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理范文
时间：2023-03-05 01:31:43
政策管理范文第1篇
《政策与管理》（11-2830/D）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政策与管理》是中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有关政策制定与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以及政策学、公共管理学、社会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该期刊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学理论：公共政策、组织政策、社会政策、公共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以及国内外政策研究的社会科学基础和理论指导；公共管理：政策及公共事务的管理、组织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实践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政策实践：国外政策经验参考、当前中外政策取向比较、政策实施的研究、各行政、民间组织、企业等对政策实施的反应、重大政策实践的阐述和经验分析等；国际政策：国外政策的研究，重点关注国际政策与中国政策的相互交流互补；综述：对某一个领域、某一时期内相关研究成果最新进展、前沿或重要研究成果的综述文章。
总之，该期刊是一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期刊，为政策制定与管理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平台，以交流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和发表权威的研究成果，为当今政策与管理领域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政策管理范文第2篇
本文以一般认定的社会工作的各个发展时期为线索，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大环境及社会政策的变化的描述，探讨这些变化与的社会工作发展的关系，并试图从重找出中国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及发展途径。
一．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NewPoor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98年，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19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21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著（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1998；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社会工作是以热情帮助弱势群体、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社会责任，开始了其职业化的进程。
当时，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进程造成的贫穷、失业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一批以通过建立社区中心的社会改革为导向的睦邻组织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性需要，提倡居民的自主自觉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强调对生存环境的改良，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杰克逊，Johnson，1998；古允文，1992；豪尔，Howe，1987）。它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弥补了因政府干预不足带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多的仍然是针对个人的家庭服务、儿童福利和犯罪惩戒等辅导项目，一些家庭服务的志愿性机构或精神诊所开始大量聘任受过训练的个案工作者。而社会福利机构对社会个案工作的接纳也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成为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导向，促使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其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方法和技术，以胜任此职业。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状态的出现，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的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变化。1931年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提出了依靠公共机构与公共资源来缓解贫困的综合利国家计划，用联邦政府协助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来解决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以弥补以往由私人机构解决贫困的种种不足。政府介入福利服务体系的发展后，受过学校训练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位置，福利工作的任职出现专业的倾向。
社会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试图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团体工作（亦称“小组工作”）因为将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运用在帮助退伍士兵的心理适应和解决儿童心理困扰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另一方法，社区工作在社会改革（SocialReformer）与行动主义（Activities）的层面的努力也得到认可，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波普勒，Popple，1997）。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这三个原本是独立发展的社会工作方法，在注重理论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
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1]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Therapy）、精要治疗（Brief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二．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从欧美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互承接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在影响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变化：
1．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个政策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主要是通过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即社会工作体系来实现的：政府中有政府社工构成的政府社会工作体系，民间有社会工作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构成的非政府社会工作体系，而后者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以其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为社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2．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明显是受到环境制约的。一般来说，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的变化。当然，社会工作也有其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积极地试图引入当时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为己用。社会工作的这种从对科学方法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3．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其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其先谋求的是本身的职业地位，这种职业地位是与其在与社会政策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才获得的。在职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后，社会工作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应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与手段，同时用最新的社会科学历年和方法来武装自己。专业地位的提升无疑也巩固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服务、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社团管理、家庭婚姻、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社会政策，但是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却往往不尽人意。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除了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以外，制度实施中更屡屡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过程中，从政府行政到公众行动之间，缺少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政策的传承机制。
就中国现状看，目前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体系——劳动、民政、卫生、城建、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来具体运作。正因为在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中间层”，本来这个中间层是可以把政府的行政指令通过专业化的手法和技巧转变为公众的行动的，而现在的工作体系依靠的仅仅是这些行政和“准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明显地与公众行动脱节，也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不相适应。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更多的是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来发展，作为在中国社会政策过程中贯彻和落实政策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2001年社会工作教育年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社会工作专业从1980年代后期恢复发展以来，已有上万的毕业生，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专业能力。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国内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大多数的研究比较关注的是政策法规层面和行政组织层面的问题，对如何通过一套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来提高社会政策实施的质量，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研究社会政策的同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了，中国的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有有效的传承机制，才能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人的问题”的形成是个人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一直是社会工作争论不休的基本而又常更常新的古老话题。
政策管理范文第3篇
第一条为了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有资产，保障和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要求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即事业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拨给事业单位的资产，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第四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活动，应当坚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推行实物费用定额制度，促进事业资产整合与共享共用，实现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紧密统一；应当坚持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应当坚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负责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综合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制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研究制定本级事业单位实物资产配置标准和相关的费用标准，组织本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产权界定、产权纠纷调处、资产评估监管、资产清查和统计报告等基础管理工作；
（三）按规定权限审批本级事业单位有关资产购置、处置和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组织事业单位长期闲置、低效运转和超标准配置资产的调剂工作，建立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整合、共享、共用机制；
（四）推进本级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社会化，加强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中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五）负责本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的监督管理；
（六）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动态管理；
（七）研究建立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安全性、完整性和使用有效性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绩效管理；
（八）监督、指导本级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下级财政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七条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制定本部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组织本部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清查、登记、统计汇总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三）审核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按规定权限审核或者审批有关资产购置、处置事项；
（四）负责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长期闲置、低效运转和超标准配置资产的调剂工作，优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推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共用；
（五）督促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按规定缴纳国有资产收益；
（六）组织实施对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的评价考核；
