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咨询问题范文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1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永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这原本是一场简单的民事诉讼，却衍生出几十起“复杂”的案件，令人揪心。
说其简单，此案的核心其实就是房产确权；说其复杂，此案历时五年，20 多次、多审级的诉讼跨江苏、浙江两省，涉及江苏泰兴法院、泰州中院、盐城中院、江苏省高院，浙江杭州中院、杭州萧山区法院，24000平米房产，曾被三地方院重复查封、拍卖。
几十起案件盘根错节，所有诉讼“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剪不断，理还乱”。而且案件牵涉人数之多、跨度之大、关系之复杂，难以用一篇报道陈述清楚，无论加何详述都只会让读者看越看糊涂。
因此《谁的华欣商贸城？》一文，只记录了事情起因、过程和现状，未对所有案件和相关法院的裁定、判决等司法环节详细披露。这些复杂的问题，只有法律专家才能抽丝剥茧、击中要害。
4 月25 日，记者旁听了关于此案的法律咨询论证会，与会五位专家就此案的事实认定、审理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法律咨询意见，并在《法律咨询意见书》
上联合签名。
在论证会现场，一位专家自嘲地说：“法院竟然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是教法律的，怪我没有教好。”
违背证据规则要求
所有问题的核心指向一个，即浙江华欣出资7300 万元，是融资借贷，还是房屋买卖。
虽然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实际交付全部房款、合同的网签和手签文书完备、齐全。而且泰兴市政府维稳工作组也曾以会议纪要的书面形式，表明须为浙江华欣所购房产协调支持，尽快办理房产两证。
但江苏两级法院认定：浙江华欣是以“买卖之名，行融资之实”，对其主张的确权官司不予支持。
对于这一焦点问题，专家认为，浙江华欣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实的证据充分，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本案第三人曹宏寿等主张是融资借贷关系的依据是言词证据，且多数言词证据是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下取得，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庭质证，没有借贷合同这样的原始的书证证明，其他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明力明显低于浙江华欣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支持浙江华欣的事实主张。
专家解释说，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且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但是，本案再审一审民事判决书和再审二审民事判决书均违背上述证据规则的要求，做出了事实认定上的错误判断，进而导致实体法律适用的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
目前，社会上确实存在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如何确定哪些是以买卖商品房合同作为借贷担保的案件？
专家介绍，在通常情况下，认定这种事实关系，应当存在明确的借贷合同，同时， 作为担保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不确定，只有具体数额，而无确定的买卖标的物，交付的款项标明为“往来”或者“借贷”的科目，而不是“购房款”，也不会交付房屋，并且在贷款清偿期之内买卖商品房合同并不履行。
在本案中，浙江华欣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是买卖商品房合同关系，不符合前述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特点，因此应当依照《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浙江华欣对买卖商品房的所有权，支持其诉讼主张。
但本案再审一审民事判决书却适用《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规定，判决驳回华欣公司的诉讼请求，实在是莫名其妙。
本案再审二审判决书对此竟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华欣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两级法院的上述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
专家明确指出：“对于已经证明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争议，法院应当适用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确定权属，相反，法院却对于本案适用借贷合同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
诉讼程序存在严重错误
早在2008 年7 月，浙江华欣就向江苏省高院起诉中盛置业商品房买卖纠纷，江苏高院审理并做出民事调解书，认定24000 平米商铺归浙江华欣所有。
蹊跷的是，2009 年12 月，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江苏高院又做出一份民事裁定，否定了商铺归浙江华欣所有的裁定，理由是“原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并将本案指定泰州中院审理。
浙江华欣对江苏高院的民事裁定表示不解：“原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错误在哪儿却没有明确指出，是程序错误还是实体错误？是依据的法条错误，还是证据错误？
更无法理解的是，怎么可以指定下级法院来监督上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 2008 年江苏高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还没有撤销，作为下级法院的泰州中院又如何再做判决？
浙江华欣提出的疑问，确实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2010 年6 月，江苏高院又出具一份民事裁定来“补救”：（2009）民事裁定书中，文字有遗漏，应予补正，“本案指定泰州中院审理”前，应增加“撤销（2008）民事调解书”。
此时，这位专家又一次自嘲说，“还是怪我没有教好，这明显是用一个更低级的错误，来掩盖上一个错误。
撤销（2008） 民事调解书后，2012 年3 月， 泰州中院做出判决，认定这是“名为买卖，实为融资”，浙江华欣败诉。
五位专家联合签名的《法律咨询意见书》明确指出，泰州中院、江苏高院在本案的诉讼程序中，存在严重错误，影响到本案的实体法律适用，应当予以纠正。
专家介绍，首先，对于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的再审，一般应由当事人申请；法院提出再审须有充分理由；检察机关对生效调解书的抗诉，只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除此之外，不能对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再审。
江苏高院再审裁定书陈述的理由，笼统地概括为“确有错误”，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再审没有充分理由。
其次，江苏高院对自己审理的一审民事调解书即使进行再审，也应当由自己进行。江苏高院指定泰州中院再审，在没有撤销民事调解书的情况下，形成了下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的违法状态。
“尽管江苏高院随后做出再审补充裁定，增加“撤销本院（2008）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但这样的作法更违反法律，理由是用民事裁定撤销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是违反法律的。
江苏高院不仅形成了以裁定撤销民事调解书的错误，而且该裁定主文不是在裁定书中作出的，而是使用补正裁定书增补裁定主文。
“补正裁判文书的裁定书适用于已经作出的民事裁判一般性错误的纠正，不得变更裁判主文。该院的这种程序错误十分明显。”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2
一、当前官兵涉法问题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官兵涉法问题主要包括官兵个人涉法问题和官兵家庭涉法问题。官兵个人涉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婚恋纠纷。这类问题比较突出，发生对象主要是年轻干部和士官。他们有的是利用探亲休假之机回原籍找的对象，由于交往的时间短，双方缺乏了解，感情基础不牢；有的长期分居两地，生活上不能相互照顾，感情上缺乏交流，结果被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姻关系破裂；也有的是妻子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受不了委屈而引发婚姻纠纷。二是人身伤害。有的官兵休假、外出被地方人员不法伤害；有的是个别干部、骨干在管理中简单粗暴，致使战士受到伤害；还有的是官兵之间互相因一些琐事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三是债务纠纷。多是战友、老乡之间互相借钱碍于情面，不履行任何手续，事后为还钱撕破脸皮，组织出面也难以解决。官兵家庭的涉法问题主要有：一是邻里琐事造成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农村籍的官兵家中，大都因宅基地、通道、排水等相邻关系而引发的纠纷。二是人身伤害造成的纠纷。有的是因邻里纠纷势态扩大而造成的人身伤害，有的是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发生的伤害，有的是被犯罪分子伤害。三是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有的是官兵亲属交通肇事与别人引发纠纷；有的是亲属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而引发的纠纷。
总的来说，当前官兵涉法问题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涉法范围越来越广。从种类看，有民事类涉法问题、经济类涉法问题、不法侵害类涉法问题等十余种；从涉法人员看，有领导干部、基层干部，也有士官、义务兵，还有刚入伍的新战士。二是涉法问题处理较难。有的官兵及其家庭反映涉法问题不真实，甚至扩大化，有的明知理亏，却隐瞒事实，导致领导机关掌握真实情况难；有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对处理军人军属的涉法问题不够重视，对部队出具的公函置之不理，部队协调处理的难度大；此外，目前部队处理官兵涉法问题没有专项经费，缺乏法律人才，难以为官兵提供有力的法律援助。三是影响官兵的思想行为。官兵自身或者亲属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心里总像有一块石头压着难以喘气，整天琢磨如何打“官司”、讨公道，造成工作分心走神；甚至少数涉法官兵因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承受能力差，情绪反复无常，最终导致诱发事故和案件。四是造成部队额外开支。官兵涉法问题不解决影响部队的稳定，要彻底解决往往需要组织派人到当地协商解决，无形中造成额外经费开支，增加了部队的经济负担。
二、官兵涉法问题日益增多的原因分析
（一）一些地方机构重视程度不高，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一些地方司法部门执法不公，少数执法人员在处理军人军属涉法问题时受“人情风、关系网”左右，致使涉法问题得不到及时公正的解决；军人、军属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侵犯，却因为无钱找人、“朝中”无人，依法得不到保护；少数地方地痞村霸仗势欺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根治。
（二）官兵及其亲属法律素质不高，依法解决涉法问题的能力较弱。有的官兵亲属不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交往中，凭“君子协定”做生意，有的即使订了合同，也因条款不清，导致发生经济纠纷，造成经济损失；有的军属遇到涉法问题后，不是据理诉讼依法解决，而是采取非法手段武力解决或私下解决，导致问题复杂化；有的不了解法律条文，不懂得司法程序，使依法解决涉法问题失去了最佳时机。
（三）法律服务保障工作不到位，满足不了官兵的需求。现在，基层部队虽然大部分都设立了法律咨询站，但由于受编制所限，没有专职的法律服务人才，基层的法律咨询员也是由干部兼职，大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对解决涉法问题感到力不从心，导致官兵及家庭的涉法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致使涉法问题越压越多。
三、正确帮助官兵处理好涉法问题的方法
（一）及时摸准情况是帮助官兵处理好涉法问题的基本前提。掌握实情是帮助官兵解决涉法问题的前提。当前，少数官兵为了要部队出面帮助“讨说法”，往往夸大事实，只讲“一面之辞”；有的官兵亲属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后，明明责任在自己，却故意隐瞒过错，误导官兵。因此，对遇到涉法问题的官兵，一方面要教育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客观地表述事实，不能把听到的当作看到的，把想到的当作发生的，更不能故意夸大其词，虚构事实；另一方面，尽可能亲自把情况核实清楚，对把握不准的情节要向官兵亲属电话询问，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人去调查了解。只有把涉法问题调查了解清楚，处理起来才能有的放矢。
（二）熟悉法律法规是帮助官兵处理好涉法问题的重要保证。事实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多元化和人们利益纠纷多样化，官兵及其家庭遇到的法律纠纷也更加复杂，一起普通的人身伤害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也可能涉及到刑事法律关系，还有可能涉及到行政法律关系。而大多数法律咨询员由于法律知识不全面，处理官兵涉法问题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这就要求部队法律咨询员投入时间和精力重点掌握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刑法》、《民法》、《婚姻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熟练掌握处理常见涉法问题的实体法规和程序方法，遇到具体问题时才能得心应手。
