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1

【关键词】朝阳产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一、大力扶植少数民族经济，促进朝阳产业发展

1.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力度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人民的数量比较多，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人数比较少，在民族融合方面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却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落后于东部和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西部大开发战略”、“南水北调工程”、“西电东送”等工程陆续展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的到了全面的发展。另外，、蒙古、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能源和金属矿藏储备，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厂区，对各种资源进行大力的开采，刺激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解决了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带动了餐饮、运输、旅店等服务业的发展。在广西、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大量的旅游资源，中央和地方相互配合，不断出台各种刺激旅游业的措施，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知名度，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外地消费，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各种名优旅游文化品牌的创建吸引了国内和国外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2.创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

国家针对西部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及时的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大量来自东部和中部优秀科技工作者来到西部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给少数民族地区薄弱的工业生产基础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西部大开发在根本上促进了多种民族的大融合和大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增长快速和类型多样的特点。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语言的差异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特点，国家在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工作时，要根据当地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来制定符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的经济刺激计划。

二、推进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1.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劳动生产力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贫困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我们国家在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大开展扶贫工作的工作力度，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要体现足够的重视，兴建小学、初中和高中，推动当地的教育水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高等院校录取方面，作出招生政策的适当调整，降低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报考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的分数线，在整体上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改变当地愚昧和文化思想落后的面貌，鼓励学业有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返回家乡，投入到振兴当地经济的工作中去。从一方面来看，国家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援助的时候，要认真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情况，对于一些交通特别不便利的少数民族地区，要提高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活补助标准，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的温饱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位于高寒地区，长期的气候干燥寒冷，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严重减产，农民为了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不得不加大对于粮食作物的耕种力度，高负荷且低效率的劳动生产让当地的劳动力长期得不到解放了，工业建筑领域的发展缺少工人，商品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缺少员工，国家要注意对于高寒地区、偏远山区和经常性严重气候严重干旱地区的商品粮补助，解放当地的生产力，让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的活动中去。

2.制定适合当地区域特点的经济发展计划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利，缺乏水资源，新疆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海拔较高，耕地少，山地多，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气候恶劣，外资投入较少，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另外，由于中华民族主要聚居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和黄河沿线，边疆地区的人口比较少，教育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带差距较大，人口素质低下导致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程度低的问题。

少数民族受交通、地域、气候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少数民族缺乏丰厚的经济基础和优良的经济发展传统，因此，在整体的经济发展方面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的经济模式。根据少数民族自身的区位优势，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集中主要人力和物力，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经济产业。

三、结语

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经济拓展能否成功的一种显要因素应是各民族区域各省区域能否依据本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以及所拥有的生产因素和条件，适时适地选用好开发产业。相对于少数民族区域来说，选用适用的产业，促使适应本区域产业拓展是推进本地经济优化拓展的根基

参考文献：

[1]李彬，王艳华，余继平等.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协作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9）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2

关键词：农业经济；综合评价；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41-03

引言

黑龙江是我国农业经济大省，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是为全国农产品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11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和商品量均为全国第一，其中粮食总产达到557.05亿公斤，商品量达到446.6亿公斤，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30.5亿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590.7元。可以说，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是属于前列的，但是黑龙江省内各地区的农业发展是否均取得了良好成果，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是否还存在问题，黑龙江省农业经济有没有进一步提供的可能。鉴于此，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对黑龙江省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各地区农业发展状况给出科学的评估，希望为黑龙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

一、评价模型原理

综合评价方法是人们考察分析事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评价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对促进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种。一些新兴的学科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人工神经网络综合评价、灰色系统综合评价等等；还有一些管理科学类方法如数据包络分析、层次分析法等等；还有就是统计学方法如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等。每种方法都有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对不同事物进行综合评价时，我们应当选取适当的方法，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在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时，因子分析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子分析是通过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之间关系，找出能综合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即，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各个因子间互无相关，所有变量都可以表示成共因子的线性组合。设有N个样本，P个指标，为随机向量，要寻找的共因子为，则模型

称为因子模型。矩阵称为因子载荷矩阵，为因子载荷，其实质是公因子和变量的相关系数。为特殊因子，代表公因子以外的影响因素，实际分析时忽略不计。

求出公因子后，利用回归估计的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的数学模型，将各公因子表示成变量的线性形式，并进一步计算出因子得分，最后进行综合评价。

二、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择及样本数据来源

进行综合评价，确定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基础。指标的选择好坏对分析对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选择的指标我们遵循以下的原则：适量性、独立性、代表性和可行性。针对以上原则，我们具体分析了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指标，选择如下指标：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从业人员、农村用电量、化肥施用量、水库库容量、除涝面积、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量、油料产量、蔬菜食用菌产量、瓜果产量、单位粮食产量、水果产量，共16项，具体详见表1。

选定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2012年《黑龙江统计年鉴》和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黑龙江省各地区的相关数据，并经过一定测算得出，表1给出了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源数据具有科学性和可测性。同时，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用X1～X16表示16个指标。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无量纲化

评价指标是由多个指标构成，为了避免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它们都转化为无量纲数据。按以下公式进行处理。为节省篇幅，无量纲化处理数据不在文中列示。

2.KMO检验和球形Bartlett检验

KMO检验用于检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取值在0～1之间。实际分析中，KMO统计量在0.7以上时效果比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是判断相关矩阵是否是单位矩阵。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KMO值和Bartlett检验值效果均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

3.确定解释因子

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得到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3所示，可知第一因子F1的方差占所有因子方差的54.305%，前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91.467% > 80%，因此选前三个因子己经足够描述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4.因子得分

