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02:51:00
8月中旬，银监会公布二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称银行业利润增长有所趋缓，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银监会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环比增加452亿元，较一季度末的1177亿元有所减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与上季末持平。也就是说，今年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并没有像以往季度一样“双升”。
但众所周知，当下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不良贷款不断攀升，资产质量形势严峻――2011年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为十多年来最低点，之后逐季攀升且2014年以来增速加快。到201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连续18个季度上升，余额高达13921亿元，不到五年时间增长了3.4倍。并且，即使在信贷总量激增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也从0.90%升至1.75%，增长了近一倍。
就此而言，二季度没有“双升”固然有积极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迎来拐点。银行业防范风险、降低不良的压力仍然很大。
不良贷款形势不容小觑
上半年，在我国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推动下，宏观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的态势，GDP同比增速达6.7%，在合理区间稳定运行，这有助于防范银行业信用风险继续扩大。同时，商业银行面对严峻形势加强了全面风险管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信贷规模也增长较快，使得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
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却值得更深入地分析。
从动机而言，企业、政府和银行都可能在账面上“降低”不良贷款：
一是部分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经营情况不佳的现实，甚至还可能要求银行调高贷款级态;二是地方政府对涉及风险事项的企业，往往要求银行实行“三不”（不抽贷、不提高条件和不调级）;三是少数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或会人为地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采取从表内调整到表外等手段。因此可以看到，近年来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的增速同样较快，从2014年末的2.1万亿元增长至今年二季度末的3.3万亿元。
银行业有一句谚语：多数不良贷款都是在好光景时贷出去的。因而面对现状，形势严峻。
风险或将进一步恶化
综合来看，影响银行业资产质量的诸多内外因素，目前仍然不被看好。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依然面临压力。尽管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有趋稳迹象，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我国经济增速或在今年实现6.6%，明年放缓至6.2%，2018年以后温和下降至6.0%，此后还可能进一步平缓下降。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超过70%来自银行体系，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作为典型的亲周期行业，我国商业银行不可能独善其身。
其次，滋生不良贷款的环境并未根本改善。我国较长时期以来处于信贷密集性经济增长模式，由此产生的存量债务积压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企业规模扩张时，很少考虑资金成本与还贷能力，这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伏笔。本世纪初，我国银行业有过一次大量剥离不良贷款的经历，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埋单。而这些年，随着强刺激政策退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又再次体现为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再次，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的政策有待优化。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受到政策制约较多，财税政策有待完善，银行自不够，核销不良贷款所需法律要件较多，表外利息减免标准偏高。
同时，不良贷款转让受限也比较多，如不良资产必须10户以上组包批量转让，个人贷款不得批量转让等，都难以满足当下的实际需求。尽管近年来大多数省份成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但与银行业2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总量相比，处置主体与处置能力都严重不足。
此外更须担心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经营困难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往往被当成救命稻草，被迫扛上“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事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消极态度令人震惊。
当下，市场风险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收紧风险偏好是抵御风险、降低不良的本能反应，但却因此受到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均反复要求不能压贷、限贷、抽贷。
因此，短期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可能继续攀升，银行资产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从区域看，不良贷款风险将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中西部地区由于资源型行业比较集中，企业规模大，国有企业偏多，不良贷款可能要更长时间才能充分暴露。从行业看，尽管当前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率不高，但其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了大量信贷资金，在去库存巨大压力下，其潜在风险将进一步显现。此外，影子银行体系和银行非信贷业务的风险，也都可能逐步暴露。
洪荒之力，任重道远
当然，情况也并非十分糟糕，至少目前我国银行业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强。从今年二季度数据看，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贷款拨备、拨备覆盖率三大指标均比上季度有所上升。其中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25291亿元，较上季末增加924亿元。
但要真正化解不良贷款问题，除了依靠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之外，更需要使出“洪荒之力”，坚持标本兼治：
一方面，要为银行处置不良贷款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商业银行综合运用各种处置政策和手段，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不良资产管理，并形成与资本市场联动的良性机制，不断提升处置能力，加大处置力度和进度，处理好存量不良资产。同时，商业银行要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从源头上尽量遏制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这是治标之术，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稳定经济增长预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硬化其预算约束。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对银行体系的依赖。同时严格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减少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这是治本之道，是根本之法。
论文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金融不良资产之成因，结合巴赛尔体制、公司治理原则及西方银行风险管理经验，从社会学层面，讨论了金融风险管理，银行内控制度与银行监管制度。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 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 Value at 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从银行内控制度而言，首先应建立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监控全面风险的、相对独立的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决定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程序，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评估执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管理状态，提出风险管理的改进建议并监督其在限期内完成改进任务。风险管理决策机构下设独立于银行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跟踪监督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开发风险管理技术，监管授信业务的授权和受信决策程序，识别评估银行风险，分析确定可控性风险与不可控性风险，并对可控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对不可控风险，要及时报告风险决策机构，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所有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实现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任何一个不受制度约束的职员，避免任何一项不受规范监控的业务。第三，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措施，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风险分数、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风险处置策略和经验，建立健全配套规范的风险处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体优化的员工队伍。1995年1月，巴林银行因资不抵债，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几代人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厦，被一个普通操盘手毁于顷刻之间。因此，“当银行行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个普通员工的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诱发火山爆发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正是金融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别之处:企业安危不仅仅系于管理层面，而且系于每个普通员工的手里。