（三）妥善搞好协调是帮助官兵处理好涉法问题的有力支撑。解决官兵涉法问题，部队负有重要职责，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主要还是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近年来，总政先后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多个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对军队各级和地方相关部门帮助官兵解决涉法问题、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提出了具体要求，军地都陆续成立了涉军维权机构，建立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基层官兵，尤其是义务兵，受社会阅历、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等条件的制约，直接与部队机关和地方涉军维权机构沟通协调的效果不一定好，部队主官就要当好基层官兵的“代言人”。对于比较重大复杂的涉法问题，主官要主动出面与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联系，积极争取地方涉军维权机构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官兵家庭的涉法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3
一、努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一是，我们注重组织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区委、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为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
1、积极参与为世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活动。6月3日，在区委书记王文涛、区长周伟与上海世博局开展“加强合作，共办世博”共建活动协议中，确定了司法局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内容。并且根据世博局及项目处要求，由律师参与并完成审核20多个合同项目。
2、年初，我局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律师参与世博法律服务的工作意见》、《关于加强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意见》、《关于加强律师事务所与各街道“结对”开展律师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等5个文件，突出重点着力扩大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着力提高律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着力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更好地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并且安排律师参与区领导信访接待以及个案化解法律咨询37次。
二是，鼓励支持法律服务行业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政议政，踊跃献计献策。如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树英作为市政协常委在今年上海“两会”上以个人名义献出“关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法进行科学理性投资的建议”等六件提案。市有关部门已办复的四件提案，采纳其全部意见。
三是，围绕“四个确保”的要求，为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会同区工商联、区国资委组织区属企业、工商业主举办4次法制讲座，当场接待法律咨询28人次，解答企业经营过程中的71个法律问题，以帮助企业防范市场风险，解决摩擦纠纷，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四是，不遗余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律师事务所招商引资工作中，今年司法局力争完成上缴区级税收同比增长11%的目标。实现全年引进新所6家的目标，突破70家律师事务所关口，达到72家律师事务所，共有820多名律师，完成全年业务创收同比增长9.3%的目标，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五是，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确保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应援尽援。4月24日，区委副书记、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及区15个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6个街道政法书记参加了区法律援助联席会议暨第一次工作会议，进一步整合了社会资源，在我区形成法律援助的工作合力。1-11月共接待来访咨询2191人次，12348法律专线接待法律咨询4787件，受理法律援助案件498件，比去年同期增长25.7%，其中民事法律援助案件330件，比去年同期增长66.7%，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66件，比去年同期下降16.2%，收到群众锦旗18面，表扬信7封,收到来访群众《服务意见表》96张，满意91张，比较满意5张，满意率达94.8%，无服务质量投诉。
1、认真做好区信访接待协调。接待信访引导前来咨询当事人21人次，为其中4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信访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
2、积极发挥法律援助调解作用。在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认真贯彻上海市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调解工作实施办法》，为36名受援人通过非讼调解达成和解协议，达成诉中和解35件。
3、组建本市第一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律师团”。选派了10位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青年律师组建“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律师团”。基本形成来沪人员法律援助“三纵三横”维权格局。“三纵”，即区、街道、居民小区的“三级维权网络”日臻完善;“三横”，即在区总工会、安全生产监督局、建委等来沪人员集中的系统(行业)设置法律援助受理点。今年以来通过非诉调解的方式为35名农民工讨回被拖欠工资。
二、全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月22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一行，在区委书记王文涛，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志荣等陪同下，先后走访了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小东门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工作室，详细询问了我区的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人民调解工作情况，表达了对基层司法行政和人民调解工作的高度关注，激发了人民调解干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积极性。在市、区领导的关心下，我区的人民调解工作不断拓展深化，创建出了具有特色的工作品牌。
一是，着力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构建以司法所为平台的基层大调解格局。坚持以化解生活矛盾为主线，深入动迁、劳动争议、房地物业、交通事故、妇女权益保护、医患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治安及轻伤害案件等多个领域，初步形成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结合、与司法审理相衔接的人民调解大格局。在“6+1”调解领域中(即6个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室和1个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断总结提炼经验和做法，形成特色。在各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年1至11月，我区共受理各类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3007件，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62件，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130件。其中，参与劳动争议调解445件，交通事故争议调解98件，房地物业纠纷调解46件，医患纠纷调解9件。
二是，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成立区“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各街道“大调解”工作小组;充分整合社会多方调解力量，促进“1+1〉2”的调解效应，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截止到11月，我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纠纷4951件，调处成功4944件，调处成功率99%，制作调解协议书3467份，已完成民事纠纷调处3570件。
三是，加强“人民调解室”的专业化建设，开拓维稳工作新领域。2月10日，我局与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联合召开了结对共建大会。市监狱局与区领导共同为驻市未管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揭牌。这在全市监狱系统是第一家。同时，依托驻市未管所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平台，把过去单一的志愿者结对帮教进大墙发展到了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全方位进大墙，为服刑人员的改造创造了更好的外部条件。截至11月，工作室先后参与了4名未成年犯的专项社会帮教，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8月份，在豫园地区小商品市场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系本市首创在大型市场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把人民调解工作全面参与到豫园地区小商品市场的消费权益、轻伤害、治安、简易民商事纠纷调处工作中，着力提升售后服务水平，打造市场诚信品牌。截至11月，工作室参与各类纠纷调解132件，相关工作信息受到了市委政法委以及中央政法委的关注。
四是，以迎国庆60周年为重点，做好民间纠纷防激化工作。自1995年以来，持续在每年6至11月，组织开展以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民间纠纷防激化百日竞赛活动。今年百日竞赛期间，通过组织矛盾纠纷大排查、优秀调解协议书评选、民间纠纷防激化十佳案例评选、民间纠纷防激化演讲比赛以及全区人民调解基础工作对口检查评比等一系列活动，有力地防止了各类民事纠纷的激化，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在百日竞赛活动的推动作用下，我区各街道人民调解工作室及居委调委会防止自杀案件5件，防止民转刑案件5件;六个街道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共接待咨询2067件，2511人次，直接受理解决矛盾874件。
五是，根据人民调解工作实践进展情况，继续做好交流、指导和培训工作。自2002年起，持续8年组织《区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及论文选编》，今年4月，第八辑编辑成书。选辑总结交流了区人民调解协会各会员单位一年来的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人民调解工作的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并且及时与法院民一庭沟通协调，于6月份联合组织了全区130余名专职人民调解干部业务培训。以及顺利完成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报名、推荐工作。
六是，加强资源整合，做好社会矫正、安置帮教工作。我区社区矫正工作从基础工作着手，结合本区实际，不断探索具有本区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和规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实效。全年落实帮教99.06%，户口申报率99.34%，以去年同期增长0.22%;就业安置率97.33%，同比上升7.5个百分点;当年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七是，完善“两会一站六中心”安置帮教工作体制(“两会”，即区安置帮教协会、区企业家爱心协会;“一站”，即“新航阳光驿站”;“六中心”即六个街道安置帮教分中心。)“新航阳光驿站”的扩建工作得到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调拨巡道街136号近50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驿站新址。9月份，“企业家爱心协会”和六个街道安置帮教分中心一并成立。完成我区安置帮教工作“216”构架，即“两会一站六中心”模式将日趋完善。深入探索社区矫正科学方法，扎实推进分类、分阶段、分级矫正工作，积极探索心理矫正和个性化矫正工作。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重新违法犯罪率同比明显下降。
三、大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举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制讲座8次，四套班子会前学法26次，法制专题研修班4次。将法制教育纳入区党校处级干部轮训和后备干部培训计划，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制度和法律顾问制度，牢固树立法律权威意识和依法履责观念，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水平。围绕市委宣传部、市法宣办组织编写的《公务员法律知识读本》，开展公务员“五五”普法培训。开展上海市“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学法用法示范机关”评选活动，申报工商分局为上海市“学法用法示范机关”，区法制办副主任戎颖为上海市“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
组织开展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系列法制专题讲座。邀请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局级高级法律专务刘平作《金融中心建设下的法治政府建设》专题法制讲座。邀请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教授作《世博会与公民意识》专题法制讲座;
