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的价值范文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1

一、民事诉讼的价值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领域，其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规范性，民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民事诉讼的价值主要表现为，通过民事诉讼来对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的积极满足或正面满足。探讨民事诉讼的价值也就是分析和解释民事诉讼的原则、程序应该蕴含和表现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民事诉讼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评估和考量。

民事诉讼价值是哲学上价值关系的现实体现，其观念的形成也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为前提的。具体说来，民事诉讼价值关系就是在诉讼价值主体的诉讼活动中，诉讼价值客体本身的存在、特性，具有与诉讼价值主体的需要和诉讼目的相一致、相符合的性质。在程序价值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程序价值主体把自身的诉讼需要外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法院的职权和程序的行为，有主程序自己的属性和功能，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形成一个特定的需求和满意度。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联合作用的范畴，它拥有较为严格的规范性；同时，民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具有一体性，所以民事诉讼的价值应包含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表现了在诉讼程序方面所具备的独立价值；而其实体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达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方面。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事实上也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民事诉讼对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所应该达到的积极满足或正面满足，也就是探讨与阐释民事诉讼原则与诉讼程序之间应该蕴含和表现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民事诉讼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评估。

二、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便是程序公正价值，公正也就是民事诉讼中程序的正义，它是民事诉讼的首要和最高价值目标。公正性既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根基，也是所有民事诉讼活动的起点和结局。笔者认为程序公正应该是分为多个层次的：

（一）纯粹的程序公正。纯粹的程序公正就是所有的依据要以程序要件为准则，而只由程序做出的结果，在其他系统中是不存在评价标准的，纯粹的程序公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二）完善的程序公正。完善的程序公正是某种合乎公正的标准在程序以外出现，它确定了程序的最终设置，也就是真实的事件能否通过设置民事诉讼程序来重新展现，从而准确适用实体法。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程序公正对结果公正仅起到保证作用，而非决定作用。

（三）不完善的程序公正。不完善的公正是通过诉讼程序的不完善性表现出来的，即程序要件虽然具备完整性，但我们还是不能避免发生错误的结果，因此要想全面实现结果公正，就必须综合其他的相关评判要素。

三、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体现在民事诉讼裁判结果的公正价值。法院和法官希望通过民事诉讼的过程公正来达到某种理想的裁判结果，而这种理想结果就体现在结果的公正性方面。而且，只有反映真实的争执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依据，才能体现裁判实体公正价值的要求。

（一）争议事实。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争议事实才是实体公正的首要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只能由当事人和法官的证据来重现争议事实，主要遵从二个方面的原则：其一是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活动，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支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二是法院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原则，这是发现客观现实的有利手段。

（二）自由裁量权。一般情况下，法官要对某个存在争议的案件进行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研究，从而得出对这一案情进行裁判的合理处理方案，这体现了法官对法律的正确适用。然而，在具体研究与裁判过程中，法官享有一定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利经常会导致法官肆意妄为，甚至无视法条的严格规定，形成错误的、严重的法律后果，阻碍了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加强对法官的管理和领导，让法官严于律己、严格遵守法律，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

在不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行使其必要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

四、程序公正价值与实体公正价值的内在关系

一般来说，要想产生贴近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就要首先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就是当事人能够平等享有权利和主张利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诉讼请求、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就此进行辩论，以达到还原案件事实的目的。

在诉讼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事实体法规定的裁判标准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形式是相互影响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法院裁判内容是由它们共同决定的。根据民事实体法做出的判断必须在正当的程序中做出，否则该判断将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协作，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实体权益并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通过正当程序体现的，在充分保证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当事人能够平等享有权利和主张利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诉讼请求、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就此进行辩论，使法官能够公正审理并做出公正判决。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实体价值反作用于程序价值的表现，这种反作用力使人们在新的层面认识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推动人们对程序价值产生积极需求。

在现如今的形势下，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的同时也要注重实体公正，让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才能有利于提升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李祖军.契合与超越―民事诉讼若干理论与实践[D].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2

一、价值之一般考察

关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各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罗素认为：“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4]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5]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出项”，[6] “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具有价值的。”[7]即欲望和兴趣决定价值。前苏联价值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点和动机。”[8]他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欲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等等。

前述观点上的分歧与多态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分析上述观点，我们仍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于价值的本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共识。一是在价值的研究中首先须确定相应的价值主体和客体。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如果没有主体就无法作出价值判断；同样如果没有客体，主体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对象。正是由于主客体的这种关系，才构成了价值这一范畴。二是价值兼具一元性和多元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作用不同，主体作出的价值评价就不一样，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由此，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程序法律价值问题；其次，要弄清楚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范围问题；再次，要弄清程序价值的内含问题等等。

二、民事程序价值要明确的问题

法哲学家倪正茂指出：“法律价值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法律与自由关系、法与权利、法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把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与哲理研究加以区别。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的存在意义、目的和作用等问题。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到新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把法的价值说成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享有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权利、秩序、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属于法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范畴。严格来看，这属于法理学探讨的范围。”[9]只因为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长期合流，所以在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中的《经篇》中才把这些学派作为法哲学观点来看待。从而我国法学研究者论及的诸多概念，“应作为法律价值的法理学概念来看待。诸如法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秩序价值’等等，是很难列入法律价值的法哲学范畴的。”[10]

倪正茂又指出：“法律价值的哲理探讨，所要解决的则是界定法律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作出哲理结论。在不同世界观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会有不同的结论。唯心主义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或表达作为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性’精神，或显示存在于某个国家的‘绝对理念’、某个民族的‘绝对精神’。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或启示经济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或调整社会关系等等。孰对孰错？对者为何而对，错者为何而错。”

在不同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也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形而上学考察的结果，就会象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说的那样，就会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或把法律价值当成一成不变、从来就有、传之永久的固定的东西。辩证考察的结果，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有机地、综合地、系统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并从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加以论述，把法律价值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

可能是出于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与哲理探讨的不同，有人认为，‘从理论层次看，法律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的一个分支。’这样，问题又回到法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去了。如读者所已了解的，笔者不同意法哲学为哲学的分支，当然也不会把法律价值论当做哲学价值论的分支来看待。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哲学价值论得到启示，从而展开法律价值的哲理探索工作。“

这里须明确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所针对的主体不同于民事诉讼主体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能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者。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存在着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之分。而关于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存在着等同说与区别说。目前区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通说。即认为，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诉讼主体同时可以享有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8]区别之处在于诉讼主体具备不同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诉讼主体的参加，诉讼将无法进行；二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的发生、变更、终结起着决定性或重要的作用。[19]由此可见，根据通说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诉讼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诉讼主体的地位要比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可以说，是诉讼主体者，必定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者则未必是诉讼主体。

这里还须明确的另一个概念是程序主体。目前，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辩论中，使程序主体的概念凸现出来。所谓的程序主体问题实质上的解决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应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即法院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是否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应否受当事人主张之约束等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通说认为，应当赋予或恢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民事程序主体的权利。

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又不同于前述的三个概念，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都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的主体，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则不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主体。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存在价值，而且对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某些主体也具有价值，比如社会、公众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等程序之中的主体与程序的关系要密切些，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主体。另外，由于价值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既要认识到它的多面性，也要认识其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其价值所显现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对诉讼程序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细枝末节的就事论是，对体制建设及理论体系的精美或完善化境界的一种追求已使学者们注重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探讨，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思维学法学家的一种定式，即由具体到提象，善于并热衷于将对某事物的认识抽象化、理念化。这种追求溯源的研究方向是好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抽象的理论因其抽象而模糊不定、变幻莫测、实在难以把握，那么如果连所要研究的抽象范畴本身的含义都没有搞清，则理论的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因基本理念的错误而影响实践的正常发展。

