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范文
时间：2023-11-18 07:52:40
政策分析篇1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赵锡军、瞿强.《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志武.《非理性亢奋》，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0
［3］黄达主编.《金融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政策分析篇2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政策、政策分析
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由此使两者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法理问题。近些年来,刑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学者对于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等相关政策投入了较多关注,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政策更是重视有加。于是,在部门法学研究中,有必要思考可否和如何把政策分析用于部门法学研究的问题。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例如,在政治学上,较为重要的政策分析维度主要有:强调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系统维度”;[11]主张从团体的竞争与协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团体维度”;高度重视杰出人物对政策影响的“精英维度”;以政府能否接纳为评判标准的“政府维度”,等等。这些维度同样可以运用于相关经济法问题的探讨。
又如,在经济学上,进行政策分析的主要维度是福利经济学维度和制度经济学维度。[12]前者主要基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强调政府有义务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政策与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来有效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者强调政策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同样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角度进行政策分析。[13]事实上,这些维度在经济法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
上述各类具体维度,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在政策分析方面的视角差别,与经济法调整所欲解决的问题和相关制度的形成有内在关联,这是在经济法研究中提炼并适用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政策分析篇3
关键词:俄罗斯财政政策预算税收
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
一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
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
(一)官方经济理念
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俄罗斯，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新选择。
(二)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俄罗斯，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
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
(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
首先，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
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
第三，从总体上看，弗雷堡学派与货币主义一脉相承，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因此，这一转折具有较高的继承性，不存在过高的社会成本，不会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
弗雷堡学派成为官方经济理念的主要标志是：首先，表现在普京总统上台后的言论中，比如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主张“俄罗斯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走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走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月10日对普京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发表评论说：“不要指望普京会赞成美国的市场信条。从他发表的公开讲话来判断，他的市场观点类似于德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国私营企业体制。那种自上而下的德国模式强调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这正对普京的胃口”。中国国内学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张“类似于德国弗雷堡学派的观点”，“普京要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国有经济；第二，国家调节进入微观领域；第三，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侧重供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最主要目标，稳定价格服从于稳定生产等等；第四，注重社会政策，包括规范调整统一社会税的征收，加强贫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对象的社会支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对弗雷堡学派或者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认可，并不等于俄罗斯会重复照搬别国经验的老路，“俄罗斯经济，在接受社会市场经济主要参数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民众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现状，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
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这种主流经济学和官方经济理念的转变，既有继承，又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些也间接反映在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运用上。
二转型以来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走势及其特点
对俄罗斯来说，官方经济理念和经济改革现实共同影响着财政政策的发展和特点。总的来看，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财政政策的运用具有如下特征：(1)财政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是处于改革之中的财政制度，政策的调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2)财政政策由单一重视国库功能逐渐转为经济刺激功能和国库功能并重，成为刺激供给的重要工具；(3)追求预算平衡是俄罗斯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已经写入《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4)减税与减支是税收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总体趋势，中性税收原则成为普京的主要税改思想。
按照我们的划分，以普京当政为界，俄罗斯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转向弗雷堡学派；在经济理念转换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同样表现出逐渐过渡的特点，基本趋向是由注重反通货膨胀向注重供给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延续又决定了俄罗斯自转型以来财政政策运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点。
(一)1992～1993年激进改革开始，财政政策表现为严格紧缩，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
在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是作为激进改革的组成部分执行，而不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态势运用。其表现为严格紧缩。紧缩的目标是在1992年内把预算赤字从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紧缩手段包括增加税收和缩减预算支出两个方面。激进改革伊始，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忘录》要求税收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后来改为45%。这样的宏观税率不仅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20%～30%)，也高出发达国家(德国40%、美国30%左右)，和苏联“大政府、大财政”时期的水平接近。就货币主义而言，是不主张高税率的，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转型之初要选择一个高税率、多税种的税收体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稳定货币的需要，高税收可以抑制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达到紧缩的目的，以避免价格放开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此外，与决策者对转型后果估计不足、过高估计生产部门对转型的承受能力也不无关系。当这种高税负的基调一旦确立，扭转则面临许多压力，包括国库紧张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台之前，政府几任总理也认识到降低税负的必要性，但是预算连年赤字，国库压力巨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影响减税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也不排除货币主义的财政思想束缚官方改革进程的可能。缩减支出主要是削减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国家投资、军费开支和国家机关管理经费。1992年和1993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和36%，而苏联时期这一指标在4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二)1994-1996年年底为反转型危机阶段，财政政策的紧缩有所放松，反通货膨胀仍然是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表现为“适度紧缩”。“适度”主要表现为国债增长较快和不再强调无赤字预算。(1)国家公债市场有了较大发展；(2)预算政策不再追求“无赤字”，而是着眼于将赤字规模稳定在上年水平；(3)继续缩小预算支出，1994年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别降至29%和30%；(4)加强财政监督。1996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下的临时非常委员会，以加强税收和预算纪律。
