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范文

封建社会范文第1篇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产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农业占支配地位，这个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和协作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推广不易，因此，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的规律，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劳动也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冬季农闲时劳动的需要很小，而农产品生长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劳动也多少不等，但劳动力却需按农忙时的最大需要配置。尽管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可以减少投入的劳动，使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业，但却无法节约劳动人口。

.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技术水平低而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固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而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性的(增垦耕地)还是内涵性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大的劳动才能进行。

.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和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学习时间短，这就使得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可见，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

.自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增长也受到其内在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积累少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常的生产倒退，使扩大再生产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此外，剩余产品少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交换不发达，也限制了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城镇人口的发展。尽管有这些限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增长的。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般比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雇农为好，除去国家赋役和高利贷及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一个作用，来自它是一个不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在外)。他们只是坐食地租，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长的。自然，这种增长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用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赋役往往不仅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残酷的剥削及它带来的贫困生活固然迫使农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应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发展停滞。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阶级除去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使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或佃农乃至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来自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寄生的阶级。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地主阶级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全社会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从而使人口的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另一方面，生产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的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多，这就导致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贵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为他们服役的不事生产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随之大大膨胀。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人数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农民供养的这类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口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愈加趋于恶化。因此，地主阶级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归根结底导致了全社会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下降。

.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极缓慢的增长，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人口规律。

.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缓慢增长只是总括而言，它并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者是一些主要王朝兴衰的经济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参看胡如雷《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相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萎缩。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地租及封建国家赋役的加重，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依附农，农民的必要劳动更多地为地主阶级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阻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封建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水平低，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比重不大，再生产周期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积累少而慢等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骤然爆发并且周期较短，而往往是从一个主要王朝的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一二百年左右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明显地表现在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减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的话，封建社会生产的萎缩则直接表现为人口发展的停滞与下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一个表现。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二个表现，是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潜在的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为条件的，只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土地兼并，苛重的地租与赋役，特别是天灾，迫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从而使得大量隐蔽的过剩人口变成了公开的过剩人口，封建社会的流民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过剩人口，部分沦为生产和生活条件更为低下的租佃农民和依附农民，等待着再一次地被迫脱离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当兵服役，增加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再一部分去开垦荒地，或迟或早总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历代封建政府把逃户的赋役转摊到未逃户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因此，过剩人口的这些去向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萎缩和人口过剩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延长了危机的痛苦过程和加强了它的严重程度。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三个作用，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门分布的变化。由于地主阶级人口的迅速增长，腐朽性的加强，剥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奢侈性的工商业，以及充当奴婢仆妾和当兵，造成了农业以外的各部门人口的增加。而这往往就是封建经济危机过程中城市与工商业畸形繁荣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往往并不总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而有时却相反地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衰退。正由于这种状况往往是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人口的减少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它并不能缓和和解决封建经济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过剩问题，终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与下降。

.危机的发展终于把经济引向了崩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损耗。但成果却是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下来，并且多少改善了再生产的条件，使生产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还能有所发展，人民不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复外还能较前代有所增长。特别是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初期小自耕农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长具有了更大的势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几个阶段，并形成了封建社会人口周期性的大波动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台阶式“跃迁”

.封建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后往往有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也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迁”，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下述四个因素。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汉唐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较明显，自宋以后，单产的提高比较突出，这就有条件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第二，封建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这些有助于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在同样的技术和工具发展的条件下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与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的逐步变化，即征取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到以土地为主，征取内容从以实物和劳力为主到钱物均收再到以货币为主，这就使得赋役的征取不再与人口数量有关，不仅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农业区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扩大，这主要是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汉族向四周特别是南方发展的结果。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先进农业远比落后的农业和游牧及渔猎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二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业和城市人口相应地增长了。

.第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剧烈的民族斗争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经济也阻碍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使自己的生产形式从游牧改为农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及与汉族的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区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带来的积极后果。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发展的部分质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台阶式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单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几个台阶的形成，大体上就是与这个界限有关。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时，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一个重要的去向是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面积辽阔，并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时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及粮食总产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万亩，即增长到3倍。粮食单产从汉代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10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除东北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农民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也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敝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决，也不是靠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之后实现了，随后又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但由于农业现代化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在小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上进行，仍然带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色，农业生产的增长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为条件，再加上传统的人多好办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想，以及我们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就使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发展仍然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堵塞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再加上生产、生活和医药卫生条件的改善，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我国人口的再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高—高—低类型变为高—低—高类型，即高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30年间猛增近一倍的主要原因。这个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人口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全部不利后果，今天已经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封建社会范文第2篇

一

汉刘国姓世上本无国姓之说，但新的王朝建立后，每个皇帝的姓氏无形中就成了国姓。刘邦建立西汉之后，丰沛刘氏一跃而成为国之显姓，被尊为汉朝皇室。刘邦确立分封制，把皇室的刘氏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以确保汉家天下牢牢地掌握在刘姓人的手中。此后的各代汉帝仍然遵循旧制，大肆分封，各诸侯王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再行分封。这样，刘姓皇室枝繁叶茂。仅在西汉时期，刘姓就建立有30多个王国、40多个侯国。西汉末，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刘姓皇族就达到10万个之多。如果再加上东汉，刘姓封王和继承王位者数以千计，而封侯者和世袭为侯者更是数以万计。到了三国蜀汉的时候，刘姓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宗族，人口超过百万，遍布中华大地，从此奠定了后世刘姓发展的基础。

除了汉朝皇室本身的生息繁衍外，与之有关的刘氏还有几支：

1.赐姓之刘。赐姓之刘约形成于西汉初年，分为两支：其一，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即皇帝位后，接受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议，决定把国都迁到长安，因嘉奖娄敬之功，赐娄敬姓刘；其二，项羽的叔父项伯，因在鸿门宴上对刘邦有救助之功，刘邦也赐其家族姓刘。

2.匈奴族刘姓。西汉初，匈奴势力强大，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之女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为妻，以示修好。因匈奴习俗，子女皆随母姓，其子孙便都姓刘。匈奴刘氏在日后的历史舞台上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3.河南刘氏。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族的一支自称是汉朝公主与匈奴单于的后裔，一直使用母姓，所以姓刘。他们先后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建立了汉、前赵和夏三个政权，后来定居河南，史称“河南刘氏”。

4.沙陀刘氏。唐末五代时期，突厥沙陀族的一支自称是刘邦的后裔，他们建立了五代十国中的后汉和北汉政权。

李唐国姓唐朝近30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时期，作为国姓，李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首先，李渊登上帝位后，奉老子李耳为先祖，借名人提高门第；李世民登基后，马上组织编写《氏族志》，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从而以御定谱牒的形式确定了陇西李姓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唐代自开国皇帝李渊开始，至末期的昭宗李晔实行大规模赐姓制度，一直绵延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唐朝赐姓涉及国内近10个民族（氐族、沙陀、党项、靺鞨、回鹘、奚族、契丹、丁零即高车族、吐蕃等）、16个异姓（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朱邪、董、罗），其中包括汉族异姓和外国异姓。皇帝御赐国姓，被视为一种无上的荣耀，因此往往一人受赐，举族姓李，大大扩展了李氏宗族，唐朝李姓人数由此得到空前的增长，也形成了众多少数民族李姓的支房，如柳城李氏、武威李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代北李氏等。李姓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姓，正是唐代广泛赐姓的结果。复次，唐宗室子孙繁盛。唐朝宗室是一个庞大的李姓族群，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许多特权。特殊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繁衍的优越条件，因而使李姓人口的增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除武则天称帝及末代皇帝哀帝李柷外，唐朝有19位皇帝，每帝多则20余子，最少也有2子，19帝合计有219子，各自又分衍出许多支派，这就形成了宗室李姓人口的持续成倍增长。

