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1 15:26:28
一、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工作，为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打下了基础县委、县人民政府认识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是新时期思想文化工作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明确了先进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要求我们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县委、县人民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从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意义，充分把握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清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为全面推进全县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为试点工作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2008年9月，全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动员大会结束后，县委、政府相关领导听取了汇报，召开县委常委会结合我县实际进行安排部署。今年6月，全省文化产业高研班结束后，结合全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培训，深入学习贯彻省文化产业高级研修班精神，一是县委理论中心学习组于6月中旬召开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文化产业高研班精神；二是在我县开展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培训上作了传达学习；三是向宣传意识形态口的副科以上领导作了传达学习。充分发挥县内媒体的作用，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积极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根据省州文产办的有关精神，经县委研究，及时成立了县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副县长担任，组员由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等25个单位、部门领导组成。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委宣传部。领导组对整个工作作了系统的安排部署，保证了整个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三、前期工作方法形式多样，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提供了保障拥有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风情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独特的旅游资源
（一）抓调研，摸家底。为使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这项工作抓得有的放矢，县文产办根据领导组的安排，从宣传、文体、教育、旅游等相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调研组，深入到乡镇、部门进行调研，形成了真实、详细、有份量的《县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随后又形成了《核桃产业与旅游文化开发》调研报告。这两篇调研报告为起草《实施方案》打下了基础。
（二）方案结合县情，有可操作性。在三个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形成了《实施方案》，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后，报州文产办得到批复。整个方案的实质核心内容是：围绕两大优势，即：一是围绕我县是“核桃之乡”的核桃文化优势。用好“核桃之乡”金字招牌，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赋予时代特征，充分挖掘和提升核桃文化，大力弘扬核桃文化，以文化力推动经济力。二是以自然风光和生态旅游文化，一方面发展以特色旅游为平台的文化，另一方面依托我县独具特色的名胜古迹、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增强吸引力，带动全县文化产业的发展。坚持五个原则。即：一是坚持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相统一的原则；三是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坚持发展文化产业与发展旅游产业相结合的原则；四是坚持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五是坚持继承和创新并重的原则。抓好三大主导产业和一项改革，即：抓好核桃文化产业、是抓好旅游文化产业、抓好广播电视产业和抓好教育改革。
四、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把工作落到实处县文产办在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县文产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州文产办的指导及县级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紧紧围绕全州动员大会上的部署和要求，切实开展工作，围绕以上工作重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明确了具体的目标任务，相关单位的改革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完成了相关文化单位的改革。县电影公司有各类人员23人，其中，在职职工15人，离退休职工5人，供养人员3人。公司于2002年5月开始进行改革，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到2008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工作启动后，加大了工作力度，重新启动了改革。以通过一次性出售现有资产（改革前），妥善安置企业各类人员的改革方案，共妥善安置退休职工5名，一次性支付3名供养人员生活费，分流安置15名各类职工，基本做到了尽可能合理地安置各类人员，尽可能清偿有关债务，实现了政府、企业、职工个人都满意的目标。另外，县广播电视事业局的改革也以政府差额拨款30%的形式完成了改革。
（二）出台了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遵循教育规律，坚持“内函发展”和“外延扩张”并重，公办民办共同发展，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协调发展，深化改革，理顺体制，创新机制，增加投入，强化管理，实现学校产权多元化，经营方式市场化，教育管理现代化，教育手段信息化，努力扩大普通高中规模，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不断提高高考上线率，以及按照县委政府确定的“以高中为龙头，初中为重点，小学为基础，上下协调，整体联动”的教育发展思路，切实把高中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体措施：一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要按外延与内涵发展并举的原则，加快一中的建设，实现一中高中部和初中部分离，实现加快普通高中扩招，增加高中容量。二是整体联动，协调发展。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做到高中、初中、小学一起抓，齐头并进，联动发展，形成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创新机制，推动发展。要创新学校内部管理机制，一中实行校长聘任制、年薪制和目标奖惩制；创新办学投入机制，积极引导、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办学投资多元化格局，努力扩大和提升高中办学规模和水平；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多种形式的考核，对学校、校长、任课教师及学生都给予相应的奖励。通过改革，到2008年，全县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5%以上，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三）实施了相关文化产业项目。投资107万元，建设了建筑面积为768平方米的县文化馆；投资55万元，建设了建筑面积为588平方米顺濞乡文化站；投资36万元，建设了建筑面积为308平方米的平坡镇文化站；以上项目建设均已完成并投入使用。总投资2500万元，占地28.35亩的中国核桃城建设进展顺利，已完成了征地工作，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中，目前完成项目总投资232.776万元。
（四）20周年县庆和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把县庆献礼工程中的有关项目与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编写一套系列丛书、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创作一首唱响“中国核桃之乡”的歌曲、举办一场大型文艺表演系列活动、创作一批精美的##形象宣传品、举办一次书画摄影展和弘扬核桃文化的笔会等“六个一”工程。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土地财产权；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139-05
