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21:54:08
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1.1政企合一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体制长期以来我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在河南省盐业管理体制中，河南省盐务管理局和河南省盐业总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政企不分，倚“政”为“企”谋利。首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维护其垄断专营的利益。新郑市盐业管理部门对黄先生的跨区用盐行为进行处罚符合《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当媒体将这一事件曝光后，新郑市盐业局出面向被罚者道歉，并退回没收的食盐和200元罚款，并对该局盐政科科长和稽查队长进行了处分。此事件的经过可以充分说明，地方盐业管理部门在明知跨区用盐是合理行为的情况下，为了地方盐业部门的利益，仍然依据严重扭曲的《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对黄先生进行了处罚。政企合一的垄断经营体制还使得盐业管理部门可以避开市场经济的竞争，对食盐实行高额定价，获取高额利润。
1.2缺乏完整的政策运行机制由于实行政企合一的垄断专营管理体制，所以地方盐业经营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会得到强化。首先，缺乏政策实施效果的内部反馈机制。在盐业管理系统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行政信息以自上而下的单项流动为主，下级不能将在实际盐业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快速的传递到上级部门，不利于上级部门作出正确的决策。如在食盐计划编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刚性分配往往使得市、县两级盐业部门没有发言权，计划编报基本上是走形式；而计划的实施又基本上成为以“把盐放下去，把钱收回来”为起点和终点的工作过程[1]。其次是缺乏对盐业政策运行的监督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上级较少对下级制定的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监督，监督力度存在严重不足。在外部监督方面，中国的社会监督还处在起步阶段，其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2盐业政策及时更新的路径选择
2.1政策制定部门树立以公共问题为导向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树立正确的理念对促使政策的及时更新，推动公共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公共问题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前提，盐业管理部门在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应把解决公共问题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政策问题具有发展变化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审视与重新认定所面对的问题，清晰的界定政策问题，进而制定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政策。
2.2在盐业管理部门实行政企分开，破除垄断专营的体制首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盐业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将行政管理职能划归政府，使盐业管理部门集中力量进行盐业政策的制定与监管工作，将经营性的职能划归为企业，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清晰界定企业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其次要尽快破除垄断专营的盐业管理体制，逐步放开盐业市场，鼓励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盐业的经营活动，使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这样盐业经营部门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为了更好地生存，它们将主动推动相关盐业政策的改革。
2.3完善政策过程
2.3.1在政策制定与修改阶段引入社会的参与首先，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听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意见与建议，一项政策实施效果的好坏，政策适用对象最有发言权，为此盐业管理部门应首先健全并开放决策信息系统，利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定期收集广大公民对于政策的意见，并及时反馈到决策机构，以利于决策机构及时了解正确信息，进而使盐业政策符合社会的要求。其次，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听取并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切中时弊，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2.3.2完善执行阶段的反馈机制公共政策都是根据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公共问题而制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为了使公共政策始终具有现实可行性，必须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对公共政策进行修正，而修正有赖于执行中所获取的反馈信息。盐业政策执行部门对该政策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最为了解，为此盐业政策执行部门应将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归纳，并根据政策执行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建议，将这些信息及时的反馈到政策制定机关以利于政策的修正完善。
2.3.3建立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制度政策评估有利于系统了解政策的运行情况，评估报告将是政策修正完善的重要依据。首先，应将盐业政策评估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将评估工作制度化。其次，在评估策略上，既要有政府系统内部的评估，又要有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估，使得评估报告更具客观性[2]。最后，建立评估报告的回应制度，评估报告制定出后，政策制定机关应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评估报告的内容予以回应，认为合理的部分应当采纳并修正相应的政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应当说明理由。
2.4加强检查监督，实行问责制问责制度能有效推动各级政府主动修正盐业政策。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政策实施的检查监督，对在检查监督中发现明显有失公正的政策仍在长期实行，根据责任划分，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在问责的压力下，各级政策制定机关，将主动对政策进行更新，促进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
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1.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3.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4.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4.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匹配问题上，尽管“丁伯根原理”被广为认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内外均衡两种目标时常常会遇到逻辑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困难，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蒙代尔认为，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视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尔借用两目标－两工具模型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构成了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的核心内容。该原则的政策决策模型可简单概括为。蒙代尔在指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财政政策对外，货币政策对内，这样搭配的结果会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另一种方法是以货币政策对外，财政政策对内，这样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缩小国际收支的失衡。据此蒙代尔主张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其意义在于揭示出不同政策工具拥有不同政策效果，以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指派政策工具，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养老保险政策是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部分，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采取的养老政策也不同。这其中各有千秋，需要我们擦亮眼睛，仔细研读。
（一）完全保障的北欧模式
北欧国家保障每个公民的社会福利。北欧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权利，注重公民平等基础上的，由于北欧各国强调以公民平等为基础，养老保险政策是保证每个居民平等地享受社会福利。因此，在包括养老保险政策在内的社会福利分配中，北欧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的作用。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承担了每个公民一生的全部福利。当然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之下的，有利有弊。一方面在这种福利制度的保障下，社会稳定，利于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这种全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无形中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一旦经济发展速度下滑，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大，也会造成社会危机。前一段时间希腊的财政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希腊地理位置上虽未处北欧，但是也采用与北欧类似的福利模式，财政危机与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模式存在矛盾，解决起来相当棘手。
（二）注重自由竞争的美国模式
美国是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度，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强调市场调节。美国人认为全覆盖的社会福利政策会导致懒惰。这种福利措施利于刺激经济发展，但是也容易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美国的养老保险形成了特殊的体系。其养老保险分为三个部分，即联邦退休金制度、私人年金计划、个人退休金计划。美国的社会保险由联邦政府的社会安全（保障）部署集中管理，统一而集中。这种养老保险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优点是社会保障体制健全完备，统一管理，强有力约束；使用法律和经济双重手段调控退休年龄，力度大，效果好；基本养老待遇替代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多层次保障的发展；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社会化程度高。
（三）介于北欧与美国模式之间的德国和英国
这两个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介于北欧体系和美国体系之间，尤其是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严谨而灵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适时改革与调整。总体而言，西方养老保险制度是三位一体的，即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雇主和雇员，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向国家社会保险机构交纳保险税；社会保障开支的一部分，特别是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由政府财政买单，从国家税收中支出以弥补不足的部分。因为国情、文化基础等差异，各国采取的养老保险措施出发点不同，政策执行方式不同。
二、养老保险的管理方式分析
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管理方式差异很大，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在规避风险上，有一定的分散性，养老保险开支分别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而不是仅中央政府单一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分散负担和风险，是值得借鉴的。如美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总体上由政府主办，但具体项目主要是由各州、地方和基层机构管理。德国的养老保险管理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由德国联邦劳动和社会秩序部负责，下设社会养老保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每年提交书面报告，预测15年后法定养老保险的收支发展状况，并就保险费率、养老金和政府补贴的调整提出建议；微观层面由各州的各行业组织的联合养老保险机构自治管理。正因为如此严谨的养老保险政策，德国才能适应不断变幻的社会环境，采取相应措施，适时调整养老保险政策。
总之，西方养老保险体制先行多年，在国际交流日益加深的今日，仔细研读西方的养老保险政策及管理模式，取其精华，剔其糟粕，逐步完善我们的养老保险体制，达到老有所依。
