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咨询问题范文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1

法律援助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一项社会系统的工程。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对“法律援助进社区”工作高度重视、把全面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深化基层社区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纳入街道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我街内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进社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首先，我街道各社区的律师纷纷到所服务的社区义务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免费接受居民的法律咨询。各社区根据各自实际，开展了不同内容的法制讲座。XX年8月31日在迎新社区的院内，开展了一场法律援助的咨询活动，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第一次走进了居民的身边，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他们不怕累、不怕烦的为居民解答提出的各类问题。如：家庭矛盾纠纷、房屋拆迁、回迁问题、劳动合同争议纠纷案件等。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诺对迎新社区的居民诉讼费只收50％。在迎新社区法律咨询活动中，居民们说：“希望法律咨询经常的开展下去，让我们懂得更多的法律。”通过法律援助进社区活动的开展，使法律援助这项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更加密了与各法律援助部门的协调配合。

二、 开展法律服务、增强法制观念

我街道通过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各社区定时以黑板报的形式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法律方面的知识。努力营早良好的舆论氛围。社区设有“法律服务志愿者岗”定期与律师事务所联系，律师到现场为居民群众解答法律咨询的问题。

三、 完善法律保障、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各社区形成社会法律保障体系，开展法律援助，积极维护青少年、妇女、老年人及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建立纠纷调解室、及时调解居民的纠纷；成立一个帮教小组。落实帮教对象和帮教措施。

四、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治理

我街道严格按照《法律服务和法律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的精神，建立健全的组织制度、内部工作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要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相结合起来，努力创出特点，抓出成效，我街道各社区都配有一至两名律师，各类相关法律服务宣传咨询开展的轰轰烈烈。我街道共举办法律咨询21场、解答各类法律咨询36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件，法律进社区的律师、基层工作者、志愿者26人。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2

一、领导决策机制的现状分析

从1994年开始,吉林省交通厅陆续成立了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法律与经济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督查委员会。经过10多年的运作,这些部门渐成气候,在预防决策失误、权力失控、工作失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三个委员会”的运行逐步树立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意识,确立了源头反腐败的一项预防机制。要想不腐败,就要有明确且先进的治政理念,这种理念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官本位”和“民本位”的交锋。实践证明,没有民本主义精神,党就没有方向,没有灵魂;表现在具体的治政方式和行政制度上,就是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主义”破题,需要制度去践行。省交通厅建立和运行“三个委员会”在当前力保稳定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更显得深谙国情,颇得要领,且时时涌动着助推政治文明的激情,理性之光不时闪现。厅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1997年成立,至今已对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重大技术质量问题、重要的技术决策提供论证和咨询50余次;厅法律与经济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1994年成立,近5年来已就交通系统企业经营、企业改制以及交通厅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等问题提供咨询800余次,提供书面咨询意见325份。量变预示着质变。从表面看,我们的领导者越来越谨小慎微了,越来越不敢决策了,而实质带来的是决策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法、越来越民主。虽然“三个委员会”的动议和创始都来自于决策者,并最终服务于决策者,但近年来决策需经技术论证和法律咨询的领导批示,越来越多的出现于文头案牍,上行下效,直属单位也越来越讲求决策、意见的科学性和合法性。采取“三个委员会”这种渠道集中民智,甄精辨伪做出决策,在交通系统已渐成约定俗成之势。这一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改进将成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的预防机制。

其次,“三个委员会”的运行形成了一种对权力运行较为有效的制约机制。腐败的滋生主要来源于权力的膨胀和难以制约。消除膨胀、制约权力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分权,把集中在一把手的权力分给更多参与决策的人,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更多交通技术专家和法律经济专业人士的参与来制约权力。当技术专家们、法律顾问们、督查工作者们提出一项项经过周密调查论证,符合客观规律,满足工作要求的咨询书、建议书、督查报告时,决策者们何去何从可想而知。否决等于公然背道而驰,留给权力者的是进一步去糟取精,完善决策的空间,而不能任由决策者个人的主观臆断去“指点江山”。经过专家论证已在我省得以普遍适用的“有限低价评标法”,既能合理控制造价,又能增加招投标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因素,权力在这里根本无用武之地,大大降低了招投标领域发生腐败的几率。在省交通厅相关文件中规定:列入法律咨询的事项,有关单位未经法律顾问咨询而行文上报,厅办公室不予核稿,主管领导不予签发;在符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应把法律顾问室纳入发文范围。这为法律专家更多地涉通系统日常行政事务创造了条件。在我们发一个文,办一件事都要向法律顾问咨询以求得合法及可行的认证的情况下,权力就会得到制约。在这种受制约的权力下运行所做出的决策也就真正体现了公共权力被授予的合法性。

第三,“督查委员会”是一项预防发生“不作为和乱作为腐败”,使行政发挥效能的监督落实机制。督查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推动决策落实,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常规性督查和就事关全局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督查。近年来,督查的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近3年来,督查机构由非独立到独立,督查人员由兼职到专职,组织进行较大规模督查25项,特别是督查方式越来越多地采用暗访,发现很多明查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在多次“治理三乱”、“治理超限”、“五一、十一黄金周运输安全”暗访中都发现了个别执法人员不履行职责,执法不严的问题。见诸《督查专报》后引起决策者和各方面的重视,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或缓解。督查着眼于决策落实而有别于行政监察,更多地是被赋予内部监督权。虽然没有强势的执法权,但其可以更多地发现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的问题,可以根据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从督查职责出发,可以逆向思维,倾听和反馈非主流的话语和见解,用不同的声音,时刻敲响“形势一片大好”的警钟。这对于从体制、机制、制度的宏观方面预防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依据,也不啻为微观层面预防“不作为和乱作为腐败”的一剂良方。

二、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行政管理学专家认为,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路径包括5个方面:一是营造多方面参与咨询论证的格局;二是疏通社情民意充分表达的渠道;三是实现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四是明确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和程序;五是完善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此衡量吉林省交通厅“三个委员会”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委员会组成不尽合理。首先,除督查委员会办公室机构独立单设外,“法律顾问咨询”和“交通技术专家”两个委员会成立后未明确日常办公机构,责任不明晰。其次,经济工作咨询纳入法律咨询范畴,致使涉及经济工作咨询时,更多的是以法律专家的视角,单纯依据是否合法来判断经济工作是否可行,势必忽视针对经济工作的决策既要合法,还要求最合理、最经济,以及效益最大化这一原则。第三,“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过于封闭,所有成员都是我厅系统内人员,既缺少外部院校的智力支持,从建设现代大交通这一理念出发,也缺少经济、环保、人工智能等方面专家。而且,现任20名委员中,8人是厅直单位一把手,姑且不说行政领导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技术钻研,单从其隶属于行政领导管理系列,能否真正不受决策者左右或潜意识影响而保持中立和客观,值得商榷。

2、运行方式单一,运行效能不高。从目前状况看,“三个委员会”的组织机构都已建立,议事或运行规则也均具备,但工作中还多处于一事一议和一对一的咨询顾问,缺少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咨询论证工作。正如法律顾问室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出的:“部分单位和部门对法律顾问工作偏重于解决纠纷,忽视了避免纠纷,对一些容易出现纠纷的问题,往往不注重事前咨询,在既成法律事实后才请法律顾问咨询,给法律顾问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给交通工作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的咨询论证往往只局限于开一次会了事,缺少事中对政策执行的监督调控和事后对决策的检验评估。督查委员会工作也有待于进一步转变作风,改进方式,丰富方法,提高效率。此外,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出发,获取新技术情报和信息,传播新的治政理念,讲授执政、行政理论也应该是“三个委员会”的职责所在,而我们在这方面恰恰是欠缺的。

