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讲座心得范文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1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读者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9-0019-01

读者教育是公共图书馆问世以来，及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履行的基本职能，只不过是影响的方式和内容不同而已。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持续、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读者教育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图书馆已经成为人民的终身学校。

近年来，沧州市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服务设施改善、行政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丰富读者教育功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建设书香沧州，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2013年7月沧州市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作为全市的知识中心、信息中心、社会教育中心、文化休闲中心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为推动沧州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

结合沧州市图书馆实际，笔者就如何丰富公共图书馆教育功能，有几点建议：

一、丰富馆藏文献资源，建设合理藏书结构，突出读者教育功能，服务于各层次、各类型的读者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的基础性工作。只有藏书结构适应读者需要，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图书馆的读者教育功能。新馆建成后，为丰富馆藏，建立与新馆规模相适应的较为完整、合理的藏书体系，通过多渠道采集文献资源，现有馆藏80万册件，普通图书50万册、报刊5000余种、古籍1万余册、地方文献2万册。以富有地域特色的武术、杂技、运河、诗经、纪晓岚、张之洞、张岱年等专题文献为特色资源，在馆内建成了专题文献馆；同时还拥有万方数据、龙源期刊、超星数字图书馆、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等丰富的数字资源，供读者查询和下载，极大地满足了各类读者的需求。

二、发挥图书馆教育功能，建立健全读者服务部门，改进服务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先进的借阅设施，为读者创造良好借阅条件

目前，沧州市图书馆设有自然、社会科学文献借阅区、文学艺术文献借阅区、少儿服务区、视障读者服务区、地方文献阅览区、专题文献阅览区、数字资源服务区、音乐图书馆、报刊阅览区等30多个读者服务区，阅览座席2600个，网络节点1980个，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基本服务项目及全部公共服务空间免费并实现24小时向大众提供服务，日接待读者近万余人；拥有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数字资源展示屏、电子触屏读报器、OPAC公共检索设备、少儿益智游戏机、导航屏、智能阅读机等先进的网络化、智能化设备，并开通网上图书馆，实现网上查询、续借、咨询等功能，实现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功能；为读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三、服务读者休闲阅读，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丰富知识面，提高个人修养

休闲阅读是读者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放松身心，满足个人兴趣，获得精神愉悦而进行的非功利阅读。既有具有某种兴趣的阅读者，阅读如球类、音乐、收藏、集邮、汽车等方面的作品；也有为短暂愉悦进行的阅读者，如借阅经典名著、社会流行图书和个人喜爱的图书，阅读时尚杂志，中文报纸，观看电影视频等。2012年底，沧州市图书馆通过读者问卷调查了解到有89%的读者读书是为了休闲阅读，图书馆发展至今天已经成为面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平等享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休闲阅读的读者已成为图书馆读者的主体。

四、定期举办读书成果报告会、书评等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

读书成果报告会是读者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一种重要形式。沧州市图书馆多次举办读书成果报告会，邀请利用图书馆学有所成的读者现身说法，讲述利用图书馆读书成才、读书就业、读书成功的不平凡的经历；开展经典读书交流会评书品书；举行经典文学欣赏讲座提高自身文学修养；组织会员学习写作知识，写书创作；参加经典诗文诵读汇演展示风采；举办夕阳红书画展等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充分展示读者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研究、创作、科研的成果。

五、将学校教育与图书馆活动相结合，积极有效地引导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多年来，沧州市图书馆先后推出“经典名著名篇阅读与欣赏讲座进校园”、“解读奥运”--公益讲座校园行“、”名家讲座进校园等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与此同时，坚持每年在市区中小学中创建1-2个经典阅读荐读示范点，配送经典图书，学校自行开展阅读课，以点带面逐步在校园内营造经典阅读的浓厚氛围，使公共图书馆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六、创品牌讲座，办精品活动，深化教育功能，开创读者教育工作新局面

公益讲座坚持把握正确方向，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心策划组织，明确讲座定位；抓住社会热点，吸引居民参与；弘扬地方特色，彰显沧州深厚文化底蕴。目前“沧图讲座”已成为沧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是图书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信息传递功能、智力开发功能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为城乡教育、没有围墙大学的功能和地位，是公共图书馆读者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沧州市图书馆从1997年开始举办公益讲座，共举办200多场。讲座的主题围绕文化、历史、阅读教育为主要方向，邀请本土专家学者80余人走上沧州市图书馆公益讲座的讲台。讲座内容从人文到社科；从文学创作到书法艺术；从生活时尚到健康养生；已形成具有沧州特点、深受读者欢迎品牌活动。2013年9月28日，市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沧州市2013年全民读书月活动同时启动。读书月以“打造书香狮城 共建精神家园”为主题，在沧州市城乡广泛开展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期间举办了王蒙与读者见面会、张家声《口才与人生》、“书香满园 墨影流芳”读书游园会、全市大学生读书知识挑战赛、青少年经典美文诵读等 22项60多场主题活动，吸引各界读者40余万人次争相参与，提升了形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丰富公共图书馆读者教育功能，还仅仅是个开始，还处在探索之中，这些工作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今后，沧州市图书馆将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对读者进行内容更为广泛的教育，把读者教育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家欣.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图书馆讲座发展策略分析.图书馆学研究2013（4）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2

关键词：省级图书馆 副省级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讲座 调查

中图分类号： G25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041-03

近年来，随着讲座在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中作用的加强，各地图书馆尤其是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纷纷大力开展讲座业务，讲座工作逐渐由边缘业务向核心业务转移。同时，随着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讲座资源共建共享服务、浙江等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服务，及至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牵头的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正式成立，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讲座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向全国31个省级（台湾省、港澳地区除外）公共图书馆，15个副省级公共图书馆发放调查问卷46份，回收有效问卷41份。并以此为据来探讨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讲座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以期寻找更好的发展对策。

1 讲座调查基本情况

本问卷调查分为讲座开展基本条件、讲座开展基本情况、讲座延伸发展情况及讲座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四部分。

1.1 讲座开展基本条件

场地、人员、经费等硬件设施和软件要求是讲座开展中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调查数据表明，场地是目前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讲座开展中解决较好的一项。除四川省图书馆在流动场所举办讲座、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尚无讲座专用场地外，其余各图书馆均拥有100～1000坐席数不等的讲座专用、备用场地。人员配备上，仅有内蒙古图书馆、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目前尚无专职讲座工作人员，其余各馆据讲座开展情况的不同而设有相应数量的讲座工作人员。

讲座开展基本条件中，经费情况最为复杂：有些图书馆基本没有用于讲座开展的专项经费，而另有一些馆不仅每年都有相对稳定的讲座专项经费，同时还有与社会各界合作而获取的补充经费（见表1）。

个数＼&50万以上＼&50-20万（不含50万）＼&20-10万（不含20万）＼&10万以下（不含10万）＼&无经费＼&＼&3＼&9＼&6＼&13＼&9＼&][表1 公共图书馆专项经费情况调查结果]

其中，表1讲座经费为图书馆讲座专项经费及社会支持、社会合作等讲座补充经费之和。上海图书馆由于其讲座经费来源复杂，不便计算，故未列入表中。

2.2 讲座开展基本情况

讲座的开办时间、开展形式，讲座听众人数等数据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各馆讲座开展的基本情况。

（1） 讲座开办时间。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讲座蓬勃发展的时期集中在近10年间，而其中又以2000～2005年的发展最为迅猛（见图1）。

[图1 图书馆讲座创办时间情况调查结果]

（2） 讲座开展形式。因为经费、人员等各种原因，公共图书馆常与社会各界合作举办讲座。调查中，仅有22%的图书馆独立举办讲座，其余均在不同程度展开社会化合作。

（3） 讲座平均上座率。听众人数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讲座开展的效果，笔者将各馆历年讲座总场次/人次与各馆开办讲座主要场所坐席数相比，测算出各馆讲座的平均上座率，以此了解各馆讲座开展的基本效果（见图2）。

[图2 图书馆讲座上座率情况调查结果]

图中所示数字为不同讲座上座率图书馆的个数。无数据的4个图书馆中，河北省图书馆、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因刚开展讲座活动，四川省图书馆因是流动讲座，上海图书馆因讲座开展年代久远而无法准确统计讲座开办总场次/人次，因此无法测算讲座平均上座率。而其余各馆讲座平均上座率70%以上的占被调查馆的70%，50%以上的占被调查馆的85%，讲座开展效果相当不错。