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在当今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维持自身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应地一些投资母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从短期看，会给母国经济带来损失，但从长远看，直接投资的流出必然推动本国生产的国际化进程，可以更好地发挥本国企业的优势，获得更多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销售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以，这些国家渐渐地取消了或正在取消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仅如此，有关国家和地区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取消了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限制措施，诸如外汇管制和资本输出管制，并且在采取鼓励和刺激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政策措施的同时，强调增强国际间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
各国制定鼓励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总体目标在于：①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家的经济业绩；②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区位，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如将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资源供应更为充足的地区，可获得新的比较优势；③淘汰国内夕阳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因此，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资本输出国具有重要意义，各国政府皆积极创造条件，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和保护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当然，发达国家的促进政策带有援助落后国家的成分。但不能否认，一些发达国家托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之辞，行先占领东道国市场、扩大在东道国问题上的发言权之实。
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和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信息和技术援助、直接的财政金融支持、投资保险以及税收保护。四类措施之间可能存在着交叉，例如：技术援助的过程中可能为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第一类的措施有可能与第二类的措施出现交叉。此外，这种交叉还表现在某国政府的同一机构承担着一种以上的政策任务。例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theUnitedStateSOverseasPri—vateInvestmentCorporation）就为美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全面的服务，即：不仅组织海外招商团、提供项目贷款，而且还对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国家风险提供投资保险。下面就逐一介绍这四类政策措施。
1.信息和技术援助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出资创办的全国性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中心都为本国企业和居民（尤其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它们的前期成本。这种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五种具体的措施：
（1）纯粹的信息服务，不仅为本国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关于有关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要素成本等信息，而且有些发达国家还通过建立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库等方式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服务，以便于为双方企业寻找投资伙伴提供方便。
（2）组织投资招商团，即通过母国政府机构的出版物、组织研讨会、投资洽谈会等方式为本国计划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或组建赴海外投资考察团，为投资行为牵线搭桥，直接帮助跨国公司寻找投资机会。
（3）通过提供某些东道国特定产业和特定投资项目的信息，为本国企业寻找特定的投资机会。
（4）提供可行性分析以及所需的部分资金。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比国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要复杂得多，除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之外，还存在国家经济政策变动、汇率波动等难以预测的风险。这就要求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者站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的高度，具备国外市场预测技能，并对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程度及前景有充分了解，能够掌握现（融）资方式和手段等等。而一般来说，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比较熟悉国内市场，在对外投资的知识准备过程中，往往也注重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但对国外的市场、技术、资金以及企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东道国的政治局势、政策取向了解并不多，使其对外投资可行性分析能力不足，必须借助专门机构的力量。
（5）为本国小型企业在项目开发初期提供诸如准备法律文书、提供融资咨询、改进技术以适应东道国的特殊要求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技术援助。例如，荷兰的发展金融公司（theNether—landsDevelopmentFinanceCorporation）1989年起制订的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计划中，就为荷兰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可行性分析所需的资金，帮助它们培训管理人员，出资组织旨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研讨会和投资招商团等一系列的信息服务。
从各国的情况看，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一般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殊机构所设的经济、商业情报中心进行的。此外，还有一些大型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开展对外投资咨询业务。
发达国家不仅为投资者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机会情报，而且为与投资计划有关的暂定的技术或资金资料所进行的可靠性研究或投资前调查提供资金支持。政府所资助的调查资金，通常为调查费用的50％，该未来投资者在投资项目实现后要偿还。
为了从财政上保证这项费用，不少国家已将此项资金列入国家预算之中。在日本，提供投资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的机构是根据特别法所设立的通商产业省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部、日本输出人银行的涉外投资研究所等；在美国，这种机构主要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技术援助方面，一些国家成立了民问非盈利性机构或团体，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技术人员。如日本设立了世界经营协议会，加拿大设立了海外经营者服务机构，美国设立了受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国际经营者服务队，等等。一些国家还接受发展中国家派来的政府后备实习生，负担其居留期间的费用及旅费，并对训练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的本国培训机构，也提供政府津贴。
2.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支持，这种财政和金融支持往往与母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同时也包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支持。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国家是由同一家机构承办的。就金融支持而言，各国承担这种业务的开发金融公司，为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贷款和股权融资。其中的股权融资，大多是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少数股权，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就将所持的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这些开发金融公司的参与，不仅为海外的投资企业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而且大大提高了投资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东道国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
发达国家提供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的机构包括：日本的输出人银行、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英国的英联邦开发公司（theUnitedKingdom‘sCommonwealthI）evelopmentCorporation）、法国的经济合作中心（（？aisseCenttaledeCooperationEconomique）、瑞典的产业合作基金（theSwedishFundforIndustrialCooperat.ionwith「evelopingCountrieS）、德国的投资金融公司（theGermanFinanceCompanyforInvest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和加拿大的出口开发公司（theCanadianExport：DevelopmentCotl）0ra—tion）等。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欧盟成员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
3.投资保险
许多发达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为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险服务。然而，不同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的险种和适用的国家和地区，却有所不同。海外投资保险涉及的险种包括国有化险、战争险和投资收益的汇出险等。芬兰、荷兰、美国和瑞士等国实施的海外投资保险仅适用于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奥地利、瑞典和英国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则适用于本国企业对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但是，尽管不同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存在着上述差异，许多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等国）的投资保险都有着共同的前提条件，即：申请投资保险的投资项目必须符合母国的经济利益，例如：有助于增加母国的就业机会，增加母国的经济收入等国家利益。以美国为例，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1971年以来，就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包括政治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内的投资保险服务。1993年以来，为了加速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美国政府责成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美国企业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提供额外的投资保险。根据估计，通过投资保险促进的对前苏联国家的投资为美国增加了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2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仅美国与俄罗斯的摩托车合资企业就为美国带来了1.8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①。
关于担保的风险范围，各国法规基本相同，都是对国有化险、战争险和投资收益的汇出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但各国在立法上不尽一致。不仅如此，各国承保风险的责任范围也不相同。如美国的投资者可就三种风险全部进行综合保险，也可只择其中一种或两种申请分别保险。而其他国家一般对三种风险进行综合保险。各国立法中对保险费的规定也不一致。就综合保险费率而言美国最高，约为承保金额的1.5％；英国次之，为1％；接下来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约为0.75％；日本、德国、挪威、丹麦、加拿大等国的综合保险费率较低，仅为承保金额的0.5％左右。
投资保险由国家特设机构执行，常与政府间协定有密切关系，互为补充，具有国家保证或政府保证性质，这使它区别于私人保险。其特点是：①只限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不涉及间接投资。②保险对象只限于政治风险，不包括一般商业风险。③政府保证的目的不仅是进行事后补偿，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尽可能保证事故不发生。此目的一般是依靠两国投资保证协定来达到的。作为国内法上的投资保证制度与国际法上的投资保证协定的关系，各国立法不一。如美国法律规定，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国内法上实行投资保证的法定前提，即美国只对在同美国订有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进行的企业投资，才承担保证责任。德国、丹麦也要求在一定条件下，若两国间订有投资保证协定，才实行国内保证。至于日本、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则在法律上实行了单边投资保险制度，不要求以本国政府同东道国政府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但近年来也积极利用投资保证协定，作为调整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并确保国内投资保证（保险）制度的效力。
