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架构税务筹划范文

时间:2023-11-26 07:44:35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1

著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公司制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主要的企业存在形式,其重要的特征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具体体现为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并由此引发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目标冲突,产生了两种权力、两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基于委托关系的契约安排和公司治理,不仅是公司运行的基石,而且也制约并决定着公司运行的效率。税务筹划作为一种理财行为,属于公司的经营管理范畴,不可避免地受到公司治理和契约安排的制约和影响。

一、公司治理:税务筹划的根本动力

公司治理就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并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一般地讲,公司治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图1所示):一个是公司治理结构,另一个是公司治理机制,两者共同决定了治理效率的高低。公司治理结构是治理公司的基础,公司治理机制通过治理机构发挥作用,公司治理效率来自于合理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完美结合。

(一)公司治理是一种契约关系

公司具有明显的契约性质,被认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契约的联合体,这些契约约束着公司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成本。公司治理是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以简约的形式规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约束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公司治理结构则是依据这些契约进行的组织安排,具体表现为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和功能的一种企业组织制度结构。这种制度安排也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行为,以及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实施管理、控制风险和分配收益等有关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科学决策

从法律意义上讲,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对公司拥有剩余索取权。作为人的经营者拥有公司的运营权,直接控制着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公司剩余。由于法人财产权和终极所有权的不一致性,从而导致经营者和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因此,建立以权力配置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结构用以制衡各方的权力范围与经济行为是十分必要的。但公司治理并不是为了制衡,因为制衡本身并不是保证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公司的有效运行依赖于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是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根本。因此,科学的决策不仅是公司的核心,更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公司治理结构远不能解决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建立在决策科学观念上的公司治理不仅需要完备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更需要治理机制的有效运作。公司的有效运作和科学决策不仅需要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内部监控机制的作用,还需要发挥证券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的外部监控机制的作用。

(三)公司治理推动了税务筹划

公司治理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保证公司管理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府政策、企业的规章制度,保证公司资产完整;二是要促使管理者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努力工作。毫无疑问,股东进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有效治理下的管理者有足够的动力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运行效率,增加股东价值。公司运行效率的提高依赖于两方面:一是生产经营活动效率的提高,二是财务管理效率提高。因此需要制定科学的企业财务战略提升股东价值,而税务筹划则是财务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税务筹划是通过税后收益最大化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而在这一目标实现过程中,必须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公司治理的功能与效用。

二、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税务筹划

在公司治理框架下开展税务筹划活动,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公司治理结构为税务筹划提供了环境基础,只有适应公司治理要求的筹划方案才能够得到实施,才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潜能。

(一)税务筹划的组织保障

组织结构是表现组织各部分排列顺序、空间位置、聚集状态,联系方式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为协调组织中不同成员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体系,有了组织结构,企业中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才能顺畅流动。组织是为战略服务的,是为战略任务的完成起保证作用的,这种地位决定了组织结构必须随着战略的调整而调整,不断适应战略任务的要求。同时,组织结构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起着制约作用。组织结构与战略之间的平衡发展,能够使企业的组织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有效支持企业的持续发展。

开展税务筹划活动,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保障。在企业内部,需要成立税务部或筹划部等类似组织机构,专业性的组织分工可以为筹划工作提供组织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税务部(或筹划部)一般应该独立设置,与财务部平行,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也可以直接隶属于财务部。在税务部(或筹划部)的设计过程中,要考虑筹划方案拟定、方案实施和涉税业务处理的明确分工与相互配合。

税务部(或筹划部)的工作体现在以下方面:(1)涉税法规的搜集与整理,为筹划方案的拟定和实施提供信息支持;(2)企业整体税负分析及财税风险防范;(3)涉税业务处理与税务绩效评价;(4)税务战略规划与内部税务计划;(5)纳税申报与税款缴纳;(6)纳税评估报告书;(7)筹划方案的拟定;(8)筹划方案的实施与评价。

(二)税务筹划的内部治理机制

在公司治理尤其是内部治理框架中,要设计税务筹划的决策机制、控制机制与供给机制。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防范风险,保证税务筹划方案的合法性,并保证筹划方案及时有效地实施。在公司治理框架中可以设立公司税务筹划内部治理系统,该治理系统可以由以下内容组成(如图2所示)。

此外,为了保障税务筹划内部治理系统能够有效运行,还应明确涉税环节各部门的岗位职能与责权关系。一个企业应设立税务部(或筹划部)主管(不同于办税人员)作为税务筹划内部治理的执行者,在税务部(或筹划部)中还应聘用若干筹划人员,并明确其岗位职责与权利。

1.税务筹划的决策机制与制衡关系

对于税务筹划的运作,可以明确授权并形成制衡关系,确保税务筹划决策和筹划方案的科学性,力避企业涉税风险和税务危机的出现。

税务筹划决策机制关注的是筹划决策权在公司内部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格局。由于公司治理的权力结构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并依次形成了相应的决策分工形式和决策权分配格局,因而筹划决策机制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层级制决策。

层级制决策的产生在公司治理中应被看作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的结果,公司治理结构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形成不同的权力边界,并使得每一权力主体被赋予不同的筹划决策权。税务筹划层级制决策有三个主要特征:(1)存在一个最高决策者;(2)权力边界清晰,每一决策层都清楚其权力范围;(3)下级决策服从上级决策。

按照公司治理机制,税务筹划运作的决策机制与制衡关系如图3所示。

2.税务筹划的控制机制

税务筹划的控制机制是保障税务筹划效果的一种实践运作模式,属于内部控制范畴。我们认为,税务筹划的控制机制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考察:

(1)内部税务计划控制。内部税务计划是税务部(或筹划部)根据企业纳税的特征和要求制定的一个纳税规划,是企业纳税活动的计划安排和税务筹划操作的工作指南。一般来讲,由税务部(或筹划部)制定的内部税务计划包括以下三部分基本内容:一是年度纳税计划,包括对纳税规模、支出结构、纳税期间以及税务筹划进行合理安排;二是内部因素变动分析,即对影响纳税支出和税务筹划的诸多因素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以防止因其变动而产生的税务风险;三是外部敏感性分析,对影响纳税支出和税务筹划的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纳税支出及筹划效果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行分析,以防止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税务风险。

(2)内部纳税会计控制。内部纳税会计控制是整个企业内部控制中的一部分,建立和完善内部纳税会计控制体制,定期核对账簿,可以提高涉税会计核算资料的可靠性;同时,内部纳税会计控制有利于引导税务筹划目标的实现,即通过协调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最大限度地规避税务风险,降低企业税负。内部纳税会计控制的目的是使纳税会计提供的资料真实、可靠,纳税活动遵纪守法。为实现这一目的,设计内部纳税会计控制制度时,应考虑到如何协调税务部与会计部及各业务部门,以及内部审计机构之间的关系。

(3)内部纳税管理控制。从税务角度看,内部纳税管理控制是指与纳税会计提供资料的可靠性没有直接影响的内部控制,如内部纳税检查、纳税程序控制、纳税申报控制等,这里重点探讨内部纳税检查。所谓内部纳税检查是指企业内部的独立人员对企业税款核算、税款缴纳情况所进行的检查。通过内部纳税检查,可以防止财税欺诈与舞弊行为,降低涉税风险。为了强化企业内部纳税检查,我们建议由税务部(或筹划部)与内部审计部门联合进行,这样可以保证内部纳税检查的公正性、公开性,同时又可以减少工作量。

(三)税务筹划的供给机制

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属于公司治理框架下的人,由于现实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其努力程度很难被委托人所观察和发现。同样,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税务部(或筹划部)的委托人,难以直接观察到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是否尽心尽力地开展筹划活动,对其筹划业绩也因筹划风险的存在而难以确定评价标准,这是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的根源。

1.税务筹划的风险分析

由于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变化的规则约束,税务筹划存在着风险。从我国税务筹划的实践情况考察,税务筹划主要存在两大风险:经营过程中的系统风险和税收政策变动风险。

系统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不能准确预测到经营方案的实现所带来的固有风险,即经营过程未实现预期结果而使筹划失误的风险。如果方案涉及筹资问题,则系统风险还包括财务风险。政策变动风险与税法的“刚性”有关,目前中国税收政策还处于频繁调整时期,这种政策变动风险不容忽视。例如,原来许多企业通过变相的“公费旅游”为雇员搞福利,避税现象严重,为弥补政策漏洞,国家规定公费旅游支出应视同收益分配扣缴个人所得税。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教授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经济行为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因此税务筹划的风险率可以表述如下:

