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论文范文

封建社会论文篇1

一、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问题的总根子

首先，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封建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第一，封建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封建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其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封建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封建专制集权在权力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皇帝是无限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普通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活着。一旦无权者的存在构成了对有权者的威胁，无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一方面，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的生产结构不仅小，而且分散。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对统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面，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二是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三是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但“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创新的缺乏，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

再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对超越界的执着。但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封建集权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只有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才能更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一方面，世俗世界的主导权为精神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主导权又为世俗世界的主导权提供理论上的合理解释。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凡是在世俗权力之外能有一套独立信仰体系的，其发展的轨迹就容易走入民主制；凡是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权于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难走。

第五，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首先，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在集权体制下，国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其次，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有权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无权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无权者，对下级而言，他又是有权者；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二、封建专制集权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并能持续几千年时间？

首先，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一种统一。历史的发展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中国封建集权体制的产生也不例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解释历史，既要重视偶然性，也要重视必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的轨迹只能在这种整体性中得到最终解释。

其次，统治者历来喜欢集权，这为集权统治在中国的产生与延续提供了一种需求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指出：“皇帝严禁任何对立的权威存在，也不放过任何可课税的盈收，以防其独揽的大权遭到挑战。”②恩格斯指出：“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于此。每个国家必然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美国是这样，俄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集权，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③

再次，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封建集权体制的产生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产生中国封建集权体制的经济原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④

第四，战争体制的延伸。早在19世纪，斯宾塞就提出，战争所要求的组织能力、它的等级制和中央统帅机制最终从军事方面扩展到社会。这种对战争在国家进程中作用的说明，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赞同。有些历史发展的个案也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从中国的情况看，也不能排除战争因素对集权体制的形成所起的推动作用。

第五，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与血缘宗法制度紧密相联。血缘宗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父权的神圣性。父祖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所以，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实质是中国家族权力结构的一种外推。

第六，文化的原因。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所以集权体制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上的制衡，这对消解集权体制是极为不利的。而儒家文化又是封建集权体制延续的卫道士。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子和老子只所以能存在，就在于，孔子在为“吃人者”服务，老子远离了“吃人者”；否则，二者就只能被“吃人者”所吃。为“吃人者”服务，最终只能使“吃人者”更有力和更强壮，让其活的更长，吃的人更多。

第七，地理环境的因素。集权体制的形成与特定的地理环境也有着极大的联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往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⑤在《东方专制政治》一书中，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对农业灌溉形式与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威特福格尔认为，在特定的环境资源条件下，“只有通过群体的劳动才能引入和积蓄大量的水。这种群体劳动必须是协调一致的，有纪律，有领导的。因此，大批农民要征服干燥的低地和平原，在没有机器技术的情况下，只得希望有一个能使其获得成功的组织机构：他们必须相互协作，服从统一的权威领导。”⑥并且他认为，这种灌溉型的政府本质上是专制暴政性的，而不是慈善性的。“水利化的国家是一个管理型的国家，管理确实对人民有利。但是由于这些统治者通过操纵它来维持自身的地位和富贵，他们的政治就不可能是慈善的。当一个海盗驾船去贩卖奴隶时，他的行动不会有仁慈的因素……他可以对被他控制的人偶尔略施小惠，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一旦要作出选择，他将扩充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⑦

三、封建专制集权体制的优势

封建专制集权体制虽然祸害无穷，但在一定条件下尤其在当政者优秀的情况下，也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在政治上，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一个强大国家的建立。二是在经济上，有利于建设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能较好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和优势。三是在文化上，有利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同时也有利于一些大型文化项目的建设。当然，上述优势的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收益。如果能有一些利民的作用，其最终目的仍是统治者收益的极大化。相反，如果当政者糟糕，上述优势就会走向它的反面，甚至情况会更差。

四、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最终必须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推进。其中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物质文明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精神文明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具体来看，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应体现以下原则。一是地方自治化。可考虑以县为自治单位，取消地级市，将省改为自治单位的联席单位并执行自治县与中央政府的中介职能。可考虑在现有行政区划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县的地域范围，同时也要考虑适当增加省的数目。二是政治民主化。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民主是自由的前提条件。恩格斯指出：“国家的范围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世界历史。集权则使双方都遭受到损害。如果国家把本来只归历史享有的权力攫为己有，它就消灭了个人自由。历史从来就有权而且将来也永远有权安排单个人的生活、幸福和自由，因为历史是全人类的事，是种族的说明，所以它本身是起主宰作用的；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⑧三是生活社区化。四是文化多元化。五是社会法治化。六是发展科学化。

注释：

①「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②费正清著：《费正清论中国》，第25页。

③弗·恩格斯：集权与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96页，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⑥《东方专制政治》耶鲁大学1957年版，第239页。

⑦《东方专制政治》耶鲁大学1957年版，第126页。

封建社会论文篇2

文章认为，以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为由，来否定中国历史上（或秦汉以后）存在过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西欧中心论是应当批判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

关键词：封建 feudalism 唯物史观 社会史大论战 封建地主制

引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1] 。“封建地主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学界对该时代诸多定性中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自四五十年代以来，它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以至成为中国学术界关于战国以后的社会性质的主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反思以往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尤其是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社会经济性质进行再认识，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据我的考察和概括，其荦荦大者，除“地主经济论”以外，还有“权力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2] 。近年来，“地主经济论”这一主流观点，一再受到“权力经济论”者和“市场经济论”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有的是点名与我商榷的[3] 。

作为一个“地主经济论”的信奉者，我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和批评，同时根据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对“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做出某些修正和补充。

现在，封建地主制理论又遇到更为根本性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一股似乎越来越大声浪，否定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封建社会，尤其是不承认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为封建社会。他们说，西欧的封建（feudalism）和中国古代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认定中国古代存在西欧式的封建社会，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五阶段论）硬套到中国历史上的结果；这是中国古史研究中最大的“荒谬”和“尴尬”，云云。如果连封建社会都不存在，封建地主制就更是无从谈起。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中国封建地主制的讨论，不能不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封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概念是否科学谈起。本文着重于学术史的回顾。首先分析“封建”概念的古今演变，然后评述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之争，疏理“封建地主制”理论形成的过程，最后回答质疑者提出的部分问题。至于应该如何认识地主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在新的形势下应对封建地主制理论作些什么补充和修正，只好留待另文阐述了。

一、 从古代“封建”到近世“feudalism”概念的引入

（一）中国古代的“封建”

中国古代“封建”的原始意义是封土建制、封邦建国，大规模“封建”的事实发生在西周建国初年。

甲骨文中已有“封”字，是在土堆上种树的象形，它是土地疆界的一种标志。帝王要在其统治范围内或势力范围内建立诸侯国，首先要确定它的疆界，设置“封”作为标志，并建立某种法规，这就是所谓“封建”，也可以单称“封”或“建”[4] 。或谓殷代已有“封建”，根据尚嫌不足[5] ，且殷代没有出现需要普遍实行“封建”的客观情势。盖周族以僻处西陲的蕞尔小国灭掉“大邑商”，如何统治这幅员广阔的土地，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分封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让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的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并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讲的就是这一事实。诸侯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和人民，即拥有相对独立的土地领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同时要向周王室提供贡赋，形成某种统属关系。诸侯又对其统属下的亲戚子弟进行分封。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以宗法制维系的等级体系，君临广大被占领地区人民之上。大规模的“封建”完成于西周成、康之世，以后只有零星实行者，但“封建”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延续到春秋以至战国。

封建制度春秋战国之际开始逐步瓦解，秦统一全面实行郡县制，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

“封建”的事实虽然发生在西周，但明确用“封建”一词表述它则是春秋时代的事情[6] 。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是很少使用的。倒是秦汉以后，有了郡县制作为它的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更加突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从秦汉到明清迄未停止。在这一争论中，来源于西周的“封邦建国”的“封建”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它的内涵被拓宽了。就拿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来说，虽然也谈到西周“裂土田而瓜分之”的事实，但柳宗元心目中的“封建”，主要是指人类原初时代为了消弭共同体内部纷争、以应对外部自然界威胁而自然形成的君长权力[7] 。古圣王只是不得已而承认这种现实。所以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把“封建”的出现看成是客观情势所使然，而不是圣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是一种唯物的观点；但他所理解的“封建”与西周自上而下的“封建”，显然是有区别的[8] 。

柳宗元的这种观念，并非凭空产生。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追溯和考察远古历史的时候，往往按照离他们比较近的西周春秋的历史模式去理解它，从而把当时存在的某种“联盟”的关系视为西周那样的统一“王朝”，把作为联盟首领的“共主”当作“王朝”的“君主”，把星罗棋布的部落方国比附成西周春秋时代分封的“诸侯”。例如，司马迁就说“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于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禹……即天子位……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史记·夏本纪》）；等等。西周的“封建”造就了许多国中之国，而有些“诸侯”又确实是原有方国部落的归顺者。远古时代松散联盟和方国林立的状态在某些方面与西周相似，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下，把它与“封建”挂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9] 。

魏晋以降，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开始沿用“封建”之名。如《三国志》卷20《魏书·武文世王公传》：“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袁子》（按，指晋人袁准所著《正论》）)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治]。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东晋孙盛也说：“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穆之风，背维城之义。”[10] 《晋书》卷23《乐志下》谓改古乐曲《有所思》为《惟庸蜀》系“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

宋元时代，李昉等辑《太平御览》设“封建部”五卷。继之，马端临写《文献通考》设“封建考”十八卷，一方面把“封建”从西周追溯到黄帝时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汉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马端临开创的这一体例为《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清文献通考》所继承。在《通考》的这个系统中，先秦的“封建”可称为狭义的“封建”，它虽然包括了西周的“封建”，而且是在西周“封建”的基础上推衍出来的，但两者毕竟不同；广义的“封建”则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汉以后的“封建”。马端临等人并没有把秦汉以后的分封王侯等同于先秦的“封建”，但他们确实把中国古代“封建”的概念拓宽了。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封建”虽然起源于西周的“爵土建制”，并以此为基础，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黄帝、唐虞、三代的“封建”已经与西周的“封建”有所不同，更遑论《通考》系统那种广义的“封建”了！不过，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封建”，它们指的都是一种政治制度。

（二）西欧的feudalism和“封建”与feudalism的对译

“封建”一词内涵之变化，至近代而益显。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封建”概念，虽与古代的“封建”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但内涵已大不一样，它基本上是来自西欧“feudalism”的意译，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

