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7:26:19
鲁迅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鲁迅关注国民的核心是民智，而不是民气，鲁迅精神的实质不是迷惘、暴力和绝望，而是启蒙、理性与希望。鲁迅没有心从于暴力毁坏，而是指望和平建设。认识非暴力呐喊者鲁迅，会使中国文化和现实更加趋向正面、和谐与建设性的良性生态。
一 呐喊为何
鲁迅呐喊的意思有多层，一、胡适、陈独秀们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大的思想更新运动，是一次鲁迅也参与其中并且渐渐凸显为运动先驱的文化启蒙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呐喊是站在高峰浪尖的顺势呐喊，是为传播启蒙思想而呐喊，是为传达时代的新气象而呐喊，这个呐喊是参与性的、追随性的、集群性的和广义上的；二、由于几千年瞒和骗的文化沉积过厚，由于渴望新的人生，渴望自己的国民成为新民，鲁迅较为集中地关注了中国国民性问题，就这个意义讲，鲁迅的呐喊是对瞒和骗的古老文化本质予以揭穿的呐喊，是渴望愚弱的国民赶快醒来的呐喊，这个呐喊是鲁迅个体立场的、挖掘极深的、意义久远的和狭义上的；三、在五四运动以来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中，那些为革命而奔驰的猛士常常有流血、有痛苦、有彷徨，鲁迅常常为这样的生命而呐喊，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呐喊是临时性的和激情化的。这种呐喊声音的变化与1926年有关，1926年之前，鲁迅是一个中国文化反思者和中国人生的个人的、冷静的和深层次的启蒙者，面对历史、文化和现实，鲁迅“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是“相爱相助”，是“平和”，是“民众觉醒”。而在1926年之后，鲁迅同时注意了火与剑的社会斗争的现实意义。但在总体上，鲁迅的呐喊主要是前两种，即便在后一种呐喊中，也极为饱满地贯穿着前两种呐喊的本意，甚至实际上恰恰就是前两种呐喊本身。但在鲁迅之后，有些解释者和接受者过多强调了鲁迅的后一种呐喊姿态，以至于把鲁迅仅仅解释为投枪、匕首和地火，以至于把鲁迅呐喊的真正意思束之高阁，这一点，人们或许应该认真反思。
最被一些解释者夸大而且以点带面概括鲁迅形象的，是鲁迅关于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声音。鲁迅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①。他说中国革命的屡遭挫折就在于没有巩固胜利，消灭敌人，即在于未打“落水狗”。他说：“弄得循环报复，没有个结帐日子”，是由于“打仗打得不彻底”，“没有认清真正的冤家”。在呼唤创造第三样的时代的青年而不得时，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恶，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②就是说，在面对极其险恶的现实生存环境时，鲁迅不得不暂时搁置长远的、根本的、冷静的启蒙而看取立竿见影的快刀斩乱麻。
鲁迅的这种呐喊姿态需要认真领会。实际上，面对暴力的鲁迅不是单一心境和纯粹思路的。暴力主张蕴涵着鲁迅太多的愤怒、激越、挫折感和悲怆感，以至于在这种呐喊声音刚刚发出的瞬间该声音本身就出离了鲁迅理性启蒙的本意。鲁迅的本意是改造人的精神，使其“内曜”，这个本意是鲁迅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就鲁迅一生的人生姿态看，他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
理性的鲁迅是看穿暴力中一切鬼魅魍魉之底细的。对“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宋末明末的时候……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那样野蛮无度的暴力，鲁迅是极其憎恶和反对的。鲁迅痛恨暴力的“凶酷残虐”③。理性的鲁迅用锐利的眼睛看穿人类历史一切的暴力。历史的真相是，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在阿Q的国和苦勃拉克的国里，真正的穷苦人常常认清着冤家，他们常常拿起刀枪以恶报恶，“身历酸辛、残酷、丑恶”的战争，常常在横扫落水狗、杀死真正的敌人，常常实际上变成了生活的主人，但他们主宰的现实却原版原样是血腥、残暴和无人道。以暴力为立身之本的暴力者，鲁迅说，如刘邦、项羽，都是看见秦始皇很阔而自己也想阔起来才去要秦的命的。刘邦说：“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暴力的主张和发动总是以开天辟地的旗帜和姿态，但暴力的结局都大致相同，而暴力的过程贯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则只有杀戮。鲁迅曾引古人话说，中国史是一本“相斫书”，过几十年，几百年都会有大规模的暴力席卷，中国人生整个被席卷在残杀当中，鲁迅说，看见这种悲惨的历史，每每叫人不忍听闻，每每叫人觉得这并非人间。鲁迅总结暴力中反复轮回的改朝换代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还是照样的地狱。”④鲁迅说，纯粹的暴力革命是可怕的，“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⑤“最后的胜利，是地狱上也竖起了人类的旌旗!”“人类于是整顿废驰，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⑥暴力革命刀斧砍遍的人类历史，但刀斧之后，整个社会依然沉沦在“革革革，命命命”之前的旧习之中，未庄依然是未庄。鲁迅的观察是静穆的，鲁迅有穿透历史的锐利眼睛。王晓明说：“惟有鲁迅这样敏锐深刻的人，才能从那共和代替专制的庆典当中，看出自己由奴隶沦落为‘奴隶的奴隶’的厄运；也惟有鲁迅这样敏锐深刻的人，才能从那旗号一次比一次堂皇的‘革命’背后，看出黑暗势力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卷土重来。”⑦
鲁迅一直在揭示起义、暴动、奴隶造反之类在可能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具有的另一种可怕性。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⑧。迫于严酷的现实，鲁迅偶尔对暴力的希望和呼唤实际上是激情化的而不是理性的，是针对悲惨现实的破而不是立，鲁迅自己知道，最重要的是立，而鲁迅人生关注的核心就是立，他说：“人立而后凡事举”。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事件等都在表达鲁迅的本意：当兵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治疗肉体疾病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同样道理，希伯来文化认为：“暴力有时能戳透一个社会的外表，却不能倡导一个自由的社会。”因而，希伯来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改变人的心志，是教导人、哺育人、培养人。而教导人、哺育人、培养人的最好资源是爱的（而不是恨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光明的（而不是黑暗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建设性的（而不是毁坏性颠覆性的），关键点是，希伯来文化关注阳光雨露的正面培育，警戒和拒绝暴力在人生中的介入。因而，希伯来文化只为爱呐喊，从来不为暴力呐喊。《圣经》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⑨耶稣说：“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⑩撒旦不可能消除撒旦，撒旦只能使撒旦更泛滥，更猖獗、更名正言顺、更招摇过市。用暴力攻打暴力就是撒旦逐赶撒旦。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11人类拯救的唯一路途是理性和爱。理性和爱之外没有拯救。
