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政治概论范文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1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治语词/概念意义澄清

一、知识分子提供政治符号产品时的责任问题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非常歧义、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价值争论的语词。因为,在人们的言述中,“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①既然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语词的时候,概念意义的含混与价值评判的分歧并行而来,那么,依照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妨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区分为规范性的与描述性的。

“知识分子”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它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特质、应该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被理想化,有时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②“道德理想的捍卫者”、③“社会的批判者”、④“无私无畏的英雄”、⑤“精神的超越者”、⑥独立的“业余爱好者”⑦等。可以说,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里负载了对知识分子太多的价值期待与规范要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些要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⑧

“知识分子”作为描述性的概念则有所不同,它着眼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从这种角度来看,李普塞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视为一种描述性的定义:“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⑨据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符号世界的操作者。与此相类似的定义是萨义德提供的:“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artof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⑩如果说李普塞特和萨义德的定义显得有些笼统或过于宽泛,那么,哈耶克给出的判断则较为具体: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尖刻,不过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判断,它揭示了知识分子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客观事实:“知识分子与弄‘观念’这套东西是几乎不可分的,至于观念是属于理想主义或唯物主义,……皆不关紧要。”依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亦即理念人。

如果我们在描述性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符号产品的供应者,那么,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是否总是人类的福音?是否曾经成为人类灾难的序曲?毫无疑问,前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后一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对此,已有知识分子显示出清醒的反省意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波普尔在审视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作为时,就曾经颇为自责地写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每出于懦弱、专横或者骄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如果说波普尔的反省主要针对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那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批判的自我反思就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每一次和平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都和这个民族失之交臂,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意识形态的力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既然近代以来的中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那么,在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中,究竟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符号产品危害最大?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政治性的观念或者政治符号产品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危害也最为剧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如何减少自己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马克斯·韦伯、哈耶克、波普尔、萨托利等人的诸多论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该问题答案的某些方面。比如韦伯关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著名划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人物,但它同样适用于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尽管支配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然而,知识分子却不能奉行“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不能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必须遵循责任伦理,“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同政治人物一样,放弃信念伦理的精神执着,“采取责任伦理的踏实准则。”

不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要减少或者避免自己在传播、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仅仅在行为取向上奉行责任伦理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比如,调整政治思维、完善政治知识、清洁政治语词/概念等。本文的着眼点是政治语词/概念的分析与澄清。

二、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封建主义”为例

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词、概念,要以某种语言作为传播交流的工具:“每位知识分子都诞生在一种语言中,而且大都一辈子就活在那个语言中,那个语言就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然而,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事物与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反映我们周围的现实,而且也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实际上,语言有助于构造这个世界本身。”换言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力量。

具体到语言与政治的关系上,“语言就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政治的武器。”一方面,作为政治传播的工具,政治语言既有准确地表达政治观念、客观地描述政治现象之功能,同时也有可能给政治传播、政治交流带来障碍。“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并对此取得一致,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的武器,政治语言可能被用于维护基本人权、伸张政治正义、批判专制统治,但也可能被政客或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而成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牟取私利的工具:“政治语言是设计来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空气像是固体。”

在语言(包括语词/概念、符号)与政治如此复杂的关系格局中,知识分子又不能不借助语言来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这样,知识分子在操作、使用政治语言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否则,其后果不只是笑话、混乱,有时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此仅以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政治词汇———“封建主义”(feudalism)为例,以说明之。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封建制存在于秦汉之前。故历史上有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说。把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然而,这种“封建主义”的概念“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的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因为概念与名辞的错乱,‘’中还发生过要大家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而居然把它改为《分封论》的笑话。”

问题在于,“封建主义”这个政治语词/概念在使用上的错乱和笑话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此厘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强调知识分子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因为“封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指的是“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号赐人”,而使之建国于封定之区域的情形。这种意义上的封建主要发生在西周时期。然而,“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却于20世纪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手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相反认为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会。

这种根本性的转折非同小可:它不仅改变了“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更重要的是它以西语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为概念工具,不仅提供了一套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社会政治观念或者符号产品———“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且最终在现代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以“封建主义”语词为中心,包括诸如“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封建思想”等在内的庞大的语词、概念系列,迄今它们依然流行于学术论著、学生教材、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之中。

事情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由一些知识分子所生产出来的这些“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政治语词、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而且给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的要害在于对西方文献(包括马克思的著作)中“feudalism”的误读、误用、误导。在西方文献中,“feudalism”的含义虽然复杂,但它主要指称的是“那种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林立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四处分散的社会结构”。然而,把作为“feudalism”之翻译的“封建主义”运用于中国自周代、尤其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分析时,这种“封建主义”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恰恰与“feudalism”在西方文献中所指称的情形相反,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的是以郡县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这是“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社会结构。”这样,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来指称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时候,确实正好弄了个张冠李戴!而且,正如识者所言,这种语词概念的混乱“延续甚久,影响极深,从本世纪初一直到本世纪尾。……列出因‘封建社会’概念的误读误导误用而产生的思想、认知和政治实践的阴错阳差,就差不多等于是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如果说得更尖锐一些,这些流行于现代汉语中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政治词汇不仅发挥了误导的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欺骗性含义”。所谓“欺骗性含义”是指,“即使词语只有习惯用法中的含义,如果说话者不用它来指听者赋予它的含义,那么这个词语就会是欺骗性的———被欺骗性地使用。”不幸的是,在现代汉语的政治词汇中,具有“欺骗性含义”的语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当然,在现代汉语中出现诸如“封建主义”之类的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及具有“欺骗性含义”的政治词汇,并非都是知识分子的过错。不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政治语词/概念既然与其制造、解释的政治观念、提供的政治符号产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

如果说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多半是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知识分子对避免、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责任,而且力图把这种责任意识转化为明确的态度、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在态度上,他们主张,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既不应当接受、也不应当散布引起迷惑的词———肯定会造成欺骗的词。”在行为上,他们着手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在《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一文中,哈耶克仔细地区分了七对关键性的语词/概念,旨在澄清其中的歧异与混乱;萨托利则把写作《民主新论》归结为“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力图揭开笼罩在“民主”语词/概念上的迷雾。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据此,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揭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澄清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一些基本训条和操作策略。

其一,语词/概念不能任由我们赋予意义。

知识分子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他们在使用语词/概念的时候,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力图突破语言的限制:知识分子“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正是出于突破语言藩篱的天然倾向,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约定论的意义理论:语词的意义仅仅是约定的,一切定义说到底都是任意的,因此可以由我们任意规定。然而,约定论真的可以为知识分子任意规定语词的意义提供依据?按照萨托利的分析,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就理论而言,约定论的根据是脆弱的。约定论基于语言意义的约定俗成和语言惯例,认为既然语言的意义与约定有关,而任何定义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约定,那么,对语词概念的定义就是任意的。然而,“任意性非但不是定义过程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它还是这样一项评判标准: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某个定义是错误的或是无用的。”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政治语词/概念。举例来说,如果“民主”一词可以任意定义的话,那么,不仅这种定义是无用的,“民主”的语词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

从实践来看,约定论的后果是有害的。“任意的定义只能破坏语言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从而使一个交流(同时也是组合现有知识的)工具变成十足的制造混乱的手段。”这种情形在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尤为典型。举例来说,上述“封建主义”语词/概念的混乱就与作为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进行任意定义有关。

作为知识分子的萨托利曾特别告诫知识分子:“如果词语从根本上说可以任由我们赋予意义,我们便只能向巴别塔前进了。这时博得喝彩的将是一个充满语言巫士的危如累卵的社会,他们靠着耍弄语言和意义把戏,不但衣食无虞,而且颇负众望。”因此,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以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第三种选择是不存在的:是任意定义语词/概念的意义以成为语言巫士,还是遵循语言游戏(包括定义这种游戏)的基本规则?

