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与质量论文范文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1

内容摘要：本文以信息经济学为工具，分析了商品流通领域信息不对称的基本状况。针对商品质量信息衰减和信息控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流通领域的监管对象应该从商品本身逐步转向商品和商品经营者，通过媒体对消费者进行信息提示和构建多方参与的监管体系等建议。

关键词：商品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 监管模式 信息不对称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指的是在日常经济活动当中，某些参与人拥有其他参与人所不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的在不对称信息下进行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经济理论（萨缪尔森，2004）。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现象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普遍存在，已经成为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尽管信息不对称已经广泛运用，但是在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方面却没有得到重视。而事实上，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相比，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严重。首先，流通领域主体多，分布广、交易频率高，监管难度本身就大。负责流通领域监管的工商部门本身对商品质量监管问题没有经验，且并没有建立如质监部门类似的一套技术手段；其次，流通领域的主体更多，稳定性更差，主管部门想要获得信息更难。我们下面专门对商品流通领域的信息流通进行分析。商品流通领域是指从“厂门到家门”之间的领域，也就是商品从批发到零售所经历的过程。本文把整个商品的流通归纳为“商品生产者-商品批发商-商品零售商-消费者”，这一过程存在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第一，对于商品生产者-商品批发商关系来说，商品生产者是卖方，商品批发商是买方，因而批发商属于信息贫乏方。考虑到批发商往往是专业从事某类甚至某一品牌的批发活动，其与生产商有大量的接触并可通过自有的专业设施设备，或通过购买专业的质量鉴定服务来获得比较充分的商品质量信息，因此在生产者与批发商之间往往信息比较对称。第二，对于商品批发商－零售商关系来说，批发商是卖方，零售商是买方，因而零售商属于信息贫乏方。考虑到零售商往往大批量进货并长期从事该项专项活动，通过经验和检验设备等手段措施可以对商品质量有较好地把握。但是对于规模较小、销售品种变化较大的零售商来说，其技术手段、经验落后或缺乏，可能导致其质量辨别能力有限。第三，对于零售商――消费者关系来说，零售商是卖方，消费者是买方，因而消费者属于信息贫乏方。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商品专业知识比较贫乏，信息渠道有限，往往是对商品信息无法把握。口碑相传、品牌、广告、现场感知、以往经验和销售人员的介绍是其做出商品质量判断的主要信息来源。

由此可知，商品质量的信息在从生产者到最终的消费者这一链条中逐级衰减，信息不对称状况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对末端的消费者来说（见图1）。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信息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商品质量信息随着商品不断转移而衰减是必然的一个客观事实。要保证质量信息百分之百地从批发商到达消费者，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其次，商品质量信息在整个传递过程中，批发商到批发商或者批发商带零售商过程中由于这些主体具有专业工具和手段去鉴别上游企业提供的商品的质量，而只有零售商到消费者环节中消费者往往不具备这一能力，因此这一环节信息衰减的幅度最为厉害，也就是说受信息不对称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消费者。作为政府来说，如何让消费者有更多渠道获得其做出判断商品质量所需要的信息是消除商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入手点。最后，政府监管时面对品种繁多且快速变化这一状况，也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这一状况下，如何保障监管的有效性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具体而言，一定要有重点领域和重点手段，提高监管投入的产出比。

基于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约束的监管思路构建

（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多方参与、信息共享的监管体系

作为监管部门，无论怎样努力，能获得信息都是有限的。而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还有很多主体因其工作职责而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很遗憾的是，目前这些信息并未引起重视并用来预警。这些信息包括：第一，新闻媒体部门。新闻媒体其特有的影响力，吸引了消费者的投诉。个案却可能是先兆，且媒体还会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三聚氰胺等事件正是媒体的长期跟踪报道才最终引发了主管部门的关注。因此，如何建立与媒体间的商品质量事件的信息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大型流通企业。在调查中发现，大型流通企业对商品质量往往把关比较严格，在商品入场时大批量重复抽检能及时发现某类或某一品牌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但目前这种信息为内部信息，并未被质量监督部门利用起来。第三，大型质量检测机构。受企业、政府、消费者个人等委托进行商品质量检测的专业机构，其在日常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商品质量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监管部门确定监管重点、建立预警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其中，商品质量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尤其重要。国务院按照“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把商品质量监管职能依次分配给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和卫生部门。这样的分配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充分考虑了这三个部门的特点和优势，但同时也带来相应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商品质量监管是有机的整体：生产是源头，流通是过程，消费是终端。在把这三个领域人为地割裂给三个主管部门之后，在没有建立密切的信息互通渠道之前，不可避免地造成有关商品质量监管信息“部门内部封闭运行、部门之间无法共享”的局面。

（二） 调整监管思路，从管商品方式向更有效的管经营者方式转变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测办法》所认定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以商品抽检（后改为监测）为主要手段。从这一监管思路来看，基本沿袭了此前质监部门做法，质量监管直接作用于商品。以深圳为例，有关部门建立了“深圳市食品污染物监测及预警体系”对全市6个区、44个监测点进行长期跟踪。这一思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流通领域商品品种品类繁多且变化极快，在抽检人员和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预见性地发现质量问题并提前做出部署。这与生产领域产品品类品种相对稳定、大批量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从最近数年来看，重大的商品质量问题均不是工商部门因抽检而发现的，反而是消费者遭受重大损失后通过媒体曝光后反馈到工商部门的。二是工商部门本身在直接的商品质量检测等方面没有专业、设备和人员优势，其专业能力和经验主要体现在管理商品经营者方面。

把监管对象重点放在商品经营者身上，有两个好处：一是商品经营者相对商品来说，其稳定性高、数量少，而且能结合工商部门的年检等工作，操作起来成本更低、手段更丰富；二是商品质量问题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商品经营者对进出货控制不严，甚至有意买假卖假赚取暴利，抓住商品经营者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所谓经营者，可界定为市场经营者，包括各类商品交易市场、商场（超市）、商品展销会和旅游景点的开办（管理）者等和直接销售的批发、零售企业和个体商贩（包括固定场所有牌、无牌商贩和流通商贩）。

从工商行政部门的优势和流通领域的特点来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该把日常监管的重点从原来的商品监测转向商品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这样做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的出台予以配合。

（三）建立严格的商品准入制度，通过规范商品质量信息来减少信息不对称

无论是商品经营者进货，还是消费者选择商品，或者监管部门监管商品，都需要降低交易成本。因此，规范商品外包装的商品质量信息，是一个有效途径。如商品包装、商品说明等方面提供真实可靠、可追溯的相关商品信息，鼓励优秀企业以自我声明的方式提供更加充足的市场信息。通过对批发环节（批发商）、零售环节（零售商）设置准入制度，要求其建立规范的进出货制度，保障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达到质量标准。

通过实施严格的商品和商品经营者准入制度，把不合格的商品和商品经营者挡在流通领域之外，能大幅降低商品质量问题。以深圳市为例，自2004年起开始推行食品市场准入管理，即市场食品进货查验、市场食品索取票证管理、市场食品购销挂钩、市场食品质量管理责任、市场食品信息公示、不合格食品退出市场管理、食品质量监管办法7项制度，推进监管关口前移，从食品市场流通的各环节建立全程市场食品准入关，确保食品安全，通过两年的落实，市场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四）通过多种渠道直接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教育和提示，构筑防范防线