鲁迅一直在向理性和民智呐喊。鲁迅认为，酝酿和发泄情绪，或同仇敌忾，或暴力嗜血，都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貌似豪勇的公愤实际上是对深刻理性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的遮蔽。只有多一些冷静的理性启蒙，多一些安静下来的思考，多做实际有效的工作而少卷入茫然无谓的愤激，人生根本问题的解决才可能落到实处。“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12鲁迅文化努力的核心就是改变人们的心智，是改变心。“从现在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迷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即刻奏效，也可把那些病毒略略羼淡”。鲁迅在为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呐喊。
二 不希望其有
从鲁迅批评阿尔志跋绥夫的厌世、复仇和绝望的言辞中可以体会到鲁迅自己的心向。鲁迅论及《工人绥惠略夫》时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是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16鲁迅面对人生的意向是正面建设的而不是仇杀的。
在希伯来文化资源中，旧约圣经之第五条诫命是“不可杀人”13。马丁?路德解释说：“这诫命十分简单明。我们每年在福音书中都听到基督自己讲解，例如：我们不可杀人，无论是以手、心、言语、记号、态度，或找帮凶或教唆别人。”这条诫命是保护所有人的。马丁?路德解释说，由于罪性的煽动，会有嫉妒纷争的人出现，“当我们看到这种人，我们内心愤怒，准备流血、报复。接着便惹起口角、继而动武，终至谋杀悲剧重重。在这种情形下，上帝就象慈父制止、调和纷争，使众人平安。简言之，他愿藉此拯救、保护每一个人免受其他人的邪恶、暴力伤害。于是，他把这条诫命立定为围墙、堡垒和避难所，使我们的邻舍不受别人伤害。”14这条诫命禁止的是一切杀人行为。禁止第一个人起初的杀人，也禁止由此引发的可能的还手和可能反复繁衍下去的杀人，总之，禁止任何人杀任何人，“所以这条诫命所教导的是：谁都不应为任何人的恶行而加害他，无论他是否罪有应得。不仅杀人被禁止，一切导致杀人的事都被禁止。”这条禁令不仅禁止眼见的动手杀人，也禁止心里诅咒人而杀人，就是说，要把心里的诅咒和仇恨移去，要求得怜悯和爱心。在此意义上讲，有两层含义非常重要，其一、手上杀人之根源是心里杀人，要根治手上杀人，就必须清除心里杀人的动意、念想、谋算、筹划、认知和观念，必须在心里清楚了结这种想法；其二、如果离开信念，人就做不到这一点。站在逍遥立场上，人即便真的认识到这一诫命是真理，他也没有能力行出来，因为人太软弱，太被有限性、相对性、暂时性所捆绑，太被血气所左右。
马丁?路德说：“简言之，要正确地将此印在一般人的心上，使他们知道这诫命禁止杀人的重要性：第一，不可伤害他人。主要指动手或其他行为；其次，我们不应用舌头教唆伤害别人；此外，我们不采用或同意任何可伤害他人的方法；最后，我们的心不可在愤怒与恨恶中，对人怀恨或行恶。……第二，人不仅在实际行恶时干犯此诫命，也在不向邻舍行善时，或虽有机会而不阻止、保护邻舍，以致他身体受损时，干犯这诫命。你若能给赤身者衣服而不给，就是让他冻死；如果你看到有人饥饿而不给他吃，你便是让他饿死。同样，你若看见某人无辜被定死罪，或受类似的灾难，而你知道有方法拯救他，却不帮助他，你便算杀害他。”这条诫命禁止所有的杀人，实际上，不但禁止直截了当或有意识的杀人，也禁止间接或无意识的杀人，不但禁止恨人，而且禁止不爱人，不但禁止恶意伤害人，而且禁止不照顾人、不关心人、不体恤人、不帮助人、不施恩于人、不解救危难于人。就是说，不但禁止杀人恨人，而且禁止不爱人如己。而且，这个诫命是，人不但自己不能杀人，也不能不及时防范和制止别人杀人。凡是看见别人有困难，或身体和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而不用言语相助的，希伯来文化都称其为“凶手”。因此，希伯来文化的本意是不让任何人受损害，需要当向人人表明仁爱15。这个诫命要我们止息一切伤害，要我们撒播信德、温暖、慈爱。
三 正面资源
鲁迅要我们多做正面培养、哺育和建设的工。他说，“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17鲁迅要我们做耐心、平和的工。他说，“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少了互害的局面罢!”18“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有‘爱’”19——这样一个表达，是鲁迅一生呐喊、彷徨、激愤、抗争所围绕、展开和归结的核心思
想，是鲁迅精神的基调，是鲁迅人生的底色，是鲁迅提供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鲁迅精神在希伯来文化关照中显出开放的活力和内涵丰厚的实践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对暴力的张扬，不是迷惘和绝望，而是启蒙、爱心和理性的引导。对鲁迅之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人类而言，鲁迅的继承者要从鲁迅身上汲取的，应该是希伯来文化与汉语文化互补的良性品质，应该是对极端的缓冲，是对爱的坚守，是用理性和规则寻求的公义，是对和平与和谐的期盼和珍惜。这种精神实际上是鲁迅终其一生的本意，这个本意在特殊的时代里被人们过多的亢奋激情遮蔽过，被片面化和被曲解过，也被准确地承袭过。在新的时代里，我们应该理解鲁迅为中国文化及现实人生所做的正面建设工作，应该承认这个基础建设的漫长性，应该明确其中忍耐、宽容、怜悯和缓冲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语境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会更加医治人、滋养人、哺育人、造就人。在这样的鲁迅精神关照下，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生态也会更加趋向肯定、正面、光明、积极和建设的良性循环。
索洛维约夫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20在我看来，这段话所讲的正好是鲁迅。鲁迅没有屈服于暴力、仇恨与绝望，鲁迅精神的本质是伟大的爱和理性的建设。鲁迅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非暴力呐喊的声音传达的是鲁迅精神的最宝贵部分。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②③《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④《鲁迅全集》（第10卷），第325—333页。⑤《鲁迅全集》（第7卷），第75页。⑥《鲁迅全集》（第2卷），第200页。