为了考察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根据函数系数矩阵，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由系数矩阵将两个公因子表示为12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按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如下综合统计量：

（三）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得出黑龙江省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具体见表4。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最高的为哈尔滨，为1.4018，得分最低的为大兴安岭，为-0.6633，可见黑龙江省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子得分排名前三位的是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排名后三位的是大兴安岭、七台河、鹤岗，可见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地区特色，传统农业产区依然强劲，但以矿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需要指出的是，大兴安岭地区是黑龙江省农业经济的重要地区，但是排名却为最后，可能的原因是大兴安岭的农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仅仅依靠初级产品的生产销售，整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导致的。

三、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根据上述实证所得，我们可以看出，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差距极大，且一半地区处于负分。其中，传统农业产区的发展水平较好，而东部地区则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各地区还有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可能。

第二，各地区内部各种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均衡。由表4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区在主要因子得分中都没有处于完全优势中，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农业经济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促进农业经济水平的全面提高。

第三，影响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较多。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可能影响农业发展水平的因素较多，其中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如水利建设、农业用电等；农业技术的推广，如化肥的合理施用等；以及大型农机具的使用等等。

参考文献：

[1] 杜栋，庞庆华，吴炎.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 张文彤.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焦必方.农村和农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 章元.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 黄季等.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30年中国农业与农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3

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介于东经105°11′－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与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省接壤．重庆市现辖19个区、21个县，全市总面积为8．23×104km2．2010年总人口3303．45万人，人均GDP27475．3元．其中，在重庆所界定的“一圈两翼”空间格局下，“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所占面积分别为重庆市土地总面积的34．73％，41．22％，24．50％，其GDP分别为6145．32亿元、1347．53亿元、432．73亿元，人均GDP分别为34827元、14323元、16019元．

2研究方法

2．1研究方法及指标选取

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禀赋、区位、人文社会经济、政策等．单一指标法虽然简单直观，但无法全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8］，因此本文采用多指标综合分析法分析重庆各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经济活力等密切相关，考虑到指标的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2个相关的经济指标：X1（人均GDP（元／人）），X2（城镇化率（％）），X3（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X4（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X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X7（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X8（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元／人）），X9（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X10（人均财政收入（元／人）），X11（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元／人）），X12（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人））．研究的时间序列为2000年至2010年共11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重庆统计年鉴》．

2．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

基于Spss16．0软件平台，对整理好的11年数据进行相关性、主成分分析，计算出各年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2000年数据为例，通过对所选取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某些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相关性在0．8以上，所选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表2。根据选择主成分的原则，特征根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9－10］，可提取出3个主成分，且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16％（表1），均已涵盖了大部分信息，能解释重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由表2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5，X6，X8，X9，X10，X11，X12上有较大载荷，说明第一主成分主要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X4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较大载荷，说明第二主成分是区域经济结构主成分；X7在第三主成分上有较大载荷，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活力（表2）．由表1与表2的数据计算出主成分特征向量矩阵，再以选取的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占选取的总主成分特征值的百分比为权重，得出重庆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最后加权求和得到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2000年重庆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F1＝0．365X1＋0．35X2＋0．233X3＋0．116X4＋0．286X5＋0．281X6＋0．038X7＋0．335X8＋0．343X9＋0．35X10＋0．315X11＋0．263X12（1）F2＝－0．082X1－0．061X2－0．511X3＋0．591X4－0．339X5＋0．303X6＋0．201X7＋0．024X8＋0．201X9＋0．103X10＋0．168X11－0．228X12（2）F3＝－0．116X1－0．105X2＋0．066X3－0．24X4－0．22X5－0．026X6＋0．842X7＋0．053X8－0．073X9＋0．202X10－0．063X11＋0．321X12（3）F＝0．69F1＋0．19F2＋0．12F3（4）其中：F1、F2、F3分别是第一、二、三主成分得分，F是重庆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X1，X2，X3…X12代表上文所指区域经济发展指标．

由以上4个公式可计算出2000年重庆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出研究时段内其余年份的重庆市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

3结果分析

3．1区域经济差异特征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重庆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各不相同，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在研究时间系列内，渝中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始终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最高；2000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最小的是云阳县，2008年为酉阳县，2010年为巫山县，其余各年份均为巫溪县．2000年至2010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最大与最小值之差为9．03，9．37，9．19，9．36，10．07，7．4，6．73，7．1，7．91，6．21，6．18，且经济差异在前5年呈现相对平稳略有上升，后6年有所下降并保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基于Arcgis9．3平台，按照综合指数≥3、3～0、0～－1、＜－1的标准依次把重庆40个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不发达区域四类，以表征2000年、2010年两个时段重庆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图1）．

3．1．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圈”高、“两翼”低的态势2010年重庆经济发达区域与次发达区域全部集中在“一圈”内，两翼内除渝东北翼的万州区与渝东南翼的武隆县、黔江区、石柱县为欠发达区域外，其余区域均为不发达区域．“一圈”内长期以来形成的较好的经济基础、不断完善的交通网络与交通枢纽，为该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所具有的优惠政策及其对区外经济量的吸引，不断促进“一圈”发展；“两翼”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自身担负着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的责任，加之长期以来薄弱的经济基础限制了“两翼”地区经济发展，致使该区发展较为缓慢．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基础及交通条件、政策倾向、自然条件是形成经济发展水平“一圈”高、“两翼”低这一态势的主要原因．

