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范文
时间：2023-11-25 23:23:54
封建社会篇1
1、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
2、根据领主们的封地规模、家族地位等因素，国王授予公、侯、伯、男、子爵位。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3、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
（来源：文章屋网 ）
封建社会篇2
一
汉刘国姓世上本无国姓之说，但新的王朝建立后，每个皇帝的姓氏无形中就成了国姓。刘邦建立西汉之后，丰沛刘氏一跃而成为国之显姓，被尊为汉朝皇室。刘邦确立分封制，把皇室的刘氏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以确保汉家天下牢牢地掌握在刘姓人的手中。此后的各代汉帝仍然遵循旧制，大肆分封，各诸侯王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再行分封。这样，刘姓皇室枝繁叶茂。仅在西汉时期，刘姓就建立有30多个王国、40多个侯国。西汉末，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刘姓皇族就达到10万个之多。如果再加上东汉，刘姓封王和继承王位者数以千计，而封侯者和世袭为侯者更是数以万计。到了三国蜀汉的时候，刘姓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宗族，人口超过百万，遍布中华大地，从此奠定了后世刘姓发展的基础。
除了汉朝皇室本身的生息繁衍外，与之有关的刘氏还有几支：
1.赐姓之刘。赐姓之刘约形成于西汉初年，分为两支：其一，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即皇帝位后，接受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议，决定把国都迁到长安，因嘉奖娄敬之功，赐娄敬姓刘；其二，项羽的叔父项伯，因在鸿门宴上对刘邦有救助之功，刘邦也赐其家族姓刘。
2.匈奴族刘姓。西汉初，匈奴势力强大，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之女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为妻，以示修好。因匈奴习俗，子女皆随母姓，其子孙便都姓刘。匈奴刘氏在日后的历史舞台上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3.河南刘氏。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族的一支自称是汉朝公主与匈奴单于的后裔，一直使用母姓，所以姓刘。他们先后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建立了汉、前赵和夏三个政权，后来定居河南，史称“河南刘氏”。
4.沙陀刘氏。唐末五代时期，突厥沙陀族的一支自称是刘邦的后裔，他们建立了五代十国中的后汉和北汉政权。
李唐国姓唐朝近30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时期，作为国姓，李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首先，李渊登上帝位后，奉老子李耳为先祖，借名人提高门第；李世民登基后，马上组织编写《氏族志》，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从而以御定谱牒的形式确定了陇西李姓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唐代自开国皇帝李渊开始，至末期的昭宗李晔实行大规模赐姓制度，一直绵延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唐朝赐姓涉及国内近10个民族（氐族、沙陀、党项、靺鞨、回鹘、奚族、契丹、丁零即高车族、吐蕃等）、16个异姓（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朱邪、董、罗），其中包括汉族异姓和外国异姓。皇帝御赐国姓，被视为一种无上的荣耀，因此往往一人受赐，举族姓李，大大扩展了李氏宗族，唐朝李姓人数由此得到空前的增长，也形成了众多少数民族李姓的支房，如柳城李氏、武威李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代北李氏等。李姓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姓，正是唐代广泛赐姓的结果。复次，唐宗室子孙繁盛。唐朝宗室是一个庞大的李姓族群，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许多特权。特殊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繁衍的优越条件，因而使李姓人口的增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除武则天称帝及末代皇帝哀帝李柷外，唐朝有19位皇帝，每帝多则20余子，最少也有2子，19帝合计有219子，各自又分衍出许多支派，这就形成了宗室李姓人口的持续成倍增长。
唐代及其以后，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有很多李姓，这包括流寓于今河南开封的犹太人，17姓中有李、赵、金等。
唐朝灭亡以后，曾经贵为国姓的李氏余威尚存，继之而起的李氏小王朝纷纷仿效唐朝进行了赐姓，只是赐姓的规模大不如以前了。如唐末五代时的后唐、五代十国中的南唐等，都进行过赐姓。
宋赵国姓960年，出自涿郡赵氏的赵匡胤建立宋朝，赵氏一跃而成国姓。自960年至1279年，南北宋享国300多年，经历18帝。宋代成为赵氏的繁荣昌盛时期。《宋史·宗室世系表》收录的宋朝皇室1～12世男姓子孙就达12万多人，如果把宗室子弟所生女性子孙和12世以外的人加起来就更多了。
赵弘殷共有五个儿子，除长子光济和幺子光赞早天无后外，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魏王赵廷美都有后代传世，这样宋朝直系宗室就有太祖支派、太宗支派和魏王支派。宋太祖有4个儿子，长子滕王赵德秀和三子舒王赵德林夭折，二子燕王德昭有5子，四子秦王赵德芳有3子。为区分辈分，太祖支派以“德、惟、从（守）、世、令、子、伯、师、希、专、孟、由”为字派。宋太宗有9子24孙，太宗支派以“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为字派，以分昭穆。魏王赵廷美有10子32孙，魏王支派另立字辈，以“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次”相区分。太祖支派分出燕王（德昭）房和秦王（德芳）房；太宗支派分出汉王房、许王房、商王房、越王房、镇王房、楚王房、周王房；魏王支派分出广平郡王房、颍川郡王房、广陵郡王房、勋国公房、江国公房、申王房、纪国公房等。这些宗室子弟原先都居住在宋都汴京，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势必要分流，同时随着宗室子弟担任官职，自然就离开京城，迁居各地。
在赵姓的发展历史上，由于赐姓、冒姓和改姓及其他途径入赵姓的也不少，从而扩大了赵姓的人口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宋太宗时，居住在今宁夏、甘肃和陕西北部的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李继捧和李继迁先后归顺，朝廷对这两人分别赐姓名赵保忠和赵保吉；宋神宗时，任命木荣为荣州（今四川自贡）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宗；宋哲宗时，河湟羌族隆赞（首领的称号）青唐陇拶归顺，皇帝任命他为河西军节度使、鄯州（今青海西宁）知府，进封武威郡公，赐名赵怀德，他的弟弟邦啐勿丁呲被赐姓名赵怀义，任廓州团练使和湟州（今青海湟中县）知府；燕人马植因与辽皇帝不睦，向宋朝朝廷透露了辽政权的内部情况，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宋徽宗赐他姓赵，名良嗣；南宋初年，鲜卑族人宇文虚中图谋救出被金朝掳去的宋徽宗、宋钦宗，因寡不敌众被杀，但南宋朝廷认为他功在社稷，赐予他赵姓。
另外，社会上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为沾皇恩，冒充国姓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历史上，由于过继、入赘等原因，由外姓改姓赵的也不少，如曾任贵州提督的赵德光，祖上本姓张。
这一时期，既然赐国姓是皇帝对臣属的恩宠，那么被剥夺所赐国姓，也被示为一种惩罚手段。
徐世勣（594 669），字懋功（亦作茂公），曹州利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为长城。唐高祖李渊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武则天专权，李勣孙李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一边派兵围剿，一边将这支李氏“除属籍”，“追削敬业祖、父官爵，剖坟斫棺，复本姓徐氏”。
唐垂拱年间，博州刺史李贞、豫州刺史李冲等起兵讨伐武则天，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后裔统统剥压属籍，赐为虺（意为毒蛇）姓。
二
世事如棋局局新，潮涨潮落自有时。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每个王朝都有其兴盛期、衰落期、覆亡期。当王朝进入衰落期后，皇权中落，国姓成了皇帝手中可依恃的救命稻草。这个时期，为了让臣属为王朝卖命，皇帝通过钦赐国姓等手段，拉拢、巴结臣子为王朝服务。
安史之乱后，唐朝江河日下。唐皇室为了维持王朝秩序和命运，对统兵将领们极力拉拢。为此，唐皇室不惜降贵纤尊，与同姓功臣联宗。《新唐书·李晟传》载：李晟（727-792），字良器，陇右临洮（今属甘肃）人。绰号“万人敌”，中唐顶梁柱，多次拯救国家的业绩使李晟成为与郭子仪、李光弼齐名的唐朝中兴名将。为了奖励李晟，唐德宗下令在京城长安为他修建五庙，以祭祀其高祖、曾祖、祖父。李晟死后，唐宪宗于元和四年（809年）下诏：“故奉天定难功臣、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赠太师李晟……其家宜令编附属籍。晟飨德宗庙庭。”
对于异姓功臣，唐皇室通过赐姓来曲意逢迎。李克用（856-908），沙陀部人，本姓朱邪氏，唐朝皇帝赐其姓李名克用。李克用率沙陀、鞑靼兵攻入关中，迫黄巢军撤出长安，以功授河东节度使。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他又率军渡河，败黄巢军于中牟，使黄巢军从此不振。次年，李克用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共击败盘踞关中的朱玫、李昌符，进犯长安，纵火大掠，僖宗出逃。大顺二年（891年），唐廷恢复克用官爵，并封晋王。此后，李克用长期割据河东，与占据汴州的朱温对峙，战争连年。李克用始终高举唐朝旗帜，以勤王讨逆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郑成功（1624-1662），祖籍福建南安，出生于日本九户，原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明平国公郑芝龙长子。郑成功为明朝最后一个坚持反清复明的官员，并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武力。郑成功受南明隆武帝笼络，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并封忠孝伯，这就是台湾人俗称他“国姓爷”的由来。
三
时代有更替，王朝有兴亡。当王朝覆亡后，许多皇室为避祸纷纷改姓，那些被视为无上荣宠的国姓被人贱视。唐朝曾赐镇压黄巢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拓跋思恭姓李，名仁福，授定难军节度使，封夏国公，据有今陕北、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宋朝建立后，党项部落接受了宋朝的册封，改姓赵。
唐皇室有一支改姓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改胡。
据相关资料，安徽绩溪胡氏可细分为“龙川胡”“金紫胡”“遵义胡”和“明经胡”等。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八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部下韩建尽将诸王斩尽杀绝于十六宅。不久，已有身孕的淑妃何氏被昭宗李哗立为皇后。第二年正月，唐昭宗在朱全忠的胁持之下，无奈起驾迁往洛阳。因为东都洛阳宫殿尚未完工，于是滞留于陕州。三月朔日，何后产下一男婴。四月，宫阙建造完毕，朱全忠逼迫发车起驾。皇帝就将皇子托付给徽州人士胡三公。胡三公临危受命，不顾个人的安危，将皇子带回婺源考川。昭宗来到洛阳之后不久，就被朱全忠杀害。何后之子与胡三公来到考川之后，认胡三公为义父，改姓为胡，取名为昌翼，也是为了感谢胡三公的覆翼、养育之恩。其后裔因他中明经科进士而称“明经胡”。
南唐皇室的一支改姓邓。南唐亡于北宋后，宋太宗下诏追捕南唐皇室甚急。南唐后主李煜第八子李从镒，受封邓王。李从镒子李天和侥幸逃走，改以父亲封号为姓，形成邓氏。
宋朝皇室的一支改姓黄。
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福建漳浦县民黄惠官因娶了黄姓女子为妻，被他的仇人以同姓相婚的罪名告发到官府。黄惠官在官府大堂上不承认犯禁，声称他祖上本姓赵，因在元朝灭宋后，曾有人提出大杀宋朝宗室和天下姓赵的人，引起赵姓人的惊恐。南宋大臣赵若和为避祸，改姓为黄，隐居在福建漳浦县的银坑，并把随身携带的赵姓谱牒藏起来，伪装成哑巴，终生不与人说一句话。黄惠官是赵若和的裔孙，为了证明他言之有据，拿出谱牒让官府验证。官府验明黄惠官确系宋代赵氏宗裔，不但宣告他无罪，而且奏请皇上，恢复了赵姓。
元朝灭亡后，据传是蒙古宗室的一支避居今邓州、镇平、浙川、内乡等地，冒充汉人，冒姓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才恢复蒙古族身份。
明朝皇室的一支改姓赵。
《原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记载：原阳城东南马头村有几户赵姓人家，每逢年节祭祖，便合族集中，悬挂祖先画像，郑重参拜。据看见过的人说他们挂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像。相传这几家是明朝皇室后裔，明亡后，改姓隐名，迁居此村，改朱姓为赵。可惜1942年日军“扫荡”马头烧房时，赵氏祖先像遭火焚毁。1983年3月，殡葬赵永全时，在墓侧掘出残碑一面，上刻“我祖是大明之君，自崇祯失基，播迁于此。我本姓朱，随以赵为氏焉”。
辛亥革命了帝制，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失去了尊贵地位，他们纷纷改姓汉姓的刘、金、赵等姓。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爱新觉罗氏才逐渐复姓。
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国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国姓属于姓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有诸多值得研究之处。拙作权当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封建社会篇3
2、民族原因：民族间文化、社会习俗等差别较大；
3、教会原因：教会的最高地位，不允许有更为大一统的终极权力的出现。教会经常会帮助一个领主攻打另外一个，以求得他自身的利益；
4、贵族世袭制：在西欧，可以世袭的贵族有很多，他们的权力都很大，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并时时发生战争。由于世袭存在，稳固的贵族系统的存在，限制了它的权力；
5、政治制度为封建制：封君将土地分封与封臣，封臣再将土地封于
封建社会篇4
关键词 封建社会 社会形态 历史分期 历史理论
作者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潘顺利在《学术界》2007年第5期发表了与黄敏兰商榷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以下简称《潘文》），笔者看后有些想法，愿提出来与潘先生商讨。
一、应予澄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学术研究的原则
潘文的题目首先就让人困惑不已，因为如此斩钉截铁的全称肯定句在学术文章中实在罕见。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公然标榜只有自己一家的观点是唯一正确，规定“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学术无定论，探索无止境；不断超越前人，不断推翻以往的成见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而不应以狭隘和专断的态度对待他人的研究。
其次，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论从史出。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每一个问题，每一项立论都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对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需要交代封建社会的具体规定性是什么，中国中古社会在哪些方面符合了这些规定。然而，潘文对此并未涉及，使得“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一结论在文中也缺乏相应的史学根据。
2、关于“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学术观点”