2.3 讲座延伸发展情况

目前，讲座后期制作、传播，讲座非阵地延伸活动及讲座联盟等讲座延伸服务已逐渐成为公共图书馆讲座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关于讲座延伸发展情况的调查也主要围绕这些项目展开。

（1） 讲座后期制作、传播情况。讲座的后期制作，二次甚至多次传播等延伸服务是扩大图书馆讲座影响、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因此，各馆都很重视这一点，被调查的图书馆中，90%的馆对其讲座进行了拍摄、加工，制作光盘或专刊等。

但讲座后期产品传播及讲座资源共享方面还有待拓展与加强。调查中，作为主要传播形式的视频讲座放映平均上座率50%以上的仅有9个图书馆，余者平均上座率均未过半。讲座资源共享方面，以2010年上传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讲座为例，仅有22%的图书馆对其讲座进行上传，而上传场次超过10场的更只有12%。

（2） 讲座非阵地延伸活动情况。讲座非阵地延伸活动是指图书馆讲座走出阵地，扩大讲座服务范围，提升图书馆服务影响力的活动。这一点各馆做得相对较好，调查中有85%的图书馆开展了此项活动，且参加活动人数多、社会影响力较大。

（3） 讲座联盟服务情况。对于讲座联盟，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普遍积极参与。调查中，有98%的馆已加入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其中，另有66%的图书馆同时还加入了区域性讲座联盟。但就讲座联盟服务来说，其工作还有待加强。以讲座师资来源调查为例，仅有34%的联盟成员馆选择邀请讲座联盟主讲人。

2.4 讲座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经归纳、整理后发现各馆讲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经费、师资方面，而其中又有75%涉及跨地域名师资源问题。

3 讲座调查情况分析及发展对策

讲座调查情况显示，进入21世纪后的十年尤其是2000～2005年，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蓬勃发展，并已逐渐成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图书馆社会教育活动。而讲座非阵地延伸活动的开展与受欢迎程度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其进一步发展中也仍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在对讲座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后探讨提出相应发展对策。

3.1 讲座经费

在讲座开展基本条件及存在问题的调查中，讲座经费都是最为复杂和突显的问题。首先是讲座经费差距大。调查中，各馆讲座经费从无到50万元以上，其跨度、差距非常之大；其次是讲座经费地区分配不均（见图3）： 讲座经费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华南等地区，其讲座经费也较其它地区充裕，而无讲座经费的图书馆也多属经济欠发达省份，如江西省、安徽省等。

在讲座开展形式的调查中，有78%的被调查馆与社会合作举办讲座。这些合作中，有提供经费的，也有提供师资、宣传等的，这也是江西省、安徽省等图书馆在无经费的情况下，仍能坚持举办讲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目前讲座经费差距大、地区分配不均的现状下，广开思路，多途径、多渠道的获取经费支持成为讲座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对策。

[图3 图书馆讲座经费情况调查结果]

（1） 扩大讲座影响，争取政府经费支持。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投入不断增加。按照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未来将继续加大资金投入[1]。讲座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随着其影响的扩大与提升，势必能争取到政府更多的经费支持。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已争取到广西知识工程办公室讲座经费；辽宁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也都争取到该地社科联、宣传部等政府机关讲座经费。

（2） 加强社会合作，获取多元支持。社会化合作是公共图书馆讲座发展中的重要一项。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合作，获取其可提供的讲座经费、免费宣传、免费师资等多项、多元化支持。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等获取企业经费赞助；而江西省图书馆等则获得社科联、高校等师资支持。

（3） 以讲座资源共享促进讲座经费支持。文化共享工程于2003年启动主要面向全国各省图书馆的公益讲座征集[2]，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也于2010年开始此项工作。在推动讲座资源共享的同时，他们也付一定费用给制作单位，此项经费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各馆讲座经费的不足。如湖北省图书馆2010年仅上传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讲座一项便获取上百万元补助。但调查中2010年仅有22%的图书馆上传讲座资源，而上传超过10场的更只有12%的图书馆。因此，该项工作亟待加强，在促进讲座资源共建共享的同时，自身也可获取一定讲座经费的支持。

3.2 讲座师资

合适的讲师是讲座成功的关键[3]，因此，各图书馆都非常看重讲座师资资源。调查中讲座师资也是仅次于讲座经费被提出的重要问题。讲座师资资源与图书馆所处地方文化发展及该馆讲座经费关系密切。因此，讲座师资的解决一方面需多途径、多渠道获取讲座经费及合作的支持，挖掘、培育本地知名讲师；另一方面，则需借助讲座联盟平台，共享联盟师资。调查显示，加入讲座联盟的成员馆中仅有34%的联盟成员馆选择邀请讲座联盟主讲人。这与讲座师资邀请成本核算关系重大。因此，讲座联盟可考虑构建全国—区域—成员馆的组织形式，以联盟师资共建、区域划分巡回演讲的形式将讲座师资邀请成本压缩到最低，切实发挥讲座联盟对讲座发展的推动作用。

3.3 讲座后期传播

调查表明，讲座后期制作开展较好，但其传播形式有待进一步开拓、发展。讲座后期传播的效果从各馆讲座、视频讲座平均上座率的对比中可以一观（见图4）。

[图4 各公共馆讲座、视频讲座上座率]

图中视频讲座平均上座率无数据者除上海图书馆因读者可在其网站、阅览室随时点播而未专门进行视频讲座播放外，其余各馆均未开展此项服务，故未统计、计算。

从图4可以看出，传统的讲座后期播放方式在各馆阵地服务中效果并不理想，受听众欢迎的还是现场讲座。因此，此项服务需要改变方法、拓展方式，将以省市级图书馆阵地为主的视频讲座放映服务转移到真正有需求的地方，如有学习需求但条件有限的部队、学校、社区等以及无能力举办现场讲座的基层图书馆等等。而在省市级公共图书馆，随着硬件条件的提高，可借鉴上海图书馆做法，开展网站、阅览室视频讲座随时点播服务，以此扩大讲座后期传播影响力，真正提升其服务效果及品质。

作为深受群众喜爱的图书馆社会教育形式，虽然全国省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讲座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只要广开思路、争取各方支持，加强传播，扩大影响，同时拓展、发挥讲座联盟作用，其发展潜力还是无穷的。

参考文献：

[1]人民网. 4年投入900多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日益成熟[EB/OL].[2010-08-04]..

[2]张彦博.共享知识 提升素质 传播优秀中华文化 共同促进公共图书馆讲座水平的全面提升[A].国家图书馆，文化教育部.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论文集[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3]王世伟.图书馆讲座工作引论[J].图书馆学研究，2005，（10）：86-88.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3

没有《老残游记》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也没有老舍那种诗意的秋天、冬天，更没有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书上的济南渐渐成了传说。“土气”、“保守”、“落伍”则成了济南的标签。即使在山东省内，济南作为省会也尴尬地活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就像在各种调味品麻木了味蕾的今天，鲁菜的文火慢炖显得不合时宜。

不过，济南人不理会，也不着急。4500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让其底气十足。他们信奉中庸，不事张扬，执着于传统，又向往革新，慢条斯理地咀嚼着时代的变迁。

一

在曲水亭街，从珍珠泉和王府池子而来的泉水汇聚成一条小河，一路流向大明湖。河水清澈见底，绿藻飘摇，附近的居民就在水中捣衣洗菜。

两岸是一些低矮的民房，大门一律黑底红联，上书“明湖荷香绕画院，佛山碧霞染珠泉”之类的对联，隐隐散发着这个地方的诗意。

“曲水流觞”一词说的便是文人们在此诗酒聚会。旧时，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文人墨客们都要相邀聚会于曲水河畔。这一天，人们在水边洗濯以消除不祥，随后便开始了“曲水流觞”的盛会。他们先将盛满酒的“觞”（古代的一种酒杯）放在托盘里，再将托盘放在曲水河上，托盘漂至某处停下。那么河边对着的那个人就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再吟诗一首。如吟不出或吟诗不佳，就要被罚酒。

这样的景象，如今早已无缘得见。两岸的居民大多开着烧烤店，在青石板上，杨柳树下摆上几张小矮桌，一圈小马扎就可以了。从早到晚，总有不少人围坐在一起，要一盘拍黄瓜，一碟花生米，猛喝扎啤，狂吃串。

“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很多人关于济南的印象都是来源于老舍的文字。

要不就是《老残游记》描绘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胜景。这些文字描写的都是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景象了。