3、权利、责任不对等。在原有体制下,决策者(领导层)靠个人(领导集体)经验和决策水平做出决策,决策者对决策结果负责。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已经写入十六大报告和《国务院工作规则》,领导者固然对最终决策负总责,咨询专家在决策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交通厅现行的专家委员会制度中,缺少责任追究制度,对专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没有加以界定,没有责任的压力,随意性将可能相伴产生,咨询质量降低的可能性也相应加大,随之而来的是依据专家意见的决策质量的下降。督查工作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困扰,有时难以摸到和反映真实情况。督查发现的问题及反馈意见得不到一些单位认真整改和应有的重视也时有发生。

三、完善决策工作机制的建议

1、适当调整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行为必然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市场经济活动。因此,应加强经济专家的作用,经济咨询专家应列入交通技术专家行列,“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应为“交通技术经济专家委员会”。凡重大规划、计划、投融资项目,既要请法律专家从合法性上把关,也应请经济学专业人士提出合理、高效的咨询论证意见。“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中可适当聘请外系统本行业、本学科专家和与交通发展息息相关的行业的专家,这样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冲破部门利益局限,使决策者的视野更广阔,能倾听到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声音,确保决策更科学、更合理。同时,“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中应增加非行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技术专家的比例,纯技术专家比例应达到40%-50%,以利于专家们更好地从技术经济的角度论证问题,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专家咨询服务的品质。

2、明确各委员会所依托的职能部门。应明确省交通厅体改法规处为法律顾问咨询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即法律咨询顾问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法律顾问的聘任、召集、分工、协调和日常管理;应明确省交通厅技术处为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即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交通技术(经济)专家的聘任、组织召集、分工、协调和日常管理,并充分发挥科技处、公路学会的优势,做为该办公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完善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同时制定完善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做为委员会重要工作成果之一的法律咨询文书、专家咨询意见等书面材料,省厅享有所有权和处置权,该办公室应做归档立卷,按相应的档案管理办法办理。成立厅督查室,作为督查委员会常设办事机构,并增加调查研究职能,进一步明确其决策落实和为决策完善服务的职能。

3、拓展和延伸委员会工作职能。首先,委员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为决策提供咨询,在强化这一职能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变被动咨询为主动服务,即增加调研职能。委员会根据工作形势的发展,可自主做超前的动态研究,为决策层的战略决策提供储备。其次,委员会应发挥学术专长,适时地为决策层提供决策所需的智力支持和领导智能。中央政治局高密度的集体学习,即聘请各方面的专家授课,我们也完全可以效仿。每月1次或每季度1次,对提高决策者的知识水平和领导水平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对决策进行评估,这既是委员会对领导层决策进行检验的过程,也是对委员会自身提供决策咨询质量的评估、检验和总结,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监控和政策落实后的社会效果的评估(可仿效世行、亚行项目的后评估),这是对决策是否科学的检验和评定,对今后的决策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4、丰富委员会工作方式方法。委员会工作要开展得有声有色,其工作方式方法也必须多样化。首先,为了避免工作的随意性,各委员会可根据省厅年度工作安排,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尽可能地将需要提供咨询论证的项目和活动、会议等列入计划,经厅党组审批后必须严格执行,这样就增强了决策咨询、论证的强制性,减少了随领导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可能性。其次,可根据需咨询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分别采用咨询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等形式,规模可大可小,但切忌给决策者只提供单一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一般情况下,咨询意见最好有正反方两方面的意见,论证要充分,这样能给决策者留有更大的权衡决策空间。听证会这种形式是民主政治下保证民众参与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时机成熟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采用这种方式,包括征地拆迁、公路规划、环境保护等都可以通过听证会方式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内部论证时也可以适当邀请其他行业的专家和代表,这样可以避免产生类似圆明园湖底防漏工程听证过程中水利专家和环保专家意见截然相反的尴尬局面。第三,委员会要定期组织活动,可以学术交流为主,也可以进行政策层面的讨论和沟通,这样可以提高委员们的存在意识和参政意识。

5、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权责对等,既是约束决策者的主要原则,也应该是促使专家委员会保证和提高工作质量的必要原则。对于咨询顾问和专家来讲,其享有的权利是:发挥自身的学术专长自由表述咨询意见的权利;提供咨询服务获取合理报酬的权利。对于督查工作者来讲,其权利是:按照厅党组的指示和经审批的工作计划,以合法的多种手段,深入基层督促工作、深层次调查,发掘和反映真实情况的权利。保证咨询顾问和专家的权利,创造宽松的言论氛围,给予相应的咨询劳务费用是前提;保证督查工作者的权利,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职责,给予必要的食宿行经费保障是确保独立暗访的必要条件。相对于权利,在现有体制内确定咨询顾问和专家的责任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应该在程序合法上做文章,以确保在责任追究时有迹可寻。专家论证提出咨询意见必须形成书面材料,论证会必须有会议记录和纪要,对重大方案的论证可以引入票决制。另外,建议设立首席顾问专家制,首席顾问或专家应对委员会提供的咨询意见负责。法律顾问委员会和交通技术专家委员会应每年聘任1次,年底由厅人事处和委员会办公室对每名专家1年的工作进行考核,并提出是否继续聘任的意见报厅党组,此决定还可做为交通系统专家库评定专家的依据。督查工作者应对督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负责,确保督查报告的客观真实性。与此相应,省厅应该对督查对象不客观反映真实情况,不认真整改纠正存在的问题实行责任追究。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3

关键词：行政决策 咨询委员会 法律责任

适应时代要求，建立现代化的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及法制化的基本保证。决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行政决策咨询系统工作质量的高低以及对该系统利用程度的高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的过程中，政府与咨询机构之间也有一个职能划分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政策研究机构与社会咨询系统辅助决策的功能。只有充分发挥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实现“谋”与“断”的合理分工，才能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本文将在以下内容中对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在行政法视野中进行探讨。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

（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需要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在上个世纪所说的这句话到现在依然是至理名言。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指任何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支配力，促使或命令、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①]权力如果不受到制约就会走向异化。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又叫以权利制约权力。这种制约以群众力量、舆论力量等形式从公共权力组织的外部对公共权力产生制约作用。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来自公共组织外部的制约力量，大多数以权利为手段，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对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为进行监控制约。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决策乃是一种权力，亦是对各种利益要求进行整合，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控制的权力。[②]传统上，行政权力基本上不是由公民授权获得的，行政决策权完全在于行政机关。虽然公权及参政权在理论上于19世纪提出并得到完善，但是基于近代行政法的价值观念，相对人对行政的参与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相对人往往是行政的客体而不是行政的主体。[③]故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鲜有参与的机会，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到了近代，公民参与的渠道仅仅表现为代议民主制，这也是公民参与的基本形式，即全体人民直接经过政治选举和全民公决等形式决定国家大事。虽然这一机制将公众的观点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公民代表团体来提炼及补充，但是代议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远离民众的直接接触范围，也为滥用权力和牟取私利提供了可能。