潘文批评黄敏兰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4期）“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某些学术观点”，“表现出学术的狭隘”。黄文究竟是如何“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潘文却没有具体的说明。实际上，黄文中仅有一处引用西方学者，即法国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的一小段话，用以证明一个史实，并非用来分析文中所要阐述的问题。文中所有论证都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存在潘文所指责的那种“不加分析”搬用西方学术观点的错误。相反，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来自西方的学说。长期以来一些中国人正是因为简单粗略地搬用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才导致片面地认识社会，从而得出中外社会历史都一样的错误观念。
3、关于历史分期方法
潘文批评黄文主张可以用古代、中古来代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混淆了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分期有多种方法，有时代、年代分期法，有社会历史阶段分期法。五种社会形态论就是后一种分期法，对社会阶段的区分本身就形成了对历史的分期。两种分期法并非如潘文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统一的和互补的。可以相互替代，也可以同时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较多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概念，也用过“原始氏族社会”、“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类名词；有时候还两者并用，如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封建的中世纪”。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4、有关命名问题
潘文批评黄文提出中国中古社会可以有一些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其他名称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说“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命名问题进行基本的梳理。
首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规定一种严格的、前后一致的名称。人们多次引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这样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原文中没有提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样明确的概念，给人类社会以五形态作明确命名的是苏联人，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五方式论”并非是马克思的原意。此外，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另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俞可平说：“马克思著作中译本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德语原著中是同一个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这是马克思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最重要的术语之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2]
不同名称是不同观察角度的结果，并非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在马克思是如此，在中国亦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多方面认识中国中古社会，得出多元化的认识。马克垚说：“时下我国各种学者不时来讨论封建，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些领域里，你可以说什么绅士社会、贡纳社会、选举社会、世袭社会、官僚社会、小农社会，都对我们很有启发。”[3]当前，中国学术全面地发展，多学科交流，打破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封闭、单一的状态。所以，仅用一种方法来认识社会已远远不足，仅用一种名称来概括中国中古社会就显得比较狭隘。
5、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潘文说，黄文主张对中国中古社会不必非要用“封建社会”命名，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对“封建社会”作具体的和明确的概括，否则后人也无需为此争论不休了。潘文中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论述花剌子模国家的，与中国的情况相去甚远。不能看到马克思在某处说过“封建”这个词，就认为“封建”无处不在。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说法，前后并不统一。例如关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有“大地产”[①]或“大土地占有制”[②]、“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相当于“小地产”）[③]、和“地产”[④]三种说法，地产当然包括了大小地产两种，但是大地产与小地产却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仅引用其中的一种说法，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认识。
无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态度，并不是恪守某种结论。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历史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和地区的局限。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受欧洲经验的制约。李峰说：“只要我们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受了他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们认为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比之当代西方专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还更了解欧洲中世纪，那么我们似乎要全盘否定西方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进步了，这恐怕大有问题了。而至于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本来就是含混其辞的，其基本轮廓都不一定准确，这当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初创阶段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今天如果还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欧洲中世纪并以之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那问题可能就更大了。”[4]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5]
潘文在上面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最后却提出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样看来，潘文的真正意图和出发点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6、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
潘文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着眼于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的确，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但是这规律并不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
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确切地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是西欧历史演进的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据一些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都没有五方式论的那种发展模式。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中总结、归纳出来，不能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更不能以偏概全。
甚至就是历史规律本身，人们至今也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王和、周舵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7]如果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也是以往一些错误的根源。
7、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潘文提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将所讨论的问题政治化：谁若是不承认中国中古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此还不够，潘文又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绝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而已，而是必须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问题。”进而提出，如果否定中国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半封建）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8]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二、中外学界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9]
旅美中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根据这种情况总结说：“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可以比较正确地称为“领地—封臣制度”的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将近一半时间内也并不存在，即使后来存在也不能涵盖欧洲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非西方的社会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八到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把这样的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用在万里之外的古代中国之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必要？”[10]
中国内地对封建问题的再探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五方式论的大讨论，起初并没有像对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那样热烈。对“封建”问题的专门讨论在最近的两三年内形成热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义的经典性著作《封建社会》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有无普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组织的“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中，一些著名学者（主要是西欧史学者）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曾有过封建社会，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6年，冯天瑜梳理“封建”概念的学术史著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将对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会议上的争论十分热烈，甚至是激烈。
事实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界，“封建”问题都是一个尚未解决、并且正在不断探究的问题。而且从总的趋向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和内地）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他们批评滥用“封建”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如果能在中外学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就难以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了。
三、如何解决这个世纪性难题
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往多是从理论出发，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从而得出中国也与西方一样，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也都有封建社会的认识。潘文之所以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轻易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实际上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情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郭沫若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仅从逻辑推理就得出中外历史相同的结论。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11]郭老后来深刻反省自己过去公式化的错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只要把“封建”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这等于说，五种社会形态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只要你认为哪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却并不可靠。
有学者将封建社会形态以一个公式概括。马克垚说：“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12]然而，这个大前提本身就存在疑问：这种概括过于抽象，由它形成的“封建社会”只是观念形态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例证，从而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论断难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些学者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研究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把社会高度抽象化，只说大地产，看不到中小地产；仅重视生产性经济，忽视非生产性经济；只看农村、农业经济，不说城市、工商业经济；只说生产关系（地主—农民），不说非生产性社会关系（教会、贵族、市民、皇帝、官僚），等等。对城市，仅注重其封建性，而不做历史学的分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抽象舍弃了历史的具体内容，才赋予西欧封建主义普遍性。
“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本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以往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论从史出，从史实出发去研究，即可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例如马克垚在《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中提出中西社会在许多方面相同，但是从大量史实来看，这些论断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论断一，中古西欧和中国的城市都是封建的。