带着这些想象来到济南，大抵都是会失望的。高矮不一的楼房横亘在千佛山与大明湖的之间，而一些建筑正是立于泉脉之上。泉城的泉水也已是屈指可数。

像曲水亭街这样的街巷在济南已经很少见了。我有些不甘心，又去寻找趵突泉旁边的剪子巷。

台湾美食家、散文家唐鲁孙曾这样写过：“城南有条叫‘剪子胡同’的路……三寸的石板铺上了，水却依然漫出一寸多。这石板下的泉水，夏季凉透心扉，可冰水果；冬季蒸汽迷，有如温泉。掀开石板，水中密密长满绿如青苔的长水草，成群的青草鱼悠游其间，其肉既鲜且嫩，毫无腥气。”

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被两排破旧的楼房挤压着的小巷道。除了雨后的积水，不复见任何流水。老牌鲁菜馆春江饭店的锅贴部也藏身于此。我抬头看了看门牌，确定就是这里。

这些年已经很少有文字再去描绘这座老城了。它就像没落的鲁菜一样，在中国的城市图谱里日渐模糊。

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四年，但当我提笔想去描绘它时，却发现难以下笔。我又去问很多济南人。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出奇的一致：“济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这里面有几分调侃，也有一点自得。

我爬上大明湖重建的超然楼俯瞰这座城市。的确，这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高楼不多，房屋老旧。千佛山藏在一片丘陵之中，难以辨认。如果不是泉城广场那个巨大的蓝色“泉”字雕塑，你恐怕只会把它当做一个很普通的二线城市。

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也很纠结。泉文化、舜文化、龙山文化……在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济南人眼里，这座城市的面目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他也找不到一个既具代表性，又具推广性的概念来介绍自己的家乡。

二

在济南，不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见面都是互称“老师”。他们习惯于放低自己的身段。外地人说济南话土。济南人就会用又直又艮的济南话说一遍《还珠格格》的台词自嘲：“皇上，您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张继平说，济南话之所以会显得土，是还因为它依然保留着许多古汉语中的词汇和语音。比如济南话“夜来”的意思是昨天。这是宋代的语汇，李清照的《诉衷情》中就有“夜来沈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

不过，济南人是谦恭惯了。上了出租车，只要你一批评这座城市，司机就会把济南的缺点如数家珍。当然，济南人对自己的人品是很有自信。他们常常会自夸道：“济南人这些年在外地的名声还是不错的。”

说起鲁菜，济南人也会顺大流地评价“黑乎乎、黏乎乎、咸乎乎”。曾经的菜系之首如今只落得这样的名声。

鲁菜这些年的境遇与济南这座城市颇为相似。它被高歌猛进的川菜、粤菜、湘菜挤压得狼狈不堪。

今天，提起“满汉全席”、“全聚德烤鸭”，人们不会联想到鲁菜。其实，作为宫廷宴席代表作的“满汉全席”2/3的菜都来源于鲁菜，最能突出鲁菜的精华。而“全聚德”也是当年在北京叫响的山东菜馆。

鲁菜不用调味品，强调将原食材文火细炖出味。鲁菜老师傅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唱戏的腔，做菜的汤”。这汤一熬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渐渐地，连济南人都忘了鲁菜是精于制汤的。

在济南市中心的一条小巷子里，“崔义清鲁菜馆”还经年不断地熬制着三种汤：清汤、奶汤、红汤。

崔义清是鲁菜泰斗，他在燕喜堂、九华楼、聚丰德等济南鲁菜老字号都担任过主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用一棵白菜做出五十多种味道，令人叹为观止。

26岁的外孙石岩从小就跟着他学做鲁菜，还随他去各地当烹饪比赛的评委。石岩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鲁菜还十分兴盛，北方地区就有不少店面上千平方米，日营业额十万以上的大鲁菜馆。

然而到了90年代末，鲁菜馆却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济南的一些老字号鲁菜馆也是风云流转，有的几经曲折，有的传统尽失，有的则已成为历史。崔义清把自家饭店的包厢以这些老字号命名以示怀念。

90岁高龄的他每天依然端坐在饭店门口。这里原来叫泰盛饭店，一直不温不火。

“一直到2006年，我一个国外的朋友建议说，老爷子这么块大宝藏怎么不用？我们才想起来改名，还用他的头像注册了商标。生意果然好了很多。”胖乎乎的石岩笑起来很憨厚，“我们济南人都比较低调，不太会包装自己，土土的。鲁菜也是如此，不会推广，不会包装，慢慢就被人遗忘了。”

石岩的大学同学都不知道他家开了个餐厅，更没有人知道他是鲁菜泰斗的后人。“我们一家人都是这样。前些年济南以外的媒体来找我们采访，我们都不接待，觉得跟我们没关系。酒香不怕巷子深。我更愿意把宣传的费用省下来分给自己的员工。”

今年，石岩做的四菜一汤获得了山东烹饪协会举办的鲁菜大赛的金奖。协会多次要授予他“鲁菜大师”的称号，但他一直都不肯要。“我还太年轻了，承受不起这样的名号。有很多前辈比我更值得这个称谓。飞跃太快，会跟不上，摔下来会很惨。”

三

石岩最喜欢的鲁菜是“九转大肠”，因为“这个菜有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正如人生的各种滋味”。

这样的话从一个小伙子的嘴里说出来显得有些老成。他大学读的就是哲学。他觉得鲁菜文化最能体现儒家的中庸之道，做鲁菜就得多学学孔孟之道。

他就读的山东大学提出要打造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大成广场，明德大道，弘德大道，至圣路……这所大学恨不能把一草一木都贴上儒家圣贤的标签。

在这个城市寻常人家的客厅里，你都会看到“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这样的对联，在饭桌上听到长辈谆谆教导晚辈要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要以中庸之道为人处世。

儒家文化几千年的熏陶，在济南人的性格中烙刻上“中庸”的底色。

济南人早晨喜欢喝一种粥，叫做甜沫。说是叫甜沫，其实一点都不甜，是用小米面熬成粥底，加入豇豆、菠菜叶、海带丝、粉条、花生米、虾皮和姜丝，撒上一点胡椒面，有点咸，有点辣。

张继平考究“甜沫”其实应为“添沫”，说的是往粥里添各种东西。不过济南人不在乎，依然“甜沫”“甜沫”地叫着。

济南的文化就像稀里糊涂的甜沫一样，是一种大杂烩，有点咸，有点辣，再加上名字中的甜味就全了。

批评家黄发有在山大教过几年书。他认为，济南文化似乎什么都不缺，但什么都不突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互相黏合，互相牵制，搅和成了大杂烩的糊涂。济南的背后似乎也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揉成面团，而所谓的文化则是和面时添加的水、鸡蛋汁、食盐和发酵粉等等，发挥着黏合剂和调味剂的功能。

鲁菜大抵也是如此。孔子的中庸之道，赋予其“适中调和”的最高境界。鲁菜五味平和，大味至淡，不追求感官刺激，不走极端，讲究味全意足的舒适口感。

当然，换一种说法就是鲁菜过于四平八稳，不咸不淡，不鲜不辣，缺乏特点。

鲁菜除了色、香、味，还讲究型和义。糖醋鲤鱼是鲁菜的代表之一，取“鲤鱼跳龙门”之义。鲤鱼不能大，也不能小，要在一斤四两到一斤六两。只有这种个头的鲤鱼做出来才最好看，头尾高翘。

不仅菜品精致，宴席的规矩更是繁多。即使寻常的家宴也有很多规矩。朋友说，她妈妈在后厨做饭，经常派她去饭桌上数数有几个菜了，一点要凑成双数才行。糖醋鲤鱼的摆放也极其讲究，有“文腹武背”之说：来客若是文人，将鱼肚对他，暗赞他满腹文章；来客倘是武将，便将鱼脊对他，直夸他可为国家脊梁。

曾有学者这么分析济南的城市特征：“济南虽以其湖山秀丽，古迹众多，名贤辈出闻名，却从未享有全国京师的殊荣，历来仅有作为县、州、府、省的份儿，现在也只是全国的一座中等城市……它特色是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明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一切都那么中不溜儿的，具有‘中庸之道’的状态。”

四

李承鹏曾说济南这个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在引领了中华民族行进千年后，依然固执地沿袭着古老的思维方式和人情方式，活像2000年前孔子开了一个大脚，未经中场消化便直接吊入2000年后。