在西欧，后来被译为“封建”的“feudalism”这一概念，也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它原来是用以指称西欧中世纪的某种制度，但它并非流行于中世纪，而是西方近代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在中世纪欧洲，“feudalism”所指的内容实际上只是某些地区零碎存在，且都集中在早期。从16世纪开始，欧洲法学家对它进行研究，其着眼点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Ari Feudorum ）及其所反映的国王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直到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19世纪，西方学术界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封建城市等，进行了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并以feudalism一词指称封建制度。这样，feudalism就不光是指一种法律制度，其含义已扩展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不过，当时史学家们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和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封建”是人类历史上依次递嬗的几种社会形态之一。他们把封建社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理解为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并着重从经济基础、所有制、生产关系来把握其特征。这些理论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克写的集当时研究之大成的《封建社会》一书，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正如马克垚教授指出的，西方“封建”概念的内涵经历了由法律政治制度到社会或社会形态的变化[11] 。当“封建”用以指称某种社会的时候，这个概念已经具备了某种普遍的品性，可以用它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和类似的历史，而不光局限在西欧一地，于是有东欧的封建社会、亚洲的封建社会、非洲的封建社会等等。当然，西方学术界的认识也并不是统一的，把封建理解为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仍大有人在。

总之，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欧洲学者feudalism （“封建”）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是在继承以往学界积极的认识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其实，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12] 欧洲的这种“封建”概念和理论传到中国后，不能不引起了中国固有的“封建”概念的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人们观察历史时只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而且往往着眼于政治制度。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开始吸收西方的历史观念。西方“feudalism”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引进的，从而给中国古老的词汇——“封建”赋予全新的内涵。

最先提出中国和西方都经历“封建时代”的是新史学的先驱者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提出中国与欧洲的国体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中国周代和欧洲希腊的国体相同点最多，都是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13] 。梁氏这里所说的“封建”仍然是中国古代（西周）的“封建”，而不是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但这里的“封建”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制度，而是作为时代标志的“国体”，在认识上包含了某种突破的意义。

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最早把西欧“feudalism”译为“封建”的是日本学者，而最早运用“feudalism—封建”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则是严复。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为《原富》），译feudalism为“拂特之制”，这是音译。1903年底翻译出版爱德华詹克斯《政治制度史》（译名为《社会通诠》），则进一步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严复是否沿用日本人的翻译或受其影响，不得而知，但他采用这一译名经过了自己的认真分析，则是显而易见的[14] 。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都要经过图腾社会、宗法社会而进入国家社会（或曰“军国社会”），而“封建社会”则是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过渡，“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人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也就是说，“封建”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西欧“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15] 。可见，严复是拿中国的历史与西欧作比较，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相类，从而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的[16] 。

严复引入feudalism 概念分析中国历史并以“封建”对译时，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从而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学者仅仅把“封建”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认识。他虽然还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和经济基础去把握“封建社会”；但他已经意识到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类型基础之上的。他指出图腾社会建立在渔猎生产的基础上，宗法和封建社会建立在耕稼生产的基础上，国家社会建立在农、工、商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从图腾向宗法过渡的社会，则建立在游牧生产基础上[17] 。严复的这种认识并非孤立的。在严复翻译出版《社会通诠》前后，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人类总是由渔猎社会进入游牧社会，再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以后，“前此栉甚风沐甚雨，不惶宁处者，至此皆可殖田园，长子孙，有安土重迁之乐，于是更有暇日，以扩其思想界。且以画地而耕，其生也有界，其死也有传，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也就是说，井田、宗法、世禄、封建这一套相互联系的制度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与严复的“封建”观显然是吻合的。[18]

从严复开始，中国学者一般都把“封建”看作一种社会 ，这说明严复的翻译和理解已被中国学者所普遍接受。

还应指出的是，中国古义的西周“封建”虽然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本质上是对土地和人民权力的一种分配，从而涉及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结合的方式）。因此，把“封建”与“feudalism”对译，作为表示某种社会形态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的 。

总之，二十世纪初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的先驱们突破了就中国论中国的狭隘眼界，进行中西比较，以进化论指导历史研究，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存在某种普遍性和规律性，不是仅仅把“封建”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把它看作以一定生产类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或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这比起中国古代学者对“封建”的认识和对历史的理念无疑是一次飞跃。

从1903年到2003年，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先哲们阐发过的理念仿佛又成了问题，真令人感慨万千。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哟，我们认识水平总不应倒退到严复以前吧！

注释

[1]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

[2] 拙文：《中国封建经济史若干理论观点的逻辑关系及其得失浅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 例如，最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刊登美籍华裔学者赵冈《试论地主的主导力》一文，就是指名和我的文章作为批评的靶子商榷的。

[4] 《周礼·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说文》：“封，爵诸侯之土也。”《一切经音义》卷23引《声类》：“建国以土地曰封。”“建”，《说文》谓“立朝律也”，即建立法规，也意味着某种国家政权的建立。按：《鲁颂·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这里的“建”就是建立侯国的意思。

[5]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出版。陈中凡在《殷商社会史之商榷——读胡著质疑》（《新中华》（复刊号），1946年3月）一文中对胡氏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6] 上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人富辰语。又，《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封”训“大”。这里的“封建”不同于作为一种制度的“封建”。

[7] 柳氏《封建论》说：人类之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

[8] 西周的“封建”是自上而下地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原来没有土地的亲戚臣属，所以《礼记·乐记》注说：“封谓故无土地者也。”《公羊传·隐公元年》注说：“无土建国曰封。”这与原来就管辖一定的土地和人民的方国部落显然是不同的。

[9] 侯外庐认为“ ‘封国’非封建制度”。“封建亲戚以蕃王室的说法，是战国时代造作出来的。……在战国末年儒家改编《国语》所凑成的《左传》才把周代封建的制度有源有本地描画出来，到了汉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39—14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从诗书等文献看，西周时已有“封建”的事实不应怀疑，但侯外庐认为汉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则基本上是事实。

[10] 《三国志》卷19《魏书·陈思王植传》注。

[11]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学林出版社，1997年。

[12] 晁福林在《论封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中指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上个世纪，西方学者关于“封建”的概念主要指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核心是指封君与臣属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所以在他们关于“封建”的理论中有许多是在强调这种属于政治的法律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又在许多地方，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土地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关于封建问题时所应当注意的。”

[13]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清议报》的第17册（6月8日）和第26册（9月5日）。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

[14] 日知在《“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lism百年来的误译）》一文（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中说严复是最早把feudlism翻译为“封建”的，黄仁宇在《大历史》自序的注中，则说是日本人首先把feudlism翻译成“封建”。外来词词典记述来自日本的外来词中确实列有“封建”一词。日本何时以“封建”对译“feudlism”尚待查考，但1903年初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即提到“欧洲封建分立之制”，这里的“封建”显然是“feudlism”的对译，可能是沿用了日本的译文。这时《社会通诠》还没有出版。所以不能排除严复采取日本译名的可能性。

[15]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序，此据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6] 参阅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

[17]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序，此据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8] 夏曾佑与严复过从甚密，同为天津《国闻报》（1897创刊）的创始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是1902年夏氏为其母守孝时开始写作的。1903年11月夏氏曾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认为宗法社会为人类社会所必历，中国自黄帝至今为宗法社会，又以秦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并试图从政治与“宗教”的相互关系解释为什么中国进入宗法社会甚早，而迟迟未能脱离宗法社会的原因。这和严氏定唐虞三代为封建社会（也就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入秦以后为向军国社会过渡的宗法社会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夏曾佑也接受了“图腾—宗法—封建—军国”的社会进化图式，“渔猎—游牧—耕稼”只是这种进化图式从另一个角度的表述。

[19] 参阅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

封建社会论文篇3

潘文的题目首先就让人困惑不已，因为如此斩钉截铁的全称肯定句在学术文章中实在罕见。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公然标榜只有自己一家的观点是唯一正确，规定“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学术无定论，探索无止境；不断超越前人，不断以往的成见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而不应以狭隘和专断的态度对待他人的研究。

其次，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论从史出。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每一个问题，每一项立论都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对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需要交代封建社会的具体规定性是什么，中国中古社会在哪些方面符合了这些规定。然而，潘文对此并未涉及，使得“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一结论在文中也缺乏相应的史学根据。

2、关于“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学术观点”

潘文批评黄敏兰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4期）“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某些学术观点”，“表现出学术的狭隘”。黄文究竟是如何“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潘文却没有具体的说明。实际上，黄文中仅有一处引用西方学者，即法国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的一小段话，用以证明一个史实，并非用来分析文中所要阐述的问题。文中所有论证都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存在潘文所指责的那种“不加分析”搬用西方学术观点的错误。相反，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来自西方的学说。长期以来一些中国人正是因为简单粗略地搬用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才导致片面地认识社会，从而得出中外社会历史都一样的错误观念。

3、关于历史分期方法

潘文批评黄文主张可以用古代、中古来代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混淆了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分期有多种方法，有时代、年代分期法，有社会历史阶段分期法。五种社会形态论就是后一种分期法，对社会阶段的区分本身就形成了对历史的分期。两种分期法并非如潘文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统一的和互补的。可以相互替代，也可以同时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较多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概念，也用过“原始氏族社会”、“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类名词；有时候还两者并用，如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封建的中世纪”。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4、有关命名问题

潘文批评黄文提出中国中古社会可以有一些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其他名称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说“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命名问题进行基本的梳理。

首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规定一种严格的、前后一致的名称。人们多次引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这样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原文中没有提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样明确的概念，给人类社会以五形态作明确命名的是苏联人，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五方式论”并非是马克思的原意。此外，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另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俞可平说：“马克思著作中译本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德语原著中是同一个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这是马克思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最重要的术语之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2]

不同名称是不同观察角度的结果，并非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在马克思是如此，在中国亦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多方面认识中国中古社会，得出多元化的认识。马克垚说：“时下我国各种学者不时来讨论封建，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些领域里，你可以说什么绅士社会、贡纳社会、选举社会、世袭社会、官僚社会、小农社会，都对我们很有启发。”[3]当前，中国学术全面地发展，多学科交流，打破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封闭、单一的状态。所以，仅用一种方法来认识社会已远远不足，仅用一种名称来概括中国中古社会就显得比较狭隘。

5、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潘文说，黄文主张对中国中古社会不必非要用“封建社会”命名，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对“封建社会”作具体的和明确的概括，否则后人也无需为此争论不休了。潘文中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论述花剌子模国家的，与中国的情况相去甚远。不能看到马克思在某处说过“封建”这个词，就认为“封建”无处不在。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说法，前后并不统一。例如关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有“大地产”[①]或“大土地占有制”[②]、“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相当于“小地产”）[③]、和“地产”[④]三种说法，地产当然包括了大小地产两种，但是大地产与小地产却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仅引用其中的一种说法，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认识。