（七）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指导并向其报告有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八条事业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本单位资产购置、验收入库、维护保管等日常管理，负责本单位资产的账卡管理、清查登记、统计报告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三）办理本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处置和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的报批手续；
（四）负责本单位用于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的资产的保值增值，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国有资产收益；
（五）负责本单位存量资产的有效利用，参与大型仪器、设备等资产的共享、共用和公共研究平台建设工作；
（六）接受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指导并向其报告有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九条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做好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十条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工作交由有关单位完成。
第三章资产配置及使用
第十一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是指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事业单位等根据事业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的程序，通过购置或者调剂等方式为事业单位配备资产的行为。
第十二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现有资产无法满足事业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
（二）难以与其他单位共享、共用相关资产；
（三）难以通过市场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方式代替资产配置，或者采取市场购买方式的成本过高。
第十三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应当符合规定的配置标准；没有规定配置标准的，应当从严控制，合理配置。
第十四条对于事业单位长期闲置、低效运转或者超标准配置的资产，原则上由主管部门进行调剂，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跨部门、跨地区的资产调剂应当报同级或者共同上一级的财政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向财政部门申请用财政性资金购置规定限额以上资产的（包括事业单位申请用财政性资金举办大型会议、活动需要进行的购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程序报批：
（一）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前，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审核资产存量，提出下一年度拟购置资产的品目、数量，测算经费额度，报主管部门审核；
（二）主管部门根据事业单位资产存量状况和有关资产配置标准，审核、汇总事业单位资产购置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三）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对资产购置计划进行审批；
（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资产购置计划，事业单位应当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并在上报年度部门预算时附送批复文件等相关材料，作为财政部门批复部门预算的依据。
第十六条事业单位向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申请项目经费的，有关部门在下达经费前，应当将所涉及的规定限额以上的资产购置事项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事业单位用其他资金购置规定限额以上资产的，报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定期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事业单位购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资产，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包括单位自用和对外投资、出租、出借、担保等方式。
第二十条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资产购置、验收、保管、使用等内部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应当对实物资产进行定期清查，做到账账、账卡、账实相符，加强对本单位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的管理，防止无形资产流失。
第二十一条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事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用于对外投资、出租和出借的资产实行专项管理，并在单位财务会计报告中对相关信息进行充分披露。
第二十二条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行为的风险控制。
第二十三条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取得的收入应当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章资产处置
第二十四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是指事业单位对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让或者注销产权的行为。处置方式包括出售、出让、转让、对外捐赠、报废、报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第二十五条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第二十六条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和车辆的处置，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以及单位价值或者批量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资产的处置，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规定限额以下的资产的处置报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将审批结果定期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的批复是财政部门重新安排事业单位有关资产配置预算项目的参考依据，是事业单位调整相关会计账目的凭证。
第二十八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事业单位出售、出让、转让、变卖资产数量较多或者价值较高的，应当通过拍卖等市场竞价方式公开处置。
第二十九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属于国家所有，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五章产权登记与产权纠纷处理
第三十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以下简称产权登记）是国家对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登记，依法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权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事业单位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或者经同级财政部门授权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授权部门）申报、办理产权登记，并由财政部门或者授权部门核发《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以下简称《产权登记证》）。
第三十二条《产权登记证》是国家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享有所有权，单位享有占有、使用权的法律凭证，由财政部统一印制。
事业单位办理法人年检、改制、资产处置和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担保等事项时，应当出具《产权登记证》。
第三十三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单位名称、住所、负责人及成立时间；
（二）单位性质、主管部门；
（三）单位资产总额、国有资产总额、主要实物资产额及其使用状况、对外投资情况；
（四）其他需要登记的事项。
第三十四条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一）新设立的事业单位，办理占有产权登记；
（二）发生分立、合并、部分改制，以及隶属关系、单位名称、住所和单位负责人等产权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事业单位，办理变更产权登记；
（三）因依法撤销或者整体改制等原因被清算、注销的事业单位，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第三十五条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资产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和变更产权登记的基础上，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实行定期检查。
第三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其他国有单位之间发生国有资产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向同级或者共同上一级财政部门申请调解或者裁定，必要时报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处理。
第三十七条事业单位与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的，事业单位应当提出拟处理意见，经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司法程序处理。
第六章资产评估与资产清查
第三十八条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关国有资产进行评估：
（一）整体或者部分改制为企业；
（二）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
（三）合并、分立、清算；
（四）资产拍卖、转让、置换；
（五）整体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
（六）确定涉讼资产价值；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评估的事项。
第三十九条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
（一）经批准事业单位整体或者部分资产无偿划转；
（二）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事业单位之间的合并、资产划转、置换和转让；
（三）发生其他不影响国有资产权益的特殊产权变动行为，报经同级财政部门确认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的。
第四十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事业单位应当如实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并对所提供的情况和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资产评估机构独立执业。
第四十一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核准和备案工作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清查：
（一）根据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者本级政府实际工作需要，被纳入统一组织的资产清查范围的；
（二）进行重大改革或者整体、部分改制为企业的；
（三）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资产严重损失的；
（四）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或者国有资产出现重大流失的；
（五）会计政策发生重大更改，涉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
（六）同级财政部门认为应当进行资产清查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事业单位进行资产清查，应当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规定程序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立项后组织实施，但根据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者本级政府工作需要进行的资产清查除外。
第四十四条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清理、账务清理、财产清查、损溢认定、资产核实和完善制度等。资产清查的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第七章资产信息管理与报告
第四十五条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的要求，及时将资产变动信息录入管理信息系统，对本单位资产实行动态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国有资产统计和信息报告工作。
第四十六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信息报告是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的格式、内容及要求，对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状况定期做出报告。
第四十七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状况，是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编制和安排事业单位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和资产信息报告，全面、动态地掌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状况，建立和完善资产与预算有效结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八章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维护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第四十九条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责任制，将资产监督、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应当坚持单位内部监督与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第五十一条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处理、处分：
（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
（二）擅自占有、使用和处置国有资产的；
（三）擅自提供担保的；
（四）未按规定缴纳国有资产收益的。
第五十二条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上缴、管理国有资产收益，或者下拨财政资金时，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处理、处分。
第五十三条主管部门在配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或者审核、批准国有资产使用、处置事项的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财政部门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警告。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办法有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第九章附则
第五十五条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参照本办法执行。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依照国家关于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创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由财政部门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十七条地方财政部门制定的本地区和本级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应当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备案。
中央级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