城乡一体化是20世纪80年末我国在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从而构建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城乡融合，以制度融合推动市场融合，通过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开放互动、产业发展关联密切、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无缝对接、城乡空间布局合理，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
一、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内涵
体制是指维持国家、社会和区域运行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法律。组织体系是组织机构，制度是指保证组织机构正常运转的规范。机制是指客观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组织、联系的方式和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式。经济运行机制是指经济在内在力量的推动下用一定的方式使经济主体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实现效率和公平。体制决定机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机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要把城市和乡村放在平等的地位，并充分考虑农业的弱质性和公益性，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纠正体制和政策上的城市偏向，破除旧有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形成平等、开放、融合、功能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体制创新为前提，促进机制的形成与功能的发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创新重在城乡制度的统一，使农民在财政、户籍、土地、金融服务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运行机制是在制度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制度融合实现市场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积极的变化，但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究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
（一）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城乡二元结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我国的二元结构形成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52年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为25.3%，工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6%，不但经济贫穷落后，而且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朝鲜战争和的压力，能否迅速发展经济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当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达被当作国家富强的标志，由此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但是发展重工业需要巨大的资金，钱从哪里来？当时的苏联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成功实现工业化，给了我国强烈的示范效应。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复制了苏联模式，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城乡二元体制，主要通过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集中生产、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等形成了一系列城乡关系的制度与政策，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互相支撑、互为补充的完整的刚性制度体系，这就是我国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这套经济体系确保了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长期而巨大的贡献。特别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演化为与户籍紧密相连的二元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造就了今天我国最大的结构失衡、最大的社会不公和最大的发展问题。
我国的二元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制度变迁的产物。由于我国的二元结构内生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所以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这些制度和政策阻碍了我国“三农”的发展，导致城乡分离和分割的局面日益加深。其次，它是“双二元结构”。我国的二元结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包括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表现为：（1）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户口在性质上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镇居民被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不能自由转换为非农业户口。（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我国资源由行政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比如，很长时间内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3）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和发展机会。在一个国家内，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仍然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城乡公共资源不能均衡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均等享受，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我国城乡分割的程度和影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
（二）我国二元结构的深化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二元结构在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得以续存和强化。有学者把改革开放前因政府行政干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把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资源重新积聚所带来的城乡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由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和市场竞争加强，进一步加剧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加速了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表现在：第一，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2014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90%，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只有54%，而且还包括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却没有城市户口的2.6亿农民工，城乡融合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大一部分人不能充分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好处。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1978-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此后，随着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了1989年的绝对负增长，此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至今仍在3倍以上。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突出。第三，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农业和农村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迅速向工业和城市集聚。一是土地要素。城市建设和工业项目从农村征用了大量土地，虽然征地补偿在逐年提高，但仍然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而且土地征用和转让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大都用到了城市和工业。二是劳动力要素。常年有2.6亿农民外出打工，其中1.6亿进城打工，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也在逐步扩大，但与城市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收益相比，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农民进城打工留给城里的“剩余价值”是巨大的。