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范文

地区经济发展篇1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建议

 

1. 基本概念

1.1 民族地区

民族地区是一个宽泛而通俗的说法。严格意义上讲，是指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即五个自治区。在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研究时，多沿用民族八省区或民族地区的概念，在经济总量上两者大致相当。但因为民族自治地方分布远比民族八省区广的多，其经济社会发展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这是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注意的地方。本文所指的民族地区也即民族八省区。

1.2 经济发展

本文中的经济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长。在下面的文字中，多用经济增长来说明问题。经济的增长通常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衡量，由于数据的收集的不足，在这里不用数据来说明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因、原因等。

2.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2.1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几年来，民族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003年，民族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05.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95元，地方财政收入为62.98亿元；2004年， 民族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81.1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127元，地方财政收入为68.73亿元；2005年， 民族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98.6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865元，地方财政收入为83.14亿元。[1]这三年中，生产总值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6年，生产总值比2005年增长13.3%，同样高于全省增幅。民族地区经济总量逐年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政府政策的倾斜，财政上的支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2 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因有两个：一是外因即外部的推动，二是内因即内部的发展。[2]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从外因来说，主要是凭借国家行政力量，通过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建设，特别是大规模的工业外部嵌入式的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增长；内因是指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民族地区内部的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为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外部的推动与内部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扬长避短，从多方面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利用其优势，比如地缘优势，民族地区大多是我国的边境地区，可以利用边际贸易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益；资源和环境优势，民族地区大多是开发较少的地区，资源环境都较好，可以利用资源环境的优势可以进行本土化的经济建设。

总而言之，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很大的优势，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的前提下，民族地区凭借着自己大量、丰富的资源条件，发展有特色的经济，从而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除了优势之外，我们还要看中劣势，劲量避免劣势。自然环境的恶化、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发展资金不足等劣势都一定程度的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3.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面的分析，结合实际，我们发现了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了一些问题。比如：民族地区观念和行为比较落后，思想并没有完全的解放，一大部分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角度思考问题，这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的扩大，由于国家政策及自身思想的落后，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大部分地区。

4.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议

4.1 加大资金投入，保持民族地区较快增长速度。

加大政府对民族地区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有关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大经济较发达省市和大中型企业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力度，使民族地区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4.2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

国家继续帮助民族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对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国家规划建设的铁路、高速公路网和支线机场要尽可能向民族地区延伸；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从而解决人民增收和长远生计的问题；加强对小型项目的指导工作，用小型项目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从多方面考虑，切实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4.3 集中力量解决特困少数民族温饱问题。

中央和当地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问题，进一步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投入。特别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群众的温饱问题。

4.4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依托民族地区各类资源和产业优势，大力发展能源、矿业、机械装备、旅游、特色农业、中药材加工等优势产业，通过科技支撑强化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建立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进入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4.5 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加快边境贸易。

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和投资贸易，推动我国的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

4.6 加快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步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也非常落后，医疗、教育等基本的问题很难得到改善，政府应该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的交涉，让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并且要进行疾病的教育，加强地方病和传染病防治的工作。

5. 结论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发挥优势，重视劣势，国家给与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民族地区也要发展自己特色经济，调节产业结构，发挥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等，大力发展经济，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2008年民族统计年鉴》

[2]杨丽波，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其动因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第三期，125--128

 