三、民事程序价值的独立性

如果我们对前述两种分类作一番分析便发现，这两种分类方法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后一种分法中所说的内在价值即前一种分法中所谓的独立性价值，而前一种分法中所言的工具性价值即后一种分法中所称的外在价值。两种分类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学者们都注意到了程序与实体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也注意到了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以外的价值。那么根据哲学上的价值理论，所谓的内在与外在，工具性与独立性的这种分法是否恰当呢？学者们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从价值的本质出发，我们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效应、效果等等，由于价值一定是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那么从主体的角度而言，客体的作用必然是一种工具性的。换言之，站在主体的位置来观察，客体就是一种工具。更何况法律对于人类而言就是一种工具。那么再把法律分为工具性与非工具性显然是无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同样，对程序的价值作这种区分也是不规范的。因此笔者认为，程序法价值的性质只有一种即工具性，但不是工具理论认为的是对实体法的工具性，而是程序法对人类的工具性，这个工具的涵义是广义的，既包括对诉讼主体的工具性，又包括对社会，公众的工具性。因为程序法作为一种体系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独立存在的，或者说它的存在并不依附于实体法，实体法的变化并不对程序这一体系产生直接影响，即程序作为一个体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实体法变更的唯一影响仅在于程序在进行的过程中需要适用实体法时适用变化后的实体法，而程序的基本构架，构成关系却并不因此而变动。进而言之，实体法的变更最主要的是影响判决的结果而非判决的过程。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二者关系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从现实中的意义来看，还是作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或者依据历史的事实，我们都可以说诉讼法具有先行于实体法，或者说诉讼具有作为实体法形成母体的重要意义。”[28]而且这种程序中产生实体法的现象并非始自今日。原始社会没有实体法的观念，共同体的代表诉诸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纠纷的所谓审判就是依靠程序……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些现象就是：“程序是实体之母”。[29]从另一角度看，民事诉讼程序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或者说更多的不是恢复及实现实体中预设的权利与秩序，而是彻底地解决纠纷，消灭纠纷。可以说，实现实体法的内容是在程序进行的过程中附带实现的，而不能说这就是程序的最终目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些学者所谓的“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指对实体法而言）不过是在程序独立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实际上是程序的独立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将部分与整体、主体与附属物作为同一层面上的概念相提并论，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3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或申请。

就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

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超级秘书网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领域。在此领域,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充分对话和相互说服,然后法官利用判决将对话的结果或说服的内容固定下来并表达出来。正因为法院判决是在正当程序中当事人与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才具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即“通过程序的正当化”。[15]可见,过程与结果的一体性是民事诉讼的本性。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4

关键词：宪法刑事诉讼法关系体现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概论

要研究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就必须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法学理论看来，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常常处于冲突状态。惩罚犯罪带有强烈的国家强制的色彩，而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不当侵害的威胁。此时，宪法的价值就得以彰显。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最高法的形式设置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可以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底限，从而约束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有深入的认识。

二、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域外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了解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不妨先从西方的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验来进行考察。

从西方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的精髓在于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它以宪法这一国家的最高权威形成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并通过的政治运作而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则是限政和保权，其核心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尤其是将国家和国家机关的行为和制度设置置于宪法的框架下运作，从而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在条件下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要求政府表明如何行使权力，一种制度如何操作，才能体现正当性。而尊重和保护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是作为一个正当政府的最主要条件。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涉及到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因此与宪法联系更为紧密。西方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实施中的宪法”和“行动中的宪法”，可见刑事程序制度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更加紧密地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上改变，尤其是文明发生重大变动，对刑事裁判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以及如何惩罚这些行为的影响，更加迅速、更加深刻。

除了思想和学理层面外，西方国家和从制度层面上，从宪法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角度作了规定。各国宪法都重视刑事诉讼程序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相应地作了规定。据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对刑事程序中就有关于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个人权利行使的规定。各国有88％的宪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如辩护、与证人对质等权利；80．4％的宪法涉及到公民私生活，特别是对住宅以及个人生命保护问题；66．9％的宪法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身保障权。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和拘留任何人。”1791年法国宪法对此予以确认。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1条至第20条，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法治国家程序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具体表现为正当程序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些规定，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82年宪法的体现

就我国而言，从历史上来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缺憾，其重要原因在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不完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充分体现了1982年宪法的精神。概括来看，如(1)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规定，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宗旨、任务和基本原则的直接依据；(2)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也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工作路线；(3)宪法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和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的决定，是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或者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限和程序依据；(4)宪法关于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都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5)宪法关于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如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权提出控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申诉，以及对公民的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中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根据等。

此外，刑事诉讼法的一些条文还直接反映了宪法的规定。如根据宪法第3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把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条)。根据宪法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赋予参与刑事诉讼并行使着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权力，并确立了“检察监督”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8条)。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5条中。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在承载和体现宪法价值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刑事诉讼法对宪法价值的体现仍略显单薄。这主要体现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仍然不够，保障人权仍然是建立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对刑事程序法治的规定偏少，缺乏以法治观念为基础的控辩平衡等。

四、修宪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从体现宪法价值、保障人权的角度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5

正如上文所述，程序安定应当成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在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比较中，程序安定可以取得独立的、基本的、首要的地位。传统或现行的各国民事诉讼法在制度安排和程序构筑上大多体现了程序安定的要求。

（一）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效益的关系

公正与效益是诉讼程序的两大价值取向。如果承认安定也是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那么就必须回答：安定在诉讼程序的价值目标体系中的地位怎样？是具有独立的意义，还是从属于公正与效益或者说是下位阶的次价值目标？如果安定获得了其应有的独立地位，且并列于公正与效益，那么三者之间的冲突将如何协调？我们认为：

首先，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从根本上说，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

学界对程序公正的要素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至少在三个要素方面取得了共识，即：（1）法官的中立性；（2）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 （3）诉讼程序的透明性。（注：可参见张令杰：《程序法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孙笑侠：《两种程序法的纵向比较》，《法学》1992年第8期；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页。）当我们对某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进行功能考察时，发现某些制度可以从程序的公正和安定去评价。以撤诉制度为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4 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样的规定，一方面违反了程序公正，原被告双方诉讼权利义务不平等，原告撤诉无须被告的同意，损害了被告的诉讼利益和实体利益。另一方面，原告可以就同一诉讼请求反复起诉，启动诉讼程序，破坏了程序的安定。

与程序公正相比，程序安定与诉讼效益重合的场合更多，因为安定本身往往意味着效益。程序的时限性和终结性作为程序安定的要素，同样也是诉讼效益的要求。国外学者在对放弃责问权、限制撤诉、一事不再理等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进行原因剖析时，总是把诉讼经济与程序安定结合在一起进行说明。

当然，也存在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效益三者重合的情形。同样以撤诉制度为例，我国的撤诉制度不仅违反了程序公正，破坏了程序安定，且容易造成滥诉，既造成了当事人的讼累，又使国家的司法资源极大浪费。