济南确实是保守的，它这些年的变化有些温吞和缓慢。石岩说，关于鲁菜的创新和传承总是争论不休，不像其他菜系说变就变，说干就干。

鲁菜非常讲究“正统”，或许是因为以往的鲁菜成就太过辉煌，或许是因为鲁菜文化本身的儒家意识过于浓烈。

石岩喝口功夫茶后说，像自己就是慢半拍。前年十一，有个北京车队开了四辆玛莎拉蒂来到他的店里吃饭，引得整个巷子的人都出来围观。他这才觉得这个店不仅仅是济南的。最近他刚刚学会了用微博，正打算开个账号推广一下自家的餐厅。

在济南街头可以看到很多山寨品牌，比如“海底捞火锅”前面有很小很小的“巴蜀”两字。济南人也不以为然，照吃不误。

1997年，济南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的时候，引起了全城的轰动。当时正上小学六年级的石岩作为鼓号队队员还为其开业演出了。尽管那时他已经做得一手好菜，但吃肯德基依然是他儿时的梦想之一。

现在，石岩去各地考察市场时也会吃各种餐馆，各种菜式。他从不挑剔。他觉得食物就是用来享受的，每一种味道都有自己的道理。

去年，济南第一家星巴克开门的时候再度引发了排队风潮。济南人会在咖啡馆里，酒吧里，一边喝着咖啡或者洋酒，一边吃着把子肉。摇滚音乐节办了一天，就因各种原因被关停了。但还是有很多乐队在这座老城里活跃着。

朋友一边开车一边用济南话跟我说着这些趣事。“你说我上过大学，留过洋，可是我最终还是回到这座城市，最喜欢的还是约上几个朋友在路边喝扎啤，吃羊肉串。”

济南人就是这样不新不旧、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地生活着，执着于传统，又向往革新，慢悠悠地消化着时代的变迁。

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不可能一见钟情的，也永远不可能激情四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爱上了它。也许是在离开之后。

外地人刚来时，往往对这座城市的中庸守旧是颇有微词的，甚至是大发牢骚，但慢慢地，就被同化了。看似平和的济南文化，其实有着极强的溶解力。这就像和面时一层层撒在面板上的干粉，很快就被面团彻底吸收，不分彼此。

济南曾被誉为“曲山艺海”。相声、京剧、豫剧、黄梅戏，抑或那吴侬细语的越剧、评弹，济南人一概不排斥，而且欣赏得有滋有味。金庸的小说，济南人看得津津有味；钱钟书的文集，在济南也卖得很俏。

“多少诗人生历下，泉城自古是诗城。”婉约动人的李清照和铁板铜琶的辛弃疾，奠定了这座城市的风雅传统。

济南的读书人都爱去英雄山文化市场。他们自豪地说，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和图书市场。

但转过一个胡同，他们可能就拎桶扎啤在烤串摊热火朝天地吃喝着。密密麻麻的烤串在几米长的架子上一字排开，烟熏火燎。济南吃串是不按数量要的，抓过来一把就开吃。最后才数签数结账。

济南人就是这样，要雅能雅到极致，要俗也能俗到家。青云里、江家池、濂泉胡同、花墙子街、东流水街、秋柳园……这样的名字，仿佛古典的词牌，挂在巷口。

市区23条主要道路依次命名为经1-11路，纬1-12路，草草了事。从4500多年的文化积淀中，随便挑出几个来都能显摆一下，但济南人却选择了最平常的一种。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4

关键词 科普讲座；科普出版；策划编辑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7-0225-02

随着当今社会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更合理、更科学、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公众追求的目标。在知识层面，公众需要了解科学知识，提高生活质量；在思想层面，公众需要更深刻地理解科学。

比如，非典、禽流感、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汉芯”事件、太湖巢湖蓝藻事件、西部水利大开发争论、怒江大开发争论、厦门PX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西医争论、伪科学的争论、珍奥核酸事件、转基因农作物、苏丹红、蒙牛OMP、安全饮用水、院士作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垃圾焚烧等等，公众都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

于是，名家讲科普、科普进社区、科普进校园等各种形式的科普讲座如遍地开花，对公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科普讲座仍因其受众面有限、持续时间短、场地限制等诸多因素让听众留有遗憾。

如何弥补这些遗憾，让科普讲座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为更多的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并借此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进而在全社会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呢？依托科普讲座开发的科普图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1传统科普图书面临的困境

1.1 市场购买力不足

近几年科普图书市场情况，基本上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科普图书领域中少见畅销书，热销品种也不多，科普图书总的品种数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根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李海宁对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七家出版社的调查发现，在这七家出版社中的任何一家出版社中，纯科普图书的出版数微乎其微。纯科普图书出版少，很显然是市场使然。现在是市场经济， 出版社都是市场化运作。因此，科普图书市场的规模大小必然会反映在出版社的图书结构中。

可见，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科普图书的市场购买力不足直接挫伤了出版社在出版科普图书方面的积极性。

大多出版社不愿意投资科普图书，因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是入不敷出，更不要谈精雕细琢、花大代价打造精品科普图书了。

于是，便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市场购买力越弱，图书质量越差、品种越单一、形式越呆板，读者越少。

1.2 作者资源有限

科普图书对作者的要求是多元的，既要是懂科学的专业型人才，又要是掌握各种写作技巧的作家。

但是，这种复合型人才又特别难得，懂科学的不懂写作，懂写作的不懂科学。致使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些科普作家写的科普作品漏洞百出，科学性受到严重质疑，而一些科学家写的科普图书又晦涩难懂，通俗性、趣味性不够。

除此之外，我国科研人员评价体系也严重制约了科研人员进行科普创作的积极性。出版科普图书或者开展与科普相关的活动不仅不能纳入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还常常被同行耻笑为是学术生涯进行不下去的一种无奈选择。所以，大多科研工作者不愿意涉及科普工作。

2科普讲座衍生的选题

一个选题的诞生，往往是策划编辑通过各种有用的信息和有力的支持，从各行业、各门类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那里获得信息和灵感，创造性地提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方案，并靠策划编辑的能力迅速、及时地进行落实。

及时发现类似于首都科学讲堂这样的品牌科普活动，并及时策划出版相关图书不失为打造高级科普图书的一种有效方法。理由有三：

1）首都科学讲堂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北京市科学传播的标志性活动。从首都科学讲堂已进行的314期（截至2013年10月）来看，其举办非常成功，深受群众喜爱，每次讲座座无虚席，问答环节大家争相发言，主讲者与观众的互动非常热烈。

这也意味着，如果将其改编成图书出版，讲堂本身就已经积累了相当庞大的读者群。而且，这些读者因为身临其境感受过讲堂的魅力，宣传图书会更有影响力。

2）首都科学讲堂充分利用首都知名专家云集、国际知名学者往来频繁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讲堂邀请的演讲者都是国内外各自领域的顶级专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两院院士，还有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就以笔者担任责任编辑的《科学在未来》一书而言，作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伊瓦尔·贾埃弗、道格拉斯·奥谢罗夫，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院长伊丽莎白·戴利，中国科学院院士申泮文、李家春、张景安，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倪光南，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荣休教授艾伦·霍夫曼，三星LCD副社长昔俊亨等。

这些作者通常特别忙碌，如果单纯为出版科普图书而进行创作，对他们而言完全不现实。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及时利用讲堂的资源，将他们生动的演讲加工转化成图书应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3）首都科学讲堂尽管培养了一大批听众，让很多首都市民从中受益，但与图书将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相比，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讲堂却因以“解读科学精神”为主线， 以“当今科学热点”为话题，深受大众喜欢。例如还未出版的一本《走钢丝的地球》中包括：唤醒沉睡的宝藏、水能利用与中国低碳之路、“太阳能”助力“绿色北京”、青藏高原那么远这么近、守卫湿地、替濒危物种争取生存权利、有多少水可以重来、走进量子调控、微纳技术让世界更精彩、走出超级细菌的误区，这些文章均在讲述科学的同时，引导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反思科学。

鉴于此，“首都科学讲堂”到《名家讲科普》的延伸，也是有效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实现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功能，拉近科学家与普通民众的一种高效的方式。

讲座与图书分别是科普的两种不同呈现形式，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讲座的语言风格比较自由，口头表述常伴随着一些肢体语言，现场有较多互动环节，所以即使主讲人在讲述过程中思维时有跳跃，也不会影响听众的理解。但是图书就不同了，需要严格遵守各项出版规范，充分考虑各种类型的读者需求。以从“首都科学讲堂”到《名家讲科普》的转换为例， 笔者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总结出五类问题及解决办法：