其二,在语义场中检验语词/概念的定义。

所谓“语义场”,按照萨托利的说法,乃是一系列相近或相关术语结合而成的一种语义结构,在一定的语义结构中,某些相近或相关的语词/概念彼此关联、相互牵制,以致不能轻易改变其中某个语词/概念的定义:“词语(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物,它们共同处于由一系列相近和相关———亦即结为一体的———术语组成的语义场,因为其中每一个术语的再定义(意义的变化)都会导致对某些甚至全部有关术语的再定义。”

由于语义场的结构性限制,某个语词/概念的定义就不能背离其他相关语词/概念的定义。否则,将破坏语义场的稳定性,从而导致其他语词/概念意义的混乱。比如,定义“权利”会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语词/概念如“资格”、“自由”、“利益”、“正当”、“权力”等等,而这些语词/概念构成了一个关于“权利”的语义场。正是这一语义场锁定了“权利”这一语词/概念的基本用法及其核心意义,从而为识别、排除对“权利”的任意定义提供了大致的标准。由于语义场具有结构性的语义限制功能,借助语义场可以对语词/概念的定义进行检验。根据萨托利,语义场的检验有两条判别规则:“如果对一个术语的定义打破了该术语所属的语义场的稳定,这个定义就应当表明:(1)没有一个‘语义场意义’被排除在外;(2)全部‘语义场歧义’(模糊、无限制、混乱)没有被进一步加深。”如果按照这两条规则,上述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定义就不能通过有关“封建主义”(“feudalism”)语义场的检验,因为它不仅已经将西方文献中构成“封建主义”语义场的一些基本的语义场意义排除在外,而且大大加深了“封建主义”语义场的歧义与混乱。

其三,让语词/概念接受经验和历史的检验。

如果说通过语义场检验语词/概念的定义是从语言系统内部来避免任意定义所引起的意义混乱,那么,让语词/概念接受经验的检验则是从外部入手来减少语词/概念的混乱与欺骗性。所谓“从外部入手”具体说是指诉诸经验、诉诸历史:让经验与历史成为检验语词/概念的试金石。这是因为语言首先是以往经验和知识的宝库,是经验积累的保管者;另一方面,“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是历史,这是一种反映了概念发展史的检验。”只有参照经验与历史,才能揭破政治语词/概念的歧义性与欺骗性。

在此我们不妨以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诉诸经验和民主的实际运作以拒斥“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为例来进行说明。根据熊彼特的分析,古代民主理论有两根支柱———人民的意志和共同的福利,前者被视为是政府权威的来源,后者则被归结为政府权威的目的,据此民主概念的内涵被确定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通过选举集合人民意志的制度安排。在熊彼特看来,这种古典民主理论得不到经验分析的支持,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而且,古典民主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根本颠倒了两件事情: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这成为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人民选举代表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民主实践的经验事实来看,民主的关键恰好在于把二者的优先顺序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的目标。”这意味着,人民的实际作用不过在于产生一个政府,选出社会的精英来治理国家。基于此,熊彼特拒绝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而把民主定义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样,熊彼特不仅依靠诉诸经验和民主的实际运作检验进而否弃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而且为建立一个经验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在政治语词/概念的丛林中,散布引起迷惑的语词、制造概念混乱的知识分子确实存在,那么,分辨、识别他们也非难事。因为,他们不过“是这样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事实,即词语是经验的容器,或者说是经验的载体。”因此,对付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像熊彼特那样,让他们的语词/概念接受经验和历史的检验。

其四,在语词/概念之间进行区分。

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是划分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语词/概念:前者描述客观事实,涉及“是什么”;后者蕴涵价值规范,体现“应是什么”。比如,“民主”一词虽然容易导致混乱,但由于它本身“不但有描述和指谓的功能,它也有规范和劝导的功能”,因此,把民主是什么的描述同民主应是什么的规范加以区分,不仅大大有助于澄清民主之语词/概念的混乱,而且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民主定义提供了可能:“界定民主的问题包含着双重内容,它本身要求一个描述性定义和一个规定性定义。没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同时它们也不能互相取代。”尽管在描述和规范之间可能难以划出严格的界限,但这并不损害二者的区分对于澄清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重要性。

另外一种区分则是透过语词/概念所指称的不同对象及其不同的性质,以展示语词/概念的区别。比如,根据哈耶克的分析,许多人所习惯使用的同一的“法律”(Law)这一语词/概念实际上是在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一是内部规则,它是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划定了个人受保护的范围。”这是社会在长期的演化中自发形成的规则,是自由的法律;二是外部规则,这是“只适用于特定的人或只为制定规则者目标服务的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的法律,“尽管这种‘法律’必须由那些受委托执行它的人来执行,但是它不能因此而成为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共同使用着“法律”(Law)这个语词/概念,为了避免混淆,哈耶克主张采用两个古希腊的语词/概念来分别指称二者:用“Nomos”表示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用“Thesis”表示外部规则———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许有人不赞同哈耶克对“法律”这一语词、概念的如此划分,但就避免语词/概念的歧义与混乱而言,其方法论的示范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①③⑥[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3、2页。

②⑤⑦⑩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3-14、71、17、29页。

④⑧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583页。

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邵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233页。

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载王小波等著、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8页。

季红真:《世纪末的回顾》,载《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第301-302页。

参见《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233、234页。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之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07、108页。

钱永详:《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00页。

在某种意义上,波普尔主张政治理论需要从单纯关注“谁来统治”问题转向关注“如何统治”的问题,可以视为是对知识分子如何调整自己政治思维的一种忠告。参见波普尔《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载《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第482-483页。

Heywood,A.(1999).PoliticalTheory: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css,Inc.P2.

转引自[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奥威尔(George0rwell):《政治与英语》,转引自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30页。据丁学良先生介绍,他曾于1992年冬和1996年末两次向两组西方比较历史学者和社会学家提问:“在各位的观察中,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概念最走样、亦即最扭曲的理解,首当其谁?”这两组完全不同的西方学者均首推feudalism。

参见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开放时代》1998年11、12月号,第46页。

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参见《嵇文甫文集》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45、548页,序言第4页,第4、295、296、4、295、296、298、297、8、9页。

参见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

[美]理查·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德论后现代》,载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Heywood,A.(2000).KeyConceptsinPolitics.NewYork:Palgrave.P5.

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365页。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2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这样，不仅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到1929年，公开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31年发表了大卫·卢森贝的《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各种生产方式经济理论的异同。但这时，绝大多数苏联学者仍是以阐述苏维埃经济计划吨攻策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批评了这种情况，并肯定了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但限于个人消费品)，情况才有改变。1941年就开始筹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经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但恩格斯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反杜林论》)，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在，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个空间上的广义进行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十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1938年，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这样，就有了两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本。一个是苏联的，它要求“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该书第一版导言)。另一个是中国的，要求“中国化”。不过，苏联的虽说研究全“人类社会”，其封建主义部分实际只讲了欧洲的领主制经济，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讲苏联。中国的虽说“中国化”，实际上也讲外国，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完全是讲外国。

统一性和特殊性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把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都用一个“基本经济规律”作为总括。除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外(因为马克思已有论断)，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套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用的模式，即“在什么生产力的基础上，用什么，达到什么目的”。1956年开展反对个人迷信后，学术界打破了一些斯大林的思想框框。但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上，更强调了各历史时代的经济理论应具“统一性”。1985年兹·法因布尔格和格·科兹洛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对此有详细论述。其要点是:(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具有统一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生产的社会性的历史发展即各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2)政治经济学借以进行研究的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它们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统一性的核心，(3)这些范畴的具体在历史发展中会发生质变，以至变到它们的反面；但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指共产主义)，它们又会“翻转过来”，完成统一性。因而，八十年代初，当苏联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并预见到共产主义的曙光时，对广义政治学的认识才完全成熟了，不过，在苏联，并未写出一部成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直到七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受苏联思潮的，但它一直是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进行的。1954-1956年，对于多种经济成行并存的这一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这以后，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79年以后，则更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了。历史方面，虽然还限于经济史的研究，但也注意到经济理论；尤其对中国地主制封建经济的研究，有突出的进展。1982-1986年，许涤新集中国内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修订了他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成为迄今比较完整的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上述法因布尔格等的统一性论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1957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导言》手稿而来的，尤其是手稿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马克思把这种方法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第二条道路上的再现。不过，马克思所说的是狭义的即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资本主义已实践了三百年，它的第一条道路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应当再走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其结果即三卷本《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应当怎么办呢?《导言》确实说“生产一般”是个合理的抽象，但也说“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导言》也讲到简单范畴(即法因布尔格所称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指资本主义形式)。因而，用这些范畴只能“在精神上再现出来”一个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但它“决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

