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范文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1

关键词：虚假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成因;防范措施;合法权益

1 何谓虚假民事诉讼，虚假民事诉讼有哪些特征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05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辖的基层法院审理的43件民事再审案件中有6件被确认为是虚假诉讼。另外，在全国范围内，例如，上海、广州、浙江、江苏等法院近些年来几乎都有受理过虚假诉讼的案件。由此可见，我国虚假民事诉讼的案件在各法院几乎均有出现过，而且呈多发的状态。那么，究竟什么是“虚假民事诉讼”呢？

“虚假民事诉讼”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虚假民事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实践中行为人以编造、隐瞒重要事实和证据而通过的方式来利用司法权实现不正当目的的现象；（2）虚假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已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使用伪造的证据欺骗法官，使法官做出错误的判决，从而骗取大量钱财的行为；（3）虚假民事诉讼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部分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恶意串通，通过隐瞒事实真相、伪造证据等非法手段来进行欺诈行为，导致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以损害他人利益、破坏正常审判活动的行为。虚假民事诉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恶意诉讼”。个人认为，虚假民事诉讼就是法定当事人采取不正当的诉讼手段，通过合法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不正当目的，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一切行为。

根据《若干意见》的二条例举出来的虚假诉讼多发领域可知，虚假诉讼大多与财产有关，例如，民间的借贷案、财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离婚后财产的分配案、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或组织或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改制中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

虚假民事诉讼往往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难以确认和判断的，需要有关部门对案件进行深入了解。虚假民事诉讼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1 多发生在财产类纠纷案件中。这些年来，有关婚姻财产纠纷、借贷纠纷、企业破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案件中虚假民事诉讼频发，有些案件涉案的财产达到上千万；

1.2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特殊，原、被告双方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当事人之间多为夫妻、兄弟姐妹、父子、亲朋好友等，因为凭借特殊的关系，容易在共同利益上或者个人利益上构成一定的优势，而且诉讼的成本较低；

1.3 案件通过法院调解而结案的比例高，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当事人双方事先串通好，在法院的调解下，一方的调解意见总是能够被另一方接受并达成调解协议，调解本身就以尊重当事人合意、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调解本身就是对某些难以界定的事实互谅互让；

1.4 当事人之间在诉讼时候的辩论相对较简单。由于缺乏事实或者证据不是很足或者申辩不是很有力，当事人往往委托人出庭，所以有些案件当事人双方的诉辩很少，以免诡计被人察觉。

1.5 当事人的虚假手段隐蔽而多样。因为诉讼的程序比较严格，所以当事人为了达到其非法的目的，就必须要在遵守诉讼程序流程的条件下，采取多样化的虚假诉讼手段来欺骗法官。

1.6 通常会损害案外其他人的利益。虚假民事诉讼有些就是为了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而不包括案件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权益，只有恶意诉讼才是损害案件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另外，虚假民事诉讼是当事人通过捏造事实、伪造案件证据来虚构法律事实和真相。其本身就属于一种谋害对他人利益、藐视国家法律权威的双重违法行为。虚假民事诉讼欺骗的直接对象便是当庭法官，通过伪造事实使法官做出错误的判决，这样就能够实现其非法的目地。虚假民事诉讼也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其诉讼的程序是违法的。

2 虚假民事诉讼的成因

2.1 我国的法律制度力度不够，立法工作相对滞后，在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法律制裁上存在一定空缺。

我国的法律制度对于进行虚假诉讼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首先，那些虚假民事诉讼者进行虚假诉讼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但是他们这些人却仍然能够不顾风险，牟取非法利益。这与我国法律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规制的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有人认为产生虚假诉讼的行为与进行虚假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和法制观念不强是分不开的，其实不然，正式因为他们懂得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诉讼的手段，他们明白法律对他们不构成威胁或者构成的威胁不大，通过虚假诉讼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要大于法律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们才能够通过与国家法院进行抗争，在国家法院的合法见证下，获取非法的利益。往往就是一些知法懂法的法律界人士在利用法律知识进行虚假诉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对于诉讼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在刑法上并没有对虚假诉讼进行立罪，所以我国的刑法尚不能够对虚假诉讼的人进行有效的制裁。另外，我国的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监督其实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因为我国的法律规定只有在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才能启动监督程序，所以我国的这种监督方式其实具有很大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让很多的虚假诉讼案件逃脱了法律的监督。

2.2 我国调解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让虚假诉讼者有机可乘。

我国推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让当事人对民事纠纷有自主解决的权利。民事诉讼活动遵循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与权利自主处分的原则，只要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法律就应当予以尊重。显而易见，法院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是出于被动或者中立的位置。现在有些法院存在片面追求调解率的现象，过于希望当事人双方通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而且还将此作为考核法官的一项依据。往往就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只注重当事人是否自愿，而忽略了案件本身，在尚未查清案件真相的情况下，当事人自认或者达成和解协议，法官就不能否认了，也不会对案件背后隐瞒的事实真相进行调查了，这就为虚假诉讼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虚假诉讼者只要虚构事实并且双方互相串通，再加上适当的辩解，就能够通过所谓的法律途径来牟取他人利益了。

2.3 我国的证据制度不够严密，让虚假诉讼者能够利用虚假证据虚构事实。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但民事诉讼的需要的是证据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证据的内容属性。在法庭上，如果诉讼一方提供的证据，另一方没有进行怀疑辩解，法官就会认为该证据有效，而不太重视证据本身的来源与是否真实。在虚假诉讼中，虚假诉讼者往往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而达到自己非法的目的，会伪造证据来虚构事实，在证据的形式上来达到法律的要求，让法官分辨证据的真假，只要诉讼双方互相串通好，就可以在法庭上避开对证据真实性的检验，从而逃避了法官的追查。

2.4 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存在问题，法官的素质不够高，法院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我国的一些法院片面强调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的调解率，而且将此作为评价和考核法官个人能力的一个指标，导致一些法官忽视了对和解协议的审查。法院审判人员可能在办案的时候对涉案的各项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力度不够。特别是在一方提供证据，而另一方无异议的情况下，没有详细询问证据的来源，也没有仔细审查证据的真实性，而是简单的将其当作事实。此外，法官是法院进行案件审判的关键人物，也是虚假诉讼者必须要欺骗过关的人。法官个人的素质偏低也与虚假诉讼的出现是有关系的，有时候可以说法官是决定一起民事诉讼案件是否为虚假诉讼的最终决定者。因为，有个别的法官会与虚假诉讼者狼狈为奸，帮助虚假诉讼者胜诉，从中收取红利。这样的行为是极度可耻的，这样的法官是不合格的。

3 虚假民事诉讼的危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虚假民事诉讼不管是对个人、集体还是对国家的危害都是巨大的。第一，虚假民事诉讼是在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激化了社会矛盾。有的人由于败诉而精神崩溃无法自拔；有的案件甚至导致第三方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严重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第二，虚假民事诉讼是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公然挑衅，这种行为是极度恶劣的，是在藐视国家法律法规；第三，虚假民事诉讼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动摇了司法的权威，使司法失去了公信力；第四，虚假民事诉讼浪费了司法资源，使社会最根本的诚信发生动摇。虚假诉讼者为了牟取非法利益，之社会诚信道德于不顾，公然欺骗法官，欺骗人民。我国的部分司法资源就浪费在调查这种虚假案件上了。

4 对虚假民事诉讼的防范措施与建议

4.1 完善法律制度，加大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

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明确的禁止，我国现行的刑法也没有对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明确立罪，我国刑法一直以来就有“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事实上就使得虚假民事诉讼避开了刑法的刑事追究。所以，我国现在需要在《刑法》中修改或者添加相关的条文，使得在民事诉讼时产生的某些司法犯罪活动能够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加大对虚假民事诉讼的打击力度，从而减少虚假诉讼现象的出现。

4.2 完善现行的民事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民事调解制度尤其优势所在，但由上文对我国调解制度的分析讨论可知，我国的调解制度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后，案件便宣告以调解结束。这对打击虚假诉讼的行为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使虚假诉讼者有机可乘。在调解制度上，我认为还应当有所改进，在民事调解的原则上，不能一味的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与权利自主处分的原则。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调解的时候，要认真负责的审查调解是否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还要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地方。

4.3 完善证据审查制度。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应当要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证据的内容属性。在法庭上，诉讼一方提供的证据，不管另一方是否对其进行怀疑辩解，法官都应当对证据本身的来源与真实性进行鉴别。民事诉讼因其利益对抗性强，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仅向法院提供于其有利的证据，隐匿于其不利的证据，甚至于举伪证或收买证人作伪证，以混淆是非，导致案情错综复杂，从而干扰和阻碍了法官对案情真相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超审象限的发生。所以，对证据的正确评价与分析，在法庭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就显得很有必要了。针对我国证据审查制度的缺陷，对证据审查制度做出适当的调整。

4.4 加强对虚假诉讼的法律监督。

我国的检察机关要加大对各项案件的监察力度，防止虚假诉讼案件逃离法网制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监察部门应当要积极主动的对通过虚假诉讼来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进行调查，一旦查明属于虚假诉讼的，应当向法院做出反应，对案件进行再审，保障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另外，要赋予法官对证据的本质属性进行审查的权利和职责，防止当事人双方事先串通，利用法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应予认定”的原则来伪造证据。法官个人的道德和专业素质对正确审理案件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法官不仅要对各类民事诉讼的案件有正确的判决能力，还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为。同时，法院也要加强对法庭内部人员的管理，防止法庭内部人员出现作风问题，出现此类作风问题时，需按程度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

5 结束语

总之，虚假诉讼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做伤天害理之事。防范和治理虚假民事诉讼首先要从提高国民道德素质出发，然后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形成一道道法网，让那些违法乱纪之人得到应有的制裁。

参考文献

［1］ 黄龙.论恶意诉讼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3(6).