税务筹划的风险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①

2.税务筹划的供求均衡机制

由于税务筹划风险的客观存在,筹划方案的供给动力不足。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性考虑,会尽量规避税务筹划风险,而规避筹划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去设计筹划方案。因此,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内部几乎很难产生理想的筹划方案,即使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筹划水平很高,他们也不愿冒风险去筹划。只有在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因提供税务筹划方案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为此而承担的风险时,他们才乐意提供税务筹划方案,如图4所示,在图中E0点②以上(含E0点)部分,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提供筹划方案所获得的收益大于(等于)其承担的风险成本,此时他们才有动力提供税务筹划方案。进一步分析可知,如果税务部(或筹划部)除完成日常税务工作外,还签约承担设计筹划方案,在这种契约安排下,他们所提供的筹划方案会位于均衡点(如图中E0点所示),即此时风险恰好等于收益。根据企业情况如果需要做更多的税务筹划时,则需求曲线会外移至D1,则必须在制度约束下提高他们的收益,即供给曲线向上平移,如图中E1点所示,在该点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获得的收益不变,但承担的风险增大,则筹划方案的供给动力不足,需要以提高筹划人员收益等激励方式使供给曲线上移,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三、税务筹划的最优契约安排模型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总和。詹森和麦克林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企业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所行使的税务筹划决策权以及筹划方案的拟定也是一种关系,只不过此时的委托人是企业管理当局③。

(一)税务筹划契约的优化

在现代经济契约中,有没有最优契约?我们认为,最优契约是不现实的,它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即使最优契约不存在,但可以实现契约的优化。一个不完全契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修正并需要重新协商。如果一个企业能产生最大化剩余或最大化效率,那么这样的契约无疑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因此,一个相对优化的契约应该满足以下条件:(1)委托人与人共担风险;(2)契约的报酬结构因履约结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人与委托人的契约签订行为具备重复博弈模式,即当供给和需求不平衡时,保留委托双方都拥有重新签订或修改契约条款的权利,直至契约所约定的价格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重新订立并最终实现供需均衡。

从契约的约束机制分析,越是条款详尽、权责明晰的契约越具有约束力,所以,在制定税务筹划契约时,总经理应与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签订协议书或保证书,由后者承诺协议期间其工作成效,并制定规范的工作计划书,以此实施有效的合同约束。但从契约的协商机制分析,签订较为完备的税务筹划契约需要付出更多的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成本、协商成本、签约成本等),因此追求完备的契约安排并非最佳选择。

(二)履约成本最低化的契约安排模型

对诱导性筹划契约的制度安排,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1)履约的监督问题。如何区分履约中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故意不履约是监督人履约状况的关键。在履约过程中,对人努力程度的观察和度量是很困难的,其度量费用是很高的。这些度量费用构成了履约监督成本的一部分,所以履约的监督成本是极为昂贵的。(2)履约的激励问题。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契约当事人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就造成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基于契约天然具有不完全性的特征,就需要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以对付契约条款的不完全性,并处理由不确定性引发的有关不履约的风险。

考察履约的监督与激励行为,可以发现,履约的监督行为与激励行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即要达到如期如约履约的话,当监督行为比较有效时,完全可以减少激励行为甚至取消激励行为;反过来,当激励行为比较有效时,也完全可以减少监督行为甚至完全没有监督行为,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所对应的履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有着此起彼伏的微妙关系。所以,对于诱导性契约的制度安排,关键是在履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履约监督成本与履约激励成本的关系如图5所示,图中支出效用曲线S上的每一个点对于履约的效用都是无差别的。对于支出效用曲线,在一系列履约成本预算线中,总有一条会与之相切,则该切点为履约成本④最低点。

四、诱导筹划行为的契约安排与治理模式

(一)契约不完备性与道德风险

科托威茨(Y.Kotwitza)认为,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道德风险源于委托人和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人的某些行为是隐蔽的,很难被委托人所察觉和提防,在委托契约中难以反映和应对。另一方面,委托掌握的某些信息只根据自己占有的为限,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关他们之间的风险分担,会引致道德风险问题。

道德风险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委托人与人的合同订立和实施障碍。一方面由于签定详细而完备的合同所需费用高昂,而且合同订立者无法掌握充分信息,合同实际上难以穷尽未来事项。另一方面合同实施费用和其他限制也使得道德风险不能避免。⑤在公司治理中,为了正确处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以降低成本和道德风险,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建立一套对人的激励机制,使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避免隐蔽、偷懒和机会主义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二)多元化激励:一种有效的税务筹划治理模式

基于委托框架下税务筹划契约之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税务筹划需要纳入公司治理的框架内寻找有效的治理模式。公司发展的动力源于公司各利益主体在公司统一目标下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和动力,因此税务筹划也必须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把筹划人员的利益同股东利益适当地结合起来。持续而有效的激励手段是筹划人员进行税务筹划的内在动力。对于高智力性劳动强度和难度集于一身的税务筹划活动,可以采用产期产权激励、竞赛机制、利益分享计划、荣誉激励机制等多种激励手段相结合的多元化激励模式。

1.长期产权激励

产权激励机制表现为向税务筹划人员转让部分产权,使税务筹划人员拥有企业股份而成为企业所有者,拥有对企业剩余的分配权。美国公司按照长期业绩付给经理人员的激励性报酬所占比重很大,其形式采用购股证、股票期权和增股等。税务筹划人员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后,企业价值的变化直接影响税务筹划人员的财富,这无疑是对税务筹划人员强有力的激励,而且这种激励是长期而持久的。作为公司股东的税务筹划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合理的税务筹划来减少企业的税费支出,用以增加企业的价值。

2.竞赛机制

以职务晋升为基础的激励体系类似于一个竞赛。在一名员工的早期而言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更高职位,但是当晋升机会减少时,成功的竞争者得到的报酬增加了。在税务筹划人员中实行竞赛机制,也可对税务筹划人员维持持久的激励。首先,当税务筹划人员的能力相同时,竞争机制完全可以在全体人员中根据他们的能力来维持对他们的激励。如果他们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则竞赛机制有助于发现人才,对有才干的税务筹划人员进行激励,可以使企业获得最优税务筹划方案。

3.利益分享计划

实现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使经营者获取与其经营企业所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利益,同时又要经营者承担相应的风险与约束。对于税务筹划人员来讲,就是要使税务筹划人员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利益。一个具体的办法就是让从事该项筹划工作的人员享受企业通过税务筹划获取的部分额外收益,该部分收益应该至少和其从事税务筹划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承担的风险相当,以此来激发税务筹划人员从事税务筹划的积极性。

4.荣誉激励机制

在公司治理中,除了物质激励外,还有精神激励。对于公司税务筹划人员而言,良好的职业声誉一方面可以获得社会的赞誉,产生成就感和心理满足;另一方面,现期货币收入和声誉之间有着替代关系,良好的声誉意味着未来的货币收入。税务筹划人员出于对声誉或财富的追求,有做好税务筹划的主观要求。因此,对优秀的税务筹划人员给予必要的精神奖励,也是有效的激励模式之一。

五、结论

基于委托关系的契约安排和公司治理相互配合,影响和制约着税务筹划在企业微观层面的运作,也决定着税收筹划运作的效率。可以说,在权力制衡、成本约束、行为博弈角度,契约安排、公司治理对税务筹划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极为微妙的。我们通过研究得出关于税务筹划契约的以下结论:

(一)在税务筹划的治理机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建立一套对人的激励机制,以规避人的隐蔽、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针对税务筹划问题,但我们并不强调与激励机制相对应的监督机制,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税务筹划在企业现行环境与状态下,筹划方案往往是供给动力不足,这决非监督机制所能奏效;二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设计并运行一种监督机制,其成本是极为昂贵的,可能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二)契约的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从契约的签订角度分析,达成一份完备的税务筹划契约需要付出更多的签约成本,追求完备的契约安排可能并非最佳选择;从契约履行的监督角度分析,契约的监督成本因信息不对称和契约天然的不完全性而极为昂贵;从契约履行的激励角度分析,契约天然需要激励成本的支持。上述与契约相关的三个成本中,契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而契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之和又与契约的签约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实际上,通过逐步分析契约的一系列相关成本,总能够找到契约总成本⑦的最小值,这也是经济学所追求的最优化目标。

