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范文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1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性新发展观 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 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二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7）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8）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内容

在中国现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下,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虽然存在着一致性和交叉性,但又是相区别的。

(一)少数民族经济

少数民族经济是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体,具有共同历史、共同特征、共同利益关系的群体的经济,或者把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可以把55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内部存在着差异,但在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具有共性的特点,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经济强调的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特定群体的经济,其研究的重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经济类型的形成和变化,民族内部及与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关系,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及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民族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多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中国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状况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间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少数民族经济具有内部共同性和外部差异性的特点,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存在的基础,特殊性是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出发点。[1]这种特殊性既是前面提到的由自然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或产业类型的特殊性,也可能是由发展阶段决定的发展水平的特殊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性会逐渐消失,共同性增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但民族间的经济差异或特殊性不是短期内就能消失的,即使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民族间,也存在着共同性基础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像最初那样表现在生计方式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实体经济层面,而表现在经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形式等企业文化层面。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经济结构单一,活动空间有限,民族分布集中,同一民族从事的经济活动具有许多共性的地方,民族经济的特征十分突出,这些共同性特征是其区分于其他民族经济的主要标志。即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或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不同的,或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种经济类型,也因其发展历史、自然条件而有所不同。历史上汉族基本从事农耕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形态是“男耕女织”,以及家庭养殖业。少数民族从事的农耕经济有些与汉族是基本一致的,如清代中后期以来的部分蒙古族由游牧转向农耕,发展到今天与汉族的旱作农业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些少数民族虽然也从事农耕经济,但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其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如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山地农业、新疆维尔族的“绿洲农业”。

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共同经济生活”是其存在的重要条件。在多民族国家,共同经济生活既表现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也表现为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以及对本民族共同经济利益的认同,在特定时期或条件下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这时少数民族经济又有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内涵,并有可能引发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和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时有民族间为了争夺草场、森林、土地、水资源等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典型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间的关系,形成了大致以长城为界,南耕北牧的生产格局。双方在经济类型、产品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需求,这种需求既可以通过互市形式实现,"茶马互市"是其代表形式;也可以通过军事入侵和武力掠夺,武力冲突自汉朝至清朝未曾中断。还有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为了争夺土地、森林和水源而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协调民族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冲突和矛盾大幅度减少,但仍存在着利益差异和矛盾。只要民族共同体存在,这种利益关系就存在。

在多民族国家,在主体民族占多数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经济往往是非主流经济,其发展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相背离或不一致的。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共同地域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地域是空间基础。民族经济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并由其生存繁衍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经济类型和生计方式类型,因此民族经济不能脱离其空间形式而独立存在。但少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是有区别的。如果某一区域生活的是单一民族,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果同一区域生活着多个民族,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存在着区别。区域经济代表一定空间的发展条件、发展概况、发展趋势等。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格局下,区域经济除大的三个地带或几种不同的经济区划外,大多以行政区划为主,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区域经济研究很普遍,区域经济利益也主要以行政区域利益表现出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民族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大部分是基于区域层面的研究,即一定地域或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这首先是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的分布又具有相对聚居的特点;其次是由于基于单纯民族视角的研究受到民族间杂居分布的影响,地域与民族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是高度一致的;同时,中国现有的经济统计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逐级统计的,而以民族为对象的统计除人口统计外,很少有专门的经济统计。因此,在实证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而少数民族族群的研究相对薄弱。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既可以把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某个少数民族省区、地州、县乃至社区的经济。这些地区经济在每个层面上都具有一些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别于其他地区经济。而在具有共性特征的同时,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又具有不同的特征。如广西、内蒙古、新疆、和宁夏五个自治区,其经济发展的共性特征是自然地理条件差、灾害频发,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水平、资源型产业比重高,农牧业产值及就业人口比重高,贫困人口多等。同时地区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历史上的经济类型看,广西以农耕经济为主,其主体民族壮族主要从事农耕经济,以稻作农业和山地农业为代表;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其农耕经济以"绿洲农业"为代表;而内蒙古的蒙古族在以游牧业为基础的同时,大部分人口近百年来转向旱作农业,从事农耕经济;宁夏回族除从事商贸业外,主体从事农业生产;分布在藏南河谷地带的藏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藏北高原的藏族主要从事游牧业。虽然五大自治区都有农业生产,但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区域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同为西部地区的五大自治区,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发展速度和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各区都积极发挥政策和区位优势。如广西发挥临海和在东盟经济合作中的有利地位,正在从山地经济走向海洋经济;内蒙古依托畜牧业特色和能源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发挥品牌效应,经济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新疆则发挥在能源、特色瓜果、棉纺等产业的优势,综合发展能力得到快速提高。同为民族地区的青海、贵州和云南,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与五省区共性的特点,但又存在着差别。