3．1．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与空间范围呈反比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由强到弱区域数量逐渐增加．从发达区域到不发到区域各等级区域所占全部区域数量比重依次为17．5％，22．5％，27．5％，32．5％，而这四个区域所占土地总面积比重分别为1．75％，18．03％，28．21％，52．01％．从经济发展总量上看经济发达区、次发达区、欠发达区、不发达区的GDP占整个重庆GDP比重分别为31．53％，31．15％，24．60％，12．73％，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的降低所占重庆GDP的比重依次减小．

3．1．3“一圈”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圈层分布格局“一圈”中经济发达区域集中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包括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及其经济发展较快的双桥区，该区域是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经济发达区是经济次发达区域，包括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永川区、璧山县、铜梁县，该区域区位条件较好，紧邻经济发达区，受到的经济辐射力较强，加之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承接能力较强；次发达区域是欠发达区域，包括万盛区、江津区、合川区、綦江县、大足县、荣昌县及其经济落后的潼南县，该区域距主城区相对较远，受经济发达区域辐射作用弱，主要以发展农业为主，兼有部分工业．可见“一圈”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三个圈层分布格局．

3．1．4“两翼”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呈现单核结构模式2010年“两翼”中，除渝东北翼的万州区与渝东南翼的黔江区与武隆县、石柱县为欠发达区域外，其他区域全为不发达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人均GDP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除武隆县紧邻“一圈”与欠发达区域连片外，其余“两翼”欠发达区域都被不发达区域包围，呈现出以万州区与黔江区为中心的单中心弱核模式．“两翼”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的影响，发展一直较为缓慢，仅有石柱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一个等级．

3．2区域经济实力时空演变分析

3．2．1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空间范围不断扩大2000年到2010年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发达区域由渝中区、南岸区、渝北区向外扩散，到2010年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双桥区也包含其中；欠发达区域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巴南区、长寿区、永川区、南川区、璧山县、铜梁县．同时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排名也发生了变化，按变化幅度分为上升型、稳定性、下降型三种类型．上升型包括双桥区、巴南区、大足县、南川区、铜梁县、潼南县、石柱县、秀山县、云阳县、荣昌县，这些区域大部分位于“一圈”，与经济较发达区域相邻，其余区域主要是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区域地位上升，经济随之得到发展；下降型包括万州区、黔江区、武隆县、忠县、梁平县、开县、奉节县、城口县、巫溪县，这些区域都集中在“两翼”，期间虽然社会、经济都得到一定发展，但受到自然条件与薄弱经济基础的限制，发展速度比其他区域缓慢，造成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下降；其他区域则为稳定型，主要集中在“一圈”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主城九区及其“两翼”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形成了高水平与低水平稳定形态．

3．2．2主城区中心地位不断提升，“一圈”发展相对较快研究时段内，重庆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升，主城9区内经济发达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且经济发达区全部集中在该区．2000年、2005年、2010年占重庆土地面积比重仅为6．66％的主城区，其GDP占整个重庆GDP的比重分别为38．19％，42．54％，44．78％，2010年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与南岸区的城镇化率达到了100％；三个时段内整个重庆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人均GDP分别为5640元、11127元、27815元．“一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快，经济总量集聚在“一圈”内，尤其集中在主城区中，长寿、巴南、永川、璧山、南川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上升，而“两翼”经济发展水平较慢，至2010年仅有石柱县在原有经济发展水平等级上得到提升．

3．2．3“一圈”与“两翼”间经济差异仍较为明显“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在2000年、2005年、2010年三个时段内的人均GDP分别为7964元、2444元、2597元，15034元、5668元、6159元，34827元、14323元、16019元，“一圈”与“两翼”之间的经济差异仍较为明显．由于受到库区脆弱生态环境条件限制，长期以来受薄弱的经济基础的影响，虽然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但“两翼”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得到明显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始终较“一圈”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可见研究时段内“一圈”与“两翼”间经济差异并未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而明显缩小．

4结论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4

学术界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差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多数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数据[12-14],这主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市区均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全国各区域层次中,省级层次的利益冲突最为明显[15]。因此,本文在借鉴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1990—2002年大陆31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及变化作了定量研究,试图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阐释影响旅游空间差异的因素,提出缩小地区差异,协调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测度,总是基于一定的指标,且指标能够衡量各区域旅游经济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用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但指标的选定首先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区域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作为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分异性的衡量指标,主要原因是基于我国国际旅游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完善[16],各省市区对旅游外汇收入的统计时间较早且统计口径较为一致,保证指标的可比性和延续性。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国际旅游,旅游外汇收入一直是我国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故旅游外汇收入能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各省市区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而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由于某些年份统计资料不全和口径不一致,数据相差较大,如北京市和上海市在1996年国内旅游收入分别统计为359亿元和11.6亿元①,两市间数据缺乏可比性,因而在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中未采用,在本文中旅游总收入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性。本文用来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3)、中国旅游年鉴(200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区域经济的差异程度可以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个方面来反映。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水平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一个比值,没有量纲,因而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14],因而应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测度方法,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水平,多数情况下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同时考虑。

2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2.1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态势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的总体指标,测度1990—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缓慢下降趋势,但有一定的波动性。1990—2002年,反映绝对差异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176.79增加到2002年的1,053.81,增长了496.08%,年平均增长38.16%,然而,表现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从1990的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仅在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呈现出略微上升趋势,表明省际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上述转变与我国各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不同,导致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不一致,区域旅游经济总量的差距反而拉大,从而出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格局。