(三)1997年～1998年3月经济由危机转入萧条性稳定，财政政策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又添“积极”迹象
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政府中期纲要提出前一阶段以克服经济危机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改革经济结构和恢复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为此，财政政策也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增添了“积极”迹象。这一阶段财政领域进行了几项重点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始立法，规范预算税收制度，制定颁布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1998年7月)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做法：(1)规范税制、减少税种和收缩税收优惠；(2)压缩预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点；(3)国债规模一发不可收，债务的规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点实际上已经为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机和稳定经济阶段，财政政策仍以紧缩为特征，但开始表现出刺激供给的倾向
八一七金融危机使1997年来之不易的(哪怕是萧条性的)稳定成果大打折扣，社会经济重新陷入危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出了鲜明的政策主张，即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把确保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稳定、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作为重点，把走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作为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稳定经济、消除危机服务，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产发展。(1)明确提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主张；(2)债务重组；(3)继续发挥“发展预算”的作用以加强国家投资。
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纲领和政策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尽管许多业内人士看好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这届政府早早夭折。接下来，俄罗斯政坛1999年5—8月在又经历了一个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来了普京代总理时期。从此，普京人气一路飙升：同年8月16日当选总理，12月31日出任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俄罗斯第二位民选总统，由此振兴俄罗斯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五)1999年8月至今经济逐渐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财政政策有紧有松，以刺激供给为主，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
尽管前几任政府也数次提到要采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从普京开始，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体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突出宏观经济调控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1)把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包括降低贷款利率、稳定股市、限制本国资本外流等；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包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调节天然垄断部门活动；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等。(2)产权方面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企业，仍然要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3)重视微观领域改革，主张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其途径是进行企业重组和加强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保证低通货膨胀率和卢布的稳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证券市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在弗雷堡学派这一官方经济理念下普京的相关选择，即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预算平衡思想。“五条件保持预算无赤字”，收缩支出；政策导向优先稳定生产、刺激供给，重点是降低税率。
三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归纳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
(一)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降低国家支出规模
俄罗斯官方积极主张降低支出规模。转型经济给“大财政”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支出规模的大大削减。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支出规模不仅服务于宏观的经济模式，而且要服务于具体的经济目标。普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主张是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俄罗斯官方主张降低国家支出规模的重要政策依据。普京上台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每年至少达到5%，希望达到7%或8%，最好是达到10%，并在2003年总统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继续强调经济增长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赶超最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在中长期内使高增长成为常态。
政府在《2003—2005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指出，“俄罗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继续降低由国家直接分配的或国家参与分配的资金的份额，因为现阶段国有部门资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门低。为了使降低税收负担不会导致国家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不会引发预算赤字和依靠国家债务增长来弥补赤字的危险，预算支出增长的速度必须比经济增长速度低。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两重意思：首先，降低国家直接分配资金的额度(当然重点是国家支出)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是为了预算平衡——尽管此前政府强调“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似乎是降税和增收兼得，但是从这段话看，政府对税收降低还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经济增长速度和预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标，因此对降低税负可能带来的预算赤字，政府应对的手段是降低支出。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长期经济发展纲要中，预计在2005年前把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6%降到32%-33%，长期应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缩减无效国家支出为主，包括减少经济建设支出，缩减地区过多的社会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等等。
可以说，俄罗斯关于国家支出或者是国家支出规模的认识，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经济的问题。主张降低支出规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张保持和扩大支出的多是“渐进派”，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加强部分领域的干预。而就政府目前的选择而言，表现出的是“中间”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会太大；既不会像“激进派”所设想的那样大幅降低支出，也不会走提高国家对经济参与度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经济学理念是一致的。
(二)国家支出结构由过去的突出经济职能向突出社会公共职能的转化
