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范文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1

关键词：婚姻法；修改；完善；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1.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加之封建思想的残余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破坏一夫一妻制、侵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如重婚纳妾、“包二奶”、非法姘居、家庭暴力等，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仅用道德规范去修补用社会舆论去约束，用思想政治工作去教化，已难以解决，必须过法律手段来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台于社会的共同准则。新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既调整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又倡导了符合时代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准则．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尤其是属于私法的民法非常不健全。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被称为法律之本的民法在我国诞生比作为公法的刑法迟了将近7年，并且内容及条文都极为简单。这一不正常状况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而有所改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能够出台一部全面、具体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典。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部门法的不完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今，制定民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因此，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太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婚姻法的修改对推动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就是要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不仅要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法律，而且要修改与完善现行的法律，使整个法制建设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其修改与完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婚姻法修改过程中的全民太讨论有助于推动我国立法工作民主化的进程。以往任何一部法律的修改或制定，似乎只是政府的事情，大都离群众较远，少见人们的广泛参与行为。而婚姻法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夫妻和家庭的幸福和睦，而且事关每个公民现实的和预期的切身利益。于是立法机关修改婚姻法的消息经传出，便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太讨论尤其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出向全社会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的通知后，参与人员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太、来信之多、热情之高、意见之广泛．在我国的立法史上实属罕见。这一方面反映出公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已开始以法律作为维护自己生活信念或行为的武器；另一方面它既是立法民主化的一次重要实践，又是向全社会宣传婚姻法的过程，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推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2

2011年底之际，本刊携手MSN中文网进行了中产家庭生活质量“微调查”，希求从真实、鲜活的细节中，捕捉和见证2011中产家庭的生活全景态势。

参与本次调查的人群中，26岁～30岁占27.34％，31岁～35岁占26.37％，70后80后占据被调查者的绝大多数。以下特征“微”而不小，耐人寻味。

“回家吃饭”是潮流

食品安全是2011中产家庭最关心的话题之一，食品安全堪忧，怎样保全家人饮食的安全与美味?“减少在外就餐，尽量同家吃饭”成为大多数人的潮流之选，占投票者的37.72％。而坚持“购买食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大品牌”、“购买绿色有机食品”的家庭合计为40.37％!另有近16％的精明消费者“拒绝深加工食品，利用小家电，在家自DIY”。当然也有少数“没做什么特别的应对，不觉得那么严重”的淡定派。数据可见，绝大部分的家庭非常重视维护餐桌安全，减少外食、自己动手做美食。已经成为新的家庭饮食习惯。

健康投资必须的

担心食品安全等隐患，中产家庭在保障家人健康方面增加的支出有哪些?15.27％的家庭对家人健康更加警觉，养成“定期到医院体检”的好习惯。7.93％的人热衷“购买保健品”。甚至不少人选择“到郊区租农场自己种菜”。由此可见，为了抵御不安全的大环境，一个个小家自觉地行动起来，力所能及地投入了金钱和时间，捍卫健康。

家财的“风”，难吹感情的“草”

今年新婚姻法相关家庭财产的法规引发了社会上“房产加名”热等现象。参与调查的中产家庭65.01％却坦言，“完全没有影响，以前怎么过现在还怎么过。”当然也有24％的参与调查者表示“更清楚财产与感情的关系”、“更加明确了夫妻的财产划分，即使是一家人，也还是明白点儿好”。“很介意共同财产的归属问题，但是没法和配偶达成一致，很无奈。”仅占3.56％。由此看出，大部分家庭的财产问题并未阻挠情感关系，情感质量不会因社会风气的风吹草动而脆弱不堪。

观望大局稳　健理财

今年有很多经济方面的热点问题，如房改政策、股市低迷、物价上涨等，在这样的境遇中，理财方式与去年相比只能更为谨慎。“慎重购房投资计划”的占35.64％；“减少股票投资，选择更多样的金融理财产品”占32.14％；“增加商业保险”占12.04％；“增加黄金、奢侈品(珠宝、名表)投资”占10.46％。在观望宏观调控之余，理性投资、审慎持家、多样选择、步步为营，是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理财宗旨。

宅家成为娱乐方式

中产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娱乐方式在2011更加多元化，“宅在家里看电视、上网”成为许多平时竞争打拼的中产家庭最放松的周末休闲方式，占31.31％；动静相宜，周末自驾车到郊区，体验采摘和农家乐的家庭也有21.26％；带孩子参加各种亲子活动，邀请亲戚朋友聚餐、轰趴、派对等家庭社交占29％。宅娱乐与宅社交成为中产家庭的娱乐特征，难怪2011年连牛津大辞典都将“宅”这一特定词汇收入。看来，“宅家”不仅是中国家庭，在世界范同内都是如此。同归家庭、乐享天伦，难道不是每个人幸福的渴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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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3

关键词：工薪阶层；家庭理财

1 工薪阶层理财现状

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普遍的理财意识弱，认为理财就是储蓄，就是买国债、吃利息等理财观念。据估计，中国人仅仅有百分之二的收入来自投资所得，而我国居民投资收入仅占2%的情况，是因为人们的投资基本上局限在银行储蓄这一个手段上。

另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普遍的理财技巧差，普遍存在着羊群行为（指动物牛、羊等畜类成群移动，觅食，后来这个概念被引申来描述人类社会现象，指大多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以后羊群效应被金融学家借用来描述金融市场中的一种非理，指投资者趋向于忽略自己的有价值的私有信息，而跟从市场中大多数人的决策方式。

目前，国内部分商业银行推出的所谓的个人理财产品、服务，如外汇理财、人民币存款业务、基金销售等，仅仅是单一的银行产品或服务，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真正的个人理财，因为这些产品与服务并不是从其服务对象的真正客观、实际的状况并结合生命周期，风险状况，长远规划等情况进行综合设计的，国内的银行推出理财产品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体系。

2 家庭理财的基本原则和步骤

2.1 收益风险均衡原则

收益风险均衡原则，要求家庭对每一项家庭经济活动，全面分析其收益性和风险性，按照收益和风险适当均衡的要求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方案，在实践中趋利避害，提高收益。

2.2 收支平衡原则

在组织资金收支平衡问题上，既要量入为出，根据现有财力来安排各项开支，又要量出为入，对于重大的支出要积极开辟财源；

2.3 投资分散化原则

投资分散化，就是让家庭在投资时要注意投资品种的适当搭配和组合，使得投资组合的风险小于单一投资的风险。

2.4 成本效益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就是要对家庭经济生活中的所费与所得进行分析比较，对经济行为的得失进行衡量，促使成本与效益得到最优的结合，以求获得更多的盈利。

家庭理财基本步骤：

（1）搞清楚家庭经济来源是多少。这时需要参考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或家庭收入支出表，它们有助于评估家庭的财务状况；（2）确定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财务目标，这个目标越具体越好，而且可以是分项目分阶段的目标；（3）为各个分目标确定具体的财务计划；（4）实施并坚持执行家庭的计划；（5）经常检查家庭的财务状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家庭的财务目标和计划

3 家庭理财规避风险的建议

首先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是增强风险控制能力的基础理财的关键，但要想使每一个家庭的财富由无至有、由小变大，就一定要熟知和运用好各类消费、储蓄、投资、管理等理财策略，了解家庭理财所适用的金融投资工具，如收益稳定但不高的银行存款、成长型的固定收益类债券基金、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期货股票等，只有具备了必要的知识才可能实现家庭财富的最优配置。

其次，合理消费，如果要提高投资比重以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控制如生活费、娱乐费、子女教育费等的支出，这就要求我们合理计划每月的家庭消费支出。合理消费的控制可以通过培养家庭记账习惯来逐步建立，记账的好处在于确切列出生活具体花费过程，以利于发现可以进行家庭财务节流的环节，当前许多电脑软件都可以帮助家庭管理者分析日常记账的资料。

再者，风险转移也是必要的。转移家庭理财风险不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转移家庭理财风险是指投资者通过某种合法的交易或手段，将风险尽可能地转移给专门承担风险的机构或个人转移风险的常见方法有：间接投资法、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在债权投资中设定保证人。转移风险是把风险转让给他人，那么为这种风险转让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支付保险费；或降低交易的收益，转移风险的作用是将不可预见的、不可控制的、可能发生的损害转变为可预见的、可控制的成本或费用，有利于稳定投资的营运、搞好成本和收益的控制和核算，在一旦发生损失时可获得足够的赔偿以恢复家庭生活或投资经营。

最后，家庭理财的重要目标之一也就是要应对好未来支出需求的增加，按照家庭生命周期顺序来看主要有购房费用、子女教育费用、养老费用形成了未来弹性需求较大的可能支出。

参考文献

1 （美）杰克.R. 卡普尔，等个人理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4

居民；投资理财、规划【中图分类号】R126.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1-0048-02

1居民投资理财情况调查

1.1调研方案实施： 本次调研采用街头拦问的形式，在青岛市的环翠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针对年满18周岁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依据拟定的抽样方案，我们发出了160份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149份，有效率为93.125%。从调研结果看，数据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次调研结果具有准确、可靠的特点。

