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
时间：2023-12-18 17:11:25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1
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五)多地区共同发展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2
国外支持农业金融政策
通过各种金融政策来支持促进农业发展，不仅仅是各个国家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的补充手段，更是能够促进农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必要措施。
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构筑金融支农的基础保障。
从我们国家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作用截然分开的习惯来看，国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完全政府所有或者主导的，例如美国的商品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金库，印度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另一种是民间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具有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韩国的“农协”等。当然也有一些政府、民间共同参与协作的，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
主要做法和作用。一是配合政府的农业政策，支撑国内商品流通领域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产品销售，借以引导和控制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如美国的商品信贷公司，以实物补贴支持休耕计划和农产品结构调整、提供差价补贴等多种方法来稳定农民收入。二是通过提供利率较低、期限较长的贷款来弥补纯商业性信贷资金缺口，支持本国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农业项目的投资，例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建设基础设施、提供灾害补贴以及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小企业发展等。例如韩国在“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采取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并举的办法，即在政府出资补贴的基础上，由农协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来帮助农民建房。此外，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还向农业生产者提供担保，弥补农业生产者担保力不足的缺口，扩大农业生产者的融资规模。
非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实现金融惠农的全面覆盖。
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视发挥政府以外市场主体的力量，打造多元化农业金融体系。一些国家要求非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要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的实施，而国家给予相应的财政税收补贴。比如美国委托商业保险公司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对其给予一定的财政税收补贴；另外还规定如果农民不参加农业保险计划，就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农产品价格支持、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一些国家通过限制性规定推动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投入农村发展。例如按照印度储备银行的规定，商业银行只有在没有银行的农村开设4家分支行，才能在大城市和其他有银行的地区开设1家分行，从而造就了一个遍布全国城乡的商业银行网。
小额贷款组织。是一种民间自发的金融安排形式，主要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信贷、存款、保险等金融服务，尤其是还向穷人提供小规模贷款，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农村金融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组织具有贷款规模小、期限短、主要提供流动资金贷款的特点，适合农村低收入阶层和贫穷者的需要。
私人和商业性质的信贷机构。美国的私人农业信贷机构主要包括商人、代销商以及其他个人放款者；商业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主要提供不动产贷款和生产性短期贷款。英国的一些大商业银行深入农村建立分支机构，在农村金融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用无抵押形式向农民发放短期贷款。
合作农业信贷机构。一些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合作金融组织管理体系，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与国家政府部门相联系。例如德国，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架构分为三个层次，即地方性基层农村信用合作社、地区性的管理机构、全国性的中央管理机构，同时由合作审计协会对合作金融组织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进行审计监督。在美国，合作农业信贷系统是农村金融的骨干力量，主要包括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生产信贷协会以及合作社银行，这些机构自成体系，不受美联储监督，但要接受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的监管。
农业保险――防范农业风险的金融屏障。
许多国家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法来发展农业保险，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具有一定强制色彩。例如美国1994年《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农民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的支持。又例如日本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实行强制保险，只有对达不到规模的农户才实行自愿保险。
政府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一是提供保费补贴。美国2000年平均补贴额为纯保费的53％，日本则是保费费率越高，补贴也越高。二是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包括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至25%的业务费用补贴。三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
中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较为薄弱，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很不完善，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在银行、保险、证券三大类金融机构中，面向“三农”的保险和证券类金融机构很少，银行类金融机构中为“三农”服务的供给主体也较为单一，缺乏多样化农村金融组织。这直接导致了资金供给规模、结构和服务品种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单单从信贷期限来看，就与“三农”实际需要不相匹配。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中长期大额融资需求大量增加，但各金融机构涉农中长期贷款占比偏低，以北京市为例，2005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中中长期贷款仅占11%，比全市中长期贷款占比低40多个百分点。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缺乏政府有力支持。
对农业发展进行政府扶持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但我国财政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地对金融风险的补偿机制。特别是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一直以来是由政府主导的，在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现实影响下，农村金融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从县域经济实行战略性撤退，留下来的邮政储蓄银行贷款能力又极其有限，金融支持“三农”严重供给不足。而且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农村信用担保体系薄弱，缺乏适应“三农”实际的担保机制，很大一部分乡镇企业和农户因为达不到抵押担保要求而贷不到款。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未充分体现。
严格的金融管制严重压抑了涉农金融机构的发展，例如很多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严格控制的低利率其实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极大损害，直接导致了涉农金融机构效益差、效率低、成本高、道德风险严重的状况，但是却始终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认可。很多非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积极性比较高，也能起到在广阔的农村市场填补空白的作用，但是缺乏生存的政策空间。
对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建议
建立形成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
要着眼于构建一个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相结合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解决过度管制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活力的现状。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农村金融组织、农村金融业务、农村金融市场等方面加强政府工作力度，争取尽快形成以地方性农村商业金融为基础、以国有商业性金融（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和国有政策性金融（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业保险等）为两翼、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结合的多元农村金融体系。
