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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革
日本近现代审计制度确立于明治维新时期。1869年，日本财政部设置了负责会计检查工作的监查司（后改称检查局）.此后，其审计体制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一是，1880年，将原设在财政部的检查局更名为会计检查院，直属总理大臣，独立于财政部；二是，l889年，将会计检查院直属天皇；三是，根据1947年的会计检查院法，会计检查院独立，不再隶属天皇。该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二）会计检查院的法律地位
日本会计检查院法规定：“会计检查院对于内阁，具有独立的地位。”国务大臣对此进行说明时称：会计检查院不属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具有特别的地位。
会计检查院的独立地位主要表现在：（1）人事权相对独立。会计检查院法规定，会计检查官的提名须经两院同意，由内阁任命，并须得到天皇的认证。会计检查官在任期内非因法定特殊事由不得免职。（2）规则制定权。会计检查院法规定，会计检查院在没有内阁政令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独立制定会计检查院规则，各部门必须遵守。会计检查院制定的规则包括会计检查院法施行规则、会计检查院审查规则、计算证明规则等。（3）根据1997年新修订的会计检查院法第30条的规定，国会可以要求会计检查院对特定事项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直接报告国会。（4）财政法有专门条款对会计检查院的经费予以保障。但是，在实践中，会计检查院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的，主要表现在：（1）会计检查院的财政决算会计检查报告要报首相，由首相提交国会。首相不能修改财政决算会计检查报告，但可就其中的一些事项向国会提出“辩明书”、作出说明。（2）会计检查院的检查官由首相提名。虽然要经过国会同意后首相才能任命会计检查官，但国会从未否决过首相提名的检查官人选。（3）会计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实行公务员制，与其他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按照公务员法规定的考试录用、晋升等制度执行。
按照日本宪法和地方自治法的规定，日本实行地方自治。中央审计机关对地方审计机关无领导权，但可以与地方审计机关进行业务交流，对地方审计人员进行培训。
（三）会计检查职责和报告制度
根据日本宪法、会计检查院法的规定，会计检查院的主要职责是依据宪法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决算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确认国家收支的决算；此外，也可以进行法律规定的会计检查，如依法对国家出资占50％以上份额的企业进行会计检查，对国家出资占50％以下份额的企业必要时也可以进行会计检查。会计检查有明确的要求，即财政收支的正确性、合规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依据日本会计检查院法、财政法、会计法、国有财产法、物品管理法等法律的规定，各被检查单位应当将有关财政预算执行的资料、会计计算证明资料、有关重要事项和例外处理事项、签订的重要合同、发生的经济犯罪等事项报告会计检查院。在每一财政年度末，财务省汇总部门决算后编制国家财政决算并呈送首相，首相将财政决算报告交会计检查院审查。会计检查院审查后，将决算会计检查报告连同财政决算一并送首相，由其提交国会。国会参众两院对首相提交的决算会计检查报告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决算会计检查报告在送首相的同时还向新闻界公布，报告中与被检查单位有关的内容也送相应的各被检查单位，由其自行纠正。会计检查院将各单位自纠情况和改善情况于下一年度汇总后向国会报告。
（四）会计检查院的组成及其决策模式
日本会计检查院由检查官会议和事务总局组成。
检查官会议是会计检查院的领导、决策机构。检查官会议由3名检查官组成，并由他们推举其中1人，报首相任命后担任院长。按照惯例，3名检查官分别是财务省的代表、国会事务局的代表和会计检查院事务总长（目前，国会已削弱财务省权力，财务省不再派代表出任检查官，新的检查官产生机制尚不明确）会计检查院决策时，不采取首长负责制，3名检查官地位平等，重大问题经过充分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可以采用表决方式决定（实践中尚未出现用表决方式作出决定的情形）.事务总局为执行机构，下设5个业务局具体执行会计检查工作。
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的规定，地方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会计检查工作。监察委员由地方行政长官征得地方议会同意后任命，地方监察委员会也实行类似合议制的决策方式。
（五）审计机关的经费保障
日本财政法第18条、第19条规定，国会、法院和会计检查院是3个特殊的预算单位，其支出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财务省和内阁要削减会计检查院提出的部门预算，必须征得会计检查院院长同意。会计检查院按照工作需要编制其部门预算，送财务省列入国家预算，内阁和财务省一般不予以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则由财务省和内阁确定）；如果财务省确实无法保证会计检查院经费预算时，应当向会计检查院院长说明并协商；双方协商后，如就经费问题仍有争议时，则提交国会决定（实践中尚未出现此类现象）.
