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1

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与政策意义。劳动就业为社会福利制度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为经济市场运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二者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社区层面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降低社会排挤与社会分隔，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使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成了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形式，利用欧美学者与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欧美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以便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方兴未艾的“再就业工程”提供一些相关的思想路径和实践经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结语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2

1价值理念的缺失

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公共政策的出台一定要全面考虑其出发点，遵循的价值理念既要有效率的追求又要符合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公共性。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全面考虑公共政策出台的合理性及其影响。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在当前我国并不合时宜。首先，没有考虑效率的原则，显然在出行的高峰时期进行免费通行进一步导致拥挤，也间接导致交通事故的增加。此外，这项政策的收益者也并非大多数的老百姓，而是有车一族。这样，其公共政策的效率原则和公共性的价值理念都有所缺失。

2收益主体的偏失

公共政策的主体可以广义的包含制定主体和受益主体，即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公共政策是关乎绝大多数人的，显然，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也应该尽可能的进行听证、民调，获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态度，并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去。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这一政策并没有考虑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的问题，而是单纯的由政府制定政策，收益对象也并非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

3制定-实施的系统偏差

2012年7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已同意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制定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对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这一政策的突然出台显然是部门高层探讨的结果。我们姑且不讨论其他方面的合理性，但就这一政策的制定、出台而言，我们很难看到听证、民调这样的修饰，换句话说，这样政策完全属于所谓的“密室政策”，由几个决策人或者决策部门单方面的制定了决策。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循序渐进，先进行试点再铺开，这也不符合政策制定的逻辑，这样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出现的单方面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

4利益-结果的偏差

我们强调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通过利益或者结果来评判行为。同样，我们对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评判也应考虑利益-结果这一标准，即谁获得了实际利益，有什么样的实际结果。重大节假日我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这一公共政策的实施就热议不断。毋庸置疑，这项政策的出台是一项惠民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我们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角度而言，尤其是考虑其利益和结果后，我们发现不能如此简单的进行评价。首先我们考虑这项政策的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是有车一族，在重大节假日普通百姓出行不会因为这一政策得到任何实惠，而普通的无车族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相对而言却是明显的弱势群体，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考虑少部分上层社会人士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就值得商榷了。我们再来看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道路严重负荷，原本的收费公路这一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变成了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开车上路的人所获得的效益远远没有平时收费时的水平，这显然是对公共产品规律的扭曲，一项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扭曲了公共产品规律的政策，其公共性已经发生了偏失。

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矫正

1价值体系的重新确立

公共政策应该始终坚持公共管理的效率原则也应不失公共性的根本。始终明确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考虑要素。在观念层面，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个人将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作为政策执行的出发点，并成为规范自由裁量行为的指导精神。

2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

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公共性决定公民应该让尽可能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需要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公共政策制定前可以进行听证和立项调查，政策实施中要不断进行反馈调查，以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不发生偏失。

3监督评估和反馈机制

健全公共政策监督和约束机制，强化对政策主体的监督和追责力度，可以有效限制公共权力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防止政府官员腐败、行政权力滥用等损害公共政策公共性的行为产生。同时还应结合公共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不断向政策实施对象反馈公共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根据反馈情况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公共政策。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3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题目

1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改革

2行政文化革新与廉政建设

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管理

4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5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

6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

7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

8政府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9危机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10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

11提高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12反腐倡廉研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3民主政治研究

14干部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研究

15政治文化研究

16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研究

17政府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18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研究

19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研究

20电子政务研究

21政府职能转变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2加入WTO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3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研究

24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

25当前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6当前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7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分析

28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9现阶段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30现阶段我国科技政策分析

31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分析

32当代中国教育政策分析

33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分析

34入世对中国政府依法行政走向的影响研究

35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6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7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执政能力

38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管理创新

39有效监管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40政府采购与社会公共利益

41执政为民和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构建

4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4试论我国政府的经济性管制

45服务行政---二十一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46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47试分析生态价值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48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研究

49试析西方公共行政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50试析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51试析行政协调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5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53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趋势

54行政创新的文化环境研究

55试论政府创新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56哈尔滨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研究

57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58政府行政成本与效率研究

59转型期中国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研究

60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

6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62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63社区行政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4城市化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65公务员薪酬制度国际比较

66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67新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

68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69数字化城市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0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71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

72组织变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73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研究

74政府收费制度改革研究

75政府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76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77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78新型工业化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9财税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80税收支出及其控制研究