因此，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务必整体优化。首先要创新队伍建设理念，确立“员工为主人为本”、“我与企业共长久”的队伍建设战略，促使企业与员工目标一致、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着力营造了解员工、理解员工、关心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文氛围，给予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员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员工均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之时，也就是商业银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业务持续性地对不同岗位的职员进行系统性地培训，以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日益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廉洁敬业意识，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福利制度。通过对不同岗位绩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确定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辅助以奖励机制。第四要创立科学的业绩测评和职务晋升制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类别，分别确定相应业绩质和量的指标，定期对每位员工的业绩和潜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测评。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念，建立公平竞争、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宽晋升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
(六)完善银行监管制度
【论文关键词】：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风险管理；法律规制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WwW.133229.coM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从银行内控制度而言，首先应建立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监控全面风险的、相对独立的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决定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程序，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评估执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管理状态，提出风险管理的改进建议并监督其在限期内完成改进任务。风险管理决策机构下设独立于银行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跟踪监督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开发风险管理技术，监管授信业务的授权和受信决策程序，识别评估银行风险，分析确定可控性风险与不可控性风险，并对可控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对不可控风险，要及时报告风险决策机构，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所有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实现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任何一个不受制度约束的职员，避免任何一项不受规范监控的业务。第三，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措施，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风险分数、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风险处置策略和经验，建立健全配套规范的风险处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体优化的员工队伍。1995年1月，巴林银行因资不抵债，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几代人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厦，被一个普通操盘手毁于顷刻之间。因此，“当银行行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个普通员工的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诱发火山爆发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正是金融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别之处:企业安危不仅仅系于管理层面，而且系于每个普通员工的手里。因此，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务必整体优化。首先要创新队伍建设理念，确立“员工为主人为本”、“我与企业共长久”的队伍建设战略，促使企业与员工目标一致、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着力营造了解员工、理解员工、关心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文氛围，给予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员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员工均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之时，也就是商业银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业务持续性地对不同岗位的职员进行系统性地培训，以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日益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廉洁敬业意识，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福利制度。通过对不同岗位绩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确定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辅助以奖励机制。第四要创立科学的业绩测评和职务晋升制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类别，分别确定相应业绩质和量的指标，定期对每位员工的业绩和潜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测评。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念，建立公平竞争、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宽晋升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
(六)完善银行监管制度
自2001～2008年，笔者用自拟中药处方治疗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之不孕症78例，疗效满意，现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8例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患者，均因婚后不孕前来就诊，经超声检查或经子宫输卵管造影确诊。子宫体一般
1.2 治疗方法
1.2.1 基本处方 炒白术10 g，茯苓10 g，山药10 g，扁豆10 g，巴戟天15 g，补骨脂15 g，熟地24 g，山茱萸12 g，白芍15 g，甘草15 g。水煎日一剂，早晚分服，经期停服。
1.2.2 加减 肾阳虚，腰膝酸软，畏寒肢冷加寸云10 g，仙灵脾10 g，熟附子6 g，形体肥胖者减白术加苍术15 g，陈皮12 g，半夏10 g，石菖蒲15 g，形体消瘦者加黄芪30 g，当归6 g，焦曲15 g。
转贴于 2 结果
服药20～60剂受孕者30例，80～100剂受孕者35例，120剂以上受孕者9例，服药后未受孕者4例，治愈率近95%。年龄22～27岁者治愈48例，28～34岁者治愈26例。
3 体会
《素问·上古天真论》［1］中记载：“女子7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说明了肾气盛，天癸至，任通冲盛，月事以时下，是有子的先决条件。子宫发育不良乃先天禀受不足，后天调理不当。先天不足，肾气不盛，冲任失温，胞脉欠养，后天恣食肥甘厚味，形体肥胖，躯脂满溢，胞脉受阻或食不感味，形体消瘦，气血虚弱，冲任失养，子宫干涩，均可致月经稀少，难以受孕。治疗宜调补先后天之本，药用熟地、山萸肉、白芍、巴戟天、补骨脂，养血温肾，白术、茯苓、山药、扁豆，健脾化湿。形体肥胖者改炒白术为苍术加陈皮、半夏、石菖蒲，燥湿化痰，芳香化浊。形体消瘦者加黄芪、当归、焦曲，补气生血。肾阳虚加仙灵脾、寸云、熟附子，温补肾阳。共奏养先天之肾气以化精，培补后天脾胃之本以生血，精充血足，冲任得养，胎孕乃成。
【参考文献】
关键词：环境道德；公序良俗；民法基本原则；谦抑原则；政治公共秩序；经济公共秩序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82?09
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的规范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其统领着民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另一方面，其相对于具体制度而言，具有抽象的特点，因而能较为灵活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有学者指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基本的法律都有很长的寿命，立法者必须考虑到将行之久远的法律对他们所不能预料到的情况将如何处理，因而设定像基本原则这样稀疏的有意义形式，向有权机关提供广阔的解释空间，以使其通过解释的形式补充和发展法律”。[1]具体到民法领域，民法基本原则便蕴含了民法规范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不能为现有的规范、制度所涵盖的权利现象进行调整的弹性空间。因此，我们应该从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具有类似“空筐”的基本结构，既保证了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不会超出立法时预设的外延、从而使其“扩张”不至于任意化，又能最大限度为解释者提供弹性空间。
对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方面，学者们的论述存在一定差别。①在民法典草案起草过程中形成的几个版本的建议稿中，对民法基本原则组成的表述也不尽一致。②但笔者注意到，无论何种表述形式，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拥有广泛共识的。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种，公序良俗原则也存在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其外延的可能性。学者一般认为，公序良俗具有引致功能，即将法律外的规则引入法律内，使本不具有法律效果的一般道德规范具备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效力评价功能和违法性构成功能。“公序良俗犹如一根虹管，使民法得以不断吸取法律外的社会中的营养，不致与发展的社会脱节太远，从而可以永葆青春”。[2]（169?170）当前，便有将“环境道德”（或者表述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范畴的呼声。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有关公序良俗原则的解释中，基本不包含可持续发展这一环境道德、生态伦理的内容，这是由当时所处工业文明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局限所决定的。但在当前社会，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入，对“环境道德”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考虑到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将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民法公序良俗条款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并呈日益高涨之势。