唐代及其以后，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有很多李姓，这包括流寓于今河南开封的犹太人，17姓中有李、赵、金等。

唐朝灭亡以后，曾经贵为国姓的李氏余威尚存，继之而起的李氏小王朝纷纷仿效唐朝进行了赐姓，只是赐姓的规模大不如以前了。如唐末五代时的后唐、五代十国中的南唐等，都进行过赐姓。

宋赵国姓960年，出自涿郡赵氏的赵匡胤建立宋朝，赵氏一跃而成国姓。自960年至1279年，南北宋享国300多年，经历18帝。宋代成为赵氏的繁荣昌盛时期。《宋史·宗室世系表》收录的宋朝皇室1～12世男姓子孙就达12万多人，如果把宗室子弟所生女性子孙和12世以外的人加起来就更多了。

赵弘殷共有五个儿子，除长子光济和幺子光赞早天无后外，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魏王赵廷美都有后代传世，这样宋朝直系宗室就有太祖支派、太宗支派和魏王支派。宋太祖有4个儿子，长子滕王赵德秀和三子舒王赵德林夭折，二子燕王德昭有5子，四子秦王赵德芳有3子。为区分辈分，太祖支派以“德、惟、从（守）、世、令、子、伯、师、希、专、孟、由”为字派。宋太宗有9子24孙，太宗支派以“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为字派，以分昭穆。魏王赵廷美有10子32孙，魏王支派另立字辈，以“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次”相区分。太祖支派分出燕王（德昭）房和秦王（德芳）房；太宗支派分出汉王房、许王房、商王房、越王房、镇王房、楚王房、周王房；魏王支派分出广平郡王房、颍川郡王房、广陵郡王房、勋国公房、江国公房、申王房、纪国公房等。这些宗室子弟原先都居住在宋都汴京，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势必要分流，同时随着宗室子弟担任官职，自然就离开京城，迁居各地。

在赵姓的发展历史上，由于赐姓、冒姓和改姓及其他途径入赵姓的也不少，从而扩大了赵姓的人口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宋太宗时，居住在今宁夏、甘肃和陕西北部的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李继捧和李继迁先后归顺，朝廷对这两人分别赐姓名赵保忠和赵保吉；宋神宗时，任命木荣为荣州（今四川自贡）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宗；宋哲宗时，河湟羌族隆赞（首领的称号）青唐陇拶归顺，皇帝任命他为河西军节度使、鄯州（今青海西宁）知府，进封武威郡公，赐名赵怀德，他的弟弟邦啐勿丁呲被赐姓名赵怀义，任廓州团练使和湟州（今青海湟中县）知府；燕人马植因与辽皇帝不睦，向宋朝朝廷透露了辽政权的内部情况，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宋徽宗赐他姓赵，名良嗣；南宋初年，鲜卑族人宇文虚中图谋救出被金朝掳去的宋徽宗、宋钦宗，因寡不敌众被杀，但南宋朝廷认为他功在社稷，赐予他赵姓。

另外，社会上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为沾皇恩，冒充国姓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历史上，由于过继、入赘等原因，由外姓改姓赵的也不少，如曾任贵州提督的赵德光，祖上本姓张。

这一时期，既然赐国姓是皇帝对臣属的恩宠，那么被剥夺所赐国姓，也被示为一种惩罚手段。

徐世勣（594 669），字懋功（亦作茂公），曹州利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为长城。唐高祖李渊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武则天专权，李勣孙李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一边派兵围剿，一边将这支李氏“除属籍”，“追削敬业祖、父官爵，剖坟斫棺，复本姓徐氏”。

唐垂拱年间，博州刺史李贞、豫州刺史李冲等起兵讨伐武则天，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后裔统统剥压属籍，赐为虺（意为毒蛇）姓。

二

世事如棋局局新，潮涨潮落自有时。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每个王朝都有其兴盛期、衰落期、覆亡期。当王朝进入衰落期后，皇权中落，国姓成了皇帝手中可依恃的救命稻草。这个时期，为了让臣属为王朝卖命，皇帝通过钦赐国姓等手段，拉拢、巴结臣子为王朝服务。

安史之乱后，唐朝江河日下。唐皇室为了维持王朝秩序和命运，对统兵将领们极力拉拢。为此，唐皇室不惜降贵纤尊，与同姓功臣联宗。《新唐书·李晟传》载：李晟（727-792），字良器，陇右临洮（今属甘肃）人。绰号“万人敌”，中唐顶梁柱，多次拯救国家的业绩使李晟成为与郭子仪、李光弼齐名的唐朝中兴名将。为了奖励李晟，唐德宗下令在京城长安为他修建五庙，以祭祀其高祖、曾祖、祖父。李晟死后，唐宪宗于元和四年（809年）下诏：“故奉天定难功臣、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赠太师李晟……其家宜令编附属籍。晟飨德宗庙庭。”

对于异姓功臣，唐皇室通过赐姓来曲意逢迎。李克用（856-908），沙陀部人，本姓朱邪氏，唐朝皇帝赐其姓李名克用。李克用率沙陀、鞑靼兵攻入关中，迫黄巢军撤出长安，以功授河东节度使。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他又率军渡河，败黄巢军于中牟，使黄巢军从此不振。次年，李克用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共击败盘踞关中的朱玫、李昌符，进犯长安，纵火大掠，僖宗出逃。大顺二年（891年），唐廷恢复克用官爵，并封晋王。此后，李克用长期割据河东，与占据汴州的朱温对峙，战争连年。李克用始终高举唐朝旗帜，以勤王讨逆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郑成功（1624-1662），祖籍福建南安，出生于日本九户，原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明平国公郑芝龙长子。郑成功为明朝最后一个坚持反清复明的官员，并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武力。郑成功受南明隆武帝笼络，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并封忠孝伯，这就是台湾人俗称他“国姓爷”的由来。

三

时代有更替，王朝有兴亡。当王朝覆亡后，许多皇室为避祸纷纷改姓，那些被视为无上荣宠的国姓被人贱视。唐朝曾赐镇压黄巢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拓跋思恭姓李，名仁福，授定难军节度使，封夏国公，据有今陕北、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宋朝建立后，党项部落接受了宋朝的册封，改姓赵。

唐皇室有一支改姓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改胡。

据相关资料，安徽绩溪胡氏可细分为“龙川胡”“金紫胡”“遵义胡”和“明经胡”等。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八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部下韩建尽将诸王斩尽杀绝于十六宅。不久，已有身孕的淑妃何氏被昭宗李哗立为皇后。第二年正月，唐昭宗在朱全忠的胁持之下，无奈起驾迁往洛阳。因为东都洛阳宫殿尚未完工，于是滞留于陕州。三月朔日，何后产下一男婴。四月，宫阙建造完毕，朱全忠逼迫发车起驾。皇帝就将皇子托付给徽州人士胡三公。胡三公临危受命，不顾个人的安危，将皇子带回婺源考川。昭宗来到洛阳之后不久，就被朱全忠杀害。何后之子与胡三公来到考川之后，认胡三公为义父，改姓为胡，取名为昌翼，也是为了感谢胡三公的覆翼、养育之恩。其后裔因他中明经科进士而称“明经胡”。