不管如何监管，都不可能保证流通领域所有商品质量合格。而且，消费者拒绝购买不合格商品，反之推动商品质量的整体提高。因此，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教育和提示，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是提高监管效果的一环。根据调查，消费者感知商品质量所依靠的信息主要有舆论信息、场所识别信息、商品品牌信息、商品外包装信息、商品感官传递信息，其别要重视舆论信息。舆论信息主要指来自大众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和手机）的有关商品质量和企业的相关信息来源。目前各类媒体一般都有商品质量方面的信息报道和披露，而且其影响面广。以深圳市政府为例，每个月都定期在主要报纸商品质量监测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在媒体公开可以有效地向消费者传递信息。

（五）建立有效的事后保护机制，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各种商品质量问题，在发生质量问题之后，如何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具体来看，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建立便利、顺畅的消费者投诉渠道；二是提供小额赔偿快速处理方法。根据调查，大部分消费者都因商品价值低、投诉处理成本高等原因而放弃维权。这一消极处理方式导致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往往发现得晚，从而导致我们的商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没有有效的预警机制。

结论

文章以信息经济学为工具，从流通领域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商品质量信息衰减的原因和过程。基于这一特点，建议政府监管应该从减少信息不对称出发重新考虑监管体系的构建。在整个监管体系中，政府应扮演的角色为：规范和疏通信息，降低各方判断信息的成本、提高效率，同时鼓励引导企业提供更加充足、完善的商品信息；直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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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国计量出版社，2000

3.李东贤.日本现代流通产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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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8.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9.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10.窦志铭.商品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1.袁持平.政府管制的经济分析.人民出版社，2005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2

关键词 《商标法》；功能；公权；“淡化”理论

法的功能即法内在具有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①。《商标法》的功能即《商标法》所应具有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换而言之，即《商标法》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对《商标法》律关系作出调整，立法者期望《商标法》在多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别不同的商品或服务来源，《商标法》的基本功能就是要把商标区别来源的性质肯定下来，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进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混淆的侵害。我国《商标法》将商标管理作为其功能定位，这一作法存在偏差；此外，在关于《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坚持将“淡化理论”作为《商标法》的指导理论，该观点与《商标法》的基本功能不符。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以还《商标法》之本来面目，增强其立法的科学性。

一、我国对《商标法》功能的认识

(一)我国立法对《商标法》功能的认识

几乎所有的法律的第一个条款都会开宗明义地表明其立法的宗旨，即立法者制定该法的目的。我国《商标法》从结构上看就像是一个金字塔，立法宗旨构成了塔顶，各项具体制度构成了塔基。作为塔顶的立法宗旨规定着法律的价值取向，是理解和领会《商标法》的总向导和总依据；作为塔基的各项具体制度是对立法宗旨的展开和具体化，对任何具体制度的理解和执行都不能违背立法宗旨。立法宗旨反映着立法者的立法思路，进而影响到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实行。②由此我们可以从《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大体窥见《商标法》的功能。

从历史上看，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宗旨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1950年8月28日政务院公布的《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保护一般工商业的专用商标的专用权，制定本条例”；1963年3月30日的《商标管理条例》的立法宗旨为“加强商标的管理，促使企业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1983年3月1日施行的《商标法》宗旨是“通过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的专用权，从而促进生产者保证商品的质量和维护商标的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1993年《商标法》第一次修改时，立法宗旨修改为“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证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者保证商品质量和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2001年《商标法》第二次修改时，立法宗旨条款做了细微的调整，规定是“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可以看出，我国对《商标法》宗旨的认识呈U字形，《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将商标权的保护作为其首要的目的；但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的完成，我国只存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前提下，物资分配基本实行“计划调拨”，产品流通实行“统购统销”，生产与市场割断。在统一的公有制经济内部，区别产品的生产来源己经没有意义，于是商标自然就成了代表商品一定质量和规格的标志。到了1963年，《商标管理条例》便完全将商标作为代表商品质量的标志，进而将《商标法》作为产品质量管理法对待。1983年的《商标法》则综合了上述两个条例的精神，其一方面强调保护商标权人的专用权，另一方面仍然要求商标使用人应保证其商品质量，其最终的思路仍然是将商标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然后才是对商标权的保护。虽经1993年和2001年的修改，但这种思路仍维持不变。在立法者的眼里，《商标法》应该发挥着这样的几个功能作用：第一是加强商标的管理，《商标法》很大程度上成了商标管理法；第二才是保护商标权人的专用权；第三是通过保护商标权人的专用权进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学界对《商标法》功能的认识

我国学界对《商标法》功能的认识是随着对商标性质的认识而演变的。从商标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标的产生一开始是为了便于追究劳动者责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逐渐成为了区别商品出处的标志，再到后近现展成为兼具商标使用人商誉的载体。商标，特别是对于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其具有了双重属性，其中，区别作用是其自然属性，商标在实现这一功能时主要是针对消费者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或服务；表彰作用则构成了商标的社会属性，在实现这一功能时，驰名商标及著名商标更重要的是向其他人展示使用人的身份和地位。③相应地，商标理论从传统的“混淆”理论发展到“淡化”理论，对商标权的保护逐步从防止混淆发展到反淡化。随着《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工作的展开，许多学者认为“驰名商标的保护是《商标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商标权保护的重点”④，纷纷呼吁将“淡化”理论成果吸收到《商标法》中去，以加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商标法》的功能重在反淡化。

二、《商标法》功能的偏离

(一)《商标法》中的公权色彩

“知识产权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民事权利，也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财产权。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这种特权，或由君主个人授予、或由封建国家授予、或由代表君主的地方官授予。⑤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逐渐演变为今天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承认的一种私权、一种民事权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商标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有公共权力的痕迹。从商标发展史来看，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商标法》都规定了商标管理的内容，但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误导消费者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竞争关系，只不过早期的《商标法》侧重于采取行政管理手段，而近现代《商标法》则偏重于通过商标权人维护其权利实现保护消费者利益。而我国《商标法》则将商标管理作为其立法宗旨之一，《商标法》成了《商标管理法》，商标成了实施社会管理的工具，《商标法》呈现出较为浓重的公权色彩。商标权的私权属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商标管理法》的性质显然与商标权的私权属性不相符合。具体讲来，《商标法》中的公权色彩至少投影在以下两个方面：限制注册商标的修改、课以商标权人保证产品质量的义务。

1.限制商标修改的规定

我国《商标法》的一个中国特色在于其中存在大量的对商标权人自行改变商标标识的限制。如83年、93年《商标法》第14条和2001年《商标法》第22条皆规定“注册商标需要变更其标志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83年、93年《商标法》第30条对于“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的”和2001年《商标法》第44条规定对于“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上述的规定不论市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是都是缺乏支撑的：