81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82区域合作与政府的作用

83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84政府干预模式的创新研究

85区域开发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86WTO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87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

88中外政府收支管理比较研究

89产业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90垄断与政府经济管理

91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92充分就业目标与公共政策选择

93论新时期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94我国乱收费成因与治理对策，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95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

96论如何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97论竞争激励机制在促进政府活动中的作用

98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99政府失败与重塑政府

100关于组织文化管理研究

101关于公共政策研究

102论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03关于战略管理研究

104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政策研究

105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106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体制研究

107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8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9区域政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10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思考

111行政伦理研究

112政府危机管理研究

113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114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115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创新及其塑造

116中,美,日行政文化比较研究

117行政心理文化及其制约因素探析

118我国行政精神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119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的定位研究

120我国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模式探讨

121中外创新机制比较研究

122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123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124现代企业中的科技管理

125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

126社区管理与城市化

127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新对策

128现代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129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30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131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权力的制约

132行政合同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133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不力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134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35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探索

136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37论当代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的挑战及变革

138浅论政府职能与转换

139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

140论有限政府

141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

142依法治腐,建设廉洁政府

143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144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145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46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腐败研究

147中国海关执法腐败问题分析

14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述评

149中国行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150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探讨

151沈阳市东陵区政府机关干部考核制度的研究

152改革和完善地方反腐败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153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54西方组织结构理论及其对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借鉴

155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研究

156当代中国行政民主论析

157事业机关干部一般管理能力素质评价研究

158腐败的经济分析

15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腐败问题的思考

160当代中国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分析研究

161利益驱动与规范政府行为

162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163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164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

165论市场经济与县级政府职能及机构

166论依法行政

167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研究

16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职能

16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职能

17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整合机制重塑

171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发展取向研究

172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173电子商务与政府管理

174我国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透视

175我国"入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

176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对策研究

177论建构现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指导制度

178论行政权利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79论以德治国背景下的干部道德建设

180关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考

181结构性腐败论纲——对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

182腐败发生的原因透析和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183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

184中国公务员管理机制研究

185论转轨时期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重塑——从传统到现代

186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

187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

188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模式初探

189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背景

190论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特色

191治安社会化思想与模式

192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193电子化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取向

194电子政务系统的应用研究

195论行政权力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96与腐败

197我国腐败主体的若干思想观念研究

198结构性腐败论纲

199以德治官论

200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机制研究

201关于政府体制改革中电子政务发展的研究

202WTO视野下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203新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引入

204我国党政系统内部顾问的现状,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

205加入WTO后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206公共责任理论与我国公共责任机制的选择

207论社会主义行政道德

208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209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再造

21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想

211试论行政组织的法治化

212事业单位改革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213我国法制行政建设研究

214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215我国人事法制建设的构想

216我国事业单位职称改革的现状及走向分析

217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218政府责任论

219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20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利益分析

221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双重选择

222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

223行政公开制度研究

224我国电子政府发展思路探索

225中韩两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比较研究

226县级地方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究

227廉政思想研究

228腐败与反腐败探析

229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机制的研究

230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231浅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32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对策

233论我国电子政府建设

234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235论加强和改善我国行政监察

236第三部门与政府腐败的治理

237中国公务员行政价值观探讨

238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执行研究

239中国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完善举措探讨

240关于建立严密完善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241行政处级干部的管理能力结构及其特征分析

242非营利组织人事管理模式的转变

243论集体上访

244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245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的相关性分析

246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政府公共部门政策监控机制

247"德法同构"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248新时期反腐败若干问题研究

249干部选拔体制研究

250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理念的转变

251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规范研究

252公开选拨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253论转型期权力监督理念的跃迁

254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动力机制问题研究

255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

256解析腐败

257干部道德教育有效性探析

258中国门户网络公司生存环境及经营战略研究

259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60知识经济时代军队干部队伍平时管理工作初探

26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262论中国行政文化创新

263新时期反腐力度思考

264创新——当代领导的必备素质

265工作团队的激励机制和绩效测评体系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塑造现代人素质中的作用