西欧城市的确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这表现在城市依照封建契约，给封建主承担一定的义务，因为城市的用地是由领主提供的，有些城市就是由封建主创建的。城市对领主的义务类似于封臣给封君所尽的义务，城市则在此基础上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权利。可以说，封建制在某些方面是有益于西方城市的独立和发展的。正如汤普逊所说：“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约原则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税、铸币、市场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们领土上所做的那样。”“他们要求在封建统治内的而非在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地位。城市应有它的行政官，它的团体印章，它的市政厅，它的钟塔。这一切都是它独立的象征。”城市还有自己的宪法。[13]而中国的城市不是封建的，仅是专制帝国的附属单位，所以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也不会有西方那种封建契约原则和保障城市自治的城市法。
论断二，在生产关系方面，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
马克·布洛赫指出，庄园的土地分成两部分：一种是领地或领主产业，另一种是农民的份地。“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与许多小地产在同一个组织中的共存是领主制的基本特征。”[14]
封建普遍论者把农奴仅仅看作是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看不到他受剥削的经济前提是领主给予他的份地，而这正是西欧生产方式的特征，为中国所无。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农奴的财产关系，西欧封建制解体的原因就无从认识。因为农奴对份地可以继承、买卖，取得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是封建制解体的一大表现。
走出庄园看全社会，大地产也只是其中的部分。西欧领主和中国地主都是以中小地产居多数（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证）。此外，中国中古的大地产以国家和皇帝、官僚为主，是权力支配的经济，这一点与西方领主的个人经济明显不同。西欧的领主庄园制是真正的封建经济形态，而中国的地产并非分封得来的。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官僚集团主要利用强大的国家权力剥削、奴役广大编户齐民（其中有庶民地主，也有自耕农），而不是仅靠地产剥削农民。这是中国与西方的重大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封建制。
论断三，在政治方面，都是君主制统治，其发展趋向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西欧君主受教会、城市、贵族多方面的制约，其中一项重要的制约，即财政的制约就是来自封建原则。按照封建原则，国王要靠自己过话，只能以自己的领地收入为生。如果国王要征收额外的赋税，则须取得纳税人的同意。西欧财政严格区分封建财政（国王个人财政）和国税（需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财政）。马克·布洛赫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15]正因为有这种制约，才会有《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制的产生。而中国因为没有封建制，集权、专制的君主制有能力对全社会无限制的剥夺，用国税养庞大的皇室及其家奴。西方君主以个人领地为家，中国君主以天下为家，实行“家天下”制度。像慈禧太后挪用大量海军军费为私人造园林的事情，在英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要想从议员钱袋里多掏一便士，比要他们的脑袋还难。
另外，中西君主力量都有强大的趋向只是一个表面的认识，其意义截然不同。西方君主权力与宪政同步发展，不是个人权力的加强，而是法律制约下的公共权力的加强。正因为这样，西方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魏建国说：“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16]中国君主力量始终是个人权力无限制发展，由此造成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
论断四，中古的中国和西方都没有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只是近代才有的。
这个论断对中国适用，而在西方中古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和权利。西方的权利意识恰源于封建制，封建制的契约原则强调有条件的义务、与权利对等的义务。因而广大社会成员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能够随时拒绝和抵制不合条件的义务。例如，封臣从封君那里分得土地，每年要以服40天的军役作为回报。这个条件是严格遵守的，多一天也不行。哪怕战事正酣，封臣只要是服役期已满，便可立即撤离战场。如果封君需要他继续服役，就得付与他额外的，而且能使他乐意接受的报酬。在权利意识的指导下，才有贵族对国王的持续不断的反抗，才会产生不经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城市的发展也是靠争取权利和自由。即使是农奴，也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权抵制不合理的负担。相形之下，中国民众无限度、无条件地为统治者尽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以及权利意识。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国没有西欧的那种封建制，因此不宜称其为封建社会。同时可以对如何解决“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一难题，选定一个有效的和合理的方法。那就是跨越五方式论的抽象公式，一切从史实出发，通过中外对比来深入探讨，以求达到对社会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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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90页。
[②]“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5页。
[③]“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72页。
[④]“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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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2]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4）
[3]马克垚．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史学理论研究，2004（4）
[4]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5]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5
[6]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读书，1986（11）
[7]王和、周舵．试论历史规律．历史研究，1987（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9]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10]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
[12]马克垚．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1）
[1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5
[14]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0
[15]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14
封建社会篇5
潘文的题目首先就让人困惑不已，因为如此斩钉截铁的全称肯定句在学术文章中实在罕见。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公然标榜只有自己一家的观点是唯一正确，规定“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学术无定论，探索无止境；不断超越前人，不断以往的成见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而不应以狭隘和专断的态度对待他人的研究。
其次，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论从史出。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每一个问题，每一项立论都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对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需要交代封建社会的具体规定性是什么，中国中古社会在哪些方面符合了这些规定。然而，潘文对此并未涉及，使得“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一结论在文中也缺乏相应的史学根据。
2、关于“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学术观点”
潘文批评黄敏兰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4期）“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某些学术观点”，“表现出学术的狭隘”。黄文究竟是如何“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潘文却没有具体的说明。实际上，黄文中仅有一处引用西方学者，即法国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的一小段话，用以证明一个史实，并非用来分析文中所要阐述的问题。文中所有论证都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存在潘文所指责的那种“不加分析”搬用西方学术观点的错误。相反，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来自西方的学说。长期以来一些中国人正是因为简单粗略地搬用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才导致片面地认识社会，从而得出中外社会历史都一样的错误观念。
3、关于历史分期方法
潘文批评黄文主张可以用古代、中古来代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混淆了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分期有多种方法，有时代、年代分期法，有社会历史阶段分期法。五种社会形态论就是后一种分期法，对社会阶段的区分本身就形成了对历史的分期。两种分期法并非如潘文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统一的和互补的。可以相互替代，也可以同时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较多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概念，也用过“原始氏族社会”、“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类名词；有时候还两者并用，如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封建的中世纪”。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4、有关命名问题
潘文批评黄文提出中国中古社会可以有一些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其他名称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说“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命名问题进行基本的梳理。
首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规定一种严格的、前后一致的名称。人们多次引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这样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原文中没有提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样明确的概念，给人类社会以五形态作明确命名的是苏联人，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五方式论”并非是马克思的原意。此外，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另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俞可平说：“马克思著作中译本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德语原著中是同一个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这是马克思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最重要的术语之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2]
不同名称是不同观察角度的结果，并非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在马克思是如此，在中国亦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多方面认识中国中古社会，得出多元化的认识。马克垚说：“时下我国各种学者不时来讨论封建，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些领域里，你可以说什么绅士社会、贡纳社会、选举社会、世袭社会、官僚社会、小农社会，都对我们很有启发。”[3]当前，中国学术全面地发展，多学科交流，打破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封闭、单一的状态。所以，仅用一种方法来认识社会已远远不足，仅用一种名称来概括中国中古社会就显得比较狭隘。
5、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潘文说，黄文主张对中国中古社会不必非要用“封建社会”命名，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对“封建社会”作具体的和明确的概括，否则后人也无需为此争论不休了。潘文中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论述花剌子模国家的，与中国的情况相去甚远。不能看到马克思在某处说过“封建”这个词，就认为“封建”无处不在。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说法，前后并不统一。例如关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有“大地产”[①]或“大土地占有制”[②]、“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相当于“小地产”）[③]、和“地产”[④]三种说法，地产当然包括了大小地产两种，但是大地产与小地产却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仅引用其中的一种说法，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认识。
无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态度，并不是恪守某种结论。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历史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和地区的局限。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受欧洲经验的制约。李峰说：“只要我们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受了他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们认为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比之当代西方专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还更了解欧洲中世纪，那么我们似乎要全盘否定西方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进步了，这恐怕大有问题了。而至于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本来就是含混其辞的，其基本轮廓都不一定准确，这当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初创阶段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今天如果还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欧洲中世纪并以之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那问题可能就更大了。”[4]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5]