［2］ 于海生.诉讼欺诈的侵权责任［J］.中国法学,2008(5).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分流；简易程序；普通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章简易程序中有四处采用了“简单的民事案件”这一短语，如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了同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原则分歧。这三个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作为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①例如当事人双方对数额非常小的债务引起争议，原告向法院请求被告归还500元钱，对是否产生500元钱的债务事实发生分歧，原告认为被告向其借款，而被告否认。该案不构成“事实清楚”的要件，因此如果依司法解释的话，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而应适用普通程序，而实践中，这种小额的债务纠纷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也反应了实践与立法的严重脱节。

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适用普通程序由庭长决定。当然不同的法院还存在着不同的具体操作程序，但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在决定适用普通程序抑或简易程序时，决定者并没有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理（当然也不应该进行实质性的审理）。也就是说，在决定适用哪一种程序时，决定者所依据的资料有时候仅仅是原告的状及其证据资料，往往在被告未做出答辩前就已经决定适用哪一种程序。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规定所解释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在没经过审理或被告进行答辩的情况下，如何获知呢？

由于“简单的民事案件”的模糊状态，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已被基层法院滥用。“参与立法的杨荣新教授在谈到当年立法意图时指出：民事案件就其性质而言，有简单、一般、复杂之分，简单和复杂的案件都是少数……从不同渠道反映出一统计数字看，全国各地基层法院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民事案件收案数的80%以上，有些基层法院用在受理的民事案件中，百分之九十，个别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作为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这些数字说明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范围已经在扩大，基层法院主要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尽管笔者不同意立法者所谓的“在未审理前就把案件定性为简单、一般、复杂之分”，但的确由于立法用语的粗糙，把“简单的民事案件”作为划生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标准，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二个程序之间适用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结果并不符合“精密司法”的现代原则。

二、“简单和疑难民事案件”内涵之解读

除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第一百四十三、第一百四十四、第一百四十五条使用了“简单的民事案件”外，第一百六十一条使用“疑难的案件”来判断是否适用合议庭来审理特别程序的案件。《民事诉讼法》共有五个条文涉及到“简单、疑难的民事案件”，无一例外地都在是否适用独任庭和合议庭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依据。

1949年后，我国民事诉讼法受前苏联影响较大，前苏联法学家们无情地批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与价值，如“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而且程序和实体的关系甚至被套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孪生姐妹，是相伴相随而生的，这两者的关系很密切，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要用一定的形式来表现。”马克思曾经也说过：“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重实体、轻程序”恰恰是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一个现象，因此一言以蔽之：法官在开庭前其实就已经形成心证了，开庭审理其实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游戏。

是不是也不存在所谓的“疑难或简单的民事案件”呢？我认为可以从二种不同的证明责任制度来理解：

1.当事人举担证明责任的民事案件。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证明责任理论尽管存在着争议，但就是否由当事人来承担证明责任已达成一致，那就是“汝给我事实，吾给汝法律”，只有当事实发生真伪不明时，才发生证明责任的作用，由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

当一个案件进入庭审后，法官只是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来判断该案件为何种法律关系，当事人应该承担的哪些权利与义务。因此，如果说存在着“疑难或简单”案件时，也只能发生在适用法律方面。

2.法院或法官承担证明责任的民事案件。我国和前苏联民事诉讼法“按照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理论，诉讼是通过发现真实来公正解决争议的，与西方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之外，法院因有职责弄清案件真实情况，因此，法院也要主动收集证据”⑦。尽管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法院或法官是否是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但如果说法官存在调查证据的义务的话，那么判断出法院或法官有证明责任的逻辑是正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尽管该条文不象前苏联民事诉讼法那样直接规定了法院或法官负有调查证据的职责，但却含糊去认为法院或法官有调查证据的权力。虽然权力与职责这对概念在应然的状态下是对称的，即便我们不深究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没有隐含着法官或法院承担证明责任，但法官有权力去行使调查证据的权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因此在“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下，法官探知事实的真相不能仅仅消极地在法庭上听审，还要去调查证据来印证当事人在法庭上所陈述的事实，这其实也是我国的“辩论原则”与大陆法系“辩论主义”之间的区别。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所谓的“简单或疑难的民事案件”比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况要多了一层，那就是法院或法官要了解民事案件，就必须去收集有关的证据，去发现真实，而发现真实却是最困难的事情。

于是我们再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我们发现民事诉讼法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的构成要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都是发现真实类型层面的问题，与适用法律根本无关。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深层次的理论中还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在认识论领域还秉持着“客观真实”的思维方式。⑨

三、程序分流的国外借鉴

从德国、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国外对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的判断依据清楚，即以诉讼标的数额或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来判断适用何种程序。

德国法院在民事司法框架中有：初级法院（AG）、州法院（LG）、州高级法院（OLG）和联邦最高法院（BGH）。民事审判组织在初级法院由一名法官级成，即独任法官处理案件（除劳动争议案件外），其他三级法院皆由合议庭组成。⑩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95a条规定了在争议额不超过600欧元的所有初级法院程序中，法院可以自由裁量决定自己的程序。这意味着法院可以随意了进行书面或口头审理、公开审理或不公开审理，程序可以以任何合法的方式终止。这意味着不超过600欧元的案件，法院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采用小额程序或普通程序。

日本法院设置有高等裁判所、地方裁判所、家庭裁判所以及简易裁判所。其中家庭裁判所专门审判及调停家庭案件，不具有诉讼案件的管辖权，随着人事诉讼法的制定，对于人事诉讼具有专属的第一审管辖权。简易裁判所审理诉讼标的价额不超过140万日元的请求，其他以外的请求，由地方裁判所管辖。也可以通过合意管辖或应诉管辖进行变更。对于诉讼标的为非财产时，例如婚姻、亲子等身份上的法律关系、姓名权、肖像权及其他人格权等请求、有关公司设立、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等，法律一律视为管辖诉额超过140万日元的请求，由地方裁判所管辖。

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划分的标准应当进行改革，笔者的建议是：（1）以诉讼标的的数额为主，兼顾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废除现在所谓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这样模糊的规定。一种方案是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以多少数额以下适用简易程序。另一种方案可以笼统地规定以诉讼标的数额适用简易程序，由于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可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各省适用简易程序的具体数额。对于婚姻、亲子、人格权、公司设立、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等法律关系的案件明确规定适用普通程序；（2）对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划分以诉讼标的的数额和法律关系为依据较为妥当，废除所谓的“重大影响案件”的规定；（3）面对快递增长的民事案件，增加小额诉讼程序也势在必行，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划分也应该以诉讼标的额的多少为依据。

注释：

①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②王亚新．实践中的民事审判——四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动作．现代法学．2003（5）．

③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④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9页．

⑥[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⑦⑧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第152页．

⑨叶自强．略论事实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基本问题．第158-169页；蔡彦敏．对“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原则的重新释读．中国法学．2001（2）；邓辉辉．民事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反思．当代法学．2001（8）．

⑩[德]奥特马·尧厄尼希著．周翠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著．李大雪译．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05-806页．

[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张卫平．转移的逻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王亚新．对抗与判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3

近刑事诉讼一直将一事不再理原则指认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照。但是，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囿于窠臼，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少有涉及也难有突破，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和价值根基，尤其是基本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

概念明确是理论推演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关于一事不再理的确切涵义，学术理论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代表性观点。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就是指“不论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作出产生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对同一行为再启动新的程序”[1]，广义说则认为“诉讼法上为防对于同一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起，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律言之，即不得更行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2]狭义说与广义说的区别在于：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与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被视为一事不再理的内涵之一。那么，究竟狭义说与广义说何者更为确切呢？的解答需要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返本溯源的考察。

从历史渊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则发轫于古罗马法中关于“诉权消耗”（actioconsumiy+tuv）的法理和制度。古罗马人从古代朴素的物理的世界观出发，将诉权也看作物质的，由于在常识上物质的运动必然带来物质的消耗，因而他们认为诉讼权的行使也将导致诉权的消耗。根据时人的观点，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一旦限制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那么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exceptio rei judicatae）或“诉讼系属的抗辩”（exceptio rei in judicayale deductae），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不管怎样，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后，就不能再次说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这就是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ne bis in sadem）。[3]据此，在罗马法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是自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后就产生的，而不是自判决确定时才产生。当案件尚在诉讼系属中时，被告可以针对原告的双重起诉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当案件的诉讼系属已判决确定而消灭时，被告对原告方的再次起诉请求不能系属于法院。可见，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涵括了诉讼系属的效力与判决的既判力这两层涵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双重涵义的产生与罗马法独特的审判制度密切相关。在罗马法中，案件的审理程序分为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每一案件，须由原告选向法官提出，就讼争进行陈述，被告可以进行申辩，双方并可互相反辩，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应当受理，这就是“法律审理阶段”；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就进入“事实审理阶段”，由法定的承审员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法律审理的终点是“诉讼”，只有经过证讼，诉讼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诉讼系属于法院。同时，经过证讼，原告对同一案件不能再行起诉，因此，证讼为不得再行起诉的障碍，而不以判决确定为标准[4].据此，证讼的完成将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使案件系属于法院，同时导致原告诉权的消耗，原告不得对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否则，被告可以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其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罗马人称此效力为“一案不二讼”，意即禁止双重起诉，它构成了一事不再理的第一层涵义。尽管在法律审理阶段，证讼可以产生“一案不二讼”的效力，从而可以制止原告的好讼，但仍不能使已经判决的案件不再重开公争，例如在罗马程式诉讼中，“物件返还之诉”中的原被告双方的地位是分明的，如果被告败诉，由于他并未行使诉权，故“证讼”并不消灭其权利。所以，被告于败诉后仍可再行起诉，控告胜诉的原告。正是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罗马法学家逐渐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又出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发生在案件的事实审理阶段。如同证讼为法律审理的终点一样，判决为事实审理的终点，判决作出后，除发生执行的效力处，还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嗣后，当事人双方对已经正式判决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诉，否则被告可以之作为抗辩事由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经过发展演变、进货为近现代诉讼中的判决的判力理论和制度，它构成了一事不再理的第二层涵义。

由此可见，初始意义上的或曰本来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包括两层涵义：1、诉讼系属效力，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即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就此而论，应当说，广义说更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揭示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双重内涵；而狭义说将一事不再理直接等同于判决的既判力，无疑是缩小了一事不再理的内涵，有失偏颇。我国学理界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因此在相关理论的建构上，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古罗马诉讼实行的是刑、民事诉讼合一的制度，而在近现代，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相互区别、严格分离的，这就导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不同诉讼领域中的具体涵义的差别。在民事诉讼中，诉讼系属的效力只能禁止原告就已起诉之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被告方仍可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起诉的形式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同时，民事判决的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仍可以就已经判决的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这是因为，民事诉讼以解决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益冲突为目的，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诉讼系属的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扩大到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权益冲突，人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机关垄断了起诉权（自诉案件除外），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均无起诉权，因此，刑事案件系属于法院后，不仅检察检察机关不得就已起诉之间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行起诉，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也不得望洋兴叹同一被告人之同一犯罪事实再行起诉，被告人也不得提起反诉；同时，判决确定后，不仅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不得再行起诉，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也不得再行起诉。但是，在刑事自诉程序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与民事诉讼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二、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根基

一项程序或制度应当建立在对人类自身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而不应仅仅根据历史传统。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于它对刑事诉讼客观的正确反映，以及在近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下的价值重塑。

