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1

【关键词】公法保护；私法保护；著作权

一、公法保护为主

不可否认的是，公法保护的确给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的保护，且在很长时间以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产生便是这种共识的很好佐证。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其一，政府投入有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政府由于职责繁多，往往只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保护中。这就造成了投入与保护需求的巨大落差，从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得不到有力保护。其二，公法保护模式容易产生权力滥用现象。公法保护模式通常借助公权力进行，而公权力本身就存在容易被滥用的弊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政府通常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开发的决定权，权力所代表的经济利益使得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进而导致在诱惑面前以权换钱。

二、私法保护――套用知识产权模式

（一）著作权

所谓著作权，是指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产生的权利。作为著作权客体的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具有较大相似性，且私权保护模式较好解决了利益分配的不均。但是，作为采用著作权模式保护的代表性公约――《伯尔尼公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对于客体。该公约所采用的著作权保护模式，要求作品从未公开出版，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等通常早已流传久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群体性及传承性决定了口头传说等的广泛流传，从而无法保障作品从未公开。其次，对于保护期限，该公约仍然采用了有期限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并不应当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只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存在，就应当对其进行保护。设置保护期限成为该公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又一大缺陷。

（二）商标权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中的组成要素，比如某个著名的传说、民歌的名称，只要符合商标法所规定的可识别性和显著性，而在此之前又没有他人将其作为商业性识别用途，则其在理论是可以注册成为商标使用的。比如澳大利亚，由于人们意识到土著文化的魅力，越来越多人开始将土著民族的语言、图案及标志等注册成为商标，并投入商业使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商标模式进行保护，的确在法律层面上给予权利主体确定的保护。但是，采用商标模式仍然避免不了著作权模式中主体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部分属于群体性的主体，多数的商标注册人并不能代表保有人群体，商标持有人所获得的利益也很难反馈给群体性主体。由于利益的分配不均，商标持有人获得了大部分利益，而真正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屈指可数。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商标制度，采用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也是商标权保护的一种方式。依据我国2001年12月施行的新《商标法》，地理标志被明确地纳入了商标权的范畴。在国际上，依据TRIPs协议规定，所谓地理标志，是指识别商品来自于某成员地域内，或该地域内的特定地区或地点的标志，而该地理身份赋予了商品特定的质量、信誉及其他特征。由于地理标志具备地缘性、品质标志性及文化遗产性、共有性及区别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内容也可以采用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采用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克服了著作权及传统商标模式的某些弊病。一方面，其权利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能够将权利赋予一群人，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特征正好吻合，尤其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保护客体上，地理标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相通性。例如武夷岩茶，代表的只是武夷山地区的岩茶，也只能被用于此地区的岩茶商品。而作为地理标志保护的武夷岩茶又同时包含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即制作武夷岩茶的传统手工技艺。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是，由于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的规定之着眼点并不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仅对葡萄酒和白酒的地理标志进行了详细规定。因此，规定范围的狭隘性阻碍了TRIPs协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更大作用的发挥。

（三）专利权

专利权保护模式主要适用于《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即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界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专利权保护模式在内容上也同样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采用专利权模式还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第一，专利保护要求新颖性和创新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世代相传，且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因而比较难达到专利权对于新颖性和创新性的要求。第二，采用专利权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将付出高昂的成本。传承人为了申请专利保护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这在现实中往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群体性主体根本承受不了的。因此，在现实困难面前，专利权保护模式几乎成为了摆设。

参考文献

[1] 赵艳喜.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J].民族艺术研究，2008（11）.

[2] 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 李宗辉.地理标志的特定及立法保护[J].中华商标，2009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品格；四川银花丝

1 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品格

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项目中属于比较特殊的类别，它的生产技艺是“活态”传承，而成果则是实物展示。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表现出了比较一致的作品质量和风格：

（1）从物质载体来看，重视选材。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选材一般极为考究，多用金、银、玉石、象牙、犀牛角等珍贵材料，即便是木料、石材等传统材料，均会首要考虑珍贵品种、奇石等。选材的考究往往意味着对其传世的期许，表现了中国文化中对于“恒远”的追求。四川银花丝的选料为银，为突出其艺术效果，会采用“嵌宝”等表现手法，所选材料品质很高，器物造型高贵典雅，富丽堂皇。