⑦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⑧12171819《鲁迅全集》（第1卷），第366页，第225—226页，第358页，第364页，第133页。
⑨⑩1113《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会，1989年，帖前5∶15，太12∶28，约8∶7，出20∶13。
1415李志杰编辑，李天德译：《协同书》，香港路德会文字部，2001年版，第347、350页。
16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20索洛维约夫著，张百春译：《神人类学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但，鲁迅没有猫咪，而且，他还仇恨猫咪，甚至，他养过一只拇指大小的隐鼠。
他梦想生活在百草园，与蟋蟀们待在一起，与木莲覆盆子们待在一起，与美女蛇待在一起。白天，看云雀从草丛蹿向云霄；夜晚，等着老和尚在枕头底放一盒飞蜈蚣，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当然魔幻又炫酷，但大人们不答应，将他送进城里最严厉的学校里。
在三味书屋，他识了字，见几千年的历史全是吃人，他扯开嗓门大声呐喊――他朝阿Q呐喊，朝闰土呐喊，朝孔乙己呐喊，朝祥林嫂呐喊，朝九斤老太呐喊，朝单四嫂子呐喊，朝蓝皮阿五呐喊，朝红眼睛阿义呐喊……整个世界都听见了他的呐喊声。
一个矮小的人却藏有巨大的悲伤，他把这些悲伤写在纸上。这个世界不理睬他的悲伤。而他的悲伤比河流要长。
许多年后，一个叫大江健三郎的日本作家接到了诺贝尔文学院的电话，很狂喜，急切地向母亲报喜。母亲很不高兴，问，鲁迅先生获过这个奖吗？大江健三郎瞬间石化了，羞愧了好久。后来，大江健三郎说，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为了向这个人致敬，就是为了靠近他。
他身高不足一米六，却是帅毙酷毙的一代男神，一米八的萧伯纳赞美他好看，他告诉萧伯纳：等到我老了，会更好看。
生命中，他热爱微小的事物，他叫许广平小刺猬。一个雨天，许广平去看他，那一晚，他画了一只小刺猬，打着一把小雨伞。
在厦门，他因为思念他的小刺猬，去一株相思树下静坐，偶然看见一匹猪吃相思树叶子，他勃然大怒，与那匹猪展开决斗，一个同事见了，惊问究竟，他说，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
16岁前，他因为矮小而迅速，大人们叫他胡羊尾巴；46岁了，他还常常会在他的小刺猬前，从长条板凳上跳过来，又跳过去。
他跟铁杆许寿裳说，鲁迅这个笔名的意思是：愚鲁而迅速。许寿裳说，不就是胡羊尾巴吗？他们于是哈哈大笑。
但林语堂却称他为“令人担忧的白象”。因为他太特别了，特别得令人担忧。
他每天抽烟30支，抽得手指发抖，也停不下来。他的小刺猬管束他，他又闹脾气。他向林语堂讨主意，林语堂说，戒烟其实蛮容易，每天都可以戒几回。
他生了病，胡思乱想，以为要挂了，准备写遗书，突然想到稿费，一骨碌爬起来，病立马儿就好了。他说，生小病，还有钱，就是福。二者缺一，就是俗人。
最终，他带着咳嗽离开了这个世界，还给世界留了遗书，说是赶快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而这个世界不理睬他的梦想，还给他准备了几顶高帽子和纪念馆，也都堂皇得吓死人。
今天的中国，一万个注册作家中，至少有九千九百九十个渴望获得鲁迅文学奖。但鲁迅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文学奖。可见，他比今天的作家们都谦卑。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绍兴，几乎每一天，他的纪念馆游人如织、观者如堵。但是，亲爱的鲁迅，不在教科书，不在纪念馆，不在神坛上。他在这些冷酷、讥讽、悲伤的不朽经典中。
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写这些文章其实也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清醒过来。作者用幽默而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所有炎黄子孙，用带有指责和批判的语言，诉说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作者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振我中华雄威!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呐喊读书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呐喊读书心得1无意中，翻看开了那本尘封已久的鲁迅的《呐喊》，其中的《阿Q正传》让我再次回味到儿时读它的那份惊喜，品味着此时的感悟与感动。
阿Q是鲁迅塑造的经典形象，我曾经问自己为何如今文人笔下没有如此生动的形象诞生?究起原因，是社会造人。那个封建时代是封建思想顽固、地主当道、军阀统治的时代，未庄就是被封建思想毒害了的村庄，阿Q是一个弱者，他受到这些地主恶霸的欺压，阿Q的“假洋鬼子”与“男女之大防”等思想也绝对不是阿Q所独有，这是时代产物。再如阿Q带给我们那几场让我们苦笑难言的戏：看杀革命党人、调戏静修庵的小尼姑、闹恋爱以及投身革命军队等，都是在封建吃人的本质面前上演的，也并不是某个人愿意就能改变的。
但凡看过《阿Q正传》的人都认为他是悲哀至极的人物。阿Q他所受到赵大爷、赵白眼、小D和静修庵里那条黑狗等等一系列的打击折磨不必多说，最最可悲的是他竟有一套让人哭笑不得的取胜法宝，即他所采取的“精神胜利法”。这就是阿Q的生活哲学，甚至于说是在封建压迫制度下，更多弱者的生活哲学。
我们总是会带着笑来读《阿Q正传》的，仿佛可怜的阿Q从被创造出来就一直被大家笑着。然而这笑并不是看得起的笑，而是带着讽刺、带着轻蔑或许是带着同情与怜悯的笑。他的精神胜利法，恋爱价值观，他的幸灾乐祸往往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赏。
可以说阿Q是一个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小角色、一个弱小者，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一个为他着想的人，是一个封建乱世时的代言人。而任何时代都会有弱者，作为一个新社会的现代人，我们从阿Q的遭遇中更加应该去反思、去行动、真正扛起关爱身边的弱者的责任。
呐喊读书心得2《呐喊》正如书名，是鲁迅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发出的最深沉的呐喊疾呼。
作者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妄想，都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写狂人含义双关的表述。其中《狂人日记》是对封建势力作得象征性描绘，将写实的手法和象征的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次是语言性格化。《狂人日记》使用的是现代文学语言。作者精心构思了一个“语言杂错无伦次”的狂人。语言似杂乱而实敏锐，即符合精神病人的特点，又道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性格化的语言成功的塑造了貌似狂人而实具象征意义的战士形象。
