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范文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2

    关键词:垄断金融资本;金融危机;特点;内在必然性

    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阶段下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过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首先有必要正确认识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然后通过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研究,分析危机爆发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

    一、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

    垄断金融资本是对垄断资本的发展。根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是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为了吸收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比如销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然而这些途径都不能有效吸收经济剩余,持续的生产过剩导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产生。于是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开始了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其鲜明的阶段特点。

    (一)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但随着机构成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资本却可以完全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和灵活性,满足其获得价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资本迅速膨胀。

    (二)金融虚拟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国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门走向垄断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部门正日益走向垄断,“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2]这些巨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组成“金融——工业联合体”后,金融部门的定价权力显着提高,金融的触角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企业利润来源以金融业资本为主,和宏观层面的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总量比重上升,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

    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解决乏力,新自由主义逐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

    二、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在垄断资本阶段,垄断公司控制着市场运行和产品价格,这些巨型公司为了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损害各自利益,他们共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各个公司通过削减成本获得利润。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产品的价格竞争是禁止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竞争却明显加强了,压低工人工资成了削减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润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垄断公司手中,而工人面临的却是“工资崩溃”,陷入“绝对贫困化”。这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对极为严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手中积聚了大量剩余,并且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新投资使这些剩余创造更多的利润,即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身处“绝对贫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资本扩张的压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罗·斯威奇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着,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2]

    为了摆脱滞胀困境,一种新的吸收剩余、创造利润的方式迅速受到资本家的青睐——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杆性,通过买卖金融产品,资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迅速实现资本增值,轻松绕开实体经济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增值障碍,并且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不断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极力消除资本流动限制,主张减少金融监管,金融成为资本逐利的追捧对象,并日益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金融的狂热已经使整个经济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础之上,一旦借贷某一方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结果就是一系列连锁债务危机和支付危机。在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迅速传至全球,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2]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调整,因此,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潜在动因。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3]垄断金融资本虽然通过金融途径对垄断资本进行了部分修复,表面上解决了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分析,这种修复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事实上,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会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化带来的危机将是更深刻和更长期的,“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结果”[4]。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迅速膨胀,产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逐利、寻找吸收剩余的途径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金融角度探索解决危机的做法只能起到暂时延缓下次危机到来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经济灾难。

    不可否认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金融行业自由发展,甚至取消金融监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些创新实际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因此,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确保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另外,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资本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抵御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应该是未来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要重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将促进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确保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

    [2]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

    [3]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105-106.

    [4]约翰·B.福斯特.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垄断金融资本[J].云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3):9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3

判断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破坏最甚、危害最久的深刻危机，其对世界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判断三：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存在1:30的信用杠杆率，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过程将会相当漫长、相当复杂也相当痛苦。

判断四：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正发生方向性调整，不再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去救助实体经济将对正陷于困境的银行与金融机构造成重大冲击，会有更多的银行出现破产或倒闭。虽然各国政府动用巨额资金救市，但对于深陷危机的世界经济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到头来很可能还得由市场来自行化解危机，因此在现阶段，解决危机的前景仍然极其渺茫。

判断五：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性与世界性的过程，第一阶段是过度消费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二阶段是过度生产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三阶段是过度资源供应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消费―生产―资源供应的因果链条将发生全面断裂。1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把整个世界经济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

判断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会交互作用，美国股市很可能会跌到5000点左右，全球主要股市至少还有30％以上的下跌空间。

判断七：全球主要商品市场的大熊市将持续三年以上时间，商品市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牛熊转折。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未来三年内所面临的将不是通胀威胁而是通缩危险。

判断八：黄金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黄金的保值功能将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而逐步丧失。

判断九：美元坚挺是一个暂时现象，虽然现阶段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但美元泛滥对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就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美元的走势会呈现短期跌不深、中期涨不高、长期不看好的基本态势。

判断十：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之中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通道，政府救市可以阻延下降过程，但不能改变下滑趋势。中国股市的牛市不是渐行渐近而是渐行渐远，只要在大小非问题上不能找到突破性与突围性的思路，中国股市就很难走出熊市而出现反转。2009-2010年，中国经济与中国股市都将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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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苏的三种形态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4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革命为认识前提的。《共产党宣言》宣告: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证明:从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到更大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规律;危机将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总危机爆发时刻，由陷入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完成对剥夺者剥夺的历史使命。