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活动，国家最初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上惩罚和控制犯罪，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查明案件真相意义上的“实体真实”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近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模式，而只能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在这一价值目标体系中，实体真实并非绝对的或曰排他的价值目标，它要受到其它价值目标的衡平与制约：一方面实体真实受到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于不顾，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间应维持合理的张力，为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国家公权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因此，国家公权力在行使时应当节制，因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给予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应当控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内，不可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强制性活动，其启动与进行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侵及公民的个人权利，为防止国家监用刑事司法权给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不必须的损害，刑事诉讼在程序设计和运作上必须重视刑事司法手段的节制性，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发现实体真实而置公民个人权利于不顾，肆意践踏公民人权。另一方面实体真实还受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法律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回避经济功利规则的支配，刑事诉讼也不例外。刑事诉讼本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国家为推动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刑事司法领域的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要求任何理性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必须遵循成本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的效益规律，必须重视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具体的技术体系离不开价值体系的指导，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这种多元兼容、相互制衡的状态已经深刻地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一方面与该价值目标体系相冲突的传统诉讼原则或制度被更为先进的现代诉讼原则或制度所取代，如封建纠问式诉讼中的有罪推定原则已为无罪推定原则所取代；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挖掘，并按照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要求予以了重新诠释，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威；但在近现代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却经过重新诠释获得了新的价值根基，从而发生了价值嬗谈。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立足于通过对刑事诉讼实体真实价值目标的合理抵制，来促成人权保障与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维持整个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国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对其拥的刑罚权，而国家正是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其刑罚权的，这样，尽管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进行将会侵及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也有忍受的义务。但同时，国家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也有义务保持节制，在程序上国家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应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一旦国家行使了这一追诉权，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提起了追诉，无论结果如何，则该追诉权即告耗尽，嗣后，不得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否则，即属刑事追诉权的滥用，将过度侵害被告人的权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置正是为了限制国家追诉权的滥用，通过禁止检察机关对已经追诉过或尚未追讨中的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追诉，来有效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基本人权。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目标。实现诉讼效益的重要途径是保持程序的发生，学者陈朴生教授曾就此提出了两项规则：一为不“过剩”，即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如调查证据、询问、传唤等如属于不必要的，则不得为之；二为不“重复”，即已经起诉的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再行起诉者，应“谕知不受理之判决，以终结其诉讼关系。”[6]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正是禁止已经开启或者已经终结的刑事诉讼程序再次启动，其的正是为了避免程序的重复运作，实现诉讼经济。

我国正经历刑事诉讼法制化的艰难历程，如何在摒弃以实体真实为单一价值目标的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目标兼容的现代刑事诉讼模式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艰巨任务。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和功能，对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机制的化、民主化和效益化，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运作机制

作为一项运作性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它对刑事司法实践起着有效的指导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其基本的运作机制。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对象

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适用于同一案件。诉讼系属的效力只能禁止检察机关就已经起诉的同一案件双重起诉；判决的既判力也只能禁止检察机关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次起诉。那么，何谓同一案件？从法理上，刑事案件是由人的要素（即被告人）和物的要素（即犯罪事实）两部分所构成。所谓同一案件，指的是被告人与犯罪事实均相同的案件，即同一被告人之间同一犯罪事实。犯罪事实相同但被告人不同，或者被告人相同但犯罪事实不同的案件均非同一案件，不能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具体而言：

1、被告人同一。原则上，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及于同一被告人。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及于已被起诉或已经判决的被告人，而不涉及其他共犯。例如甲、乙、丙三人共犯一罪，丙于案发后潜逃，检察机关仅对甲、乙两人提起指控，若丙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捕，检察机关对其追加起诉的，则法院应当受理，因为两次起诉的犯罪事实虽相同，但是被告人不同，因而并非同一案件，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产生禁止双重起诉的效力；同样，若丙在甲、乙两人被判决有罪后才被捕，检察机关对其另案起诉的，法院也应当受理，因为甲、乙两人的有罪判决的既判为不及于丙，不能禁止检察机关对丙再次起诉。另一方面，在被告人系替身犯的情形下，一事不再理的效力也不适用于真正的罪犯，如甲犯罪后，找到乙为其顶罪，乙遂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此时若甲被抓获而检察机关又对其捍控诉，那么法院应当受理，因为乙系冒名顶替，与真正的罪犯甲实非同一被告人，因而两次起诉的并非同一案件，不适用一事不再理，不产生禁止双重起诉的效力；同样，不论乙最终是获得了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判决的既判力均不及于甲，检察机关仍可对甲再次起诉。

2、犯罪事实同一。原则上，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适用于被告人已被起诉或已经判决的同一犯罪事实，不及于被告人的其它犯罪事实。例如甲犯杀人、强奸两项罪名，但检察机关起诉时只指控了杀人罪而遗漏了强奸罪，那么，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就仅及于杀人罪而不涉及强奸罪。若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对甲追加起诉强奸罪的，不属于双重起诉，法院应当受理；若检察机关在审判终结后，就强奸罪另行起诉甲的，也不违背判决的既判力，法院应当受理。另一方面，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事实而非同一罪名，也就是说，被告人因同一事实被以某种罪名起诉或判决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事实以另外的罪名再次起诉，例如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甲犯贪污罪，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事实又以另外的罪名如挪用公款罪再次起诉。但是，关于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究竟是指“同一事实”还是“同一罪名”，上尚有争议，各国司法实践中的作法也不统一，在这方面法国颇为典型。法国最高法院曾认为“一事”是指“同一上的行为”，或者说是“同一罪名”，因此，对于已经按照某一罪名受到追诉并作出判决的“事实上的行为”，仍然准许“以另一罪名”再度提起追诉，这样，就有可能纠正已发生的司法错误。但是，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又于1956年3月20日作出了一项判决，就重罪法庭作出的无罪宣告作出了如下认定：（对某一犯罪事实）以杀人罪作出的“宣告无罪判决”，在其取得既判力之后，使按照“疏忽大意之过失杀人”的罪名（对这一事实）提出的新的追诉不予受理。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采认了后一种观点，该法典第368条明确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一事实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以其他罪名系案。”从这以后，法院判例广泛适用了《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所提出的规则。但是，最高法院于1983年5月19日作出判决认定，即使此前（对某一事实上的行为）以非故意（过失）杀人罪作出了有罪判决，（对此事实）以故意杀人罪作出了有罪判决，（对此事实）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追诉仍然是符合规定的（正常的）。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又重新认可了“法律上的事实同一”的意见，这就等于准许就同一行为认定两个构成要件并不相同的罪名。[7]法国的反复反映出在这一上的两难选择，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重心已转向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如果将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理解为 “同一罪名”，那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就同一事实分别以不同的罪名反复多次起诉被告人，这虽然有利于纠正已发生的司法错误，最终发现实体真实，但确使被告人陷入讼累和不安定的状态，承受着超出其容忍义务的程序性负担，因此，将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理解为“同一事实”，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取向。至于纠正已发生的司法错误，应该通过提起再审程序来加以解决。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生效时间

1、诉讼系属效力产生的时间。所谓诉讼系属，是指因为诉的提起，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在诉讼已经发生诉讼系属以后，到诉讼终结的时候上，称为在诉讼系属中。[8]从时间角度看，诉讼系属自诉的提起时发生，至裁决确定时或撤回起诉时而消灭，因此，自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至裁判确定或撤回公诉这一段期间内，均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禁止就同一案件双重起诉。检察机关就已经起诉之同一案件，于诉讼系属向同一法院重复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同一案件已向甲法院起诉后，又向乙法院起诉的，乙法院应根据竞合管辖制度加以处理，如无管辖权利不予受理。

2、判决的既判力产生的时间。根据法理，判决自其确定时才产生既判力，所谓判决的确定则指判决已经不能通过通常申请的发生争议。[9]判决确定的具体时间，根据判决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不允许上诉的判决即终审判决，自判决宣告时确定；（2）允许上诉的判决，自上诉期间届满时确定；（3）撤回上诉的，自上诉人作出撤回上诉的意思表示时起，判决确定；（4）放弃上诉权的，自上诉权人作出放弃上诉权的意思表示时起，判决确定；（5）驳回上诉的，自驳回上诉的裁定确定时起，原判决确定。一旦刑事判决经由上述途径而确定，就产生既判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嗣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立法上和实践中并未采用“判决确定”的术语，而是使用的“判决生效”这一术语，两者在内涵上是基本一致的。

（三）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适用

由于调整对象的部分重合性，刑法与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可能出现规范竞合，即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既构成犯罪又构成侵权，在发生规范竞合时，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可以同时并用的。行为人承担民事不应他承担刑事责任，反之亦然。[10]但是，由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进行，因此，就存在行为人的同一违法事实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1、诉讼系属效力的适用。由于刑事诉讼代表的是公益而民事诉讼代表的是个人私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公益高于私益的原则，刑事诉讼被置于优先的地位。案件一旦被提起公诉，系属于法院，则对民事诉讼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单独提出的民事诉讼不再被受理。被害人要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民事两附带加以解决。在另外一些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则将行为人的民事责任问题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但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被害人也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才能按民事诉讼程序，提起因犯罪而造成损失的赔偿之诉。[11]

2、判决的既判力的适用。判决的既判力有两项功能：一是消极功能，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功能，即必须以确定判决的内容为基础处理后诉，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确定判决的内容不一致的判决。[12]由于规范竞合的原因，刑事判决的既判力的消极功能受到抑制，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并不能阻止民事法庭受理民事诉讼，但是，刑事判决的既判力仍发挥着积极功能，民事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刑事法庭已经作出的判决的约束，具体而言，“不允许民事法官无视刑事法官就构成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共同基础的犯罪事实的存在，其罪名以及对受到归咎的人查否有罪所作出的必要而肯定的决定。”[13]换言之，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将对民事诉讼产生既判力，民事法庭不得作出与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相矛盾的判决，例如刑事法庭判决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则民事法庭不得判决被告人不构成都市侵权。

但是，另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却对民事诉讼不产生既判力，刑事上无罪并不意味着民事上无责任，例如在美国著名的橄榄球名星辛普森杀妻案吕，尽管刑事审判的结果是判决辛普森无罪，但随后进行的民事诉讼仍判决辛普林应对其妻之死亡负有责任。这是因为：从实体上看，刑法所调整的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有些社会危害性较轻的违法行为虽构不成犯罪，但同样侵犯了公民与法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构成了民法上的侵权，因此，刑法上无罪但民法上仍有责任；从程序上看，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目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严于民事诉讼，依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能认定为有罪的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则很可能认定为有责任。因此，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不应对民事诉讼产生既判力。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4

法官释明权是一个理论重大而实践性非常强的问题，正确采用释明权方法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它不仅在审判环节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立案环节更具实践意义。在实践中出现了怠于释明和不当释明两种错误倾向以及方法不当的问题，以致影响了立案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引起部分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强烈不满。

立案法官只有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掌握立案释明权的行使方法，才能应对立案工作新形势和挑战。为此，笔者结合自己长期承担立案工作的经历，通过在行使立案释明权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法官释明方法进行肤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获求真谛。