支持地区性涉农金融机构的发展。
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县域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探索市区两级政府财政资金与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结合使用的新机制，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加快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鼓励区县域内各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力度，为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金保障。
支持民间金融合作组织。
民间金融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合理引导和规范而非简单地清理打压已成为共识。规范民间金融的主要方向是引导其向正规化、合法化方向发展。借鉴孟加拉国的经验，大力发展面向广大农户的合作金融组织，结合农业产业化的深化，大力推进“协会+农户”、“合作组织+农户”、“公司+农户”、“基地+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信用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桥梁作用，引导龙头企业以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弥补金融信用供给的不足。同时按照国家金融改革政策，稳步建立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民间贷款组织，引导和规范其发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监管工作，在继续完善其对农村二三产业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的同时，鼓励其积极为农户、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销售企业提供担保，切实解决农民和农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
建立、完善多渠道的农业保险制度。
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设立政策性保险机构或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政策性保险业务等方式，争取尽早建立起农业保险制度，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给予经营费用补贴，培育政府、企业及农户共同构成的风险互助保障机制。逐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参保险种、参保产业、参保农户，完善和细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责任，支持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保险公司选择一些条件成熟的区县作为试点，积极探索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积极开发销售涉农保险产品。要根据险种和地区差异等因素，加大对农户和保险公司的补贴力度，有效调动各方面的保险积极性，推动农村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
总之，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金融机构，其发展农村金融的初衷和目的都是要服务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只要符合“三农”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欢迎并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获得相应的市场回报。最近各银行纷纷推出的主要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农民工银行卡”，既受到了农民欢迎，又为银行获取了一定收益，较好地解决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统一的问题。今后农村金融市场的拓展，还有赖于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金融监管机构转变自身定位，真正从服务的角度出发，为金融支农提供更广的渠道和更贴身的服务。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3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性功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 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 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2.组建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机制，最大限度地分散农业风险。也可允许其他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超额赔付部分由政府负担，减少原保险经营者的风险。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4
关键词：现代农业；农业保险；财政政策
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大支柱，这个支柱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会动摇。连续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落实好这一决策，应从现实分析人手，从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上有所突破。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萧条景象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美元，占世界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左右)的1/4左右。我国每年约有0.3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4。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长期以来，谈到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农民缺乏经济实力，农民缺乏保险意识，农民缺乏信用等。这些判断与实际符合。
(一)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小
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狭窄。据调查，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0.02％，大牲畜1.1％，奶牛3.6％，生猪0.8％，家禽1.3％，水产养殖2.5％。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而且，即使这么低的保险，基本上全是农业龙头企业投保并受益，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参与，无法通过农业保险得到任何补偿。加拿大农作物投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日本的农作物投保率达90％；美国2000年农作物保险承保占可保面积的76％。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
2003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安盟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困惑：一是经营机制不活，业务拓展不顺；二是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的困扰，骗保现象时有发生，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缺位，现有的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从保费收人来看，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到8.1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随后农险业务迅速减少。1993年为5.61亿元，2000年为5.2亿元，2002年为3.41亿元，2003年为2.36亿元，2004年为3.77亿元。其中，2004年农业保险费收人同比减少0.8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18.04％，农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按全国2.3亿户农户计算，户均保费不足2元。保险的险种数目，也由农业保险开展较快时期的60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我国于1995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只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新的条文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在国外，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少不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制度。日本的法律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美国虽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但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户得不到政府的其他福利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农业保险的正规制约仍是一片空白。
(五)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
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我国政府却存在缺位现象，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系统，如对农业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对投保人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实行农业风险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例如，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补偿；菲律宾的农险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行政开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我国，除了对经营农业风险的保险机构减免营业税之外，目前，还没有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有力的措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应该尽快设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农业保险涉及单位的矛盾和问题。
