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范文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1

目前，大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板块式结合，即认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基本建设规模等，或对占社会总产品70~80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概由国家计划来调节，而其它的经济活动，包括占社会总产品20一30多的次要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溶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式的结合。但这种看法又认为计划是站在山顶上纵观全局，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而市场是站在峡峪里，从企业的局部或眼前利益出发的。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与前一种看法一样，仍然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两个东西，只是在实践中溶合在一起了。至于前一种看法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互不相溶的东西，有此没彼，有我没你，把计划调节认为是计划规律发生作用或受计划规律支配，把市场调节认为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或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确了。

为了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简略的谈谈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什么是市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可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是商品买卖关系的总称。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联系，必然要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买卖来实现的。市场上一定时期内商品的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包括质量、品种、规格等)和社会购买力及其投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买力等)是否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上商品供应和需要状况，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是否相适应，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应，是晴雨表，指示器。什么是计划?计划是国家或企业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指导和打算，是主观的东西。主观要作用于客观，它应当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应当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又要对客观现实起能动的指导作用。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求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就是说，何任社会生产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称作是“自然规律”，并且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同上)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予先制定合理的共同遵守的经济计划，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但是，也必须看到，既然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观反映了客观，计划反映了实际需要，这时，计划就是正确的，人们在执行计划中就会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主观违背了客观，计划不符合实际，这时，计划就是主观主义的，人们在执行中就会碰壁。

那末，计划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或者说怎样才使计划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既然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如供求、价格等反映出来。因此，要使计划符合子实际，就必须使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对市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地分析与予测，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才能有科学的经济依据。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在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予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的。但是，要使计划能够正确地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计划必须有客观的经济依据-一一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予测。力求使计划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不违背客观规律。它同那种主观主义地制定计划，而定了计划又不管行得通、行不通，硬是要人们执行的那种所谓的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同客的统一，、因而是可靠的、正确的;后者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之上，因而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计划制定以后要保证计划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同样必须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调节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这都是一项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要使计划调节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这样做。

现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差别，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需要多种多样，具体产品千差万别。，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各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社特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别是直接计划，使计划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列宁曾经说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正的计划等于‘，的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如果硬要那么办，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把计划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再说，计划并不一定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算不算计划?计划也不一定都是国家计划，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算不算计划?在实践中，必然是重要经济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主要比例、生产布局以及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价格体系、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规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地方要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地方计划，而一些日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如与企业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则由企业计划来进行调节。在这里，价值规律所发挥作用难免就不带有一些自发性。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变化制定产销计划，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计划。这样，必然是一方面，国家计划只能在调查研究、遵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的、重要的、带方向的规划和指标;另一方面，企业的短期计划，则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通过签订工商合同和供销合同来制定。

至于对少量的个体经济活动，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的生产和集市贸易的交换，在遵守国家法令和市场管理的前提下，则完全可以让供求与价格自动调节，使之成为国家计划的补充。由此分析，那就必然是:(一)我们的计划调节是多种计划形式(直接计划、间接计划、指令性的、非指令性的、长期的、短期的)、多层次的(中央的、地方的、企业的)和多种性质的(自觉性的和某种程度的自发性的)组成的完整的调节体系;(二)这种计划的调节完全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尊重价值规律要求的基础上的。这样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就完全是统一的了，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计划调节的实质就是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和有关经济规律的调节。计划是手段，经济规律是基础。现在，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视市场的调查研究，因而使计划管理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突出经济手段的作用。这涉及到计划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等的改革，需要统一思想认识，做好充分的准备，并经过试点，然后制定出方案，才能逐步实行。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2

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规律性特征

早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初，同志就着重从“规律”的角度对其加以论述。比如，他在**3年10月14日和**4年1月12日的两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科学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4年3月4日，他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4年6月2日，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正是其对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一般运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和科学揭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就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实际上也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律性特征。同时，十七大提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同志对此同样从“规律”的角度加以重点强调，即“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科学性、真理性、规律性。这应该成为我们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认知前提。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中的重要规律性关系

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光辉著作。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求我们首先从发展中重大规律性关系的角度，来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规律性特征。

具体来说，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中四个重要规律性关系，即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发展的关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在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人是核心，是根本、本体；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客体；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这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的规律性关系。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中，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是相对于发展的整体而言的，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心；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位一体”。从全面发展的角度界定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规律。

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上，发展作为系统工程，作为动态过程，必须是各部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统筹兼顾、协同并进，相互匹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而不是单兵突进、彼此孤立，更不能失调、失衡，相互掣肘。协同并进、协调发展，反映了社会系统运行中各部分有机统一的规律性关系，致力于整体优化和整体效率。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坚持当代人权益与后代人权益的统一，坚持尊重自然规律与运用自然规律的统一，坚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统一，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这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关系。

