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范文

经济与社会篇1

英文名称：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主管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2728

国内刊号：45-13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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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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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经济与社会发展》（月刊）1977年创刊，是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本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思想性、理论性、学术性及实用性的办刊原则，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立足广西，面向实际，紧密结合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为政府决策服务，为改革发展服务”作为办刊的宗旨。

经济与社会篇2

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难题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 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 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

“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

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1 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主义劳动股，学术，1996（6）；

2 朱正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1996（10）；

3 朱正国：广东财政，国有制与市场经济，2001（1）；

经济与社会篇3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经济与社会篇4

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问题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当时的现实国情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斗争日益剧烈，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周而复始且愈演愈烈。为了解决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给世界带来战争和灾难。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侮，一直试图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始终走不通。直到民国时期，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短暂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为资产阶级、官僚以及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带来了财富和优越的生活，并没有给广大工人农民带来福祉，劳动人民依然苦难深重，劳资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一天都没有解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今天很多人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过分美化民国时期，实际上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情感宣泄）。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其阶级属性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致力于消除（至少是限制和减少）资本主义的弊端，是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更高水平。社会主义也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固有矛盾，创造更大的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的国家政权前所未有地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在城市通过单位制，在农村通过制度，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的“一盘散沙”状态。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新中国大规模兴修水利，根治大江大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经济增速远高于同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成就不胜枚举。总之，共和国前30年的探索虽然充满曲折，但成就依然是辉煌的，绝不是今天主流话语所描述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政治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享有充分的民利。当时的贫富差距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相对公平。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的中央集权，抑制了基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任何社会变革方案都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涉及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最复杂的社会变革，更加不能唯意志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长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刚刚翻身解放的中国老百姓显然并没有足够的思想觉悟水平，能够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特别是农民，满足于“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梦想，不想再前进一步。基于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中共领导层原本并不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典型示范等渐进的方式引导工农群众自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充裕的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中共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存在过急和过激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从基层抽取资源的能力空前巨大，政府逐渐掌控了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安排生产和进行分配，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严厉批判和严格取缔，企业和个人都丧失了自主性。极“左”政策的后果是抑制了社会的活力，普通群众普遍感到不自由。并且，计划经济体制赋予官僚和管理者阶层过大的权力，在经济民主运行不规范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产生特权阶层。总之，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基层社会重新焕发活力。市场机制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针对党内极“左”思潮，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2]至于商品生产能否导致资本主义，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3]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问题在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他一再要求中央下放权力，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与此背道而驰，最终形成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央重新放权让利，增强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调动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80年代的社会问题仍然很多，但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很有希望。

然而，90年代以来，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对公有制的批判使改革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领导层越来越迷信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改革的总体路径是将市场机制贯彻到所有领域，甚至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关系百姓生计的民生领域也都交给市场来控制，导致的结果是公众的社会福利大幅削减，公共产品价格飞涨，人民生活负担沉重。老百姓无奈地调侃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连丧葬改了后人也死不起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原本只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却被归结为所有制的问题，公有制被认为是没有效率的，滋生腐败的温床，于是，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原本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资产以极其廉价的方式转移到个人手中，大规模私有化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内企业也以利润为导向，在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上同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没有分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必然导致劳资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偏袒资本，使工人的地位更加弱势。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企业主阶层带来巨额利润，而血汗工厂的工人处境极其悲惨。严重的贫富分化，底层群体购买力的萎缩，使得内部需求难以形成，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畸形化。最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将在中国上演。总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

社会经济：超越国家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选择

走过前后两个30年，今天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下滑，就业压力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悬殊，2.5亿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无处安身，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社会公众普遍感到焦虑和不满，频频发生。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主流的观点是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全面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一些左派人士则主张退回到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问题成为舆论争论的热点。然而，无论是“国”还是“民”（实质上是“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只会让中国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悲惨。同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很明显，国家高度垄断权力和资源，基层缺少自主性和积极性，人们普遍感觉不自由。从网民的讨论可知，多数人既不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愿回到过去的旧体制。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经济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社会经济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新的经济实践形式。社会经济力图最大限度地融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避免两者的弊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经济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倡导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但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又不同于国家所有制，而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自愿合作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有些类似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克服了少部分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现象，体现了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有更多的选择性和自主性，避免了国家垄断资源导致的结构僵化、缺乏活力的问题。