对于商标显著性特征，《商标法》所依据的是混淆理论。如果商标权人的修改行为并没有影响到商标的显著性特征，不造成与其他商标的混淆，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因此而撤销注册商标于理不足；如果商标的修改影响到了商标的显著性特征，则该注册商标已经转化为了一个新的未注册商标商标，注册人在注册某商标后在该类商品上使用其他未注册商标并不违反《商标法》，商标局以此为由撤销注册商标同意于理不足。若对原注册商标的修改导致其与其他注册商标混淆，也是修改后的商标的错，与原注册商标是无干的。在实践中，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或追求美观等的需要，对注册商标进行细微的修改是再所难免的，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意图对大量存在的细微修改进行严格执法，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世界范围看，除我国外，几乎没有国家规定该行为将导致“撤销注册商标”的严重后果。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商标法》都认为只要所使用的商标没有改变注册商标的显著性特征，就可以成为使用注册商标的一种证明，同时商标权人可以向注册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而不是重新申请注册。

2.有关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规定

我国《商标法》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商标使用人课以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义务，如83年、93年《商标法》的第六条和2001年《商标法》的第七条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83年、93年《商标法》的第25、26、31、34条和2001年商标的第、39、40、45、48条分别规定商标受让人、商标权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对使用注册商标或未注册商标，如果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不同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对此，有学者认为质量保证功能是商标功能之一，其理由是：商标的质量信誉是商标价值的本质体现，是消费者在竞争性的商品或服务项目中进行选择的基础，生产商要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必然要努力保持和增强自己商标的信誉和对顾客的吸引力，就必须在提高商品或服务质量上下功夫，这样客观上就起到了防止商品或服务质量下降，商标起到了保证商品质量的功能。⑥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勿庸质疑，商标可以表征一定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但是否就意味着商标就应该保证质量呢？实际上，商标所有人保证商品质量的义务，不是源于商标使用行为而是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并没有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侵害了消费者利益的是生产、销售商品的行为。认为商标应保证商品质量的观点显然是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对于低劣的商品，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也可以用手和用口投票，进行投诉或提讼。而政府则完全可以依据《商标法》以外的法律对不良厂商进行查处。一般讲来，名牌产品与非名牌产品，其质量并没有本质差别，但它们所使用的商标的价值却有天壤之别。假设商标必须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那么是否就应该意味着名牌产品的质量就必须比非名牌产品的质量要高出许多？这显然是无法说通的！实际上我国《商标法》中的质量保证条款完全是历史遗留的产物。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当时并设有《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因此承担了监督商品或服务质量的光荣使命。但随着1993年《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台，《商标法》继续规定商标权人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保证义务，则有越俎代庖之大嫌。从2001年《商标法》第七条对83年、93年的第六条规定中“监督商品质量”的删除，可以探知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但不知道为何又留下了这样一个大尾巴。

(二)淡化理论对《商标法》功能定位的影响

针对《商标法》的不足，很多学者对《商标法》第三次的修改完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意见认为应该将《商标法》的指导思想定为“淡化理论”，认为可以因此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驰名商标保护问题。然而笔者认为该作法将可能对《商标法》的功能定位产生消极的影响。毋庸质疑，《商标法》的首要功能应是保护商标权人的商标权，“淡化”理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标权的保护范围，解决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用“混淆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的是“淡化理论”仅对驰名商标适用，对淡化理论的讨论仅限于在驰名商标的保护上。在成千上万个商标中，驰名商标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商标而言，其基本的功能仍是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即使是驰名商标，其首先也是商标，其次才是驰名商标。之所以对驰名商标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主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驰名商标所具有的表彰的社会属性具有竞争的优势。大体上来说，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主要基于两个理论，即传统的混淆理论和现代的淡化理论。对他人驰名商标的使用，虽然没有造成混淆的可能性，但是却是不正当地利用了他人驰名商标的声誉，并且造成了对于他人驰名商标的损害。由此可见，在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上，混淆理论是《商标法》的理论，而淡化理论则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范畴。⑦诚然，我们应该顺应需要，扩大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吸纳淡化理论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在《商标法》中将驰名商标作为保护的重点。实际上，为商标权人提供保护除了《商标法》外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在《商标法》里体现淡化理论并不等于我们对驰名商标就不保护了，也不等于着我们不吸纳淡化理论；《商标法》就是要把商标区别来源的性质肯定下来，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进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混淆的侵害。

三、《商标法》功能的回归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每一部法律都有其不同的使命和任务，我们不能期望通过一部法律来囊括其调整对象所涉及的全部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不同的法律一起分工合作，共同配合，从而实现对某一社会关系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个法律之间的功能定位分工。对于《商标法》而言，其应将“混淆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将《商标法》的功能定位为“把商标区别来源的性质肯定下来，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进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混淆的侵害”；通过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相互配合，共同保护商标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不应大包大揽。我们应借此次《商标法》修改的良机，将《商标法》中不合时宜的商标管理色彩抹去，还《商标法》本来的面目，同时注意不要让“淡化理论”将《商标法》引入新的歧途。

注释

①葛洪义，主编.法理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84.

②董葆霖，著.《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出版社，2004.4.

③黄晖.商标权利范围的比较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④冯晓青.《商标法》第三次修改若干问题.中华商标，2007(4).

⑤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

⑥刘春茂，主编.知识产权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567；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267.

⑦李明德，著.知识产权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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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向阳.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律体系之构建.经济与法，2007(3).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3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在《资本论》总的逻辑上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生息资本一章中这样写到:“……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就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马克思在论述一个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时候，把它的基础放在了与生产方式的适应上，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不仅如此，还对生产方式进行伦理考察，在对资本主义方式的考查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性。而这些结论的得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从劳动构成价值的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是以“资本的耗损”为标准，而没有看到“劳动的耗损”，从而使得“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基于此，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生产方式，也从而否定了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以及它的道德性，也从而有了马克思对重构社会经济伦理的诉求。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4

[关键词] 柠檬市场 混合策略 矩阵分析

二手货市场在中国发达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商品种类也不断丰富。面对日益蓬勃的二手市场，各地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予以规范。那么如何使二手市场健康发展以发掘其巨大潜力呢？本文通过博弈论对柠檬货模型进行修改给出了简单解释。

一、柠檬货模型

二手市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即消费者与商家对商品质量存在不同的私人信息。基本的柠檬货模型里的参与人包括数量对等的消费者和商家。基本的柠檬货模型有两条基本假设。

第一，自然根据分布均匀分布F（θ）选择商品质量类型θ。假定θ均匀分布在1～100，1表示最差质量的二手商品，100表示最优质量的二手商品。

第二，对随机一件商品，消费者缺乏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质量估计，由于商品质量均匀分布，所以商品的平均质量为50，缺乏信息的消费者只愿意提供一个平均价格即50.