（一） 环境道德的勃兴
有学者认为，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三重转变”，即：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世界经济形式由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社会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3]笔者注意到，这“三重转变”都包含着重视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绿色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环境道德”的提法出现了。
应该说，可持续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继续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我国也是如此。我们可喜地看到，至少在官方层面和知识分子层面，③对环境道德的重视度是有很大提高的。但这是否意味着需要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之中呢？笔者在下文将会详细分析。在这之前，首先简要介绍有关学者的主张。
（二） 来自民法学界的呼声
民法学界先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较少，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上文谈到的，这是由过去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够所决定的；二是因为我国民法学界在近三十年来担负着新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从无到有”的历史重任，有太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研究，而这个问题似有“后现代”之嫌；三是我国民法学者注重对国外“法制文明”（尤其是各国立法）的引介，法、德等国制定民法典时根本不可能考虑到这个问题，④因此，我国学者对之缺乏关注，便不难理解。然而，新世纪以来，围绕民法典制定产生的学者建议稿，改变了民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缺乏关注的状况。
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其在题目中便彰显了“绿色”二字，从其规定的有关条款看，对于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力度是比较大的。正如其谈到的，该草案“除了理想型的特征外，还具有‘绿色’的特征和人文主义的特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当作基本原则和所有权的义务规定，并在一切其他规定中体现这一原则”。[4]具体到民法基本原则方面，徐国栋教授在草案第9条直接规定了“绿色原则”，指“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尊重其他动物之权利的原则”。[4]虽然徐教授的“制度安排”中将绿色原则作为与公序良俗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我们仍可以得出，徐教授设计的制度安排中，公序良俗原则是应该包括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这是因为：如其在上引“对‘立法’目的阐释”中所言，环境保护是“在一切其他规定中体现”的原则，且如后文将会分析到的，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一般不会直接在法律条文中明定、而多通过司法机关确定。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徐教授是主张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之中的。
应当注意到，《绿色民法典草案》问世后，民法学界确实围绕此展开了论战，但主要争点集中在所谓“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之争上，对民法是否需要“绿化”的问题，则少有涉及。事实上，徐教授对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为何要“绿”、怎么个“绿”法，是有颇多论述的，而且其认为这个草案“最有思想性”，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其贯穿始终的“绿色原则”。[5]笔者认为，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争论相对较少，似乎有些遗憾。
不过，《绿色民法典草案》的问世，终究意味着，是否需要在公序良俗原则中，包含环境道德的有关内容，成为民法学界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 来自环境法学界的呼声
在这个问题上，与相对冷清的民法学界相比，环境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则要热闹许多。吕忠梅教授在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从民法视角审视环境问题，后来又创立“环境民法学”的研究方向，具有开创性贡献，其观点颇具有代表性。
吕忠梅教授首先肯认了民法基本原则应具有开放性的观点，认为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公序良俗以新的含义，公序良俗原则也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处理着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已形成剧烈冲突的现实条件下，理应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6]（104?105）应该说，这一认识在环境法学者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二、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界定
欲分析环境道德是否应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首先需要对该原则的内涵、外延作一比较清晰的界定。然后，才能据此分析环境道德与该原则是否具有适配性。
民法是私法，是任意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但这一自由并非毫无限制，公序良俗原则便是法律对契约自由的直接限制。在我国语境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分别指代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内涵与外延存在区别。[7]但在国外民法和民法学上，对这一问题主要持“两者统一”的观点。⑤诚如学者所言，“从根本上讲，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概念并无本质的不同”，“善良风俗是公共秩序的特殊组成部分”。[8]（195）基于本文讨论主题，笔者不对两者的“分合”问题作探讨，仅从形式上将两者区分开来，分而论之。
（一） 善良风俗的主要内容
善良风俗与一国的最具根本性的道德习俗紧密联系，因此在不同国家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道德（尤其是根本性的道德准则）方面的趋同性比较明显。而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性条款，其抽象性、统领性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在立法中明确阐释应具备的基本内容，而只能留待司法实践通过判例的形式加以确立。
一般认为，善良风俗原则适用于违反性道德的合同、合同、为获取其他不道德利益而订立的合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同、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合同、违反一般人类道德的合同。[8]（196?199）也有学者将反人伦、违反正义观念（如劝诱犯罪的契约）、极度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营业自由、处分作为生存基础的财产、显著射幸者等作为典型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9]
我国社会对“道德”“风俗”等问题的认识，一向存在较大（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异，这是由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及由前两者导致的认知差异）等多重因素决定的。这就让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中，（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更加不愿意援用该原则。从我国法院的司法判例看，少有直接援引此原则者，曾热闹一时的“泸州二奶遗赠纠纷案”，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曾引起全社会巨大反响（尤其以负面反响为多），而这也给法院适用“善良风俗”原则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二） 公共秩序的分类和主要内容
公共秩序的一种重要分类是政治公共秩序与经济公共秩序的分类。前者被认为是“原本意义上的”公共秩序，是为了保护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如保护国家、家庭和社会秩序）；后者则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若干强制性规范对当事人间的财产交换直接干预，关注双方当事人间交换关系的平等。[10]（172?173）
从特征上言之，政治公共秩序立足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某些“永恒”原则，从而具有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点；与之相对，经济公共秩序的政策性特征比较突出，其具体内容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创新性。[8]（210?211）
这种公共秩序的分类，源于法国民法的理论，由于对我们下文的分析很有作用，所以在这里笔者引介过来，一来作为后文分析的铺垫，二来也埋下“伏笔”。
（三） 环境道德的“对号入座”
分析了公序良俗原则的构造之后，我们便需要思考：假设环境道德原则被纳入公序良俗原则之中（这个前提假设很重要），其应属于该项原则的哪个部分呢？笔者认为，根据环境道德的性质，其应该归入“公共秩序”的范畴，更进一步地，应属于“政治公共秩序”。
首先，环境道德不是一种“善良风俗”，至多可能成为一种“公共秩序”。也许，环境道德成其为一种“道德”，但这并不能保证其进入“善良风俗”的范畴。从善良风俗的内涵看，并非所有的道德都应进入这个范围，仅有根本性的、与人类本性有关的道德要求，才属于“善良风俗”。易言之，善良风俗涉及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问题，如自杀契约之无效、限制人身自由合同不可取，大抵如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国对“善良风俗”的范围，普遍采取的是一种“逐渐限缩”（至少是保持稳定、不扩张）的态度，如违反性道德是否属于“善良风俗”调整范围，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具有社会共识了。而公共秩序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家、社会的某种利益，其外延具备一定的可扩张性。这些特征都使环境道德进入公共秩序，至少具备了技术上、形式上的可能性。而且，环境道德本身可以理解为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大和谐”，也可以从“秩序”的角度理解这种关系。而另一方面，“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之类，更类似一种尚未为所有人接受的“理念”“思想”，且其并非直接源自人性（若依人性，恐怕掠夺式开发、“与天斗其乐无穷”更符合人类本来的认知），将其视作“善良风俗”之一种恐怕不妥。因此，笔者认为，相对善良风俗，环境道德更适宜纳入公共秩序范畴。