南唐皇室的一支改姓邓。南唐亡于北宋后，宋太宗下诏追捕南唐皇室甚急。南唐后主李煜第八子李从镒，受封邓王。李从镒子李天和侥幸逃走，改以父亲封号为姓，形成邓氏。

宋朝皇室的一支改姓黄。

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福建漳浦县民黄惠官因娶了黄姓女子为妻，被他的仇人以同姓相婚的罪名告发到官府。黄惠官在官府大堂上不承认犯禁，声称他祖上本姓赵，因在元朝灭宋后，曾有人提出大杀宋朝宗室和天下姓赵的人，引起赵姓人的惊恐。南宋大臣赵若和为避祸，改姓为黄，隐居在福建漳浦县的银坑，并把随身携带的赵姓谱牒藏起来，伪装成哑巴，终生不与人说一句话。黄惠官是赵若和的裔孙，为了证明他言之有据，拿出谱牒让官府验证。官府验明黄惠官确系宋代赵氏宗裔，不但宣告他无罪，而且奏请皇上，恢复了赵姓。

元朝灭亡后，据传是蒙古宗室的一支避居今邓州、镇平、浙川、内乡等地，冒充汉人，冒姓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才恢复蒙古族身份。

明朝皇室的一支改姓赵。

《原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记载：原阳城东南马头村有几户赵姓人家，每逢年节祭祖，便合族集中，悬挂祖先画像，郑重参拜。据看见过的人说他们挂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像。相传这几家是明朝皇室后裔，明亡后，改姓隐名，迁居此村，改朱姓为赵。可惜1942年日军“扫荡”马头烧房时，赵氏祖先像遭火焚毁。1983年3月，殡葬赵永全时，在墓侧掘出残碑一面，上刻“我祖是大明之君，自崇祯失基，播迁于此。我本姓朱，随以赵为氏焉”。

辛亥革命了帝制，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失去了尊贵地位，他们纷纷改姓汉姓的刘、金、赵等姓。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爱新觉罗氏才逐渐复姓。

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国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国姓属于姓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有诸多值得研究之处。拙作权当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封建社会范文第3篇

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经济内部结构的稳定与坚固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它不仅包括地主土地所有，也包括自耕农土地所有，但前者在封建经济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土地早在战国时，便可以自由买卖，尤其是到了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地权转移变得更加频繁。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直隶三十几个州县连年荒歉，民间土地多贱价出售，“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卖”。[1]这种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赋予封建土地所有制以极大的活力，再生能力强，并不断强化着地主经济，使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男耕女织，吃的和穿的主要靠自己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商品经济如同落在贫瘠土地上的一粒种子，难以茁壮成长。鉴于封建地租剥削的保险性和可观性，工商者们往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2]将资金大量用于购房买地，尤其是到清代。如清代时，“苏徽大贾，招贩鱼盐，多置田宅，以长子孙”，扬州大盐商，既“腰缠万贯”也“坐拥一县之田”，“安然衣食租税”。[3]再者，当时参与流通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比重很小，且很大一部分是为满足封建贵族地主的奢侈消费的，城市中商业的繁盛，也主要表现在奢侈行业与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上。这些无疑影响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自身的发展，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加之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国家对农民残酷的地租、赋税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农民的极端贫困与落后，使他们丧失积累财富和扩大生产的可能。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生命力的顽强，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工商业者们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和广大农民的极端贫困，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内部结构日益稳定与坚固，而这种稳定与坚固，又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晚且发展缓慢，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结构的稳定与坚固，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早在战国时，李悝、商鞅等人就提出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到了西汉，统治者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付之实施。此后两千多年，它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固定的国策。汉文帝就曾说过“夫农，天下之本也”。雍正皇帝又说“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措施，固民于田，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封建国家最基本的财政收入。秦国商鞅变法中奖励耕织的规定、唐朝的“庸”纳绢代役都是保护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限制，也有多种手段。从战国到明朝，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抑制了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再者，历代封建统治者还推行工商重税、经济专卖政策，也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也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三、历代封建王朝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它创立于秦，巩固于西汉，完备于隋唐，强化于宋明清三代。历代封建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方法主要有调整统治机构，颁布法律，实行科举制，推行文化专制等。对统治机构的调整，可谓是绞尽脑汁：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如秦实行三公九卿制，隋唐起用三省六部制，明又废丞相，清设军机处；对地方机构的调整如秦废分封、推行郡县制，元朝实行行省制度。但无论如何变换花样，这些做法的直接目的总是一致的：分散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的权力，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之功效。从秦到清，封建法律从残酷趋向宽松，但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旨是不变的。历代封建王朝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从而导致了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四、历代封建王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从春秋到秦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西汉武帝时，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完善，更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护身符。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其直接目的是教忠教孝，而实质上是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和天下太平。因此，历代封建统治着都十分推崇儒家思想，强迫百姓信奉，用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做大官。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从农民到地主，从庶民到官僚，从男人到女人，从幼者到长者，无不循规蹈矩，尽忠尽孝，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大都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顺民。中国的儒家思想，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始终未曾受到大的冲击。

总之，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定与坚固，又有封建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儒家思想。其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结构的稳定与坚固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而其余三个因素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封建社会比作一颗大树，封建经济就是她赖以生存的土壤，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儒家思想则是她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肥料。

参考文献：

[1] 《清仁宗实录》卷310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封建社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崇拜；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R7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16-02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总跳不出这样一个历史循环，即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零，国贫民弱，地主和农民都不富有，贫富差距不大，所以，轻徭薄赋、养民爱民是立国之本。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地主阶级依靠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扩充财富──兼并土地，兼并扩充的目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造反了又循环出了新皇帝，昔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农民成了新的处于封建统治地位的压迫阶级。从中，我们可悟出一个规律，封建社会的农民迷恋封建专制，对皇权、族权、神权充满了崇拜之情。究竟是什么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他们的这种思想？笔者有感而发，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从社会、经济、思想及文化四方面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专制崇拜的原因。

一、宗法制――农民专制崇拜的社会根源

宗法制是农民专制崇拜的社会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宗法制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组织和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式，从这种制度在西周产生起就有三个基本原则：1、从周天子而下，都初生嫡长子继承制；2、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3、各级诸侯等既是一种家族组织，又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最高的宗主周天子负责。这一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影响有二：一是社会结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模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影响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

同时,宗族制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而且也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一种牢固的社会政治理念。人们在血缘认同过程中对父权家长权威的绝对崇拜，促成了根深蒂因的权威认同心理因素。在君主面前，人们不是“臣子”就是“子民”，都是“君父”的晚辈，使得人们对君威的认同极具普遍性和广泛性，在人们的眼中，君主的人格魅力表现在其能够“参天地，化万物”，是道的主宰和决断是非的总裁，因此造就了君威的传统合法性。其实，人们对君威的认同并非对现实中具体君主的认同，而是对理想君主的认同。人们冀理想于君主和厌恶昏君，为“有道伐无道 ”的传统“革命”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农民起义和易姓“革命”不过是以特殊方式对君威的认同。正是这种“反皇帝不反皇权”的改朝换代，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于君威的认同感。对君主的崇拜和对昏君的厌恶使很多中国人在显意识中表现为对君主的顶礼膜拜，而在潜意识中又怀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梦。