但是，这种重合关系只能说明设计某一项诉讼制度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其多元的价值取向，并不能说明程序安定不是独立的价值取向，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程序公正与效益的重合而否认公正或效益的独立意义一样。事实上，不少诉讼制度体现了或主要体现了程序安定的价值取向，甚至存在与诉讼经济冲突的情况。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相比，程序安定的五个基本要素与之很少重合，独立意义明显。尽管程序安定与诉讼经济往往相伴而生，但考虑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如果只考虑诉讼经济，法官可能不顾程序的有序性和法定性进行运作。我国的简易程序和调解制度的程序安定性很弱，甚至是反程序的，却符合诉讼经济。对于下文将要论述的诉讼一成不变原则、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等就是仅从程序的安定予以考虑的。因此，我们认为，程序安定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要求，应当成为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

其次，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首要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如法律的基本价值序列中，安全或秩序总要优先于正义和自由一样，法律自身的安定或秩序要优先于法律的正义和效益。拉德布鲁赫认为在正义的观点、方便的观念和法律的确定性的观念发生冲突时，“法律观点的斗争的终止要比正义和方便来作出决定更重要。”（注：拉德布鲁赫：《法律哲学》（legal philosophy），第108页。 转引自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62页。）根据法律哲学家列卡赛恩斯·谢契斯的意见， 法律的首要价值是安全。如果法律秩序不代表一种安全的秩序，那末它就不是一种法律；但一种非正义的法律却依然是法律。（注：转引自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逻辑及其结论， 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程序，当然也就谈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但缺乏公正和效益，即使再专制或者繁琐的程序却依然是程序。因此，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首要的价值取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正永远是程序最高或最终的价值目标，而效益则次于安定和公正。总的来说，一部完备的程序法在构思、设计具体程序时，至少应当考虑公正、安定和效益的价值要求。

（二）程序的安定与弹性

但是，程序的安定并不是程序的固定。程序的安定恰恰总是通过程序的固定和弹性之间的协调得以维持和实现。“因此，弹性不是安定的反对概念，相反地，两者应该相互联系。在一定的范围内，借助于制度的弹性可以保障其安定性。”（注：christian starck：《法制度的弹性》，载台湾《中兴法学》第42期，第42页。）对于程序的弹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指程序规范的不确定性；二是指程序安定的适当限制。

对于程序规范的不确定性的角度下之程序的弹性，这并不难理解。“以法律的弹性应付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变动不定性和连续性，以一驭万，造成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效果。”（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任何法律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弹性，程序法自然也不例外。适当的弹性条款的保留，正是保证了程序的安定。同时，为了能适当处理个别事件，也应赋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限。在法院的判决中可否涉及开放性及弹性的维持呢？初看起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院应该以法律为标准，评价及裁判他面对的已经在过去结束的案件。这样一项法律裁判必须明确，不允许具有弹性。对此，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克里斯帝·史塔克认为，考虑到法院的裁判理由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判在事实上所具有的先例拘束力，就显出弹性的需要。因此，判决应在记载裁判理由时尽可能谨慎，换言之，维持开放与弹性。（注：christian starck：《法制度的弹性》，载台湾《中兴法学》第42期，第47页。）

但是，“法律基于作为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之特性必须警惕人”。（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程序规范或程序的这种不确定性或弹性应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与实体法可以用基本原则作为“霸王条款”来弥补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不同，民事诉讼法属于公法，诉讼行为贯彻表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以“禁止任意诉讼”为原则。法官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有法律明文规定。过多的弹性条款只能导致法官恣意和当事人对程序的无所适从。

诉讼制度的三大基本价值取向，即公正、安定与效益并不总是配合得非常和谐。一旦在某项程序的设计中，三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那么，对安定的适当牺牲有时也成为一种必要。这样的情形往往发生在安定与公正直接冲突或者安定的局部损害能换来极大的效益的场合。比如说，既判力软弱势必造成程序的不安定，但我们不能因为程序的安定，而使一方当事人在任何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都失去重新获取公正审判的可能。因此程序安定的适度限制或者弹性是必要的。如果仅仅出于安定的理想，而抛却公正和效益，只能使程序变得固定僵化，最终走向了“恶法亦法”的极端。

（三）程序安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运用

当我们审视世界各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和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时，可以发现一些原则或制度正是以程序安定为价值理想而设计的。透过对这些原则或制度的剖析，反思我国的民事诉讼的理念、立法和实务，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1.讼争一成不变原则（注：本节参考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讼争一成不变原则（immutalilit du iitige ）是指诉讼程序一旦开始，程序的各个因素（包括当事人、诉讼标的和理由）及其框架不得改变。例如不能由第三人替代当事人，不得改变原先的诉讼标的或者提出诉讼请求。当事人有决定诉讼结构的自由，但一旦确定就应该保持下去直到诉讼结束。讼争确定的时间通常是在起诉人接到对方的答辩状之后。讼争一成不变原则的设立就是为了保持程序的安定，防止当事人提出新的请求去阻碍或推迟程序的展开。讼争一成不变原则同样适用于法官。法官的判决不得超过当事人的请求，亦不能不包括所有诉讼请求。法官不能主动地更换和追加当事人。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禁止当事人在一审或上诉程序提出新的请求，但为了避免多次诉讼而允许提出追加请求和反请求，其条件是必须与原请求有关联，且应及早提出，便于对方辩论，而不是拖延诉讼的手段。

尽管出于“纠纷一次解决”即诉讼经济的考虑，世界各国对此原则有所突破和发展，但在我国，法官可以主动地更换和追加当事人、而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任意地变更诉讼请求的做法走得太远，值得我们检讨。

2.应诉管辖和管辖恒定原则

应诉管辖是指在第一审中只要没有专属管辖规定，即使违反管辖规定的诉讼，如果被告不提出异议就应诉本案，这等于表态承认接受该法院的审判，如同有协议一样，于是该法院就对之产生了管辖权。其目的在于程序的安定。我国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应诉管辖，但在管辖异议中有所涉及。一般认为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应在法院开始实体审理之前。这样，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后，不论本院是否有管辖权，都不会影响案件的审理和程序的安定。

管辖恒定原则是指第一审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以提起诉讼为准。提起诉讼时，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案件就自始至终由其管辖，其后情况变化，不影响受诉法院的管辖权。否则，程序将无法保持安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这正是对管辖恒定原则的规定。（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6条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也可视为程序安定的要求。）

3.限制撤诉原则

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尤其是撤诉后是否可以再起诉，是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撤诉所放弃的不只是诉讼上的权利，而且也包括其在实体上的权益，因此应当规定撤诉后即丧失再次起诉的权利。但更多的人主张，撤诉所放弃的只是请求法院对其与被告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的权利。原告撤诉后，尽管其不再是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在实体法律关系中，他仍然是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其仍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我们赞成第二种观点的理由，但主张予以适当的限制。理由在于，如果原告总是就同一案件通过起诉频繁地启动诉讼程序，就会使程序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世界各国对撤诉以及撤诉后是否允许再起诉大多有限制性的规定。在英国，原告在被告送过答辩书之后申请撤诉的，主审法官在给予许可时，一般以此作为要求原告就同一请求不得再行起诉的条件。（注：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美国法规定， 假如原告曾在任何联邦法院或者州法院自动撤回诉讼，那么同一要求的任何诉讼，将被告作为已就实体权利作了审理和判决，即按“一事不再理”原则处理。（注：米尔顿·德·格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日本则规定原告的撤诉需经过被告的同意，并且“对本案已作出终局判决后撤回诉讼的，不得再提起同一诉讼。”（注：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37条，参见兼子一、 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但我国对撤诉后的起诉则无任何限制，这显然不利于程序的安定。具体的限制方法，可否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规定撤诉需要经过被告方的同意；二是原告撤诉后，应承担被告方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但被告自愿放弃的，不在此限；三是对撤诉后的起诉次数进行限制。