无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态度，并不是恪守某种结论。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历史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和地区的局限。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受欧洲经验的制约。李峰说：“只要我们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受了他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们认为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比之当代西方专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还更了解欧洲中世纪，那么我们似乎要全盘否定西方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进步了，这恐怕大有问题了。而至于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本来就是含混其辞的，其基本轮廓都不一定准确，这当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初创阶段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今天如果还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欧洲中世纪并以之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那问题可能就更大了。”[4]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5]

潘文在上面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最后却提出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样看来，潘文的真正意图和出发点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6、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

潘文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着眼于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的确，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但是这规律并不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

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确切地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是西欧历史演进的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据一些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都没有五方式论的那种发展模式。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中总结、归纳出来，不能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更不能以偏概全。

甚至就是历史规律本身，人们至今也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王和、周舵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7]如果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也是以往一些错误的根源。

7、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潘文提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将所讨论的问题政治化：谁若是不承认中国中古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此还不够，潘文又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绝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而已，而是必须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问题。”进而提出，如果否定中国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半封建）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8]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二、中外学界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9]

旅美中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根据这种情况总结说：“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可以比较正确地称为“领地—封臣制度”的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将近一半时间内也并不存在，即使后来存在也不能涵盖欧洲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非西方的社会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八到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把这样的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用在万里之外的古代中国之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必要？”[10]

中国内地对封建问题的再探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五方式论的大讨论，起初并没有像对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那样热烈。对“封建”问题的专门讨论在最近的两三年内形成热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义的经典性著作《封建社会》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有无普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组织的“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中，一些著名学者（主要是西欧史学者）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曾有过封建社会，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6年，冯天瑜梳理“封建”概念的学术史著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将对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会议上的争论十分热烈，甚至是激烈。

事实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界，“封建”问题都是一个尚未解决、并且正在不断探究的问题。而且从总的趋向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和内地）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他们批评滥用“封建”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如果能在中外学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就难以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了。

三、如何解决这个世纪性难题

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往多是从理论出发，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从而得出中国也与西方一样，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也都有封建社会的认识。潘文之所以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轻易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实际上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情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郭沫若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仅从逻辑推理就得出中外历史相同的结论。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11]郭老后来深刻反省自己过去公式化的错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只要把“封建”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这等于说，五种社会形态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只要你认为哪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却并不可靠。

有学者将封建社会形态以一个公式概括。马克垚说：“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12]然而，这个大前提本身就存在疑问：这种概括过于抽象，由它形成的“封建社会”只是观念形态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例证，从而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论断难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些学者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研究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把社会高度抽象化，只说大地产，看不到中小地产；仅重视生产性经济，忽视非生产性经济；只看农村、农业经济，不说城市、工商业经济；只说生产关系（地主—农民），不说非生产性社会关系（教会、贵族、市民、皇帝、官僚），等等。对城市，仅注重其封建性，而不做历史学的分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抽象舍弃了历史的具体内容，才赋予西欧封建主义普遍性。

“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本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以往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论从史出，从史实出发去研究，即可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例如马克垚在《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中提出中西社会在许多方面相同，但是从大量史实来看，这些论断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内容提要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对于这样一个投入了学者大量精力、且尚未有结论的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原则，和历史研究“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深入研究、严谨取证、慎重定论，而不是轻易做出判断。

封建社会论文篇4

有些历史概念本身就晦涩难懂，更何况同一历史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意思不尽相同，这样便给学生们学习历史、解答问题带来诸多不便之处。张耕华在《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中这样阐述：“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第三种含义是指专科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不在场性以及主观性，所以历史事实即重要又复杂。那么对于历史概念的正确解读、归类、概括、总结就关系到课堂的高效程度。

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概念便是“封建”一词，中国古代“封建”本意为“封邦建国”代指分封制，古人笔下“封建”使用甚广，几乎都特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度，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史记三王世家》中记载：“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记载：“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但自从明清西学东渐以来，大量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伴之而来的便是用大量中文词汇来解释西语，在翻译时意义却时常有诸多不同之处。

西方“封建”一词最早为中国接受式翻译“封建社会”，西方的封建社会主要指的是封建割据，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西方封建制度的三大特征是领主、封臣和采邑，领主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最大的领主；封臣是接受领主授予土地的人，他们的受封的土地被称为采邑。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很大的自主权，领主对封臣的干预有限，但领主与封臣之间建立了一种封建隶属关系，封臣承担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如向领主服兵役、提供赋税、支持领主的决议等。中世纪欧洲由无数这样大大小小的封国构成众多的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封建社会，而他们断定封建社会的标准便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建立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在内的等级制度。

据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考证，最早用“封建”一词来定义中国社会形态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先生，他在1912年的时候就说过：“不幸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国民革命失败后，使深受西方先进思想以及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有必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探讨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陶希圣以及郭沫若等人根据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发展、传统血缘贵族的没落、官僚地主的兴起、君主专制的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对封建社会进行“概念改造”，赋予了“封建社会”这个词以新的含义，主要指从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形态。而后毛泽东等人基于革命的需要并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封建社会进行强化与宣传，如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应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以及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五大社会形态基本定型并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虽然当今一些著名学者如李慎之、冯天瑜、萧功秦、秦晖等人多次强调用“封建”一词来概述中国的这段历史比较失准，主张用“帝制时代”、“皇权社会”来代替，但是不管用任何一词来代替都感觉不合适，因为“封建”一词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八九十年，早已深入人心被人们所习惯和接受，难以改变。不同的词语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历史事实、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的实质、文明的进步的程度却不会改变，我们注重的是历史与社会的内涵与实质而不要在形式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封建”一词既然已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就不必为这一个词而纠结，我们可以在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时将“封建”二字打上引号加以强调便可。

封建社会论文篇5

一、“封建”意义的历史发展

作为社会性质的“封建”，与中国古史上的“封建”一词的意义有一定的区别，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然而，西方的“封建”被近代的学问家们翻译过来的时候，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一词，两者在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却应当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封建、封建主义（Feudalism）是欧洲近代用语， 是欧洲古典时代所未有的，专家曾经指出“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注：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它最初见于中世纪的拉丁文书籍，严复（1853—1921）于1901年翻译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为《原富》，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年出版）时将它译为“拂特”，并在按语中叙述其制（注：从这个按语看，严复所译称的“拂特”，实即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之制。）。

本世纪初， 严复于1903 年翻译爱德华詹克斯《政治制度史》（1900，E dward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 ）（译名为《社会通诠》）一书时正式采用“拂特封建”和“封建”之词来对译Feudalism。关于这个对译的错误之处，日知先生做了深入的分析（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第184—18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他说：

“问题的中心，Feudalism问题，只能是中世纪的问题， 这个问题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用古典中国很少见的‘封建’与之对译，不对。但本世纪初年的这种误译，不久就在国内外大为流行，至今将近一个世纪，经过五四运动、人民解放战争，不正确的译名，被用于正确的斗争的场合，已成惯常了，不好轻率改动了！今天，只要做到一点，不要在古典中国文明文化的任务中放进这种误译，还古典文献中的‘封建’以正确的解释，‘殖民建邦’，古典时代的事业，而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拂特’，就可以了。今后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并注意不再用外来的属于欧洲中世的Feudalism去对译就好了。（同上书第188页）”

日知先生的见解是很深刻的，但似乎回避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相关对译问题；二是既然用“封建”一词对译Feudalism是错误的，那么该如何译才正确呢？ 日知先生提出“方便处加‘中世’标识，作‘中世封建’也可以，不加也无妨，约定俗成可也”（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第190页。侯外庐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见《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原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引自《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9页。）。然而这样说来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的圈子，因为说“中世封建”依然是“封建”，照此类推似乎还应当有“古代封建”、“近代封建”，反而使“封建”的行用范围更广。按照日知先生和侯外庐先生的说法，“封建”一词的对译是错误的，只是由于行用已久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按照科学最讲认真的原则，既然是错误的，就应当更正，“行用已久”并非坚持错译的过硬理由。

愚以为用“封建”一词进行对译是可行的，并非是一个错误，在严复的时代能够用这个词进行对译，可谓是一个创造。应当看到，对于封建、封建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可以用今天对于封建、封建主义的认识来要求严复，严复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封建、封建主义的概念。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上个世纪，西方学者关于“封建”的概念主要指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核心是指封君与臣属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所以在他们关于“封建”的理论中有许多是在强调这种属于政治的法律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又在许多地方，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土地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关于封建问题时所应当注意的。

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用科学的标准来考察这个对译是否正确的问题，应当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论。我们所理解的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的“封建”，既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即严复所称的“拂特”），也不是中国古代在“封邦建国”意义上的封建，而应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封建”及“封建主义”的定义。

许多专家对于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侯外庐先生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侯外庐先生从春秋时代的文献里相关记载研究出发，指出“封建”有三点意义：（一）“封建是为监视下民（直接生产者）的制度；（二）封建是以土地耕种为要件的制度；（三）封建是在土地与生产者结合的‘邑’之下，以保持氏族贵族延续的制度。”而且“封建亲戚，以蕃王室之说，是战国时代的造说……，在战国末年儒家集国语所凑成的《左传》才把周代封建的制度有源有本地描画出来，而到汉代儒家则把这一封建制度造到三代，更推及黄帝。”“‘封国’非封建制度。”（注：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13—116页，新知书店1948年版。）从其所举封字古义看，“封”实与土地有关，这是大可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封字古义为在田地疆界上封土植树以为疆界标识，《左传》《周礼》等皆有这方面的记载。《说文》训封字之义为“爵诸侯之土”就古制而言，是准确的。封可以代表封国，如伪古文《尚书蔡仲之命》“予命尔侯于东土，往既乃封”，即为一例。《诗经烈文》谓“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侯外庐先生说：“这里的‘封靡’之义颇难索解，似谓勿把疆界乱为封树。”（注：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17—118页，新知书店1948年版。）关于“建”，见于鲁颂，指建立侯国。封邦建国在周公制礼的时候已经成为系统的规范的制度，然而用“封建”一词概括其事却迟至春秋初年，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周僖王想联合狄人伐郑， 周大夫富辰谏谓：“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认为因周与郑之间存在着“封建”关系，所以周应当与郑亲善而不可联狄伐郑。

在分析“封建”一词时，过去专家们多以为它只是以封邦建国为形式的政治制度，从而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我国上古时代的封建，形式上是政治权力的封建，而实质上是对于劳动力和土地的分配，并且这个分配是按照等级层次为标准而进行的依次分配。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于彝铭和文献者甚夥，人们多耳熟能详，故而不在这里罗列。我只想在里指出一点，那就是封建之制最终的着眼点在于对于劳动群众的控制，《白虎通封公侯》谓“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民之急也。故列土为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即道出了其中奥妙。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资料的所有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是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周代的封建之制恰恰在这方面作出了系统的规定。从这个角度说，严复在本世纪初就采用了“封建”一词进行译作，实为天才创造。“封建”一词长期行用不废，与此应当是有关系的。

