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范文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1

关键词：规模经济；原因；对策前言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许多企业开始通过规模化经营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企业规模化经营可以降低企业单位经营成本和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自身影响力，降低企业原材料的购入成本；甚至在一定阶段，会因规模化经营产生垄断的利润。但由于受到国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等因素综合制约，企业在进行规模经济发展中遇到诸多难题，企业规模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脚踏实地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特点，一步一步进行发展，最终达到竞争力提升和企业利润的增多。

一、我国企业规模不经济发展的现状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产业集中程度增大，但企业的发展仍呈现规模小、产业分散、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国内企业和国际企业对比，发现国内企业平均规模远远小于国际水平。通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300余家重点企业每年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沃尔玛和通用汽车年创价值总和，我国规模最大企业和世界五百强第一位相比，前者收入仅占后者的20%左右。一个国家经济规模情况和国内企业规模存在紧密的联系，规模经济不仅可以减少企业发展成本，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也会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二、我国企业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分析

究其根源企业规模不经济原因在于企业经营和生产成本过高，企业无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企业缺乏规模经济原因进行分析：

1、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在面对国际竞争时出现乏力

创新关系企业发展的成败，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缺乏自主研发和创新，使得企业的发展缺少核心技术，灵魂都是别人的，企业如何能独立、自主、健康的发展。以世界五百强企业为例，他们对创新的重视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全球接近75%的新技术都属于他们。

核心技术的缺失严重制约我国进出口贸易，国内出口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成本低下、技术量不高，经常被东道主国家控诉反倾销。企业想加大自身综合实力，在激烈世界竞争热

2、对规模经济定位不准确

我国当前对规模经济认识不透彻，存在定位错误状况，即评定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仅仅依靠企业所拥有的真实财富值。这种定位会从根本上制约企业的规模经济发展，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对企业竞争力的认定是复杂、严肃的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单种因素，应由市场占有率、利润水平、销售增长率、新产品研发能力等多方面共同制约，其中利润这个指标在对规模经济定位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许多企业盲目认为只要扩大企业规模，就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于是国内出现很多企业通过收购来达到规模扩大目的，但是虽然企业规模变大，但由于企业经营管理配置条件的缺失，如技术、管理理念、管理水平等，造成企业的平均经营成本很快出现升高情况，出现企业规模不经济状况

3、企业规模经济发展缺乏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企业也进行规模经济发展时，由于金融制度、国家政策、法律体系建设不完善等，致使企业发展受到限制，不能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如企业的收购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致使一些失业问题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在企业规模经济发展时，由于法律建设的滞后性，企业发展中无法可依，使之多走弯路，造成资源的浪费，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三、我国企业摆脱规模不经济的对策

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内部和外部扩张，前者指依靠企业自身技术、资本积累等优势，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后者主要指通过兼并和收购方式达到企业规模扩大。下面针对企业规模不经济出现成因进行具体分析：

1、企业进行收购和兼并同时强化横向发展

合理通过内外部扩张达到企业规模扩大，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发展时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强化市场地位的重要手段。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但企业发展道路选择却摆在企业面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专业化，对不能专业化发展的市场不要强行进入，要学会适当的放弃，否则将会成为拖累。企业多元化发展必须满足：在新行业是否有资金和人力资本；新行业和主业能否产生互补等。但由于我国企业大多呈现规模小、竞争力匮乏，因此，企业收购和兼并要强化横向进行，使得企业在主业基础上建立规模经济，减少企业盲目进入其他行业，使得企业风险增加，不能形成有效规模经济。

2、完善资本市场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外发达国家的并购行为均是通过金融机构完成，主要适合于大企业的兼并和并购行为，加大资本市场完善，鼓励国内企业上市，可以推动国内企业形成融资、并购机制；国内多数企业规模小、发展慢，还没有达到可通过金融机制实现并购的条件，这也更体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巨大潜力和空间，因此，加大对资本市场完善，解决企业发展、并购中存在的筹资问题，促进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企业购并在实现生产要素集中和规模经济发展时，也带来了重要的社会问题-失业问题，失业问题不能妥善的解决，将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保障企业规模经济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解决失业问题，打击失业保险和其他保障基金被非法挪用的行为；开展再就业培训，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关注和重视，努力减少失业人员，使得失业人员切实得到帮助，维护社会稳定，为企业并购和规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林燕.中小企业的规模化发展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4

[2]董洪昌.对规模经济的几点再认识[J]商业研究，2000第1期.