4.税收保护
税收是调节经济利益主体行为的有效杠杆，它直接涉及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资本流动的方向与领域。由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可以基于不同的征税原则，对同一纳税人而言，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境内的收入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征税，而投资母国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收人可以依据属人原则征税。这样，一个境外投资者面临着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纳税义务，加重了其纳税负担，减少了其投资利润，既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投资，也不利于母国鼓励海外投资。
为了避免双重课税，国际上通常采取两种方式，①税收抵免，即对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已纳的税款，可以在母国应纳税额中相抵扣减，它有利于维护母国的征税权，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比较多，主要有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罗马尼亚等；②税收减免或税收豁免，即只承认东道国的征税权，母国为了鼓励对外投资而放弃征税权，对外投资者的所得无论是按高于或低于母国的纳税生产率，只要是在东道国已纳税者，视同在母国已履行纳税义务，不再另征或补税。它有利于投资者，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有瑞典、挪威、芬兰、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从具体实施情况看，采用税收抵免方式更普遍。
在不同的国家税收抵免的具体实施方式又有所差别。一类是母国单方面在国内立法中规定外国税收抵免，如美国、日本。1970年12月31日通过的美国《岁入法》规定，允许纳税人从其在美国应纳税款中扣除外国对海外企业收人已征收的税额。日本自1962年后，开始对海外投资收入实行税收抵免，并逐步扩大作为税收抵免对象的收人种类。另一类是通过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订立避免双重课税的双边协定。我国已同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等一些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
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于1999年6月,而它真正发展于2000年。西部地区在7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以来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简写为“转移支付”为研究对象,探询转移支付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一)解决各级政府间财力纵向不平衡,是实行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原因
税收和债务工具划分给中央政府集中了较大部分收入。在分税制改革之初的1994年,中央财政自给能力达166%,2000年中央财政经历改革后最艰难的时期,自给比例降到127%,此后,中央财力得到了稳定增长,2004年的184%是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与之相伴,地方财力自给水平稳定在较底的水平,始终徘徊在50%、60%的水平,2004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仅为59%。由此可见,地方财力的收不抵支现象只能依赖于中央较为充裕的财力支持。
(二)解决地方政府间财力横向不均衡,是转移支付的另一个原因
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了多个层次,支出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也存在较大区别。以2004年为例来说明。中央财政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补助为724元,在西部的12省市区中,广西只有621元,四川为619元,贵州恰为724元,可见西部部分地区的补助还处于较低水平。而当年上海市的人均财政补助高达2257元,浙江省也达到了773元。此外,图1还告诉我们东、中、西省市地区之间在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上存在巨大差异,地区之间东多西少的局面明显。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初衷显然不符,财政转移补助支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二、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的现状
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源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前,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及原体制补助、专项转移支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三种形式。随着中央财力的不断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加,并且这一增加的趋势依旧十分明确。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7330亿元,相当于1994年497亿元的14.7倍年均增长27.7%。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以来,中央逐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的规模。依据转移支付的不同形式可以总结如下:
(一)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当年中央财政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全额返还给地方;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基期年基础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200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及原体制补助4379.1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占20%,中部地区占23%,东部地区占57%。2005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也达到4143.71亿元。
(二)专项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中能够体现国家政策意愿的一种方式,影响专项转移支付的基本因素包括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一是人员支出因素;二是经济发展因素;三是社会发展因素;四是其他政策因素。专项转移支付能够解决西部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诸如交通、通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兴建问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具有的规模效应,一定程度上能把财政资金对西部地区的“输血”变为“造血”。2004年中央专项补助为3423.2亿元,其中东、中、西依次所占比例为14%、52%、34%。
(三)财力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均衡地方财政能力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200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3812.72亿元,比2004年增长46.4%,其中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例高达90%以上。它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此处着重谈到两种形式:
1.一般性转移支付
1995年中央财政开始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2002年过渡时期转移支付改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就全国而言,从1995年的21亿元增加到2004年745亿元;就西部而言,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5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369.94亿元。
2.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从2000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对象为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众所周知,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本身便是民族地区的聚集地,因此,一直以来西部广大民族地区得到了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民族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断增加,2000年25.5亿元,2001年33亿元,2002年39亿元,2003年55亿元,2004年达76.9亿元。
此外,还有“三奖一补”机制、取消农业税后的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财力性转移支付形式,也在地区财力均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将西部地区开发推向深入的进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支付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当前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略显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与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单一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下移和财权的上移形成了一对矛盾,转轨时期西部地区庞大的事权和有限的财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十分明显。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职责大大增加了,直接后果就是行政费用的支出增加。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税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几乎把地方政府的财源剥蚀殆尽。地方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恰好能反映出来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状况。1994-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2.7%提高到29.3%。其中西部地区更是由12.5%提高到51.1%,2005年以来依赖程度较高的省份是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而他们恰好又都是西部的省份。
此外,当前我国均衡财力主要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这一种方式,略显单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均衡地方财力需要中央政府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且这一支出有着较为明显的刚性特点,这就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和支出压力。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均衡地方之间财力状况方面,还存在省际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它的运行状况相当良好。
(二)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与专项补助规模过大
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和结算补助是目前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内容。税收返还违背了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税收返还以1993年为基期年,制定税收返还基数的时候,实质上已经默认了东南沿海省市和中西部省市以及老少边穷地区之间财政实力的差异。因此,采用税收返还方式进行转移支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因历史、自然原因而形成的地区间财力差异问题和各地区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问题。
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变化,可通过我国1999-2004年中央补助地方的细项分类加以说明。从图2可知税收返还比例自1999年以来虽成下降之势,但最低时还保持在35%之上,仍然处于转移支付各细项分类之首。专项转移支付也始终能够处于30%之上的水平。两者之和虽说已从1999年87.2%的水平降到2004年的60.4%,可谓降幅巨大,但依旧占据转移支付中的绝对多数。而有利于地区财力均衡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才处于28%的水平,还不到总量的1/3。
(三)财力性转移支付有待进一步完善
财力性转移支付在均衡地区财力能发挥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基数法确定对不同地区的补助金额,这一方法直接导致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失效。1995年我国初次采用因素法这种方式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它被称为“过渡期转移支付方法”。主要内容有:核定各省级地区的标准支出数,将其与1994年实有财力进行比较,凡财力不足而出现收支差额者,将其列入转移支付对象。
这种办法虽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上的一大突破,为转移支付制度克服人为因素干扰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它是两个不同体制的产物,在确定这一办法时要充分考虑地方的既得利益,因而这一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采用因素法的转移支付力度有限,其占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太小,同时在技术方法、影响因素的选择和权数的分配上还不是很完善。