其次，在公共秩序的二元结构中，笔者认为，环境道德形式上属于政治公共秩序之一种。这比较容易理解：经济公共秩序主要是国家通过强制性规定对当事人间财产交换关系的直接干预，目的乃是平衡双方利益、避免过度的不公正，进而从这个角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显然，环境道德，并不直接涉及双方当事人间的“不公正”，其立意是避免“人与自然间的不公正”。环境道德的基本要求，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成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违反这些要求，可以视为损害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笔者认为，环境道德更适宜纳入政治公共秩序范畴。
最后，需要强调，上面讨论的环境道德“适宜纳入公序良俗中的何种部分”，是建立在“环境道德应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假设之上。下面，笔者便会论证，这种前提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而之所以仍要作上述探讨，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对号入座”，是下文分析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前提和基础。
三、环境道德进入公序良俗原则的适配性考量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只能说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并不能决定环境道德必须进入公序良俗原则的涵盖范围。要给环境道德“正名”，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适配性考量。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环境道德并未通过这些考量。
（一） 人性基础考量：“理性人”的现实和“生态理性经济人”的远景
“理性人”的现实和“生态理性经济人”的远景之间的距离，何止千万里！民法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它并不苛求民事行为主体“强健”“智慧”，只要求其具备基本的行为能力和理性预期。因此，民法的人性基础是“理性人”假设，民法也被称为“中人之法”（而非“精明人之法”）。这里假设的“理性人”，在行为中主要遵守一定的经济原则、效益原则，更注重考察的是个人的利益⑥。此种情况下，让他们认识到“要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为自身着想、还要虑及子孙后代利益（所谓‘代际公平’）”，似乎有要求过高之嫌，此时的人性假设早已超出“理性人”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高于“理性人”的人性假设。⑦这些假设的基本共同点是，在传统理性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衡量基础上，增加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意识（有些理论甚至主张用“生态人”完全取代“理性人”假设）。但笔者认为，人性的假设，虽然仅是一种“假设”，但只有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才有实际的意义，否则，过于理想主义的人性假设，无论理论上如何自洽与完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无所裨益的。就现阶段的人性基础看，“理性”假设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若是另立“生态人”等人性假设，将冲淡民法“理性人”假设的色彩（因为两者间在某些方面尚存在矛盾之处，虽然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克服）。而如果淡化、甚至否定“理性人”的假设，等于否定利益动机，人们将甚至不知道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如何进行选择和交易、生产、消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复存在，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沦为空谈，[6]（142）须知道，“可持续发展”之核心，乃是“发展”，而非其他。更何况，从人性之本质看，我们必须承认，“自利”乃是“人皆有之”，这无关道德评判；要让人们舍利己之行为不为，去保护生态环境，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君子，恐尚且不为也！况庶人乎？
也有学者认识到上述问题，并在沟通与协调的理念指引下，提出了“生态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标准。[6]（145）其基本理论框架是：将“生态理性”纳入“经济人”（即笔者所用“理性人”之表述，下同）的理性之中，既可以保持“经济人”在一般经济性活动中的正常利益，同时又增加生态性的考虑，以实现对“经济人”的生态性规限。该标准是一种既高于传统民法“理性人”标准，又没有脱离“理性人”之“逐利”等基本属性，是“将人的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共同考虑、将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协调的新型人性标准”。[6]（145?146）
笔者认为，这种人性假设的基本要义便是：将对生态环境的考量纳入理性人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之中。易言之，行为主体在为一定民事行为时，在考量其行为后果是否“经济”“有效率”时，理性的分析标准除了现在的“利益”标准外，还包括“生态环境”标准。应该说，这在理论上是较有合理性的。但是，所谓“知易行难”，民事主体即便能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这种认识往往是抽象的，即他们往往并不认为环境对自身有直接相关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恐怕较少会真正分析“环境效益”“生态标准”。要实现该学者的目的，涉及到人类认识层面的重大变化，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更需要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内心深处的“共鸣”，岂能简单地从理论上“做加法”？简言之，“生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仍然不符合当前的基本人性状况。即便这种人性状况是可以达到的，恐怕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且要付出相当艰巨的努力。法律的保守性，决定其只是彰显和反映一定的社会观念，其（往往）并不能担当社会变更的重任。
（二） 调整对象考量：追求面面俱到，只恐面面 不到
正如本文已经（并将继续）强调的，环境道德在现代社会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这不代表应该通过民法来规定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制度之间的适配性。于是，我们有必要考察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包括环境道德？
有学者将民法区分为商品社会的民法和现代化、绿色的民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民法始终是那个民法，一个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具有以人为本色彩的部门法。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每一部民法都是一部“人权宣言”，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并不存在所谓新、旧民法之分。而世间所有事物皆不完美，民法也有其固有缺陷。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对弱者权益的损害这一类的问题出现，更是表现出传统民法制度某种程度上的“不完美”。但这仅仅是要求我们呼应时势变化，革新整个法律体系，而非要求我们在民法框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调整商品流转关系时（几乎）无往不利的民法，若是用来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恐力有不逮。事实上，法律体系为回应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已经作出了革新――环境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吗？我们相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专门法律调整方式，要比在民法规范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更加有成效。民法规范，还是应集中自己规范的着力点，干好自己的“本行”――调整财产和身份关系，追求面面俱到，很可能导致面面不到的后果。
有学者也曾进一步论述，认为民法调整“绿色问题”（如所谓资源、环境问题），其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认为民法的调整对象中暗含了绿色问题，认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解决的其实就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问题。其将民事主体解读为“欲望主体”，将民事客体解读为“欲望对象”，从而认为民法“负责处理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该学者举《十二表法》中的“绿色规定”作为民法一向调整生态关系的例证。⑧笔者认为，这种分析的“理论推演”色彩过浓，仍未很好回答：为什么一定要由民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而其所举《十二表法》的规定，并不能证明民法应该调整生态关系，而是由于古代法律制度发展不成熟，多少带有“诸法合体”色彩，试问，谁说《十二表法》就完全是民法规范呢？即便假定《十二表法》的有关规定确实是民法规范，但在现代社会，法律部门划分愈益精细，由新产生的法律部门调整环境、生态问题，更加有效，而这恰恰是制定《十二表法》的那个时代所不具备的法制条件。以古喻今，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并不合适。
综上所述，从民法调整对象角度看，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规范（尤其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中，可能导致民法调整对象的混乱，最终不利于民法的有效施行。
（三） 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考量：谦抑原则
民法的精神内核是“权利宣言”，它是赋予民事主体权利的法律部门，对权利的限制，仅仅是例外情形。意思自治原则最大程度地宣示了民事主体行为的“自由”，这正是民法基本理念的体现。而公序良俗原则既然是从消极方面限制权利自由行使的例外规则，自然应该持“谦抑”的态度，不应积极扩张自己的范围。否则，便和民法“权利法”的本质相违背了。而且，公共秩序多规定或体现在公法、社会法领域，其仅仅是民法这一私法规范体系的补充，公共秩序的范围过大，可能会有“喧宾夺主”之嫌。
我们注意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完全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虽然在近代以来走向衰落，但其仍为民法最基本之原则。而且对该原则的限制本身，其立意也是为了更好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如有学者在分析法国法上意思自治原则衰落时，列举了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形式主义复兴、保护消费者权益立法兴起等表现形式。[6]（33?36）但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不正是为了真正实现当事人权利吗？正因如此，无论有关“民法社会化”“私法社会化”的论腔何等激烈，学界仍然普遍认为，“私的本位”乃是“民法在制度转变中不变的信念”。[11]