潘文在上面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最后却提出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样看来，潘文的真正意图和出发点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6、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
潘文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着眼于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的确，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但是这规律并不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
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确切地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是西欧历史演进的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据一些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都没有五方式论的那种发展模式。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中总结、归纳出来，不能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更不能以偏概全。
甚至就是历史规律本身，人们至今也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王和、周舵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7]如果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也是以往一些错误的根源。
7、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潘文提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将所讨论的问题政治化：谁若是不承认中国中古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此还不够，潘文又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绝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而已，而是必须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问题。”进而提出，如果否定中国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半封建）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8]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二、中外学界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9]
旅美中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根据这种情况总结说：“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可以比较正确地称为“领地—封臣制度”的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将近一半时间内也并不存在，即使后来存在也不能涵盖欧洲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非西方的社会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八到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把这样的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用在万里之外的古代中国之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必要？”[10]
中国内地对封建问题的再探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五方式论的大讨论，起初并没有像对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那样热烈。对“封建”问题的专门讨论在最近的两三年内形成热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义的经典性著作《封建社会》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有无普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组织的“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中，一些著名学者（主要是西欧史学者）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曾有过封建社会，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6年，冯天瑜梳理“封建”概念的学术史著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将对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会议上的争论十分热烈，甚至是激烈。
事实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界，“封建”问题都是一个尚未解决、并且正在不断探究的问题。而且从总的趋向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和内地）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他们批评滥用“封建”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如果能在中外学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就难以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了。
三、如何解决这个世纪性难题
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往多是从理论出发，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从而得出中国也与西方一样，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也都有封建社会的认识。潘文之所以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轻易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实际上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情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郭沫若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仅从逻辑推理就得出中外历史相同的结论。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11]郭老后来深刻反省自己过去公式化的错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只要把“封建”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这等于说，五种社会形态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只要你认为哪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却并不可靠。
有学者将封建社会形态以一个公式概括。马克垚说：“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12]然而，这个大前提本身就存在疑问：这种概括过于抽象，由它形成的“封建社会”只是观念形态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例证，从而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论断难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些学者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研究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把社会高度抽象化，只说大地产，看不到中小地产；仅重视生产性经济，忽视非生产性经济；只看农村、农业经济，不说城市、工商业经济；只说生产关系（地主—农民），不说非生产性社会关系（教会、贵族、市民、皇帝、官僚），等等。对城市，仅注重其封建性，而不做历史学的分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抽象舍弃了历史的具体内容，才赋予西欧封建主义普遍性。
“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本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以往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论从史出，从史实出发去研究，即可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例如马克垚在《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中提出中西社会在许多方面相同，但是从大量史实来看，这些论断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内容提要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对于这样一个投入了学者大量精力、且尚未有结论的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原则，和历史研究“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深入研究、严谨取证、慎重定论，而不是轻易做出判断。
封建社会篇6
本书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用相当大的篇幅概述了西欧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下集市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城市的兴起，以及在城市经济成长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城市就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就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最终取得政权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虽然也是刚性体制，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刚性体制下，为什么不曾出现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城市的性质有着直接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谈起。
在罗马帝国前期，城市是相当繁荣的，除意大利半岛外，罗马帝国各个行省都有一些城市，包括罗马征服前就已存在的老城市和罗马征服后新建的城市。这些城市是内外贸易的中心，东方的商品运人这些城市，售给当地的富人。在罗马帝国，城市并不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作坊主也不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公元154年，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在罗马城发表了著名演说《罗马献辞》，对当时罗马帝国状况作了全面描述，其中提到罗马帝国各个城市的社会名流和上层市民都称颂帝国的成就，各地建造了成千上万个碑柱来称颂2世纪的皇帝们和罗马帝国①，他着重指出罗马帝国是一个希腊城市、意大利城市和外省城市的结合体②。罗斯托夫采夫认为阿里斯提德斯的描述是符合实际的。尽管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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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8—190页。
② 同上书，第194页。
国的城市繁荣，并且，“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①，但是，“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一一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个中央政府的首脑就是皇帝，他是居于首位的统治者，是元首，是领导者。他的人，有文职的，也有武职的，都以他的名义行使职权”②。这样的城市当然不可能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因此可以概括地说，“2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③。罗马帝国各地的大奴隶主有时住在城里，有时住在乡间，他们并不感到城乡之间有什么对立。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以罗马城为中心，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罗马不断遭受日耳曼部落的侵扰，城市日益衰落。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日耳曼各个部落首领在西罗马境内相继建立了蛮族王国，城市或被毁掉，或者失去了昔日繁华。西欧的中世纪城市正是在西欧封建诸侯割据的条件下兴起的。它们不是西罗马帝国各个繁荣城市的延续。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已经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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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01页。
然而东罗马帝国各城市的命运同西罗马帝国各城市的命运截然不同。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南高加索、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首都君士坦丁堡原是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境内的城市继续保持商业中心的地位，手工业发达，作坊数目多，经济繁荣。东罗马帝国把城市作为税收的来源和政府所需的各种商品的供应点。东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时，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下，国力强盛。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是帝国境内两个最繁华的城市。此外，帝国各地还有一些大城市。“拜占庭贵族在许多世纪之内一直倾向于城市，他们安居在城市里，依靠商业、工业和高利贷活动作为自己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贵族对于在徭役制基础上扩大自己私领地经济的兴趣削弱了，而农民的完全农奴化也失去了现实的经济意义”①。这就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城市是皇室的权力中心，是贵族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东罗马帝国的城市中，工商业中有行会组织。9—10世纪君士坦丁堡各个行会规章表明，政府官吏、特别是城市总监对行会的管理是严格的。例如，关于货币兑换商的行会规章中表明，如果他从事违法勾当，应受断手之刑。如果他发现广场上、街道上有黑市交易而知情不报者也受上述处罚。如果他抑低银币价值，应受鞭刑②。这表明君士坦丁堡的行会组织是在帝国官员严格控制下，协助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一种组织，而且很可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工业中的这些团体最初是为了自己成员的经营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但后来转变为国家的工具，成了受政府利益支配的组织③。大约10世纪以后，东罗马帝国军队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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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58年，第104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郭守田主编，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80—81页。