《明天》是鲁迅着力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寡妇单四嫂痛失独子的描写，令人震悚地展示了一幅中国妇女孤立无助的图景，同时抨击了黑暗社会吃人的本质和没落社会中人们的无情和冷漠。作者冷峻的写作风格显示出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恨。精炼而写实的艺术显示了作者写作手法的纯熟。洗练而朴实的笔精彩的勾勒了一幅小镇风俗画，而人物的刻画与对话的描写，更难有一字更改，实在是精品中的精品。
《一件小事》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内容警策深邃。全文仅一千字左右，作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在歌颂下层劳动人民崇高品质的同时，还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表现出真诚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新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能有如此认识是很不寻常的，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本篇的写作特点，一是运用对比手法，将车夫和“我”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进行对照，显露出“我”自私自利的渺小，映射出车夫的光明磊落，敢做敢当，关心别人的高大形象。
在《呐喊》这本书中，还有许许多多令人深思的文章，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判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呐喊读书心得3鲁迅先生有的故事是通过那些人物的事件来对现在的社会进行批评与讽刺的，如阿Q那愚昧的“精神胜利法”显示出了鲁迅先生的无知、自欺欺人，以及最后冤死的事情讽刺了社会的不公。再如狂人的那一册日记体现出了鲁迅先生变态的内心世界，但是反衬出了社会上封建礼仪对人精神的束缚如同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人们的心上。再如孔乙己那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赖帐和最后惨死的经历些出了鲁迅先生的迂腐、善良还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心灵残害做出了锋锐的控诉。
有时，鲁迅先生也通过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儿描写，比如说：《一件小事》通过自己的自私和那个车夫的伟大赞颂了这种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伟大精神。《头发的故事》就是通过“我”和“N先生”的一次谈话揭示了辫子对古代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在写作中，鲁迅先生也会通过在文章中哪些不起眼的线索带给人们道理，如《药》之中夏瑜的牺牲赞扬了革命但是反对了革命的不彻底性，赞扬了夏瑜英勇无畏的精神，也体现出了康大叔的冷漠、封建。
鲁迅先生不之会通过哪些事情来批判社会，还会描写出来自己真挚的感情，如《社戏》中通过孩子那些近似于胡闹的事情描绘出孩子的天真无邪以及聪敏和顽皮，更是描绘了双喜、阿发两个人物。
《呐喊》实在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鲁迅先生通过哪些事情在呐喊，崇尚光明反对黑暗。在这其中，有许多好的写作手法等着我们来借鉴呢!
呐喊读书心得4《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呐喊读书心得5再读《呐喊》其实引发我更多思考的依然是我们异常熟悉的那几篇：《故乡》、《药》、《阿Q正传》、《孔乙己》。
和散文相比，小说可能本身便具备较高的可读性，在阅读中，你走入鲁迅先生们的世界。走入《故乡》，走入那片瓜地，走近那个手持钢叉的少年，走进那段儿时欢乐的少年时光，彼时雪中捕鸟，瓜田刺猹;彼时年少轻狂，幸福时光。
走入《故乡》，走入那一声生疏的“老爷”，将曾经的年少友谊打得粉碎，闰土无法冲破当时几千年间形成的封建礼法观念，当时的人们都无法冲破这些纲常道德对人的束缚和压制。走入《故乡》，走进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豆腐西施杨二嫂，常人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杨二嫂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为了钱财利益，不折手段，她是这部小事里真正的小人，不讨喜的人。
我想鲁迅写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警示自己，警示鲁迅先生人吧。纵使生活会如此艰辛，人活着也不能没有信仰，失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遗失人与人最基本的感情。至于结尾那句经典“人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相比于绝望的轮回，我还是更愿意接受那个我们初中时的解释——世间总有希望，一切总会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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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恶搞主题：草船借箭
成功需要三个因素：勤劳，智慧，运气，缺一不可。当然像诸葛亮这种旷世奇才可以省去勤劳，但却少不了运气，就拿草船借箭来说，如果运气不佳的话……
结局——只差一枝箭
草船上的草人中了很多箭，约有十万余枝，但是仔细一数，只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枝。结果周瑜依军法处斩诸葛亮。
结局2——禁不住急拐弯
船行到曹营附近，曹军射以乱箭，箭极多，插满船身的一面，于是诸葛亮把船身掉一下，船即失去平衡，侧翻了，箭、船、舵手、鼓手、孔明和鲁肃皆入江喂鱼。
结剧3——曹军请来张艺谋
曹军方面请张艺谋来指导弓箭手，乱箭齐发，草船无甚护甲，结果(可以想一下《英雄》里秦军攻城时，劲弩乱箭射穿墙瓦的情景)箭是借到了，可舵手，鼓手，孔明，子敬一干人等俱成刺猬，船也被射穿，全部入江喂鱼(鱼们条件改善，吃起了关东煮)。
结剧4——超载
船行到曹营附近，曹军射以乱箭，箭极多，插满船身的一面，诸葛亮及时掉转船头，箭插满船身的另一面。诸葛亮令军士大喊：谢谢曹丞相赠箭!雾散，曹军发现后追击，孔明船队负重太多，来不及逃走，皆被曹军俘获。
结局5——曹军射的是火箭
船行到曹营附近，曹军以火箭射之，火箭遇草立即引起大火，同时又使草船在大雾中显得分外明显(就像雾天汽车开雾灯一样)，曹军纷纷继续瞄准火船射箭。
结局6——新式武器
船行到曹营附近，突然看见曹军推来了数十台投石机……
结局7——曹操也不傻
话说诸葛亮和鲁肃率领船队借着大雾来到曹营附近，下令擂鼓呐喊，谁知曹营也同样擂鼓呐喊，而且声音居然比诸葛亮他们还大，诸葛亮心虚，下令船队放箭，结果天亮后诸葛亮返航时候非但没有借到一枝箭，反而赔了数万枝，背后还传来曹操士兵的齐声高喊：谢谢孔明先生箭!回到军营，周瑜大怒，将诸葛亮斩首。
结局8——喊错地儿?