1.2背景资料分析： 在149个有效样本中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为：18—30岁的约占42.5%，30—55岁的约占52.7%，55岁以上的约占4.8%。整个样本中涵盖了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大多都在500元以上，其中月收入在501—1000元之间的有10.1%，收入在1001—1500元之间的有23.0%，收入在1501—2000元之间的有20.3%，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的有20.3%，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有21.6%。这些被访者主要是工薪阶层，其中工人最多，占27.2%，其次是个体工商业者占21.8%、企业管理人员占15.0%、教师占3.4%、国家公务员占4.1%、文体工作者占1.4%、服务业人员占8.8%，此外还有18.4%的其他从业人员。样本的背景资料基本反映了青岛市居民的实际情况。2青岛市居民投资理财情况调查结果

2.1调查者每月的固定收入和支出情况。 家庭月收入：通过对149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受访者的每月基本收入大多都在500元以上，其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占本次调查的21.6%，月收入在1001—1500元，1501—2000元，2001—3000元的也分别占到23.0%、20.3%、23.0%，只有2.0%的居民家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

家庭月支出：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出，青岛市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有42.2%的家庭月支出在501—1000元，在1001—1500元的家庭比例占到本次调查的25.2%，有10.2%的家庭月支出达到2000元以上，同时仅有9.5%的家庭的月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

2.2调查者每月的平均储蓄情况。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青岛市居民的月平均储蓄多集中在500—1200元之间，其中储蓄在501—800元的家庭占22.4%，801—1200元的家庭占19.4%，但也有24.6%的家庭月平均储蓄在200元以下，另外平均储蓄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占8.2%。3居民对投资理财的认识及风险因素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大的变化，现代家庭的投资理财意识逐步增强，成为家庭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主要有：

3.1从单一的储蓄转向组合式投资。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已经有73.6%的居民将闲置资金投入到储蓄以外的其他投资方式，如基金、股票、保险、汇市等，只有少数居民未进行其他投资。由此可见，除传统的储蓄外，居民已经开始尝试新型的投资方式，由传统的“存钱生利”转向现在的对最佳投资组合收益的追求，可见居民对投资理财的重视程度正在加强。

3.2储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教育。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大多数居民储蓄的主要是为了子女教育，比例为28.7%，只有5.9%的市民把追求利息作为储蓄的目的。另外，紧急周转、创业准备、购置房产、退休养老等考虑因素也被多次提及，它们的提及比例分别为18.8%、16.2%、15.4%、15.1%。可见，居民的家庭收入除用于正常的家庭消费、维持家庭生活的日常运转外，其余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了子女抚养教育上。可见，传统的家政理财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

3.3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是居民进行投资时考虑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且年龄越大，对这两个因素考虑的越多。 调查结果表明，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是居民进行投资时所要考虑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他们所占的比例均为30.3%，且在被调查的三个年龄段中，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对这两个因素的关注度最高，分别为25%、50%。而其他一些考虑因素，如：变现能力、操作的难易度、投入时间及精力、回收期长短等居民普遍考虑的较少。可见，居民规避风险的意识比较强，其投资方式大多属于稳健型。4居民投资理财建议

家庭投资最理想的状态是必须符合金字塔原则，要想使整个家庭理财稳固不倒，强力抵御风险，就必须遵循以下顺序：

第一步：首先是打好基础，准备足够的应急资金和保障型保险；第二步：是进行教育，住房和养老金的储备；第三步：是对资金进行其他种类，资产的风险投资；

选择买银行理财产品是要看情况的，并不是每个银行或每个产品都不好；当然也不是每个产品都能保证预期的高收益。买理财产品时，客户必须了解清楚该产品的投资方向，这样你心里就有点儿数了。之前债券型和新股申购型的理财产品的收益还是可以的，收益虽不高但是风格稳健；而跟股票或期货呀什么挂钩的产品就说不定了，本身股市期市变数太多，理财可能会出现如预期的高收益也可能出现亏损或者0收益。另外还有投资基金的理财产品，目前基金全线下跌，估计这类产品到期的收益也好不到哪里去。银行不是上帝，它也无法主宰市场行情，所以在买银行理财产品前，千万要搞搞清楚资金的流动方向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方能下手购买。

此外，还应该从房产、教育金和养老金三个方面实现家庭理财的目标。 房产———“买房子是人生理财目标中最重要、最复杂的大事。”所以建议：首先要设定目标并计算所需资金，如5年后希望买一套总价100万元的房子，若预计贷款八成，须先准备约20万元的自备款；其次对于如何准备20万元，采用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方式，每个月投资的金额约2583元，假设以年平均报酬率10%来计算，投资60个月（5年），就可以攒够20万元。至于贷款部分，可视本身条件或能力而定，以免日后为了房贷支出过度而影响生活质量。 教育金———据调查，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培养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至少须20万至30万元。“虽然实际教育金随时间膨胀，但另一方面，时间愈久，投资的复利效果也愈大，可帮助投资者累积财富，所以储备金应及早开始。”此外，除了定期存款、教育保险等风险较低相应收益也较小的投资工具，有能力承受一定风险的投资者也可以考虑基金等投资工具。所以建议，基金定期定额方式积累教育基金是一个好办法，有强制储蓄的作用，又可分散入市时点，减少风险。 养老金———面对中国日趋老龄化，社会日益关注的退休养老问题，认为做好养老理财计划必须考虑六大因素：负担与责任（有无尚须偿付的贷款、是否需要抚养亲属或养育子女等）、住房条件（涉及生活费用的高低）、收入状况、劳保给付、通货膨胀、健康情形等。对退休人士而言，投资最好避免高风险，重在保值、稳健。“当然，每个人在投资时，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投资组合也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市场的变动应做相应的调整。”

总而言之，本人认为家庭理财应该有计划，会合理分配管理，不要盲目的跟风投资，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现家庭理财目标。以上就是我对家庭理财的见解。

参考文献

[1][美]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蔓。实证会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赵宇龙。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沈艺峰。会计信息披露与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检验[J].会计研究，1996，（1）。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5

资产包括以前的存量资产和收入的能力（即未来的资产）。

负债第一指家庭责任，如赡养父母、要抚养小孩等，第二指生活目标，如买名房名车等。要有高品质的生活，让我们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动态的匹配，这就是理财规划最核心的理念。

理财的第一步是“理财规划”。理财规划应是每个人都必须的，并不在于目前的资产有多少。所谓理财规划，是指针对个人在人生发展的不同时期，依据其收入、支出状况的变化，制定个人财务管理的具体方案，实现人生各个阶段的目标和理想。家庭理财规划，是个人理财规划的有效整合，合理地处理和运用家庭成员的钱财，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目的。

从技术的角度看，家庭理财规划的基石是利用开源节流的原则，增加收入，节省支出，用最合理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家庭所希望达到的经济目标。这样的目标小到增添家电用品、外出旅游，大到购房买车、储备教育投资，直至安排退休后的晚年生活等等。

第一步：总结家庭现状

在制定理财规划开始之前，专家建议先要回顾家庭的资产状况。什么叫回顾资产状况？就是看一看你们到底有多少财可以理。一个是家庭成员过去有多少资产，再一个未来会有多少收入，支出占收入的多少，这都属于有多少财可理的范畴的问题。看一下家庭的资产是不是符合自身的需求，家庭的资产负债是不是合理，如果没有健康的财务现状，则一切美好的财务未来都无从谈起。

在回顾家庭的资产状况中，了解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是很重要的。如何才能正确评价家庭能够承担的风险程度呢？首先要考虑家庭成员情况：有没有孩子？需不需要供养老人？如果家庭成员负担重，投资行为则不采要非常进取非常高风险的，比如投资股票方面需要谨慎。其次要考虑个人性格的取向。不同性格的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性格也决定了人们在理财过程中会有哪些行为。

第二步：筹划未来目标

家庭理财规划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准备足够的备用金。专家建议一般要把家庭月收入的3～6倍作为备用金准备的目标，备用金主要是用来应付比如暂时的失业，突发的事故等意外的情况而引发的现金需求。

在拟定家庭理财规划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要从具体的时间、金额和对目标的描述等来定性和定量地理清理财目标。所有的目标必须具体、可行。具体意味着：

首先，理财目标一定要明确、量化。比如说要买一个房子，这是不是一个理财目标？这不是。要买一个价值多少钱的房子，大概在几年以后买，这才是一个理财目标，就是说要量化，要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其次，对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力求了解得全面准确，切忌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防止在理财过程中顾此失彼。最后，家庭理财要将闲散的货币资源用得其所，为家庭创造更大的效用和收益。

第三步：进行合理的资产分配

这个资产分配是战略性的，是在非常理性的状态下做出的资产分配，不能今天突然听朋友说一个股票非常好，就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股票上。应该首先把资产做一个很好的分配，比如说从战略的角度讲，只拿20%的资产做股票投资，30%的资产放在银行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就固定在一个比值，这就是一种战略性的资产分配。

第四步：进行投资绩效的管理

理财规划并非一个生硬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做调整，也需要根据家庭的状况不断更新。一有时机出现，马上在所有的资产里做资产分配，然后是投资品种、投资时机的选择。

普通家庭最常见的理财渠道

专家分析，目前年收入10万元上下工薪族家庭在我国城市中占有很大比重，该类家庭一般理财观念传统，承受风险能力较差，家庭理财要求绝对稳健。除了储蓄，最常见的理财投资渠道有：

国债：特别是凭证式国债每年都会发行，利息略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利息，且不用交20％的利息税，因此可以将家里短期之内用不到的资金购买国债；柜台记账式国债购买方便，可买卖交易，流动性较强，可选择适当期限品种和合适价位介入。