(四)转移支付缺乏法律支撑和监管机制制约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所得税收人分享改革方案》为法律基础的。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均不是针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定的专门法,充其量是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确认。实践中多是以行政规章作为指导依据,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
同时我们在实施转移支付的形式、原则,组成转移支付制度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各自的实施目标、资金的分配方法和拨付程序上依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主体还不十分明确。
四、对完善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政策的思考
(一)明晰财权与事权的划分,探索新形势下的转移支付模式
财权与事权的不一致是分税制以后的突出问题。为了使地方政府不会因为缺乏财力而使事权得不到有效落实,需要思考如何丰富地方财源。地方有必要建立健全的税收体系,可以通过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上的一些权利。西部地区解决这一问题任务更为繁重,可以给予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如赋予地方政府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和提高其比例的权利等。进一步完善共享的增值税、所得税相关事宜,保证地方财力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探索创新省级之间横向转移支付方式。德国政府采用了一种为世人称道的成熟的横向转移支付方式,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学习德国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横向转移支付方式。也许囿于体制的原因或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一时间无法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横向转移支付,至少我们多了一种使各方财政平衡的不同思路,待经济进一步发展,条件成熟后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支付形式。
(二)减少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与专项补助的比重
降低税收返还等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有利于地区财力的均衡。税收返还的数额巨大,每年有3000多亿元,建议将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按因素法进行分配,而不是按地方基数方法分配。这样可以减小税收返还所带来的扩大地区财力效果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平衡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财力状况。
与此同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补助中成功的经验,降低专项补助的规模,当中央提供专项资金时,明确方向,但要减少地方的配套资金提供的比例和范围,不使专项资金流向富裕的地区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
(三)规范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方式
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采用公式法的支付方式应成为主流方式,使它在均衡地区财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规范“因素法”在转移支付中的使用。根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实际,用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转移支付,应更多地考虑地区差异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大体归为三类:一是自然因素,包括各地区的面积、人口、种族和气候等条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各省区人均GDP,人均财力、投资占GDP比率等变量;三是公共服务水平因素,例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供给水平。
(四)加强转移支付的法律支持和监督机制完善
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监督任何资金的基础。转移支付资金也不例外。首先,应进一步修订《预算法》,明确转移支付在预算中的地位、作用及表现形式;其次,应制定《政府间转移支付法》,明确实施转移支付的形式、原则,资金的分配方法和拨付程序,以及违反时进行处罚的标准等;再次,可以考虑在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法》中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的优惠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别照顾。
同时,要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全过程监督,并提倡多部门的共同监督,构建起由各级人大、审计部门、财政内部监督部门和社会所组成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50-94.
[2]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3(3):26-33.
[3]霍克,丁伟.我国地方财政收支收敛性检验与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5(9):32-34.
[4]黄解宇,常云昆.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模型分析[J].财经研究,2005(8):111-122.
[5]宋超.发挥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制度作用的对策分析[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6(11):12-16.
[6]罗荆,唐红军.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思考[J].新疆财经,2006(2):48-52.
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学习德国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横向转移支付方式。也许囿于体制的原因或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一时间无法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横向转移支付,至少我们多了一种使各方财政平衡的不同思路,待经济进一步发展,条件成熟后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支付形式。
(二)减少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与专项补助的比重
降低税收返还等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有利于地区财力的均衡。税收返还的数额巨大,每年有3000多亿元,建议将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按因素法进行分配,而不是按地方基数方法分配。这样可以减小税收返还所带来的扩大地区财力效果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平衡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财力状况。
与此同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补助中成功的经验,降低专项补助的规模,当中央提供专项资金时,明确方向,但要减少地方的配套资金提供的比例和范围,不使专项资金流向富裕的地区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
(三)规范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方式
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采用公式法的支付方式应成为主流方式,使它在均衡地区财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规范“因素法”在转移支付中的使用。根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实际,用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转移支付,应更多地考虑地区差异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大体归为三类:一是自然因素,包括各地区的面积、人口、种族和气候等条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各省区人均GDP,人均财力、投资占GDP比率等变量;三是公共服务水平因素,例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供给水平。
(四)加强转移支付的法律支持和监督机制完善
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监督任何资金的基础。转移支付资金也不例外。首先,应进一步修订《预算法》,明确转移支付在预算中的地位、作用及表现形式;其次,应制定《政府间转移支付法》,明确实施转移支付的形式、原则,资金的分配方法和拨付程序,以及违反时进行处罚的标准等;再次,可以考虑在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法》中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的优惠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别照顾。
同时,要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全过程监督,并提倡多部门的共同监督,构建起由各级人大、审计部门、财政内部监督部门和社会所组成的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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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解宇,常云昆.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模型分析[J].财经研究,2005(8):111-122.
[5]宋超.发挥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制度作用的对策分析[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6(11):12-16.
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一）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绩效评估的概念
校企合作政策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增进和分配教育利益时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显示的价值导向，实现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公共政策。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采用特定的方法，对出台的校企合作相关政策的质量和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就是校企合作的政策评估。评估应体现“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本质是推动高职院校与企业、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促使企业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教育资源和环境，促进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的用人标准对接、院校的课程教学内容与企业的岗位要求对接等。
（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价值
评估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在求职、就业、转业、再提高方面的需要，作为培养价值主体的院校在生存和发展方面的需要，作为价值客体的企业在获得必需的人力资源并逐步提升的需要，最终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的根本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评估，不仅能切实缓解就业压力并提高就业质量，大力推动高职院校的教育改革，实现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能促进企业的自主发展，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三）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政府和各类职业院校制定和采取了多种措施，不断提高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服务于大局。在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国内校企合作政策的绩效评估，有益于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形成政府、学校、企业和学生个体发展的良性循环。绩效评估的直接目的是提高校企合作效益。通过评估，我们既可以找出学校在自身办学条件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在教学管理方面的特长和特点，还可以发现专业建设的数量、质量和所培养目标的能力结构与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和个人需求之间吻合与差异的程度。评估还可以吸引社会各界的参与，加深社会对学校的了解，拓展投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等。
二、行动方案的政策预期与制定分析
好的政策产出离不开好的制度约束。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后发追赶型现代化中国而言，高等教育的制度体系正处于迅速演变中。十多年来，按照国家的政策目标，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宏观引导下，校企双方的合作正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政策意见与建议实现了部分的预期效果，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以及教育部门的配套