在现代国家中，经济结构变迁和物质利益的分化，促使行政权理念在实质上发展成为是对公共利益进行集合、维护和分配的权力。行政机关通过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再分配，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确保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公平机会，实现社会成员实际占有利益的基本公平；同时，这种分化也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等都得到了到了空前的提高，他们开始由民主的被动者逐渐变成积极推动者。[④] 公民参与已经不仅仅只通过代议制才能实现，更多的表现为越过代议机关直接参与到政府的工作之中。比如有关专家、利益关系人乃至全体人民参加重要法律、法规的讨论，行政决策请咨询委员会咨询和论证，举行利益相关人的听证、协商对话等等。通过这些形式的参与，不仅可以导致参与权的实现，而且也起到了表达意愿和利益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监督权力的功能，使得行政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和公众利益。

决策时是否充分听取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否准确掌握社会现实状况，不是单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水平问题，而是事关公权力性质的大问题。我国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建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反映社情民意是各级决策机关正确行使职权的问题中应有之义。

（二）实现公众参与的需要

以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为人文精神的现代行政法，将行政行为看作一个过程，即从意思表示的发生和形成到作出和实现的时空运动过程，[⑤]而不仅仅是一个最终决定。相对人对服务行为的合作，不仅表现对一个已作出的、最终的行政决定的配合，而且还表现为对形成和作出行政决定的参与，这种参与主要是一种权利，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治行政所要求的平等，其重要意义更在于要求公民、利益关系人有权作为平等的一员，进行“行政参与”。[⑥]通过这种参与，改变了公民、行政相对人只是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参与人，可以说也成了与行政人员平起平坐的成员，渗入到行政主体之中。[⑦] 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单方面行为对自己做出不利的决策，从而侵犯其合法权益；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公众对行政决策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消除行政政策在执行中的障碍，保证行政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消除歧视、偏袒，保障社会公正，从而可以避免决策的不全面性；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腐败。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的千百双眼睛就是阳光，公众参与显然是的良方之一；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为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⑧]

在现行的中国制度安排下，个人力量超弱，行政权力超强，个人与行政机关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缺乏平衡的对抗、对话的能力。行政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和有决策权的各级政府。在首长负责制中，决策权又基本上归集于组织内部某些人身上，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被动和信息闭塞的。而权力精英往往容易将个人的价值判断、长官意识和行为方式等溶入到决策过程之中，喜欢关起门来搞独断式的“拍脑袋”决策，决策过程与公众之间鲜有互动，充其量也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妥协与折衷。并且政府及其决策者想忠实地按社会公共利益去决策亦有上天之难，因为要将分散的、对立的个人利益及偏好综合成为政府行政决策追求目标的公共利益往往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故决策咨询委员会的设置对于公众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决策的外部参与机制。相对人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对行政主体的决定有权进行反驳，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要求行政主体采纳并对原有意志进行修改，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志得以沟通和交流；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获取信息有效渠道，将相对人意志吸收到行政意志中，从而使行政法关系具有某种双方性，使人权真正得到尊重。在政府、公众以及咨询专业技术人员的利益博弈过程之中，利益主体经多方讨论、沟通意见、互相让步、彼此容让，最后利益在协商、平衡和妥协中得到充分表达，进而在这种利益的平衡中作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咨询意见。如果说设立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一个平衡机制，那么承认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意义就在于社会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器，从而有助于在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政治生态平衡。

（三）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需要

在行政决策领域，决策的整合显得尤为重要。咨询委员会能经常性接触到很多形形决策失误的案例，分散的信息和意见。它的工作和任务就在于集合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加以整合和协调。决策咨询委员会有利于保证行政决策中的一贯性。行政决策的一贯性体现的是对社会和市民的尊重，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为决策的前后不一致而受到损害。

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得决策者作出决策时，进行更为慎重周密的考虑，更多的听取行政机关其他成员和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复杂，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集团、社会利益阶层。在审议政策或法案过程中，各方代表人物从各自立场出发，广泛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即使这些意见未被决策机关所采纳，但政府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仍应考虑到多方因素，协调各方面关系，使出台的政策能为更多人所接受，更具科学性，减少政策实施中的阻力。

（四）应对现实问题的需要

就目前中国行政决策的实际情况而言，行政机关决策体制中决策系统高度发达，但是咨询系统极度萎缩。不可否认，近年来，某些行政机关的某些决策，如价格决策，也逐渐开始重视外界意见，采取听证会、专家论证等方式进行咨询，听取意见。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下列问题：第一，行政决策权高度集中，不能形成有效制约。决策体制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咨询机构的缺位，使行政决策在作出之前不能充分收集信息，决策过程中不能充分论证。行政机关内部的调研机构又与具有最后决策权的行政领导者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行政领导者的决策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第二，行政决策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不具可行性，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咨询机构力量薄弱，加上其本身既为行政机关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往往不能进行充分的论证，提出的积极建议不被采纳时也无相应的制约机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决策，肯定会偏离“公共”原则,不具可行性。第三，先有的行政决策模式，为一些行政领导独断专行提供了制度环境，他们想当然行事，不考虑公众意见以及行政决策的实际后果，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尽管实践中对决策咨询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充分的发挥决策咨询的作用。原因是：第一，很大一部分的咨询机构在行政上必须从属于相关政府部门，其独立性和社会化程度不够。这本身就失去了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意义。第二，有些咨询机构的组织形式带有柔性。这些机构随时组织分散在各单位的专家，完成任务后仍回原单位。这种弹性组织会导致研究没有连续性，不利于对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三，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不科学，成员的素质不高，难以形成有效的咨询意见。并且，由于缺少公众的代表，以至于咨询机构在进行决策分析的时候，更偏重于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公众的真正需求和意思，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许多决策方案、对策建议大而化之，人云亦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建议虽好，但缺乏可操作性。

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存在为其成员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咨询委员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决策咨询，从而参与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社会成员参与并监督政府决策的制定，有效地制衡和约束行政机关，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保障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总之，“社会和国家通过合作而获益：一方面，社会中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道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⑨]

二、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内容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

独立性是许多国家决策咨询委员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的特点。无论是美国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法国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还是德国的经济合理化监察会，其独立性都得到有关政策和法律保障。明确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对研究决策咨询委员会有重要意义。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其决策咨询委员会一般有以下特点。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比如香港的行政会议（回归前为行政局），其成员直接有港督委任、对港督负责。在内部人事上保持独立性，其成员的编制独立，从而独立于各级行政系统，行政会议成员应由该机构自己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并从法律上赋予该机构权力，为其活动提供法律保证。在组织上确保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力，保证其决策咨询过程中，提供切实可行的咨询方案。决策咨询机构的独立性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的重要之处，因为我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之所以很难真正行使其咨询职能，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本身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研究，是保证决策咨询机构的决策研究科学、客观的基本条件。追求相对独立性，就是实现决策咨询委员会与决策机关相分离，摆脱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从属地位或依赖关系，使彼此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⑩]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行政行为从单方意志性向交涉性转变是现代行政权利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交涉性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与相对人沟通与交流，包括意见交换与信息沟通等等，不再只是单方的调查与搜集。[11]然而，个体组织、机构之间的力量之间力量、信息极不对称。社会成员个体的分散意见过于弱小而难以被倾听。例如，在近年，在我国来常常举行的垄断行业的价格听证会上，被挑选出的个体代表往往无能为力，他无法代表整个群体，对其他消费者的要求也缺乏足够充足的了解，更无法提出有力的数据和研究报告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声音必须集中才能更有效的传播和被倾听”，决策咨询委员会即是民意反映和集中表达的重要方式，通过在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其扮演着政府与社会间的平衡的角色。