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国家支出结构的最大变化是急剧缩减对国民经济领域的投资。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统一预算支出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拨款要占50%以上。相对而言，社会文化措施拨款的数额则小得多，占支出总额的31.9%。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大致为3：2。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随着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金融市场融资。社会公共职能成为俄罗斯财政的核心，经济职能大大缩小，财政不再安排和从事营利性的投资支出，其范围限于工业、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设施和通讯信息、农业渔业、住宅公用设施等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在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中，经济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以下，而社会职能得到了突出(此职能在俄罗斯预算中和苏联一样，采用了“社会文化措施”一词，其内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大众信息工具、卫生和体育、社会政策等)，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约为2：3。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结构
项目1998199920002001
ABABABAB
总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
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
国际活动2.10.64.71.20.60.11.00.3
国防7.72.49.22.49.82.610.22.7
护法活动和保证国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
工业、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
农业和渔业2.90.92.80.82.80.82.80.7
道路交通、通讯、信息2.30.72.10.52.00.53.61.0
住宅公用事业11.53.510.12.710.22.78.12.2
社会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
国家债务17.65.415.14.014.13.810.12.7
联邦专项基金5.21.68.02.112.73.46.31.7
其他9.32.96.71.?7.02.05.81.6
赤字(-)或盈余-5.6-1.01.92.9
注：A：占总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汇编》，2002年俄文版，第22页。引自2003年//budgetrf.ru／。
(三)致力于税收体系的公平和中性，实际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则
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财政学中经常提到的两个主要原则。一般来说，税收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费；纵向公平指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该缴纳数量不同的税费。基于这两种公平，所以有所谓的税负征收上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之说。俄罗斯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则”，即意味着税收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税额应该依照不同的纳税能力而变化。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颁布)总则第3条中提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法缴纳规定的税、费。关于税、费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认纳税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在规定税收时应当从公平原则出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能力”。
中性税收实际是俄罗斯官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税收版”。税收中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一种“次优原则”。对现代国家来说，税收中性的意义在于减少国家对税收领域的干预，避免规定过多的税收优惠和歧视影响税收秩序；同时降低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包括税收总“量”和纳税成本。尽管中性税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明”，但由于该原则符合其减少国家干预、财政健全的经济思想，因此包括货币主义、弗雷堡学派、供给学派在内的多数新自由主义流派都是赞成税收中性的。
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冲突的。现实中，一国出于国情，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一点在俄罗斯表现得也很明显。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中，显然是侧重于中性原则。在俄罗斯政府的中长期纲要中，提到税收体系改革、税收政策发展时，多次强调税收中性，而“公平”原则少有论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政府长期发展纲要中的一段话：“提高税收体系的公平与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条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据的税收优惠和例外)；取消对纳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无效消极的影响；修改个别税种的税基的订立规则，以使其更加符合该税种的经济实质；在税收立法中增加有关税收监督的机制和手段，并以此优化税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税收的水平；减少监督机构的数目；对诉讼税收机构的行为，简化和加速其相关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权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税收争议协会)；降低避税的可能”。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涉及《税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强调的只是要为“中性”原则创造一种对纳税人平等的条件。从税收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上，比如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大量削减税收优惠等，也表明俄罗斯的主导思想是以中性原则优先的。这是总体把握俄罗斯税收政策的前提。
在中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降低税负。对俄罗斯降低税负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税负指的是降低税收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担，它不仅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还包括降低国家税收管理成本，简化税收体系；其次，降低税负不意味俄罗斯一定降低宏观税率(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政府对降低税负还寄予了扩大税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个途径：一是希望通过降低个别税种的税率，进而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促进生产发展，二是降低税率可以减少逃避纳税行为，三是缩减税收优惠，加强对预算支出中税收优惠支出(税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这种降低应该同时伴随着可能增加实际税收的集中”。在某种意义上说，降低税负实际是俄罗斯税收中性原则的微观化。
(四)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
普京总统对税收政策十分重视。他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参数上展开相互竞争，包括税收负担的大小，国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对所有者权利的保障”，把税收负担的大小看作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强调要继续进行税收改革。普京的税收改革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这实际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治国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政策主张。
1.降低税率。首先是所得税税率。俄罗斯所得税包括自然人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组织利润税(企业所得税)。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颁布之前，对自然人收入税一直实行的是多级累进税率，最高为35%，最低为12%；组织利润税实行比例税率。一般税率为35%，对不同经营活动存在一定差异。新税法对自然人收入税取消了累进制，改行单一比例税率，规定一般税率为13%，特定收入征税35%，非俄罗斯联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税30%；组织利润税一般税率为24%，外国企业、股息收入和中央银行收入另有相应税率。其次是统一社会税。统一社会税一般税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为累退税率，不设最高限额。政府宣称，在2005年前，加工部门部分领域将继续降低统一社会税(税率从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税一般税率拟在2004年由20%降为18%。
2.减少税种。1998年公布的新《税法典》第一部分把税种减为28种。2004年12月的联邦法对《税法典》中的税种进行了较大修改，联邦税改为10种：增值税、消费税、自然人所得税、统一社会税、组织利润税、矿藏使用税、继承或遗产税、水税、动物和水资源使用权付费及国家关税。地区税改为3种：组织财产税、税和运输税；地方税改为两种：土地税和自然人财产税。这样俄罗斯联邦税、费体系现在包括的税由28种减为15种。
3.简化纳税体系。2002年7月1日俄罗斯通过的《税法典》(第二部分)补充章节规定了简化纳税体系的内容。首先，对部分组织及个体企业主实行五税合一的“统一税”，即对组织(或个别企业主)以缴纳统一税来代替组织利润税(或自然人收入税)、增值税、销售税、组织财产税和统一社会税的缴纳。其次，简化纳税体系还规定对一些服务性如修理、理发和兽医等小企业征收“认定收入统一税”，其税率为认定收入的15%。
4.缩减税收优惠。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显然税收优惠应该越少越好。2000年之后对税收优惠削减的主要税种就是组织利润税。组织利润税曾是税收优惠分布最多的一个税种。按照《税法典》第二部分第二十五章的规定，取消了绝大多数的组织利润税优惠。其次还取消一系列增值税和消费税优惠。
政策分析篇4