举措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明确要求“推进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密切结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与企业要求”，从根本上提出了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思路，即必须从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向校企合作模式转型。经过两年筹谋，2004年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04］1号），强调高职院校要以就业为导向，并指出国家将建立五年一轮的评估制度，从制度上完善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评估工作。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继续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支持。该决定明确了“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改革要求，并使之逐步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2006年，教育部推出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共同出台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特别指出要特色优先，实质就是把“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作为高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这是引领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导向标志。2008年，教育部又推出了《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教高［2008］5号），明确提出高职院校建设要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重，强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是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提出了加大校内生产性实训比例、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校企组合新模式、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质量评价等措施，指明了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工作的重心，推广、巩固了2006年以来积累的改革经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其第六章第十四至十七条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等四大发展方向，明确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等。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又联合出台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引导高职院校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发展建设百余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以期引导学校主动为企业发展思谋求变，促成高职院校与企业形成相互发展、互相约束的互动机制。为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整体战略部署，2000年至今，教育部官方网站公示的与高职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数量已超过50个，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力度是空前的。
（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分析
校企合作的绩效评估必须导入标准、规则和程序等元素，标准与规则决定了程序的选择及对其结果的分析评估。唯有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根据既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企业和社会需求，遵照组织程序及方法，才能对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评价和调控。
1.评估主体。作为主要的评估主体有校内主体和校外主体。校内主体是学生、教师、学校（领导）；校外主体是用人单位、家长与社会。另外，专家组也是评估主体之一。学生主体分为入学前的初高中生和入学后的高职院校大学生两类；教师主体分为新进教师和老教师两类。对于学校领导，主要考察其领导能力和对学校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等。
2.评估内容。通过对校内外评估主体的分析，采用次要主体让位主要主体的方式，共有四个主要内容：一是社会评价，即口碑；二是过程与管理，即学校的管理情况和人才培养过程；三是学习与创新，即通过三年学习，毕业生的发展能力水平以及师资队伍发展状况等；四是资源，包括硬件软件条件、校园文化等。
3.逻辑体系。按照“果因效”的逻辑体系进行评价，对应“重点考察内容关键要素主要评估指标”。通过结果来发现原因，再根据原因来为学校实际问题“开方抓药”。
4.评估方法与现场考察程序。以深度访谈为主，随机抽查专业教师，请专业教师谈如何授课、改革、实现培养目标，以及如何改进办学模式、教学模式、教学环节、教学内容等。通过随机抽查的形式与对专业教师的访谈，对具体问题进行互动讨论等。评估建立在信息采集平台的基础上，面对状态数据力求客观。
5.反馈意见。评估方以评估结论为依据，突破形式主义，树立评估导向，总结提炼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成果，巩固和推广示范建设“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果。具体来说，就是评估专家重点围绕问题与学校互动探讨，共同查找问题原因，并提出对策。应该说，此评估模式在评估主体需求的立场上，根据高职教育面临的问题，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提出并落实了若干措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评估标准。然而，目的是非量化的，少有可操作性的定义来表达，因此，分析人员必须关注政策目的与手段的未来变化，将评估的灵活性与规范性结合起来。
（三）政策预测的准确性与效果的相对性
从我国近年来教育政策的指导意见与方案来看，以政府为主导、高职院校为主、企业参与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这个政策目标是学习与借鉴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指导性意见，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相融相生的政策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政策表达的是宏观意义上的愿景，目标则应体现具体的行动意图，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我国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政策绩效评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目前主要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以及学校本身的教学质量评估。作为教学质量的载体，学生与来自企业方的评估部分由于缺乏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处于被忽略、弱化的境地，最终影响我国高职教育的水平。要真正深化、提升校企合作的内容和层次，学生与企业必须参与校企合作的绩效评估活动。
三、校企双方的执行效度分析
（一）积极作用及高效度因素
美国学者艾利森曾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用只占10%，其余的90%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绩效评估就是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为中心，引导高职院校去反思自身的发展生存及关注企业的发展需求，并促进校企双方加紧培育自身特色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政策指导与市场引领下，我国的校企双方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存在一些不足。
1.积极作用表现。第一，各高职院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职业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习，开始认真审视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并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方法，这对于打破校方强调己方收益、以自我为中心的沉痼有较大突破。第二，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入学机会，提升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关心程度，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促使各地职业院校纷纷升级转型，相继建立新的职业院校。同时，构建了针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发展壮大了双师型教师队伍，为校企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师资培养的目标与方向。第三，各地高职院校从观念上改变了过去高职院校脱离生产一线的问题，加强了服务地方的意识。同时，也带动企业放开眼界，注重长期效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第四，广大企业积极与地方政府、高职院校合作，融入社会环境改革的大潮，对促进教学目标从传统型到创业型的过渡、以创业带动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高效度因素分析。第一，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的合理定位以及职业教育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是促进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政府专项计划资金的引导作用、品牌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工程，都以点带面，提升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力。第三，各级地方政府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决策权与统筹权，有效优化了发展环境，推动各地高等职业院校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有效的改革。第四，各地方高职院校纷纷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课程建设为核心，重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广泛参与企业的进修培训、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等，并落实了一些具体措施。
（二）低效度因素及其主要表现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的相关政策文本虽较多，但实践执行效度未完全达到预期，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形成地方政府的政策评估理论，缺乏评估的法制约束；中、高职教育政策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衔接政策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政策实施方案和信息不足，最终影响校企双方参与评估的动力和积极性。
1.校企合作政策缺乏内部激励机制。一方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虽然部分企业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实训机会，但学生的实践能力较低、专业技能不足，无法短期为企业创造价值，甚至会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另一方面，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假设相矛盾，导致企业在职业院校的专业设计、教学内容方面缺乏具体的意见和指导。再者，由于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全社会、全行业甚至是企业自身的竞争对手，不少企业未让学生进入企业的关键部门和核心领域。
2.政府的法律政策未配套，尚无理想的合作环境。校企合作要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法》中，政府未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责任有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流于形式。
3.校企合作多停留在浅层面和相对单一的领域，操作随意，未深入铺开。我国校企合作未向深层次发展，企业和高职院校基本都在各自领域说事，未能共享利益和均摊风险。校企合作的第一主体仍然是高职院校，企业在合作中鲜有主动行为，并未真正形成“教学—科研—开发”的三位一体。高职院校向地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难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信息。
四、总结性评估与调整建议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改革思路的确定和改革措施的施行，始终是在国家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宏观引导下开展，标志着校企合作进入强化政策导向、提高政策合力的新阶段。这虽然显示了政策的权威性与约束力，但在提高政策的严谨性与先进性方面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要加强相关政策的时效性，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政策，促进高职教育校企双方的公平、公正，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扶持与保障力度，制定更清晰的产学研合作政策，积极扶持各地方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等。评估不仅要注重结果，还要重视过程，因此，应完善启动前的诊断性评估、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估以及结束后的总结性评估。评估主体要更多元，强调评估双方的平等交流与换位思考等。各地区高职院校还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向，根据本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以及本院毕业生就业行业的特点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为此，笔者有以下调整建议可供参考：
（一）校内外教学质量检查评估系统建设
1.建立相对独立的创业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与企业创业实践体系。注重校企双方的就业系统知识教育，从企业角度对教育学科课程设置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革新，以最终提高学生服务目标企业的业务能力和凸显高职院校的优势为目标。