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导和帮助，使当事人能够真正而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立案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主要目的是引导诉讼的有序进行，使当事人认识到自身享有的合法权利，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我国法律目前虽然没有明确法官释明权这一概念，但赋于法官释明权内容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立案工作中的法官释明权可在相关条文中找到依据。法官释明权作为一项诉讼制度，适用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全过程，是诉讼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不同的诉讼和诉讼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释明的内容也各有侧重，所使用释明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异,由于民事案件占居人民法院审判工作90%以上的工作量，法官释明权主要或大量行使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此，本文专谈一下立案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释明权的方法和内容问题。

一、一般民事案件的释明内容和方法

（一）法院主管的释明。立案法官发现人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有关法律规定向人释明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没有审判权，人也没有诉权，根据具体情况告诉其可以向有关职能部门申请处理。近几年，法院主管问题属于民事司法工作的难点之一。民事纠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往往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因素，现阶段法律与政策的边缘性矛盾纠纷大量存在，法院受理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在社会转型时期因政策原因群体性纠纷不可避免，法院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什么事都管，什么案都收。社会生活中民事利益和权益很多，那些应受司法保护，哪些不应纳入司法，在实际操作中一要看是否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二要看是否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一些群体性纠纷和敏感性案件还要把握受理的时机，掌握立案受理的执法艺术。对目前法院暂时不宜受理的案件，不应简单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法官应做好人的工作，指出相应的救济渠道供当事人参考，引导人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反映或者解决相关问题。

（二）管辖权的释明。立案法官发现人不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告知人依照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规定，必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才能受理，根据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具体情况向人指出应向哪个法院。

（三）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释明。立案法官发现人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告知人，原告必须是在自己的或者依法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给予司法保护。在原告的状中，所列的被告是自然人的，其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所、通讯方式等不具体的，所列被告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不明确的，应当告知原告进行补充。只有有了特定化的被告，诉讼才有可能具体化，才能确定诉讼是在谁与谁之间进行。立案法官发现原告的有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告知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

（四）诉讼请求不明确的释明。诉讼请求是指诉方当事人就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提出的如何处理的主张。诉讼请求不明确是指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甚至自相矛盾，使立案法官无法理解其真意，足以影响法院案件受理和审理。原告启动了民事诉讼程序，肯定希望所提的诉讼请求最终能得到法院的保护和支持。立案法官应当指出该诉讼请求的含糊和矛盾之处，可以直接向当事人发问，告知原告将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陈述清楚，使法院和对方当事人都能够明确知道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真实含义。立案法官此时的释明应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限，不能影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理。

（五）诉讼请求不充分的释明。原告基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可以提出多项诉讼请求，而只提出其中一部分，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原告不知道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而没有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不充分时，立案法官可以向当事人询问，了解原告的真实意思，如果原告确实不知道有关法律规定，立案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详细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在立案法官释明后，补充诉讼请求的，应予准许。经立案法官释明以后，如果原告在理解法律上并无障碍，仍坚持原诉讼主张的，立案法官应按照原告原诉讼请求进行立案。

（六）不当诉讼行为的释明。原告的诉讼行为如有明显不适当，立案法官可以行使释明权，令其除去或变更不当之处。例如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原告将侵权纠纷作为合同纠纷法院，原告将法人职能部门作为被告等明显不适当的诉讼行为，立案法官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行使释明权，启发原告除去不适当的诉讼行为。立案法官有义务依照相关规定提醒原告正确界定损失，以免其因虚夸诉讼请求而造成诉讼费的浪费。

（七）提交立案证据材料的释明。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律上只是要求从形式上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立案阶段的证明责任本属于原告，如果原告误认为自己无证明责任而不提出证据材料，立案法官应告知原告提供立案时必需的证据材料，经反复解释后，原告仍然不提供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八）请求权基础的释明。请求权基础是原告诉讼请求所依赖的事实及法律理由。立案实践中经常遇到原告虽然提出请求，但并未提出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例如，只是提出赔偿损失，但没有指出是基于什么请求权而提出的；此时，立案法官应当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和释明有关法律，使原告进一步了解法律上的规定和正确含义，由原告对请求权基础进行补充。少数原告对民事法律关系和诉讼常识认识的欠缺，其请求权基础可能出现明显错误，例如原告乘坐被告的公共汽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原告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客运合同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此时，立案法官就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行使释明权，告知原告只能选择一个法律理由向法院。

（九）证据规则的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立案法官应制作规范的举证通知书，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的方式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以引起当事人的足够重视。鉴于目前大部分当事人相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其传统诉讼观念的转变和对民事证据规则的认可将是一个很长的渐进过程，在民事案件普通程序中必须对证据规则中涉及的大部分问题进行详细的释明后当事人才能正确运用的现实状况，立案法官应该针对个案情况，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当事人比较陌生内容如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合同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综合衡平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自认规则的适用、免证事实、涉外证据、对附具中文译本的要求等进行详细的释明；根据当事人所述，给当事人指明证据收集的方向、途径、说明证据所应具有的形式，合法收集的方法。对于文化水平低，经立案法官反复说明仍不能领会举证要求的当事人，提示当事人到当地司法援助机构请求司法援助。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效力，立案法官在行使释明义务时，不能妄加评议，告诉当事人应由庭审法官在庭审中依法予以认定。

（十）诉讼风险的释明。立案法官应及时将印制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告知可能因诉讼请求不当、超过诉讼时效、不按时缴纳诉讼费用、举证超过时限、举证不能、逾期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拒不执行等方面可能导致的风险，使其正确预见诉讼和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最大限度避免因诉讼或申请执行不当带来的不利后果。结合个案的特殊情况进行讲解，引导正确调整诉讼方向，避免不应有的诉讼风险。

（十一）程序性事项的释明。如当事人提出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方面的程序和诉讼费用的交纳、各种程序的审限、程序性权利行使的期限等问题。程序问题本来是公开化的问题，不存在因个案的案情不同造成程序不同而进行各案的分析判断，只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程序法律规定的认识不同，才产生释明权的需要。在一审诉讼中，绝大多数当事人是第一次到法院打官司，他们并不清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有义务告知当事人打官司的常识，如何规范自己的诉讼行为，立案法官运用释明权对当事人进行法律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进行诉讼和理性对待审判结果。

二、四种民事案件行使立案释明权应注意的问题

（一）离婚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应当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进行释明。在受理离婚纠纷案件时立案法官应向当事人送达《离婚案件损害赔偿告知书》和《离婚诉讼举证通知书》，向双方当事人告知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程序，指导双方当事人对有争议的事项进行举证。

（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目前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约占25%左右，此类案件因受害人遭受损害原因的多样性，法院立案的案由也具有多样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试行）》就列举相关人身损害赔偿的案由达到27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决定了有不同的案由，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原告的举证责任有可能不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受害人作为原告提讼，多数人在致伤特别是致残后属于弱势群体，在诉讼中处于劣势地位。立案法官受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除引导当事人举证外，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应释明，给予必要的诉讼指导，帮助他们提高诉讼能力。立案法官在审查没有律师的赔偿权利人的时，应主动提供收集的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和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便于赔偿权利人准确的确定赔偿数额方面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只造成他人损害的未成年人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告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依法应立案受理。立案法官在立案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进行释明，告之应更换或追加监护人为当事人，避免未成年人没有财产的诉讼和执行风险。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5

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在我国学者中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制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侵犯公共利益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因此引发了许多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我国立法的滞后加上我国法律的先天不足，很多诸如此类的纠纷无法通过司法得到救济。如：

案例一：河南王英和张弛前诉富平春酒厂，要求被告在酒的标识上标明“饮酒有害健康”。但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被判败诉。

案例二：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王日忠因不满公司的偷税行为，在多次向税务局反映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状告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法院以被告不是税务机关的直接相对人而驳回。

案例三：丘建东为使黄山市地名与黄山风景区混淆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得到解决，向法院对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提讼。为使法院能够受理，不得不先购买黄山风景区的门票意图通过合同之诉促使造成这一地名混乱的行政行为问题得到解决。

从上面这些案例，我们都分明的看到公益诉讼在司法救济中的困境。一方面，无论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要求提讼的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这就使公益诉讼根本无法直接提起。案例一和案例二即是基于此种理由而被驳回请求。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路径遭遇障碍，人们不得不创造条件使自己成为直接利害当事人，从而使法院受理案件。然而此种诉讼很难直接达到当事人保护公共利益的预期目标。如案例三。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只能说这是在法治社会出现的最严重的失误。作为法治国家，是不允许任何的、正当的社会关系“脱法”而不受国家、社会的规范和司法的保障。正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所规定的，法官不得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案件，否则，得追究其拒绝审判罪。而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当事人如此竭尽全力的创造诉讼条件，实际上很少能够真正从司法上得到完整的解决，现实中当事人提起此类诉讼的目的也很少期待司法给予救济，他们只不过借助诉讼来引起社会的关注，意图通过社会的力量来达成对公益的保护。这不仅有违诉讼的严肃性，更是助长“一元钱”官司的盛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倘若法院能直接用审理这类曲意诉讼的的资源审理公益诉讼，岂不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吗？这也可以算是公益诉讼为什么需要建立的一个理由吧。

二、背后探究--我国公益诉讼困境之原因分析

1．公益诉讼的上述困境并不仅仅只是法律规定缺失的问题，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法律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现有的法律都不是在关注公众利益下发展起来的，法律发展的一条最明显的脉络即是削弱公权力，不断加强对私权的保护。这种强烈的私权保护意识正是来源于工业时代对经济利益的不懈追求。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该给予完全的自由，让他选择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在工业生产上不断奋进的时期，因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在私权保护上得到反映。然而私权与生俱来就有扩张性，为了防止私权的扩张导致滥用，法律的设计者们就制造了一个门槛--当事人主体适格，对提讼的当事人进行严格限制。传统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保护私权，是运用公权对私权争议予以裁断的诉讼制度；与此同时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力，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害。这一理念直接要求当事人是为维护自己的私权而诉讼。从而在诉权理论上形成“当事人适格是诉权要件之一”凡是不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诉讼都会被认为是非正当之诉讼。正是这种诉权理论严格地限制了公益诉讼的发展。另外，我国自身所带有的一个法律传统即是：任何的法律问题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解决。这种法律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显得更为明显。由于改革是政府主导，因而法律的构建也脱离不了政府而独立行动。这是因为改革工程的繁杂需要强势政府的存在。并且这种法律文化有利于把握我国的整体格局，解决最迫切最重要的法律问题，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也有利于在我国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正是这些法律文化背景影响着我国的立法工作。因而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公益诉讼不得不考量这些。