(三)税务筹划最优契约可能是不存在的,但税务筹划契约可以优化。一个不甚完美的契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修正并逐步得到优化。我们认为,一个相对优化的税务筹划契约必须具备重复博弈模式,即当供给和需求不均衡时,保留委托双方都拥有重新签订或修改契约条款的权利,直至订立新的契约并达到博弈均衡,此时也恰好达到供求均衡状态。

注:

① 无风险报酬率一般可以根据国债的利率或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率确定;对于税务筹划活动而言,风险报酬率的确定则取决于筹划者的职业判断。

② E0点为供给曲线S0与需求曲线D0的交点。

③ 新的均衡状态即为E2点,系供给曲线S1与需求曲线D1的交点。

④ 更确切来讲,最终委托人是股东,管理当局只是受托担任具体委托人。

⑤ 在这里,履约成本只考虑履约监督成本与履约激励成本,即履约成本=履约监督成本+履约激励成本

⑥ 李维安:《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2

一、本书的核心思想

(一)税务筹划的本质

盖地教授认为,“一部税收史,同时也是一部税收抗争史。”纳税人的税收抗争意愿实际上就是税务筹划思想。税务筹划本质上是一种企业理财行为,应该与企业财务目标并行不悖,或者说,应该服从、服务于企业财务目标。但税务筹划同时也与会计系统紧密相联,可以视为“根据税法中法律法规的课税标准确认核实范围,并且将其数量化的一种会计核算体系”。

(二)产权框架下的税务筹划思想

科斯定理揭示了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及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产权关系影响着企业边界和企业税负。因此,产权安排对税收筹划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影响税收负担,其根源在于交易费用的变化依赖于企业边界的变化,而企业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安排的,产权调整、产权交易都会引起企业边界的变化。而税收筹划通过对企业规模、产权结构及组织形式等的调整,做出适当的税收安排,就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边界的变化微妙地影响税收。

产权安排的实质是对财产权利的分配,产权安排的调整有多种方式,其中对税收及税收筹划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定条件下的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导致产权安排发生变化的最典型的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是企业并购、企业分立以及组织形式选择等行为。企业并购、企业分立或组织形式调整都是资源优化配置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产权关系,甚至还会打破原来的企业边界,实现资产的转移及产权结构的变化,而资产的转移和产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和税收筹划战略。

(三)税务筹划的治理模式

基于委托关系的契约安排和公司治理相互配合,影响和制约着税收筹划在企业微观层面的运作,也决定着税收筹划运作的效率。可以说,在权力制衡、成本约束、行为博弈角度,契约安排、公司治理对税收筹划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极为微妙的。在税收筹划的治理机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建立一套对人的激励机制,以规避人的隐蔽、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

税收筹划契约的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从契约的签订角度分析,达成一份完备的税收筹划契约需要付出更多的签约成本,追求完备的契约安排可能并非最佳选择;从契约履行的监督角度分析,契约的监督成本因信息不对称和契约天然的不完全性而极为昂贵;从契约履行的激励角度分析,契约天然需要激励成本的支持。上述与契约相关的三个成本中,契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而契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之和又与契约的签约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实际上,通过逐步分析契约的一系列相关成本,总能够找到契约总成本的最小值。

(四)税收契约的签订与税收筹划

利用税收契约开展税收筹划,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政策性税务筹划,即从税收契约签订的源头上进行筹划,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变革性的税务筹划模式。一般政策性税务筹划适用于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另一种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关系变革下的税务筹划,一般需要重点筹划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债权人、股东、管理层及职工之间的税收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满足节税需求的税收契约。因此,税务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企业契约各方的经济利益。

(五)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

在税务筹划中,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是相生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税收优化都会产生一定的非税成本,而非税成本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税前收益。因此,税务筹划需要纳税人必须在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之间进行选择。

二、本书的方法论价值

作为一本关于税务筹划理论研究的前沿性著作,以规范研究为主,采用演绎、归纳、伦理和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对税务筹划的多个前沿专题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了税务筹划研究的理论结构和基本框架,并应用于税收实践。正如盖地教授在前言中所述:“需要对税务筹划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用于指导和规范税务筹划实务。”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3

一、南亚各国的流转税政策

企业在某个国家投资经营,无论盈利与否,首先需要就经营收入缴纳流转税。流转税有增值税和销售税两种。一般来说,增值税实行价外征收,销售税实行价内征收。南亚各国流转税政策,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巴基斯坦、印度和马尔代夫没有实行规范的增值税制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实行规范的增值税制度,且其基本税率均为15%。孟加拉国有低税率,斯里兰卡没有低税率。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设置了免税项目。

二、南亚各国的公司所得税政策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影响企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是受资国的公司所得税政策。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不仅要理解公司所得税税率、资本利得,尤其股权转让利得的征税规定、亏损结转期限规定等基本内容,还要掌握境外收入纳税规定、转让定价和资本弱化等限制规定。南亚各国的公司所得基本规定,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公司所得税税率低于25%的国家只有马尔代夫,其他南亚各国的税率均不低于中国的法定税率25%,并且,南亚各国对小企业均没有低税率。马尔代夫对资本利得不征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资本利得视同经营所得正税,印度和孟加拉国对资本利得设有低税率征税。就亏损结转来看,南亚各国实行有限期后转的较多,但斯里兰卡实行无限期后转,马尔代夫无亏损结转规定。阿富汗和斯里兰卡对每年结转的亏损额有严格规定。

为进一步反映南亚各国对居民公司境外已纳税抵免规定、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及资本弱化的限制规定等涉外内容,现将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对居民公司在境外已纳税实行限额抵免的国家较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只限于税收协定国实行限额抵免,马尔代夫对境外收入免予征税,就不存在抵免的问题。对转让定价管理比较严格的是印度和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对转让定价无要求,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斯里兰卡有独立交易原则要求,到(除印度和孟加拉国以外)其他南亚国家投资,中国母公司出售或投资给子公司的原材料、设备和技术,可以从高定价,以降低所在国的公司所得税。到印度和孟加拉国投资,中国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应控制在国际市场价格的范围内,以免于遭受反避税调查。南亚各国中,只有巴基斯坦有明确的债务权益比例要求,其他南亚国家对资本弱化没有要求或只有税前利息扣除限制。所以,中国企业到南亚投资,应多采取债权融资,少进行股权融资,以规避所在国的公司所得税。

三、南亚各国的预提税政策

中国企业在投资国赚取利润后分回中国母公司,或海外分公司赚取利润汇回中国总公司,以及取得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费、管理费及其他各种款项,都涉及预提税。已经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相互给予预提税优惠,降低了预提税税率。没有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则按照其国内法规定征收预提税。南亚各国股利和分公司利润汇回预提税政策及与中国协定的预提税税率,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与中国尚未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阿富汗、马尔代夫和不丹,中国企业到这3个国家进行投资,预提税按照其国内税法规定执行。到其他南亚国家投资,中国企业应提交相关资料,申请享受中外税收协定中的优惠税率。

对表4进行分析可知,马尔代夫对股息和利润均不征收预提税,印度对分公司利润汇出不征收预提税,对股息分配公司征收股息分配税,股息分配税无法通过股权架构设计消除或降低,因此,投资马尔代夫和印度不必进行股权架构设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向中国支付股息,协定税率均为10%,向中国支付分公司利润,则协定免税,因此,投资这4个国家设立分公司可减轻税负;设立子公司,则要多缴纳一道预提税。

利息和融资费用,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费,管理费,租金和工程款等,也可能涉及预提税。表5列示的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政策及与中国协定的预提税税率。

由表5可知,对利息不征收预提税的只有马尔代夫,对技术费不征收预提税的只有斯里兰卡,投资斯里兰卡应通过签订技术转让合同进行税务筹划。从利息预提税角度看,各国协定税率均为10%,南亚项目进行融资,应设计合理的融资架构,以减轻利息预提税。