在经济活动的目标上，社会经济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立足社区，把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手段，服务于社区的基本需求，致力于共同富裕。社会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社区居民的民生需求。因此，社会经济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制造不必要的消费需求，是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根据需要合理安排生产，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生产关系上，社会经济反对把人当作生产要素的粗暴做法，而是坚持以人为本，人人都可以成为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享有充分的民主管理的权利，突出表现在一人一票而非一股一票。社会经济也会发展出一套细致的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管理方案，保证生产的高效率。社会经济用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代替竞争关系，因此也被称为“合作经济”或“团结经济”。

在产品分配上，社会经济既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同岗位、职位、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会有所差别，从而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但收入差距受到严格限制，避免了两极分化。同时，社会经济的分配也会照顾到社区居民的需求，优先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总之，社会经济整合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管理方式、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那么，这种理想化的经济形式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抑或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对此，《社会经济在中国》这本书既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也用丰富的案例给予了回答。河北的周家庄、广东的涯口村，让我们看到在主流市场经济的包围中，仍然有许多成功的另类实践。这些个案在逆境中生存发展，犹如星星之火，强烈昭示着历史并未终结，另一个美好世界是可能的。

物极必反。过去二十几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登峰造极，激起世界范围的抵抗，人们开始重新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中国也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受害者，也在寻找危机的出路。《社会经济在中国》让我们看到，在主流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许多新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实践形式。相信随着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开辟新生活，实践社会经济。点点滴滴的积累，最终会改变中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3]《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经济与社会篇5

【关键词】经济人 社会经济人 超越

在市场经济中,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从动机上和效果上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反映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而这种本质属性的人格化就是“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微观经济主体也具有追名逐利的特征,这就需要作为维持社会经济动态平衡的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社会经济人”的功能。

“经济人”内涵的深化

“经济人”假设最初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前提,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时,是把“经济人”建立在完全理性或无限理性及自私自利的条件下,具有较为抽象宽泛的一般性意义。“经济人”范畴在马歇尔那里明显地呈现出了逻辑合理的特征,但“经济人”范畴并不因此就走向终结,如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把国民看作经济生活的主体,这一主体具有国家层面的意义,布坎南和塔洛克把“经济人”范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公共选择领域。这样拓展了“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加深了对这一范畴的认识和理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假设以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奥地利学派对“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又进一步作了拓展。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人认为,“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或者企业在商品经济活动中是以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达到逐利目的。而马歇尔对“经济人”的阐述明显具有折中、一般理性、较为综合和灵活的解释。而奥地利学派仅把“经济人”行为看作有限理性。通过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单个人的经济活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经济人”范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微观经济主体的功能由个体向集体演变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社会经济人”的内涵、特征及作用分析

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断变化,“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及应用范围也在外延,它逐渐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单元企业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以及非经济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政府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探讨“经济人”假设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社会经济人”假设。

“社会经济人”的主要特征。从宏观层次看,“社会经济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实现在利益协调中满足多数人利益。“社会经济人”以追求公共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出发点。

“社会经济人”基本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经济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视域、新要求、新境界指导各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理想信念、引领社会思潮、提供道德规范、激发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其次,“社会经济人”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决定其价值取向,做到综合权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人”既追求经济利益,更追求整体利益至上。再次,“社会经济人”是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相联系的,具有“公益人”“社会人”“道德人”“文明人”的性质。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形式和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社会经济人”范畴成立的可行性和应用范围。