③ 参看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由》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1页。
现了一批新贵，他们同地方势力勾结，抵制皇帝的命令，中央权力削弱。而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不得不赐给他们封地，容许他们对农民的统治，于是东罗马帝国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但城市一直保存下来，有些还继续得到发展，只是既要听命于中央，又要受地方势力的支配，城市接受了现状。所以在东罗马帝国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东罗马帝国，直到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掉时为止，依然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而没发生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情形。13世纪起，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疆土上先后形成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境内，一部分农奴通过赎买或其他途径，有了人身自由，而在东罗马帝国境内，“贱农却沦落到奴役和贫困的深渊；他们变成了一群可悲的贱民”①。东罗马帝国的城市，在历次战争中被敌人占领过，掠夺过，焚烧过，随着帝国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和经济优势地位被意大利城市所取代，城市的繁荣消失了，东罗马帝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既丧失了它的财富，又丧失了它的霸权”②。它灭亡后，奧斯曼土耳其人在这片疆土上建立了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地跨亚、非、欧三洲，但这仍然是一个封建制的帝国。君士坦丁堡先被严重破坏，接下来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以后又逐渐繁荣起来。奧斯曼帝国境内的其他一些城市也是如此，先被破坏，后来被恢复，得到发展，它们始终不是奧斯曼帝国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在这些城市中也不曾形成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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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71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东西罗马帝国的不同发展过程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封建社会中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形成是有特殊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封建社会中(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都有可能出现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同时也表明，城市不一定就是刚性体制下封建社会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城市居民不一定成为封建社会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二、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城市的性质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城市就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以战国时期来说，比较繁华的城市的数目相当多，东周有雒邑，秦有咸阳、栎邑、雍，韩有平阳、阳翟、郑；魏有安邑、大梁，赵有晋阳、邯郸；齐有临淄，楚有郢、寿春、宛、吴，燕有蓟、涿。此外，卫有濮阳，蜀有蜀郡，巴有巴郡。而被称为“天下之中”的陶(今山东定陶)，则更是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它本是曹国的都城，后归于宋，再被魏占有，最终又落入秦国之手。秦汉时期，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继续繁荣。秦汉时期，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南阳)、成都，都是大城市。陶，依然是商业中心。此外，番禺(今广州)作为一个与境外海上贸易的城市，也发展起来。秦末的战乱，西汉亡后的战乱、东汉末年和三国时的战乱，直到西晋八王之乱，都给城市造成巨大破坏，但战乱一过，城市又恢复了平静，工商业照常进行。南北朝时代，像北方的洛阳、长安、平城、晋阳、邺，南方的建康、扬州、合肥、武昌、荆州、山阴，都是著名的城市。因此，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刚性体制最典型的魏晋南北朝，城市经济也不曾衰败不堪，一蹶不振。城市一直是皇权控制的中心或地方割据势力的中心。
从战国时期直到初唐盛唐，城市和乡村都是封建力量的依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即使在刚性体制之下，也不曾出现过城乡的对立。封建割据势力的对立是常见的，但每一个封建割据势力都是既控制乡村，又控制城市。乡村中的依附民从属于封建贵族，而封建贵族又从属于皇权或地方割据者，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同样从属于皇权或地方割据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中的居民不可能形成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城市也不可能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从乡村中因不堪赋役负担和人身依附而逃亡到城市中来的农民，或者被发现后押送回乡，或者沦为贫民或受雇于作坊，即使他们积累了一些财产，但他们仍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支配。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的封建性质决定了这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不存在，而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则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权受到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的支持。在皇权统治的城市中，不存在一个以乡村封建势力对立面出现的市民阶层或市民等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如本书第一章已指出的，也无非是这样三类：
第一，农民起义军；农民受到官府和地主的压榨，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尤其是在大灾之年，流民日众，他们聚集到起义者的旗下，组成起义队伍，攻城掠地，打击地主势力。秦末、西汉末、东汉末、隋末，都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攻占了一些地区，甚至推翻了旧皇朝，但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封建制度并不因旧皇朝被推翻和新政权被建立而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起义军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异己力量是属于体制内的，而不是体制外的，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在中央集权势力削弱的情况下，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纷纷崛起。诸侯逞强，各霸一方，或使朝廷有名无实，无所作为，或者干脆取而代之，建立新皇朝。东汉末年的诸侯独立和相互混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地方封建势力，无论是在他们割据称霸的当地，还是夺取了中央政权，成为新皇朝的君主以后，都使封建制度延续下来。他们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因为他们不可能使封建制度改变性质。
第三，皇族内部的篡权者。对皇权来说，他们是野心家，是篡权者，但他们无非是另一类的体制内异己力量而已。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就是例证。不管他们夺取皇位成功与否，都不影响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也正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这一体制内的异己力量，所以历朝都采取防范措施。甚至在从刚性体制过渡到弹性体制之后好多年，比如在明初朱元璋曾注意这一点，但朱元璋死后仍酿成燕王夺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即位，对皇族的权力限制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得很清楚：“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①。“之国”类似于放逐和软禁，不仅在地方上要受行政官员的监控，而且只有经皇帝同意才能离开封地，所生的儿子也要经过中央命名。“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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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封建社会篇7
在宋朝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十分稳定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不会发生大动荡，不会发生经济的凋敝或社会的危机，而是指：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大动荡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危机，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封建社会照常运转，封建秩序始终都能维持下来。宋朝开国以后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宋太宗继太祖承继皇位，明成相夺了建文帝的宝座，都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夺权成功后，封建制度不变，弹性体制也不变；又如金灭了北宋，元灭了金，再灭了南宋，明朝赶走了元朝的统治，清朝又代替了明朝，这些都是皇朝的兴亡更替，封建社会一直照样运转着，封建社会中的弹性体制继续起着作用；再如，元末明初群雄割据，割据者不管是起义军的领袖，或是乘元朝衰微而独霸一方的军阀，还是亲元的旧势力残余，他们混战不已，但在所统辖的区域内仍然维持着封建秩序。此外，像明末李白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依旧按照封建皇朝的统治方式来发号施令，封建制度既未因此瓦解，也谈不上制度的更替。这一切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主要指弹性体制下封建的超稳定性。统治舞台上的角色可以变换，朝代名称可以变换，某些具体的统治方式也可以变换，甚至一个朝代之下对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政策①，但制度始终不变。
在弹性体制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不存在的角度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国的封建制度下缺少可以取代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第二，从封建制度再生产的规律性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任何一种动荡与危机的条件下都有可能重现或再生。第三，从基层社会组织的构造和运作状况进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剧烈震荡之后依然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一、中国封建制度下缺少可以取代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
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使得社会流动性大为增加，这里既包括了社会的垂直流动和社会的水平流动。
从社会的垂直流动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一般人可以通过三种主要途径向上流动，即读书，从军，经商。
1．读书。如果走读书这条途径，最有前途的是参加科举以进入仕途。宋朝以后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和走向规范化，使得不少读书人为争取科场成功而付出一生的精力。只要还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就总是存在希望。当然，除了科场成功而进入仕途以外，读书人还有其他的向上流动的途径，例如可以充任吏，以后由吏而官，也可以受聘于高官，作为幕宾，等待东家日后的推荐而进入仕途。此外，读书人只要学有所成，又有名声，还有被地方官员荐举的可能。荐举是一种对官员队伍的补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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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仁宇在《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一文中，以元朝南北税制不同为例(江南实行秋税、夏税，仿唐朝的两税制，北方实行丁税、地税，仿唐朝的租庸调制)，说明政策不统一，不连贯是元朝政局不能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载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第67页。
2．从军。从军的途径对一般人基本上是畅通的。虽然宋朝和以后各朝兵制各不相同，但募兵制和征兵制的并存则是共同之点。在北宋，乡兵通常实行征兵制，带有强制性，但也有一部分乡兵是招募来的。地方军称厢军，他们有兵籍，而禁军则是正规军，由乡兵和厢军中挑选出来的精壮之士组成。从军后可以按战功而逐级被提升。南宋时，正规军称“大军”，以区别于已溃散的北方地区的禁军，而南方地区的禁军有一部分也编人“大军”。南宋的“大军”同北宋的禁军是相似的。明朝初年“创卫所制度，划出一部分人为军，分配在卫所，专负保卫边疆和镇压地方的责任。军和民完全分开。中叶以后，卫军废弛，又募民为兵，军和兵成为平行的两种制度”①。军是有军籍的，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辖，世代为军服役。兵则是任何个人自愿应募充当的，和家族、子孙都无关。军有一定的驻地，兵是流动的，无一定驻地。应募当兵就成为一条可供选择的垂直流动的途径。清朝的正规军是八旗军和绿营兵。八旗军是有旗籍的，采取抽丁服役的制度。绿营兵是汉人充当，原先是为了安插明降兵，在战斗中起辅助作用，后来在平定三藩和平定噶尔丹叛乱战争期间屡立战功，所起的作用增大了。雍正以后，八旗军战斗力下降，绿营兵开始成为军队主力，直到太平军起义前仍保持这一地位。太平军起义后，绿营兵连连溃败，清政府改用勇营，即湘军、淮军，以对抗太平军。绿营兵和勇营都是招募而来，入伍后按功行赏，有逐级上升的可能。此外，明朝、特别是清朝，武举趋于规范化。没有功名的习武士子，可参加武举考试。考试分外场与内场，外场考马射、步射、硬弓、舞刀、掇石，内场考默写武经一段文字。考试获胜者授予武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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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载吴晗：《读史铡记》，三联书店，1961年，第92页。
3．经商。经商作为垂直流动的渠道，在宋朝以后，随着民营商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等级制的淡化、消失，而日益受到一般人的青睐。有钱的平民子弟可以自行经商，开肆营业，穷人子弟则往往先送到某一行业的作坊或店铺中任学徒，满师后作为店员，并可被提升为高级管理人员，也可在适当时候自立为业主。由于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般不再存在，经商所积累的财富可用于购置土地，兼为地主，有些也可进入地方绅士行列。有的朝代甚至还可以捐个官职。
