人标准、世界观、价值观、哲学倾向、物质与精神等等。在对这些内容进行图表对比的过程中,学生就能清晰的看到各种学说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在记忆的时候就不容易出现混淆的情况,不仅方便了学生学习儒家思想,也让学生在对比中了解了其它流派思想。

对儒家思想的对比学习,还可以表现在实践与课本之间的对比上。比如,老师可以安排学生去博物馆进行体验学习,通过各种古物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感,通过一些诗词等文化遗留体会儒家思想穿越历史洪流的痕迹,再把自己的体验与课本结合起来,做到知识和思想的双重学习。

三、结语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经过数千年的不断改进,已经成为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一种思想,潜移默化的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因此,高中历史作为人文情怀较高的学科,就要担负起传播儒家思想的责任。在儒家思想的教学上,老师也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爱人”为前提,让学生在历史的学习中接受儒家思想的感染。

【参考文献】

[1] 逯成武. 高中传统文化史教学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2009.

[2] 马其凤. 史料资源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开发利用[D]. 华东师范大学,2009.

[3] 李红梅. 试论史料的历史教学应用[D]. 华东师范大学,2008.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3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传统 大学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高校教育特别注重推行“德育”教育,“德育” 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国古代开始即非常重视“德育”教育,对于做人做事所应依据的标准有着明确的规范,要求人们自律、自尊、自爱,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要求为人处事。中国传统的“德育”教育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才子,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文明的发展,从商周时期到几千后社会变革的今天,儒家思想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及改革开放多元化思潮的涌入,让当今中国高校的“德育”教育面临着极大的困惑,一些高校学生缺乏传统道德思想,道德观念出现较大偏差,道德意识水平较低,亟须加强“德育”教育,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因此,在当前社会变革时期,要解决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问题,促进“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提高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1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先后有诸多的哲学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各种学术观点互相争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况。到西汉中期开始推崇儒学,在此后的二千多年间,中国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统治阶级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教育的起源,中国教育是以儒学为起源地的,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也是儒学文化的体现之一。新中国建立后,逐步推行教育现代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变革,各种教育的目标都是为实现教育现代化,与西方结轨。

中国的教育模式依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而开展,每次教育改革都远离了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教育教学内容、教育形式乃至教育精神,甚至是对儒学精神的背弃。在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课程内容也与传统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冲突。

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盲目的西化只会让中国当代大学生迷失自我,淹没在物质的纸醉金迷中,迷失本性。传统儒学思想真的是现代教育的绊脚石吗?真是会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桎梏吗?我们对此展开了研究。

2在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推行儒家思想的意义

面对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我们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中国高校德育教育有很好的教育作用,能够推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德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礼乐结合,注重素质教育,加强个人修养。

2.1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张扬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包容万物的博怀。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甚至是国家的道义责任,当代大学生要悟原理,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真正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事、小节关乎大节、大德,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品质。每一名大学生都要把修身、正己、立德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做思想道德建设的表率。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传承并发扬下去, 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融入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2.2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到信仰和灵魂的归依

儒家思想有着明确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精髓已流传到了海外,成为众多国家学习的教材,西方诸多国家都在学习儒学思想,并在诸多群体中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对大学生而言,若不念纲纪、不守规矩,就会失去约束、乱了秩序。大学生要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信心、明确方向的过程,力求收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儒家思想为人们的精神困惑找到了根源,解决了人们内心的迷茫,让大学生远离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走进儒家经典里,修身立世,自我修炼,端正价值取向,重塑信仰,找到灵魂的归依。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没有信仰的青年是没有灵魂归依的。寻根溯源,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到信仰和灵魂的归依。

2.3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当我们背弃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时,日、韩等国家却在推崇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被作为基本道德准则,儒家思想与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得到了继承。因此中国有必要充分利用中国儒家思想的丰富资源,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3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

3.1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

《大学》中提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当代修身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又赋予“修身”以新的内涵,讲的理想、品格、世界观、人生观的锤炼问题。每一名大学生都要清醒认识到,只有加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才能铸就金刚不坏之身,使优良作风根基牢靠,使自己严得自觉、实得坦然。秉持“归咎于身、克己自责”的解剖精神,经常过滤思想、检点言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要有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要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的代表思想。大文豪屈原、将军岳飞等都是鲜明的例子。受儒家思想熏陶,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时代英雄,他们有着关心天下众生的胸怀和气魄,有随时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在儒学思想的教化下,集体主义思想熠熠生辉,照亮了中国文明发展之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元化思潮的涌入,让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较大偏差。在此背景下,倡导儒学思想,在大学生“德育”教学中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并通过大学生的影响力,在社会范围内传播集体主义精神,倡导爱国主义教育。

3.2儒家思想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

“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重视仁爱,提倡人和,倡导“礼尚往来”,孔子所说的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中提到了“礼”,即倡导重视礼节,“来而不往非礼也”,注重人际关系的维系,在礼节上倡导“礼尚往来”,注重人本主义精神的涵养,提倡人本主义精神。这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宽广的胸怀,促进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如多年前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即是由于大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人伦悲剧。因此,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引导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德育”重要的环节之一。