二、自然经济――农民专制崇拜的经济根源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称为小农经济，著名历史学学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对小农经济是这样解释的：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家民为视野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的简单再生产；以家许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1）（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从中可看出自然经济有以下基本特征：1.社会成员主要为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要而生产，社会再生产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再生产；2.劳动成果直接归属于劳动者自己或家庭；3.社会成员主要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自身或家庭的需求；4.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且主要是为满足生活需求而仅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而且生产规模受到限制。自然经济滋生出人治、权力私有化，官本位、权力拜物教，而民主政治是无法从这些政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国家垄断了全部的个人权力，运用社会权力的是一个有自身独特利益的等级制的官僚阶层，由此形成了与民主制相对立的官僚制。官僚制的根本原则是国家权力是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思维模式是崇拜人的权威而非制度权威。

三、官僚政治――农民专制崇拜的文化根源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这样分析官僚政治的：“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看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民。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是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一层一层官僚。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2）王亚南对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性格”有三种经典的表述：“（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取出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 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3）可见，“官本位”政治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益欲。”此话未免有些绝对，却显示了人类对权力的极端崇拜。集权制本身作为一体性极高的政治制度是把权力执掌者的利益和权力的根本性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使权力直接表现出为权力的执掌者的利益服务，权力的执掌者也即权力的所有者。

自秦始皇设职授官以来，就产生了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先后两汉实行过的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正制和科举制，其中，科举制的影响最为深远，它曾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举制具有人才遴选功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制，打破了士族的政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权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吏治腐败。一些官员有学识，是当时的国家精英。这些人才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第二，科举制的公平原则，“其公平竞争机制，使有才学者能够脱颖而出”，（5）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时代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事实是很多的。科举制度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陈旭麓对科举举制充分肯定,认为“在当时的重要任务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而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6）对一般民众而言，官是皇帝的人，代表着且拥有着实实在在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无为政治与权力崇拜心理。首先，农民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对盘剥与压迫，能忍则忍，能躲则躲。其次，交际中的无为心理。家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和生活单元的，其交际的范围难以突破家庭或家庭的局限。农民对土地的严重依赖使他们一辈都不曾踏出农村半步。家民的安土重迁心理就是无为政治心理在世代生活中的折射。

虽然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无为心理，但并不妨碍他们权力崇拜心理的滋生，这是家长本位心理和奴性仆从心理的内核，也是无为政治心理的表现。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是围围绕着权力进行的，权力规定着法律与道德，赋权力掌握者以特权，同时，经力还是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象征。农民不食人俸禄，却希望取得食人俸禄的资格；农民厌恶战争，却又期待“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渡做，明年到我家”的机会；农民埋怨醋刑重赋，却又认为缴纳皇粮、效忠皇权是天经地义之事；农民听天由命、系身家性命竽皇权一身，却又有不甘贫贱、浮万人之上的皇权冲动；历次农民战争虽然反对皇帝，却保留了皇权。农民的权力（专制）崇拜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儒家思想――农民专制崇拜的思想根源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和纲常伦理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内容，其中，天道观念成为农民专制崇拜的思想根源。

天道观念与农民专制崇拜。何谓天？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是也。”（7）原始先民对自然知识的匮乏和掌握自然能力的薄弱，他们将自然界视作一种异己的难以把握的神秘力量，认为各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支配着，所以每家每人都为“巫史”，借助原始宗教的仪式沟通神人，揣摩神意，讨好神灵，祈求福祉。进入古初文明时代，随着地上统一王权的形成，原始社会时期为所有氏族成员共有的神人交通权利被王者垄断，天上也产生了至上神，出现了“帝”或“上帝”的观念,并且带有相当浓厚的神秘性。历代统治者都借助于天的权威而竖起了皇帝的权威。皇帝又“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下，在中国封建封建里，天道观念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将人们的灵魂牢牢地锁住了。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旗帜，以这个天来对抗那个天。

五、结束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专制崇拜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已沉淀为一种观念和传统，而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及儒家思想犹如价值规律对经济运行起支配作用一样，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社会农民对专制的绨荨＊お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杜海斌.《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

[5]刘海峰.《科举制为何需要昭雪》，《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第2期.

[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6年版.

封建社会范文第5篇

商周本是平行发展的两族，到文王的时候，周族大概还在氏族社会末期。它是商国的属领，因而商国奴隶制的文化，予周族以很大的影响。周文王是一个著名的军事酋长，对于氏族没落的平民，又采取了改良政策。周族便成了西北的氏族联盟的领袖，势力逐渐向东发展，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

武王革命

约在公元以前一千多年，周武王灭了商国。这件事和以后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不同，而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了旧制度。是以封建社会了奴隶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革命。这次社会革命，传说中叫做“周武王平民伐罪”。

新的封建制度，是合乎当时生产力的需要。当时参加革命的不但有奴隶阶级、各个被压迫的种族、自由民中间的小农、手工业者、附属农民，还有奴主阶级中的开明份子，如在革命战争中，微子、胶鬲都参加了反对商纣的盟约（见“吕氏春秋诚廉篇”）。在各个被压迫的种族里，不但有西北各族，还有西南八族（见“尚书牧誓篇”）。

当时的革命的主要人物，是武王、周公、太公。太公因为了解并能掌握敌情（传说中太公曾在商国国都里宰牛为生），在指挥战争上立过大功（见“诗经大明篇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后二年就死了，周公当了国王。他在建立新制度与消灭反动残余力量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立新制度

武王革命，了旧国家，建立了封建的地主阶级的国家。在镐（陕西西安之西）建都，解放了全国奴隶，并宣布土地为国王所有。国王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再用国王名义把土地分封给周族贵族、左右扈从、参加革命的各族首长，还有转变了的殷族贵族。这些受封的大地主，又把土地分封给他的手下人，他的手下人，又封他的手下人。从此土地归封建地主占有，不归奴隶主占有。所封的土地，连同那土地上的居民在内封出去，那土地上的居民，便成为农奴。凡是受封以后的地主，叫做领主，他们便组织庄园，叫作采、邑或田。这庄园里，一边是剥削者压迫者——地主阶级，一边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农奴阶级。每一个庄园，经济上都是自足自给的。领主掌握有经济、政治、军事大权。

各个庄园经济上虽然成为一个单位，但是由国王起，挨等级分封下来的。封到最小的领主，叫做士。周朝的等级是天子（即国王）、诸侯、大夫、士。诸侯的封国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公侯地一百方里，伯七十方里，子男五十方里，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叫做附庸。父亲的爵位、土地财产，死了由大儿子来承继。别的儿子可从他父亲的领的土地分封出一部份，作为他父亲的承继人的下属。

肃清反动残余

当时的反动力量，有两股，一股是以武庚为代表的商国的奴隶主的势力，武王革命成功后，他们逃到山东，联合江淮各族，继续作反革命活动。另一股是革命阵营内部一些氏族首长，如管叔、蔡叔等，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建立新制度，而是为了保持旧氏族制。等到新制度建立以后，他们便和武庚勾结在一起，叛变了革命。

革命的政府对这些反动残余，进行镇压。肃清了内部的反动份子，逮捕了蔡叔，管叔也自杀了。周公还亲自领了军队东征，住在东方十三年，基本上打垮了反动残余的力量。周公的儿子封鲁，太公封齐，那是为了镇压反动。直到周公死了以后，成王继续讨伐，才把山东境内的残余反动势力完全消灭。

封建社会范文第6篇

[摘 要]东汉初年.比较完整地表述财政内涵和外延的财政概念—“食货”已经确立,并在以后的1900余年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食货”研究的对柬是我国封建社会国与民相互之间的经济活动及与此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等.从而体现着我国封建社会国与民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食货”研究的范围涵盖了我国封建社会国家处理这些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5—0084—07