1）很多话在讲座现场并未觉得不顺，但是一旦通过速记形成文字，就会发现特别不通顺，甚至影响理解。因此，编辑在拿到速记稿或者经编者初步加工后的稿件后，首先要通读全文，理解主要思想，之后在不影响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大量修改。更形象地说，即对于讲座类文稿的修改，一定不能心慈手软。讲座中口语化的表述也需要编辑一一转化成书面语言；

2）首都科学讲堂的演讲者尽管努力让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但因为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习惯，总是不可避免会说出些专业术语。

对此，演讲现场的听众或者不留意，或者及时交流获得理解。而图书中出现此类术语就需要编辑下工夫做解释或者寻找相关专业人士补充解释。例如，《名家讲科普》系列图书在装帧设计之初，便在切口处专门留出版面用来解释这些术语；

3）在讲座中，重要的内容通常会被重复很多遍，但是作为图书，如果读者读不懂可以返回去再读，大可不必将同样的内容重复许多遍。那么对这些确实重要的内容又将采取什么方式凸显其重要性呢？《名家讲科普》尝试采用了两种方式。

一是将每篇文章最核心的话印在封底；二是将文中重要的观点用彩色标示出。这样，一方面体现了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使版面更加活泼，有助于增强科普图书的趣味性；

4）讲座中，主讲人通常会受到现场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讲些与主题似乎不是关系很密切的内容，使得整篇文稿逻辑性不是很强，有些段落之间无法连贯衔接。

对此，编辑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敢于将无关紧要的内容删去，并将必要的内容重新整合，让稿件不仅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各个小节的内容也要平衡一下，对有些内容太少的小节恰当合并，内容太多的可拆分成不同标题的小节，当然拟定新增小节的标题也需要发挥编辑的创造性；

5）讲座中往往没有图片，即使主讲人的PPT中有些相关图片，这些图片的版权究竟归谁，也很难确定。所以，编辑一定要留心图片的版权，如果是引用的图尽量说明来源，最好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出版社内部的图片库或正规渠道购买很能说明问题的图片。

4从科普讲座到全媒体出版

将“普”字进行到底，走出讲堂，让会场外的更多人群受益，通过电视栏目、网站做客、论坛互动、杂志专栏、广播参与等形式，实现同一专家、相同题目、不同角度、多种形式报道的立体化传播，提高传播力度和质量，形成品牌，这是首都科学讲堂的发展思路，也是传统科普图书出版迈向全媒体科普出版的可借鉴之处。

信息化的浪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出版物正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读者也越来越“挑剔”，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有声有形，甚至可以进行交互的书籍。特别是科普图书，因为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深奥的科学原理，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够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可以让科学变得妙趣横生、喜闻乐见。

同样，科普讲座对于满足科普图书的这类需求提供了难得的优势。以首都科学讲堂为例，每一期都留下了珍贵的视频资料，包括一位位科学大师的举手投足、魅力风采，讲座现场的激情互动、诙谐幽默等。

这些视频既可以制成光盘配合图书出版，也可以根据图书段落拆解后嵌入每个段落。这样读者一边可以看文字，一边可以通过触屏观看与该段内容相关的视频。

除此之外，高科技含量的数字出版物还可以为一些专业术语或者重要原理制作生动形象的视频，嵌入文本中，读者只需通过语音或者直接点按术语就可观看这些视频。

虽然科普图书的全媒体出版很令人憧憬，但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更加深入的调研和思考。

综上所述，科普讲座为高质量科普图书的出版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如何深度挖掘这些讲座的价值，有赖于策划编辑的职业素养和创新意识。

换句话说，科普讲座转换成科普图书的过程，不同于一般图书的编辑加工，这期间编辑不仅仅是编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所以，这类选题对编辑的要求非常高，其开发的成功与否与一个编辑自身的能力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李大光.科学传播模式亟待转型[J].科普选粹·科技视界，2011（30）：43.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5

隋唐文献专业出身的李岩，在1987年毕业后一脚踏入中华书局之时，也许想不到他若干年后会策划出那些畅销书：《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姥姥语录》……

《姥姥语录》是著名主持人倪萍所写，记述了自己的姥姥――一位不识字老人――纯朴善良的人生感悟。

《姥姥语录》出版时，有人认为此书与中华书局这样一个有着强大传统的专业古籍出版社的气质不符。时隔几年，李岩对《t望东方周刊》重提他的观点，他认为这样的图书并非迎合市场，而是传递了“朴实的民间智慧”，是拓展出版业务线的有益尝试。

扎根书海20余年，李岩已从一名学者型编辑蜕变成带领一支出版“国家队”探索市场的文化企业领导――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他，现在是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国家队”希望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合一”。一方面，“国家队”做出版需要有文化担当，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以往“漠视市场”的阴影。

李岩说，每一个重点出版项目，都是“新的市场增长点、努力提升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的契机”。

“出去约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物在市场上反响并不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自负盈亏的中华书局很难再靠学术古籍类出版赢得市场。书局曾在最低谷时“举步维艰”，在主要靠银行贷款支撑的情况下，又面临银行追加30%的利息，当时同事们觉得“雪上加霜”。

到2003年，作为当时的中国第二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在图书零售市场所占份额已经下降到了全国500余家出版社中的第141位。 2016年8月17日，上海书展现场中华书局的展台

那时的中华书局，“受计划经济思想束缚，漠视市场”。其实不止中华书局，众多国有出版单位当时大多如此。

虽然在古籍出版领域中华书局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但他们还是意识到，必须进军大众普及读物领域。

李岩记得，2003年，中华书局新设市场部，“明确表达了与市场接轨的强烈愿望”。

从那时起，中华书局的青年编辑们开始主动“出去约稿”――在此之前，大多数人仍以“国有大社”编辑自居，很少“出去求人”。

就在这一年，央视《百家讲坛》开播，收视率不低，这让编辑们看到了机会。

正说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华书局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宋志军在《百家讲坛》看到了阎崇年的讲座“清宫十二朝疑案”，觉得不错，就打起了主意，“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讲座出版成书？”

于是中华书局联系了阎崇年。

彼时，面对传统文化普及率较低的残酷现实，中华书局正在想办法，希望走一条经典作品通俗化的路子。

他们发现，老百姓可能更喜欢用讲故事的形式了解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刻板、一本正经的灌输式陈述。

为什么不与电视结合起来，挑一些老百姓喜欢看的、讲传统文化的节目，做成出版物？

李岩决定，阎崇年的讲座出版书籍就叫“正说”――对历史进行“正说”，旨在呼应人们对被“戏说”的历史的关注。

说做就做。与央视协调后，他们与阎崇年等人签订了讲座内容的出版合同。

以《正说清朝十二帝》为首的几本新书，被发给各地一些书店的朋友，“开始有了主动营销的意识”。

效果很快显现――2004年的北京地坛书市，《正说清朝十二帝》一炮走红，成为十大畅销书之一，随后各地添货不断。李岩记得，终于尝到了畅销书甜头的中华书局“有了些许自信”。

当年八月，他突然接到财务负责人的电话，“李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月开始我们的现金流变成正的了。”

放下身段

随后，李岩策划了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并随即引爆《百家讲坛》系列读物的热销，一时引领了出版界风潮。

李岩记得，在与节目组制片人的一次聊天中，对方谈到，于丹的《论语》也讲得不错，尤其是讲座很适合电视传播――又一个机会出现了。

2006年11月12日，中华书局与《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就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在《百家讲坛》录制现场正式签订出版合同。

李岩用“精耕细作、精雕细琢”来形容该书的出版过程。当时中华书局编辑部对于丹的电视讲稿进行了深层次加工，将演讲文本改编为阅读文本，并仔细核对经典引文和注释，确保对《论语》中字词的基本解释不出问题。

两位经验丰富的老编审也被请出来，对全文进行校读把关，改正演讲中的口误，润色文字。

出版社放下身段的结果是，《论语》的国内销量很快达到了560万册，国际版本也达到了34个，其中包括29个译本，与之伴随的是海外36万册的发行量――这都是市场自发的。

后来，倪萍主动给李岩发短信说：你把于丹的书出得那么好，能不能把我的书也出了？李岩想：如果她写的是演艺界的事情我们就要慎重考虑，但她写的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这样的书“中华”应该出。

别去跟风附会

好市场的前提是好主题――“要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度，才具有潜在的畅销基因。”李岩说。