第五十八条境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及经国家批准的特定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由总后勤部、武装警察部队和有关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
行业特点突出，需要制定行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由财政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
第五十九条本办法中有关资产配置、处置事项的“规定限额”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另行确定。
政策管理范文第4篇
审计了解并认为，目前行政事业单位部门结存资金数额较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不利于财政资金的统筹管理与使用，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益和缓解建设与资金的矛盾，更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规范部门结存资金监管，强化财政职能，发挥沉淀资金效益，减轻财政负担十分迫切。经调查，部门结存资金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构成上以基金和专项结余为主；二是在分布上具有普遍性，并以有资金分配权的重点部门和事业单位为主。
一、结存资金较大的主要原因
（一）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不顺，财政监管难度较大
在结存资金构成中，绝大多数为事业单位的各类基金，而基金构成的合理性取决于其收支活动是否真实与合法，更取决于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
就目前管理体制来看，一是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从属于行政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监管依赖于主管部门，加之事业单位多、分布散、资金规模不一，财政等外部监管鞭长莫及。二是基于从属关系，事业单位与行政部门间的收支活动有其内在联系，有些主管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将应上缴财政或应在本部门核算的预算外及其他财政收入在下属单位核算，造成收入不实，加大了基金分配基数。三是事业单位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且来源复杂。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全额或差额事业单位，除上级拨入、执收所得等财政收入外，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国有资产出租或其他经营性收入，对此，财政不易掌握，控制更难。
（二）相关政策与制度存在缺陷
1、基金分配制度不尽合理。事业基金和福利基金是事业单位收支相抵后的结余分配。其收入来源包括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以及其他资金。就预算外资金而言，法规明确规定其不得用于个人福利支出，但根据基金分配制度，此类资金结余参与分配，其结果不仅扩大基金规模，且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影响法规执行的严肃性，并造成财政性资金支出向个人倾斜。
2、预算外资金支出管理政策滞后。多年来，预算外资金支出所采取的“专户存储”并编入单位部门预算的管理政策，是为了加强预算外资金收入管理，有效调动部门积极性，缓解部门经费不足所提出来的。随着预算外资金的增加以及收入管理的不断规范，特别是部门预算改革提出了加大综合预算管理的要求，这种实为部门所有的预算外资金支出管理模式已显滞后与不适，其不仅给财政资金统筹管理与使用带来不利，也为部门结存资金提供了空间。
（三）预算管理改革仍有空间
1、零基预算未完全到位。预算编制多采取“上年基数加增长”的方法，虽发挥了财政总量控制的优势，但实际操作中，为满足“财政控制数”和部门争取资金的要求，一些部门拿资金找项目，高标准编制预算，造成执行与预算脱节，部分项目未实施或相互调剂、宽打窄用产生差额，导致结余。部门预算改革虽然提出了以零基预算为基础，逐步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筹的综合预算要求，但因多年惯性以及零基预算需做大量的核实确认工作，财政力量无从保证，实际仍延续了传统方法。
2、预算统筹作用不明显。按照要求各部门收支及以前年度的结余或基金，应在预算编制中给予全面的体现，但部分单位的收入等未全部纳入预算，致使部门结存资金只增不减。另外，用基金弥补事业经费虽列入预算编制项目，但基本上未落实。
3、专项资金管理有待完善。首先，上级补助资金对口下拨，不通过下级财政，对其收支余情况财政无从掌握；又因部分切块资金预算编制较粗，项目具体使用单位以及所需资金未能在编制中详尽体现，财政监督难以到位，同时给有资金分配权的部门留有调剂资金的空间，应拨不拨或少拨资金，形成资金在部门滞留。其次，政策因素形成结余。如，根据相关政策，各地区增设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担保专项资金，但由于资金风险，加之缺少合适项目，多数未用，在管理部门滞留。上述情况有客观原因，但也要管理措施不到位，致使资金在部门积淀。另外，专项结余应交不交现象时有发生。
二、规范结存资金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着手
（一）健全制度，规范资金管理
首先，预算管理要求应纳入综合预算统筹安排的资金、基金，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优先考虑结存资金，逐步消化，同时加大综合统筹力度，协调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切实将部门结存资金用实用好。
其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监管行为。一是明确结存资金管理原则，规定结存资金的范围、控制标准、使用方向、统筹比例，加强对结存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的监管；对政策性和多渠道取得并长期闲置的结余，制定过渡性管理原则，纳入部门预算。二是完善基金分配制度，规范事业单位基金管理与监督。三是以收支并重为原则，研究预算外资金综合统筹管理办法，在不影响部门和单位积极性的同时，研究探讨以综合统筹为原则，以保障事业发展为目的，试行按比例编入部门预算的管理模式，并逐步向预算内资金管理过渡。四是完善财务核算监督制度，实行问责制，明确违规操作责任和检查责任，提高财务核算水平。
（二）深化改革，提高资金效益
1、完善部门预算，强化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一是逐步落实和推进零基预算，加大综合预算力度，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单位应加强年度预算收支计划的论证，预算编制力求准确、细化，财政部门深入调查，重点加强专项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合理性的审核，增强预算的严肃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对于切块资金由主管部门提出分配方案，纳入单位部门预算，财政统一拨款。二是采取预算执行季报、实地检查、重点项目跟踪等形式，加强对部门或单位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与检查，严格资金拨付程序，在确保预算资金到位的前提下，避免或减少资金在部门滞留的可能。三是加强对决算环节的审核，逐步建立健全决算审签制度，确保决算信息的真实、可靠。
2、推进政府采购，规范支出管理。在政府采购规模逐步扩大、采购效益不断提高、集中支付比例逐渐加大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执行采购目录，对应纳入、能纳入政府采购的项目必须实行政府采购，以减少资金拨付环节，避免资金在部门滞留。
3、加快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确保财政三项改革的整体推进。部门预算、政府采购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基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确保前两项改革到位的保障，创造条件，加快改革，对加强结存资金管理将起着关键作用。
政策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政策保障，政策衔接
理想的空间分工格局的形成涉及到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配合，也涉及到各类功能区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需要采取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也要搞好新旧政策的协调与衔接。
一、落实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体制和政策保障
涉及各类主体功能区发展和演变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政策，其目标在于协调各类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发展；一类是分类政策，其目标在于推动各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的要求发展。
（一）综合政策
1.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要进一步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二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变地方财政收入过重依赖流转税和土地出让金的格局。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要调整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法，从主要保地方政权运行转变为保政权运行和政府服务职能的履行。二要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适时引入分类转移支付。三要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强化省级财政平衡省内各主体功能区财政差异的责任。四要针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特征，增设相应转移支付项目，如将“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专项归并，设置更为综合的“生态建设与恢复”专项转移支付；在清理和压缩现行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的同时，增设“生态移民”专项转移支付。
3.为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空间转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一要废止妨碍资本要素流动的各种行政性规定，促使资本要素流向具有更高回报率的地方。二要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促使劳动力流向具有更大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地方。三要逐步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4.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完善资源管理体制。一要加快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排除各级政府对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的不合理干预。二要改革资源管理体制，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确保国家对矿藏、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充分实现。还要推广按可采储量征收资源开采费的办法，抑制浪费性开采行为。三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调整资源税征收模式，实行以储量或价格计征，税率设置要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同时适当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标准，使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成本尽可能内部化。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稀缺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既要通过价格机制保证稀缺土地得到最优利用，又要通过完善征地制度（包括严格限定行政划拨用地的用途和比重、制定“公共利益征地否定式目录”等）、加强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保护，在节约利用土地的同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分享。
5.制定和实施区域化的产业政策。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和要求，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其发展潜力，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明确各功能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制订相互衔接的配套政策，促进功能区内部和功能区之间的产业协调发展，推动生产力优化布局。
6.改革与户籍制度与相关的社会福利等制度。一要将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在当地有合法住所和稳定收入来源的居民；二要建设包容性强的城市文化，促进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7.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应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和变现，提高农民资产的流动性，为农民工在城市置业安家、对自身及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8.建立健全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制度。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健全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制度，以便把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实到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使各主体功能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在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时，能够充分考虑它们的生态环境影响，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9.实施标准统一、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的环保制度。一要在各类功能区实施严格统一的环保标准，把环境治理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控制“源头污染”上。二要针对不同功能区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以及环境问题产生的背景等多种因素，按照不同功能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态功能等，将污染排放总量细分到不同的区域。在此基础上，探索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10.建立全国统筹性的生态补偿制度。拟建立的生态补偿制度必须具有全国统筹的性质。为形成这样的制度，必须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基金的本金可以来自于：（1）中央财政；（2）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3）生产者和消费者（如可通过水、电、气价格附加等形式筹集）。基金主要用于：(1)支持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贫困救助、技术传播等社会事业的发展；（2）支持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对当地居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
11.以国土规划统领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要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出发，制定《国土规划法》，全面规划国土开发，严格规范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土地利用，并以《国土规划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以减少下位法或规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12.改革政绩考核办法。要改革现行的政绩考核办法。要针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制定不同的考核指标，实行不同的奖惩制度。
（二）分类政策