地区经济发展篇2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unevendevelopment）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或经济起飞时期更是一个普遍性规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伴生着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及由此引起的地区经济的非协调发展已成为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进行过较全面、多视角的探讨。本文则专门从财政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后果，并寻求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表1“三大地带”人均GDP及差距变动情况年份东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地区人均GDP／元西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同东部相对差距％西部同东部相对差距％19781980198619871988198919901992199319941995463.71145.61683.11864.31963.92259.13032.64081.65420.86777.46777.4310.1386.2771.21074.71263.81178.61358.21712.12206.82891.43690.7250.8313.9616.8881.1967.21078.11202.91518.41886.92391.62945.333.132.232.736.136.735.639.943.545.946.745.745.944.946.247.748.145.146.849.953.855.956.5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资料计算。本表的价格均为当年价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为慎重起见，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各地全面实行的，而是采取了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战略。首先实行的是沿海特区，然后是沿海开发城市，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现在正在向内地推进，与开放相伴随，沿海地区的对内改革也较中西部等内陆地区起步早、步伐快。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国家还对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东部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在政策倾斜的条件下，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拉开了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将对各地的GDP作多视角的分析和考察，并由此判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及走势。1．“三大地带”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如果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相对差距＝（1－小值大值）×100％）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变动方向和强度的依据，则可以从表1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三大地带各自的人均GDP都成倍迅速增长，但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之差距却在急剧扩大。从表1不难看出，三大地带的人均GDP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十分明显，而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1978－1995年的18年中，中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153元扩大到1995年的3987元，扩幅达20倍，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33.1％扩大到1995年的45.5％，扩幅达12.4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13元扩大到1995年的3832元，扩幅达18倍，相对差距则由1978年的45.9％扩大到1995年的56.5％，扩幅达11.6个百分点。特别是1991年以后，差距扩大的态势又有所强化，仅5年内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9.9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2．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远高于国际水平。为了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是否过大或过小，除了进行纵向历史比较与发展分析之外，还需作国际范围的比较。在进行比较时，我们虽然会遇到统计口径及总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差异较大的困难，也许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但这种国际比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系。表2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国际比较国别年份最大值／最小值（倍）相对差异系数（％）中国前南斯拉夫希腊德国韩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19931988198819881985198819881983197819839.57.81.691.931.532.341.631.431.135.3070.953.610.013.014.826.015.011.14.745.8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不仅远高于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还要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体制变革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说，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3．中西部的地均GDP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差别甚大，所以用区域人均GDP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地域GDP时，我国区域差距的图象就更加清楚。地均GDP是一个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极好指标，它比人均GDP更能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表3反映了1995年以来中国地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表3中国地均GDP的差距及变动情况（1984－1994）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地均增长率1984199410年（倍）年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9.78.12.0204.943.512.05.904.375.0021.318.319.6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有关数据计算而得。我们从表3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我国地带和地域间的经济集中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东部地区的地均GDP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4.71倍和17.1倍，差距之大远远超过了人均GDP；二是地带和区域间的经济集中程度明显扩大，1984年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GDP分别为中部地区的3.67倍和西部地区的14.85倍，1994年就分别扩大到了4.71倍和17.1倍。4．中西部地区GDP份额在不断下降。在全国经济都有较大增长的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较好的投资环境和有利的经济政策，致使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更快，从而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典型必须就是沿海地区在GDP中的份额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下降（见表4）。表4中国地区间GDP份额的变化（1984－1994）GDP（亿元）年均增长率％占GDP份额增减百分比％1984199419841994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385兔妈妈工作室0110912660812415656321.318.419.753.131.815.158.427.214.4+5.3-4.6-0.7资料来源：同表3。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我国三大地带经济10多年来都在快速增长，但各个地带在GDP的份额发生了不小变化，东部地区上升了5.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分别下降了4.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确实扩大了。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因素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Williamson）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倒U型”曲线，国内学者胡鞍钢认为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向某些地区倾斜导致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仍在起着一定作用。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经济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国家财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财政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呢？1．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由此决定了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必然向东部地区倾斜。国家虽然在“八五”期间有意识地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和三峡工程等，但是，从国家所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和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1995年，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区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在这期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3.44和3.22个百分点。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资达844元，而在贵州只有48元，两者相差17.6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份额，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更是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个百分点。显然，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市场化趋势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地区而不利于国有经济份额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势必对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又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并将拉大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2．“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这里讲的“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民收入由集资于国转向藏富于民，资金配置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相对贫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从1978年为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滑，1990年我国扣除债务收入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仅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稍有回升，也仅为4％左右。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些国家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况是：印度为15.4％，印度尼西亚为8.4％，美国为20.1％，法国为40.9％，德国为29％。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的匮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调控地区发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中央政府已很难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在一国范围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抑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方面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当有限。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所来反复强调要逐渐缩小地区差距而实践的结果又是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3．不平等、不规范的财税政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财税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统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赋税反而高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在1980年设立了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在沿海地区开发了14个城市，给了这些地区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和利用外资审批权等。如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到“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即使征所得税，税率也仅为15％。另外，特区内外资企业还不受进口许可证管制，机器设备、其他原料的进口及产品的出口均免征关税。显然，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具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许在经济特区开发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特区已经启动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继续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来说就很不公平了。而且，由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本来要扩散的工业反而继续留在特区和沿海城市，这无疑延缓了经济扩散过程和弱化了经济扩散效应，也就是延缓了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转机。（2）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是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又偏离了这一原则。比如，分税制改革就因为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既得利益，没有对地区横向分配作出合理的调整而未能达到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参与地方收入分成上采取一切切的做法，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维持1:0.3的增量返还，税收增量返还的比例没有地区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慢，获得的税收返还量也就小。1992－1994年，广东等三个发达地区财力年均增长33％，比增长最低的贵州等三个不发达地区高出18个百分点，比安徽等三个农业大省高出11个百分点，比全国地方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返还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4．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悬殊。这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表现，又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极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即明显的贫富不均。财力状况决定了公共服务水平，贫富不均的财力必然使得各地对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及其他相关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致使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过去又有了进一步拉大，地区社会成员间机会不均等、公共服务水平大相径庭的现象亦有了新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是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提供了良

的公共服务（如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发的医疗条件等）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如通信、道路等），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东部地区越拉越大，也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5．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太多、负担过重也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本地经济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机构重叠，“吃皇粮”者众多，增长过猛，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增长过快。这是地方财政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机构臃肿、负担繁重问题在全国都存在，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一是改革以来虽一直强调机构精简，但措施不力，中央政府机构异常庞大，且要求地方与中国部门一一对应，省区政府无权增减或者合并有关对口机构，再加上大中专学生分配及业安置的压力，由财政负担的机构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二是中西部不少地区非国有经济不太发达或国有企业效益欠佳，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大家拼命往行政事业单位挤，人员分流难度甚大，越穷的地方人们越不愿意离开机关；三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和人口稠密等原因，完成同等社会服务的单位成本较小，或已超过单位成本的边际递增阶段，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提供大致相等的社会绝对服务水平，要占用更大的财力支出份额，并且由于自然环境、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原因，其单位成本正处在边际递增阶段，这无疑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由此不难理解中西部地区行政带来单位就业比重为什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背的包袱为什么越来越重。三、运用财政手段缩小地区差距的外国经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财政手段的运用。1．运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所有国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基本手段。例如，美国财政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独立财政组成。1992年，美国三级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25.9％和17.1％。由于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联邦，而许多公共服务项目如教育、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又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因此，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州和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以增强州和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德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转移支付手段的运用，把财政支出的20％用于补助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以支持其发展。2．各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都对落后地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为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特制定了到南方新办工厂给予10年免征利润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家向南方投资。美国政府为了鼓励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联邦政府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豁免权，州政府也运用减免税政策，如康涅狄州对到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减免所得税5年，再投资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法国则在洛林、诺尔－加莱两个重点地区实行“无税特区”，即到这个两上地区投资设厂创造就业机会者，3年内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外，还免征劳工税、各种社会杂税和分摊。1967年，巴西为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开发落后地区，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锱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10年内免交所得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3．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补贴制度。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企业的援助大多采取补贴的形式。包括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税收支出和直接拨款生产公共产品等。例如，意大利在1956－1965的期间，为促进南方地区的工业化，规定对南方新办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由政府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并且为新建企业提供70％以上的优惠贷款。此外，意大利政府还直接拨款在南方欠发达地区兴建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创办国立大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和提供食宿方便。英国政府自1984年起对受援地区内的公司，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补贴3000英镑，并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40％的投资补助。4．重视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为其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开发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在60年代，美国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北部地区落后得多。联邦政府为了振兴南部经济，满足这些落后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大力加强这里的教育事业加强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要增加教育投资。在60年代人口不到30％的落后地区所得到的联邦教育支出竟占联邦支出的45％。无疑，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倾斜政策是美国欠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四、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国家“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和同志在党的15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表明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中西部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是中央政府履行其政治社会经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济职能的主要手段，那么，如何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来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呢？1．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中的作用。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全国推行，为了减轻分税制改革的阻力，中央不得不采取了“存量不变，增量调整”的税收返还办法。由于税收返还额是依据基数法来测算的，这样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返还得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返还得少，所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因为这种不规范的税收返还而未能发挥它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税收返还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务之急。（1）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中央财政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中央政府在“九五”时期应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行“完税政策”，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争取在“九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应达到6:4，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应达到4:6。也就是说，中央应通过转移支付把三分之一的收入拨付给地方。（2）重新核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支付方式，按照“因素法”确定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额。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平衡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以保证各地有大致相同的条件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为此，对特定地区的转移支付额的多少，必须同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民族风俗、人口、教育状况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些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确定计分标准，各地统一标准计分，从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3）建立以横向平衡为