（2）从表现手法来看，工艺细腻精致。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手法细腻多样，无论是王公贵族用品，抑或寻常百姓之物，其表现形式无一不趋向繁复、精致的极端审美趋势。中国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工匠在各自领域较为封闭的发展，经过各代的传承，追求极端的精细，将中国人“内敛”的品格特征借助于器物的精细，表达得淋漓尽致。四川银花丝技艺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平填”技术，仅“平填花丝”种类就可以分为光丝、麻花丝、滚筒丝、拱丝、水浪丝、桂花丝等十多个种类。银丝最细直径可以拉到人一根头发的一半。

（3）从创作内容来看，追求写实风格。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内容一般为生活中常见的物件，如动植物、瑞兽、祥云等，通过艺术化的加工，真实再现某一种场景、造型、姿态。对于这些内容细致入微的表达，表现出民族性格中“务实”的品格特征。四川银花丝的创作取材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多为具有实用价值的首饰、胭脂盒，具有装饰价值的各式摆件。器物造型灵动，但规整，表现手法重写实而非写意。

2 商业思维对非遗传承的影响

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示的民族品格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品位，是传统文化的精粹，国家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将其继承发展。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展示的生活方式毕竟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工业化的社会发展必然抢占手工业的生存空间，而手工业的发展形势也非民生发展的方向，因此，淡出社会主流视野也是必然。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演示和还原其原生态的生存图景是对历史及人类文明的尊重，这样的传承是一种“活态”传承。

（1）利用非遗影响，获取高额经济利润，将获利作为首要衡量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如今的市场中是一块金字招牌，级别越高，经济价值相应越大。旅游市场，作为一个完全提供消费服务的行业，与非遗产品有着天然的近缘关系，将非遗项目开发为旅游商品，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表演性质的非遗项目，如昆曲，体现的是一种参与感受。工艺品性质的非遗项目，因其最终的展现形式是实物成果，易储存、可转移，所以更能实现经济效益。而非遗项目在市场化运作中，能否获利是资金介入的首要衡量标准。

（2）手工艺品较长的制作周期导致不能实现最大经济效益。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目前高端的商务、旅游市场有着较为旺盛的市场需求。例如，银花丝，从发展历史来看，在物质条件丰裕的盛世，总是成为消费市场、收藏市场的宠儿，现在的时代条件更是如此。虽然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因其是纯手工制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这样不能迅速满足市场需求，造成了因稀缺而形成的市场供应不平衡及价格的高昂。这样的矛盾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未能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商业思维必然要求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需求。获利后的市场回报资金并没有很好地进入传承机制之中。

3 策略分析

针对前述挑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改进意见：

（1）寻求发展模式，保持独立品格。对于非遗的发展，在商业化的背景下，要完全放弃与商业市场的接轨，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而且与市场的结合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也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商业思维的影响，非遗的传承会受到较多其他因素的干扰，如为了加快市场推出周期，改变原有的制作工艺；为了迎合大众市场品位，创作内容庸俗化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非遗项目，尤其是需要“帮传带”的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实现经济效益，更要保持其独立品格，摸索建立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

四川银花丝在传承过程中得到了金银制品贸易公司的支持，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四川银花丝的工艺美术大师与公司合作，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由工作室负责银花丝作品的设计和制作，而由公司负责材料的采买以及产品的市场推广。这样的发展模式突出和尊重了传承人的主体地位，设计和创作相对独立，而市场推广又由公司专业团队运作，取得较好效果。

（2）重视人才培养，注重实践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传承是关键，传承人的培养是非遗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因其需要对传承人的“帮传带”，使得传承人的培养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培训。实践操作是培养的关键，而非遗项目自身的发展和社会认可度的高低又是推动其传承的动力，只有通过行业的发展，不断地创新才能真正推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3）加强推广宣传，突出文化价值。四川银花丝及其“平填花丝”工艺是中国古老、精华、最具有特色而独树一帜的艺术，起源于汉代，成熟于唐，明清时期发展至鼎盛。这样的一门艺术形式，从公众的认可度来看，知名度却远远小于蜀锦、成都漆器。挖掘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广的力度，为银花丝的发展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在外销产品中，银花丝因为其独特的背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认可度，这是宣传中不能忽视的角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银花丝所展示的民族的高超、华美的制作工艺应该走向世界舞台。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十二五”期间四川省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内容，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体表现了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充分体现了中国西南地区民众乐观、悠闲的审美心态。虽然目前的传承环境充满商业化，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族品格在传承中应该进一步的保护和发展，保持其独立的民族品格。同时，加强传承人才的培养，注重创新，使得古老的技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张梦.旅游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新视角[J].财经科学，2006（4）.