关键词：税收收入；财政支出；收入分配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调整的职责和功能。从公共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而由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之一，因而，政府必须承担起合理收入分配的任务。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个人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初始的要素禀赋分配，而这种初始禀赋的分配状况并不公平，长期累积的结果则更不公平，特别是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如家庭关系、社会地位、性别差异等等因素，使得收入分配状况纷繁复杂。这更需要政府从社会公平准则出发，把收入分配分配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
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其中，收入政策又主要是税收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竞争缺点、公共物品、外部效应、市场残缺、信息不足、失业膨胀、收入分配和优效物品八个方面，概括和描述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公共财政支出的职能。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在《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西方学者对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联邦制内公共职能部门分割的经济学基础的分析上。较为著名的理论包括斯蒂格勒（Stigler）关于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奥茨（Oates）的分权原理、布坎南（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以及泰博特（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麦奎尔（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布坎南、格罗内沃尔德等人（Buchannan，Groenwolfd）则从联邦财主区域间的转移支付角度探讨了区域均衡问题。戈登・图洛克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学中，对横向转移支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对转移支付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描述。另外，公共财政支出是通过促进区域、个人等的经济增长来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的目的，所以对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分析经常是聚焦在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上。阎坤和王进杰（2004）认为市场经济基于要素分配很容易导致贫富悬殊，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将收入分配引入公共支出分析，考察了公共支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李绍荣、耿莹（2005）考虑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对上述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从支出角度或收入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少有从支出和收入及其结构来考察，同以前的研究不同，本文试图从财政税收收入及其结构、财政总支出及其结构来考察财政政策对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与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外有关公共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介绍本文实证检验的数据说明和模型设计；第三部分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我们的结论并给出简短的政策建议。
二、 数据与模型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考察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然而这两个变量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也将考察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为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文中我们将财政收入界定为税收收入，由于税收种类繁多，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的范围和强度均有所不同，为了使问题分析简单化，我们将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直接税(DT)包括各种所得税、农业税、房产税和社会保险税等；间接税(IT)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其中1994年以前的工商税收属于间接税。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学术界对财政支出分类依据较多，方法也较多，本文按功能对财政支出分为投资性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和社科文教费）（IE）和消费性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CE)两个部分。由于从2007年开始，我国财政支出不再采用按功能进行分类，我们的数据范围为1978年~2006年，相关数据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动情况见图1和图2。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不论是税收总收入还是财政总支出，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呈上涨趋势，且速度越来越快，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有关，也说明了财政政策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从图1可以看出，直接税比重不断上升，而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比重不断下降，这说明我国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正由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这与国际通行做法是一致的。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不断上升，投资性支出不断下降，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放权让利”，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收入分配不均的测算指标很多，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量也沿用此指标，我们这里的基尼系数是采用等方法计算的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Gini）。1978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0.298上升到2006年的0.48，可见，在推进市场进程的同时，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在逐年扩大。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且仍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 模型设计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特别适合估计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和验证中国财政政策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利用VAR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同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得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对财政政策变化的反映。我们还将把税收收入（T）分为直接税（DT）和间接税(IT)，财政支出(E)分为投资性支出(IE)和消费性支出(CE)来分别考虑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的不同组成部分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用全国居民基尼系数（Gini）为指标，考虑到数据和方程平稳性的需要，分别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分别用lnGini，lnDT，lnIT，lnT，lnE，lnIE，lnCE来表示, 本文采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作分析，考虑建立如下方程：
其中，各解释变量lnT，lnDT，lnIT，lnE，lnCE，lnIE也包括p期滞后值及相应系数，为白噪声。
三、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在1978~2006年间，除了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对数值平稳之外，其他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对数值都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他们的一阶差分（D）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EG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总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不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政府财政总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相反，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以及政府投资性支出都与居民基尼系数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这四个变量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根据AIC和SC值最小的原则，选择适当的滞后期，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与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说明，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这三个变量在3阶滞后期下都是居民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基尼系数不是他们的格兰杰原因，同样，政府总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不是居民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政府投资性支出不是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检验的结果不一致，我们不将政府投资性支出纳入我们的模型中。