“社会经济人”的现实作用。“社会经济人”谋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对于促进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调控、监督、指导作用。“社会经济人”具体职能的执行者几乎都是社会的管理者、决策者或者公共管理部门,其职能一般是立足于国家宏观管理,对进行经济活动的企业或个人等微观主体发挥有效的监督指导,有效推动社会秩序的合理运营和社会资源整合。其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增长。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分析,“社会经济人”如果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则有利于经济的健康科学发展。再次,科学发展,统筹规划,践行包容性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①最后,“社会经济人”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既需要个人的辛勤劳动付出,也需要国家具有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人”所体现出的特征与发挥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性质密不可分的,拓展了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内涵,对发挥政府、企业、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社会经济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角度看,政府充当“社会经济人”的角色,发挥了部分政府职能。政府发挥“社会经济人”的功能是政府计划、组织、协调、监控职能的重要表现,政府的“社会经济人”角色对“经济人”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它们的经济基础、功利观、价值观不同。

两者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人”假设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会使国家强化职能而兼顾社会利益,但这种逐利的行为很容易造成贫富分化,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引发经济危机。“社会经济人”建立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社会经济人”角色的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归根结蒂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健康、科学发展。

两者从事经济活动所坚持的功利观有差异。“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功利观是古典或传统功利主义。“经济人”假设认为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组成的,经过每个人追逐个人功利,全社会的功利也会随之增加。“经济人”的古典功利观的主要特点有:从个人本位出发,鼓吹个人利益的天然合法性以及至高无上性,积极肯定谋求个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在强调谋求私利的同时,不反对利他的道德行为,积极肯定道德的必要性,但是始终把道德当作获得个人功利的工具,即利己是目的,而利他则是手段;强调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人或组织的行为的功利效果作为评价行为道德的标准。一般来说,“经济人”是依照讲效率,讲利益,讲功利最大化实施行为选择的②。相反,“社会经济人”的功利观是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新功利主义。“社会经济人”追求的功利主义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足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社会经济人”的新功利观的特征有:在道德原则层面,以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其道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利益原则和道德原则,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道德规范层面,政府的功利追求主要通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大化地增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企业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基本功利追求;个人按照诚实守信、义利兼顾、遵纪守法、勤奋节约等行为规范增进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两者坚持的经济价值观有差异。“经济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经济主体,其经济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准则。个人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把个人自我利益置于他人或社会利益之上,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牺牲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人”的经济价值观的核心是新型集体主义。这就是:以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为轴心,以互利互惠为前提,以公正或公平为杠杆,以功利原则为动力,以奉献精神为导向,以竞争务实为实现手段,以法律法规为行为基准,以共同富裕为现实追求,以共产主义为价值旨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③。“社会经济人”的经济价值观也应包含利己的成份,但这种利己不同于传统的“利己主义”,而是对集体作出贡献的基础上的一定限度的利己,这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总之,通过“经济人”与“社会经济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经济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该否认“社会经济人”的存在,而应努力协调个人、企业、政府三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作者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国家主席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新华网,2010-09-16。

②武经伟,方盛举:《经济人道德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经济与社会篇6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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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6.

〔15〕颜鹏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的再认识〔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 (4).

经济与社会篇7

24岁的王瑜是一名外企白领，她的另一身份是超女谭维维的支持者团体的组织人。这些支持者被戏称为“维生素”。自从成为“维生素”以后，王瑜每天的生活添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去网上俱乐部发帖和顶帖，到各个论坛宣传偶像的最新动态。“谭维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王瑜说。

中国文化产业在过去几年的爆炸式发展在制造出无数娱乐明星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象王瑜这样的明星崇拜份子，这些明星崇拜份子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粉丝（英文fans的音译，意即迷，狂热者）。时至今日，“粉丝”已然成为文化消费中最活跃、最广大的群体，并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鲜明特色的“粉丝文化”。

粉丝社会学

“每次我走近湖南台所在的广电大厦，还有几百米距离，就已经看见成千上万的‘粉丝’围在道路两旁，那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人数最多的‘玉米’身穿统一的黄色上衣，列着方队，就像古罗马开过来的‘黄色玉米兵团’，还高喊口号‘玉米不怕累’，那种沸腾的场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超女评委黑楠这样描述过他眼中的“粉丝”。