笔者认为，独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是社会多元利益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和平衡的结果，同时也为政府协调多元利益矛盾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我们应当应该通过立法设立独立的、权威而又统一的专门咨询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上，决策咨询委员会不受立法与行政机关的管制，直接向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只要最高行政机关同意，它可以独立地对任何行政决策的制定进行调查、提供建议。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全部职员自行招聘，他们都不属于公务员之列，其升级调薪无须通过政府部门行政机关的批准。如果他们的品德引起怀疑，委员会主席可以对其进行惩戒或开除，对此不得上诉，即或上诉也无效，这样避免了行政机关干涉等诸多麻烦。委员会主席作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首长应能够以身作则，自觉遵纪守法，秉公行事，带领全体职员努力作出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委员会成员的来源较广，包括专家成员和非专家成员，并且大多数是这些人员中的精明强干的优秀人才。委员会成员一般都应踏实、忠诚、敬业，具有较强的开拓进取意识、纪律和法制观念，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人格修养。

（二）委员会制

大多数国家的决策咨询机构都采用委员会制。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赋予委员会议集体承担着。如根据《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规定，其适用的对象是联邦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即指国会法律设立的、或美国总统设立或利用的、或联邦行政机关设立或利用的，向总统或联邦行政机关或联邦官员提供建议或意见的委员会或类似团体，以及该委员会或团体的分支机构。并且规定对于非正式的社会团体若要适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该组织必须采取委员会的形式，因为该法主要目的是会议公开，只适用委员会制的团体。[12]

一般来说，凡是执行性、技术性与速决性一类的事务，宜用首长制，可以收到行动性、效率性之效；凡立法性、协调性、倾向性一类的事务，宜用委员会制。可反映多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利于分工合作，避免个人专断。委员会制具有集思广益、分工合作，集体负担工作的优点，防止职权过于集中，便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咨询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在咨询工作过程中，举行会议，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讨论中可能有让步、妥协，以多数委员的意见作出最终决定。[13]与“首长制”决定由行政领导一人作出相比，更能体现民主的要求。在咨询委员会制度下，委员会中的每个委员虽然都担任某一职务，但无权对委员会的所讨论的重大问题单独作出决定，必须作为提案由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一切重要的事务，均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集体负责的原则。

我国的决策咨询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咨询机构不是按照委员会的形式，由社会各界杰出的人士及专家组成，而是按照首长负责制的模式建立，难以真正发挥智囊团的作用。[14]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决策咨询机构应当采用委员会的形式，才更为符合决策咨询工作性质的需要。

（三）委员会章程

委员会章程是委员会宗旨的体现，是委员会咨询工作的行为准则。美国咨询委员会法规定，除了法律规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之外，行政机关决定设立咨询委员会时，必须制定一个咨询委员会的章程。没有制定章程之前，咨询委员会不能活动。由总统决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应向总务行政局提出；由行政机关决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应向行政机关首长和国会两院有关的常设委员会提出。章程中规定：委员会的名称、目的、活动范围、对谁提出咨询意见、经费来源、每年费用的估计、会议次数的估计以及存续期间。但由国会制定法律设立的咨询委员会，存在地期间按法律而不是按章程的规定。其他国家对咨询委员会的章程的内容和效力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5]

咨询委员会制定的章程只要有法律依据，并且是依照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体现了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就应当具有一定的效力。委员会的章程规定了委员会的职责、成员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会议秩序、委员会的选举、会议笔录等有关事项，可以调整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机关不应予干涉。

笔者认为，要保证决策咨询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一方面我们要颁布法律法规，规范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界定决策咨询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制定咨询委员会章程，对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通过章程规范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行为，以提高成员的责任心，提高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保证成员对咨询工作的公正性。

（四）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成员是委员会的必备要素。成员要能代表咨询委员会中各自的利益团体来实现均衡，其结构应当遵循“均衡性”原则。一个优秀的决策咨询队伍，首先应建立合理的人才专业结构。笔者认为，在吸取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人员机构，应当在委员会中赋予专家人员、行政机关公务员代表和社会公众代表以适当的比例，即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1. 专家成员。专家是咨询委员会成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利用其多学科综合优势为行政决策提供技术保障。德国的决策咨询机构对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般来说，要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资格，如经济学博士、建筑学博士或工程师、经济师才能进入咨询委员会，录用时除了集体评定之外，还强调资历、实践经验和工作能力。[16]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对专家也有很高的要求，其成员都是通过严格考核、具有多重和综合知识结构的人才。但是，进入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光有渊博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独立的咨询能力，以及相当年限的咨询工作经验。这样才能保证专家在咨询工作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然，能成为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是有资格限制的，概括起来，即是对专家资格的认定，除了要求不同的背景和丰富的经验之外，还应以专业训练和经验为基础，首要的应以他们在相关科学领域的专长而非他们与特定团体的制度性关联为基础。对于专家而言，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系统分析能力，不仅要有相应的技术资格，而且还要具有咨询认证资格。然而，就我国目前而言，虽然在某些专业领域已经有了技术资格认证体系，但是在咨询领域还没有相应的认证机制，因此，还需要相关制度建设予以辅助。

2. 公务员代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城市化工业社会中的利益表达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的积极参与。[17]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结构中，应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以适当代表，这对决策咨询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咨询委员会中过分的强调了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而忽视了行政机关的呼声，那么在决策咨询的过程中调查和研究就有偏向相对人一方的可能。行政机关公务员代表的是政府的利益，他们在咨询委员会中主要是起到表达政府决策的原因和目的作用，站在决策机关的立场上向咨询委员会提供有关行政决策议案，包括与行政决策目的以及与之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并且在咨询过程中同专家以及社会人士进行沟通、探讨和研究，避免咨询委员会作出有悖行政决策机关初衷的决策意见或方案。

3. 公众代表。由于社会存在大量的社会需求和信息，而咨询委员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又无法获得制定行政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了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决策咨询失误将在所难免。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咨询这样一种方式，最直接地与决策机关的代表以及专家接触，从而为咨询委员会提取信息资源提供了一条捷径，大大缩短了信息交流的管道。[18]

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主要是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而不可能是全体公众的参与，而往往是通过公众代表参与的。这样，如果没有别的力量予以平衡，则有可能导致对一般社会公众利益的忽视，以致在使这部分人获得公正的同时却造成对另一些人的不公正。因此，在决策咨询委员会中公众代表如何产生，如何分配，对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将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利益”代表理论指出，“公共利益”代表将产生更为平等地结果，而且作为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一种方式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所以，获得这种代表的权利不应该仅仅是具有仪式（ceremonial）意义的原理。[19]如果代表产生不合理，代表在各不同利益团体的分配比例不平衡，参与不仅不能保障公正，而且可能导致比没有参与的行政单方面决策可能形成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因此成员代表的权利应当扩大至广泛的利害关系人，从而使得利益能趋于均衡。

