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经济学现象范文
时间：2023-12-09 01:53:41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1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采纳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即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以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材相互区别，本科生教育涉及初级和中级课程，研究生教育涉及高级课程。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规范化、国际化，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差距，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初级宏观经济学是继初级微观经济学之后所有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它也是一系列后续主干课程如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的理论基础，其作用承上启下、其地位举足轻重。初级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知识涉及面广、抽象程度高却又与现实联系紧密等特点，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大多数都会反映无论是理解内容还是完成习题都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付出比同期其它经济管理类课程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开设定位明确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背景下，进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积极探索无疑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根据多年研习、教学初级宏观经济学的体会，拟在教材选择、内容确立和教学实施三个方面展开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论述。
一、教材选择
关于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学生的反馈意见很通俗、却很在理：遇上一个好的老师是学生的福分，但不是每一届学生都有这样的福分，其实，如果有一本好的教材，老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已经有数也数不清的宏观经济学本土教材，但称得上优秀者恐怕凤毛麟角，大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定位不明确，初级、中级搅合在同一本书里，两个级别的内容都没有讲清，两个级别的要求都没有达到。幸好近十几年来，国内出版社大量翻译、出版了由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撰写的教材，业已涵盖宏观经济学的所有三个级别，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常见的属于初级层次的就有9种，见表一。与本土教材相比，上列外版教材具有定位明确、内容翔实、体例活泼、印制精美等等优点，更容易被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接受。笔者认为，在现阶段缺乏科学合理的本土教材的情况下，从表一中选择一本作为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指定教材或指定参考书，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上列外版教材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沃尔什的《经济学（下册）》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而目前使用量最大的应该是曼昆的那本，如该书中译本第4版封三所介绍的，前三版的中译本自199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选用最多、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笔者在本校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一直采用这本教材，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会有同样的反映：曼昆的书是经济管理类教材中自己平时还想翻翻看看的一本。
二、内容确立
对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课程内容必须在两个层面加以确立,一是课程的主要理论框架，二是课程的主要特点。
(一)课程的主要理论框架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授课对象通常是低年级的本科生或专科生。经过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些零散的经济知识，同时，基于若干年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对宏观经济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所感受。但是这些知识只能称为经济常识，而绝不是作为经济学专门学科的宏观经济理论。因此，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掌握、理解并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实现从经济常识到科学理论的质变。结合授课对象和教学目的，再综合参考表一所列外版教材，笔者认为一门保质保量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应该具有表二以模块结构表示的主要内容。如果课时较少而不得不对上述内容作出删减，可以略去模块5、9、10、13。
(二)课程的主要特点相对于确立课程内容，把握课程特点可能更加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教学方法。初级经济学不像中级以上经济学那样注重理论逻辑性、注重定量分析，而是更加重视经济学直觉的培养，也就是一个经济学道理能否尽量用大白话讲清楚。初级宏观经济学也有模型，常用的模型见表二，但是阐述同样一个经济问题，初级课程主要使用举例、类比方法，以文字描述和不带数量的图形模型作为工具，回避使用微积分，中级课程主要使用逻辑推理方法，以方程描述和带数量的图形模型作为工具，一些地方开始使用微积分。这是每一位从事经济学教学的教师必须领会的不同级别经济学的重要区别，而且需要一以贯之地指导日常教学。
三、教学实施
选择教材、确立内容之后，为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还需注意专业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和经济数据的本土化问题。
(一)专业术语的规范化学生在学习初级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掌握、理解、记忆常用专业术语非常重要。然而，同一个经济学英文术语有不同的中文译名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译名不仅在表一所列外版教材之间互不相同，而且也与国内媒体上时常出现的名称不相同，这种情况令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深感困惑。笔者将常见的中文译名不统一的专业术语整理成表三。经济学需要学以致用，处在中文语言环境下，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的中文专业术语。每逢一个专业术语，在教师首先讲解准确含义后，三个步骤应该完成，一是学生掌握英语原文，二是教师介绍常见译名以便学生参照，三是教师给出建议译名并解释理由以便学生记忆。笔者给出的建议译名见表三的建议译名栏。
(二)经济数据的本土化学生在学习初级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学会收集、整理、分析一个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非常重要。但是，表一所列教材几乎全是基于美国的数据。国内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数据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国家的数据。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涉及外版教材的数据部分应该进行本土化处理，应该考虑是否能够引入本国数据。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2
关键词：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羊群效应；明星代言；应用分析
引言