4.禁止任意诉讼原则和诉讼契约（注：参见拙文《诉讼契约论》，《清华法律评论》第2卷（1999年4月）。）

禁止任意诉讼原则（verbot des kon ventional processes）是指诉讼程序的审理方法及其顺序、诉讼行为的方式与要件等均由法律加以规定，不许当事人任意变更。此原则的理由在于：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变更，法院的工作效率与程序的安定性将无法得到保证。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总是作为否定诉讼上存在合意即诉讼契约（prozeβ vertrag ）的理由而出现的。所谓诉讼契约，是指私人之间以直接或间接地以对现在或将来出现的民事诉讼或强制执行施加某种影响，并引发一定法律效果为目的的合意。（注：兼子一：《关于诉讼合意》，《民事诉讼法研究》第1卷，第239页。）

我们认为，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就诉讼的形式方面而设立的。凡有关诉讼程序的进行方法，法律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统一，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时，应当受到限制。但这不否定当事人合意行为的价值及其法律上的意义。由于诉讼法中存在一部分为保护当事人便于诉讼和保护其利益而设立的“任意规定”，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提起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样不但不危及程序的安定，而且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和诉讼经济。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6

近刑事诉讼一直将一事不再理原则指认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照。但是，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囿于窠臼，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少有涉及也难有突破，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和价值根基，尤其是基本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

概念明确是理论推演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关于一事不再理的确切涵义，学术理论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代表性观点。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就是指“不论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作出产生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对同一行为再启动新的程序”[1]，广义说则认为“诉讼法上为防对于同一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起，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律言之，即不得更行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2]狭义说与广义说的区别在于：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与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被视为一事不再理的内涵之一。那么，究竟狭义说与广义说何者更为确切呢？的解答需要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返本溯源的考察。

从历史渊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则发轫于古罗马法中关于“诉权消耗”（actioconsumiy+tuv）的法理和制度。古罗马人从古代朴素的物理的世界观出发，将诉权也看作物质的，由于在常识上物质的运动必然带来物质的消耗，因而他们认为诉讼权的行使也将导致诉权的消耗。根据时人的观点，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一旦限制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那么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exceptio rei judicatae）或“诉讼系属的抗辩”（exceptio rei in judicayale deductae），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不管怎样，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后，就不能再次说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这就是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ne bis in sadem）。[3]据此，在罗马法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是自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后就产生的，而不是自判决确定时才产生。当案件尚在诉讼系属中时，被告可以针对原告的双重起诉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当案件的诉讼系属已判决确定而消灭时，被告对原告方的再次起诉请求不能系属于法院。可见，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涵括了诉讼系属的效力与判决的既判力这两层涵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双重涵义的产生与罗马法独特的审判制度密切相关。在罗马法中，案件的审理程序分为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每一案件，须由原告选向法官提出，就讼争进行陈述，被告可以进行申辩，双方并可互相反辩，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应当受理，这就是“法律审理阶段”；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就进入“事实审理阶段”，由法定的承审员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法律审理的终点是“诉讼”，只有经过证讼，诉讼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诉讼系属于法院。同时，经过证讼，原告对同一案件不能再行起诉，因此，证讼为不得再行起诉的障碍，而不以判决确定为标准[4].据此，证讼的完成将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使案件系属于法院，同时导致原告诉权的消耗，原告不得对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否则，被告可以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其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罗马人称此效力为“一案不二讼”，意即禁止双重起诉，它构成了一事不再理的第一层涵义。尽管在法律审理阶段，证讼可以产生“一案不二讼”的效力，从而可以制止原告的好讼，但仍不能使已经判决的案件不再重开公争，例如在罗马程式诉讼中，“物件返还之诉”中的原被告双方的地位是分明的，如果被告败诉，由于他并未行使诉权，故“证讼”并不消灭其权利。所以，被告于败诉后仍可再行起诉，控告胜诉的原告。正是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罗马法学家逐渐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又出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发生在案件的事实审理阶段。如同证讼为法律审理的终点一样，判决为事实审理的终点，判决作出后，除发生执行的效力处，还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嗣后，当事人双方对已经正式判决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诉，否则被告可以之作为抗辩事由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经过发展演变、进货为近现代诉讼中的判决的判力理论和制度，它构成了一事不再理的第二层涵义。

由此可见，初始意义上的或曰本来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包括两层涵义：1、诉讼系属效力，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即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就此而论，应当说，广义说更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揭示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双重内涵；而狭义说将一事不再理直接等同于判决的既判力，无疑是缩小了一事不再理的内涵，有失偏颇。我国学理界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因此在相关理论的建构上，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古罗马诉讼实行的是刑、民事诉讼合一的制度，而在近现代，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相互区别、严格分离的，这就导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不同诉讼领域中的具体涵义的差别。在民事诉讼中，诉讼系属的效力只能禁止原告就已起诉之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被告方仍可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起诉的形式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同时，民事判决的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仍可以就已经判决的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这是因为，民事诉讼以解决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益冲突为目的，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诉讼系属的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扩大到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权益冲突，人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机关垄断了起诉权（自诉案件除外），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均无起诉权，因此，刑事案件系属于法院后，不仅检察检察机关不得就已起诉之间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行起诉，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也不得望洋兴叹同一被告人之同一犯罪事实再行起诉，被告人也不得提起反诉；同时，判决确定后，不仅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不得再行起诉，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也不得再行起诉。但是，在刑事自诉程序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与民事诉讼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二、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根基

一项程序或制度应当建立在对人类自身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而不应仅仅根据历史传统。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于它对刑事诉讼客观的正确反映，以及在近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下的价值重塑。

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活动，国家最初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上惩罚和控制犯罪，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查明案件真相意义上的“实体真实”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近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模式，而只能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在这一价值目标体系中，实体真实并非绝对的或曰排他的价值目标，它要受到其它价值目标的衡平与制约：一方面实体真实受到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于不顾，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间应维持合理的张力，为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国家公权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因此，国家公权力在行使时应当节制，因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给予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应当控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内，不可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强制性活动，其启动与进行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侵及公民的个人权利，为防止国家监用刑事司法权给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不必须的损害，刑事诉讼在程序设计和运作上必须重视刑事司法手段的节制性，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发现实体真实而置公民个人权利于不顾，肆意践踏公民人权。另一方面实体真实还受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法律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回避经济功利规则的支配，刑事诉讼也不例外。刑事诉讼本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国家为推动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刑事司法领域的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要求任何理性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必须遵循成本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的效益规律，必须重视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具体的技术体系离不开价值体系的指导，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这种多元兼容、相互制衡的状态已经深刻地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一方面与该价值目标体系相冲突的传统诉讼原则或制度被更为先进的现代诉讼原则或制度所取代，如封建纠问式诉讼中的有罪推定原则已为无罪推定原则所取代；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挖掘，并按照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要求予以了重新诠释，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威；但在近现代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却经过重新诠释获得了新的价值根基，从而发生了价值嬗谈。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立足于通过对刑事诉讼实体真实价值目标的合理抵制，来促成人权保障与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维持整个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国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对其拥的刑罚权，而国家正是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其刑罚权的，这样，尽管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进行将会侵及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也有忍受的义务。但同时，国家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也有义务保持节制，在程序上国家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应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一旦国家行使了这一追诉权，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提起了追诉，无论结果如何，则该追诉权即告耗尽，嗣后，不得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否则，即属刑事追诉权的滥用，将过度侵害被告人的权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置正是为了限制国家追诉权的滥用，通过禁止检察机关对已经追诉过或尚未追讨中的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追诉，来有效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基本人权。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目标。实现诉讼效益的重要途径是保持程序的发生，学者陈朴生教授曾就此提出了两项规则：一为不“过剩”，即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如调查证据、询问、传唤等如属于不必要的，则不得为之；二为不“重复”，即已经起诉的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再行起诉者，应“谕知不受理之判决，以终结其诉讼关系。”[6]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正是禁止已经开启或者已经终结的刑事诉讼程序再次启动，其的正是为了避免程序的重复运作，实现诉讼经济。