但过往历史也昭示:经济危机过后，社会革命形势并不必然高涨，资本主义并没有在革命中被消灭;相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往往会在更大规模上得到扩张和发展。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往往呈现另一个周期性规律，即从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再到新的繁荣。以资本主义最大的三次经济危机为例:1873年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的统治，资本主义此后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的大危机，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引导下，通过一系列自我调整，资本主义形成了足以承载新繁荣的体制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凭借新科技革命优势，及时以新自由主义替换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扩张和市场占领，使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繁荣这两个规律是并存的。

马克思通过考察1873年经济危机，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双重周期。他在给丹尼尔逊信中讨论1873年危机后果时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交通发达、交往普遍和贸易扩大导致世界市场拓展所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设想。

首先，他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推动下交通发达导致世界市场扩大对资本主义摆脱危机、重新走向繁荣的巨大作用。正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将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认为它在那些现代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出现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不但为巨大的股份公司出现提供了基础，也成为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交通的极大便利在促使世界贸易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正是世界市场的这种扩展和深化，资本才真正超越了国界，得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

其次，马克思注意到，随着世界市场扩张所产生的财富增殖效应，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调整，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较大程度改变，工人阶级革命性出现衰退迹象。恩格斯早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对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有所警觉，他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指出: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尾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进一步强调: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不仅在英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在发生着。正因为如此，多次发生的危机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反而推动资本生产继续扩张和发展。

马克思晚年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交往的转嫁效应，将内部运行和积聚的矛盾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我们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设想所作的调整，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中介物世界市场之上，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

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以追求赚钱为生产的第一目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世界市场正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资本一方而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己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作为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力量和天生的国际派，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和扩张，才能生存下去。为了实现增殖目标，它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自身的己有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而。

首先，世界市场发展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基本同步，它形成了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赖以运行的现实载体。纵观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纷纷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以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宗主国一殖民地两极对立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体系。列宁指出: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 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总体特征是随着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发展极度不平衡，不但导致世界范围反对殖民掠夺的民族斗争，而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市场发展的危机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而，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使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获得30年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方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稳住了阵脚，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市场转变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平行市场。资本主义借助于新科技革命成果，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使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发达国家极力支持跨国公司在世界扩张。在世界市场的制度调整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使得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大为提高。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错失了新科技革命的良机，还导致了严重的内部动荡。总的来说，由于冷战和两大平行市场的存在，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世界市场在曲折中徘徊。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这一阶段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由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作用明显强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己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后，两大平行市场瓦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广阔空间，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很多地区在世界市场中仍处于被边缘化和受排挤的位置，世界市场的发展前景仍然曲折。

其次，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发展极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极端不合理性的指示器。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发现了这种不平衡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在整体化过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建立的过程，就是两极性世界分工形成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两极性世界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海外市场，要以牺牲落后国家利益来保证自己进步。所以，资本扩张虽然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性竞争之中，为落后国家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资本主义列强又不允许落后民族和国家得到充分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不同，加上在资本国际循环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一个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后进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一个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的或边缘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国家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市场经济倾向于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在造成经济危机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南北差距的扩大。

优胜劣汰往往导致强者通吃。可以预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市场，将拉大发达与后发、中心与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那些己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经济落后国家总是会成为发达国家积累和掠夺的对象。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市场不平衡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不合理性的体现会越来越剧烈，直至再一次以大危机收场。

三、社会主义要在世界市场中确证自己的合理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开启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世界市场是体现这一进程的载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断言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人类解放，并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总的策略原则。

在当代，世界市场推动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状态，但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预期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局面并未形成，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两大事实依据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虽仍然存在，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经济危机而言，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己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反映市场信息的金融系统，例如股市、汇市、利率、期货等，即便是出现危机，也往往不再是直接源自实体经济，致使资本主义拥有了较大空间予以应对;就阶级斗争而言，资本主义己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和保证了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多数劳动者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即便是出现阶级斗争，其目标也转变为经济性质。不仅如此，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人数逐渐减少，己很难再代表雇佣劳动者这一群体。