四、投资南亚的税务筹划

考虑到南亚国家的公司所得税和股息预提税规定,若在这些国家的全资子公司将税后利润全部汇回中国母公司,在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下,其境外经营实际税负低于25%的只有马尔代夫(15%/免),到其他南亚国家投资,实际税负均高于中国境内税负。因此,建议到南亚投资的中国企业投资前期就应进行税务筹划,以降低海外税负。

(一)充分了解当地税收优惠政策

如巴基斯坦对发电项目,免征公司所得税;自2016年6月30日起,对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和相关设备生产,免征公司所得税;对农产品冷链运输和仓储免税3年;2015~2018年建立的电力输送项目,免征公司所得税10年;移动电话生产企业,免征公司所得税5年。

(二)进行股权架构设计和债权融资来源设计,降低预提税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4

关键词:涉税风险;税收筹划;防范策略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4-0091-05

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5月颁布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其目的在于指导大企业开展税务风险管理,防范税务违法行为。企业做大做强,税收策略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管理中重要的、关键的因素。税收筹划是十分复杂的专业技术,在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涉税风险。

一、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界定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理财和组织结构设置等经济业务或行为中的涉税事项,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纳税方案进行事前选择和规划,利用税法给予的对自己有利、可以选择的优惠政策和税收弹性空间,选择合适的纳税方法,为实现最小合理纳税而进行的设计和运筹,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税收筹划是经济环境和税收环境的伴生物,纳税人经营环境存在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以及税法随经济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及本质具有的“刚性”,决定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时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表现为筹划方案失败、筹划目标落空、偷逃税罪的认定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和成本的可能性。因-而,税收筹划涉税风险是指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法规定,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

二、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成因

1.企业边界模糊化趋势

企业边界是指企业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规模经济在于降低单位产出成本,而范围经济在于突出核心能力专业化生产的同时,兼顾各项活动的多样化,多项活动共享一种核心专长,从而导致各项活动费用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组织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动态化,在新的条件下,企业边界更是表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1)职工培训费用――工资薪金的弹性标准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按照此规定,企业税前扣除的职工培训费用,受合理薪金总额的限制。而合理薪金总额的确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9]3号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税务机关按照“企业制定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企业所制定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薪金的调整是有序进行的以及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原则对工资薪金的合理性进行确认,由于确认标准的弹性,则可能存在征纳税双方对工资薪金总额确认的差异,进而导致以此为基础确定的职工培训费用的差异,使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在发生当期不能完全扣除,带来边际成本的风险。

(2)期权激励计划――权益工具按未来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又称股份支付,包括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含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职工期权激励)和现金股票增值权的股份支付。股份支付交易与企业同其职工间其他类型薪酬的最大不同:一是交易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即股份支付中金额高低取决于结算时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二是具备完整、有效的股份支付协议。

一般而言,企业在股份支付协议中约定员工在企业服务要达到的最低盈利目标或销售目标或上市公司股价上升至何种水平,当条件符合时,企业在员工服务的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的权益性股份支付,按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成本费用及资本公积,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的权益性股份支付,按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的公允价值计人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对于现金增值股票的股份支付,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权益工具的价值,并计入成本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行权日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期权激励计划,由于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就税法而言应视为属工资薪金涉税事项,不仅涉及企业所得税问题,而且涉及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在企业进行所收筹划时,风险主要来自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确定的因素,包括期权的行权价格、期权的有效期、标的股份的现行价格、股价预计波动率、股份的预计股利和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等,特别是股价预计波动率和股份的预计股利,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而大多数企业往往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还在于税法在行权日确认工资薪金的扣除,企业基于权责发生制计账基础,在服务的等待期内分期确认股份支付,由此带来确认时点差异风险。

(3)吸收合并――目标公司的道德因素及亏损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企业边界的扩张,税收上主要表现为税收环境和税收要素的改变,如税率、纳税地点、纳税时间、纳税环节和纳税主体等,其主要目的在于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多的企业在于利用被合并企业亏损弥补政策。按照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是否同受一方控制,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财税[2009]59号《关于企业债务重组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合并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同时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由此导致同一控制下企业吸收和合并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需要将按原合并时点被合并企业合并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以便确定成本费用,而公允价值的确定受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的影响,被合并方亏损(合并差额)直接冲抵合并企业股东权益;而非统一控制下吸收合并,支付对价大于被合并方合并日净资产的差额确认为商誉,不得从以后各期收入中收回,企业处置时直接从处置净收益中扣除,因而存在丧失货币资金时间价值风险。同时目标公司欠税、偷税事项引发因第三人行为导致的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4)跨区经营――公共权力约束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边界模糊化趋势,打破了区域边界,为跨区经营提供了条件。但公共权力具有对企业的强制约束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直接干预

在公序良俗范围内运作的企业行为,但不能排除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个量调控。企业既要承受政府的行政手段,也要面对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既要关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要关注政府的微观调节政策。企业执行或顺应政府的相关政策,就会得到鼓励,促进发展;不执行或违背相关政策,就会受到惩罚,丧失既得利益甚至失去生存权力。公共权力对企业边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行为上。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行为,从而影响其边界,如政府特许及管理限制了企业的扩展;政府也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进行调控,达到限制或鼓励企业扩展的目的,如货币供应、税收、利率和价格管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以及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约束。

公共权力通过税收手段约束企业边界扩张,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和跨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上。税收优惠其本质为隐性税收(节约现金流出),按照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为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以及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进而带来5档所得税差别税率,特别是用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固定资产,可获得加速折旧的财务政策支持,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税收支出直接表现是企业现金流出,本质上是企业经济效益的减少,正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企业在企业边界扩张上有可能丧失持有税收优惠投资而减少收益率的风险。

总分支机构跨区经营所得缴纳的所得税,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就地预缴的所得税按照汇总计算的所得税及资产、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因素权重0.35、0.35及0.3分摊,汇算清缴在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从国家宏观角度看,无论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还是分别纳税,总税收收入是相同的;在分税制下,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课税权在层级政府间划分,将导致盈利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而亏损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税收收入增加,造成地区间税收不平衡,由此导致辖区“本位”主义和恶性税收竞争,拉大地区差别;从企业整体看,由于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可利用分支机构亏损弥补抵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微观税负,获得税收优惠的隐性税收,但在税收筹划时,基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有可能承担在异地经营组织形式选择而丧失利用亏损抵税的风险。

(5)控股合并――特别纳税调整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通过控股合并扩张企业边界,主要表现为通过集团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引起成本的节约,为获取节税效应往往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资金转移等手段进行税收筹划。内部转移价格包括市场价格、协商价格、双重价格和成本转移价格等类型,具有一定的弹性,正是内部转移价格的弹性特征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表现为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转移利润);而内部转移价格税收筹划方案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与其关联方的业务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如不符合,按现行税法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惩罚、交易净利润法和利润分割法等方法调整,对关联方交易特别纳税调整的,应当对补征的税款,自税款所属纳税年度的次年6月1日起至补缴税款之日止的期间,按日加收利息(利率按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且加收的利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根据企业所得税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而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所发生的利息支出,既受税法防范资本弱化对债权性投资额(金融企业债权性投资占权益性投资比例为5:1,其他企业债权性投资占权益性投资比例为2:1)的限制,也受利率的限制。如果企业所选择的方法不符合税法规定,将遭受补税及支付高额罚息的重大损失。

2.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会计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负债表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负债在未来均将转化为收入和费用),税法以利润表为基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利润表法)。虽然会计与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不同,但都以利润为依据。利润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对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这为企业通过会计政策调控利润提供了可能;也正是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进行税收筹划能否达到降低实际税负的目的,往往取决于税务机关的认定。企业对交易或事项选择的会计政策,在一定前提下可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或会计估计变更;而税法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对有些会计政策的选用往往带限制性条件,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或缩短折旧年限(技术进步或产品更新换代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或强腐蚀的固定资产)。企业通过会计政策进行的税收筹划,如得不到税务机关的认可,当期因选择会计政策少计的收入、多计的成本费用在次年所得税清算时需进行所得税纳税调增,而因选择会计政策少计的成本费用不得列支。因而,不恰当地选择会计政策不仅不能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