对公众人物具有强烈的认同，构成了“粉丝”的社会心理基础。在明星的号召下，“人们像社会动物一样聚集在一起。他们沉醉于从过度兴奋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的神秘力量，然后又逐步进入易受暗示影响的状态，就像那种由药物和催眠术引发的状态。”（塞奇・莫斯科维奇）

粉丝们在各大城市的闹市区“扫街”、在白领们集中的写字楼“扫楼”……在一切可能的场景下为自己的偶像拉票。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举着偶像的招贴来吸引路人注意力，他们用一个棒棒糖等小礼物来请求过路陌生人的支持……

但“疯狂”背后却有着清醒的理性规划。《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超女评选中的公民意识》介绍了张靓影的粉丝们的自组织行为：“‘凉粉’成立了五个职能部门：宣传部、策划部、财务部、组织监察部和长沙现场工作部。他们在网上策划、讨论、决策，共同起草、制定和修改规则，并公之于众。整个过程都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过去那种游兵散勇式的追星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了社会动力学意义上的群体。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作为一个社群，“粉丝”们正日益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转型进程之中。

2007年1月，一个名为“粉丝公益联盟”的团队在北京宣布成立，加盟的有上百个粉丝团体，参与人数众多。成立的当天下午，粉丝联盟的成员一起乘车前往顺义，参与“走进太阳村”行动。这次行动为太阳村共筹得资金2820元整，衣物49包，鞋5双，书若干，文具若干。在活动中，各个粉丝团体与孩子们一起沟通交流，表演节目，参加互动小游戏，去操场摘辣椒……和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粉丝团体的崛起凸显出中国民间的自组织行为的勃兴。尽管如此，与近年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其他民间组织相比，“粉丝”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组织关系还显得十分微弱。“粉丝”群体的团队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象征，其组织行为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但它本身不具备社会团体所有的基本属性。它的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媒介化的互动和个人的兴趣互动，而非社会运动。

粉丝经济学

庞大的“粉丝”人群自然也蕴涵着巨大的经济能量。2006年11月6日，全球首个以粉丝为主题的节庆正式创立推出，主办者明确宣称“粉丝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孕育粉丝健康文化，撬动一个潜力巨大的‘粉丝产业’，形成一种新兴的‘粉丝经济’。”

“现在一般性的粉丝都需要交纳一定的年费，从10元到100元不等，如果另外组织活动的话，还要再收取活动费。”一位熟知粉丝团运作的人士透露说。

据她推算，一个300人左右的“粉丝团”一年所产生的费用至少在五六万元左右，“这些费用的收支大都没有合法凭证，完全只能靠经手人自律，光是在采购环节上的灰色收入就非常可观。而且一旦高层换人或者组织解散，这些钱只能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职业粉丝也开始吃香。据一位职业粉丝的“管理者”介绍，他们与各类选秀节目的选手、主办方都有联系，只要客户出资，他们便可提供专业的粉丝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由职业粉丝举海报、高声呐喊，以及在网上发帖子等。一名网名叫“扎辫子”的杭州“职业粉丝”甚至为粉丝团制订了报酬标准：“喉咙嘶哑50元，泪流满面100元，如果选手晋级，再加奖金。”

“职业粉丝”的出现甚至引起了专业经纪公司的不安：“现在很多粉丝在网上公开抨击我们，甚至还为艺人制定了一整套包装、宣传计划与我们交涉，颇有越俎代庖之嫌。”一位经纪公司的公关抱怨说。

庞大的“粉丝”人群也引起了网络公司的注意。博客中国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吉鹏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粉丝为中心的专业性门户网站―――粉丝网，主要做的就是满足粉丝的一切需求，让粉丝分享追明星的快乐。成立至今，最大的粉丝群是周杰伦的粉丝，有70多万注册用户。