2．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是造成公益诉讼缺乏程序保障的直接原因。

在程序法与实体法先后顺序上，米勒曾这样评价美国民事诉讼法：以一种尤为详尽的从程序的发展中引出一般结论的方式来探寻真相是盎格鲁-美国民事诉讼法的财富。根据米勒的观点，作为其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之一就是，法律在其形成期间首先是以程序为主导的，事实上，正是程序决定了实体法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在更成熟的法律制度中这个顺序发生了转变，而且发展的趋势是使程序的作用减少而扩大了实体法的作用。然而我国现状则是：虽然诸多实体法对公共利益给予极大关注，但是因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而引发的公益诉讼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体法上的规定被虚置了。当然这种程序上的断节不应该仅仅归罪于程序法，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人们不可能在社会现象的语境以外脱离与程序的变化相伴随、积淀、互动的实体法变化而真正理解一个程序现象。”虽然我国的实体法对于公共利益有颇多的规定，但是由于其缺乏现实的具体语境，因而大多只是做一般原则性的规定。这在程序上自然会缺乏给予保障的动力。但不管怎样，现实的状况是程序法落后于实体法了。

3．成文法系的传统的严格法定原则，使得现实中存在一个没有法律规制的真空地带。

公益诉讼在我国正是由于没有程序法的规定，即使对其置之不理明显有违公正，也没有人愿意越雷池一步，给予正义的裁决。例如上述案例二，显然法院的不受理造成的是国家财政的损失，然而正是这样极其明显的一个案件，却只因为诉讼法未规定原告有诉讼资格而被驳回。这在判例法国家或许是很难想象的事。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适用“先例约束原则”，没有采用标志着实体法和诉讼法相独立的法律要件主义。同时英美法还贯彻“没有先例也有救济”的判例法制度。因而在英美法系根本不存在明显有损害的事实却无法提讼的情形。美国著名的司法政策学者费里德曼在其代表作《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断面》中指出：“法存在于事实，只是有待于去发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从事实来判定法需要法官有极高的素养，并需要一支庞大的律师队伍来发现事实。这对于我国来说是很不现实的。至少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对法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的，我们反而把信任转交给立法。这即是我国严格法定原则的民意基础。因而我们不可以寄希望于从事实中来理解诉讼法，而只能严格的依照法律要件主义来看待诉讼。所以意图消灭我国的诉权要件是徒劳的。

三、冲出重围--从行政公益诉讼中解救我国的公益诉讼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公益诉讼并不仅仅是依靠修改一个诉讼法条文的问题，而是需要综合考量，构建一个简洁而又实效的却不脱离现有的诉讼法律体系的诉讼制度。要在我国确立公益诉讼，要么单独立法，要么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显然后一项工作相对较轻。虽然单独立法能够对公益诉讼用足够的条文进行细致的规定，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好事。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研究报告评论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所说的，不公平竞争法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法院对它的解释，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的几个词句，就可能形成一种有限的不公平竞争制度的足够依据。而一部制定得非常全面的法律可能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法院的推动，它依然会是无效的。因而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也是需要用最少的条文、借助现有的诉讼法体系，建立起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下面笔者将以行政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进而解决其它公益诉讼问题。

1.在行政诉讼中移植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修改了以往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方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这也给我们一种期许，即在我国建立起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有其存在的条件了。下一步所要做的是把这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则写进行政诉讼法，并对其进行扩大解释。凡因政府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而导致的公民权利义务的增加或减少或其它实体法上的利益受到侵犯皆可提讼。实际上这种行政诉讼主体不断放松的变化是现代行政诉讼的普遍趋势。从美国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的变迁就可以对这种趋势略见一斑。早些时候美国原告资格的标准也是要求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人，后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拓宽，在俄克拉荷马州诉文官管理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切身利害关系的限制，紧接着又在弗罗辛厄姆案的判决中取消了对直接、切身的利害关系的限制，承认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

这里需要突出的是公民对于政府的行政不作为提起的公益诉讼。笔者以为行政诉讼法需要拿出一个条文来允许任何公民对于国家机关的行政不作为提讼。当然法院对于这类诉行政不作为案件不应该无条件的受理，否则会造成司法对行政的不必要干预。笔者以为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必须满足三个要件：①人必须向行政机关提出过要求行政机关作为的行政请求；②行政机关确实未曾对公民的要求行政作为的请求作出反应；③行政机关的不作为确实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属于行政机关的职责。

当然由于美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判例来推动法律的，而在我国不可能通过个案来推动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张，因而只能寄希望于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只要让“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走进行政诉讼法并加以扩张解释就可以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中启动公益诉讼。至于滥诉的问题，笔者以为这是很多学者的一个错误的估计。在我国，历来公民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很大一部分人是畏惧与行政机关同堂诉讼的；另外还一部分人对于行政机关的失职和侵权行为怀有一种普遍的漠视态度，只要没有侵犯其具体利益，他们是懒于诉讼的；此外还有高额的诉讼费用的限制使普遍的滥诉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学者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2.利用行政诉讼解决其他公益诉讼问题

每当提起公益诉讼，似乎只有允许任何公民只要就公共利益问题提讼才是所谓的真正公益诉讼。显然这是对公益诉讼的一种误读。笔者以为对于公共利益问题可以适用罗马法的“公共信托理论”。该理论是指：空气、水流、海岸、荒地等均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方式由国王或政府持有。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宪法更是明确强调政府是由人民授权替人民服务的机关，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而由国家代为管理。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公有制实际上是以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个人、法人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应建立在辅基础之上，即只有在国家根本不行动或行动不当时才采取诉讼行动。例如一个工厂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问题，假如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对此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极其不满，他可以先向环保部门提出检举（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但是倘若环保部门对他的检举置之不理，或对于这起污染问题处理不力的话，此时他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上文提到的经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于其他的公益诉讼，如侵犯消费者权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都可依此种方法向有关的行政部门要求行政执法。如果我们要求这些侵犯公共利益的问题都通过公民个人或团体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显然会遇上民事诉讼法上的障碍。而若意图在民事诉讼中构建公益诉讼其难度将超乎想象。因为民事诉讼法更多地秉承了民事实体法的意思自治理念。这也是民事诉权理论对诉讼资格严格限制的原因。若在民事诉讼法中允许公民就非直接利害关系提讼，在我国将对民事诉讼法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如限制滥诉和恶意诉讼问题、财产保全、诉讼结果承担、诉讼判决的执行等等一系列问题。笔者以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应对这些冲击的条件。而通过上面提到的利用行政公益诉讼来间接解决问题的诉讼过程实际上就可以回避提起民事诉讼遭遇的困境。同时还可以让公益诉讼案件通过行政机关过滤，分流案件以减轻法院的工作，避免出现如美国那样的诉讼社会的局面。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6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我们能否把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诉法同中国民诉法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这一理论问题是笔者经过多年的中外民诉法比较研究，包括出国考察和学习邓小平理论，才逐渐明确的。

由于研究生教学的需要，笔者从1983年至今一直承担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外国民诉法和比较民诉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一开始笔者讲授外国民诉法时目的性不太明确，只是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将其作为外国法的一般知识来讲，很少考虑各国民诉法之间有什么共同规律。至于我国民诉法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诉法有无可比性的问题，则根本没有想过。因为，那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诉法是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法院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与此相反，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诉法，则是反映资产阶级法官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他们只能追求案件的“形式真实”，并把这两者的对立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民诉法与资本主义国家民诉法的根本区别。后来，从1986年12月到1989 年7月，笔者以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教授的身份去日本，实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到日本各地调查过法院审判的情况，还曾在东京地方法院民事部第31部，专门用两个半月的时间跟班考察日本法官办案的实际情况；利用日本收集各国法律信息快和比较法研究特别发达的有利条件，大量收集和阅读了有关外国民诉法特别是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民诉立法和研究资料；积极参加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与日本民诉法学界著名学者面对面地学术交流，获益匪浅。

刚到日本不久，应日本民诉法学会东京地区支部的邀请，在该支部例行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先后两次做了题为《中国调解制度》和《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报告。第一次在讲了中国调解制度后，与会学者对我国的作法很感兴趣，发言热烈。（注：关于中国调解制度的学术报告，登载在日本《法学家》杂志1987年5月第885号上：《中国调解（调停）制度》。至于关于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报告则未在日本法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第二次关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报告，正面地阐述了我国法院如何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情况。按照日本学术研讨会的惯例，笔者讲了一小时之后，为与会者留出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提出质问。当天与会学者对此次报告不像前一次那么热烈，他们对我国法院为了追求案件客观真实而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限制的制度、对中国法院到底在诉讼中是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提了很多质疑。特别是那天主持研讨会的日本著名民诉法学者、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先生在会议快结束时，对笔者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白先生，追求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的理念，但民事诉讼并不是哲学”。对这句话的意思，当时笔者并未完全明白。因此，以后笔者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进行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法院为什么只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作出形式真实的判决？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作出判断这一诉讼法律行为与哲学上的一般认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通过实地考察，笔者了解到，日本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程序，根据当事人对其诉讼标的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权性质不同分为审理通常民事诉讼案件的通常诉讼程序和审理家庭婚姻案件的家事审判程序，并且针对不同程序设置不同的一审法院。因此，笔者分别对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家庭法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由于所审理的案件性质不同其审理原则有很大差异。

东京地方法院是日本最大的一所地方法院，管辖东京市1，200 万人口，受理刑事和通常民事诉讼案件。该法院共有156 名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大体为3名法官组成一个部而分为38个部， 除不审理案件的法官外，每个法官平均一年审理200件左右的通常民事诉讼案件。 日本的地方法院原则上采用独任制，只有对复杂的或简易法院的上诉案件才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所谓通常民事诉讼案件，是指除家庭婚姻案件外，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除法律明文禁止外）可以自由处分的案件。在日本，不论是适用独任制还是合议制审理通常民事案件，法官都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并且法律明文规定，法院就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制或独任制法庭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审判机关，不准对当事人未主张的事项作出判决。（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拙译《民事诉讼法》（新版），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186条；日本国会1996年通过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46条， 日本法曹会出版社，《新旧民事诉讼法及其规则条文对照》，第138页。 ）具体开庭审判的过程是，先由原告陈述其请求及理由事实，然后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明确表示三种态度：承认即自认、否认和不知，其中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而陈述的“不知”推定为否认，由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定的争点即证明的对象。如果被告否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存在的事实，则原告负有该事实存在的证明责任；如果被告不仅否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存在的事实，而且以新的抗辩事实主张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变更或消灭，则应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只限于对询问证人和对当事人作为证人询问时，由双方律师之间交叉询问，然后法官再询问；如果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则法官直接发问，不采用交叉询问的方法。假如出现有胜诉可能的当事人，由于没有举证而可能败诉时，法官即要指挥当事人举证或限期当事人提出或申请某方面的证据，这是法官在程序上的指挥权，叫做阐明权。（注：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如果经法官的指挥和引导，当事人仍不提出证据或申请有关证据是由于当事人没有辩论能力时，法院可以裁定禁止当事人辩论，另委派律师替他诉讼和辩论。（注：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55条对欠缺辩论能力者的措施。）但是，法官判断事实和证据，只能根据民诉法强制规范裁判行为的原则，对双方当事人所争执的有关事实和问题，按照当事人证明所形成的心证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对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可以向高等法院直至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上述审理的原则就是日本民诉法典所规定的基本诉讼原则，它既是通常民事诉讼框架构成的基本原则，也是证据和证明的基本法理。这些原则与其他西方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并无二致。不过，日本和德国的民诉法没有像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那样专门设置当事人之间在开庭审理之前确定争点和收集证据的审前准备阶段，而是通过在开庭审理阶段用双方陈述的辩论方法来确定。所以，在德国和日本民诉法学上把这种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当事人主义审理原则叫做辩论主义。