(六)现有试验收效微小
近年来，我国逐步组建了一些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开展了试点工作。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发了多种农业保险品种。然而收效并不明显。2006年，尽管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8.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但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0.15％，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新模式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机制。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模式
纵观世界，农业保险的制度中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
政策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政府设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习性严重，效率低，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实践中利少弊多，是不足取的；二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是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是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qk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对我国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是，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但也不宜过于多元化。设计中国农业保险模式，应坚持农民买得起、保险机构微利、政府合理补贴、适度竞争的原则。在设计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时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自主自愿、政策扶持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在形成中国农业保险的新模式过程中要考虑到5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但不包办；二是由若干专业性保险公司办理，但不垄断；三是农民自治组织中介；四是农户和农业企业自愿投保，但不放任；五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给予优惠。
(二)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鼓励其参加农业保险
美国对不同险种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日本保费补贴比例则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我国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保费补贴比例太低则调动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更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太高则会加大政府的同定补贴支出，其他利益集团有意见。目前。可将补贴的范围限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生猪、奶牛等的保费补贴上，平均补贴额为保费的50％为宜。
我国可在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健全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即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初期，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条件成熟时，可将是否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这既有利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银行信贷资金质量，保险公司又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范围，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对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费用补贴，减轻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
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我国政府也应给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适当的管理费用补贴，以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设立更多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有待提高，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
(四)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5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美元，占世界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左右)的1/4左右。我国每年约有0.3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4。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长期以来，谈到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农民缺乏经济实力，农民缺乏保险意识，农民缺乏信用等。这些判断与实际符合。
(一)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小
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狭窄。据调查，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0.02％，大牲畜1.1％，奶牛3.6％，生猪0.8％，家禽1.3％，水产养殖2.5％。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而且，即使这么低的保险，基本上全是农业龙头企业投保并受益，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参与，无法通过农业保险得到任何补偿。加拿大农作物投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日本的农作物投保率达90％；美国2000年农作物保险承保占可保面积的76％。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
2003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安盟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困惑：一是经营机制不活，业务拓展不顺；二是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的困扰，骗保现象时有发生，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缺位，现有的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从保费收人来看，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到8.1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随后农险业务迅速减少。1993年为5.61亿元，2000年为5.2亿元，2002年为3.41亿元，2003年为2.36亿元，2004年为3.77亿元。其中，2004年农业保险费收人同比减少0.8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18.04％，农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按全国2.3亿户农户计算，户均保费不足2元。保险的险种数目，也由农业保险开展较快时期的60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我国于1995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只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新的条文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在国外，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少不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制度。日本的法律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美国虽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但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户得不到政府的其他福利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农业保险的正规制约仍是一片空白。
(五)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
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我国政府却存在缺位现象，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系统，如对农业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对投保人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实行农业风险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例如，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补偿；菲律宾的农险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行政开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我国，除了对经营农业风险的保险机构减免营业税之外，目前，还没有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有力的措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应该尽快设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农业保险涉及单位的矛盾和问题。
(六)现有试验收效微小