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发展中的重大规律性关系，从而成为我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遵循的科学规律。

科学发展观打开了探索三大规律的新视野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打开了新视野。

比如，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念。十七大要求，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从而赋予党的建设新课题、新使命。

又如，科学发展观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提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强调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赋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课题、新使命。

再如，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新思考、新创造。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更是突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上的主动性、创造性。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3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就要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尊重客观规律，坚持按规律办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加强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和处理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现代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信息机制、竞争和合作机制等。过去，人们往往比较重视价格机制、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但随着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力量、功能，改变着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相互关系，改变着整个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和运行过程，因此应该提高对信息机制和合作竞争机制的认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一时期的市场经济具有某些特殊的规律性，它既不是计划经济的规律，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我们缺乏对这样的市场经济特殊性的认识，就会影响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能很好地使经济体系走出既不是计划经济规律，也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局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构成了整个市场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然而，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作用也是有规律的，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员领导干部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改变经济过程，而应使各方面的决策符合客观规律。具体来说，应当把握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的经济行为的规律，包括企业家和管理者阶层行为的规律、一般的劳动者与消费者行为的规律、政府宏观调控的规律等。第二，自然环境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规律。第三，自然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在产生经济效益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客观规律。第四，经济活动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区域关系方面的规律。党员领导干部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本质是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使宏观调控所采用的政策、手段、经济杠杆等符合经济行为的规律、符合企业行为的规律、符合一般劳动者与消费者行为的规律、符合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规律。

二、协调配套，强化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组成的，并且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社会经济成分、经济组织、资源整合和企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阶层结构、利益关系等都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在收入分配、工作和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制度设计缺位，制度创新不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再分配的手段和调节功能不足，对困难群众有效保护的利益补偿机制和调节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因此，在分配制度方面要研究和调整不同阶层利益结构，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遏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对口帮扶的力度，建立地区利益受损的补偿机制；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对资源占有和垄断行业的收入要进行调节；制定确保《劳动法》实施的法律法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它所解决的是社会资源合理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以及保障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确保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努力做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的工作，并合理确定保障的水平，以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三、调整利益关系，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经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安康。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市场主体都有自己的具体发展目标，如企业的目标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使其自身得到发展，我们不能要求企业对全社会的利益和利益关系直接负责。但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和领导经济工作时，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和制度设计，使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高只有扩大社会整体的利益才能更快地发展自身利益的认识。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自动调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功能，也不具有调节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功能，因此，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着力解决好这些相关问题：一是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二是调节垄断行业和垄断行为造成的利益不合理分配；三是对市场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整顿；四是制定好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四、掌握科学方法，运用经济手段提高执政能力。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十分注意和培养具有优良传统的工作方法。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注意发挥我们党具有优良传统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并且还要不断创新领导方法、管理方法和宏观调控方法。目前，国际上许多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已摸索和总结出一系列好的管理和调控方法。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认真学习、借鉴和掌握国际上的各种先进管理方法，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4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一.符合客观事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做到了对客观事实的准确把握。

二.顺应客观规律。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这一点还突出体现在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上。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功能要通过各要素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得到有效发挥。这就要求人们在研究、解决问题时，坚持从全局、整体出发，不仅要注意发挥系统中各部分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注意发挥各部分相互联系而形成整体结构的功能。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业总体布局，全面推A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是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

三.促进实践发展。如今，科学发展观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院所的推广落实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生力量。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

任何认识都有价值取向。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利益从根本上代表着人类整体的要求和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5

[关键词]法的真理  真理的法  自然法  社会法

法的真理，即法所蕴含的人类的真理，包括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的思维规律。每—部法律都具有真理性。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行为的手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或多或少的真理性，

受法的真理的约束，要求立法者所立之法，必须是真理的法，必须包含顺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客观趋势的成份。这一部分法，即为真理的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真理的法在法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一、法的真理

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主观的产物，但是，它由法所蕴含着的真理所决定，人们所创制的法绝非人脑主观臆造的。这其中有两层含义；第一，法是“自在”的。黑格尔就曾指出，法律是自在的法的表现形式，“自在地是法的东西而被设定在它的客观存在中”。[1]法与法律是相分离的，人们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却不能任意创制法。第二，法是物质与意志结合的产物，是实践的产物。人们创造出一种有强制力的行为规则。调整人的行为。使人们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充分发展自我，以求自山，这个规则就是法。没有。人的实践行为，没有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法就不可能出现并发展。