公务员和公众代表属于非专家成员。有些观点认为只有在专家或有技术背景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寻求均衡。将非专家排除在外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对技术性问题不能提供或很少能提供帮助，而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导向定位，也会因利益团体代表者的加入而受到破坏。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咨询委员会中吸纳非专家的理由是，很难将科学和政策问题相区分。由于这个原因，咨询委员会常常要对这两方面都加以考虑。如果没有会为拟议政策决定所影响者的代表，那么委员会组成就是不均衡的。另外，非专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卫咨询委员会不能以削弱公共责任的方式运作。所以应要求咨询委员会中应包括有利益影响且富有学识的非专家成员。

三、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即作为整体的委员会的法律责任以及作为委员会个体的成员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责任制度。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是咨询委员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委员会制易于使咨询活动集思广益，避免独断专行，但是权力分散、责任不明也是委员会制的一个弱点。决策咨询委员会也不例外。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虽然决策咨询委员会仅仅是行政机关进行决策的集体参谋，是咨询和智囊性质的机构，其本身并不具政权性质。最终的决策权在于行政机关而非行咨询委员会。即使负责，也应当由作出决策的行政机关负责，而不需协助决策的咨询委员会负责。但是并不因此就说明决策咨询委员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5节专门就联邦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委员会主席的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20]主要包括委员会的运行要符合目的、全体成员的观点应得到平等的对待、保证委员会的忠告和建议免受不适当地影响以及委员会的主席的代表责任等等。咨询委员会责任的明确，有助于健全委员会的责任机制，这样才能避免在失误时出现责任相互推委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决策中心的参谋体系，承担的是“谋”的责任。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咨询委员会会通过给出有偏颇得或是无知的建议，给决策过程带来偏差。认识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确立作为决策机构辅助的咨询委员会的责任。因为作为利益团体而言，咨询委员会更愿意不受拘束地批评行政决策，而不是让自己承担起对行政决策负责的责任。

咨询委员会可能会给出有偏见的乃至无知的建议，或者行政官员有可能运用咨询委员会来支持自己预设的政策偏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咨询委员会仅仅由背景和阅历类似的人组成，委员会的建议会有偏颇。即使这一影响是如此微秒以至于不为个人所注意，它还是会影响到他将给出的建议的类型。类似的，从事同一子专业领域的人们也会产生类似的偏见。学术偏见可能会对决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不同领域的人对不同类型的科学证据给予不同的权重。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官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更为均衡的委员会，可能给出不同的建议。当技术专家非常挑剔的时候，决策咨询委员会还会偏离科学的边界，给出无知建议的可能。在技术专家没有特定优势的情况下，委员会有可能陷入政策领域的迷途。[21]

其次，实际上，已有的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常常不承认，甚至认识不到自己会超越自己的技术专长并根据政策价值提出建议。这一结果不仅模糊了科学和政策决定之间的界限，也阻碍了行政机构的决策过程。

最后，只要科学、政策问题的决策不是立即为公众所知晓，决策者可以通过主张决策依据的是独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中立建议，来利用咨询委员会躲避对政策选择的批评。这一策略可以通过向委员会中“选派”那些从过去行为看一般会遵从行政官员政策偏好的公务员代表，或者通过隐匿不利于行政官员所支持结果的委员会资料来实现。

界定决策咨询违法行为的范围和法律后果，是决策咨询立法中罚则的基本内容。咨询主体实施具有社会为危害性、违法性的行为，是发生咨询法律责任的原因和根据。

（二）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发生法律争议，往往由于其成员的行为，但是其成员的这种行为，却能损害整个机构的利益。《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七节、第八节对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委员会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和普通成员的法律责任。[22]在决策咨询工作中，有些情况下结果与事实不符，是由于客观的限制，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个别委员会成员行为不端，即使是普通的过失，也将可能被认定为舞弊。因此，法律责任的控制应从每个人入手，应严明执业纪律，对委员会成员的不规范行为进行追究。

笔者认为，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的不同，其在委员会中承担的义务也不尽相同，在法律责任上也有区别。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讨论，一是非专家法律责任，一是专家的法律责任。由于非专家成员都是代表的相关利益团体，在利益代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故他们所要履行的义务基本相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无差别。但是专家由于其义务的特殊性，故专家的法律责任也异于公务人员和社会人士的法律责任。

1. 非专家成员的法律责任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的公务人员是政府的利益代表，在咨询工作中正确明白表达行政机关的意志。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公务员代表必须完全代表行政机关的意志，表达行政机关在作出某种行政决策议案时的相关考虑，不得加入个人的看法和观点；第二，公务员代表并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授权，因此不得在咨询工作中行使行政权以干涉或约束咨询委员会作出有偏颇的咨询意见。咨询委员会成员中的社会人士是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在咨询工作中表达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的意愿和要求，并且他们的表达也要求真实可靠。

由此可见，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公众代表，他们在咨询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义务，即是客观、真实表达其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愿，不得渗入个人的偏私。如果是由于故意给出错误的信息和资料以诱导咨询委员会作出有利于各自的决策咨询意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一旦这种咨询意见被决策机关所采纳，并且付之于执行，不仅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牺牲、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也造成行政决策成本的增加，这远远背离了决策咨询的初衷。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章程中确立非专家成员的法律责任。

2.专家的法律责任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专家的责任是咨询委员会成员法律责任中的关键部分。笔者认为，在谈论专家责任的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专家的特征：首先，由于工作内容专门化，因此要求专家应具有与所要求的资格相应的高度的能力、技能。并且不能认为能力、技能不足而可以作为免责的理由。若发生了一定水准以下的行为时，应当认定为有过失。其次，由于专家的工作以智力判断为中心，所以对于专家过失应以说明义务的违反等来追究责任。最后，高度的职业道德、信任关系，可以导出专家有与信赖相符的为委托人利益行动的忠实义务。

如果说非专家成员在咨询委员会中主要是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那么专家在决策咨询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综合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提出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因此，专家的责任在咨询委员会中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信赖。行政决策机关正是基于对咨询委员会的信赖，才会在行政决策的程序中保证咨询这一个必要的环节，把行政决策议案委托给咨询委员会进行研究和论证；而专家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是信赖的基础。其次，高度注意和忠实。即专家负有与异于一般人的专门知识、技能相应的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因受到行政机关的信任必须进行裁量的判断这一意义上的忠实义务。而这两种义务都可以导致专家的法律责任。如果为反了高度注意的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客观基准决定的责任，可以认为是对其具有一定基准以上的能力、技能的信赖为基础的一种保证责任。如果为反了忠实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属于因行政机关信赖而被委以裁量权行使得专家，从行政机关利益的观点来看不适当地行使裁量权的情形，所应负的责任。[23]这是因为，作为有高度职业道德的专家，应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尽其最大限度的努力，不得追求第三人的利益或自己的利益之故。在专家责任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学说上关于信息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看法。[24]

对于咨询委员会中的专家而言，如果他尽了咨询委员会专家集团平均水平的义务，则可不追求其法律责任。不过，即使是免除了专家的法律上的责任，如果在职业道德方面应有追究的事项，也应该受到咨询委员会内部的制裁。

四、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它调整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的重要载体，只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公民的各种参与权利，使之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顺利表达各自的意见、观点，也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将参与地内容、形式、程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人们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指导民主生活的准则。[25]