近年来，我国逐步组建了一些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开展了试点工作。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发了多种农业保险品种。然而收效并不明显。2006年，尽管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8.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但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0.15％，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新模式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机制。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模式
纵观世界，农业保险的制度中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
政策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政府设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习性严重，效率低，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实践中利少弊多，是不足取的；二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是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是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qk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对我国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是，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但也不宜过于多元化。设计中国农业保险模式，应坚持农民买得起、保险机构微利、政府合理补贴、适度竞争的原则。在设计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时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自主自愿、政策扶持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在形成中国农业保险的新模式过程中要考虑到5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但不包办；二是由若干专业性保险公司办理，但不垄断；三是农民自治组织中介；四是农户和农业企业自愿投保，但不放任；五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给予优惠。
(二)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鼓励其参加农业保险
美国对不同险种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日本保费补贴比例则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我国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保费补贴比例太低则调动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更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太高则会加大政府的同定补贴支出，其他利益集团有意见。目前。可将补贴的范围限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生猪、奶牛等的保费补贴上，平均补贴额为保费的50％为宜。
我国可在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健全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即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初期，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条件成熟时，可将是否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这既有利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银行信贷资金质量，保险公司又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范围，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对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费用补贴，减轻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
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我国政府也应给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适当的管理费用补贴，以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设立更多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有待提高，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
(四)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是用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巨大灾害发生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可根据政府的财力，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同出资，也可以向社会募捐，设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确保巨灾发生时的巨额保险赔付。上述资金来源可以从涉农的国家转移支付中调剂，具体可以研究通过调剂部分农业直接补贴资金、农业税减免份额、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出等渠道筹集。补贴标准、实施办法应由财政、税务部门负责研究。由于自然灾害伴有偶然性和周期性特征，农业保险当年核算所形成的利润可作为风险准备金封闭式管理，以丰补欠，专款专用。此外，税收优惠、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提供支持也是很好的办法。
摘要：农业保险是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它被视作推动现代农业，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农业保险不仅能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产品供给，还能减少农民收入波动，增进农民福利。近年来，农业保险越来越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财政政策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的传统做法正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机遇。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分析;经验借鉴
一、美国农村金融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密不可分。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共同发展的局面。这些已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基本原则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资金保障。
(一)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
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性信贷机构包括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小企业管理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其主要目的是稳定国内商品流通领域的农产品价格，借以实现政府的农业政策目标，同时提高农民的收人，办理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农业项目的投资。比如投资于土壤改良、兴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灾害补贴等。政策性金融所提供的贷款具有利率低，期限长的特点。他们利用政府提供的资本金、预算拨款、贷款周转资金和部分借款办理商业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的政策性贷款，如救济受灾农民、支持新创业的农民，支持农村社区发展的长期福利贷款以及对农产品提供价格支持的抵押贷款等，以弥补农业资金渠道的不足。
(二)美国农村合作性金融体系
美国政府的农村合作性金融体系包括联邦中间信贷银行、联邦土地银行系统以及合作银行系统。其中，联邦中间信贷银行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业信用合作系统，成立于1923年，主要解决农民中短期贷款难的问题。在美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最初阶段，农业信贷资金几乎都是由私营机构和个人提供的，这样的信贷资金数量有限，而且期限非常短，不能满足农业发展需求。因此，美国开始探索构建完善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美国政府于1916年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农贷立法，由美国政府主导设立农贷专业银行及其基层机构从而组成信贷系统。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农业相关组织、农业发展项目放贷，扩大农业可用资金的来源，改善农民工作条件和福利，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发展。最初的农村金融合作组织都是由政府领导并出资支持建立起来的，随着国家资金的逐步推出，现在的农村合作金融已成为由农场主所拥有的合作金融机构。
(三)美国农村的私营金融机构
美国的私营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和其他私人信贷机构。这些商业信贷方式主要有不动产贷款和生产性短期贷款。在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普遍办理农贷业务。主要发放中短期农贷，遵循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原则。对农民的贷款需求，通常提供小额度，期限短的贷款;对具有充分偿还能力的，提供信用贷款。且长期贷款都要以不动产为抵押，中短期贷款一般以作物、家畜、机械和产品作抵押，有的还要由第三者在借款合同上联署作保。
(四)美国的农业保险体系