[3]徐向艺，苗晓钢.中国企业规模经济的实证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01第4期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2

关键词 交通运输 运输企业 运输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F503 文献标识码：A

1运输规模经济概念

规模经济的概念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有几种代表性的认为：

（1）规模经济概念最初是从设备、生产线、工艺过程的角度提出的，这种个别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称为工厂规模经济（或生产技术性的规模经济）。它是指大批量生产能够采用更先进的工艺，更专业化的设备，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操作，从而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另一种规模经济是企业规模经济。它是指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或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若干企业联合在一个经济实体中形成的经营规模的扩张。

（2）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钱德勒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规模经济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和产出的增加则平均成本（单位产出成本）逐步下降。也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其中：内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同行业企业的增加，多个同行企业共享当地的辅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与培训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

运输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随着运输规模的扩大运输成本呈下降趋势的经济现象。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与一般工商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既相通又有不同：相通在于规模经济都是指产量增加会引起平均成本降低，范围经济都是指共同生产多种产品比分别生产时的成本要低；不同主要是由运输产品的特殊性引起的，将多产品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直接引入运输业将导致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互包含，使得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几乎无法分开。运输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构成了运输网络经济。

2运输规模经济理论概论

与运输活动有关的规模经济可以划分成多种不同的类型，即：运输网络幅员经济、线路通过密度经济、港站（ 或枢纽）处理能力经济、车（ 船、机）队规模经济、载运工具能力经济和运输距离经济等。运输业由多种运输方式组成，各种运输方式都既可分成基础设施与客货运营两部分，而且根据客货流或服务对象的特点（ 如远途或近途，整车或零担，定点定线服务与否等）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运输类别，这使得讨论运输业的规模经济问题平添了很大的难度，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可以在运输业中找到很多存在规模经济的例子（例如公路零担运输需要组织较大的车队和在较大的网络内通过沿途接卸和轴辐式中转的结合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找到大量不具有规模经济的例证（ 如个体运货卡车和船户、个体出租车等）。

西方经济学家利用成本函数对运输企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进行过测算，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卡福斯等将运输成本函数应用于铁路企业规模的研究上，得出铁路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的结论。但自各国执行放松管制政策以来的这些年，运输行业却在不断地进行企业组织规模的调整，企业平均规模和行业集中程度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然而兼并现象的出现诱发了经济学家对规模经济的重新考察，近年西方学者开始用多维向量模型替代单纯的绝对数量指标模型，也得到一些新的结论。例如欧姆对美国航空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推知航空业具有一定的网络规模效应；欧姆同时也对铁路业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是OECD国家铁路的规模经济系数为1.02，略大于1，因此规模效益还是存在的。

在所有的运输企业中，由铁路自身的经营特点决定其经营规模一般都很大。运输成本的投入也较大，所以对现有的铁路运输规模经济与否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3总结

本文通过对运输规模经济的理论进行综述，得出可以利用一般运输业规模经济的计量方法，将运输经济理论模型可以推广到各个运输行业的运输企业中，用以计算其运输规模经济与不经济。当S>1时具有规模经济，表明平均单位成本是一条逐渐降低的曲线；当S=1时规模经济不变；S

参考文献

[1] 徐庆斌，荣朝和，马运等.运输经济学导论[M].中国铁路出版社，1995.

[2] 荣朝和，高宏伟.运输业规模经济计量方法的探讨[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99.

[3] 陈引社.我国道路运输的规模经济问题[J].综合运输，2004.