博弈双方为消费者和商家，博弈开始时，市场的均衡价是50，但市场上质量高于50的优质商品，不能接受如此低价，渐渐的这些商品将选择退出市场，而质量低于50的商品能够在此价格上成交，它们留在市场，这就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由于信息不对称，优质商品被劣质商品淘汰出市场。当质量在50以上的商品退出市场后，市场上的商品质量就均匀分布在1～50之间，平均质量下降到25，消费者将只提供25的平均价格，同理，质量高于25的商品被质量低于25的商品淘汰出市场，如此循环，劣胜优汰过程持续进行至平均价格低到最小（模型中为1），商品数量也会低到最小（几乎没有成交量），市场将不存在！

二、二手市场的假设调整

现实中的市场数据表明柠檬货模型和实际存在差距。而每个理论和现实的差距都在于理论的假设将现实简化了。二手市场的现实发展说明了柠檬货模型的假设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观察，对二手市场模型设定以下假设。

第一，商品质量并非均匀分布，现实中商品的质量很难满足均匀分布条件，最为现实的是商品质量满足正态分布，这也是自然最易出现的状态。所以质量分布函数有

第二，消费者并非完全无法获得二手车质量信息。当一个消费者想要去二手市场购物时，他往往会请教对他要买的商品性能熟悉的人，这样能比较准确得到商品的质量信息。从商品本身消费者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质量信息，比如，对于二手车，最令人关注的是行车里程和维修记录。通过这些途径，消费者虽然跟商家的信息还是不完全对称，但差距已经不大。所以对随机一件商品，消费者不可能只给出平均价格，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通常离商品的真实价值不会很远，所以，具有优质商品的商家不会轻易退出市场，劣胜优汰将不起作用。此外，在信息不对称下，商家也会主动通过信息传递表达自己商品的质量，例如通过建立长久的声誉，许诺三包等。

第三，假设二手市场中，供不应求。鉴于二手市场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假设市场中的消费者数量多于商家，那么市场达到出清。这种条件下，劣胜优汰将更没有理由出现，高质量的二手商品不会轻易出场直到价码合适为止。

第四，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同。不同商家之间，不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对风险的偏好不可能一致。风险偏好的程度对市场的均衡状态和市场稳定度有关键的影响。

最后，引进一条先验信念：开高价的二手商品一般有高质量。这条在正常商品市场中通用的先验信念是触发二手市场博弈开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三、二手市场的支付矩阵分析

基于假设调整，通过分析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来探索二手市场的均衡状态。首先，根据先验信念，有相当一部分愿意买二手商品的消费者存在，而且他们愿意对高质的二手商品出高价。其次，商家可以选择出售高质或劣质商品。引进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对博弈双方进行支付矩阵分析。

矩阵数值的意义如下:消费者以高价买到高质的二手商品时，他的效用为10，如果不小心看走了眼，买到了柠檬货，他的效用只有4 。对商家来说，用高质商品卖出高价的效用6，如果以次充好，得效用为12 。当消费者害怕上当，不购买二手商品时，如果此时证明该商品是高质量的，消费者的保留效用3，如果，该商品被证明是劣质的，他会很庆幸并为自己的准确判断而高兴，所以得到效用5 。之所以不买劣质品的效用高于不买高质品，是因为考虑给消费者的准确判断附加了效用。对商家，他留下高质商品有保留效用3，留下劣质商品则的效用仅为1。支付矩阵的具体数值便于直观理解，不同的参与人可以给上文的支付矩阵赋予不同的值，但这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因为博弈论的均衡解是由博弈结构决定的，并非由支付矩阵的数值决定的，下面就给支付矩阵赋予变量，分析一般二手市场均衡解。

二手市场的一般支付矩阵如下。

对变量间相互关系做如下规定：a>d>b>c, x>w>y>z. 这是为了该博弈模型能满足对二手市场的假设，它的具体意义跟上文具体数值一致。容易验证该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当商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时，对消费者最好的策略是购买，商家提供劣质二手货时，消费者最好不要购买。反之，当消费者购买时，商家提供劣质品以谋求暴利；无人问津时，最好保留高质量商品吸引其他潜在顾客。这个市场对任何一方不存在优势策略（否则，拥有优势策略方不会同意混合均衡）。

现在对上述博弈求解。用p表示消费者愿意进入二手市场的概率，用q表示商家是诚实的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概率。

对消费者来说，当他进入二手市场，他的期望效用为：

（购买）=qa+(1-q)b

他不进入二手市场，期望效用为：

（不买）=qc+(1-q)d

将两个方程设为相等，有

q*(a+d-b-c)+b-d=0

得到

同理，让商家在提供高质货和提供柠檬货之间效用相等时，可以得到方程式：

（高质）=pw+(1-p)y=（劣质）=px+(1-p)z

p*和q*就是一般二手市场的混合策略解（临界值）。这个解的形式在博弈论中具有基础性。按照拉斯缪森的说法2×2博弈主要有三种类型，他们是非协调博弈，协调博弈和贡献博弈。三种博弈的不同之处在于2×2支付距阵的支付参数的相对大小关系不一样。股东与经理的委托模型，审计博弈，社会福利博弈的结构与本文的二手市场博弈是一样的，他们的一般解具有通用性，只是在于对不同现实的解释不同。

四、解的现实意义

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当消费者和商家群体的行为特征固定时，即（a、b、c、d、x、w、x、y、z）有一个现实统计意义上的值，这时均衡解（p*,q*）就是一个具体数值，它就是该地区，该消费群体在二手市场的均衡临界点。如果消费者进入市场的概率恰好等于p*，那商家提供优质商品和提供柠檬货的效用是相等的。反之，商家提供优质商品的概率正好是q*时，消费者去不去购买二手货的效用相等的，这样就形成了混合策略均衡，即按照（p*,q*）的概率一部分消费者回去购买二手商品，一部分商家会提供高质量二手商品。在发生重大事件改变消费者和商家的行为模式之前，这个均衡将是稳定的。但如果有重大事件足以影响消费者或商家的行为模式，例如媒体对某些不良商贩的大面积报道，令消费者对商家的信心受挫，风险规避情绪上升，从而支付矩阵中a、b等值发生变化，使得当前消费者进入市场的p值不等于临界值p*，那均衡将被打破，商家也会调整行为，从而形成新的均衡。以上述为例，p值变小时，商家必须提高自身q值以使它大于新的q*，否则市场将崩溃，形成一个很少人进入二手市场，很少商家提供优质二手货的局面。也就是二手市场中只有最差的商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优质商品被淘汰。

进一步研究临界均衡的意义。求p*的倒数为：

根据矩阵赋值规定，是一个正数，这保证了大于1，p*小于1（概率P*大于1是不可理喻的）。W－X意义是商家提供柠檬货比提供高质货多得的效用，通常可以把它当成以次充好的暴利程度。Z－Y是说商家积压柠檬货比积压高质货的负效用，即损失程度。根据p*的表达式，的越大，P*越小。现在真相大白，矩阵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二手市场的暴利程度越高，风险越小，消费者进入二手市场的积极性越低，因为理智的消费者会觉得，二手市场的猫腻太多，很难得到什么好处，他选择进入二手市场的概率就很比较小。