二是，坚持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为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劳动人事、公平竞争等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内容，通过“东方讲坛”面向本社区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进行宣讲活动。分别由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博士主讲“全球经济危机与上海中小企业的应对”;市律师协会乔文骏主讲“中小企业融资法律与风险规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国有资产评估公司董事长樊芸主讲“两会关于中小企业应对危机的声音”;鼎力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山律师主讲“中小企业合同法制与风险规避”;申浩律师事务所主任田庭峰律师主讲“企业如何规避劳动用工中的风险”。系列法制宣讲活动共组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80余人次、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200余人次参加，并发放《中小企业维权之道》、《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上海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劳动法律服务》等法制宣传资料360本。
三是，围绕“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联络员培训，布置和开展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具体工作。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服务和引导功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把普法工作的落脚点集中在企业集团、社区、学校和两新组织，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全区各领域依法治理。制定年区开展“学法用法模范领导公务员”、“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的评选工作的意见，启动第二批上海市“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申报工作;继第一批37个“民主法治小区”，第二批26个居委申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小区”，年内全区上报18个上海市“民主法治示范小区”的工作目标已完成。
四是，以迎世博为契机，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8月18日，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隆重举行由上海市司法局、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区司法局承办的“世博会与市民法律素质”理论研讨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司法局局长吴军营，区区委书记王文涛，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吴云飞出席会议。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等五位专家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为倡导法治精神，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有序、有效地指导各区县全面、规范地开展迎世博法制宣传教育出谋划策。9月7日至11月10日，我区承办了全国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上海赛区活动的初赛、复赛和决赛。决赛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经过激烈的角逐，区代表队最终获得了一等奖，将代表上海参加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
五是，充分发挥市区大众媒体特性，扩大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辐射作用。加强与市级媒体和有线电视、时报等区宣传媒体的合作，做到月月有活动报道，及时报道反映我区各部门单位学法用法工作经验。通过大众化、差别化的宣传模式，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年来，中央法治频道、上海新闻坊节目、《法制日报》、中国上海网、金报、《解放日报》、《国务院侨办》以及市司法局《法宣手册》、《普法依法治理通讯》等均报道了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其中部级媒体报道49篇、市级媒体报道1236篇、区级媒体报道84篇，既反映了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也向社会传递法制教育信息。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4
检察联络室畅通服务渠道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检察院为进一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深化检务公开，与伊春市旭日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爱民社区合作建立了检察联络室，将检察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基层，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
一是建立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制定了《检察联络室工作制度》、《检察联络人员工作职责》和《检察联络室举报线索管理办法》，并制成图版挂在检察联络室醒目位置，建立了检察联络室工作日志、检察联络室案件线索登记表和检察联络室工作情况统表，抽调了控申科、民行科和反渎职侵权局素质好、能力强干警，定期到检察联络室开展工作。
二是选聘检察联络员开展工作。为方便群众、听取民意和就近、及时开展法律宣传和服务，他们在司法所、社区各选聘1名检察联络员，检察联络员主要职责是及时反馈群众举报、控告、申诉线索、法律咨询服务等，并及时联系本院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协助检察机关宣传检察职能等工作，共同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
三是畅通服务方式。检察联络室实行双周一次和电话沟通的工作方式，确定六名检察业务骨干，每两周一次到检察联络室开展工作，还统一打印检察工作人员部门、职务、手机和办公电话信息，发放给司法所、社区聘任检察联络员，便于开展工作；检察联络室其他时间工作，由司法所、社区聘任检察联络员接待群众法律咨询、控申举报等，做好记录，并及联系检察联络室工作人员，依法妥善解决群众诉求，畅通服务工作渠道，做到无障碍为民服务。
（文/王磊）
做法
推行不捕听证双向说理制度
江西省武宁县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行不捕听证双向说理机制，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取得明显成效。2010年以来，该院对15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其中不构成犯罪的4人，没有逮捕必要的11人，均向公安机关和有关当事人详细说明了不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和理由。公安机关无一提出复议、复核，当事人也未因不批准逮捕而涉检上访，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一人涉嫌重新犯罪。
该院要求承办人综合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被害人态度和社会调查情况，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对拟提出不捕意见的案件，在受理3天内由承办人向部门负责人提出，部门负责人认为建议正确的立即向分管领导汇报，分管领导认为建议正确的即开始启动不捕案件听证双向说理机制。
与此同时，承办人从犯罪事实、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全面向公安人员阐述，使公安人员了解不捕案件在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不捕后的侦查方向，必要时可以让公安人员一起阅卷分析现有证据状况或列席案件讨论会。
然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及时向被害人送达《不捕理由说明书》，耐心说明和解释检察机关不捕理由，增加了不捕案件透明度，消除被害人对逮捕工作的误解，化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文/袁相峰 王磊）
经验
检察行政装备强化开源节流
去年以来，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检察院紧紧围绕行装工作目标，加强经费保障、资产管理、装备建设、车辆管理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为促进各项检察工作发展提供了保障。
一是经费管理严格化。认真搞好年初预算，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理解，积极争取专项经费，将经费用在最关键、最需要的地方。
二是资产管理制度化。对全院固定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对各科室的固定资产定期进行登记，按类编号，建立使用登记簿，建立卡片、账目，并做到账卡相符、卡物相符，落实责任。
三是办公装备现代化。院领导把实现装备现代化作为行装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一是购置更新电脑、打印设备、笔记本电脑、复印机、扫描仪、传真机、密码机、照相机、摄像机、投影仪、碎纸机等设备。筹措资金20多万元，将原干警食堂、车库改装为新的办案工作区，整改后的办案工作区面积300多平方米，内设指挥室、询问室、讯问室、待诊室、接待室、监控室、法警值班室等，达到了标准办案工作区要求。
四是车辆管理规范化。成立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检察长负总责，办公室对车辆管理专门负责。（文/陈丽娜）
制度
公诉引导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
据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二分院”）公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2011年将重点推出《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提前介入进行规范。
二分院公诉部门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始于于小兰案。
2006年4月至10月间，于小兰利用担任北京市一清环卫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负责该集团和下属北京董村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财务工作等职务便利，在本公司被合并重组为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过程中，将董村公司账户内的公款共计3612万余元予以隐匿，并非法占有。2008年4月29日，于小兰因涉嫌犯贪污罪被逮捕。
在侦查阶段中，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对案件中存在的疑难、复杂的理论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证，解决了案件认定在理论层面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公诉部门提出了案件在证据上存在的问题以及继续侦查的建议和意见，引导侦查工作，使侦查工作方向明确，更富有成效。
总的来说，通过提前介入，案件存在的问题能早发现、早解决，疑难问题提前得以论证清楚，极大地节约了审查起诉的时间，提高了案件审查的效率。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二分院公诉部门又在10多个职务犯罪案件中提前介入，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010年8月，二分院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显示，已提起公诉的52件案件的平均办案周期为131.4天，而其中提前介入的平均办案周期为88.5天；起诉时变更侦查机关移送事实或定性的有18件，占起诉案件的34.6%，法院改变起诉认定事实的有2件，而在提前介入的17件案件中，改变侦查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的1件，减少侦查部门认定罪名的1件，全部得到法院判决认可，没有法院判决改变起诉事实的情况；此外，提前介入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也相应减少。
经过分析，调研人员认为，提前介入能够及时发现案件在事实、证据、定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要求侦查部门进一步完善法庭审判所需要的证据，使侦查部门、审查起诉部门提起公诉和法院判决之间在认定事实方面基本一致，从而提高案件的质量；同时，通过提前介入及时发现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补充侦查方向，引导侦查取证，进而减少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此外，提前介入还有利于保证侦查活动合法进行。
为加强侦捕诉监督配合，规范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工作，及时解决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各诉讼环节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二分院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侦捕诉监督配合的意见》制定了《办法》，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工作进行制度化规范。（文/程胜清）
探讨
开设公司专门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如何定性
2010年11月26日，经南京市下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邵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罚金60000元；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40000元。
此前，2007年4月，邵某注册成立了南京融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龙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经营范围为科技信息咨询、投资信息服务。融龙公司成立后犯罪嫌疑人邵某在金陵晚报上刊登广告进行放贷业务。客户通过广告或朋友介绍到融龙公司借款并与邵某商谈借款金额、期限、利息、担保方式等，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并让客户以房产或公务员身份作担保，后由蔡某将现金支付给客户，并当场扣除当月的高额利息。