共性寓于个性，一般只能在特殊中表现出来。对于前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的阶段，或者还没有进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这时候，我觉得强调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统一性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反杜林论》)。从广义空间来说，恐怕也是这样。只有在研究主要国家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后，才能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结合本国特殊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是可取的。

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实践为根据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经济史为基础，我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优良的史学传说，并自三十年代建立学科以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发展的。近年来，它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把它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研究，那就必然会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这项研究中，我觉得入手之处，应当是在中国历史最长、内容最丰富、发展最成熟的封建主义经济。中国的封建主义经济，象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一样，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经济形式。

中国封建主义经济

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经济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其间有严重的曲折，以至人口丧失三分之一；但即使在这种时候，生产力的某些方向或贸易的某些环节，仍有进步或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买卖，形成了一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封建制度，不象欧洲领主制度那样僵化，直接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手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前列；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堪称为一种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十六世纪以来，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制度又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如田制的公消私长，赋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额化和永佃权的出现，雇工人身的逐渐自由等，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未出现由顶峰走向衰落的过程，而是继续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力仍有增长，十八世纪粮食的产量约比十六世纪增长二三倍，手工业也有发展，不过，农产品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大耕地面积和集约化耕作而来，集约化耕作又以劳动投入为主，甚少资本投入。因而，尽管亩产量发展到传统农业的高峰，边际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已有下降的征兆。手工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来自工艺的改进，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上已逐渐落后于西欧了。

封建社会也和任何社会系统一样，有它本质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还有异质的东西。地主制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质的决定者。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从属于地主制经济，但也可从属于他种经济，它们是非本质的经济成分。在我国，自耕农的比重比较大，又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比较牢固，这都与西欧异趣。按照辩证法或系统论的原理，一个系统中如果不含有异质的东西，它就不能进化，商业资本和其它货币资本，自始就是用货币草生货币的资本形式，它们是与封建主义异质的，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西欧的封建制度，就是以“货币权力”战胜“地产权利”而最后告终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但在中国，这种对立和它的表现形式即城乡对立并不尖锐，到晚期，且出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现象。

这都说明，在我国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生产结构比较稳固，自给性比较完整，地主制经济能够容纳一定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整，加以我国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上层建筑的保护力量比较雄厚。因而，晚期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但发展极为缓慢，封建主义长期延续下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地主制成为一种与增长着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封建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并存，是因为中国地主制经济基于本身特点，能够吸收商品经济，以至吸收外国的和买办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节，延续自己的寿命，这几近离奇，但环顾今日第三世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有所增长，说明地主制经济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土改，它还会生存下去。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解体，商业资本和资本支配农村，以及地主阶级本身成份的演变，近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已不是原来的封建主义，而是半封建主义的经济。从封建主义到半封建主义，仍然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进化。当然，它也持续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的苦难。

以上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我对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一些看法。这种看法来未必妥当，也不免谬误。每位经济史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不同观点的提出和切磋，说明一点，即我国封建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已有可能进行理论探讨，写出一部或几部(按照不同观点)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余 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广义学提出的第一个定义是:“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的”。并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每种“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这种“两个坐标”论给我们经济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即现察经济和社会进步有两个指标，一是生产力的增长，一是交换的扩大，两者应当是同等重要。

但是，三十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总是重生产，轻交换，甚至不研究交换，这是因为，我国原有重本轻末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和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生产；此外，还受苏联思潮的。斯大林认为，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教料书》中所列政治经济学定义，如前文所引，删除了交换。在我国，轻视交换的思想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才扭转过来。

恩格斯在文中不仅讲物质交换(Austausch)，还提到广义的交换(Verkehr、译交往)。我曾有文论到，人类社会的交换实早于生产，愈在古代，交换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愈重要(《试论交换经济史》，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会说，在欧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坏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纪出现乡村化和商业凋敞的现象，人喻为“回到野蛮”。这只是上一个特例。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总的说，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这方面应重点研究，补西史之不足。

恩格斯在讲生产、交换必然产生相应的产品分配方式以后，给广义政治经济提出了第二个定义，也是更完整的定义，即“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没提“规律”，而提“条件和形式”。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所谓规律，通常指事物关系和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规律有客观性，并常需一定的精密性，不能是“大概如何”。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中，真正成为规律的是很少的。我查《资本论》，第一卷仅有八处标明规律字样，而八处都是讲价值规律，第二、三卷中提到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供求规律、人口规律，仅此而已。象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利润平均化等，都不标明为规律。马克思对规律的用法是很严谨的。苏联学者喜讲规律，往往规律连篇；不过他们对规律的理解不同，如认为发展趋势就是规律(尤金:《小词典》)。这并不可取。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3

关键词 封建社会 社会形态 历史分期 历史理论

作者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潘顺利在《学术界》2007年第5期发表了与黄敏兰商榷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以下简称《潘文》），笔者看后有些想法，愿提出来与潘先生商讨。

一、应予澄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学术研究的原则

潘文的题目首先就让人困惑不已，因为如此斩钉截铁的全称肯定句在学术文章中实在罕见。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公然标榜只有自己一家的观点是唯一正确，规定“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学术无定论，探索无止境；不断超越前人，不断推翻以往的成见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而不应以狭隘和专断的态度对待他人的研究。

其次，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论从史出。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每一个问题，每一项立论都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对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需要交代封建社会的具体规定性是什么，中国中古社会在哪些方面符合了这些规定。然而，潘文对此并未涉及，使得“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一结论在文中也缺乏相应的史学根据。

2、关于“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学术观点”

潘文批评黄敏兰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4期）“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某些学术观点”，“表现出学术的狭隘”。黄文究竟是如何“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潘文却没有具体的说明。实际上，黄文中仅有一处引用西方学者，即法国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的一小段话，用以证明一个史实，并非用来分析文中所要阐述的问题。文中所有论证都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存在潘文所指责的那种“不加分析”搬用西方学术观点的错误。相反，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来自西方的学说。长期以来一些中国人正是因为简单粗略地搬用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才导致片面地认识社会，从而得出中外社会历史都一样的错误观念。

3、关于历史分期方法

潘文批评黄文主张可以用古代、中古来代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混淆了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分期有多种方法，有时代、年代分期法，有社会历史阶段分期法。五种社会形态论就是后一种分期法，对社会阶段的区分本身就形成了对历史的分期。两种分期法并非如潘文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统一的和互补的。可以相互替代，也可以同时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较多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概念，也用过“原始氏族社会”、“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类名词；有时候还两者并用，如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封建的中世纪”。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4、有关命名问题

潘文批评黄文提出中国中古社会可以有一些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其他名称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说“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命名问题进行基本的梳理。

首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规定一种严格的、前后一致的名称。人们多次引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这样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原文中没有提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样明确的概念，给人类社会以五形态作明确命名的是苏联人，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五方式论”并非是马克思的原意。此外，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另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俞可平说：“马克思著作中译本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德语原著中是同一个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这是马克思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最重要的术语之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2]

不同名称是不同观察角度的结果，并非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在马克思是如此，在中国亦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多方面认识中国中古社会，得出多元化的认识。马克垚说：“时下我国各种学者不时来讨论封建，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些领域里，你可以说什么绅士社会、贡纳社会、选举社会、世袭社会、官僚社会、小农社会，都对我们很有启发。”[3]当前，中国学术全面地发展，多学科交流，打破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封闭、单一的状态。所以，仅用一种方法来认识社会已远远不足，仅用一种名称来概括中国中古社会就显得比较狭隘。

5、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潘文说，黄文主张对中国中古社会不必非要用“封建社会”命名，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对“封建社会”作具体的和明确的概括，否则后人也无需为此争论不休了。潘文中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论述花剌子模国家的，与中国的情况相去甚远。不能看到马克思在某处说过“封建”这个词，就认为“封建”无处不在。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说法，前后并不统一。例如关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有“大地产”[①]或“大土地占有制”[②]、“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相当于“小地产”）[③]、和“地产”[④]三种说法，地产当然包括了大小地产两种，但是大地产与小地产却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仅引用其中的一种说法，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认识。