这样，通过读书、从军、经商三个主要的垂直流动渠道，一般人家的年轻人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始终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这三个主要的垂直流动渠道等于社会的三个安全阀，使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有适当的排放口。如果再考虑到弹性体制下，只有财产可以继承而官职不可以继承的情形，处于下层的人们的心理也就多少得到一些平衡。具体地说，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子弟科场成功，进入仕途，做了大官，他死后如果儿子没有能取得功名，于是官场之路可能就此终结。再隔一代，儿子如果未能考取，又不会经营家业，家道便中落了。对各个家庭来说，有的上升、兴盛，有的下降、衰败，但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这种升升降降、兴兴衰衰的状况不妨碍制度的照常运转，不妨碍封建秩序的继续维持。
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家庭财产可以继承，不存在平民或佃户不能继承家产的情况，但有影响的则是家产的继承通常采取诸子析产的方式。这样，一个地主官宦人家，主人死后留下一大笔田产，如果子孙中没有人再飞黄腾达，进入仕途或经商获利，为家庭挣得更多的财产，那么几代以后，经过多次析产，肯定会穷困潦倒。家产的聚聚散散，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制度不会因某些家庭由富而贫、另一些家庭由贫而富而发生变化，相反地，反而会因为一般家庭都有机会通过读书做官、习武从军或经商开店而购置田产，成为富人，即使由富变穷了也有可能再度使门第增光，所以封建社会下现实存在的安全阀起了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是没有这种垂直社会流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安全阀的。
一个社会中，最担心的应是出现一批绝望者。绝望者不仅仅对当前处境的改善感到绝望，更重要的是感到今后前途渺茫，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在现存体制之下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在一般人面前仍有读书进入仕途，从军可以谋生甚至升官、经商可以致富等可供选择的途径，绝望者的数量就会减少。当然，饱受官府赋税劳役压榨和地主残酷剥削的贫苦农民也常被迫得无路可走而聚众起事，或投奔到起义军或地方割据者的队伍中。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这种情况十分突出。但农民起义的成功只是使皇朝换一个统治者，这种方式的改朝换代不会使封建制度不存在，因为农民起义军和封建地方割据势力都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如果这些贫苦农民逃进了城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无论在刚性体制下还是在弹性体制下，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所以逃进了城市的贫苦农民在那里也不可能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陷于绝望境地的读书人也是存在的。他们主要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失败的人，此外也有受到官府欺凌，或受到土豪恶霸压迫而上告无门的人，或因身陷冤案而对前景感到失望、绝望的人。他们自己是不会聚众起事的，而会投奔农民起义队伍或封建地方割据势力，成为那里的谋士或官员。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不是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他们只不过为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努力，封建制度依然如故。
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即使在弹性体制下，封建社会始终缺少可以取代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有垂直流动的渠道可供选择的一般人还是陷入绝望境地的人，都不可能成为威胁封建制度本身的体制外异己力量。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应当注意唐宋以来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及其深刻影响。先秦时期，儒家是作为一个学派参加学术争鸣的。汉朝的尊儒实际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维护正统秩序这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为流行，儒家失去独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统。从唐朝开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在合一的过程中，儒仍是为主的，因为维护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正统学说，这一正统学说始终被认为是主流。佛道则从宗教方面对这种世俗学说起了配合、补充的作用。“这种思潮，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起了稳定作用，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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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
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这是因为，唐以后，尤其是宋以后，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皇权迫切需要一种能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和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服务的精神力量。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君权、父权、夫权，这正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于是合一的思潮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中心位置。同时，“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必须接受封建宗法传统思想，即纲常名教思想，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除了它的宗教修养以外，它也是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基本内容的，不得不与儒教合流”①。在这种情况下，宋以后人们的思想大受禁锢，即使社会上存在种种矛盾，但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维护既定传统的思想使得各种不满现实的力量在心灵上受到束缚，正如“一个人长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苍白失色，一株树生在大石缝中，其根枝必定盘结扭曲。儒教压制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抬头”②。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不曾出现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宋朝以后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连明朝后期起传人中国的天主教，也试图儒学化③。“然而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因为它尽管使天主教曾一度有较大发展，得到相当一部分儒生的认同，但最终并未使天主教与儒学真正地融合，而这正是天主教在清代中叶销声匿迹的深层原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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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② 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载同上书，第167页。
③ 参看《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3年。
④ 陈卫平：《明清之际天主教之兴衰与儒学》，载《跨文化对话》(3)，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1月，第93页。
转贴于 二、中国封建制度再生产的规律性
首先要对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例如封建制度)的再生产问题作出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再生产是指：在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下，社会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制度的再生产是指社会产品的下一轮生产的社会条件同上一轮生产的社会条件一样，即使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了某种冲击，比如说，一个落后的民族征服了一个较先进的民族，或一个皇朝替代了另一个皇朝，被征服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新皇朝的社会生产条件不变。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下来，需要从中国封建制度再生产规律性的角度进行考察。
关于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封建经济结构的再生产；二是封建经济生活主要人物的再生产。
(一)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再生产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如下：
在广大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是并存的，一段时间内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为辅，另一段时间内以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为主，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辅。但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是自耕农所有制都是皇权赖以统治的基础，皇权总是希望统治的基础越巩固越好，总是希望皇权的继承人能稳稳当当地接班，并使统治长久维持下去。如果自耕农土地被地主大量兼并，自耕农人数锐减，被迫流离失所，皇权统治的基础就不会巩固。同样的道理，如果地主对佃户的剥削过度，迫使佃户逃亡或起来反抗，皇权也会感到这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然而，皇权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图，执行自己的政策，而官僚机构中的成员大都是地主，或者原来不是地主而进入官僚机构后逐渐成为地主，或者他们本人虽然不是地主，但却同地主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皇权就必须在地主、佃户、自耕农三者的关系处理中保持平衡。土地兼并之风过盛，自耕农大批丧失土地，影响到皇权的统治，朝廷就必须采取抑制豪强的措施，制止他们任意侵害自耕农的利益。地主剥削佃户过度，佃户纷纷逃亡或聚众反抗，也影响到皇权的统治，朝廷同样会采取措施来缓解地主同佃户之间的矛盾，使封建租佃制不致因种种极端行为而破坏。但皇权又必须主要依靠由地主构成的或由同地主关系密切的官员们来推行这些措施，于是往往使皇权难以把制止土地兼并或制止佃户因受过度剥削而逃亡等措施真正贯彻下去。
关于朝廷、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概述：小农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军队的基本成员，所以朝廷不能让小农大批破产、逃亡；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官员由朝廷任命和发给俸银，历史上官员人数不是很多。对朝廷来说，“在承平时代，主要政事不过是民、刑、钱、谷，这在州县衙门，几乎完全委之于吏胥和佐杂幕僚办理；更重要是，是能够利用和依靠在乡地主士绅来监督农民的一举一动，预防他们起来造反。……同时地主自己又没有能力起来割据称雄和造反作乱。全国的地主士绅是专制国家统治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人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式任命的庞大官僚队伍，也是专制统一帝国政权的支柱。”①因此，在地主同农民的关系中，皇权既要抑制地主过分盘剥小农，又不能因此而失去地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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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振汉：《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载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57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从宋朝直到清朝，广大农村土地兼并不绝，农民逃亡事件时有发生。皇权为制止土地兼并和防止农民逃亡而不断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有时有一定效力，有时无效，原因就在于皇权是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制止土地兼并的，这一官僚机构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止土地兼并和防止农民逃亡。皇权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为此又必须征收高额赋税来维持官僚机构。官府赋税沉重，佃户受过度剥削，加之，天灾频繁，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通常被镇压下去，在这以后，农村中依然存在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并行，地主、佃户、自耕农三者又处于同以往一样的关系中，皇权仍同以往一样依靠官僚机构来平衡地主、佃户、自耕农三者的关系。在广大农村，封建经济结构就这样一轮一轮被再生产出来。
至于农村中的农业雇工现象，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但隋唐以前的农业雇工，一般是有人身依附的。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业雇工，从明朝中叶起经常出现，他们通常是短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较常见。农业短工普遍不用书面契约，只凭口头契约。口头契约，反映了短工是由邻里亲族间互相换工衍变而来。①农业长工也存在。按明朝万历年间的规定，要订立文契，议定雇佣年限和工价，这才算做长工。他们同奴仆的区别在于：奴仆终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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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役，长工则按年限服役。①但就当时中国广大农村而言，农村中雇长工现象还不是普遍的。受雇的长工可能是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或未能租佃到土地的穷人。灾荒年代有较多的穷人充当长工。
在城市中，无论是民间手工业还是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都长期存在。民间手工业中，有手工作坊主，有学徒和雇工，还有独立的、自营的手工业者。民间商业中，有行商、有开店铺的，店铺有大有小，大的店铺有老板，有学徒和雇工。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都受到官府的管辖，并必须向官府纳税。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不影响皇权的统治，而只会巩固皇权的统治，因为皇权的政治中心是在城市中，城市越安定，越繁荣，对皇权越有利；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发展得越顺利，向官府缴纳的税款就越多，对皇权也越有利。因此，只要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经营者和从业者遵守官府的规定，不违禁令，并缴纳税款，皇权是不予干预的。同时，只要民间手工业作坊主同雇工之间的关系没有紧张到雇工被迫起事，从而影响城市稳定的程度，官府也是不插手的。在宋代民间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有行的组织。行的历史由来已久，宋以前就存在，这是同手工业日益细密的分工和发展密切有关的。关于宋代的行，一方面要看到它们同官府的关系，即“被组织来为官府服务”②，同时，“不是每个行业官府都立了行，立了行的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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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298页。