保险：保险虽然表面上是“投钱”，但由于其具备保障功能，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投资。分两种情况：对于刚入社会不久的小两口，建议适当购买人寿保险，既可获一些基本保障，也可强迫储蓄，且尽早购买，费率较低。另外，可选择一些意外伤害保险，缓解发生意外事故而引起的财务危机；对于已有孩子的普通工薪大众，建议保险支出约占家庭收入10％左右，可考虑购买养老保险、重大疾病险以及意外伤害险，保险的侧重点应该是扮演家庭经济支柱角色的大人，而不是孩子，小孩可选择教育年金，一般不主张给孩子购买人寿保险。

基金：对于基金，建议购买保本型、偏债型和配置型基金，风险低到适中，选择一只业绩表现好的。建议将活期存款转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基金被喻为“准储蓄”，利息收入是货币基金收益的主要来源，风险几乎与储蓄等同。

人民币理财产品：人民币理财是银行以高信用等级人民币债券（含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其他债券等）投资收益为保障，面向个人客户发行，到期向客户支付本金和收益低风险理财产品。购买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客户一般是金融知识相对薄弱的普通储户，风险承受能力也极低。因为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信誉很高，风险低，因此适合这些普通家庭把一部分资金进行这项投资。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6

开支方面，每个月3000～4000元的生活开支（包括养车）；林女士一家都喜欢旅游，每年用于旅游（主要是国内游）开支在2万元左右。

保险方面，夫妻双方都有社保，另外还买了一些重疾病险等商业保险，每年保费支出1万多元。

理财目标：林女士希望能在10年后退休，享受闲适的退休生活，并有余钱完成自己进行环球旅行的心愿。10年后孩子要读大学，希望能准备好一笔教育金。

财务状况分析

林女士的家庭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情况分别见表1、2。表1中，金融性资产是指银行理财产品，实物性投资资产是用于出租的房产，自用资产是自住房产和家用轿车的总和。

根据家庭财务诊断结果（见表3），理财师的诊断分析如下。

收支情况分析 目前家庭收入中等，每月结余合理。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金融性资产的投资理财管理。随着孩子的成长，教育费用的增加将加大家庭支出，但对于收入中等、结余也较宽松的夫妻来说，养育孩子并不会影响其生活品质。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家庭负债率为0，可考虑再投资时采用短期贷款的方式。从家庭的资产可看出资产配置较好，有房产投资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入，有保险保障，在金融理财产品方面较保守。该家庭自用消费资产占其家庭资产的52.38%，生息资产为47.62%，净资产流动性差，为消耗型资产。

储蓄能力分析收入主要来自于单位薪水，储蓄率56%，储蓄结余额较高。随着10年后提前退休的到来，财产性收入应有大的提高。金融性资产账户20万元，投资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是不错的选择。对于年收入15万元的家庭，收支结余还有7万元，储蓄结余可做家庭投资理财规划，如定投基金、黄金等等。该家庭财务资源的流动性和收益性需求未能较好地考虑。

资产流动性分析该指标为0，远远低于经验值合理范围，显示出其家庭的资产流动性极弱，家庭紧急备用的需求面临极大的风险。

投资资产配置分析目前家庭净资产中，可投资资产占47.62%。该家庭必须有流动性资产，应对家庭的支出需求，同时要逐步配置投资金融性资产。在稳健理财的基础上提高盈利能力，获得理财收入，积攒子女教育费用。在房价调整的2年内，可考虑再购买一套投资用房。

家庭风险保障情况分析虽然家庭的年收入比较可观，但是没有为小家庭做好养老规划。对于年轻的较高收入家庭，尤其需要进行保险养老配置，让保险为自己的人生保驾护航。

林女士家庭金融资产占比还是较合理的，但全部金融资产购买了银行固定期限的理财产品，现金储备不足，可采用工资结余购买货币市场基金、活期存款，同时办理信用卡进行购物消费，日常备用金的额度在1.2万元左右即可。

子女教育费用不需愁

林女士家庭孩子读小学，夫妻双方的收支结余达到7万元/年，未来支付孩子教育费用，还是比较轻松的。按现在2万元/年的大学费用，6%的学费增长率，10年后每年需3.5万元/年，4年合计费用14万元。可拿出10万元，购买固定收益类的理财产品或国债，现阶段收益在5%～6%，随着银行存款利率的上调，5年期存款收益达到6%以上也是可以考虑的。近期政府批准发行地方债券，利率介于国债和企业债之间，在广东、上海、深圳、浙江等地试点发行，期限为3～5年，利率应该在6%～8%。这些产品都很适合投资保守的林女士家庭储备孩子教育费用，按投资收益率6%，可累积18万元，按7%的收益率，可累积20万元。

多管齐下养老无忧

林女士希望45岁就退休，林女士收入较高，月收入4700元，还有公积金和年终奖2万多元，剔除工资上涨的因素，年工作收入会减少8万元。先生继续工作，年工作收入只有不到6万元，靠先生的工作收入支付日常支出会很紧张。

实现幸福养老不仅是准备资金那么简单，它需要中产家庭尽早规划，做好系统准备。面对头绪万千的养老准备方法，中产家庭首先考虑的是购买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调查显示，如果进行养老准备，超过5成的中产家庭会选择“购买相关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选择比例达52.4%，超过其他形式的养老准备。

重理财、轻储蓄是中产家庭养老准备的显著特色。如果进行养老准备，中产家庭更愿意选择投资理财（如保险、股票、基金、房产等）来储备自己的养老资金，比例72%，远高于选择银行储蓄的27%。林女士家庭已经有很好的财产积累，年交保费1万多元，对健康疾病保险有了保障，房产投资理财收入每个月有1700元的现金流入，只要在10年内合理运用储蓄结余进行投资理财，财产性收入完全能够满足他们提前退休的愿望。

商业年金保险林女士的社保55岁后才能领取，而45岁退休后还需交纳社保，以保障55岁后能按月领取社保养老金和享受社会医疗保障。而商业保险年金也可很好的解决林女士提前退休的养老现金流入的问题。如现在购买一份商业年金保险，交存期限可选择10年，领取年限10年，年交保费2万元，10年累积红利可一次性在45岁时领取，用于丰富退休后的生活，退休后10年每年可领2万元+年度红利，满足社保养老金领取前的资金缺口。现有1套投资房产的租金收入和保险年金按月领取的收入，基本相当于工作时月收入的80%，保险红利和房租的上涨可抵御工资上涨的对家庭日常支出的影响。每月领取4000元，加上先生的工作收入，能很宽裕的享受退休后的生活。

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是幸福养老之重要途径。住房既可以保障养老生活居住的独立性，又可在缺少养老资金时折现，保障养老资金的供给，还有很强的抵御通胀的能力。调查显示，54%的中产家庭表示愿意接受“以房养老”方式。这与多数中产家庭认可住房是养老幸福重要因素相呼应。

现在当地的房价在5000～6000元，随着国家房产政策的出台，房价会有所回落，林女士可适当的时候考虑再购买一套投资性房产，投资额30万左右，租金收入在1500～2000元，可采用领取公积金全额购房的方式，或短期5年内贷款的方式，按年领取公积金还贷。随着国家提出的工薪阶层收入倍增的设想，对10年后拟退休的林女士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只有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能达到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才能抵御物价上涨的侵袭，保障收入支出水准不受影响。而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房产市值是最有可能体现的收入的增长的，购买房产能保值增值，房租收入也能随着国家工薪族收入倍增设想而水涨船高，毕竟消费水平是与收入水平挂钩的。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7

【关 键 词】婚姻法/婚姻制度/夫妻财产制/家庭暴力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是1980年颁行的，距今已近20年了。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以及家庭结构、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已远远不能适应婚姻家庭关系的客观现实，其局限性和缺陷日益显露出来，因此迫切要求修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修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从此，制定一部新的《婚姻家庭法》提上了我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几年来，围绕《婚姻法》的修改和完善，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鉴于婚姻家庭立法涉及众多方面，非本文所能全部包容，因而笔者仅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所裨益。

一、修改婚姻法：客观现实的需要

法律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反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法律也应不断修改、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然而，1980年《婚姻法》颁行至今一直未加修改，其不足和滞后性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名称与其调整对象名不符实。法律名称的界定，一般均采用法律名称涵盖其所调整的全部法律关系的命名原则。而我国1980年《婚姻法》在规定调整婚姻关系的同时，也规定了调整家庭关系的条款。显然，名为《婚姻法》的1980年法律不只是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而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家庭法律。其法律名称与其调整对象名不符实，很不科学。