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一般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则是保证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而给予的补助。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其转移支付的结构也具有较大差异，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鞍钢教授认为以纵向转移为主益处颇多，更有利于从制度安排上帮助欠发达地区。但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似应该选择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是太高，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且，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充裕，而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拮据。这是财政横向失衡的表现。而与此同时，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要比发达地区需要量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4）把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否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培育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主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达成共识。问题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有效发挥转移支付作用的一个关键性举措。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亏损严重，早已成为地方财政的繁重负担。减轻这一负担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有效覆盖面，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只有下决心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从体制上解决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问题，才能把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用到基础性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5）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落后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安排在这些地区的项目自然也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而越是如此，后进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也就缺乏推动力。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大，不仅将造成劳动力的非正常流动，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然而，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大致均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地区间经济协调成长，不能完全视为一个应由市场力量去解决的自发过程。恰恰相反，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正是一种在“市场失效”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只要每一个地区在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时作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并具有基本相同的工作效率，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自然资源、经济环境迥异的各个地区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平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至今未走出二元经济境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乡村区域发展；差别巨大，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对匮乏，因此，目前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显然有点操之过急。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分两步走，先是降格以求，把“公平”的目标落在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例如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村村通路通电并保障安全饮水、建立以保障全体国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的社会安全网，等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如中央财力明显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2．改革税收制度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和政策进一步改革和调整。（1）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然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但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外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东部沿海地区从中受益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因此，要适时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2）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也拉大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激化了地区利益矛盾。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竞争，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向以产业优惠政策为主。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已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要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倾斜，为鼓励共发展应给予所得税减免。而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产业倾斜实际上也是区域倾斜，因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的。3．以重要基本建设为突破口，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增长带。增长极理论理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率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学说，支持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就是说，任何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无疑，只有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地域辽阔，情况迥异，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在欠发达地区实行全面推进式的开发战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应该借鉴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做法――培育“增长极”和“增长带”。具体作法上，应结合对中西部资源富裕地区的能源、资源重点开发，按照国家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要求，由国家统一规定优惠政策措施体系，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为突破口，通过建立项目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以点带面。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一般都是国家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考虑而确定的，项目的建成不但对于缓解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还会通过增长极内部所出现的聚集利益效应不断加强所在区域的经济实力，促使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并通过“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如与关联区域的产业融合和经济技术联合来带动周边经济的成长和繁荣。现已建成的京九铁路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效应。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成败因素有很多，资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央财政拨款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另外还有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出资、市场融资和利用外资等。从总体上来看，资金来源是国家投入为主的国内资金，但要发挥国家资金的导向作用来诱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进入，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投资风险，又能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4．加强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为了使国家财

政对区域经济关系的调节力度更大、效果更好，应配合使用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和金融政策的支持来落实对区域政策的倾斜，从而达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1）力求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来落实对区域的倾斜，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此，可采取一些经济、法律甚至必要的行政手段，确保国家支持的重点产业在有优势的地区集中发展，并限制或严格限制沿海地区一些大城市继续外延扩展高能耗的一般加工产业，促进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资源丰富地区逐步转移。（2）在支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上要注重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在我国资金市场化的现实情况下，调动信贷资金投入中西部地区，支援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有着重大意义。银行应按照保本经营的原则对项目审查和贷款投放，对于无利或亏损，但对地区发展而言又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可由财政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诱导信贷资金的投入，或由财政对银行贷款进行贴息的方式进行支援，以支持信贷资金投入的效益实现。为了弥补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较差的缺陷，政府对到这些地区的投资还可提供低息贷款，并且出面对贷款进行担保。国际上采用这种既吸引外部投入又打好内部基础解决地区差距政策的例子很多，如德国、印度等的优惠性金融计划、投资补贴计划和税收信贷等。另外，可考虑从中央的转移支付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地区开发金融贷款的贴息，这样既可以扩大地区开发金融的运作范围，又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3）充分利用政策性银行来加大对中西部的开发力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的经济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部分银行将转变为商业银行，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很难由政府用来协调区域经济关系。在经济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市场化融资更不会青睐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因此，只能通过政策性银行为国家的宏观政策提高资金支持。政策性银行不以自身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己任。在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关系方面，政策性银行可以通过逐步提高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贷款比重并在贷款利率和期限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支持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这样，通过政策性银行合理筹资和科学地运用资金，可以促使国家的区域政策落实到实处，实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地区经济发展篇3

从发展趋势来看，强县扩权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取消地级市。地级市是我国现存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环，即省-市-地级市-县-乡镇。地级市原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希望通过地级市促进我国县域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地级市现已成为县域发展的阻碍，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独立自主发展，而地级市对所管辖的县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限制了县域的发展，这被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一是“财政漏斗”，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地级市成了对县的“抽水机”，而且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二是“权力漏斗”，争权和争利益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发生，在市的全方位领导下，县的自受限很多；三是“效率漏斗”，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管理层次过多，审批过多，成本高，效率低下。由于以上原因，我国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工作，这是对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强县扩权改革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积极回应。