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关于发放高利贷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却引起了争论。有人质疑邵某、蔡某与借款人的纠纷属于民事借贷纠纷，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不应由刑法来调整。
办案检察官指出，《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一条也规定，“对经调查认定的……高利借贷活动，……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案中，邵某、蔡某发放高利贷的行为情节严重，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的是，邵某、蔡某有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形式上符合高利转贷的特征。但从证据上来看，关于邵某、蔡某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发放高利贷的证据不够充分，因而无法认定两人构成高利转贷罪。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应用型；法律人才
一、唐山学院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初衷
唐山学院是一所地方综合性高校，自2002年设立法学本科专业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在这十几年里，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一直在思考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就是到底要培养什么类型的法学人才。最终，根据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唐山的地方需求，我们确定了以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目标的专业发展方向。根据培养目标，我们必须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法学本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直是法学专业坚持的原则。所以，唐山学院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全符合法学学科的实质内涵。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学专业的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了多方实践。首先，在授课过程中，突破以理论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经常将经典案例带入课堂，与学生在分析实际案例的过程中学习理论。其次，法学专业每年都要组织模拟法庭大赛，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体会法律的精神，在比赛中促进法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最后，每届学生都会被安排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让他们真正融入到律所、公检法等部门中去，切实体会法律在实践中的运用。可以说，以上的做法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课堂教学毕竟在课堂，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实践法律程序；模拟法庭毕竟带有表演性，不能完全感受到法律的真实存在；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大多都是帮助相关法律部门整理卷宗或者干些杂活儿，最好也就是在整理卷宗的过程中翻翻卷宗；而且，最后两项活动一年就一次，一次就短短的十几天，根本起不到实质性的效果。我院法学专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另辟途径。依托高等院校而建立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学生自治性公益组织。这一组织的运行模式正好可以满足法学专业的实践需求。因此，唐山学院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用而生。
二、唐山学院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意义
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构建，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既有利于法学专业的发展，有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又可以服务于社会，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急切需求。一方面，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运行模式是：在教师队伍中按照各位教师的学术专长分成刑事法律组、民事法律组、知识产权法律组等，然后在学生队伍中选择一批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为在校师生、社会弱势群体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借助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兼职律师）的职业优势，在非涉密案件的过程中，带领学生实践整个诉讼过程。以上是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建立之初的做法，在组织机构逐步完善基本步入正轨之后，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可以同时担任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的角色，让学生分批分组地长期在这个学生组织中进行法律实践。这样做，首先，培养了学生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良好品质，这一品质是将来成为一名优秀法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只有具备良好品质的人才有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其次，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文书、帮助调解、参与诉讼等方式为他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也是学生将抽象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转化为实践工作的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践行了法学理论、提升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培养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这些能力也是将来成为一名优秀法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最后，唐山学院法学专业的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学生的过程就是专业建设的过程，优秀学生越多，正是法学专业办学能力提升的体现。另一方面，来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10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人力短缺、物力不足和财力匮乏是其中的主要原因。高校法律援助服务组织为适应现阶段社会法治发展需要而应运而生，组成了我国法律援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弱者服务体系、推动我国人民法律素养的提高、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的中国法律援助模式”的指导下，我国许多高校的法律院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才优势，创立了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并与周边社区建立了稳固的法律援助帮扶关系。以大学生为主体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不仅带给社会一个良好的法治效应，同时也促进了高校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法学专家一致认为：高校法律援助服务不仅弥补了国家法律援助资金、领域的有限性，同时更贴近广大求助者，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因此，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必将为唐山周边的父老乡亲义不容辞地提供法律援助。
三、唐山学院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具体设想
（一）通过多种渠道保证案源
我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在建立之初，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没有什么社会影响，案源明显不足是肯定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案源。首先，我们应该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学校各（系）部门以及学校周边社区，通过发放宣传小册子、开展户外法律咨询、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普法教育、为在校师生进行法律讲座等方式宣传自己。在寒暑假，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还可以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由教师带队深入到农村、偏远地区进行法律实践服务。其次，动员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的教师加入到援助组织的工作中来，借助这些教师的兼职工作带动一批优秀学生，让学生成为这些教师的助手协助处理非涉密诉讼案件的具体工作。再次，做好与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公检法等部门的合作，希望获取他们的帮助，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给予方便。因为法律援助服务是一种无偿免费服务，所以可以请求上述部门在遇到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时，能够推荐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最后，还要保持与各类媒体的联系，制作一些宣传我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采访、报道，以此来扩大影响力。此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公众号平台，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娱乐的同时接受法律指导。
（二）建立科学管理模式
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必须在学校的支持下挑选精兵强将。在指导教师方面，学校要积极与相关教师（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强）进行协商，获取教师的充分理解，鼓励教师加入到这份不挣钱但意义深远的工作中来，希望教师能为我院法学专业的长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学生方面，学校要与辅导员和各位授课教师询问学生的具体情况，慎重选择一些专业理论功底扎实、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具备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的优秀学生作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骨干成员，让他们在学生队伍中率先成长起来，起到先锋、楷模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人员选定的前提下，这些成员就要在学院系部的统一领导下具体着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章程制定，明确组织的机构设置，制定组织的规章制度。机构设置：具体分为负责日常事务的办公室；负责对外宣传的宣传部；负责具体法律援助服务事务的诉讼部；负责法律咨询的法律咨询部；组织案件讨论研究、项目调研的理论研究部以及负责组织社会活动的实践部。这些都是笔者的一些初步想法，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动。规章制度：包括在章程中明确界定我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划定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工作方向和受案范围、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组织纪律、值班考勤制度、奖励惩罚办法等等。
（三）开拓资金注入渠道
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特殊服务，这种服务的提供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援助者不可能从中获取一分钱的利益，无偿、无利性正是这种服务的实质内涵，但这项服务的提供并不意味着没有费用的开支。恰恰相反，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如宣传费、打印法律文书费、必要交通费、服务人员伙食费、电话费等等必要的费用支出，有时候这笔支出的数目还很大。因此，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运行根本离不开资金的注入。资金充裕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能否正常运行。初步考虑认为，运行资金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第一，申请我院根据学校财政情况适当予以拨付；第二，申请法学专业根据系部情况适当从专业建设经费中拨付；第三，跟一些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获得这些企业的资金扶持；第四，对于一些需要帮助但并不存在经济困难的当事人适当收取小额费用；第五，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可以接受一些有偿委托服务，比如对一些单位进行法律培训等等。当然，在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运行过程中，我们还会想更多的办法保证资金的注入，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拓宽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