二、“封建制”的产生

这里所提到的“封建制”即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按照长期流传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它的产生应当是不成为问题的：封建制产生于奴隶制的崩溃。然而，在近年的研究中，专家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提出了有力的质疑，精辟地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有前后高低之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注：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引文见《胡钟达史学论文集》第248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还有的专家研究了东斯拉夫人古代社会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未经过奴隶制而直接向封建制过渡”的情况（注：见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173—18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然而，对于封建制产生的历史道路问题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方面进行再讨论。

为了更深入地解剖资本主义，就必须对它产生的历史进行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所写《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就是为完成这一重大理论任务而进行的工作的结晶。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写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人类原始社会的系统认识还没有建立，在马克思写这部手稿二十多年以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才问世。在写这部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正在进行探索。就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许多光辉的天才的思想。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古代社会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指出了农奴制和奴隶制的萌芽是同时出现的，他说：“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改变的最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和当然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里决没有把农奴制说成是奴隶制的“必然和当然的结果”，而是原始形式的必然和当然的结果。对于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早有专家注意到其重要意义，例如，林甘泉先生在分析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时候，在引用上段语录后即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样，由共同体土地所有制过渡到土地私有制，既可以产生奴隶制，也可以产生农奴制。”（注：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可是，有的专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以后，断定：“马克思不仅清晰地说明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必然性，还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注：何顺果《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考辨》，《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如果马克思真的肯定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必然性”，那么长期流传的“五种生产方式说”也就基本上可以成立了。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具引如下：

“财产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客观因素看作归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形式构成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同样它们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体为前提。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部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0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资本主义以前，劳动者本身以各种形式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时候，这些形式逐渐解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所谓劳动者本身被列为生产的客观条件，就是对于劳动者人身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无论是奴隶制抑或是农奴制，其实质都是相同的即剥削者对于劳动者人身的全部（或部分）占有，马克思所说“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的真正含义应当就在这里。在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有大的改观，“对于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的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条件。如果资本能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9页，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克思所说的“全部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正是指前面所说的“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来说的，实际上是指农奴制中也有奴隶制的成分。所谓“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其前提条件就是“农奴制和奴隶制”。因此，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得不出原始社会解体后必然进入奴隶制的结论。

关于封建制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通过征服形成封建制的情况，他们说：“野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输送出去的；它起源于野蛮人在进行侵略战争事宜的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所存在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74页，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下册第436—43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恩格斯也曾指出在征服的情况下产生封建主义的两个例子（注：见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一是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留下很多罗马的大地主，他们把他们的大部分地产租给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佃农，叫他们缴纳地租（Canon），替他们耕种。”另一个实例是“在7世纪末叶， 高卢教会的全部地产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只能多于三分之一，不会少于三分之一。这些庞大的地产，一部分是交给教会的不自由佃农耕种的，可以也有一部分是由自由佃农耕种的”。除了罗马大地主和教会之外，最大量的土地是贵族的采地，“由采地制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等级制度，从国王起，经过大采邑主（帝国直属公爵的前身），到中等采邑主（即以后的贵族），并且从这里起，下至生活在马克公社以内绝大多数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关于由征服而封建化的情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说：“对于被征服者的统治是跟氏族制度不相容的。”例如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以后，“他们既不能把大量罗马人吸收到氏族组织里来，又不能用氏族组织去统治他们，于是须要设置一种新的政权，……因此，氏族管理组织的机关便转化为国家机关了。”

那么，在没有征服的情况下封建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指出：

“‘民主的’原始的命运是必然的：固有的土地所有权为君主、贵族所篡夺；在领主和农民公社间的家长式的关系带来农奴制。……这种发展是有趣的，因为这里的农奴制是在纯经济的途径上起源的，没有表现征服和种族两重性的中间环节。”（注：《致恩格斯》，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8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这种“纯经济的途径”实即徭役，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统治阶级，主要的课赋，依然是徭役劳动，在事情象这样的地方，与其说徭役劳动从农奴制度发生，无宁反过来说农奴制度大多数是从徭役劳动发生。……自由农民在他们的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他们替公地盗占者做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展的。”（注：《资本论》第1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关于最初的“徭役”情况，我们可以推想，既然徭役是农奴制产生的契机，那么，在徭役中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通过物来体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便应当受到特别重视。在没有一个明显的地主阶级出现的情况下，封建制是否会出现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最初的徭役只存在氏族贵族与普通农民（即氏族成员）之间。这种存在于氏族制形式之下的徭役制就是封建主义的萌芽。应当指出，徭役劳动所直接产生的是农奴制，而农奴制与封建制度是不能划等号的，在别的生产方式下面也可能出现农奴制，但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奴制应当是最为典型的农奴制。

三、封建制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方式（Produktionweise ）的本质在于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过去理解封建制的本质往往不大注意这种结合关系，而是注目于封建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是存在的，但那是在封建制形成和成熟的时期，而不是在它刚刚萌芽的阶段。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直到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前，在近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并没有发生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急风骤雨尚未降临的明证。

封建制的基础在于两大阶级的对立之说，来源于斯大林。斯大林的下面这段话是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论断：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封建主虽已不能屠杀，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当时除封建所有制外，还存在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第867—86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这个论断对于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仔细分析起来，它的主要问题在于所述内容的绝对化。这种绝对化的表现，一是忽视了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过程，将各个历史阶段的封建关系一统为单一模式；二是只强调在封建关系中的阶级对立，忽视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质和这种关系内部的和谐性质。

必须看到封建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完全成熟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是土地的附属，封建主通过占有土地而剥削农民的劳动，但是在封建制开始形成的时候，尚非完全如此。那个时候重要的是对于劳动力的控制，而不是对于土地的控制。关于欧洲典型的封建制，马克思曾经说过：“欧洲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里，我们看不见独立的人，却看见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与领主，家臣与封建诸侯，俗人与僧侣。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 ”“人身的依赖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注：《资本论》第1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封建的封君与受封之臣的人身关系，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这种关系对于生产方式的影响。上行下效，层层的人身依附，在金字塔的最下层的农奴当然与封建主也存在着形式上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经济形式所需要的就是“人身底依赖关系，人身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自由，人被束缚于土地上作为土地的附属品，真正的附属品”（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应当指出，“人身的依赖关系”过去常被理解为奴隶主或封建主对于劳动者的人身束缚。这是不够全面的。其实在封建制出现的初期，这种束缚则表现为氏族对于劳动力控制和保护，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于氏族的依赖。

这种对于劳动力的控制（注：关于劳动力与土地在地租形成中的关系，马克思说：“地租不管属于何种特殊形态，它的一切类型，总有这个共通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并且地租又总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别人的对于地球某些部分有所有权这一个事实，作为假定。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共同体的个人，在亚洲埃及等地就是如此。”（《资本论》第三卷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细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非必为上古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石，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可能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土地只是作为人身占有的附属品而被人控制，可见在生产关系中，它远没有人身占有更具备实质的意义。）是封建制形成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控制当然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但是它并非完全表现为封建主的皮鞭加大棒，而是在氏族制度尚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谓超经济的强制则多表现为氏族的影响和传统的力量。

马克思说：“土地占有制的耕作者们……本身一部分是占有者底财产，象农奴一样，一部分是他们对他有尊敬、臣从和义务底关系。所以占有者对他们的态度直接是政治的并且也同样有一个情感的方面。”（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里所讲的土地占有制和农奴的关系，甚可注意的是他所提到的“情感的方面”。中国上古时代，这个情感的方面的因素很重要，如《尚书汤誓》载商的族众对君主的话谓：“我后不恤我众。”《盘庚》篇载商的族众与商王休戚与共的关系，周的“惠保小民”的文王与周公，以致建造灵台的时候，“庶民子来”（注：《诗经灵台》。），朱熹释此谓：“虽文王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注：朱熹《诗集传》卷十六。）后来孟子拿此事劝喻梁惠王，让梁惠王与民同乐，这其中存在的就是情感的因素。此事见《孟子梁惠王》上篇，其载如下：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庶民之所以能够踊跃地给周文王劳作，实际上是把他当作父家长来看待的。这种情感的因素，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财产与金钱关系，《吕氏春秋》讲庸者为博取金钱而精细耕作，战国后期秦俗认财而不认亲，是皆为例。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制的基础，这是毫无可疑的。对于封建土地占有的特征，马克思曾经从行政司法权的角度有过如下的说明：“在封建的土地占有（Feudalgeundbesitz ）之下已经存在着一种作为对人的外在力量的土地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Akzidenz）。土地属于宗子（Majoratsherr），即属于长子。土地是归他继承的。私有权的统治主要随着土地占有而开始，土地占有是私有权的基础。在封建的土地占有之下，主人至少表现得象地产的君主。……土地显得象它的主人的非有机的躯体。所以有成语谓Nnlle te-rr sans　maitre（没有无主的土地），这句话就表明领主权和土地占有权的结合。”（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此处引文见侯外庐先生《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侯先生于此曾参考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短篇论文集》德文第兹1955年版，对译文进行了校订。）在发达的典型的封建制度下，可以认为农奴是土地的附属，但在封建生产关系出现的早期，与其说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勿宁反过来说土地是农奴的附属。在封建关系早期，对于劳动者人身的占有远比对于土地的占有重要，这种情况历夏商西周，直到春秋时期还隐然可见。贵族首先注目的是对于人的控制，而不是对于土地的占有。所以马克思又说：“决不要忘记，就连农奴也不仅是他的住宅所附属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有纳贡义务的所有者），且还是共有地的共同所有者。（注：《资本论》第1卷第906页注191，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的生产， 都以土地分给尽可能多数的臣属这件事为特征。同其他一切主权者一样，封建领主的权力，不是依存于他的地租折的大小，而是依存于他的臣属的人数，后者又依存于自耕农民的人数。”（注：《资本论》第1卷第906—90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马克思说明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必须由众多的下属臣民组织军队，否则就自身难保。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封建主来说，依附农民与土地是密不可分的。这在西方如此，在古代中国也是如此。所以在周代既有“土田附庸”的说法，又有“附庸土田”的说法（注：周宣王时器《召伯虎簋》载“余考止公附庸土田，多债”。《诗经口宫》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现代专家多以为此“附庸”，即附着于土田上劳作的农民。“附庸土田”和“土田附庸”之载具体地说明了劳动力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生产者与土地密不可分地结合为一体。在封建制形成的初期，地租不是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来“榨出”的，而主要是在温情脉脉的氏族纱幕下由农民按照传统而“自愿”地奉献出来的。严格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超经济的手段，但这和地主、贵族手中的皮鞭下的超经济“强制”毕竟有所区别。