与此同时，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发展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中国之所以需要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证明后者是更为有效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演变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而，世界历史进程还在继续，世界市场还在拓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仍然与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而，实现人类解放目标需要时间后移，推动人类解放方式需要转变，社会主义需要在和谐世界环境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要解决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了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但是它同时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代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必须体现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目前这种发展方式初露端倪:即通过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方式来实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包括空气、水、食物等。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一向是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自从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其资本主义方式过于强化利益竞争，它异化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个人的趋利动机不断得到彰显，社会生产中的诸多要素和各个领域不断被商品化和资本化。厂家、商家在完成资本积累的量变的同时，其生产和经营的目的也悄然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是为了竞争取胜，不顾一切地节减成本、最大限度地积攒财富。无序恶性竞争、资源浪费、污染与废物排放、掠夺式利用并破坏自然资源等现象频繁发生，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

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及时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树立全而、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而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它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协调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生态危机表而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造成的;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生态危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生态危机强化了人类的整体性，既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后的结果，又是世界市场发展至一定水平的产物。以往对人类整体性的强调，要么突出的是人们生物属性的相同，要么突出的是人们阶级利益的相同;而生态危机的出现，首次从根本利益上突出了人类的整体性，也意味着人类联合起来的客观性。这种局面是空前未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而对的基本关系是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人类是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来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现在，生态问题的出现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凸显出来，是人类作为一个特定的生命物种与自然界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与马克思强调发展生产力水平的角度不同，现在出现的是发展生产力方式的问题。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突出了民族国家的本位作用的话，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必须同时关注人类难题的化解;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具备了世界眼光，才能形成自身合理性的确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和谐社会的逻辑延伸将是和谐世界。和谐世界要求国家关系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要求避开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建立新型的两制关系。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5

    一、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经济的影响

    河北经济对外资和外贸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远低于江、浙、粤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早期遭受严重冲击的沿海外向型企业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从而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并且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低廉的要素成本来为其遭受重压的外向型出口产能减压;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期冲击伴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要素价格的升高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传递到河北。这对综合竞争力不强的河北企业来说构成巨大压力。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同类型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的挤压,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区面临沿海外向型企业过剩产能在同质化政策下向中部寻找出路的压力。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冲击可以概括为:“近忧较小,远虑堪忧”八个字。具体来看,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

    由于河北经济发展对外依赖程度还不够高,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直接冲击还不十分明显,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困难。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导致河北省的出口额下降,但由于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对外依存度较低,所以,在这一阶段出口贸易下滑对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依然表现出总体向上的态势。据石家庄海关统计:2009年进出口总值完成29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2.9%,其中出口总值156.9亿美元,下降34.6%,降幅分别比上年收窄0.6和1.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完成出口28.5亿美元,下降15.4%,降幅比上年收窄6.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所受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受到的冲击幅度远小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实体经济。

    2.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引资困难。长期以来,河北省的发展始终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而近期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资金短缺更为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国内外流动性骤减,在危机的初期国外投资出现减少甚至抽逃,国内各地区的跨区投资也出现大幅度萎缩,这给河北省的对内对外引资工作带来了困难。2009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9%,增幅居全国首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9%,拉动经济增速5.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增速为9.6%)。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河北省的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要把这些数据放到河北省各地积极推进“三年大变样”以及承接国内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其引资工作仍不容乐观,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总体上来看,外资以及国内跨区投资不足加剧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3.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总需求不振导致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下滑,大大降低了河北省实体经济中支柱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由于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导致国内粗钢和建筑用钢需求极度萎缩,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以粗钢为主要产品的河北钢铁产业压力颇大。

    (二)延伸阶段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政策,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手段,如我国沿海部分有实力的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内地,由此也给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压力。

    1.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大面积倒闭影响了沿海资本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环渤海区域的转移,而且还同河北省竞争国内投资,给河北省吸引国内资金参与省内建设的构想形成一定的障碍,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2.部分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在外部需求日益趋紧的形势下把目光瞄准国内市场,实施战略转型。由于这些企业积累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的管理水平,使得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这些企业的转型直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给河北省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在净出口同比下降22.1%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保持了8.8%的增长速度,这与企业迅速调整了市场结构是分不开的。

    (三)复苏前的黑暗阶段(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阶段)