[收稿日期]32003—04—04

[作者简介]孙文学(1943—),男,辽宁锦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财政思想与财政制度史研究。

自东汉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创意“食货”一词以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财政范畴数以百计,诸如“岁入”、“岁出”、“国用”、“国计”、“赋”、“货贿”、“财货”、“度支”等等,但比较系统、全面、科学地反映国家财政发展规律的,仍然只有“食货”一词,所以我们称“食货”一词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财政概念,这一概念曾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枷爰摇⒗砺奂摇⑹费Ъ颐撬惴翰捎谩H欢郧骞庑髂昙浯尤毡静袄础安普币淮室院螅笆郴酢闭庖徊普拍罨蛘弑患芸眨晌恕安普玫耐吵啤保换蛘弑焕?BR> 大了内涵和外延,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术语。①近年来,更有人说我国古代对财和政是分开使用的,而且最早地使用生财、财富、国用、利益分配等概念。笔者认为,这种架空或扩大“食货”概念的论断.有违班固的原意,而关于我国古代财与政分开使用的说法,就离谱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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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中,刊发了许多非财政内容的社会经济性文章,这表明《食货》杂志的编辑人员已将《食货》定格在“社会经济”范畴之中,而1986年版《辞海》“食货志”条.也解释为“社会经济史的篇名”,同样将“食货”定格在“社会经济”范畴之中。

一、“食货”正义

“食货”一词始见于班固的《汉书·食货志》。班固在开篇之首,便开宗明义地写道:“《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渭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这里所说的《洪范八政》,出自《尚书》。《尚书》是追述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政书,《洪范八政》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记述了西周时代统治阶级治理国政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一曰食,二曰货,二曰祀,四曰司空,五日司徒,六日司寇,七日宾.八曰师。”因为当时是以农立国,这八项原则主要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又称“农用八政”。班固在撰写《汉书·食货志》时,采用了这八政中最主要的前两政,即食与货。从而构建了“食货”一词。因此可以说,班固是“食货”一词的始作俑者,此后各代史家所述“食货”,皆源于此。

班固构建了“食货”一词,同时也构建了“食货”概念。“食货”的实践活动大约在公元前2l世纪的虞、夏之时已经开始了。至西周时期,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治,支持国家政权的经济活动,即“食货”活动日益频繁,与“食货”相关的范畴逐渐增多,诸如贡、助、彻、赋(军赋)、税等;与“食货”相关的政策、制度也已初步确立,诸如土地制度如井田制、收入制度如以九赋敛财贿和税制税率(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有什一而税等)、支出制度如九式均节财用(九种支出模式)等,有关“食货”的管理制度如量人为出、节用等。同时也出现了与“食货”相关的初级的理论,如节用的理论、均赋薄敛的理论、量入为出的理论等,并设立了与“食货”相关的官职,如西周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等,不具载。所以,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1]然而。这个阶段政治经济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科学文化的发展也还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已经出现了钟鼎文、甲骨文,但尚未普及,所以与“食货”有关的活动、范畴、制度、理论等,还仅仅流于口头传说,虽然这些传说都有史实佐证,却无法形成统一的为世人所共同接受的概念,至于财货、货贿、国计、贡赋、国用、税之类,只不过是比较简单的个别范畴,不能称之为概念。

至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文化有了长足进步,“食货”活动、“食货”范畴、“食货”制度、“食货”理论等已由口头流传发展成为竹简传承,前代口头流传的传说,大多被记录了下来,《周易》、《周礼》、《尚书》、《礼记》、《诗经》等经典文献大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整理记录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均有关于“食货”活动的内容,其中《周礼》对“食货”管理机构、“食货”制度和“食货”理论的记述尤其全面,所以王安石说“一部周礼,半部理财”[2],确有道理。当时各诸侯国为称霸,相继进行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而“食货”制度、“食货”理论等方面的改革均成为该阶段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改革的大潮中,也造就了大量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他们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变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推动“食货”活动、“食货”范畴、“食货”制度、“食货”理论的发展也敞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阶段的“食货”制度,在农业税方面的有初税亩、相地衰征等;在工商业税方面的有关市之征、官山府海(盐铁专卖)等;在“食货”范畴上,有税收、国赋等;在“食货”理论方面,内容更为丰富,有儒家学派的理论,如“足君先足民”、“轻赋薄敛”等,有法家学派的理论,如“相地衰征”、“官山海”等,有道家学派的理论,如“无为而治”、“损有余补不足”等,有墨子“兼爱非攻”、“节用”及荀子“开源节流”、“裕民减赋”的理论,等等。然而尽管这个阶段“食货”活动比较活跃。“食货”制度变革频繁,“食货”理论丰富多彩,但仍未能概括出为世人所共同接受的统一的“食货”概念。

迨秦以后.经西汉.到东汉初年,国家“食货”与皇室“食货”逐步分离,分设职官管理,分设仓库绪藏,收支项目也各有不同,“食货”制度更加规范,如田赋制度、人头税制度、徭役制度、商税制度、盐铁专卖制度、官俸制度、上计制度(相当于预决算制度)等,并制定了有关的“食货”法令法规,“食货”范畴大大增加.此时的“食货”范畴,有田赋、人头税(口赋、算赋)、役(包括更赋)、算缗钱、算商车、屯田、俸禄、均输、平准、五均、六筦等,“食货”理论也趋于完善,晁错的《论贵粟疏》、刘安的《淮南子》、桓谭的《盐铁论》、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等.都有有关“食货”经济方面的论述,尤其是《史记·平准书》,所述基本涵盖了“食货”的外延。然而由于当时经济、政治的发展仍未达到一定水平,特别是“食货”理论的发展仍未达到可以抽象出“食货”概念的程度,所以这个阶段人们对“食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对个别“食货”范畴的认识上,而未能上升到“食货”概念阶段。然而。这个阶段统一的政治制度、统一的经济制度、统一的”食货”制度,以及丰富的”食货”理论,都为“食货”概念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1世纪,班固在前代的政治、经济、“食货”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千古不朽的史着名篇《汉书·食货志》。这时“食货”这一概念才以《洪范八政》为内涵,以《史记·平准书》所述范围为外延,确立了起来。

那么,班固创意“食货”这一概念的本来意义是什么?他在说明“食货”概念时,列举了大量上古时运用“食货”政策而使天下得以治理的事例。他说神农氏时,教民种田,组织市场交易,使百姓“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

化成”。黄帝以后直至尧、舜,都是将率领百姓摆脱饥饿作为首要的政务,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懋迁有无,才使天下得以治理,百姓安居乐业;商、周二代之所以兴盛,也是以安民作为国政之首的。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之后,班固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财”是食足货通的结果,是治国安民之本,食与货又是治理国“政”之首。班固在阐述他作《食货志》的意图时,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懋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扬榷古今,监世盈虚,述食货志。”[3]意思是说,“食货”涉及国计民生,记述“食货”政策、制度的得失,旨在使后人吸取经验教训。《洪范八政》是治国安民之政,食与货又是八政之首,加之班固对“食货”的一系列说明,我们不难得出这洋的结论:班固所说的”食货”,不是寻常百性自身的衣食住行问题,而是指国家为治理国政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及采取的经济措施。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食货”一词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专业概念,并且具有特定的内涵(或称质的规定性)。这已与现代财政的内涵(或称质的规定性)十分接近,只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活动还比较单纯,所以“食货”所体现的内容也比较简略。