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格局决定了民族地区大多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汉族主要居住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中国的五大牧区均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游牧业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地区,有些是汉族的大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马赛克式地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族人。”现实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布的空间格局,无论是大的地理单元,还是小的地理单元,基本都反映出这种特点。从城乡分布情况看,在民族地区大多是汉族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农牧区。把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布的结构状态与城乡经济的结构状态及产业结构状态相联系,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更多地滞留在乡村从事传统的农牧业,而汉族则较多地集中在城镇从事工商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少数民族地区空间概念的整体形式往往掩盖了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差距,掩盖了各民族群体的发展差距。汉族相对集中的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掩盖了少数民族分布相对广泛的乡村经济的欠发展。

当我们从微观视角研究某个特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大体上是统一的,即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基本上也是该少数民族的经济。而当我们从宏观视角研究泛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或一定行政区划内涵的民族地区经济时,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只占这些民族地区人口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出现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分离的情况,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等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存在形态

民族分布于一定的地域,但民族的地域分布是不均匀的,也不是相互隔离的。在中国,民族的交叉分布虽然历史上就很普遍,但目前这种民族分布格局主要是在19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尤其是近100年来,人口迁移的规模、范围不断扩大,单一民族分布在一定区域的范围越来越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县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中,很少有单一民族居住,大部分地区都是多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即使在民族自治地方,基本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但其人口不一定是最多的。地域越大,行政级别越高,民族成分越多,民族经济越复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但从民族与区域的关系看,由“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决定了存在不同范围和层面的特定地区内单一民族经济和特定地区内多民族经济。[2]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民族的单一性与经济活动的单一性是统一的,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分工的深化,民族的分布越来越分散、杂居,而经济结构也越多样。尤其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的分布发展越来越复杂,单一民族经济形态越来越少。因此,在一些传统经济和乡村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单一民族经济的存在较突出,也较普遍。而且单一民族经济主要存在于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经济之中,民族与经济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经济是以某个民族的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地理区域看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和西北农牧区,从行政区域看主要在乡镇及村级有较单一的民族经济,在县域层面上也存在着一些较单一的民族经济。并且单一民族经济的存在一般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或边疆地区。在一些民族地区,虽然很少有单一民族居住,从表面看没有单一民族经济存在,但从现实的民族分布情况看,很多地区除主体民族外,其他民族大多都是后来迁入这些地区的,后迁入的民族主要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还有一些是20世纪50年代后通过支边或国有企业的整体迁入等途径进入的,这些人口主要分布的城镇和工业基地。而在偏远地区,是较单一的少数民族经济。单一民族经济的存在主要在较小的地理和行政单元,大部分情况下很难通过行政单元来划分民族经济,而在自然单元中单一民族经济的存在和表现更突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族际通婚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使得中国各地区都有多个民族成分,单一民族地区越来越少。在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州或自治县,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民族成分,但不同民族的人口不均衡。在一些地区,某一民族人口只有几个或几十人,而且主要居住在城镇,因此,其经济没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这里的民族经济主要是具有一定规模人口,经济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或共同利益诉求的主体民族的经济。