封建制的本质何在呢？它的基本特征当然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地租形态和超经济的强制等，但其最本质的内容不在于地主、贵族与农民阶级的两大阶级的对立，而在于劳动者可以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身分与劳动的条件相结合，从而生产出社会物质财富，产生出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社会的进步常常表现在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自由的空间与时间，有了更好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客观条件。所谓“自由”，在这里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是指人的身份而言的。氏族是劳动者的保护伞，但同时又是一种思想上和经济上的传统束缚。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在氏族封建制度下面，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了氏族制度与传统的束缚，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由地支配自己。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充分的自由，他们还必须自愿或不自愿地“奉献”出徭役劳动和一定的劳动产品给氏族（实即氏族贵族），封建的剥削就是在这种形态里面萌生的。马克思说：“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氏族封建制和宗法封建制也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它们为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又不自觉地给劳动者套上了新的枷锁，使劳动者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表明，这后一个方面在不断发展而占据优势。

四、论氏族封建制

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亦即进入了封建时代，并没有经过一个所谓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可以称为氏族封建制和宗法封建制。这种称呼不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可是，虽然于经典无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却有不少相关的论述，足可为我们的认识提供间接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关于氏族及氏族成员的劳动特点，曾谓“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至整个共同体的生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 3页，495页，496页， 490 —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分析“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再次强调氏族“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 471页，472页，492页，49 3页，495页，496页，490—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常把野蛮与文明之际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称为“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实即以氏族为基础的按地域划分的氏族成员的居住地。也可以说最初的共同体就是氏族。马克思所强调的并非个人——单个的劳动个体——对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和利用的关系，而是人只是氏族的“一个肢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 3页，495页，496页，490—491页，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论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部落”一词，实即氏族。“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3页，495页，496页，490—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这种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3页，495页，496页，490—491页，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3页，495页，496页，490—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个人把劳动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这是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同体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3页，495页，496页，490—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氏族在进入文明时代初期的重大作用，他说：

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那末，个人，因而也就是进行着生产的个人似乎越不独立，越是隶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起初，极自然地，是在家族和发展为氏族的家族中；后来，在由于氏族的冲突和混合而产生的各种形态的公社（Gemeinwesen）中。 （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一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

关于“家族和发展为氏族的家族”问题，恩格斯也进行过论述，并且提出家族先于氏族的结论。但是后来恩格斯又根据新的材料指出认为由家族到氏族的发展模式是不正确的，恩格斯说：“原来不是由家族发展到氏族。反之，氏族才是原始自然发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形态。由于氏族的结合开始解体，才有各式各样的家族形态发展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第423页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也说：“家族不能是氏族组织的单位，氏族才是这种单位。”（注：附带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理论在这里可以启发我们考虑宗法制的实质问题，宗法制是氏族制的发展，这个发展表现在家族在氏族组织中的地位的加强。宗法制下的宗族实即家族，即氏族内部扩大了的家族，它是为了避免氏族的解体而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家族形态”之一种。氏族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我国的上古时代，它从原始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发展而成为宗族，（宗族与氏族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时候的氏族已经包括了多种层次，为了与原始性质很强的氏族相区别，专家或称之为“族氏”，这是一种可取的做法，但是我们如果界定了氏族的概念，并且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组织，那么，使用它来说明“氏族封建制”的概念，或不致出现大的错误。）

在没有外力征服的情况下，在马克思所说的“纯经济的途径上”，封建制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说：“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了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1页，472页，492页，49 3页，495页，496页， 490 —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这个论述可以使我们考虑到这样两方面的问题：一，人和土地是密不可分而连为一体的，对于人的控制是农奴制产生的重要因素；二，在农奴制出现之后，氏族仍然存在，只不过是以农奴制为其基本的社会形式而已。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氏族贵族正是用徭役和贡纳的方式，通过剥削氏族成员的劳动形成了日趋强大的私有经济。总之在野蛮与文明之际没有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的暴风骤雨，一般说来，在氏族的普照之光下面，封建制是悄然而缓慢地萌芽和形成的。恩格斯说：“所有文明的各族人民都是从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开始的。各族人民经过了原始状态的一定阶段之后，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为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并且经过了较长或较短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 ”（注：《反杜林论》第142页，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上古时代， 这种土地公有制经历了“较长”而不是“较短”的时间才转变为土地私有制的。较长时期的土地公有制与氏族的长期存在极有关系，可以说是完全同步发展变化的。

氏族与最初时期的国家并非绝对矛盾，并非一切国家都必须建立在氏族的废墟之上。在氏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出国家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在古代诸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财产权则局限于单纯的占有〔Possessio〕， 而且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扩展到地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上册第14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他们所说的“部落所有制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在中国上古时代是常见的现象，所谓“家国同构”，在上古时代，实即氏族与国家同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强调东方没有土地私人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从“氏族与国家同构”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更可以体会到古代中国社会的实质：土地只属于氏族——亦即国家——所有，而个人只是在作为氏族一分子的情况下才有占有部分土地的资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北山》），“王土”、“王臣”即氏族之土、氏族之臣（即氏族成员）。总之，我们可以肯定，马克思所说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结合到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情况，可以说就是氏族封建制。

氏族封建制之下的土地制度从甲骨文的“田”字形体看，应当是有一定区划的方块田，相传箕子到朝鲜曾将田制亦带去，所以古代朝鲜有“箕田”，其田制状况是：“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其尖斜欹侧不能成方处，或一二田，或二三田，随其地势而为之，此则乡人传为余田。”（注：见朝鲜古代学者韩百谦所著《箕田考》，转引自徐喜辰《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这种箕田，盖为殷礼之失而可求诸野者。殷墟卜辞所载“垦田”、“藉田”等，就是氏族成员对于这种方块田的开垦与耕作。集中成片的方块田，可能是殷商王朝或贵族的“公田”，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可见他确凿地认定殷代有公田，与此相对应，殷商时代自然也就有公田与私田的区别。而小块的零星田地，即所谓“余田”者，可能分配给氏族成员自己耕种，拥有小块田地的氏族成员应当就是卜辞所载的“众”或“众人”，亦即文献所载的殷商时代的“小民”。马克思说：“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了由许多小块土地组成的并带有土垅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业已消失的农村公社的地产。”（注：马克思《答维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见《史学译丛》1955年第3期第 24页。）

那么，氏族封建制和原始氏族所有制有什么区别呢？

愚意以为，这个区别可能在于劳动者对于劳动条件的部分占有权的确立。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古代所有制形式下的劳动者：“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个人又是私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6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然而，必须注意，“独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后指出，把土地作为财产须有一个前提，即“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单独的个人必须“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3—4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按照马克思的区分，这种“以公社成员身分为媒介的所有制”可以表现为“公有制”、“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个人所有制的补充”三种形式。马克思多次强调氏族成员个人只是作为氏族的一个分子来拥有土地的，“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在公共财产中有自己的一部分，并有特殊的一份为自己占有”“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 488—48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氏族公有制下面的部分的氏族成员的私有，这在原始部落所有制下是不存在的，而在氏族封建制之下则是必然的因素。我们还应当讨论一下氏族封建制与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说：“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工业上，在手织业、手纺业和用手进行的农业底特殊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都能够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底坚固基础。”（注：《马克思论印度》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其继续存在的地方，于数千年中，曾经是最残暴的国家形式（东方君主统治）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都如此。只在公社崩溃的地方，人民才以自身的力量，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注：《反杜林论》18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马克思说：“这种自足的共同体，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树立起来。它的简单生产有机体，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样一个秘谜的钥匙：为什么亚细亚诸国不绝解散，不绝重建，王朝也不绝变更，但与此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是没有变化。社会的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是依照旧样。（注：《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种“东方专制制度”应当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家庭尚只是氏族的一个细胞的时候，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只是氏族，国家与家庭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专制”尚不能出现，因为它不能建筑在天然民主的氏族的基础之上。在第二阶段，氏族瓦解了，家庭成为像口袋里面的马铃薯一样的社会细胞，这时候，它才成为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所谓的“共同体”应当就是部落和部落联盟。在中国上古时代正是由于氏族的长期存在，所以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不可能出现专制主义，而只能是较为“民主”的政治形式。

封建社会论文篇6

知识目标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原始平等的氏族制度；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最低阶段；在原始社会后期，个体劳动逐渐取代共同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随之产生。

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阶级和国家；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分析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说明奴隶制是最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奴隶社会后期，残酷的奴隶制度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入手，说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榨取地租；森严的等级制度；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独领的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能力目标

1、利用史料分析、辨别的能力；

2、通过教材中所给材料与小栏目，培养学生的阅读与理解能力；

3、在全面评价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初步学会辨证、全面地看问题的能力；

4、在探究活动中，逐步培养探究学习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对远古人类从事生产劳动的历程的了解，使学生体会到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要勇于实践。

2、通过对原始社会有关内容的讲解，明了私有制与私有观念不是从人类诞生起就有的，进而加强集体主义观念的培养。

3、通过古代社会的更替变迁，体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明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而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4、通过对"独领的中国科技文化"的深入了解，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建议

一、教材分析：

1、知识结构：本节课是全书的起始课，讲述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第一框讲原始社会，重点讲述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使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概念。强调了它是人类社会的童年，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第二框讲奴隶社会，强调是第一个阶级社会。讲述了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阶级和国家的过程，文字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由于奴隶制度是最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必然导致崩溃。第三框讲封建社会，强调封建社会的进步性，说明封建社会的建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基础，剥削的主要手段是榨取地租。地主阶级对农民进残酷剥削和专制统治，必然激起反抗，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发展。第四框是活动课，强调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简要介绍我国科技发明和文艺瑰宝的基础上，建设性的提出"展示古代科技文化风采"的活动。

2、重点、难点与疑点：

⑴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仅从表面看，会使人误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因此，这是教学中的疑点之一。

通过对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状况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到原始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不是人们的道德高尚，而是由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决定的。

⑵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如何让学生真正理解此观点是本节课的一个教学难点。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前人的经验得以传播，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精神成果如诗歌、舞蹈、绘画等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又促进生产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文化的繁荣，人类开始摆脱蒙昧和野蛮，进入文明时代。在教法上，可通过展示奴隶社会的科技文化来让学生感受文字出现的影响。

⑶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国家的实质。对于初中的学生而言，理解此观点有一定的难度。在教学中，不必展开讲解。从国家的起源入手，让学生明白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从国家的机构的设立，懂得军队法庭等都是镇压奴隶阶级反抗的工具。

⑷奴隶制是最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制度。

这是对奴隶制特点最典型的概括，是教学重点。

首先，要分析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帮助理解学生。强调指出奴隶主把奴隶当?quot;会说话的工具"，这是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特点。其次，要指出在奴隶社会后期，奴隶主对奴隶的野蛮、残暴的剥削和压迫，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