1.优化开发区。主要包括：（1）制定产业结构升级规划，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高技术、高附件值产业的发展，必要时以许可证管理制度限制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产业的发展，以严格的行政管制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2）运用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3）以政策性金融，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网络的优化；（4）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新技术利用，补贴节能设施改造和技术改造，推行政府绿色采购；（5）以市场手段鼓励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6）设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使用控制标准，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最低价格限制；（7）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吸纳更多的外地劳动力就业，创造更便利的外地居民在当地落户的条件；（8）扩大本级财政支出用于环境治理的部分；（9）重点考核当地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节约资源和治理环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吸纳外地人口、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10）做好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空间开发规划，严格控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开发活动。
2.重点开发区。主要包括：（1）以更多的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支持进行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输配电、城市公用设施等）建设；（2）制定产业结构合理化规划，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装备制造等资本密集产业和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引导发展低消耗、低排放的产业，鼓励产业集群式发展；（3）通过产业政策导向和优惠政策引导、支持企业外部融资、设立引导基金、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活动等手段，吸引外部资本资金进入；（4）运用政府信用担保、财政贴息等手段，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5）给予更多的土地使用额度，设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最低价格限制；（6）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吸纳更多的外地劳动力就业，创造更便利的外地居民在当地落户的条件；（7）加大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的治理力度，严格控制破坏环境的开发活动；（8）重点考核当地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外地人口、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的成效；（9）做好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空间开发规划，尤其要做好城镇体系和城市群发展规划。
3.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用于生态移民和扶贫的财政资金规模；（2）以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进行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3）制定产业结构合理化规划，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特色产业的发展，引导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产业外迁；（4）严格投资审批，限制高污染、高消耗项目进入；（5）设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使用控制标准，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最低价格限制；特色产业发展用地，可以适当放宽相应标准；（6）以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进行劳动力培训，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鼓励更多的劳动力到外地就业，和更多的人口迁出生态功能区；（7）严禁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开发活动；（8）以政府出资为主，在天然林保护地区、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还草地区、草原“三化”地区、重要水源保护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重要蓄滞洪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石漠化和荒漠化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建设一批以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为中心的重点工程；（9）重点考核当地在生态环境建设、资源有序开发、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10）做好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空间开发规划，尤其要做好森林生态功能区、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荒漠生态功能区、荒漠化防治区、水土流失防治区的规划。
4.禁止开发区。主要包括：（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由中央财政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的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2）扩大用于生态移民和扶贫的财政资金规模；（3）以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进行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4）完善禁止开发区中各类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等的管理体制，其管理费用和人员经费要设立专门的财政预算科目，保证其稳定的资金投入；（5）制定产业结构合理化规划，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引导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产业外迁；（6）设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使用控制标准，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土地最低价格限制；（7）完善林权和草场权制度，鼓励当地人口增加对林业和草业的投入；（8）以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进行劳动力培训，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鼓励更多的劳动力到外地就业，和更多的人口迁出生态功能区；（9）坚决杜绝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开发活动；（10）重点考核当地在生态环境建设、绿色产业发展、抑制人口增长等方面取得的成效；（11）做好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空间开发规划，尤其要做好生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
二、现行区域政策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的衔接与协调
现行的区域政策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一是以四大板块为依托的区域发展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政策、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和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二是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的政策；三是贫困地区扶持政策；四是各类自然保护区的政策。现行的区域政策与主体功能区政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有些可以相互补充，有些可以相互替代。但是，由于主体功能区政策和现行的区域政策分别有着各自的主要目标，主体功能区政策不能完全替代既有的区域政策。因此，不存在现行区域政策向主体功能区政策过渡的问题，存在的是两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一）政策协调应遵循的原则
1.目标一致性原则。现行区域政策和主体功能区政策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目标应当一致，而不应当冲突；不仅在整体目标上如此，而且在分区域的目标上也如此。目标的一致性，有助于减少政策摩擦，增强政策的功效，应成为现行区域政策与主体功能区政策衔接与协调的第一原则。
2.体系统一性原则。要保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必须保证政策体系的统一性。现行的区域政策各部分和拟议中的主体功能区政策，服务于特定的发展目标；虽然由中央政府统一颁布，但均带有文件起草部门的特殊印迹，重叠交叉部分颇多（如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政策就多有交叉）。这既不利于形成政策合力，又浪费了政策资源，需要由专事区域政策协调的部门整合各类区域政策，促进形成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
3.主体功能区政策优先原则。现行的区域政策各部分和拟议中的主体功能区政策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每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总战略和指导发展的思想不完全相同，在不同的战略指导下制定的区域政策之核心思路也自然不同，一般来说，新的区域政策总是比旧的区域政策更加符合国情，更加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因此，如果主体功能区政策与既有的区域政策存在交叉重叠之处，那么，就应当以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取代既有的政策。
4.现行区域政策渐进调整原则。现行的区域政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的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企业乃至个人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主体功能区格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拟议中的主体功能区政策，也不可能解决区域经济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必须与时俱进。因此，调整现行政策，既要避免带来过大的调整成本，又要避免产生过多的政策变动，坚持循序渐进，力戒急躁冒进。
（二）政策协调的基本思路
1.成立区域政策协调专门机构。我国是一个区域和人口大国，区域问题历来不少。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由二元向一元的转型，我国将面临越多的区域问题。目前，具有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权限的部门颇多，有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西部开发办、东北振兴办、中部崛起办、扶贫开发办等。这种状况极易造成政出多门，带来区域政策的摩擦甚至冲突，亟需加以改变。成立区域政策协调专门机构是改变上述状况的有效办法。
2.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政策协调。科学发展观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疑也是指导区域政策协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发展统领区域政策协调，就是说，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来甄别区域政策，将那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保留，将那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剔除。具体地说，将那些有利于资源在空间上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地共容式发展，有利于抑制地区差距扩大速度，有利于发展成果共享，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政策保留；反之亦然。
3.认真清理现有的区域政策。现行的区域政策比较庞杂，既存在各部分交叉重叠的现象，又存在历史政策和现行政策时间界限不明的现象，常给人以叠床架屋之感。遗憾的是，迄今尚未有政府部门或专家学者个人对之进行过系统的梳理。这严重影响了有效的区域政策的制定。在专事区域政策协调的机构成立之后，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花上一定的时间，认真清理现有的区域政策，该变革的变革，该废弃的废弃。这样，才能为区域政策的协调创造比较优良的条件，奠定比较牢靠的基础，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政策管理范文第6篇
一*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
转型以来，*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
(一)官方经济理念
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的新选择。
(二)*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
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
(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
首先，*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
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
第三，从总体上看，弗雷堡学派与货币主义一脉相承，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因此，这一转折具有较高的继承性，不存在过高的社会成本，不会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
弗雷堡学派成为官方经济理念的主要标志是：首先，表现在普京总统上台后的言论中，比如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主张“*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走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走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月10日对普京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发表评论说：“不要指望普京会赞成美国的市场信条。从他发表的公开讲话来判断，他的市场观点类似于德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国私营企业体制。那种自上而下的德国模式强调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这正对普京的胃口”。中国国内学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张“类似于德国弗雷堡学派的观点”，“普京要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国有经济；第二，国家调节进入微观领域；第三，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侧重供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最主要目标，稳定价格服从于稳定生产等等；第四，注重社会政策，包括规范调整统一社会税的征收，加强贫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对象的社会支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对弗雷堡学派或者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认可，并不等于*会重复照搬别国经验的老路，“*经济，在接受社会市场经济主要参数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民众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现状，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
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这种主流经济学和官方经济理念的转变，既有继承，又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些也间接反映在*财政政策的运用上。
二转型以来*财政政策的走势及其特点
对*来说，官方经济理念和经济改革现实共同影响着财政政策的发展和特点。总的来看，*经济转型以来，财政政策的运用具有如下特征：(1)财政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是处于改革之中的财政制度，政策的调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2)财政政策由单一重视国库功能逐渐转为经济刺激功能和国库功能并重，成为刺激供给的重要工具；(3)追求预算平衡是*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已经写入《*联邦预算法典》；(4)减税与减支是税收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总体趋势，中性税收原则成为普京的主要税改思想。