做为真理的一部分。法的真理同样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物质运动发展的规律，具有来源于物质的客观性与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法做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行为规范，首先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这是因为自然是一个系统，人的每一个改造自然的行为都会引发系统中其它要素的反应，而最终又影响到人自身。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自然决定沦，从而进射出—个闪光点，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而自然又是有规律的，每个地区的人，在同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绝不能为所欲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在社会关系的一切方面，意志不是自由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不顾个人自由意志而压倒一切的自然规律”。[2].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及其发展变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只能通过调整人的行为使自然发生一定的变化，而其本身不会直接改变任何物质的东西。这就要求法必须告诉人们物质世界的本来面貌，告诉人们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及发展方向，并指导人们对物质世界正确的作为和不作为。法属于意识范畴，象其它意识形态一样，是抽象出来的，具有独立性。作为物质世界本身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自在的法，将其运用于物质世界，这正是人类社会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认识法的真理的过程中去寻找并遵循的法，使人自身与自然相协调。

法的真理的第二个来源是法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性。

所谓经济基础，即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与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由此可见，人们总是在不能由他们自由选择的、既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从事其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又必然会改变他们即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创造新的社会生活条件，每一个社会生活条件，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客观的。

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特殊的上层建筑，其基本目的就是适应并维持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存在，决定着法的存在，而经济基础的客观发展，同样也决定着法的客观变化，两者均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法做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永远不能违背这一真理。那种脱离了经济基础的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它只是个人欲望的体现，终会成为历史的废弃品。

需要指出的是，法的真理并不仅寓于法自身内部，它必须通过人的意识体现出来。人的认识能力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并且通过立法活动加以自我约束。可以说，人类每一次立法上的进步都推动法的真理向自然真理（人所能认识到自然存在的真理）迈进一步。

二、真理的法

做为法的载体，法的渊源也应该是法的真理的表现。因而，只有确立了表现法的真理性的渊源，我们才能说确立了真理的法。

立法是将法通过法的渊源予以表现的过程。根据所立之法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体现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可将法分为自然法与社会法。

自然法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确立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合理利用自然，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种利用，是自然规律制约下的人可以为的行为，是自然规律允许范围内的行为；反之自然规律要求人不能为的行为，则属于自然对人的制约，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直接上升为法律的法的重要渊源。我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专门设有破坏环境保护罪，用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体现了人们企望通过立真理的法。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以顺应自然规律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自然法也会不断完善，在自然法中的法的真理也就不断趋向于自然的真理。

社会法与自然法不同，它调整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结成社会关系时的行为。从表面上看，社会法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似乎是统治者随心所欲制定的。但是作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法，如同宗教、哲学、伦理等上层建筑一—样，永远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对其的制约。所以法必须也只能反映立法者所处时代的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关系。只有正确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将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关系通过国家确认上升为法律关系，才能确立顺应社会发展的真理的法。同时，由于法是意志的体现，人们在用法律确认某种既成的社会关系时，亦可有意识地指明它的发展方向，使之更规范、更合理、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便是法的超前性。法的这种超前性，实际上是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归根结蒂仍是受动态的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制约。

三、法的真理与真理的法

法所蕴含着的法的真理，是法的灵魂。没有法的真理，将不成其为法。真理的法，是法的真理的载体，没有真理的法，法的真理也就无从体现。

原始社会初期，低下的生产为做“群居”成为必然，这是当时生产力条件所制约而产生的生存方法。初期的人类社会，没有道德，也没有复杂的思维所组成的上层建筑，只有人从动物那里遗留下来的出于本能的观念-生存观念及其它诸如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等简单的观念。这些观念远没有上升为道德伦理，只是一种生存观派生㈩来的观念。他们没有类似于平等观、自由观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平等的、自由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商品交换的日益扩大、趋于频繁，就需要有法的规范。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同一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律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可见，法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真理性，它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成为法的真理的载体。

人类社会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为保障社会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的发展，调整人的行为的法也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生产力始终是动态的、发展的。在生产力的影响下，经济基础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当法律在其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可以稍做修改就能顺应经济基础时，它就做些自我调整以适应于社会需要。但是，当经济基础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发生质的—飞跃时，一部新的法律便产生子，它反映着法也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法的真理在法的相对稳定及绝对变化中，得到了体现。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6