班固创意的“食货”一词不仅具有特定的内涵,而且具有特定的外延,或者说有其特定的范围。《食货志》是记载“食货”史实的文献,《食货志》所记载的内容,无疑就是“食货”的外延或范围。《汉书·食货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食,下篇为货,均以编年体、按时间顺序叙述。其中“食”篇包括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劝课农桑之法、田租、徭役、卖官向爵、屯田、官俸、赏赐、皇室费用、预算制度(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等;在“货”的方面,包括军饷、商税、财产税(算缗钱、算商车等)、治理水患、盐铁专卖、铸钱、赈济、借贷、五均、六筦等等;在经济措施方面,涉及到了均输、平准、会计、漕运、常平等等。《汉书·食货志》不仅叙述了当时的实践活动,包括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实行的各项制度,而且介绍了对某一问题的理论认识.例如贾谊的“论积贮”及“反对官铸铜钱”的观点、晁错的“论贵粟疏”中的观点。从《汉书·食货志》所记述的史实中可以看出,这几十项内容无一不与国家发生着直接联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汉书·食货志》已经规范了“食货”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客观的经济活动和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调整和处理国与民、君与民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主观的经济政策、制度和措施,以及实现这些经济政策、制度、措施的理论与实践。

二、“食货”概念的认同

首先,“食货”这一概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汉书·食货志》问世以后,直到清朝末年,在这1900余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的范围随之不断地扩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始终未突破《汉书·食货志》所规范的“食货”对象与范围,始终未突破《汉书·食货志》所构筑的“食货”框架或模式。从政治上看,东汉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兴亡盛衰,合分治乱,然而,总的趋势是封建统治不断强化,国家职能不断扩充,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到1840年,中国社会跌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从经济上看,东汉之后,不仅农业有很大发展,工商业也有长足进步,对外贸易空前发展,经济区域进一步扩大,经济门类不断增加,到明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财政上看,自东汉以后,随着封建政治的强比、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财政活动也更加活跃,财政收支数额急剧膨帐,财政范畴不断增加,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田赋制度变动最为频繁,三国时期曹操将汉代实行的按田征租、按入征赋(口、算赋)的租赋制,改变为按田征租、按户征调的租调制。两晋时,又改为占田制下的课田制。北魏至唐初又实行了均田下的租调制。唐初至唐中期(780)实行租庸调制.唐中期以后,又以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宋朝的田赋制度虽仍然实行两税法,但又有支移、折变、和买。元朝的田赋制度.有科差,有税粮,而其称谓南北各异.明朝前期实行两税法,中期神宗以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明后期更有田赋加派。清雍正初年实行了摊丁入地制度。工商税,从隋朝开皇三年后陆续罢除,直至唐中期,似无商脱之征,而两税法实行以后,工商税逐渐繁杂,如借商、税间架等,皆前代所无,特别是五代十国期间,杂税层出不穷。甚至税及白骨,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关税制度(市舶制度)开始出现,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宋元时期,承袭五代之弊,杂税繁冗.经制钱、总制钱,亦前朝所未闻,明朝有盐课、茶课、矿课、酒醋课,商税中有工关税、钞关税、市舶、商舶、贡舶等;财政支出中,有军饷、官俸、治水、皇室费用等;财政范畴更加扩大,这个阶段,不仅有前代的国用、财计、岁入、岁出、租税等,还有理财、理国之财、理民之财、度支等新出现的财政范畴。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财政的殖民地化,增加了赔款、外债、距海关五十里内常关税、关余、盐余等殖民地性质的财政收支项目,财政制度出现了殖民地性质的协定关税制度、税务司制度和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开征的厘金制度等。这一阶段的财政范畴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能够全面概括这些范畴的,仍然是“食货”。

随着财政范畴的扩展,“食货”所涵盖的内容也更丰富,从历代《食货志》所记载的内容就可说明这一点。如《新唐书·食货志》分五个部分,前三部分叙述食,包括田制、户口制度、田赋制度、徭役制度、漕运制度、屯田制度、商税制度等;后二部分叙述货,包括盐法、茶法、各色矿课、铸钱、官俸等。《宋史·食货志》更为详细,其份量之重,超过《新唐书·食货志》七倍。《宋史·食货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食,分六个部分。包括田制、赋税、调与漕运、屯田与常平仓、徭役、赈恤等项;下篇为货,分八个部分,包括会计与统计、钱币、纸币与盐法、茶法、酒税、坑冶、商税、市易、均输、关税(互市舶法)等。清康熙年间所编纂的《明史·食货志》有六个部分,前三部分为食。包括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仓库;后三部分为货,包括盐法、茶法、钱钞、坑冶、商税、市舶、马市、上供采造、采木、养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等。

其次,“食货”这一概念得到了历代广大学者的认同。自东汉班固以后,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对“食货”的论述,便不绝于史。唐魏征说:“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圣王割庐井以业之,通财货以富之。”[4]南宋的郑樵指出:“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赋税之用。”[5]元朝蔑儿吉歹·脱脱主持编修的《宋史·食货志》说:“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莫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 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洪范八政’之意欤。”[6]《金史·食货志》指出:“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7]《元史·食货志》也指出:“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无食货则无以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8]此外,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有类似的论述,例如南宋叶适曾说:“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9]明朝的丘浚曾说:“何以聚人,曰财,……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有以为生养之具,而聚居托处以相安矣。”[10]

十分明显,在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像“食货”那样全面完整地概括财政的内涵和外延,也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像“食货”那样纵贯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时代。因而“食货”作为财政概念已被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和学者所广泛接受,而且他们对“食货”的论述一代比一代深刻、全面、系统。

三、“食货”的运用

(一)运用“食货”工具,保证国家职能的实现。我国封建社会的国家一直实行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于财政方面,一般都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即国家运用“食货”中的各种范畴由地方州、郡、县征调赋、税和徭役等,集中起来统一上缴中央,中央再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分别拨付给地方;有时则将地方征收所得,根据年初中央与地方的约定数(或称预算)留归地方,余额上缴中央。这些租税、徭役收入按国家的规定,一部分纳入皇室仓库,以供皇室之用,形成皇室支出;一部分纳入国家仓库,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实现国家的职能,形成国家支出。在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支出的大宗是军事支出和官俸支出.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赈济救荒、兴修水利、工程建筑、修桥筑路等等,另外也有一部分政策性的支出,如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励将士为国立功等而实施蠲免、奖励、赏赐等项支出等。所有这些收入和支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有关的收入和支出的政策、制度、方法、项目和数量,以及各种不同意见、实施效果等。在历代正史“食货志”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而在《宋史·食货志》、《明史·食货志》、《清史稿·食货志》中都专设“会计”一节,集中叙述该朝代的各项收入、支出情况。

(二)运用“食货”手段,调整国与民、君与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政权都曾以降低税率、减轻徭役负担等“食货”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图达到其长久统治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代正史《食货志》中记载颇洋。仅以《汉书·食货志》为例,汉高祖刘邦曾“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元帝时,听取诸儒的意见.“罢除盐铁官及北假官田、常平仓”,不与民争利,同时“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贩贷穷乏。”[11]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匈奴人投降数万人,官府无力供给,于是“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后,又有山东(华山以东)遭遇洪水袭击,百姓饥贫,“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12]。以上所引,只是《汉书·食货志》中叙述的几件事。由此可见,在西汉时,统治阶级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运用“食货”调整国与民、君与民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手段,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政权。