二、韩国的审计体制
（一）沿革
韩国历史上沿袭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御史制度。1948年摆脱日本统治后，曾设立了相互独立的审计院和监察委员会。由于审计和监察工作十分密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1963年，韩国开始实行审计与监察合一的体制。根据《第三共和国宪法》和《监查院法》的规定，韩国合并审计院和监察委员会，设立监查院，主要负责对国家财政收支决算的会计检查、对法律规定的特定社会团体的会计检查和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职务监察。该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二）监查院的组成及其决策模式
韩国宪法和监查院法规定，监查院直接隶属总统，院长由总统征得国会同意后任命，监查院由监查委员会和事务总局组成，监查委员会是决策机构，事务总局是执行机构。依据宪法和监查院法，监查委员可以设5—11人（监查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目前，监查委员会由院长和6名监查委员组成。监查委员会采取合议制的决策方式，体现了公正重于效率的原则：凡重大问题都要经监查委员讨论，达成一致；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实际中尚未发生过此类情况），则通过表决方式形成决议。
（三）会计检查的对象和范围
韩国监查院法将会计检查的对象和范围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监查院法第22条规定的必要的检查对象和事项，包括国家或者地方自治团体的会计，韩国银行和国家或者地方自治团体出资占l／2以上份额的其他企业的会计，法律规定应当进行会计检查的社会团体的会计等。现在，这类单位约38700余个；另一类是监查院法第23条规定的选择的检查对象和事项，如对国家或者地方自治团体出资只占较小份额的团体的会计检查等。现在，这类单位约29300多个。
（四）审计报告
韩国财政体制与日本有所不同。企划预算院负责编制财政预算，财政经济部负责预算执行和财政决算，监查院负责财政收支决算审计。每个财政年度末，财政经济部汇总各部门决算后编制中央财政决算报告，经政府国务会议审定后由总统交韩国监查院审计。监查院审计完毕后，将决算审计报告（含年度内开展的公务员职务监察报告，下同）分别向总统和国会报告。监查院财政决算审计报告经国会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初审后由国会审议，审议结果送政府和监查院。
（五）监查院的经费保障
韩国预算会计法第29条规定：国会、最高法院、、监查院、中央选举委员会为独立预算部门，如削减上述部门提出的年度支出预算数额，政府国务会议须征得上述部门负责人的同意。企划预
算院将韩国监查院提出的经费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经政府国务会议、总统审核后报国会批准。政府和企划预算院削减监查院经费预算的情况尚未发生过。
三、两点启示
（一）审计体制改革要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循序渐进，逐渐完善
从日、韩历史发展看，审计体制的每次改革都与其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相适应。日本1889年将会计检查院直属天皇，是在确立天皇制政治体制的背景下作出的改革；1947年确立现行的会计检查院体制，是在二战后政治体制由天皇制改为三权分立制的重大变革情况下作出的。韩国1948年设立审计院，是摆脱日本统治后重建国内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63年合并审计院和监察委员会，实行隶属总统的监审合一的审计体制，是全斗焕总统推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下的经济重建和高速发展时期，全面加强对政府监督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的经济体制仍处于改革过程之中，审计工作中出现的被审计单位不提供资料、不配合审计工作、不执行审计决定，会计信息失真，有关单位和个人干涉审计工作，审计经费不到位等现象，不仅仅与现行审计体制有关，也不是改革审计体制本身就能够解决的。改革现行审计体制，需要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循序渐进、逐渐完善。
（二）审计信息化建设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一顿顿的庆祝回流宴上，“回归客”们一身疲惫，一肚子遗憾，但一脸喜色，羡煞旁人。忍不住也自我盘点职业生涯，惊出一身冷汗，发觉自己跨出大学校门后，居然一天都未在体制内呆过，从未享受过“党的恩情比海深”，不由悲从中来，什么叫一时糊涂。年轻时被改革开放的美丽蓝图诱惑，以为从此遍地皆是机会，普通人流血流汗流泪奋斗，克勤克俭便能扬名立万，如今方晓得谁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争相回到体制内，从外人成为“自己人”，这是眼下中国最时髦的命运转机。倘若你没有足够的能力达到经济自由，储蓄够了不怕通货膨胀的养老钱和救命钱，抛弃了公职的这一代人除了回流体制内，还有什么更靠得住的退休路径呢?难怪所谓“国考”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今年更是首次出现了3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倘若没有过硬关系，这几乎是挤进红领阶层的惟一途径。
女友最近重回体制内，为此，她足足准备了一年，笔试、口试，过千关，斩万将。如今，女友说自己晚上睡觉都会高兴地笑出声音来，颇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感慨。她是名牌大学硕士毕业，正常地进入了政府机关，本来看透了一地鸡毛，不想再在体制内干耗，才毅然决然跳将出去，惊呼上了理想主义的当。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小零碎诸如挤公交取代坐班车，盒饭替代公费食堂，大烦恼包括住房、医疗，统统要自力更生。好在女友毅力卓绝，知错就改，到底还是上了岸，重新成为公家人。生死压力瞬间演变成了领导喜欢用句号还是逗号的公文游戏，不啻为一场人生轻喜剧。
体制内到底有多诱人?最简单的测试办法，是去体制内的食堂大吃一顿。曾经去蹭过某体制内单位的食堂，那叫一个温馨：豪华自助餐琳琅满目，中西小吃样样俱全，末了还每人一个酸奶，只付4块人民币。而这4块钱还是补助到卡里的，卡内金额每月根本花不掉，于是还可以换最昂贵的牛奶，最优质的花生油。令俺嚼着嚼着，心里一酸，还是社会主义好!