通过以上对各变量进行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分别选取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3个解释变量构造居民基尼系数的VAR模型，选取使AIC与SC值最小的3阶滞后期，模型结果如下：
我们利用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进行冲击反应（impulse response）分以进一步细化探索基尼系数与税收总收入、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关系。脉冲响应特征见图4。
图4显示的是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对政府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的单一冲击的标准差（±SD）的动态反应。从图4可以看出，政府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对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政府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导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下降，在滞后2期降到最低点，然后在滞后3期使基尼系数达到最大，以后就逐步趋于平稳。这说明短期内我国政府税收收入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长期内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从整体上看，随着我国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也符合1978年之后采取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政策。
四、 结论
本文将财政政策分为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建立VAR实证检验模型，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政府税收收入、直接税、间接税以及政府财政总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
（1）政府税收收入、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收入分配有显著的影响，在短期内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但在长期内却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政府税收本该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财政手段，但是其在1978-2006年在居民收入分配上扮演了一个负面作用的角色。政府财政税收收入在伴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政府财政总支出、政府投资性支出与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通过对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方向的控制，实现公共财政支出向经济贫穷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倾斜，以转移支付、加强税收调节的方法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绍荣，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2005，（5）.
［2］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阎坤,王进杰.2004.公共支出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9-58.
［4］周金刚.2007.构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的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33-37.
［5］【美】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加03年
［6］Rati Ram,1986,“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No.1:191-203.
［7］Kuznets,simon.199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2):1-28.
［8］Devarajan S.,Swaroop V.,Heng-fu Z.,1996,“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7,No.2:313-344.
政策分析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 公共性 主体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006-01
一、公共政策的主体分析
公共政策的决定以及政策制定的合法化的基础和前提，必须是理性和科学的思维和决策。一般来讲，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作中涉及的主体为国家公共的法权主体。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主体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参与主体，具有广泛的涉及和影响范围，具有严格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主要是公治性、公有性以及公享性。
公共政策公有性是指为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以及意愿设立，是政府为了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方式，并非某些精英或者某一个精英集团所独有。
公共政策的公治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是需要每个公民的力量和智慧，也就是说是依靠公众共同来治理，并不是说公共权力机关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每一位公民或者政策的权益涉及者都是公共政策制定实现过程的主体，每一位公民和政策权益涉及方对公共政策实现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共政策的公享性是对于公共政策的效果来说的。社会的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和效益，所以说，公共政策所带来的效益是被全体社会公众和利益涉及方所共享，惠及了全体公民，体现社会公会的意愿。
另外，无论是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运作的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权力者，主要包括国家法定的公共权力者、政治权力者和非法律权力者。公共法权者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法律认可的权力机构或者获得法律的承认、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威影响力的精英或者精英团体，他们是公共机关和具有官方性质的决策者，可以称为公共政策的直接制定的主体。社会政治法权主体和社会非法权主体被称为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可以称为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
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分析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可以体现在以下的三个层面意义上：
首先，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必须具有合法地位，因为公共政策是要求获得公众全体同意或者支持的，这就是说公共政策涉及的是全体公众的利益以及权利。其中，公共权力机构是用来维护我国社会公正同时弥补市场经济造成的制度缺陷。与此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全程都要求公众来一起参与其中，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体现在除了传统意义的公共权力组织外，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主体是每一位公民。
其次，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公共性有别于市场机制追求的效率优先，公共政策是一种用来弥补市场不足造成的缺陷的制度，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并且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公共性表现在社会公共利益上，它关系的是全体公众的利益，是公众的选择，而不是个别的团体或者组织的谋私工具。
再次，公共政策手段的公共性，公共政策的实施和公共政策的执行都依靠的是公众的权力，并且通过国家强制性来实施与执行。它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公共意识的力量和体现出公共意志的力量，是“公意”的表现，而不是个别人或者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或者手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精英运用的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严重地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特征。
三、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为确保公共政策的真正公共性，应当有效地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保证。第一，要加大公众的参与机制，主要解决政策公共性“弱化”的问题，打破精英的主体控制能力，分化限制他们通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谋私行为，加大公众的知情权，使政策制定的过程更为完善。第二，完善政策的评估机制。实际情况下，由于人为因素，政策会沦为某些团体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从而使公共政策丧失了公共性，这就是所谓的政策的公共性“异化”。如果在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在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前提下，完善政策的效果评估，打破精英迷信的行为，建立健全政策负责的制度，对于非法、失误的政策制定者追究其责任，以期加大精英的责任意识，减少政策运作过程中的政策缺失。
【参考文献】
[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2]孔凡宏，傅广宛.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偏离与矫正[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03）.