随着强县扩权的发展，地级市的许多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下属的县域，“扩权”县市渐渐和地级市平起平坐，地级市逐渐回归为本来意义上的次中心城市，取消地级市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从强县扩权到取消地级市，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现存的地级市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会遇到地级市的巨大阻力。比如，我国城市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在推行强县扩权的过程中就阻力重重，一直没取得成效，其主要原因就是作为既得利益的地级市不愿意放权，对此，我国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大胆革新，将权力逐步下放；另一方面，扩权的县域要尽快地发展起来，给政府以支持，促使政府向县域放权，进而取消地级市。

对我国中部地区来讲，强县扩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中部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六省目前有县或县级行政管理区499个，人口规模56.8万人，占全国县域人口的30.9，县域地区生产总值29.4亿元，占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22.7，位列全国第二。

强县扩权的实证研究

2002年8月，浙江省把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至20个县级行政区头上，绍兴、温岭、慈溪、诸暨、余姚等17个县和杭州、宁波的三个区，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文件里用四个字来表述扩权的总体原则：“能放都放”，即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外，须经市审批或由市管理的，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由扩权县直接报省审批，报市备案，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原则上也要放。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权、机构延伸、个案处理的办法；二是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办授权或同意。后来，浙江省又把“省直接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扩大到全省的63个县或县级市。

浙江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县财政直接归省财政管辖。同时，县里主要领导均由省直接任命。在财权和人事权方面实际上接近于“省管县”行政体制。“强县扩权”使浙江省各县直接掌握了行政大权和经济大权，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据统计，近三年来浙江省一直占据着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拥有着4000多个专业市场、逾5000亿元的年成交额，创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0年排名全国各省区之首的记录。浙江省武义县在上世纪90年代还戴着“贫困帽”，继2003年首次实现工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后，2005年又创下新的高峰，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35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7.2亿元，增速为26，10年间武义县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8倍，武义县迅速发展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县扩权的体制改革。

全国多个省份效仿和学习浙江省的经验和做法，其中包括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南省。自2003年6月起，湖北省决定对大冶、汉川、宜都、京山、恩施等20个县市“扩权”，以前市州一级掌握的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即“省管县”。“扩权”涉及20多个政府部门，包括计划、商务、国土、交通、建设、税务等，几乎涵盖了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领域。把多达239项的审批、审核权限，从地市下放给县，实行信息、项目、资金从省直达到县。湖北省扩权强县有力地促进了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2004年，20个扩权县（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92亿元，占湖北省县域的43.4，同比增长11。完成地方财政收入40.9l亿元，占湖北省县域的40.5。县均GDP达74.6亿元，比省县域平均水平高65，县均地方财政收入达2.05亿元，比省县均高54％，县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出全省县均55.5％。扩权当年，湖北京山县就和浙江客商签订了一个8亿元的投资项目，目前，京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纸箱、纸盒包装机械的生产和出口基地。2005年，湖北省又对10多个县市进行扩权改革，由此推动了全省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新近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前3季度县域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76个县(市、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885.2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57.3；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159.58亿元，同比增长15.84；工业对县域经济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前3季度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54.69亿元，同比增长22.22，增速高出全省2.62个百分点，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累计同比增长29.26；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前3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累计1961.58元，同比累计增长14.8，其中江夏、新洲、大冶、夷陵等14个县（市、区）增幅在20％以上。

2004年5月22日，河南省政府出台的《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见》赋予巩义、固始等5县(市)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扩大了偃师等30个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到了2005年5月，经过一年的发展，河南省所有扩权的县（市）社会和经济都有所发展，尤其是5个享受省辖市权限的县(市)，发展得更快。据统计，2004年河南省5个省直管县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总体上比一般县市要快，省直管县GDP增长按现价计算增长27.9％，略高于一般县市的增长，人均GDP水平也高于一般县市，经济结构二三产业比重也比一般县市高，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比如，非农业人口高于一般县市增长比例；省直管县市财政收入2004年增长37.4％，比一般县市高了大约两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比一般县市高了0.1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也比其他县(市)高。

中部地区的经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县域经济不像西部那么薄弱，有些县市发展较好，有推行强县扩权的基础,并且湖北、河南等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工作，中部地区应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推进强县扩权，以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促使中部崛起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傅白水.强县扩权的浙江经验[J].南风窗，2005（3）

2.杨凌，汤传稷.强县扩权，嬗变并“磨合”着.河南日报，2005-06-28

内容摘要：强县扩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取得了显著成效，笔者在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强县扩权的未来发展趋势，认为强县扩权是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强县扩权中部地区县域经济

地区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高职美术；市场经济；美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09-0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市场经济对美术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美术教育不再是简单的基本素质教育，教与学及目的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美术文化中包含有市场经济的因素,而美术教育对经济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力。如福建莆田重视工艺美术产业发展，根据地方特色产业，培育大批美术工艺能手，开发制作富有地区特色的产品。在09年上半年工艺美术产业产值31.8亿元，连续三年85％以上大幅增长。号称“中国木雕之城”、“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中国银饰之乡”。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木雕工艺品、礼品，木雕佛像佛具和仿古家具的主产地和集散地。福州寿山石雕生产企业、家庭作坊达数千家，年产值近7亿元；德化及永春县的工艺陶瓷，已成为拥有1200多家企业、年产值66亿元的大产业。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省政府批准实施的《2006-2010年福建省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计划》确定了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大力开发与引进专业人才，推动经济更快发展战略。

义乌拥有2800多家生产企业,年生产销售总额超过80多亿元人民币，其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的工艺品产业，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后,面临诸多深层次的难关。如产品科技含量低、专业艺术创作和设计人才的不足、研发创新能力薄弱、经营成本持续上升等。面临如此多的难题，义乌首先从“文化、艺术”上为工艺品注入新的内涵，抢夺市场先机，引进大量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传统工艺品及专业技术人才，扩大销售面，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更好地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提升竞争力。

而美术教育是教育的一个方面，与社会、经济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美术教育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职院校不可忽视这种情况而闭门造车，以免造成人才积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学生“学术有专攻”，并能够一枝独秀。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来思考学校美术教育的社会性目的，并非本文的首创，中共中央关于教育结构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城乡劳动者”。由此可以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职业技术得专业人才及专业教育。在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十八世纪以来，从经济角度的考虑一贯是实施美术教育的重要动机。著名德国美学家C.朗格曾说：“高尚的艺术，最有益于经济，为任何实业所不能及。可悲的是多数德意志人只知道艺术为快乐的、美的，而不知其实用的价值”。在陆霄峰的《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与经济》一文中指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产品的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人类有了艺术，才有了文明，进而有了文化。美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先进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并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承担着文明建设的使命”。