通过仔细认真的观察就会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现象的存在是十分普遍的，也是无处不在的，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把所得到的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去，就会得到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理性和多彩。
一、羊群效应
1.从众现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肯定存在这样的现象，当你经过一家餐饮店，门口有三个人在排队，根据人们的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维习惯就会使你产生这家餐饮店一定很棒的想法，于是你业就会在这家餐饮店排队，后来再一些人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也会产生相同或者相似的想法，于是大家都会在这家餐饮店前排上队，人们的这种行为被叫做羊群效应。所以根据上述的分析而得出，产生上述星巴克现象的原因是具有一定的羊群效应的。
2.现象分析
羊群效应就是把别人的某些行为作为评判一种食物的好坏的标准，并且以此来做是否要效仿的决定，这样的过程行为就是羊群效应，客观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个体从众和跟风的现象，羊群效应并不遵循主流金融理论，它是一种行为金融学中的一种较为典型的情况。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实际的生活中，羊群作为一种组织身份分散的群体，日常的行为就是没有统一方向的左撞右撞，但是如果出现一头羊朝着一个方向行动起来，群体中其它的羊就会紧随这头羊跟上去，并不会考虑到前进的方向是否存在危险或者更嫩的草。通过上述形象的表述，就很容易理解羊群效应的本质，就是着重的描述人们的从众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比较容易引起盲目的从众进而被骗或者是失败。羊群效应还是社会群体中人们有着向着相似的想法和行为的方向发展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反应就是：例如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对于某一决策的想法多数人是比较相似并且持支持态度的，而剩下的少数人并不会考虑决策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变得支持这项决策。
二、广告效应
1.明星广告现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告是随处可见的，夸张点的描述只要我们可以到达的地点就会有广告的出现，而种类繁多的广告中，明星代言是企业对于广告效应中的重要想象，当然明星代言也起到了很好的提高知名度的作用，广告中的广告词的朗朗上口也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对于产品的推动作用。
2.现象分析
由于这种明星代言的广告效应从侧面体现了某些信息，明星代言费的高低侧面反映着企业产品质量的好坏，如果代言明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有一定的粉丝群体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娱乐行业的有一定的地位，由于明星的代言就会使企业的销售量得到很大的提升，也对企业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请明星代言广告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的手法，会使产品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其知名度得到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请到的明星的知名度、粉丝群体、社会影响力和在娱乐行业地位的重要性都会直接影响产品的价格和形象，粉丝群的作用也带动着产品销售量的增长。整体来讲，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明星代言人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着产品的形象，明星代言人对于产品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如果明星代言人随着形象的改变很可能也会改变绝大数消费者的口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品的设计方向，也会对产品的营销模式产生变化。
三、学校小吃整改现象
根据各大学校的小吃街的存在，小吃街周期性的就会提供一切新的口味进入小吃街这个小市场和进行整改，在增加了营养餐的同时，小吃的价格都在上涨，上涨平均幅度在150%左右，但是不符合需求法则现象就是，虽然小吃的价格普遍的都的上涨了，但是针对消费者的行为来说，人数不但没有下降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上升，针对这种现象来说，传统的需求法则并不能对其进行解释，下面我们从经济学的另一角度分析思考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针对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依据经济学的原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提升了消费者的偏好，相比于整改之前，小吃街的食品的价格虽然比较低但是质量并不能达到我们的口味要求，但是在小吃街整改以后，逐渐的达到了一定消费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相对于我们其他消费的场所而言，小吃街的整改明显相较于其他我们常去的场所产生了一定的优势，所以就阿合两方面而言，都使消费者的偏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2)通过周期性的增加小吃的种类，就会使一定数量的潜在的消费者变成小吃街的实际消费者，并且对于食堂等固有的小吃种类，小吃街整改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垄断的地位。(3)近些年，随着人们的消费水平的增加，学生的消费开支也有了一定的增大，对于劣质品而言，会使需求曲线朝着左边移动，而产生消费者的数量增加的现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实用性的学科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行为经济学已经作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和合作交流的纽带，行为经济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人们日常生活的推动和影响。不论是本文所提到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分析，还有生活中的理财、工作和消费等方面，处处散发着行为经济学的智慧，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通过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就有引起巨大的经济学理论的可能，通过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在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是得我们的生活宾得更加的多彩与理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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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易宪容.繁荣下的理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3
解决这些难题，回答上述的一系列疑问，弄明白这些异态的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长时间去调查和思考。我们感到，研究上述中国工业区、城市区语言特异状态的最关键问题，是掌握中国现代城市语言发展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 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和“”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 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 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三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 2004.2.29再稿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 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P《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或.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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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有关城区统计年鉴，各重要企业年鉴，单位年鉴及有关专业年鉴。