无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态度，并不是恪守某种结论。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历史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和地区的局限。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受欧洲经验的制约。李峰说：“只要我们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受了他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们认为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比之当代西方专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还更了解欧洲中世纪，那么我们似乎要全盘否定西方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进步了，这恐怕大有问题了。而至于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本来就是含混其辞的，其基本轮廓都不一定准确，这当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初创阶段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今天如果还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欧洲中世纪并以之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那问题可能就更大了。”[4]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5]

潘文在上面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最后却提出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样看来，潘文的真正意图和出发点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6、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

潘文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着眼于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的确，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但是这规律并不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

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确切地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是西欧历史演进的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据一些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都没有五方式论的那种发展模式。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中总结、归纳出来，不能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更不能以偏概全。

甚至就是历史规律本身，人们至今也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王和、周舵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7]如果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也是以往一些错误的根源。

7、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潘文提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将所讨论的问题政治化：谁若是不承认中国中古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此还不够，潘文又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绝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而已，而是必须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问题。”进而提出，如果否定中国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半封建）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8]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二、中外学界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9]

旅美中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根据这种情况总结说：“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可以比较正确地称为“领地—封臣制度”的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将近一半时间内也并不存在，即使后来存在也不能涵盖欧洲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非西方的社会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八到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把这样的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用在万里之外的古代中国之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必要？”[10]

中国内地对封建问题的再探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五方式论的大讨论，起初并没有像对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那样热烈。对“封建”问题的专门讨论在最近的两三年内形成热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义的经典性著作《封建社会》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有无普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组织的“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中，一些著名学者（主要是西欧史学者）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曾有过封建社会，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6年，冯天瑜梳理“封建”概念的学术史著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将对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会议上的争论十分热烈，甚至是激烈。

事实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界，“封建”问题都是一个尚未解决、并且正在不断探究的问题。而且从总的趋向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和内地）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他们批评滥用“封建”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如果能在中外学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就难以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了。

三、如何解决这个世纪性难题

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往多是从理论出发，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从而得出中国也与西方一样，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也都有封建社会的认识。潘文之所以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轻易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实际上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情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郭沫若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仅从逻辑推理就得出中外历史相同的结论。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11]郭老后来深刻反省自己过去公式化的错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只要把“封建”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这等于说，五种社会形态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只要你认为哪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却并不可靠。

有学者将封建社会形态以一个公式概括。马克垚说：“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12]然而，这个大前提本身就存在疑问：这种概括过于抽象，由它形成的“封建社会”只是观念形态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例证，从而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论断难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些学者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研究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把社会高度抽象化，只说大地产，看不到中小地产；仅重视生产性经济，忽视非生产性经济；只看农村、农业经济，不说城市、工商业经济；只说生产关系（地主—农民），不说非生产性社会关系（教会、贵族、市民、皇帝、官僚），等等。对城市，仅注重其封建性，而不做历史学的分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抽象舍弃了历史的具体内容，才赋予西欧封建主义普遍性。

“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本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以往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论从史出，从史实出发去研究，即可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例如马克垚在《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中提出中西社会在许多方面相同，但是从大量史实来看，这些论断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论断一，中古西欧和中国的城市都是封建的。

西欧城市的确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这表现在城市依照封建契约，给封建主承担一定的义务，因为城市的用地是由领主提供的，有些城市就是由封建主创建的。城市对领主的义务类似于封臣给封君所尽的义务，城市则在此基础上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权利。可以说，封建制在某些方面是有益于西方城市的独立和发展的。正如汤普逊所说：“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约原则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税、铸币、市场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们领土上所做的那样。”“他们要求在封建统治内的而非在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地位。城市应有它的行政官，它的团体印章，它的市政厅，它的钟塔。这一切都是它独立的象征。”城市还有自己的宪法。[13]而中国的城市不是封建的，仅是专制帝国的附属单位，所以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也不会有西方那种封建契约原则和保障城市自治的城市法。

论断二，在生产关系方面，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

马克·布洛赫指出，庄园的土地分成两部分：一种是领地或领主产业，另一种是农民的份地。“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与许多小地产在同一个组织中的共存是领主制的基本特征。”[14]

封建普遍论者把农奴仅仅看作是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看不到他受剥削的经济前提是领主给予他的份地，而这正是西欧生产方式的特征，为中国所无。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农奴的财产关系，西欧封建制解体的原因就无从认识。因为农奴对份地可以继承、买卖，取得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是封建制解体的一大表现。

走出庄园看全社会，大地产也只是其中的部分。西欧领主和中国地主都是以中小地产居多数（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证）。此外，中国中古的大地产以国家和皇帝、官僚为主，是权力支配的经济，这一点与西方领主的个人经济明显不同。西欧的领主庄园制是真正的封建经济形态，而中国的地产并非分封得来的。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官僚集团主要利用强大的国家权力剥削、奴役广大编户齐民（其中有庶民地主，也有自耕农），而不是仅靠地产剥削农民。这是中国与西方的重大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封建制。

论断三，在政治方面，都是君主制统治，其发展趋向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西欧君主受教会、城市、贵族多方面的制约，其中一项重要的制约，即财政的制约就是来自封建原则。按照封建原则，国王要靠自己过话，只能以自己的领地收入为生。如果国王要征收额外的赋税，则须取得纳税人的同意。西欧财政严格区分封建财政（国王个人财政）和国税（需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财政）。马克·布洛赫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15]正因为有这种制约，才会有《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制的产生。而中国因为没有封建制，集权、专制的君主制有能力对全社会无限制的剥夺，用国税养庞大的皇室及其家奴。西方君主以个人领地为家，中国君主以天下为家，实行“家天下”制度。像慈禧太后挪用大量海军军费为私人造园林的事情，在英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要想从议员钱袋里多掏一便士，比要他们的脑袋还难。

另外，中西君主力量都有强大的趋向只是一个表面的认识，其意义截然不同。西方君主权力与宪政同步发展，不是个人权力的加强，而是法律制约下的公共权力的加强。正因为这样，西方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魏建国说：“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16]中国君主力量始终是个人权力无限制发展，由此造成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

论断四，中古的中国和西方都没有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只是近代才有的。

这个论断对中国适用，而在西方中古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和权利。西方的权利意识恰源于封建制，封建制的契约原则强调有条件的义务、与权利对等的义务。因而广大社会成员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能够随时拒绝和抵制不合条件的义务。例如，封臣从封君那里分得土地，每年要以服40天的军役作为回报。这个条件是严格遵守的，多一天也不行。哪怕战事正酣，封臣只要是服役期已满，便可立即撤离战场。如果封君需要他继续服役，就得付与他额外的，而且能使他乐意接受的报酬。在权利意识的指导下，才有贵族对国王的持续不断的反抗，才会产生不经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城市的发展也是靠争取权利和自由。即使是农奴，也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权抵制不合理的负担。相形之下，中国民众无限度、无条件地为统治者尽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以及权利意识。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国没有西欧的那种封建制，因此不宜称其为封建社会。同时可以对如何解决“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一难题，选定一个有效的和合理的方法。那就是跨越五方式论的抽象公式，一切从史实出发，通过中外对比来深入探讨，以求达到对社会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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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90页。

[②]“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5页。

[③]“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72页。

[④]“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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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2]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4）

[3]马克垚．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史学理论研究，2004（4）

[4]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5]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5

[6]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读书，1986（11）

[7]王和、周舵．试论历史规律．历史研究，1987（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9]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10]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

[12]马克垚．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1）

[1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5

[14]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0

[15]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14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4

封建所有权的产生和瓦解的过程，在近代政治哲学和历史学中笼罩着异教的、神学的迷雾。自然权利的传统和逐渐兴起的市民社会传统则混杂于充满了道德审判和战争暴力的封建时期。但是，如果将所有权放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机制当中，封建所有权本身不过是分工、需求、交往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特殊历史现象，而依附于这种现象的国家、法律和哲学只是这种历史现象本身所包括的上层建筑的内容。对封建所有权的考察，如果以资本主义阶段的所有权概念作为唯一的定义标准，将是无效的。但是，所有权概念只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关系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表象，不同的历史阶段则有着不同的表象形式，并且蕴含着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表象形式的条件。研究封建社会的所有权现象，并不是将关于所有权的一般法权界定套用于封建社会，而是分析封建私有制产生、发展和自我扬弃的内在矛盾，同时追溯现代所有权现象及其观念在封建社会的根源。就封建社会所有权具有的依附性和等级性，以及维持这种等级性的政治权威的特点，封建所有权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亦即由政治权威及其意识形态主导的物的占有形态。    