[4] 杭文.运输经济学[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3

关键词：规模经济　奶牛养殖

一、规模经济的涵义

无论是规模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还是其后的经济学家，其对规模经济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成本概念来展开的。微观经济学认为，所谓规模经济又称为规模节约。规模经济最核心的涵义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收益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规模收益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规模经济的分类方法很多。按照生产要素在企业的集中程度和投入产出量的大小，可以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第二个层次是工厂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第三个层次是多工厂水平(多种产品工厂)上的规模经济，或叫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本文主要研究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

二、规模经济的理论综述

自经济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起，对经济生活中规模经济现象的研究就开始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放弃了分工理论，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分析工具。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传世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序言中指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分工。他认为通过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在既定的资源基础上增加社会的资财。为了说明分工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他详细地比较了独立生产与分工组织生产的效率差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分散生产、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等不同分工形式的比较，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大规模组织生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巨大增长。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机器大工业所引起的对工场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根据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马歇尔从企业的角度将规模经济的多种形态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认为，内在经济的产生是由分工和机械的使用造成的。企业内部的分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与管理的分工；另一种是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对于外在经济，则主要是从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来论述。当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时，外在经济就产生了。

阿林・杨格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范围(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超越了斯密定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的分工理论被后人命名为“杨格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

(二)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是在价格机制引导下的资源配置。由于规模经济包括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两种情况，而外在经济是与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杨格和马歇尔的分工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无法解释报酬递增的动态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就仅仅研究由技术决定的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认识的有益视角。

(三)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提出了有关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企业代替市场交易中管理对规模经济所起的作用。当时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能够自发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产生恰恰是从研究产业一体化的规模问题中遇到的困惑而引发的。

(四)“木桶理论”

“木桶理论”又被称为“短板理论”，指某一事物的发展和成效取决于全部因素中最为不利的一个因素，即“短板子”，其实质是要求对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目的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三、制约规模经济的因素分析

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可将这些条件分为内部可控因素和外部不可控因素(能否控制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而这些因素一旦不能满足或变化，将改变农户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影响到规模经济性曲线斜率的变大或变小，左移或右移。如图所示。

(一)外部不可控因素

1．市场需求规模

产品不同，对生产企业的规模要求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要求生产企业必须超过大规模地生产，通过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规模化生产来实现低成本，如汽车业、钢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很大。就奶牛养殖业而言，养殖规模的大小与市场对乳制品的需求直接相关。奶牛养殖业所提供的原料奶是乳品行业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奶制品平均消费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具有很大的消费市场。

2．买方市场

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价格，就可立竿见影提高经济效益，因而降低成本被视作是次要因素。这时，生产经营的目标是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将不被考虑。而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出现激烈竞争，企业无法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大盈利，因此，谈规模经济必须是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就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户而言，他们多是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能与大市场抗衡，且处于近乎完全竞争市场，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法通过改变原料奶市场价格获得经济效益，只有通过扩大养殖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来获得更大的利润。

3．行业状况

行业不同，生产企业进入退出的壁垒不同。大企业是以高投入高产出方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资本后盾，其高额的资金投入是规模化生产的重要壁垒。而对于呼和浩特市地区的奶牛养殖业来说，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95％属于分散养殖，养殖户进出相当自由。

4．饲料供应

规模化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是形成规模效应的重要前提。奶牛成本及日常的饲料消耗是影响奶牛养殖户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由于乳制品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奶牛饲养出现“泡沫”，拉动奶畜价格上升，增加了奶农的投资负担，同时，提高进入壁垒。充足的饲料供应及饲料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影响奶牛饲养的成本支出。完善的、稳定的饲料供应市场，有利于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

5．政策制度安排

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当时的社会的政策制度安排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时期，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企业对生产规模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家很倡导乳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呼和浩特市，要努力打造“中国乳都”，积极鼓励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对奶牛养殖户的贷款支持，技术培训、完善服务体系等。

(二)内部条件

1．农户素质

养殖人员素质的提高反映在规模效应上，即在相同的投资、生产规模条件下的成本降低。养殖人员素质高，可更快吸收先进的养殖技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科学饲养奶牛，减少饲料资源的浪费，还可减少单位产出的工时或提高单产，从而降低牛奶的单位成本，提高奶农收益。