易言之，对于限制个人权利自由的公序良俗条款，我们尤其应注意保持谦抑之态度，在将“新秩序”纳入其中时，应格外慎重。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原则，无论立意为何，表现形式终究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须认真考量。环境法学者也承认，“基于民法和环境法的范式差异，绿色民法典对保护环境的价值是值得期待的，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冲击民法的固有精神。毕竟民法之为民法，是因为其旨在实现私人的意思自治，而非环保；个人主义是民法应予修正和进一步完善的理论范式，而不是被予以取代的对 象”。[12]
（四） 环境道德性质的考量：道德义务之债
笔者认为，虽然环境保护者“持论甚直”，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现阶段，环境道德更适宜的定位（至多）是道德义务之债。对于自然人而言，保护环境确实很重要，但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基于道德而产生的义务。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具有抽象性，但本质上仍然是法律规范，采用的是“法律”的调整方式。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的调整方式，是存在区别的。
将环境道德界定为一种道德义务之债后，我们便需要思考，对这种自然债务，法律应采取何种态度呢？法律是最低标准的社会规范，而道德属于高标准的社会规范。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未必是违法行为，尽管它在价值判断上可能是“可以谴责”的，还可能会受到良知、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责罚。而基于正义、公平等自然法理念上的考虑，立法者将一部分道德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这些基本道德的实现。但道德法律化在有利于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同时，也给义务人课以更重的义务，这里面同样应该有一个是否公平的考虑。若规定道德义务之债的效力太强，一方面对义务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道德与法律合二为一，法律也会由于脱离实际而难以执 行。[13]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义务首先且主要应受道德来调整。我们认为，环境道德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来束缚民众，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将其纳入民法规范范畴，可能并不合理，同时也难以收到实际效果。法律的事情法律来管，至于道德方面的义务，还是交给社会舆论等道德监督主体来管，这也许是更加合适的。⑨
（五） 环境道德的认同度考量：现时是否足以成为“公序”？
前文已经述及，（在一定假设下）环境道德只可能属于政治公共秩序的范畴，而政治公共秩序试图维护的是带“永恒”色彩的根本性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就像被称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石油一样，并非真的“完全不能更新”，而是这个过程需要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达到非常严格的条件。⑩具体到环境道德方面，其在人类意识中形成的时间还相当短。例如，“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但距今也不过30余年。而相比之下，诚实信用、家庭道德、人格尊严等得到公认的“公序良俗”，无不是历经了长期的实践与积淀，且建基于稳固的社会认同。
“公序良俗”之“公序”，意指公共秩序，既然是“公共”，就需要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度基础，否则，便不能成其为“公共”的秩序。我们认为，虽然从国家层面、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大量出现的环保团体看来，环境道德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但这个基础是否足够大、以至可以成为“公共秩序”之一种？仍值得研究。而且从现阶段情况看，答案恐怕是不容乐观的。
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社会分层现象较为突出，而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中作出的选择很有可能是不同的。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的人群，首先希望政府多发展经济，即便污染了村边的一条河流、一条小溪，他们可能也认为是“值得”的；而对于“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富人们，对较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偏好，可能使其更加乐见环境质量的改善。 更何况，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不同，乃至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差异，有些地区的人们可能根本就还没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能认识到杀人等行为是不对的）。事实上，在当前政府和许多社会团体、部分知识精英高呼“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仍有不少人主张“中国仍然很落后”“经济高速发展仍是当前要务”，这种现象也可以反映出：当前我国对环境道德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真正达到“公共秩序”所要求的认同度基础，人们认识上的差异仍比较突出。
总体来看，环境道德的产生时间较晚，尚没有达到足以满足公序良俗原则标准的认同度基础。因此，我们认为，让环境道德进入公序良俗原则范畴，至少在当前看来，时机尚不成熟。
（六） 公序良俗的地域性考量：与环境道德国际性的矛盾
公序良俗原则具有时空判断标准，“时间性”标准前文已多有论及，这里作一地域性考量。虽然当前各国在“何为公序良俗”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有趋同之势，但地域区别还是存在的。笔者认为，公序良俗条款本身，便因此而具有鲜明的“本国性”“性”特征。当然，法律本身便有特征，但笔者认为公序良俗条款在性上因其地域性特征而更加突出和明显。如有学者便意识到，“至于公共秩序，因其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从而“应当采用国家标准来进行判断”。[14]
而环境道德问题，明显具有国际性的特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重要要求便是“要求在不危害全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各国内部各地区和各种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6]（105）由此可见，环境道德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公平的问题，如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各国就碳排放问题反复博弈、仍达不成有价值的共识，便生动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公序良俗原则的国家性和环境道德的国际性之间，有直接而且明显的冲突。如果罔顾这种冲突而将环境道德纳入一国国内法的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范畴内，将不仅带来理论上的不能自洽，而且会给法院可能的司法适用带来困难。
（七） 司法技术考量：法官可能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如果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可能带来法官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在全社会对法官素质仍持比较消极判断的大环境下，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人们难以接受的。
在当前的司法审判中，法官对一些事实问题、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相对比较有限的自由裁量，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如果法院可以将环境道德、可持续发展等作为公序良俗之一种，这种现象将会更加明显。因为，法官对于环境道德是否属于公共秩序之一种，便可能存在不同认识。现实条件下，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原则，基本只能采用司法模式，而不会在立法中明定；而我国并无判例法制度，这导致法官面对类似案件时，可能基于不同背景、不同立场，基本在不受约束的条件下，自由作出判断。极端条件下，完全可能出现甲法官因赞同环境保护重要，而以环境道德乃公共秩序之一种而援引公序良俗条款；乙法官因更倾向优先发展经济而拒绝认同环境道德是公共秩序之组成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在前述认同度不够的现实条件下，贸然将环境道德纳入公序良俗范畴，可能给司法审判带来混乱。当然，相对前几点原因，本问题在理论上是最容易克服的（因为毕竟只涉及“技术”问题），但实践中是何种态势，就难以判断了。
易言之，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即便在理论上被学者们、立法者们接受，其在司法实践中仍可能面临上述诸多困难。而诚如有学者认识到的，“中国目前在公序良俗原则上暴露的问题，并非在于要不要设立公序良俗原则，而在于如何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实践并求得具体妥当的结果”，并呼吁“莫清谈玄妙之论”，而要“寻求解决之道”。[2]（7）无疑，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中公序良俗范畴，比理论上不能自洽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其在司法适用中可能面对的“无法具体化”、进而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实践问题。这些实践难题的解决，尚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与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环境道德是否应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问题，笔者的基本结论如下：
其一，环境道德很重要，但不宜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范畴。如上文所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在民法基本原则中一定需要纳入这些理念。这里面涉及到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谦抑性特征、环境道德和民法“理性人”基本假设的不契合、社会公众对环境道德成为一项“公共秩序”的认同度仍不够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环境道德从本质上看属于道德义务之债，规定在民法中、赋予其法律强制力，缺乏合理性基础。