3.3儒家思想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

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相当完备的一套体系,其在教育、修养及实践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儒家思想教化人们勤学上进,塑造个体优秀品格,注重实践的应用。孔子在理论学习后,也曾周游列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升华,而明代的学者王阳明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儒学思想的观点认为人要讲求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是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要做到知行合一,必须要身体力行,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升个人境界。

3.4儒家思想追求精神境界,有利于大学生树立传统传统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完美,儒家思想文化当中的为人处事的落脚点皆是落实于精神层面,要将自身的行为落到精神层面上,追求儒家思想的精神至高境界,儒家思想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以道德追求为重。讲求个人道德的修养,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挫折要修身养性,大度宽容;在做事方面,讲求知行合一,努力进取;在面对民族与国家危亡时,要求舍小家为大家,如谭嗣同等革命前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高风亮节的气度,为国捐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提升道德水平。

3.5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向上,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儒家思想提倡积极上进、乐观进取,顽强奋斗。在当前社会变革环境下,很多大学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其中一些大学生的独立生存能力较弱,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一定年龄仍不能够自立,还有相当一部分“啃老”族依靠父母生活。这与一些大学生吃苦耐劳精神不足有关。而一些大学生群体通过自身努力,顽强奋斗,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这是个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易经》中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儒家思想所积极倡导的精神,因此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要提倡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持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珍惜当下生活,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有担当、有责任感。大学生只有在艰难困苦中磨练意志,艰苦奋斗,才能锻炼和成长,才能够培养安身立命的本领,在经过了逆境的磨练,才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4结论

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融合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课堂教学的灌输,不能只注重理论的宣贯,认为对儒学思想经典著作传授一番,做一下讲解,就完成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这样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不能让大学生产生心理共鸣,很难起到较好的教育结果,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只会让大学生得过且过,应付了事。要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把握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要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将传统的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关注点密切联系起来,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加入一些案例,让教学更加丰富,更能够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大学生将儒学思想的精华融入到大学生做人做事中去,内外于心,外化于形,及时更新大学教育大纲,根据社会发展与变革,及时调整教材和讲授内容,贴近实际,让学生乐于接受。大学生是中国的栋梁,“少年强者国强”, 大学生是中国的新生代,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国家建设发展的主力。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后走上社会大舞台,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在当前社会变革、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为大学生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大学生思想活跃,知识储备丰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面对高知群体,高校要加强“德育”教育,借助于传统加儒家思想的精华,培养大学生独立自尊,自强不息的性格,将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朴素品格及积极上进的传统精神根植于大学生心中,让大学生“德育”教育与传统儒家思想相融合,确保大学德育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 杜.“仁学”体系概述[J].中国哲学史,2011(2):27-36.

[2] 景海峰.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5-11.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4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还主张政治上逐步改良,可以“损益”旧的章法,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战国初步形成和发展。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同一时期具有唯物思想的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水喻民,以舟喻君,强调民心的作用。

秦朝遭受灭顶之灾。韩非子专制集权的主张适应秦统一的需要,秦朝专崇法家思想,打击儒学。针对儒生主张实行分封制,打击郡县制和指责秦始皇的言行,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家学说遭受沉重打击。

两汉时期儒学被改造而处于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并提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之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于是独尊儒术,兴办私学。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是东汉前期,唯物思想家王充首先反对天人感应说,对神学展开深刻批判。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先秦的儒家思想不同。它吸收了法、道、阴阳家等思想,尤其是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广。

东晋时期被利用。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使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

唐朝快速发展并外传。唐太宗尊儒学为国学加以推广。如兴科举,增加考试科目,明经科,主要考经义。以儒为师,大办学校。此时儒学影响国内外,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新罗和日本的各级学校都教授儒学。可见儒学不仅成为汉族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北宋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整顿太学,重新编纂教科书,《三经新义》作为太学主要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南宋的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发展成为新儒学――程朱理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内容是“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即注重依据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

明朝儒学地位空前加强且儒学走到极端。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创立了八股取士制度,规定科举考试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使儒学的地位空前加强。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明朝后期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带有民主性色彩。

清朝,儒学遭受批判和被利用。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如: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其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王夫之,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以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动静的形而上学思想,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当然,此时的儒学也被介绍到西方,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其著作中进行过专门论述并大加赞扬。晚清,农民阶级洪秀全吸收儒家大同思想将其与西方基督教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号召清政府。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将儒家思想赋予了新的内容。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的诏书废除八股,改设策论,但很快被慈禧废除。但1905年清末新政中终于废除了八股取士,清政府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对自己的统治思想及其手段进行反思和修缮。

中华民国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儒家伦理道德阻碍了民主科学的实现,儒家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必须摧毁。于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时期,由于采取极“左”政策,先后进行“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儒学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影响进一步减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想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作用及世界影响