3．《当代中国》丛书类：《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铁道事业》、《基本建设》、《城市建设》等；《当代中国的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甘肃》等等。丛书撰写计划由中央政府提出，并专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统筹，由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写作班子，按照统一的标准编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85年后陆续出版，共达200余卷，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套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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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学现象篇4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
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助性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
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 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 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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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
，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16.例如，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肖乾刚、程宝山主编《经济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等等。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5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在他的名篇《国富论》中，他论证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社会财富的根源；经济秩序是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来安排的。在此基础上他倡导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后世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亚当·斯密适应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富论》中论证和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要想发展，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思想在斯密之前的十七、十八世纪初就已经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了，斯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一自由放任，并据此原则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之父。
一、人的利己天性是社会财富的根源
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要求，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在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要求支配之下，人类形成经济和政治秩序。他把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心理，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并且认为这种努力只在人类社会才存在，乃是人类的特质，并不见于其他动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的利己心。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①
，，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求改良。”①
在斯密看来，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财富也由个人财富构成。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虽然每个人的利己要求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彼此协调彼此促进的。这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说，是人类在漫长岁月里自发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秩序。在他看来，利己心是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经济联系的纽带。人们由于天性中追求利益的倾向而进行生产和交换，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久而久之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并促成其它经济行为的生成。利己心是人类和谐经济秩序的原因所在，压抑利己心，势必会压抑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鼓励和倡导利己心，则会顺应自然，促进财富增长，社会繁荣。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L"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L"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③
由此可见斯密的观点，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私人的利益。尽管人与人的利益有着冲突的可能，但是由于人类自发而生的交换倾向和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和谐的经济秩序，就使人的自利心理转化为一种动力，在促进个人财富增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进，并不会彼此冲突而致文明衰败。
由于他把这种利己心看成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因此，他认为对于出自人的本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一切活动，都不宜加以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凡是符合这种利己心的就是自然的，反之就是违背自然的发展的。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失败。所以，他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认为这是自然的要求。
二、”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论述每一个原理时，几乎都要表露出他对经济自由思想的推崇。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由利益心的趋引，策划的无数行为创造出来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他所推崇的自发经济秩序，是市场规律在组织经济社会中起作用。正是上帝的这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安排了人类经济秩序，而非人力所为，人类的主观安排只会打乱和影响自然形成的经济秩序。所以斯密极力反对对经济的干预，倡导自由竞争。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④