2．基础设施投入

在现代化的生产中，设备要求较高，生产设备的高额投入，固定资产折旧费很高，这就要求规模化的生产以降低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分摊。因此，在生产规模不是很大时，设备的投资越少，经济性越高。对于奶牛养殖行业，经营适度的奶牛头数有利于养殖户采用合理有效率的饲养管理，同时也降低了单位牛奶的固定成本分摊，便于提高养殖规模效益。

3．饲料地面积

对于不同的产品，考虑到各个产业的投资要求、资金使用不同，有不同的自制率要求。自制率越低，降低成本的因素越少，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差；反之，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好，投资规模要求越大。对于不同的产业，合理的制定自制率将有完全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自制率不应低于30％；对奶牛养殖业而言，饲料成本占饲养总成本的70％～80％左右，没有足够的饲料地面积，很难满足奶牛的饲料消耗，容易造成投资收益不明显现象，奶农扩大规模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因此，饲料地面积对养殖户饲养规模有很大的制约性。

4．养殖经验

养殖经验丰富的奶农，饲养管理经验丰富，饲料配置合理，同时可以及时地发现奶牛身体的异常，疾病防御能力极强，能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已经从养殖中获得了甜头，愿意继续投资，完善养殖中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

5．经济效益

养殖投资回报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规模经济性，它主要表现在奶牛养殖的投资收益是否大于其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如果养殖的机会成本很高，养殖收益不明显，乳品市场不稳定，鲜奶收购不及时，则会造成奶农屡屡倒奶现象。饲料价格攀升，而鲜奶的单位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奶农无奈杀牛卖肉。低投资、高收益，是奶农继续养殖和扩大规模的主导因素。

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除了上面论及的需求问题和市场条件问题外，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作用升值已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我国养殖业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日益递增。

四、结论

由“木桶理论”可得出这样的推论：奶牛养殖户的发展规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发展必须关注“瓶颈”环节，即找到最短的一块木板，只有做长了那块木板才可增加木桶的盛水量。因而，由规模经济内外部条件的特点、复杂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在研究奶牛养殖的经济规模及规模经性时，必须进行详细分析和调查，以免得出错误结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4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 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组合原理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5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4　结论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6

论文摘要: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文献 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 发展 中国 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 金融 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可以得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弹性系数 se是逐渐增大的。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变化低于1%,即成本的增加慢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经济;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tc表示总成本，y表示商业银行的产出，只 表示第i种投入品价格。 把商业银行的产出定义为贷款和投资，用 y表示贷款和投资的总和，将投入定义为资本、劳动及存款，他们的价格分别用r表示。则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规模经济的相关理论，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银行的规模经济性，即：

在指标数据的 计算 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 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检验结果在 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附表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 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附图所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994年至 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则提高。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商业银行规模 经济 性增强的内在影响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以抢占 金融 服务竞争的制高点为奋斗目标。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几年来 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 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 发展 需要和现代商业银行特点的一整套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到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 计算 ，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 1994年仅为 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率为 6．81万元，而 1994年只有0．75万元。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是逐渐递减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保持 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陆续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性。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管制也日益放松，这有利于提高公众利益，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降低大量的进入成本，促进了了竞争，提高了银行效率。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了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 企业 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 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我们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 1994年到 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同时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行了解释。

参考 文献

[1] george，benston．economics of scale of financiainstitution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72(2)．

[2] lavrence．bank costs generalized functional formand estinationofeconomiesofscale andseope[j]．jourhal 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89(21)．

[3] budnevich，frankenandparedes．theperformanee of d~novo commercial banks ．a profit effieiency approach[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4)．

[4] deminguc，kunt，harry．huixinga．determinants of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the worldbank economic review，1999．

[5] 赵旭．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0(6)．

[6] 杜莉，王锋，齐树天．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及其状态比较[j]．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 学报，2003(1)．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7