封建所有权作为一种法权现象，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所有者的权利”。因为在政治化的，而不是法典化的权利关系中，所有者对物的支配权受到了以等级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封建社会的宗教、道德的制度约束。在关于作为法权现象的所有权的一般哲学界定中不可缺少的“公正无私的第三方”，亦即支撑权利之法典化，并对权利关系进行裁决的国家，在封建财产所有关系中并不具有典型性。一方面，法成为了等级化的政治权力的补充，奴隶制国家最后残存的民主政治和协商的观念消饵于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绝对权威当中。另一方面，等级性的法并不能称为真正的法，抽象法应具有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在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权利观念中尚未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的正义观念成为保存抽象的平等观念和自然权利观念的重要载体，但是在东方，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之下的经济秩序和意识形态则等待着外部力量的介人而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法和所有权。因此，正如在原始社会考察所有权现象只能以其原初形态，即以家庭和部落当中的占有关系和支配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原始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中私有制和家庭的演变历程，把握脱胎于原始共有制的私人占有权的权力维度和意识形态外观。    

奴隶制社会晚期，旧的国家及其法治在接连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中土崩瓦解，作为自然经济生产关系的封建所有权在东西方被普遍地建立了起来。在欧洲，“蛮族”的人侵不仅终结了西罗马帝国，更使得日耳曼的经济制度与罗马的封建地权相融合，发展出了军事化、政治化的人身依附经济秩序。在东方，秦汉之交的大规模战乱，不仅瓦解了支撑井田制的最后政治残余，更使得以家族为单位的封建豪强大族在私人土地占有关系中建立了起来。拉法格认为封建主义有两个来源「9}}P.9s)，一是从农村公社进化的必须条件中发展起来，即罗马帝国晚期出现于意大利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战国晚期中国封建私有制的发展;二是从征服中发展起来，即“蛮族”人侵之后封建制度在西欧的普遍建立，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封建化。东西方历史中关于这段内外因素所推动的封建化的记载不甚美好。不论是欧洲人对“蛮族”人侵和掠夺的恐怖记忆，儒家对于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的评论，还是后世史书对“五胡乱华”的血腥记载和“衣冠南渡”的悲壮叙述，都为奴隶社会危机和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贴上了黑暗的标签，乃至成为了不同文明区域的人民不堪回首的群体性记忆。    

奴隶社会晚期的危机及其终结的主要推手是否如同古代史书所述而归因于“蛮族人侵”,潜主和野心家所掀起的战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战争和人侵中，文明之毁灭和人口之锐减的确造成了人类历史的停滞乃至倒退，但这是全球性大生产建立之前古代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历史矛盾运动的“副作用”。在奴隶社会晚期日趋成熟的文明中心，不论是罗马帝国还是秦汉帝国，都只是在“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但是文明的传承“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人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交往还未普遍和深化的情况下，甚至相当的生产力“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胖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罗马帝国的毁灭使得曾经发达的城市文明和商业交往不复往日，西汉败亡之后，东汉的商业活动凋敝、金属货币流通出现衰落。西汉时期，作为货币的黄金行用总数多达数百万斤以上，在新朝和战乱中，黄金货币流通随着商业交往收缩至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而凋敝，到了东汉中叶以后，黄金在流通领域几乎绝迹，物物交换的古老商业形式悖论式地重现。例如《三国志》卷二七中记载，作为荆州刺史的胡质赐予外出探亲的儿子胡威一匹绢，“以为道路之资”。可见，自然经济在战乱之后被普遍强化，奴隶社会由奴隶主为主体的有产者的商业交往被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单位所替代。这在同历史阶段的欧洲体现为作为商业交往中心的古代城市的衰落，旧贵族和新兴的有产者转移至自给自足、易于自卫的农村生产单位当中。但是，战争和人侵只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物质因素，即是罗马人、哥特人、秦国人或匈奴人在当时并不能自觉反思和把握的，也是当下脱离物质生产关系的历史思考者无法理解的。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漫长而痛苦的转型，并不会因为没有“蛮族”窥伺而得以幸免。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目的剧增，相比完全依附于人身支配关系的奴隶制所有关系，封建私有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随着以封建地主为主体的新兴有产者与奴隶主阶级之间围绕劳动力和土地的争夺愈发剧烈，以军事和暴力为背书的绝对私有权和支配权将不再由奴隶制国家的首领所独享，而将在新的权力等级中成为封建私有制的普遍形式。佩里·安德森认为，“希腊/罗马文明的卓越成就是一小部分统治阶层的拥有物，完全与生产脱离”，并最终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无法抑制封建私有制所带来的毁灭性挑战。在经济上，奴隶制生产方式导致了技术的停滞，人的要素无法得到进一步解放;在文化上，奴隶制使得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隐秘的和谐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则带来了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无法化解和掩盖的危机。在西方，基督教会的兴起成为奴隶制文明模式开始瓦解的“第一个信号”(l0((P.134);在东方，以商鞍变法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化的政治变革则宣告了奴隶制文明的终结。当庄园所有制和封建城镇所滋养的同业公会所有制在新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兴起，依附于不同政治权威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体，必然地在东西方掀起了封建社会早期无止尽的“私人战争”。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战争状态的开启，既是私人所有权在法律专政的近代国家制度建立之前的必然表现形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剥削机制之下隐性“阶级战争”在封建社会的萌芽。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5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城市市民社会

一、两种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

要对古典市民社会和中世纪市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就不得不先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比较。

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指的是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城邦国家的统治部族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组织样式。简言之,古典市民社会是由市民组成的城邦共同体社会。市民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市民,而不是人口和城垣。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这里的市民指的是那些与城邦政治共同体相关的特定身份和资格。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切不可把市民简单理解成居住在城邦内的所有人或者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之所以这里的市民不是指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那是因为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包含奴隶,而奴隶是不具有人身自由的。可想而知,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人是谈不上其他方面的自由的,尤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那么为什么市民不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呢?因为自由人中的妇女和那些不属于或未被纳入统治部族内部的成年男性是不具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古典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要想成为市民,那么他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个重要条件,即拥有一般自由人所不具有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权利。

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指的是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形态。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复兴了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文明中的重要制度和思想精华,并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诸多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可以说,这是市民社会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但目前我国哲学界对此阶段却鲜有研究。而对此阶段对近代市民社会的影响更没有作出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个时期市民社会的主体——市民指的又是哪些人呢?可想而知,到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商业经济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之而起的商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自由人将会要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这些人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并最终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来,成为新的市民。因此,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的市民阶层除了封建庄园的奴隶主以外,还包括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重要信息:一是在这两个时期要想成为市民就必须是自由人,而且这些自由人还应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二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到了中世纪,市民的群体加大了,融入了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为将来近代市民社会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在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含义作了简单的比较分析后,下面将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因和各自所具有的特征这两个方面做出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

二、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概念。有鉴于此,下面将重点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对各自时代市民社会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明是在爱琴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古罗马文明又是在古希腊文明在地中海的殖民地文明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两地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制成的生产工具。在此情况下,社会产生了比较多的剩余产品。而与此同时,家庭成为了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导致个体对原始共同体的依赖性大大地降低。另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古罗马可以生产出多种不同的农业生产作物,大部分的地区都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还有小部分地区还可以种植豆类和大麦粮食作物。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不同地区具备了交换的条件。因为经济作物之间、农作物之间,以及经济作物与农作物之间可以进行交换。而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增加,家庭与家庭、氏族与氏族,以及他们与周边部族之间都要进行大量的产品交换。加上古希腊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优良位置,由此就促成了发达的分工和商品交换现象。还有就是,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古希腊古罗马发生了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就导致胜利者和被征服部族的混同,以及原有部族与新来部族的混同的现象较为普遍,致使原来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血缘因素占据的地位遭到削弱,随之而起的是地域因素地位的不断增强。由此,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血缘关系的被削弱,使原来属于公社的土地逐渐被家庭所拥有,并且家庭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而剩余的集体土地演变为城邦的公地。这种独立的家庭私有制,对确立私有家庭之间独立、平等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多数平民取得了相应土地的完整所有权,也就摆脱了通过氏族共同体对贵族和早期王权的经济和人身依附,在经济上获得了与贵族阶层相平等的地位。最终,这些平民就成为了前面所说的市民。