王吉鹏认为，“粉丝”正在成为造星的主宰力量之一，运用互联网则可以打造“粉丝经济”的财富链条。比如组织粉丝与明星的见面会，可以带动销售明星相关产品；网站通过提供图片、文章、视频、音频等增值服务，还可以增加盈利模式；甚至还可以通过与唱片公司、经纪公司合作，把粉丝包装成“明星粉丝”。

王吉鹏向媒体透露说：“去年11月网站上线后，目前的流量已是当时的300至400倍；百事可乐、耐克等已在粉丝网上投放广告；无线业务正在筹备，第二笔融资也在洽谈。”

另一个专业粉丝网站IGOGO8网为粉丝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内容，包括制作专业的“粉丝身份证”。目前IGOGO8网正在积极地与经纪公司谈判，在身份证上增加一些附加的内容；粉丝装备的衍生产品，比如粉丝T-Shirt，在线把粉丝与偶像头像放在一起等等，这些将为网站带来一定的收益。

“娱乐产业的金矿只露出了一小角，粉丝网将挖掘更深的领域。”王吉鹏说，“从粉丝的规模、消费力量及组织架构上看，当前的娱乐市场已进入以粉丝为主导的时代。”

偶像的黄昏

从表面上看，粉丝是作为明星的附庸而存在。然而在粉丝当道的时代，他们的崇拜者们却面临尴尬的境地。

2007年，各种选秀活动依旧进行，希望一夜成名的人们仍然在惴惴不安地憧憬着明星之梦。然而那些昔日的偶像却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运。选秀节目“我型我秀”的人气之王师洋因不满公司对自己的安排，单方面提出解约，但是上腾娱乐一直没有答应师洋的解约要求，并且也不给他安排任何演出。这位红极一时的明星如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也没有自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不见。

这种情形是无法避免的。大众传媒不容许个人对任何偶像的持续膜拜，而是不断以新的偶像替代旧的偶像。因此它们在进行造神运动的同时，却不断进行着对这些偶像加以否定和毁灭。这个偶像替换游戏，瓦解了“粉丝”们的情感，却刺激了他们新的欲望。

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在《名流》中写道：“随着上帝的远去和教堂的衰败，人们寻求救赎的圣典道具被迫坏了。名人和奇观填补了空虚，进而造就了娱乐崇拜，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因而，娱乐崇拜掩饰了文化瓦解。商品文化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因为它在每件商品上都打上了转瞬即逝和完全不可替代的烙印。”

经济与社会篇8

没有学说会凭空出现，经济学的产生都依托于一定的历史环境，通过对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整合而得出的，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和我国政治高度结合的经济制度，其来源除了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现代经济学。

1．1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在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了中国的特色，让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们拥有了改变生活的武器。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的经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精髓，随着时代进步的同时也揭示了资产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性，社会主义经济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前沿性，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看到更多劳动价值理论，甚至是商品的双重性，也正是这两类理论让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完全的站在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但是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就将我国的主要力量集中到提高生产力上，所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包含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但依旧以马克斯主义为主导的政治体系服务，我国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冲突，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太过于信仰计划经济，为了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协调并没有问题。

1．2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现代经济学起源久远，学派众多，在发达国家存有大量此类的文献及报告，本文涉及的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以私有制经济为切入点，如宏观及微观经济学原理，垄断理论，包括关于此类的著作，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才人类理想社会中最适宜的制度，亚当•斯密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高度总结，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市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微观经济学并不能解释日后的经济危机，此时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合二为一，这种混合的模式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特色，它虽然调和了各个经济学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也另经济上的滞涨问题只停留在表面。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断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原理，但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却成为了两种差别巨大的研究成果，导致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外还和其立场及研究方向，理论来源等有关。

2．1阶级立场及研究方向不同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直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了社会中的根本矛盾，而西方社会因为担心此类学说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竭力打压此类学说，并通过大量辩护，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的社会制度。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更在乎人的发展，而现代经济学更注重资源分配。政治经济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此类学科的阶级性，当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那么经济利益也不会相同，对社会的看法自然也会不同，所以不同的阶级不可能用相同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参考，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现代经济是人类社会过渡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和其局限性，从这两点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完全对立。