    金融危机到底会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到底会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世界经济到底会在何时见底,到底会在何时走上复苏之路?这一系列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预见的是———复苏前的黑暗阶段、碳关税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两反一保”的调查升级以及竞相的货币贬值就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末期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在这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把保护的重点放到加强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上,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所受到的挤压超出人们的预期,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各区域经济间的竞争也会因此而加剧。据美国劳工部称,美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10%的高位。同一阶段公布的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10%。以往经济危机的历史表明,欧美失业率居高不下往往会造成其政府纵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这一阶段,全球以增加社会责任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蔓延,为危机中的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保护行动中“首当其冲”受害在所难免,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从河北省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河北经济在延伸阶段和复苏前的“黑暗”阶段受到较大的冲击。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2009—2010年生产总值增速全年为10%左右,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和7%左右。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省经济冲击相对较小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北省经济受直接冲击较小的背后既有经济外向性较低的因素,也有国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对河北省钢铁等产业拉动较大的因素。如果全球金融危机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扼制,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蔓延,将导致河北省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河北省所固有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较差、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劣势将逐渐显现,河北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河北省应采取的对策

    应该看到,当前国家所采取的维持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在短期内维持经济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发展而制定的,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短期政策。这些短期政策措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了其他沿海地区,但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调整、缩小差距的机遇,我们必须在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框架下,结合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使河北经济在下一个经济扩张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实体经济直接冲击较小的宝贵时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河北省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渡过金融危机冲击的后期阶段以及实现实体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具体来看,河北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发掘新的投资来源

    目前来看,河北省能够发掘的新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把吸引外资的重心从美、欧、日等地区向外扩展,把单纯吸引发展资金向吸引先进技术转移。比如,可以考虑到资金充裕的中东、拉美等产油国进行定向招商,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河北省的石油化工产业,充分利用河北要素价格较低的有利条件,吸引产油国的资金和原油资源到河北省发展石油重化工业;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吸引拥有先进、专有加工技术的中小企业与河北省的低价格要素结合,打造定向产业园区,提高河北省传统行业的技术升级。第二,扩大对内开放力度,吸引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从实体经济退出的大型产业资本到河北省投资,充分展示低要素价格对大型产业资本的影响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升级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亟待升级的地步。在其主要支柱产业中,钢铁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了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点发展的产业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过剩。具体来看,实现产业升级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坚决淘汰、转移落后产能;第二,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升现有产业;第三,发展一批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虽然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会给河北省淘汰落后生产力、实现产业升级带来极大的压力,必须克服当前困难,充分抓住欧美很多大企业由于金融危机不得不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及新技术的出口限制这一有利时机,结合河北省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融合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增强省内企业的竞争力,积极抢占经济复苏后的国际市场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6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23-05

以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标志，我国财政体制开始由生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试图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而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二次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我国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并且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那么，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地，为了“保增长”，是否延缓了我国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进程？显然，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

一、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Barro（1990）[1]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对98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2]在Barro（1990）[1]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依据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使用1970—1990年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方法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Colombier（2011）[3]以瑞士为例研究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用于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Adewara和Oloni（2012）[4]采用尼日利亚1960—2008年的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而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和国外学者不同，近年来国内学者着重对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王婷婷、朱建平，2011[5]；王新军、赖敏晖，2010[6]；夏祥谦，2010[7]；余可、温海滢，2011[8]）；特别是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的比较研究（王新军、赖敏晖，2010[6]；夏祥谦，2010[7]），其他文献大都没有做阶段性划分。

考虑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严重萎缩，为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国家于1998—2003年实行了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支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重点领域的支出。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才逐渐从外需不足和内需疲软的双重困境中走出来，并于2003年重新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2008年以来我国再次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萎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下降。在此背景下，国家果断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希望通过将财政政策重新从稳健转向积极，实现“保增长”的目标。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分析，然后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这一现实需要，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夏祥谦（2010）[7]在对比分析生产财政和公共财政下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酌t为t年真实GDP增长率；skt为t年物质资本储蓄率；nlt为t年劳动增长率；子t为t年政府财政支出规模；t均为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t年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考虑到我国各省区经济的外向度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越是外向度高的省区，其出口和经济增长受国外经济形势恶化的不利影响也越大。为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下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夏祥谦（2010）选取变量的方法，同时引入对外开放水平指标，采用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下标i、t表示i省区t年；？酌it为经济增长率指标；？琢i为常数项；kit为物质资本储蓄率指标；lit为劳动增长率指标；？子i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指标；wit为对外开放水平指标为按政府职能划分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着it为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剔除了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由于国防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在各省区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为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采用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其中，经济增长率指标（？酌it）为各省区真实GDP增长率，这里用各省区各年以2000年为基期的GDP价格指数调整当年的现价GDP，得到各省区各年的不变价GDP，然后再计算出各省区相应年份的真实GDP增长率；物质资本储蓄率指标（kit）用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该省区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近似计算，用以表明各省区物质资本的积累情况；劳动增长率指标（lit）为各省区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用以表示各省区劳动力的参与情况；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指标（？子it）采用各省区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度量，用以反映各省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对外开放水平指标（wit）用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按政府职能对地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时，前一阶段（1998—2003年）的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文教、科学、卫生和教育费附加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外交外事支出，税务等部门事业费；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由于自2007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财政收支分类，为增强两个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可比性，我们按前一阶段（1998—2003年）政府职能分类对后一阶段（2008—2011年）的地方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归类，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的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不含国内外债务付息）、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支出。