我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由于缺少防止和打击垄断行为的法律，经济领域处于一种“无宪”状态。有鉴于此，我国自1980年起，先后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出规定。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规范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框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搞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行业垄断的苗头开始显现；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一些跨国公司滥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打压国内企业……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我国目前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本文粗略探讨二者的关系并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法。

一、为什么要发展规模经济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竞争日益白热化，我国的企业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竞争，由此通过并购战略组建新的企业“经济宪法”与我国规模经济航空母舰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焦点。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小型企业太多，企业的经济规模太小，没有形成企业团队和规模经济。从资产规模上看，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为34092亿美元，而世界500强企业在2003年的资产总额就达到了608145亿美元。此外，从营业收入上看，2004年中国500强的总营业收入只有世界500强总营业收入的2.76%。扩大我国企业的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已经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显然，利用并购的方式实现企业快速的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是相对简单的方法，也是目前我国应用较多的战略。中国企业的并购浪潮不仅是因为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自发的内部变革，而且是政府从机制上引导、从方向上控制、从力度上促进的划时代的经济变革。这场并购浪潮，一方面是全球性的第五次并购浪潮的组成和延续，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必然产生的历史过程。最近的企业并购，发展规模经济的实践证明，绝大部分的企业并购后都实现了资源的互补和优势的共享，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国发展规模经济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而且还会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为的标准，而是从竞争机制的大局或整体进行判断，只有当竞争机制本身被破坏时，反垄断法才会予以正当的干预。但因为“竞争机制本身是否破坏”这种标准规定的过于原则，现实中很难操作。因此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等标准予以综合判断认定。反垄断法发展到今天已经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行为主义”。按照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迅速上升或者其参与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大，就会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这种近似于有罪推定的原则在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所有的国家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行为主义分析方法。行为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垄断并不总是损害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的，只有在这种垄断地位是通过不公平的或者剥削性的方式获得的情况下才是反垄断法所要干预的。就微软公司垄断案而言，美国政府打算分解该公司的主要原因不是微软公司太大了，而是因为其滥用了这种太大的地位，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维持起垄断的地位。换言之，规模太大不是政府反对或者分解微软公司的原因，而是微软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实施捆绑销售等行为的结果。综上所述，反垄断法不是反对经济规模，更不是反对规模经济，而是反对实现规模经济过程中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特别是在我国，虽然由集中所导致的经济性垄断还不明显，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否定反垄断法制定在当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行业性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泛滥局面已严重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如果不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国应该采取绝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行为主义”来认定是否构成垄断，即只对禁止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而不对垄断结构予以规制。（三）经济宪法的立法前瞻性考察目前我国有一系列的反垄断规范性文件出台，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先后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已经是必然趋势。现在反垄断的最主要目标应该是破除行政性垄断，但是我国的反垄断立法的主要内容针对的却是在企业规模扩大后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而我国的企业规模经济后向垄断发展的趋势和破坏竞争的行为却没有出现。从立法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上来考虑，我们需要制定完善系统的反垄断法典，不仅要针对行政性垄断，还需要针对以后好出现的垄断，这个在立法学理论上已经可以得到最简单的解决。

二、规模经济与“经济宪法”的关系

以并购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虽然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效益水平，但是经常出现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优势企业以规模与效益实施并购战略，使企业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率提升、竞争力增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随着并购的深化，企业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当生产集中到少数规模巨大的企业后，就会产生垄断因素，进而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正是规模扩张与垄断集中这个矛盾的存在，使得很多的学者对当前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时机是否成熟产生了怀疑甚至直接予以否定。他们认为现在当前我国应该针对我国企业规模过小，效率过低的现状扩张企业的经济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制定反垄断法来限制企业的规模扩张，因为众所周知，反垄断法的核心就是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但是我认为，规模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目前制定反垄断法之间不存在矛盾，相反，二者还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建立并发展良好法治环境下的规模经济。究其原因，归纳为以下诸点：