美国农业保险最初是由私营保险公司提供的，但由于农业保险的风险巨大，其经营的农作物保险均以失败而告终。为了帮助农民规避农业生产风险，1938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积极参与农作物保险计划。经过7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作物保险业务，包括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全国农作物保险的经营和管理;私营保险公司，受到政府在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和税赋上的支持，实际上是通过开展农业保险经营活动，具体实施政府的农作物保险计划。其主要险种包括多种农作物保险、团体风险保险以及收入保险;农作物保险的人和查勘核损人。这些措施使保障水平和农民参与率不断提高，对于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2004年，美国农业保险企业保费收入达到41.9亿美元，承保面积2.21亿英亩，赔偿责任金额446.2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达到24.8亿美元，占美国农业增加值的1%以上。事实上，美国农业保险体系已成为政府补贴农业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样既规避了WTO的相关规则，又实现了对农业、农民的有效补贴，可谓一举两得。
二、法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世界主要农副产品出口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之一。法国政府重视农业发展，采取大量补贴政策，设置了一些专门机构服务于农业发展。
(一)以合作金融为主法国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目前，法国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银行主要有4家，即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它们都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的，在法国银行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是典型的合作金融型制度，核心机构是农业信贷银行。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在四家农村信贷银行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最高管理机关，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在农村由分支机构网络吸收的存款和发行债券;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借款以及其它方式募集的资金。
在法国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历程中政府始终没有完全退出。
(二)法国的农业保险体系
法国是农业保险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1900年7月，法国政府颁布农业互助保险法，明确了农业互助保险社的法律地位、权利和风险范围。法国农业互助保险机构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中央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制定经营方针，对地区或省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二是地区或省级保险公司。主要针对对基层的农业保险社提供再保险;三是农业互助保险社。是法国农业保险最基层的经营单位，直接面向农民提供各类保险服务。
在法国，农业保险是受到立法保护的。政府为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还向农民提供很大比例(50%-80%)的保费补贴、向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此外，法国还建立了政府与社会共同联办的国家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广义农业保险。到目前为止，法国农业互助保险集团公司净资产已达45亿欧元，保费收入120多亿欧元。[1]法国的农业保险体系为
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保证。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日本经济虽很发达，但其国土面积较狭小，资源匮乏。日本的农业并不发达，为了保持本国农业的独立性和城乡协调发展，日本政府借助其强大的财政能力，建立了完善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日本的农村金融由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组成。为日本农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日本的农村政策性金融
政策金融主要是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它负责提供其他金融机构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信贷，并成为日本农业金融中的“最后贷款人”。1953设立的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作为主导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手段和政策性金融的重要体现，实行较之其他金融机构更为优惠的资金运用政策。贷款的基本特征是长期、低息。贷款平均期限为19年，最长的强化林业经济基础贷款期限达55年。公库平均贷款利率为3.89%，有60.4%的贷款平均利率为3.5%(李光等，2005)。此外，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管理高效、严格，保证了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为日本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日本的农村合作金融
日本农协是“农业协同组合”的简称，是日本许多协同组合(合作组织)中的一种。农协是农户们本着相互扶助的关系为基础，以改善农协全体成员的农业经营状况，以提高生活水平为目的，协同开展有关事业和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是日本合作金融的典型代表。
四、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但是各国为了适应本国农村实际而建立起来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有很多方面也是值得探究和借鉴的。
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地区农村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印度的商业银行(国有以及私人)、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印度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覆盖面很广，每家分支银行机构只需为大约15 000农民提供金融信贷服务，平均每8个村就建立一支正式金融机构。这样的规模与程度恐怕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与之相比。
(一)印度的政策性金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投资需求激增，这样的政策安排已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印度储备银行采取强制性政策，对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造，要求每家私人商业银行至少要在其所设立地区的农村开设一家分支机构。1982年，为进一步解决农业资金的短缺问题，印度又设立了“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这是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印度最高一级的农业金融机构，为印度储备银行和印度政府所有，主要业务是向土地开发银行、商业银行、邦合作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拆借贷款，并由这些机构转贷给农民借款人。贷款期限多为中长期，一般只为较大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贷款，如兴修水利、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土地开发等。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资本金由中央政府和储备银行各缴一半，还可发行由中央政府担保的债券，吸收存款、借取外资。其资金运用是提供短、中、长期中间信贷，不与农民借款人发生直接信贷关系。
(二)印度的合作性金融体系
印度合作金融体系由基层信用社、地区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组成。其显著特点是由政府发起组建。与商业银行和区域农村银行相比，网点多、覆盖面广，在印度农村的金融分支机构是商业银行和区域农村银行的2倍，比商业银行和区域农村银行的客户之和还多。但是合作金融机构分布不均，东北部则很少。此外，印度还有很多政府支持农村金融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计划。如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等。
此外，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都拥有各具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都十分重视扩大农村信贷资金供给。在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墨西哥、巴西等国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例如，墨西哥的农村贷款就主要是由全国农村信贷银行、农业保证与发展基金组织以及各商业银行提供。其中全国农村信贷银行是最为主要的，其主要职能是调节农村资金流向和利率的浮动范围，并且对专门的农业贷款进行监管，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农贷进行协调管理。它实质上是农业部门信贷资金调配的中央银行;农牧业保证和促进基金组织则通过对公共银行和私人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进行再贴现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在该组织的担保下，商业银行也开始愿意为农业和农场提供更多长短期贷款。
五、国外经验的启示
纵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历程，虽然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制度，但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的。农村金融的供给与需求状况虽然也不尽相同，但是，很多经验仍是我国在发展农村金融、构建农村金融生态体系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在针对一些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发放贷款给中小农户这一点上，各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健全的政策机制和体系是基础