三是资金要素。农民和农业积累的资金转为存款大量流入城市和工业，而农业农村发展严重缺乏资金支持，农民普遍贷款难，贷款成本高。可以说，要素交换的不平等是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利益不均衡的突出表现。因此，单纯依靠工业化的自发力量不仅不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加剧二元结构的发展。事实上我国凸显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断累积深化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四）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稳定物价、稳定社会、保障国家安全、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承担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社会效益高但比较经济效益低，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以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一是发挥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是保障农产品供给、保护农民利益、平衡工农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途径。对待农产品价格上涨要有宽容度，不能单纯从城市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二是各级财政对农业要加大投入力度，突出投入重点。增加对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良种培育、动物防疫体系、规模化养殖、农产品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政策性农业保险等的投入；财政支持的重点不仅要继续支持提高农产品产量，还要支持农业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以改善农业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一个高成本的发展阶段，种粮比较效益低，种粮积极性不高，要进一步从增加规模、提高标准、扩大范围等方面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提高粮食主产区的收入水平，增强种粮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保障粮食安全。
（五）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农村发展输送“血液”
变化一：领导更加从深层次关注和重视机构编制工作
从**同志的讲话中，我们感觉到领导已成了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一方面在讲话中所涉及的机构编制工作，从单位的履职、人员和领导职数的配备等事项面面俱到，概念准确不讲外行话；另一方面领导心怀大格，思考问题层次深、涉入层面精细。这可从讲话中切入的点看到：①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富民强州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对机构编制进行科学配置和资源整合②提高行政效能、减少行政成本，科学应对我州人少编少、管理范围广结构复杂的综合情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③事业单位要履行职责，编制分类必须明确不含糊。事业单位取消收费项目后的出路，人员安排等值得研究④城镇退伍士兵安置与消化超编工作的矛盾关系值得研究,一要做好,二要探索方法。
变化二：统筹更加精细，工作安排更具操作性
今年全州机构编制部门工作重点就是**主任在讨论会上说的“搞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健全三项机制”，即：认真做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做好超编人员消化工作，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宏观和动态管理机制、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通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去谋划，瞄准富民强州战略目标搞服务，努力提高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水平，为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变化三：创新再不是一句“口头禅”
思路就是出路，思维的转变是创新的首要条件。杨主任报告中提出“要结合我州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重点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运行机制及机构配置、编制管理等问题并提出建议，就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运行成本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里我们明显感到，现在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思路，已从先前固有的“慢慢拖”到现在的“积极主动”，看似简单，实则已实现了创新的大步跨越。杨主任在讨论会上多次明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要“长袖善舞，巧借东风”,要善于从“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管理模式中跳出来,加强协调，争取有关职权部门的支持，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强大动力。《意见》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和十六届（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意见》要求，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要根据现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性质和功能，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明确不同的改革要求。要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鼓励捐赠和赞助等各项政策，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加强文物保护，扶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支持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改造文化服务网络。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方式，坚持和完善有关文化领域的重点扶持政策和措施。要以项目投入为手段，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不得相互混岗。《意见》要求，深化文化企业改革，要规范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转制。转制企业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产权归属，做好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等工作。确认出资人身份，明确出资人权利，建立资产经营责任制。要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转制企业自工商登记之日起，实行企业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制度，重视职工权益保障，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要切实做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的政策衔接，妥善安排富余人员。要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着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创新对外文化交流体制和机制。实行政府推动和企业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成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体。《意见》指出，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要合理配置文化资源，盘活存量，优化增量，解决国有文化资产结构失衡、效益不高、闲置浪费问题，科学规划和配置公益性文化事业资源、报刊及广播电视资源，促进文化资源配置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要大力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培育和建设一批出版、电子音像、影视和动漫制作、演艺、会展、文化产品分销等产业基地。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支持和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同一地区的媒体下属经营性公司之间互相参股。支持中小型文化单位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富有活力的优势产业群。要大力推进文化领域所有制结构调