体制内的好处可远远不止这点小恩小惠。GDP涨得越高，百姓税负越重，体制内生存越美丽动人。当全中国百姓都水深火热，被房价、物价抽筋扒皮的时候，只有体制内还可以安之若泰。譬如房价涨上天的时候，体制内的人民能用按市场价只能买一个厕所的钱在黄金地段买一套好房子，大可以安居乐业。而油价每每和普通民众悍然撕破脸的时候，体制内的人民照样笃笃定定，因为公车即私车，私车也有公家发的名目繁多的油补，大可以姿态高雅，隔岸观火，说不定还可以火中取栗，利益均沾。体制内且成为一个“世袭”阶层，孩子上学方便，安排工作方便，只要体制存在，该阶层便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最有意思的是体制内单位并非都是“内人”，不少单位早就是“一家两制”，招聘了甚至超过体制内数量的体制外人干活。虽然贵为同事，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那是相当的明显。体制内的员工终身有靠，升官有份，分红有份，管理岗位和诸如财会、人事之类的核心岗位“内人”才有资格染指，体制外的员工，干活最累，待遇最低，随时可榨尽丢弃，出大门走人。所谓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命。管理学博士友人刚从美国归来，欲研究外企内的东西差异，笑其过时，不如研究中国体制内外之别，其心态之复杂，其土壤之怪异，其结局之血腥，远比洋鬼子的玻璃天花板精彩。
不过，体制内虽然精彩，对于大多数体制外人而言，能够自我奋斗，升级“入内”的机会已微乎其微。还有若干微调的办法：譬如来得及的可嫁娶体制内的人，还可以生个体制内的子女。再不济就吃斋念佛，祈祷来世投胎体制内。只是届时体制内是否还吃香，甚至是否还存在，只有再撞大运了。
（摘自《FA中文网》）
陈道明送给女儿的三句话
王爽
我对女儿的教育特别简单，当时她出去留学的时候我就给她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要愉快，第二句话是身体要好，第三句话才是尽量学习好。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体制是指国家司法权配置的范围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由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组织制度。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简称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诠释
自1979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1993年15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1981年决议的出台，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1955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权限得到初步明确。至1996年12月9日最高检察院实施《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下称1996年《暂行规定》)；1997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并于1997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下称1997年《若干规定》)，分别对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的程序进行规范。以1981年决议为基础，结合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司法解释主体得以扩展，解释权限被加以区分，解释程序也趋于规范，当代中国司法解释体制初步建立，司法解释活动呈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态势。但不可讳言，在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不仅未使司法解释的有序状态日趋合理，其异化甚至对文本的背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却日益明显。学理研究对此予以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如何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使司法解释规范化，忽略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解释能否规范化。由此，中国当代司法解释呈现研讨与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与法律文本相悖的局面，司法解释规范化陷入困境。
(一)主体正当性危机
1981年决议明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为我国司法解释法定主体，司法解释主体二元格局由此确定。非司法机关不具司法解释权，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也非正当主体。司法解释权的垄断性与专属性为公众接受，但实践中，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不适格现象比比皆是。非正当主体正当化与正当主体非正当化现象引发主体正当性危机。具体表现如下：
1法定主体的非正当性内核。主要是针对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一元主体地位而言。自1981年决议出台，最高检察院始享有司法解释权并单独或参与制作印发了大量司法解释文件。对检察权性质乃司法权的认同和接受检察机关为司法机关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权能行使上的交叉甚至对抗导致司法程序延宕、法律适用不一等弊端，法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最高检察院的地位正当性问题并形成诸多观点。否定说认为，从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将司法解释权统一于最高审判机关乃世界通行做法；而最高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自已解释法律又自己进行监督，会致监督流于形式；“两高”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都会导致政出多门3。肯定说也有两种代表性倾向，其一认为以法律监督权来否定司法解释权不合逻辑，因为二者具正确实施法律之共同目的，不具根本对抗性；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相互冲突以及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问题可通过“两高”联合进行司法解释来解决。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体地位不仅合法，还应进一步强化。4另有学者虽肯定最高检察院的正当解释主体地位，但主张其解释权限应被限定在刑事司法解释或部分刑事程序法解释权，即对现行法定权限内容加以限制，以顺乎检察权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5
由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引发的学术争论中，否定说显然倾向于在司法权重新配置状态下取消最高检察院的一元主体资格，而肯定说主张在现有司法体制内以程序整合消弥冲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职能部门，如被授予司法解释权，其所作司法解释应具普遍约束力，包括适用于审判机关裁判具体案件。而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解释置之不理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导致的这一现象根本背离了法制对司法统一的要求。其次，我国的司法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一种经验性事实而非预先设计的结果。如不顾这一事实而仅从法理逻辑上讨论最高检察院主体正当性，其主张可能会与事实根本违背，成为“历史中的聪明人和实际中的傻瓜”。将司法解释权统一归于最高法院行使应是理性的终极目标，而渐进完善过程中，笔者赞成通过解释权逐步限制和程序规制来达到目的。对此，下文将在规范化途径中作深入论述。
2非正当主体的“合法”存在。这主要是：
1非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如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最高法院共制发152个刑事司法解释，其中有62个是与没有司法权的单位联合制发的。6由众多不具备法定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7参与制定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内容上带有严重部门利益倾向，解释形式也缺乏严肃性，甚至出现违法司法解释。如1998年11月15日国务院某部就《价格管理条例》有关行政诉讼溯及力的问题规定，“人民法院对《价格管理条例》颁布前有关案件当事人的起诉，依法不予受理。”此内容直接触及法院的受案范围，并对司法程序进行限制解释。