目前，政府利用咨询组织的智力支持已经被纳入了法制的轨道。许多国家的咨询立法，基本上是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也就是将咨询立法散见在各种相关专业的专门立法中，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很多，但是对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属性、行为方式、行为保障、工作评估、奖惩等无明确的要求，有关保证咨询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也不健全。虽然我国在决策咨询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要将这种自发的咨询转变为自觉的行为，还必须建立起较为合理、科学的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并使之具有稳定性、规范性的特点，使行政决策者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咨询成为一项法定义务。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设定这一制度。

我们可以在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决策咨询方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定咨询委员会法，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本身没有决定权的决策咨询机关。目前，分散而具体的专业性咨询立法，很难规范综合性、战略性的决策咨询行为。不过，在我国现阶段，制定一部规范决策咨询行为的咨询业基本法，其条件尚未成熟，但从决策咨询发展的趋势及其对法律的需求来看，又是势在必行。对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吸纳国外立法的成熟经验，总结我国立法的有益成果，从规划我国决策咨询管理和运行的规范体系着手，分批立法，协调配套，然后出台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法，使得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发展受到法律的保障，使其咨询行为有法可依。此法主要内容包括咨询委员会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基本类型确定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行为的效果、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和行为的效果等。应当在立法中体现权利、义务、责任的三级均衡。

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现代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其功能是其他制度所无法替代的。目前，不管是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社会对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行政程序法也在酝酿之中。作为行政决策程序中决策咨询这一重要环节的规定，也不应在行政程序法中被忽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中设专章或专节，对决策咨询委员会有关事项作出规定。这不仅可以保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活动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也促使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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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道晖：《论社会权力与法治社会》，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

[②] 郑明珍、王维进：《决策民主化新探》，载《民主》，1995年第6期。

[③] 叶必丰：《行政行为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④] 戴长征：《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⑤] 叶必丰：《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⑥] 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⑦] 当然，这种参与权行使其对政府的建议权、批评权。听证权、监督权等宪法权利，而非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即行政法律关系中，公民个人只是权利主体，而非行政权力主体。

[⑧] 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⑨] 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⑩] 参见候志山：《香港及国外反腐机构的经验与趋势》.

[11] 参见石红心：《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论当代行政对公民意志的表达》，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2]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2页。

[13] 参见《美国阳光中的政府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述评》，2004年5月8日

[14] 参见应松年、薛刚?R：《中央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之探讨??兼论中央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1辑），商务出版社2002年版。

[15]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4页。

[16] 参见向群：《我国咨询机构的人才结构》，载《现代情报》2003年第12期。

[17] 参见[美]特理。 L. 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8] 参见龚培兴、陈洪生：《社会讨论：民主决策的第三条途径》，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4期。

[19] 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5－146页。

[20] Section 5. 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1972）

[21] [日]下森定著，梁彗星译：《论专家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与证明》，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2] Section 7，section 8，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1972）。

[23] 参见杰克逊和鲍威尔Professional Negligence，p.1.转引自 [日]能见善久著、梁彗星译：《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架构的建议》，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12页。

[24] [日]浦川道太郎著，梁彗星译：《德国的专家责任》，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4

新华网北京5月27日电 北京市妇女法律援助分中心主任赵淑华在此间向记者透露，从这家分中心开通的咨询热线来看，咨询者对修改中、修改后的《婚姻法》特别关注，希望自己在婚姻家庭权益方面受到的侵害能通过修改后的《婚姻法》的实施得到有效解决。

赵淑华介绍说，北京市妇女法律援助分中心于去年10月18日正式挂牌成立，开通热线电话3部，截止2001年5月20日，共接听咨询电话1484件；同时，中心还接待来访投诉672件。这些电话及来访咨询的内容中，婚姻家庭类咨询有1811件，占咨询总数的84％。

据统计，在婚姻家庭类咨询中，咨询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第三者插足或非法同居、家庭暴力及离婚咨询三个方面。其中涉及第三者插足或非法同居的咨询246件。多数是反映丈夫与他人非法同居；极少数是咨询者本人（女性）未办理结婚登记与他人非法同居的。从这类咨询内容反映出一部分妇女对修改后的《婚姻法》还不了解，也有部分妇女在遇到上述问题时，不知所措；家庭暴力是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伤害案件。在咨询中，有125件涉及家庭暴力。这类咨询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有些妇女在生活中遇到的家庭暴力问题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是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危害的认识存在差异，普遍认为夫妻矛盾是民事纠纷，对有些伤害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不予处理或处理不积极；离婚咨询则有796件。主要涉及离婚损害赔偿、财产分割及妇女的人身权、名誉权等问题。

赵淑华分析说，从这些咨询中反映出许多妇女还缺乏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及应对现实婚姻生活中出现不测情况的能力。她说，咨询者对法律知识，特别是《婚姻法》的了解，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有些咨询者咨询的内容已涉及到家庭财产分割、损害赔偿、人身权、名誉权等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说明这些咨询者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一些法律基本常识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有些咨询者对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一无所知，根本没有能力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这种情况在咨询者中所占比例还比较高。另外，还有少部分咨询者对待自己的婚姻危机存在“等、靠”思想，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的婚姻状况，缺乏正确处理婚姻危机的能力。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赵淑华从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角度建议：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对修改后的《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和妇女“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的宣传力度，正确看待婚姻家庭关系，正确处理婚姻纠纷，让广大妇女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特别是执法机关要转化观念，加强执法，确保修改后的《婚姻法》中有关家庭暴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共同财产追偿权、抚养费支付、探视权等救助措施的实现，共同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维护法律的尊严。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5

关键词：网络；虚假证券咨询；监管

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许多证券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网站，通过其网络平台向广大投资者提供大量信息，包括大盘走势、个股信息、实时新闻、研究报告，甚至个股推荐、投资组合等。同时，个人投资者也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和交流看法。鉴于互联网无时空限制的特点，信息的流通更加迅速，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对于投资者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然而，在现今中国，欺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现象。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证券市场，更是欺诈的沃土。非法机构和个人借助互联网将诈骗黑手伸向弱势的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2007年轰动一时的“带头大哥”案后，各种互联网诈骗依然层出不穷。在各大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中时常可以见到某某金融公司或投资公司的文字链接广告，用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词汇，如“每天提供一只涨停股”、“明天上涨的三只大牛股”，引诱投资者为获取所谓内部消息、专家建议缴纳不菲的费用。在中国证监会的网上留言版块经常可以看到投资者的咨询投诉。由于利用互联网从事非法证券业务的违法行为具有成本低、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身份核实难、取证难的特点，一时之间迅速蔓延，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从事证券咨询业务。现行的互联网非法证券咨询活动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事非法证券咨询活动的机构和个人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二是主要通过博客、即时通信社群、虚假的公司网页或拷贝其他知名证券公司的网页，然后在各大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刊登广告，设置链接，以诱惑性的语言诱使投资者上当；三是通常以荐股为名收取费用，如咨询费、会员费，或要求利益分成；四是时间比较短，通常在获得一定金额的款项后即快速转移资金，在网上消失无踪，网页无法打开，所有的通讯方式如电话、手机等也不再有人接听。