1.经济法突破了公私法局限http://

私法与公法实施二元分化为基础法学的传统理论，基于板块思维进行定论，将整体社会的复杂关系定位在平面系统内进行静态审视，并令两者区分性明显。这一法律基础理论产生于我国传统社会环境模式之下，基于当时社会发展简单形式、关系属性相对清晰，因而二元分化模式看似合理。然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环境的日益复杂，该类公私法二元划分呈现出了相对属性，并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广泛讨论。二元化的传统划分模式针对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扩充与现代化发展来讲，其绝对合理性产生了动摇。新时期，日益扩充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由公利视角管控私人活动，促进了公法逐步伸向私法范畴发展。同时，公法渐渐面临了全新层面问题，即需依据私法进行问题处理。这样一来便会形成私法辅助公法现象，令两者呈现出互相交叉发展状况，因而对原有二元划分模式形成了强烈冲击。而经济法相关于政府及市场失灵的管理控制，也就是不仅利用公法，同样借助私法进行调控整治。由此可见经济法真正体现并阐释了该类客观需求，形成了全新的综合法律管控模式，其不会对传统公私法相关合理性规定产生负面作用，而是创新形成了一类分类调控法律手段。基于经济法视角，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的重新定位，可有效突破私法公法固有界限，促进两者的互通融合，体现经济法深层次内涵，令其真正反映经济、政治与法理基础。

2.经济法对象调整更新

经济法的科学发展令传统法理机构和谐状态分布被更新调整，因此应采用相关基础法学理论进行关系调整的深化研究。当然，基于经济法发展相关理论分析之中，包含混淆概念、理论无法联系实际等矛盾问题，因而存在一定困难性。传统定位经济法基于对象调整相关标准，由于应用单一化思路，无法令经济法明确特定目标，令其功能优势没能良好激发，同时，其针对客观事实而非抽象理论开展，没有依据相关理论标准进行有效实践，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说服力。因此，现代经济法应科学转变思路，跳出条框，注重客观主观标注的统一集成，突破仅进行某一社会关系优化的局限性，一对一的片面性。应核查实际，尊重客观，基于混合经济模式，突破部门法的传统划分，采用集成、交叉、渗透观念，动态审视经济社会的更新发展。同时，基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属性，会对法律调整模式产生影响，令其也朝着多元复杂形势发展，而非单纯的一对一更新优化。另外，基于社会关系的主体影响性，倘若关系到公共利益，则应将其视为法律优化更新范畴。在探索经济法定位实践中，应摒弃传统标准制约，脱离机械、单一、片面的划分体制，有效促进调整对象发展为对象调整，应结合主客观意识、思维，引入经济法功能，进行深入探究，并创设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就当前社会经济呈现出的模糊、复杂关系，应由经济法视角实施立体调整优化，引入经济治理理念，灵活应用公私法方式进行科学调整，进而有效处理各类显著矛盾冲突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法在合理应用探究中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3.经济法拓展了相关法律机制及能效

法律基础核心在于能效激发，倘若无法确保法律法规发挥作用效益于社会活动、关系运作之中，则其便丧失了生命力与价值。基于经济法视角，其相对于法律机制与相关能效，创设了平衡优化、系统规整与综合管控的思想。经济法注重权利救济，应科学击破框架禁锢，杜绝事后救济弊端，提升管理绩效。基于当前社会发展体现的复杂性状况，应科学依据各异的地域、空间、时机，选择灵活适应性方式进行科学优化，全面结合行政、民事与刑事方式，实现经济法的优化规整。同时，还应科学采用公私法结合的新型经济法模式，体现良好的社会性。面对体现一定独立特征的现实关系，例如市场与计划、公立与私立等，应基于社会利益视角，有效平衡关系利益，运用经济法优化平衡理念，体现其核心精髓与优质法律效能，解决实际问题。经济法可有效处理社会化实践发展中的经济矛盾，调节社会经济进程，实现目标整合，实施宏观管理，体现良好的政策功能。其通过应用快捷、高效、多变方式映射经济体制，体现经济功能规范，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与法律基础理论发展的有效互动及平衡提升。

4.结语

总之，经济法的更新发展，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扩充，令其理念进一步创新，并促进了法律基础理论的突破传统、摒弃公私法局限、更新对象调整，令相关法律机制进一步拓展，发挥了法律法规的良好功能绩效。基于经济法的优势功能，我们只有对其内涵深刻探析、充分挖掘，基于创新发展视角审视法律基础建设、完善理论内容、践行实践管理，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法核心价值的全面发挥，稳固法律基础体系建设，并促进两者的互相渗透、科学指引与全面发展。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7

[关键词]法的真理 真理的法 法 法

法的真理，即法所蕴含的人类的真理，包括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的思维规律。每—部法律都具有真理性。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行为的手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或多或少的真理性，

受法的真理的约束，要求立法者所立之法，必须是真理的法，必须包含顺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客观趋势的成份。这一部分法，即为真理的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真理的法在法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一、法的真理