著名学者金开诚在世时，李岩曾陪他去于丹家里。李岩记得，金开诚紧握着于丹的手不放：“你做了一件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我的书卖到5000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论语》，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让同事们信心大振，信心背后的大环境是，中国发展赢得全球瞩目，“国外想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原因，寻找中华文化的根源。”与此同时，经过了改革大潮洗礼的中国出版界也开始“找回自我”，多家出版社纷纷寻求与《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的合作。

但在李岩看来，许多出版社容易对流行主题“简单地跟风附会”。

“581家出版社里，至少500家都出四大名著”，但并不是每家都能挣钱。

李岩的体会是，作为国家队“要坚持高标准”，“从选题到设计都要主动策划，并选择优秀作者”，还要坚持“传统核心价值”。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6

一、为了得到“认可”，教育管理人员都在忙些什么？

校长及学校的所有管理人员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对学校而言，教育管理人员不仅像乐队指挥那样，对学校发展起着“定音”的作用，而且是引领全校教师专业成长的中坚力量。但现实情境是，校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领导，其主要工作就是传达和贯彻上级精神，对教师工作进行检查，或者是老生常谈的教学常规的维护者与强化者。在很多时候，其管理工作职责已由“服务于教学”异化为“服务于检查”。

不可否认，走上校长岗位的教师大多是教学与学生管理的能手。若让他们做一辈子普通教师或班主任，或许他们能成为教育家。但走上校长岗位后，他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彻底改变，不得不参加的垃圾会议、泡沫会议占据了校长很多时间，校长们在教育教学上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少，致使校长离教育的本源越来越远。校长们难以摆脱政绩与利益的驱使，以致“社会上刮什么风，校园里就起什么浪”。校长作为一名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其关系网和人脉不仅决定了自身的仕途，也左右着学校的发展，因此他们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在人际关系运作上――接待不完的不请自到的各级领导、无任何实际意义与价值的研讨与论坛、套话连篇的报告、议而不决的会议、以进修或培训为掩护的公费出国及旅游等迎来送往、非教育教学事务成了校长重要的工作内容。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有时也将教育创新与“眼球效应”挂钩，用浮浅的指标量化学校教育，校长们只能身不由己地迎合，甚至造假。数字化的指标导致的浅薄、浮躁乃至作假，严重伤害了校长及教育的创造力。

再来看看学校的中层干部，由于学校被行政支配，中层干部们为了得到校长的认可，大部分时间沉浸在数字媒介里，偏向于视觉图像而非科学的教育教学管理。为完成校长下发给各部门的各项工作指标，整日面对繁琐无比的表格、敷衍了事的材料，已成为部门领导的主要工作。各部门不是以服务教育教学、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作为部门工作目标，而是把本部门取得好的排名作为工作目标。中层干部们把本部门教职工当成可以分解为若干指标的“事务”，各项数字化举措鱼贯而出。无章法的评价导致教师的工作繁重且慌乱。为追求量与效率，他们把部门工作做成了“夹生饭”，也造成学校教育教学宏观上的失序。中层干部为了得到校长的认可，整日沉浸在浅薄的效率追逐中，很少去讨论教育问题、学术问题。在这种崇尚权力和地位的文化氛围中，教育与学术严重萎缩。开会时，对领导的讲话皆点头称是，很少有人摇头；讨论时，对领导的发言，皆俯首称是，鲜有不同意见；表决时，众人皆举手，颇为壮观。为了得到校长的认可，很少有人思考教育、寻求创新，附庸已成为教育发展的桎梏。

二、浮躁的认可焦虑症导致用GDP主义衡量教育

教育管理人员为追求政绩，在浮躁的认可焦虑症的驱使下，简单地以量化的、可显性的指标来衡量教育。经济指标可以量化，而具有“滞后效应”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门慢的艺术。学校作为培养人的地方，作为社会文明的高地，若用衡量经济效益的GDP主义，以量化的指标为依据，一切教育活动都以追求具体数据为目的，必导致教育的整体浮躁，使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严重异化。

1.各部门为追求量，工作目标太多，抓不住重点

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不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结果显而易见，可以用数字来量化。但很多校长习惯于在“盘点”前完成工作，计划下阶段该做些什么时，把工作目标下放到各个部门。各部门为了在信息报送时内容多一些而绞尽脑汁，力求使本部门所做工作数量居于领先地位，缺乏宏观科学的思考。例如，在一周内，教务处开一个讲座，学工处开一个讲座，科研处开一个讲座。各部门办讲座只是为了追求工作数量，对讲座的质量并无要求。教师们奔波在被功利控制的、无价值的工作流程中，疲惫万分、怨声载道。目标太多就等于没有目标，因为太多了就抓不住重点。这种低效、浅薄的工作作风，不仅阻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更严重扼杀了教师的个性。

2.垃圾会议、泡沫会议成为汇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正常的课堂教学无法在报送工作量时增添数量上的光彩，于是会议成为了报送工作量的重要内容。各部门频繁召开教师会议、班主任会议、教研组长会议、教育科研会议、全体学生会议、学生干部会议……不论大会小会，为了使上报的工作量充实些，都要拍照、录像；为了追求图像上的美，即使是几个人的会议也要花钱租鲜花、盆景等装饰会场；无论什么形式的座谈会，都要买水果、瓜子、饮料等，把会场布置得充满人情味。许多垃圾会议、泡沫会议占用教师宝贵的时间，浪费学校宝贵的教育资源，其主要作用就是在各部门报送工作量时，起到“量”的作用，而无任何实际意义。

3.为追求量，管理缺位、越位、错位状况严重

用GDP主义衡量教育的模式，使得许多工作都体现在数字、表格与材料上，甚至管理也停留在文件规定上。大家注重的是做汇报材料，导致管理中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严重。校长们除了听汇报、看材料，就是思考大手笔、大计划、大投入，很少考虑如何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学校工作中出现明显问题，就来一次“刮风式整治”，来得急、去得快，给人一种“过山车”式的起落感。中层干部们为了追求“量”，今天一个计划，明天一个指令，后天一个活动，各种教育计划与活动像风一样来得急、去得快。一阵风刮过，很少去思考、研究、总结。这种管理方式由于注重的是量及表面文章，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学校教育的实际问题。

4.滥用竞争，把教师成长绑在了排名上

GDP主义把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用数字来量化。教师之间通过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的分数来竞争。竞争可以产生效率，但把竞争随意用在教育上，产生的效果不仅可能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偏离教育本质。教师发展不是不要竞争。竞争作为一种手段，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教师自身发展需要合作，需要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帮助中获得发展，在这样的高地上，不应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很多学校对教师的量化考核中都有“学生测评”这一项，有的教师为了使自己这一项分数高一些，不敢批评学生，对学生的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教师为了博得学生的“好感”，在课堂教学中经常来一些“小段子”，以迎合部分不爱学习的学生。用量化考核的分数对教师进行排名和筛选，致使目光短浅的管理者看不到“晚熟”教师的潜在能量。随意丢弃这些教师，不但断送了他们的前程，也影响了学校的整体发展。

5.评优时只算经济账，不计算优秀资源含量

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无孔不入的今天，利益的刺激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必要且正当的手段。GDP主义导致学校评优时只算经济账，不计算优秀资源含量。对教学能力突出的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无可非议，但一张获奖证书和奖金发完后，对优异成绩的肯定就结束了，这种做法是对优秀资源的极大浪费。评优的目的远不是对优秀的肯定那么简单，重要的是，应该让优秀经验得以推广，让大家学习与借鉴。如果一切教育活动都在具体数字的引导下功利化了，那么这种被功利化的教育便没有长久生命力。

三、由GDP主义教育管理向生态管理回归

教育不能也不必苛求，教育不能也不必热烈，它就那么平淡无奇！在教育管理中，有的因素的指标可以量化，例如教师完成教学目标的人数、成绩、课时、第二课堂活动等，而教学态度、讲授能力、教书育人、创新及奉献精神等指标是无法直接量化的。很多隐性教育目标，往往需要多年后才能真正看到实效。若用数字来评价教育，只能导致人们把目光盯在升学率、奖状与奖金上，使教育功利化，使教育背离其正常发展的轨道，与“真教育”南辕北辙。摒弃数字化的GDP主义教育管理，探索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生态”管理办法，是教育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1.清晰厘定地方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边界

学校肩负着培养人才，促进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有些地方官员存在这样一种治理思维：希望学校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让学校循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前行。把教育与政绩挂钩，导致教育秩序失范。面对日益复杂的教育生态和教育环境，要清晰厘定政府对教育干预的边界，减少非教育因素对教育的影响，祛除学校运行过程中的人为性和随意性，革除各种无序和失范，重构一种学校运转范式。