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升级，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意见》指出，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重点培育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市场。加强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培育和规范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文化市场，大力培育和开拓农村文化市场。要完善现代流通体制，深化国有发行企业改革，打破按行政级次、行政区划分配文化产品的旧体制，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形式。要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推行知识产权、市场开发、市场调查、信息提供、法律咨询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建立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文化领域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文化立法，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继续执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制定和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激励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各地可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相关政策。《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对改革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支持、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文化体制改革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着力培养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结合起来，把加强宏观管理与增强微观活力结合起来，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同时，要完善配套政策，使文化体制改革与劳动、人事、分配、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改革相衔接。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总书记“三加快一加强”的总体要求和按照中央、省、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两手抓、两加强”，实现文化事业与产业协调发展；坚持积极推进、稳妥操作；坚持上行下效、学习借鉴；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人随事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工作方法；按程序报批。
（三）总体目标。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体制机制为重点，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二、积极推进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一）合并现有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组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文广新局，加挂县版权局牌子），为县政府工作部门，统一履行原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的行政管理职能。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新组建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担。
（二）合并现有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组建广播电视台，为县属正科级事业单位，电视台设立总编室，编辑委员会接受县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协调，确保正确导向，增强发展活力，提高舆论引导力。县广电局机关现已登记为参照公务员管理身份的人员，到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可保留参照公务员管理身份，按有关规定允许在参管单位和公务员单位流动；选择到县文广新局、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工作的，其身份在哪个单位就按哪种身份对待。体制改革后，新进县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律按事业编制管理。农村网络中心（含羊车岭差转站〈电视台的内设机构〉）归口县广播电视台管理，县广播电视台的人员由现广电局的员工双向选择组成。
（三）整合现有的文化、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执法队伍，组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正科级事业单位，由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委托执法。其人员由现县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的公务员、参管人员和具有执法资格或有执法经历的工作人员组成。切实保障业务经费和执法装备，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同时，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县文化市场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素萍任组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七秀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设立办公室。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其主要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分管的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落实“扫黄打非”相关执法任务。
（四）整合各乡镇现有的文化站、广播电视站等职能，建立综合文化站，其经费来源渠道和管理不变（即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业务由县文广新局指导，归口所在乡镇管理）。
改革后的文广新局、广播电视台、文化综合执法大队的人员编制、经费来源渠道、内设机构按要求另外拿出方案进行研究。
三、抓好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一）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认定。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是指面向市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单位。主要包括电影公司、影剧院、文艺团体以及可从新闻媒体剥离出来的广告、发行、印务、网络等经营部门。转制为企业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提出，县编委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14号）、中编办发〔〕94号、编办〔〕37号确定的分类标准进行审核，按程序报批。
（二）改革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快完成县电影公司转企改制工作。二是新闻媒体实行宣传、经营“两分开”，电台、电视台要制播分离，频道、频率资源不能变相进入市场。
（三）严格规范转企改制工作。被确定为转企改制的单位，在制定改革实施方案时，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114号规定执行。改革方案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县财政、人事、劳动保障、机构编制等部门审核同意，经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县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批准实施。转企改制单位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产权归属，做好资产评估、财务审计和产权登记等工作，明确出资人身份，保障出资人权益，确保经营性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同时要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
（四）制定改革配套政策措施。要在落实中央和省、市出台的政策基础上，结合蓝山实际，制定支持改革的具体配套政策，妥善安置分流人员，确保改革相关费用的支付。对转企改制的文化单位，在核定资产的过程中，凡能够核销的债务或报停、报损的设备，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作一次性解决；因固定资产、土地性质和名称变更引起的税费，经财政、税务部门批准给予免征。及时做好机构和事业编制的核销与工商、税务登记工作，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转企改制后的文化企业可享受国家及省规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可按政策规定吸纳民营资本参股；对转企改制的国有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文化事业单位，转企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按原政策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不变。转企后，原享受事业性质身份的人员，按事业身份享受待遇。