同样对商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概率q*进行分析，可以得到 的值决定了q的取值。（a-c）是消费者购得高质量二手货的效用，（d-b）是消费者规避了柠檬货的效用。风险与效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假设这个正相关系数为k，风险设为ε。所以是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如果＞1，消费者是风险偏好者，他更倾向于去攫取二手市场中的潜在效用，如果＜1,该消费者是风险厌恶者，他倾向于规避二手市场中的潜在风险即效用损失即从二手市场中获得额外效用的期望不能补偿他所承担的风险。由q*的表达式可以得出，消费者越是风险喜好者即越大，q*的值就越小，临界均衡中商家提供高质货的概率越小，或者说在所有商家中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比例越小。这很好的解释了大城市尤其像上海、广州这样的都市，二手市场的稳定性。原因就在于大城市的消费者的风险爱好程度相对较高，所以即使只有小比例的商家提供高质二手货可以也能保持市场处在稳定的均衡上。当大部分消费者是风险规避型时，商家必须有一个较高的概率提供高质量二手货，才能维持市场的均衡，而商家的本能利益驱动使这个条件比较难以实现，尤其是商家之间的博弈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使这个均衡更难以实现。一旦市场中的q值无法到达均衡值q*，市场将被一步步瓦解。

五、小结

对于经济发展，一个稳定的二手市场可以更好的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分配，减少资源浪费。而理想的二手市场，应该是消费者群体乐意参与二手商品消费，并且广大商家以较大概率提供高质量的二手商品，市场处于（购买，高质量）的均衡下实习公平交易。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管理者可以有两条途径去维护市场的稳定，第一是努力提高消费者群体的风险偏好程度，第二就是建立相应的规章去增加二手市场的透明度，减低商家谋求暴利的程度，具体的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Martin J. Osborne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03

[2]郑:盗版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07.07 P34－35

[3]妮 王运陈:基于博弈理论浅析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 商场现代化,2007.08 P69

[4]赵 骅 龙树发:社会福利博弈模型成立的条件分析 重庆大学学报，2006.10 P139-142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5

论文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以现实指导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 关于劳动创造价值问题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出“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结合新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中，曾对人的自由与必然和反对神本主义价值观等问进行过探讨。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对各种不同意义的价值概念作过考察和把握。他首先严格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立足于对交换价值及其内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秘密，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面对利用混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来否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复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同时，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将它们的差别绝对化，并未否认在一般科学的范围内研究使用的价值的意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一词有时表示商品的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有时则表示使用价值，其含义往往只有根据上下文联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体地确定。虽然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曾有用“worth”(价值)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价值)表示交换价值的习惯，但无论是日耳曼语源的“worth”，还是罗马语源的“value”，都只是“价值”一词的两种不同语言符号形式罢了。为了避免象这样多义地使用“价值”一词所造成的混乱，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来表示它们。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有三个概念，其中，“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价值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概念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value”)，而且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从价值量的变化规律来看，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 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要形成价值，光靠劳动自身还不行。如果只有劳动而不具有诸如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没有商品，自然也无价值可言。关于产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胁”“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产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观点。

近年来，有人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认为应该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质生产要素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要素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它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会“平均消耗”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如果大于社会“平均消耗”的范围，就意味着物质生产要素的浪费，超出部分的价值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节约物质生产要素，使物质消耗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实现更多的价值。其次，先进的物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但是，物质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要与劳动者的素质相适应，不是越先进越好。

但承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前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后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没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无论物质生产要素多么先进，多么丰富，同样创造不出商品价值。第二，物质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是通过劳动为媒介而实现的，它并不改变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三　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问题

对价值规律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会促使商品生产者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市场化改革20多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实践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统统视为异端，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我们对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从计划和市场的排斥论到消极结合论到积极结合理论再到“十五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过程是我们丰富和发展价值规律理论并自觉地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价值规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农村，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在城市，由于建立起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焕发出了生机。纵观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斐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加强。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闪耀出的灿烂光芒。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6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掩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确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确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操纵，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术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局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支配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来源于/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买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西方学者根据购买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质量的搜寻品(searchgoods)，第二类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获悉商品质量的体验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类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商品质量全部信息，因此购买之处主要是相信其质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显然，消费者在购买后两类商品时会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逻辑，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的市场交易效率损失。可以设计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场失灵的机制。例如。卖方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商品质量鉴定证明，主动揭示商品的质量信息；卖方提供质量承诺，对一定期限内可能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负责，如退货、更换合格商品、保修等，减小信息不对称可能给买方造成的伤害；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调节来实现对不完全信息的矫正，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通过强制性法律来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权益，也是矫正以上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这就是本文关注的商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

三、商品质量的政府监管

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介入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条件。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规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环境等目的对某些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监督、管理。

1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消费者权益至上或者说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均为考量商品市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质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损害将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传统经济学考察消费者利益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差来计算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消费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没有涉及商品质量问题，是因为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潜在假设。在信息完全的经济世界中，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抵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财产等带来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会自动将影响消费安全的问题商品排除在外，实际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在此情形下，价格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由此而来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也就成了价格水平的比较了。

现代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论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标准依然是评价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指标。但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仅包含消费者剩余的计算，还考察他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会不会对其身体健康和财产造成伤害或有潜在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对商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质量监管的社会效益很难用明确的公式进行计算，但这种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规是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中所讲的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以确保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制度的规则既有市场自发形成的商业惯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刚柔相济，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市场来说，通过法律法规这种正式的制度形式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是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关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所售商品质量负责，对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危害承担法定责任。这些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对商品生产经营者事前不负责行为的警示，也是对因质量问题造成危害后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的制度依据，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来源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特征，加大了对问题商品责任人进行惩罚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商品质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会强加给生产经营者无限的质量责任。按照著名的汉德法则，只有在预防成本小于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包括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而生产经营者却未对商品采取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并对消费者带来危害时。他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政府都是依法对商品质量实施监管的。例如，1975年，美国颁布针对商品质量的《马格努森一莫斯保证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对生产经营者的保证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生产经营者对有缺陷产品承担修复及更换的责任。这一法律与《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79)、《产品责任法》(1982)等一起成为美国监管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质量标准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念，政府不应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即使是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因为政府干预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从商品的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和最终使用或消费流程看，质量监管的重点在企业生产市场与交易的界面。换言之，在商品质量问题上，政府监管切入点不应该是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质量监控，因为从监管资源的数量看，政府的力量无法覆盖所有企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看，与商品质量相关的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内部事务，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质量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实行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监管。即在商品进入市场销售时，监管者必须确保商品质量符合最低的质量要求，将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不合格产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产生的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这是市场约束的一个基本规则。

从商品的类别看，体验品和信任品应该是质量监管的重点。因为搜寻品的质量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消费者购买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体验品和信任品来说，如果没有最低质量标准监管，不合格商品将进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体验品和信任品中，那些与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可能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风险防控远远比伤害成为事实后的经济补偿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低质量标准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低质量标准将不合格的产品阻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场现有商品的平均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支付高价，因此，提供优质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最低质量监管可以使买卖双方的福利状况都得到改善，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如医疗、法律、会计等，也存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管问题。与有形商品市场不同的是，由于专业服务依托从业人员而存在，所以，监管者对服务质量的主要监管之一是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定。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获得执照或从业资格是进入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理论上讲，具有从业资格或拿到执照许可的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符合基本专业水准或质量要求的。可以看出，专业服务市场的执照或从业资格监管与商品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监管可谓殊途同归。