⑸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

这是封建制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体现，因此是教学重点。

在教学中要注意把握几点：通过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对比，来说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分析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特点，阐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在教法上可结合多种形式的实例来开展分析，更易于学生理解。

⑹中国封建时代的科技文化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好契机，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之一。教材将此部分内容设计成活动课，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探究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避免教师枯燥的说教。

二、教法建议：

1、充分利用教材上设置的一些小栏目。

由于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淡化学科体系，精简了一些历史事实、理论概念及学生难于理解的内容，降低了理论难度。但在教学中不可避免要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国家等概念，同时，为了避免让学生死记硬背。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利用书中的小栏目，让学生在分析史实的基础上，自主归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特点等知识点。这样，更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书中一些易混淆的、存在疑问的观点，特别是教学手段有限的学校，更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小栏目帮助学生从表面现象入手分析更深层的含义。

2、在知识点的把握上，为理解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可以采用对比的方法、图表的方法来开展教学。比如：封建社会与奴隶制相比，具有明显进步性的主要表现。就可用此方法突破。

3、毕竟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很遥远的事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领会课本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组织学生观看有关的电影、电视片段。如：《斯巴达克斯》、《农奴》、《白毛女》、《红楼梦》（电视剧）

4、为活跃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可以采用讨论会、辩论赛、头脑风暴论坛等形式的探究活动。例如，第四框--独领的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教学设计示例

一、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

与奴隶制相比，封建社会进步性的主要表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基础；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榨取地租；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2、能力目标

⑴通过对奴隶制生产关系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对比分析，学会比较的能力。

⑵通过对一些史事、影片片段等的分析，逐步培养归纳分析问题的能力。

⑶逐步培养能自主发表个人观点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

通过古代社会的更替变迁，体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明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而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二、教学重点、难点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

这是封建制生产关系特点的集中体现。因此，既是本框的重点，也是第一节的一个重点教学内容。

三、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展示两幅图：

图一、奴隶破坏生产工具（或奴隶主庄园衰落的景象）

图二、宋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提问：两幅图分别反映了什么情景？说明了什么？

学生思考、彼此交流意见（给两分钟）

第一幅图反映的是奴隶社会末期，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野蛮、残暴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

第二幅图则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

新课

残酷的奴隶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这就是封建社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三框的内容：

三、等级森严的殿堂——封建社会（板书）

提问：从图中的繁荣景象，同学们可曾思考过为什么封建社会的建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与奴隶制相比，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哪儿？

（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1、与奴隶制相比，封建社会进步性的主要表现

同学们回忆奴隶制的主要特点，结合历史课所学的相关知识，将两种制度做一个对比分析。

（学生活动：回忆、讨论、填表、分析）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状况

导致的结果

状况

导致的结果

土地及工具的占有上

奴隶主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与奴隶

往往以破坏工具、虐待牲畜等方式进行反抗

有少量土地、有自己的工具

能自主地进行劳动

人身关系

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在强制下劳动

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自由安排生产劳动

产品的分配

无分配权，仅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对生产无积极性

能留下少部分产品归自己

比较关心生产，注意改进工具，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从对比分析中，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封建社会的建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

教师：与奴隶制相比，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有其进步性，适应当时生产的发展，因而能将其取而代之。虽然封建制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有一点却没有改变。它仍是一种剥削制度。让我们先从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说起。

2、封建土地制度特点（板书）

活动：播放电影《白毛女》片头的歌曲，结合教材第七页西汉政治家董仲舒说的话，分析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特点、由此产生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农民要受地主的剥削？

（投影或PowerPoint）

归纳，得出结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基础。

3、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榨取地租）（板书）

提问：除地租以外，还有哪些剥削方式？

分析以下材料：民谣：农民头两把刀，租税重，利钱高

杜甫的《兵车行》（或者柳宗元的《捕蛇者说》）

归纳，得出：地主还通过放高利贷、收缴苛捐杂税、强迫农民服徭役等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

学生看影片《白毛女》中杨白劳到地主黄世仁家还利钱时的情景（没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以讲故事的形式来展示此段）

提问：杨白劳被逼迫在卖女儿的文契上按了手印后，本想去找说理的地方。但黄世仁的管家却说：“你上哪儿告去？少东家就是本地的县长，黄家就是衙门。”这说明了什么？

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农民的同时，还利用封建统治政权来压迫农民，达到其剥削农民的罪恶目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封建专制的统治罗网的主要内容。

（二）封建专制的统治罗网（板书）

在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下，有些事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请看《红楼梦》元春省亲片段

图示——金字塔状的封建等级（幻灯片）

提问：影片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什么特点？第二幅图反映了欧洲封建社会的什么制度？

两个内容都形象地反映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1、森严的等级制度（板书）

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等级从属关系，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封建等级制度与封建特权紧密相连，等级地位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大。

结合杨白劳的遭遇，回忆旧知识：在阶级社会里，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想一想：封建社会的掌权者是哪一个阶级？他们主要靠什么维护其统治秩序与特权的？

阅读教材第8页倒数第二、三段的内容，找出答案：



此外，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地主阶级不仅依靠暴力进行统治，还利用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宣扬“君权神授”，扶植教会势力，以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妄图使他们放弃反封建的斗争。

3、封建迷信等精神枷锁（板书）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可以让学生观看《祥林嫂》图片故事）

教师：我们学习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知道了地主阶级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对农民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呢？

学生阅读教材第9页第三段后，思考。

归纳：必然激起农民的反抗斗争。从产生阶级、出现阶级压迫后，就有被压迫阶级的各种反抗斗争。从奴隶社会的破坏工具等，到封建社会的抗阻抗粮，直至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可见，

4、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板书）

小结：

封建社会的建立与奴隶制相比，确有其进步性。但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后，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制度对生产的束缚日益严重，封建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四、教学手段：

1、在教学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设置的小栏目、以及文字形式的历史资料来开展教学，解决一些重点、难点与疑点问题。

2、为了将古代社会发展历程能贴近现代，利于学生接受，可以利用电视、实物投影仪等播放一些影视作品或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的发展。

3、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及互联网的作用，开展头脑风暴教学。

五、设计思想：

入手点设计用两幅图导入，目的是首先在视觉上让学生感受到封建社会的进步性，进而再具体分析进步性的主要表现。由于封建社会的史料丰富，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文化成就曾在世界独领，故可选用的资料很多，如相关的诗歌、影视作品等，可以让学生在看、听、分析的基础上，理解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的根源所在。

六、板书设计：

等级森严的殿堂——封建社会

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5、与奴隶制相比，封建社会进步性的主要表现

6、封建土地制度特点

7、榨取地租是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

二、封建专制的统治罗网

1、森严的等级制度

3、封建迷信等精神枷锁

4、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探究活动

一、辩论题：原始社会是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

探究的主要途径：

1、辩论前的准备：分组，确定正反方的人员，分别准备辩论的材料。

2、相关历史书籍、互联网上的信息的搜集与整理。

3、重点分析的方向：

①大兴安岭上鄂伦春人的生活；

②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人解放前的生产、生活情况；

③从考古学家对“北京人”化石的年龄的坚定，分析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注：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采用举办“小论坛”的形式，让学生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学生彼此间开展质疑与答疑，通过争论达到最终的统一。

二、调查探究活动：

1、调查本地区的文化遗产，如古迹、名人名作、古代传说、地方志等。

提示：以海淀区为例，有颐和园、圆明园，香山的曹雪芹故居，公主坟的传说等等都是可共探究的资源。应充分发掘本地区的特色，利用社会资源来开展探究活动。

2、对照历史，分析本地区名胜古迹、名人名作所处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社会状况。

3、对比中西方同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成就。

4、就某一领域的成就、历史事件、名胜等入手，讲讲中国封建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同时也培养学生能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学会归纳、整理的能力及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封建社会论文篇7

【摘 要 题】学术史

【关 键 词】封建/封建主义/西欧/中国/中古时期

【正 文】

三、马克思、布洛赫等作家的理论分析

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物品，为什么贴上同一标签并且装进同一箩筐？这是中西历史的双重误读，也是某种历史认识的误区使然。关于西欧feudalism，前面以布洛赫的提示为主要线索对其做了历史的分析，下面我们追寻马克思等相关作家的论述，尝试做一点理论方面的澄清。

前已提及，当20世纪初“封建”一词在中国空前高频率的出现时，已经不是中国传统话语的简单延续，既不是西周“封土建制”的简称，也不是秦汉以来“分封”与“郡县”孰优孰劣论辩中的封建，随着西语feudalism与“封建”对译，“封建”已成为同一的、中西概莫能外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是“五种生产方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种生产方式说”曾在中国的历史教学和研究领域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近20年来虽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诘问，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仍然莫衷一是。焦点似乎还是在马克思等作家关于该问题论述的解释上。坚持者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说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解释，不容改变；反对者则认为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斯大林所为。笔者以为，实事求是的解释是，马克思关于前近代社会发展认识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

长期以来，中国教科书一直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图式，其直接来源是苏联理论界。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注：《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9页。）从此，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被苏东国家等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例如，苏联人编写的教科书写道：“所有的民族都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社会的发展是按各种既定的规律，由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注：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页。）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既然所有国家或地区都要经历这样几种社会形态，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其中包括势必经历一个封建社会，在这里，feudalism已经不是对西欧的历史性描述，而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概念。

关于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否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早在启蒙运动时代就有过争议。在孟德斯鸠看来，西欧“封建法律”建立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概永远不会再发生的事件”。但伏尔泰却把西欧封建主义认作普遍存在的古老的社会形态。伏尔泰的观点已包含人类社会单线发展那样的概念，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些。圣西门深受维科、孔多塞影响，是一位典型的阶段进化论者。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制度，封建制度解体的过渡时期，未来的“实业制度”。傅立叶也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只是更加复杂：1. 原始时期；2. 蒙昧制度；3. 宗法制度；4. 野蛮制度(中国、日本、印度都属于野蛮时期，没有进入文明时期)；5. 文明制度(文明制度又分为四个阶段，即童年时期如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成长时期如奴隶解放和“封建主义”，衰落时期，文明制度凋谢时期)；6. 保障制度；7. 协作制度；8. 和谐制度。（注：参见《傅立叶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2—73、77页；第三卷，第138—172、284页。）黑格尔也有类似的历史阶段划分。到19世纪中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更是直接影响和推进了18世纪以来关于不同民族都在同一轨道上演进的观点，形成古典进化论。胚胎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等各个不同领域都提出了相应的概念。

生长于19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恩格斯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早年共同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谈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时，依次提到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论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又提到“大体说来”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feudal)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32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阐述的东西方两半球的技术发展过程，也具有相似的思想倾向。当然，他们从未把几种社会形式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更没有奉为每个民族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书中写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可惜，斯大林教条化的处理，恰恰将其变为“修剪”历史的“药方”。