2.2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展示了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轮廓,同时,通过对比各省市区旅游外汇收入与全国平均旅游外汇收入的比率,可以分析出1990—2002年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和北京等东部经济发达省区与全国其它省区,尤其是与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旅游经济绝对差异的扩大。全国除广东、四川、新疆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北京、广西、海南的比率呈下降趋势以外,大部分省市区的比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省市区与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省市区的相对差异有缩小趋势。显示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仍然较大。全国各省市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仅有少数几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0年的广东、北京、上海、福建4个省市增加到2002年的6个省市,新添了江苏省和浙江省,2002年这6个省市的旅游外汇收入约占全国的73%。比率低于10%的省市区从1991年的10个减少到2002年的4个,这说明各省区较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旅游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但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2002年比率低于10%的4个地区全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它们是、甘肃、青海和宁夏。1991年比率最高的广东省与比率最低的宁夏自治区相差为8.926②,2002年比率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广东和宁夏,两者相差8.514,变异系数没有多大变化。其中,上升和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市和北京市,变化比率分别为-2.720和1.033。

2.3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

旅游业占GDP的比重是反映地区旅游产业地位的重要

指标。2002年,以全国31个省级单元计算,全国旅游总收入即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之和约占各省市区GDP之和的9.5%,每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贡献率③平均应为3.2%,以这2个数据为基准,各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地位被划分为6个层次。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反映本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即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图1的纵坐标),分别为高(高于4.7%)、较高(3.8%—4.7%)、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2.8%—3.7%)、较低(1.8%—2.7%)、低(0.8%—1.7%)、很低(低于0.8%)。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在本地区GDP中的比重反映旅游业在本省市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图2中的横坐标),分别为高(高于12.5%)、较高(10.6%—12.5%)、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8.6%—10.5%)、较低(6.6%—8.5%)、低(4.6%—6.5%)、很低(低于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数远远多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个数,这说明我国旅游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产业的总体地位不突出,全国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更多地受少数旅游经济发达省区的高水平发展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严重。

大多数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本省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仅有分布在中分线上的8个省市区,旅游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一致,但两极分化严重,如北京、上海两市在2002年的旅游贡献率分别为10.6%、9.8%,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旅游总收入分别占GDP的37.0%和20.3%,可见旅游业在两市发展水平高和重要性大。相反,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吉林、新疆6个省区的旅游贡献率之和仅有3.5%,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地位都低。处于中分线上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经济中的地位要大于其在本省国民经济中作用。这类区域的国民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多数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相对而言,旅游业在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即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不相匹配。如山东省的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为5.5%(全国平均水平为3.2%),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只占本省GDP的5.8%(全国平均水平为9.5%),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低。处于中分线下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产业地位要高于本省旅游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省市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经济总体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因而各省市区充分利用本区域独特而优秀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带动和加快本省经济的发展。如比较典型的海南省和云南省,两省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仅为0.85%,但旅游业在两省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别占本省GDP的15.8%和12.8%,在全国位列第4位和第5位。上述研究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在区域上具有一定的分异性。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旅游产业地位一定高;旅游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旅游业也有可能成为本区域的支柱产业,而目前“全国有24个省市区将旅游业确定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龙头产业和先导产业”[17],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一些区域没有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将旅游业作为支柱或先导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3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1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特别是高级别的旅游资源是吸引国外游客、发展入境旅游的物质基础[18]。我国幅员辽阔,主要旅游资源地域差异比较明显,空间分布不均匀,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但其仍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和造成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基础,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从全国角度来看,旅游资源总体质量是南方优于北方,以华东地区最为突出,次为华北地区,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省区、长江中下游的中部省区及黄河中下游,这些省区旅游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丰度高、地域组合好,是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和旅游外汇收入的重要基地[19,20]。

3.2基础设施

交通、邮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发达的旅游交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地区不利的区位条件,增强旅游景区点的可进入性和吸引力,从而扩大客源市场规模,优化客源市场结构。由于铁路和公路是我国最主要的交通载体,其中,公路的评价主要考虑对旅游者具有重要意义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这里以两者的密度(长度/面积)为主要依据来评价交通条件。通过计算发现,2002年,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水平仍表现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间差距,京津沪3市交通设施最佳,其次是如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和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而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除宁夏尚好外,普遍较差,若将各省市区的交通密度与旅游外汇收入进行对比,二者的区域差异曲线具有较强的吻合性,表现为交通条件与旅游经济水平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3.3区位因素

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来看,区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21],它既影响到本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影响游客进入的可达性。陆大道先生根据各省市区(省区以省会城市代表)到最近的枢纽海港的距离以及到香港、上海和北京3个主要经济中心的相对距离,对各地区区位条件进行了评价,现阶段区位条件最好的5个省份是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河北列于其后,海南、辽宁和广西的区位条件在沿海省份中是相对较差,但仍优于内地省份,西南和西北各省区区位条件总体上都比较差[22],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区位条件现状总体上比较一致,同样通过相关分析,旅游市场的实际占有率与资源、区位潜力相当,且区位因素的边际效率大于资源丰度[23]。

3.4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变动状况对经济增长和各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三次产业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东部地区,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又低于东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但是从绝对数字和相对速度而言,都与东部维持着比较大的差距,并且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在指标上明显处于劣势[1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它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利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基础和产业规模的限制,从而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逐渐拉大。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是构成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4对策分析

本文定量研究了1990—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变化,结果表明:①省际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变异系数从1990年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而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标准差从176.79上升到1,053.81。2002年,全国各省市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仅有广东、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仍然较大,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全国其它省区,尤其是西部省区之间的旅游经济绝对差异的扩大,同时,大部分省市区与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省区的相对差异有缩小趋势。②区域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存在一定的分异性,即大多数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本省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全国仅有8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一致。③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是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和旅游产业地位的重要因素。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5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10-0099-0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短期和局部来看，就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GDP增速高于相对发达地区，地区经济总量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性提高是国民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2012年1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包含了5个省的30个省辖市和3个县（区），具体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原经济区总人口1.79亿，地区生产总值4.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3.39%和9%。