4市场约束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和有效补充

虽然对于体验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工作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包办一切。借助市场经济的规则，靠企业的内在机制来保障商品的质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助于企业把质量控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为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符合企业实现持续经济利益的内在目标。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质量标准下，不合格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利益独享和风险自担是企业进行质量控制时面临的同一个约束机制，它是驱使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对于追求长期繁荣的企业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声誉机制是规范企业质量行为，确保质量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因质量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安全事故。都会造成企业的声誉损失，损害企业长期培育的市场。而可靠商品质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美誉，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也有利于现有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业绩增长。

另外，在商品质量存在差异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上销售商品的平均质量，广告、产品演示、试用等营销手段还可以让购买方获知更多的质量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知识经济学下的商品质量监管：一个理论延伸

在有关质量监管的经济理论中，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规制经济学都把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而知识经济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质量监管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知识经济学中，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易、消费时经常会面临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经济决策有可能犯系统性错误。一个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经济行为可能重复发生，直至某一天人类通过学习发现了能够理解、纠正这种不当行为新知识为止。按照这种观点，即使是最负责任、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商品质量问题上也会犯错误。例如，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无法解决那些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害的质量问题，但消费者维持生命存续的强烈需求和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让这些商品提前进入市场；在现有质量检测体系下，无法在销售前甄别产品的某些质量瑕疵，尽管这些瑕疵不一定都变成事实上的危害；按照现有理论。可能误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技术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质，或提高产量，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的法宝，等等。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众多质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源自生产者知识不足引起的质量风险，是商品质量监管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质量不确定性，同样也面临知识有限的监管者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对于这一点，担当市场商品质量监督重任的监管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监管实践中，应秉承审慎、预防的原则，设计相应的制度预案。例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暂时无法解决的质量隐患，监管者必须果断出手，将问题商品隔离在市场以外，绝不可因小失大；对于企业事后发现的质量瑕疵，监管者应迅速启动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小问题商品可能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对于那些目前无法对是否有质量风险做出肯定判断的高新技术。监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质量风险监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质，或有助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监管工作也应该摒弃短视策略，把消费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让那些可能有风险隐患的商品进入市场，为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隐患。

知识经济学中的知识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对称假定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尽管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难度比后者更大，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巨大飞跃无疑会推进监管理念的创新，提升监管效率。

结束语

商品质量监管是传统经济理论忽略的一个领域。本文旨在将分散于不同经济学分支中的理论进行梳理，为实务部门的监管工作提供支持。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7

关键词：供应链；质量投资；信任关系；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7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95-04

Study on Evolution of the Manufacturers Quality

Investment and the Retailers Trust

SHI Kuiran1，MA Hujie2，SUN Yuli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Tech University，Nanjing 211800；

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13）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anufacturers quality investment on promoting supply chain members trust，this paper present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the manufacturers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the retailers trust based on the players bounded rationality. In the model of one population，it is shown that the manufacturers investment costs and the retailers transfer payment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quilibria. Furthermore，evolution of the system depends on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population. There is no evlo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in the model of two pop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ary direction exhibits cycl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supply chain；quality investment；trust relationship；evolutionary game

1 引言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产品质量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单一企业不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消费者获得最终产品的整个过程，需要各个环节的企业组成供应链共同完成这一经济活动，因此供应链成员应通过相互支持和配合以提升产品质量，进而建立起稳定、有效的供应链协作信任关系。

当前，有关供应链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质量投资与控制策略、契约设计和质量信号传递等方面[1]。在产品质量投资研究方面，李丽君等采用委托理论探讨了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的质量控制策略[2]。Chao等分析了两级供应链中制造商与供应商质量控制问题，对如何进行产品质量激励和回购契约设计进行了研究[3]。Hsieh和Liu探讨了当供应商和制造商均进行产品质量投资和检验时，不同信息披露程度下双方的均衡策略[4]。朱立龙和尤建新基于博弈论和委托理论，考察了非对称信息情形下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如何进行质量信号传递的问题[5]。李永飞等研究了一类基于客户质量需求的供应链协调问题[6]。Xie等进一步分析了供应链之间竞争的情形下改进产品质量的措施[7]。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团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度高，那么就会大幅降低行动失败的风险[8，9]。随着供应链成员间的依赖关系不断加深，对供应链节点企业间信任行为的实证分析已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Suh和Kwon研究了双边专用资产投资和投资后信任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双边专用资产投资与信任具有相关性[10]。刘益等通过对中国家电行业261对供应商与制造商关系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合作风险之间的关系[11]。殷茗和赵嵩正通过不同行业与规模的供应链企业的数据，揭示了不同阶段专用资产投资对供应链协作信任、合作意图的差异性影响[12]。

由于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研究者倾向于应用演化博弈论分析供应链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杨慧等通过考察互惠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群体在信任和背叛策略下的行为特征，探讨了惩罚机制下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13]。李壮阔研究了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学习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供应链节点企业选择信任与否的影响因素[14]。王世磊等构建了逆向物流上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阐明了双方实现共赢的途径[15]。石岿然等建立了供应链成员的信任估值模型，研究了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与演化问题[16]。

现实中，制造商生产的产品质量直接影响到零售商的产品定价和销量，而产品质量的提升反过来也会促进产品的销售。因此，制造商的质量投资策略对于加深与零售商之间的信任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供应链节点企业的“有限理性”出发，构建制造商质量投资决策与零售商信任关系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的均衡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双方信任关系与加强合作关系稳定性的管理建议。

2 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考虑制造商和零售商两个群体进行的博弈，风险中性的制造商生产产品并卖给风险中性的零

零售商选择信任策略的概率为x，选择不信任策略的概率为1-x；制造商选择投资策略的概率为y，选择不投资策略的概率为1-y。概率x、y也可以理解为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零售商的比例和选择投资策略的制造商比例。

假定制造商可以通过投资产品质量改变市场需求，I为投资成本，m为产品质量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量。由上述假定，需求函数可表示为D（p）=φ-p+m，其中，φ表示为市场规模，p表示产品价格。制造商的投资决策为私有信息，其投资与否决定了其类型（高质量类型“H”或低质量类型“L”）。零售商对于制造商类型的判断基于他对制造商信任与否，根据对产品质量水平不同的判断，零售商会选择不同的产品价格进行销售，设高质量产品价格为pH，低质量产品价格为pL。

当零售商对制造商表现出信任时，总是相信制造商会进行产品质量投资，并给予制造商一定的转移支付V作为制造商产品质量投资成本的补偿。基于对制造商的信任，零售商以高质量产品价格pH销售产品；当零售商对制造商表现出不信任时，总是相信制造商不会进行产品质量投资，并以低质量产品价格pL销售产品。