高职院校美术教育是一种普及性的素质教育，其主要的社会性目的是：根据时代、社会、经济的需求培养专业群体，以美术技能直接或间接地去深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因此，高职院校美术教育的社会性目的包括了与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相互促进关系。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上,职业教育要面对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经济的发展也要承受由职业教育带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建立职业教育与经济和谐发展的模式,需要充分尊重双方的科学规律,明确教育宗旨,努力实现优良互利的教育・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靳医兵.知识经济与服务营销[J].商业经济文荟,2001,(01)

[2]【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12

[3]张圆青.浅谈现阶段高职院校艺术教学[J].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地区经济发展篇5

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发展以及贫富差距。尤其是经济差异化发展的过程中，西北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西北地区经济贸易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使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部分地区受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政策支持不足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缓慢，进一步拉大了西北区域经济的地域性差异。所以，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性，区域发展不协调，投资结构亟待调整。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时，需要加大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缩小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推动西部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开拓符合西部地区发展的扶贫之路，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此来构建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预警机制，加大区域经济战略性调整，关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针对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主要以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以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等发展新格局为目标，贯彻落实“一带一路”等经济体系，形成全局覆盖的战略布局，致力于高效精准扶贫的举措是，努力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脱贫建设，并结合内部经济结构，凸显西部地区经济特点，高度重视缩小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本文以西北地区为例，探究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加快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地域性差异问题

（一）资源结构分配不合理

首先，西北地区的资源结构分配不合理，当前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经济发展各类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必然使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受到较大影响，不能达到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建设的目的，同时又不能很好地体现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资源待开发、技术设施建设不充分的情况下，不仅存在着资源浪费的问题，同时存在着区域性资源结构匹配不合理的现象。其次，西北地区的区域资源结构差异性较大，没有根据区域资源的匹配特点以及经济结构发展需要合理分配资源，导致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地域性差异。最后，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地域性差异性决定了资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尤其是资源结构本身的差异性较大，必然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贫富差距。

（二）智慧设施管理机制不完善

首先，当前西北地区智慧设施建设管理的过程中，当前智慧建设管理机制不完善，智慧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智慧管理人才培养全面，影响智慧设施管理工作开展，不仅不能体现智慧设施管理的作用，同时导致智慧设施管理工作的开展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制约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质量。其次，持续推进智慧设施管理机制的创新发展动力不足，政府在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高，政府给予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建设的政策倾斜力度不足，使得智慧设施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效果不佳。各项经济建设智慧化设施投入不足，能够为西北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的助力有限，不仅造成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影响西北地区整体经济建设效果和质量。最后，西北地区智慧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智慧设施管理机制不完善，从而造成西北地区智慧设施建设不能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服务。

（三）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缓慢

其一，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缓慢，经济差异化发展得不到有效缓解，导致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制约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其二，现有的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性明显较大，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资金和技术投入需求较高，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整体经济差异性发展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造成西部地区各项工作推进的难度升高，难度加大，会造成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精准扶贫模式缺乏创新

其一，西北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缺乏创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性比较明显，且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不同，使得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要求存在差异性。既不能有效体现西北地区精准扶贫的优势，同时又造成西北地区的精准扶贫缺乏灵活性，不能满足不同地区扶贫工作的需要，无法达到预期的精准扶贫目的。其二，西北地区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开展缺乏因地制宜的特点，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贫困状况了解不充分，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过于呆板，无法解决部分地区的脱贫问题。其三，西北区域竞争扶贫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没有结合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贫困状况而制定精准扶贫策略，不仅造成西北地区扶贫资金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同时对精准扶贫效果发展构成了形成制约。

（五）区域经济差异性预警能力不高

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型经济差异性发展的预警能力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还预警体系建设不完善，预警工作开展依据不充分，不能及时有效地提示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没有科学依据区域经济差异化预警体系的前提下，现有的技术、资源、人力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分配的目的，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差异性发展的风险。其二，现有的预警能力不高，对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一化研究不充分，不利于西北地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缩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更加不利于缩小西北地区的区域贫富差距。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预警体系建设不充分，预警监督能力不高，必然使得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工作落实进程缓慢。

（六）“一带一路”倡议机遇落实不充分

西北地区没有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而使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文化背景和现代化的战略机遇依赖程度不高，对“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的落实不充分。其一，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带发展的机遇，而使得部分地区的经济建设脱离了“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而造成“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不能很好的辐射西北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其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沿线文化经济挖掘不充分，对文化资源和地域资源的利用不充分，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各类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特色不突出。其三，“一带一路”倡议部署下，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始终没有切实有效地与其建立联系，且主要依托于当前西北地区自由资源而开展经济建设，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因此，为缩小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地域性差异，必须要重视政府的政策支持，加快精准脱贫和“一带一路”倡议部署落实，有效提升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靠性，夯实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基础。促进西北地区资源结构的优化发展，并加快智慧设施管理机制建设，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采取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模式等，构建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地域性差异发展体系，持续不断地提升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均衡不同地区的资源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形成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模块之时，努力营造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氛围，构建西北地区特色化经济发展体系。

三、缩小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地域性差异的对策

（一）优化资源结构

其一，依托于西北地区经济开发建设的政策支持，加快对口经济支援，确保对少数民族地区薄弱环节经济的支持，提高西北地区投资效益发展。在加快西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构建西北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海陆空立体化交通运输体系。其二，重点发展西北地区的农业，促进农业管理、农业产业综合化发展，加大农业资金投资，统筹建立节能减排的西北农业体系，加快西北农业自主创新领域的投资建设。提升西北地区投资建设效果，恢复西北地区造血功能，充分利用西北地区人才引进技术和资源，提高西北地区经济管理的可靠性，不断缩短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周期，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性。其三，优化西北地区资源结构，是促进西北地区城市之间资源合理利用，经济产业重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能力的重要保障。