四、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一）主要从事公益的文化事业单位的认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文化事业单位是不以盈利为目的、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文化阵地，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其认定、审核、报批工作，由县编委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14号）、中编办发〔〕94号确定的分类标准进行审核，按程序报批。这类单位主要包括文化馆、图书馆、文物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艺团体等。
（二）重点推进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三项制度改革。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人事管理方面，要实行全员聘用（任），做到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在收入分配方面，应严格按国家有关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的要求，实行以岗定酬、绩酬挂钩、按绩取酬，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保障方面，严格按照〔〕114号精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待遇。体制改革前离退休人员划归文广新局管理。通过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文化事业单位转换机制、增加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逐步形成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服务优良、引导有力的公共文化事业主体。
（三）切实加大文化事业的扶持力度。要保证主要从事公益的文化事业单位的财政投入总量持续增长。改变财政投入结构和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财政重点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别是图书馆、文物所、文化馆，广播电视台的建设。对确定继续保留的主要从事公益的文化事业单位，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进一步明确和界定其职能；对改革中整合的主要从事公益的文化事业单位，要按照整合后的机构确定职能、核定编制。具有一定面向市场能力的主要从事公益的文化事业单位，积极推行企业化管理，可保留事业单位性质，财政继续给予扶持。新建的公益性文化设施所需用地实行划拨供地。国有文化单位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所得要依法缴纳、补缴土地价款和相关税费后的剩余部分，纳入县财政管理，用于支持文化事业建设。完善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机制，引导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五、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文化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必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改革与发展双赢。成立蓝山县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日常工作，切实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宣传部门要担负起牵头责任，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改革方案，全面组织实施，确保改革工作有序进行。涉及改革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工作班子。县财政要切实保障相关工作经费。
（二）加大政策解释力度。全县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要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政策的宣传，积极引导干部群众和改革单位干部职工正确认识改革的形势和任务，正确认识改革的政策措施，为保证改革任务的落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切实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要及时处理和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让广大干部职工共享改革成果，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与体育的密切关系.需要法律的调整，有法律保证的体育社会一定会使人类社会趋于更健康、更完美。
体育也称“体育运动”，是指人们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遵循人体的生长规律和身体活动规律，以身体练习为基础手段，结合日光、空气、水等自然因素和卫生措施，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社会文化娱乐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体育是社会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受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在法律制度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逐步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年代，回顾历史，比较当今。未来体育社会将是法制化的、健康严谨而又轻松愉快的社会。
体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在竞技体育方面，随着我们国家的强盛，在各类国际体育大赛中，奖牌数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一些比赛项目的成绩已达到或接国际领先水平;学校体育在我国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国家为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体育运动能力和习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增强组织纪律性，为培养学生的勇敢、顽强、进取精神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和法条:社会体育也正使奥林匹克宗旨‘’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生活哲学。”逐步地转化为广大民众自觉的意识和行为。从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来看，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可以通过源于人的本性的体育得到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其中亦离不开法律规范的制约，从而使人类生活切实感受到与时代气息相关的一种精神—竞争。体育就是有这样一种魅力，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交流方式，而且它还需要不断奋争，努力拼搏，使之成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财富象征。那么.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体育事业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势在必行，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全民的意识和觉悟，需要法制化的规范来保障。
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历史回顾
国家领导人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为国民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工作方针。五十年代我国的经济、文化、法制基础都比较薄弱，体育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是在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体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初期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整体现状提出的，由于这个历史时期法制化意识的淡漠，没有以立法的形式约定或者规范体育运动，但在当时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中“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这足以证明国家对体育运动的政治态度和确立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基本方向和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作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 也确实在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时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当年响彻祖国大地的各种体育场合，非法制化而政治浓度极深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事业是中国历史上体育发展的特色。
二、“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和竟技体育协调发展”的立法时代