另一方面，人们同样难以否认或磨灭马克思恩格斯的多线历史发展观，这在他们大部分作品尤其晚年成熟的作品中有相当明确的表述。如果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注重宏观逻辑演绎，那么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或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时，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种种概念，包括feudalism在内，都给予了严格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实际上，在马克思笔下，feudalism一词几乎未见用于西欧之外。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批评了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将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套用于印度，马克思指出，印度存在君主集权制，阻碍了印度社会演化为西欧式的封建制，所以印度不存在feudalism。（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对英国学者约翰·菲尔的批评就更严厉了，“菲尔这头蠢驴把村社结构叫做封建结构”！马克思显然不同意菲尔将孟加拉和锡兰社会与西欧社会混为一谈。（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同样，马克思也反对用feudalism概括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的社会形态。（注：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1853年的通信第一次讨论了东方问题，马克思指出，“东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指中国——引者注)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他庆幸自己所在的西方与东方不同，“欧洲的君主国不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对此我们应该多么高兴和感到多么幸运！……亚洲的国王们被盲目的情欲所驱使，亟欲获得比神法和自然法所保障的权力更大的绝对权力。他们攫取一切，最终却丧失一切……如果在我们这里也存在同样的政体，那么哪里还有王公、主教、贵族、富裕的市民、兴旺的商人和机灵的手工业者？到哪里找巴黎、里昂、图卢兹、鲁昂、伦敦等等这样的城市？哪里还看得见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小村庄……无论臣民还是君主从哪里获得丰富的收入？”（注：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474页注28。）显然，他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传统社会与西欧传统社会看作有相当大差异的两类社会形式。

几年后，当马克思撰写《经济学手稿》时，东方社会被明确地概括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与西方等其他的社会形式相对应。在《经济学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马克思将前资本主义生产主要分为三种形式，除“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外，还有“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497页。）众所周知，“亚细亚的”指东方，“古代的”(classical)指希腊罗马，而“日耳曼的”主要指中世纪的西欧。当然，还有许多未能涵盖在内，如斯拉夫式的(东欧及俄罗斯)、日本式的等等。很明显，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是并列的，是人类不同民族和地区曾经存在的不同的社会形式，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依次演进的“逻辑公式”，也不存在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诸种说法，明确表达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差异，否定了那种抹煞差异、人为地归并于单线图式的做法。他发现这几种生产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过还未来得及对其本质特征做出更确切的概括，所以姑且以地区的、时代的、民族的徽志命名。按照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路，feudalism仅是前资本主义诸种形式中的一种，而且只属于西欧。同理，按此思路，也不存在西欧是封建社会，其他是亚封建社会、准封建社会，或者说惟有西欧才是正常的，其他是不正常、发育不良的那种西欧中心主义的观念。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的不同使然。由于原始村社残余相当惊人的坚韧性和持久性，所以它们对各自不同的文明社会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之前，不同社会模式的发生和发展基本是封闭的、分散的，它们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偶然的、有限的，所以社会形式的独特性就格外突出，所以，日耳曼人的feudalism不能说明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正如后者不能涵盖前者一样。

毋庸讳言，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平生著述，不难发现他们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如果不过于苛责前贤的话，一个思想家在其不断探讨的一生中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是不足为奇的，完全正常的。问题在于——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马克思晚年成熟作品中表达的辩证的、多线历史发展观，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及《联共(布)党史》声称每个民族都必然经历五种生产方式的图式说，显然不能涵盖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实际仅仅是抓住了他们一方面的思想倾向，并且一味地将其教条化，简单化。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包含明确表述马克思多线发展观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193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可是却被《联共(布)党史》“忽视”了，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e. 霍布斯保姆所言，这样的“忽视是特别令人吃惊的”。（注：郝镇华：《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霍布斯保姆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明确地说，原始公社制度的发展，有三条或四条线路，各自代表一种在它内部已经存在或隐含于其中的社会劳动分工形式，他们是：东方形式、古代形式、日耳曼形式和斯拉夫形式，后者的提法有些晦涩，以后就没有进一步讨论，不过它与东方形式有密切关系……在1857—1858年之际，这种讨论是相当先进的。”（注：郝镇华：《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第9—10页。）霍布斯保姆所说的“相当先进”正是指对古典进化论的突破，一种辩证的、非单线的社会发展观。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几种主要社会形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实，即使大体相同类型的内部也存在差别：古典类型的希腊与罗马不同，亚细亚社会也不是一模一样，例如中国与印度就大不相同，更遑论东西方明显不同的社会发展形式。所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混为一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西欧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随后他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且反对把西欧的历史发展进程“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否则，“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马克思的这一郑重声明应当也适用于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式的分析，包括对西欧与东方的分析。

关于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否也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讨论从未停止过。进入20世纪，不少人将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归于布洛赫，并产生较大影响，其实这样的认识也是不确切的。

布洛赫在他两卷本的巨著《封建社会》中，几乎完全都在谈论西欧的feudalism，仅用十页篇幅探讨了西欧feudalism的普遍性问题。在总结了西欧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后指出，“具有这些特点的社会结构，必定带有一个时代和一种环境的印记”，是否可能像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社会那样，封建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呢？不错，布洛赫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不过他并没有沿着这样的假设，简单地给定结论，而是求诸实证。布洛赫不愧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可以提出任何假设，而结论则要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之后才可得出。可是，“这里所涉及的比较研究工作显然超出了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范围”，所以西欧之外他只涉足日本案例分析。11世纪以后日本政治权力的分割、职业武士等级的兴起、庄园的出现等，似与西欧feudalism有一定相似性，其实也不尽然，其中“模拟血缘关系”和“誓约体系”的因素明显不同于西欧。布洛赫随之指出，“日本的附庸制是比欧洲附庸制程度高得多的从属行为，其契约性质则少得多”，而且不容许附庸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对庄园上的人有着广泛权力的真正的庄园”。“建立起来的庄园极少，且极其分散，……不是西欧真正庄园化地区的庄园”。很明显，布洛赫关于西欧封建制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仍然是一个假设而已，最多及于日本；即使对于日本也颇有保留，他进一步总结说：“日本的附庸从属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且天皇的神圣权力处于各附庸誓约体系之外；就这方面来说，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颇类似于西欧封建主义的体制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这也绝非偶然。”（注：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三章。）

值得注意的是，布洛赫的最后一章“欧洲封建主义的延存”对西欧feudalism作了相当精彩的点评，将其不仅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也视为一份对近代社会的宝贵遗产，其中特别强调了武士观念与契约观念。他说，在西欧，附庸的臣服是一种真正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而这种“契约”观念一旦移植到更大范围的政治领域，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王权。按照这种观念，当国王违背约定时，附庸有权利反抗，甚至可以兵戎相向。9世纪即已萌动的这一著名的“反抗权”，13和14世纪又重现于整个西欧世界的大量文件中。布洛赫的全书封笔之语意味深长，虽与前面的观点不无相违之处，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一语破的。他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此语一出，布洛赫其实也就明确地否定了西欧feudalism的普遍性。

布洛赫认为西欧的feudalism不能涵盖日本，更不能涵盖中国，他实际上认为西欧feudalism只属于西欧。前述马克思按照生产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四种形式，其中西欧日耳曼人的社会仅是一种，与亚细亚、斯拉夫等并列，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应该说，人类社会历史是非线性发展与线性发展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至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此需专文另论，这里不予展开。

四、循名责实，规范学术概念

那么，回到本文主题，对历史学上的“封建”文本该如何处理呢？笔者以为，如果接受以上认识，关于“封建”一词可以考虑如下两种方案，一是一步到位的方案，二是逐渐解决的方案：

其一，循名责实，各归其位。西周的“封邦建国”制和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同属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众所周知，一如我们前面一系列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先秦“封建制”与其后的“郡县制”不同，而且，它们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更不相同。按其自身历史面目而言，一个简单而彻底避免混乱的办法，是各归其位，名符其实。a. 先秦方面：真正实行过“封邦建国”的先秦时代应恢复“封建社会”的称谓，而无须称“奴隶社会”和其他什么称谓。先秦的“封建”仅发生于先秦，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封建亲戚”制度，在西欧从未发生过，与西欧的中世纪制度基本无关，所以遇有“封建”或“封建制”字眼，不应译为英文的feudal或feudalism，而应像早期汉学家李雅各那样将其本义表述出来。倘若必须直译西文时也可以音译，“封建制”即为" fengjian" (汉语拼音)。b. 秦代至清代：秦汉以后“废封建置郡县”，不应再称封建社会，至于哪一种称谓更确切，学界须深入探讨逐渐达成共识。王亚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把该时期称为“专制官僚社会”或“官僚社会”。（注：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冯天瑜则用“宗法—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代之。（注：冯天瑜说，这些概念不一定准确，但较之滥用“封建”，心里踏实几分。见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45—47页。）韦伯称之为“家产官僚制”。（注：家产官僚制由patrimonial bureaucracy直译而来，参见何怀宏《世系社会及其解体》(三联书店，1995年)第67页。另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费正清和巴林顿·摩尔都对中国社会使用自西语feudal而来的“封建”称谓提出质疑，费正清说“这个西方术语(指feudal——引者注)用于中国，价值很少”。（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27页。）摩尔则说：“无论如何，使用‘封建主义’(指feudalism——引者注)并没有使用‘官僚主义’来得更贴切”。（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29—130页。）刘泽华提出“王权主义”概念。（注：“王权主义”概念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笔者曾称之为“宗法性官僚君主制”，现在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更为贴切。（注：“宗法性官僚君主制”概念见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七章。）c. 西欧方面：西欧的feudal原本来自通俗拉丁语“采邑”(feodum)，直译似为“采邑制度”或“采邑社会”，译为“封建”，容易与先秦“封建制”混淆，不妥。应当寻求一个更合适的对译词，也可退回一百年前严复曾经使用的音译(“拂特制”)。这样的a、b、c，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称谓上把三个概念区分开，各居其位，自然就防止了混乱。否则的话，不知道究竟说的是哪一个封建，就像一锅粥。试想，依照澄清后的概念研究和讲解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是何等的清爽！