“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斯密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英国皇家海军在1703年遭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斯密继承大众熟悉的宗教语言，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个现象的明显特点。尽管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几次，但是并不妨碍这个比喻一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它形象地表现了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形成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成为反对干预经济自由的有力口号。
斯密论证了经济干预只会造成利益减少的结果。
A口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因此，如果从国外买进货物要比国家内制造便宜，政府阻碍这些货物的进口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把工业引向获利不多的部门，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它另辟蹊径，所获报酬反而会多些。斯密认为，所有旨在鼓励这一行业或抑制另一行业，鼓励农业抑制工业或鼓励工业抑制农业的国内措施是不明智的，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资本投人某一工业部门，有可能超过正常情况下的资本自然流动;运用限制措施，可能使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该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资本撤出这一工业部门，这两种做法都是打错了算盘，无法实现增进社会利益的预期目标。斯密形象地以棋盘来形容，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运动的原则，与政府想要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二者不一致或正好相反，则棋下得就会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他提出，政府应当听任人们按照自己的运动原则行事，或者使立法机关制定的原则与之适应，而不要横加干涉。
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主张在国内政策中对自由竞争实行一些限制，因而提出了国家职能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指定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工程。可见，斯密在极力宣扬其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否定在特定领域里政府所具有特殊作用。作为经济学大师，他肯定意识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运行时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他认为在出现有损于自然经济秩序时，应由政府出面干涉或经营。虽然这侵犯了人民天然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自由危害了社会安全，就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法律的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都应该设立防火墙来抵御这种损害。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必拘泥，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流人极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适应时代要求，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是，斯密在个人私欲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吸引力的粘合点，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他的理论不仅被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影响不止一两代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经济学家才说《国富论》标志着一场革命。
三、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后世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贯穿整本《国富论》的灵魂。在斯密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进都要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无穷魅力。因为斯密所讲的正是他们的心里话，他替他们拂开了遮在眼前的云款，正合了急于肃清所有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和禁锢的资本家的需求。当时，自由竞争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斯密恰恰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这种不足。斯密用自由主义哲学给自由竞争行为打上了必然性的烙印，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人类行为中心的私利是激发他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动机，并且高兴地看到，追求利润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并非自私的行为，而是有益社会的行为，潜在疑虑一去不复返，封建思想残余被扫除干净，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私利了。
在斯密之后直至今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仍然影响深远，并且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一1832 )、马尔萨斯(1766一1834)都把斯密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都从斯密的著作中吸取了部分观点。斯密经济学说中科学的、合理的成份也被马克思所批判继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当代一些流行的经济学说也源于此。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斯密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信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到了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弊端暴露出来，古典经济学获得新生，斯密的((国富论》又被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颂扬。他们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掘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重新把”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必然的自发秩序。不管怎样，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众多经济思想的发韧地。就象有人评价的那样:
《国富论》就象一个大的新鲜的蓄水池，从这个蓄水池里流出了一个世纪的关于市场制度的令人兴奋而又惊叹的经济思想和结论。甚至连他的矛盾、他的理论缺陷，也是富于建设性的成果的。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6
一、学生解答主观题时的常见错误
（一）审题不清。
对材料的中心思想、层次把握不准，抓不到材料的主旨，从而用错观点或者只沾一点儿边。
（二）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没有联系背景材料。
对材料型主观题没有理论联系材料，既有原理分析，又要结合材料，而是原理与材料脱节，泛泛而谈。
（三）分不清主次。
答题主次不分，层次不明，不该答的也答上，费时费力却没有成效。
二、题型分类
按设问角度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什么”为主的问题。
材料反映了什么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
解题思路为：
（1）反映了的现象包括经济现象或政治现象，注意分别反映和共同反映的不同，侧重从材料和图表中直观看到的，注意层次性。
（2）说明了什么问题包括实质或本质。需要自己总结出来，一般而言，要一分为二：既有成就，又有问题，往往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
（3）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包括原理和方法论。
（二）“为什么”为主的问题。