其二，在民事法律中规定环境问题，可能带来实施中的“无效性”等问题；在基本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同样可能因其不被适用而使有关条款成为“具文”。在其他部门法中规定相关制度、体现环境道德理念，从法律实施角度看也许更加合适一些。事实上，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已经给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合适的平台和框架。环境法作为一个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法”，包含了多种部门法规范，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法框架下环境民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等综合规定，来实现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这即所谓“更宽广的视野”。
其三，即便在所有条件都已成熟、民众对环境道德形成极高的认同度、法制发展也需要将其纳入民法规范时，我们也应该有步骤、有策略地循序渐进。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在侵权法中较多规定环境侵权的规范，并通过司法实践来使这些已规定条款得到遵守；然后方才在此基础上，考虑在“基本原则”部分规定诸如“绿色原则”之类体现环境道德的原则性规定；而由于环境道德与公序良俗之间的一些如上文所述的不兼容性（如国内性与国际性的矛盾等），即便在彼时“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笔者仍然认为在公序良俗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仍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这里所建言的“由具体制度向基本原则循序渐进”的立法处理，除更具可操作性之外，还具有一个显著的优点：法律适用原则要求法院判案时一般“不向原则逃逸”，这决定了基本原则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被适用频度很低，而立法时基本原则条款又格外容易“撩拨起民众的神经”，因此，在基本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反之，若在具体法律制度中规定有关环境侵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多次援用相关规定，这种对法律条款反复适用的过程，就更能够培养起民众对有关规定的“奉行度”，提高民众环境意识之立法目的更有可能实现。这便是所谓“更耐心的步骤”。
在分析环境道德是否应纳入公序良俗原则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对由此体现的立法进路选择问题，有两点简单思考。权且在此提出，以为引玉之砖。
（一）“立法偏好”现象之反思
笔者认为，学界似乎有对一切问题进行立法的倾向，这甚至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学者鼓励对某问题立法（或将某问题解释为现有法律已有规定），然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有权机关解释法律），再然后学者依据该法律（或该解释）进行解释、批评，（关键是）期许立法机关继续更新法律制度，周而复始。仿佛离开法律规定，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不可能的。
上述“立法偏好”现象的出现，原因大抵有三：一者，学者可藉此掌握话语霸权。试想，若是某学者“呐喊”导致立法机关决定对某问题立法，继而该学者又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其无疑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当然”成为该问题的“权威”。一俟学界对该问题认识产生争议，其大可以拿出“立法过程”甚至“立法内幕”来对争议“下结论”，该领域的话语霸权由此而生。二者，我国近三十年来快速“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进程，客观上导致学者们养成了这种“立法偏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三者，这也是法学学者习惯从“法”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思维惯性所致。
在传统民法、刑法等领域，这种“立法偏好”没有问题，因为传统民法、刑法需要规范的问题是社会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可谓是“没法不行”。但对于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问题”，是否仍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尤其是“环境道德”等“现代性问题”，即便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实施起来恐怕也很有难度。况且，这类问题通过道德、社会舆论力量来规制，未必效果不好；而用法律手段来规制，其效果未必就一定是积极的。
（二） 立法者的选择：超前还是保守？
一者，法律的保守性要求立法过程不应太超前，试图通过法律制定来革新人的心灵，是一个美好得以至于有些虚幻的追求。立法应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上，否则，不仅仅会增加人们的奉行成本，也可能使立法目的根本难以实现。环境道德之重要性当前在我国尚未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甚至环境道德这种提法就不被很多人所认可。纵使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理念，也不能因此就“超前立法”，试图通过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规定来促使人们洗涤自己的心灵、接受环境保护的理念。这种做法是因果关系倒置：应该是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提升之后，才有将其纳入公序良俗范畴的可能性；而非反之。当然，笔者不主张环境道德进入公序良俗范畴，并不仅仅基于是这一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二者，向法律制度中引人“先进”理念应慢慢“渗入”，而不宜贸然“植入”（甚至是强行“塞入”）。笔者主张通过民法的侵权法中的具体制度慢慢向民法中引入“环境理念”，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不具备一定社会认可度条件的情况下，试图在基本原则中纳入环境道德，不仅是于事无益的，而且可能使法律的有效运行受到负面影响。可见，即便是先进制度的引入，也是需要策略的。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大量引介人类其他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
注释：
① 如魏振瀛先生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公平、公序良俗原则，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0页。尹田先生认为包括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75页。董学立教授则将民法基本原则区分为正面构成与负面构成两个方面，前者即指意思自治，后者包括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力滥用禁止等，参见董学立：《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146?191页。
② 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民事权利保护、公序良俗原则；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中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力滥用原则，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徐国栋先生的《绿色民法典》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绿色、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法律补充原则，参见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官方层面，如“可持续发展”“不能走西方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等口号的提出，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建设“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实践等，都体现了官方（至少在思想层面）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层面，环境科学、环境法学等学科的兴起，便从一个侧面彰显学者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④ 在晚近的各国民法典中，有将保护环境作为所有权的义务加以规定的趋势，如《哈萨克斯坦民法典》第1条第3款，《越南民法典》第268条。但这些国家的民法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目前来看仍十分有限。
⑤ 如《法国民法典》两次提及的“公序良俗”均存在基本一致的理解，即第6条（“当事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和第1135条（“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德国民法典》仅有“善良风俗”的表述，但学者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是为了保证人们有秩序的共同生活而必须达到的“最低道德规范”，因此，违反“善良风俗”就是违反“公共秩序”。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谢怀拭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页。日本理论也认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都是指社会妥当性，前者着眼于社会秩序，后者着眼于道德观念，但无法明确区分，应予统括。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
⑥ 事实上，民法和经济学的某种相通之处便是认为“个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后，社会整体效益往往也能得到最大化”“国家只需要辅助发挥调整作用即可”。
⑦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生态人”假设，参见胡军、蔡学英：《“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理性生态人”假设，参见徐嵩龄：《论理性生态人》，载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24页；“道德经济人”假设，参见张银花：《“道德经济人”的产生机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理性生态经济人”假设，参见王左军：《时代呼唤理性生态经济人》，《中国林业》2002年第8期；“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参见刘思华：《现代企业生态经济革命论》，《生态经济》2001年第3期；等。
⑧ 《十二表法》第10表第2条规定，“火葬用的木材不得用斧削光”，第10表第5a条规定，“不得保存死者的骸骨并为之举行葬礼”，第6a条规定，“不得对奴隶的尸体浇油，在各种丧宴上豪饮，奢侈地奠酒，不得用太大的花环和用香炉焚香”，第6b条规定，“不得用药水洒在死者身上”，第8条规定，“死者不得用金饰随葬”。该学者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体现环保、资源节约的“绿色”规定。参见前引[5]，徐国栋书，第208页。
⑨ 事实上，笔者认为，在环境道德层面，社会舆论等道德监督的力量，如果构建较好的体系，其效果未必不如法律管制，尤其是相对在民法基本原则中抽象规定环境道德，其收效可能很有限。
⑩ 石油历经数百万年始得形成，由于其耗时甚巨，故人类称之为“不可再生资源”，严格意义上说，石油是可再生的。
从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可发现这样的现象：生活水平较高的人群，对总统大选期间进行的“环保”议题更加关注；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卸任后积极投身环保事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否也能在某种意义上证明我们这里的观点呢？