（一）规模经济这个方面考察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成本扩大和收益递增的现象。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外部规模和内部规模，外部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位产品成品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规模经济则指的是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而不是所在行业的规模。规模经济不是垄断经济，垄断经济只是经济规模扩张的可能结果，并非必然结果。如果有较好的法律控制和政策引导，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发展规模经济，不会导致垄断经济的出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矛盾的症结在于经济规模的扩张的目标存在主观操作性，它可以导致垄断经济，也可以导致规模经济，但这并不能直接推理出来反垄断立法和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矛盾。相反，这恰好说明二者在最终目标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是效率经济，它的本质是追求微观经济上的企业效率，最终目标是实现微观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反垄断法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竞争自由的维护，促进经济的高效率，最终实现宏观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并不会阻碍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也不会影响我们追求规模经济的实现。

（二）“经济宪法”的立法目的方面考察表述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著名论断“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其基本的含义是指反垄断法不是简单以特定的竞争者受到损害作为判定是否构成垄断行区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判断标准的变化也使得立法不具有稳定性。我国反垄断法仅仅规定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机关和判断程序即可，而由有权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

（三）明确反垄断法应重点规制垄断性的行为在各国反垄断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论立法、执法或法学界，对反垄断法应重点规制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还是行为，都有过争论。那么，我国反垄断立法重点是针对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还是行为？在世界各国反垄断实践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结构规制为重点的先例。但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反垄断立法逐渐集中在垄断行为上，不再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我国反垄断法应该顺应这一世界反垄断立法发展趋势，明确规定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是垄断性的行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结构。

三、结论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篇8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运用规模差异测算指标和位序规模理论分析方法，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相对差异则总体呈现减少趋势；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经历先减弱后增强，随后再减弱的过程；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但其旅游规模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旅游规模差异；位序规模分布；珠江-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82－05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研究”（11XJL007）；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13EJL002）；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泛北部湾发展研究团队”和广西师范大学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阶段性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钟学思（1981-），广西柳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史。

2014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将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这标志着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该规划指出，珠江-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出海大通道，其规划范围包括广州、佛山、肇庆、云浮、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11市；同时，根据流域特点，将桂林、玉林、贺州、河池、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安顺、文山、曲靖10市作为延伸区包括在内[1]。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规划区域根据其流域特点划分，横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4个旅游大省，由于这些省份在资源禀赋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区域总体旅游竞争力有待提升，因而了解珠江-西江经济带省际和城市间旅游发展程度的差异，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仍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带，有关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空间发展的研究成果仍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有深入研究的发展空间。因此，选取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探悉省际和城市间旅游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对于探索我国跨省区流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协调联动发展的空间布局有着重要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数两个指数，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在数据来源方面，各地区指标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知网）》和2004-2013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和《云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由于统计资料中个别数据的缺失，依据相关统计资料对其进行简单处理。为了减少干扰因素，使用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是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2年为基期计算而得的基比指数。

（二）旅游规模差异测度方法

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和位序规模理论，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其中，标准差、变差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反映城市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则反映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位序规模理论将反映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的总体状况。[2][3]

1.标准差（VOC）：即均方差，是某一组数据的离差平方和，与其数据个数之间比值的算术平方根。标准差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可表示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绝对差异。

2.变差系数（CV）：是标准差与该组数据的均值之间的比值。变差系数可消除因各组数据均值的不同而对数据变异程度的影响，反映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相对差异。

3.基尼系数（G）：原是衡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现被广泛用来衡量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异，可衡量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相对差异。其取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小，表示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差距越小；反之，则差距越大。

4.赫芬达尔系数（Hn）：用于衡量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的指标，其取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越高，发展越不均衡；反之，则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越低，发展日趋均衡。

5.首位度（S）：是城市旅游规模最大、第二大衡量指标之间的比值。它反映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其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旅游规模分布越集中，地区发展越不均衡。通常情况下，其取值大于2时，表明该地区结构分布不太合理，此时称其为首位分布；而当取值小于2时，表明该地区结构分布相对合理。

公式（1）至（5）中， xi为样本数据， y1， y2， y3，…，yn为样本数据从大到小排序的数值，分别为xi、yi的均值，n为城市个数，pi为样本数值所占比例，P1和P2分别为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的指标数值。