为了保证案源、为了保证资金的需求、为了尽快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了让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尽快步入正轨，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应该拓宽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比如，工作对象不仅仅限于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应该扩大到所有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对其中没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工作范围不仅仅只限于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文书、诉讼等诉讼事务，完全可接受当事人委托的法律培训等工作，并收取一定费用。
四、结语
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特别是对于唐山学院而言还刚刚起步，前方的道路还有坎坷和荆棘，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将这份意义深远的工作继续下去。法律的权威、法律的尊严、法律的价值、法律的作用，我们必将在一次次的法律援助服务实践工作中实现！
参考文献：
[1]邓琦．论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7）．
[2]戈琳．论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完善——以诊所法律教育为视角．法制与社会．2012（36）．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6
关于法律援助，许多人通常第一时间将其与贫困联想，不过近日两则关于“法律援助”的消息，倒令外界感到意外。
一则是最大“老鼠仓”马乐案再审开庭，此案涉案金额高达10多亿元，被指控非法获利1883万元的昔日基金经理马乐，由有关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出庭辩护。
另一则是在国新办就法律援助召开的会上，司法部被问及对令计划是否会提供法律援助，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回应称，对所有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只要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本人有意愿，都会提供法律援助。
两则消息多少打破了人们对“法律援助”的刻板印象，更有人回忆起前高官刘铁男、田凤山都曾在受审时接受过法律援助。
事实上，根据6月底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法律援助的范围将来还会大大扩张。
“核心亮点是大大地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表示。
“铁肩担道义，法援暖人心”
记者了解到，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实施已有21年，初始探索于1994年，随后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出台全面性的专门法规则是2003年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
十多年来，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四面开花，结出累累硕果。因为有了“法援”，一些悲伤的故事都有了令人欣慰的结局。
77岁的杭州桐庐人王孝成，是一名受援者。在一次关门窗过程中，王孝成不慎从楼梯摔落，左腿面临截肢，却因生活拮据无法医治。俗话说，养儿防老。王孝成虽有两个儿子，但面对重伤的老父亲，他们选择甩手不管。痛心的王孝成步履蹒跚地找到桐庐县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了解情况后，桐庐县法律援助中心立即为王孝成开通了“绿色通道”，受理了他的法律援助申请，并指派当天值班的浙江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蓝江义担任其人。
考虑到既要解决家庭纠纷又不伤害亲情，蓝律师决定先进行调解。在调解中，眼看着共同分担方案即将谈妥，长子却意外提出附带条件，双方谈不拢，不欢而散。
无奈的王孝成请蓝律师写了诉状，把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法庭一审判决，要求两兄弟每月共同分担王孝成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然而大儿子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在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王孝成说起这两个“不孝儿子”时，不禁痛哭流涕，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不禁动容。为了王孝成能尽快就医，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也立即开通了“绿色通道”，继续指派蓝律师他的案件。
最终，在蓝律师的帮助下，兄弟俩终于愿意共同分担老父亲的生活费和医药费。这起掺杂了近30年家庭纠葛的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铁肩担道义，法援暖人心。”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董红民表示，法律援助中心要做的，就是为那些经济窘迫、身陷困境的弱势和困难群体“撑腰”，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发展，对某些社会人群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法律服务，其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法律援助律师5900多人，2014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4万余件，受援助人总数达到近139万人次，都比上年有所增加。但从总量上看，这样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贫困人群及特殊案件当事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同时，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工作，也存在着援助案件类型比较狭窄、服务对象不够广泛、服务机构尚不健全、城乡发展极不平衡，以及对提供法律援助律师的经济补助过低、服务标准和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这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行政民事法律援助在原有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涉及较少，而且新近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涉及到法律援助问题。可以说，原来这部分规定是相当薄弱的，但现在得以大力加强。”陈光中说。
陈光中是法学界中最早鼓呼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学者，曾在司法部创建法援时予以大力支持和配合，用自己的课题基金支持创建工作的国外考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法律援助制度。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介绍，司法部从去年起就开始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相关调研、广泛征求意见，起草形成意见稿后报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意见》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根据《意见》，扩大范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覆盖面扩大、困难群体覆盖面扩大和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实现全覆盖。
陈光中认为，《意见》在扩大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之外，还进一步把经济困难标准降低门槛，“这个范围就相当宽了”。
“把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和教育医疗等和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都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这的确是新提法，过去没有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意见》印象最深的也是范围的扩大，包括降低贫困标准、探索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制度等。
此外，《意见》要求加强特定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包括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等构成特定群体的法律援助重点。
在法律援助范围大大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项保障尤其是资金保障能否跟得上？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已扩大过一次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当时也有过相关的担忧。
“现在（法律援助）经费、人力都有压力，服务质量也有问题。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刑事法援案件量将大幅增长，这些问题将更加突出，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应对。”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司长孙剑英表示。
据媒体报道，司法部法援司有关负责人称，北京大学教授用数据来说明中国法援经费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很有说服力。“我们向财政部申请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时，也是类似的思路，希望提高中央补助幅度，推动各地政府加大投入，提高补贴标准。”
此次《意见》明确了保障机制，对于经费保障，提出“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陈光中分析说，四句话中最关键的是全额保障，即无论法律援助需要多少经费，百分之百全额保障。
“没有保障机制，扩大范围、提高质量都实现不了，因此《意见》作了这样的规定，总体而言，就是以国家财政负担为主，主要是纳入各级政府财政的序列。”陈光中预计，《意见》落实后，法援经费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不过并非一次性，而是逐年、逐步的增加。
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
“专业律师、人员办案才能保证质量。”在佟丽华看来，人才培养是法律援助最关键的问题。
“你好！我有问题，可以向你们求助吗？”2015年8月7日下午，正是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的童骏律师“当班”，一个中年男子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经询问得知，他的老家在德清，这次是专为儿子来的：儿子还未成年，暑期在杭州一个培训班补课，不幸严重摔伤。听说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免费帮人打官司，他就找了过来……
童骏说，他已经在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做了2年志愿律师了。这两年来，他办过许多法律援助案件，也接待过不少咨询者，大多是老人、妇女、孩童、外来务工者等弱势群体，“虽然不是所有来咨询的人都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但他们都信赖这里，相信法律援助能帮他们伸张正义、维护权益。”
在杭州，像童骏这样的志愿律师有200多名，他们除了轮班“坐诊”，为困难和弱势群体送上法律援助咨询服务，还随时“待命”，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免费担任受援人的援助律师。
《意见》提出要“探索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人才库建设，培养一批擅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业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一大亮点。
据佟丽华介绍，目前各省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只有约5000人左右是专门从事法律援助的公职律师，不仅数量远远不足，其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与收费的市场化律师相比也过于弱小。因此未来的方向除了增加政府专职法援律师外，更应依托社会组织来培养专业化的律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法援质量。
陈光中坦承，过去我们法律援助质量很难保障。比如，由于刑事法律援助报酬偏低，参加的律师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年轻律师，一定程度上造成法援质量不够高。
“这次的《意见》也提出要提高质量，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力度还不够。”陈光中评价。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忠教授2014年率队到10个省市的30多个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调研，了解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各地对法律援助新规的执行情况，随后也提出，（法援）办案质量有待加强和提高。
近年来，在法援案件质量标准化建设方面，各地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据悉，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通过法援案件质量标准化管理评估系统的开发建设，实现了法援案件流程、案卷材料、质量评估、数据统计、分析决策、补贴发放等“六统一”。并通过及时跟进开庭情况、及时跟进办案效果、及时跟进咨询质量等“三跟进”来开展跟踪督查。
此外，温州市2014年还首次开展了法援案件质量评估工作，做到全面覆盖、主客观结合、规范流程。20位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案件按“百分制”给予评分，对215个案件进行了质量评估。