2.“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导致法律空白较多，缺少一些必要的制度规定。如前所述，1980年《婚姻法》名为《婚姻法》，实则为婚姻家庭法。但是，作为婚姻家庭法又确实存在很多法律空白。例如亲属制度、婚姻无效制度、家庭财产制度、婚生子女确认制度、非婚生子女认定制度、离婚中有过错责任一方的处理、离婚后子女探视制度、亲权制度等等，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碰到有关问题时，《婚姻法》就显得苍白无力，致使人们难以找到法律依据，无法有效地保护婚姻当事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现行《婚姻法》关于婚姻关系制度、家庭关系制度的规定缺陷较多，既不全面也不完善。在婚姻关系制度方面的缺陷有：（1 ）关于结婚制度，除缺少无效婚姻等制度外，关于禁婚要件的规定也很不全面，结婚审查制度规定得不够严格明确。（2）关于夫妻关系制度， 夫妻人身关系规定得很不完备，没有明确提出配偶权并加以具体规定；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略，并缺少有关约定财产制和夫妻财产制种类的系统规定。现行《婚姻法》在规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的同时，肯定了约定财产制，但对于约定的实质、形式要件以及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变更和终止等问题，都没有作出规定，使约定财产制形同虚设，实践中难以执行。（3）关于离婚制度的不完善之处十分明显， 对离婚理由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而且“感情”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在审判实践中难于掌握，因此离婚标准必须具体、明确；关于离婚中过错方对被侵权方的损害赔偿问题，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很难达到切实保障离婚当事人特别是妇女的合法权益的目的；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规定极不完备，缺少探视制度，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在家庭关系制度方面的缺陷有：不仅缺少如亲权、子女认领等必要的法律制度，而且即使作出了规定的部分也很不完善。例如父母子女关系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略、粗疏，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规定得不够明确。家庭扶养制度缺少扶养范围、扶养顺序、扶养方法等明确的法律规定。关于家庭成员共同财产的有关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对于调整好家庭关系，保护全体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实现家庭的社会职能，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发挥家庭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很不利的。没有规定监护制度，这对保护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

4.没有规定涉外及涉港澳台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加强。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两岸四地间的通婚情况经常发生，亲属间往来频繁。与此同时，涉外及涉港澳台的婚姻家庭的纠纷也大量产生。现行婚姻法对此未作规定。《民法通则》对涉外婚姻也仅作了原则规定。而涉港澳台婚姻家庭制度则在有关的几项“规定”、“通知”或“意见”中进行规定，法律效力层次太低，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涉外及区际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问题应在婚姻家庭法中有明确、具体、系统的规定，以更好调整涉外及区际间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法制建设是法制系统基本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婚姻家庭领域里需要由法律加以调整的问题，婚姻家庭法均应作出相应的明确的规定，并且应是相互联系、全面系统的。但现行《婚姻法》在当前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已是力不从心，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修改《婚姻法》，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前瞻性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婚姻家庭法》十分必要。

二、结婚制度：缺失和疏漏较多，应增补内容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制度还存在许多缺陷和空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不全面，二是禁止结婚的疾病不具体、不完整，三是没有确立无效婚姻制度，不利于惩治违法婚姻。为弥补上述缺陷，我国结婚制度应增补以下内容：

1.改登记结婚制度为公告登记结婚制度。

解放后，《婚姻法》和我国的婚姻登记法规都规定了结婚登记制度，从而以登记婚取代了仪式婚，改革了结婚程序，这是改革旧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登记结婚制度的贯彻，对于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制度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针对有的婚姻当事人弄虚作假，隐瞒已婚、年龄、有禁止结婚的旁系血亲关系、有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申请结婚，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如收回结婚证、罚款、没收虚假证明、给予当事人批评

教育或者行政处分等。这些规定对贯彻登记结婚制度无疑都是有效的措施。但是，对违反登记结婚制度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毕竟都是一种“事后制裁”。如果在违法登记婚姻发生之前，能采取依靠群众监督，防止违法登记婚姻的发生，就会提高登记婚姻的质量。国外的公告结婚登记制度正是提高登记结婚质量的一种有效的办法。如瑞士和法国的民法典都规定有公告登记结婚制度。我国《婚姻家庭法》可以规定，当事人申请结婚，除出示有关证件外，并由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公告（公告期7～15天）公告当事人双方的姓名、年龄、职业、 住址等；双方不在一个地区的，通过双方相应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允许他人根据《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对不符合结婚条件的予以揭发，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对有异议的应进行审查处理，把婚姻登记管理部门的审查与群众的审查结合起来，减少违法婚姻登记，提高登记结婚的合法水平。

2.扩大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6条规定的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较狭窄， 一是直系血亲，二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这一规定仅着眼于一定范围的血亲而未涉及姻亲、养亲间能否结婚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修改后的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扩大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明文规定：（1 ）禁止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结婚。（2 ）禁止继父母和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结婚。（3）禁止直系姻亲结婚。

在亲属的分类中，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是法律拟制直系血亲。根据《婚姻法》规定，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法律对父母子女的有关规定。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和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因此，应禁止他们结婚。即使在他们的直系拟制血亲关系解除后，亦不得结婚。这样规定不但符合我国传统习惯，也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且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禁止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结婚。如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墨西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有所规定。

在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中，除了自然血亲和拟制的直系血亲应禁止结婚以外，一定范围以内的拟制旁系血亲亦有禁止结婚的必要。这是因为，虽然拟制的旁系血亲之间无血缘关系，但他们的法律地位与自然血亲完全相同，法律禁止血亲结婚而不禁止拟制血亲结婚，则是不合逻辑的；同时禁止拟制的旁系血亲结婚，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有利于防止和杜绝童养媳现象的发生。当然，由于此类问题的特殊性，对于原拟制旁系血亲关系早已解除者；则另当别论。

禁止直系姻亲结婚各国普遍有此规定。直系姻亲是指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继父与继女、继母与继子。直系姻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不产生遗传学的后果，但由于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不允许直系姻亲结婚。至于旁系姻亲如异父异母的兄弟姊妹结婚，只要他们相互之间无禁止结婚的自然血缘关系，则可不予禁止。

3.进一步明确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和范围。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6 条规定：“患麻疯病不能治愈者或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依此规定，我国禁止结婚的疾病分两类。一类是明文列举的疾病，即麻疯病未经治愈者禁止结婚。这一规定的不足在于禁婚范围过窄，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不符。我国在解放初期，麻疯病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现已可以治愈。如经过治疗后已彻底治愈的麻疯病患者，法律就不再禁止结婚。目前，在我国麻疯病已近绝迹，但性病以及从国外传入的艾滋病却有增无减，形势严峻，应将其列入禁止结婚的疾病。笔者认为，在禁止结婚的疾病中增补这一内容，理由有三：其一，从立法上看，根据国家卫生部《性病防治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性病属传染病，艾滋病为乙类传染病，其危害性极大。其二，从实践中看，近二年来，我国性病患者一直呈上升趋势，而艾滋病更是一种恶性传染病，西方称之为“超级癌症”。我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实际感染者逐渐增多，性病、艾滋病已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严重威胁着我国人口素质。其三，综观国外有关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有先天性痴呆、精神病、精神耗弱、性病、麻疯病等。可见，国外立法将性病列入了禁止结婚的疾病。为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同时，也为防止性病、艾滋病传播，我国《婚姻法》应明确规定性病未经治愈者、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毒携带者禁止结婚。

另一类是未指明的疾病，即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这一笼统概括的规定，必然造成实践中不便执行的局面。何谓“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我国《婚姻法》未明确规定，立法和司法机关也从未作出可供遵循的解释。实践中一般认为，包括精神病患者、先天性痴呆以及其他严重的传染性或遗传性疾病。禁止前两种疾病患者结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基于优生学原理，这两种人结婚可能将疾病遗传给后代，违背优生的原则。二是这两种人属丧失行为能力人，不能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不能充分控制、辨认结婚这一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应明确规定丧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病患者禁止结婚，不宜将其列入概括性规定之中，以改变所谓“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之模糊不清、无所适从的弊端。而对于那些严重的传染性或遗传性疾病，则仍可采取概括性规定。但在认定时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必要时可进行医学鉴定。

4.确立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因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有的国家兼采无效和撤销婚两种制度，有的国家则采单一的无效婚制。从当代各国婚姻立法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只设无效婚制，不设撤销婚制。与国外立法比较而言，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相对滞后，两部《婚姻法》都未作统一规定，只是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某些司法解释中指出重婚无效、早婚无效。至于如何确认无效婚姻、确认无效婚姻的程序、法律后果等问题却未明确规定。为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减少和消灭违法婚姻，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设立全面系统的无效婚姻制度，可以考虑设专节作出如下规定：（1）无效婚姻的原因。 无效婚姻的原因，应与婚姻成立的要件相对应。按照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婚姻关系无效：1）违背当事人意愿的；2）未达到法定婚龄的；3）重婚的；4）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5）患有法律规定禁止结婚疾病的；6）未办理结婚登记的。（2）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确认婚姻无效，既可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在依行政程序确认婚姻无效的情况下，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受理当事人、有请求权的第三人包括单位主张婚姻无效的申请后，应依法作出该婚姻有无法律效力的决定。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查明属实后应当依职权确认该婚姻无效。依行政程序确认婚姻无效的，应当撤销结婚登记，注销结婚证。当事人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确认婚姻无效决定的，得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在依诉讼程序确认婚姻无效的情况下，可由主张婚姻无效的当事人、有请求权的第三人包括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婚姻无效之诉。该婚姻是否具 有法律效力，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时，应当依职权确认其无效，并在有关判决中予以宣告。（3 ）确认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有权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可以是当事人，也可以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单位。因违背当事人意愿而无效的，请求权仅属于当事人。因重婚而无效的，请求权应当属于当事人、当事人的配偶、利害关系人和检察机关。因未达法定婚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和疾病以及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无效的，请求权应属于当事人、未成年当事人的监护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单位。（4）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期限。根据婚姻无效的不同原因， 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期限应有所不同。以违背当事人意愿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两种情况为由，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须自办理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以未达法定婚龄为由， 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须在法定婚龄届至前提出。以患有法律规定禁止结婚的疾病为由，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须在禁止结婚的疾病治愈之前提出。因重婚而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可不受时效的限制。（5）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经确认为无效的婚姻自始不具有婚姻的效力，当事人间不发生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的财产处理，不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如果有共同收入或者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中有关共有的一般规定处理。无效婚姻中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中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如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三、离婚制度：标准和条件不科学，应作相应修改