在交易之前，制造商承诺为零售商提供高质量产品。一旦制造商提供低质量产品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设制造商给予零售商单位产品补偿量为r。此外，设制造商生产成本为c，提供给零售商的产品批发价为w。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到零售商与制造商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零售商选择信任策略的概率为x，选择不信任策略的概率为1-x；制造商选择投资策略的概率为y，选择不投资策略的概率为1-y。概率x、y也可以理解为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零售商的比例和选择投资策略的制造商比例。

假定制造商可以通过投资产品质量改变市场需求，I为投资成本，m为产品质量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量。由上述假定，需求函数可表示为D（p）=φ-p+m，其中，φ表示为市场规模，p表示产品价格。制造商的投资决策为私有信息，其投资与否决定了其类型（高质量类型“H”或低质量类型“L”）。零售商对于制造商类型的判断基于他对制造商信任与否，根据对产品质量水平不同的判断，零售商会选择不同的产品价格进行销售，设高质量产品价格为pH，低质量产品价格为pL。

当零售商对制造商表现出信任时，总是相信制造商会进行产品质量投资，并给予制造商一定的转移支付V作为制造商产品质量投资成本的补偿。基于对制造商的信任，零售商以高质量产品价格pH销售产品；当零售商对制造商表现出不信任时，总是相信制造商不会进行产品质量投资，并以低质量产品价格pL销售产品。

在交易之前，制造商承诺为零售商提供高质量产品。一旦制造商提供低质量产品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设制造商给予零售商单位产品补偿量为r。此外，设制造商生产成本为c，提供给零售商的产品批发价为w。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到零售商与制造商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3 演化博弈的均衡分析

3.1 零售商群体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

根据复制动态方程的相关概念[17]，由表1可知，零售商选择“信任”、“不信任”策略时的适应度和群体平均适应度分别如式（1）至式（3）所示。

3.2 制造商群体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

类似地，制造商选择“投资”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ydt=F（y）=y（1-y）[m（w-c）+r（φ-pL）-I-r（pH-pL）x]（7）

当I>m（w-c）+r（φ-pL）时，dydt

3.3 零售商群体和制造商群体的演化动态系统

由式（4）和式（7）得到了一个由零售商群体和制造商群体构成的二维非线性动态系统：

4 结论

信任作为一种减少复杂性的机制，在供应链协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对于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制造商质量投资决策与零售商信任关系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

（1）零售商给制造商的转移支付与制造商投资成本都直接影响演化结果。过高的“信任成本”会让零售商望而却步，直到x=0的平衡状态；过高的“投资成本”会让制造商放弃投资产品质量，直到y=0的平衡状态。

（2）当制造商群体处于投资者比例较高的初始状态，即y>y时，零售商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比例逐渐增加，直到x=1的稳定状态；反之，当制造商群体处于投资者比例较低的初始状态，即y

（3）当零售商群体处于信任态度者比例较高的初始状态，即x>x时，制造商群体中选择“质量投资”策略的比例逐渐减少，直到y=0的稳定状态，此时，机会主义行为会在供应链上盛行；当零售商群体处于信任态度者比例较低的初始状态，即x

（4）两群体动态系统中并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零售商与制造商两群体在博弈过程表现出一种周期行为模式，充分说明供应链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长期性。因此，供应链成员必须把握影响演化路径的重要因素，通过合理的决策机制促进成员关系向高信任程度演化。

参考文献：

[1]刘强，苏秦. 供应链质量控制与协调研究评析[J]. 软科学，2010，24（12）：123-127.

[2]李丽君，黄小原，庄新田. 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供应链的质量控制策略[J]. 管理科学学报，2004，8（1）：42-47.

[3]Chao G H，Iravani S M R，Savaskan R C. Quality Improvement Incentives and Product Recall Cost Sharing Contracts [J]. Management Science，2009，55（7） ：1122-1138.

[4]Hsieh C C，Liu Y T. Quality Investment and Inspection Policy in a Suppliermanufacturer Supply Chain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0，202（3）：717-729.

[5]朱立龙，尤建新. 非对称信息供应链质量信号传递博弈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2011，19（1）：1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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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uh T，Kwon G. Matter over mind：When Specific Asset Investment Affects Calculative Trust in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6，35 （2） ：191-201.

[11]刘益，钱丽萍，尹健. 供应商专项投资与感知的合作风险：关系发展阶段与控制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06，14（1）：30-36.

[12]殷茗，赵嵩正. 专用资产投资与供应链协作信任、合作意图之间的动态差异性关系研究[J]. 科研管理，2009，30（1）：65-70.

[13]杨慧，周晶，易余胤. 供应链上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 运筹与管理，2005，14（5）：55-58.

[14]李壮阔. 供应链节点企业间信任行为的进化博弈[J]. 工业工程，2008，11（2）：37-40.

[15]王世磊，严广乐，王贞. 逆向物流的演化博弈分析[J]. 系统工程学报，2010，25（4）：520-525.

[16]石岿然，马胡杰，肖条军. 供应链成员间信任关系形成与演化研究[J]. 系统科学与数学，2011，31（11）：1386-1394.

商品与质量论文篇8

一、“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实际上是指市场形成商品的价格

首先，“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是针对以往“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而言的，不是针对“价值决定价格”而言的。石先华同志注意到了高一《思想政治》教材第五课中有关“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的提法，但却误解了这一提法的本来含义。教材第五课的“引言”中写道：“在1979年以前，我国的商品基本上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商品的定价权，集中在中央机关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手中。我国商品定价权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正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讲资源配置方式时，教材写道：过去，我们“在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同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定价的范围太大，而且价格一旦确定，很少调整。技术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或产品用料消耗变了，供应情况不同了，价格却往往不变。这就使得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违背了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践告诉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在讲价格改革的重要性时，教材写道：“价格改革是发展市场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应当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办法，积极加以推进，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由此可见，教材虽然在好几处提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但都是针对旧经济体制下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而言的，没有一处是相对“价值决定价格”的观点而言的，“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与“商品的价格由价值来决定”并不矛盾。

其次，教材一再强调商品交换要按照等价原则来进行，要遵循价值规律。教材写道：“为了维护企业各自的物质利益，客观上要求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互相转让产品时实行等价交换。”“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间，在互相转让产品时，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共同属性：凡是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价值量都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凡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地方，价值规律都要起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计划的实施也要自觉遵循价值规律……”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教材关于“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的提法非但没有否定价值决定价格，反而是以价值决定价格为基础的。我们认为，“商品的价格由价值来决定”是从商品价格的根本决定因素和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的关系上讲的，“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则是从商品的市场价格要反映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的角度讲的。考察问题的角度和层次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我们不能因为两个结论的个别字眼相同，就轻率地断定它们是矛盾的。石先华同志把“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理解成“市场是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把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以致否定了价值决定价格的正确观点。

二、商品的价值量只能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石先华同志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以至否定。文章说：“……事实上商品的这个价值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会得出这一匹布的价值是5小时这一时间的，因为任何一种计算方法或计算工具也不能将这个时间计算出来。……人们看到的只能是商品的价格而不是价值。”文章接着说：“表现商品价值的价格是不确定的，……一定的时间里，商品的价格多高多低，既不是人决定的，也不是人计算出来的，它是在交换中自发形成的，是由当时市场的诸多因素决定的。