但是，日本家庭法院审理家庭婚姻案件，则不采用通常民事诉讼程序及其原则，而是按照日本家事审判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判。 根据1947年颁布的日本家事审判法第9条规定，所谓家事案件是指日本民法典第四编亲属和第五编继承这两编所规定的，大约60多种有关家庭和亲属之间的民事案件，其中包括夫妻和亲子关系的案件、死亡宣告或确定无主财产以及确定监护人等非讼案件、家庭和亲属之间继承遗产有关的案件等。（注：《岩波判例基本六法》《家事审判法》第9条， 岩波书店1998年版，第1053页；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23—127页，1984年。）由于家庭婚姻案件涉及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家庭成员的利益，因此家庭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采用简便的程序，尽量用调停方法解决纠纷。调停不成，才由独任制法官在一名司法参与员参加下，以裁定方式作出裁判。司法参与员是只向法官提出审理意见而无裁决权的一般民间人士。在家事案件中，除有的如死亡宣告等不能调停的案件外，凡是日本家事审判法第9条第1款规定的乙类能调停的案件，都先进行调停，采用强制调停的调停前置主义。（注：日本家事审判法第11条关于职权调停的规定。）日本民事诉讼中和家事审判中的调停与诉讼上的和解，本质上都是双方当事人以新的协议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自主解决纠纷的方法。但调停与和解在程序法上存在区别。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随时可以和解，但根据《日本民事调停法》的规定或《日本家事审判法》有关调停的规定，不论是对通常民事案件的调停还是对家事案件的调停，一般由一名法官和二名民间调停委员组成的调停委员会居中调停，以当事人自愿达成调停协议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注：《岩波判例基本六法》第1051页《民事调停法》第5条关于调停机关的规定， 岩波书店1998年版；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73页《日本民事调停法》第5条和该书第131 页《日本家事审判法》第22条。）如果调停不成，则家事案件自动转入家事审判程序，即申请调停时就视为申请法官审判。由于家庭婚姻案件与通常民事诉讼案件的性质不同，因此家庭法院原则上不采用或限制适用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原则，即法官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的限制，而是依职权收集证据和调查与案件有关的事项。（注：《日本家事审判法》第17条规定，对家事审判准用非讼案件程序。《日本非讼案件程序法》第11条规定，法院以职权调查事实，并认为必要时调查证据；该法第13条规定，法庭询问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但法院认为必要，可以允许有关人旁听。《日本非讼案件程序法》请看《岩波判例基本六法》第169页至第977页；中国政法大学民诉法教研室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36页至第140页，1984年。）但是，为了保证家庭婚姻案件的公正审判，一般是由调查官调查后向法官汇报，而是否采纳所调查的事实，则由法官自己决定。笔者去东京家庭法院调查时发现，该法院处理家事案件的法官只有12名，而调查官却达50名之多。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日本家庭法院对审理涉及社会和家庭利益的案件是何等的重视调查有关事实并对之加以慎重的处理。这一事实反过来又说明，日本法院对通常民事诉讼案件之所以只对当事人争执的有关事实和问题作出判断，并不是因为法官反对发现客观真实，而是受当事人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的制约的结果。东京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分为四个科室，分别负责调查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对当事人进行心理调整、对有关事项作出医学或心理诊断以及负责家事审判的执行等项工作。调查官是从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及医学专业的人员中经过考试录用的。他们是属于法院的一般职员。由于日本家庭法院审理家庭婚姻案件不采用公开审判及辩论主义等通常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所以，日本把家庭法院的审理程序叫做家事“审判”程序，以此与通常民事诉讼程序加以区别。当事人对家庭法院的审判不服，可以向管辖通常民事诉讼上诉案件的当地高等法院上诉，即在日本只有管辖一审家事案件的专门的家庭法院。

经过上述实地调查，使笔者认识到日本法院审理通常民事诉讼案件须受当事人处分权的制约和限制，作出所谓形式真实的判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符合法律制度归根结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我们过去批判西方国家法院作出“形式真实”的判决为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但是，我国民诉法为什么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案件，非要采用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完全对立的、法院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的限制而作出“客观真实”的判决呢？尽管在日本考察期间笔者经常思索这个问题，但未能得到解决就回国了。回国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姓“资”或“社”的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一讲话，使笔者认识到，比较研究各国民诉法必须着眼于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并进而明确了如下几点：

第一，我国民诉法之所以采取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诉法不同的诉讼原则，要求法院作出“客观真实的判决”，并非哲学上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分歧，而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的诉讼观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2页。）西方国家民诉中所谓“不可知论”的“形式真实”之判决所体现的诉讼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生活关系的反映。那么，我国民诉法要求法院作出“客观真实”判决的诉讼原则所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呢？我国建国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全面学习和照搬了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国家行政权力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各种社会生活关系也相应地被纳入国家直接管理和控制的体系里，都以服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关系表现出来，根本没有公民或当事人之间自由平等的生产和交换的权利义务环境，因而国家即政府机关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结果必然导致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形成权力本位的格局。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原则和证据制度，也就必然是以国家权力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职权主义的诉讼制度，而当事人实际上是被审查的对象，是诉讼的客体。我们要适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就必须改革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并且要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诉讼观念和思维定势。

第二，对民事诉讼及其证据制度，必须从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理论高度来审视其结构和基本法理。要区分法院在诉讼中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判断与一般科学家或专家研究事物并发现真理的非法律行为的个人行为的认识论。一般地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事物的直接调查研究，亲自去探寻和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二是作为第三者，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陈述，对双方所争执的事实站在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上作出判断。例如，医生亲自对病人进行诊察之后，作出该病人患何种疾病的诊断，医生的这种判断就是属于前一种判断；而在医生和患者（或病人家属）之间发生医疗事故的诉讼时，法官在法庭上听取双方主张和陈述之后，对医生有无过失所作出的判断，则属于后一种判断。在审判这起医疗事故案件时，法官既不是医学专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而只能是以普通人的常识和心证作出判断。如果我们要求法官的判断像科学家一样去认识事物、发现真理，一是办不到，二是必然使诉讼完全依靠法官，同时也就无法规范法官的裁判行为，结果法官就由第三者的中立立场的审判行为即诉讼法律行为变成为法官一个人包揽一切的行政行为，这样做是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对民诉法的要求的。

第三，我们借鉴外国经验，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并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特别是我们曾经犯过照搬前苏联经验的错误，因此强调不能盲目地照搬外国经验，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凡是中国没有的就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可以从日本实现民诉法现代化和法治化的经验中得到一点启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保留其传统的东西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他国经验，完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以及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意识，都是我们东方文化传统中所最缺乏的东西，但是要搞市场经济则非学习西方国家这一套不可。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这些传统就不学习。相反，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各国民事诉讼的普遍的基本规律当作“舶来品”认真学习和研究，绝不能浅尝辄止。当然，即使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的东西，也还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日本人既学习外国的经验又保留自己的传统并有所创新的精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如上所述，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出国考察，笔者深深地感到，要转变传统的诉讼观念，比较民诉法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在翻译出版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新版）的《译者前言》中，在拙著《美国民事诉讼法》一书《导论》和该书去年再版时所写的《再版序言》中，一再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和目的。（注：拙译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新版）《译者前言》第1页至第24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拙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初版《导论》， 第1页至第2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7月版；《美国民事诉讼法》再版《再版序言》第1页至第1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笔者认为只有扩大视野，通过对各国民诉法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跳出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特别是证据理论的框框，转变传统观念，才能担当起民诉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二、揭示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共同规律的方法论问题

如上所述，比较民诉法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共同规律及其一般规律是什么。如果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国都没有什么民事诉讼的共性可言，那么寻找中外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我们对像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这样差异很大的民诉法的比较研究，不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作出一般性回答，而且要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原理，揭示共性的方法论，后者对比较研究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笔者找到对各国民诉法进行比较研究的特殊方法，是受到日本著名民诉法学者三月章先生在谈到对美国民诉法与德国民诉法进行比较时应当把法国民诉法作为比较研究的“中间项”的启示，（注：三月章著：《民事诉讼法研究》第2卷第300页，1987年，日本有斐阁。）即首先比较研究同属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民诉法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诉法，弄清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诉法是如何从法国自由放任的当事人主义发展成为法院依职权指挥和运作的职权进行主义的。（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拙译《民事诉讼法》（新版），法律出版社1995年3 月版，第68页。）在此基础上，再把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民诉法的代表性法律文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比较。这样就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共同特点。对上述比较方法，笔者的体会是，解开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之谜的钥匙，在于首先应比较同属大陆法系的各国的民诉法，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上弄清楚到底大陆法系各国民诉法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

因此，笔者首先潜心对法国民诉法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诉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众所周知，1806年的法国民诉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第一部民事诉讼成文法典，它开创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民事诉讼的先河，确立了司法独立、审判公开、当事人处分权主义、自由心证等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是，法国制定民诉法典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当时在欧洲大陆各国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私权诉权说，即把民事诉讼视为双方当事人委托法院裁判的一种契约行为，所以该法典从诉讼程序到诉讼实体内容的规定，完全贯穿着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倾向。（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拙译《民事诉讼法》（新版）第68页注《在历史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交错》，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到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制定或修改的奥地利、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根据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公权诉权说，认为诉讼是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的公权行为，因而克服了法国民事诉讼中自由放任的彻底当事人主义倾向，强调民事诉的公权性质，从而加强了法院在诉讼中指挥运作的职权作用。德国等国家的这些改革使民事诉讼既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又符合民事诉讼本身内在的规律。

通过对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诉法与法国民诉法进行比较，除看到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典完全从民法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严谨的民诉法科学体系外，笔者还弄清了以下两点：

第一，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从理论上区分了诉讼的程序问题和诉讼的实体问题，克服了法国民诉法在审前阶段法院不介入，当事人之间放任自流的倾向，在诉讼程序运作上采取了职权进行主义。凡是与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的处分权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如起诉状是否合法、当事人有无资格、有无管辖权、诉讼是否成立、指挥和引导当事人举证及决定期日等，都被视为诉讼程序问题，从诉讼一开始到终了，法院不用等当事人申请或抗辩就可依职权进行审查或决定，并且取消了双方当事人之间运作的审前准备程序，这就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德国等国家把在诉讼程序领域里法院依职权指挥运作诉讼的这一原则，叫做职权进行主义。在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学理论上，为了区分法院依职权指挥运作诉讼程序的职权主义与法院依职权收集和调查事实与证据的职权主义，把前者叫做职权进行主义，而把后者叫做职权探知主义。