266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267团队创新气氛问卷的编制与研究

268团队激励研究

269虚拟团队分布式任务分析与综合能力研究

270中国企业团队精神培育

271团队组织气氛的形成机理,测定方法及改进途径研究

272乡镇领导班子团队建设与团队效能的研究

273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74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素质塑造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宏观环境；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是选择和决定财务方案、政策的过程，企业财务决策通常属于短期财务决策。对最令人满意的财务方案进行确定，是财务决策的直接目的。在企业中，只有对具有较高有效性及可行性的方案进行确定，才能使财务决策发挥其本身最大化价值，促进企业目标更快实现。所以，在整个财务管理中财务决策属于核心性存在。立足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对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企业决策及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在分析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的关系前，我们首先应对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本身有一定了解。

一、广义财务管理理论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起点为财务管理环境，其前提与导向则分别为财务管理假设与目标，该理论结构包含内容很多，除财务管理基本及通用业务理论，还包括财务管理特殊业务理论等。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由王化成初步提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该理论是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而提出的。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研究内容的拓展，也是对狭义财务管理理论界定的突破，将广义筹资、投资、分配等问题纳入财务管理研究领域中，并根据企业管理环境和宏观环境在广义视角下对具体的财务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极大丰富，且实现了与社会生活发展的紧密联系。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提出时，我国财务管理研究还未完全进入稳定发展状态，通过对我国财务管理2000年前的研究可以发现，“就财务谈财务”的思想是大部分研究的核心，在学科交叉及跨学科发展的研究方面明显比较欠缺。随着人们对环境因素认知的进一步深入，“广义”概念中的研究链条逐渐独立出来，开始着重环境这一起点的作用机理，当前梳理的逻辑环境中除了包括财务管理环境、假设外，还包括其目标、决策等，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治理的“桥梁”作用，即企业治理在财务管理环境到财务决策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宏观环境不断变化的同时，公司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变迁，在这些外部与内部环境的影响下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财务决策模式及经营效率也由此发生变化。在与财务管理有关的各种研究中，其逻辑起点逐渐落脚于财务管理环境。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中加重了对宏观环境的研究，尤其进入新时期后，基于中国宏观背景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坚持价值导向，融公司治理与价值为一体，将财务决策行为当成中介桥梁，对财务管理研究的路径传导和闭环运动给予更多关注，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与创造性给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广义财务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法律等因素，可提供各种支持保证给企业交易活动，促进企业交易活动运行和展开得更加顺利。宏观环境的不同，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交易成本，使其产生差异性，而其差异又会对企业一系列规范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财务管理研究中，必须加强对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的研究，这也是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所一直强调的。

二、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下的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相关性

广义财务管理视角下，宏观环境中的不同要素对财务决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即是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之间关系的鲜明体现。

（一）政治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近年来的财务研究中，热点莫过于政治学与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在财务决策中，政治环境所起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政治关联，企业的发展处于我国宏观制度环境中，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域政府存在一定关联。政治关联的建立对公司的财务决策很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将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产生影响，且会对企业部分商业特权的赋予产生影响，明显提高公司股票价值。不过，政治关联也会使企业价值和员工配置效率产生损坏性影响，尤其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第二部分为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市场失灵产生不可控的后果。民营企业受政府干预过多时，虽然可促进政府扩大就业等目标的实现，但却也会发生国有上市公司在投资方面产生过度问题。

（二）法律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程度等差异，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与我国有鲜明的体现。法系和相关法律制度，是法律与财务决策研究展开所围绕的两个主要方面。“法与财务”热潮的掀起，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好，公司收益得到的维护将会越多，公司资本成本也就越能被有效降低。在影响财务决策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关联较大的有公司法、证券法及税法等。其中公司法在财务决策中的影响比较为人们所熟知，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分配利润及员工薪酬等方面；证券法对财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司股票发行的各种方式，上市、交易过程中对信息的披露等；税法对财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税率变动及调整等方面。

（三）经济环境对务决策的影响

在企业财务决策过程中，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两种。经济周期是针对总体经济而言的，主要指其紧缩与扩张周期性波动变化过程。经济周期与盈利水平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越好，盈利水平越高，宏观经济周期对公司盈利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四）社会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期积淀是分不开的，其构成要素除了包括特定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外，还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根据我国许多企业的融资手段可以发现，在我国法律保护仍然不完善的今天，通过非正式融资渠道，许多私营企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促成这些融资渠道的重要因素在于声誉机制及个人关系等。企业声誉是其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在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中企业声誉越高其业绩也会更好。目前，学者们对于公司经营与决策中文化的影响机制正在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基于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相关性下的财务管理对策