3.税法的动态性

税收筹划行为是企业行为,由税法引发并受契约规范。企业基于利益的驱动,能动地运用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易于发现税收政策的漏洞;随着税收筹划行为的推陈出新,税收环境也将不断地推陈出新,税法具动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筹划与动态的税收相关法律政策是征纳双方博弈行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与税收政策的制度缺陷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断调整税收筹划空间;企业则不断地发现和利用税收政策提供的税收筹划空间制定新的筹划方案。税收筹划具有长期性和计划性,由于税收政策不断的变化的动态性特征,使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风险。

4.“会、税”原则的差异性

我国目前采用财税分离的纳税模式。在该模式下,会计强调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重视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公允的财务信息;税法强调为纳税目的服务,重视向税务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纳税则在财务会计核算的基础上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基于财税分离的要求,产生会计与税法在对企业发生的具体交易或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和纳税处理采用不同的原则,其差异性表现为:会计的“资产负债表观”和税法的“收入费用观”导致资产和负债计量产生差异,会计以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现值等),而税法强调历史成本计量;会计完全的“谨慎性原则”和税法的部分的“谨慎性原则”;会计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和税法不完全“权责发生制原则”,如资产损失的处理等等。对这些差异的理解可能存在征纳双方的认定差异,使税收筹划可能产生涉税风险。

5.企业内部税收筹划涉税风险防范意识的缺失

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管理者的经营意识和风险观念,还涉及财务人员及其他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历。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经营管理者在税务问题处理上不是以税法为准绳,认为靠和税务机关处理好关系解决税务问题远甚于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对税务管理工作不重视,企业没有配备专门的办税人员;财务人员既是会计又是办税人员,由于税收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繁杂和频繁变更,受自身业务素质的限制,对有关税收法规和会计政策理解差异,虽然主观上没有偷税的愿望,但在税收筹划行为上没有按照有关税法规定去操作,就会形成企业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综上所述,因税收筹划行为具有的主观性、条件性及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的认定差异等导致税收筹划存在一定的涉税风险。

三、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防范

1.完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涉税事项的认定差异

(1)严格界定税收筹划性质,实现税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

企业扩张需要资金的支持,站在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在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前提下,免费资金获取的最佳途径即利润(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使得企业具有强烈的节税愿望。正是企业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的精心谋划和安排以达到获取最大节税利益的愿望,国家才可能利用税收杠杆来调整纳税人的行为,实现税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因此,税收筹划实质上是纳税人对税法做出的合理的、良性的反应,有助于促使税制和税收征管在法制化轨道上的运行,从另一层面上说,税收筹划的客观效应是为国家完善税收环境提供微观支持。

(2)支持税法框架下的税收筹划,完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税收筹划健康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及弹性空间赋予了企业合法进行税收筹划的权力,因此,国家通过有效的途径给予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引导和支持,使税收筹划朝着良性轨道发展。一是完善税收制度,适时出台规范税收筹划的法律法规。税法应简单、明了、便于理解,税收条款可操作性要强,而弹性要弱,使得企业知道何为合法行为,何为违法行为,同时税法要把对纳税人自由处理的权限降低到最低权限,以便企业税收筹划。二是加强对税法的宣传和税法模糊性条文的诠释,帮助企业正确理解税法精神,抑制人情税收和税收关系筹划。三是建立税务机关信息共享制度。通过建立税务机关信息共享制度,可以互通大企业(集团公司)尤其是跨区经营的大企业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定价制度、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资产调整和置换(投资)信息,促进大企业合理、合法地进行税收筹划。

2.健全企业所得税协调机制,提高经济的区位效率

跨区经营所得税征收管理体制对生产和贸易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目前跨区经营的所得税分配方法,仍存在地区间税收收入的差别(所得税汇算清缴所得税收入的40%归属总部所在地政府,就地预缴存在有利润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所得税收入少,无利润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有所得税收人),这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性和错位性配置,降低了经济的区位效率。政府通过完善所得税协调机制,可有效地避免资源的盲目移动,提高区位经济的效率。

3.树立依法筹划理念,杜绝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税收筹划需要企业管理层多方协调与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将税收筹划涉税风险防范与控制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加以统筹、规划与管理,协调企业财务风险与税务风险管理的关系,树立依法筹划理念,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目标。

4.化解企业购并、关联交易业务流程隐含的潜在风险,避免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企业边界扩张,其购并、关联交易等业务隐含着巨大风险。购并前应严格审查目标公司的纳税资信情况,对目标公司欠税、偷税事项做出评估,以避免因第三人行为造成税务风险;对于关联交易,应制定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并报税务机关备案,同时与税务主管机关签订关联交易定价预约协议,防范特别纳税调整。对于关联企业间债权性投资,事前确定债权性投资占权益性投资比例,正确确定交易价格(利率)消除税法对资本弱化限制的规定。

5.借力纳税评估,建立税收筹划涉税风险预警机制,降低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纳税评估师税务机关运用纳税人的会计信息计算收入、成本和费用、利润和资产累计各种税金微观税负指标,与预警值比较,借以判断纳税人的收入、成本、费用的合理性,实现对纳税人的监控,为税务稽查奠定基础。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充分了解纳税评估指标,将税收筹划涉及的财务指标与纳税评估指标预警值比较,在预警值范围内,该税收筹划不存在较大涉税风险;超过预警值,应放弃该税收筹划方案或重新构建税收策略。

6.提高涉税人员业务素质,恰当选择会计政策,提高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可控性

提高企业涉税人员素质是有效防范和降低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基础。企业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利用税务机关税法培训(宣传)和会计后续教育等多种渠道,帮助涉税人员加强税法、会计知识的学习,了解、更新和掌握税法和会计新知识,提高规避税务风险的能力。同时,选择有利于企业获得税收利益的会计政策(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折旧政策、租赁等)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消除事后税务机构对涉税事项的纳税调整。

7.建立与健全企业组织机构,规范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管理

(1)设立专职税务管理人员

税收筹划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筹划人员具备税法、会计等相关专业知识,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业人员。税务专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规避税务风险。专职税务管理人员除纳税管理外,最主要的职责是筹划最优纳税方案,实现最大可能的节税。

(2)企业与税务机关密切联系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5

明确税务战略

集团公司重组中应当合理架构集团下属公司的税务流程,主要关注以下三点:第一,降低纳税风险,特别是集团公司内部有上下游关系的公司,应当制定合理的内部交易价格,防止价格异常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关联交易;第二,合法节税,特别应当避免集团内部相互提供劳务或产品时容易出现的重复缴纳流转税的情况;第三,提高效率,避免过于复杂的税务流程,容易造成额外增加人力成本,并出现错误。

提前设计税筹方案

实践证明,无论事前、事中、事后的税收筹划,都应是超前的。首先要从时间上考虑税收筹划的超前性,尽快地进行前期调查和方案设计。事前主动地设计税收筹划方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建议企业提前安排整体税收筹划事宜,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公司上市前,财税工作是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2.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后,需要密切关注和研判与之相配套的税收新政,并尽早制定相应的对策。在政策调整之际,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新税法所体现的政策导向,及时调整投资行为。

3.充分利用有利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如投资的税收优惠,应予以密切关注。

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税收筹划的实质就是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纳税人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减少纳税错误,用足用活税收优惠政策,灵活地把握和运用税收政策差异,获取最佳的、合理的筹划方案,并取得可观的节税效益和合法收益。

5.前期的涉税准备工作,复杂且工作量大。包括收集税收政策法规、制订方案、人员组成、双方配合、事前调查研究、同税务机关沟通等。

关注上市前税务问题

资本市场相当重视企业的税务问题,特别是历史遗留、企业重组、转让定价三个方面的问题。企业在上市之前应当选择资深的财税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整体的税务健康检查,对企业以前的税务风险进行清理。设计最优的公司架构,让企业的税负降到最低,运营效果达到最佳。

历史遗留:企业上市之前一般要接受审计和信贷方面的调查,被调查出来的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处理掉,特别要关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是否合乎税法的相关规定,否则企业无法实现“干干净净”地上市。

企业重组:企业上市前遇到的最重要的税务问题应该是重组中的税务问题。企业重组可能会涉及股权或者是资产的剥离、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税务问题。这些税务问题很多情况下是时间的差异问题,比如说资产的转移。资产的转移如果是价值性的转移,那么要在以后的纳税期进行抵扣。对上市公司来说,如果因为要上市或重组而使得纳税时间点前移,对企业的税务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应该谨慎处理。