[2] 崔凤军.中国传统旅游目的地创新与发展[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3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在绵延相传的文化长河中，各族人民通过辛勤的生产、生活不断创造出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惊心动魄的高空软绳技艺”维吾尔族达瓦孜；古朴而庄重，兼具力量与技巧的蒙古族搏克；“禅武合一”以实战威猛饮誉天下的少林功夫；体现了道家“包藏至道”精髓，将功法与养生完美结合的武当武术——民族传统体育，从远古走来，隐秘深邃，灿若繁星。这些珍贵的财富植根于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土壤当中，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与创造，蕴含着其独特的生活习惯、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人民体质，获得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界碑式的意义，其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经济价值，正式将其纳入法制轨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该法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阐述了保护范围，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民乐民俗外，也将传统体育和游艺项目包含其中，为传统体育保护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活态流变、不落文字、口耳相传的特殊性，随着前辈的相继离世，“隐秘单传”思想的约束限制、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可据考证、传承人后继乏力，其传承也面临着掣肘其发展的不利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虽然提出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新思路，但如何具体落实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还任重道远。

1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有977项之多，其中少数民族有676项，汉族有301项。按照其特点，大致可分为竞技比赛、竞赛表演、娱乐健身操三类，竞技比赛类如：武术、摔跤、马术、龙舟竞渡等等；表演类如：舞龙舞狮、风筝、射术、投壶等；娱乐健身类如：太极柔力球、扭秧歌、导引功法等等。[1]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开始履行公约义务，申遗成为工作热点。2005年国务院下达关于非遗保护的工作意见，确立了传承保护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展开相关工作。2006年至2014年间，国务院共公布了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计1836项，其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00项，占总数的5.44%。[2]在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杂技类中竞技类武当武术、少林功法、通背拳等，表演类吴桥杂技、娱乐健身类抖空竹、象棋、围棋等都位列其中。至此，民族传统体育非遗的系统申报基本形成。

2《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现状

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该法采取了以行政保护为主、兼采知识产权法的混合保护模式。着重从调查整理、名录申报、传承传播、合理利用、法律保障五方面进行制度架构，来实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行政主导式的保护模式有其优势所在，国家、省、市、县四级管理机构执行力强，积极性高，对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之处推广迅速。就民族传统体育而言，各级政府一方面通过“文化遗产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拓展和保护“文化空间”的方式来实现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正是因为每年端午节的庆祝活动、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的举行，才使得龙舟竞赛、摔跤、骑射、赛马有了更好的延续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同时，政府依托高校资源，充分利用高校人才集中、科研力量雄厚的优势，努力提升文化品位，借助文化辐射力，更广泛的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交流和地区传播。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体育二级学科，已经实现了从本科、硕士、博士人才的系统培养，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已形成了稳定的研究团队，人才后备充足、科研成果丰硕。[3]但行政主导模式也有其弊端所在，比如重绩效难持续、民众参与程度不够。就目前各种传播媒介而言，电视上更多的是对奥运会或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少有关于民运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节目的的转播报道；网络上关于弘扬民族传统体育的流量也非常有限，民俗、民间体育活动更多的局限于固定的节日和形式，对于其传承发展缺乏延续性，不足以全面激发人们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热忱。而民族瑰宝只有回归民间才能激发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其所在族群的积极发展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才有助于形成全面的保护氛围，在这方面显然单靠政府和学界的投入是不够的。究其原因，学者认为，目前的保护模式似乎成了政府的政绩工程，而相关社群并没有得到利益刺激和精神鼓励，调动社群的积极性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其重点在于承认社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4]在这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略显单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在第四十四条，简单陈述了涉及私权的相关内容。即其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衔接关系，具体如何适用，语焉不详。为此，人们对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相关社群的私权保护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我们将其逐一分析。

3知识产权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与困境

3.1知识产权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范畴，通过给予权利人一定时间的专有权，使其排他独占其使用，并排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对于保护智力创造成果，推动技术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将知识产权制度运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在于其同样属于知识范畴，是蕴含传统文化精髓的知识，亦是历尽岁月洗礼而焕发崭新活力的知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著作权模式。

少林武功、武当武术、太极拳等等传统武术项目，多是通过师徒间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的。由于其不落文字的特性，以往很多套路、功法、技艺都无法真实整体保存下来。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知识载体的丰富，现在有多种技术手段可以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成果的保护。如师傅的口传身授，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保存，形成口头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武学典籍、功法套路可以以文字作品来呈现；武学爱好者通过整理、注释、翻译、改编可以将其成果作为演绎作品保护；武术表演的演出者可以作为邻接权人就其成果获得肯定。可以说，著作权内容的多样性为民族传统体育保护提供了宽泛的选择；