第二，德国民诉法虽然在诉讼程序方面采取职权进行主义，但在诉讼的实体即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对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的证据方面，仍然坚持法国民诉法所开创的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当事人决定诉讼的实体内容的权利和法院对当事人所决定并证明的结果作出实体裁判的权力相分离的当事人主义基本原则。如果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不仅在诉讼运作方式上采取职权主义，而且法院还依职权调查事实和证据，不受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的处分权限制和制约，那就是退回到中世纪的职权主义即职权探知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正因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既考虑到民事诉讼的公权性质，因而注意了加强法院的职权作用，以加快诉讼进程；又充分注意到了当事人在诉讼实体内容上的处分权，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对诉讼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判须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和制约。所以说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不仅是对法国民诉法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代表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进行主义相结合的民事诉讼发展的总趋势。（注：拙著《美国民事诉讼法》第17页《导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7月版；白绿铉：《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的新视野》， 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1期。）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7

论文摘要：故意伤害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如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来实现自身的诉讼权益，被害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实现权利的途径，被告人赔偿的方式等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就以上问题做了以下论述和分析。笔者在本文的论述的故意伤害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权利人请求权是实体法上的权利。其 法律 特征是1、诉讼主体特定性。2、诉讼请求范围受限性。3、行使请求权时间的宽泛性。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为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最迟应在一审庭审前提起，以防止其权利行使过于随意。在适用法律的方面笔者认为有以下特点：1、适用民事法律的有限性。2、证明标准的双重性，认为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告人无罪不能等同于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尚未统一的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对在逃的被告人是否可以缺席判决的问题。和受雇人被人伤害的诉讼请求权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对在逃的被告人不能缺席判决。理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等同于单一的民事诉讼，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若进行公告送达导致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羁押期限过长，为最大可能保护受害人诉讼权益，建议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救济，一是鼓励在案的被告人进行全额赔偿，将附带民事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二是允许在逃的嫌疑人归案后自愿赔偿。在受雇人被人伤害的诉讼请求权的选择问题。不主张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将雇主与被告人作为共同被告进行审理，并对不真正连带责任做了粗浅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故意伤害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如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来实现自身的诉讼权利，被害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实现权利的途径，被告人赔偿的方式等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就以上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被害人诉讼请求权的法律特征。

佟柔先生在其主编的《

（二）证明标准的双重性。在审判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大多为公诉案件，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大多是指控被告人故意伤害犯罪事实的证据，其证明的对象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罪轻罪重以及如何科以刑罚，而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所举证的大多是被告人侵权的人身损害行为是否成立，和物质损失是否存在及物质损失多少的证据，其证明的对象是被告人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确定被告人赔偿范围和数额的问题[7]。这就存在着在刑事诉讼中经控辩双方庭审质证的证据是否可以直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问题，一种情况是经法院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附带民事原告人就减轻了举证责任，其诉讼权益极大可能得到保护和实现。另一种情况是若经法院庭审质证认证被告人无罪的证据，那么刑事诉讼的证据能否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证据使用呢？笔者认为，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前提是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告人无罪不能等同于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无罪既可能是主体上犯罪时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犯罪事实存疑推定无罪等情形，但是针对被告人无罪的刑事诉讼的审结，不能直接推定被告人不负有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诉讼审判证明标准适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但民事诉讼审判适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或者在事实真伪难辨的情形下选择的是哪一方的证据存在优势，因此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认证后被告人无罪，这些证据并不必然转换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应结合庭审中全部质证、认证的证据进行全面分析，并依照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进行判断和采信。

三、审判实践中尚未统一的问题

（一）、对在逃的被告人是否可以缺席判决的问题。在审理故意伤害案件时，会经常遇到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有一人或数人在逃的情况，不但影响着刑事诉讼案件的事实认定，同时也影响着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诉讼权益如何实现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对没有归案的致害人是否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缺席判决，理由是，只要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害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就应按照原告人诉什么审理什么的原则，依照民事诉讼的有关 法律 规定对在逃的嫌疑人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进行审理，在送达方式上可以进行公告送达，并且此种审判方法不违反法律规定还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在逃的被告人不能缺席判决。理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等同于单一的民事诉讼，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若进行公告送达导致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羁押期限过长，对被告人明显不公平。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并认为，若依照第一种观点可对在逃的嫌疑人缺席判决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除导致刑事诉讼审理期限过长，延长被告人羁押的情形外，还存在着在逃的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不能保障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质量。二是若允许此类案件的缺席判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存在原告人申请财产保全和先于执行等请求，会因在逃的嫌疑人不能及时提出抗辩，可能导致执行回转或国家赔偿的发生。三是若附带民事诉讼进入二审程序，一审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若对在逃的附带民事被告人再进行一次公告送达，显然对羁押的被告人不公平。那么如何最大可能的保护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害人的诉讼权益呢？笔者建议对被害人的诉讼权益的保护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予以解决。一是鼓励在案的被告人进行全额赔偿，将附带民事赔偿情况作为量刑情节。附带民事赔偿与量刑问题不能截然分开，并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综合予以考虑[8]。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能在归案的被告人的诉讼中尽最大可能的实现。二是允许在逃的嫌疑人归案后自愿赔偿。若将附带民事赔偿与量刑的关系予以考量，那么在逃的嫌疑人归案后可能因以前在案的被告人的全额赔偿而失去主动赔偿表明其认罪和悔罪态度的机会，也会相应失去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使被害人得到重复赔偿，但这种做法既是缓解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也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人身损害较一般民事人身损害后果严重，在物质上予以补偿，弥补精神损害不能得到救济的现状，更有利于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并且被告人的主动赔偿也应视为其对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当然，对于情节严重，主观恶意深，社会影响极坏的案件要避免出现“花钱买刑”的负面效果，应从严掌握。三是对故意伤害案件中的对在逃的致害人的诉讼时效予以从宽掌握，在被害人将在逃的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引起的诉讼时效的中断，司法工作人员有义务进行全面的释明，对在逃的致害人多年以后归案的，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没有得到全额赔偿的，对赔偿义务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不宜作为审理的内容。

（二）、受雇人被人伤害的诉讼请求权的选择问题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8

[关键词]：预决力 既判事实 绝对的预决力 相对的预决力 法律真实

一、预决力的理论基础

理论上，前案判决认定的事实对后案待证事实的证明力，称为预决力。一般认为，赋予在先审理案件判决认定事实以预决力，出于多种价值因素的考量，这些因素包括判决的既判效力、避免矛盾判决、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节省诉讼资源等等。预决力的效力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致性，即要求在同一事实点上后案所作的认定应与前案判决一致；二是确定性，即在后案审理中，对于前案已经认定的事实，亦得到确定性的认定，主张该事实的一方免于举证。

就预决力的效力程度，理论上认识并不一致，大体上分为两派观点。“绝对效力说”认为预决力是指前案认定的事实对后案待证事实产生确定的免证效力，亦即在同一事实点上，后案所作的认定应与前案一致。因此“预决”的含义是指（后案事实已被前案）预先决定。在此，当事人只要提出记载某一事实的前案判决文件，即完成对所主张事实的举证，并且该种举证不可被推翻。WwW.lw881.com [1]“相对效力说”则认为前案认定的事实对后案待证事实只有表见证明的效力，即前案事实一般地在后案中应作一致认定，但允许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反驳，并在反驳证据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对事实作出不相一致的认定。这里的“预决”含义是指（后案事实被前案）预备确定。 [2]

“绝对效力说”在一致性和确定性上都是坚定的，“相对效力说”则抛弃了绝对的一致性，在确定性上也主张可举证反驳推翻。“绝对效力说”与“相对效力说”的分歧，原因在于其所立足的诉讼价值体系不同。

“绝对效力说”的理论依据在于：（一）客观真实，由于诉讼中所追求和达到的均为客观真实状态，前案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真实完全吻合，因此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后案认定事实自然应与前案一致，亦即与客观真实一致；（二）诉讼价值一元化，诉讼的唯一价值就是公正，诉讼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客观真实。在诉讼价值一元化理念下，诉讼是一种“无限审理”的过程，这种诉讼模式是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相连的。追求客观真实的一元化诉讼价值模式是“绝对效力说”赖于存在的制度环境；（三）司法权威，在客观真实与诉讼价值一元化模式下，司法权威表现在判决的绝对既判力上，非经严格的再审程序不得变更已作判决的判决结论、裁判理由及认定事实，不允许不同案件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认定。“矛盾判决”被认为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破坏。

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客观真实主义、诉讼价值一元化的理论局限。在当前，法律真实主义、诉讼价值多元化等一整套理念体系已经完全取而代之。预决力的“相对效力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背景而产生的：

（一）法律真实。基于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和证明标准理论，当代诉讼法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的认定难于达到客观真实状态。与客观真实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是诉讼中的常态。法律真实的哲学基础在于认识论的辩证法，其正当性基础派生于“正当程序原则”。在法律真实主义理念下，前案判决事实可能与客观真实不相（完全）吻合，后案也就不应盲目跟从。这是当然结论。

（二）诉讼价值多元化。现代诉讼法学认为，诉讼价值取向不单单是公正，还包括效率、人权等其他，诉讼价值体系是由公正、效率、人权、伦理等价值目标模式组成的多元化体系，虽然它们在这一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与分量并不相同。 [3]例如，为了兼顾诉讼效率，有必要废弃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改而采纳举证时限制度。又如，为了保护特定人之间的忠实义务，维护社会伦理价值，法律可以允许夫妻等特定人之间作证义务豁免。在诉讼价值多元化下，诉讼虽然离不开对客观真实的追求，但往往并非非追求客观真实不可。诉讼价值多元化动摇了客观真实的理论基础，由此得出不同案件在同一事实上可以作出不同认定的结论，而为将后案事实从前案既判事实的规制中解放出来铺平了道路。

（三）司法权威内涵的更新。在新诉讼价值理念下，司法权威的内涵得到了更新。在观念上，不同法院对同一事实所作的不同认定，同一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对同一事实所作的不同认定，均可接受。司法权威不再仰赖于对事实认定上保持一致，而仰赖于正当法律程序。