2下级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拥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权。在1981年决议等法律文件中皆明确规定，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非司法解释正当主体；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下简称1987年批复)，亦再次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但司法实践中，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的现象使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由法定一级制表现为多级制的实态。对此现状，反对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归于最高司法机关， 这是司法权独立与统一的要求8；认可者则认为法律解释的意义在于适用法律。将法律解释从法律适用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应给予其合法生存空间9。认可者中还有从司法解释与法律具体适用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认为司法解释即为法官适用法律之解释，因此，法官也应成为合法的法律适用解释主体10。
首先，税制改革
在税收制度方面我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税制和税收政策。另外，税收征管。我们是两个部门，海关和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财政部主要是帮助支持税收的征管。税制的改革和税收政策是财政部的核心工作之一。
目前需要进行的一个改革是两个所得税税法的合并，实际上这也是1994年改革当时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当时留下两个问题，一个叫做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税收的归属，归中央还是归地方。另外，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两个不同的税法。
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现在是后过渡期，这种做法有背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公平、平等地竞争，我们需要把它合并。合并是在适当降低名义税率的基础上，合并两个税法。在税基的考虑上，成本概念的考虑上，基本上是参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法，这个税法是接近于国际通常定义的。
同时还有一条，尽量使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接近，尽量减少减免。此外，还将完善农业的出口体系、出口退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开征物业税等等。
第二，推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财政围绕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预算制度改革。我们通过将过去预算外的收入纳入预算内，通过给予每个部门设置预算，而不是过去有个笼统的功能预算，改变了预算的编制预算制度，我们通过国库集中收复的体系，政府采购的一套制度，改进了我们的预算执行制度。这样使我们预算的公平性、公开性、透明度和完整性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财政的功能还有很大差距。
同时我们发现一个瓶颈，就是政府收支的分类体系必须改。现在叫做预算收支科目，mmf叫做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我们的预算收支科目弊端已经日益突出，现在报送全国人大的预算并不能清晰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为了落实中国政府关于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的监督，去年以来我们充分借鉴了oecd国家政府收支分类框架设计基础之上，研究设计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并选择了一些中央部门和一些省市进行模拟试点。
第三，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差距比较大，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是三级政府管理，中央、州省和地方，我们现在是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这个层次是比较多的，而且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各级政府的职责都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承担的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提供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重要的职责，一般相对比较集中财力。
一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困难县乡的财政支持力度。我们今年在预算安排的一般转移支付已经900多亿了，比去年又多了200多亿，除此之外又增加了150亿对于困难县专门的转移支付。
二是扩大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试点范围。我们督促各省，中央也在做，省级财政在财力的补助、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等尽可能直接核算到县，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实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乡镇财政收支的办法。
四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我们现在一般转移支付都是按照公示分配的，我们刚刚900多亿分配下去。这个公示在各个地区都是公开的。
楼继伟 1950年12月生，浙江义乌人，1968年2月参加工作，硕士学位。曾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政府党组成员，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十六届中纪委委员。
规范政府行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范恒山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但是深入推进这项改革又会相当困难。这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尽管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前一阶段政府是主导力量，而这一阶段政府仍然是主导，但是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受利益剥夺最大的就是政府，到了今天要更集中地剥夺政府的权力和某些不应当的职能，自己改自己，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改革都非常关键。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它实际上涉及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些关键性内容。这些关键性内容既包括机构的精简，也包括权力的削弱，还包括身份的转换等。
中国正在发展中，刚刚越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走向3000美元。政府职能已经明晰了：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只是一个方向，从现在就要做起。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界定清楚。从当前形势看，政府可以说介入了经济活动，是双刃剑——没有政府介入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不会保持全世界最高水平，但也带来了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地区封锁或者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等本不该政府管的事情。因此，在这两难之中如何做出选择，对政府来讲是困难的。
中国经济社会生活长期依赖政府，形成了一种依赖政府的文化传统，政府一介入，很多具体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因此，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此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到位不仅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系列观念的配套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政府管理体制本身看，涉及到一些关键点，具体可以概括：减少层级，五级政府要朝比较少的层级方向转变；整合机构，改变五大班子一贯到底的局面；履行职能，重新界定部门之间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政府和企业组织间的职能；改变方式，科学审批，变管制为服务；公务员体制改革，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合理选拔机制和正确评价。这是政府改革至少涉及的五个关键点。