[3]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4]付永涛，尹洁，张水娟.论政府利益与我国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偏离[J].法制与社会，2008（06）.
政策分析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减税政策;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8901
1引言
2006年中国进行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一轮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改革主要内容包括2008年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2009年三大流转税制改革、车辆购置税改革、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统一房产税法等,还包括一些个别税收项目的调整。通过这次税制改革,使我国税制更加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进而使税收体制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这样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确保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与高效。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呈现出减少税收收入的特点,如增值税改革预计减少2009年税收收入1200亿,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减少33亿,其他税种的税率下调也体现了减税特点,但其原因和效果本文将做出进一步探讨。
2减税政策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是多方面的,其中涉及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合并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内资企业税率由以前的33%降到25%,大大减轻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2)流转税制改革,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允许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企业税负得到减轻。(3)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目的是刺激出口。(4)降低车辆购置税,由10%下调至5%,目的是为刺激汽车行业的需求。以上内容是国家颁布的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国家在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实行减税政策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是完善税制改革的需要,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可以统税收体制的重要一纳税,公平税负,为内资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也是大势所趋,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要求所在。所以说,这些改革是完善税收体制的重要途径。
其次,这是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最直接的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下滑,致使全球范围内失业率提高,美国达到9%以上,失业率上升引起居民收入下降,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下降,消费需求锐减,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出口依存度高达70%,而且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美国,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中国经济陷入泥沼,众多企业纷纷因无订单而破产,国内失业率上升,GDP增长率下降到6.1%,国家为降低企业成本,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便实行了减税政策。
3减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3.1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可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说明。第一个角度,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进行论述。模型为Y=C(Yd)+I(r)+G+Nx,其中C=Ca+bYd,Yd=Y-T+TR。推倒机制如下:减税可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会提高消费需求,使社会总支出增加,拉动了GDP的增长。第二个角度,从企业的投资决策上进行论证。假定企业的税率为t,补贴(或税收优惠)占投资价值的比例为s,利率为r,资本品的折旧率为d,则企业的预期收益为MPK×(1-t),预期成本为(r+d)×(1-s),令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即,MPK×(1-t)=(r+d)×(1-s),推出MPK=(r+d)×(1-s)/(1-t),从公式中可得出:当s>t时,MPK1k0,从而投资I会增加,产出也就相应增加。从这一推倒机制中可以发现减税的确可以给企业带来投资空间。
从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国家减税政策对经济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即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实证分析
实证效果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对2009年1-8月份我国的投资完成额和出口统计数据的观测中得出的。如下图所示,2009年1-8月的投资额变动不大,只是在短期内存在上扬现象,但是时间跨度变大时,投资额的增长趋势不明显,即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减税政策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向好趋势。第二组出口统计数据,出口总额均未超过14亿,同期下降平均21%左右,这说明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也不如理论分析一般良好。
图1中国2009年18月份的投资额和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商务局网站。
4减税政策的方向分析
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模型,其中一个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具体含义是指减少税收会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消费需求,可使社会总产出增加,拉动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出口转内销。
其次,从中国的现实角度来分析,从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在2003年进入经济繁荣期,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资本存量水平较高,只是投资边际效率慢慢下降,导致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按经验分析来讲,这个时间跨度是3-4年,即从2003年到2007年,2007年我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的较高水平与人们的相对贫困对比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因此,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减税政策若还是针对于投资,而不着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轻人们负担,生产过剩还会继续,减税政策是徒劳无功的。
再者,从居民的自身角度来分析,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额达20万亿,居世界之首,但中国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形成一种收入低的人群无钱消费,中等收入的人群不敢消费的现象。这两部分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80%,可见,如果丧失它们的购买力经济增长也就无从提及了。所以使收入低和中等收入的人群都敢消费便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也是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
5启示
第一,减税政策是有时滞效应的,尤其是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方向需要更长的时期。产生时滞效应的原因包括消费者的心理因素,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时间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投资是可行的,但长期投资的拉动作用还是会下降。而短期内扩大内需是不可行的,但长期效果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必要的。我国中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造成贫困化程度日益提高,贫困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造成人们不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压力、医疗教育压力和养老压力,这些均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减税政策即国家补贴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上,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合全文论述,减税政策实行方向应放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发展民生是重点,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亦会是和谐的。
参考文献