笔者认为，预决力问题的根本，实际上首先反映在对前后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性的要求上。如果某一诉讼类型对前后两案认定事实一致性的要求高，其就必然赋予前案事实更强的预决力。反之则越弱。在绝对的预决力下，不允许有事实认定矛盾的两个判决同时存在，事实矛盾问题必须在后案判决作出之前通过利用再审程序对前案既判事实进行更正来解决。在相对的预决力下，则允许前后案认定事实的不一致，后案不同于前案，并不等同于前案认定错误或者需要再审，因为，判断裁判事实的对与错、需不需要再审纠正，不在于认定的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完全等同，而在于考察案件审理是否正确遵守了举证时限、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一整套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安排。与预决力的一致性相比，预决力的确定性只是派生属性。预决力的一致性越强，其确定性也越强。

从原理上来说，预决力的效力强弱，实际上是以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的距离远近作为基础的。就某种诉讼而言，前案既判事实与客观真实越近，其所具有的预决力就越强；前案既判事实与客观真实越远，其所具有的预决力就越弱。判断既判事实与客观真实的远近，主要借助于证明标准理论。某种诉讼所要求证明标准越高，其既判事实与客观真实就越近。比如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明”，前者比后者高，因此前者既判事实就比后者更接近客观真实，前者既判事实的预决力就比后者强。

二、预决力在不同诉讼中的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预决力的强弱是与具体诉讼类型所要求的证明标准相关联的。由于不同诉讼的诉讼目的、诉讼价值模式不同，三大诉讼各有其不同的证明标准体系。因此，对预决力强弱的分析，就必须依托不同诉讼制度类型展开。

1、前诉刑事案件既判事实的预决力

许多人都认为，刑事既判事实具有“绝对的预决力”，不管后案是民事、行政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均应与在先的刑事既判事实完全一致。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对刑事既判事实预决力效力程度的考量，除了应当具体分析既判事实与客观真实的距离外，还应根据后案诉讼类型属性对其证明标准的要求不同而作出区分。因此，确定刑事既判事实的预决力强弱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该刑事既判事实本身的客观真实程度；二是后案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

我们知道，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被归纳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笼统的归纳，并不见得对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所有事实都适用。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事实，一种是次要事实。主要事实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法定情节事实（特别是决定量刑法定幅度的事实）、构成立功、自首、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特殊形态的事实。次要事实则包括事件经过过程性事实、非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酌定情节事实等。主要事实必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得到充分的辩论，因此其接近客观真实的可能性就大。在刑事诉讼中，主要事实适用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在要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则强调“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次要事实，特别是事件发生过程性事实，常常难于成为争点，在审理中辩论不充分，其所采用的证明标准也往往低于“排除合理怀疑”，这就决定其与客观真实的距离较远。基于以上认识，以下具体分析各种形态下的刑事既判事实预决力的强弱：

（一）主要事实

（1）不利于被告人认定的主要事实

所谓不利于被告人认定的主要事实，是指刑事判决对起诉指控中认定的犯罪构成、量刑法定情节等积极事实予以肯定判断所形成的裁判事实。根据刑诉法原理，该类事实均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才能认定，因此在观念上等同于客观真实。不利于被告人的主要事实一旦作出判决认定，即应当赋予其绝对的预决力。不管后案是刑事、民事还是行政案件，在前案既判事实被再审程序更改以前，均不得与前案事实认定相矛盾。在此，后案的相应当事人获得确定的免证权。

（2）有利于被告人认定的主要事实

所谓有利于被告人认定的主要事实，是指刑事判决对起诉指控中认定的犯罪构成、量刑法定情节等积极事实予以否定判断所形成的裁判事实。有利于被告人认定的主要事实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基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所作的确认，该种事实与上述“不利于被告人认定的主要事实”一样，也具有绝对的预决力，其理由不再赘述。另一种情形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所作的从轻、从无认定。

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作出事实认定，是控方负举证责任的结果，体现了刑法保护人权的的价值取向。这时认定的事实离客观真实较远，甄别其预决力强弱较为复杂：一是对于后诉案件为刑事案件而言，前诉刑事既判事实应当具有绝对的预决力，不允许后案认定不同于前案既判事实，否则必将产生对前案中被告人行为及其性质认定上的摇摆不定，从而违背既判力规则。究其原因，刑事案件中的既判力不是存在于特定当事人双方之间，而是存在于确定被告人的确定犯罪行为事实中。换言之，刑事案件的既判力构成基础是，同一被告人、同一犯罪行为。因此允许不同刑事案件中对同一犯罪行为等主要事实（不管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作不同认定，必然侵害到在先刑事判决的既判力。二是对于后诉案件为民事行政案件而言，由于前诉刑事既判事实并非一定为客观事实，所以应当允许后诉民事行政案件作出不同认定。在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所作出的从轻或从无判定主要事实情形下，前诉刑事既判事实在后诉民事行政案件中的

预决力较弱。比如美国辛普森案中，刑事判决中认定辛普森*的事实不成立，而在民事判决中认定辛普森构成侵权，判决其向被害人一方承担高额的赔偿费。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其所认定的事实对后诉民事行政案件预决力弱，是诉讼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次要事实

如上所述，次要事实是指刑事案件中事件过程性事实、非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酌定情节事实等等。该类事实不影响定罪，对量刑影响也不大，所以往往难于作为争点，得不到充分辩论。这是诉讼效率的客观要求。在刑事案件中，次要事实与客观真实是否接近往往无关紧要。所以无论后诉案件为刑事、民事还是行政案件，前诉刑事案件认定的次要事实，都只有较弱的预决力，允许后案作出不同于前案的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关于未参加审判的同案犯的犯罪事实，对于后诉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均无预决力，后诉案件当事人不得主张免证，法院不得在后诉中迳行认定。因为，对于未参加审判的同案犯而言，在本案中没有行使辩护权，所以根据本案被告人的资料认定其犯罪事实，只是一般性的认定，并不具有确定性意义。如果赋予本案中认定的关于未参加审判的同案犯犯罪事实以预决力，就违反了刑事辩护原则这一刑事诉讼基石。对于本案而言，关于未参加审判的同案犯犯罪事实的认定，属于次要事实的范畴。

2、前诉民事行政案件既判事实的预决力

在证明标准上，民事行政案件遵循“优势证明原则”，案件事实的认定受到举证时限规则、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等一系列诉讼制度的影响，往往只达到法律真实状态，与客观真实尚有一定距离。这就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既判事实仅具有相对的预决力。一般认为民事行政案件既判事实对后诉案件具有表见证明效果，允许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反驳，前后案件在同一事实上所作认定并不要求必须一致。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后案为民事行政案件，下列三种情形构成上述所谓“相对的预决力”的例外：

（一）“争点效”。前后两案原被告相同，待证事实在前案中已经形成争点并经充分举证证明和辩论，由此形成（对后诉案件的）“争点效”。 [4]由于在前案中经过充分举证和辩论，所以前判认定的事实具有确定性，未在前案审理中提出的“新证据”，要么成为失权证据，要么就是在前案判后发现、并可能引起前案再审的新证据。“争点效”的理论基础在于禁止反言原则和诉讼效率原则。“争点效”的要求是，在后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该一已决事实不得另行提起主张，前判已决事实在后案中具有绝对的预决力，除非前案既判事实被再审变更。

（二）“获胜者”的诚信。是指某一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主张某一事实存在与否，并获得支持判决，那么在这一事实点上，他在其他案件中就不得提出相反主张。这是诉讼诚信原则的必然结论。禁止获胜者在其他案件中提出相反事实主张，将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即相对于他而言，在该一事实点上，前案对后案具有绝对的预决力。

（三）伦理法则的要求。伦理法则维护的是人伦关系。在人伦关系利益高于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时，应当对当事人的某种主张予以必要的限制。比如在没有父子双方参加的后案诉讼中，当事人不得对亲子关系提出异议。这时，前案认定的亲子关系事实对后案就具有绝对的预决力，不容许后案作出不一致的认定。又比如在没有夫妻双方或法定的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后案诉讼中，不得对婚姻效力问题提出质疑，前案认定的婚姻效力对后案也就具有绝对的预决力。 [5]

三、我国证据法上的预决力问题

在我国实定法上，就预决力所作的规定显得十分简陋。最早对预决力问题作出规定的司法文件是1992年颁布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该《意见》第75条第（4）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这里赋予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种前诉案件既判事实对后诉民事案件绝对的预决力。随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坚持了这种绝对预决力的立场。直至2001年最高院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二）（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一规定从绝对的预决力立场转变为相对的预决力立场，值得肯定。

2002 年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笔者揣测，这里所谓的“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应当是指在后诉行政案件作出判决前，先通过再审程序等法定程序对前案既判事实作出纠正，以保证后诉行政案件与前诉案件在认定事实上的一致性。但恰恰这样，反映了这一司法解释在预决力问题上又倒退到绝对的预决力立场。因为，如上文所述，绝对的预决力允许后诉案件认定事实与前案既判事实不一致的条件是，在后诉案件作出判决前，必须对前诉案件既判事实进行再审变更，以求得前后两案认定事实上的一致。可见，上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仍然坚持了不同案件认定事实必须一致的立场，这一立场正好反映了“绝对的预决力”的要求。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定法上关于预决力的规范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长期坚守 “绝对的预决力”的错误立场，其原因在于我国诉讼法学界长期处于追求客观真实的僵化思维模式中；二是对预决力规定在条文上粗陋、草率，至今在刑事诉讼法律规定中不见关于预决力的规定，在民事行政法律规定中，也往往以一、两个条文草草规定，没有区分不同情况作出深入细致的规定，而这种“一刀切”的规定必然导致对实质正义的背离。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证据法典的制定。笔者认为，既判事实的预决力问题是证据法典的重要内容，证据法典的制定又正好为预决力问题的梳理提供了绝好契机。未来证据法典中应当对预决力问题作出详尽规定。下面笔者拟对预决力问题的立法提出两点建议。

（一）坚持“相对的预决力”立场。如上所述，前案既判事实预决力的强弱，与某类诉讼的证明标准直接关联。在民事、行政案件中，一般认为所采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明”原则；在刑事案件中除了成为争点的主要事实外，一般也适用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普通证明标准。这就决定在预决力问题上应当坚持“相对效力说”的立场，允许不同案件对同一事实认定上的不一致。在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反驳并达到更高证明程度时，依法作出不同于前案的事实认定。这一认定并不要求以前案再审为基础。

（二）对各种形态作出详尽规定。鉴于预决力问题的复杂性，未来的证据法应当不惜笔墨作出详尽规定，以正确指导审判实践。预决力规范的结构框架应当包括三个层次：首先，不同诉讼类型决定前案既判事实的预决力强弱不同；其次，同一既判事实对不同类型的后案而言其预决力的强弱也不尽相同；最后，应当注意在一种预决力理论模式下，由于兼顾其他诉讼价值而产生的例外情形。

注释：

[1]转引自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2]叶自强著：《司法认知论》，《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23页。

[3]参见李文健著：《转型时期的刑诉法学及其价值论》，《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101页以下。

[4]参见江伟、肖建国著：《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45页；另参见张卫平著：《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