中原经济区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积累、经济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中原经济区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及不平衡特征也逐渐显现，且近年来有加速扩大的趋势。因此，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原经济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关系到中原经济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内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交往、发展内容、发展速度上关联互动、相互依赖，以实现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实质是实现地区的共同发展。只有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才能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依照中原经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采用社会经济系统的“四分法”——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教文化的协调发展，对中原经济区各地区协调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同质性高，对外开放度有待提高

从中原经济区经济协调情况来看，中原经济区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

1 中原经济区内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从2011年GDP总量来看，郑州市GDP总量4980亿元，是中原经济区GDP总量的11.86%。从人均GDP来看，郑州市的人均GDP为56855元，分别是阜阳市、宿州市、周口市的5.4倍、3.8倍、3.6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征，即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2 产业结构同质性导致区域内分工合作存在一定难度。中原经济区工业门类齐全，但由于工业基础条件类似，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行业设置重复，资源竞争激烈，导致中原经济区内部跨地区分工合作存在一定的难度。

3 中原经济区存在对外开放短板。外贸依存度是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是评估与衡量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50.1%，而中原经济区各城市对外贸易依存度均在40%以下，该指标值位次靠前的蚌埠、济源、郑州依次为39%、25%、20%，较为靠后的开封、三门峡、驻马店等还不足2%。因此，中原经济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板。

（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

相对于其他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经济总量大，但城镇化水平、社会生活平均发展水平等明显偏低。主要体现在：

1 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比2001年提高13.6%。河南省2011年城镇化率为40.6%，比2001年提高17.4%。中原经济区其他省份城市诸如山东聊城市、菏泽市2011年城镇化水平为37%左右，安徽毫州市、宿州市2011年城镇化水平为30%左右。由此可见，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中原经济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态势。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已由2001年的3170元扩大到2011年的11590元，城乡居民收人比已由2.5：1扩大到2.8：1。

3 中原经济区内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以人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例，2011年郑州市、济源市这一指标值分别为39905元和33647元，阜阳市和毫州市仅为3978元和5501元，相差近10倍。另外，各地区的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

（三）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环境保护水平有待提高

1 中原经济区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中原经济区许多自然资源的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如原煤、原油、天然气的生产量均居全国前十位；钼、钨、铝土以及天然碱等矿产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三。但由于中原经济区人口众多，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例如经济区人均耕地面积比全国平均水平少0.16亩；河南省人均水资源为349.02m3，仅是我国人均水资源1730.4m3的1/5等。

2 中原经济区环境保护水平逐步提高，但仍待优化。以污水集中处理率为例，中原经济区涉及的30个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均在65%以上，个别城市高达97%。在工业废水排放量方面，河南省的万元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01年的50.464吨/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9.84吨/万元，这一指标的全国平均值在2001年和2011年分别为46.495和11.768。由此可见，中原经济区近年来的环境保护水平在逐步提高，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科教文化发展和投入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自主创新协同性

1 中原经济区内地区间科教文化发展和投入水平参差不齐，R&D经费投入强度较弱。在科教文化发展方面，2011年，郑州万人专利申请数为14.64项，洛阳市为8.13项，周口和宿州仅为0.48项左右。郑州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为884人，新乡为212人，晋城和毫州仅为23人和18人。在科教文化投入方面，以科研和教育的财政支出占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重为例，首位城市郑州市的这两项指标值为1.79%和16.22%，发展靠后的宿州市为0.67%和25.72%，而全国平均的指标值分别为2.03%和16.71%。同时，中原经济区R&D经费投入强度较弱，约为1%，低于全国1.8%的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2 中原经济区内地区间缺乏自主创新协同性。如河南的军工研发体系、国家部委在豫研发体系都具有明显的创新优势，但自成体系，与区域经济联系不多。同时，科技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跨区域的研发合作很少。

二、制约中原经济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一）中原经济区经济基础和政策导向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1 地区间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人力资源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甚大。发展快的地区一般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人力资源方面都比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相对优势，而这些差异势必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如首位城市郑州市，在自然地理、历史基础、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人力资源等方面相对于区域内其他地区均具有很强的优势。

2 政策导向、体制设计和发展战略的差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如济源市，虽然原来只是一个小城镇，经济基础薄弱，但通过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投融资体制、行政审批制度等各项改革，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和产业集聚区，工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使济源市从一个山城小镇转变为小县城再到初具规模的新型工业旅游城市。

（二）工业化滞后、资金和制度约束导致经济区社会发展水平低

1 工业化滞后。城镇化发展初期应以工业作为主要推动力，但中原经济区长期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80%的人口依附于农业。产业结构落后阻碍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发展。

2 资金约束严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财政预算，缺少社会化和多元化投资渠道，城镇化建设资金缺乏，难以配套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基础和服务设施。

3 制度体系尚需改革和完善。农民市民化、土地的利用集约与户籍制度改革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限制了人口的合理流动。而进城务工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缺乏保障，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经济区人口基数大，导致区域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保护压力大

国家（2011）3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建设中原经济区必须把加强环境保护、集约利用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随着中原经济区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加快调整，人口向城镇加快转移，容易出现耕地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的压力加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而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水平低，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面临压力大，注定了资源的节约利用成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市场体制不完善和政策缺位致使经济区科技和自主创新发展滞后