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有着同步的基本节奏，与经济、文化、物质发展密不可分。1989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在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报告中指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历史时期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陆续出台的体育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体育法制化的步伐，印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的观点。从1990年2月20日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嵘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以来，国家教委于1994年2月14日又了《全国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不含中师)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随后的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6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公布，都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全面步人法制化轨道。这是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转折点，体现了我国体育事业及法制建设将进人到新的发展阶段。规范体育事业，体育运动在确定的目标下进行体育活动，在当今社会能有法可依.堪称可喜可贺。国家体委于1996年召开的首次全国体育法制工作会议和1997年初作出的《关于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决定》，对我国今后体育法制化的目标进行了擎体性表述，以宪法为指导，以行政法规为骨干，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基础，建立体育执法监督队伍、使体育法制化趋于完善，这正是当今我国法制化体育社会的写真。
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法制化体育社会的联系
一、事实标准：以涵摄民事生活事实为基础法律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不能满足于自身逻辑的自足性而无视社会发展的需要，固守僵化的模式和体系，必须及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作出前瞻性回应，实现法律、科技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民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经济的每一次进步发展必然带来民法的更新和完善。
罗马法是奴隶制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者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分别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高科技将人类由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推进以知识、技术和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必然带来法律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引发民法制度的现代化，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应及时涵摄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民事生活事实。
克隆人不可避免的出现，非法人团体、基金会、合作社、村等组织的客观存在，都需要民事主体制度适时规范。自然人主体范围应扩及克隆人。尽管世界各国均反对和禁止利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的行为，但正如对刑事犯罪予以刑罚处罚的刑法不能完全防止刑事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样，利用非法手段产生的克隆人也迟早会成为可能。作为克隆人，其出生是无辜的，法律对此无法回避，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利用克隆技术产生的人，具备人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特征．应视为民事主体：参照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地位相同地位的做法，赋予其与已出生自然人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至于克隆人与其它自然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则属进一步的立法价值选择问题。与其成员不完全脱离、承担相对独立的民事责任是非法人团体区别于自然人、法人的根本特征。非法人团体财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责任能力的相对独立性，即其财产的不完全独立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完整的责任能力．其财产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其之所以成为经济实体并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民法承认非法人团体具有权利能力，具有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我国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团体，我国民法大多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并对合伙地位的认识经历了1986年《民法通则》没有明确其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到1997年《合伙企业法》承认其独立民事主体地位的发展过程．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虽然允许设立中公司从事一定范围的行为(《公司法》第25条等)．但未明确其民事主体地位，没有对设立中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其实，如若不赋予设立中的法人筹备组织以民事主体资格，不便于其开展以公司设立和开业准备为目的所必需的活动。可喜的是，《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①将非法人团体主体化，并在第89条、第9O条、第94条分别规定了非法人团体的定义、条件及民事责任。法人分类结构应开放化。我国现行民法的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之法人分类星封闭性，基金会、合作杜和村无法归人其中，而采开放性的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法人分类结构，将其归人非营利法人之中，则可解决这一问题。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给我国财产权利制度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首先，对生命遗传物质如受精卵、胚胎等)和人体组成部分(如人体器官、脐带血、尸体等)的支配权，具有与自物权相同的本质，但其不是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客体物本质上是无生命的，故自物权的类型需要扩展。其次，作为一种复合性权利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本身就是对所有权类型的扩充．主要包括专有部分所有权和共用部分所有权两部分，并且该权利的绝对性不像一般所有权那样典型，权利人的处分也不像一般所有权那样由权利人任意，以致于“有人对该权利是否为真正的所有权抱有怀疑”了。②其三，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不仅逐步扩张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如将数字化作品、多媒体作品、数据库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纳入了著作权保护范围，基因技术的开发利用将扩张发现权、专利权的客体范围，而且衍生了许多新型知识产权，如植物新品种专有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域名权、商业秘密权等。
电子商务的无国界性、虚拟性、无纸化，要求规范网络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首先，电子合同的虚拟性和瞬间性使要约和承诺的可信赖性、义务的履行、民事责任的承担等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成为这一新的交易形式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而确认电子交易主体是前提。电子交易主体的确认，则需要构建配套的保障电子商务安全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两种制度：前者是对电子合同当事人的确认，是对合同内容的认可，是一种技术上的、工具性的保障，后者是对电子商务的一种组织上的保障；前者着重保护数据电讯的安全，不使其被仿冒、篡改或被否认，后者主要确认交易者的身份，使交易中实际上的数据电讯发、收者相一致；封闭型交易网络只须前者即可，开放性网络中的交易则须二者并用才行。
其次，电子合同所使用的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交易中的时间和地点观念，使得要约和承诺制度必须体现网络交易特点。其三，订立电子合同时，网络系统的机能障碍所导致的要约或承诺表示错误，不可能象在传统方式下要约或承诺表示中的错误可以被及时发现并得到纠正，往往要到合同被自动执行后才能被发现。此时，该合同能否被认定无效或予以撤销呢由此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这些都是需要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解决的问题。