（二）加快智慧设施管理机制建设

其一，加快西北地区资源合理开发，注重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生态旅游经济以及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等，均体现了西北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特色。注重有优先发展西北地区特色资源项目的过程中，合理布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智慧化发展，包括智能设施建设，智慧管理机制的发展，实现西北地区项目的合理布局建设。其二，尤其是国家引导产业专项资金的发展利用，科学合理的应用智慧设施，不仅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及时吸收项目发展资金，同时有效吸纳了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保证项目投资建设的对口性。给予西北地区更多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支持，既要提高劳动力本身的就业素质，同时又能提升农民的就业技能水平，全面提升西北地区人口素质。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其一，推荐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结合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经济特色，制定精准扶贫目标，采取长远发展的规划，缩小西北地区城乡差异之时，加快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体系经济结构建建设，不断提升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效果。其二，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需要，兼顾城镇和乡村的共同发展，不断缩短城乡之间的差异，使得西北地区实现文化融合、产业多样化发展以及各民族的相互尊重。充分调动西北地区民族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增强西北地区自主发展能力，增进城乡互动交流，有效落实西北地区精准扶贫的战略，增进农民收入，逐步有序地消除西北地区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其三，重视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性发展，既要发挥智慧设施的作用，争取无公害、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西北地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绿色化发展，建设低碳环保西北地区新型城乡。

（四）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模式

首先，西北地区在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策略的过程中，强化精准扶贫精神的建设，稳扎稳打开展西北地区脱贫致富工作，做到项目安排投放精准性，资金利用精准性，将脱贫措施落实到具体户，成立西北地区脱贫攻坚小组，保障脱贫的成效性。其次，西北地区应当不断深化脱贫政策的落实，并且拓展脱贫致富的基本思路，深化脱贫致富改革，切实有效地体现脱贫的优势，便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结合科学发展规划目标，合理引导西北地区落实脱贫精准策略。有效提升西北地区脱贫策略实施的灵活性和科学性。最后，在探究西北民族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促进西北旅游文化资源之间的融合，加快西北地区扶贫策略的发展，提升西北地区人口素质教育水平，加大西北地区人力资源管理，全面提升西北地区的脱贫力度，并做好长期脱贫扶贫准备工作。

（五）构建区域经济差异性预警体系

首先，西部地区根据区域经济差异特点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有针对性地采取宏观政策调控。加强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化的预警，并在区域经济预警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落实区域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在有效调控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加快西北地区区域经济的调整，逐步缩小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其次，在西北地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资源的调控，并向不发达地区调整资源，鼓励不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和资源，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和针对性的资金、技术支援，帮助区域经济落后的地区发展经济。

（六）努力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机遇

其一，在西北民族发展过程中，应当借助于传统文化背景，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各民族地区经济的融合，有效改善内部经济落后的市场环境，并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缩小经济差异。在“一带一路”经济带倡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构建新型工业农业，并重点开放城市和贸易口岸，促进西北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互通有无，其二，在实现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积极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实现技术智能化操作，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加快现代服务设施的创造性发展，努力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并实现西部发达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

结语

文中阐述西北地区区域经济产业化发展的相关内容，总结了西北地区经济产业化发展的特点，并有效提升西北地区的投资结构优化趋势，加快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发展，改善西北地区的就业环境，实现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推动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努力实现西北地区的精准扶贫，开拓西北地区因地制宜的扶贫策略。实现西北地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区域经济预警，丰富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奠定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经济稳步均衡发展的基础。因此，为缩小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必须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完善，资源的合理化利用和分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性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有意识的完善西北地区经济体系。贯彻落实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发扬脱贫精神，努力加快西北地区经济稳步协调发展，长期服务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

地区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土地配置；人口密度；经济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7-0057-02

土地、投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作为资源初始配置的重要一环，是特别宝贵的资产，是发展的源动力。通过合理安排土地各用途比例，以土地经营实现城市运营，达到经济比例协调、结构合理的目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是现代服务型政府进行科学管理的应有之义。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外向型区域经济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出口，这时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关联度不大。内向型区域经济无法通过向区域外出口产品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内生增长模式，即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内生增长模式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就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人口因素对经济的促进来自以下方面：

1.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斯密看来，经济要发展，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首要因素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而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直接取决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如何才能出现分工和专业化？这就取决于人口的密度。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分工越细。

2.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构成是多方面的，以交易费用的一个方面（基础设施）为例，人口积聚可以使基础设施的成本和交易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比如一条公路，10万人使用与1万人使用人均成本相差10倍，可能在这个1万人的地方因建公路不划算而不建。

3.有利于促进投资和商业繁荣。商业投资要看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的保障要看区域繁荣度，区域繁荣度的衡量标准时区域人口数量。比如一个连锁企业要新建一个休闲娱乐主题公园，需要100万人的城市才能保本经营、收回成本，那50万的城市它就不会建，而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它会跑着去那里投资。

二、土地配置与人口集聚

人口密度需达到一定标准，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那么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重点，应该是通过调控土地供应，即合理确定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数量比例和位置分布，加快人口集聚，实现地方经济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一方面，住宅区有一定比例的商业，可以使住宅区的生活更加便利，从而吸引更多人入住；另一方面，商业区周边有一定比例住宅，可以使商业区具有稳定客流量进行消费，从而吸引更多商户入住，促进商业繁荣。

三、土地配置的合理比例――以长春净月高新区为例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国与国之间是这样，区域和区域之间同样如此。参见我国较发达的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等），无一不是在区域对外出口和区域经济内生增长两方面均取得较好成绩的。

1.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合理比例是由人口数量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城市，人均商业面积一般在1.2平方米上下。不同地区的经济繁荣度、人口状况不同，合理的人均商业面积也不同，经验数值如下：