而有三项配套改革非常重要。
一是微观基础的改革。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格局，适当收缩国有经济的运作面，同时推进以多元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制或者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二是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的改革。以合理的财政制度来保障政府行使公务的时候有足够的财力，特别是使公共服务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与此相适应，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的融资体制或者资金流通体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强化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建设。政府行政一定是依法行政，而不能脱离法律之外；严格对政府的法律控制，转变对政府约束的法律角度，从现在的禁止性立法变成允许性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立法和政府行为范围的立法应该是严格的，只有这样，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当前，制约文化体制机制的障碍尚未完全破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重要部署，即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当前文化体制机制问题分析
十六大正式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文化建设的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分析来看，我国现阶段文化体制机制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
1.新旧文化体制错位纠结
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文化体制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旧体制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在一定时间内，政事一体化的体制设计仍然存在，“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也很难打破，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机制仍会时常发生，传统市场体系的分散、封闭、垄断、无序很难一时改变。总之，旧有体制不可能一下消解，仍然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甚至阻碍新的文化体制的建立。
新的文化体制的建立需要伴随旧有文化体制的消解，逐渐建立起来。当前，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不健全，文化资源市场配置机制不健全，文化发展政策保障机制不健全，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总之。新旧文化体制的错位纠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
2.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仍混淆不清
人类生存，一方面需要基本文化需要，这就需要发展文化事业;另一方面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就需要发展文化产业。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和政治的附属品，等同于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导致国家对文化发展不够重视，长期投入不足。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统的过严过死。在这一背景下，应该由政府投入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明显不足，应该由市场发展的文化产业受到严重束缚。
文化体制改革最首要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分离。十六届四中全会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分离。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症结很难突破，文化体制改革也势必很难彻底推进。文化事业和产业仍存在混为一体的体制模式，一些本该走向市场的经营性的文化单位，仍然很难脱下事业单位的帽子。同时，戏曲、歌舞等传统艺术，也确实面临改制艰难的问题，一旦走向市场，就可能面临倒闭。因此，文化事业和产业混淆不清的体制性问题很难马上破解。
3.引领文化经济效益的机制不健全
文化有两种属性，一个是意识形态属性，另一个是商品属性。传统体制之下，我们过于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只是将其作为进行思想巩固的一个工具，而忽视了文化的商品属性，导致了文化产业的不发达。
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又过度的彰显了文化的商品属性。当人们过度追逐文化的商品价值，就容易忽略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风气的不良，一些低俗、恶搞的文化产品充斥社会空间，出现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严重偏失和失调。发挥文化的商品属性，需要完备的政策导向加以引导，而我国现阶段，引领文化经济效益的机制尚不健全。诸如文化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文化经济政策的完善等等。这就导致了社会中出现，过度追求文化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的现象。
4.国内国外两个文化市场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贸易中存在严重顺差。国内文化输出远远低于国外文化的输入。出现两个市场的落差和失调根源于文化体制上的问题。一方面，由于长期受传统体制的束缚，国内文化市场很不发达。另一方，在国内外市场贸易方面，存在体制壁垒。诸如税收、政策等体系的不健全，严重束缚了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二、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
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深入推进进行了重要部署，即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主要是建立健全政府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政府实现宏观文化管理，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由传统的办文化，转变到管理、服务的职能上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政府宏观文化管理体制的举措。
首先，理顺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进一步理顺党政部门与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
其次，明确职责。政府由办文化到管文化，转变到宏观调控的职责上来，其管理、服务的职能越来越明确。《决定》指出，要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第三，健全体制机制。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需要体制机制的完善作为保障。《决定》一大亮点是健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体制机制。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推动新闻制度化等等。
2.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关键要看是否建立起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决定》对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行了明确部署。
首先，完善文化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是构建现代化文化市场体系的前提。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其次，形成多元产业格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态的文化体制。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要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要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