”在这里，石先华同志不仅否定了商品价值有量的规定性，而且否定了商品价值有质的规定性。是的，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比，商品的价值看不见，摸不着，但这并不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自己的实体，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生产任何一种商品，都必须耗费人的劳动力。马克思指出：“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428页）价值实体凝结在商品体内，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当然，商品自身是无法表现其价值的，只有与其他商品相交换，商品的价值才能通过交换价值（货币产生后通过价格）表现出来。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交换价值必须以价值为基矗实际上，我们正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掌握了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商品的价值不仅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商品的价值量即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而衡量劳动量的天然尺度是劳动时间。众所周知，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可能是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只能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此，经典作家早有论述。石先华同志认为，“商品的这个价值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抽象”。

是的，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不是靠人计算出来的。但是，商品交换的实践告诉我们：同样的商品，出现在同一市场上，社会只承认它们有同样的价值。教材指出：“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商品是一个天生的平等派，它不管个别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有多么不同，在市场上出卖时，只能是同样商品卖同样的价钱，也就是说，同样的商品，它们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同样的商品，它们的价值量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过：“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人们的经济活动必须尊重这一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它的惩罚。石先华同志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用商品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否定商品价值质和量的规定性，从而否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客观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把商品价格的波动看成是一种纯市场因素支配的偶然现象，显然是不妥的。

三、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是由价值决定的

石先华同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商品价格的“供求决定论”。文章先是承认“价值起决定因素”，接着就以假设的例证否定了这一点，说“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供求决定的”。

不可否认，市场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需求大于供给，价格趋于上升；需求小于供给，价格趋于下降。但是，供求对价格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如果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在长时间内居高不下，该种商品就会被大量地生产出来，从而迫使该种商品价格降低；如果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在长时间内只降不升，该种商品的生产者就会缩减生产，减少供给，从而迫使该种商品价格回升。可见，供求影响价格，价格也影响供求，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市场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必然会产生：①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价格不会无限制地上涨，也不会无限制地下跌，它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②每一次交易不一定恰好价格与价值相一致，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的平均价格还是与它的价值相符的，因为上涨的部分与下跌的部分可以互相抵消。从全社会来看，商品的总价格与总价值仍然是相等的。价值决定价格有其客观性，供求关系只能影响价格，而不能决定价格，价格终究是由价值决定的。石先华同志所言“价格主要是由供求决定的”，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从理论上也讲不通。果如其言，价格岂不成了供求的货币表现？供求关系使价格不断地背离价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不仅不是对“价值决定价格”的否定，恰恰相反，正是“价值决定价格”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用“价值决定价格”的表现形式来否定“价值决定价格”本身。恩格斯指出：“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15页）

石先华同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还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合力决定论”。文章认为，把价格看成“是由价值、供求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合力即市唱—这一统一体决定的更为妥当，更符合客观实际”。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说不能把价值与供求等因素一起归入“市唱—这一统一体”，因为流通或交换不创造价值，退一步讲，即使“这一统一体”存在，我们也不能将价值、供求对价格的作用等量齐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在决定商品价格的“这一统一体”中，价值与供求究竟哪个因素是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是“合力决定论”所回答不了的问题。如果承认价值是主要矛盾，石先华同志提出的“供求决定论”与“合力决定论”会不攻自破；如果承认供求是主要矛盾，就会导致“价格现象反映的是看得见的供求本质”这一荒谬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合力决定论”的观点似乎很全面，其实，它恰恰否定了价值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否定了价值规律的存在，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石先华同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讲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等因素引起价值的变动是缓慢的，对价格变动的影响是轻微的。”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实际。100多年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宴请宾客时，宾客都用银碗，唯独他自己用铝碗，以显示自己的尊贵。如今，全世界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铝制餐具，却很少有人能用得起银制餐具。对此，不知石先华同志该作何解释？在我国，80年代后期以来，手表、化纤衣料和某些家用电器的价格普遍下降，难道这些商品的降价不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结果，而仅仅是供过于求的缘故？

四、价值决定价格是指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总趋势

价值规律告诉我们，价值决定价格是从商品交换的总体上讲的，是指价值决定价格变化的总趋势，并不是指每一次具体交换价格一定要与价值相等。关于这一点，石先华同志的文章有两处明显地存在着误解：一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说“供求因素的变化却是经常的、多变的，对价格的作用是最直接的、明显的”。接着，以西红柿的价值、价格与供求的变化为例，证明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文章虽然强调“就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恰恰是用具体的、个别的商品交换现象来看待价格与价值、价格与供求的关系，从而得出了与价值规律相悖的结论。二是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在分析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时，生搬硬套形式逻辑的公式。

价值决定价格是指价值决定价格变化的总趋势，而石先华同志却违背逻辑思维的同一律，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用某些具体的、个别的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去对照形式逻辑的“全称肯定判断不能有一例为假”，从而否定了价值决定价格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价值决定价格要通过商品交换的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反映本质，但不等于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去认识和把握本质，而不能把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更不能用个别现象去否定一般规律。例如，对自行车的价格，应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从社会总体上来看，从价格变化的总趋势上来看，而不能孤立地看一次次各不相同的交换价格。目前，一辆上海产凤凰自行车的价格一般在400元左右。因时间、地点不同，它的销售价格并不一样，有时低于400元，有时则高于400元，甚至上下浮动的幅度还比较大。但是，无论怎样低，它不会低到一枝普通圆珠笔的价格；无论怎样高，它不会高到一辆桑塔纳轿车的价格，更不会高到一架波音747民航飞机的价格。原因何在？是因为自行车供过于求，抑或供不应求？显然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理解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必须把握商品价格变化的总趋势，而不能被纷纭复杂的商品交换现象所迷惑。

至于某些特殊商品和买卖对象的高价交易，则完全是商品货币关系的派生物，已超出了正常的商品交换范畴，它们的价格是一种“虚幻价格”，同表现商品价值的价格有着质的区别。对于市场上出现的某些不法商贩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并漫天要价的欺诈行为，更应另当别论。五、价值决定价格是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

石先华同志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引用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的两段话，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价值和供求对价格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的上述认识，事实上已揭示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这一含义。”先不说根据马克思的那两段论述得不出这一结论，单就这一结论本身来看，也是很不妥当的。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固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能是等同的。讲“价值和供求对价格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既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不符合客观实际。石先华同志所引用的马克思的前一段话，实际上是说供求影响价格，并不是说供求决定价格。对商品价格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石先华同志所引用的马克思的后一段话作了比较明确的回答：“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就是说，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以下论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19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实体是商品中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商品价格的高低反映商品价值量的大校马克思强调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但并没有否定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马克思指出：“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20页）可见，价值规律正是通过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所引起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实现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00页）列宁指出，马克思“解决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个众所周知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就为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与价格总和相等的。”（《列宁选集》，第2卷，595页）在谈到生产费用时，马克思指出：“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