外向型繁荣地区人均商业建筑面积合理值在1平方米以上；与周边经济联系较少的经济欠繁荣地区人均商业建筑面积合理值在1平方以下。以北京为例，北京2005年常驻人口1 538万，人均商业面积为0.78平方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加，目前北京常驻人口超过2 000万，人均商业面积超过1.5平方米。长春为二线城市，全市人口400万左右，人口总量较小且经济不发达，据此净月区人均商业建筑面积合理值应为1，以三口之家100平米住房推算，净月区较为合理的商业建筑面积和住宅建筑面积之比为1∶33，目前净月区商业建筑面积和住宅建筑面积之比为1∶32（根据净月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商业用地面积和住宅用地面积的比例需要根据容积率进行调整）。从比例上看，净月区住宅用地相对商业用地较少，不利于通过培育商业形成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但问题的核心，实质还是我区人口较少，难以对未来即将形成的商业规模进行支撑（很多商业项目在建，还未正式形成）。

2.与净月区合理比例相适应的人口规模。净月目前常驻人口约为30万人，截至目前，全区共出让商住用地442.2公顷（商业用地比例约为1/10），商服用地571.4公顷，按照商业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保守估计，全区现存商业建筑面积约为616万平米，全区人均商业建筑面积约为20平米。

截至目前，净月区共出让住宅用地约1 870公顷，按照住宅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估计，全区现存住宅建筑面积1 870万平米。以三口之家100平米住房推算，现存住宅可供56万人使用。

以净月目前的商业建筑面积，要达到经济内生增长的目的，参照发达地区的经验，至少需要100万以上人口配套。

四、小结

过去的十年，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手段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带来的土地溢价，通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土地财政”这条路走不通了，拉动经济增长应回到充分发挥土地配置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确定合理的住宅和商业土地的供应量和位置分布，加快人口聚集，拉动消费，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朱洪波.经济发展与土地配置方式的演变[C]//2006中国科协年会12专题分会场第4单元会场论文集，2006.

地区经济发展篇7

摘要:文章提出了吸引力三层次和目的地创新的三阶段假说,并以此为全文论证的逻辑起点,认为旅游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种“制度创新”是地区发展旅游竞争的必然结果,目的地旅游发展应该从旅游产业的概念回归到旅游经济的层面上来,对于目的地旅游吸引物资源也应该完成从资源性管理向资产性管理的跳跃。

关键词:旅游发展;景区;资源资产;目的地竞争;创新

一、目的地旅游吸引力层次

从效用的角度看,旅游者之所以会离开自己常住地到目的地旅游,是因为该消费者觉得从特定目的地进行闲暇消费能够得到比常住地以及其他备选目的地更多更优效用。也就是说,该特定目的地对该消费者具有吸引力。现在各旅游目的地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区(点),而旅游景区(点)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

由于旅游吸引力具有针对性、主体性、变动性的特点,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消费者指向的动态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旅游吸引力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层次构成上:体吸引力、辅助吸引力以及最终形成的整体吸引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认为,旅游地资源是目的地用于发展旅游业所必需的基础资源,旅游吸引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包括其他的资源禀赋。

旅游吸引物产生的是吸引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直接的基本吸引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旅游景区(点)是“第一产品”,①而旅游地的其他设施及服务虽然不是旅游者访问目的地的主要因素,但作为“第二产品”,它们将旅游者的整个旅游经历,因此当两地旅游吸引物存在替代关系时,服务质量优劣、设施完善程度、便捷程度将会对旅游者的目的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交通、旅游设施及服务作为辅助吸引力的依托,与旅游吸引物共同构成旅游地的整体吸引力的来源,但这些是辅助而非基本吸引因素,所以它们不构成旅游吸引物。

二、基于吸引力模型的目的地创新

(一)处理好基本吸引力与辅助吸引力之间关系

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尽管旅游吸引物引发的吸引力是基本的,如果基本吸引力足够强的话将弱化辅助吸引力的负面影响,但是基本吸引力同样也将因辅助吸引力的增强而增强,因辅助吸引力的削弱而削弱。这隐含着现实的警告,如果一味地强调旅游吸引物方面的优势,过分夸大资源的独特性(尤其是积极希望发展旅游经济的地方政府),陷入“泛资源论”的陷阱,将使大量市场需求小、资源价值品位低的旅游吸引物被开发,从而既影响目的地资金使用效率。而且由于现阶段旅游供给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这种“遍地开花”的情形又将对市场竞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使旅游经济规模的扩大成了一种无效放大,无助于旅游经济内在素质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的“旅游支柱产业热”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1]。

(二)从“六要素”回归到整体目的地上来

旅游经济的发展从“六要素”实现到目的地整体意义上的“路径回归”,隐含的推断就是在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旅游产业的规划,还应该注重旅游外部相关环境和产业的联动规划,目的地发展的不仅应该是旅游产业,而且应从旅游经济的整体层面上进行全盘考虑,包括对非正式部门以及衍生出的旅游就业的全盘考虑。

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入境优先、观光切入的线路旅游基本“路径”上的。这种路径是特殊发展环境下和发展目的下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路径下可以以为中心构建旅游经济体系,而且在任何市场经济中,企业都是重要的,是构成国民经济的细胞。但是现在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旅游经济发展框架就不应该以旅游企业为核心来构建,而应该以旅游者活动客源地——目的地(即O—D)模式为路径构建的基础,重新回到以目的地为基础的路径上来,强调“大旅游”理念,突出发展目的地整体的旅游吸引力。

在强调目的地生态可持续与经济可持续的同时,还应该强调社区的可持续,通过对当地社区原住民的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介入旅游经营的相关能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地社区的就业公平和脱贫致富。

(三)交替创新推动持续发展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发展将经历旅游景区(点)创新、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组织管理制度创新三个阶段,这三个交替而非继起性的演进进程在目的地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因而其主导性创新也是发展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交通及住宿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目的地的优势资源的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对目的地进行广度数量型而非深度开发,主要通过旅游中间商进行粗放型包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该阶段为景区(点)创新,或称开发创新,类似于阿特拜克和埃伯纳西描绘的经济创新第一阶段——产品创新阶段[2]。

但是,从目的地与游客类型的Plog模型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创新不足以推动目的地的长久发展,也不符合大众旅游的发展现实。因此,目的地必须从初期的“多样化”发展开始注重大众旅游者的需求,注重进行面向大众旅游者经历的针对性设计,开始大量建设与旅游景区(点)吸引能力相适应的、住宿等相关配套设施和相应服务,给目标客源市场提供一个被市场证明是最好的标准产品,接近旅游者效用最大化的第一个层面——满足最大化。该阶段是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或称配套创新,类似于生产中的工艺创新。