1 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导致企业缺乏R&D投入的动力。提倡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的缺失，是企业R&D投入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2 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协同性。在宏观管理体制上，中原经济区目前尚未建立与自主创新相适应的决策体制和组织机制，部门之间在决策机制上缺乏相互协调和配合。相互封闭除了使各部门竞相争取财政资金外，也导致科研资源分散、重复投入、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科研经费得不到有效、合理利用。缺乏统一的自主创新战略规划，最终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协同性。

三、促进中原经济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中原经济区实施共同发展战略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地区之间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中原经济区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原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缩小地区差距。对中原经济区而言，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经济协调为中心，兼顾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科教文化等方面的协同发展

中原经济区内的协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协调、社会生活的协调、资源环境的协调和科教文化的协调，共同构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协调发展是综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各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增长极和综合协调发展的主要保障。同时，经济协调发展也必须兼顾其他三个系统的发展，忽视了社会生活、资源环境、科教文化的发展，既不健康，也缺少人文关怀。区域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归根到底是发展的协同化问题，应以经济协调为中心，兼顾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科教文化等方面的协同发展。

（二）建立城乡利益协调机制、土地集约利用机制和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约束、资金约束和制度约束。因此，为消除城镇化滞后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不利影响，重点应实现“三化”协调发展。第一，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第二，完善土地集约利用机制，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土地保障和就业保障。第三，坚持产城互动，以产业发展带动进城农民就业，以城镇化发展为农民落户提供条件，同时做好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和创业就业等制度安排，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

虽然中原经济区资源利用状况较前大有改善，但资源粗放利用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生态环境的改善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征收生态税，生态受益对象明确的地区或政府应与生态提供地区签订协议，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予补偿。另外，应通过金融财政支持政策，鼓励企业采用集约技术，实现资源利用的高效化。

（四）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策环境建设，实现区域协同自主创新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6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探索了不同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配置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对中等发达程度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人力资本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的影响均为正。

关键词：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4-0014-01

1 引言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更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更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体现在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及如何利用人力资本，让有限的资源在最适当的地方发光发热，成了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2012年广西89个区县的截面数据，探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的运用问题，并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2 模型的建立及数据说明

本文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上，为了增加模型的解释力和剔除随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相关性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加入政府支出占比和人均公路里程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各变量的含义、计算方法及其基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数据说明

变量含义计算方法

lnperGDP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总产出/地区总人口

lnSr第二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当年增加值/地区总产出

lnTr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当年增加值/地区总产出

lnEdu人力资本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lnGEr政府支出占比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地区总产出

lnperhw人均公路里程境内公路里程/地区总人口

3 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2显示的是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对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显示的是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第（2）～（6）列显示的是分位数回归所估计的结果：其中，Q1表示1/10分位数回归，Q3表示3/10分位数回归，以此类推。之所以选择分位数回归，是因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所考察的是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需要反映出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因此采用分位数回归，这样就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lnperGDP=β0+β1・lnSr+β2・lnTr+β3lnEdu+β4・lnGEr+β5・lnperhw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1）（2）（3）（4）（5）（6）

OLSQ1Q3Q5Q7Q9

lnsSr0.439***0.1040.1720.327**0.386***0.479

（4.320）（0.635）（1.387）（2.613）（2.710）（1.340）

lnTr0.199*-0.288*-0.218*-0.007970.1780.335

（1.983）（-1.781）（-1.784）（-0.0646）（1.265）（0.950）

lnEdu0.697***0.336**0.616***0.654***0.585***0.806**

（6.675）（1.997）（4.840）（5.088）（3.996）（2.191）

lnGEr-0.523***-0.606***-0.599***-0.567***-0.614***-0.445***

（-11.25）（-8.091）（-10.57）（-9.916）（-9.429）（-2.719）

lnperHw0.267***0.296***0.334***0.277***0.325***0.296*

（5.486）（3.783）（5.630）（4.632）（4.762）（1.729）

Constant7.889***9.349***9.654***8.785***7.593***7.812***

（10.76）（7.918）（10.80）（9.736）（7.394）（3.028）

***p<0.01，**p<0.05，*p<0.1

首先看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总体上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对经济发展水平是起促进作用的，并且非常显著，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受的影响有所不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比例对5/10分位数和7/10分位数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增加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而最大的收益者是经济发达程度属中等或中上等的区县。从总体上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对经济发展水平是起促进作用的，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比例对各分位数的回归系数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比例对1/10分位数和3/10分位数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中位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7/10分位数和9/10分位数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也不显著，这意味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不发达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利影响，而对经济发达区县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广西

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体为正，但不同地区所受的影响有所不同，第二产业对经济中等发达区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不发达的区县不适宜发展第三产业。

然后，将目光转向人力资本对广西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广西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体上是正的，并且非常显著。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上看，人力资本对3/10～7/10分位数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1/10和9/10分位数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虽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收益最大的还是经济中等发达地区，经济最不发达地区和经济最发达地区虽然也明显的受人力资本的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没有经济中等发达地区那么显著。

最后看控制变量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人均公路里程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虽然是负的，但其经济含义还有待斟酌，不能盲目的认为政府支出占比越大，对经济发展越不利，因为政府支出属于国家财政拨款，在各个区县政府规模大致相当的情况下，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支出占比自然就越大，此外，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依赖政府调控与引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越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多的局面。

4 结论

本文运用广西2012年89个区县的截面数据，考察了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结果表明：

第二产业占总产值出比重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并且对经济中等发达区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第三产业不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对经济发达区县有促进作用，虽然并不显著。因此，经济不发达地区在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应该避免对第三产业投入过多，并且应该将有限的资源用来发展除第三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而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应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需要，对产业发展的道路进行合理的选择。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对经济中等发达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这意味着政府如果想要发展当地经济，就应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个区县均是适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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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7