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主观的产物，但是，它由法所蕴含着的真理所决定，人们所创制的法绝非人脑主观臆造的。这其中有两层含义；第一，法是“自在”的。黑格尔就曾指出，法律是自在的法的表现形式，“自在地是法的东西而被设定在它的客观存在中”。[1]法与法律是相分离的，人们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却不能任意创制法。第二，法是物质与意志结合的产物，是实践的产物。人们创造出一种有强制力的行为规则。调整人的行为。使人们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充分发展自我，以求自山，这个规则就是法。没有。人的实践行为，没有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法就不可能出现并发展。

做为真理的一部分。法的真理同样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物质运动发展的规律，具有来源于物质的客观性与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法做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行为规范，首先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这是因为自然是一个系统，人的每一个改造自然的行为都会引发系统中其它要素的反应，而最终又到人自身。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自然决定沦，从而进射出—个闪光点，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而自然又是有规律的，每个地区的人，在同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绝不能为所欲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在社会关系的一切方面，意志不是自由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不顾个人自由意志而压倒一切的自然规律”。[2].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及其发展变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只能通过调整人的行为使自然发生一定的变化，而其本身不会直接改变任何物质的东西。这就要求法必须告诉人们物质世界的本来面貌，告诉人们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及发展方向，并指导人们对物质世界正确的作为和不作为。法属于意识范畴，象其它意识形态一样，是抽象出来的，具有独立性。作为物质世界本身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自在的法，将其运用于物质世界，这正是人类社会在发展的长河中，在认识法的真理的过程中去寻找并遵循的法，使人自身与自然相协调。

法的真理的第二个来源是法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性。

所谓经济基础，即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与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由此可见，人们总是在不能由他们自由选择的、既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从事其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又必然会改变他们即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创造新的社会生活条件，每一个社会生活条件，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客观的。

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特殊的上层建筑，其基本目的就是适应并维持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存在，决定着法的存在，而经济基础的客观发展，同样也决定着法的客观变化，两者均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法做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永远不能违背这一真理。那种脱离了经济基础的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它只是个人欲望的体现，终会成为历史的废弃品。

需要指出的是，法的真理并不仅寓于法自身内部，它必须通过人的意识体现出来。人的认识能力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并且通过立法活动加以自我约束。可以说，人类每一次立法上的进步都推动法的真理向真理（人所能认识到自然存在的真理）迈进一步。

二、真理的法

做为法的载体，法的渊源也应该是法的真理的表现。因而，只有确立了表现法的真理性的渊源，我们才能说确立了真理的法。

立法是将法通过法的渊源予以表现的过程。根据所立之法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体现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可将法分为自然法与社会法。

自然法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确立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合理利用自然，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种利用，是自然制约下的人可以为的行为，是自然规律允许范围内的行为；反之自然规律要求人不能为的行为，则属于自然对人的制约，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直接上升为的法的重要渊源。我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专门设有破坏环境保护罪，用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体现了人们企望通过立真理的法。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以顺应自然规律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自然法也会不断完善，在自然法中的法的真理也就不断趋向于自然的真理。

社会法与自然法不同，它调整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结成社会关系时的行为。从表面上看，社会法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似乎是统治者随心所欲制定的。但是作为在一定基础上建立的法，如同宗教、、伦理等上层建筑一—样，永远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对其的制约。所以法必须也只能反映立法者所处的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关系。只有正确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将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关系通过国家确认上升为法律关系，才能确立顺应社会发展的真理的法。同时，由于法是意志的体现，人们在用法律确认某种既成的社会关系时，亦可有意识地指明它的发展方向，使之更规范、更合理、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便是法的超前性。法的这种超前性，实际上是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归根结蒂仍是受动态的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制约。

三、法的真理与真理的法

法所蕴含着的法的真理，是法的灵魂。没有法的真理，将不成其为法。真理的法，是法的真理的载体，没有真理的法，法的真理也就无从体现。

原始社会初期，低下的生产为做“群居”成为必然，这是当时生产力条件所制约而产生的生存。初期的人类社会，没有道德，也没有复杂的思维所组成的上层建筑，只有人从动物那里遗留下来的出于本能的观念-生存观念及其它诸如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等简单的观念。这些观念远没有上升为道德伦理，只是一种生存观派生㈩来的观念。他们没有类似于平等观、自由观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平等的、自由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商品交换的日益扩大、趋于频繁，就需要有法的规范。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同一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律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可见，法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真理性，它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成为法的真理的载体。