诸葛亮和鲁肃率船队来到曹营附近，擂鼓呐喊，却半天不见曹营有回音，诸葛亮怒，下令全力呐喊，仍不见回音，诸葛亮大怒，下令不全力喊者斩，士兵害怕，都喊破了嗓子。但曹营居然还是没动静。天亮后才发现原来因为天黑雾大，船队走错了方向，开到了荒郊野外。诸葛亮晕倒。
结局9——曹操是个二百五
曹操听到水寨外的喊杀声，心中冷笑：就东吴这几万人马也敢来挑战?当即下令全军出击。诸葛亮和鲁肃见势不妙，掉头逃跑，好容易借着天黑雾大逃脱了曹军的追赶，不想曹军不肯善罢甘休，顺势来到周瑜水寨前叫骂，周瑜不知就里心中害怕，下令调拨所有弓箭手到江边，好容易将曹军射退，倒把东吴的箭射了个精光。诸葛亮听说，知道不妙，也不回东吴军营，直接逃回夏口去了。
结局10——讨债的来?
从1987年3月15日起，在匮乏的物质世界里踽踽经久的国人，终于回过神、缓过气来，开始尝试从资本强迫的生存方式中挣扎出来，去拷问制造的质量、品质的优劣，意图让假冒伪劣的消费秩序回归真实，从而重拾丧失的权益。
近三十年之久的3・15呐喊与打假，虽然让现实的中国式消费与制造之间的真假对冲得到某种纾缓，但造假的痼疾却如同活动的癌症细胞肆虐游荡，并从物质世界游移到文化的肌体上。学术桃僵、文化造神、天价赝品、创意新闻、手术美人……无所不在的伪劣文艺伴随着文化消费大潮，充斥于街头巷尾。对于文艺消费秩序的紊乱，中国人似乎没有那么敏锐。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方舟子们”勇敢地站出来口诛笔伐外，大多数人员如阿Q当初围观大清刑架下的革命党人一般麻木。
源于这种集体性麻木，文艺假面之风开始从单体点状的产品蔓延至传播大众的影视产品，无所不用其极的影视造假肆意横行：整形的颜值、注水的收视、虚构的票房、做作的假拍、剽窃的剧本、满屏的水军，尤其是各类傍大款、傍IP、傍经典、偷梁换柱的网络影视剧，大行其道，招摇过“网”。相对于其他的文娱形式，中国的影视人对奇形怪状的假象尤为敏感，整个影视界遍布打假的呐喊，但迄今为止却终究没有一个“方舟子”敢勇猛地站出来，揪住某个造假的辫子，令其现众。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方舟子厮杀某个造假的学人，是因为对方只是一个个体的斯文人，而影视造假却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谁敢冒行业之不韪去挑战“规则”？
烟、酒、茶、奶、地沟油，林林总总的物化假李逵之所以会成为过街老鼠，是因为人们以为这已严重地危及了自身的生存权益，故而不遗余力齐声喊打。那么文艺界尤其是影视界猖獗的造假之风，危及的又何止是个体的生命？那将危及国家文化的安全，那将给中国影视真正的繁荣埋下无尽的隐患。
肯尼迪当初的咨文提及消费者的四项权益为：有权获得安全保障、获得正确资料、自由决定选择、提出消费意见。这是总统先生将自己换位于个体公民的感受后而发出的呐喊，这一声呐喊改变的不仅是美国公民的消费方式，更是全世界的消费文化。
《通信产业报》（网）：您多年来一直力推TD建设，为中国自主创新呐喊助威，可以说这种坚持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电信行业发展的历程。您最初是如何考虑，为什么要力推TD？
李进良：1952年我从清华通信专业毕业，一直从事无线通信研究工作。原来我们国家比较落后。上世纪80年代国家100多个通信产业的企业，情况都不是很好，那时都是被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外企业侵占，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的技术标准。1984年我参加了国际电信联盟的年度会议。在会上，美国人提出，鉴于无线寻呼统一为国际标准后，发展迅速、又好又便宜，所以建议1G也统一标准。会上意见分歧：有人认为统一标准为时过早，有人认为要统一也不能就用美国标准。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人引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申辩，移动通信的理想就是要“一机在手通遍全球”总要跨出第一步。当时1G提交给国际电联的只有4个标准，而到了1985年，增加为8个，标准争论更加激烈。干脆放弃模拟制式的统一，重起炉灶，从尚在孕育的数字制式开始考虑，为此成立了十国委员会研究未来公众陆地移动通信系统（FPLMTS）。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经过10多年形成的国际3G标准，中国的TD-SCDMA成为当时三个标准之一，这三个标准就是从十多种标准提案优选出来。我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的TD-SCDMA由于采用时分双工（TDD）频谱效率最高，标准是最好。从那个年代开始，我呼吁了十五六年写了很多文章。然而我认识到，推进TD技术标准，光写文章是不行的，要把技术变成产品才能发挥作用。当时我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写信，建议集中全国力量狠抓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开发。吴邦国同志也很支持，国家投资5000万元研发资金支持大唐移动研发TD产品。后来建立了TD产业联盟，华为、中兴等企业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TD产业。
通信履历
曾任原信息产业部第七研究所总工程师、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委员，现任第七研究所《移动通信》杂志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战术通信与移动通信系统的科研工作长达60多年，最近15年来为推动我国通信领域的自主创新，对3G的TD-SCDMA、4G的TD-LTE倾注了全部心血，积极主张我国应采用TD-SCDMA/TD-LTE作为3G/4G的全国统一标准，已引起较大反响。2009年荣获“TD铁人”称号”。
《通信产业报》（网）：从3G的TD-SCDMA建设到4G TD-LTE统一标准，遭到了许多质疑与反对，对此您是如何对待的？
李进良：力推TD自主创新技术，摆脱国外标准的影响和控制，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国内自己的技术不成熟，推广成本高，而国外的FDD技术基础雄厚，全球范围十分普及，产业链成熟、建网成本低等等。而实质这种理由无疑是受到国外企业的影响，为其自身利益鼓吹引导而得出的。我曾撰文反驳：凡是全国性的大系统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才利国利民。因此一个国家的移动通信系统不管是1G、2G、3G还是4G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欧盟20多个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统一发GSM标准的2G牌照，克服了种种困难，获得巨大的成功；本世纪初又统一发WCDMA标准的3G牌照，终于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再一次统一发放LTE-FDD标准的4G牌照，正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欧盟这么多国家的2G、3G以及4G都发统一标准的牌照，怎么中国“都发TD-LTE是绝对错误”的呢？