第二，专利权模式。

专利本身是对具有实用性的技术方案的一种保护，将其运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来源于2005年环球时报的一则报道，《瑜伽专利引发对传统资源保护的恐慌》这篇文章讲到，美国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135项和瑜伽有关的专利，150项与瑜伽有关的版权以及2315种瑜伽商标，为了应对发达国家的文化掠夺，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印度政府建立数据库收录了1500种瑜伽姿势，作为现有技术，以应对发达国家的专利授权。经过专利检索，学者发现所谓的瑜伽专利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瑜伽练习效果，为其提供的各种辅助器物，如平衡装置、支撑物、瑜伽垫等等，并非人为理解的瑜伽姿势。[5]况且，专利作为一种技术方案，要求新颖性、创造性的程度极高，并非一个动作姿势就能企及，所以，普及专利权模式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尚有一定难度。当然，对于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技术方案、设计方案，也可以探讨将其运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比如传统体育器械制作的新工艺，体育演艺服饰、道具设计的新样式，可以考虑作为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来保护；

第三，商标权模式。

商标不同于作品、专利技术等创造性智力成果，它属于工商业标记。其主要功能在于区别、识别性，商标是商品和服务进入市场，标识来源，表彰商誉，宣传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工具。将商标运用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典型案例就是少林商标。“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每每谈及少林，都给人一种高深莫测超然出世的感觉。少林寺作为一个实体公司去申请注册商标，走出一条商业化的道路，很多人质疑其破坏了少林寺佛家禅院的清誉，有损少林寺的文化形象。实际上，这完全是少林为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被动选择，1993年一则“少林火腿肠”的广告打破了少林寺原有的平静，对于整日持戒如素的少林僧人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给少林寺这座千年寺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此，少林寺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提讼，但再一次因为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遭遇尴尬。而此时，以“少林”为名的商业活动以及商标抢注行为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6]为了终止对少林文化遗产的侵夺，少林寺变被动为主动，先入世后出世，走出了一条开门护法的道路，1998年少林寺成立了有限公司，然后在商标局进行防御式的“少林寺”商标注册，辐射的商品和服务达45类、200多项，并于2004年获得驰名商标的称号。同时，海外市场的商标注册及维权也有序推进。2008年，少林寺还开设了淘宝网店“少林欢喜地”。网店销售与禅修有关的服饰、香烛、图书以及一些含少林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7]少林成熟的商业化运作，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也使得少林文化得到了保护与延续，开启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此后，铜梁龙舞、傩舞等也相继申请商标注册。

3.2知识产权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分而治之的特殊性，专利技术创造性要求极高，商标法仅限制商标的不当使用，无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本身，著作权无法涵盖民族传统体育所有项目，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适用困境，无法实现对其整体性的保护。而且，知识产权制度设立重私权保护，而“非遗”的形成讲究集体主义，二者的融合适用还存在一些冲突。首先，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创新，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的组织或个人，而传统体育遗产是一定地域时间内特定民族、社群成员共同智慧的结晶，在其传承流转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对其进行加工杂糅，吸取大众意见，融入时代精髓，使其既保有民族特色又与时俱进，所以是其共同的智慧成果，权利主体不确定；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期是有限的，作品和技术成果经过保护期都会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将有限的保护适用于此，似有不足，甚至有害于其传承保护。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从其产生就处在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域族群，在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入创新元素，很难定性其终止时间，无法计算其保护期。另一方面，一旦设定保护期限，超过保护期，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无疑会产生对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滥用风险，淡化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利于对其延续保护；再次，知识产权要求知识客体的公开性，以此获得专有权保护的认可。而对于部分传统体育项目而言，由于是隐匿传承，有保密的必要性。无法通过传统知识产权范畴予以保护，需扩大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方式予以保护。所以，知识产权制度无法给予其足够的保护，在保有现行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探讨更理想的特殊保护模式势在必行。

4型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保护

2014年9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就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保护期、授权使用、利益分配、传播者、免责条款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对于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有序使用、传承发展提出了框架建议，也给传统体育遗产的特殊保护提供了框架设计。参考其特殊性，建议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就其保护进行构建：