[1]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萨克斯,费方域译.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Harvey S.Rosen.郭庆旺,赵志耘译.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美]布坎南,[澳]布伦南.冯克利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政策分析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人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在转型中，社会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城乡差距呈现失衡状态，而且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情况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关系普遍民生方面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给未来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和未知因素，给政府更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功能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难题。政府从内心希望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强制性去尽力维系社会旧有格局，另一方面又造出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这种困境使得重新反思公共政策成为了必要。本文就是从伦理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政策
关于政策，官方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解释，即“辞海”解释。政策是这样定义的，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从政策定义可以看得出，公共政策应该涵盖一个国家为维系社会发展而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出台的的政治方略或策略，或各种必要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定义，几十年间，未能达成一个所有人接受的感念。学者有的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的。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标志性人物的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界定了二者各自的过程管理。有的学者是从公共政策的行为特点来界定的，例如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这一定义更加强调政策的行为特征，从广义上说政策就是有目标的计划。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它是由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等组成的。”[3]不可否则，公共政策有其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工具，其自身孕育着强制性和伦理性两种天然属性。
二、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制度的推崇以及人权的日益受重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批评，公共政策的伦理性方面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公共政策在伦理方面蕴含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共性，这种共性着重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而反映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正义论》开篇就明言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公共政策理自然应具备价值取向，这是其内在的要求，具体而言，有如下表现：其一，公共政策交织着其制定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主体均是公共机关或确切的说是政府，而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政府，本身代表着其所处位置或所代表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执政者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其本身也蕴含着普世的价值观。例如公正性，而这一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维系社会基本公正的职能更是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定位于人民服务者，与人民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这一价值含义的体现。其二，公共政策的外在特点也深刻体现其价值取向。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特点，深刻代表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越来越来源于公共意志，越来越体现民主，体现自由，体现公众性。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各种结合，成果就是有价值取向的、符合公众性的理性追求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外在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将其价值观合理、合法的落实于公众，同时公众也能就公共政策的诸多事项与制定者达成价值的统一体，使得公共政策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来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其三，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富含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以维系社会更好发展为其使命，以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为基本职能，其最终的施行效果必然反映着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必然达到到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而这种目的则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价值追求，则说明公共政策的失效，必然催生新的公共政策来代替失效的公共政策，以使公共政策的施行能达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达到追求的价值。
(二)人性精神
公共政策本身蕴含价值取向，同时其也有人性精神。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均是人，都是为民服务的。就公共政策的人性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公共政策需要切实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毋庸置疑，公共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公众需要的一些问题，自然而言牵涉到人的问题，不可避免涉及人性。因此，用于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必然需要具备人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期望，热切希望公共政策的能够反映人们的普遍关切。一项反映人性的、能够切实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公共政策需要具备人性。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公共政策的人性化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为着特定的目的，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经过有价值取向的考量，以寻得最适当的方式和取得最积极、最人性化的施行结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合乎逻辑性。追求较为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思维的推理。由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不一定能反映最优效果。这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只能从现实的境况出发，体现为一种更人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真切感受真实的情况，进而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追求人的发展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的。公共政策有众多目标，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公共政策作为公众切身有关的一种方略，必然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的发展有助于更近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公共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发展，可以说，公共政策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将集中于人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从社会整体出发，进一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然而，公共政策的意义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附有价值选择和人性因素。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探求公共政策的存在和行驶的合理性。
作者:贾远军 单位: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陈潭.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创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
[2]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李学军.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分析[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12(4).