1.……的必要性：常见设问语气有：“……的理由？……的依据？……的原因？”解题思路为：
（1）理论依据：常见语气为“……决定的”（有时也称为必然性）
（2）现实依据：从正面看，常见语气为“……需要”“……的客观要求”。从反面看，主要是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危害。（有时也称为紧迫性）
2.……的重要性：包括地位、作用、意义。常见语气有“……的重要保证”、“关系到……”、“有利于……”。
（三）“怎么样”为主的问题。
1.设问常为：有什么意义？影响如何？
2.解题思路：
（1）从内容上，意义可包括经济意义（国家、企业、消费者）；政治意义（国家、党、公民、人民）；现实意义（热点）。
（2）从逻辑上讲，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从微观到宏观，从地区到国家再到世界（内到外）。
3．答案特点：正面材料习惯用“有利于……”的语气；反面材料习惯用“损害了……”。
（四）“怎么做”为主的问题。
1.设问语气为“如何做到……”、“怎样解决上述问题”、“如何处理……？”。
2.答案特点：这是问答题中要求最具体作答的设问，一定要把课本理论和试题材料有机结合起来。
3.哲学上的题目往往以方法论为主。
（五）常见的设问。
1.如何认识（如何看待）某种现象？可看成上述四种设问的综合。
答案包括：（1）材料反映了什么现象？其实质是什么？
（2）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包括理论依据、现实依据。
（3）有什么影响（积极、消极）？作用及地位如何等。
（4）如何解决？采取的措施、解决的方案。
注意：
（1）具体题目不同，答案的侧重点就不同，有的可能以分析原因为主，有的可能以解决措施为主。
（2）如何看待可分成两层：看――怎样认识、待――怎样解决。
2.得到什么启示（启发）。
答案包括：（1）谈谈对材料的认识――启示是什么？
（2）如何解决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启示怎么做？
（3）答案语气：“启示我们……”、“要求我们……”、“做到了……”。
（4）哲学角度最常见：启示是什么――原理、方法论――启示怎么做？
（六）图表题。
第一步：审设问（根据有效信息确定范围、类型）
第二步：审材料（审图表）、连教材。
一审表头――明确材料指向、范围。
二审表格内容―横比、纵比、横纵交叉；从材料到问题、从现象到本质。
三审表注――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图表的补充说明。
第三步：组织答案
简要分析：
第一步：审设问（根据有效信息确定范围、类型）。
范围：经济常识中经济体制问题。
类型：“是什么”。
第二步：审材料（审图表）、连教材。
第三步：组织答案。
三、解题注意的问题
（一）审题要准确。
审题一定要仔细，明确题目的要求，否则就会答非所问。分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设问角度；分清政治学科内经济、哲学、政治的不同范围；文科综合中还要区分开政治、历史、地理不同学科。
（二）解题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
不能答成纯理论，没有本题的材料；也不能只答材料，丢掉课本理论；要作到二者的有机结合，避免出现“两张皮”现象。要过好日子，离不开理财，要答好卷子，离不开“理材”，即理和材料相结合。
（三）答题要规范。
1.答案段落化。答案不能一逗到底，要注意分段。
2.段落要点化。答案要简明概括，抓住要点。答案力求清楚，有层次，没有必要在某一点上花费很多的笔墨，一般三四句即可。同时力争多角度考虑，一般不少于两个要点。
3.要点条理化。应用知识点要有条理，一个主观题往往需要多个知识点，知识点之间不能相互“串门”。正式答题之前，可利用草稿纸，先列出提纲，以增强答题的逻辑性和规范化。
4.语言科学化。语言要严密，使用科学术语，书写要规范，卷面要整洁，字迹要清楚。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7
［关键词］小群体；互惠行为；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心理账户；机会主义行为
一、引言
很多学科都在研究人的社会互惠合作行为问题。马里安斯基的人类学和特纳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发现，早期人类相对类人猿可以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因素就是他们可以通过社会性互惠行为进行合作。［1－2］霍曼斯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3］是探索互惠行为的重要文献，他对小群体中的相关行为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赞同与社会一致性，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小群体内部的友谊与一致性动态过程。更为可喜的是，人类社会互惠行为已经获得神经科学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具有神经生理基础。奎尔万和费希巴切等神经科学家论述了很多人自愿承担惩罚破坏社会规范的成本(DeQuervain等，2004［4］)。演化模型和经验证据表明，这种利他主义的惩罚是人类合作演化中的决定性力量。他们运用PET技术来分析在经济交易中对背叛者利他主义惩罚的神经基础。对比不减少支付的象征性惩罚与减少支付的有效惩罚情况下，通过社会规范维护者脑扫描发现，对背叛者的后一种惩罚更加激活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背侧纹状体负责处理回报。而且，背侧纹状体活跃的维护者愿意承担更多利他成本，惩罚背叛者所得到的满足通过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激活来体现。阿克罗夫是一个有社会学视野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将社会学一些研究成果引进经济学，他以礼物交换的社会性互惠行为来阐释超量工作的原因(Akerlof，1987［5］)。然而，经济学对理性个体互惠合作的精细化研究要数重复博弈论与演化博弈，在这方面，莫林很好地综合了有关个体合作行为研究。［6］社会学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交换是以社会互惠行为来实现的。但是此类研究强调人的社会性，并不能充分化解经济学家对自利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在跨期交易中，自利个体在获得帮助后选择拒绝帮助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学一些文献试图通过声誉或宗教等其他机制来克服互惠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但其依然欠缺说服力。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互惠行为不能直接以声誉、亲情以及宗教意识形态视角来注解。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关于自利个体的互惠行为解释是通过无穷博弈或者动态博弈的复杂信息与计算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它对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互惠合作行为更加缺乏可信度，普通个体不可能为日常互惠行为进行复杂信息收集与计算处理。经济交易孕育于人的社会，人的一些社会行为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学科细化妨碍了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跨学科思考人的行为，前者强调互惠行为的非经济原因;后者关注行为人的“超强”信息收集与计算处理能力。大量的社会互惠行为长期存在部分源于其自身包含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同样，企事业单位同事和邻里之间的互惠行为不像市场那样银货两清式的交易，也不是简单非经济原因可以解释的行为。社会学与经济学对日常互惠行为要么司空见惯地忽视，要么以人之常情而视而不见。这种古老且常见社会经济行为现象背后的行为机制值得研究，此机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价值尚未受到重视。此文将尝试研究此类小群体互惠行为存在的特有机理，揭示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二、小群体内互惠行为特征与其机制