特定地区内多民族经济是中国目前民族经济的主要存在形态,在大部分地区,特定地区内由于各民族杂居分布,经济发展表现为多民族经济,但其存在形态在不同的条件下又有所不同。

第一,在一定地区内,各民族交错分布,从事的经济活动是一样的,经济的民族特点不明显,甚至与一般的经济没有区别,这时主要看民族分布情况,及民族人口比重情况,即使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活动条件下,如果不同民族间人口或劳动者比例较大,就会有民族经济利益存在,有时在其他地区或条件下是阶层或社会问题,在民族集团间利益差异存在的情况下又可能表现为民族间利益差异,进而表现为民族问题,这在一些多民族交错分布区域较突出。

第二,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存在着多形态的民族经济,大的范围可从国家角度,也可以从省市区的角度,依次在地区、县乃至乡镇都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经济形态,同时发展也不平衡。如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表现为多形态。[3]从一个省的角度看,多形态的表现和存在不尽相同,有些省区这一特点十分突出,如云南、新疆。在云南,自然环境、民族成分复杂多样,经济类型也多种多样,而且具有明显的差异。

三、协调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处理好区域发展与民族发展的关系。中国的行政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都是以地区为基础的,是行政属地化管理。在这样的行政机制下,各级政府和官员都把地区经济发展摆在首位,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主要目标,体现在工作思路之中,就是把能够快速实现上述目标的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保障,但必须协调它们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关照到区域内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在农牧区,对上述目标的贡献低,他们在现代部门就业率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地区经济的发展没有带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或者说没有带动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他们也很难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主要是一些溢出和再分配的利益。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的一些大型工程和资源开发项目,由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在很少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可能失去基本的发展条件,使其生产生活条件恶化。近50年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大量水利水电工程,形成了大批库区搬迁移民,其中很多地区的移民失去土地,或补偿不足,生产生活条件恶化,成为贫困人口,或贫困程度加深。

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和发展的不同步性,要求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关照到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的发展,使各民族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协调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保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发展利益;二是加快能力建设,提高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要素动员能力,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建设中。[4]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对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协调民族经济利益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及大型工程建设中,应把保障当地各民族的利益纳入统一规划和建议中。如制定针对特定少数民族群体的二次分配政策和比例,资源开发中的共同受惠权和优先受惠权,大型建设项目通过培训等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比重等。

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存在的普遍现象,这种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少数民族不能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主要受制于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提高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渠道是发展各级各类教育,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劳动技能,适应现代社会分工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大力普及和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对劳动力进行有计划的职业技术培训,通过职业教育使其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在未来中国社会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技能和职业转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提高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的同时,还要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现代工业的管理要求,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

四、结束语

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即存在一致性,又存在不一致性。但我们应该要求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关照到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牟本理.论我国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2]覃艳.加快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3]杨强.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选择与区域的协调发展[J].福建师范大学报,2004,(4).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3

    一、民间投资增速、比重和贡献率变化态势

    (一)国内民间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增幅,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

    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投资领域以连续发行国债拉动整个投资需求的增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高于前两年的增幅。同时,由于国债投资集中体现了政府公共投资的意图,主要受益者是国有经济,人们一直担心民间投资被挤出或增势减弱。事实上,除1998年国有经济的投资增幅显着高于民间投资和全社会投资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别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其中“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连续两年高达28%以上(见表1)。在各类经济成份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亿元增加到5663.49亿元,5年平均增速高达32.5%;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从2893.08亿元增加到2998.69亿元,平均增幅仅为0.7%。

    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也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增幅。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已从17.4%逐年回落为3.8%、3.5%和6.7%,而全部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别高达20.4%、11.8%、22.7%和20.3%,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二)国内民间投资比重接近国有投资,股份制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全社会投资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则逐年下降。1997~2001年,国有投资、国内民间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三者比重分别由52.5%、35.9%和11.6%变为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速度(%)