(三)运用“食货”措施;调节各部门的生产结构及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农、工、商三大生产部门,在一般情况下,国家都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而运用“食货”杠杆实施这一政策是当时最常见的办法。仍以《汉书·食货志》为例,汉初,实行轻田租政策既是调整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的政策,也是重农政策的体现;此外如“文帝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13],也属重农政策之一。汉朝对工商业的政策前后变化很大.例如汉初,实行抑商政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后,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所以“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从而调整农、工、商之间的经济结构,即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放宽对工、商业的发展。汉武帝时,由于北击匈奴,致使国库空虚,农民负担沉重,而商贾“多积货逐利”,当时的官员建议进行调整,于是又重新开征商贾的财产税,同时规定了具体的税率,商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手工业者制造手工业品并出售而有收入者“率缗钱四千而算一”,还对商人的轺车征二算(一般人的轺车征一算),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还规定商人及其家属不能占有农田,并规定了严厉的惩处办法。这次调整虽然充实了国家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工商业者与农民的经济利益,但由于调整的力度过大,特别是实施告缗令以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14],从而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

(四)运用“食货”措施。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常常表现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一方与大地主、大商人为另一方为争夺财富的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一方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解决,但这对大地主、大商人的伤害往往很大,不利于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为了不至于失去大地主、大商人的支持。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往往运用“食货”措施,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西汉孝惠、高后时期,吴王刘濞以铸钱致富,“富埒天子”,后来起兵造反;文帝时,大夫邓通也以铸钱致富,以致“财过王者”,时有“吴、邓钱布天下”之称;还有些“富商贾或墆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他们“冶铁煮盐,财或累万金”,但这些王侯、大夫巨富之后,却“不佐公家之急”,反而蓄谋造反。对此汉武帝十分恼怒,于是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官铸铜钱、官营盐铁[15],将本应属于国家的财富重新夺回到国家手里,这实际就是利用“食货”措施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电不鲜见,在历代《食货志》中均有记载。此外,封建国家还经常运用“食货”政策,开辟财源,增加税收,平抑物价,促进经济发展,安定社会秩序。例如汉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还制作耕田工具,命令各级官吏教授百姓耕田的方法,从而浞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宣帝时。听从耿寿昌的建议,治理漕运,筑长平仓,既平抑了粮价,又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保护了财源,同时解决了京城百官的粮食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四、结语

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历代《食货志》的记述,我们不难看出,“食货”所论,实际上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上及国家,下及百姓的经济活动.换言之,“食货”不是百姓的私人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而是国家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是国家(或政权)处理国与民相互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经济活动及其政策、制度、措施的理论与实践。因而“食货”一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概念,也不是国家财政经济的统称,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财政概念,更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完整、系统的诠释。至于“我国古代对财和政是分开使用的”说法,恐怕是一个误解,因为自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之财必然体现国家之政,国家之政也不可能缺少国家之财,所以财与政也是不可能分开使用的,这是至明之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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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安石.临川文集:卷70:答曾公立书[M].

[3]班固.汉书:卷100下:叙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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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樵.通志:卷61:良赀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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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脱脱.金史:卷、16:食货志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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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叶适.叶适集:财论总一[M].

[10]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0:利国用·总沦理财主道上[M].

[11][13]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M].

封建社会范文第7篇

从古代到近代，从奴隶买卖到“个人自由”，这个演进的过程便是封建社会。要明了这社会的本质，如同其他社会一样，非剖析它的生产关系不可。封建社会的生产简直可说全部是农村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因为地方和时代的不同，显然有很多的差别。赋役制(日本的庄园制，西欧东欧的Colonia，俄国的ОБРОК)，强役制(西欧的Villainage，le servage，die Leibeigen－schaft，俄国的БАРЩИНА)，工偿制(俄国的ОТРАБОТКА)，都是封建社会的不同的生产关系。

赋役制|农民有一切农本；对于他所耕的农田有永久使用权。

强役制|农民有一切农本；对于他所耕的农田一部分有永久使用权，一部分既无所有权又无使用权。

工偿制农民大部分有一切农本，有少量的土地；但是或者钱或者谷或者土地往往不能够用。

赋役制|地主没有农具耕畜；但领有全部农田，分给农民耕种。

强役制|地主没有农具耕畜；但领有全部农田，一部分自己经营而役使农民耕种，一部分分给农民耕种。

工偿制|地主大部分没有农具耕畜；但有多量的农田，或全部自己经营而使负债的农民耕种，或分一小部分给农民耕种。

赋役制|地主所借以剥削农民的是经济外的强制权。

强役制|地主所借以剥削农民的是经济外的强制权。

工偿制|地主所借以剥削农民的是因为他借钱借谷或借地给农民而发生的债权，和经济外的暂时强制权。

赋役制|剥削的普遍形式是物租,但一部分是力租。

强役制|剥削的普遍形式是力租，有时还附加些物租。

工偿制|剥削的普遍形式仍旧是力租，一部分是物租，但工资形式已经存在。

赋役制|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不分开，而农民不能享受他的剩余劳动的生产物。

强役制|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划然分开，而农民不能享受他的剩余劳动的生产物。

工偿制|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分开，或不分开，而农民但求他自己能够享受他的必要劳动的生产物。

强役制到雇工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的程序中，在俄国有工偿制；在法国另有别种制度。中国现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绝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除赋役制，强役制和工偿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分析还待继续进行。

一 赋役制

赋役制以小规模农业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联合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在小经营中制造必要的及剩余的生产物。这种剩余生产物以物品田租的形式流入地主的掌握中。物租与力租不是没有合并的可能，但在赋役制下力租确限与极小部分。即使中国或印度的地主比较法国地主所领的土地面积要小得多，土地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还是丝毫不变的。印度的与中国的地主在赋役制下同样是以物租的形式向农民榨取剩余生产物的。这种榨取方式同欧洲中古时代地主所用的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在赋役制下，这种榨取的方式决不会因土地属于封建国家或属于私人所有而有所改变。因为赋役制时代的赋税与田租是同一性质的。那些专门注意到土地所有的大小，或僧侣政治的有无，或集权分权的差异，或地主是否有司法权的人们便错认了封建组织的根本。他们因为忽略了农民与地主间的生产关系及掠夺方式，所以不能明白封建社会的本质。封建社会的这种生产关系和掠夺方式很能够从田租的形式中观察出来①。在自然经济还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物品田租流行得最广，即是表现着赋役制势力的支配；如果力役田租流行得最广。即是表现着强役制势力的支配。

赋役制的剩余劳动生产物普通和必要劳动生产物都在直接生产者的经营中间。强役制下的必要劳动生产物虽然在直接生产者的经营中，其剩余劳动生产物却在地主的土地上面。赋役制下的农民是相对的独立生产者。强役制下的农民则除能自由经营他的小小的“分有地”以外，却完全失去他的独立性质。自地主看来，他们和其他的生产手段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西欧从赋役制到强役制的转变和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过渡完全相符合②。因为西欧赋役制时代的政治表现为分权；强役制时代为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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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Dubrowski,“Ueber das Wesen des Feudalismus，der Leibeigenschaft und des Handelskapita ls”，Agrar-Problome，2 Bd．2 Heft．Muenehen，1929，S，209ff．

② 日本封建的前期表现地方分权。后期则表现中央集权。但小野武夫尚疑中央集权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可能(小野武夫，农村社会史论讲，东京，昭和二年，页13；180)。