按照我们的划分，以普京当政为界，*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转向弗雷堡学派；在经济理念转换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同样表现出逐渐过渡的特点，基本趋向是由注重反通货膨胀向注重供给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延续又决定了*自转型以来财政政策运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点。
(一)1992～1993年激进改革开始，财政政策表现为严格紧缩，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
在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是作为激进改革的组成部分执行，而不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态势运用。其表现为严格紧缩。紧缩的目标是在1992年内把预算赤字从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紧缩手段包括增加税收和缩减预算支出两个方面。激进改革伊始，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忘录》要求税收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后来改为45%。这样的宏观税率不仅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20%～30%)，也高出发达国家(德国40%、美国30%左右)，和苏联“大政府、大财政”时期的水平接近。就货币主义而言，是不主张高税率的，但是为什么*在转型之初要选择一个高税率、多税种的税收体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稳定货币的需要，高税收可以抑制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达到紧缩的目的，以避免价格放开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此外，与决策者对转型后果估计不足、过高估计生产部门对转型的承受能力也不无关系。当这种高税负的基调一旦确立，扭转则面临许多压力，包括国库紧张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台之前，政府几任总理也认识到降低税负的必要性，但是预算连年赤字，国库压力巨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影响减税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也不排除货币主义的财政思想束缚官方改革进程的可能。缩减支出主要是削减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国家投资、军费开支和国家机关管理经费。1992年和1993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和36%，而苏联时期这一指标在4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二)1994-1996年年底为反转型危机阶段，财政政策的紧缩有所放松，反通货膨胀仍然是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表现为“适度紧缩”。“适度”主要表现为国债增长较快和不再强调无赤字预算。(1)国家公债市场有了较大发展；(2)预算政策不再追求“无赤字”，而是着眼于将赤字规模稳定在上年水平；(3)继续缩小预算支出，1994年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别降至29%和30%；(4)加强财政监督。1996年，成立了*联邦总统下的临时非常委员会，以加强税收和预算纪律。
(三)1997年～1998年3月经济由危机转入萧条性稳定，财政政策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又添“积极”迹象
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政府中期纲要提出前一阶段以克服经济危机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改革经济结构和恢复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为此，财政政策也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增添了“积极”迹象。这一阶段财政领域进行了几项重点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始立法，规范预算税收制度，制定颁布了《*联邦预算法典》(1998年7月)和《*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做法：(1)规范税制、减少税种和收缩税收优惠；(2)压缩预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点；(3)国债规模一发不可收，债务的规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点实际上已经为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机和稳定经济阶段，财政政策仍以紧缩为特征，但开始表现出刺激供给的倾向
八一七金融危机使1997年来之不易的(哪怕是萧条性的)稳定成果大打折扣，社会经济重新陷入危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出了鲜明的政策主张，即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把确保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稳定、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作为重点，把走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作为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稳定经济、消除危机服务，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产发展。(1)明确提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主张；(2)债务重组；(3)继续发挥“发展预算”的作用以加强国家投资。
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纲领和政策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尽管许多业内人士看好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这届政府早早夭折。接下来，*政坛1999年5—8月在又经历了一个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来了普京代总理时期。从此，普京人气一路飙升：同年8月16日当选总理，12月31日出任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第二位民选总统，由此振兴*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五)1999年8月至今经济逐渐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财政政策有紧有松，以刺激供给为主，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
尽管前几任政府也数次提到要采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从普京开始，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体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突出宏观经济调控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1)把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包括降低贷款利率、稳定股市、限制本国资本外流等；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包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调节天然垄断部门活动；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等。(2)产权方面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企业，仍然要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3)重视微观领域改革，主张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其途径是进行企业重组和加强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保证低通货膨胀率和卢布的稳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证券市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在弗雷堡学派这一官方经济理念下普京的相关选择，即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预算平衡思想。“五条件保持预算无赤字”，收缩支出；政策导向优先稳定生产、刺激供给，重点是降低税率。
三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归纳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
(一)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降低国家支出规模
*官方积极主张降低支出规模。转型经济给“大财政”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支出规模的大大削减。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支出规模不仅服务于宏观的经济模式，而且要服务于具体的经济目标。普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主张是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官方主张降低国家支出规模的重要政策依据。普京上台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每年至少达到5%，希望达到7%或8%，最好是达到10%，并在2003年总统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继续强调经济增长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赶超最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在中长期内使高增长成为常态。
政府在《2003—2005年*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指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继续降低由国家直接分配的或国家参与分配的资金的份额，因为现阶段国有部门资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门低。为了使降低税收负担不会导致国家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不会引发预算赤字和依靠国家债务增长来弥补赤字的危险，预算支出增长的速度必须比经济增长速度低。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两重意思：首先，降低国家直接分配资金的额度(当然重点是国家支出)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是为了预算平衡——尽管此前政府强调“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似乎是降税和增收兼得，但是从这段话看，政府对税收降低还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经济增长速度和预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标，因此对降低税负可能带来的预算赤字，政府应对的手段是降低支出。*财政部长库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长期经济发展纲要中，预计在2005年前把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6%降到32%-33%，长期应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缩减无效国家支出为主，包括减少经济建设支出，缩减地区过多的社会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等等。
可以说，*关于国家支出或者是国家支出规模的认识，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经济的问题。主张降低支出规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张保持和扩大支出的多是“渐进派”，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加强部分领域的干预。而就政府目前的选择而言，表现出的是“中间”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会太大；既不会像“激进派”所设想的那样大幅降低支出，也不会走提高国家对经济参与度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经济学理念是一致的。
(二)国家支出结构由过去的突出经济职能向突出社会公共职能的转化
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国家支出结构的最大变化是急剧缩减对国民经济领域的投资。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统一预算支出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拨款要占50%以上。相对而言，社会文化措施拨款的数额则小得多，占支出总额的31.9%。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大致为3：2。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随着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金融市场融资。社会公共职能成为*财政的核心，经济职能大大缩小，财政不再安排和从事营利性的投资支出，其范围限于工业、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设施和通讯信息、农业渔业、住宅公用设施等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在1998～2001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中，经济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以下，而社会职能得到了突出(此职能在*预算中和苏联一样，采用了“社会文化措施”一词，其内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大众信息工具、卫生和体育、社会政策等)，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约为2：3。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1998~2001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结构
项目1998199920002001
ABABABAB
总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
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
国际活动2.10.64.71.20.60.11.00.3
国防7.72.49.22.49.82.610.22.7
护法活动和保证国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
业、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
农业和渔业2.90.92.80.82.80.82.80.7
道路交通、通讯、信息2.30.72.10.52.00.53.61.0
住宅公用事业11.53.510.12.710.22.78.12.2
社会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
国家债务17.65.415.14.014.13.810.12.7
联邦专项基金5.21.68.02.112.73.46.31.7
其他9.32.96.71.?7.02.05.81.6
赤字(-)或盈余-5.6-1.01.92.9
注：A：占总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汇编》，2002年俄文版，第22页。引自2003年//www.budgetrf.ru／。
(三)致力于税收体系的公平和中性，实际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则
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财政学中经常提到的两个主要原则。一般来说，税收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费；纵向公平指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该缴纳数量不同的税费。基于这两种公平，所以有所谓的税负征收上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之说。*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则”，即意味着税收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税额应该依照不同的纳税能力而变化。在《*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颁布)总则第3条中提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法缴纳规定的税、费。关于税、费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认纳税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在规定税收时应当从公平原则出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能力”。