（一）强化政治及法律环境考察

政治环境及法律环境，对企业的改变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为企业市场交易成为，其二为企业未来经营的预期，而这些都会较大地影响企业人力资产投资动机等。除此之外，企业在对市场化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进行构建的过程中，也会被政治关联等影响，从而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所以，财务管理研究应加强对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考察，通过考察使政治环境及法律环境等如何作用于企业财务决策的路径更加深入的说明，对企业价值增长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机理进行揭示。

（二）对社会文化因素深入研究

新兴市场国家许多企业，近年来均在各种非正式途径下对某一集团进行依附，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这些非正式途径中，除了血缘、婚姻、同学及工作关系外，还包括其自身的声誉等，通过声誉机制，许多企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控制权关系，但从实质上来说同样构成了内部资本市场。综观这些途径，无一不与声誉机制、关系、道德准则等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对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企业财务决策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社会文化因素与政治及法律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有利于企业财务决策更好地利用社会文化因素。

（三）对宏观经济环境深入关注

从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所经历的多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对政府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微观企业会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何种影响也是评估因素之一，这一指标同时是修正政府决策行为的重要依据。关于这一点，学术研究自然也必须提高重视。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仍然较难把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机制完整揭示出来，研究之路仍然比较长远。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近年来的日益复杂多变，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出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给上述研究的开展。

（四）对技术环境变迁的影响加强探索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资金，推动了其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被应用于企业信息搜集中，不仅改变了企业信息搜集途径，同时大大提高了其信息搜集效率。

集团企业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集中管理，新型财务管理手段的应用，对企业筹资与投资模式具有间接的影响。为了拓展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野，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应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对技术环境变迁所带来的企业决策变化进行探索。

四、结语

宏观环境的变化，密切关系着企业行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而企业财务决策正是这几种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梳理清楚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的关系，对宏观环境影响财务决策的机制进行分析，有利于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给财务管理实务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对可行的研究建议的提出，有利于找到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深入研究的方向，更加全面推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 付冬梅.从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分析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相关性[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6（17）：29-29.

[2] 赵寅珠，张锐强.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对策分析[J].商业经济，2010（4）：47-48.

[3] 蔡云飞.公司财务风险分析与策略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3（27）：91-91，93.

[4] 立国.公司财务控制常见问题浅析[J].现代商业，2014（8）：200.

[5] 高敬博，宋英慧.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控制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6（5）：52-53.

[6] 张佳.公司治理对超额现金持有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D].浙江大学，2010.

[7] 余成武.浅析我国企业并购所面临的财务问题及改善对策[J].财经界，2013（6）：194.

[8] 杨雪梅.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J].商业经济，2010（18）：71-72，123.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6szk3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2-0056-02

高职高专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质量的面向基层、面向服務、面向管理的一线技能型、实用型专门人才的重任。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人才培养上以德为先，立德树人，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充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发展，深刻认识“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切实抓好“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建设，努力适应国家人才培养的要求。

一、提高对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认识

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要把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作为课程的价值取向。明确课程定位，包括课程的研究对象、课程的体系和课程的性质。认清“形势与政策”课的双重属性，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价值观念；既是一门学科，又是意识形态，是青年人成长成才的道路上的方向引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有利于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新认知，有益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价值。“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找准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问题

在高职高专院校，相比较于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规范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步伐并未跟上。主要呈现的问题有：

1.缺乏学科定位，教学内容不规范。“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并最终落脚到学科建设上来。但是，在高职高专院校相比较学生必修的其他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还没有建立完善对应的二级学科，这一问题已直接影响到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也不规范。原因在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性。其中“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的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变化中的。一门课程的规范包含了教学内容的规范，教学内容的规范要求其相对稳定。形势与政策课的这一部分动态的教学内容对这门课程的规范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学时与学分不对应，教学管理不规范。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还存在学时与学分不对应的问题。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并没有按照“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的要求开设。在三年制专科院校中，大学一年级的平均开课率为84.33%，大学二年级的平均开课率为71.20%，大学三年级的平均开课率为37.01%。[2]导致了课程并没有完全做到“全覆盖、不断线”，绝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没有将“形势与政策”课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只出现在学生在校学习教育的一段时间内。另外，尽管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环境与氛围在不断改善，但是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建设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主要表现为：部分高职高专院校仍然没有设置“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没有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没有按规定的学时学分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形势与政策”课开设的时间往往都在课后、周末或者晚自习，不严格监控教学质量、减少课程设置、没有科学进行教学评价和课程考试考核等等。