各类单位同事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日常小群体互惠行为是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市场上发生的互利交易行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互惠行为不需要界定产权，也不需要以货币支付来交割。互惠行为大量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理论家对自利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的担忧，也迎合了社会学家所重视的非经济因素情结。大量此类互惠行为的存在本身就暗示，支撑它的背后机制是有效率的，它的成因至少不能简单视为长期形成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宗教等，更不可能是运行成本较高的契约机制。那么这种机制是一个怎样的安排呢?它是如何克服或缓解机会主义行为而有效运行的呢?社会上，特别是小群体中大量互惠行为显示，一般施惠他人的利他行为成本对于施惠者而言是低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社会发展使得个人之间的差异超越生理而更多表现为信息、知识与技能上的差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既包含横向的分工，又涵盖纵向的分工，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存在日益明显的信息、知识与技能鸿沟。伴随信息与知识“爆炸”，工作与生活对它们的需求往往超越人们自身的拥有量。信息、知识与技能的短缺可能成为制约其工作与生活质量的瓶颈，除了学习之外，互惠行为是一个相对便捷的、成本低廉的缓解短缺的路径。对信息、知识与技能拥有者而言，提供它们的成本是低廉的，且不改变自身拥有量，而对于接受者则可能是受益匪浅。接受者需要这些信息、知识与技能本身就表明，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学习获得它们的成本比较高，互惠交换可以实现在信息、知识与技能分工基础上有效交流，并促进分工和提高效率。尽管这样，对大范围的社会来讲，提供者的意愿与主动性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企事业单位和邻里等小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就不会很突出。在工作与生活中，此类群体中的成员交往频率较高。较高频率交往意味着提供者获得回馈的几率增加，提供意愿与主动性自然增加，时空距离优势也使小群体互惠行为发生的整体成本更低廉，同时机会主义行为也受到进一步抑制。“远亲不如近邻”的体会在工作与生活的小群体中普遍存在就是一个佐证。
(一)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的成本收益特征
实现互惠合作行为是一方愿意提供帮助而支付成本，同时，另一方获得帮助而受益。这种行为互惠不是单期交易，而是跨期合作，不像市场里的即期交易“银货两清”，因此，它不需要明确交易相关的产权，更不依赖法律制度保障。此种互惠行为合作具备如下特征。1．每次互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象分立。小群体中的施惠者承担行为成本，而受惠者则获得收益，不像普通交易行为双方同时是成本承担和收益获得者。互惠必然在跨越行为之间实现，一次成本承担者可成为下一次收益获得者;同样，一次收益获得者则可变为下一次成本的承担者。2．每次互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双方来说是不对称的。这种行为对施惠者来说，成本是低廉的，经常是举手之劳，而对受惠者则是收益较大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成本与收益的看法不尽相同。然而，在互惠行为中，一方面施惠者的低廉行为成本使得他们主动地、自愿地实施该行为不需要太计较未来接受者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使发生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给其造成损失也有限;另一方面该行为给接受者带来较高收益，接受者也不会轻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一次行为中的施惠者会成为另外一次行为的受惠者，两次或多次行为互惠中，任何一方既是施惠者也是受惠者，通过一次成本低廉的施与行为换来另一次或多次的较高收益接受行为。显然，互惠行为双方因低廉成本与较高收益的不对称性而产生净收益促使其维持互惠关系，而不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3．小群体中高频率互动催生互惠行为。小群体中的成员互动为互惠行为发生提供时空环境。小群体成员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进行一系列互动，高频率的互动为其间互惠行为发生创造了便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高频互动将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继而强化互惠行为的频次。越高频率的互惠行为越可使互惠行为的收益与成本之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惠及整个小群体，提高整体福利水平。
(二)以心理账户为核心的小群体互惠行为决策
行为经济学研究个体决策并不像经典经济学那样对决策进行精细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实现最优化选择。萨勒首先提出心理账户概念，用于分析沉没成本效率(Thaler，1980［7］)。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选择时，实际上就是对多种选择结果进行估价的过程(Kahneman和Tver-sky，1984［8］)。究竟如何估价，最简单的、也最基本的估价方式就是把选择结果进行获益与损失(得失)的评价。同时，萨勒自己也不断完善心理账户理论，他研究得出，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它揭示了人们在进行(资金)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Thaler，1999［9］)。科维茨也分析过心理账户问题(Kivetz和Simonson，2002［10］)。难能可贵的是，萨勒一直在持续相关问题的研究(VandenAssem等，2012［11］)。国内外的心理账户文献非常丰富，基于本文的研究特点，不需要详细评述心理账户文献，因此，不再赘述。关于心理账户涵义，不同学者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都接受心理账户的基本特征，即心理账户是决策者对同类决策进行估价、分类和编码以便以后快捷决策。这是心理账户理论成熟的思想。在小群体中，交往频率比较高，互惠行为成本与收益对象是分立的，低廉的行为成本使得此类行为决策不可能进行在精确计算基础上最优化决策，而是通过行为双方对合作对象进行评价，分类通过心理账户编码进行记录，以便以后对类似的行为决策。社会上，偶发互惠行为给行为双方不会留下多少印象和记忆，而且即便有，这种印象和记忆也不会长久，未来双方再次合作的几率很小。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的参与者则是见面与合作交流机会甚多，对合作对象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评价，形成印象与记忆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印象与记忆将直接成为未来互惠行为的决策依据，并形成便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以后相应的决策可以由印象与记忆直接做出，不需要过多地分析思考与权衡。行为者和在其心理账户上印象与记忆良好编码的对象再次合作的决定就变得非常容易、快捷，而不良印象与记忆者被视为不宜合作对象则使得再次合作的决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机制可以有效抑制行为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显然，此类行为决策省去了行为者的信息收集、处理与计算成本，也符合人们日常行为决策的低成本要求。这就是人们日常交往过程中重视“第一印象”的原因。另外，行为者的低廉行为成本使得其可以进行广泛的互惠行为实验，形成更广泛、深入的心理账户记录。这样的心理账户一方面可以避免误判合作对象，校正错误的印象与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互惠行为对象范围，实现更加丰富的互惠行为。
(三)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
前面分析了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现实性与特征，并阐释行为人的心理账户如何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问题。所见的社会学文献并没有详细、清晰地论证小群体中互惠行为机理，在此将前面的分析进行综合，说明互惠行为的机理，提出以成本收益分析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理论。互惠行为双方因互惠行为成本低廉都有意愿成为互惠行为发起者，即使因性格原因这种意愿不强烈，也可借助一方的关系人而促成互惠行为的发生。关键在于，双方心理账户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且每一次互惠行为的发生都会强化双方的互惠激励，使得互惠行为称为双方的“自然习惯”。成为习惯的互惠行为对行为者来说是一个生活工作重要依靠，对小群体整体来说，也是一个信息、知识与技能有效互补合作机制，继而推动行为人进一步深化分工。一旦互惠行为中双方记录良好，那么互惠双方会通过“正反馈”的心理机制强化互惠行为，随之而来的自愿自发互惠行为使得双方不需要识别对方行为而自然发生，这是一个成本低廉的有效机制。随着社会信息膨胀和诱惑增多，受制于信息成本与复杂计算的行为决策比较困难，大量的日常行为决策依赖于便捷的决策机制，互惠合作机制就是这种机制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是个体之间自愿自主进行的，外在力量可能破坏心理账户机制的功能，难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可能使得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失去效率，存在利益竞争的同事间往往难以维持互惠行为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邻里间比企事业单位中发生互惠行为更为普遍的一个原因。