转让定价:在公司经营业务当中,通过分割业务,把利润划分在不同的主体中时,会涉及转让定价。企业在进行这些安排时,必须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并符合税务机关的评估和检查要求。

另外,一些企业在海外上市前,为了规避更多的监管,会选择搭建一个跨境的公司架构的安排。这些安排因牵涉跨境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利益,而可能面临反避税调整。因此,这些企业不仅要关注本国的税法,还要关心国际税务问题。特别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我国对跨境非经营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企业传统的搭建跨境多层结构来间接规避实际运营主体公司的所得税的方法,在新税法中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约束。最近一两年已有相当多的案例,企业应该引以为鉴,多关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关于纳税调整的相关规定。

及早预见财税政策法规调整方向

成功的筹划,需要在现有法规限制的范围内寻找筹划空间。比如,要为企业筹划一个年终红利分配方案,就应该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理念,确定分配关系,适当考虑员工劳动分红,尤其要考虑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如果囿于现行《公司法》“谁投资谁受益,不出资不受益”分配理念的限制,只考虑股东利益,不考虑人力资本收益,这样的分配方案不是最优的。税收筹划要及早预见法规调整方向,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经济的活跃性、超前性与法律稳定性、滞后性的矛盾。税收筹划的超前性,决定了税收筹划的高风险性。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把握程序上的合法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操作风险。

提前运用法律规范管理制度

在中国企业的管理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情感色彩,企业成为员工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随之产生了友情化的企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迫使税收筹划过多地考虑当事人的情感理念,而忽视引入法制化的制度理念。正确的做法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处理涉税诉讼、行政复议事项时,既要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情感理念,又要按法律程序办事。商讨问题时提前考虑法律规范,然后再考虑情感因素,这样便于沟通,易促使双方达成统一协议;在程序上应提前考虑法律因素,以防范风险。

具体运作上要有预见性

运作上要超前,税收筹划要体现于实际工作中,妥善处理“情、理、法”的关系,摆脱固有理念的约束,用新的“情、理、法”理念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实现产权清晰是企业改革的一个老问题,在处理产权问题时,操作上必须有预见性。面对这种情况,对民营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既要从“情”和“理”上考虑,对民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予以理解,更要从法律要求的角度,对民营企业的“土制度”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防范涉税风险,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上市公司的设立条件比较严格,程序比较复杂,需要注意许多涉税问题。因此,集团公司最好设置税务总监职位,或是聘请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做税务顾问,对日常涉税事项进行规范的、有效的、合法的处理。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6

[关键字]上市公司,薪酬激励,税收,筹划

目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在设计员工薪酬激励体系时,往往忽视纳税问题,致使公司虽投入了大笔资金,却往往达不到设想的激励效果。对纳税人而言,纳税是义务、少纳税是错误,不纳税是违法、多纳税是失误。而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体系庞杂,内容繁多,税收筹划的空间逐渐增加,有必要在现行税收政策体系框架内,对各种各种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薪酬激励进行纳税筹划。实施整体薪酬策划有助于帮助公司规避纳税风险,策划的前提是公司薪酬方案必须使公司按照税法的规定纳税,抛弃个别公司惯用的偷税手法;有助于使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更加规范、完善;有助于使公司、职工的税负降低,税后收益增加。

下面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主用的薪酬激励体系的税收问题和筹划思路,逐一进行分析。

一、业绩股票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业绩股票是股权激励的一种典型模式,指在年初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业绩目标,如果激励对象到年末时达到预定的目标,则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或提取一定的奖励基金购买公司股票。业绩股票的流通变现通常有时间和数量限制。激励对象在以后的若干年内经业绩考核通过后可以获准兑现规定比例的业绩股票,如果未能通过业绩考核或出现有损公司的行为、非正常离任等情况,则其未兑现部分的业绩股票将被取消。

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所得为有价证券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票面价格和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在业绩股票激励模式下,第一,如果公司核心员工得到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如为干股,即仅根据所授予的股份参与分红的权利,在干股的授予当期,核心员工不用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待到公司分红时,确认红利所得的实现,按20%的税率由公司代扣代缴。自2005年6月13日起,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第二,如果公司核心员工得到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如为拥有表决权的,暂时封存的股票,在股票授予的当期,被授予人应按照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的股票当前市价,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由于业绩股票具有年薪或年终奖金的双重性质,实务中可以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安排;待到公司分红时,确认红利所得的实现,按20%的税率由公司代扣代缴。第三,如果授予人将所持有的股票流通变现,则在变现的当天确认财产转让所得,我国目前对个人买卖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取得的所得,应按税法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依法缴纳税款。

二、股票增值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给予激励对象一种权利:经营者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但不拥有这些股票的所有权,自然也不拥有表决权、配股权。按照合同的具体规定,股票增值权的实现可以是全额兑现,也可以是部分兑现。另外,股票增值权的实施可以是用现金实施,也可以折合成股票来加以实施,还可以是现金和股票形式的组合。

第一,公司员工获取股票增值权时,因其没有收益的实现,不用确认所得的实现。第二,当公司员工获取的股票增值权实现时,根据实现方式,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由于股票增值权的实现具有年薪或年终奖金的双重性质,实务中可以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安排。由于可以设计兑现的比例,进而可以根据不同员工的收入特性,进行税收筹划的安排;另外,股票增值权的实施可以是用现金实施,也可以折合成股票来加以实施,还可以是现金和股票形式的组合。

1.如以现金实施,则应在实施的当天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按国税发[2005]9号文的规定计缴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此方案的税负仍然比较高,员工的税后所得较低。

2.如折合成股票来加以实施。则应在实施的当天按股票的市场价格,按“工资薪金”所得确认收入的实现,计缴个人所得税,税负较高,员工的税后所得较低;但该员工买卖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弥补一部分税金支出,提高员工的税后所得。

3.如以现金和股票的组合形式实施,则可以大大提高税收筹划的适应性。

三、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股票期权作为公司给予经理人员购买本公司股票的选择权,是公司长期激励制度的一种。持有这种权利的人员可以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在受权以后的约定时间内购买股票,并有权在一定时间后将所购的股票在股市上出售,但股票期权本身不可转让。

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下,按财税[2005]35号文的规定计缴个人所得税。由于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下,收入的实现时间,实现水平取决于“行权日”、“行权日股票市价”和“授予价”的设计,税收筹划的空间较大。公司可以选择有利的“行权日”、“行权日股票市价”和“授予价”进行筹划。

四、虚拟股票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虚拟股票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激励对象可以据此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收益,此时的收入即未来股价与当前股价的差价,但没有所有权,没有表决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

由于虚拟股票实质上是一种奖金的延期支付,虚拟股票兑现人应于兑现当天按其实际取得的收益全额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五、业绩单位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业绩单位模式与业绩股票模式完全相同,只是价值支付方式有差异,受让人得到的是现金,而不是股票

在现有施行业绩股票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中,有部分企业由于对国内二级市场走势并不看好,将激励模式从业绩股票改为业绩单位的也有一些。相比而言,业绩单位减少了股价的影响。

在业绩单位激励模式下,由于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是现金,应在收入现金的当期按国税发[2005]9号文的规定,计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见业绩单位激励模式的税收筹划的空间比较小。

六、经营者持股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经营者持股,即管理层持有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并进行一定期限的锁定。这些股票的来源由公司无偿赠送给受益人;由公司补贴、受益人购买;公司强行要求受益人自行出资购买。激励对象在拥有公司股票后,成为自身经营企业的股东,与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国内公司实行经营者持股,通常是公司以低价方式补贴受益人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者直接规定经营层自行出资购买。

在经营者持股激励模式下,第一,如果采用公司无偿赠送给受益人方式,按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凡个人取得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一律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因此,受赠人应于股票登记日,按股票面值或股票市价孰高原则,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按国税发[2005]9号规定,计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二,如果采用先由公司补贴,受益人再行购买的方式,按照国税发[1998]9号文的规定,应在雇员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受益人从其雇主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认购股票再行转让所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过在折扣或补贴较多时,可自其实际认购股票的当月起,在不超过6个月的期限内平均分月计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显然该方式的税收负担较轻。第三,如果采用受益人自行出资购买方式,只有公司分红时,按“利息,红利、股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可见经营者持股激励模式的税收筹划的空间比较大。