4.1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为持有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特定民族、族群或社群及个人。跨地区的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族群或社群共享；无法确定主体的，由国家作为权利人；仅家族内部传承的，传承人作为权利人。

4.2权利客体

权利客体为传统的体育、游艺和杂技项目。客体状态具有半公开性。即其核心部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这并不妨碍普通大众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与交流。

4.3权利内容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享有登记注册、表明身份、自行使用及授权他人使用、惠益分享权以及禁止他人歪曲篡改、不当使用的权利。目前，我国已经公布了四批部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可以看作是现有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一种汇总，但这种资料库的形成不涉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想要将其作为现有资源，用来防范他人剽窃，还需要与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衔接规定。登记注册，及时公示其权利主体资格，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防御保护，当然，登记注册与否不会影响权利人的权利。符合法律要求，仍可以获得法律保护。同时，权利人所在的民族、社群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行使相应的使用权、署名权，并分享所获得的受益；第三方使用一般需经过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8]在使用过程中，权利人的文化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任何人进行有悖公序良俗、道德风尚的使用。

4.4保护期限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经世代流转、演变创新，延续留存。不宜固定其保护期。遂其保护不受时间限制。

4.5权利的限制与例外

出于教育、科研、新闻报道等公共目的而进行的非商业性使用以及符合传统惯例的正常传播交流，不会损害权利主体的利益，应视为合理使用的范畴。当然其使用应有一定的条件：必须是已经公开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使用时要标明来源，且不得损害权利人的其他权利。

参考文献：

[1]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5-56.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3]杨家坤,张玉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4(4):34-37.

[4]李秀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0-151.

[5]赵军.瑜伽的可专利性分析——兼论传统知识的价值[J].知识产权,2003(3):65-68.

[6]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选择[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3(2):93-66.

[7]中细软.少林寺的商标品牌战略

[8]康娜娜,张志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地位[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3(1):19-21.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模式的介绍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我国提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越发体现其独有的价值和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也在逐渐丰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概况

追本溯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说是和共和国同步。早在新中国筹建之初,就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体现了我国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最初理念。具体表现在该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的保护就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形态的保护。这可以视为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始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相关立法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最有进步意义的是1997年国务院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该条例中规定:国家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实行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促进本地区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对于泄露技术秘密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本条例的进步之处是把非物质遗产中的手工艺作为保护的对象,明确了各级政府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责任,并为传统工艺美术设置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2004年我国正式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公约》,自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2005 年3 月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作为《意见》的附件同时印发。在同年的12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自 2006 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

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用与管理办法。2007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商务部、文化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各地在开展老字号普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老字号的传统手工技艺、资料和实物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而本通知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家行政机关的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也逐步建立。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均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地方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工作全面展开。

在急切期盼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法律责任,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简单的回顾,我们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包括了宪法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逐步形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核心,各项行政规范为具体措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但这些立法中大多是关于政府如何履行保护职能,很少涉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属性的规定,透露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浓厚的行政色彩。国家动用公共资源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模式, 被称为公法保护模式。而这种公法保护在我国主要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干预性传承,因此把我国的保护模式称之为“行政保护模式”是适合的。

(二)行政保护模式下的主要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5

    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作了大量的立法调研工作，并于2003年11月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4年8月全国人大把法律草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同年12月，我国政府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们的国际义务之一；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义务，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2000年5月，云南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6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在全国首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随后的几年里，广西、贵州、新疆、浙江等地相继出台了相关条例，这些地方性法规在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委的努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逐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2006年、2008年、2011年国务院分别公布了三批共1 219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至2009年公布了三批共1 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了闽南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6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1.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民族传统体育。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召开了武术工作座谈会，倡导发展武术，把武术提到了新中国体育工作的议事日程。1952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把武术列为重点项目，并设置了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1953年，在天津市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1984年，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将此次体育运动会定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56年，国家体委组织太极拳有关专家，以传统杨氏太极拳为素材，编制了“24式简化太极拳”，为太极拳的普及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在国务院公布的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录了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太极拳、围棋、象棋、蒙古族搏克、蹴鞠、挠羊赛、赛马会等数十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公布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大量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收录其中，如贵州省侗族摔跤、河北省沧州通臂拳、重庆市木洞龙舟等。

    目前，我国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只有部分条文散见于各级体育法规中，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五条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1995年国务院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十二条指出：挖掘和整理我国传统体育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的宝贵遗产，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第8号文件《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四条指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强身健体活动，重视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