3.缺少教学研究，师资队伍不规范。高职高专院校普遍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不积极，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开展的课题研究都不多。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整体性研究方面，相关的文献较少，研究还不成体系、不成系统。对教学方法手段改革不重视，仅仅停留在完成教学任务的水平上。侧重理论教学，缺少联系社会实践的教学。“形势与政策”课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待提高。从师资队伍构成来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科和专业背景不强。专职从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及研究的师资严重不足，大多由党政干部、行政人员兼任。

三、把握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关键

针对高职高专院校在“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中呈现出的问题，必须找准其规范化建设的关键，有的放矢，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

1.加快“形势与政策”课学科建设。“形势与政策”课在学科归属上应该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学科建设就应该与下面的二级学科建设保持一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科建设，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形成一支稳定发展的高素质的教学和研究队伍，研究和掌握“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基础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断扩大“形势与政策”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领域，并将研究成果用以指导“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科研，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帮助“形势与政策”课学科规范化建设。

2.正确认识和分析“形势与政策”课教育对象。要使“形势与政策”课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使其自觉地接受教育影响并通过自我教育达到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青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正在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完全成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3]同时，他们还普遍具有文化基础相对较差，自主学习能力不强，学习和生活习惯不太良好等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和分析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的特征、思想实际和认识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真正达到教育教学目的。

3.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围绕这一目标，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为主线，将动态教学内容灵活穿插其中作为有益补充。固定的教学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形势政策的教育，以及基本国情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等。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首要任务是将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深入研究，深入学习，切实抓好“三进”工作。（下转265页）

（上接56页）4.合理运用形势与政策课的大众传播载体。在信息化时代，要充分利用好大众传播载体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积极、有益的作用。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要“切实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学习网站和微信公众账号学习平台，使之成为宣传展示学生理论学习成果的阵地。各地各高校要積极参与相关网站建设，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本地本校教学资源共建共享。”[4]以网络为载体是扩大形势与政策教育覆盖面、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吸引力的需要，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需要。

5.科学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管理。“形势与政策”课管理是指“形势与政策”课领导部门、主管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手段，对“形势与政策”课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目的和任务。“形势与政策”课的管理内容包括目标管理、计划管理、规范管理、信息管理和队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要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只有运用现代管理学原理，遵循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规律，在科学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具有活力的科学管理制度，形成系统科学的管理内容、畅通高效的管理过程、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体系，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巨大“合力”，保证“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EB/OL].教育部网，2004-11-14. 

[2]王包泉，隋俊宇，刘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及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07）. 

[3]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教育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EB/OL].教育部网，2015-07-30.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来源:论文天下]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来。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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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德］柯武刚、史漫飞：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9页。

［6］［澳］O．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页。[来源:论文天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德］柯武刚、史漫飞：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9页。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7

英文名称：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主办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4-2982

国内刊号：11-5694/R

邮发代号：80-955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8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月刊）创刊于200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承办的卫生政策与管理领域专业学术期刊，办刊宗旨：紧紧围绕我国卫生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及时报道国内外卫生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卫生改革发展的新鲜经验，促进卫生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及卫生政策研究者与决策者的交流合作，建设我国新型卫生政策研究体系和学术平台，提高卫生政策研究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政府科学决策、改进卫生绩效和促进卫生事业发展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办刊理念：以 “传播政策、研究政策、服务决策”为办刊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和互动，为卫生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追求权威性、综合性、实用性、学术性，提倡和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研讨，活跃学术氛围；注重提供有价值的政策研究信息和学术交流，为政府决策服务。

读者对象：卫生工作相关行政部门和单位管理者，卫生政策与管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等。

政策与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 信息披露质量； 管理层持股； 现金股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4-0047-04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延续，也是影响股价、资本结构的重要决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股利理论，但对现实中的股利政策仍无法作出最恰当完美的解释。在众多理论中，对股利政策的解释最具影响力的可能当属成本理论（Ad jaoud & Ben-Amar，2010）。

委托理论认为，管理层有为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动机，这就是经理管理防御（management entrenchment）。经理管理防御学说认为：由于防御动机的存在，使得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反映的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是反映经理的目标，因此会导致经理作出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的决定和行为。La Porta等（1998）指出，管理层通过发放现金股利解决委托问题的情况需要一些机制的作用。为了从信息披露角度研究管理层持股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拟对我国深市2008―2010年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试图找到管理层持股在信息披露质量不同的情况下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股利政策一直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问题。Jensen & Meckling（1976）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缓解委托理论中的冲突。Rozeff（1982）使用1974―1980年的数据研究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Sornnate（1989）研究得出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Jensen（1986，1992）研究得出发放现金股利可以缓解问题，可作为降低成本的机制之一，同时也是管理层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债务、外部治理等的替代机制。