七、延期支付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延期支付,是指公司将管理层的部分薪酬,特别是年度奖金、股权激励收入等按当日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折算成股票数量,存入公司为管理层人员单独设立的延期支付账户。在既定的期限后或在该高级管理人员退休以后,再以公司的股票形式或根据期满时的股票市场价格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激励对象。

在延期支付模式下,只有在激励对象收到延期支付的薪酬时,确认所得的实现,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国税发[2005]9号文规定的计税办法在一年中只能采用一次,所以在延期支付的当期,最好创造条件适用国税发[2005]9号文规定的计税办法,否则激励对象的税负会比较高,将大大降低激励对象的税后所得。可见延期支付激励模式的税负一般较高,税收筹划的空间较小。新晨

八、员工持股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员工持股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信托基金组织,用计划实施免税的那部分利润回购现有股东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信托基金组织买回的股票重新分配给员工;二是一次性购买原股东的股票,企业建立工人信托基金组织并回购原股东手中的股票。回购后原购票作废,企业逐渐按制定的员工持股计划向员工出售股票。

在员工持股计划下,如果股份是自有资金购买,则只有在公司分红时,按应按“利息、股息、红利”项目减半征收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是公司赠与股份,则应在股份过户当天,按每股净资产所代表的价格和股数,确认所得的实现,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7

我国税法体系没有关于外资并购所涉及税收问题的统一规范,但税法对外资并购存在一般规制和特殊规制。外资并购可分为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两类,该两类交易涉及的税种及税收成本有着显著区别。在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过程中,涉及的税法问题主要影响或涉及并购中行业和地域等的选择、筹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选择、并购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税收、并购后的税务处理、外资并购后变更设立的企业身份的法律认定及税收优惠等。外资并购的税收筹划包括但不限于并购目标企业的筹划、并购主体的筹划、出资方式的筹划、并购融资的筹划、并购会计的筹划以及股权转让所得税的筹划等。

主题词:外资并购税收筹划

外资并购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外资以并购境内企业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将逐渐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主流。外资并购中最主要的交易成本,即税收成本往往关系到并购的成败及/或交易框架的确定,对于专业的并购律师及公司法律师而言,外资并购的税收筹划问题不得不详加研究。

笔者凭借自身财税背景及长期从事外资并购法律业务的经验,试对外资并购涉及的税收筹划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1.我国税法对外资并购的规制

我国没有统一的外资并购立法,也没有关于外资并购所涉及税收问题的统一规范,但已基本具备了外资并购应遵循的相关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一系列针对一般并购行为的税收规章共同构筑了外资并购税收问题的主要法律规范。

外资并购有着与境内企业之间并购相同的内容,比如股权/资产交易过程中的流转税、并购所产生的所得税、行为税等。在境内企业并购领域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法规制体系,在对外资并购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于外资并购。在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过程中,涉及的税法问题主要影响或涉及并购中行业和地域等的选择、筹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选择、并购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税收、并购后的税务处理、外资并购后变更设立的企业身份的法律认定及税收优惠等。

以下主要从两个层次论述外资并购中的税法规制,分别是税法对外资并购的一般规制和税法对外资并购的特殊规制。

1.1税法对外资并购的一般规制

1.1.1.股权并购税收成本

1.1.1.1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税收成本:

(a)流转税:通常情况下,转让各类所有者权益,均不发生流转税纳税义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及增值税。

(b)所得税:对于企业而言,应就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将股权转让所得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个人转让所有者权益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现行税率为20%,值得注意的是,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此外,如境外并购方以认购增资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在此情况下被并购方(并购目标企业)并无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

(c)印花税:并购合同对应的印花税的税率为万分之五。

1.1.1.2并购方(股权受让方)税收成本:

在并购方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的情况下,将涉及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税务处理。并购方并购股权的成本不得折旧或摊消,也不得作为投资当期费用直接扣除,在转让、处置股权时从取得的财产收入中扣除以计算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1.1.2资产并购税收成本

1.1.2.1被并购方(资产转让方)税收成本

1.1.2.1.1有形动产转让涉及的增值税、消费税

(a)一般纳税人有偿转让有形动产中的非固定资产(如存货、低值易耗品)以及未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应按被并购资产适用的法定税率(17%或13%)计算缴纳增值税。如被并购资产属于消费税应税产品,还应依法缴纳消费税。

(b)小规模纳税人有偿转让有形动产中的非固定资产(如存货、低值易耗品)以及未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应按法定征收率(现为3%)缴纳增值税。如被并购资产属于消费税应税产品,还应依法缴纳消费税。

(c)有偿转让有形动产中的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简易征收政策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0号文)、《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中的有关规定依法缴纳增值税。

1.1.2.1.2不动产、无形资产转让涉及的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

(a)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应缴纳5%的营业税。

(b)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含视同销售不动产)应缴纳5%的营业税。(被并购方以不动产、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参与并购方的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不征营业税)。

(c)在被并购资产方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下,还应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附加税费(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d)向并购方出让土地使用权或房地产的增值部分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e)转让处于海关监管期内的以自用名义免税进口的设备,应补缴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

(f)并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印花税应税凭证(如货物买卖合同、不动产/无形资产产权转移书据等)应按法定税率缴纳印花税。

(g)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转让受赠的非货币资产外,其他资产的转让所得收益应当并入被并购方的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一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h)企业整体资产转让原则上应在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全部资产和进行投资两项经济活动进行税务处理。并按规定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1.1.2.2并购方(资产受让方)税收成本

(a)在外资选择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为资产并购主体的情况下,主要涉及并购资产计价纳税处理。

(b)外国机构投资者再转让并购资产应缴纳流转税和预提所得税。

(c)外国个人投资者再转让并购资产应缴纳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

(d)并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印花税应税凭证(如货物买卖合同、不动产和无形资产转让合同等)应按法定税率缴纳印花税。

1.2税法对外资并购的特殊规制

1.2.1税法对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影响

为了引导外资的投向,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法律法规对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经营性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在并购过程中,在总的并购战略下,从税法的角度选择那些能享有更多优惠税收的并购目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2.2并购后变更设立的企业税收身份的认定

纳税人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纳税人的税法身份决定着纳税人所适用的税种、税率和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等。对于并购双方而言,通过对纳税人身份的设定和改变,进行纳税筹划,企业也就可以达到降低税负的效果。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身份的认定以外商投资企业中外资所占的比例为依据,一般以25%为标准。外资比例低于25%的公司也为外商投资企业,但在税收待遇上,根据《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其投资总额项下进口自用设备、物品不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其它税收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2.外资并购中的税收筹划

2.1并购目标企业的筹划

目标企业的选择是并购决策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目标企业时可以考虑以下与税收相关的因素,以作出合理的有关纳税主体属性、税种、纳税环节、税负的筹划:

2.1.1目标企业所处行业

目标企业行业的不同将形成不同的并购类型、纳税主体属性、纳税环节及税种。如选择横向并购,由于并购后企业的经营行业不变,一般不改变并购企业的纳税税种与纳税环节;若选择纵向并购,对并购企业来说,由于原来向供应商购货或向客户销货变成企业内部购销行为,其增值税纳税环节减少,由于目标企业的产品与并购企业的产品不同,纵向并购还可能会改变其纳税主体属性,增加其纳税税种与纳税环节;并购企业若选择与自己没有任何联系的行业中的企业作为目标企业,则是混合并购,该等并购将视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的情况,对并购企业的纳税主体属性、纳税税种、纳税环节产生影响。

2.1.2目标企业类型

目标企业按其性质可分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我国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区别对待,实行的税种、税率存在差别。例如,外资企业不适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鼓励类外资企业可享受投资总额内进口设备免税等。

2.1.3目标企业财务状况

并购企业若有较高盈利水平,为改变其整体的纳税地位可选择一家具有大量净经营亏损的企业作为目标企业进行并购,通过盈利与亏损的相互抵消,进行企业所得税的整体筹划。如果合并纳税中出现亏损,并购企业还可以实现亏损的递延,推迟所得税的交纳。

2.1.4目标企业所在地

我国对在经济特区、中西部地区注册经营的企业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购企业可选择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措施的目标企业作为并购对象,使并购后的纳税主体能取得此类税收优惠。