三、实证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在利用时序数据建立模型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但是当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且时期数较短时（时期数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有三种：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如果模型的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的经济情况有所偏离。因此，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通常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F检验），但由于本文所用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时期数都较短，选取的解释变量又较多，不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并且，通过变截距模型可以剔除各省区的特殊影响，集中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分别拟合变截距模型。

变截距模型可以反映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具体又分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和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两种。通过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两个时段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两个时段都拒绝了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两个时段都应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设定的检验，运用Eviews6.0分别估计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两个时段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在表2中，两个时段的模型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较大，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此外，财政支出规模（？子it）、物质资本储蓄率（kit）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符合经济意义。所以，可以据此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模型结果的经济涵义

1. 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98—2003年为显著的正效应，而2008—2011年则已不显著。这说明尽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继续提高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很有限。

2.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来看1998—2003年的模型。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偏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系数值为0.015 1，但在10%的水平下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非均衡增长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城市低保问题已变得非常突出，加之在这一时期我国密集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在“铁饭碗”已打破而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的情况下，急需完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急需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所以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提高，无论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阶段，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力度有限，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还不是很显著。

与此相反，1998—2003年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鉴于当时主要是国家部委机关正在精简机构，而地方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有任何触动，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乍一看不合理，但也与相关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比如，有分析表明，如果将我国的教育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将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分为基础教育支出、中等职业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那么，仅有基础教育支出对全国和各类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中等职业教育支出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类地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在经济较落后的二、三类地区对经济增长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高等教育支出也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类地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在经济较落后的二、三类地区则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负效应；在全国层面，中等职业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而高等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负效应。而这一切则与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一刀切”的盲目扩招，以及财政教育经费在地区间和不同教育层次间的分配不合理有关（周国富、李时兴，2012）[9]。至于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效应，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支出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南出海通道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而且政府投资没有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因而其扩大内需和促增长的效果非但没有在当期表现出来，反而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2008—2011年的模型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293 1，几乎是前一阶段的20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比前一阶段更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悬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9，2008年上升至0.491，2012年仍高达0.474），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无关，实则不然，反而是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其他三类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从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为微弱的正效应；而社会文教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至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由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成了后一阶段的显著为正。这既说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对于“保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说明社会文教支出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的扭转。那么，如何理解后一阶段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我们的看法是，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甚至应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出现反弹的可能。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就业机会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必然随之增加；而且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对于“三公消费”的控制也会相应放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反弹，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3. 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分析的同时引入模型的其他变量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储蓄率（kit）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前一阶段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在后一阶段已不显著；劳动增长率（lit）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两个时段都不显著，只是前一阶段为微弱的正效应，而后一阶段已变为微弱的负效应。这说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之后的今天，如果继续追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非常有限，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对外开放水平（wit）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前一阶段显著为正，而后一阶段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前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是局部的（仅限于东南亚），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省区仍可以通过开拓其他国家的市场来保出口、保增长；而后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因而尽管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省区采取了若干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措施，但保出口、保增长的效果不明显。另外，在我国各省区的出口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出口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对增长的贡献也会随之减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1998—2003年和2008—2011年两阶段的省际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不显著，这说明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各省区的财政支出规模已经不小，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不再明显。此外，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表现为正效应，而且后一阶段的正效应更大、更显著；而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两个阶段均表现为微弱的负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一阶段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在后一阶段则表现为不显著的正效应；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两个阶段截然相反，前一阶段为显著的负效应，后一阶段则为显著的正效应。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过去更加悬殊，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提高与经济增长无关，实则不然，反而是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文教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其比重的提高本应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文教支出（特别是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增加文教支出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前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而且政府投资没有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比较而言，后一阶段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保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反而应该有所下降，但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其反弹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既然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不再明显，这实际上启示我们，今后各地方政府应该把财税工作的重点转到结构性减税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来。比如，各地政府应在控制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同时，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使其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应该在改善文教支出结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使其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总之，尽管为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地方政府不得不保持了较高的财政支出规模，并且将财政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经济建设方面，财政体制由生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进程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稳步向公共财政转型，为各阶层的民众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是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此外，物质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由前一阶段显著为正变为后一阶段的不显著，而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都不显著，说明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之后，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非常有限，未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为正，而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变得不显著，这启示我们，越是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其应对不利经济形势的能力越强，但是在国际经济形势极度恶化的时期，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受到的不利冲击也较大，这时政府应通过减税等措施帮助其渡过难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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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7