    注: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47.3%、44.6%和8.1%,目前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接近国有经济。

    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以较大幅度持续下降,2001年与1994年相比,这一比重降低了9.1个百分点。同期,集体经济投资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下降3.1个百分点;而个体经济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3个和11.4个百分点。国家注入大量国债投资以来,尽管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总的看仍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国内民间投资比重的变化中,集体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见表2)。这表明,在国债投资集中投向国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也渐趋活跃,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过对比近几年政府直接投资与全社会投资的态势,也可以看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全部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这表明,由于国内民

    表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将2001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合为一项(这样其增幅和比重分别高达26%和70%以上),尚未来得及分开统计(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统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忽略了这一点,直接用来论证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大,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过高,而民间投资增长不快。表1和表2已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对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做了区分,可以准确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接近国有经济投资的贡献率

    由于近年来整个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们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9%,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52个百分点,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05、1.83和2.49个百分点。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6.17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1.85个百分点,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上升为1.9和3.12个百分点。在其他经济中,股份制经济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得最为明显,由1998年的0.9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1.98个百分点;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46个百分点下降为1.05个百分点;而联营经济等投资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0.08个百分点(见表3)。个体经济投资的贡献率已经略大于集体经济。按照2001年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联营经济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合计贡献率,由1998年的4.92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5.81个百分点,正在接近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6.17个百分点的贡献率。这与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贡献率分别下降的趋势也形成鲜明对照。

    表3  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百分点)

    注:某种经济类型贡献率=全社会投资增幅×该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四)东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主力军,中西部民间投资增长快于东部

    分地区看,民间投资在东中西三大地区都有很大增长,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4)。

    1993~1997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民间投资占

    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32%,所占

    表4  三大地区民间投资在本地区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西部包括12个省区市,1993年不包含重庆市数字。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4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民营化浪潮，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也越来越明显。其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文章就浙江内部各地区经济状况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

一、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和gdp年增长速度都是处于全国前列，全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水涨船高，且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浙江各地区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2003年为2.51：1；2004年为2.47∶1；2005年为2.51∶1；2006年2.65∶1；2007年为2.90∶1.200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7年更是上升到3.11∶1.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7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浙江作为中国发展比较快的几个地区之一，各城乡差距也相对比较大。2007年杭州市人均gdp34923元，丽水市仅为7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2006年，杭州的gdp总量为4134.88亿元，宁波为2073.44亿元，而衢州仅为340.82亿元，丽水为216.05亿元。衢州和丽水行政区域面积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两城市实现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34亿元和220亿元合计454亿元，仅占全省的4.6%，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仅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经济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将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视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省内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市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影响浙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东西部环境差异

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2004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而对于浙江西部内陆地区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又缺乏便利的运输条件所以经济发展明显慢于东部地区。

（二）人力资源差异

因为浙江东部物资资源比较丰富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教育水平也明显高于浙江西部地区。浙江的大部分高校都位于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对人才的吸引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很高的相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浙江各地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地区性政策差异

在浙江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为鼓励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优惠政策。东西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大部分还是以农民为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四）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浙江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浙江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浙江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浙江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四、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

（一）支持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大投资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布局战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会投入和积累方面，发达地区远高于欠发达地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等优势，特别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建成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浙西产业加工密集带，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及时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积极融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对接和联动，不断拓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享现代区际的分工利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二）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发展环境，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级政府要在相应的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民营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发，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温州、台州等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所以能够在领先其他县市，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从地区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各地人力资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逐步消除，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加大。现有的资料已经明确低表示了这种趋势，在政策倾斜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减小的时候，人力资本的作用增长了。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时候，如果不在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尽心努力，那么经济发展必将缺乏动力。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技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现代人观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与先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此外，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当地政府努力，同时省政府要大力帮助。