“办案质量如何控制、如何评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来说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近年来，司法部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从多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但还需要加大力度。”顾永忠表示，评价质量不能简单地只看结果，也要看过程，法援律师是否真正地尽力尽责，是否认真阅卷、研究案情、准备辩护等全过程。
改革举措还需具体化
法律援助的探索还在路上，有许多新的改革措施亟待破题。据赵大程介绍，包括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死刑复核和刑事速裁等，目前的制度和具体办法正在研究，下一步有关试点和推行工作将会提到日程。
死刑复核一直是法律界关注的改革重点领域，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了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的规定，但未对法律援助予以明确。
“人命关天，死刑复核是最后一道把关程序，理所当然要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全程介入，能最大限度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有助于保证司法公正。”陈光中也特别关注到《意见》将法援范围扩大到死刑复核程序这一规定。
此外，《意见》提出的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由法援机构在看守所、法院派驻值班律师也备受业界关注。
事实上，早在2006年司法部就开展过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试点，全国首个试点县河南省修武县采取的模式是设立18名值班律师，分别值守在县法院、公安局、看守所、派出所的法援值班律师办公室，免费为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法律界关注的法援改革另一亮点是法律援助参与申诉。这项改革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的具体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对此表示，“将申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推动了申诉律师制度的实施，有助于解决申诉无序性、反复性等问题。”
“现在《意见》明确了法援可，但具体怎么实现还需要细化，我也已看到相关部门起草的征求意见稿，总体而言还是有点偏保守，与法律界的呼吁有点差距。”顾永忠认为，《意见》规定的各项改革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要具体落实到位，不能仅靠司法行政部门一家完成。他调研发现，虽然新刑诉法规定对属于法援对象的当事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但落实起来却不甚理想。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7
关键词：新建商品房 所有权转移登记 委托公证 一站式服务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87-02
一、新建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区域范围的快速扩张，新建商品房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而随着2016年1月1日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房屋所有权等相关不动产权利的统一登记工作正式进入落实阶段，同时，也给产权登记申请人和不动产登记机构带来不小的挑战。
对于产权登记申请人来说，办理商品房的房屋转移登记程序繁琐而复杂，粗略估算，至少涉及办理房屋核档手续、领取核档证明、查询首套房证明以供税务机关减免税收使用、房屋测绘、税务登记、与开发商共同申请产权转移登记、交纳相关税费、交纳维修资金及相关费用、领取产权证书、贷款的购房人进行抵押权登记，然后再次领取产权证书等10余个程序。而且，上述事项的办理除了要消耗申请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还需要申请人及其配偶共同办理，有些甚至需要银行和开发商协助购房人办理，等等。繁琐的程序、办理过程的兴师动众、严格的审核让申请人精疲力竭，望而却步，要求登记机构简化程序、提供便利、提高效率的呼声日渐高涨。
对于不动产登记机构来说，成千上万套新建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工作对其来说无异是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面临着新建商品房数量大、购房者人数多、登记程序复杂等情况；另一方面面临着房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法律素养欠缺、机构运转能力不足等问题。而且，《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及《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施行，虽然给房产登记机构履职行为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依据，但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如：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表明登记行为的准确性、合法性已成为房产登记机构在登记工作中应当慎重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实践中，房产登记中心的普通工作人员有些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对相关法律知识理解不深，如果遇到购房人婚姻发生变更或家庭情况比较复杂等情况，如何依法确定房产的产权登记人确实给他们提出更为严格苛刻的要求。
二、委托公证，为新建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供一站式服务
（一）委托公证的法律适用
公证，顾名思义，公而证之。公证处是我国唯一的法定证明机构，公证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具有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等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积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向指引者、经济民事关系协调者和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公证法》第36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9条也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包含公证内容的条款多次出现，尤其是在继承、受遗赠、委托方面更为明显。可见，公证制度对于保障不动产在市场的安全流转、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二）委托公证的司法实践
针对前面所述新建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面临的困境，着眼公证业务的科学发展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保驾护航的目的，近两年来，公证人逐渐从足不出户、坐等上门，高高在上的被动式公共服务供给者位置上走下来，逐步走向积极主动适应群众和社会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变更服务理念，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便民法律服务的轨道。其中，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委托公证就是公证人众多有益探索中的一项：当一处楼盘五证齐全具备售房条件又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时，公证处便指派了解税务政策、熟悉产权登记流程并精通法律知识的公证员入驻商品房开发楼盘，向购房人进行与产权转移登记相关的法律宣传，并告知购房者相关的办理流程和程序、所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及所交纳的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同时征求购房人的意见，根据其个人情况是否愿意办理委托公证，对购房者逐一讲解委托书中所涉事项并告诉其法律后果。自愿办理公证的，公证员现场为购房者根据其本人的购房情况及家庭情况起草一份涵盖所有委托事项的委托书，并现场为其办理公证。事实证明，公证员每到一处，成百上千的小区业主们会将公证员团团围拢，向公证员询问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流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证员均会耐心地为小区群众一一解答。据不完全统计，仅太原市三家公证处2015年办理的委托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委托公证就有上万件。
（三）委托公证的社会意义
对购房者来说，只需到一趟售楼处，签署一份委托书，银行、房产局各部门、税务局及其他部门的所有手续即可全部办完，只等领房屋所有权证书即可。通过办理委托公证，既让他们了解了《物权法》、《婚姻法》、《继承法》、《房屋登记办法》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知识和银行、房产管理部门的办证程序和流程，也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办了最繁琐的事。对于不动产登记机构来说，不动产申请人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可以在办理委托公证的过程中得到公证工作人员专业的法律咨询和解答，同时公证委托书的办理也使他们不用再面对成百上千的购房业主，仅仅形式审查一下由公证处已严格审查过的《委托公证书》即可，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既符合法律要求，规避了风险，又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产权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心无旁鹜地投入不动产登记工作。对公证处来说，担负着调整民事关系与经济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事和经济法律关系，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重任，通过办理业务，有效地宣传了法律，宣传了自己，并将公证工作用到了社会的需要之处。这种一举三得的举措，充分发挥了公证工作的职能作用，对推进经济建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三、新建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委托公证带给公证事业的有益启示
办理新建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委托公证的办理给了公证事业一个重要启示：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法制的日臻完善，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他们渴望得到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给予的法律层面的有效保护，更希望得到公证处等社会组织提供的亲情式服务。社会不是不需要公证处，只是还有许多陌生领域、众多的棘手问题亟待公证处去开拓和破解；人民群众不是不需要公证服务，只是还不知道能去哪里寻求帮助，更不知道公证处能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
作为法定的证明机构，公证处只要秉承“诚信”本色，紧跟时代节拍，切实把握社会主旋律，真正溶入到飞速发展的经济领域中，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全面、正确地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能，就能使司法为民理念和公证科学发展观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实践带给公证事业的重要启示是：首先，公证处是法律服务部门，每一名公证员都是法律工作者。这就要求每一名公证员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钻研新领域，掌握更多、更新的法律知识，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律“专家”，并将这些知识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联系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公证处及公证人的价值。其次，公证与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公证处必须密切关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并结合法律的新点、亮点，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解人民群众之所难，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公证处只要乘势而上、把握先机，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搏得一席之地，就能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 司法部于2014年12月的司发〔2014〕12号《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证工作的意见》
（作者简介：仝云霞（1976―），女，山西大同人，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公证一科副科长 030006）
民事法律咨询问题篇8
一、努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一是，我们注重组织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区委、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为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
1、积极参与为世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活动。6月3日，在黄浦区委书记王文涛、区长周伟与上海世博局开展“加强合作，共办世博”共建活动协议中，确定了司法局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内容。并且根据世博局及项目处要求，由律师参与并完成审核20多个合同项目。