二、价值标准：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旨趣人格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诚实信用、权利禁止滥用、公序良俗等六项现代化民法基本原则，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契合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满足了人之基本价值选择，是民法制度现代化的指南针。从哲学上讲，这些现代民法价值选择是建立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上的。但是，20世纪人类因技术理性的自负给人类自身所带来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炸、粮食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使人类中心主义之价值观不断遭到环境法学者的诘问。有的主张“生态利益主义”、“生态本位”或“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承认自然、非人类生命物种种群和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权利；有的采用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命和自然也是价值主体；有的主张后代人的保护应该被接纳下来，动物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成为法律上的主体，自然作为整体上升为法律主体还不成熟。毋庸质疑，上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会颠覆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因此，要正本清源，必须从价值论角度对环境法的现代伦理价值观予以审视。
在价值论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是唯一的道德人，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①由此推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其他存在物所负有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此即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所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者认为，人固然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但人对自然存在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后一种义务不能化约或还原为前一种义务。
从哲学上讲，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必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因为其立论基础在于消除存在论之“是”与价值论之“应当”的区别，从“是”中直接推导出“应当”：
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自然规律(“是”)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应当”)的终极根据，违背了哲学价值论原理，系脱离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实践这一环节，简单消除“是”与“应当”的差别，用“是”解释“应当”。“是”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事实”、事实固有的客观属性和客观规律性，而“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的、目的论的、伦理的概念，表示的是伦理的规范和人的实践行为的选择。事物的存在属性只是一个“中立”的事实，它就自身的关系来说无所谓好与坏，因而不能充当行为的理由，而“应当”或“不应当”的道德选择直接依赖的正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如果缺乏价值论的工具，单从存在论中是找不到道德原则的根据的，即从逻辑上讲，事实(“是”)要能够有效地充当行为的理由，就必须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前提。一些环境伦理学者和环境法学者主张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虽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把自然理解成脱离人的评价的东西，忘记了这种‘自然价值’仍然是被(人)‘授权’的价值，没有人的活动介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否。”①要确认某个存在物及其固有的存在属性是有价值的，就必须以某种主体的选择与评价为前提，否则它就始终只是一个存在论的事实而非价值。“自然生物的存在及其对人来说的有用性也不是自然权利的根据，人类不是因为自然有生存的权利而去保护自然，而是人类必须通过保护自然才能使自己生存。”②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自然和非人类生命物种种群享有权利乃至作为权利主体及主客体一体化的主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认识论中，主体和客体是表示活动者和活动对象之间特定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在整个认识活动中，人始终是主体。人类通过与自然打交道，不断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自身价值，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是无可辩驳的主体，一切非人的东西只能属于对象。主体必须有意志、有自我意识，而作为客体的自然物则不具备这一条件，根本谈不上作为主体。实践不仅是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的环节，而且是把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桥梁。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对立与统一起来了，如果只讲二者的统一，不讲二者的对立，哪来实践的对象，又哪有实践活动?人类还能生存吗?主．客一体化的观点正是模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过分强调统一而忽视了对立，将主体范围泛化并扩至本来意义上的客体(自然和非人类生物种群)。
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哲学上的根据，建基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动物权利论自然不攻自破。而从法律逻辑上分析，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是行不通的：
首先，从权利进化史来看，法律权利主体虽然是在不断扩大，但奴隶、妇女、胎儿、残疾人、植物人，归根到底没有超越“人”的范畴，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婴儿只是暂时不具意志行为，植物人即便永远不会恢复意志行为，但仍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社会关系。民事主体是有意识的生命物，而人以外的不具有精神、意识的生物归属于物，当然无法作为权利主体来对待。
其次，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借助于、监护制度来解决其行为能力问题，这正如德国民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所言，“将动物当作权利主体来对待，这种看法本身是荒谬的”③，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法的意志无法加诸于自然这一客观物质世界之上。如果承认动物为权利主体，则需要彻底打破大陆法系这种概念化、体系化非常强的法律体系。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客体的泛主体化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及制度设置上不必要的困惑，如动物意思表示如何理解?如何承担责任?人又如何了解动物的“真实”意思表示呢?监护制度该如何设计，是为每一个动物设立一个监护人，还是为一个种类的动物设立一个监护人?怎样才能使监护人的行为符合动物的利益?等等。其实如强调人的长远利益和物的生态价值的保护等，完全可以通过民法的外接条款来附加在民事主体身上这种立法技术来解决，大可不必赋予动物和其它生物的主体地位。
其三，以所谓的立法及司法例为据，亦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关于动物的规定有3款，第1款规定“动物不是物”，第2款规定“动物受特别法调整”，第款规定“如果特别法没有规定，则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然而，第3款规定只是一个技术规定，并未明确动物的主体地位，因为特别法也未规定动物为主体。而第251条为保护动物的条款，并不意味着已赋予其主体地位。诚然，人类有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动物由人类保护的对象就变成了主体。如同人类有爱护公物的义务一样，公物是爱护的对象，并不是主体，只不过动物有生命、感觉，使得我们爱护动物有了另一层道德的意义。其实，国内已有动物保护主义的学者意识到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区别，呼吁我国加强反虐待动物法等动物福利立法，而不是主张强化动物权利的立法。
“尽管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密切相关，但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离开人类这个特殊的中心，因此，必须合理重构人类中心论。——以人的利益为核心，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人类利益的共同性与利益分配的社会公正性，保护地球环境是人类最基本的利益之所在。”①因此，中国民法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必须仍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根基，只不过要在其中负载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三、逻辑标准：以概念规范化与内容体系化为依归法治对法律的要求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动不居，民法制度的实质正义往往借助于民法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来体现，而民法制度形式的现代化以成文法的体系化为根本指针，形式化的体系又是以概念规范化和内容体系化为前提基础的。
