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与霸权

一个控制了上百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在目前通行的保证金制度下可以控制上千亿美元资金。这样，它使用哪怕是按照风险分摊原则投入到一个特定市场里的资产(例如不超过总资产的5％)，在一个日交易额不超过10亿美元的市场里，也可以占有足够大的“由规模引起的霸权”。

足够大的霸权会使“市场”失灵。这包含两重含义:(1)霸权对市场的垄断，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配置效率；(2)行使霸权的人通过操纵市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当整个社会都感受到市场的引导作用时，原本极其丰富的“市场社会”的经济生活被垄断者压缩到单一向度上去，逐渐丧失了应变的能力。

东南亚金融危机，固然有其经济“基本面”的内在问题，例如由于文化差异所发生的制度差异，又由于制度差异所发生的金融运营与监管方面的重大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不存在统一的“世界货币”制度，由于各国货币的自由兑换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所以，世界的“货币市场(the market for money)”其实是分割的市场，尤其是那些发展中经济的外汇市场。分割的市场为对冲基金的市场霸权提供了客观条件。

分割的市场不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当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时，每一个分割的市场应当找到最适合自身的制度安排，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这一最合适的制度安排应当满足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对霸权的遏制。当然，现实问题远比理论来得丰富。当我们谈到对霸权实行遏制时，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界定“霸权”?

首先，霸权不是“市场权力”。后者由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所创造的边际收益超过其边际成本的那个部分界定。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当事人，只要不是面对着完全竞争的市场，就总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市场权力”。同样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当事人，只要他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市场权力，他的经济行为就总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是不能被省略为“原子”的。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规模不能够被等同于霸权。

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经济行为的“规模”，也即“规模经济效益”。只要规模所产生的效益高过它所造成的危害，我们就没有理由引进“霸权”的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在当事人的市场权力所造成的垄断危害已经超过了当事人经济行为的规模经济效益时，我们才定义那一权力为“霸权”，我们才基于效率原则提出对那一权力的遏止。这便是我提出来与读者讨论的“霸权”概念以及“遏制霸权”的制度经济学原则。

按照这一原则，每一个具体的小规模市场应当寻找适合自身情况的衡量“霸权”的准则。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普适的对“霸权”的度量。即便是马来西亚外汇市场这样的小规模市场，只要它的社会福利函数(应当按照公共选择过程从个人的偏好集结产生)认为，允许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小于禁止短期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对发展经济的)危害，它就没有理由限制对冲基金的权力。换句话说，它就没有理由将对冲基金的市场权力界定为“霸权”。同样，即便在纽约股票市场这样的大规模市场里，当短期炒作的某些制度被认为会产生大于其效益的危害时，也会被禁止(例如跌市时对“按照市场价格沽空”的限制)。

一个社会的经济与金融制度，恰恰是通过这样的对规模所带来的效益的提取，与对霸权所造成的危害的遏止的平衡发展成型的。各个社会的制度于是有了千差万别，因为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行为模式、政治与经济的条件、求发展的环境，以及地理气候等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制度细节上的无穷丰富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不断提醒我们“理论”的局限性；并且仅当我们充分理解了我们理论的局限性以后，我们才掌握了理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