2、年初，我局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黄浦律师参与世博法律服务的工作意见》、《关于加强黄浦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意见》、《关于加强律师事务所与各街道“结对”开展律师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等5个文件，突出重点着力扩大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着力提高律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着力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更好地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并且安排律师参与区领导信访接待以及个案化解法律咨询37次。
二是，鼓励支持法律服务行业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政议政，踊跃献计献策。如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树英作为市政协常委在今年上海“两会”上以个人名义献出“关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法进行科学理性投资的建议”等六件提案。市有关部门已办复的四件提案，采纳其全部意见。
三是，围绕“四个确保”的要求，为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会同区工商联、区国资委组织区属企业、工商业主举办4次法制讲座，当场接待法律咨询28人次，解答企业经营过程中的71个法律问题，以帮助企业防范市场风险，解决摩擦纠纷，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四是，不遗余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律师事务所招商引资工作中，今年司法局力争完成上缴区级税收同比增长11%的目标。实现全年引进新所6家的目标，突破70家律师事务所关口，达到72家律师事务所，共有820多名律师，完成全年业务创收同比增长9.3%的目标，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五是，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确保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应援尽援。4月24日，区委副书记、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及区15个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6个街道政法书记参加了黄浦区法律援助联席会议暨第一次工作会议，进一步整合了社会资源，在我区形成法律援助的工作合力。1-11月共接待来访咨询2191人次，12348法律专线接待法律咨询4787件，受理法律援助案件498件，比去年同期增长25.7%，其中民事法律援助案件330件，比去年同期增长66.7%，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66件，比去年同期下降16.2%，收到群众锦旗18面，表扬信7封,收到来访群众《服务意见表》96张，满意91张，比较满意5张，满意率达94.8%，无服务质量投诉。
1、认真做好区信访接待协调。接待信访引导前来咨询当事人21人次，为其中4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信访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
2、积极发挥法律援助调解作用。在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认真贯彻上海市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调解工作实施办法》，为36名受援人通过非讼调解达成和解协议，达成诉中和解35件。
3、组建本市第一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律师团”。选派了10位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青年律师组建“黄浦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律师团”。基本形成来沪人员法律援助“三纵三横”维权格局。“三纵”，即区、街道、居民小区的“三级维权网络”日臻完善;“三横”，即在区总工会、安全生产监督局、建委等来沪人员集中的系统(行业)设置法律援助受理点。今年以来通过非诉调解的方式为35名农民工讨回被拖欠工资。
二、全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月22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一行，在黄浦区委书记王文涛，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志荣等陪同下，先后走访了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小东门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工作室，详细询问了我区的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人民调解工作情况，表达了对基层司法行政和人民调解工作的高度关注，激发了人民调解干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积极性。在市、区领导的关心下，我区的人民调解工作不断拓展深化，创建出了具有黄浦特色的工作品牌。
一是，着力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构建以司法所为平台的基层大调解格局。坚持以化解生活矛盾为主线，深入动迁、劳动争议、房地物业、交通事故、妇女权益保护、医患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治安及轻伤害案件等多个领域，初步形成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结合、与司法审理相衔接的人民调解大格局。在“6+1”调解领域中(即6个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室和1个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断总结提炼经验和做法，形成黄浦特色。在各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1至11月，我区共受理各类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3007件，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62件，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130件。其中，参与劳动争议调解445件，交通事故争议调解98件，房地物业纠纷调解46件，医患纠纷调解9件。
二是，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成立黄浦区“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各街道“大调解”工作小组;充分整合社会多方调解力量，促进“1+1〉2”的调解效应，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截止到11月，我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纠纷4951件，调处成功4944件，调处成功率99%，制作调解协议书3467份，已完成民事纠纷调处3570件。
三是，加强“人民调解室”的专业化建设，开拓维稳工作新领域。2月10日，我局与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联合召开了结对共建大会。市监狱局与黄浦区领导共同为驻市未管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揭牌。这在全市监狱系统是第一家。同时，依托驻市未管所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平台，把过去单一的志愿者结对帮教进大墙发展到了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全方位进大墙，为服刑人员的改造创造了更好的外部条件。截至11月，工作室先后参与了4名未成年犯的专项社会帮教，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8月份，在豫园地区小商品市场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系本市首创在大型市场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把人民调解工作全面参与到豫园地区小商品市场的消费权益、轻伤害、治安、简易民商事纠纷调处工作中，着力提升售后服务水平，打造市场诚信品牌。截至11月，工作室参与各类纠纷调解132件，相关工作信息受到了市委政法委以及中央政法委的关注。
四是，以迎国庆60周年为重点，做好民间纠纷防激化工作。自1995年以来，持续在每年6至11月，组织开展以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民间纠纷防激化百日竞赛活动。今年百日竞赛期间，通过组织矛盾纠纷大排查、优秀调解协议书评选、民间纠纷防激化十佳案例评选、民间纠纷防激化演讲比赛以及全区人民调解基础工作对口检查评比等一系列活动，有力地防止了各类民事纠纷的激化，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在百日竞赛活动的推动作用下，我区各街道人民调解工作室及居委调委会防止自杀案件5件，防止民转刑案件5件;六个街道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共接待咨询2067件，2511人次，直接受理解决矛盾874件。
五是，根据人民调解工作实践进展情况，继续做好交流、指导和培训工作。自2002年起，持续8年组织《黄浦区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及论文选编》，今年4月，第八辑编辑成书。选辑总结交流了区人民调解协会各会员单位一年来的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人民调解工作的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并且及时与黄浦法院民一庭沟通协调，于6月份联合组织了全区130余名专职人民调解干部业务培训。以及顺利完成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报名、推荐工作。
六是，加强资源整合，做好社会矫正、安置帮教工作。我区社区矫正工作从基础工作着手，结合本区实际，不断探索具有本区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和规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实效。全年落实帮教99.06%，户口申报率99.34%，以去年同期增长0.22%;就业安置率97.33%，同比上升7.5个百分点;当年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七是，完善“两会一站六中心”安置帮教工作体制(“两会”，即区安置帮教协会、区企业家爱心协会;“一站”，即“新航阳光驿站”;“六中心”即六个街道安置帮教分中心。)“新航阳光驿站”的扩建工作得到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调拨巡道街136号近50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驿站新址。9月份，“黄浦企业家爱心协会”和六个街道安置帮教分中心一并成立。完成我区安置帮教工作“216”构架，即“两会一站六中心”模式将日趋完善。深入探索社区矫正科学方法，扎实推进分类、分阶段、分级矫正工作，积极探索心理矫正和个性化矫正工作。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重新违法犯罪率同比明显下降。
三、大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举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制讲座8次，四套班子会前学法26次，法制专题研修班4次。将法制教育纳入区党校处级干部轮训和后备干部培训计划，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制度和法律顾问制度，牢固树立法律权威意识和依法履责观念，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水平。围绕市委宣传部、市法宣办组织编写的《公务员法律知识读本》，开展公务员“五五”普法培训。开展上海市“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学法用法示范机关”评选活动，申报工商黄浦分局为上海市“学法用法示范机关”，区法制办副主任戎颖为上海市“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
组织开展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系列法制专题讲座。邀请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局级高级法律专务刘平作《金融中心建设下的法治政府建设》专题法制讲座。邀请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教授作《世博会与公民意识》专题法制讲座;
二是，坚持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为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劳动人事、公平竞争等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内容，通过“东方讲坛”面向本社区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进行宣讲活动。分别由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博士主讲“全球经济危机与上海中小企业的应对”;市律师协会乔文骏主讲“中小企业融资法律与风险规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国有资产评估公司董事长樊芸主讲“两会关于中小企业应对危机的声音”;鼎力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山律师主讲“中小企业合同法制与风险规避”;申浩律师事务所主任田庭峰律师主讲“企业如何规避劳动用工中的风险”。系列法制宣讲活动共组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80余人次、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200余人次参加，并发放《中小企业维权之道》、《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上海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劳动法律服务》等法制宣传资料360本。