（一）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24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此条虽规定了协议离婚的条件，即“双方确实是自愿”和“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但由于“确实自愿”和“适当处理”的含义模糊不清，因此，不利于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督促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职责。为维护协议离婚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应作如下修改：

1.进一步规定协议离婚的条件。我国《婚姻法》应明确规定下列内容：（1）协议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得提出协议离婚。（2）协议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离婚的合意。 这种合意应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并且真实自愿，因受对方或第三者欺诈、胁迫或因重大误解而作出的离婚意思表示无效。（3 ）协议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对离婚后子女和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书面协议。离婚协议书应当写明双方当事人的离婚意思表示、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财产及债务处理等协议事项。协议的内容应当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2.明确规定协议离婚的程序。依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协议离婚的程序是申请、审查和登记。其中，审查是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来看，关于审查期的规定很不明确，建议增补这一内容，设立审查期制度。审查期的设立，旨在减少轻率离婚，防止骗离婚、假离婚的发生，保证婚姻关系的稳定，增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职能。审查期的规定必须长短适中，考虑到审查期同时也是从法律上给协议离婚的当事人以最后慎重考虑的机会，具有考虑的性质，因此应以3个月左右的时间为宜。在审查期考虑期间， 当事人可随时提出撤销离婚申请，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予准许。

（二）关于判决离婚制度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25条第2 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我国《婚姻法》对判决离婚采取了概括式的破裂主义立法，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在十多年的离婚案件审判工作中，“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准予离婚的原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1）在立法原则上，是采取“夫妻感情破裂”还是采取“婚姻关系破裂”；（2）在立法形式上，是采取概括式规定还是采取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模式。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原则不尽科学，将其改为“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妥当。同时为了更好地把握准予离婚的尺度，可以借鉴国外离婚立法例，在作出概括性原则规定时，适当地列举若干离婚理由，使判决离婚的条款更具体、更具操作性，而不宜仅采用过于原则抽象的概括性规定。（注：曹诗权：《裁判离婚标准的评价与选择》，载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其理由有：（1）以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原则，是国外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从国外离婚立法看，绝大多数国家都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婚姻。如1970年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英国、澳大利亚、前苏联及罗马尼亚也有此规定。（2 ）从婚姻的本质来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方面。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 ）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夫妻感情破裂”改为“婚姻关系破裂”，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婚姻关系，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对应否准予离婚作出正确的判断。（4 ）将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结合起来，可减少审判人员判案的随意性，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的婚姻权益。有鉴于此，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可以纳入法律之中，如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14条意见直接吸收进《婚姻法》中，以提高《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四、夫妻财产制：制度规范不尽完善，应作充实调整

我国《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此规定，我国的夫妻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的结合。我国的法定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这种财产制形式尽管充分保护了夫妻双方对所得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但却不能避免以下缺陷：一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规定得过宽。将夫妻婚后所获得的财产一概视为夫妻共同所有，特别是将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也划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学术界争议较大。多数学者主张，这类财产原则上应属个人所有，只有原财产所有人明确表示由夫妻双方共同承受的，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注：参见周作斌、史卫民：《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思考》，《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刘世杰、刘亚林：《我国夫妻财产制缺陷研究》，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二是未设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所规定的个人财产，只限于复员、转业军人由部队带回的几类费用，而且其效力仅及于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其他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内容，多是司法惯例之类，严格说并无法律效力。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在我国《婚姻法》中设立个人特有财产制度非常必要。关于约定财产制，从《婚姻法》第1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确立法定财产制的同时，又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就在立法上正式确认了约定财产制的地位，发展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仅以除外规范的方式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原则规定，尚无可具体操作的条款，所以，实践中真正适用约定财产制的 并不多。即使有的夫妻对财产进行过约定，但一旦面临财产分割，双方往往因约定的有效性难以确认而发生纠纷。为改变上述状况，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不同需求，学者们建议我国《婚姻法》尽快完善约定财产制，对约定的实质、形式要件以及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变更和终止等问题都作出明确规定。（注：参见陈升芳：《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建议》，《江西法学》1996年第6期。）

笔者认为，在修订《婚姻法》时，对于夫妻财产制问题，我们更应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司法实践经验，考虑婚姻的永久共同生活组织家庭的目的作出调整，这样才切实可行。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为适应夫妻财产关系的各种复杂情况，维护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财产权益，保障法律的客观性、公正性、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夫妻财产制应由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特有财产制构成。

法定财产制宜采用一般共同制，通常是指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从事经营活动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除婚姻法另有规定以外的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等，都属于夫妻共同所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不明确的，归夫妻共同所有。对于约定财产制，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共同所有或者各自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这一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夫妻对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约定，逃避债务的，该约定无效。关于特有财产制，是指一方所有的婚前财产，因一方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指明归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和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另外约定，均为个人特有财产，归夫妻一方所有。

五、遏制家庭暴力：立法迫在眉睫

家庭是人们心灵的港湾，谈及家庭，一般人们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温馨的感觉。男女两性由两情相悦到步入婚姻的殿堂，组建家庭，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和依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庭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继而导致“家庭战争”，暴力相向，致使真情不再，泪雨相随。家庭暴力具家庭冲突日益激化的结果，往往发生在婚姻家庭关系严重恶化之时。有资料表明，在中国，有30％的家庭存在暴力侵害问题。全国妇联1999年共收到1万多起有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投诉。 （注：参见刘崇顺：《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长江日报》2000年9 月11日，第15版。）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市组织市了1589个出庭入户抽样调查，有29.2％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现象，其中有79.4％存在丈夫对妻子施暴，经常（平均每月4次）和有时（平均每月1次）受到施暴的分别占受侵害妻子总数的32.1％和 39％。 （注：参见王雷鸣：《紧锣密鼓修改婚姻法》，《人民日报》2000年8月30日，第9版。）武汉市妇联在近3年所接待的来访投诉案件中，近1／ 3 起用于家庭暴力，其中1999年接待处理的家庭暴力事件124件（次），比1997年上升33.3％。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审结的家庭暴力导致杀人恶性案件达14起，占全市审结的重大刑事案件的3.9％。 （注：参见刘崇顺：《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长江日报》2000年9月11日，第15版。 ）大量事实说明，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暴力大多起因于一般的夫妻冲突，那么，夫妻冲突的缘由也就成了家庭暴力的最初诱因。提到夫妻冲突的具体缘由，不少人起当然地归因于“为经济”或者是“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等。实际上并非如此。一项权威的调查结果显示，夫妻冲突的第一位原因是双方教育子女方法不统一而引起摩擦，所占比例达46.8％；第二位原因为家务分配不公而怄气，比例为39.6％；第三位原因是婆媳等亲属关系处理不好而引发，比例为17.3％。因经济问题而引发矛盾纠纷乃至导致暴力侵害的情况，所占比例为13.6％，只居第四位。而由“婚外恋”触发的冲突仅占1.9％。 （注：参见刘崇顺：《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长江日报》2000年9月11日，第 15版。）可见夫妻冲突和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十分复杂，既有性别因素，又有地缘、年龄、婚龄、家庭结构等因素，多一些深入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或许更加有利于遏止或减少家庭暴力的恶性发展。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问题未作规定。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有明确条款，然而这些条款较笼统，不利于实际操作。因此，在修改《婚姻法》时，增加防止家庭暴力的条款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方面，一些地方立法走在了前面。今年3月31日， 湖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决议》），《决议》一共有14项内容，针对家庭暴力中被害人告状难，对施暴人处理难，执法机关推诿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有法定义务的责任人得不到处理的情况分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主要内容为：明确了预防和制止家庭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重点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公安三家对家庭暴力案件的管辖职责、处理程序及方法；明确或强调依法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明确了其他部门的责任以及相关人员的义务。笔者认为，修改后的我国《婚姻家庭法》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其中，以有效的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常见的家庭理财方式篇8

[关键词]伦敦霍斯汀法庭，遗嘱，财产继承，社会性别关系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51-10

遗嘱不仅是人们借以传承财产的主要方式，而且也反映一定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状况。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至卡努特一世时期（Canute the Great，1016-1035年），订立遗嘱就已很普遍了。在伦敦，霍斯汀法庭（the Court of Husfing）保存了1258-1688年间四千余份遗嘱档案。这些遗嘱由夏普（R.R.Sharpe）于1890年整理成册，成为历史研究者、系谱学者等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本文即选取这一案例――伦敦霍斯汀法庭遗嘱，来探讨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伦敦的财产继承及其所反映的家庭与社会性别关系。

在西方学界，一些学者曾利用这一档案中的相关资料，对此问题有所探讨，如芭芭拉.哈娜沃特（Barbara Hanawah）考察了伦敦妻子所拥有的财富问题，凯特・凯尔西・斯泰博（Kate Kelsey StapleS）探讨了伦敦妇女作为“女儿”所拥有的继承财产的机会问题，等等。尽管这些学者对伦敦妇女财产继承及其经济状况做过研究，但并不深入。β锥丶彝ビ肷缁嵝员鸸叵翟谥惺兰屯砥诮代初期的动态变化，也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欲结合西方学界的相关讨论，用具体实例作为例证，考察该时期伦敦的家庭财产继承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家庭和性别关系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遗嘱所反映的伦敦家庭财产继承状况