世界各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模式大体都由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商业性金融构成。各国政府普遍根据本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制定适合本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如美国以农民家计局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的主要职能是实现政府的农业政策目标，增加农民的收人，进行兴修水利等公益投资;合作金融主要对农业相关组织、农业发展项目放贷，扩大农业可用资金的来源，改善农民工作条件和福利，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发展;商业银行是主要发放中短期农贷;农业保险及帮助农民应付农业风险，同时又是政府提供农业补贴的一个合理的、有效的渠道。各金融机构各司其职，保证农村金融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日本的政策性金融——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是主导农村金融体系重要机构，合作金融则在政策性金融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起补充作用。印度等其他国家也建立了能够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很多国家的政策都非常细致，贷款期限和利率都有明确规定。可见，健全的政策机制和体系是保证金融生态系统良好有效运转的基础。
我国虽然也建立了包含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及商业性金融在内的全方位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但相关政策机制仍不够健全，政策体系设计也还存在很多缺陷。政策性金融由于缺乏农村经济体系内生金融制度的支持，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较低、资金覆盖面狭窄;合作金融虽然覆盖面广，但受制于自身资本充足率较低等现实，难以支撑农村金融生态全局;商业性金融对农村普遍存在信贷歧视，已纷纷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唯一的农业银行虽正在回归支持“三农”的政策范围，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假以时日。其具体政策更是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针对性。目前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职能出现相互混淆和交叉，自身定位不明确，支农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设计更为完整的政策机制和体系已成为推动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外，是否设计更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的相关政策也应纳入到具体考虑范围之内。
(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保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的保证和规范。农村金融的运作也不例外，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各国都十分重视法律在推动和保障其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例如，美国，农村金融的运作就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例如《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农业信用法案》等，把农业金融的运作融合到相关法律体系中，从而使农村金融运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法国政府早在19世纪就颁布《土地银行法》，着手建立农业信贷机构，以融通农业资金支持农业的发展。1894年，法国通过法令建立了一批农业信贷互助地方银行，帮助支持农民自发成立的信用合作社开展活动。1920年，依据法令成立专门管理地方银行和地区银行的国家农业信贷管理局，1926年政府将这个行政机构改建为经济组织——国家农业信贷银行。
日本政府在1947年制定的《农业协同组合法》的基础之上成立了农协，支撑起日本农村的金融体系。印度则以立法手段提升金融机构覆盖面和信贷投放水平。为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政府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银行国有化法案》、《地区农村银行法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银行法案》等有关法律中，对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地区设立机构网点、农业贷款比例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地区农村银行法案》规定地区农村银行营业机构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截至2006年3月末，印度最大的商业银行——印度国家银行的农业贷款余额占其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已经达到40%，有5 800个分支机构，占其国内机构总数的62%。
我国在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建设过程中，法律缺失是最为重要的障碍之一。虽然，国家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要回归县域，支持三农，但是没有立法的保障，就会导致一方面国家政策要求相关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另一方面则是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在“趋利”原则的驱使下，大规模从乡镇撤出的现象发生。且网点撤并、萎缩的速度十分迅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加快农村金融相关法律的制定，由法律的形式强化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建设。
(三)科学的管理制度是根本
管理出效益，除健全的政策机制和法律机制以外，科学管理在农村金融生态体系构建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此点尤以日本为典型。例如，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总裁由农林水产大臣任命，副总裁也要经内阁批准，公库职员被界定为根据法令从事公务的职员。为了保证高效的经营运作，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只设有总店和支店两级机构，总的员工人数不超过1 000人。公库财务管理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费用)专项管理。每年公库通过农林水产省向财务省上报财务预算，财务省核批后，由农林水产省对公库核定，预算包括倒挂利差补助金和费用等，利差补助金由利率水平和贷款余额决定，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节余上缴，不足则必须追加。公库内部财务管理也实行总店集中的严格预算管理:员工工资由总店直接管理、发放，按月把每个员工的工资直接打人开户行账户;各支店相对固定的水、电、租赁、杂费等费用支出，由总店按预算对各支店核定费用计划，严格按费用计划组织实施;根据费用计划的实施情况，每年第四季度适当进行调整，以保证各项费用计划的顺利实现;业务委托手续费用、电脑业务开支费等由总店统一管理、统一支付;筹资利息支出、贷款利息收人等由总店统一核算、统一平衡。为保证财务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总店和支店均设有审查机构，实行严格计划、高度透明的制度管理。
公库对贷款实行严格的贷放审查和贷后管理援助。以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为例，贷款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贷放审查。首先农户要制定改善事业的经营计划，报市、町、村长认定其核心农户的贷款资格。认定合格后，须准备详细的改进经营的资金使用计划，提交市、町、村的“特别融资制度推进会”讨论确定。该会议确认可行后，向公库支店或业务行申报贷款使用期限，并由其审查。公库最后综合上述各机构审查意见，做出贷款与否的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农户。二是贷后管理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项目建设期管理，侧重于检查贷户是否正确使用资金，防止资金被挪用和实际贷款超过项目所需资金量，一般先贷承诺资金的80%。发现违规行为将立即追回贷款并取消今后在公库的贷款资格。第二阶段是项目建成运转后的管理，公库通过掌握贷户的经营状况及所需的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营支持，包括提供新的贷款和信息服务，确保贷款按期偿还。
日本对农村金融的管理十分细致，尤其是贷款后管理，更应该成为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四)农业保险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有益补充
发展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助于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效用水平[2];有助于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有助于农民迅速恢复再生产。还具有资金融通、储蓄等派生的功能。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事业是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
农业生产由于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风险性很高。如何降低风险，提高农民收入，这不仅是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补贴方式也被要求在WTO规则下进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支农政策，被世界贸易组织界定为可在财政上进行补贴的工具。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农业保险是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本身就是农村金融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保罗?马易特在《农业保险论》中提到:“在保护农户经济不受自然灾害冲击的同时，利用保险的机能取信于农户，在这方面把农业保险与农业金融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制定土地抵押金融制度与负债整理法，在保险和金融的一体化中，显示出实现农户经济的稳定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石二鸟的农业发展战略。” [3]
总之，如果每个农户从充足的金融渠道多获得17.82元，也就是说资金的流动性增加1%的话，农户的产出将会增加201.08元或者0.04%的产出。[4]可见发展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各国的情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政府重视、政策得力加之完善的法律保证，农村金融就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应寅锋，赵岩青.国外的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2] 卡尔H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1.