三是，围绕“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黄浦”，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联络员培训，布置和开展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具体工作。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服务和引导功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把普法工作的落脚点集中在企业集团、社区、学校和两新组织，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全区各领域依法治理。制定2009年黄浦区开展“学法用法模范领导公务员”、“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的评选工作的意见，启动第二批上海市“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申报工作;继第一批37个“民主法治小区”，第二批26个居委申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小区”，年内全区上报18个上海市“民主法治示范小区”的工作目标已完成。
四是，以迎世博为契机，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8月18日，在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隆重举行由上海市司法局、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黄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黄浦区司法局承办的“世博会与市民法律素质”理论研讨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司法局局长吴军营，黄浦区区委书记王文涛，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吴云飞出席会议。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等五位专家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为倡导法治精神，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有序、有效地指导各区县全面、规范地开展迎世博法制宣传教育出谋划策。9月7日至11月10日，我区承办了全国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上海赛区活动的初赛、复赛和决赛。决赛在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经过激烈的角逐，黄浦区代表队最终获得了一等奖，将代表上海参加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
五是，充分发挥市区大众媒体特性，扩大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辐射作用。加强与市级媒体和黄浦有线电视、黄浦时报等区宣传媒体的合作，做到月月有活动报道，及时报道反映我区各部门单位学法用法工作经验。通过大众化、差别化的宣传模式，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年来，中央法治频道、上海新闻坊节目、《法制日报》、中国上海网、金报、《解放日报》、《国务院侨办》以及市司法局《法宣手册》、《普法依法治理通讯》等均报道了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其中部级媒体报道49篇、市级媒体报道1236篇、区级媒体报道84篇，既反映了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也向社会传递法制教育信息。
六是，依法治理工作顺利推进，开篇布局取得实效。今年下半年，区政府下发文件，将依法治区工作划归区司法局。10月29日，经过反复酝酿，区委下发〔2009〕83号文，黄浦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区委书记王文涛担任依法治区领导小组组长。作为一项全区性的重点工作，黄浦区结合区域特点及实际工作需要，组成了47家依法治区成员单位，其中包括街道及部分行政执法部门，为营造黄浦区法制化的金融商业区域形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倾力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
一是，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进入全面实施推进阶段，在市、区领导的关心下，在各街道的支持和配合下，我区的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7月份明确了司法所实行区司法局和街道办事处双重领导、以区司法局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10月28日，黄浦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暨外滩司法所新址揭牌仪式在宁波路120弄18号举行，区委副书记蔡志荣、副区长方日东出席了会议，共同为外滩司法所揭牌并作重要讲话。11月20日，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尹晋华一行，在市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军营、党委副书记李和平、副局长刘忠定、黄浦区委副书记蔡志荣等陪同下，来到外滩司法所调研，充分肯定了黄浦区的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工作。11月25日，基层科将外滩司法所申报示范司法所、小东门司法所申报创建司法所的相关材料上报市局。
二是，积极发挥律师事务所、律师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作用，已完成每个居委调委会与一名律师结对。全区12个律师事务所分别与6个街道结对开展法律服务，参与周四的街道领导接待。120个律师与120个居委“一对一”开展法律服务，使律师投入了大调解的格局中去，全面形成黄浦律师参与社区、居委开展法律服务的“双结对”工作。
三是，按市司法局对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努力将司法所建成“两者一平台”(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者、志愿者队伍的组织者和化解纠纷的基础工作平台)，完成对原基层司法所工作考核办法的修改并下发各司法所;3月31日顺利召开2008年人民调解工作暨防激化表彰会。
四是，按照务实管用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三支队伍培训工作，最近组织完成对全区司法所长、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联络员)参加市局的集中轮训。11月份组织了全区基层司法干部培训班，市局基层处长商忠强、矫正办业务分管干部李军、卢湾区打浦桥街道司法所长王桂发等应邀为培训班作了专题讲座，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基层司法干部出席和参加了培训。
五、着力深化司法行政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一是，进一步健全律师行业党的组织领导体制，下半年成立了直接受区司法局党委领导的律师党委，成立律师党建专项办公室，加强调研，推动律师党委进一步健全和理顺律师行业党的组织领导体制，加强与律师工作委员会、各基层党支部以及党员之间的联系和工作指导，增强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发挥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模范带头作用，努力构建领导到位、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新型党建工作格局，落实律师党建工作目标。
二是，针对本区律师事务所发展情况积极做好加强内部管理督察工作，先后对31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检查，对4家新成立的所重点就完善内部管理机制进行了指导检查。
三是，积极支持市律师协会开展行业管理工作。先后完成了律协第八届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黄浦代表的组织，律师培训任务的安排落实。以及在律师事务所中进行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6月4日市委第三检查组组长孙熙宁专程到建纬律师事务所重点调研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经验和做法。
四是，加强监督检查，提升公证服务质量。按照《公证法》的规定，认真履行行政监督、指导职责，2月3日下发了沪黄司[2009]7号关于组织全体公证人员认真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复的通知，要求公证处组织全体公证人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树立“质量是公证生命线”的意识。4月下旬开始对黄浦和新黄浦公证处进行公证案卷抽查，黄浦公证处抽取了160本卷宗，新黄浦公证处抽取了90本卷宗，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各公证处。完成我区2个公证处公证执业情况检查考核工作，5月30日上报市局公管处。5月下旬，组织编印了《黄浦公证处、新黄浦公证处学习汇编》，局长潘鹰芳为汇编作序——珍爱“质量”如同生命，希望全体公证人员有崇高的职业操守、严谨的执业作风、娴熟的专业知识、扎实的办证态度。7月份组织5位同志参加区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其次又对70家律师事务所的处理投诉工作联络员培训，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工作的规范管理。
五是，大兴调研工作之风，不断提升干部群众素质能力。今年完成市司法行政系统2009年度立项调研课题(1篇);黄浦区司法局2009年度论文集(19篇);黄浦区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及论文选编(29篇);、2009年黄浦区律师论坛论文集(84篇)。配合市法律援助中心召开了“长三角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理论研讨会”，交流《上海市黄浦区农民工劳动争议维权现状的分析与研究》;在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孙剑英司长在上海召开的“法律援助工作座谈会”、市司法局吴军营局长召开的“上海市法律援助区县主任座谈会”，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受到了司法部和市司法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并连续上报的5篇经验材料。
六、尽力做好迎世博的各项工作
一是，严格按照迎世博600天行动计划确定的时间节点和目标，全力推进迎世博的各项工作。1、根据本区公证工作的实际，5月7日至26日，举办公证业务辅助人员业务培训班，邀请市司法局公管处的领导和部分原公证处主任、资深老公证员作辅导，努力提高公证业务辅助人员的业务素质，熟悉本职工作的应知应会等基本内容，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证队伍。2、制定了《黄浦区法律援助迎世博600天行动计划方案》、《黄浦区法律援助迎世博教育培训计划》等措施，确定了工作目标和任务。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了迎世博专题培训、手语培训、世博礼仪、医护急救等知识培训。
二是，以立功竞赛活动为抓手，切实加强司法行政各类窗口建设。1、优化服务环境，在受理大厅张贴迎世博宣传图画、“擦亮窗口迎接世博”、“优质服务迎接世博”等宣传口号，并制作了迎世博海宝图板，为来访群众营造温馨的服务环境。2、向来访群众公示《黄浦区法律援助文明服务公约和承诺》、《黄浦区法律援助迎世博窗口服务行业立功竞赛工作措施》。3、坚持每周六政法系统领导干部法律援助者接待服务，建立60名政法系统中层干部社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加强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居委法律援助联络点的宣传力度和服务质量。4、因地制宜完善中心助老助残服务硬件设施建设，增设通道扶手和栏杆，在厕所等场所完善方便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设施。
七、不断提升司法行政队伍素质和能力水平
一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责任制，加强班子建设。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上海市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集中报告”，上交礼品登记制度、社区联系册、廉政自律手册，并根据区纪委要求就班子作风建设、贯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情况进行了自查。
二是，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市委、区委的安排，我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于3月20日全面展开至8月20日止。按照区委的各时间节点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的认认真真抓教育，实实在在地促发展。我局领导班子、机关、公证处、律师事务所39个党支部311名中共党员和26名特邀代表，全部参加了学习实践活动。
在整个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把“坚持科学发展，推进‘四个率先”，这一总的实践载体和黄浦区“建设金融集聚带，打造世博服务区’的实践载体，突出“四个确保”这个重点，以“为‘建设金融集聚带，打造世博服务区’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作为本局的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抓手，做到了“四个坚持”：坚持把学习提高贯彻到活动的始终，使每个党员干部受教育、得提高;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开言路，真正找准领导班子和机关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坚持边整边改，不断扩大和巩固学习实践活动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是，主动协调，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法律服务行业行风建设。(1)落实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汇报会，向区纠风办及区行风测评员代表、行风监督员报告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开展情况，整改情况，积极争取建议和指导，并及时改进行风建设工作措施。(2)根据市局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及区纠风办行风工作要求，结合我区法律服务行风实际，制定本系统《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行业行风建设通知》，明确目标和任务，落实责任。(3)加强与市局监察室、区纠风办、行风监督员的联系与交流，向区纪委和区政风行风测评员汇报工作情况，并向社区120个居委及全市50名法律服务对象发放“黄浦区法律服务意见征询表”，征求社区及群众对法律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提出整改措施，落实各项行风建设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