政策分析篇8
行政强制拆迁其实是行政强制执行在房屋拆迁领域的运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对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定。而现行单行的法律、法规在规定行政机关执行权时，也缺乏具体领域的详细规定。因此，根据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总结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的一般做法和经验，探讨并逐步规范城市房屋强制执行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强拆 非法性政策
一、强拆政策的非法性
（一）政策本身的非法性
制度本身的非法性是拆迁悲剧的根源。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房屋拆迁表面上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冲突的根源，实质是立法方面的问题。
在最新修订的《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稿中，遭到与会专家集体“声讨”的，是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该条规定，被征收人以及与房屋征收决定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补偿决定的执行。这一规定被专家们视为给强制拆迁“开了口子”。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平教授看来，上述规定意味着，即使被征收入不同意补偿决定，也并不妨碍强制拆迁。这与禁止强制拆迁的原则互相矛盾，是整部征求意见稿中最大的败笔。
《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和破坏”，并确立了国家、集体及私人财产一体保护、平等保护的原则。既然如此，任何人要征收住户的房屋都必须要得到户主的同意，实行公平交易。从户主的手中把房子买去，建设方就拥有了房屋的产权，想怎么拆就怎么拆，也就不会出现强制拆迁的行为。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全国各省、市、区制定的相应地方性拆迁管理办法、规定、条例等，不仅调整了公民的财产权利，而且涉及对公民基本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剥夺。
房屋拆迁的本质，是卖方处分自己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私人行为，或买方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合同权利。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民事法律行为须依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但是有关拆迁纠纷须经行政裁决，可以先予执行（即先行拆除）、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执行及强制执行的规定，严重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非法性
政策的制定，本来最好的“民主议决”是通过各级人大或法院。当各方对征收决定出现重大争议时，可交由法院司法裁决，也可交付人大常委会甚至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而令人遗憾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中，对于重大分歧和争议，征求意见稿选择了报请上级政府“行政裁决”的方式。
（三）政策执行过冲中的违法现象
（1）地方政府
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与当地政府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的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进度，直接影响着城市规划的实施进程。当地政府部门在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时，理应保持中立的地位，但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建设的效率，实现政绩最大化，往往会维持房屋强制拆迁的行为，违规批准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放纵拆迁人进行威胁、恐吓等一系列暴力行为。
（2）安置补偿得不到保障
现今导致拆迁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拆迁人的补偿价格与开发商再出售价格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补偿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老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而安置补偿费用的高低，与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也会有所关联。对于拆迁人来说，拆迁人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最低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其投入的总体费用既要用于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又要支付当地政府的土地权出让金。在其总体投入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费用支付过高，则相应的当地政府的收益就会减少。而当地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政绩的最大化，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介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民事协商过程中，这就使得政府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拆迁人“得力的助手”。由此导致的拆迁矛盾只会愈演愈烈，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正廉洁的形象会大打折扣，公信力也大幅度降低。
二、强拆政策的不合理性
（一）现有的听证制度立法权威性不够，内容存在缺陷
尽管《建设部城市房屋行政裁决规程》18 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前，应当邀请有关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等，对行政强制拆迁的依据、程序、补偿安置标准的测算依据等内容，进行听证。”
但是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遵行。其原因除了《裁决规程》立法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强之外，还有本身内在的原因：
第一，尽管规定了听证人员的范围，但“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的人选如何产生、比例如何确定都没有明确规定；
第二，虽然规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具体的公开方式，缺乏制度支撑，这也给现实中听证走过场、甚至干脆就不听证、假造一份听证笔录草草了事留（下转第59页）（上接第49页）下了可乘之机；
第三，也是最遗憾的，如此事关公民基本财产与人身安全的决定，虽然规定了听证程序，却没有规定“听证笔录排他原则”，也就是说，并没有规定听证笔录是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拆迁的唯一依据。
（二）拆迁谈判的双方地位相差悬殊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房地产业开始出现、兴起，并逐渐成为一个较高专业化、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但是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很不健全，政府的监管还大有问题，使该领域问题频频。另外，由于政府公权力站在开发商一边，人为地扭曲了双方本应平等的交易地位，在市场潜规则下，被拆迁人最终沦为弱势群体。
（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具体操作
我国与房屋拆迁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些法律、规范对拆迁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都比较笼统，操作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致使拆迁过程中的纠纷和矛盾时有发生。
三、行政强拆政策所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
（一）完善拆迁法律法规
目前，有关拆迁的法律主要有《物权法》，《条例》等等，而《物权法》对于拆迁问题的主要规定是第42 条，即“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该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该条款的主要原则体现在当发生拆迁纠纷时，由法院“依法”进行调停，并给予拆迁补偿。然而，依照什么样的法律原则，给出什么标准的拆迁补偿，《物权法》里没有规定。因此，必须对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的法律认真反复进行论证，以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二）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拆迁补偿安置事关被拆迁人利益的实现，是拆迁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1、由政府先行补偿安置。
即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经过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由政府根据协议先行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其后政府再要求拆迁人在领取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向其支付因补偿安置而开支的费用，否则不予发放拆迁许可证。
2、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
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较低，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只有通过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才能填补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受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他的主张值得在确定新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时参考。
（三）严格控制公权，保护私权，对公权力介入进行必要限制
在房屋强制拆迁过程中，相关法律条文在公权与私权配置上倾向于公权。《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均规定了公权的优位权，对私权的重视和保护完全不够。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需要通过“控权”来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的公权力介入进行必要的限制。我们希望在《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控制公权，并对私权提供实在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张静.强制拆迁的法律思考.经济语法，2005（2）.
[2]窦晓慧.浅析强制拆迁.公共经济管理，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