（三）旅游位序规模分布测度方法

德国学者奥尔巴克（F.Auerbach）于1913年在探讨人口-城市规模时提出位序规模理论，后经罗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学者对该理论模型的改进，使得该理论模型更具一般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位序规模理论能较好地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的特点和规律。[4][5]

采用罗特卡的位序规模理论模型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其表达式如下：

公式（6）中，经两边取以e为底的对数，可得：

公式（6）和（7）中，P为城市旅游规模（即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或入境旅游人数），K为理想的城市旅游规模， R为位序，q为集中指数。根据q的指数类型，可将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类型分为：首位型（q≥1.2）、集中型（1.2＞q＞0.85）、分散均衡型（q≤0.85）。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基本特征

采用公式（1）至（5）进行计算，可得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差异变动的测算结果（见表1）。

（一）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差异分析

如表1所示，除了在2008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旅游业发展受影响外，VOC值始终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33676.7452增加到2012年的106657.4301，反映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除了在2006年和2008-2010年其数值有所增加外，CV值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从2003年的3.5760减小至2012年的2.8309，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减小。除了在2008-2010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较长时间的波动并略有增加之外，G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0.9745减小至2012年的0.9464，可见，其所反映的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相对差异也有所缩小。Hn值先从2003年的0.6566减小至2007年的0.5239，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减弱；但在2008-2010年间，Hn值则略有扩大，其规模集聚程度略有提高；随后在2010-2012年间，Hn值继续回落，从2010年的0.5547迅速减小至2012年的0.4292。总体而言，在2003-2012年间，Hn值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加，随后再减小的波动过程，Hn值在总体水平上不断减小，表明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日趋分散，区域均衡程度略有提高。除了在2006年和2009-2010年因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出现少许波动外，S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9.9149不断减小至2012年的4.2523，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地区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区域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然而S值均大于2，表明其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结构分布不太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程度正在逐步改善。

（二）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差异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了在2011年略有回落之外，VOC值在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77.1790扩大到2012年的169.9977，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除了在2006年和2009-2010年其数值略有所增加之外，CV值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表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减小。与此同时，除了在2009-2010年出现波动而略有增加之外，G值其总体上也有所缩小，从2003年的0.9657减小至2012年的0.9151，可见，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相对差异总体上也在不断缩小。Hn值先从2003年的0.5498减小至2008年的0.3878，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后因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Hn值从2008年的0.3878增加至2010年的0.4019，表明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提高，区域差距日趋明显；但随后又从2010年的0.4019迅速减小至2012年的0.3225，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进一步降低，可见，在2003-2012年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的集聚程度总体上有所减弱，城市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除了在2006年、2008-2010年出现波动而有所增加之外，S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6.2582缩小至2012年的4.3528，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地区集聚程度有所减弱；然而S值均大于2，表明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其城市旅游结构分布仍不尽合理，但其不合理程度总体上有所减弱。

三、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位序规模分布特征

采用位序规模理论模型，结合Eviews5.0软件，分别对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位序规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一）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位序规模分布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均大于或等于数值0.9246，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各方程模型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q值的变化来看，除了在2007年较2006年略有增加之外，q值在总体水平上逐渐向理想值1趋近，从2003年的2.7724不断缩小至2012年的2.1566，这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q值＞1.2），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各城市之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距较大；但随着q值的缩小，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距有所减小。从K值的变化来看，除了2004年、2008年和2009年的K 值因发生波动而略有减小外，2003年以来K值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194800.3万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45757.5万美元；而作为理想的城市旅游规模，K值是在客观数据基础上建立并反映城市旅游活动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的指标。可见，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在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虽然广州市在2003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包括2003-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获得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最大，但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理想值（K值）之间仍存在差距；而其它各城市在2003-2012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表明这些城市仍存在较大的旅游发展空间。