在中世纪西欧城市,随着外族入侵的减少,西欧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复苏,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复兴。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货币代役租部分取代了实物和徭役代役租,使得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获得了外出做工的机会,这就使手工业者在经济上获得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庄园主允许手工业者外出做工,这就为手工业者逃离封建庄园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性。这些外出和逃离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不甘做农奴,于是也定居于城市,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关系和社区,使得城市成为自由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和独立的社区。这样,一种新兴的经济关系就形成了,即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主平等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关系必然要求城市建立自身的政治制度。于是,城市中的市民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政治权利,最终成为前面所说的市民。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可知,形成这两个时期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的发展凭借的是家庭私有制的产生,而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的形成凭借的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三、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

由前文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以及形成的经济条件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是不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将重点分析下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不同经济特征,并在分析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特征。

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在经济上形成了私有制经济。这种私有制经济以彼此独立的市民的家庭为基本单位,虽然家庭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是这些家庭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城邦这一共同体。在这种私有制经济中,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得到了确立,同时他们对他们作为国家的一份子私人利益的前提和保障的公共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也得到了确立。有必要指出,这里的城邦共同体与之前的那些被私人人格化的封建个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是不相同的。这里的城邦共同体在事实和观念中都被看作是经济人格彼此独立和平等的私有者联合体,是共同的保障和事业。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被私人人格化了,私有者成为了共同体实体的附属物。因此,一般私有者也不过是这个国家君主的附属物,是他们的子民,没有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主人的资格和观念,有的只是服从的义务。这个时期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过着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生活。而处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人们则是生活在城市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且都在努力地去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中的人们,由于只有家庭、村落甚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没有政治共同体,因此无法过上幸福而有道德的生活,只有当人们在拥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并自愿组成政治共同体时才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市民社会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时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这一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当时封建庄园那种依附性的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它指的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本文将把这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前文提到的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作一个简要的比较。在这两种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依附于封建庄园领主的,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在新兴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情况。另外,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体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新的经济关系及理念的作用下,城市居民从一开始就追求按平等参与的原则组建属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某种全体市民共同争得的由帝王或教俗贵族授予的特许状以及缔结的共同誓约为法律根据,依法进行政治和公共利益结合的政治实体。另外,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自治共和的原则建立的,这就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前面两段的对比分析可知,古典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的城邦共同体。而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形成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共和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

至此,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和比较,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今后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菅从进: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论要[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

[4]李超:浅析古典市民社会理论[J].政法行政,2009.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6

《概要》的编写、出版情况

编写《中国历史概要》(以下简称《概要》)的起因，始自1951年。在此之前，即1949年9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后称中国史学会)在北平成立。推举郭沫若为会长，吴玉章和范文澜为副会长，翦伯赞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大力开展工作。1951年初夏，苏联科学院因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而派人来北京，提议其中中国史部分由中国史学家自己编写。来人还带来一份编写提纲，要求中国史学家按照此提纲撰写。中央指示，这件事由中国史学会处理。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陈垣、向达、邵循正等看过苏联所写的提纲后，进行了讨论。之后，向苏方来人提出：苏联编写的提纲，有很多我们不能同意的提法，特别是把魏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表明拒绝使用他们的提纲。后来苏方同意由中国方面自拟提纲撰写，双方达成协议。

1951年秋天，由郭沫若会长和范文澜副会长邀请北大、清华、燕京、师大、辅仁、人大等校的10余位中国史学家、教授开会，就提纲和编写方式方法进行讨论。议定：全书为十四五万字，古代4万字左右，近代3万字左右，现代5万字左右；书的内容要反映中国史学界多数专家的基本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又推定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分别负责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的撰写工作。不设主编，由范文澜代表中国史学会主持书稿的讨论、修改和定稿。

1953年，《中国历史概要》基本定稿，知会苏方，并寄去书稿样本。后苏方回应，谓不拟用中方书稿，他们准备用苏方原拟提纲，由苏联学者自己编写。中方收回书稿，决定由中国自己出版。书稿经再次修定，内容自上古开始，止于1954年，共11.5万字。

《中国历史概要》的出版发行，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对外文委批准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应当出版这样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内容基本正确的、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在国内，主要是在青少年巾、在社会上，缺少一木这样的读物。更严重的是，欧美有关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或社会读物，都是由欧美的资产阶级学者或思想反动的学者编写的，史实错误百出，观点反动；东南亚各同或欧美华人学校所用的中国史教材，多是由台湾或日本学者编写的，观点和史实亦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历史概要》一书恰好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一些作用。1956年2月，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汉字)第1版，此后又多次重印；南民族出版社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外文出版社又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相继出版，对国外大量发行。外文本深受国外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久即告脱销，国际书店多次要求再版。外文出版社还着手译成印尼文和世界语本，准备出版。日本学者则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史学研究进展很快。至60年代初，《中国历史概要》一书的内容已落后于国内的研究水平，而三位执笔人又都忙于其他任务，无暇修改此书。1962年秋，外文出版社向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征询意见说：“这本书虽然旧了一些，已跟不上国内研究水平，但国外迫切需要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一时又拿不出别的更好的书，不如将它出版，以后有了更好的书再出。”范、翦、吴等都同意这个意见。三位执笔人也一致认为：“对外和对内有所不同。一般国外读者只需要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轮廓和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就够了。对于他们来说，通过《中国历史概要》这样一本仅有11.5万字的书，就可了解从古代到现代(至1954年止)的中国历史概貌，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本书是我国史学界的集体创作，内容比较准确。”后来，由于“”等原因，未再出版。

1976年10月，“”结束，动乱停止，百废待兴。知识出版社(大百科出版社的另一名称)编辑符先生代表该社先后访问了胡华、北大的陈庆华(邵循正的学生)和我，要求重出《中国历史概要》中文版。在胡华的主导下，经过我们三人对原书稿整理校订，于1980年7月印出第1版。胡华在修订《后记》中说：“翦伯赞教授生前对本书古代史部分有一个仔细修改过的遗稿，由张传玺同志最近寻检出来。老教授对此稿修改工作做得如此仔细和认真，睹遗墨而悼前贤，令人神伤!他的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继者学习的楷模!”又说：“这次重印前，我们对本书做了少量的修订。古代史部分是由张传玺同志依据翦老教授的遗稿整理的。近代史部分的修订工作是陈庆华同志担任的。现代史部分是我修订的。”

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编辑出版北大大课堂系列丛书，欲将相关的一些文史名家的简明讲义、教材类图书汇集出版。经各方同意，《中国历史概要》亦被纳入其中，于2009年1月由该出版社出版，增收插图(含文物、图像、历史地图)40余幅，图文并茂，装帧新颖，颇受读者欢迎。这是《中国历史概要》最新的版本。

《概要》曾因讲“让步政策”

而被诬为“大毒草”

1966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文中讲到：“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这标志着对翦伯赞的批判正式开始。

1980年，胡华在《中国历史概要》修订本的《后记》中说：“、‘’横行期间，此书遭到他们的帮徒戚本禹在报刊上点名攻击。翦伯赞、邵循正两位老历史学家被摧残致死。”据我所知，胡华教授也同时遭到无理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原因之一，是因他曾与翦伯赞合作著书，所著又是一本“大毒草”，因而受到株连。

《中国历史概要》之所以成为“大毒草”，其具体“罪状”是因有“让步政策”的观点。主要是在古代史部分有三处使用了“让步”或“让步的政策”等词语。罪名是“美化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是“保皇党”。翦伯赞被封为“让步政策”的“代表人物”和“祖师爷”。《中国历史概要》中的这三处文字摘录如下(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

版)：第11页：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也使得新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些让步，这些让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治者才有可能建立起强盛的朝代。”第14页：东汉初年，“经过了一次农民革命，地主阶级总得向农民作些让步，所以从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时起，社会经济又走向繁荣。”第41页：“明初由于农民从蒙古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及明太祖采取各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奖励开垦，兴修水利，推广种棉，免租减税和发给种籽等，山东、河北、河南和淮河流域因战争而荒芜了的田地，又重新栽种了谷物。”(翦老后将“对农民让步”改为“有利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