2.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并试行考核与评价标准。校企双方可以尝试共同制定行业或职业领域的能力评判与考核系统，并以此推出高职院校课程质量检查与评估体系。对学生进行“准职员”管理与培训，将企业文化、企业纪律、工作方法、工作质量等纳入能力考核范围，并以此作为进入企业的重要参照。
（二）校内外合作项目的组织实施保障系统
1.组建学校关于校企合作方面工作的组织管理机构。通过组建由学校、企业、学生家庭代表组成的管委会，对相关项目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实现由学院方管理、企业方管理、学生自主管理及家长配合管理四方合作的日常管理体制。
2.校企双方风险与利益均摊。建议以股份制形式重组学校，或共建二级学院，或共建某一专业，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具体可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保证校企双方能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促成配套的教学培训的软硬件环境，使得双方有依据承担义务，从而降低和防范风险，保障校企双方的合作落到实处。当代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评估是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认定。通过对我国高职教育政策的概念阐述和宏观层面的历史梳理，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与调整政策评估的内容与方向，那就是从单纯的课堂、课程与专业评估转向社会评估，从封闭性评估转向开放式评估，从单一的对学校的评估转向政府、学校、企业“三位一体”的评估。在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必须进一步开放办学理念，突出职业教育的发展特色，构建以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为主、内外结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积极形成以校企双方为核心、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社会和学生广泛参与的评估系统。
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
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三)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交通、农业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财政投资应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对于收益率较低的生态保护项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应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使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能够有利于调动投资者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积极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补贴方式支付给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项目或投资者，也可以隐蔽的财政贴息的方式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提供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总体性规定，而且，现行的生态补偿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策与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连续性与强制性。
要解决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应该尽早实现在生态补偿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创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由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态效益的相应费用，解决无偿享有生态服务或环境效益的问题，并弥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损失。同时，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善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或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制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硬约束”，在生态补偿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除了通过生态税收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外，应使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资金。
1推行绿色金融贷款。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有效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动用社会闲置资金进行生态补偿，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筹集一定的资金；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2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对新建或正在开采的矿山，应以土地复垦为重点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交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才能取得采矿许可，保证金应根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满足治理所需全部费用。保证金可以通过地方环境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上缴国家。也可以在银行建立企业生态修复账户、政府监管使用的方式交纳。若开采企业未按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可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治理。
3建立生态补偿与生态保险协调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建立生态风险分散机制，并通过生态保险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险在保护参保双方利益的同时，对由于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生态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实施的生态经济手段。生态保险实质上不仅是用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对投保人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先安排，保证生态损失发生后能够有效消除损失。
(三)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
为加强排污费的管理，应完善排污费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排污费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染者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数额进行核定，地税部门负责代为征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部门吃排污费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四)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和相互监督。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规的约束、伦理道德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相对统一的政策运行和协作平台，保障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完善。
四、结论
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对伊拉克政策和对伊朗政策（以下简称“两伊政策”）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两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两伊对美国在中东利益所构成的共同威胁，以及不同时期美国的两伊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从整体考察美国两伊政策的必要性。
伊拉克与伊朗均为中东重要的国家，中东又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链接点。因而，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两伊政策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伊互邻近并位于至关重要的波斯湾沿岸，占有世界65%的石油资源；同时两伊对美国的“不扩散努力（NonproliferationEfforts）构成巨大挑战；此外两伊还对美国在中东和全球利益构成的严重威胁。为此，研究美国的两伊政策显得十分必要。在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视角往往集中在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或对伊朗政策，将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和伊朗政策两者结合起来，从整体考察美国两伊政策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对两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两伊对美国在中东利益所构成的共同威胁，以及不同时期美国的两伊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从整体考察美国两伊政策的必要性。
1伊拉克和伊朗的战略地位及战略价值
1.1伊拉克和伊朗的重要战略地位
1.1.1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国家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与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约旦、沙特、科威特接壤，东南濒波斯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伊拉克是中东地区少有的不缺水的国家。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同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邻，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隔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望，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它控制着海湾东岸和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里海、中亚的最佳通道。
1.1.2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伊拉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富有“油水”国家。伊拉克的石油质量、储量、产量长期稳居世界前茅。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5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3.17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十位。伊朗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截至2006年底，已探明石油储量约211亿吨，居世界第二位；伊也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日产原油能力425万桶。天然气储量约27.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15.6％，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
1.2伊拉克和伊朗的战略价值随着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与日俱增，各主要大国围绕着能源的较量日益激烈；伊拉克、伊朗两国内部以及两国之间存在地固有的矛盾，为大国介入本地区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下，伊拉克和伊朗突显出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战略价值。
1.2.1二战爆发后英国对抗德国岁月二战爆发前，英国与德国在中东进行暗中较量，二战爆发后英国与德国的争夺就公开、激烈化了。双方在中东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两个地区。对英国来说，伊拉克是它在全球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一旦失去就会危及海湾和英属印度的安全，因此英国不能容忍一个反英国政权在伊拉克存在。1941年4月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在军队支持下发动，成为伊拉克首相，组成新德政府，拒绝英国提出的从伊拉克调动军队的要求，派兵包围了英国在伊的军事基地，恢复同德国的外交关系，公开倒向轴心国。二战爆发后，伊朗政府虽然持亲德态度，但考虑到伊朗所处的位置，决定对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同盟国和轴心国保持对等的距离，宣布实行中立。礼萨·汗在第12届议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伊朗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伊朗希望与“所有的国家一律保持有好关系”。伊朗借中立之名继续向德国提供它所需要的物资，伊朗政府的亲德行为并没有改变，只是在英国的压力下，变的更加隐蔽。英国为了切断德国与伊朗的来往，在海上拦截往来于德国与伊朗的货船。德国却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德国与伊朗的物资运输借道苏联转运。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向苏联发动进攻后，伊朗的处境发生了变化，苏联也要求伊朗中断与德国的往来。同盟国还要求借道伊朗向苏联转运物资。礼萨·汗已感到英、苏将采取行动，就在1941年解除了亲德的马廷·达弗塔里的首相职务，禁止德国人从事反对同盟国的宣传活动。但英苏两国决定完全控制伊朗，消灭德国在伊朗的势力。两国政府于1941年7月18日照会伊朗政府，要求它将所有德国侨民驱逐出伊朗。礼萨·汗拒绝了英、苏的要求，他认为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人大多为伊朗政府部门或企业所聘请，只要他们不从事非法活动，伊朗政府有义务在道义上保护他们。