本轮危机与29年大危机的关键差别。

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通常会产生重大危机。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总会导致全球产能的扩张和过剩，原有的供求平衡关系将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调整，通常会表现为重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范围的经济洗牌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会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而具备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则将在危机后再度崛起，并提升其经济地位，形成新的经济重心。原有经济霸主的地位将被削弱，并走向相对衰落。

上一轮大危机即1929年产生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比较长期的萧条，直到二战后才摆脱其影响。这轮危机是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向北美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是对旧有经济格局的一次创造性毁灭。美国在此轮危机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新霸主，领导全球经济发展。

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危机则是全球经济重心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除了在应对危机的政策与上一轮不同外，本轮危机与上一轮危机的一个关键差别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内需潜力更大。在上世纪20年代，欧洲大约3亿人口，美国1亿左右。而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中人口约10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20%；以中印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人口约30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50%。虽然目前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还不能与发达经济体等量齐观，但从增量来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三分之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条线上，但目前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甚大，如中国人均GDP现仅为美国人均GDP的十分之一左右，未来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提升空间也很大。因此，新兴经济体不仅人口数量大，且人均消费提升空间广阔，这决定了其未来内需潜力相当巨大。这给新兴经济体抵御发达经济体消费能力下降造成的外需下滑提供了腾挪空间，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释放内需潜力摆脱发达经济体衰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三段论

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分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劳动力供应中心的阶段，这大致在2000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产品供应中心阶段，这大致在2000年后至今；第三个阶段则是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中心，目前可能在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

在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不大，大量海外公司到中国设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端消费产品，再销往国际市场，中国主要是向全球供应了生产中重要的资源——海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全球生产成本下降，出现了一个低通胀高增长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中国经济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发生改变，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外资外，中国本土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始崛起，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中国产业也在不断升级，除了低端制造外，也在不断增加中高端产品的比重，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产业。因此，自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原有的平衡开始打破，西方国家原有的供应与消费之间不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道指自2000年以后的涨幅相当小，与90年代气势如虹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虽然这还有其它原因，但显示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2000年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玩出了新花样，次贷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借此可以平衡贸易逆差，但却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次贷危机爆发后便产生了严重冲击。

反过来，中国日益庞大的生产能力也面临严重过剩的危机。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转向第三个阶段，即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中心。如果中国不转向这个阶段，全球经济都将面临双输的局面，那就是发达国家产业在中国重压下难以复苏，消费能力下降，而中国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却没有市场。

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提高消费能力是一个难题，其实这可能并非尽然。中国可以采取将公共消费向私人消费转移的方式来提高消费能力，如修建廉租房，提高社保、公共教育等。公共消费主要具有保障性质，提高公共消费还可促进私人消费，因为人们的防御性储蓄可以因此而减少。中国只要决心提高消费能力，也就是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把一部分供应能力转向国内市场。目前已向这方面转变，并对提高消费产生了影响。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提高国民福利和消费能力后，最终将带来经济成本的提高，并影响国际竞争力，因为目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主要基于低成本，这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问题。但如果中国转向开发国内市场，对外需的依赖将下降，国际竞争的影响将下降；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中国企业素质的提高，中国劳动生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目前阶段逐步提高消费占比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将可能有所弱化。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膨胀，尤其是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如何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将成为关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闸门。如果中国经济不实质性转向第三阶段，贸易摩擦、货币竞相贬值等现象不可避免。中国有条件逐步摆脱这些较量，可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内实现战略突围。