第三，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同时，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强版权保护。
第四，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评奖制度，是文化市场发展的导向机制。我国文化市场，一方面受经济思维的导向，另一方面文化市场的法律体系、版权保护都还不健全，使得文化市场收益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一度创作人员往往收益很少。二度创作人员成为最大收益者。在这一体制之下，我国文化市场创新力明显不足，新的作品、好的作品，尤其是精品非常缺乏。解放文化生产力，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
3.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举办的、非赢利的、传播先进文化和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体现出均等性、基本性、公益性和便利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关键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决定》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部署。
首先，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机制。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其次，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公共文化机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如何，要以群众满意为评价标准。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缺少评价和监督体系，其服务水平、服务质量难以提升。通过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提高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第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激活公共文化部门的活力。传统体制之下，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冠之以事业单位的帽子，抱着铁饭碗，人浮于事，服务水平较差，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职能发挥不够。提升公共文化部门服务水平和质量，需要通过绩效考核进行引导，对具备产业化的公益性文化机构，进行市场化经营管理。《决定》强调：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第四，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长期以来，在体制上的障碍是，文化事业是国家的事情，由国家进行财政包干。但国家的财力是有限的，很难完全满足公众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需求。文化体制改革，对公益性文化单位，引进竞争机制，是一个必然的途径。这就需要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
4.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决定》指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首先，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国际发展。宣传媒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载体，要推动国内媒体海外发展。要大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其次，吸纳经营管理经验，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引进来。我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意味着文化事业单位的人员身份，职能职责都要发生转变，集中表现在由领导职务职能转变到管理服务职能上来。与此相对的是，所需的文化管理经验、人才、技术相对缺乏，这就需要学习和借鉴文化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一、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增强，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要在对农民的承包地进行确权登记办证基础上，“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基础上，“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最终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样的农业经营体系，实质是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载体，通过构建这个体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才能有一个产业依托，落到实处，从而大大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严峻问题。
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民的财产权利主要有三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虽然我国《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规定为用益物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有相应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多时候，法律规定的权利还不能切实变为农民的收益。因此，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就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之举。因此，《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三、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着土地既是一种农业发展、城乡建设必不可少的稀缺生产要素，也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首先就是保障农民的土地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的公平交换权利。过去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交易，只能由政府部门征收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上市，政府既是征收土地价格的制定者，又是土地一级市场唯一的买家，还是土地二级市场唯一的卖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享受不到集体土地转换为国有土地之后的巨大差价。同时农民住房不能交易转让，一些地方就以村庄整治为名让农民“被上楼”，腾退出来的土地指标通过“占补平衡”转为建设用地指标。如今，《决定》明确提出，“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意味着土地要素的城乡平等交换有望实现。
另外，实现城乡一体化，要改变过去国家包揽城市的所有一切，而农村则始终是“人民事业人民办”，即使国家财政安排一部分资金投入，原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二元”思维定式。均衡配置公共资源。应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具体来说，就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重点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消除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实现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城乡合作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体系、城乡衔接或逐步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逐步融合的就业制度等等。只有当城乡各项公共服务实现了一体化，农民在文化、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时，城乡一体化进程才会有质的飞跃。