作为自治城市，中世纪的伦敦有自己的法律与习俗，故而有其相对独立性。如在财产继承方面，伦敦实行的子女分割继承就不同于普通法下的长子继承制。根据伦敦的习俗，女儿同儿子一样可平等地继承父亲的财产。这一习俗在威廉一世时以特许状的形式被正式确认：

威廉国王友好致意伦敦主教威廉与伦敦市长杰佛里以及所有的伦敦市民，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你们将仍享有国王爱德华时期所享有的一切之法律；所有子女在父亲死后皆可成为其父之继承人；绝不允许有人冒犯你们。上帝保佑。

特许状第二条清楚表明，伦敦的继承制度仍是诸子女分割继承。

“动产三分”是伦敦另一比较流行的遗产分配习俗：丈夫死后，其动产分作三份，妻子和子女各一份，第三份留于立嘱人作虔敬与慈善之用。该习俗可能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不过布伦纳（Brunner）博士认为应源于诺曼底，格兰维尔指出这或许是两个地方共同的习俗，迈克尔・希恩则从11、12世纪英格兰一些地区的特许状中，找到其源于英格兰的证据。到12-13世纪，这一习俗已为绝大多数立嘱人所接受。在伦敦，该习俗形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其作为法律在1419年被确定下来却是十分明确的。而且，作为布莱克顿时代的“普遍法律”，该习俗在伦敦亦以“合法”的习惯一直沿用至1724年。

另外，伦敦的法律与习俗对已婚妇女的继承权也十分关注，如丈夫应向妻子提供“寡妇产”或“寡妇保有副本地产”（free-bench），但若再婚，她将失去“寡妇保有副本地产”，寡妇产仍可保留。

这些法律与习俗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亦有所体现。

1.儿子与女儿的财产继承

霍斯汀法庭遗嘱显示，伦敦居民比较忠实地遵守了城市的法律与习俗。在伦敦，女儿可以同儿子一起继承财产。这样的例子在遗嘱中俯拾皆是：1358年，西蒙给儿子留下了位于圣。玛丽教区的土地、租赁财产及房屋建筑；给女儿的则是位于圣.彼得教区的土地、租赁财产和房屋建筑；1389年，约翰把所有剩余财产在儿子和女儿之间平分。总之，在所有包含遗赠于儿子与女儿的遗嘱中，并无歧视女儿的明显倾向。

当然，在父权制大环境下，儿子与女儿在财产继承上的细微差别还是有的。如果不考虑男孩与女孩的人数比例，单就遗赠儿子与女儿的人数而言，儿子稍占优势。在霍斯汀法庭记录的4098份遗嘱中，明确提到的儿子人数为2346人，女儿为1976人。这种差别进一步体现在二者对不动产的继承中。遗嘱中最常见的不动产类型有“tene-ment”、商业不动产以及房屋、居所等，对这些不动产的分配体现了儿子一定的优越性。

此外，还有“租赁性房产”（rent）、花园、码头（wharf）等不动产类型，在这些财产的受赠上，儿子仍稍占优势。总体上看，获赠了不动产的儿子占到86%，女儿的这一比率则为78%。

在对动产的继承上，儿子与女儿基本是平等的。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有500多位立嘱人按“动产三分”习俗处置其财产，这意味着女儿与儿子平等地继承了父亲的动产。遗嘱中出现的动产种类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仅以最常见的金钱遗赠做一对比说明。遗赠金钱的数目以10先令到200先令之间居多，在这个层次上，儿子与女儿的获赠率都是30%；非常富有的工匠、商人和市政官员会有高于200先令的遗赠，这时女儿的获赠率高于儿子，分别是33%和28%。这或许是因为父母为女儿准备嫁资所致，从立嘱人遗赠金钱所附加的条件上也可体现这一点：1392年，韦特为四个女儿各留下50磅作为她们将来婚姻的嫁资或进入女修院的费用；1582年，伊丽莎白留给女儿安妮1500磅，在安妮成年（21岁）或结婚时，再给1500磅。遗嘱中共有84例对女儿的此类遗赠，也许这个数字相对太小，不过很多女儿可能在遗嘱订立之前已经收到嫁资，故未被提及。哈娜沃特认为，在伦敦女儿主要以嫁妆的形式继承财产，在父母临终之际也可能会收到既定嫁妆以外的赠予。另一方面，立嘱人为儿子的金钱遗赠限定婚姻条件的很少，仅有一例载于其中。总的来看，儿子与女儿在获赠金钱上大体相当，在富有家庭中，女儿甚至稍占优势。

由上述可见，在对不动产的继承上，儿子的确稍占优势，体现了父权制环境下男嗣的优越性。不过，女儿也可根据城市的法律习俗得获大量不动产，二者的差别并不算大。如果考虑到还有相当部分女儿以嫁妆的形式提前获赠而未被统计的情况，这种差别或许更小。在对动产的继承上，女儿与儿子则基本平等。

2.妻子的财产继承

妻子是霍斯汀法庭遗嘱中另一重要的受赠对象，共有2002位立嘱人（总人数4098人）对妻子做出了财产赠与，比率达49%。在财产类型上，妻子获赠的通常是动产与不动产兼而有之，而以不动产居多。

从法律与习俗的角度看，妻子获赠丈夫遗产的方式主要有三：寡妇产（dower）、“寡妇所得财产”（jointure）和“动产三分”习俗。

寡妇产：这是妻子获得丈夫财产的最主要方式，它更像是人们缔结婚约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丈夫为妻子提供，意在为妻子未来的寡居生活提供保障。俞金尧先生指出，寡妇产源于罗马因素（承认女子财产继承的精神）和日耳曼因素（新郎向新娘让渡财产的形式）的结合。前者有罗马法为证，后者则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埃德蒙法典》的相关规定中找到证据：

新郎要在订婚前宣布给予新娘的聘礼和未来可能的遗产，若丈夫去世，妻子有资格拥有半数财产，若育有子女，则拥有全部财产，除非另嫁他人。

伦敦的习俗是：若育有子女，寡妇产将为寡妇留下丈夫财产的1/3以终生享用；若无子女，1356年之后，她可得到丈夫财产的一半。伦敦法律还规定，寡妇产应由不动产与动产组成，而不应只是“寡妇保有副本地产”。伦敦留存下来的遗嘱表明，丈夫们较好地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有53%的丈夫为妻子留下了寡妇产（虽然把寡妇产加入z嘱并无必要，因为订婚时早已规定）。寡妇产的财产形式主要是不动产，占到86%，动产仅占13%，另有工%为年金收入。

“寡妇所得财产”：这种财产形式可以说是寡妇产的进一步发展。约瑟夫.比安卡拉娜（Joseph Biancalana）认为，自13世纪始，两个婚姻财产安排上的转变已在悄然进行：女方父亲开始更多地提供一定金钱而不再是地产作为女儿的嫁妆（maritagium），男方父亲则为新夫妇安置一处限嗣继承的“寡妇所得财产”，而不再仅是寡妇产。“寡妇所得财产”最初作为寡妇产的补充而出现，到14世纪20年代逐渐成为寡妻获得财产的又一重要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寡妇产在丈夫死后一般需争取可得，甚至经常诉诸法庭，“寡妇所得财产”则随着丈夫的死亡而毫无争议地由妻子掌握；寡妇产只限寡妇终生使用且不得传于子孙，“寡妇所得财产”则可由寡妻任意支配，且限嗣继承的“寡妇所得财产”只能传于丈夫与妻子婚内所出的继承人。显然，在维护寡妻的财产权方面，“寡妇所得财产”优于寡妇产。

“寡妇所得财产”的主要形式为土地。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以“寡妇所得财产”名义出现的土地赠与共575例，是寡妇产之外妻子获赠不动产的另一主要方式。不过明确规定赠与儿子儿媳“寡妇所得财产”的仅有8例，明确规定限嗣继承的则仅见3例。如此少的数量似乎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作为缔结婚约的财产安排，它在遗嘱订立前应已确定，故不必再次提及亦在情理之中。

“动产三分”习俗：据此习俗，妻子可获得丈夫动产的1/3，若无子女则为1/2，被称为寡妻的“依法所得财产”（legitim）。它与寡妇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完全属于寡妻并可自由支配。这点跟“寡妇所得财产”相似，只是财产类型不同。“动产三分”习俗是妻子获赠动产的主要方式。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共有545位立嘱人明确提到以此习俗处置其财产，妻子总是首先被提到的受赠人。

总之，伦敦的法律与习俗为妻子的财产继承提供了客观依据。霍斯汀法庭遗嘱所体现出的事实则表明，在现实中，丈夫们较好地遵守了法律与习俗的规定。

当然，除妻子和子女外，立嘱人的遗赠对象还有很多，如兄弟、姐妹、佣人、学徒等，不过跟妻子和子女相比，他们的获赠比率很小。

由上述可见，不仅伦敦的妻子可根据城市法律与习俗继承大量财产，女儿也可以跟儿子一样继承财产，尤其是动产；在不动产继承上，二者差别也不算大，家主在分配遗产时基本可以做到儿子女儿平等对待。由此我们看到一幅迥异于英格兰大多数地区的继承画面，即一方面是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在大多数地区盛行不衰，另一方面则是诸子女均分的继承习惯在伦敦并行不悖。普通法继承规则奉行男性优先、长子优先、父系优先原则，其他家庭成员基本被排斥于财产继承序列之外，故而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贵族中，72%的继承人是儿子、女儿仅占9%的现象不足为怪。而伦敦不分长幼性别的平等继承习惯，使长子以外的子女亦得到家主很好的照顾。同时，伦敦的法律习俗也为寡妻的财产继承提供了较普通法更为充分的保障，维护了她们的财产权利。