1.2.2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一道屏障朝鲜战争后，美国为防止苏联在中东地区敲开通往温暖印度洋的大门，提出建立一个小型中东军事集团，即由苏联的邻国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接近苏联的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北方军事联盟，并逐步形成中东军事集团。其目的在于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连接起来，从而对社会主义集团形成包围之势。1954年4月21日，美国与伊拉克就缔结军事援助协定进行换文，表示将“采取一切可能需要的合理措施以发展它们的防御能力”，并“采取适当步骤以保证有效地使用美国所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通过组建地区同盟来维护波斯湾的安全，促使伊拉克与土耳其于1955年2月24日正式签署《相互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分别于同年4月、9月和10月相继加入该条约。同年11月，这个条约的成员举行首次理事会，正式宣布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不是该组织正式成员，仅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活动，但是，美国人却在该组织关键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并参与它所有的磋商，同时还向缔约国提供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在国会上发表以“拯救中东”为核心的中东政策特别咨文，即“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国会授权总统保护中东国家的独立而使用武装部队，既遏制苏联向中东渗透，又控制中东各国日益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国家，也是最新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该计划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立为标志，该条约中将两伊联系在一起，成为西方对苏联实行“大包围圈”计划的重要一环，突显了伊拉克和伊朗的地缘价值。
1.2.3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开始摆弄中东新棋盘早在90年代中期，美国就把中东的反美国家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等称之为“无赖国家”。“9.11”事件后，美国再次将伊朗、伊拉克列入“邪恶轴心”国家行列。防范和打击这些“邪恶国家”自然就成为美国在中东谋求霸权，维护战略利益的关键所在。2003年6月1日，布什率先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即美国可以在没有受到袭击的情况下，率先对和“邪恶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表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由冷战时期的“威慑遏制”向“先发制人”战略转变。2003年，美英师出无名，在“先发制人”战略的指引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了萨达姆政权，同时又将战争矛头直指伊朗。美国改造“邪恶轴心”政权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在政权、萨达姆政权接连被美国颠覆之后，伊朗自然就成为下一步美国重点改造对象。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通过在中东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建立起美式民主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东地区。伊拉克作为美国这场改造过程中的“试验田”，无疑起着标杆性作用。
2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及对两伊威胁的认知
美国政府曾多次系统阐述其在中东的重大战略利益：①石油利益。保障海湾石油以合理的价格获取，并且保证海湾石油不被某一国所掌控。②国家安全利益。主要包括:“遏制激进民族主义国家的挑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③中东主要盟国的安全，尤其是以色列和海湾君主国的安全。以色列和海湾君主国的事关美国在中东战略部署，也是美国维护海湾及中东安全的保障线。④经济利益。中东一直是世界重要的军火贸易市场，市场前景十分诱人，美国作为世界上军火出口大国不能不为之动心。两伊作为美国的“敌对国家”对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石油利益21世纪世界各国将更加依赖波斯湾石油，尤其是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波斯湾的石油。美政府直言不讳地承认，“波斯湾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必须从全球角度来理解”；1994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也充分考虑了对石油能源特别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明确指出，“美国在中东有长久利益”，“从较长远的时期来看，随着国内资源的逐渐枯竭，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程度越发重要。自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美国经济大约增长了75%，可是那期间我们的石油消耗几乎没变，而石油产量却下降了。这些事实表明：必须继续持久地依靠充分利用和节约能源，寻找其他能源资源。尽管采取节约能源措施，美国仍然对无限制地获取这种重要的资源有极大的兴趣。”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并很占领了科威特。美国在波斯湾的主要目标，即确保石油自由输出和防止不友好国家建立地区霸权。“如果萨达姆被允许占领科威特，并由此掌握全球近9%的石油产量，那么，他的经济力量就会超过占据全球约10%石油产量的沙特。此外，他的军队如果不遭受损失并占领科威特，就会使他进而对沙特构成严重威胁，致使沙特人被有效地芬兰化——即被迫遵从国外或巴格达主宰的石油政策。一旦遇到危机，巴格达就可以通过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进而促使油价飙升来破坏全球经济。即使萨达姆选择遵循高产量、低油价的政策，其即将获得的巨大石油收入，也会使他近乎无限制地把钱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喜欢的工程。世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萨达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惟一水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石油运输最繁忙的通道，平均每8～10分钟就会有一条油轮通过这里，每年有7.5亿吨以上的石油通过该海峡运往世界各地，占波斯湾地区石油运出量的80%，全球石油贸易量的4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意味着控制住了世界石油的命脉。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控制，频繁袭击过往的油轮。1993年，伊朗从俄罗斯购买了三艘基洛级攻击潜艇并在沿海的三个基地部署了约18枚“CSSN-2蚕式”反舰导弹。1994年10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大量军队和防空导弹，以期在西方国家发动对伊朗的攻击时切断西方国家石油通道。伊朗还加紧扩大小型攻击艇编队规模，准备对来犯的美军舰只实施“狼群战术”。据美军专家预测，目前，伊朗至少拥有2000枚各类型水雷，拥有3艘俄制“基洛”级潜艇、60余艘小型舰艇、4艘袖珍潜艇和新型国产“鲸”式潜艇。一旦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实行封锁，无疑是对石油依赖日益严重的国际社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2.2国家安全利益由于伊拉克所处重要的战略位置，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国害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萨达姆政权敢于同美国叫板，公然挑战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稳定，因此伊拉克已经对美国冷战后极力维护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严重的现实威胁。海湾战争为布什构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良好契机，也使伊拉克经济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布什随即推动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以期伊拉克在联合国的制裁下伊拉克人民起来萨达姆政权。严厉的经济制裁导致了伊拉克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萨达姆政权依然屹立不倒。克林顿政府试图借助伊拉克国内反对派的力量来萨达姆政权，但由于反对派内部派系林立，内讧不断，严重影响了与萨达姆斗争的力度。“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力借反恐之机以军事手段强行改变萨达姆政权。如果美国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得手，那不仅将保证石油的安全，巩固它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的主导地位，而且将加强它对中、东欧和广大中亚地区的辐射影响，提高它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更好的维护它的单极世界。同伊拉克相比，伊朗被认为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更大。在美国看来，伊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发起国”，伊朗不断支持全球性的暗杀活动和恐怖事件，资助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斯兰等反对和平派别破坏中东和谈，并且每年要向这些恐怖组织提供数亿美元的经济资助，使得这些暴力行动肆虐猖狂，严重威胁到中东以至非洲、欧洲、亚洲、美洲等各个地区的安全；伊朗积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试图发展核武器，违背核不扩散条约精神，同时伊朗长期以来扩军备战，从俄罗斯等国家购买先进武器装备以实现军队现代化，企图称霸海湾，主导中东地区事务；伊朗还一直大力输出具有极端性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其势力不断向亚、非、欧的穆斯林世界扩大，尤其美国和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会引发穆斯林世界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危及他们的统治。2.3维护以色列的安全长期以来，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大利益所在。美以不仅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同的价值观，具有独特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两国还互相拥有战略需要。肯尼迪是第一位提升美以关系的美国总统。1962年，肯尼迪在会见当时以色列外长梅厄夫人时承认美以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并承诺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负责。约翰逊时期，美国改变了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开始与以色列建立一种心照不宣的特殊关系。尼克松政府更加看重以色列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的价值，加强了同以色列的全面合作。尼克松不但利用以色列来抗衡苏联，还希望通过增强以色列的力量来解决阿以冲突。“9.11”事件后，美国和以色列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找到了新的战略战略合作点，以色列在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中的地位突出。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曾遭受伊拉克38枚“飞毛腿”导弹的攻击。“9.11”事件后，美国力主对伊拉克开战，作为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必然要面对的将是或携有生化武器的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从发射到击中以色列境内的目标最多不超过7分钟，并且在导弹落地爆炸之前谁也不知道它所携带的是否为生化弹头。长期以来，伊朗都把以色列看作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霍梅尼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友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建立以色列政权的目的是镇压和殖民伊斯兰各民族。”消灭以色列的言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常挂在伊朗领导人的嘴边，只是在霍梅尼去世后，伊朗为缓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对此有所淡化而已。2005年伊朗强硬保守派内贾德当选总统。内贾德上台不久就语出惊人，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内贾德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生存权提出了置疑，加之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导致两国关系面临剑拔弩张的局面。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两伊政策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两伊主要采取地区均势战略，即防止两伊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威胁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大国。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在两伊之间实行“双轨”政策：即当伊拉克在战争中节节胜利时，美国便暗中支持伊朗，并制造了所谓“伊朗门事件”，而当伊朗转守为攻后，美国又开始偏袒伊拉克，并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农业贷款以及重要情报，美国舰队还以“航海自由”为借口在波斯湾攻击伊朗海军。这一时期，美国在两伊的总体目标是使双方两败俱伤，尽可能的削弱双方力量，使两伊均无法构成对美国霸权的威胁。