    由于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缺失及西方现代体育的强烈冲击，大量国家珍贵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被遗忘、破坏乃至消亡。因此，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法律屏障，这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2008年6月国务院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适时做好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和地理标志等方面的立法工作[1]。鉴于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可 发掘其自身的品牌价值和经济效益，防止他人的不正当利用，保障其生存与延续，从而达到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保护。

    2.1　著作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我国已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均在著作权保护客体的范围之内，但要在操作层面上真正实现其著作权保护，还必须解决以下难题：

    (1)必须形成作品。根据对《著作权法》第三条的理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只有以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得到著作权保护。以传统武术为例，根据传统武术创作的新套路、技法、理论等，其作者及其著作权人可以直接取得著作权的保护[3]。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少林功夫，据少林寺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历代传习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此类作品都能得到著作权保护。

    (2)权利主体的确定。根据《著作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由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大多已无法查证，且其创造和传承具有多民族、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特点，因此一旦发生侵权事件，首先就没有适当的民事诉讼主体。目前，文化部已经公布了第一、二、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例如：少林功夫传承人释永信、挠羊赛传承人崔富海等，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可以考虑将这类已被国家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对于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发源地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参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通过行政和立法途径，建立一套性质、地位、权利和义务明确的著作权代管机构，有利于传承人(集体)权利的维护。

    2.2　专利权保护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借助强势研发能力不断将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转化为自己的专利，如美国现已拥有135项基于印度瑜伽的技术创新专利[4]。这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利权保护的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条的规定，专利保护的客体分为三类：①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②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③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5]。

    我国现行专利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如某些传统体育表演(舞龙、舞狮等)的道具、服饰的设计和图案可适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模式，某些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武术门派的技能练习方法，某些传统体育器械的特殊制作方法，传统养生体育中的行气、导引、坐忘等的创新方案，都适用于专利保护。

    2.3　商标权保护

    商标权保护模式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途径的拓宽，此种保护模式可以有力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转向——由以静态保护为着眼点向以文化换效益的合理开发利用模式转变，是一种值得推广的保护模式[6]。近年来，中国民族品牌在海外屡遭抢注，每年都会发生上百起侵犯中国商标权的案件，不仅中国企业受损严重，同时也侵害了国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健康。河南白酒品牌“杜康”在日本被抢注、云南卷烟品牌“阿诗玛”“红塔山”在菲律宾被抢注、“五粮液”在韩国被抢注、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在日本被抢注、在我国被列为“国宝级”保护的“一得阁”墨汁被日本人抢注。全国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东南亚、美洲、欧洲许多地方，有关少林的商标被随意抢注，并且有滥用之势，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对“少林功夫”的认识开始混乱甚至出现曲解。

    我国现行商标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存在将其纳入商标法保护的做法。1998年，少林寺投资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正式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注册类别是武术表演。2009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藥局”商标，该商标由汉字“少林藥局”“始创于公元1217年”和英文“SHAOLINMEDICINE”组成，注册类别为药品和沐浴用品。目前，少林寺已拿到45个类别、200多项商标的注册证书。

    商标权保护模式适用于商业开发中的一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像以枪、刀、鞭、弩、剑等传统武术器械为模型制作的手工制品和艺术品，可以直接注册商品商标，而像宁德霍童线狮，朝鲜族跳板、秋千，维吾尔族达瓦孜等类型的表演，可以通过注册服务商标获得保护。运用商标模式进行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发掘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通过市场运作把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提高反过来可以促使文化遗产的拥有人积极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7]。

    2.4　地理标志保护

    现在我国保护地理标志是以《商标法》作为依据。《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8]。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个地区的文化资源，体现了该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和地理标志一样，具有地理范围的特定性、群体性和传统性。因此，地理标志是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之一。在我国已公布的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录了峨眉武术、邢台梅花拳、沧州武术、沙河藤牌阵等传统体育项目，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参考地理标志保护模式。