2．2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的不同

二者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二者分道扬镳，各自开创一片天地，社会主义经济更注重唯物主义辩证，而现代经济学则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伴随人类而生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经济代表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是揭示人类世界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类理论是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得出的，批判的接受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其理论基础也来自于上述原因。同时社会主义更注重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生产这一行为赋予其独有的地位，跟资源分配同等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其理论来源自丰富的文献，现代经济学更偏向于向世界证明其合理性，未来性以及稳定性，西方学者们试图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现代经济学是人类唯一的发展路径，而且他们将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看成是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将社会主义提倡的人性视为异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多个学派之间研究侧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财富的积累，而马歇尔则注意消费和需求，凯恩斯则将现代经济由微观经济引向宏观调控，在经济研究者眼中经济所研究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如何分配资源。

2．3分析的研究的方法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更多的谈及整个人类社会，而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在研究如何分配资源。从理论经济学来讲经济学的某一部分并不具有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它是一切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将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后就出现了分歧。这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用大量的分析数据建立起自己的基础，从数量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数据，并根据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经济验算。而现代经济是哲学的类的科学，其以实证为基础，更注重逻辑，以前人的经验，逻辑为研究方法，现代经济更加抽象，更注重某一领域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们不针对群体，而是注意个体的资源分配，现代现代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将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化，弱化，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和分析，来建立现在的经济模型。

2．4发达国家主义经济在我国断裂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我国断裂最大的原因是我国对经济学的理解暂时停留在表面，大部分只从表面上去理解，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产生排斥心理，同时在我国人们对经济的理解超越了客观，但是生产力却没有跟上人们的认知水平，人们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极度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则造成了我国经济短时间停滞，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视也超越了我国现有的资本累计水平，这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盲目的推崇和盲目的排斥都不适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我国的学者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融合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融合的原因

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均是事物的发展和运行，都试图解释规律和变化，同时二者的起源相同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熏陶，辩证的继承了其中的精髓。我国在提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我国提出了市场经济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进行了反思，开始将别国的经济制度资源配比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及满足人与物质需求，在满足人与人的需求，这样就相当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这也说明，理论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和不断发挥作用与社会相适应。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社会主义新经济学的特点

我国的特色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延伸，它具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特色，也有“社会主义”这一亮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跟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为了发展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在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人性化光芒的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制度带动企业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我国近几年所凸显的弊端也和现代经济学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腴，也不仅是精神上的丰腴，不是要求民众去信仰，而是让民众及使没有信仰也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耕者有其田，游子能归家的大同社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中的精华，让这二者更好的去诠释我们社会中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是一种注重研究总和的经济，是以全体为标准来衡量价值的经济理论，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注重个人价值，机制调配，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将二者融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来分析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而现代经济制度则能成为成为分析工具，二者相辅相成，互补性十足。社会主义经济其本质是一个对话类的文明，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封闭类的，它将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它不仅着眼于现在，它将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统筹兼顾，它更多的思考着全体人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强调分配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合理的拉开人们贫富差距，促进工作效率和产出，促进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现代经济制度一样，中国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依靠着马克思主义经济，还有中国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将中国文明从水火中救了出来，生生不息的经济和延绵不断的政治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特色，唯有建设一个均富的国家才能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构成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

五、结语

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在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现代经济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对这部分进行分析批判和借鉴，一边借鉴其来丰富我国的经济，另一边则吸取和借鉴现代经济学曾出现过的错误，借鉴的本意是以史为镜，是批判的接受，以此来以长取短，这样才能正确的吸收现代经济学中的精华，并以此来发展属于我国的经济理论，从现代经济经济的不足看到我国经济的不足，避免我们发生同类错误。

作者:许巍 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KarlMarx)原著，曾令先，卞彬，金永编译．资本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宋涛主编，王怀宁等修订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英)布劳格(Blaug，M．)著，黎明星等译．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