② 戴静华：《两宋的行》，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不包括所有该行业的铺户。就组织的意义讲，行不是严密的、固定不变的。至于商业独占权之类与行是无关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用西欧中世纪城市中的行会概念来类比中国两宋的民间手工业中的行。另一方面，建立行也适应了民间手工业自身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行不仅应付官差，还要“协调行内各种关系，极力缩小行内的竞争。……技术保密也来自于此，不仅行与行之间要保密，同行之内各个作坊也要保密。”②行内的技术、作坊的技术，或通过家世相传，包括父子、父女相传，或通过师徒相传。行有行首，“一般说，行首是一行中经济力量最为雄厚的手工业主，唯其如此，才能经得住官府的勒索和敲诈”。③这表明，“行的建立与官府科索和差役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是如根据这些材料认为行完全是因此而建立起来的，那就把行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人为的因素，而不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了。”④即使如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中的行，也不像西欧封建社会城市中的行会带有体制外异己力量聚集场所的性质。
关于官府同民间手工业、民间商业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官府的赋税加重，或官府派下的劳役加重，使得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经营者经营不下去了，雇工也断了谋生之路，于是城市中无业人数增多，官府赋税收入减少，民间手工业、民间商业凋敝，经济萧条。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总是同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并存的。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由官府直接管辖，或由同官府关系密切的商人把持，享有特权。照理说，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是不与民争利的，而且它们有特定的供应任务，不涉及一般民间经营的项目，但在利润的驱使下，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间内越过了自己的经营范围，排挤民间手工业和民营商业，以至于后者受到打击而萎缩。然而，无论是由于官府赋税和劳役加重，还是由于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对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排挤，都不会改变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的性质，也不使城市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实质的变化。这是因为，皇权考虑到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发展对城市的稳定有利，而城市的稳定对巩固皇权的统治有利。一些有眼光的官员，从维持封建皇朝的稳定的角度出发，会把民间手工业、民间商业的萎缩等情况上报。皇权也不愿意看到城市经济凋敝、赋税减少和社会矛盾激化等情况的出现。这样，在朝廷采取一定的缓解措施以后，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萧条以后又恢复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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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静华：《两宋的行》，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②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828页。
③ 同上书，第826页。
④ 同上书，第827页。
对城市中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打击最重的，始终是战争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大动荡。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封建割据势力相互混战时，城市通常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遭到破坏是难免的。店铺被劫掠一空，货物被焚被截被抢，手工业者被征被抓去服役，商人远逃他乡，这些都是常见的。但只要战事一结束，在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逐渐恢复过来时，逃散的手工业者、商人又回来了，商店作坊又开张营业了。城市的封建经济结构仍同往时一样。
从宋朝到清朝，这么长的时间内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正是这样一轮又一轮地被再生产出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内，没有力量能够改变这种情形。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和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同封建社会中时时刻刻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意识形态要能在社会上起作用不仅仅依靠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或下命令贯彻就能实现。它必须有民间的基础，能被社会所接受。前面已经分析过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存在的作用，在这里有必要再对道教和佛教在这方面的相类似的作用做一些分析。
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所希望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巩固封建统治局面；二是延长自己寿命和有子孙嗣续，以保证统治长存。儒家思想有助于实现第一个要求，即所谓“致太平”，而第二个要求则期待于某种方术的帮助。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一一道教则把这两个要求结合起来，适应了皇权的需要①。换言之，儒家思想是一种“致太平”的“人世”思想，道教接受了儒家的“人世”，把“人世”同“出世”统一在一起，即“构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神仙境界，以便‘得道成仙’者可以在那享受种种幸福生活”②。这就是道教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本民族的道教既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它就没有可能取代儒家思想取得独占的统治地位，并且可以说一直是属于一种辅助儒家统治的地位”③。对民间来说，道教同儒家思想一样，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儒家所宣传的三纲五常、孝悌忠信，被民间认为有整齐民心的社会功能，于是被民间接受了。道教所倡导的守道长吉、养生延年，被民间认为同样可以整齐民心，所以也被民间所接受。而民间一旦接受了三纲五常、孝悌忠信、守道长吉、养生延年这些既儒且道的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就有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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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汤一介：《的成书及其思想》。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叶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6页。
② 同上书，第461页．
③ 同上。
佛教传人中国后历经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汉代的佛教，统治阶级信奉佛教不过是以为可以延年益寿，多子多孙，或借助神佛力量使国家长治久安。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玄学影响了佛教，推动了佛教发展，而玄学本身又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第三阶段是个隋唐的佛教，这一时期的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目的是想统一佛教，但事实上不可能。第四阶段是宋元明清的佛教，提倡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佛教更加中国化了。第五阶段是近代佛教，又吸收了近代哲学和科学学说①。佛教对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最大作用在于它使社会秩序规范化。这主要由于它“表现出一种宽厚的兼容精神与融和精神”②。佛教中国化以后，这种兼容与融和精神有助于矛盾缓解而不致激化，使社会得以保持稳定．这既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愿望，又能被民间接受。当然，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同儒道两种文化是有冲突的，但由于佛教在中国扎下了根，又能被中国民间接受，于是“佛教完全‘融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教的兼容、融和精神，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在使佛教不断适应历史和社会的变化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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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峻：《佛教与中国文化》，载《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1集，三联书店，1988年，第245—246页。
② 楼宇烈：《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叶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
③ 同上。
转贴于 (二)中国封建经济生活主要人物的再生产
从宋朝到清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经济生活的主要人物无非是：地主、佃户、自耕农、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雇工和官员。这七类人之中，最重要的是前三类，即地主、佃户、自耕农，他们是农村中的主要角色。在城市中，主要是后四类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同前三类人有关。
农村中人身依附关系的不存在、社会流动的可能、科举制度的实行，以及土地可以买卖，使得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各类主要人物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各个家庭，有兴有衰；地主、佃户、自耕农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诸子析产制之下，地主死后，家产被几个儿子分享，一代又一代，后来有人卖掉了祖辈留下的家产，成为贫民，或成为自耕农，甚至佃户；有的贫民、自耕农或佃户家中的子弟，读书有成，仕途较顺，由官员而成为地主；有的自耕农或佃户，饱受压榨，失去生活来源，逃亡他乡。但不同家庭的变故，并不意味制度的更换。土地关系变动的结果，有些人购买了土地，他们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于是地主和佃户都再生产出来了。自耕农也如此，有的自耕农沦为佃户，有的自耕农成为地主，但也有的佃户成为自耕农，或有的地主家庭的成员变为自耕农。社会上的自耕农就是这样被再生产出来的。
城市中，同样地由于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社会流动的可能，以及科举制度的实行，再加上经商和开设手工业作坊的机遇不断出现，使得封建社会弹性制度下，城市经济生活中的各类主要人物也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家庭兴衰无常，财产有聚有散。巨贾富商子弟，在析产之后，有的继承祖业，继续经营有方，有的成为败家子，家产变卖衰落，或沦为贫民，或做了雇工，他们的后代，也有的刻苦读书，通过科举而步人仕途。雇工中有的继续受雇于人，有的逐渐开业自营、经商开店而富裕起来。税吏横征、官府豪夺的情形虽屡有发生，地方恶棍欺行霸市的现象也从未间断过①，但这些状况并不能改变工商业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家庭兴起和总有一些家庭破落的事实，而不同家庭的盛盛衰衰也决不意味着制度发生了变化。只要民间手工业和民营商业继续存在，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总有人成为新的商人、新的手工业作坊主，也总有人成为新的学徒，新的雇工。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的城市中，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人物就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土地的买卖，投资经商开店机会的存在，和城乡之间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使得地主和商人可以相互转化，佃户和雇工也可以相互转化。地主投资于商业，成为地主兼商人。地主卖掉乡下的田产而迁进城市经营商业，地主就转变为商人。另一方面，城市里的经商者或手工业经营者，把经商或经营手工业所积蓄的资本购买土地，他们也就成为地主。这种转化是经常发生的。佃户或佃户家中的子弟，进城学艺，由学徒而雇工，也常见不鲜。雇工一旦生活无着，又回到农村，充当佃户，或雇工积累了一些钱财，回家购地当了自耕农，同样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在明清两朝一些学者的著作中经常有所反映，并得到肯定。以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为例。他的经历较特殊。他原籍四川达州，清顺治年间中举，任过知县，不久被革职，后来定居苏州，经营商业，失败后又开牙行，从事经纪业务，再失败，晚年只得开馆，授徒为生。他了解当时民间商业情况，看到民间各业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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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谈到明朝中叶地方市场上集头、头秤、牙役三种人的横行，他们把持市场，吮吸商人和消费者而获利(第333页)。这表明：即使在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商人的正常活动仍受到封建效力的巨大阻碍。
的途径，认为贫而无技艺之人虽有市场却不能利用，因此一个手艺人，只要勤快工作，一定会在市场中致富。这些思想都反映于他所著《潜书》的《富民》、《惰贫》等篇之中。①他在《潜书》中的《富民》篇和《更币》篇中还指出，阻碍民富的最大障碍有二，一是官府重赋和虐取，二是以银为币而“银日益少”。为此，他提出“君俭官清民富”和“废银用钱”(理由是银被窖藏，流通中的货币越来越少，铜钱不会被窖藏，而会迅速投入流通)②。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经济状况。
城乡经济生活中这些主要人物的角色更换，不影响中国封建制度的照常运转．皇权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只求社会的安定和赋税收入的稳定增长，只要皇权统治不受威胁，并不过问这些主要人物的角色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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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60—1961页。
② 同上书，第1962—1966页。显然，“废银用钱”的主张是错误的、违背货币流通规律的。(同上书，第1967页)