[3] 蔡文远.农业灾害与农业保险的国际比较[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7
关键词：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措施
2012年8月30日，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允许利用基本医保结余基金，招标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建立政府、个人和保险机构共同分担大病风险的机制。该文件明确，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人。政府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由商业保险机构向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同时国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在承办好大病保险业务的基础上，提供多样化的健康保险产品。这种大病保险模式实质上是“社会保险的再保险模式”，即将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部分或全部支付业务以再保险的方式委托给商业人身险公司管理。
一、承办大病保险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的机遇
（一）提升企业形象和公信力
商业公司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确立了与社会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明确了政府医改政策的执行者身份。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借助政府惠民政策，搭乘基本医疗平台，服务城乡大众，将大大提高公众关注度、信任度，企业形象深入人心。由于深入而广泛地参与政府惠民项目，社会公信力会前所未有地提升。
（二）推动产品设计的进步
通过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与社保/新农合经办机构的合作，可以充分深入地获取承办地区的群众基础健康数据，帮助商业保险公司设计、丰富新的健康险产品及其他保险产品。从长期来看，健康险将成为具有高成长性的潜力险种。
（三）提高客户粘性，带动增量保费
通过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公司可获得庞大准客户群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大病理赔、量身定做地推销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阶层、不同保险需求的其他保险产品，极大地提高客户粘性，为销售商业保险公司的其他业务创造了准客户条件，推进整体业务的大发展。
（四）凸显风险管控的专业管理能力
商业保险公司通过承办大病保险，可在政府授权下通过深入病房的医疗巡查、事前事中事后的医疗核查，监督医院的医疗行为，抑制医院的过度医疗，从而逐步积累起对医院的约束力，提升整体的风险管控能力和效果。
二、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的困难挑战
（一）政策风险
无论是城镇居民医保，还是新农合，其政策和运行受政府干预多，变数多。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与之对应的大病保险业务也有很大的政策风险。承办的保险公司有可能要承担地方医保遗留问题的风险。
（二）支付风险
城乡居民医保的参合参保人员主要构成为老年人、未成年人、农民。基本医保补偿金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大病理赔金支付，由于支付对象的原因不得不以现金支付，且以受益人委托领取方式为主。存在因支付不到位等情况引发的现金风险和法律风险。
（三）基本医疗基础管理参差不齐影响大病保险服务品质
居民医保，特别是面向农民的新农合，基本以县区为管理核心。新农合的管理模式、管理水平地区之间差异较大，个别地方尚存在基本医疗补偿手工操作的情况。这就给与之密切关联的大病保险的高效运营带来障碍，进而影响服务品质、企业形象和政府信誉。
三、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要点
（一）不遗余力地推进“一站式”服务
六部委《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要加强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经办服务的衔接，提供“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确保群众方便、及时享受大病保险待遇。
根据城乡居民患病就医的分类和基本医疗补偿方式，大病保险“一站式”服务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在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算。即参保城乡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结束后，只需结算自负医疗费部分，基本医疗和大病保险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暂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保险公司定期与医院结算。这种情况适合基本医疗与定点医疗机构联网，基本医疗已经实行即时结算的情况。第二个层级：在医保和农合办一次性受理大病理赔申请，审核后大病理赔金直接打入居民个人账户。参保人无需再到商业保险公司办理理赔申请手续。这种情况适于参保人没有在基本医疗已经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基本医疗补偿需要到经办机构手工处理的情况。因大病保险以基本医疗已经补偿为基础，故需兼顾此类情况提供差异化的“一站式”服务。第三个层级：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自身网络优势，对跨省、跨市救治、必须回原籍管辖医保/新农合申请补偿的参保人，商业保险公司可在医保/新农合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网络优势，为参合参保患者提供异地结算、异地受理等“一站式”服务。
（二）发挥专业和行业优势，与基本医疗联动，强化医疗核查，加强风险管控
大病保险的理赔给付风险和医疗核点是医疗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合理性。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应发挥自身优势，与基本医疗联动，进行事中、事后的医疗核查。通过进入医院的医疗信息或医疗档案管理部门、走访主治医生等方式核实医疗档案的真实性：核对姓名、病种、医疗费用、住院ID号码、医疗费金额、医疗费发票号码等信息，查证提供核查的信息与医院保存的信息是否一致，核实定点医疗机构是否存在随意、私自添加药物、检查或诊疗服务项目，变换药物分类，放任患者挂床治疗同时收取各项费用等现象。
在具体医疗核查形式上，商业保险公司应区分两个方面开展风险管控工作：第一，对于在基本医保辖区内定点医疗单位救治的患者，应以借助医保核查平台为主。通过结合网上核查结果，对重点患者与医保稽查人员一道深入医院病房，开展事中走访、核查。第二，对于外转到医保辖区外救治的患者，医保的稽查鞭长莫及，商业保险公司应充分借助自身网络优势，协助医保/新农合完成核查工作，弥补基本医疗风险管控的短板。
（三）打造专业队伍，提高专业能力
凡事以人为本。尽管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但大病保险参保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建立具有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专职服务人员队伍，提高业务的专业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力，是承保好大病保险的前提。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与服务的技术保障
商业保险公司应立足长远，加大信息资源的投入，立足基本医疗需求，改造和提升现有的基本医疗信息系统。协助政府搭建省级及其以上的技术支持平台。提高“一站式”服务中即时结算比例，探索异地结算网络建设，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方便、快捷、合理、准确的大病保障服务。同时，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和不合理基金支出，把政府的医保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 周钦，臧文斌，刘国恩.医疗保障水平与中国家庭的医疗经济风险[J].保险研究，2013（7）：95-107.
[2] 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号）[Z].