我也曾给当时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建言，写了《建议我国借助TD-SCDMA大踏步走向世界》、《TD-SCDMA的终端定制迫在眉睫》等多篇信件，就是要得到国家的支持，这样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才能发展。后来因为得到了国家领导的批复与支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用了中国自主的技术标准。确定了中国移动以TD-SCDMA为标准发展3G建设。后来4G TD-LTE技术就是在当时3G TD-SCDMA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今三大运营商都发展了TD-LTE技术，我心里也感到很欣慰。
《通信产业报》（网）：回顾这么多年TD发展，您有什么感悟？
李进良：回顾我为TD建设呐喊呼吁的历程，我有三个感悟：一、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是很强的，对此我坚定不移，我始终认为我们的TD标准是最好的，会得到国际认可和推广。二、推进自主创新TD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也不会有TD的大规模使用。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当初很多人对中国标准的发展存在质疑，不相信我们自己技术能够大规模使用，更不会想到能走向世界。而现在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TD-LTE将与领先的高铁、核能技术一同“走出去”，让低成本、高效率的自主创新技术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通信产业报》（网）：您矢志不渝地为TD呐喊，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撰文立著，呕心沥血。如今到了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您如此执着是为了什么？
李进良：我可以坦诚地说，我作为无线电通信的一名老兵，曾为通信市场的丢失而痛苦忧伤，也为通信工业的群体突破、民族通信产业的自主创新而欢欣鼓舞，更关心我国通信事业的创新前景。在2G时代，由摩托罗拉为主导，3G时代高通的知识产权费用很高，条件也很苛刻，手机的费用居高不下。我之前曾预计有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手机费用会很便宜，200元就会拥有一部4G手机。现在看这样的预言是实现了，现在四五百元就能拥有一部很好的手机了。TD技术可以说推进了我国自主创新技术，方便了老百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我七十岁退休后，十多年来一直为推动我国通信领域的自主创新到处奔走呼吁，对3G的TD-SCDMA、4G的TD-LTE、农村通信的SCDMA等等项目从标准制定、发展战略探讨、攻关、宣传甚至上书，倾注了全部心血，在报刊、网站发表文章、访谈100多篇，引起很大反响。我撰文呐喊，包含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忧与思，其中有愤怒，有喜悦，更有期盼，为13亿人民呐喊，愿呐喊之声打动中华儿女之心。渐渐听见了回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正如庄子所言：“空谷足音，跫然而喜矣”！
呐喊内的文章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共14篇。《呐喊》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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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鲁迅著名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其中多数篇目都集中表现出了孤独的觉醒者的反抗、斗争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其最终的结局无不围绕“理想”与“孤独”的共生关系而阐释，两者在小说中是通过“理想”的两种状态来展开的，即“理想”在“孤独”中萌芽着曙光，及“理想”在“孤独”中幻灭。在众多的论文集中关于“理想”和“孤独”者的抗争都是分别论述，而没有清楚阐明两者实则为一种共生关系，互为前提而存在的。本文将另辟蹊径，就两者共生性来剖析鲁迅小说里人物“理想”的存在状况，这将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研究领域。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世纪里，中外鲁迅研究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对《呐喊》和《彷徨》以及其中诸篇小说做了很多侧面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在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独立特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同意把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满解决的课题。就当代的研究鲁迅小说的众多文集中都是从思想、内容方面下笔，关注的皆为孤独者、觉醒者的抗争，比如朱寿同的《孤独的旗帜》，丁小萍《中国现代小说名著鉴赏》中单一的分析了《伤逝》里觉醒者的悲剧命运的原因，王瑶《鲁迅作品论文集》选取西部小说集里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生活、生存状态，特别是思想精神状态的转变，都充满了理想主义，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阻碍而酿成悲剧。但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局限，没有指明理想与孤独有必然的联系。而本文将弥补这一缺陷，从思想、内容方面来分析“孤独”与“理想”的关系。理想是人对某事的心理期待，是人类心理欲望的集中体现。而孤独纯属人的外在存在状态。两者所指范畴不同，但是根据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这个哲学理论来讲，“理想”与“孤独”两个大相径庭的词却又有本质的联系，任何“理想”都受其依附的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影响，个人的生存状态、客观社会环境及客观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于理想，决定了理想的发展方向。其中，“孤独”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条件导致的，因此，“理想”最终归就于“孤独”所依附的个体与现实的关系。