【关键词】 服务业 Moran指数 区位熵指数 极差率

一、引言

自从1935年Fisher首次提出第三产业这一概念以来，服务业的有关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配第-克拉克定律在各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甚至福克斯（Fuchs，1968）宣称“服务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472881.6亿元，2010年我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第三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11年的43.35%，服务业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四川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和传统的农业大省，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四川省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为7014.04亿元，占四川省GDP的比重为33.36%。研究四川省内各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否均衡，如何有效地推动四川省各地区服务业持续均衡的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服务业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有：史修松、唐步龙、陈健（2012）研究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服务业发展的差异最大，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差异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曾国平、苏宏（2010）在分析我

国西部服务业发展地区差异与区域协调实证研究中知，西部地区之间服务业发展

存在较大差距，服务业发展对区域协调具有长期均衡和短期促进效益。靖学青（2011）根据1997—2008年的最新样本数据，就鲍莫尔—福克斯假说提出的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影响因素，对我国31个省市区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省市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国内学者研究服务业差异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2011）基于乘数分解方法和劳动力流量矩阵，利用投入产出表，探讨了我国和外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是下降的，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但是这两个部分对服务业的提高没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投入产出表的使用更加细致分析了服务业行业的产业关联度与非服务业行业的生产联系。李文秀、李勇坚、罗春燕（2012）建立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和投资效率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表明服务业整体上体现了集聚趋势，各行业之间存在差异。王波（2009）在研究中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现状时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指数和H指数，表明我国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还很不平衡，并且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相对来说，对省城内部服务业发展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采用Moran指数、区位熵指数、极差值率等方法多角度论证四川省域服务业发展差异的状况。

二、四川省经济区域划分

为了更好的研究四川省服务业区域差异，本文将四川省21个地级市先进行经济区域划分，根据四川省“十二五”发展规划，将四川的21个地级市划分为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西北经济区共五大经济区，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

三、从Moran’s I分析四川省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Moran’s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为：I=[n■■c■（x■-x）（x■-x）/[■■c■（x■-x）■]。其中，x■为区域i的属性值，C为空间权矩阵，C■代表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影响程度，x=■■x■。Moran’s的取值范围为[-1，1]。若Moran’s I统计量显著且正，表明区域服务业水平相似的属性呈现集聚格局，取值越接近于1，集聚倾向越强；若Moran’sI统计量显著且负，表明区域服务业水平相似的属性呈现分散格局，取值越接近于-1，分散倾向越强。

根据四川省2012年统计年鉴我们可以计算出2011年各个地区人均服务业生产总值，运用Geoda软件，做出的人均服务业地区生产总值的Moran散点图如图1。

由于人均服务业地区生产总值的Moran’s I值为0.0108，说明区域服务业水平相似的属性呈现集聚格局，但集聚倾向不强，人均服务业地区生产总值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不显著。从图中可以看到Moran散点图的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类型。

右上象限（HH）：区域自身和周边地区的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高，这是扩散效应，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小；包含的地区有德阳、阿坝。

左上象限（LH）：区域自身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周边地区较高，这是吸虹效应，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大；包含的地区有凉山、资阳、眉山、雅安。

左下象限（LL）：区域自身和周边地区的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这是扩散效应，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小；包含的地区有甘孜、广元、广安、达州、巴中、南充、遂宁、泸州、宜宾、内江。

右下象限（HL）：区域自身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周边地区较低，这是吸虹效应，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大。包含的地区有攀枝花、乐山、绵阳、成都、自贡。

根据图1我们得知四川省21个地市州中有十个地区的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根据四川省“十二五”规划划分的五大经济区，成都经济区中成都和绵阳处于Moran散点图的右下象限（HL），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眉山和资阳处于Moran散点图的左上象限（LH），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较低的地区，德阳处于Moran散点图的右上象限（HH），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较高的地区；川南经济区自贡和乐山处于Moran散点图的右下象限（HL），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较高的地区，宜宾、泸州和内江处于Moran散点图的左下象限（LL），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攀西经济区攀枝花处于Moran散点图的右下象限（HL），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凉山和雅安处于Moran散点图的左上象限（LH），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川东北经济区全部地区处于Moran散点图的左下象限（LL），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较低的地区；川西北经济区甘孜处于Moran散点图的左下象限（LL），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阿坝处于Moran散点图的右上象限（HH），属于人均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由此可知，四川省服务业区域发展差异较大。

四、从区位熵指数和极差率分析四川省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服务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区位熵=（xi/x）（yi/y），其中xi为i地区服务业产值，x为四川省服务业产值，yi为i地区人口数，y为四川省总人口数。区位熵大于1时，说明该地区服务业在全省服务业中发达，反之欠发达；区位熵越大，说明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否则发展水平越低。

极值差率RHL为样本中极大值与极小值的比率。以Ymax表示某经济区域服务业比重的最大值，以Ymin表示某经济区域服务业比重的最小值，RHL=Ymax/Ymin。该指标越大，说明区域间服务业发展差异越大。