伦敦这种财产继承方面的特殊性与其重要的城市地位密切相关。诺曼征服前，英格兰的继承习惯是不分长幼性别的平等继承。为稳定国内局势，使新政权有足够强大的军事保障，征服者规定了地产由长子继承的制度，不过伦敦并不在此列，因为威廉在征服过程中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没有强攻，而是迫其降服。作为对伦敦不战而降的回报，威廉允诺伦敦人可保持旧有的习俗和权利，还特别指出每个子女皆可成为继承人，并颁发特许状以确认。伦敦诸子女平等继承的习惯由此得以留存。此后，为取得伦敦人的支持，国王们又多次颁发特许状，以确认伦敦人所享有的特权：1155年，亨利二世继位伊始便颁发特许状，重申伦敦人继续保持并享有旧有的习俗与自由权利，以及其祖父亨利国王曾允诺的习俗与自由权利；及至亨利三世时期，又分别于1253年、1268年两次颁发特许状，确认伦敦人旧有的城市习俗与特权；1327年，爱德华三世再颁特许状，在重申《大》的同时，又一次强调了伦敦人所享有的古老习俗与特权。正是借助于国王们的特许状，伦敦不但逐步走向自治，许多古老的习俗（包括继承习惯）与特权亦得以保持，有的还逐渐转变为城市法律（如“动产三分”习俗），使伦敦成为相对独立于普通法之外的一个“特区”。

伦敦这种财产继承的特殊性，必然会对其家庭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遗嘱所反映的伦敦中等阶层家庭状况

关于近代以来英国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问题，欧美学者仍存有分歧，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英国的家庭结构、规模、家庭关系等是以变化的过程为主，还是一种长期的延续？核心家庭、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还是一种长期的结构？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便形成了“变革派”与“延续派”，由此产生了“变革”与“延续”之争。前者以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伦道夫・特朗巴赫（Randolph Trumbach）等为首，认为经济变化，特别是市场的兴起和早期工业革命改造了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结构及其内部关系；以彼得・拉斯莱特（PeterLasleft）、阿兰・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等为代表的“延续派”则认为，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弹性，西欧的兴起特别是英国的兴起应被解释为原先存在的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契合”的结果，而不是“突变”的结果。经过几十年的论争，其热潮虽已逐渐平息，许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本节中，笔者将根据霍斯汀法庭遗嘱所反映出的事实，结合上述两派观点，对伦敦中等阶层家庭结构及其内部关系做出考察。

关于现代家庭的标准，美国社会学家古德（W.Good）在《家庭变迁的理论与测量》一文中有如下阐述：简单、不复杂的家庭与家庭结构；非权威化的家庭内部关系以及低亲属聚集度等。英国社会学家艾略特（Elliot，Faith Robertson）给“family”所下的定义是：

家庭表示一个由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建立在婚姻和生物学含义的父母身份基础之上，共居一室，由情感关系、互相照顾和支助的义务以及一个共同一致的观念联合起来的团体。

从古德与艾略特对现代家庭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现代家庭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家庭规模相对较小，主要由夫妇及其子女组成，属于比较典型的核心家庭；其二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亲密，彼此有着相互照顾、相互帮扶的义务。斯通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之首要特征是“家庭核心成员情感联系增强，邻居和亲属重要性趋淡”，并指出16世纪时，英国富有家庭的夫妻关系是相当冷淡的，上层阶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疏远。‘坏过就霍斯汀法庭遗嘱所反映出的事实看，以富裕的工匠、商人为代表的伦敦中等阶层家庭在中世纪晚期即已初具现代家庭之雏形。

在家庭结构上，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英国的家庭主要是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小家庭户，这一点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乔治・杜比（George Duby）指出，原来开放的世系大家庭向父权核心小家庭的转变于中世纪盛期即已完成。“延续派”认为，近代以来英国一直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为主，并不存在大规模扩展家庭为主导的情况。迈克尔・米特罗尔（Mitterauer.M.）与雷音哈德・西德尔（Sieder.R.）指出，在前工业时期那些勤劳的从事手工艺和商业的人们中，多代的和复合的家庭绝少发生；在核心家庭之外有短工、学徒和仆人，但没有亲戚住在家中。我国学者俞金尧亦指出，中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的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户为主，而不是人们以前想象的大家庭户占优势。在伦敦，霍斯汀法庭遗嘱所体现出的事实基本验证了上述观点，即伦敦的中等阶层家庭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其构成主要是夫妇和子女，子女一般以二三人居多。这和以拉斯莱特为首的剑桥人口组得出的数据大体相当，即英国16世纪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8、19世纪的平均规模为4.75人。在家庭核心成员之外，很多遗嘱提到与家庭同住的佣人、学徒等非血缘家庭成员，表明彼时的家庭仍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封闭式核心家庭，而是处在由有限的核心家庭向封闭的核心家庭的演变之中。

在家庭核心成员的情感联系方面，夫妻之间以及夫妇与子女之间即便不似现代家庭般和睦融洽、亲密无间，也不至像斯通所说的那样漠不关心、冷淡疏远。霍斯汀法庭遗嘱表明，家主临终之际最关注的未亡人就是妻子和子女，并为他留下大量财产。在中世纪晚期，家主基本都能给予妻子“根据习惯法所应得之个人财产”；1500年以后，多数妻子则能收到多于习惯法规定的1/3的财产赠与。有两份口述遗嘱可为例证：1661年，爱丽丝问丈夫约翰如何处置其财产，约翰答复道：“我们一起辛苦置下这些财产，我把它们都留给你。”1650年，罗杰郑重宣布，把所有财产留给妻子。妻子则对他说：“亲爱的，你曾说给你妹妹20磅，还要给她的孩子们一些东西……”并提醒他还有他们的一个养女，以及一些亲友。罗杰的回复是，由妻子负责给妹妹20磅，给妹妹的孩子每人5磅，给养女20磅及一份地产，以及给其他亲朋的遗赠。艾米・路易斯・埃里克森（Amy Louise Erickson）指出，所有对近代初期英格兰遗嘱的研究表明，在总体上，妻子一直是丈夫遗产的主要受益人，她们总能收到多于法律赋予的1/3的财产。同时，家主对子女进行遗赠时，基本可以做到平等对待。如1312年杰弗里（Geoffery）把其部分动产和部分不动产房屋与租赁财产分作三份，其中一份在其子女之间平分；1331年罗伯特・李把所有的动产财物（goods movable）分作三份，其中一份在其子女约翰、托马斯和塞西莉亚之间平分。甚至有些私生子女也会得到家主的遗赠，而根据普通法，私生子女是没有继承权的；在有的自治城镇如埃克塞特，私生子女也不能与合法婚姻所出的子女共同继承家庭财产。这些事实以及上文对伦敦家庭财产继承的研究表明，在伦敦的工商家庭核心成员之间，并不缺乏良好的情感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相当冷淡疏远”，相反，他们“相当亲密无间”。这跟“延续派”所持的观点基本相符，即近代以来英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夫妻间的爱一直在每一阶层都存在。同时，这和斯通的观点亦不相悖：斯通面向全国，说的是富贵上层阶级；笔者立足伦敦，谈的是工商中等阶层；全国情况复杂，发展不一，且总体缓慢，伦敦则是全国首都、商业中心，故能处处当先；上层阶级的家庭关系因“可交换”（interchangeabilty）和“服从外在行为规范”而冷淡疏远，伦敦的工商家庭则因分工协作、彼此相依而亲密无间。在谈及工商家庭时，斯通也认为那里更容易形成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

这些阶级在前工业社会的任何时期，丈夫、妻子与小孩倾向于形成一经济单位，像船上的船员，其中妻子的角色居最主要。

哈娜沃特亦认为，在中世纪家庭经济中，丈夫和妻子的共同协作是家庭经济体存在的最重要因素。本・阿莫斯则运用互惠理论，生动叙述了社会转型阶段英国父母与子女之间双向照应的亲密关系。这些学者的观点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从家庭与邻居和亲属的关系看，伦敦的工商家庭也十分接近于现代家庭的特征。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邻居和亲属的重要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因为邻居几乎没有被提及，“亲属”虽时而有之但比率很小，难以同家庭核心成员相提并论（参见表2中数据，对比可谓鲜明）。麦克法兰通过对埃塞克斯郡的拉尔夫・乔塞林（Rabh Josselin）所存日记（1641-1683）的研究，得出了近代初期英国亲属关系十分微弱的结论；赖特森（Wrightson）以1500-1700年该郡特林村（Tefling）为研究对象，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的成果一度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后来虽遭质疑与否定，但霍斯汀法庭遗嘱所体现出的冷冰冰的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正确性。

总之，遗嘱所体现出的伦敦工商中等阶层的家庭结构主要是小规模的核心家庭，家庭核心成员间亲密的情感联系在中世纪晚期即已存在，这种联系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中世纪向近代的演进而愈加紧密，最终形成了一种近于平等、互助式的新型家庭关系。显然，遗嘱所体现出的更多是延续派的特征。同时，亲属群体亦不能再左右到家庭的生活，至多是与家庭平等的一种互助资源。据此可知，在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的伦敦，以富裕的工匠、商人为代表的中等阶层家庭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家庭的一些特征。伦敦的工商阶层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领域里最为积极、活跃的代表，其在英国乃至西方的家庭近代化方面的先导作用亦不容忽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家长的权威必然会被家庭中的温情有所抵消，而这自然又会影响到两性之间关系的变化。