人类社会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为保障社会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的发展，调整人的行为的法也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生产力始终是动态的、发展的。在生产力的下，经济基础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当法律在其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可以稍做修改就能顺应经济基础时，它就做些自我调整以适应于社会需要。但是，当经济基础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发生质的—飞跃时，一部新的法律便产生子，它反映着法也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法的真理在法的相对稳定及绝对变化中，得到了体现。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8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诉讼活动的基本制度规则。《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应当按照科学的新发展观审视和设计行政诉讼制度，力求最大程度地消除旧发展观及其政府作用的影响。修订《行政诉讼法》工作的基本着眼点，应当把处理政府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作为重心之一，使行政诉讼成为矫正非理性政府发展措施的法律平台。

《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20多年，在有关行政的国家立法中是最为滞后的法律之一。目前的行政法制和行政争议案件已经极大地区别于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的情形。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国内经验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1982年生效到1989年完成立法之间的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以行政处罚案件为主，包括治安处罚和经济处罚案件。所以《行政诉讼法》基本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以职权性行政决定为背景的，例如不适用调解、[1]法院准许后撤诉和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制度。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除了公民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以外，在经济方面仅限于以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不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大量增加，而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个体权利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对发展的引导推动活动也被纳入行政法制范畴。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是2003年以后我国实行了新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政策，政府的职能和取向也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变革。wwW.133229.cOM《行政诉讼法》应当反映政府职能及其立法的新变化，适应处理由于新立法和新政策产生的行政案件的需要。

司法解释在保持行政诉讼与经济社会和法制发展的同步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制定发布的《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但是限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它只能在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上作出规定，无权改变诉讼制度本身或者创设新的诉讼制度。因此，虽然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不是从零开始，可以把司法解释和司法审判实践经验作为工作起点，将司法解释的部分内容上升为法律，但是更重要的议题应当是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立法导向，规范政府的发展职能，回应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矛盾，并考虑《行政诉讼法》基本框架的调整。

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导向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吸引行政机关参与解决因为政府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掌握资源的行政机关有时缺乏足够的动力公平地分配发展资源和发展成果。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形成的压力，促使行政机关完成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保护和补偿发展中的被排斥群体。这就需要建立或者增加与发展有关的行政诉讼的诉和诉权。另一方面，扩展法院解决与发展有关的行政争议案件的功能。法院不仅应当裁判刚性权利义务争议（主要用于保护个人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案件），而且还可以更多地使用建议性司法干预和协商性结案方式，运用司法调查、司法听证、法庭辩论等诉讼手段查清事实、明辨是非曲直后提出司法建议。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调整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在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上，地方应当有更多的关于行政诉讼的立法权限。1989年《行政诉讼法》关于地方可以规定的诉讼事项极少，即第11条在受案范围上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经过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区域发展显现了极大的差异性，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政策。修订《行政诉讼法》应当反映这种地方发展不平衡和政府作用有差别的现实。在全国性《行政诉讼法》对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以及规定保证司法统一的基本制度框架前提下，允许各地有地方性的行政诉讼制度，促使地方形成行政法治的制度竞争局面。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在行政法治方面先走一点，条件差的地方由中央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二是全国性行政诉讼基本制度框架的调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的司法解释扩张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结的行政案件数量，以及行政诉讼对解决社会矛盾和行政性法律争端的作用并未如所期待的那样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变。原因之一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制度不能承受和适应受案范围的重大改变，司法解释在权限上也难以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全面的补充和改进。如果现在基于新发展观再次考虑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问题，那么就应当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制度进行更全面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将在受案范围问题后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尤其是引入客观诉讼与合同诉讼制度的问题。

二、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是决定整个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关键因素。它规定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案件的种类，直接反映行政诉讼法对我国政府职能及其行政法治进程的适应程度。1989年《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重大缺陷是缺少客观诉讼和主观诉讼案件的狭窄，现在应当依据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针在这两方面扩大受案范围。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受案范围，由受保护的权利种类、侵权的行政行为种类和完全排除于受案范围的行政活动三部分组成。根据该法第12条和第41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该法设计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中心的主观诉讼制度，法院不得受理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行政案件。这样一来，对于政府批准建立可能危害周边居民健康的大型工业工程项目和其他涉及政府发展措施的行政案件，就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即使在上述主观诉讼中，可以纳入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也是有限的。受行政诉讼保护的个体权利主要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自由权，侵权行为的法律形式也限于具体行政行为。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扩大受案范围的主要方法，是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形式不再严格限制于单方职权性具体行政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对改革受案范围的讨论主张把权利保护范围扩大到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受教育权等权利，把侵权行为法律形式扩至抽象行政行为，但这些主张仍然没有超过主观诉讼的范畴。需要给予关注的问题在于，我国单一式行政诉讼制度下的主观诉讼制度，割裂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发展型行政争议的综合处理。所谓单一式行政诉讼是指没有其他诉讼制度来分担审理行政争议案件，例如德国在行政法院以外还有社会法院、劳动法院和宪法法院处理与行政争议相关的案件。所以，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诉讼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有客观需要的。