1.互联网非法证券咨询猖獗的原因

新中国的证券市场泛滥成灾的互联网诈骗活动的背后，是不健全的市场、法律体系以及巨大的利益驱动。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由于非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中国的证券市场产生了许多问题，如信息披露的不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自律性差、个人投资者的投机心理及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互联网虚假证券咨询活动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证券市场中，由于种种原因，信息的与获得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的差异；二是投资者之间信息的不均等。由于信息的获取直接影响到股票的价格,影响到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收益,这种不对称性必然会使投资者努力试图通过其他“特殊”途径获取所需信息,以弥补这一差异。投资者的这种不成熟心理，使各种内幕消息、小道消息、所谓的专家推荐满天飞，从而为互联网虚假证券咨询提供了温床。投资者的投机心理、盲从心态也是骗子频频得手的原因，再精明的投资者也难以抵御利益的诱惑。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6

决策咨询研究是应用决策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系统地分析研究、探索、寻求主观能力与客观实践这一矛盾对立统一中，人的主观能力如何正确地认识、驾驭和控制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应用科学。强化咨询研究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决策咨询研究历史悠久

决策咨询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出现在现代社会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人类的决策咨询活动，却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类的决策咨询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决策咨询研究的历史。例如《通史》就是一部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资治通鉴》则是最高统治者决策经验与教训的典籍；而《孙子兵法》则是一部军事决策经验总结的专著等等，为我国的谋略学谱写了早期的光辉篇章。

不过古代最早时的“谋”与“断”（咨询与决策）是由一个人完成，成为既能谋又善断的智者。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更有效地把握动态变化的今天，驾驭和控制瞬间万变的未来，“谋”与“断”迅速分离，出现了食客、军师、参谋、幕僚等。他们学识渊博，高瞻远瞩，运筹谋划，在关键时刻作出许多治国兴邦的英明决策，表现出超凡的才能。如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就涌现出以吕尚、孙武子、张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谋略家、军事家、纵横家。周初的姜子牙被公认为是中国谋略学的开山鼻祖，周武王伐纣成功，多出自他的深谋算计，故司马迁称其“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共事多兵权奇计”。孙武子作为一代大军事家，其不朽的著作《孙子兵法》被历代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视为东方的《圣经》、智谋和兵谋奇书，不仅为国人倾慕不已，奉为“神明”，而且也引起了东方乃至世界各方人士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这些历史上的谋略，都没有超出个人超群艺术才能的界限，并没有达到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而为多数人所掌握的程度。

20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随着运筹学、博弈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学科相继问世，生产领域的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咨询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得到飞速发展，从而为咨询研究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决策咨询研究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认真把握决策咨询研究的规律

如何使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做到建真言、献良策，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根据它的特点，把握它的规律。

一、坚持决策咨询研究的超脱性。决策咨询研究的宗旨主要是为领导服务，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西方称它为领导者的“外脑”，是第四产业的支柱。它不同于某些业务部门，其特点是比较超脱：首先有那么一批研究人员整天在那里搜集信息、积累资料、研究问题，没有日常行政事务的干扰；其次还为发扬民主，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提倡大胆科学探索，创造一个平等协商、畅所欲言的心理环境，专业化程度很高；再次是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不唯上、不唯文件，为领导服务，必须是有效的服务，真正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第四，它的超脱性还表现在，不受部门利益的局限，因此能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为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发挥重要作用。

二、突出决策咨询研究的超前性。其一，决策者往往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当前迫切问题，面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战略性、长远性的问题则考虑得较少。领导干部“日理万机”眼前燃眉之急的重大问题，当然不应忽视。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决策咨询研究要发挥超前的特点，就一些战略性、长远性问题开展调研，提出建议，争取主动。其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搞好预测，特别是对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进行谋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其三，咨询研究要坚持与时俱进，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的生命力不是出陈旧的主意、过时的办法，不放马后炮，不当事后诸葛亮。当然，超前并不是一味地去追求不着边际的东西，这样会使人感到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是要抓住时机，快速、及时地拿出卓有成效的新思路、新对策，才能出奇制胜。

三、强化决策咨询研究的可行性。决策咨询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行动，获得主观意志的自由，寻求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规律的应用科学。因此研究成果必须切实可行。如果所提供的方案无法操作，只是“纸上谈兵”，不能实施见于行动，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而毫无价值。如何确保它的可行性：

1.选题可用。选择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一项科研活动，是可行与否的重要环节。人们常说：“题目选好了，就成功一半。”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服务的领域很广，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分析论证，筛选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最佳课题，才能得到领导者的承认，才能为社会消化、吸收，真正成为社会的力量。根据几年来的实践，我们认为：一是要以应用研究为主，着重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不搞一般性的理论探讨。二是要以政府的中心任务为主，把需要作出决策的重大关键问题放在首位。三是要以当前决策者急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主，想其所想，急其所急，避免“隔靴搔痒”、“南辕北辙”。

2.论据可靠。决策咨询研究要有科学态度，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搞投其所好，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二是坚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注重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以求得最佳的数量界限。三是坚持咨询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实行“开放型”研究，特别是许多重大综合性课题，涉及很多领域、部门、学科，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组织有关力量实行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反复信息交流、思维共振、优势互补、协作攻关才能奏效。

3.实现目标可能。衡量咨询研究成果是否可行，除选题可用、论据可靠以外，还必须分析研究实施中的条件是否具备，有无可能。如人、财、物等诸方面的支撑条件基本成熟，实现目标就有可能；否则，毫无人、财、物的基础，实现目标就没有可能，那就谈不上科学有用。因此，要进行综合分析，反复论证，驱利避害，做到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从而保证研究成果的可行性，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7

向日葵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是一支以特色服务品牌为支撑，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该服务队以妇女组织及“妇女之家”为依托，坚持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原则，使志愿者在服务活动中展示自身价值，被服务者在得到实实在在帮助的同时，能充分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管京如法律咨询志愿队

这支志愿者服务队伍由女法律工作者、女法学专家及法学研究和妇女工作者组成，志愿者们本着“群众所求，社会所需，力所能及”的原则，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工作，为权益受到侵害的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开展各种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服务队通过接受法律咨询、开展法官讲堂、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群众依法办事，推进法制社区、诚信社区建设，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法律服务，既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又宣传了法律知识，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促进了社会和谐。

幕府佳园小区退伍军人周兴仁因企业和事业单位退休待遇悬殊问题愤愤不平，他当初退下来时单位答应他享受企业单位待遇、事业单位编制，退休后实际享受的却是企业单位退休待遇和编制，周师傅为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愁，多次萌发上访的念头。管京如法律咨询志愿队得知后，与他谈心交心，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从法学专业角度出发为他提供法律咨询，给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各种建议，为他排忧解难，最后从三个方面做出详细的解释说明，诠释了周师傅的疑问，引导其依法办事，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打消了他上访的念头，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管京如法律咨询志愿队还利用建党91周年开展广场普法宣传活动，对于恒茂家园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和雨污分流施工问题等，引导广大业主通过召开业主大会、小区议事会等形式解决问题，合理诉求，合法维权，她们真心实意地用真情化解矛盾、用耐心化解矛盾、用解释化解矛盾。

徐曼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

这是一支提供婚姻家庭咨询等服务项目的专业女性心理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们分别持有国家二、三级心理咨询资格证书。徐曼工作室配有心理疏导沙盘，可通过一系列沙盘意象，反映出游戏者内心深处心理活动，通过志愿者的专业指导和梳理，治疗缓解不良情绪。志愿者们深入群众，定期在社区居民、辖区内的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内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不定期的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咨询、青少年心理拓展辅导、调解家庭矛盾纠纷等志愿服务活动，有效地减少了家庭暴力、邻里纠纷等矛盾的发生。自徐曼工作室建立以来，接受心理咨询126人，其中广场咨询108人，举办心理健康讲座4次，受益居民约600余人。