我国正经历刑事诉讼法制化的艰难历程，如何在摒弃以实体真实为单一价值目标的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目标兼容的现代刑事诉讼模式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艰巨任务。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和功能，对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机制的化、民主化和效益化，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运作机制

作为一项运作性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它对刑事司法实践起着有效的指导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其基本的运作机制。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对象

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适用于同一案件。诉讼系属的效力只能禁止检察机关就已经起诉的同一案件双重起诉；判决的既判力也只能禁止检察机关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次起诉。那么，何谓同一案件？从法理上，刑事案件是由人的要素（即被告人）和物的要素（即犯罪事实）两部分所构成。所谓同一案件，指的是被告人与犯罪事实均相同的案件，即同一被告人之间同一犯罪事实。犯罪事实相同但被告人不同，或者被告人相同但犯罪事实不同的案件均非同一案件，不能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具体而言：

1、被告人同一。原则上，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及于同一被告人。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及于已被起诉或已经判决的被告人，而不涉及其他共犯。例如甲、乙、丙三人共犯一罪，丙于案发后潜逃，检察机关仅对甲、乙两人提起指控，若丙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捕，检察机关对其追加起诉的，则法院应当受理，因为两次起诉的犯罪事实虽相同，但是被告人不同，因而并非同一案件，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产生禁止双重起诉的效力；同样，若丙在甲、乙两人被判决有罪后才被捕，检察机关对其另案起诉的，法院也应当受理，因为甲、乙两人的有罪判决的既判为不及于丙，不能禁止检察机关对丙再次起诉。另一方面，在被告人系替身犯的情形下，一事不再理的效力也不适用于真正的罪犯，如甲犯罪后，找到乙为其顶罪，乙遂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此时若甲被抓获而检察机关又对其捍控诉，那么法院应当受理，因为乙系冒名顶替，与真正的罪犯甲实非同一被告人，因而两次起诉的并非同一案件，不适用一事不再理，不产生禁止双重起诉的效力；同样，不论乙最终是获得了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判决的既判力均不及于甲，检察机关仍可对甲再次起诉。

2、犯罪事实同一。原则上，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适用于被告人已被起诉或已经判决的同一犯罪事实，不及于被告人的其它犯罪事实。例如甲犯杀人、强奸两项罪名，但检察机关起诉时只指控了杀人罪而遗漏了强奸罪，那么，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就仅及于杀人罪而不涉及强奸罪。若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对甲追加起诉强奸罪的，不属于双重起诉，法院应当受理；若检察机关在审判终结后，就强奸罪另行起诉甲的，也不违背判决的既判力，法院应当受理。另一方面，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事实而非同一罪名，也就是说，被告人因同一事实被以某种罪名起诉或判决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事实以另外的罪名再次起诉，例如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甲犯贪污罪，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事实又以另外的罪名如挪用公款罪再次起诉。但是，关于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究竟是指“同一事实”还是“同一罪名”，上尚有争议，各国司法实践中的作法也不统一，在这方面法国颇为典型。法国最高法院曾认为“一事”是指“同一上的行为”，或者说是“同一罪名”，因此，对于已经按照某一罪名受到追诉并作出判决的“事实上的行为”，仍然准许“以另一罪名”再度提起追诉，这样，就有可能纠正已发生的司法错误。但是，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又于1956年3月20日作出了一项判决，就重罪法庭作出的无罪宣告作出了如下认定：（对某一犯罪事实）以杀人罪作出的“宣告无罪判决”，在其取得既判力之后，使按照“疏忽大意之过失杀人”的罪名（对这一事实）提出的新的追诉不予受理。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采认了后一种观点，该法典第368条明确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一事实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以其他罪名系案。”从这以后，法院判例广泛适用了《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所提出的规则。但是，最高法院于1983年5月19日作出判决认定，即使此前（对某一事实上的行为）以非故意（过失）杀人罪作出了有罪判决，（对此事实）以故意杀人罪作出了有罪判决，（对此事实）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追诉仍然是符合规定的（正常的）。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又重新认可了“法律上的事实同一”的意见，这就等于准许就同一行为认定两个构成要件并不相同的罪名。[7]法国的反复反映出在这一上的两难选择，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重心已转向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如果将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理解为 “同一罪名”，那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就同一事实分别以不同的罪名反复多次起诉被告人，这虽然有利于纠正已发生的司法错误，最终发现实体真实，但确使被告人陷入讼累和不安定的状态，承受着超出其容忍义务的程序性负担，因此，将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理解为“同一事实”，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取向。至于纠正已发生的司法错误，应该通过提起再审程序来加以解决。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生效时间

1、诉讼系属效力产生的时间。所谓诉讼系属，是指因为诉的提起，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在诉讼已经发生诉讼系属以后，到诉讼终结的时候上，称为在诉讼系属中。[8]从时间角度看，诉讼系属自诉的提起时发生，至裁决确定时或撤回起诉时而消灭，因此，自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至裁判确定或撤回公诉这一段期间内，均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禁止就同一案件双重起诉。检察机关就已经起诉之同一案件，于诉讼系属向同一法院重复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同一案件已向甲法院起诉后，又向乙法院起诉的，乙法院应根据竞合管辖制度加以处理，如无管辖权利不予受理。

2、判决的既判力产生的时间。根据法理，判决自其确定时才产生既判力，所谓判决的确定则指判决已经不能通过通常申请的发生争议。[9]判决确定的具体时间，根据判决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不允许上诉的判决即终审判决，自判决宣告时确定；（2）允许上诉的判决，自上诉期间届满时确定；（3）撤回上诉的，自上诉人作出撤回上诉的意思表示时起，判决确定；（4）放弃上诉权的，自上诉权人作出放弃上诉权的意思表示时起，判决确定；（5）驳回上诉的，自驳回上诉的裁定确定时起，原判决确定。一旦刑事判决经由上述途径而确定，就产生既判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嗣后，检察机关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立法上和实践中并未采用“判决确定”的术语，而是使用的“判决生效”这一术语，两者在内涵上是基本一致的。

（三）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适用

由于调整对象的部分重合性，刑法与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可能出现规范竞合，即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既构成犯罪又构成侵权，在发生规范竞合时，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可以同时并用的。行为人承担民事不应他承担刑事责任，反之亦然。[10]但是，由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进行，因此，就存在行为人的同一违法事实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1、诉讼系属效力的适用。由于刑事诉讼代表的是公益而民事诉讼代表的是个人私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公益高于私益的原则，刑事诉讼被置于优先的地位。案件一旦被提起公诉，系属于法院，则对民事诉讼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单独提出的民事诉讼不再被受理。被害人要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民事两附带加以解决。在另外一些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则将行为人的民事责任问题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但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被害人也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才能按民事诉讼程序，提起因犯罪而造成损失的赔偿之诉。[11]