（四）大力促进开发区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把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改造成为具有城市功能和形态的新兴产业区，率先完成从低附加值制造业主导向“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融合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主导的跨跃，成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新阵地。开发区是浙江新兴产业的密集区，也是浙江城市发展增长极。开发区的转型升级既涉及产业结构又涉及空间布局。各类开发区要作为工业化的先行区、城市化的示范区，完成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从工业开发区（工业功能区）向新兴产业区转变。从而影响个别地区经济的差异。

总而言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在国内率先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完成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构建出区域内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互动的新机制，从而继续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6年第9期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1]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2]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因为历史的因素，各民族并未平等地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各种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权利。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途径，就得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让各民族都步入先进民族的队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快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强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合作，为将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逐步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促使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与改革。同时，还有利于充分开发与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边疆得到建设和国防得到巩固，加快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78.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6

论文摘要：金融发展差异、金融供给不足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但迄止目前，中央政府对实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一揽子方案，学术界和决策层甚至对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所持观点各异。所以，研究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性交易所——集中性交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主权，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转贴于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性服务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 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 （09）：26-33.

② 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 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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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3］ 艾洪德.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04，（07）.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7

一、民间投资增速、比重和贡献率变化态势

（一）国内民间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增幅，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

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投资领域以连续发行国债拉动整个投资需求的增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高于前两年的增幅。同时，由于国债投资集中体现了政府公共投资的意图，主要受益者是国有经济，人们一直担心民间投资被挤出或增势减弱。事实上，除1998年国有经济的投资增幅显著高于民间投资和全社会投资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别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其中“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连续两年高达28％以上（见表1）。在各类经济成份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亿元增加到5663.49亿元，5年平均增速高达32.5％；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从2893.08亿元增加到2998.69亿元，平均增幅仅为0.7％。

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也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增幅。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已从17.4％逐年回落为3.8％、3.5％和6.7％，而全部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别高达20.4％、11.8％、22.7％和20.3％，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二)国内民间投资比重接近国有投资，股份制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全社会投资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则逐年下降。1997～2001年，国有投资、国内民间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三者比重分别由52.5％、35.9％和11.6％变为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速度（％）

注：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47.3%、44.6%和8.1%，目前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接近国有经济。

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以较大幅度持续下降，2001年与1994年相比，这一比重降低了9.1个百分点。同期，集体经济投资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下降3.1个百分点；而个体经济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3个和11.4个百分点。国家注入大量国债投资以来，尽管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总的看仍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国内民间投资比重的变化中，集体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见表2）。这表明，在国债投资集中投向国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也渐趋活跃，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过对比近几年政府直接投资与全社会投资的态势，也可以看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全部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这表明，由于国内民

表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将2001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合为一项（这样其增幅和比重分别高达26％和70％以上），尚未来得及分开统计（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统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忽略了这一点，直接用来论证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大，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过高，而民间投资增长不快。表1和表2已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对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做了区分，可以准确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接近国有经济投资的贡献率

由于近年来整个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们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9％，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52个百分点，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05、1.83和2.49个百分点。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6.17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1.85个百分点，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上升为1.9和3.12个百分点。在其他经济中，股份制经济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得最为明显，由1998年的0.9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1.98个百分点；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46个百分点下降为1.05个百分点；而联营经济等投资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0.08个百分点（见表3）。个体经济投资的贡献率已经略大于集体经济。按照2001年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联营经济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合计贡献率，由1998年的4.92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5.81个百分点，正在接近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6.17个百分点的贡献率。这与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贡献率分别下降的趋势也形成鲜明对照。

表3

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百分点）

注：某种经济类型贡献率＝全社会投资增幅×该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四）东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主力军，中西部民间投资增长快于东部

分地区看，民间投资在东中西三大地区都有很大增长，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4）。

1993～1997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民间投资占本地区全

社会投资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32％，所占

表4

三大地区民间投资在本地区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西部包括12个省区市，1993年不包含重庆市数字。