三、小群体互惠行为机制理论的应用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遵循科学管理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精神对劳动进行量化管理。它通过明确划分员工劳动边界与绩效考核评价方式进行显性或隐性契约方式管理。这样就忽视了不能量化的劳动合作的贡献，继而伤害了劳动效率，不利于员工通过互惠合作行为自然实现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12］不完全合同理论发展是经济学的自我修正，但不完全合同依然没有改变新制度经济学中经济激励约束的最优化思想，因此员工互惠合作行为被排除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之外。随着经济复杂程度提高，企业效益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员工创新能力，大量的创新需要通过团队劳动而不是孤立个体行为来实现。成员的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是团队劳动效率的基础。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不可能通过行政管理与合同契约实现，有效的劳动团队必须是一个成员互惠合作的群体，高效益的企业也必须存在一个广泛互惠合作行为的群体。企业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小群体，员工也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能够发挥很好的经济功能，经济学家需要关注经济激励与约束之外非经济行为机制的经济功能。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理理论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应用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员工的信息、知识与技能越来越专业化，与其劳动所涉及的信息与知识等相关要求越来越不匹配，员工在这方面互惠合作是一个缓解不匹配状况的重要、有效的方式。［13］再加上企业员工创造性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创造性劳动实施不可能依赖员工个体单独完成，信息、知识与技能限制个体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员工之间互惠行为机制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个自愿合作小组，实现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促进创造性劳动，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对于改善企业劳动管理，激发员工创造性劳动有启发作用。将该机理理论运用于企业劳动管理中，相关管理制度需调整和改变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员工的劳动边界模糊化促进互惠合作行为。明确员工劳动边界需要承受较高的信息与管理成本而变得不可能［14］，而且劳动边界明确将使有关员工劳动自主与自愿合作空间缩小，不利于互惠行为发生。一定程度的劳动边界模糊化会诱发相关员工自主协商与互惠合作解决相关问题，促进他们在信息、知识与技能上互惠交流，增加交流频率，形成互惠行为紧密的小群体。其次，避免过度量化劳动考核评价。过度量化劳动考评将破坏企业这样的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尤其针对员工个人考核更是如此。当然，适当对劳动团队量化考核则有助于推动互惠行为。过度量化个体劳动的考核忽略了劳动合作精神等隐性因素，过度量化考评将窒息合作精神，破坏互惠行为机制的根基，但它们对劳动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最后，推进劳动与创新任务的项目化与团队化管理。企事业单位将复杂劳动与创新任务的要求、评价方法以及报酬以公开竞争与契约方式交给项目与团队负责人，由项目与团队负责人自主组成劳动或攻关小组实施，决定小组内的劳动分工与协调、劳动报酬分配。这种方式既可简化劳动管理，也将激励企事业单位员工自愿加入互惠合作的小群体。以负责人牵头的小组可以形成互惠合作行为机制，由于这是开放性的群体，所以包括负责人在内的所有成员之间没有固定契约与行政关系，而且其他成员未来可以退出这个群体，因此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发挥相对产权明晰的团队劳动契约化管理的效率，同时发挥团队内互惠合作行为机制的效率，继而实现创造性的劳动管理。
四、结论与建议
这里无意全面否定科学管理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激励与约束在劳动管理中的作用，而是关注小群体中互惠行为，尝试研究互惠行为背后的机理。历史地看，市场交易机制之前，社会互惠合作就已经存在了，市场交易在社会中孕育发展并不表明市场交易机制完全取代社会互惠行为机制，也不意味着社会互惠行为机制已经完全失效，相反，市场交易机制能弥补传统社会互惠合作机制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古老的社会互惠行为机制依然有效，人的社会性与生理性特征使然。这里的研究将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应用于互惠行为分析，此分析与日常互惠行为非常切合，它意在深化社会学中社会交往理论关于互惠行为的理解，跨越学科藩篱研究日常的互惠行为。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由三部分组成:行为成本与收益分立与不对称机制;小群体中行为人较高频率交往机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行为人心理帐户机制。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表明，互惠行为有自然动力与激励机制实现小群体内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不需要额外的经济激励与劳动管理。主要建议如下。
1.经济学家需关注微观现实行为，善于借鉴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使其研究更具现实性。经济学的优美数学结构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学科学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过滤掉大量现实微观行为，降低了经济学解释现实的能力。恢复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经济学家需要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合作，发展具有现实微观行为基础的经济学。
2.检验经济学理论科学化程度的标准不在于其数学化程度，而是其理论能否经得起实验或实践“重复验证”。解释行为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在实验或经济实践中得到重复验证，这才是理论科学性的圭臬，而不是其数学形式逻辑。一般认为在经济实践中重复验证经济理论比较困难，但是神经生理学及其研究工具的发展显示，神经经济学将使经济行为理论具备实验重复验证的可能，而且在正确的方向上推进经济学的科学化进程。完全不同于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为此所做的努力，它给经济学注入的是科学精神，摒弃了追求形式逻辑的科学主义。
3.经济学应该承认人的一些社会行为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激励与约束不是唯一有效的经济行为机制，也不一定是最优机制，很多社会行为机制也可有效激励与规范经济行为。发挥社会行为的经济功能不仅可以改善个人的生活工作状况，也可减少社会的资源消耗，小群体互惠行为就是其中之一。经济学家自身需要摒弃经济学帝国主义，关注传统社会里各种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机制，它们曾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机制，在一定范围内修复这些机制不仅有经济价值，也可夯实市场经济的根基。
4.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决策者以及实施者借鉴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改善劳动管理。尊重劳动者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有效劳动管理的前提，遵循小群体互惠行为事实调整劳动管理体制，能使互惠行为助推本单位劳动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严维石.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信息范式困境与其出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批判［J］.经济评论，2013(6):5－10.