中性税收实际是*官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税收版”。税收中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一种“次优原则”。对现代国家来说，税收中性的意义在于减少国家对税收领域的干预，避免规定过多的税收优惠和歧视影响税收秩序；同时降低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包括税收总“量”和纳税成本。尽管中性税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明”，但由于该原则符合其减少国家干预、财政健全的经济思想，因此包括货币主义、弗雷堡学派、供给学派在内的多数新自由主义流派都是赞成税收中性的。
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冲突的。现实中，一国出于国情，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一点在*表现得也很明显。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中，显然是侧重于中性原则。在*政府的中长期纲要中，提到税收体系改革、税收政策发展时，多次强调税收中性，而“公平”原则少有论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政府长期发展纲要中的一段话：“提高税收体系的公平与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条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据的税收优惠和例外)；取消对纳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无效消极的影响；修改个别税种的税基的订立规则，以使其更加符合该税种的经济实质；在税收立法中增加有关税收监督的机制和手段，并以此优化税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税收的水平；减少监督机构的数目；对诉讼税收机构的行为，简化和加速其相关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权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税收争议协会)；降低避税的可能”。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涉及《税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强调的只是要为“中性”原则创造一种对纳税人平等的条件。从税收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上，比如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大量削减税收优惠等，也表明*的主导思想是以中性原则优先的。这是总体把握*税收政策的前提。
在中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降低税负。对*降低税负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税负指的是降低税收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担，它不仅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还包括降低国家税收管理成本，简化税收体系；其次，降低税负不意味*一定降低宏观税率(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政府对降低税负还寄予了扩大税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个途径：一是希望通过降低个别税种的税率，进而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促进生产发展，二是降低税率可以减少逃避纳税行为，三是缩减税收优惠，加强对预算支出中税收优惠支出(税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这种降低应该同时伴随着可能增加实际税收的集中”。在某种意义上说，降低税负实际是*税收中性原则的微观化。
(四)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
普京总统对税收政策十分重视。他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参数上展开相互竞争，包括税收负担的大小，国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对所有者权利的保障”，把税收负担的大小看作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强调要继续进行税收改革。普京的税收改革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这实际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治国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政策主张。
1.降低税率。首先是所得税税率。*所得税包括自然人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组织利润税(企业所得税)。在《*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颁布之前，对自然人收入税一直实行的是多级累进税率，最高为35%，最低为12%；组织利润税实行比例税率。一般税率为35%，对不同经营活动存在一定差异。新税法对自然人收入税取消了累进制，改行单一比例税率，规定一般税率为13%，特定收入征税35%，非*联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税30%；组织利润税一般税率为24%，外国企业、股息收入和中央银行收入另有相应税率。其次是统一社会税。统一社会税一般税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为累退税率，不设最高限额。政府宣称，在2005年前，加工部门部分领域将继续降低统一社会税(税率从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税一般税率拟在2004年由20%降为18%。
2.减少税种。1998年公布的新《税法典》第一部分把税种减为28种。2004年12月的联邦法对《税法典》中的税种进行了较大修改，联邦税改为10种：增值税、消费税、自然人所得税、统一社会税、组织利润税、矿藏使用税、继承或遗产税、水税、动物和水资源使用权付费及国家关税。地区税改为3种：组织财产税、税和运输税；地方税改为两种：土地税和自然人财产税。这样*联邦税、费体系现在包括的税由28种减为15种。
3.简化纳税体系。2002年7月1日*通过的《税法典》(第二部分)补充章节规定了简化纳税体系的内容。首先，对部分组织及个体企业主实行五税合一的“统一税”，即对组织(或个别企业主)以缴纳统一税来代替组织利润税(或自然人收入税)、增值税、销售税、组织财产税和统一社会税的缴纳。其次，简化纳税体系还规定对一些服务性如修理、理发和兽医等小企业征收“认定收入统一税”，其税率为认定收入的15%。
4.缩减税收优惠。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显然税收优惠应该越少越好。2000年之后对税收优惠削减的主要税种就是组织利润税。组织利润税曾是税收优惠分布最多的一个税种。按照《税法典》第二部分第二十五章的规定，取消了绝大多数的组织利润税优惠。其次还取消一系列增值税和消费税优惠。
政策管理范文第7篇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26.3％、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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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2005，9：15－20
4、曹紫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实施的相应措施.集团经济研究，2005，177：98
政策管理范文第8篇
一、促进公职人员勤政廉政亟待建立公职金制度如何使国家公职人员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这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我们在完善干部考核和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方面不断加大了力度。实践表明，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促进了廉政建设。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当前政府公职人员普遍缺乏敬业精神的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干部队伍中的腐败行为还在蔓延。何以如此？如果从体制上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干部体制存在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却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巨大的成本。因为无论党内监督还是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某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从调查取证到立案惩处都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二是巨大的损失。由于监督通常只能是过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因此即使发现某人有渎职失职或贪污受贿行为，尽管我们也可以对其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但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难以挽回。因此，促使国家公职人员勤政廉政，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
强化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激励，现行的作法主要是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长。这种“以官作奖”的办法，虽然可以鞭策一部分干部积极进取，但对大多数公职人员来说，却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因为能予以提升的毕竟只能是少数，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如果公职人员一旦提升无望，那么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呢？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公职人员的激励，重点应该放在物质利益的激励上。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把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驱动。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通过引入利益激励机制，如农村的联产承包、部分企业实行的经营者年薪制、投资者的按股分红等，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事实上，当前我国政府机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腐败屡禁不止等现象的发生与我们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利益激励不到位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由于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社会各阶层收入都有较大提高，但公职人员的工薪收入涨幅却不大，使其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相对降低。这不仅挫伤了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队伍的稳定，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消极丑恶现象。因此，提高效率，根除腐败，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
增进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必须相应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收入。由于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职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训练，从事的又是需要较高智力、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管理工作，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因此，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国家公职人员享有较高的工薪收入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才能把提高收入与增进激励有机结合起来，使提高收入既能充分调动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又不致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如果按现在一种流行的主张，即实行所谓的“高薪养廉”，普遍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这一作法自然会受到公职人员的欢迎，对干部的勤政廉正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这一政策果真实施，又有可能引起干部与群众的对立。公职人员涨工资，企业职工怎么办？如果企业也跟着涨工资，那么结果必然是水涨船高、比例复归。这样，涨工资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起不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可见，对公职人员实行利益激励，用简单的涨工资的办法并不可取。
对公职人员既要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又不能涨工资，那么，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干部“公职金制度”来实行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1）由政府出面，为所有公职人员在银行设立“公职金个人帐户”，并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的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2）为了把当前激励和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可以把公职人员提高后的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大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并应规定，记入个人帐户的这部分公职金，只能在将来公职人员退职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内因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纪国法被开除公职的，则该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3）公职金制度一旦建立并启动，政府还应明确规定，今后公职人员退职或离职，只能一次性领取记入本人帐户的公职金，不得继续享受现行干部的终身物质生活待遇。
在我国目前建立这种干部公职金制度，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是有可能的。由于这一办法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公职人员的职务津贴，而且还把津贴的大部分记入个人公职金帐户作为干部勤政廉政的长期抵押金，这必然会对广大公职人员产生巨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提高的职务津贴并没有全部随工资发放，所以也不会导致干群工资攀比而引发社会总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此外，由于实行公职金制度后公职人员退职不再保留干部待遇，这样，政府就可以把原来准备为退职干部提供的物质生活待遇货币化，以此来抵补公职金的开支，因而不会增加财政的经济负担。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帐，如果全国干部队伍的平均退职年龄为55岁，平均寿命为75岁，那么按现行体制，国家需为其提供20年的干部生活待遇，如果按每人每月400元计算，一个人就需财政负担9．6万元，而假定一个人从25岁进入干部队伍，到55岁退职，那么他可以享受30年的职务津贴，如果每人每月按300元记入公职金帐户，这样财政只需为其提供9万元就够了。可见，公职金制度的设立对国家财政来说，无论当前还是长远都不会构成太大的支付压力。
二、强化经营者关切度：所有权不是独步单方