2、判决的既判力的适用。判决的既判力有两项功能：一是消极功能，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功能，即必须以确定判决的内容为基础处理后诉，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确定判决的内容不一致的判决。[12]由于规范竞合的原因，刑事判决的既判力的消极功能受到抑制，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并不能阻止民事法庭受理民事诉讼，但是，刑事判决的既判力仍发挥着积极功能，民事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刑事法庭已经作出的判决的约束，具体而言，“不允许民事法官无视刑事法官就构成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共同基础的犯罪事实的存在，其罪名以及对受到归咎的人查否有罪所作出的必要而肯定的决定。”[13]换言之，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将对民事诉讼产生既判力，民事法庭不得作出与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相矛盾的判决，例如刑事法庭判决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则民事法庭不得判决被告人不构成都市侵权。

但是，另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却对民事诉讼不产生既判力，刑事上无罪并不意味着民事上无责任，例如在美国著名的橄榄球名星辛普森杀妻案吕，尽管刑事审判的结果是判决辛普森无罪，但随后进行的民事诉讼仍判决辛普林应对其妻之死亡负有责任。这是因为：从实体上看，刑法所调整的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有些社会危害性较轻的违法行为虽构不成犯罪，但同样侵犯了公民与法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构成了民法上的侵权，因此，刑法上无罪但民法上仍有责任；从程序上看，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目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严于民事诉讼，依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能认定为有罪的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则很可能认定为有责任。因此，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不应对民事诉讼产生既判力。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7

将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国际法学界的一种传统分类。广义的程序法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狭义的程序法仅指规范诉讼程序的诉讼法①，根据我国和世界一些国家的法律，诉讼法大分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人们对诉讼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认识，与对程序的价值认识直接相关。所谓价值，从哲学上说，是指一定客体对一定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即对主体有益、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反面的作用，则不能认为有价值。《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价值即是善（the good）②，“good”在英文中有几种涵义，中译本在此处译为“善”，作者认为“善”在汉语中与恶对应，属于伦理道德观念，不如译为“有益”更贴近法的价值原意。法的价值是指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集团、阶级、社会、国家的需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种需要的满足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可能是工具性的，也可能是本身固有的。

诉讼法的价值问题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国外关于程序价值的理论五彩缤纷、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工具主义只承认程序的工具价值（外在价值），认为“程序法唯一正当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法”（边沁语）③。程序本位主义则对程序价值作出一种完全非工具主义的解释，认为程序的价值不在于程序作为实现实体法的手段的有用性，而在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的内在作用。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主张以“程序法中心论”取代“实体法中心论”④。

我国学者在研究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时，传统上坚持程序工具主义观点，现时台湾学者也基本上是如此，如蔡墩铭教授认为：“刑法所规定者为刑罚权之内容，与此相对，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者为刑罚权实现之方法，由于二者之规定均与刑罚权有关，故刑法被称为实体刑法，而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形式刑法。”⑤解放以后的学者也大多把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而且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以下著名论述：“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末这样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实体法却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⑥马克思在这里认为诉讼程序与法（实体法）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且二者应当具有同样的精神，还认为诉讼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但没有明确阐述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具体内涵。近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特别是一些年青学者对传统的程序价值观开始进行反思，探讨程序的自身的独立价值。这是诉讼理论上的一个新突破，有助于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保证诉讼法的真正实施。为了把这个基本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也撰文略陈管见，参与切磋争鸣。

二、诉讼法的工具价值

诉讼程序指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按照一定顺序、方式和手续作出裁决的过程。其运作的直接目的在于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判定刑事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处刑，或者解决民事、行政纠纷。在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团体、单位以及国家机构的权利（力）义务、相互关系、行为（或活动）的规则，以及违反规则构成违法或犯罪的界定和处理等，都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些法律大多是实体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但是，徒法不能自行，只有采取种种措施，才能确保其得到遵守和执行。这些措施中有道德教育、法制宣传、行政措施等等。其中由诉讼法所规范的诉讼程序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非常重要的和最终的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 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明确肯定了诉讼法保证实体法的工具作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在第1条规定了保证法院正确适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立法宗旨。

具体说来，诉讼法对实体法实施的保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法明确了实施实体法的专门机关及其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进行刑事诉讼、行使国家刑罚权的专门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有权采取搜查、扣押物证等强制性措施，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行使批准逮捕权、公诉权、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权以及法律监督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是裁决民事纠纷或行政争议的专门机关，行使民事、行政审判权。由于专门机关具有法定的职权并拥有受过法律和其他专门训练的人员和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手段，从而为实体法的有效实施提供组织保证，防止实体法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保证专门机关的权力行使与权力制约的统一，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为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必须赋予专门机关必要的权力，如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享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通缉等权力，民事、行政诉讼中法院享有裁判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而且，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些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监督，就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走向专断，以致滋生腐败。而制约权力的有效措施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第7条），如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检察院批准。此外， 刑事诉讼中三机关权力的行使还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对抗，受一系列诉讼原则的限制，如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第 12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第11条）、公开审判原则（第11条）等等。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公开进行（《民事诉讼法》第10条、《行政诉讼法》第6条），并接受检察院的监督， 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行政诉讼法》第64条）。

第三，诉讼法规定了运用证据的一系列科学规则。证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因为诉讼是对案件的事后认定，案件已经发生，不可能再现，法官只能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判决。而诉讼法对证据的种类、举证责任的分配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设定了一系列运用证据的科学规则。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又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官则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居中裁判纠纷。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符合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规则，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只能是诉讼前为行政行为时收集的证据。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使证据的收集客观、全面、公正，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为办案人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重要条件，从而保证了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第四，诉讼法规定诉讼由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前后衔接的阶段组成，使案件的错误、缺陷能及时纠正、弥补。如刑事诉讼由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阶段组成，前一阶段发生的错误，可以通过后一阶段得以纠正，如侦查中的错误，可以通过审查起诉来纠正，起诉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庭审理来处理，一审的错误（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可以在二审程序中纠正，生效的判决、裁定的错误可以通过再审程序予以最后纠正。这种诉讼机制使案件的认识主体能不断修正错误，对案件的认识由不全面到全面，逐步深化，使案件错误、偏差减低到最小程序，从而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第五，诉讼法保障实体法的高效率实施。英国有句古老的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对当事人来说，不仅希望案件结果公正，还希望案件得到及时解决，以早日摆脱讼累，解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对国家来说，及时惩罚犯罪分子或及早还无辜者以清白，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因此，案件的及时解决是正确实施实体法的必然要求。诉讼法通过科学的设计规定一系列制度以保障实体法的高效率实施，如：（1）期限制度。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有期限制度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措施、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上诉、抗诉、二审、再审和执行的期限。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亦规定了审查起诉、一审、上诉、抗诉、二审、再审和执行的期限。（2）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 简易程序通过简化诉讼环节，使案情简单的案件得到及时解决，也使法院得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大案要案，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3）调解。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自诉和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赔偿诉讼都适用调解制度。调解在法院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方面加快了纠纷的解决，同时有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

由上可见，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诉讼法工具作用价值，这是诉讼法的首要价值。如果诉讼法没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似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