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大战略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对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决定》对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作出了部署，“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明确了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放开落户限制的各项要求。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定》还指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今后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将使大批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真正的“人口城镇化”。《决定》还要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就是说对那些在城镇常年务工的、暂时不能或者不愿落户的农民工也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关键词]经济规制；规制主体；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139―03
1、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
传统经济规制理论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在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失灵论的基础上建立的。20世纪60年代，斯蒂格勒在其创新性论文《信息经济学》中提出了消费者信息不完全理论，从信息不对称出发，阐述了经济规制的必要性。现代市场失灵论是在综合传统市场失灵论和消费者信息不完全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导致市场失灵主要有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不完全信息，经济波动，收入分配不公等因素。因此市场失灵需要非市场的力量来纠正，政府作为社会最大多数成员利益的代表，被视为公平公正的非市场主体，承担着修正市场失灵的任务。该理论主张强化规制，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强化经济规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发展，新规制经济学崭露头角，丰富了经济规制理论。新规制经济学代表拉丰和梯若尔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设计出一套激励合同，保证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在激励的引导下，不至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保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激励性理论设计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来看，激励性规制是有效的。
纵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经济规制不可或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和完善也离不开经济规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形势下，经济规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突出的问题。本文较为系统地阐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制及其有效性的前提。
2、规制含义及其前提
规制理论的发展，不断延伸和丰富了规制的内涵与外延。Dixit(2009)指出，经济规制是指合法的社会机构的结构和机能，通过保护产权，强制合同执行，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物质的和组织的基础设施，来扶持经济行为和交易。该定义包含两个层面：规制主体和规制有效性。经济管制是重要的，因为缺少了它，市场、经济行为和交易往往不会发挥其最优绩效。只有正确的规制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行为和交易的高效性，规制的有效与否在于是否保证了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
首先，产权的保护。从新规制经济学激励性理论出发，保护产权即是激励经济个体进行储蓄和投资。同样保护产权也是基于科斯定理，使得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最小化，旨在达到市场资产的最优配置效率。
其次，合同的执行。经济个体的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行为往往会损害合同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作为共同认知，均衡结果往往是违背合同，无法走出囚徒困境。合同执行力度往往关乎规制有效性。
最后，集体行动。私人经济行为依赖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物品的控制，这里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含机构和组织形式的基础设施。为避免搭便车和多人囚徒困境，规制必须有效保证集体行动。
3、规制主体
规制主体为合法的社会机构的结构和机能，而多数人对于经济规制重要性认知，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的规制应该由政府执行。然而规制和政府是不同义的，经济规制的社会机构同样存在。
在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建设亟须完善，政府在经济规制中起到主导作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建设部、央行等部委作为政府经济规制的执行主体，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市场经济下各行业市场进行有序、有效的规制，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规制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正式的政府还是非正式的社会机构系统都不能够达到最优或理想的(经济学家所谓帕累托最优)市场绩效。受制于信息、激励、承诺和政治博弈规则的约束，充其量是次优的。政府的作用的确重要，政府可以制定法律规制经济行为，尤其在保护产权方面，但是政府的规制并非总是有效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寻租导致的腐败，政府规制有其弊端。在自然垄断行业，诸如石油、电力、煤炭、航空业、证券等，政府规制导致的进入壁垒和缺乏竞争，行业绩效和社会福利偏低，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价格高涨乃至泡沫，其中不乏政府在土地规制的无效率，尽管政府出台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等政策防止资产泡沫，但规制过程中权力寻租现象难免存在。
因此非正式的社会规制机构的存在有其客观必要性。非正式的社会规制机构集中体现在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到放松管制的同时，诞生了诸多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我国，行业协会正在蓬勃发展，如保险、证券、钢铁、汽车工业等行业协会(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行业协会拥有更多的行业信息，但是行业协会的经济规制机能和效力受到自身或环境的限制，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行业协会的规制机能，关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以下将从两种形式规制，即政府和非正式的社会机构，基于规制的三个基本前提探讨规制主体和规制行为的有效性。
4、产权保护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是对经济品的一组权利，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在我国，“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杨青(2008)实证分析表明产权市场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显著推动作用。从新规制经济学激励性理论出发，保护产权即是激励经济个体进行储蓄和投资。同样保护产权也是基于科斯定理，旨在达到市场资产的最优配置效率。
假如政府不采取措施保护产权，至少像所有者要求的那样，那么一些私人机构会产生并满足这些需要。事实上黑手党即诞生于此。可想而知，私人保护产权不像政府保护涉及每个人，往往会损害没有产权一方的利益，即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此外私人机构难以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交易过程中，一个组织可以联合抵制违约的管理者，但是其成本很大，而且管理者会给予成员诱惑以分化组织。于是第二层次的惩罚是必需的，依此类推，惩罚和维护成本将是巨大的。