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经济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不仅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在劳动力素质提高、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人的观念改变等软件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已有条件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上述第三阶段，即进入到一个新的长周期发展阶段。

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与新经济周期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发达经济体的生产与消费大体是均衡的。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逐步介入国际市场。在较长时期内，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较长时期内分别处于全球制造体系的低端和中高端，两者为互补关系。但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升级，对发达经济体的中高端制造业产生了竞争压力，并不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与一般的小国不同，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因此，这种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和分布，引起了国际产业资本大规模的流动，而国际产业资本的流动最终导致经济格局的改变，原有均衡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消费与生产的严重不均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试图以大量的金融衍生品来支撑消费，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所在。

而中国经济进入第三阶段的实质就是全球劳动力重定价过程，即提高消费的过程也就是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过程。近年来不断加剧的民工荒显示中国已经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供给弹性明显加大，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压力加剧。而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必然推动整体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将有助缩小国际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这是实现国际经济平衡所必须的。只有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全球经济才可能达致基本平衡。

转贴于 这便引伸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过去30年靠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推动了经济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会减弱甚至象日本那样停滞不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已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有着不同的层次，中国可能还存在第二次刘易斯拐点，那就是中端劳动力由供给充裕持续至最终短缺的拐点。目前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显示现阶段中端劳动力供给确实还很充裕。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培养了大批大学生、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据统计，200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有2300万人，而美国为1660万人，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远超过美国，并且中国大学生中理工类学生占50%左右，美国仅33%，中国科技人员的后备力量相当充足。而且中国科技人员成本仅为美国的1/5至1/8，这为中国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对教育的投入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未来还有两个释放人力资源的重要阶段，即普及高中教育和基本普及大学教育阶段。中国中端劳动力供给潜力仍然相当巨大。

考虑到现代经济的发展，正逐步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本越来越倚重，人力资源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要突破资源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产业升级并走向知识经济。中国物质资源有限，但人力资源却极为丰富，这为中国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创新经济提供了条件。

因此，虽然过去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是很强，但中国未来却不是没有可能成为创新科技的重要来源国之一。

第一，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过市场经济，不具备创新科技产生的条件。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四大发明等重要科技发明，但长期的集权专制制度抑制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第二，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但处于追赶过程，市场经济体系处于逐步建立过程中但并不完善，工业基础起步较低，这一阶段主要是吸收和消化国外技术的阶段，仍不具备大规模科技创新的条件。

第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工业基础的完备，数量巨大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储备和积累，以及低端生产市场空间容量的到逼，在新经济周期中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有可能出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大变化。

从历史上看，作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流强国，常常都能产生一大批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和新产业，或者说能产生新的生产力。中国目前距此尚有较大差距，但从资源和体制变化方面分析，却正在向这一方向趋近。

中国经济在从第一次刘易斯拐点到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之间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内需潜力开始释放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中国劳动力量的投入，新阶段则是质的释放。中国走到第一次刘易斯拐点用了近30年时间。粗略估计，大约可能需要20年左右时间到达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也就是可能到2030年左右。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条件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在创造更高价值的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也必然带来更高的消费，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内需的潜力也是巨大的。这两方面也是相互推动的，效率提升是增加消费的基础，而消费的增长将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提升效率和提高消费水平是新经济周期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动力。

除了中国外，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也在快速发展中，整个新兴经济体约占全球人口的半数，历史上从未有过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群体崛起的现象，这足以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一个新的经济周期。这个新经济周期应一直持续到中国第二次刘易斯拐点到来，也就是直到2030年左右。

这个新经济周期目前可能还在初期阶段。G20的成立可能是新经济周期到来的重要标志。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欧美可能出现相对衰落，但可能不是绝对衰退，亦即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处于低速增长，但可能不会持续到退。

本轮金融危机迫使新兴经济体走向逐渐摆脱外需、开发内需发展道路，催生了新的经济周期。未来如果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波动，还将推动新兴经济体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开发国内市场。

新经济周期中的逆流也难以避免

在新经济周期中，新兴经济体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是主流，但逆流也不可避免。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仍然会面临储多的经济压力，如高失业率、债务危机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也面临经济转型的压力，经济结构调整也需时日。这些因素仍然可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波动，这或许是新经济周期的胎动过程，或者说新经济周期仍会遭遇到逆流的冲击。