儒家学说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过重大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对维护安定统一的社会状况和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价值。

儒家思想的“仁”、“仁政”、“以德治民”等观点,有助于防止暴政,使统治阶级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今天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

儒家的“仁义”、“孝”等观点,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

儒家教育思想,如:“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等对我国古代和现代教育,人才培养有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渗透到我国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文明的进步,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被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大加赞扬和介绍,今天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仍被广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

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的形成和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极其深远。但其负面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日益明显,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阻滞学术思想发展,阻碍科技文明进步,导致中国近代落后。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5

【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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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作用篇6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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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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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作用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分类号:B222

1.引言

为了更好地指导人民的生活实践,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大人民理解和掌握,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转变为被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理论创新的普及化、通俗化[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高效的传播途径以及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为支撑。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思想之一,其普及程度以及被接受程度是其他任何思想都无法比拟的,这与其丰富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以及政府支持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如何借鉴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儒家思想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借鉴的可能性分析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内容上的契合以及功能上的照应,这两个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借鉴儒家思想传播的经验为自己所用,进而实现其大众化。

1.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具有结合点

首先是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以人性作为其理论的基础,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人性定义,其主旨是关注人文、实行人道[2]。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对于束缚人性发展和践踏人民尊严的行为进行斗争[3]。

其次是注重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儒家思想从其出现开始就致力于营造“民本君明、父慈子孝、上下对等、推己及人、关心社稷、心系天下”的社会关系[4]。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要通过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最后是注重实践。儒家思想重视“践行”,如《论语・宪问》就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言论[5]。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邓小平理论更是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见两者的相同之处。

2.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功能上具有相通之处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一致作为人们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对人们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在人们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实践的指导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有着众多功能上的相通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借鉴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进行大众化进程。

3.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

儒家思想被人们熟知和接受与其高效的传播方式有很大关系,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归结起来有社会、学校和家庭三种,三位一体的传播体系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更多人认识了其内在精髓,也更好地指导了人们的生活实践。儒家思想的具体传播方式有以下三点。

1.政府推动教学体系的建立

儒家思想因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理念有利于政府统治而被封建政府所推崇。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提出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为了推广儒家思想,历朝历代无不通过建立官方学堂、规范科举制度、考试内容等对人民思想进行引导,如唐代官学的主要教授内容就是《尚书》、《礼记》、《仪礼》以及《周礼》等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6]。政府推动的以儒家思想为教授对象的教学体系和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家庭和榜样教育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化

儒家思想在传播过程中注重通过榜样的力量来规范和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自汉朝起,儒家思想就被写入了启蒙读物中,并随着这些简单的知识读本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儒家思想读物中塑造了很多道德榜样,如《世说新语笺疏》一书中“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谦让理念,而汉代启蒙读物《急就篇》中“邵守实、祝恭敬、崔孝让、程忠信、桓贤良”等带有特定意义的主人公姓名则表达了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7]。儒家思想在对儿童和底层民众潜移默化的传播使得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逐渐成为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导思想。

3.民间文艺推动传播途径的多样化

儒家思想重视用音乐和戏曲等艺术形式传播理念和主张。孔子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尚治民,莫善于礼”,主张通过音乐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来推行儒家思想[8]。儒家的这一思想在《荀子・乐坛》出现以后逐渐趋于成熟。此外,戏曲也成为了儒家思想传播的媒介,如京剧中的《新台根》就是以《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以《春秋》为纲的《左传》更是为戏曲创作者所喜爱[9]。评书创始人柳敬亭的老师莫后光就认为“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10]。音乐和戏曲等文艺方式弥补了教育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丰富了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

4.儒家思想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儒家思想有效的传播方式使得其渗透了我国生活的各个角落。借鉴儒家思想传播经验能够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儒家思想的传播中我们能够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1.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体系。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教育部门要在各个等级的学校中加大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普及力度,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充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起来,组织专家编写出更加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高校党政职能部门要积极深入学生群体,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生活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

2.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榜样宣传和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难以照顾到社会的每一个层次,这就需要通过榜样的示范效应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如“雷锋精神”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针对人们群众不同的精神需求,通过抓典型、树榜样、表现进等充分发挥榜样的带头效用,通过榜样的形象和事迹向人们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改造自身思想和客观世界的精神武器。

3.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和途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精神需求也逐渐增加,影视、歌曲、戏剧、图书等文化艺术在丰富人民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井冈山》和《恰同学少年》等一批红色经典影视剧的热播反映出了这种传播方式的有效性,也要求更多、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此外,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天,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和新的传播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需要各级党政部门更好地利用起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史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知分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8(6):1-3

[2]吴光.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1-31

[3]茹峭,张茜,程曙光.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人的价值及其自我实现[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102-103

[4]林坚.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J].人文杂志,2010(1):55-60

[5]张允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异同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42-42

[6]孙哲.儒家教育传统的基本特征及其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89-90

[7]王元化.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序言)[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吴光.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1-31

儒学思想的作用篇8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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