    3　法律保护背后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学术理论上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现实角度考虑，却存在许多困境。对于一项传统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言，为了能够实现传承与发展之目的，国家或传承人应该鼓励社会上更多的人学习和参与这项运动，如果将该遗产私有化，任何行使该遗产的人就要向权利人支付费用，必然不利于该项运动的弘扬和发展，更不利于该项目与世界接轨，这反倒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发展的长期利益相违背。因此笔者认为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适用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一定商业价值，或被不法分子恶意滥用、过度开发，导致改变、歪曲该传统体育项目，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和该项目流传地人民的情感伤害等违法行为。以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功夫”为例，由于少林寺所代表的“中国功夫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深厚文化内涵，在一些国家，它遭遇了广泛、集中、持久的假冒与商标抢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大量抢注了以“少林功夫”为内容的商标，其中包括“少林功夫”“少林武术”“少林拳”“少林全套功夫”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商标。据少林寺统计，中国共有80家武术学校冠以少林名头而未经授权，目前国内已抢注了54个少林商标产品，内容五花八门，从酒店、海鲜火锅到啤酒、汽车、轮胎、家具、砂轮、电线、电料等。由于“少林功夫”文化品牌被随意抢用和滥用，国际国内社会对少林功夫的认识开始产生混乱和曲解。因此，对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的全球化保护，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来提升保护的层次，使得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赢得世界尊重。

    4　加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点建议

    4.1　出台行政法规，适度弱化保护权利

    体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行政法规，这是我国优秀传统体育保护的需要，也是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需要。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立法可以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他省市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成果，在内容、范围、工作方针、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保护与抢救、推荐与认定、保护措施与经费、激励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这一特点决定其权利主体所享有的绝对排他权应向更具有公共效应性的方面弱化，以避免权利的过度垄断，这样也有利于该项目被更多地区、更多层次的民众所接受，使其在维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达到传统项目的广泛传承与发展。

    4.2　建立登记建档制度，完善各级名录体系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记录、建档工作主要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负责，鉴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其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成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应建立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档案。因此，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联合相应文化部门，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共享，共同建立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三级民族传统体育名录体系。鼓励传统体育的传承人(群体)或地方政府对其进行注册登记和著作权、专利权等权利的认定，并建立全国统一联网的数据库。由此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内容、流传区域、参与人群、使用器具、传承谱系、权利归属等进行全面登记，有利于该项目的传承保护及相关责任人(群体)利益的维护。

    4.3　完善传承机制，加强政府有效监管

    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其传承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群体传承、家庭传承、社会传承和神授传承等[9]。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建立专门机构，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人进行广泛的田野普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认定，这是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在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过程中，应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包括对传承经费的使用进行管理，对利用传承人称号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进行规范，对传统体育项目传承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督等[10]。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6

一、行政保护

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的《非物质文化http://遗产保护法》属于典型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该法的目的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进行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予以支持。该法的颁布与实施无疑为那些濒临丢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弱小的民间传承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这种公法性质的行政保护是区别于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如，该法第44条中的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显然，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经济权利、精神权利方面，行政保护是不足以保护的。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采取相应地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而对于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来说，其权利的保护只字未提。而且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传承人的演绎创作作品侵犯了原权利人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作为典型的私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以事先许可为内容的专有权制度控制权利客体的各种使用行为，涉及明确的具有财产内容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

二、商业保护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保护多是遵循着一条商业运作的线索。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牵引，企业、个人的投资，专家、群众的加入和参与，是商业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例如，《印象 ·刘三姐》的商业运作。广西文化厅的牵引，桂林广维文华有限公司的投资，张艺谋、梅帅元等导演、编剧的加入，当地民族群众热情的参与，使其不断发展为一个集现场演出、景区游玩、旅游休闲、图书光盘出版物销售等多种文化形式、多种媒体互动的综合经营项目，是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运作。然而，这种商业保护模式只能从间接角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直接保护的还是投资方的利益。现行知识产权法对此商业化作品也是有明确保护，对其中涉及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是“爱莫能助”。而且其中的问题并非直接、间接保护那么简单，同时隐含着民族传统文化商业保护模式同样化、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与我国构建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考量。

三、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上述的行政保护、商业保护都不能从专有权角度保护权利主体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而知识产权类型的私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保护权利主体专有的权利。换言之，一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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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7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引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有机融合，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双赢，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两个基本途径

当今世界已进入遗产旅游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旅游业的“金字招牌”。许多地方为了产生品牌效应，增强吸引力，促进旅游发展，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以及包装，以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双赢的格局。

（一）科学有序筛选遗产项目进行开发。要根据旅游区的实际，对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进行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地域分布、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数据，也为旅游开发和利用提供基本素材。在此基础上，筛选一些对游客具有旅游吸引力、市场前景好并容易转化成旅游产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选择的开发。同时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研究机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制定统一的开发规划，以避免盲目开发，重复开发。