上引三处都为翦伯赞所写。按照常理，即便“有罪”，亦应当只罪翦伯赞一人。可是，在那个年月，在极左思潮人物的眼中和思想上，罪及无辜是通常之事。邵循正、胡华二公虽属无辜，也难幸免。

范文澜向翦伯赞推荐

“让步政策”观点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让步政策”作一简要梳理。据我所知，范文澜与翦伯赞二老之间，互相敬佩，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但也都有坚持原则的特点。我对二老由衷钦敬。今天我要说范向翦“推荐‘让步政策’”，绝无恶意私心，而是想尽一己之所知，弄清“让步政策”公案之原委。我于15年前，在《翦伯赞传》中记载范文澜向翦伯赞坦诚而好意推荐“让步政策”观点，共有两次：

一次是，1950年秋，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之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一方面可宣传一下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史与论”结合方面做个榜样。翦伯赞不久即写出两篇文章，一是《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二是《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两稿都与范文澜切磋过。前文发表于北京《学习》杂志1950年11月16日号，后文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次年2月16日号。后文就使用了“让步政策”的观点。如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又说：“经过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唐代的统治者对农民又作了一些相对的让步，因而社会经济又重新发展起来。”

我在《翦伯赞传》中写到：“翦先生注意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两处讲到‘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说：“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在第二节中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翦伯赞先生认为，这两处文字的基本精神相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它对于封建统治的“打击”、“”和“改造”。可是，文章至此并未完结，因为在理论逻辑上，农民战争从对于封建统治的“打击”、“”和“改造”到“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间还缺少一个足以说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此环节在古代文献中多称做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执行了“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或“轻徭薄赋”等政策。可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如何概括论述这一问题，他感到不易，就向范文澜请教。范老说，他在过去也存在这一问题。1940年到延安后，知道在延安已有人议论过这一问题，陈伯达早已用“让步政策”说，其他人也采用了这个说法。翦伯赞对范老之为人及他所介绍的情况的可靠性是深信不疑的；但对用“让步”或“让步政策”来表述上面所谈的理论或史实，认为不是很确切。不过他还是勉强采用了这个说法。

另一次是，1953年，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在《中国历史概要》书稿中采用“让步政策”说。我得知此事不是来自翦老，而是邵循正先生告诉我的。我在《翦伯赞传》中说：1969年秋天，当时(“”期间)，北大师生集中居住在学生宿舍，我与邵先生同住36楼224号房间。有一次邵有所感说：“翦伯赞在解放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让步政策’。他知道‘让步政策’是范文澜告诉他的。1953年，我们写的《中国历史概要》第一稿准备送审查，有一次我和翦同到范家研究稿事，范老说，古代部分有几处的措词可改一下。当时他改定有几处，都是加上了‘让步政策’。范还对翦说：‘这个提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翦老表示同意。”我认为邵循正先生所谈是很有重要价值的。适逢《人民日报》理论部记者来访，我即将此事告诉该记者，后来据说该记者将此事写成《简报》上报了(该记者名叫叶庆雨，曾在北大历史系师从翦老读研究生，是我的师弟。1964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工作)。

陈伯达是“让步政策”

观点的“首倡者”

1964年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左思潮再次浊浪排空。某些人趁机以“让步政策”为靶子，阴谋将矛头指向翦伯赞先生。翦先生虽表面冷静，似乎思想负担还是有的。他命我考察一下“让步政策”观点的由来。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跑遍在京的各大中型图书馆，初步理出了一个头绪，并向他作了书面和口头汇报，主要内容如下：

1939年8月，陈伯达在延安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书。此书只见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可谓海内孤本，也是至今所见最早使用“让步政策”观点的第一本。其原文日：“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则由于缺乏城市革命阶级的领导而陷于失败，然而其结果总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得农民及其他独立生产者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1941年11月，陈伯达又发表《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中国经济杂说之一》一文，继续沿用“让步政策”观点。此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杂志1941年第128期，亦见重庆《群众》杂志第6卷第11至12期。

1945年夏至1946年春，陈伯达又写成《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于1947年8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1949年11月在北京重印。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时，陈伯达在第一章中有所增补。他先引用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义的“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后接着“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等内容，他又补述说：“封建统治阶级在为了缓和农民的斗争而经过新的王朝采取某些‘休养生息’的政策之后，

又一步一步地把剥削的千钧重担重新压在农民的身上。”

从这段补述来看，陈伯达的所谓“让步”或“让步政策”，是对“新的王朝采取某些‘休养生息’的政策”的一种新的提法。“让步”的目的存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社会生活，恢复社会的元气。陈伯达的这段增补，无论怎么说，他一定自认为他的观点是和主席的观点完全一致的。

1942年1月，许立群在延安出版了一本《中国史话》。他在该书《结束语》中说：“正因为农民的斗争，才逼得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新的代表、新的政权组织者在登台之后，不得不作些或多或少的让步。这些让步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得到喘息的机会，生产力的进步在这些间隙里便也成为可能。”此书于1947年由上海华夏书店、1950年由新华书店、1951年由人民出版社数次重印，观点未改。据该书《后记》说：“在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里，曾得到吴老(玉章)同志、范文澜同志及延安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同志的很多帮助。当初稿完成后，曾经中国历史研究室同志看一遍，指正错误很多。”吴老于1941年9月即为该书写了《序言》，曰：“这本《中国史话》简单明了。特别值得赞许的是：编者用最新的、科学的唯物史观方法来叙述中国历史底过程。这和旧历史的叙述方法有‘天渊之别’……实为抗战中可宝贵的历史读物。”

通过对“让步政策”观点由来的初步考察，我所得到的印象主要有三点：一是，“让步政策”观点的“首倡者”是陈伯达。二是，“让步政策”观点最早流行的时间和地区，是1939年下半年的延安。观点逐步传播开来，后来传到重庆。三是，“让步政策”的原始含义，是陈伯达所说，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在为了缓和农民的斗争而经过新的王朝采取某些‘休养生息’的政策”的新的概括或新的提法。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学界和理论界中，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样的新概括或新提法，符合“最新的、科学的、唯物史观方法”的精神(吴玉章语)。我今天说陈伯达是“让步政策”的“首倡者”，而不说他是“始作俑者”，是因为我认为“让步政策”的提法无可厚非。

胡华认为“让步政策”

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

1980年春，修订本《中国历史概要》即将付梓，出版社责编符先生就《中国历史概要》中有几处“让步政策”的提法问胡华教授和我。胡华教授回答：“‘让步政策’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本书不必改动。”我同意胡华教授的意见。

1985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关于第十七届开罗图书博览会的报道《中国书好!》介绍说，“读者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历史概要》、《中国概貌》等基本知识书”。此时，胡华正在给他担任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赴香港参加书展撰写推介文章，看到此报道，在向筹备参展的有关人员写信时特地告知了此消息，足见其欣慰和喜悦之情。《中国历史概要》在埃及开罗书展成为畅销书证明，至少到此时，也就是从1956年2月初印首发的29年之后，这本书的生命力犹如此强劲。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7

关键词: 政治教学目标 政治知识 政治能力 政治觉悟

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开设的《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基础知识》、《世界观・人生观》、《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统称为政治课。这些课程以政治基础知识为载体,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公民品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等科目,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系统的教学,从而完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等教学目标。

结合长期的教学实践,我认为,政治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由三个层次组成,即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觉悟。如何把握好这三个层次,是中等职业学校政治课程教师完成政治教学目标的关键。

一、基本层次:政治知识需要教师的传授

政治教学的起点是政治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识的传授。教师的传授实际上是向受教育者传授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使他们初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处于青年时期的成熟型时期,其思想行为,不论自觉与否,都受某种人生观的指导,而人生目的起主导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向学生传授每一章节的知识点。

关于如何传授政治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识,我认为“针对性传授”、“启发性传授”、“新颖性传授”三者要结合。针对性传授能够满足学生听课的需要,启发性传授能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新颖性传授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指向。比如,针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得失,结合“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两个概念,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向学生讲解这两个概念。

众所周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是指一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出了重大调整,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是指生产关系具体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