根据四川省2010-2011年各区域的数据，区位熵指数和极差值率如表2。

首先，从区位熵来说，2010-2011年全省区位熵均值为0.798，这表明四川省服务业总体集聚程度不高。2010—2011年四川省各地区的区位熵除了成都市上升了0.194，其它各地区区位熵变化不明显，基本上处于平稳趋势，四川省各地区的服务业区位熵均值都在0.417—2.741之间，说明四川省各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相差很大。成都和攀枝花服务业的区位熵均值大于1，说明这些地区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服务业在全省服务业中发达，尤其是成都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它各地区区位熵均值介于0.417—1.000之间，服务业集聚程度一般。从五大经济区来看，成都经济区服务业区位熵均值1.161，川南经济区服务业区位熵均值0.727，攀西经济区服务业区位熵均值0.892，川东北经济区服务业区位熵均值0.550，川西北经济区服务业区位熵均值0.674，服务业区位熵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2.112倍，说明四川省区域间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从极差率来看，2010-2011年四川省五大经济区的极差率变动相对比较平缓，成都经济区极差率从2.093上升到2.190，说明成都经济区的服务业两极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川南经济区极差率从1.293上升到1.348，表明川南经济区的服务业两极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攀西经济区极差率从1.390下降到1.362，说明攀西经济区的服务业两极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川东北经济区极差率基本上保持不变；川西北经济区极差率从1.082下降到1.031，表明川西北经济区的服务业两极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虽然经济区的极差值率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较小，但仍说明四川省各经济区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仍存在差异。

五、四川省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的成因及发展对策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服务业集聚的全局指标、区位熵指数和极差率得知四川省区域服务业发展存在差异，成都经济区服务业发展差异最大，川东北经济区服务业发展差异次之，攀西经济区服务业发展差异居中，川南经济区服务业发展差异较小，川西北经济区服务业发展差异最小。2010—2011年四川省服务业区域发展速度也不同，成都经济区服务业增长速度为23.12%，川南经济区服务业增长速度为16%，攀西经济区服务业增长速度为16.72%，川东北经济区服务业增长速度为16.22%，川西北经济区服务业增长速度为19.86%。影响四川省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2011年人均服务业Moran散点图知：成都经济区成都、绵阳和德阳三个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因为这些地区是四川省经济核心区域，交通便利，城镇化进程发展较快，经济发展迅速；川西北经济区甘孜和阿坝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由于人们思想观念、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制约，导致这两个州改革步伐迟缓，经济发展缓慢，各类要素市场如金融、信息等市场建设不充分，城乡居民服务水平低。第二，受产业结构影响，根据2010—2011年成都经济区服务业区位熵均值可知：成都服务业区位熵均值为2.741是资阳市服务业区位熵均值的4.652倍，由于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对外开放程度大，技术先进，政府对服务业发展比较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快，所以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三，受人才影响，由2011年五大经济区极差率可以看出，成都经济区极差率为2.190，区域内差异最大，因为这五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人才大多流向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有较高专业化水平的服务型人才都到成都工作，使得成都服务业发展更加具有比较优势，而资阳的服务业相对就发展较缓慢；川西北经济区极差率为1.031，区域内差异较小，甘孜和阿坝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对服务业的提升形成制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现代服务业在服务范围、经营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根据以上的结论，以促进四川省地区间合作，共同发展服务业，提出以下建议：四川省政府应该加大对各地区服务业的投资力度，扩大各地区服务业发展融资渠道，吸引外资流入各地区服务业，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他们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服务业发展的差距；调整各地区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使各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依赖于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产业，三次产业的协调与均衡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成都经济区率先推进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走高端融入道路，培育服务人才，企业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吸引优秀的人才，创造出符合各个区域特色的服务品牌。

（注：本文系国家统计局科研计划重点项目（2012LZ022），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3SA0082）。）

【参考文献】

[1] 曾国平、苏宏：我国西部服务业发展地区差异与区域协调实证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0（9）.

[2] 唐小梅、潘琳：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J].商业经济，2012（5）.

[3] 王波：中国现代服务业地区差异与集聚发展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09（6）.

[4] 史修松、唐步龙、陈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化[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0）.

[5] 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经济结构演变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J].统计研究，2011（5）.

[6] 靖学青：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经济管理，2011（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8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实证分析

当前国际公认的唯一反映经济总量(总产出)的综合性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GDP)，所以仍把GDP作为评价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4］;由于当前经济发展要更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及协调性，为此采用了人均GDP;经济规模不仅要体现产出的大小，同时也要从基础设施的水平、人们的总体消费水平这一层面来反映，为此采用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体现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体现一个地区的总体消费水平。(2)产业结构。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关系以及三次产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此采用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产业结构。(3)人民生活。反映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由于我国居民分为了城镇和农村两个大部分，为此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居民生活水平。(4)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地区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地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污染防治、生态维护间的协调性等内容，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这两项指标。因此，选取的11个指标分别为X1-地区生产总值，X2-人均GDP，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5-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X6-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X7-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X8-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X9-农村人均年纯收入，X10-城市园林绿地面积，X11-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数据选取与处理为了综合评价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建立的一套综合指标体系，采用2010年各省市、自治区相应指标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利用SPSS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综合排名［5］。分析结果前两个主成分解释了全部方差的91．135%，即包含原始数据的信息总量达到了91．135%，这说明前两个主成分代表原来的11个指标评价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足够的把握。

结论及建议

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排名中，东部地区11省市中除海南以外，其他各省市都排在了前11名内，而中西部地区的排名则相对靠后，特别是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排名都比较靠后，这个结果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情况相一致，反映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形势。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考虑到了当前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将未来的发展能力考虑其中，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当前发展情况数一数二，但长远考虑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如江苏、浙江等地区。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是相当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是很突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很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破坏环境、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一些落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积极主动地寻求高效的发展模式，而是被动地依赖国家政策支持，如果单纯地靠这种模式发展，地区的经济很难达到较好的水平。

作者：罗丹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