1990年，当伊拉克军队悍然入侵并很快占领了科威特,美国骤然转变了对伊拉克的态度。在入侵之前,他(萨达姆)是美国的朋友,而入侵后则马上成了‘新的希特勒’。1991年1月17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大规模空袭；同年2月24日，多国部队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随即多国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并重创伊拉克部队，伊拉克的行为遭到了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严厉惩罚。但是美国也不愿意过分削弱伊拉克力量，防止伊拉克被过分削弱而影响两伊力量的均衡。克林顿时期，美国调整了两伊政策，放弃了维持两伊势力均衡的做法，推出了“双重遏制”战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阐述“双重遏制”战略时把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均视为“对抗国家”。他认为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的胜利使伊朗的常规进攻能力大为下降，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打败也使其进攻能力降低，但这类国家在“从事野心勃勃而代价高昂的军事计划，尤其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发射系统……以保护其政权或在国外推进其目标”，“它们的行为是咄咄逼人的和对抗性的”，其势力一旦增长就会“严重威胁正在其周围建立的民主秩序”。而“双重遏制”战略的基本目的“是对付巴格达和德黑兰的敌对态度”，在中东建立一种起促进作用的均势，以“保护美国在维护盟友的安全和使石油以稳定价格自由流动方面的利益”。从小布什上台至“9.11”事件以前，美国的两伊政策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美国仍然奉行“双重遏制”的两伊政策。“9.11”事件后，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两伊政策作为其整个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也随之发生改变。反恐成为这个阶段的重心，并将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列入“邪恶轴心”国家，实为“双重遏制”政策的继续或翻版。在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后，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借反恐之名先后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同时又将矛头直指伊朗。2004年提出所谓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通过在“大中东”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美式民主和价值观遏制、淡化、甚至取代伊斯兰教的影响，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东地区。
4结语
两伊均地处海湾重要战略地位，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气等重要战略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伊还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中东也因其固有的民族、宗教、领土、历史等内在矛盾，为美国介入中东事务敞开了大门。二战后至今，美国一直都在谋求世界的霸主地位，并试图建立在其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东作为美国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要地，备受美国重视。两伊作为中东的重要国家，因其对美国中东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被美国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大障碍。居于这种认知，“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目的就是要邪恶政权，维护美国在中东利益，强化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改变政权战略成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两伊政策的重点。随着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伊朗失去了抵挡美国进攻的一道天然屏障，伊朗俨然成为美国下一个重点改造对象。纵观80年代后美国两伊政策发展演变，从里根、老布什维持两伊“弱势均衡”到克林顿时期的“双重遏制”，再到小布什的“改变政权”，美国的两伊政策变的越发清晰，越发具有攻击性。为此，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两伊政策变得十分必要。它能够为人们认识当前美国两伊政策，以及预测未来美国两伊政策走向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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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信息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分析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时，认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整体，左右两侧相互影响，公司的资产状况会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而公司外部资金的可得性反过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其机理在于投资者和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就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相对于外部债权人，公司的所有者（实际控制者）对公司投资项目拥有较多的信息，或者是当债权人把资金借给公司后，公司的管理者可能会发生败德行为。债权人为了控制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会限制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对小公司会出现信贷配给，对大公司会出现债务积压，限制了公司外部债务资金的可得性，此时资金市场就不能由资金供求调节而出现均衡，而是债权人根据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确定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确定资金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市场主体最优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不是从市场均衡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本文主要是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考察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渠道的存在性，即货币政策调整是否会改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支出。
二、假设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5）。这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润，而且可以在质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发国债等方式扩大购买支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通过税收政策减少税收支出，进而刺激公司再投资，拓展资本规模。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公司会计业绩的增长。而扩张性货币政策通常意味着货币供给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变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资项目将更为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都会导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机会和盈利水平。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说1：假说1：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公司的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
三、模型设计
1.模型设计。为了检验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公司绩效之间的差异，本文使用绩效的托宾Q模型，此模型是近来研究公司绩效的学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体模型如下。AP代表会计业绩包括三个指标：营业利润率、利润率、净利润率（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除以年度平均总资产），t代表时间下标，i代表公司下标，TobinQ代表公司成长机会，LDBL是财务杠杆，MP表示货币政策类型哑变量。
2.货币政策类型的界定方法。根据对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解读，我国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相机适应性调整。虽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没有列示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及其类型，但是，我国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稳健性货币政策，中间虽然也存在一些微调，但都没有更改基本的货币政策类型。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的。为了控制经济增长过快，公司绩效过度，国家及时采用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实施了两个季度后，政府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过快，货币政策改为紧缩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了三个季度，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从增长过快转向趋冷，自2008年第3季度开始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说，从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四、样本选取及假设检验
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剔除下列公司数据：（1）公司财务数据中存在缺失值的数据，（2）季度销售收入增长两倍和减少一倍的数据，（3）总资产季度增长一倍和减少一倍的数据：（4）金融行业公司数据。为了保持更多样本观测值，将主要研究变量的上下1%的数据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考虑到季度数据可能存在季度变化特征，在设定研究视窗时，既要考虑货币政策的变化，又要考虑数据季度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研究视窗设计如下表。
1.描述统计。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所研究变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数，说明这些变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没有列出主要变量各季度均值变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宾Q值和流动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变化。从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银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在此期间，公司托宾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宾Q值都低于均值，这表明紧缩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抑制经济增长过快。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受货币供给的影响，公司的价值在逐渐减少。
2.相关性分析。因为篇幅原因没有列出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表中发现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都显著低于0.5，说明各变量之间没有显著地相关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回归分析。首先检验视窗1，相对于稳健货币政策，紧缩政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令2007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类型变量为1，2011—至第四季度货币政策类型变量为0，对这八个季度组合的面板数据，使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显著。为检验视窗2，宽松政策相对于紧缩政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令200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2007年第三和第四季度货币政策类型变量为1，2010至第四季度货币政策类型变量为0，对这八个季度组合成面板数据，使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页仍然显著。根据对视窗1和视窗2的检验，表明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业绩具有抑制作用，宽松货币政策对公司业绩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为货币政策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经济基础和理论支持，此项研究主要存在两大经济背景和动因；其一，经济实践背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公司财务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变化，受此现象的启示，探讨宏观经济因素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其二，经济理论背景。现代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希望此项研究能为货币政策影响公司业绩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微观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