其二，逐渐解决的方案，即淡化“封建”概念，暂且放弃以它来定性社会形式的努力，以时段称谓代替之，尤其在中国历史学。这主要考虑到近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封建”一词频密出现，无论是各类著述、官方文件，还是外来语的译文，满目皆是，误读甚广。如“封建专制”，事实上，封建的就不是专制的，封建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分散和控制；又如“封建迷信”，迷信从来就有，永远会有，与封建没有必然关系，怎能将今天的迷信称封建迷信呢？如费正清所言，在中国，“‘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法国学者谢和奈也批评说：“人们如此滥用了‘封建’一词，以至于它失掉了任何意义”。（注：谢和奈：《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所以，不如远离庸俗化的误读：从严肃的历史学家、专业历史学教师和学者做起，严守学术标准，暂且避免使用“封建”一词，而用“古代社会”、“中古社会”等时段称谓来代替。其实不少学者已经付诸实践，例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时段称为“中古时代”。目前称谓极不统一，相比而言，似乎用“中古时期”或“中古社会”较为合适些，既可衔接先秦时期的上古社会，也可与西欧“中世纪”或“中古社会”相对应。不仅中国和欧洲，世界其他地区大多也可以采用这样的世界历史分期：上古、中古、近现代、当代等。当然，不论该方案还是第一个方案，都是不成熟的，姑且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无论如何，问题总要解决。

其实，以feudalism一词来概括西欧中世纪也未必准确，许多西方学者对此早存异议，并且有意将该称谓弃而不用。布罗代尔强调指出，“对于feudalism这个经常使用的词，我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一样感到本能的厌恶。他们和我都认为，由通俗拉丁语' feodum' (采邑)演化而来的这个新词仅仅适用于采邑制及其附属物，而与其他东西无关。把十一至十五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 feudalism' 之下，正如把十六到二十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不合逻辑”。他认为西欧中世纪多元社会至少由教会、城邦等五种不同的小社会组成，相互并存，相互搀和，带有一定的整体性，而feudalism只是其中的一种成分，难以概括社会整体。（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506—507页。）因此西方早有一些作者关于西欧历史的描述避免使用该词，例如广为学界称道的萨瑟恩《中世纪的形成》（注：r. 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pimlico edition 1993. ）一书，就完全没有出现" feudalism" 字眼。可见，避免使用定性分析概念而用时段称谓替代，在西方早有先例。

封建社会论文篇8

摘要：借用国际象棋认识西欧封建社会，是初中历史《中古欧洲社会》（人教版）一课的创新教学方法，它依据国际象棋的棋子和西欧封建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通过设计国际象棋游戏的方式将模拟游戏带入课堂，与教学内容相融合。

关键词 ：国际象棋；游戏；西欧封建社会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3-0024-02

在历史教学中，面对抽象的概念或是学生难以理解的复杂教学内容，不妨借助模拟游戏的方法转化为中学生较为熟悉或感兴趣的方式来进行。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引入历史模拟游戏，将教学内容与模拟游戏融合，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锻炼了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而且符合新课改贴近学生生活的理念。

认识西欧封建社会是初中历史《中古欧洲社会》(人教版)一课的核心内容，笔者依据国际象棋与西欧封建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设计了一种通过国际象棋游戏认识欧洲封建社会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九年级历史课堂上进行了实验，结果显示，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运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对西欧封建社会特点的认识。

一、国际象棋棋子和西欧封建社会各阶层的对应关系

国际象棋又称欧洲象棋或西洋棋，是一种二人对弈的战略棋盘游戏。国际象棋中黑白棋子各16个，每一方的棋子包括一个“王”，一个“后”，两个“车”，两个“象”，两个“马”，八个“兵”。国际象棋源于古代印度，大约在10世纪以后，经中亚和阿拉伯传到欧洲，先传到意大利，然后是西班牙和法国。11世纪末叶，遍及欧洲各国。在欧洲流传时期，欧洲人对国际象棋进行了多次改革，并最终定型。世界上的大多数棋类游戏都对应着相应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国际象棋也不例外，国际象棋反映的是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国际象棋的棋子也和西欧封建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下面加以简单介绍：

王（国王）：国际象棋里的王，对应于中世纪欧洲的各国国王，是国际象棋中最重要的一个棋子。王被吃掉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灭亡。

后（王后）：是站在王旁边的棋子，是国际象棋中威力最大的棋子。其实，国际象棋中的“后”，并不是代表王后本人，而是王后身后的另一个盟国。由于欧洲皇室之间有政治联姻习惯，因此，后这个棋子代表的是第三国军队，所以威力巨大。

车（城堡）：国际象棋里的车，是从古代的城堡演变过来的。在中世纪，尤其是在15世纪之前，城堡是抵挡敌人侵略的最好方式，为了维护自己领地的统治，欧洲的大封建主们都拼命修筑城堡，车对应中世纪的大封建主。

象（主教）：国际象棋中的象就是主教的意思。在棋盘上，主教的战斗力完全不亚于能征惯战的骑士。如果说骑士和城堡是王权的象征，那么主教就代表了一种同样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教权。

马（骑士）：国际象棋中的马代表着骑士阶层，他们有着强大的作战能力。在中世纪，骑士是贵族的最底层，通常只拥有一小块封地。

兵（兵卒）：欧洲中世纪的兵往往来自于社会的下层阶级，这些人平时作为农民、手工业者、农奴等劳动阶层，战时则作为士兵。

二、借用国际象棋分析西欧封建社会的的教学流程

借用国际象棋分析西欧封建社会，并不需要师生精通国际象棋，而仅仅需要了解国际象棋中棋子的位置和走法规则，通过不同棋子的位置摆放和走法，认识西欧封建制度。下面介绍这种游戏教学法的基本操作过程。

1.通过不同棋子的走法，认识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游戏活动开始，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你们会不会玩国际象棋？这节课我们就一起伴着国际象棋穿越到中世纪，去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状况。”然后，让学生描述国际象棋棋盘和棋子的图案。在学生回答完之后，教师在讲台上摆出国际象棋棋盘和棋子。

接着，教师提出问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文明都有自己的国王与王后，同学们看看国际象棋中的国王、王后，与哪儿的国王和王后有关呢？非洲、亚洲、美洲，还是欧洲？”很显然，学生们都会指向欧洲。

然后，教师向学生们讲解国际象棋的历史，指出虽然国际象棋起源于古印度，但是，却是在欧洲中世纪定型并流行开来的，欧洲中世纪各阶层都将下国际象棋作为荣誉的象征。通过给学生播放十分钟左右的教学视频，简单地让学生了解国际象棋棋子基本走法，其目的在于让学生知道不同棋子有不同的走法，不同的走法有不同的威力。有条件的学校最好可以按两人一组发下国际象棋，在播放视频的同时，让学生边看视频边进行实际操作。进而学生会了解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比如，兵这个棋子只能向前直走，每次只能走一格；而后这个棋子，则横着走、直着走、斜着走都可以，并且步数也不受限制。

看完视频之后，教师提出问题：“国际象棋的游戏规则是否特别青睐某个棋子呢？哪些棋子更有威力？”学生们在操作、思考和讨论之后，很容易就会明白国际象棋赋予了不同的棋子以不同的威力，同样，学生们也可以得出这个棋子最有威力，而车比马更有战斗力，兵的威力则最小。在这个时候，教师顺理成章地指出棋子的威力不同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欧洲中世纪的阶层、地位不同。

然后，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第28、29页及《西欧封建等级制度示意图》，来认识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教师指出，经过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国王以下的各级封建主也把土地当作采邑分封出去，而逐层分封的结果，则形成了以国王为首，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次之的金字塔般的封建等级制度，最低层则是人数众多，肩负着沉重劳役的农民和农奴阶层。体现在国际象棋上，王和后代表着西欧封建社会最大的封建主——国王，象代表着教会，车代表着大封建主，马代表着骑士阶层，兵代表着农民和农奴，兵是国际象棋中人数最多的子，并且站在最前方，用自己的身体保卫着王国。

之后，经过讨论和总结，可以得出西欧封建等级制度的特点是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建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领主有责任保护附庸，附庸也有义务效忠，随时去前线作战。体现在国际象棋上就表现为，国际象棋的对局目的就是捕获对方的王而保护自己的王，王处在自己一方棋子的最中间，为了保护王，其它棋子都可以牺牲。

2.通过国际象棋，认识教会的地位和影响。本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认识“罗马教廷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教学这个问题时，也可以借用国际象棋。

教师在向学生们介绍了基督教的诞生以及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等问题之后，让学生观察国际象棋中“象”这个棋子的摆放位置。目的在于让学生认识到，在欧洲中世纪，教士有着极高的位置，“象”这个棋子摆放在了“王”和“后”这两个棋子的身边。同样，他们也有着强大的威力，并与其它棋子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攻击能力。

然后，让学生们阅读课文中“丕平献土”的小故事，并讨论“在欧洲中世纪，为什么教会与王权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讨论中，有学生就得出“正如在国际象棋中一样，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保护”的结论，这都体现了国际象棋对学生思考的影响。接着，教师结合国际象棋中“象”的位置和与其它棋子之间相互支持、保护的特点，总结罗马教廷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改写国际象棋游戏规则，思考西欧封建等级制度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秩序的影响

在等级森严的西欧封建社会教学完成之后，可以进行进一步地深化和升华，借助国际象棋游戏，调动学生的高级思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评价西欧封建等级制度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秩序的影响。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修改国际象棋中棋子的走法，以便让每个棋子的权力都平等，游戏还能进行吗？”学生经过试验操作、思考和讨论之后，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每个棋子的权力都是绝对平等的，人们肯定无法真正地参与游戏。同时也表明了，正是棋子之间走法的不同才给游戏带来了必要的秩序。

然后，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西欧封建等级制度为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秩序吗？”接着，让学生阅读课文28页教材导入框的小故事。学生们在阅读和讨论之后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一些学生会认为，在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社会非常混乱，老百姓几乎目不识丁，甚至许多官吏都是文盲，如果不是那么严苛、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欧洲社会可能会发生更混乱的状况；也有学生认为，这样的等级制度是违反了人的基本尊严的。虽然答案千差万别，但是这样一个思考和讨论的过程恰好就是历史教学的一个关键目的所在。历史教学就在于让学生能够利用各种材料和信息去做出审慎地判断、处理，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自己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发展，这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

四、运用国际象棋教学的启示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虽然关于国际象棋的演示和讨论占用了不少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出整个教学过程学生们都非常有兴趣，也都进行了持续、热烈的讨论。学生们都表示，从国际象棋中学习历史的体验让他们对历史更感兴趣，也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思考。在课堂讨论中，笔者问学生“在西欧封建社会，为什么教会与王权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女学生回答道：“很简单，他们可以相互支持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权力。正如在国际象棋中一样，他们可以相互保护对方。”很明显，在课堂讨论中，学生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了对西欧封建社会王权与教权复杂关系的理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象棋。

模拟游戏的教学方法使得《欧洲中古社会》这节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借用国际象棋让学生在体验乐趣、挑战智力的同时，也更为深刻地掌握了本节课的学习重难点。这也给了笔者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教学应该在坚持发展学生历史学科知识与能力的同时，尽量为他们创造充分参与和互动的学习机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学习热情，并创造贴切、具体、生动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对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开展较高思维水平的讨论和思考，这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快乐学习。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刘适兰.从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的异同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