赵春光、张雪丽等（2001）通过对股利政策选择动因的研究得出，企业是否分配股票股利取决于股权集中度，而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廖理、方芳（200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对高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徐寿福（2013）以2003―2010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

Sornnate（1989），George W. Fenn和Nellie Liang（2001）研究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发放的股利越多。管理层持股可以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从而公司愿意发放更高的股利。Bushman and Smith（200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降低公司成本。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股利发放，投资者通过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更客观地判断公司的投资效率和价值，迫使内部人“吐出”现金，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另外，内部人为避免外部投资者的监督，通常提供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以此来掩盖问题，为其对公司的掠夺行为提供便利。此时，投资者无法通过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监督管理者，他们可能会依赖于上市公司释放的股利支付信号。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2：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现金股利政策用两种方法衡量，一种方法是采用虚拟变量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如果该上市公司发放了现金股利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连续变量每股现金股利来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信息披露质量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来衡量。深圳证券交易所结合奖惩及与监管机构的工作配合等情况，从日常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最终形成四个等级（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由于该评级结果由与上市公司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提供，因此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本文根据这一考评结果设置变量DIS，将考评结果分为两档，将考评结果为“及格”和“不及格”的赋值为0，将考评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赋值为1。

本文管理层范围的界定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需要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一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将“管理层”界定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另外，对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其他变量作了控制，同时还设置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和不同行业之间数据的差异。

（二）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样本数据和被解释变量的特点，分别构建了log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模型。现金股利DPS是0-1的虚拟变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已有的现金股利支付模型，结合假设，构建以下模型：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剔除“ST”公司，剔除金融行业等，经过筛选整理，最后确定总体研究样本为1 930个年度观测值，其中2008年为735家，2009年为733家，2010年为462家。

2.数据来源

在所有的变量数据中，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考评结果整理得出的，其他变量数据是从CSMAR数据库搜集整理而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每股现金股利最大值为1.672，最小值为0，支付的每股现金股利平均约为0.07元。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得分平均约为1.85，其中约75%的考评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管理层持股比例平均持股比例约为5.39%，中位数为0，说明管理层总体持股数量较少，人均持股比例低，“零持股”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7.541，最小值为-10.92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39%，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理想。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模型一的多元回归结果，表中数据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质量越好，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假设1得到验证。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即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越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这和前人研究结论一致；公司业绩越好，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表4是模型二的OLS回归结果，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并且显著，和表3中的回归结果一致；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换句话说，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说明公司经理存在以支付适当股利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验证了假设2的前半部分。在表4中我们将信息披露质量分组回归，将信息披露为“优秀”、“良好”的分为一组（DIS=1），将信息披露为“及格”、“不及格”的分为另一组（DIS=0）。回归结果如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不管信息披露质量高低，管理层持股与每股现金股利都显著正相关，然而，从管理层持股比例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高（DIS=1）的系数（0.082）要低于信息披露质量低（DIS=0）的系数（0.173），也就是说，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比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平均少支付0.091元。这也可以解释为，对于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投资者无法准确得知公司的经营情况，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观察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以此来判断公司的营运状况，而信息透明度较好的公司则不需要通过这种途径判断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至此假设2全部得到验证。

另外，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在全样本检验和DIS=1分组检验中结果一致，且显著相关，其中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相关，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但在DIS=0分组检验中，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现金股利负相关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在全样本和DIS=1的样本检验中与每股现金股利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作为监督者发挥了应有的监督职责，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管理层通过分配现金股利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越不易实现；而在信息披露质量差（DIS=0）的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独立董事只是名义监督者，并没有真正充当监督者的角色。

五、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做了以下测试：其一，用是否支付现金股利替代每股现金股利进行回归；其二，将深市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分别赋值3、2、1和0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替代DIS进行回归，结论与上文一致。即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六、结论和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08―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管理层持股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二）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1.以往的研究成果显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在模型二中，本文未能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否受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出现此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2.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每年都有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在研究股利政策时将不同年份的股利政策混合在一起考察，可能忽略了一些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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