“不知道哪有心理咨询”“不好意思找人咨询”“不知道心理咨询怎么收费”……在高压人群逐渐增多的今天，社会减压体系的缺失造成心理疾病的频发、高发。“孩子读初中，逆反心理特别强，为了看着她学习，我们娘俩几乎天天吵架。孩子又没父亲，我是有苦没处说，总是憋得慌。社区要是没有这个心理咨询室，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恒茂家园小区居民胡荣华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胡荣华也想过咨询正规心理机构，但是出于对这一行业不了解，也不确定自己这种情况算不算是心理疾病，最终放弃。而来到社区的“徐曼心理咨询室”咨询，也是无意间发现社区有这么个机构，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进来，没想到效果不错。胡师傅说：“其实我就是想找人说说心里话，这一聊不仅我心里敞亮了，还学了一些和孩子沟通的方法，社区有这么个机构真方便。”徐曼说：“社区心理咨询室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即使没有心理疾病也可以来聊天排解压力。作为社区工作人员，除了为社区居民正常生活提供服务外，精神方面的服务也需要加强。虽然前来咨询的人不算多，但却实实在在为社区居民解决了很多问题。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咨询的人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幕府佳园小区居民夏军芳说：“我现在真的感觉压力很大，每天下班后都想找人聊天，但是找朋友又得花钱请客，家里人又都在外地。”小夏家距单位公交车程大约为一个半小时，每天需要六点起床，七点从家里出发，而晚上五点下班后通常要六点半左右到家，吃过晚饭就到了八点左右，这样的工作状态要持续六天才能换来一天休息。小夏说，每天都感觉从早忙到晚，休息一天还得做家务，整个人接近崩溃的边缘，回家和媳妇说说话吧，大家心情都不好，弄不好就吵架，所以找人沟通的愿望特别强烈。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朋友、亲人聚会时间大量被削减，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找人沟通、交流的渴求日益旺盛，类似小夏这种情况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可是，虽然有潜在心理咨询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走入正规心理咨询机构疏导的人却很少。据调查发现，心理健康知识的缺失造成人们忽视心理疾病，对心理咨询行业的陌生感和行业管理的不规范成了百姓走入正规心理咨询机构的门槛。心理咨询绝不是简单的聊天，在社区中开展心理咨询工作非常有意义！一方面，目前社会生活节奏变化非常快，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不满增多，多数人都有心理压力和亚健康的心理情绪和心态，非常需要社区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必要的服务，来缓解、化解、和谐这些不稳定、不安全的诱因；另一方面，心理咨询工作的两大主要场所之一（另一个是学校）就是社区，只有在社区里，心理咨询才能够充分发挥其“缓解、化解、和谐这些不稳定、不安全的诱因”的作用。

青青果乐园志愿队

志愿队主要是针对0-3岁婴幼儿及其家长开展的亲子游戏和亲子科学教育服务。青青果乐园的早教老师都是三之三幼儿园的亲子班老师志愿者，每周一至周五她们都会过来，园内配备各种帮助幼儿开发智力的玩具及早教书籍，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早期科学教育，帮助家长全面了解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运用科学方法教育孩子，开发孩子的运动、语言、认知等多种能力，促进家园社区联动。自青青果乐园开园以来，已为40多位0-3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提供了早教科学服务，受到了年轻家长的欢迎。

今年六一儿童节，三之三幼儿园亲子班老师志愿者们精心组织了一系列亲子互动游戏，20多位宝宝和他们的家长来到青青果乐园，尽情享受着亲子活动带来的无限乐趣。整个活动令家长们对青青果乐园志愿队教师们的敬业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赞叹不已，纷纷表示通过活动感觉豁然开朗，不仅得到了许多好的亲子教养方法与技能，也调整了教养宝宝的心态。志愿者们通过此次活动，同样感受到了专业成长所带来的职业幸福感。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8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法官的专业水平很高，甚至比教授还高，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必要组织专家就某一个问题来发表意见。但是我们国家目前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的法官队伍和司法队伍真正有正规学历的人占得还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某些疑难案件，出现某些疑难问题。对于这些疑难问题，专家们也未必能够解决，对于同一问题不同专家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毕竟专家们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发表他们的意见，对有关当事人、对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会起到一种参考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聘请专家，听取专家意见，就成为我们司法过程当中普遍进行的一种情况。不仅律师来聘请专家就某一个案件发表意见，而且公安机关也聘请某一些专家就某一个案件来发表意见，检察机关也聘请专家来发表意见，法院也聘请专家来就某一个案件发表意见。

我本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次参加最高法院主持的就某些案件的定性问题的咨询会，来发表对某些案件的处理问题的处理意见（甚至包括某些重大案件，有些问题定不了，那么请专家来进行咨询）。我也参加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专家咨询会，发表对某些案件的咨询意见。我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专家咨询委员，北京市公安局有很多案件都找我们专家委员会来进行咨询。当然我们也参加了包括律师代表的被告人一方，律师代表的被害人一方来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专家咨询。

专家在这些咨询当中，只是发表自己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把司法活动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权力的行使。但是现在随着法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看到的是在司法活动当中，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司法活动不是一种裸的权力行使，而且包含着一种知识的运用。因此在司法活动中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知识，专家的咨询意见才有可能在一个案件的定性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认为专家对某一个案件发表意见本身，它仅仅是代表专家本人，只是供有关的当事人参考，而不能对案件起到决定作用，不可能说专家说有罪就有罪，专家说无罪就无罪。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专家提供意见如果是不收取费用的，是无偿的，那你是公正的，但是你收了当事人的费用，那好像你就为当事人所用。实际上我要先说明一点，专家提供咨询意见本身也是提供一种劳动服务，所以这种服务它必然是有偿的。实际上不仅律师请专家咨询会给予一定的报酬，而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请专家同样也会给专家一定的劳务报酬。这正是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所应有的价值。不能以有偿无偿来判断是否公正。当然如果我是受这一方当事人委托，我肯定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就某一个法律问题发表意见。那么这种意见也是从有利于委托人这个角度来发表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记住这一点：任何意见必须要有它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如果一个专家意见完全脱离事实，完全脱离法律，那么说了等于白说，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站在哪一方，不管是有没有领取报酬，它必须要从事实和法律出发，这样的意见才有可能被有关的司法机关所采纳。脱离了事实和法律，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专家的意见，只对律师所提供的证据负责任。律师提供的证据可能会有假，也不排除有的律师有隐瞒，但是在这种基础上提供的意见它不可能被司法机关所采纳。所以这样的咨询意见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专家参加咨询，可能会在诉讼的不同阶段，他在不同阶段发表的意见，是根据现有材料来发表的。比如说海淀前段时间发生的所谓“天价葡萄案”，海淀公安分局就请我们过去咨询，说这个案件到底能不能定罪，定罪数额是多少？在这个时候，公安机关还刚刚处于收集资料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专家发表意见，只能说这个案件如果你要想定他什么罪，就需要什么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这个罪就定不了。就是提出一些指导性、参考性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办案工作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绝不是说专家说有罪就有罪，专家说无罪就无罪。专家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