（二）结合遗产特点选取合适的开发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众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高度的活动性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要从游客的旅游需要出发，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和现存状态，构建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一是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非物质文化根植于民间，要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安全屏障，将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活文化”，以原汁原味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旅游者以强大的吸引力，增加乡村旅游的内容和深度。二是搞好节庆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通常以节庆活动、庙会等为表现形式。而节庆活动能在短时间内会聚较大的客源流、信息流、商品流等，产业联动效应大，因此要把那些具有观赏性、体验性的项目挑选出来，通过节庆活动的方式，吸引游客参与，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对那些有一定市场前景、流传深远、文化内涵深厚、适宜舞台化表演的遗产项目，可舞台演出的形式加于演绎，让游客近距离接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要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是其原真性。在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要把握好一个“度”，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趋利弊害，将保护与开发融为一体。

（一）坚持相互统一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之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要坚持二者的统一协调，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不尽相同，但他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却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脱离旅游产业单独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抛弃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独探讨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坚持适度开发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动的、发展的，它是植根于民间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在开发中要坚持可持续性原则，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旅游开发中，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低级趣味化和庸俗化。要对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做科学评价，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同步发展的目的。

（三）坚持利益共享原则。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此投入的资金却是非常有限。因此，旅游业的发展无疑是解决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问题的最佳途径。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因为旅游业发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与开发中增加了游客量，提高了经济效益。这部分经济效益应通过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补偿，从而实现利益共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知识产权保护

前 言

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渐趋消亡。与此同时，许多工业化国家盗用他国文化遗产、将其纳入本国文化产业战略的现象并不鲜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作为一种国际知识产权体制，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倾斜的特征，致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品暴露于公共领域，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被掌握在工业企业手中。[2]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有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但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仍尚待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被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4]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可概括以下特征：

1.无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物，它们可能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为外界所认知，但其实质内涵不依附于任何物质材料。

2.主体不确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久远，大多数已经与该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或寻找最初所有人及后续继承人。

3.价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毋庸置疑，并且在当今各国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又具有深刻的政治价值。

4.公开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相对公开的，尤其是传统草药、舞蹈、技艺等，使得“盗用”现象时有发生。

5.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它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产生、创新、完善，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目前关于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存疑的观点集中在用传统知识产权的标准机械化地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两者在区别中也存在着联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区别

1.主体上，知识产权的主体是确定的，知识产权法集中于对个人创造性劳动的报酬。[5]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它由特定区域的群体或者个人通过传承所掌握。

2.客体上，知识产权的客体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出现，具有固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风俗习惯、民俗节庆或传统技艺，没有固定载体。

3.时效上，知识产权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受保护，一旦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就自行消灭，所涉及的知识产品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财富。[6]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传承的产物,其保护理应不受时间的限制。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联系

1.从私权角度看，知识产权是“私权”,但不能理解为“个人化”的权利。个人主体与共同体主体的私法二元结构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该类主体是知识产权主体保护的核心，后者为知识产权保护集体利益的情形，如商标法中关于集体标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可能是单个的自然人或一定数量的群体。在作为私法上的主体谋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法意义上的权利。

2. 从无形性角度看，知识产品由于其创造性以及创造性的价值而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客体都是智力资源，具有非物质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一个重要的结合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表现，它们可以被认知和再现。

总体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存在理论上的问题，并且从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越来越广泛，已经从文学产权和工业产权延伸到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领域。知识产权法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

三、知识产权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服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两个目标点，一是反对非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利用的保护。知识产权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如下保护：

1.著作权保护。著作权保护的合理性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与著作权客体的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与作品的表现形式基本相同，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相统一的特征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2.商标权保护。商标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消极保护和积极保护。前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制止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使用。积极保护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地理标志,特别是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这对于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意义。

3.专利权、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

专利是国家对发明创造赋予的垄断权。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申请人披露技术信息，保护期满以后，发明创造便进入公共领域。商业秘密保护不需要向公众披露信息，也没有保护期限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根据自身特性及公开程度诉求不同的保护机制。最后，对于无法诉诸著作权等形式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兜底保护。

结语

在一个越来越类同化、几乎完全暴露在互联网监视下的世界中，独特的文化将获得更大吸引力，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极具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体系性的，需要众多法律部门相互衔接。同时，任何的法律都不应当被理解为一整套固定的模板，而应当是一个工具箱，能够有足够的选项加以整合。在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时候，应立足其特殊属性，寻找共性，降低甚至消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极因素。

参考文献：

[1].参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4条.

[2].吴汉东.论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对象[J].中国法学，2010，（1）.

[3].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

[4].参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

[5].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J].学术论坛，2007，(3).

[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