比重则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和全社会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当高，因此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民间投资增长势头也很猛，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势头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1997～2000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0％，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由53.6％增加到56％，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00年东部地区有5个省的这一比重超过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别是福建（63.4％）、浙江（62.7％）、广东（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1％，所占比重由44.6％增加为45.9％，上升1.3个百分点。西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37.5％，上升5.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由于亚洲金融危影响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三大地区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缓，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间投资在不同地区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尤其是西部民间投资的增幅明显大于东部和中部。同时，在东部一些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民间投资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发挥了对本地区全部投资的主要拉动作用。

二、民间投资增长加快的主要促进因素

（一）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的推进，扩大了民间投资的成长空间

1998～2001年，股份制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40.4％、27.3％、63.9％和39.4％，在整个民间投资中的增长是最快的；股份制经济投资在增势迅猛的“其他经济”投资中占有主要份额（由1997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个民间投资的加速成长实际上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拉动的。目前民间投资已经遍及国民经济十六大行业，个体经济投资主要分布在农业和住宅方面；集体、私营、联营、股份制经济投资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1993～1997年，民间投资在十六大行业中的投资额及占本行业全部投资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农林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15.69、12.55和11.71个百分点（中经网）。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间投资主体特别是股份制经济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近几年，一些国有经济垄断的基础设施领域逐步向民间投资开放，对民间投资的产业进入限制有所放宽，民间投资主体在这些领域也日益显示着增长潜力和竞争活力。

（二）法律环境的改善激发了非公有经济投资的积极性

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宪法正式确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假集体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恢复了其私营企业的本来面目。据有关部门对200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随机调查，70％的民营企业准备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联营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实施细则，不再对个人独资企业的雇工人数、注册资金设置最低限制。关于非公有经济的法规正在逐步制定，为此类投资主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西部大开发对各地区民间投资的活跃产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为本地各类企业包括民间投资主体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体制条件。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东、中部各类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到西部投资，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区际贸易的扩大。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11月的调查，东、中部地区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已经参与或打算参与西部大开发，生产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径正在逐步拓宽。这不仅为西部民间投资主体带来专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产要素，还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东、中部地区的各类企业也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扩大了配置资源的市场空间。

（四）预算内资金包括国债投资为激活民间投资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近几年的巨额国债投资正在改善不少地区的基础设施，起到间接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预算内资金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2000年，预算内资金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6.4％，用于民间投资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见表5）。当然，同期，在全社会投资的各项资金来源中，用于民间投资的主要是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但是预算内资金对民间投资项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视的。

表5

全社会投资各项资金来源用于民间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三、民间投资面临的制约因素

需要指出，从增长态势看，尽管近两年国内民间投资增幅已经明显回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投资的拉动；从全社会投资构成看，国有投资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44.6％）仍然低于国有经济（47.3%），股份制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各自所占比重更是远远低于国有经济。2000年，中部、西部民间投资总体比重分别仅为45.9％和37.5％，当地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仍然明显偏高（分别为54.1％和62.5％）。

无论是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趋势，还是鉴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民间投资的发展仍然不足。民间投资主体面临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一）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广度和深度

目前产业准入政策在不同经济类型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据调查，非公有投资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面临着实际上的“限进”障碍。主要原因是：其一，原有的无形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尽管国家计委去年12月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使民间投资与外商投资享有同等待遇；但是，部门、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银行、保险、证券、通信、石化、电力、轿车等行业，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其二，有些领域虽然允许民间资本涉足，但体制导致明显的不公平竞争。如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特许公司发起，没有实行招标制度，有资质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营资本能够参与项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须由特许公司决定，双方地位不平等。其三，前置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苛刻。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相比，非公有经济在投资、生产和经营诸方面，面临更多的前置审批，手续杂、关卡多、效率低、费时长

，在参与竞争的资格、条件和机会上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二）税负不公，抑制非公有企业的投资扩张

一是双重征税。非公有企业除了缴纳税率为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税率为20％的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大大削减。二是“低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利润转增资本金或另行投资，均可按投资额的40％得到所得税返还；国有企业享受技术改造贴息；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业技术开发费以及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税，等等，这些优惠政策都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三是税收优惠打折扣。如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私营企业则从开办期起，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者获利甚微。