如果我国《行政诉讼法》能够同时容纳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那么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法律表达上就应当采取分类方式。对于保护起诉人自身权益为中心的主观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由《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则上放开，限制受理或者不得受理的行政争议案件改由以后的单行法律规定。

这样一来当事人主观权利的受保护范围，不但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自由权利，还可以包括当事人的发展权、生存权、社会权和其他基本人权；侵权行政活动的法律形式也不再列举规定。无论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只要是行政公务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当事人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不限于保护起诉人自身利益的客观诉讼的受案范围，则宜由《行政诉讼法》作出部分列举规定，再由单行法律根据以后法律监督和对个体权利保护的需要加以补充。这样将使《行政诉讼法》有极大的空间适应行政管理改革、司法改革和行政法治的发展需要。

对于受案范围中的绝对排除事项，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12条关于国家行为、行政机关人事管理行为和制定行政规则行为的规定应当考虑删除，以留给以后的单行法律作出排除性规定。因为这几项排除规定过于绝对，不能反映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特别是所谓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规定含义不清，应当改为由单行法律作出列举规定，不再使用抽象的概括表述。

该条中关于“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规定可以予以保留，由单行法律根据司法审查能力和行政机关自我监督能力的变化情况作出规定。行政法的完备和法院承受力是《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时的重要考虑因素。[2]

如果从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看，行政机关需要一些自主决定的领域。排除司法干预可以提高行政决策的自主性，有助于行政机关更有效率地作出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决定，但是它与行政机关的决策能力、自我抑制和自我净化能力有关。如果行政机关自身不能控制它对经济和部门利益的追逐，把本部门利益作为经济和社会决策的考虑因素，那么加强司法控制就是必不可少的。

三、客观诉讼

客观诉讼是一种主要着眼于维护行政法律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诉讼种类，不限于保护受到直接侵害的原告的合法权益，甚至可以允许原告以纳税人或者选民的名义提起这类诉讼。[3]如果引入客观之诉，那么就可以通过司法诉讼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职责，提高行政决策程序的民主参与程度，监督并促使矫正行政不作为、行政部门利己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职权的行为。

客观诉讼可以包括行政政策规范案件、公共机构规范案件、渎职性行政不作为案件、公共建设项目案件和世界贸易组织案件等。

行政政策规范是通过规范性的行政政策文件来设立、变更和消灭权利义务的，尤其是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以改革措施或者推动发展名义发布的行政文件。这种文件发布后由本地区或者本系统的行政机构和下属单位执行，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土地出让、税收征管和行政程序方面的优惠政策。

公共机构规范是政府设立的公共服务机构就服务提供事项制定的规范性规则，例如公立学校的招生规范、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规范、水务服务机构的供应规范等等。这些文件的制定依据可能只是当时的需要或者决策机构自己的政策倾向，反复无常和任性的非理性决策风险极大，应当允许利益相关方通过行政诉讼表达诉求。

渎职性行政不作为案件是行政机关放弃监管职责导致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案件，例如行政疏于监管致使企业排污造成环境灾害，放任假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严重危害消费者权益，放松劳工标准的监察致使劳工利益受到损害等等。放松监管是一种违法的经济发展促进措施，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公共发展项目案件，是指政府机构发起投资或者批准立项开工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重大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可能给当地造成污染和其他社会性危害，应当允许利益相关方通过行政诉讼表达不同意见并提出案件。行政诉讼的作用可以限于提供一个证明和说明理由的平台来消除公众的误解。法院可以不作判决，只是提出司法建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按照其协议修订国内法律，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度性措施。对有关和影响贸易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行司法审查，是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重要内容。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司法审查与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制度上分属不同类型。世界贸易组织的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由贸易制度，而不是像我国行政诉讼法那样主要用于救济个体权利。[4]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国际贸易案件的司法解释不是特别指向多边贸易国际条约或者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所以不能说这几个关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已经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达到一致。因此在修订《行政诉讼法》过程中，需要考虑给予世界贸易组织的司法审查一个特定的制度空间，或者放入统一的客观诉讼中，或者单独设立一个保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诉讼。

为保护个体主观权利设计的1989年《行政诉讼法》，如果要容纳包括客观诉讼在内的不同种类之诉，那么就必须全面调整制度设计方法，以诉的种类作为构建法律结构的依据，并按照不同的诉补充相关的诉讼制度。例如客观诉讼就需要在第三人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院职权性干预制度、检察院公诉或者支持他人提起公益诉讼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