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类总要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理想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如果理想脱离了现实，甚至和现实格格不入，那人将怀着一种空虚感来面对现实，从而产生孤独、空虚、寂寞，理想也会在这种状态中渐行渐远。理想除了在孤独中幻灭，还可能在彷徨中重生。因为理想属于一种精神安抚，即使现实的条件不可能让这些合理的东西存在，但孤独者、觉醒者可以把理想、希望寄托在现实生活中富有希望的人和事物上，如青年、孩子、梦。在鲁迅作品中它们被看着希望的载体，于是在孤独中也有希望的曙光的出现。综上所述，理想将以两种存在状态在鲁迅小说中呈现：一是理想在孤独中萌芽着曙光，二是理想在孤独中幻灭。
一、孤独中萌芽着理想的曙光
“理想”这个词在鲁迅作品中谈得很多，他说“人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 ”，[1]给理想的主体下了很大的范围，所有的人都应有理想，但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矛盾冲突当中。人往往会屈服于现实，陷入孤独，正如鲁迅所说“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也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和经历相伴，那冲突便目见其了然，所以勇于思索的人们，便难免有变化，有苦闷，有彷徨。”[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里的诸如夏渝、吕纬甫、魏连多、子君、涓生等之类的孤独的形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而是有了远大的、超越了现实的希望，却没有成熟的现实条件的支撑。《呐喊》中的“孤独者”不是怀恋过去，而是希望将来，如同鲁迅在《莽原》出版《预告》中所宣告的：“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他们虽然都是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有孤独、彷徨，但更多的是乐观的态度，觉醒者们在孤立无援中把希望寄托在梦里，托付给青年一代或孩子身上，于是这种孤独不会让读者产生失望，也不会给小说人物带来悲剧色彩，相反，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未来希望的曙光。
梦成了孤独者对希望的寄托。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里对鲁迅的梦和创作作了论述，他认为鲁迅的散文集《呐喊》、《彷徨》都是鲁迅的“梦”的幻化，因为鲁迅说过：“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3] 其心中的“离奇和芜杂”的内心幻化出来的“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是《野草》，而内心的荒芜外化成人物，那便是通过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来完成的。如《明天》就为一个精彩的例证，宝儿的死，让守寡的单四嫂失魂落魄，她唯一的希望成了幻影，于是作者用了“曲笔”让单四嫂用梦来完成幻影的成真，即在梦中见到儿子，结局如何，作品中却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从小说情节中推断出，梦终将成为可能，因为单四嫂周围的人如蓝皮阿王、王九妈等，于宝儿之死不但没有安慰，反而为了混饭吃，即使粗笨的单四嫂也意味到了没有亲情、爱情甚至邻里之情的屋子里“忽然太静了”。于是，她只有求助于“梦”来慰藉她那孤独的灵魂。另外，作者取篇名为“明天”，就带有乐观的态度和充满了希望的理想，单四嫂的明天就是和儿子在梦里相见。小说通过在冷淡的人际关系中，希望是有可能的，是有方向的，那便是梦，虽然有它的不合理性，但至少可以激励读者的斗志，梦是有可能的。除了梦成为理想的载体外，青年、孩子也是希望的象征。
青年、孩子也是鲁迅小说中理想的象征。青年、孩子都是被认为是最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鲁迅多次谈到他的写作要对得起青年一代，不要让他们看到这个无望的社会的而失去信心。可见，他对青年一代是充满希望的。孩子也一样。“在’孩子’身上看未来，在’孩子’身上看希望，是《呐喊》、《彷徨》内蕴的一条重要思想脉络。”[4] 狂人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有吃人的履历，也免不了吃过别人，或者即将被别人吃，只有孩子，正在接受教育的他们，教导他们不要“吃人”，也 不将被人吃。中国才有希望，社会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麻木的人民只想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安稳的生活，宁愿别人吃接着也将吃下一代，而下一代--孩子，只有把他们把吃人的链条上解救出来，才能解救人性。狂人看到了孩子是有希望的，不忍心新的生命在恶毒的社会里遭遇不幸。因此，呐喊声是如此强烈。另外，《故乡》里可爱、活泼的水生、宏儿也是希望、理想的代表，他们之间纯真、深厚的友谊是小说中“我”这个叙述者的理想。只有对现实“昏沉的夜”的不满才会有理想、希望。封建深严的等级制度抹杀的“我”与润土童年伙伴之间纯真的友谊，在强大封建势力下，不得不以“老爷”来取代同伴，富贵贫贱在人们眼里如此清晰，自我定位也如此恰当！将来的理想，将来的路，有了孩子们的实行，走的人多了，也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现实冷漠的人际关系被等级制度凝固了，希望在宏儿、水生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社会而改变。叙述者“我”已经认识到“无望”在他们这一代的痕迹，有意识，有信念，但无能为力，只有展转流离，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青年和孩子身上，因为在他自己的孤立、孤独无援中看清了下一代的希望。“孤独”中终于有了“希望”的曙光。希望、理想在小说中就是以这种状态存在的，传递给青年，托付给梦，于是孤独者也有了乐观向上的精神，读者也有了更大的信念。
鲁迅在《呐喊》里表现出更多的乐观态度，以至于在孤独状态下仍然有理想和希望之光在闪烁。相反，在《彷徨》里却表现为消极情绪，希望、理想终究在孤独、彷徨中破灭。
二、理想在孤独中幻灭
鲁迅为《彷徨》题序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河戢独彷徨。”作者袭击对现实也失去了希望，作为文人只有扛起文人的“武器”到处彷徨，寂寞、虚空始终纠缠着他，辛亥革命失败，统治阶级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致使广大的人民仍处于愚昧、蒙昧的状态，于是作者把他的愤怒诉诸与笔墨，警世人们，让世人看到农民、知识分子的伟大的理想是如何在无可奈何的社会里幻灭的。也许广大读者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这即是鲁迅先生作《彷徨》的根本目的。因此，以下将是他小说中“理想”在“孤独”中幻灭的原因分析，同时也影射出作者本人的希望的破灭。