因此，中国民法制度现代化的逻辑标准应以民法概念规范化和内容体系化为依归。
首先，民法概念须规范化。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灵魂。任何法律概念，除了非常技术性的之外，都负荷着价值，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以价值为内容，以概念为形式的完美体系。一旦概念的赋予和法律规定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就会导致价值体系的不正义和逻辑体系的不可实现，最终使整个法律体系均归于失败。白20世纪初中国民法继受大陆法系传统后，大陆民法学者一直未有一段从容的时间对大陆法系民法基本概念进行透彻的反思和深人的分析，因而，“我国法学、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非经概念整理、规则分析阶段不可成熟，法学批判只有在由概念法学和分析法学支持的实证法发达之后才有实际意义。”②当代中国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概念内涵的含混，如法人所有权性质之争，股权性质之争，物权行为性质之争，实质上却多是概念的语义之争。《民法通则》使用的许多概念也往往缺乏精确的法律内涵，如联营和集体所有制等概念，“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因之，民法概念规范化是民法制度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民法概念的规范化体现在：1．外延的开放性。所创设的概念的外延必须呈开放性，尽量把已经出现或将要发生的民事生活事实纳入其中，关注信息社会带来的民法问题、体现我国本土特色的民法问题(如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典权等)、两大法系融合问题(如信托财产权等)，适度超前规范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使概念的外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2．内涵的精确性。民法概念必须具有确定的内涵，否则民事主体无法合理地预测和规划自身的行为。概念内涵是对可欲定义的对象的抽象和归纳，要反映其本质属性，否则，概念的外延范围会被不当地扩大或缩小。3．逻辑的位阶性。
“法律概念之位阶性是将法律体系化的基础。”①民法概念是民法制度基本组成单位，其相互之间根据抽象化程度高低而形成了一定的位阶，如“买卖”的抽象化程度低于“有偿合同”，“有偿合同”的抽象化程度又低于“合同”，“合同”的抽象化程度又低于“法律行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对外。《意见》有何重要意义？有哪些看点？针对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进行了详细解读。 《意见》出台的背景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要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以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改革核准制度、规范中介服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不少经验，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但是，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投资领域的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二是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四是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立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仍需加强；五是投资法制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 《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
《意见》是投资体制改革历史上第一份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的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指导性、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意见》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融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投资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引擎。投资既能增加生产能力，又对生产构成需求，从短期看体现为需求来影响经济的发展，长期看更多地体现为供给效应，投资是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结合点，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意见》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特别是2013年以来，通过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资管理工作重心逐步从事前审批核准转向过程服务和事后监管，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投资积极性。《意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更高更新要求，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三、《意见》是经济新常态下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遵循。
《意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自觉把投融资体制摆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中，充分利用其他改革营造的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要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牵引带动其他相关改革。《意见》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着眼于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通过体制改革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各方面扩大合理有效投资的活力与动力，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 《意见》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意见》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和完善企业自主决策、融资渠道畅通，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行为规范，宏观调控有效、法制保障健全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意见》分五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充分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二是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三是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四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五是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改革任务落实到位。 《意见》的重大创新举措
一、推行首问负责制。《意见》第十四条提出，探索建立并逐步推行投资项目审批首问负责制，投资主管部门或审批协调机构作为首家受理单位，提供“一站式”受理、“全流程”服务。这是在投资项目服务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主要目的是在简政放权、实行并联审批后，加强对项目前期工作的统筹协调，为项目单位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二、探索“不再审批”管理模式。《意见》第一条提出，在一定领域、区域内先行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探索创新以“政策性条件引导、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企业投资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这一模式的实行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清晰、完善、可操作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准入性政策条件为前提；第二，要以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对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对守信企业实行联合激励；第三，要有全面、高效、有约束的监管、处罚制度为保障。目前来看，这一新的管理模式需要通过试点探索逐步积累经验。
三、创新“多评合一”的中介服务新模式。《意见》第三条提出，探索建立多评合一、统一评审的新模式。针对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中介服务较多、技术审复、评审效率不高、中介费用较高等问题，在实行并联评审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对各类评估评审事项进行有机整合，实现多评合一。这一模式有利于减少事项、避免重复、提高效率、降低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