经营者能否象关心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国有企业资产，这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搞好搞活的一个决定性条件。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经营者的关切度，应当说两者是具有一定的联系的。不可否认，经营者如果同时作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必然会对企业有很高的关切度。因为企业经营失败，将直接危及到经营者的自家性命，古今中外大量私人企业主因破产而跳楼自杀的事实足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由此作出推断，只有经营者成为资产所有者时，才会对企业有高的关切度呢？或者说，作为非所有者的经营者，就一定不会对企业有很高的关切度呢？事实好象并不全然如此。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经营的实践来看，就有不少成功的大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公司董事、董事长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不持有企业的任何股份，不对企业亏损负财产赔偿责任，可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却仍然对企业保
政策管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息政策政策制定政策需求
国度信息政策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度都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国度信息政策的研讨源于对科技情报政策的研讨。迄今为止，这一范畴的研讨仍以科技情报政策为主要对象。首先。研讨者多是科技情报范畴的专家学者；其次。在术语运用方面，“科技情报政策”的运用频率比“国度信息政策”要高得多。虽然如此，目前从宏观上对国度信息政策的研讨已惹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重。笔者以为，国度信息政策过程与一切政策过程一样．都是以政策需求为起点的．因而，在研讨国度信息政策时．信息政策需求的剖析应该遭到足够注重。只要弄清了实践的政策需求背景。才有可能精确地界定国度信息政策问题，也才有可能使制定出来的国度信息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从而真正处理国度信息活动中的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产业开展和信息技术开展三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信息政策需求做一扼要剖析。
一、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应用所产生的政策需求
在当今中国，“信息是一种资源”的观念已不得人心。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开展和信息量的剧增．人们也开端认识到，信息并不是简单地同等于资源。信息也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据有人估量。全世界每年约产生720亿条各种介质的信息，假如一条信息按100字节预算．则全世界每年消费的信息量约为72万亿字节。要从如此数量宏大、内容冗杂的信息中挑选出所需求的信息确非易事。这就需求对信息施行有效管理，有效的管理是使信息成为资源的前提条件。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就是使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源中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本钱，查找出本人所需的最精确、最完好的信息，从而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
中国自施行变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开展，人民生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进步。普通公众对法律信息、文娱信息、医疗保健等El常生活信息的需求与El俱增。而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立进程的加快。各级指导对各种决策信息亦给予了相当的注重．国度更是将信息视为一种战略资源。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号召“开发信息资源。效劳四化建立”。国度经过各种传媒和言论工具，鼎力宣传信息的重要作用。一切这些都使社会信息认识大大加强，社会信息需求大幅度增加。在这种状况下。增强信息资源管理，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就显得非常迫切。而信息资源管理的关键就在于制定国度信息、政策。就我国的实践状况而言，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应用所产生的政策需求主要包括：
(一)如何完好地搜集文献信息资源。资源的积聚是开发应用的根底．文献信息资源搜集得完备与否，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国度的信息资源管理程度。在中国，文献信息资源的搜集方面还存在许多缺乏。首先。就一个国度而言，国内正式出版的文献的搜集工作．在一切信息搜集工作中，应该是比拟容易完成的。中国的呈缴本制度施行的时间不可说不长．但是实践状况却并不令人悲观，以国度图书馆为例．1992年该馆只收到呈缴本3．3万种，离应珍藏的数目尚差2万种左右。这阐明呈缴本制度尚欠完善。其次．非正式出版物的搜集在中国不断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大量的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产品报告等长期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在这方面。国度也不断未有系统的政策出台。许多非正式出版物所包含的信息，正好契合人们快、新、准的请求。因而系统地搜集非正式出版物已刻不容缓。再次。随着变革开放的深化，科研、经济、贸易、文化等各范畴均增加了对国外文献信息的需求，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下，不可能搜集一切国外出版物，这里就存在如何选择高质量的国外出版物、国内文献信息机构如何合理地分工等问题。以上一切文献信息搜集方面的问题，都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
(二)如何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交流。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它不会由于运用而贬值，相反，会由于被有效应用而增值，而信息的交流则为信息资源的增值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在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流方面，中国也存在不少亟待处理的问题。首先，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缘由，信息机构或部门之问缺乏协作，部门分割，门户林立，该交流的信息不交流，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信息资源的闲置与短缺两个极端并存，用户得不到必要的信息，而一些消费和提供信息的部门却将珍贵的资源束之高阁，听凭其随时间的消逝而丧失价值。如何突破这种场面，完成信息资源的共享，这对信息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需求。其次，为了促进信息交流，目前．我国信息系统的建立正以较大范围、较快速度铺开。“八五”期间，中国政府投资250亿元．建立了国度经济信息系统等12个大型信息系统，为促进信息交流提供了条件，但这些信息系统的建立，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组织、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较难互相兼容、横向联网，为信息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流形成了障碍。消弭这些障碍，促进信息交流也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请求。另外，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信息的依赖水平越来越大，各种群众传播媒介开端留意增加信息栏目的比重，如报纸、播送、电视等经常传播各种文娱、招聘、广告和商品供需等方面的信息。如何使这种信息报道规范化、标准化，如何减少其中的伪信息成分．增加其牢靠性和合法性，这些问题也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请求。
(三)如何在信息管理和开发应用中正确选择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在信息管理和开发应用过程中．极大地进步了人脑对信息停止处置、存储和传送的才能与效率，使现代化大消费方式开发和应用信息成为可能．从而反动性地进步了获取学问和科学技术的效率，发明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潜力无量的消费力。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快、更新快、复杂多样化的开展，常常使人头昏眼花，如何在这种状况下把握技术、选择技术，如何正确地评价技术，及时地认识新技术的潜力以及决议技术的开发方向．特别是如何分离本国的国情引进和应用技术等问题，关于信息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需求。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开展中国度，这方面的政策需求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常常显得更为迫切。
二、信息产业的开展所构成的政策需求
从2O世纪5O年代起，信息产业从美国等少数兴旺国度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内疾速开展，成为世界经济根底构造中一支不容无视的重要力气。据美国信息经济产业协会第26届年会报道，世界信息产业在2000年的市场销售额超越9000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由于信息产业是一种学问、智力密集型产业，具有高增值、高投入、低损耗、无公害、先导性等特征，因此容易遭到各国政策的高度注重，其开展前景是相当光明的。中国的信息产业开展起步较晚，从几个主要行业来看，其开展范围和速度还很不够。计算机产业方面，“七五”期间，计算机产值年均增长19．4，仅占国民消费总值的2．3，为世界计算机产值的3‰。中国的计算机产业虽在零部件产品方面有部分优势，但总的来说，根底技术落后，还是一种内向型产业．尚未构成范围经济。软件产业方面，“七五”期间获得了一批攻关成果，但消费工程化的产品商品化水平低，软件人员力气分散，软件程度低．对软件管理差．大型软件主要依赖进VI，这种情况亟待改动。通讯产业在“七五”期间有很大开展，通讯与信息效劳相分离．正在成为通讯业开展的一大特性。数据库产业方面，我国刚刚起步，数值型、事实型数据库的比重在进步．而文献型数据库的比重在降落，且数据库范围小，程度低．需求缺乏．效劳落后。有关调查显现，自建数据库的应用率只要3左右。总的来说．中国的信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程度很低，有待进一步开展。而进一步开展信息产业，必然会对信息政策提出一系列的请求。
(一)如何变革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和信息企业的运营机制。首先，中国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一死二散三乱”的弊病，这在信息效劳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咨询业为例，中国现有的咨询机构中，既有从属于党政部门的．也有由派和大众团体兴办的。既有独立的咨询企业，又有事业型的隶属机构，但至今仍没有全国性的归口指导部门和行业管理组织。国度对咨询业短少规划和方案指导，没有明白的咨询业开展规划、开展步骤和目的．没有将咨询业归入方案指导的范围制定政策和措施，任其自生自长。咨询业缺乏管理制度，包括市场管理制度、机构与人员资历检查制度等。国度缺乏对咨询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肯定的管理。一切这些都严重障碍了咨询业的安康开展。其次，中国信息企业的数量不多，固然比政策机关的信息部门有生机，但也存在着运营机制方面的问题。一切这些问题，都对信息政策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二)国度应该如何培植信息产业。世界各国开展信息产业的经历显现，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的作用是宏大的。从技术上讲，信息产业经过信息技术的推行应用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晋级，还会招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构成和开展，从管理上讲，信息产业经过决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会使管理程度和管理效率大大进步，从而解放和促进消费力．从经济上讲，信息产业经过产业构造的改动会把工业化经济引向信息化经济，并经过经济信息化的开展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完成。在中国．开展信息产业将有利于减少同世界兴旺国度的差距。而信息产业又是一种新兴产业，其开展需求国度培植。政策应如何向信息产业方面倾斜，如何从投资上培植信息产业，如何在信息产业各行业部门之间合理分配投资总额等等，这些问题也是需求信息政策给予处理的。
(三)如何推进信息商品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开展。在信息效劳业中，有事业型的，也有运营型的。长期以来我们的信息效劳业大多以事业型为主。市场经济体制确实立，信息的商品性质确实认，使得“信息是商品”的观念逐渐不得人心。如何在信息效劳业中进步运营型信息效劳业的比重，如何进步事业型信息效劳业中有偿效劳的比重，这也对信息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需求。
(四)如何促进信息产业的平衡开展。信息产业能否平衡开展，不只影响到信息产业本身的开展与经济效益．还将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开展。信息产业的平衡开展有利于充沛发挥各地的信息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作用，有利于合理运用与节约国度对信息产业的有限投资，有利于树立最优的信息产业地域构造。但是，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域经济开展不均衡，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很大．各部门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开展有迟有早、有快有慢。如何促进信息产业的平衡开展，如何谐和城市与乡村、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信息产业的开展，如何谐和各信息产业部门、行业之间的关系，这都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
三、信息技术的开展和推行运用产生的政策需求
1964年数字计算机的问世和第一颗通讯卫星的升空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两个代表性事情，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分离构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中心，以C+C(Computer+Communication)为中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从2O世纪下半叶开端，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了极端严重的影响和十分普遍的革新结果。信息技术的开展，一方面为更深更广地开发信息资源提供了坚实的根底，另一方面也不时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难题。
在中国，现代信息技术的开展起步较晚，但开展并不慢。2O年前以至10年前，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还相当生疏和神秘的计算机和复印机等，如今已被频繁而普遍地运用，而且中国如今已有不少的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光盘、多媒体技术、可视图文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也已逐渐引见到国内并开端被运用。在这种状况下，信息技术给许多国度形成过的问题，也同样是中国所要面对的。信息技术所招致的政策需求是激烈的和多方面的。而且新的政策需求还会不时产生出来。
(一)如何正确处置信息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和学问产权问题。信息技术曾经完整打破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轻而易举的复印、录像、复制和套录等技术手腕，带来了大范围的侵权事情和令人震惊的纠葛，学问产权问题变得格外复杂和锋利。首先，由于拷贝技术的开展，印刷体方式、磁存储方式和电子存储方式的信息都极容易被屡次复制和扩散，使得学问产权、软件产权、数据库产权的维护难度上升，学问消费者和数据库消费者的利益遭到损害和要挟。信息范畴中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变得愈加复杂和艰难。其次，在联机检索系统的运用中，“套录”方式的运意图味着联机数据库有可能被分批“偷”出来。再次，在国际贸易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开展，跨国数据流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切这些现象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合理分配信息消费者、信息传播者和信息运用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合理地维护学问产权?这些方面对信息法律和信息政策均提出了需求。
(二)如何保证信息平安。信息技术的开展和大量运用使信息平安成为一突出问题，而且使信息平安的概念和范围不时扩展和复杂。信息平安触及信息系统的平安、数据库的平安以及个人隐私失密、商用信息平安、国度秘密维护等问题。信息的电子编码、网络传输、共享数据和程序以及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立功等都使信息平安问题变得严峻和普遍．成为信息法律和信息政策要处理的棘手问题。