2.2并购主体的筹划

出于外资并购所得税整体税负安排及企业集团全球税收筹划的考虑,境外投资者通常会选择在那些与中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关联方作为并购主体。其实道理很简单,投资者不希望在分红的环节上缴纳太多的(预提)所得税,而与中国签署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从其所投资的中国企业取得的股息所得所适用的优惠税率可以让境内投资者节省不少税收成本。

2.3出资方式的筹划

外资并购按出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以现金购买股票式并购、以现金购买资产式并购、以股票换取股票式并购以及其他出资方式的并购。不同的出资方式产生的税收成本均是不同的。

2.4并购融资的筹划

各国税法一般都规定,企业因负债而产生的利息费用可以抵减当期利润,从而减少应纳所得税。因此并购企业在进行并购所需资金的融资规划时,可以结合企业本身的财务杠杆程度,通过负债融资的方式筹集并购所需资金,提高整体负债水平,以获得更大的利息节税效应。

2.5并购会计的筹划

对企业并购行为,各国会计准则一般都规定了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权益合并法与购买法。从税收的角度看,购买法可以起到减轻税负的作用,因为在发生并购行为后,反映购买价格的购买法会计处理方法使企业的资产数额增加,可按市场价值为依据计提折旧,从而降低了所得税税负。

2.6股权转让所得税的筹划

鉴于资产并购涉及的税种较多较为复杂,且外资并购实务中资产并购的数量并不多,因此以下简要介绍一下股权转让所得税的筹划(认购增资式股权并购不涉及所得税问题)。

对企业股权转让行为进行税收筹划,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正确地划分股息所得和股权转让所得及其不同的计税方法。在相关的税法规定中,投资企业的股息所得应缴纳的税款可以抵扣被投资企业已经缴纳的税款;而股权转让所得则是按转让收入减去投资成本的差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这种不同的计税方法使股权转让行为有了一定的筹划空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规定:“企业股权投资转让所得是指企业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后的余额。企业股权投资转让所得应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转让有关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4]390号)规定:“1.企业在一般的股权(包括转让股票和股份)买卖中,应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有关规定执行。股权转让人应分享的被投资方累计未分配利润及累计盈余公积应确认为股权转让所得,不得确认为股息性质的所得。2.企业进行清算或转让全资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业时,投资方应分享的被投资方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应确认为投资方股息性质的所得。为避免对税后利润重复征税,影响企业改组活动,在计算投资方的股权转让所得时,允许从转让收入中减除上述股息性质的所得”。

因此,内资企业的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除非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持有目标企业95%以上的股权,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应分享的并购目标企业留存收益(累计未分配利润及累计盈余公积)应确认为股权转让所得,并入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有一个可能的节税办法就是在外资并购前先由并购目标企业对拟转让股权方(企业)进行分红,在此方案下将降低股权转让所得的基数,从而降低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的应纳税额。

至于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为个人的情况,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因此应密切关注个人所得税关于股票转让所得的最新立法动向。

股权架构税务筹划篇8

【摘要】本文对制造业企业筹资工作中的避税问题及案例提出了质疑和分析,目的是为了提高避税方案的可行性,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在经营业务中,应该注意纳税筹划。纳税筹划首先要做到合法纳税。

机械制造企业要筹集和使用资金,无论长期资金还是短期资金,都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因此,在筹集资金中降低成本减轻税负便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由于人们对税法和会计业务的了解不甚透彻,往往在避税中出现失误,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利用资金筹集途径选择进行避税的分析

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融资租赁等途径来解决,但是,不同途径的资金其税负大不相同。人们为了减轻税务成本,必然选择纳税较少的途径筹集资金。举例如下:

[例1]某机器制造集团公司所属的瑞雪企业需要一条产品生产线,价值200万元,目前企业只有贷款和租赁两种选择,如果选择五年期长期贷款,年利率11%,筹资费用率0.5%;如果选择租赁,正好本集团内部的丰年企业有一条该生产线,该设备每年可创造年利润24万元,所得税率33%,应纳税额7.92万元,如果租赁的话,租金每年15万元。那么,从减少纳税的角度看,该集团公司如何进行决策呢?分别计算如下:

(一)借款资金成本=借款年利息(1-所得税率)/[借款本金(1-筹资费用率)]=22(1-33%)/[200(1-0.5%)]=7.41%

(二)由于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可以计入税前成本费用扣除或摊销,企业五年可以少缴所得税111×33%=36.33万元。

(三)丰年企业原来每年交纳所得税24×33%=7.92万元,五年计39.6万元。

(四)瑞雪企业租用后,每年租金15万元,丰年企业需要交纳营业税0.75万元(15×5%);瑞雪企业的租金可以在税前扣除,则利润为24-15=9万元,适用税率27%,应纳所得税2.43万元。共计税负3.18万元(0.75+2.43)。

由此推论,瑞雪企业租用丰年企业的产品生产线,纳税额最低。因此,许多专业书籍上都介绍了这个案例并且选择了后一个方案。

可是,当我们仔细推敲的时候,发现以上的避税方案有漏洞。丰年企业把设备出租给瑞雪企业,满足了瑞雪企业的需要,可是,丰年企业的市场需求怎样满足?即使丰年企业可以解决市场问题,集团公司内部通过这种单纯避税的方法去经营,未必能够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未必不被税务机关查处。所以,笔者认为,在选择筹集资金的途径时,应该考虑避税问题,但是,不能为了避税就不考虑生产经营的需要和征得税务机关的同意。因此,企业在资金筹集过程中首先要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在满足生产经营所需的前提条件下,利用国家的法律条款进行避税,才是可取的。

二、利用调整资本结构进行避税的分析

企业通过债务筹集资金比通过发行股票进行筹集资金税负要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筹集同样额度的资金,由于债务性筹资可以在计提所得税以前列支一部分利息,从而产生避税效果,可给资本所有者提供避税利益。这是财务杠杆发生的作用。这个作用使得利用财务杠杆的企业比其他没有利用财务杠杆的企业更能够实现权益增值,从而给企业的股东权益产生积极的影响。举例如下:

[例2]天恒公司是一家制造企业。计划筹集资金100万元用于一项新产品的生产,制定了甲、乙、丙三个方案,其债务利率为10%,企业所得税33%,各个方案的权益投资利润率见表1。

由表1可见,随着债务资本比重的加大,企业纳税额呈现递减的趋势,从9.9万元一直减到7.9万元。同时,当投资利润率大于负债利率的时候,债务资本在投资中所占比例越高,对企业权益资本越有利。于是,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丙方案是最优方案,应该选择丙方案。

但是,并不等于说负债越多越好。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在增加,债务成本也在增加。一方面,如果企业债务过重,经营效益又不好,当处于财务拮据状态的时候,将产生财务拮据成本;另一方面,为了遵循保护性条款,使企业经营灵活性减少,效率降低以及监督费用的增加,都构成成本。这两种费用的增加,都会抵销由于负债带来的避税作用而增加的企业价值,使企业的避税计划归于失败。

由此可见,在筹集资金的避税方案中,税务成本的降低和控制企业财务风险同等重要,必须同时考虑,缺一不可。寻求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最大限度地降低税务成本,提高企业价值,权衡避税和财务风险的利弊,才是企业财务管理努力的方向。

另外,在利用债务形式进行筹集资金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资本性利息不能作为费用一次性从税前扣除。二是内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借款利息的金额部分,不能从税前所得中扣除。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债务利息如果高于一般商业贷款利率,其高出部分也不能从税前扣除。四是企业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注册资本50%的,其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能从税前扣除。

以上四条均是国家税务部门的规定,企业在纳税的时候必须遵照执行。如果在这四个问题上想钻法律的空子,那是偷漏税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一些个案要仔细分析利弊以后,再作出决策,这样对企业和国家都有利。纳税筹划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关系到国家、企业、个人等方面经济利益的大问题,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制定发展战略,决定许多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是,决不能用避税代替纳税筹划的概念。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考虑前途和命运。以前那种单纯追求少交纳税款的做法应该是到了纠正的时候了。纳税筹划是重要的,但是,不能高于一切。在目前经济领域更加重视纳税筹划的情况下,让我们对纳税筹划的重要性作出必要的反思吧。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纳税筹划问题,我们会得到正确的学术观点,也会把税务筹划工作置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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