至于目前社会上主流意见高呼“可持续发展”、鲜见相反声音的现象，一个可能（但却不一定正确）的解释是：这种意见比较契合政府的观点，从而掌握了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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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风险管理；法律规制 论文论文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金融不良资产之成因，结合巴赛尔体制、公司治理原则及西方银行风险管理经验，从社会学层面，讨论了金融风险管理，银行内控制度与银行监管制度。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 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 Value at 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 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从银行内控制度而言，首先应建立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监控全面风险的、相对独立的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决定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程序，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评估执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管理状态，提出风险管理的改进建议并监督其在限期内完成改进任务。风险管理决策机构下设独立于银行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跟踪监督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开发风险管理技术，监管授信业务的授权和受信决策程序，识别评估银行风险，分析确定可控性风险与不可控性风险，并对可控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对不可控风险，要及时报告风险决策机构，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所有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实现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任何一个不受制度约束的职员，避免任何一项不受规范监控的业务。第三，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措施，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风险分数、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风险处置策略和经验，建立健全配套规范的风险处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体优化的员工队伍。1995年1月，巴林银行因资不抵债，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几代人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厦，被一个普通操盘手毁于顷刻之间。因此，“当银行行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个普通员工的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诱发火山爆发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正是金融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别之处:企业安危不仅仅系于管理层面，而且系于每个普通员工的手里。因此，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务必整体优化。首先要创新队伍建设理念，确立“员工为主人为本”、“我与企业共长久”的队伍建设战略，促使企业与员工目标一致、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着力营造了解员工、理解员工、关心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文氛围，给予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员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员工均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之时，也就是商业银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业务持续性地 对不同岗位的职员进行系统性地培训，以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日益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廉洁敬业意识，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福利制度。通过对不同岗位绩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确定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辅助以奖励机制。第四要创立科学的业绩测评和职务晋升制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类别，分别确定相应业绩质和量的指标，定期对每位员工的业绩和潜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测评。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念，建立公平竞争、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宽晋升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 (六)完善银行监管制度 从商业银行有效监管而言，首先要借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监管的法制经验，健全完善我国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目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不协调不完备、过简过粗、量少质差等诸多缺漏，尤其在我国加人WTO之后，更显出其严重的滞后性等差距，系统而深人地研究并积极借鉴美、德等西方国家银行监管理论、监管手段、监管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体制和巴塞尔原则，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注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结合我国国情，吸纳银行监管的国际惯例和各国行之有效的监管经验。如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资本风险预警系统，德国的风险度量法、多管齐下的风险防范和风险处置策略，香港的同业自律机制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全和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提高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其次，要增强金融法治观念。有法不依、有法难依、规避法律、金融犯罪等种种社会现象映现出法治观念淡薄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渡时期的普遍现象。要使我国商业银行在法律制约的金融市场独立自主经营，无论是政府行政管理官员、银行职员，还是金融市场主体(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均应确立“法律至上、唯法是依”的法治观念。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其实施的关键不只是“法律书面文本的完善”，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存在于公民心中的“活法”。事实表明，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具备主客观条件，即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公民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的参与意识、政治民主意识、权利义务意识的普遍觉醒，信息沟通渠道畅通，市场观念和规则深人人心，所有这些对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正面的传导作用和能动的激发功能。。加大金融法律制度的普及教育工作力度，创新金融法制宣传措施，促使党政机关干部自觉执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银行工作人员依法管理金融业务，公民真正意识到守法就是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逐步营造人人学法、守法、运用法、严肃执法的法文化环境。第三，要牢固树立诚实信用经济正义的商文化意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特定的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体制，它内在地具有伦理价值。只有当一种经济体制内在地具有道义上的正义性，方能为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并给予最大的支持，市场经济秩序才能得以维护。。文明和社会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存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仰赖于人类共同的道德信念和原则的光芒长明不息。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对人们的要求往往不只是培养纯洁的心灵。为了使个人将善义转化为符合道德的高尚行为，社会道德准则经常将舆论施加于他们。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以伦理道德为取向的经济正义，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集中到一点，就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精神动力和精神规范，为经济活动的方向定位，推动市场经济朝着健康、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严格格守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秩序。这种体现经济正义的伦理道德秩序具体包括:诚实信用，不滥用权利，遵守公序良俗，格守合约，廉洁敬业，遵纪守法等。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是商业银行各项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没有体现诚实信用等伦理准则的规范，将不可能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因此，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诚实信用、经济正义的商业文化意识，逐步创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
金蝉脱壳的本意是寒蝉在蜕变时，本体脱离皮壳而走，只留下蝉蜕还挂在枝头。运用于兵法时，最有名的莫过诸葛亮的“最后演出”。
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积劳成疾，在五丈原病死军中。为使蜀军顺利退回汉中，姜维遵照诸葛亮临终吩咐，秘不发丧，并命工匠仿诸葛亮模样，雕了一个木人。然后派部分人马大张旗鼓，向魏军进攻。魏军远望蜀军，见诸葛亮稳坐车中，指挥若定，不敢轻举妄动。司马懿甚至怀疑此举乃诸葛亮的诱敌之计，命令部队后撤，观察蜀军动向。姜维趁机指挥主力部队撤回汉中。等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已死，再进兵追击，为时已晚。
[基金新说]