政策管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政策 管理
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生产方式革新的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英、美、日、德等国政府充分发挥管理角色作用，制定计划与战略、完善法律、推行政策、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我国近年来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履行大国环境保护责任，同时应对新一轮经济模式竞争已日益成为迫切问题，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政策经验，尽快形成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政策体系是我国政府刻不容缓的责任。
1.低碳经济与低碳管理
低碳经济是英国率先提出，2003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国家，并致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支持世界各国经济朝着有益于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市场方面发展，英国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先导。[1]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以往高碳经济模式而言的，高碳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产模式主要依赖无限制地使用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无限制地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发展模式，而低碳是在人类生活中，尽量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工业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是低碳经济的特点。低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利能、海洋能、地热能及生物能等，所以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能够为人类创造更高质量生产、生活模式的新经济形式。[3]
低碳管理是确定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制定低碳实施的战略规划，完善法律制度、推出低碳管理政策、建立低碳管理机构，促进科技创新，形成以低碳为方向的系列管理措施，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管理。包括低碳能源开发与应用、低碳技术创新、低碳产业培植、低碳消费引导、低碳城市建设等具体目标。
2.发达国家低碳管理的政策经验
2.1法律规范
2007年11月，英国议会签署了《气候变化法》，规定到2020年，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6%-32%，到2050年削减至少60%，此法签署使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通过法律手段治理减排、建立约束性框架的国家，并在实践中积极履行并证明经济增长和减少排放可以同时实现。
日本是为低碳经济立法较为完善的国家，早在1979年，为应对石油危机，降低对石油的依赖，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之后又制定了《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环境保护法》、《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以及《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等法案。全面推动各项节能措施的实施，严格控制全社会各行业对能源需求的增长。2000年日本推出《绿色采购法》将低碳管理由生产领域深入到消费领域，规定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等单位履行优先采购绿色产品的义务并公布年度绿色采购数据，以立法形式要求机关、企事业、公民履行绿色采购义务。
美国布什总统时期签署了两个重要能源法案：《2005年能源政策法》、《2007年能源独立安全保障法》，布什政府明确提出未来10年汽油使用量和减排目标。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交易法案》、《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表明了美国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确立。并在法案中规定了电力、石油、制造业的减排标准、进度目标、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二氧化碳回收等技术要求、规定建筑、交通、电器、公共事业等行业的能源效率标准。还有突出的一条贸易规定：从2020年起将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排放关税，这是美国政府将低碳管理由国内扩展至国际的率先做法。
印度政府先后颁布了《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和保障。可以看出印度非常重视用法律规范形式推动节能减耗。
德国也推出《可再生能源法》，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提出大力发展风能、促进风能设备更新换代，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与价格提供保护。《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热电联网法》积极推行热电联产技术，规定使用此技术生产获得补贴。
2.2政策引导
2.2.1经济政策
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励低碳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税于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工商企业各部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使用数量差别纳税，不同能源品种税率也不同。2002年英国率先启动碳排放交易制度，是最早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的国家。碳基金成立于2001年，是由政府投资设立的以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基金主要来源于气候变化税、垃圾填埋税和贸易与工业部的部分资金，帮助企业等部门解决减排过程中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等问题，主要活动内容是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投资低碳项目等。英国还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要求所有注册的电力供应商所生产的电力有一定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并且配额应逐年增加。制定和实施碳足迹管理标准。《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规定了产品在企业间、和企业到消费者间每一环节的排放要求。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各方面，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
德国也开征生态税，对企业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污染按全国统一标准课税，并将相应税收收入用于污染治理。对工业企业、居民废气、废水排放设置严格限制，帮助安装环保设施、实施环保项目；对投资可再生能源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将环境保护作为评价企业业绩的指标。德国于2008年启动了《产品碳足迹》项目，对产品碳足迹进行分析和标明。联邦经济部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以热电联产技术生产出来的电能获得补贴；政府拨款用于民间建筑节能改造。
美国奥巴马上台后致力于推行“绿色新政”：制定“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对主要排放企业实施法律约束且逐年下降的总量限额，在企业实施减排后，可将多余的配额用于交易、存储和借贷。制定碳关税，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对高能耗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从国际贸易领域提高企业竞争力。实行碳抵消策略，对参加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在超过配额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实现碳排放抵消。实施产品碳标识制度。
日本于2008年6月首相福田康夫以政府名义发表了题为《低碳社会和日本》的低碳革命宣言，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低碳社会的战略构想，之后日本推出系列措施：碳排放交易制度：企业自主设定减排目标并经政府审核通过后采取具体措施进行减排，同时通过剩余碳排放量的买卖实现产业整体减排。特别折旧制度是对节能汽车、家电、住宅、建筑、引进节能设备可获得设备进价30%的特别折旧或70%的税额减免。碳标识制度是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标签上标示出来，引导消费者使用碳排放低的商品。对于企业引进节能设备、实施节能技术改造的、家庭引进高效热水器等、家庭、建筑物引进新能源系统均实施一定比例的补助金制度。政府在汽车、电器等产品生产领域，确定能源消耗最低行业标杆，并要求其他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标准，否则予以惩罚。日本碳基金是由政府信贷机构和私人机构投资建立，主要用于购买减排量，以完成减排目标。日本政府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人员实行“节能减排管理师”制度，对能源消费量不同的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对各类建筑物实行用能管理，对用能超标的建筑物配备能源管理员并定期向政府提交用能计划。[2]
2.2.2技术政策
英国和德国在技术领域把低碳发电站技术作为突破口，努力建设低碳发电站，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碳分子技术等研究项目，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寻找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法。英国政府建立的碳基金，大力扶持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建立研究中心，致力于能源创新和推进关键技术开发应用，2003年以来，英国先后成立了能源研究中心、能源技术研究所、国家核试验等研究机构。
日本对有效削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捕捉及封存技术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计划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试验，2020年前投入使用，同时继续投资化石能源减排的技术，建成烟气脱硫的环保产业。2004年，日本公布“新产业创造战略”将燃料电池等7项技术作为重点研究领域。2007年日本投资开发低碳排放的动力系统和燃料，以达到有效减排目标。2008年“低碳技术计划”提出面向2050年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的12大行动，开发新一代的环保汽车，研制高性能蓄电池。确定重点技术领域创新，包括超燃烧系统技术、超时空能源利用技术、节能型信息生活空间创生技术，低碳型交通社会构建技术和新一代节能半导体元器件技术，鼓励产学研密切合作，创新公关。
美国政府通过“煤研究计划”支持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进行清洁煤技术开发，积极发展高效利用煤炭资源的技术——清洁煤技术，并促使其从研发阶段向市场阶段推进。
德国于2006年8月推出《德国高技术战略》以加强技术创新，争取在未来技术领域位于世界前列。为此，国家教育与研究部制定战略，联邦教研部投资支持气候保护技术。
2.2.3社会政策
丹麦在城市建设中把提高市民素质放在首位，政府积极宣传垃圾回收知识，组织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实践。电视台播放宣传片，倡导绿色出行。号召市民在生活中使用节能灯、节能建筑、风能等，举办气候创新夏令营。国家教育部要求在所有教学大纲中增加与气候相关的内容、电视台播放关于丹麦气候变化的电视片、打造生态城市带动其他城市低碳化发展。
日本社会各机构开展错时上下班、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办公等形式，学校开展“可持续开发教育”，贯彻低碳社会和可持续社会理念，高校通过“环境领导者培育项目”培养环境人才，社会通过音乐、电视、时装等活动宣传低碳环保意识。
3.我国低碳经济的政策特征及完善
综观各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主要表现为对传统高碳产业的改造、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革新促使碳减排、加强国际合作等，可以看出未来发展中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新一轮竞争的新平台，各国政府也纷纷从自身的优势和长远利益出发不断做出努力。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处于经济发展快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我国于1998年5月签署京都议定书、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我国已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我国实际出发采取了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200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6月，我国政府《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确定我国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2007年12月《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着重提出能源多元化发展，并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式列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2009年3月，中科院《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低碳经济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2011年3月，中国人大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气候变化约束性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在应对低碳经济环境的态度是积极的。
综合上述情况看我国目前的政策仍处于分散状态，极需建立一个系统、协调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包括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和国际交流合作政策。[4]具体说：
第一，低碳能源政策。包括可再生能源政策，节能减排政策，能源技术政策。
第二，低碳财政政策。在国家预算中安排专门的节能资金、支援企业节能和促进节能技术研发等活动的预算政策；使用指定的节能设备可享受的税额减免政策；大企业的节能设施可享有的特别折旧政策和补助政策；工业企业投资可由国家指定银行承担，享有低息、贴息、专项准备金担保政策。
第三，低碳技术政策。包括实现低碳社会的技术战略、技术创新具体措施、技术创新重点领域、产学研合作攻关技术开发与应用等政策。
第四，低碳交通政策。包括低碳排的公路、铁路、公交等网络建设、错时上下班、环保汽车、绿色物流等政策。
第五，低碳消费政策。树立标杆型环保产品，产品标注环保标识，建立企业和社会、消费者之间信息公开、信息对称等政策。
第六，低碳宣传教育政策。在学校和市民中宣传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理念，设定节能日，利用电视、广播宣传普及节能知识和技能。转变人们奢侈浪费、忽视环保行为。
第七，低碳国际合作政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是全球面对的共同问题，需要各国联手共同研发，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协会间的交流合作、技术转让和普及等形式提高国内科技水平，缩小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建立在高碳能源消费结构上，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与能源的代价。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是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所向，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 [J].发展研究. 2009.5 10-14
[2]陈柳钦.日本的低碳发展路径 环境经济 [J].2010.3 37-41
[3]李俊峰.低碳经济是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J].世界环境， 2008.2 17-20
[4]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 [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