三、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尽管是诉讼法的第一价值，但不是唯一的价值，诉讼法还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的本身价值，即诉讼法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不取决于实体法实施的价值。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诉讼的结果是对案件作出实体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诉讼活动是一种发现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实体法律的认识活动。但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不同于科学实验，不单纯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一个程序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过程，诉讼活动自身体现了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与否。而“公正”，这是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追求的一项重要社会价值。西方诉讼理论强调的程序的正当性，甚至把程序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置于实体正确性之上，其精神就在于选择程序本身的价值。显而易见，刑讯逼供、秘密审判产生的判决，即使符合客观真实，也因其诉讼过程的野蛮、落后、专制，很难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并很可能使公众通过司法这个窗口对社会公正产生怀疑，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诉讼法通过确立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诉讼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一系列诉讼权利，如享有辩护包括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使之与侦查人员、检察官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对抗，保障当事人充分有效参与程序的运作：审判在公众监督下公开进行，当事人在熟悉法律的律师的帮助下，向法庭表述自己的主张，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反驳和辩论，法院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判决，从而使诉讼成为一种体现公正、民主与法治的活动。公开审判和让当事人充分参与程序，通常情况下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即使个别情况下发生了错误，但由于体现了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第二，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并创制实体法。诉讼法的工具价值是以实体法的完善为前提的。但即使在制定法国家，实体法完美无缺也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罢了，因为立法者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作出周密的规定，更不可能预见到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日益复杂的现代，难度就更大。因此，法律往往只能作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条文的具体含义则需要法官在每一具体案件中作出解释。如民法中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于缺乏具体标准，案件当事人是否遵循上述原则，要由法官在案件中予以认定；又如刑法对罪名、量刑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具体到每一案件中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则要由法官结合案件决定。因此，在制定法国家，法官事实上也不只是“售货机”，而是享有自由裁量权。在实体法缺乏规定须按法的精神或国家政策来判案时，法官享有更大自由裁量权。这样，在诉讼法的运作过程中，通过法官的判决填补实体法空白、解释实体法模糊或不具体之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

在判例法国家，实体法主要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判例形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诉讼法创制实体法。当然，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不仅要创制实体规则，同时，也创制程序规则，但从实体法由法官在诉讼法规范的诉讼程序中创制来说，诉讼法在一定程序上创制了实体法。

第三，诉讼法规定的民主、公正程序使判决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也易为当事人从心理和行为上予以接受。这一点可以说是程序正义产生的必然效果。诉讼不同于科学实验，它是一种运用证据去证明已经发生了的无法再现的事实的活动。而受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判决的结果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有时难以检验。此种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和接受法院作出的判决呢？在这里，公正程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那就是通过程序的公正性来使程序结果的“公正性”获得公众的承认。对于因判决而蒙受不利后果的当事人来说，由于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和提出证据，对不利于己的证据和理由也进行了反驳和辩论，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公开的审理，因而对结果比较容易理性地接受。正如迈克尔。D. 贝勒斯所说的那样：“法律程序的诸多内容无助于判决之准确但有助于解决争执”⑦。对社会公众来说，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知识，他们更多是从判决的过程而不是判决的结果来判定案件的处理是否公正，从而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对于凭常识对法律作评断的社会公众来说，不公正的程序产生的结果的正确性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因为一般人都会相信公正的程序更易产生公正的结果，因此，公正程序产生的结果更易为公众所接受。

第四，诉讼法在特定情形下限制了实体法的实施。司法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被动性，即没有起诉，法院不能自行审判，亦即所谓不告不理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实体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审理。被侵权人有诉的自由，也有不诉的自由，如果被侵权人不起诉或撤诉，法院就不能进行审判。在刑事诉讼中，同样如果没有提起公诉或自诉，法院就不能径行审判。不告不理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还鲜明地体现在起诉便宜主义问题上，即负责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是否起诉有自由裁量权。德国、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均有此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从法律效力说是以无罪论处。可见诉讼法确立的不告不理原则在一定情况下阻止了审判的进行，使民法、行政法确认的实体权利无法行使，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得不到惩罚。

四、科学对待两种诉讼法价值的学说

上面我们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上论述了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和实体价值。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对诉讼法的工具主义和本位主义两种价值学说作以下评说。

程序工具主义充分认识到诉讼法对保障实体法实施的作用，认为在制定实体法的同时也应当单独制定诉讼法。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崇尚程序工具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制定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典，而且把它们视为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有的国家如日本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列为“六法”之中。这应该说是程序工具主义的历史贡献。但是以边沁为倡导者的程序工具主义以功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单纯强调程序法对实体法的有用性，未能认识到程序法的全面价值。程序工具主义虽然也主张程序要符合公正要求，但这种公正程序仍只是为实现公正的结果服务，别无他用。这就在理论上发生一个矛盾：如果发现了实体真实，案件得到正确的实体处理，但程序不公正，甚至严重违法如刑讯逼供、秘密审判、剥夺被告人诉讼权利等，是否可以置之不理，或者可以纵容？当然，这也可以解释说：不公正诉讼程序而达到公正实体结果是个别偶然情况，而导致错案冤案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因而反对不公正地诉讼运作正是为了案件的公正实体处理。这种论证其理由应当说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即没有看到诉讼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

程序本位主义强调程序自身的价值，为我们认识程序的价值开拓了新视野，为衡量诉讼法提供了新标准。但是，这一学说将程序独立价值这一面强调到了极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里，程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并主张以“程序法中心论”代替“实体法中心论”。“程序法中心论”属于英美法系的观念，5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中持此种主张的也不乏其人，民事诉讼法教授兼子一、谷口安平就是其中主要代表。谷口安平在其《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一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是“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作者写道：“总之，无论是从现实中的意义来看，还是作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或者依据历史的事实，我们都可以说诉讼法具有先行于实体法，或者说诉讼具有作为实体法形成母体的重要意义”⑧。又说：“这种程序中产生实体法的现象并非始自今日。原始社会没有实体法的观念，共同体的代表诉诸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纠纷的所谓审判就是依靠程序。……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些现象就是：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⑨。二是“权利先于实体法，判决创制了权利。”作者认为“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⑩又说：“在就该权利的存在与否作出最终判断的权限由国家、即法院所独占之制度下，通过判决来确认判决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权利的想法其实并不正确，倒不如说是由判决创造出来的更符合逻辑。”（11）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为提高诉讼法地位的用心是值得称赞的，但立论未必实事求是，有待商榷。

首先，诉讼法产生实体法问题。“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这一命题未必完全符合法律产生、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原始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法，调整氏族成员行为的规范是风俗习惯，有了纠纷，由当事人自己或氏族解决。当时风俗习惯，既有实体性的，也有程序性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国家和法，法律是由习惯转变而来的。正如恩格斯说的，在氏族社会“没有诉讼，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2）恩格斯又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种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13）梅因所著《古代法》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引用荷马的诗描写道：“‘他们既没有评议会，又没有地美士第（古老的法官-笔者注），但每一个人对妻子和儿女都有审判权，在他们之间，则是各不相关的，……’在这几行诗句中，正集中了古代法律事物所能给予我们的各种暗示的总和。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的，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法律是父辈的语言。”（14）梅因所描写的父辈的语言就是法律，显然是指父系氏族社会的习惯规范，更多的是指实体规范。这说明，实体法与诉讼法从总体上说是同步产生的，不能截然区分孰先孰后。在世界各国的古代法中，我们往往还看到一种立法体例，即实体法和诉讼法同存于一个基本法律之中，如古罗马法中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前三表基本上为诉讼法，其他表基本上为实体法。中国古代刑法，从周代《吕刑》、战国《法经》至以唐律为代表的历朝刑律，实体法与程序法均是混为一体的。这从一个角度也证明实体法与诉讼法大体上是同步产生的。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强调指出，从诉讼实践产生法律，包括实体法和诉讼法，与“诉讼法产生实体法”，是两个不同的论断，因为程序本身是实践，而非诉讼法，而“程序法乃实体法之母”的论断，恰恰把上述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当然，从某一实体法或诉讼法的具体制定或形成来说，不能一概而论。判例法国家，通常是先有诉讼法后形成实体法，大陆法系国家更多的是实体法法典先于诉讼法典，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就先于《法国民事诉讼法》（1806年制定），因而不能以偏概全，断言程序法产生实体法。