四、合同案件

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的经济授益型行政发展措施多数具有合同性质。这种行政发展措施的法律意义是：在尊重市场主体自主决策权前提下，以经济利益刺激和促使当事人接受政府政策意图积极行使商业投资权和商业经营权，达到加快财产流转、商业交易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在此，政府与企业之间不是计划经济下或者市场监管中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一种经济发展取向的公私合作关系或者发展型合同关系。这种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型合同”，其行政性质不是法国传统行政合同法中的行政特权，而是经济诱导中的政府发展政策意图，尤其是产业政策中的政府发展意图。

含有特定政策意图的行政发展措施不是普遍享受的福利措施，而是只给予那些愿意接受政府发展政策导向的企业和机构的优惠待遇，例如土地出让价格优惠、税收减免优惠、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对银行信贷的财政贴息优惠等。这些行政优惠措施基本上都属于财政补贴的范畴。

经济授益型行政发展措施除了财政补贴以外，还有财政补偿、财政补助和经济交易。补偿是政府对因实施政府发展政策遭受不利或者牺牲的人给予的经济性平衡措施，例如对在国有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或者政府以行政方式淘汰落后产业过程中下岗失业人员的补偿。政府转移支付的财政补助是政府单方面的经济给付，多数属于福利政策措施，主要用于执行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市场运行引起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社会性平衡措施。经济性交换的典型形式是公开拍卖出让国有土地，出让金价格并没有固定的公共利益标准。

对于上述各类行政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在反行政侵权性的行政诉讼制度下很难得到公平解决的机会，所以应当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系统地建立起处理合同行政争议案件的诉讼制度。这一制度应当规定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发生的有关合同效力、违约和损害赔偿和其他处理争议所必需的诉讼规则和解决方法。

和解和调解是解决合同争议的重要方法。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协议解决争端并终结案件，和解则是当事人自己达成协调撤回案件。和解的原因和形式比调解复杂得多。当事人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能原告的诉求已经得到满足，或者将来得到替代性满足等等。但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禁止适用调解，有条件地适用和解的规定，不能适应解决合同案件的需要。

因此应当在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司法解释基础上，[5]参考外国行政诉讼[6]和我国行政复议的做法[7]，对和解和调解作出比较系统的规定。合同诉讼使用和解和调解方法的优点，在于把争端管理与发展管理结合起来，动员行政方提供发展资源解决行政争议，可以有效弥补司法机关因资源有限而无力直接进行利益分配救济的窘境，有助于在司法诉讼中有效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五、结论

1989年《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属于主观诉讼制度，体现着旧发展观的要求。《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应当以新发展观为基本导向，把政府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案件作为诉讼制度重构的客观依据。

为此，笔者主张引入客观诉讼，把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体权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处理行政性合同案件的诉讼机制，系统规定和解和调解的诉讼制度，公平处理经济授益型行政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同时对《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进行调整，赋予地方形成区域性行政诉讼制度的权限。

注释:

[1]调解是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重要问题之一。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是形成关于不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重要依据。规定不得调解的主要理由是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作出的。

[2]参见王汉斌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3]关于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的问题，德国实行以救济个人权利为宗旨的主观诉讼。德国学者分析说：“今天的一些重要规范（例如《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对诉之理由具备性的权利侵害必要性之规定（《行政法院法》第113条）和对民众诉讼（popularklage）的排斥，就是‘南德’方案的标志。有趣的是，目前在欧洲法的影响下，一种以客观法律监督为导向的行政法院的某些因素，又开始重新渗入到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wto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证一般竞争条件为主要取向，在这一前提下为受到侵权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法律救济，因此这一制度应当属于客观诉讼范畴。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关贸总协定》的经典规定。《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3款第b项规定的各缔约国保持或者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法庭或者程序，其“目的特别是能够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审查和纠正。”（含拉丁文的英文原文关于“其目的特别是”的表述用语是：…for the purpose，inter alia，of…）。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条第d款第1项对司法审查制度目的的规定是按照《关贸总协定1994》表述的，即中国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的目的是迅速审查行政行为（for the prompt review of al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relating to…），而没有直接提到权利救济。

[5]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6]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为完全或部分了结争议案，诉讼参与人能就和解对象进行处分的，可达成和解并请法院、委托法官或者某一被请求的法官予以笔录。法院、庭长或主审法官以裁定的方式作出的建议由诉讼参与人书面接受时，亦可达成法院主持的调解。”参见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中国国家行政学院：《联邦德国的宪法和行政法》（1999），第227、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