（三）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体制不适应民间投资发展需要

无论是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对民间资本特别是非公有企业开放程度都很低。据国家计委宏观院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已形成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六大融资方式，国内外融资渠道多达数十条。但是，对非公有经济仅仅开放了短期信贷和大企业股票融资的渠道，远远满足不了各类非公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因而，它们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筹或其他投资来源。据笔者计算，从全社会投资的资金来源看，1997～2000年，整个民间投资占国内贷款的比重，仅从37.1％上升到38.2％；而占自筹投资的比重则从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资来源的比重从42％上升到59％。绝大部分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依靠非正规、小范围的借债集资或股权融资，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四）民间投资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务体系很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业在兼并国有企业、保护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明晰财产权等方面，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非法剥夺、损害、侵占非公有企业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问题尤为严重(据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调查，截至2001年底，仅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共计313项，其中涉及企业负担的有242项。如果加上地方收费，企业负担的各种名目收费高达数百项)，投资者信心和积极性受到挫伤。对非公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多达20多个部门和单位，但在项目投资方面却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服务机构和管理办法。投资者在履行程序、选择投资方向、争取技术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务，往往造成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损失。

（五）自身素质较低，制约着民间资本的成长

许多非公有企业存在着管理水平低、信息不灵、人才缺乏等突出弱点，导致投资决策失误；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和扩大开放的形势，即使一些产业准入限制已经放宽，也难以拓展其经营领域和规模；一些非公有企业存在“小富即安”、甚至挥霍性消费、缺乏投资冲动的倾向，从而限制了扩大投资。中小非公有企业资信等级较低，普遍存在财会制度不规范、信用观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欺诈频出等问题；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业尚未建立起银行信用档案，再加上缺乏可变现抵押资产，致使其难以运用银行贷款扩大投资。

五、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限制，降低准入门槛。根据“十五”计划和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切实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在明确划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类政策时，应当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凡允许外商投资和国有经济进入的领域，都应当允许其他任何经济类型的企业进入（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应人为设限。国家应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在改制企业一般不要控股。

第二，加快改革投资体制，拓宽民间投资进入渠道。改革前置审批办法，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加强对民间投资的产业引导。根据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产业的不同行业特点，采取符合市场经济惯例的多样化的项目组织形式和投融资形式，例如公开招标、特许经营、知识产权入股和产业投资基金等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无论采取何种进入方式，都要确保各类投资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和公开、平等竞争，并且形成利益和风险相对应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

第三，加大财税政策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力度。预算内资金（包括必要的国债发行）应当继续支持民间投资，以参股或补偿形式投入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项目；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益性事业，要通过收费补偿机制或财政补贴，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技改贴息应当对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清理不公平税负，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对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民间投资项目，在投资的税收抵扣和减免、成本摊提等方面应实行与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相同的优惠。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要避免重复征收所得税。对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应当给予必要的减免税支持。同时，严格治理“三乱”，解除民营企业的不合理负担。

第四，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业对内开放步伐，积极发展非国有的地方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普遍设立专门的贷款担保基金。可考虑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政府优惠贷款和贴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要切实发挥好其内部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职能，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通过适当下放贷款权限，增加资金支持，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等，鼓励中小金融机构扩大融资活动。在直接融资方面，应当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并上市流通，适时建立二板股票市场，疏通民间资本的进入和退出通道。

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 现状 对策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及现状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是按照自然地理、民族文化传统、经济要素分布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形成的经济联合实体。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每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行政划分等因素的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新的经济增长点、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已发展的关系等，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故如何统筹区域经济，促进各地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史