［2］严维石.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92－198.
［3］严维石.劳动合同特征及其行为经济学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2):45－50.
常见经济学现象篇8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谨从经济法的概念入手探求经济法的独立性，并在回顾经济法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经济法历史上是重要的法律部门，而且现实仍是重要的法律部门，当然要更加明确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还须与相关的法律部门进行比较，最后以经济法的特殊性分析经济诉讼和经济审判。
关键词：经济法，法部门，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现实性，市场失灵，公共失灵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发展和现实性
经济法成为法律部门首先是要有独立性，但现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济法现实性其实就是经济法的现实存在依据，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来说明。经济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成文的法典，比如《汉穆拉比法典》，其中就有很多相关经济的法律条文，但这时的法是诸法合体，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经济法。经济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的进步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随后在20世纪初出现分野，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法”，典型的如捷克等还制定了专门的《经济法典》。但随着集团的解体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原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学说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几经演变的经济法，从“战时经济法”到“危机对策经济法”，再到比较成熟的“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分析这一过程，可见它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轨迹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认识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同时民主经济的推动，一时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比如，不正当竞争、垄断这些问题光靠民法规范的市场调节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经济越发达对经济稳定的要求就越高，不规范的金融管理以及猖獗的金融投机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就是一个明证。
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也在一边规范职能经济部门的管理，又逐步的放权，让民众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进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经济形式逐渐趋同。经济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完全否定那种经济法的“阶段论”8.法律部门之所以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精神9，也就是它有它的现实性，即适应经济现实而生。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国的经济法强调的主要方面也不一样。英美法系没有部门法划分的传统，也就没有经济法部门，但事实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被称之为“经济”，可以理解为这是其重要的经济法内容。德日对经济法德研究由来以久。由于民商法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关注经济法的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法。但不管怎样，经济法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已注意到经济法的重要性，借鉴近年来中国经济法发展的经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法的重点不在反不正当竞争而在财税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状况会逐渐的改变。
经济法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其存在的现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符合现实基础上的法部门才有其合理性。事实证明，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光靠计划抑或是市场调节是不行的，经济法要解决的就是市场跟公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意义所在。公共权力有很大的张性和破坏性，它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必须依法划定合理的阶域，克服“市场失灵”和“公共失灵”是经济法的双重任务10。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限定，以防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11。普遍的情形是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失灵，国家就由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政治国家”变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但我国的情况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改革的取向和目标就是要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纠正市场失灵或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的12。我们更多的是克治所谓的“公共失灵”，下放权利，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总之，经济法的现实使命就是调整公私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填补社会发展带来的法律调整空缺。
从现实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必须由经济法重点加以调整和规范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13，通过管理协调和处理好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十分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国家经济部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市场为基础并加以国家调节这一辅助手段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按一定的程序制定经济政策等行为，如利率、税率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整有利于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使“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二，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经济的活力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新技术的迅速开发和利用，经济就会放缓，因而维护并鼓励正常的经济竞争是经济法的重要使命。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天性决定了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甚至走向垄断，而垄断者会维持自己的垄断价格剥夺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技术和服务止步不前。另外恶性的竞争损害了平等民事主体的利益，还损害了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对此，传统的民法调整显然是力不从心。
最后，经济法的调整为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稳定提供保障。市场越是开放发达，稳定性的要求就越高，特别是金融体系对此要求更高。如果金融监管不力，则会导致金融投机猖獗，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经济法必须从主体资格、程序运作等方面加以规制和监管。
当然，需要经济法调整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详叙。
总之，经济法都是顺应时代而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决定了经济法部门必须存在并发挥作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前面仅从理论上以部门划分的标准阐明了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就经济法存在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但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举例来说，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但是《民法通则》在制定时忽略了一点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平等的关系和不平等的关系，很显然，商家在信息力等方面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如果完全按照民法来调整的话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涉入这一关系中，通过调整国家与商家的关系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14。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是笔者在解决经济法主体地位是遇到的最难的也是思量最久的问题，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存在。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15.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五、小结
上面的分析已经论证了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但是时代在发展，现实情况在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让经济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正如前面在论述经济法的现实性所说，经济法顺应现实而生，它一定会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引自《经济法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P52。
2参见中国经济法绪论编写组编：《中国经济法绪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3见史际春，邓锋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125。
4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53。
5见章尚锦主编：《国际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
6见史际春，邓锋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5。
7关于户这种经营单位常见的有我们常说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等，个体工商户肯定可以作为一个经济法的主体，但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作为被宏观调控一方可以做为经济法的主体。
8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现实并不存在，它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比如战时经济法，危机对策经济法，还有计划经济法。
9见张守文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0见冯彦君文：《世纪之交经济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1年第1期。
11见程宝山文：《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1期。
12见孙同鹏文：《渐进改革与经济立法》，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1期。
13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64。
14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史际春老师的《论商法》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