（二）城市入境旅游人数位序规模分布分析

如表2所示，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均在数值0.9334以上，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各方程模型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q值的变化来看，除了在2009年因发生波动而略有增加之外，q值在总体水平上逐渐向理想值1趋近，从2003年的2.5333逐步减小至2012年的1.9437，这说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q值＞1.2），说明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相对集中，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差距仍较大；但随着q值的缩小，这种规模差距将有所改善。从K值的变化来看，2003年以来K值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423.7万人次增加至2012年的1063.8万人次，表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在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作为2003年以来入境旅游人数规模最大的城市——广州市，其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理想值（K值）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其它各城市的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可见，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仍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扩大趋势，但是其相对差异总体呈现减少趋势。这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联系，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环境。但是，由于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不同及限制，致使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的扩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各城市之间旅游业发展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取得一定发展成效，使得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缩小。此外，国际经济形势、政治局势等因素的变化，也容易对各城市旅游业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各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和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相关旅游经济指标。

第二，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经历先减弱后增强，随后再减弱的过程，但总体上其旅游规模集聚程度不断减弱，且其城市旅游规模分布也逐步趋于分散，各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然而，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城市旅游结构分布仍不太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程度在总体上有所改善。总的来看，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城市旅游规模由首位分布型向均衡发展型方向逐步演变；但由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和旅游业发展差距仍较大，城市旅游规模结构分布尚未合理，因而其合理化演变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第三，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和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均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城市旅游规模分布仍比较集中，城市之间旅游规模差距仍较大，但其旅游规模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且其城市旅游活动水平在总体上呈现提升发展的趋势；然而，各城市旅游规模与理想值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政策启示

1.健全和完善旅游发展政策，优化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环境

根据省际和城市间旅游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健全和完善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改革发展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设置社会资本进入旅游市场的发展路径和运行规则，推广应用项目融资、债权融资、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建立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发展规划相配套的协调融合发展机制，促进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实现协调发展[6]。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实现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跨区域合作、集约经营和共建共享。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旅游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精细化、标准化发展，大力促进低碳旅游发展实践。

2.挖掘和整合旅游特色资源，拓展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空间

完善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建设规划，培育沿江旅游产业集聚区、旅游产业带，开发设计休闲度假游、乡村生态游、红色旅游、民族风情体验游、健康养生游等项目。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积极构建跨区域、跨景区的旅游协作，推进广西、贵州、云南和广东之间的旅游协作区建设，实现各旅游资源协作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构建旅游战略联盟，实现跨区域间旅游线路对接、旅游客源互送。利用桂林、广州等城市的国内外客源优势，带动贺州、河池、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安顺、文山、曲靖等沿江城市旅游客源市场。

3.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布局，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联动发展

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强化与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体以及区域旅游协作体的深层次合作。引导区域内城市推动自身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实现标准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的权衡管理。促进佛山、肇庆、崇左等城市向区域旅游产业新增长极转化，发挥旅游规模的首位城市以及排序靠前城市的扩散效应，打造以桂林、广州、南宁等城市为重点建设区域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等方式，联合各城市打造旅游圈，促进区域内城市旅游规模的协调发展和规模分布。

4.加强和推广旅游营销策划，树立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形象品牌

建立多元化旅游目的地营销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移动传媒网络平台、高铁动车线路与旅游捆绑销售等方式，加快省际间、城市间的旅游互推互介，提高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项目开发及旅游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效拓展入境旅游市场，研究促进外国人入境过境旅游签证便利化措施，推动符合规定条件的对外开放口岸开展外国人签证业务，逐步优化完善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相关旅游机构、企业及中介组织加强旅游服务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国务院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EB/OL].dqs.ndrc.gov.cn，2014-7-21.

[2] 戈冬梅，吴玉鸣.江西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分析[J].旅游学刊，2008，（9）：44-48.

[3] 杨莎莎，裴金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演变分析[J].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2，（2）：291-296.

[4] 赵磊，王永刚，张雷.江苏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研究[J].经济地理，2011，（9）：1566-1572.

[5] 靳诚，徐菁，陆玉麒.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构建[J].经济地理，2007，（4）：676-680.

[6] 简新华，杨冕.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