临阵脱逃并非不可取，关键在于要能“全身而退”。回到基金的话题上来，现在买基金的人多，可是真正做好功课的又有多少?如果一不小心被基金“套牢”，无论从金钱上还是时间上来看，想“解套”都不是一件易事。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套牢”，或者提前回避一些不良基金呢?看业绩排行榜是最直接的办法。但除了这种硬性标准外，你还需要一双“慧眼”，帮助你在最短的时间辨别一些软性信号。别小看这些榜单外的“蛛丝马迹”，它们往往也能够给基金业绩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大至基金公司股东的稳定程度、投研团队的持久性，小至营销手段的推出等，都应在做出买卖决策时有所考虑。
基金公司更换股东，可能造成投资策略的转变。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有些基金公司甚至已经几易其主，名称也改过数次了。主要分两种情况：主要股东变动和次要股东变动。次要股东变化对基金公司业绩影响不大，一般不影响管理层和投资策略的稳定；而主要股东的变化，很有可能改变公司多方面的情况，并逐步显现到基金的投资业绩上。公司主动引进的股东，往往会从投研体系更新、海外经验借鉴及人力资源支持等方面全面提升公司的投资水平：而如果原股东是迫于财务压力、战略转型等因素，通过拍卖、抵债等方式转让股权，这种新老交替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另外，基金公司的股东目前还需遵循“一参一控”的原则，即同时拥有的基金公司股权不能超过两家。如果股东之间能和睦相处，当然最理想不过。但如果股东不和，难免会在财务、人事、公司战略等方向上起纷争，这必然会影响到投资业绩。尤其是在基金公司效益越来越好的时候，丰厚的利润反而会刺激矛盾的激化。
基金经理的变动也可能造成基金业绩的波动。尽管基金的投资决策是经严密的体系制定，但不可避免会打上基金经理个人风格的烙印，尤其是业绩出众、具有较高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的变化未必一定意味基金业绩会走下坡路，但如果变动范围扩大到投资总监、核心研究人员等，那就要对基金投资风格发生转变做好准备了。
生活中常见这种情况：当宝宝在玩耍中小手指被碰痛时，妈妈会一边哄孩子，一边在宝宝手指痛处轻轻地吻一吻，孩子随即破涕为笑。这是为什么呢？
为探明这一奥秘，美国科学家西蒙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发现人的大脑某些细胞膜上有一种特别的吗啡受体。英国专家又发现，人的大脑能产生一种与其化学结构相似的物质，被称为“内生吗啡”。这种被人们俗称为“激素”“疼痛镇静剂”的内生吗啡，功能与止痛药物及产生的吗啡相似。我们的痛觉、精神上的愉快和抑郁及生理上的，都取决于大脑产生内生吗啡的多少。因此，内生吗啡的产生、增加及减少，使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对疼痛产生的感觉和反应有所不同。任何爱的举动都能促使被关怀者内生吗啡增加，如医生的宽慰会减少病人心灵的痛苦，护士给病人打针时轻声细语、慢推轻揉，会减轻患者的疼痛感觉。妈妈的吻之所以能使孩子的疼痛减轻或消失，原因就在于孩子得到了爱和温暖，体内产生了奇妙的内生吗啡。
不仅如此，母亲的吻还有提高婴儿免疫力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和孩子亲吻，母亲从孩子嘴里吸进并吞咽了孩子的细菌，该细菌在母体内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这些抗体会通过乳汁送回婴儿体内，使婴儿获得抵御某种疾病的能力。
但是婴儿出生后体内免疫系统制造抗体的功能尚发育不全，易受细菌、病毒侵袭，所以如果母亲患牙龈炎、牙髓炎、龋齿以及溃疡、慢性胃炎、感冒等疾病时，就不宜亲吻孩子了。
（孔方）
多看电视伤害记忆力
日前，澳大利亚科学家公布的“国民记忆力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多读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好地改善记忆力，而多看电视会对记忆力产生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内恩斯·帕哈纳表示：“造成记忆力衰退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看电视是这类负面因素之一。良好的记忆力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合理的饮食和积极的生活方式来保证。”他建议人们不要将业余时间都耗费在电视机前面，一天之内看电视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小时，会让你变得更聪明一些。
内恩斯·帕哈纳认为，积极的智力活动对保持良好的记忆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某些电视节目中的智力测试活动也会帮助改善记忆力，不过看此类节目对提高记忆力所产生的效果远远不如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会时刻让你的智力活动处于积极状态。另外，从事此项研究的科学家们还表示，电视中的智力测验和新闻类节目都会对智力产生正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看电视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但整天泡在电视机前绝对是不可取的。
（马莲）
孩子不喜欢六种妈妈
前不久，加拿大的儿童教育专家对120余所幼儿园的2000余名不同年龄的儿童做了一次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种妈妈不受孩子们的欢迎。
只想着爸爸的妈妈。幼年期的儿童大多十分敏感，常常会把母亲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许自己以外的人，甚至爸爸来“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妈妈理应有意识地向孩子做出种种表现或暗示，让他相信妈妈最爱他，给孩子拥有妈妈的自信。同时，爸爸也应大度地放弃与孩子的“竞争”，让宝宝更有安全感。
不喜欢玩的妈妈。孩子大多活蹦乱跳，爱好广泛。这是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决定的。他们更希望能和妈妈拥有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如果妈妈对孩子的游戏、爱好一窍不通，甚至不以为然、嗤之以鼻，孩子自然会感到失望、沮丧，同时也对孩子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有负面影响。
太胖的妈妈。儿童比成人更看重一个人的外表，对自己最亲爱的妈妈自然更是如此。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美化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过于肥胖的妈妈最好还是注意减肥，并适当注意自己的衣着服饰。
过于严厉的妈妈。妈妈严格要求孩子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凡事都有个度。妈妈的完美主义思维对孩子心理上的最大危害是渐渐剥夺了孩子的自信。要知道，孩子需要从心理上不断地做出自我肯定，来获取前进中必不可少的原动力。特别对原本就较自卑的孩子来说，要摆脱自卑的阴影，树立自尊和自信，自我肯定无疑更为重要。
不尊重孩子朋友的妈妈。尊重孩子的朋友本身就意味着对孩子的尊重。妈妈作为孩子步入社会的最早的引路人，在孩子面前务必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说到做不到的妈妈。诚实守信不仅是公认的美德，更是可贵的素质。孩子接受的或有形或无形的诚信教育，往往始于牙牙学语时，并且贯穿于整个童年。所以，在孩子刚刚懂事起就理应帮助他在心中树立起诚信为本的信念。而屡屡说到做不到的妈妈，为孩子提供的恰恰是反面教材，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陈威）
儿时学外语，大脑发育好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神经学研究所、麦吉尔大学神经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合作研究发现，世界上大多数人一生中会说两种语言，如果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一种语言，那么大脑发育模式基本相似。然而，如果在小时候，熟练掌握第一语言（母语）之后再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则会改变大脑结构，刺激新神经生长，增强神经元间的联络，对于掌握诸如杂耍之类的复杂运动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家表示，有些人在日后第二语言学习方面感觉困难重重，与其大脑结构中神经元的形成情况有一定的关联。这项新研究结果证明，儿童语言学习及外语学习的关键年龄与大脑结构发育密切相关。
（陈俊）
脑科学家库特·费舍尔的5个忠告
作为“国际心理、脑与教育协会”的创建人和首任主席，哈佛大学教育神经科学的学科带头人库特·费舍尔教授结合自己的团队、国际主流脑科学和教育神经学研究的成果，回答了关于早期教育的一系列问题，也对家长提出了若干忠告。
【忠告1】
左右半脑开发莫陷入误区
一说到开发孩子的大脑，很多家长会想到左右半脑分工，甚至称左脑为“学术脑”，右脑为“艺术脑”，认为背诵、训练数学逻辑推理能力等能刺激孩子的左脑发育，而舞蹈、画画和亲子沟通等能刺激孩子右脑的发育。事实上，这种想法所依据的脑科学研究早已过时。现在更多的脑科学家认为，大脑的不同部分是以网络的形式协调运作的，而不是左右半脑截然分工。费舍尔教授举了个例子，当人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一个词语时，大脑内部会出现颜色层次丰富、彼此交融的镜像，这是因为大脑许多部分在同时协调运作。也就是说，不论是背诵、逻辑推理，还是舞蹈、画画，大脑都是整体运作的。费舍尔教授早前就已指出，所谓“右脑开发”理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忠告2】
不宜过早给孩子定性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一句中国俗语，但费舍尔教授指出，不宜过早给孩子定性。如果家长跟着各种流行的早教理论，早早地把孩子的发展限制在某一个方向，然后拼命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未必是在帮助孩子。
费舍尔教授指出：“人的智力，最大特点就是基于不一样的大脑，有不同的兴趣和目标。在教育的实践中，关键不是要引导所有的孩子有同样的兴趣，也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沿着同样的发展途径成长。所以，给孩子设定发展目标的时候，千万不要对孩子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和目标不一样，一定要对不同的孩子采取不同的方法。”
【忠告3】
允许孩子发一会儿呆
对近几年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费舍尔教授谈得最多的是人脑的“默认网络”。这个听起来陌生的名词解释了大多数人都有的一种状态——发呆。
有研究者认为，当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时，大脑并不是完全停止工作的。这时，默认网络其实在悄悄运作，将日常的种种记忆片段进行整合，为未来的行为提供参考。另有研究者认为，默认网络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抓紧一切零散时间，积少成多地处理大量的短时记忆信息，在建立大量神经链接的同时消耗非常多的能量。费舍尔教授的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当人处于“默认网络状态”时，不去想外界，会更多关注自己，包括身体、精神。而儿童的默认网络更多地汇聚在感觉和运动层面，就像处于迷宫中的一只小白鼠，它的默认网络就主动围绕感觉自己在哪里、应该怎么移动来展开工作。
尽管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很多研究成果距离运用、推广还很远，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当孩子偶尔发呆时，不要去打扰他，因为发呆是孩子身心发展的正常需要。如果为孩子安排了太多的学习任务，占满了孩子的清醒时间，让孩子连发呆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孩子的发展反而会受到阻碍。
【忠告4】
信仰爱的力量而非单纯依赖技术
早期教育到底教什么最重要？费舍尔教授的回答出乎意料地干脆和简单：“早期教育中，关键是让孩子感觉到被爱。让孩子感觉到至少有一个人是实实在在地爱着自己的，这是早期教育中最重要的元素。安全感是孩子最初的需求，感觉到被爱是人生的起点，只有感觉到被爱，才会对人信任；只有被爱、被信任的需求得到满足，人才会健康，才会有信心，人际关系才会和谐。”
【忠告5】
关键期并不是一个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