随着进入供给市场的目的地越来越多,目的地竞争越来越激烈,旅游者的选择将越来越多,旅游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在机制促使其在满足最大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本最小化的市场要求,目的地此时极为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充分运用,因此需要通过组织管理创新以及目的地供给能力的协同等方面来改善产业组织以及市场竞争格局,通过的规模变动、发展战略的成熟、自我积累和发展机制的形成、组织经验和能力以及政府规制下的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来改善目的地的竞争力,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使目的地获得创新租金,取得景区改革中的先行优势,从而无论在营销还是实质性发展推进方面都可以在与其他目的地的竞争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该阶段是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类似于工业生产中的特性阶段,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都相对下降,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为下一轮创新发展积蓄力量。

三、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是旅游景区发展的内在要求

旅游景区开发体制的突破主要是指在我国旅游发展进程中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济实践,这种由地方发动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运动曾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引来了“可以分离”与“不可分离”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我们的基本假说是,旅游景区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地区竞争的必然结果。

旅游景区(点)所产生的吸引力是旅游目的地得以形成的基本动力,旅游景区(点)的开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并因旅游消费的关联性,进而使得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很多目的地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篇8

[关 键 词]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策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的倔起和迅速发展，已成为国民

经济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的风景线。正如田纪云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

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与

科技一体化的重要带动力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重视并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发

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识。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研究和探讨民

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更具有积极意义。

一、加强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能力建设，从整体上推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民营经济具有经营机制灵活，产权明晰，市场机制鲜明等特点。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下，进一步拓宽民营经济的发展领域和空间，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步伐，已是势所必然和势所必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市场机制、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诸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在实施推动经济发展的“追赶型战略”中，民营经济将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当前加强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在科学管理、科学决策、市场竞争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制约发展的问题，突破阻碍发展的“瓶颈”，促使民营企业“强身健体”，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民营经济与本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结合点。

(一)科学管理能力

在现代企业里，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一样，都是企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依托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发挥作用。然而，不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管理简单粗放，是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通病。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认真建立企业管理制度，在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能力上下功夫。一是要建立起好的企业管理模式。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数是采用亲情化、友情化管理模式，自觉地采用制度化管理模式的企业还比较少。这在企业初创阶段是必要的，适合企业当时的发展要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必须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或者以制度化为基础，适当地吸收其他管理模式的优点，构建一种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本框架的混合式管理模式，为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打好基础。二是切实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管理工作，是企业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财务、生产、质量、营销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对企业带来不良影响。在做好这几方面基础性的管理工作的同时，要善于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开展物流管理；创造条件引入电子商务，加强企业的信息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管理动力。．三是要切实抓好企业的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民营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使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实现既定战略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谋划与活动。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最欠缺的，恰恰是在战略发展上存在严重不足。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家要着眼于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从本地区生产力的基础和企业自身的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好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策略等要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企业战略规划的研究、制定和实施上。四是认真抓好人力资源管理。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因素，人才兴、则事业兴。办企业需要建立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财会人才四支队伍。欠发达地区条件艰苦，工资偏低，要通过建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切实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在选拔人才、借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有新的举措，取得新的突破，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推动企业发展。还要加强人才培养，这是改变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人才紧缺状况的根本途径。

(二)科学决策能力

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面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必须实现由个人经验型决策向民主科学决策转变，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提高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科学决策能力，要把握好两方面：一是企业决策者要自觉加强学习，提高决策水平和能力。决策者的水平和能力是科学决策的关键。从整体上说，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家队伍中，由于很多入学历不高、文化水平低，致使个人综合素质偏低。要提高科学决策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企业决策者的综合素质。作为企业决策者，要自觉提高政策水平，努力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掌握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保证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善用政策，用好政策，充分运用政策赋予的权力促进企业发展。二是要积极构筑企业科学决策机制。着力点要放在决策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上。要优化组织功能，在企业班子结构上，要实现优势互补，重视发挥领导班子的作用，运用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优化反馈功能，在企业的某项决策目标确定后，在实施过程中要严密组织，明确分工，科学指导，加强检查督促，切实抓好决策反馈；要优化计划功能，善于运用综合计划，制定科学决策，对每项决策，要结合企业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综合分析，超越企业承受能力的决策项目要坚决取消。

(三)创新能力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是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参与国内外竞争成败的关键。提高创新能力，是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必须补上的一课。一是要进行体制创新。目前，欠发达地区的私人资本主要集中在家族式企业，实行家长式管理和封闭式管理，难以扩大规模，创出名牌。因此，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适应发展的要求，主动从家族式管理向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管理模式转变，有条件的企业，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关系，逐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争取早日上规模、上水平，成为欠发达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二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适应欠发达地区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在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主动开展科技创新，使企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转变，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三是要进行组织创新。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组织结构不科学、不合理，企业分散、管理粗放，低水平重复生产成为普遍行为，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实施组织创新，积极推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市场引导、政府扶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有特色、有规模的民营企业群，发展规模民营经济。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要主动通过资本联合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上效益。

(四)市场竞争能力

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决定企业的生存发展。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扩大和满足市场需求乏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要根据地域特点、资源优势和原有基础，因地制宜，制定结构优化、优势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方略。要在继续兴办投资少、见效快、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运输、中介、修理、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同时，结合实际，合理布局，逐步构建以城市为依托的容量大、吞吐大、集散大的民营经济大市场框架，避免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趋同化。要拓宽经营领域，做到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切实增强民营企业经济实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环境

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既需要民营企业不断改革、创新，提高素质，增强内在发展动力，同时，还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配置资源的角色转变到为经济发展服务上来，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干事创业、壮大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加强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宣传教育，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欠发达地区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宣传工作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激浊扬清、鞭策促进的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首先，要坚持开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教育，进一步深化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通过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既是发达地区超前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欠发达地区缩小比较差距的希望所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战略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要积极宣传民营经济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这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形成爱护、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围。

(二)加大服务力度，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