作者简介：黄中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篇8
［关键词］农业保险；滞后；对策
一、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中国农业保险经历了一个时断时续的坎坷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进入了一个全面萎缩期。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中国是世界上灾害频发、受灾面广、灾害损失严重的国家之一。近10年来，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多人次。由于分散经营的农户自身抗灾能力极其有限，农户中参加农业保险的又很少，由于没有保险来“转嫁”风险，除政府给予的救助外，剩余所有农作物的损失都由农民来负担。随着中国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中国农业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产业化水平和经营规模较低，技术落后，市场信息匮乏，农民很难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市场供求信息。这些状况导致农业市场风险源更多，范围更广，不可控制性更大。
自从各保险公司向商业化转型后，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给予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很多保险公司不愿经营农业保险。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进行战略性的收缩，压缩了农业保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而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则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程度是很大的。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如其中的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目前中国没有一部系统的农业保险法，而缺乏立法支持的农业保险是很难顺利发展的。总之，中国农业保险发展主体缺位，不能满足农业经济的需要，发展滞后。
二、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
1．农民收入不高，保险意识不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各户实行分散经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大，因此农民收入不稳定且普遍较低。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末中国农村人口为75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8.2%，人均耕地面积1.41亩，比2003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0.02亩，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2936元，在扣除必须缴纳的各类税费、子女教育费用、生活开销、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必需品外，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很少。有关调查显示：按农业受灾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一般为8%~10%，甚至更高，而农民可以承受的保险费率仅为4％，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险种价格相对便宜，但保险期限短，续保不够方便，农民自然不热衷。目前中国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事物速度较慢，特别是部分地区仍受到“养儿防老”、“靠天吃饭”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投保保险是加重生活负担，没有认识到办理保险是转嫁农业风险、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农业保险的意识淡薄，这就造成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使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农业保险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2．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低、风险大。中国农业保险主要以商业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目的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低、赔付率高、风险大，政府对其财政补贴又很少，农业保险连年亏损，许多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此类业务。据保监会提供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取得保费收入3.77亿元，同比减少0.88亿元，负增长18.86%。在保费减少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在不断减少，已由最多时的60多个下降到不足30个。目前只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和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这与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很不相称。同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近年基本处于亏损状态,保险赔付率达到88%，而农业保险盈亏平衡点上赔付率是70%,远远高于平衡点上的赔付率，业务逐年萎缩。因此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3．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保险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中国现行的《保险法》由于制定时间较早，涉及农业保险内容较少，没有根据现在农业发展的需要进行及时修订并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法规保护。由于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农业保险目标不明确，范围涉及面窄，没能覆盖所有的农业领域，不能为农民、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保障；没有设立明确的部门或再保险机构，缺乏风险分散机制而处于经常亏损的境况，严重挫伤了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同时，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农业保险缺乏强有力的保障，影响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另外中国缺乏有效的农业保险政策倾斜和支持。国际上农业保险发展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而在中国，农业保险除了免除营业税外，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
4．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够健全。中国目前的农业保险组织不够健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原保险。中国虽在少数几个省份开办农业保险试点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在全国范围内仍然较小，不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商业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众多的优势；而且，险种数量少，种类不全，在险种的开发上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保险业务层次少、组织形式单一、方式方法死板，缺乏生机和活力，未能充分调动保险人、投保人的积极性。中国农业保险缺乏灵活的组织形式，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由于高风险者的存在要求较高的保险费，而低风险者因为不甘支付高于分担其低风险所需要的保费不愿参与农业保险。另外没有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发展缺乏组织保障，发展后劲不足，不能有效地调动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对农业保险的要求，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三、发展中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1．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保险意识，打好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要进一步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和力度，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加强对农民的农业技术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科学种田的水平，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为农业保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大力宣传保险知识、投保的好处，使农民更新观念，增强保险意识，提高防灾、抗灾能力。针对在农业保险初期农民农业保险意识不强的情况，还可以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保险形式，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养殖业实行强制保险，国家可给予一定保险费补偿、政策补贴等，对其他农产品则采取自愿保险的原则。
2．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保证。国家应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或相关法规，用立法保护农业保险的发展。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提出农业保险的目标，并逐步把所有的农业领域都纳入农业保险的范围；确立农业保险中政府、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农业保险的市场运作行为；明确保险费率、理赔计算、政府补贴、再保险等问题的解决办法；确定农业保险中行为人的违约责任，追究方法，这对农业保险健康、快速地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通过法律规定国家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减少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并以此提高农户的保险意识。另外，也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对农业保险给予支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对农业保险给予支持已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如日本政府确定补贴水稻保费的50%~60%，麦类保费的50%~70%。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保费31%的补贴。西班牙政府颁布《农业保险法》，提出由农民自愿参加保险，政府对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并对农民的保费给予补贴。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加快制定与农业保险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法，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实行农业保险的倾斜政策，对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推动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