我国自古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就呈现不平衡的趋势。秦汉时代，我国的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至北宋以后，由于各种政治、历史以及运河的开凿，致使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来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近代我国由于被迫打开国门，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东南沿海被迫发展了数十个通商口岸。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东南沿海都得到了发展，是我国近代化的发源地。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阶梯状形态，可分为三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技术水平先进，与国外差距较小；第二级为我国内陆腹地，人民生活水平一般，经济收入一般；第三级则是西部偏远山区，这里资金缺乏，技术薄弱，经济水平落后。对此，国家也提出了一些经济战略，东部放射和拉动西部为主要策略和目的。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态势。虽然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有力的发展，但同时这种经济板块间的不平衡性，也是十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区域经济增长两极分化等问题。

二、实施区域性货币金融政策

我国各地区金融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针对这个现象，以全国大体一致的货币政策为基础，有差别的对各地采取差异化金融调控政策。

首先，因为经济较落后的区域吸引资金能力较差，所以这些区域资金外流情况严重，致使银行资金供应不足。故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为改善经济落后地区资金供应问题，给予存款准备金率上的适当优惠。这样的政策可以由央行统一安排，根据全国经济发展形势，为缓解经济落后区域资金欠缺的状况，把资金引向经济落后地区。

其次，采用不同调控方法，以间接方式调控经济发达地区，而实行间接直接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落后地区。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我们的地区央行分支机构应把职能侧重着眼于宏观调控和监督上面，支持多元化的金融结构，促进本地区银行、证券、保险及信托投资机构间的协调发展。在落后地区，则应愈加注重资金供应量和信贷工作，央行应考虑给予落后地区更多的金融调控权。他们可以依照本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调控信贷总规模，依照资金供给状况调控存、贷款利率，依照当地产业发展水平调控贴现率、贷款率。区别对待各地区再贷款资金的使用范围，格外加强对本地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的贷款支持力度。

最后，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央行各分行应针对各地经济情况调控其贷款方向及数量，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在国家层面关键领域的投资，要确保稳定的信贷支持，如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贷款供应，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信用再担保、担保体系监管的建设，实现最大程度的资金使用效率。

三、培育多元化金融产业主体

金融产业多元化是经济发展过程所需的，根据各地产业发展情况建设多元化金融产业与之配套，并提供针对。不同融资模式能提供不同企业、不同项目的需求，而不同金融机构在同一融资模式上融资成本在是不同的。通过银行融资与在证券市场融资成本也有差别。所以我们需要培育多元化的金融产业主体。

第一，适当控制银行的结构规模。我国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其属于间接融资。不同规模的银行在资金供应、单位资金运作成本、信息和风险控制成本等方面差异明显。大银行喜欢服务大企业，为其提供融资贷款服务，而中小银行则倾向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因他们经营项目单一，易与风险管理。因此，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就要支持中小金融机构，改善其竞争环境，对中小银行进行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在税收政策、市场准入等方面加以优惠。以便中小金融机构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发挥机制灵活、针对性强的特点。第二，加快直接融资市场的建设。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量大，能确保企业业务发展过程里的连续资金需求。与此同时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灵活，可以有效规避利率、汇率风险。快速发展股市的股价机制也促使企业良好经营，加强其自身监管，确保长远利益，这也利于地区经济长期稳定。

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民营经济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吸引更多民营主题加入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增强金融行业内的竞争，为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更为经济增长增添活力。可从以下方面努力。

1.适时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民营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贷款数额小，投资项目的规模、风险也小。民营金融机构有其区别于大机构的资金供给和人才配备，在确保正常运作的同时能够节约资源。但在民营金融机构运行到后期，需随时调整运作政策，以保证其健康持续发展。

2.注重针对民营金融机构的引导和监督。民营金融机构在我国发展历史短暂，政府应更多的对他们的经营方向进行引导，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向具有高新技术、具有特殊优势的中小企业贷款。政府部门还可以减少民营金融机构部分税收以间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地方政府还可以帮助民营金融机构开发高质量的新兴投资项目。建立规范的针对民营金融机构的政策，同时设立独立政府部门来有效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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