2.清晰厘定“教改”与“折腾”的边界

“教改”与“折腾”之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教育不改不行，乱改也不行，过快改革更不行，要把相应措施逐步建立起来。如果只是为了在向上级领导汇报或总结工作时在“量”上出彩或有突破，可能会使一些荒唐的举措借改革之名大行其道。在制定某些举措时，即使有着良好的初衷，但若缺乏科学的态度，也会物极必反、事与愿违，不但不利于教育的发展，而且可能会使教育步入歧途。在制定每项政策时，一定要把改革的策略、方式、途径、可承受力和可能带来的各种后遗症考虑清楚，要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用一种平常的心态关注教改的文化品质，追求教育可持续发展，避免浮躁与急功近利。

3.教育管理部门勿用具体数字对不同学校进行统一量化

教育管理部门肩负着促进与协调一方教育和谐发展的重要使命。若教育管理部门能对教育有正确的认识，有科学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就能制定出科学的管理策略，让一方教育振兴起来。反之，就会制约甚至破坏教育的发展。每个学校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各学校间由于地理位置、教师结构、办学条件等的差距，其办学理念、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别。教育管理部门要对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研究，制定出能让各学校更好发展的管理策略，切忌用GDP主义、用具体数字对不同学校进行统一量化。在管理中要管住不管死，要求不苛求，奖励不唯利，形成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格局，让地方教育呈现出多种声音齐奏、变奏、充满活力的新局面。

4.管理中勿用一个标准对全体教师进行统一量化

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价，不应只是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形式与环节。要让评价具有实际意义及作用，就必须让评价科学、公正、以人为本，用适合教师成长规律的生态考评。忽视教师的经验、能力，全体教师一个标准进行横向评价是不科学的。横向评价应该有，但应弱化其在评价中的作用，强化教师的个人纵向评价，建立教师个人成长档案，关注教师个人成长过程。只要教师是处于进步、发展的状态，即使评价结果不比他人突出，也要对其进行鼓励。教师们各有各的长处，教师异于他人的亮点，评价时应充分肯定并挖掘其长处，让其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在评价过程中，应充分捕捉教师的创新能力，对教师的创新给予保护，避免因为量化考核限制了教师的创新自由。

5.管理中勿用不科学的评价指标限制教育的发展

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是评价制度，无论是社会对教育的评价，上级主管部门对校长的评价，还是学校对教师的评价，评价指标都存在肤浅的功利化倾向。忽视教育发展规律，忽视校与校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从育人角度出发，不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最终目标的教育评价，势必导致学校工作的无序和失范。用一把尺子来丈量，结果只能是忽略甚至扼杀多元化人才的个性[1]。若学校和教师接受的各种考评太多、评价压力太大，教师疲于应付，就会使得学校工作重心发生转变。应完善各种评价体系，坚持发展性原则，对学校宏观工作和教师具体工作进行生态评价。将平时评价与定期评价结合起来，突出评价的科学性和人性化，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教师间的团结协作，促进教育创新。

6.金字塔式教育管理向扁平式管理过渡

金字塔式教育管理致使管理级别越高，离教育的本源越远。管理高层对教育信息的掌握基本上靠听汇报，对教育的管理靠检查。而汇报与检查很难听到或看到原生态教育现象。层层汇报、级级检查，每项程序的完成最终都落实在文字与数字上，这样的汇报与检查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还造成学校与教师工作的繁重与慌乱。扁平式管理能让管理者走出办公室，听到原生态的声音，直面教育现实，真实掌握各种教育信息。金字塔式管理让管理高层在逐级检查、逐级汇报后利用其获得的不太真实的信息源，对现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其管理工作主要沉浸在文字与数字之中，导致解决一个问题时往往又引起或加剧了另一个问题。而扁平式管理能让管理者看到真实的教育现象，练就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在智慧的凝聚中解决问题，在问题的突破中实现超越。

追求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培养一种平常心态，避免浮躁与急功近利，避免为了急于得到认可而偏离教育本源，避免在奉承与迎合中丧失教育真谛。整治被功利践踏的教育，需要从教者用平常心做平常事，管理者用平常心办平常教育，摒弃GDP主义管理理念，减少非教育因素对教育的影响，让教育只服从真理的标准，拒绝服从任何功利与权威。在具体实施中虽然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但只要教育管理部门发扬硬骨头精神，就一定能摒弃功利与浮躁催生的认可焦虑症，摒弃GDP主义教育管理，用生态管理促进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姜亚明，苏银成. 从“表格考评”到“生态考评”[J].中国教师，2010，（5）.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7

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地方文化的窗口，是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教育、增强城市文化建设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呼和浩特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呼市图书馆”）始终重视提升自身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始终坚持把建立完善的服务模式及良性发展体系作为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任务，开设“文化大讲堂”是呼市图书馆的一个重要探索和实践。

1 “文化大讲堂”的活动实践与成效

图书馆讲座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有效形式，是城市教室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当代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业务之一[1]。近年来，业内对图书馆讲座越来越重视，呼市图书馆也对讲座服务展开了探索和实践。2015年，呼市图书馆“文化大讲堂”积极与社会多方力量进行合作，并邀请该地区和国内多位文化名人、专家担任主讲。图书馆根据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地方特色，紧跟当前社会热点，根据不同读者群的需求，举办了一系列专题讲座活动。例如：开展了“清代蒙古草原上的一带一路”“世界上的抗日战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书香中国与全民阅读推广体系建设”“少儿写作”“内蒙古呦呦诗群现象谈”等专题讲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1.1 凸显地方特色，邀请内蒙古著名作家开展草原文化主题讲座

邓久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作协理事、中国作协第六和第七届全委会委员，有多部小说问世，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该书曾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电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2009年6月，呼和浩特市正式启动的“大盛魁文化创意园”和“蒙商博物馆”工程正是受这部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而建立的。另外，邓久刚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走西口》（与王西萍合著）、长篇史学著作《茶叶之路》等，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邓久刚的作品有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其小说创作以历史背景为基础，深刻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特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体现出了内蒙古地方文化的闪光点，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故乡情以及对家乡人民在草原丝路经贸文化上所做历史贡献的赞美。鉴于此，呼市图书馆向邓久刚发出邀请，主讲专题讲座“清代蒙古草原上的一带一路”，希望呼和浩特市有更多的人能了解这段历史，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和干劲。同时，该专题在文化背景上也与国家目前提倡并努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伟蓝图十分契合，使这一讲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紧贴社会热点，邀请国内著名历史教师举办抗战专题讲座

袁腾飞，中国著名历史教师，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历史教研员，海淀区历史学科带头人。袁腾飞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两宋风云”“塞北三朝之辽”；其游历型脱口秀《袁游》，以实地探访钩沉历史典故；已出版《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两宋风云》《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书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被网友昵称为“史上最牛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呼市图书馆主讲“世界上的抗日战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专题讲座时期，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给该专题讲座带来了很好的现实意义，既是一次读者了解历史、正视历史的学习机会，也是一次以讲座形式来庆祝民族胜利、走向光明的行动。该讲座回顾了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的战争，揭示了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动荡中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在文化传承当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而袁腾飞这位“史上最牛的历史教师”以生动的讲风、幽默的互动使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1.3 针对读者不同需求，邀请各领域专家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讲座

为更好地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呼市图书馆邀请了业内专家叶艳鸣主讲“书香中国与全民阅读推广体系建设”。超星集团是国内主要的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数字图书资源提供商，主讲人叶艳鸣作为北京超星集团的副总经理，具有多年数字图书馆领域产品研发经验，在数字阅读、移动图书馆服务方面已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曾获多项教学成果奖。由叶艳鸣主讲的“书香中国与全民阅读推广体系建设”深入剖析了全民阅读的现实意义，对如何结合现实推广全民阅读提出了可行性较强的观点，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在其中所起到的主力军作用。该讲座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介绍了如何依靠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移动技术以及互联网、移动阅读等科技手段缩小信息鸿沟，促进全民阅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激发了听众对图书馆事业的热情，更让大家对新型的全民阅读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此外，呼市图书馆还邀请了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缨、沈石溪分别就“少儿写作”以及自己的相关作品做了介绍和分析。两场专题讲座专门面向小学及初中的孩子们进行举办，孩子们在现场与两位作家展开了积极互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近期，呼市图书馆还与内蒙古塞尚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合作，特邀白涛、张钟涛、赵剑华、李文俊、蒋雨含等多位嘉宾主讲“内蒙古呦呦诗群现象谈”，这些嘉宾均来自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包头的呦呦诗社，是内蒙古地区诗坛的主力军，他们的风格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时代性，至今仍温暖着每一个热爱诗歌、热爱家乡的人。