其次，诉讼法先于权利，判决产生权利问题。

由于实体法确认了抽象的权利，因而大多数情况下在日常经济生活交往中这些权利就具体兑现了，如果发生了纠纷，在起诉之前可以实体法为准绳通过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通过诉讼依靠法院判决来强制保证实体权利不受侵犯。可见，判决只是实现实体权利的重要手段，而非全部手段，用诉讼判决来否定实体法确认的权利存在是不合逻辑的。应当看到，在刑事诉讼中比在民事诉讼中更有必要强调诉讼法保证实体法的实施，而不是诉讼法创制实体法，因为在刑事法律中我们遵循的是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刑法和国际有关条约所确认。因此，我们不赞成法官机械执行法律，是法律的“售货机”，但我们更不能允许法官自行其是，以造法为名行枉法之实。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8

一、法理学上的价值分析

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价值表征了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其主体是人，客体是法。[1]

法学传统理论认为，法的价值首先指法的运用能够保护和促进哪些价值，同时指法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其次就是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即形式上应有的品质。法的三个基本价值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2]

法律中所存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但这三个价值最能体现法律的本质，也是一切法律所应具有的价值。具体到我国，则要加入效率价值。效率是诉讼之必需，也是我国一贯提倡的重要司法价值。这四者不是互相独立地体现在法律中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中发挥作用。认识法的价值属性是认识法的价值的重要途径。法的属性主要有属人性和社会性、客观性和主观性、应然性和实然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等。

(一)法律的公平价值

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公平、秩序之类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时至今日也没有形成一个普遍公认的公平概念。[3]公平观念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方面，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升出的一套有关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型或原则。罗尔斯将正义分为第一正义原则和第二正义原则。第一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正义原则即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4]可见，法理学角度的公平价值远非公平的字面意思那么简单。

作为法律价值的公平是法制各个环节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具体包括五个环节，即立法环节、司法环节、执法环节、守法环节和法律监督环节的公平。每个环节又有特定的公平要求，如司法环节要求法官公正司法，不偏听、不臆想、不受贿等，而法律监督环节则把正义作为重要标准。同时，公平是法律权威的来源和根据之一，也是法律批判的动力之一。不能保证司法这道最后解决争端的防线的正义性，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乱。

(二)法律的自由价值

法的自由价值是其社会群体属性的一种体现。自由是指人在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大都同意的状态下进行思想和行为选择的范围和能力。[5]它高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根本条件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法律自由价值的实现涉及很多内容，如保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认可原告的撤诉权利等。

认识到法的自由价值，就不得不承认法在各种渊源中为了保护价值所作出的基本定位。关于法律如何确定自由，主要有伤害主义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原则和冒犯原则三种方式。伤害主义原则以伤害到他人为自由的界限。法律家长主义原则禁止自我伤害，即对于自我的伤害也不属于个体的自由。冒犯原则则是从某些行为未达到伤害的标准，但却冒犯到他人的角度出发的。这三种确定自由的方式各有道理，但都有盲区。法理学角度的自由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对他人或自己的伤害，而应更多考虑自由可能造成的结果，大致量化自由的界限。

(三)法律的秩序价值

从静态看，秩序是指自然、社会的事物和人处于适当的位置，形成固定的、有规则的、合理的关系;从动态看，秩序意味着自然、社会运动过程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之于法律正如红绿灯之于城市交通。秩序是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内容，无秩序是法律混乱的表现。因此，法律需要秩序，并且通过自身的完善保障秩序的实现。

(四)法律的效率价值

受法律经济学的影响，从价值层面上说，所有的制度都应以有效运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应具有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有效运用，以最小投入换取较大效果的价值目标。这也是最朴素的法的效率价值的表述。法的效率就是在程序和司法投入方面达到最大性价比，提高公平实现的速度和强度。

综上所述，法律的价值内涵丰富，对法律具有指导作用，主要包括正义价值、自由价值、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这些价值共存于法律体系之中，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如何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解决价值冲突，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二、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价值分析

(一)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应有价值

强制就是使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他人意志的一种力量。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即实现了他人目的而不是自己目的的时候，便构成强制。[6]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就是法院为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排除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妨害行为而行使的一种职权手段。

一般认为，诉讼程序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即诉讼的公平和效率，外在价值即诉讼的结果和程序价值。而作为《民事诉讼法》重要内容的强制措施，自然也包含这些价值。

1.强制措施制度的公平和自由价值

强制措施自其在《民事诉讼法》中出现，就自然承担了维护诉讼公正的法律责任。一般认为，诉讼程序的理想在于追求公正，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就是促进诉讼公平的一种手段。当法官在进行法庭审判和案件司法处理时，违反《民事诉讼法》进行的不法行为将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制裁。这就是立法希望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司法过程的体现。

强制措施的公平和自由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故意扰乱法庭秩序、影响法官公正司法行为的制裁。在诉讼过程中，经常会有一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企图得到有利于己方的结果而做出一系列行为干扰法官的审理，这些行为都会对诉讼过程产生影响，而且多是负面影响，比如在法庭大声喧哗、做出各种伤害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毁坏不利于己方的证据等。无疑，这些行为阻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必将使诉讼追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受到干扰。第二，在庭审外进行各种不法行为，如妨害取证、执行、先予执行、保全等，将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严厉制裁。民事诉讼的正义不仅仅体现在庭审过程中，民事诉讼全过程都应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司法人员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生效判决能够得以执行，会进行先予执行、保全以及取证。暴力或非暴力的不合作都有可能使宝贵的涉案财产、证据遗失，从而使真相难以还原，想要通过诉讼得到正义支持的当事人将受到损失。因此，对这些行为的规制是强制措施公平价值的重要体现。

2.强制措

施制度的效率价值

民事诉讼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重要方式，然而，正义的实现都具有时效性。如何在保证公正的同时提高效率，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的重要论题。当然，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也必须体现其应有的效率价值，实现诉讼程序整体的有效进行。

效率价值在整个诉讼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各个具体制度中则需要多加权衡。诉讼的限时性决定了诉讼周期不是无止境的，再复杂的案件也必须有解决的时候。在强制措施制度中，如何既有效规制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不法行为，又维持诉讼流程的延续性和高效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法律规定对于妨碍取证的行为人可以罚款、拘留等，意在通过这些手段加速执行方式的运行。而对阻碍法庭查清事实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是为了确保诉讼的时效性。另外，故意哄闹法庭、妨碍程序顺利进行的行为人也会被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以免造成诉讼的中断或拖延。

由此可见，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效率价值是其作为诉讼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应有之义，也是法律赋予它的基本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