三、遗嘱所反映的伦敦社会性别关系

在中世纪西方的性别建构中，主流观念是男人主动，女人被动，男人是积极的主体和创造者，女人是消极的客体和“他者”。在社会性别话语中，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性别等级制度把女性客体化，进而剥夺她们的各项权利，使男人牢牢把握着话语权。玛丽・E.维斯娜（Marry E.Wiesner）指出，这种性别观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宗教与社会原因，它严重影响了妇女的权利与地位。而在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伦敦可谓处在时代的前沿，其两性间的关系又会怎样呢？

恩格斯认为，妻子附属于丈夫的地位是根据家庭财产而定的。即是说，谁拥有财产，谁就统治家庭。根据这一原则，伦敦妇女通过继承、嫁妆等方式而掌握了大量财产，则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理应有所提升，两性间的关系亦当随之有所变动。笔者以为，前文对伦敦工商阶层家庭关系的考察恰可说明这一点：首先，家主在临终之际对妻子的慷慨赠与透露出夫妇间的温情，这种良好感情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丈夫的权威有所平衡，从而使两性间的关系得到一定的改善。恰如赖特森所指出的：（近代初期）在私人领域里有一种强烈的夫妻应当互助、友爱的风气，与宣称男性权威及女性屈从的教条并存，并常常使后者相形见绌。其次，伦敦工商家庭中良好夫妻关系的形成，跟夫妻间在生产或生意中的密切合作有很大关联。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妻子参与到生产或经营中已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种彼此相依的合作过程中，夫妻间的感情乃至平等意识得以培养，丈夫的权威得以平衡。另外，对性别制度的人类学研究显示：影响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家庭的和公共空间的活动彼此分开。当人们将社会置于一头是家庭和公共活动相融合而另一头是家庭和公共活动相分离的天平上时，就会出现一种固定模式：家庭活动与公共活动重合时，妇女的地位便相对较高，反之则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前工业社会的伦敦工商业就是一种家庭经济，这种妻子及孩子参与其中的家庭经济活动是直接指向公共空间的，体现了家庭活动与社会活动一定程度的重合。从这个意义看，妇女的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亦理所当然。吉利斯（John R.Gillis）指出，农民和工匠的婚姻既是父权的也是友爱的，既是一种公共制度也是一种私人关系，其中丈夫的正式权威被妻子乃至孩子的实际权力所平衡甚至抵消。其实，商人的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

由上述可见，在伦敦工商阶层家庭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有所改善。不过，在父权制大环境下，对这种改善程度亦不可夸大。事实上，传统的性别观念仍是伦敦社会两性关系的主流观念，这点从男女立嘱人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的人数对比中最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统计数据表明，在霍斯汀法庭遗嘱中，男女立嘱人的数量对比是非常鲜明的，男立嘱人是绝对的主体：在1258-1500年g的3775份遗嘱中，有3357份（89%）为男人所立，只有418份（11%）由妇女订立；而在1500-1688年间的323份遗嘱中，由男人订立的多达299份（93%），只有24份（7%）为妇女所留。

根据教会法，只要是伦敦居民，都可以在霍斯汀法庭记录遗嘱。如13世纪英国的教会法令规定，所有的成年人都有遗赠财产的权利。伦敦的习俗也允许已婚妇女订立遗嘱以处置其动产。‘然而在实践中，只有成年男性与单身妇女（Singlewomen）及寡妇可以在霍斯汀法庭记录遗嘱，广大已婚妇女则很少见到。

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已婚妇女是可以立遗嘱的。幸存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33份遗嘱中，有9份为妇女所留――虽然没有标明婚姻状况，但其中应有已婚妇女，这也进一步表明她们的立嘱权与婚姻状况无关。诺曼征服后，已婚妇女的立嘱权受到限制。在普通法下，她们失去“独立人格”，处于被“庇护”（coverture）的状态，在经济上也一无所有。詹妮特・隆恩加德（Janet Loengard）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她们的所有财产将随着婚姻的到来而归于丈夫名下，他可任意处置，而她则无可奈何。英国学者约翰.哈德森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普通法，已婚妇女不掌控财产，故不能订立遗嘱。当时的布道文、戏剧和书籍教导妇女：在不同生命阶段，她们皆应处于一男性家主监管之下――父亲之于女儿、丈夫之于妻子。亨利・卡尔斯洛普（Henry Cahhrop）在17世纪亦指出，“处于丈夫庇护下的妻子若无丈夫在场，不能立遗嘱”。不过，中世纪的一些法官和律师对已婚妇女的立嘱权问题却存有争议。高等律师托马斯。罗尔夫（Thomas Rolf）与法官约翰・马丁（John Martin）认为，妻子不能立遗嘱，法官威廉・巴宾顿（William Babington）则持相反意见。中世纪教会法继承了罗马法精神，坚持任何成年人皆有立嘱权。针对已婚妇女的立嘱权问题，教会曾在1261年与1342年两次要求，给予其立遗嘱权利，并以开除拒绝要求者教籍相威胁。经过长期争议，尤其面对教会方面的强烈抵制，英国议会（parhament）于14世纪中期做出妥协，承认已婚妇女可以立遗嘱，但须征得丈夫同意。即便如此，丈夫在妻子的遗嘱被认证之前，仍可随时因后悔而撤销其同意意见。迈克尔・希恩（Michael Sheehan）则指出，教会与普通法就已婚妇女有无立嘱权的争议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当时社会上已存在一种“要求丈夫允许妻子订立遗嘱的强烈共识”，并认为大部分人已认识到妻子的立遗嘱资格不是“优遇”问题，而是“权利”问题。

不过，就已婚妇女在霍斯汀法庭留下的遗嘱数量看，希恩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了。在1258年至1500年间妇女订立的418份遗嘱中，标明是已婚妇女的立嘱者仅23人，其中14人注明已获丈夫同意，其余9人则标明为某人的已故妻子（latewife）。在1500-1688年间24名女立嘱人中，标明是某人妻子的共3人，都未提及已获丈夫同意。不过，她们虽为人妻，但也曾是他人遗孀，按照伦敦的法律，她们应拥有寡妇产或“寡妇所得财产”；另外，她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身份，不难判断，很可能是寡妇产或“寡妇所得财产”抑或新的职业，使她们得以经济独立，故不必经由丈夫同意。

从法律角度看亦如此。绝大多数女立嘱人都结过婚，在订立遗嘱时已具“独立人格”。在1258-1500年间418位女立嘱人中，有253位（61%）注明其身份为“寡妇”，有25位（6%）注明为“女儿”，其中6人同时是“女儿与妻子”或“女儿与寡妇”。斯泰博指出，如果没有专门说明，想要确切知道女立嘱人的婚姻状况是不可能的。在1500-1688年间，女立嘱人注明为寡妇的有17人，没有出现标明身份为“女儿”或“女儿与寡妇”的立嘱人。

男女立嘱人的人数比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亦值得注意。女立嘱人比率在1500-1688年间（7%）比1258-1500年间（11%）少了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相对于男人，后期女立嘱人的人数减少了。朱迪斯`本内特（Judith M.Bennett）在考察英格兰1300-1600年间啤酒酿制业中的妇女时指出，大约自1350年始，随着啤酒酿制的利润增多、商业化趋势增强，妇女因自身性别原因而无力应对新的形势，只得从这一“妇女工作”中逐渐退出。本内特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转型期间，许多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情况。这使多数妇女失去收入来源而陷入“普遍的贫穷”，单身妇女与寡妇尤其如此。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妇女的经济能力下降。这或许也是后期女立嘱人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从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亦可清晰地看到传统性别观念对伦敦妇女的消极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伦敦妇女在立遗嘱方面面临着法律上权利不完备而经济上愈发无力的困窘局面。这其中固有经济的、法律的因素，但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当为其根本。伦敦社会的两性关系在工商阶层中虽有所改善，但伦敦妇女总体的消极的“他者”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

通过对霍斯汀法庭遗嘱男女立嘱人人数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父权制大环境下，传统性别观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两性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不过在以工匠、商人为主要代表的中等阶层家庭中，家主分配遗产时又以妻子为主要受益人，对儿子和女儿同等关爱，使妇女得获大量财产。这已然超越了传统的两性关系，使妇女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如此看似乎前后矛盾。其实，这不过是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其一，传统性别观念作为久人人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是历史上诸多男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组织、法律制度、经济结构、政治需要以及文化上的假定等，有其相对稳定性，不可能在朝夕间发生太大改变，故而它仍无处不在，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其二，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带来了伦敦社会的不断变化，并最终导致性别观念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市民阶级的形成，亦使其家庭组织和家庭成员关系发生了变化，并开始向现代家庭过渡。在这里，父权制有所削弱，两性关系有所改善。而发达的商品经济在改变城市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影响到了伦敦的法律与实践：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资本的流动，妇女则通过嫁妆和寡妇产可以成为大量资本流动的载体，伦敦的父家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主动利用法律保护妇女的财产权。由此我们看到了伦敦法律对于妇女的慷慨。

上述转变实质上是由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转变，它使伦敦的父权制和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从而带来两性关系一定程度的改善。简言之，传统性别观念一方面因其相对稳定性而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而开始松动，并向着有利于妇女的方向发展。这不是相互矛盾，而是时代特征在两性关系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