从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制度的性质改变导致社会制度改变,经济体制变化,社会制度可以不变化。我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而社会制度依然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存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因为经济体制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历史条件、政治文化等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经济体制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

教师必须通过我国的国情叙述,把握特有的历史状况,再结合“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这两个概念进行讲解,如此才能使得学生掌握这一知识点,为第二层次政治能力发展做好准备。

二、发展层次:政治能力需要教师的引导

政治能力包括两种:一是指思想思维能力,包含思想品德认识能力、情感能力、品德实行能力,二是指思想认识能力,包含分析问题能力、归纳比较能力、辩证思维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如何培养学生这两种能力,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应处于“导”的地位,任务是引导学生识记、理解、应用,接受教材中的观点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简单地传授给学生某种观点,所以在教学时,注意培养政治能力的思维品质尤为重要,它主要表现为:政治能力的思维敏捷性,要求政治学习中思维速度快,概括程度高;政治能力的思维深刻性,善于思考政治学习活动中的问题,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政治能力的思维灵活性,善于作出灵活、合理的选择;政治能力的思维独创性,思维新颖独特而有意义;政治能力的思维批判性,严格评判思维材料,检查思维过程。

政治能力是政治知识的运用和体现,我在《经济・政治》教学“宗教的本质和作用”这一内容时,因为其与封建迷信、容易混淆,那么如何分辨出三者的异同呢?从认识论上看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歪曲虚幻反映,都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但教师如果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学生加以引导,学生的思想思维能力和思想认识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第一,从理论上看,宗教有比较完整的理论经典、教义和法规。封建迷信则无系统的经典理论,而是巫婆神汉的信口开河。更是荒诞离奇,像剽窃宗教中的某些理论,抄袭气功的某些语句,搀杂封建迷信,编造歪理邪说,神化教主,欺世盗名。

第二,从组织上看,宗教有正式的组织,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众多的信徒。封建迷信则是地点不固定,以巫婆神汉、算命先生为主,哪里有人信,他们就出现在哪里骗吃、骗喝、骗财。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秘密结社,成立非法组织,侵占公民的活动场所,非法聚集,对抗政府,破坏社会的稳定。

第三,从活动内容看,宗教有一定的宗教制度、宗教节日,是为了宣传神的威力,使信仰者信仰神的威力、积德行善、修身养性。封建迷信通过装神弄鬼、占卜算命、看风水等手段愚弄群众、骗人钱财,甚至害人致死。编造歪理邪说,蒙骗群众,进行精神控制,搞教主崇拜,聚敛钱财,杀人害命,报复社会,无恶不作。

第四,从它们的作用来看,宗教在整个历史长河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封建迷信则破坏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两个文明建设。是社会毒瘤,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科学、,它无视法律,对抗政府,残害生灵。不除,国无宁日。

教师通过引导、分析、比较,让学生亮出观点:国家实行自由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对封建迷信一律取缔,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绳之以法。国家取缔组织,对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严惩不贷,对一般痴迷者教育转化。

诸如此类关于“特别行政区与民族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等疑难问题,通过教师的解疑答难,让学生用高尚的品德、正确的思想、科学的人生观等标准评判人们行为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让学生崇尚效仿真善美,鄙夷假丑恶。当学生提出疑问时,教师切忌轻易否定学生的观点,而应给予耐心的解释,直到学生完全弄懂为止。

我认为,如果教师在政治教学中引导学生得当,学生的思想品德能力和思想认识能力便相应提高,在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体现的综合水准也提高,从而升华到第三层次政治觉悟的提高。

三、最高层次:政治觉悟需要教师的培养

政治觉悟是政治教学的高级形态,是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发展的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科学基础上的自觉自为的思想,是通过学生自己运用知识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分析总结出的真理性认识。教师如何联系实际,突出职业教育特点,有针对性地加以各方面知识教育,不是说空话、大话套话,也不是简单地搬弄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辞藻,而是生动活泼有实际内容的,针对中专生现实问题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8

【热点透析】社会转型期在历史长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方面的变革，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关键。以中国历史而言，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论述的“春秋战国至秦汉”“清末”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第一次转型表现为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设郡县、由百家争鸣到思想专制、统一；第二次转型则化君权为民权（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化农业经济为近代工商业经济（洋务运动、民族工业兴起）、化控制思想为思想开放（学习西方、新文化运动）。近几年高考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的考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如2010年高考全国卷I明中后期商业及薛福成主张题、全国卷Ⅱ明清江南市镇题，2011年全国卷古代民本与近代民主思想题、新课标全国卷清末德才观题。因此，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应为复习的重中之重。鉴于高考主观题具有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特点，我们不妨把古今中外社会转型期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梳理。(参见表一）

【核心梳理】

【备考策略】高考命题偏重于考查历史事件、概念、进程的原因和影响，对原因和影响的分析都应该是多角度的，即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等多方面分析。因此，从宏观上把握重要转型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阶段特征，并加以中西对比，在高考实战中是非常有用的。

【热点演练】

1.有人在评述秦朝的政治变革时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和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结构，没有封国封爵，没有公侯伯子男。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于想象皇帝的儿子们竟会跟平民一样，竟没有拥有土地，更没有拥有奴隶群。尤其是崇古的儒家学派的学者，面对着这么大的巨变，大惑不解。”儒家学派的学者“大惑不解”是因为“巨变” （）

A．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B．缺乏应有的理论基础

C．加剧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D．削弱了宗法制的作用

2.下表数据的变换表明 （）

A．多元化经济所有制基本形成

B．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体系建立

C．产业结构调整趋向合理化

D．公有经济不再占主导地位

3．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往往随之共振。并对历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著)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

（1）列举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文化”中服务于“专制主义”的表现，“私学文化”反映了该时期社会转型的哪些基本特征?

材料二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2）李贽的思想跟文艺复兴在“个人理智上的自由”方面有何相似之处？二者在促进社会转型方面起的作用有何不同?请指出导致这种不同的经济根源。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既是中国所以取得成就，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互补的现代社会模式演进的原因，也是何以在社会转型中出现制度转换代价、蕴藏社会矛盾的原因。“旧辙已破，新轨未立”，这种转型社会的特点突显出社会转型的风险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

——刘燕 万欣荣《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概述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社会转型中向“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表现，在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做了哪些理论创新？

【参考答案】1．D2．A

3.（1）表现：荀子提出治国要礼法并施；韩非子主张法、术、势相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基本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或小农经济的发展）；分封制遭到破坏；在各国的改革中，“士”阶层的活跃；学术下移，私学兴办，出现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

（2）相似之处：都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权威。

作用：李贽的思想未对社会转型发挥重大作用；文艺复兴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科学的进步，从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转型（或推动了欧洲的近代化）。

根源：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3）表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基层民主选举；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建立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实行依法治国。

理论：形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制度创新（政治、经济）

【备考策略】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代议制，高考命题多采用新材料、新情境的方式，考查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概念的内涵。复习时首先应注意理解一些概念（如代议制、共和主义、分权制衡、君主立宪等）的内涵与外延；其次，既要把握各国政体的共性，更要掌握其个性，比如英国、德国君主立宪制的差异，美国共和制与法国共和制的差异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整，可以罗斯福新政为复习重点，掌握其内容、特点、实质、影响。

【热点演练】

1．“民主人士的民族之梦，被一个绝顶聪明、敢想敢干的大地主，在封建主义本能的驱使下，靠着不抱任何成见的智慧实现了。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现象。”符合以上描述的相关史实是（）

A．中国的洋务运动

B．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

C．《权利法案》的颁布

D．《日本帝国宪法》颁布

2．汤因比曾这样评价一件史事：“顺利地在旧瓶里装了新酒，还不至于引起旧瓶的爆炸。”并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宪法方面的胜利，这种胜利应该当作一种惊人的技艺”。汤因比所评价的是（）

A．美国联邦共和国的确立

B．法国共和制度战胜君主制度

C．近代德国宪法和议会装饰下的皇帝专制

D．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3．罗斯福在1932年4月的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说： “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①放弃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

②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形成

③希望依靠社会底层渡过危机

④开始关注对困难民众的救助

A．①②B．②④C．③④ D．①③

4．史学界认为：“二战后西方世界普遍推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继续和发展。”“发展”在这里主要表现为（）

A．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刺激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