众所周知，在《彷徨》小说集中“孤独者”、“觉醒者”形象是鲜明、突出的。我们可以说那些觉醒者就是孤独者，正如那《药》里的夏瑜，面对凶残的牢头阿义，劝阻到“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狂人日记》里狂人“救救孩子”的呐喊，《伤逝》中追求爱情自由的子君、涓生，努力争取自由的子君深刻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力”。在这里要首先陈述的是为什么觉醒者是孤独的呢？由于中国这个密封得没有一扇窗户的铁屋子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沉睡并且他们也不愿苏醒过来，只要有像吕纬甫、魏连殳这样的人觉醒了，他们就必然和铁屋子、和绝大多数昏睡的同胞处于一种文化对峙中，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只有他们在孤力地挣扎，他们就只能是孤独的，鲁迅也称他们为“勇敢的战士”。即便是勇士，由于主观条件的限制，光辉的理想还是会幻化。其中，有几点是来自勇士们的命运和自身弱点。子君、涓生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普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有强烈的改革社会的意图，且按照自己意识而独行，子君离开家，亦然决定同涓生同居，藐视周围人的冷眼、讽刺。“盲目的爱情”让涓生慢慢意识到子君的强言欢笑。觉醒并且行动后仍然离不开现实的生活、生计的圈子，理想渐渐与生存发生冲突，最终只能以涓生选择“我不爱你”来暗中逼迫子君屈服父亲的要求，她的屈服意味着追求爱情自由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的奋斗者最终难以推动思想的力量化为现实。《离婚》里具有强烈斗争抗争性的爱姑，是鲁迅小说中塑造最具反抗意识的女性，泼辣的爱姑为自己被“老畜生”、“小畜生”逼迫离婚的公道，寄希望于知书明理、讲公道话的七大人，封建势力强强连手以调解淹没的爱姑的斗志，洗涤得干干净净。单枪匹马、孤军之闯，必然会头破血流，人物是《彷徨》中众多孤独者、觉醒者的典型代表，但他们始终没有克服现实的困难，只有消沉至死去。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后即使有的改革热情也开始熄灭，吕纬甫为了破除迷信，拔神像胡子照做不误，由于多年生活辗转流离，辛苦恣睢，残酷现实渐渐消除了企图破除迷信的信念，生活没有目标，只有“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日子，以致于母亲让他给三岁上死掉的弟弟迁葬他也做，这行为实则在遵循迷信规则，给阿顺送去两朵剪绒花。如此无意义的事情吕纬甫也在做，并且为了生存“飞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到原来的地方”教本来抵制的“子曰诗云”之类的封建东西。吕纬甫之所以消沉下去，没人理解、同情他的初衷，个人力量无法推翻封建力量、封建迷信。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失去了改革的动力、热情，并且坚持自己信念将会连自己生存也无法保证，只有表面上遵守封建规则，心里默默地坚持，观念与行为不一致，不协调的痛苦慢慢侵蚀着吕纬甫的心灵。最后，也只有在“模模糊糊”中葬送这些觉醒者的理想。
《孤独者》顾名思义，孤独者魏连殳不仅消沉，而且非常忧郁、冷漠，他看不惯庸俗的一般的人，不愿同流合污，然而生活在“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社会里，只有独创“独头茧”来麻痹自己。他哪知道，人是自然的，为了生存可以独立发展，同时人也是社会的，为了生活不得不与社会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魏连 殳终日读那些陈旧的书来保持自己的孤傲和清高，社会中的庸俗、圆滑、世故纷至沓来，流言蜚语威胁着他，最后的失业，走投无路，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魏连殳的行为看似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实则是用自己反叛的行为来维护正确的信念。他曾说“我自己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5]在与他相异的世人眼里，他是失败的。终于同流合污了，身陷于他所不愿的社会大染缸里。而他自己始终如一坚持他是胜利的，始终如渝地维持高尚的信念。我们跳出魏连殳的立场，站在社会现实的观点上分析，魏连殳的孤芳自赏是他“自慰”的心理，他的屈服、消沉是作者极力否定的。屈服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体面的出路，走投无路情况下只有屈服、投降，并把此行为看着是胜利，看似胜利，实则失败。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很大的伤痕，在周围一片胜利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最后终于孤独地死去了。”[6]总之，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群像的共同奋斗历程都是“飞了一个圈子”：理想--奋斗--挣扎--屈服。理想就是对现实的不满，而屈服是对现实的认同，归宿于现实，奋斗的过程是孤独、寂寞的，屈服意味着理想在孤独中幻灭。这样的思想脉络是《彷徨》里是一道摧不毁的防线。
三、结论
《呐喊》是1918-1922年间的小说，鲁迅先生用这里的作品来给革命力量助威，“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与前驱”[7]因而，理所当然是充满乐观向上的情绪，让“理想”在“孤独”的状态中也有萌芽的可能，理想的这种存在状态具有积极的社会存在意义和社会效应，从文学角度讲，“曲笔”的应用也是合理的。而《彷徨》写于1924-1925年间，这是新文化内部发生分化的时期，作者用冷静的笔调的剖析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弱点，在失败的辛亥革命后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因此为了达到世人的“自醒”的目的，理想在孤独状态中幻灭的原因将一一呈现于作品中。综上所述，清晰地认识到以上理想的两种存在状态，将有利于读者把鲁迅小说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也有助于拓宽鲁迅小说思想方面的研究。
注释：
[1] 鲁迅.鲁迅全集[M]. 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27页.
[2] 鲁迅.鲁迅全集[M].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356页.
[3]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229页.
[4]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第93页.
[5] 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第231页.
[6]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