2 “文化大讲堂”面临的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发展趋势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有经费不足、专家资源匮乏、社会影响力有限、专业人才队伍薄弱等[2]。结合呼市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实际开展效果来看，“文化大讲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讲座服务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一些未重视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为此，笔者针对“文化大讲堂”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寻求解决之道。

2.1 缺乏足够空间

目前，呼市图书馆多功能厅的可利用面积不足300平方米，这意味着，除了基础设备所占用的空间，如果听讲座的人数超过100人，就会有拥挤感。如今的市民对图书馆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利用图书馆的意识越来越强，参与图书馆各类活动的读者也越来越多，而原有的活动空间也日渐显得狭小，同时狭小的活动空间也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少儿读者的逐渐增多，陪同家长多数是老人，场所的空间及安全设施的完善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听众来源不稳定

图书馆是否有稳定的听众队伍，通常是衡量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3]。对于地市级图书馆来说，听众的参与度往往取决于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关注程度、图书馆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了吸引更多听众，呼市图书馆在每次讲座举办之前，都会采取一定的宣传手段，如通过媒体报道推广、发放宣传材料，但这些方式的覆盖面不广，社会回应力度不大，未能形成稳定的听众来源。

2.3 公益活动经费不足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必须保证讲座服务的公益性质，同时也要确保讲座的质量，如呼市图书馆所邀请的讲座主讲人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社会文化名人。一般情况下，讲座的支出主要包括主讲人的酬劳、宣传物料的制作费用等。但图书馆的经费有限，随着馆内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活动的增加，图书馆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时有发生，这也是当前呼市图书馆讲座服务面临的一大难题。

2.4 专业人员匮乏

“文化大讲堂”已成为呼市图书馆的一项常态化工作。讲座服务的发展空间是广阔的，前景是美好的，它的发展必将推动呼市图书馆事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专业人才缺乏造成的问题日益明显，呼市图书馆需要一批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因此要打造一个蓬勃、积极、懂策划、懂管理、精诚合作的团队。

3 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发展对策

3.1 建立互动平台，增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联系

现代公共图书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讲座服务是公共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应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满足读者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文化需求。为更好地提高“文化大讲堂”的服务质量，呼市图书馆可建立公共网络互动平台，由专业人员管理、负责，随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及时征集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同时也可以让读者随时了解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工作动态、活动安排以及基本建设情况等。

3.2 丰富讲座内容，推进“文化大讲堂”品牌化建设

讲座内容是图书馆讲座服务的核心，做好讲座选题工作，是构建图书馆讲座服务品牌的关键要素[4]。图书馆讲座服务是一个“汇纳百川”之所，其涉及的主题极为广泛，如：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地方历史、宗教文化、民风民俗、亲子教育以及图书馆专业技能等。通过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开发基于本土文化的地方历史系列讲座，讲述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当地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风云人物、风土人情等内容，使人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家园；或者针对社会上日益重视少年儿童教育的状况，面向以家庭为主的群体开展亲子教育方面的主题讲座，不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听众群体，还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图书馆意识，促进图书馆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3.3 创新讲座形式，让“文化大讲堂”“走出去”

在讲座形式上，呼市图书馆可以采取固定讲座与流动讲座相结合的方式，让“文化大讲堂”不再仅限于图书馆阵地服务，而是“走出去”，深入到社会不同场所和基层中，比如：社区、农村乡镇、军营、企业、学校等；还可以与其他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进行合作，加强馆际之间的讲座资源交流和共建共享，包括专家资源、选题资源、课件资源、场地资源、宣传渠道资源等，与合作馆共同举办巡讲活动；或者利用信息时代的新科技开办网上讲座，利用网络平台推广“文化大讲堂”，扩大受众范围和社会影响力。

3.4 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图书馆自己的讲座服务队伍

一方面，图书馆讲座会邀请外界专家学者、社会名流来做主讲，但当讲座服务范围不断拓展后，仅靠邀请外界人士担任主讲将很可能无法满足听众的需求，所以，图书馆应大力培养自己的讲师队伍。另一方面，图书馆讲座的有序开展还有赖于一支具备讲座策划能力、公关能力、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队伍，而传统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往往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因此，从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应加强图书馆讲座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自己的讲师人才，开展专职岗位培训，不断推进图书馆讲座服务的标准化和专业化。

3.5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图书馆现代化程度

当图书馆为“文化大讲堂”预设一个美好前景的时候，图书馆在基础设施上存在的问题也亟须解决，尽快改变展示场地不足、软硬件设施不过硬等现代化程度明显滞后的状况。我国公共图书馆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得到政府主管部门和图书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解决。另外，当图书馆讲座服务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有目共睹的社会效益后，图书馆在提出扩建馆舍、更新设备等相关申请时也就可以获得更有力的支持。

4 结语

数字经济讲座心得篇8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41-02

一、贺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贺州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位于七百里贺江之要冲,扼楚粤之咽喉，秦代开辟的“潇贺古道”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点之一。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官员、戍卒、商贾、流民带来各地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与岭南百越土著民族文化交汇融合。这里居住着汉、瑶、壮、苗、侗等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各民族、各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族群、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形成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相互交融的和谐图景。

贺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代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在此融合、留下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原生态历史文化资源：有潇贺古道、桂岭古道、谢沐关、鹰扬关等古道；有封阳古城、临贺古城、庆坪古城、东坪古城、独柱山古堡、富川古明城等古城；分布着数百座古老的村庄，二十多座古风雨桥，十八座古戏台和部分石龙桥；保存有众多的寺、庙、祠、楼、馆、观、坛、塔、阁、宫、社、亭等宗教文化建筑物。现存古民居、古建筑存量丰富，这些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设计独特，颇具匠心，别具风格。考古方面，有孝穆皇太后先茔、国宝青铜麒麟樽、沙田古墓群、贺街古墓群、铺门古墓群、富川城北西汉墓群。自然风光方面，有姑婆山和大桂山两个部级森林公园、贺州玉石林、路花温泉、大汤温泉、钟山碧水岩、十里荷塘，还有昭平七村、南乡滑水冲等南方原始森林。

这里居住的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民俗文化多姿多采。各民族、族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崇拜，构成不同的文化特征。各族群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多达二十种的方言土语。民族风情古老而多姿，如瑶族的盘王节、情人节；壮族的三月三、庙会、炮期和歌节；讲古梧州话的山歌、傩面舞、小龙舞（蛇舞）；瑶族的蝴蝶歌、长鼓舞；壮族的舞火猫、耍歌堂；土瑶的酒歌、情歌；苗族的芦笙、踏歌堂等等古朴奇异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此外，还有各族群的节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丧葬文化、婚庆文化、宗教文化等。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人才。相应的文化主体是文化传承的根本力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和培养新的传承者。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承人保护制度，明确传承人的地位，除了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资助和扶持外，还可以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地位，给杰出的传承人创造适宜传承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传承机制，帮助建立培训基地或师徒关系，通过授课、带徒授业等方式培养接班人，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自觉，使其技艺能够得到完好地传承。

2.投入资金，加强对传统文化进行物化载体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实行保护，使其发挥传承文化的功能。保护的途径多样，如：依靠科技，借助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对现有原生态文化的存在形式进行保存和保护；建立图文声像等相应数据库，完成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存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系统，实现对工艺流程的详细表达、工艺存在的文化状态、物品的选择展示、民间艺人档案、传播传承方式、民艺品原材料及当地各民族、族群生活方式等文化存在方式的再现交互功能；开发虚拟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数字化图案、工艺品辅助设计系统等，这些技术的运用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扬。

贺州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识到这点，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现代化工具，长期深入到各民族各族群来了解、记录、宣传相应专业领域中的文化，为当地原生态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尽自己绵帛之力。

3.转变观念，加强宣传和教育。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也只有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宣传上，加大力度，明确舆论导向，对民间艺人要作好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上，其一，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引入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在大、中、小学设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将民族文化等引入课堂，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聘请传承人深入学生传授民间文化等。通过学校教育，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打下基础。其二，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教育、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居民的教育，利用各种文化场所、宣传栏、论坛、讲座开展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和鉴赏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通过这一途径使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知识得到有效的普及与推广。

4.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创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市场化为一些潜在经济价值较高的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可能，如一些民族工艺、民族医药等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又可以使这些文化事象获得新的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