至于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的另一类主要人物一一官员，他们是怎样被再生产出来的呢?正如前面一再指出的，基本上依靠科举制度。宋朝以后，科举制度日益完备，从明朝起，科举制度的考试不断规范化、程序化；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在科举制度下，官员的选择也制度化了。地主、自耕农、佃户、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雇工和官员的子弟，都有机会参加考试，并由此进入仕途。官员升迁考核都有制可依，有章可循。官职不可能世袭，高官之子科举考试失利，一般进不了仕途。父辈为官时置了田产、房产，子孙进不了仕途，可能留在城里过日子，也可能回乡当个地主。但官员总是有人担任的，一批又一批从科场中出来的新人补充了官员队伍，这样，为皇权效力的官员们就被再生产出来了。皇权之下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断吐故纳新，照常运转，为巩固皇权统治而竭尽所能。加之，中国历代都制定了严惩官吏贪赃受贿的刑律，宋朝以后，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在量刑上，宋律加重了对贪官的处罚。宋朝还规定，对贪赃官员实行连坐制，既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还要影响子孙的仕途。明清两朝在沿袭唐宋时期惩治贪官的律法的同时，增加了罪名，而且量刑加重，追赃严厉，直至用全部家产赔补，如犯人已死，即在其子孙名下追赃。①尽管事实上贪官仍处处存在，但皇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官僚机构成员的监督一直是不放松的。这就保证官僚机构大体上能够稳定地运行。
要知道，人们通常所说的清官、贪官、良臣、奸臣，几乎都是科场上的成功者。他们步入官场后，因自己任内的所作所为而被当时或后世的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历朝都有清官、贪官、良臣、奸臣，他们都是皇权之下庞大的官僚机构的组成人员，奉命执行朝廷的法律、政策。区别在于：清官秉公执法，廉清自律，贪官则借此敛财，搜刮民脂。良臣在忠实地执行朝廷的法律、政策的同时，了解民情，了解时弊，及时向朝廷提出改革弊政、提高行政效率的政策建议；奸臣则结党营私，乱政胡为，置法纪于不顾，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甚至勾结外部势力，使国运日衰，民力耗竭。皇朝有兴有衰，皇朝兴盛时，必定清官多，良臣多；皇朝衰败时，必定贪官多，奸臣多。一段时间内，一批官员遭罢黜，另一批官员被提拔，受委重任，隔一段时间，又一批官员受惩处，遭贬职。于是又有另一批官员替代了他们的位置。由于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地为官僚机构补充成员，中国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经济生活中的另一重要人物一一官员一一也就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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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黄启昌：《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在官员任用方面，宋朝有一项重要的变革，就是在承袭前朝官制的基础上，使地方官员的派遣制度化。这是宋初吸收唐朝官制的经验和教训而实行的。皇帝对于臣下，既要任用，又不得不加以防范’如果地方官员包括下属官员都由地方官员自选自任，那就会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中唐以后藩镇之祸，与此有密切关系。①因此宋朝决定把地方政府的官员僚佐的人事任免权全归中央。地方政府如果缺员，也必须向中央申报，再由中央任命适当的人员去担任。这样一来，中央集权的体制就巩固了，而官员是可以依靠科举制度来补充的。
封建社会弹性体制下的官僚机构不断有新的成员补充进来，但这不等于官员们一定掌握实权。官员实际上受到三方面的牵制：一是皇帝本身，二是宦官，三是官员中的不同派系，也就是所谓“党争”。这在明朝是最为典型的。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分散朝臣之权，大权更集中于皇帝一身。“没有丞相的明代文官制度，弊病丛生。其后果之一是党争日烈，后果之二是宦祸无穷。”②形式上，各个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实际上则由宦官在二者之间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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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邓小南：《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② 参看郑克晟：《明代文官制度与明代政争》，载《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一15页。
封建社会篇8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崇拜；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R7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16-02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总跳不出这样一个历史循环，即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零，国贫民弱，地主和农民都不富有，贫富差距不大，所以，轻徭薄赋、养民爱民是立国之本。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地主阶级依靠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扩充财富──兼并土地，兼并扩充的目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造反了又循环出了新皇帝，昔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农民成了新的处于封建统治地位的压迫阶级。从中，我们可悟出一个规律，封建社会的农民迷恋封建专制，对皇权、族权、神权充满了崇拜之情。究竟是什么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他们的这种思想？笔者有感而发，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从社会、经济、思想及文化四方面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专制崇拜的原因。
一、宗法制――农民专制崇拜的社会根源
宗法制是农民专制崇拜的社会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宗法制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组织和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式，从这种制度在西周产生起就有三个基本原则：1、从周天子而下，都初生嫡长子继承制；2、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3、各级诸侯等既是一种家族组织，又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最高的宗主周天子负责。这一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影响有二：一是社会结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模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影响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
同时,宗族制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而且也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一种牢固的社会政治理念。人们在血缘认同过程中对父权家长权威的绝对崇拜，促成了根深蒂因的权威认同心理因素。在君主面前，人们不是“臣子”就是“子民”，都是“君父”的晚辈，使得人们对君威的认同极具普遍性和广泛性，在人们的眼中，君主的人格魅力表现在其能够“参天地，化万物”，是道的主宰和决断是非的总裁，因此造就了君威的传统合法性。其实，人们对君威的认同并非对现实中具体君主的认同，而是对理想君主的认同。人们冀理想于君主和厌恶昏君，为“有道伐无道 ”的传统“革命”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农民起义和易姓“革命”不过是以特殊方式对君威的认同。正是这种“反皇帝不反皇权”的改朝换代，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于君威的认同感。对君主的崇拜和对昏君的厌恶使很多中国人在显意识中表现为对君主的顶礼膜拜，而在潜意识中又怀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梦。
二、自然经济――农民专制崇拜的经济根源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称为小农经济，著名历史学学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对小农经济是这样解释的：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家民为视野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的简单再生产；以家许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1）（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从中可看出自然经济有以下基本特征：1.社会成员主要为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要而生产，社会再生产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再生产；2.劳动成果直接归属于劳动者自己或家庭；3.社会成员主要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自身或家庭的需求；4.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且主要是为满足生活需求而仅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而且生产规模受到限制。自然经济滋生出人治、权力私有化，官本位、权力拜物教，而民主政治是无法从这些政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国家垄断了全部的个人权力，运用社会权力的是一个有自身独特利益的等级制的官僚阶层，由此形成了与民主制相对立的官僚制。官僚制的根本原则是国家权力是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思维模式是崇拜人的权威而非制度权威。
三、官僚政治――农民专制崇拜的文化根源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这样分析官僚政治的：“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看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民。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是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一层一层官僚。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2）王亚南对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性格”有三种经典的表述：“（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取出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 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3）可见，“官本位”政治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益欲。”此话未免有些绝对，却显示了人类对权力的极端崇拜。集权制本身作为一体性极高的政治制度是把权力执掌者的利益和权力的根本性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使权力直接表现出为权力的执掌者的利益服务，权力的执掌者也即权力的所有者。
自秦始皇设职授官以来，就产生了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先后两汉实行过的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正制和科举制，其中，科举制的影响最为深远，它曾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举制具有人才遴选功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制，打破了士族的政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权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吏治腐败。一些官员有学识，是当时的国家精英。这些人才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第二，科举制的公平原则，“其公平竞争机制，使有才学者能够脱颖而出”，（5）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时代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事实是很多的。科举制度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陈旭麓对科举举制充分肯定,认为“在当时的重要任务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而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6）对一般民众而言，官是皇帝的人，代表着且拥有着实实在在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无为政治与权力崇拜心理。首先，农民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对盘剥与压迫，能忍则忍，能躲则躲。其次，交际中的无为心理。家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和生活单元的，其交际的范围难以突破家庭或家庭的局限。农民对土地的严重依赖使他们一辈都不曾踏出农村半步。家民的安土重迁心理就是无为政治心理在世代生活中的折射。
虽然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无为心理，但并不妨碍他们权力崇拜心理的滋生，这是家长本位心理和奴性仆从心理的内核，也是无为政治心理的表现。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是围围绕着权力进行的，权力规定着法律与道德，赋权力掌握者以特权，同时，经力还是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象征。农民不食人俸禄，却希望取得食人俸禄的资格；农民厌恶战争，却又期待“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渡做，明年到我家”的机会；农民埋怨醋刑重赋，却又认为缴纳皇粮、效忠皇权是天经地义之事；农民听天由命、系身家性命竽皇权一身，却又有不甘贫贱、浮万人之上的皇权冲动；历次农民战争虽然反对皇帝，却保留了皇权。农民的权力（专制）崇拜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儒家思想――农民专制崇拜的思想根源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和纲常伦理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内容，其中，天道观念成为农民专制崇拜的思想根源。
天道观念与农民专制崇拜。何谓天？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是也。”（7）原始先民对自然知识的匮乏和掌握自然能力的薄弱，他们将自然界视作一种异己的难以把握的神秘力量，认为各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支配着，所以每家每人都为“巫史”，借助原始宗教的仪式沟通神人，揣摩神意，讨好神灵，祈求福祉。进入古初文明时代，随着地上统一王权的形成，原始社会时期为所有氏族成员共有的神人交通权利被王者垄断，天上也产生了至上神，出现了“帝”或“上帝”的观念,并且带有相当浓厚的神秘性。历代统治者都借助于天的权威而竖起了皇帝的权威。皇帝又“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下，在中国封建封建里，天道观念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将人们的灵魂牢牢地锁住了。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旗帜，以这个天来对抗那个天。
五、结束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专制崇拜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已沉淀为一种观念和传统，而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及儒家思想犹如价值规律对经济运行起支配作用一样，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社会农民对专制的绨荨＊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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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