然而政府产权保护规制往往难以避免腐败的滋生。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Vishny(1998，chap5)的研究表明多层次的产权认定机构和许可颁发机构环节会大大滋生腐败，因而加强产权保护机构的竞争性会大大降低腐败问题，从而提高规制的有效性。
5、合同执行
缺乏规制的情况下，合同的执行往往陷入囚徒困境的问题。例如，合同要求一方先行行动，并假设对方承诺采
取互惠行动，然而对方在合同进行时会违背其承诺。这个威胁会导致先行一方根本不执行合同，结果双方利益均不得以实现，即囚徒困境。Oliver Williamson(1985)将此类问题定义为机会主义和敲竹杠。
为保证合同执行，私人的规制方式有三种，即一方系统、双方系统和三方系统。
5.1 一方系统(First―party systems)
企业间一方系统的有效执行，可以将缔约各方划归到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实体下，这也是纵向一体化的兼并、收购的理论基础。通过一方系统，将各企业行为外部性内部化，而且还与标准的货币激励与其他外在激励相互作用(Roland Benabou and Jean Tirole2003)，保证合同有效执行。
5.2 双方系统(Second―party institutions)
双方系统是指给定合约双方的重复接触及交易各方的多边合同执行，即双方系统的执行通过重复接触博弈来解决囚徒困境，但是尤其是多边合同在执行时，各方之间的贿赂仍然存在，从而导致合同无法执行。怎样发现这种贿赂行为并予以公布惩罚，取决于双方系统的信息和交流机制。Dixit(2009)建立了一个信息传递的空间模型，阐述了双方系统的自我执行。结论表明，系统涉及企业的增加和距离的扩大将会导致合同的执行力下降。
5.3 三方系统(Third―party institutions)
三方系统是有与交易无直接关联的外在第三方提供规制的规制形式。第三方可以以正式的法律提供裁定和强制(像法庭或警局)，可以提供信息以成为双方系统的投入(像信用评级机构)，或者可以强制分配利润。
但是第三方的诚信并非自然而然的，正式的法庭会有偏见或受贿而作出错误裁定，警局在腐败下会错误执行。私人形式第三方往往会与合同一方合谋，滥用其权力职能，从而脱离均衡，为防止此类情况出现，合同各方及第三方都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利润配额，以保证各方的诚信。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私人规制的严重局限在于其依赖于私人信息交流和逐出的威胁，从而导致其维护大的集体行为有效均衡的成本较为昂贵。
6、集体行动
众多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表明，多人集体行动存在囚徒困境和搭便车行为，但是通过有效规制可以有效解决。
首先，有效的规制要求：①稳定的集体构成和关于集体组成的局部信息的完备；②诸成员权力和职责的明晰；③违约行为的后果；④诸成员的历史行为。
其次，强调明确不可接受的行为与相关行动信息的可获得性的协调性。例如，对渔业的规制，对船只大小和捕鱼天数可控制往往比对捕鱼数量的控制更加有效，因为其数据信息的可获得性更强。
最后，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机制一定要正确设定。不完全控制下的重复博弈理论，采取阶段惩罚要求成员不断更新对其他成员行为的信息。
7、结论和建议
规制主体不仅是政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也将发挥经济规制的作用和机能，规制主体的转换即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产权保护力度、合同执行状况以及集体行动效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制的前提，决定着规制主体采取经济规制的有效l生。
我国市场经济处在关键转轨时期，有效经济规制尤为重要。结合以上结论，给出下列建议：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发展行业协会。我国行业协会自身建设和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据此政府宏观指导，改善协会发展环境，发挥协会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熟悉行业的优势，增强经济规制的有效性。
第二，加强产权保护，发展和完善产权市场。建立健全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同时，发展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在法律保护下，建设高流转效率的市场，实现产权的流通顺畅，从而令经济规制能够有效实施进而有效配置经济资源。
第三，积极推进诚实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合同法律体系和合同机制设计；对公共设施建设和服务采取有效手段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
此外，金融危机以来，国内企业加速跨国并购和投资，本文对此也具有指导意义。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时，应当熟悉所投资国家和地区的规制体系，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机构，对产权的保护力度如何，合同的强制执行力度如何，商业信用环境如何。了解此类信息后，进而作出相应合理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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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制度；体育体制；体育机制；举国体制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5-0054-05
An analysis of the nationwid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in the post Olympic period
DAI Yong-guan1，2，LUO Lin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up to 46 interpretations on the nationwid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mainly in terms of institu-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too many interpretations have resulted i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na-tionwide system due to their failure to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meanings of institu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meanings of sports institution, sports system and sports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On such a basi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uch opinions as that the nationwide system will be de-veloped “from an efficiency pursuing system to a people oriented system” and that “basing its primary investment source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disadvantage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Ways to im-plement the “people oriented” ideology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s: 1) to satisfy the need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or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2) to comprehensively develop athletes’ makings; 3) to assure athletes’ rights; 4) to focu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thletes’ competitive skills. Fu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come from government investment, which introduces social investment, the benefit expectations of social investment are assured by institutions, the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events is promoted, ultimately a national sports system is formed.
Key words: sport institution；sport system；sport mechanism；nationwid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