在次贷危机后，各国奋力推行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反危机政策，使全球经济免于衰退，并重回发展的轨道。但这些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也将逐渐显露出来。新兴经济体已出现通胀升温迹象，不得不相继推出紧缩性政策。目前值得关注的是发达经济体何时会出现通胀。如果发达经济体通胀出现，则意味着全球经济都将面临紧缩政策的压力，全球经济将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这将是新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逆向过程，或者说是其逆流的具体表现。

中国经济增长从中期来看，应是实现通胀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现中度通胀与中速增长或许是最佳组合，即通胀在3%－5%之间、GDP增长在6%－8%之间可能较理想，具体的组合关系还须未来的经济数据予以实证，且增速放缓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但未来潜在增速最高可能也难以持续达到双位数。由于中国经济基本上已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中国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趋势，同时也面临资源供给的限制，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摩擦系数将上升，或者说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下一个台阶，过快的增长必将使通胀迅速升温。在这一阶段，通胀或许是一个警示信号，表明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超过了经济潜在增速许可的范围。由于长期高增长的惯性思维使然，仍趋向于保持经济增长于较高速度，但在传统的刘易斯拐点过后，低端劳动力、原材料等各项资源要素的边际弹性增大，高增长必然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彭胀。所谓输入型的通胀其实与国内经济增长也有相当关系，因为中国经济增量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较高，特别是在初级原材料进口增量中的占比更高，对相关产品价格的边际影响更大。在中国通胀高企的同时，作为资源出口大国的澳大利亚在全球的幸福指数却最高，资源出口国充分享受了中国通胀上升带来的福利。

因此，在新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速度将越来越受到资源要素的约束，经济增速终将越来越取决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程度。由于低端劳动力供应已较紧张，中端劳动力的就业则主要取决于结构升级。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阶段性的失业压力应通过社保体系进行适当缓冲和吸收。就业问题似乎已难以成为保持经济高增速的充足理由。

在目前经济转型取得重大突破前，控制通胀的关键在于将GDP增速控制在适当范围，仅靠货币政策未必全面，而且货币政策有滞后性，如果货币政策总跟在通胀后面跑，将来GDP下降时货币政策滞后效应产生的叠加影响会加剧经济波动。控制财政政策和政府投资也是宏调的另一方面，且效果更加直接。希望以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目标可能难以达到。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民营经济的伤害更大，但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却有限。今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地方政府投资增长为主，而通胀的压力却并未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经营却更加困难，显示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效果并不理想。

经过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回落到适度水平，将有条件进一步调整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宏观经济则可望重归长周期的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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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8

【关键词】《资本论》 危机理论 金融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致力于拓宽自己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其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蔓延至全世界。同时，金融危机也会由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蔓延，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阐明了虚拟资本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经济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动态性的分析，对信用做出了双重性评价。同时介绍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全过程，并且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

二、《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资本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以及复苏四个阶段。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大多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总结出――“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段话中的“特种危机”，就是独立的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自身内部的紊乱。

综上，《资本论》中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经济危机的征兆发生的金融危机，另一类则是独立产生的发生于银行、交易所的金融危机。

三、《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产生解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本质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机理论

由《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依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于是信用制度引发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使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拉紧从而达到极端，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内在矛盾借由危机的形式爆发。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动，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银行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单纯性投机出现。这样，生产脱离市场而迅速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再生产的过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危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会有效，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三）《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

所谓虚拟资本，是本来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一定收入虚构出来的资本。“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将表现为一个不一定是由这个资本本身产生的资本的利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解释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分离，作为生产之外出现了虚拟市场――资本市场就出现了。虚拟资本的价值运动独立于现实资本，其价值并不随着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从虚拟资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虚拟资本货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对立的严峻程度很容易超过一般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础。”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从而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个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资本论》中有关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

由马克思对于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分析，信用危机的存在，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加强金融监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与有效的经济政策。

监管措施方面，应当注重监管手段的科学合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监管并非管制，对于金融的过度束缚无疑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不仅要科学、合理，还要适度。

（二）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

虚拟资本在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虚拟资本的双重作用，在推进和支持虚拟资本的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从而更好地利用虚拟资本，创造更大的收益。

具体来讲，首先应当规范股票、期货等的市场交易秩序，以保证金融交易的有序进行。第二，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的金融工具及金融衍生品，科学预测其发展前景，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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