13世纪的末年莫斯科附近地方有一种封建社会。土地的全部当时皆为那些战争的领袖所有。他们和他们部下的武装者统治了全部的劳苦群众。这些武装者便是后来的地主，又名贵族。他们主要的职业是战争，对于农业经营原来没有什么兴趣。除开住宅以外，他们自己只管理菜园果园以供给自家应用。他们坐收农民的物品田租。农民自己贩卖生产物的很少；他们的生产物一部分留给自用，一部分缴给地主。物品田租不仅限于农场生产品，并且还包含着许多手工制造品。

14世纪时代莫斯科商人渐渐发展他们的威权，已经到黑海和意大利等地方去经商。16世纪的莫斯科是欧洲著名大城之一①。从莫斯科运往各地的货物多极了；从各地运往莫斯科城内的日用品亦很多，单说从伏尔加流域一方面运来的每日平均就有700大车左右。那时农业的幼稚，生产力的薄弱，加以商业的发展和奢侈品的要求，种种情形使地主的欲望和农民的劳苦同时并增。地主不仅需要谷物，羊，鸡，鸡蛋等等给他们自家应用；并且还要求农民格外多缴些租，可以使他们把物租方面得来的东西贩卖到市场去换得种种奢侈品。于是农民所缴纳的田租，由定额的物租一变而为谷物的分租。分租的成数又从1／4变为1／3，再变为l／2。地主榨取的谷物愈多，他们在市场上换得的金钱也愈多。有时因为地主来不及贩卖谷物，便向农民索取一部分钱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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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ubrowski:“16世纪俄国的商业发展并不比中国落后。外国人那时游历俄国的都说莫斯科商业不亚于那时的伦敦，甚至说不亚于那时的日尔曼自由商业都市”。

地主要求金钱的迫切，使他们觉得农民所供给的谷物还不十分可靠。他们终于自己经营农田，想自己独立“生产”。当然他们自己不会去做苦工，还是要他们的仆人去下田耕种。他们经营的农田扩张起来，单靠仆人的工作是不够的；他们就不得不强迫那些有农具的农民来替他们耕种。所以从前农民缴纳物租以外只须替地主担任很轻的劳役；现在这种劳役，处于地主强迫之下，便很快的加重起来①。从前替地主做工，一年以内不过八天。现在每星期须有两天。后来每星期三天，并且还有增加。力租与物租农民必须同时负担。

但如此还不足以使经营农田的地主满意。要应付地主农田上正在扩大的工作，只有增加农民的一法。恰好那时许多新结婚的青年农夫农妇，因为要打算成家立业，必须要求得家庭以外的援助。他们需要农舍，耕畜，农具；他们并需要种籽和食粮，开始去从事农作。经营农田的地主们就利用这良好机会，给与农民上述的一切需要品；同时便一步一步的紧逼着农民替他们做工。因为借贷的关系，农民就完全被地主制服了。自然最初的时候农民不惯于这样的压迫。无论是陷于力租的旧农民或是负债而劳役的新农民，都设法要逃避那苛刻的商业性质的地主经营②。于是地主们勾结封建主，最后又凭借莫斯科王公的势力，得着自由处置农民的特权。农民虽然逃避，地主可以找他们回来，严紧的给他们工作，使他们无法可以离开耕地。没有这样权力的地主们只得眼看着他们的农田一天一天的荒芜起来；这些农田便被有威权有势力的大地主们(当时最著名的大地主就是寺院)并吞去了。在这个局面里，强役制的经济便建立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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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Dokrowski,“Geschichte Russlands von seiner Entstehung bis zur neue sten Zeit,”Leipzig，1929，S．46—57：“Zerfall des Moskauer Feudalismus．”

② Dubrowski：“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引起赋役到强役的过渡；它们本身没有什么生产方法，没有剥削直接生产者的特殊方式，也不能单独创立一种社会构造。但在封建社会各种构造的罅（瓦器的裂缝）隙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货资本确负了重要的任务。在许多要素中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即是使任何一种封建社会构造兴起，扩大，而后解体的一个因子”。

隶市场已衰落了，大规模的地主经营(Latifundia)便向小规模的农民经营(Colonia)迅速的让步①。这种农民(Coloni)的农具和耕畜最初虽由地主供给，后来完全要由他们自己置备。他们假使耕种官地，必须缴纳物租和少量的力租；假使耕种私人的土地，同样须缴纳物租，但力租的部分往往用钱租去替代。物租租额的多少要看农产的性质而定，有时占产量l／2，有时l／4，有时1／3。力租的担负较轻。一年不过是六天的工作。至于钱租在那时就没有通行的可能；因为第3世纪中罗马的币制已很纷乱，钱的价值早已跌落了②。

5世纪后东罗马帝国招抚夷狄，释放奴隶，积极改良农业，帝国的威权因此大振。可是，屯田一天一天的扩大，地权亦一天一天的集中到寺院和贵族的手里；政府的官地渐渐减少；小地主(原来经营军屯或民屯的主人)也渐渐降而为贫民(Penetes)。贫民先失掉自己的农田接着便替人家耕作。6世纪至8世纪间在寺院和政府官地上耕作的农民(Liberi coloni)③对于耕地虽然没有所有权，却还有永久的使用权(ususfructus)，能够享受一部分的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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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欧强役制的时代，一般说来，是公元700—1200。西欧赋役制的时代大约是公元200—700。Paul Vinogardoff解释公元476—1000西欧社会，似乎没有注意到赋役制(colonia)。他说“Although the turnover of this economy[the Manor]appears to be very considerable，the home-farms with independent cultivation a large scale are not common，and there are no latifundia in the sense of greatplantation estates．The type of combined economy based on the mutual support of a Manorial centre and its satellite holdings isthe prevalent one．”——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2，Cambridge，1913，p．650．

② W．E．Heitland，Agricola，Cambridge，1921，pp．211—212．

③ coloni有两种。第一种是Liberi coloni，又名tributarii，又名inqnilini。这种农民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很少。第二种是adscriptiltii，又名enapographoi，大多数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第8世纪以后第一种已实际变为第二种，而第二种已和农奴(servirustici又名。paroikoi)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使用权可以世袭，也可以移转给人家。农民的婚姻和迁徙可以自由，在家庭中可以执行父权，在法庭上可以有证人资格。他们把农产物的大部分献给地主作为物租(cens)，另外缴纳些钱或物品作为附租(canons)①。

赋役制在日本盛行的时期大约是从9—14世纪②。那时渔猎已经不是重要的生产事业；全部生活都被农业所支配。耕地扩张起来，灌溉很快的发达，技术向前进步，于是贵族们将他们所占有的“功田”，“位田”，“赐田”和“私垦田”悉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除有时须替他们的地主筑路，造屋，建设桥梁以外，普遍的须缴纳谷米作为田租。这种赋役关系在日本史上称为庄园制③。庄园的物租最初不到收获量的一半。12世纪的时候，上地?租是收获的6／10，中地的是4／10，下地的是2／10；平均要占收获的4成④。可是正式田租外，军米(兵粮米)的供给也归农民负担⑤。到了14世纪，日本商业有长足的发展，赋役制势将崩溃，农民所出的物租竟占收获总量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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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Boissonnade， Le travail dans l'Europe chrétienne au moyen age，Paris，1921，l，Livre，3 Chapitre．

② “农民的形成农奴在镰仓时代即有之”。佐野学日本历史研究，东京，昭和五年，第75页。

③ K．Asakawa．“Agriculture in Japanese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2，No．1，London，Jan．，1929，p．8lff．；“The early Shō and the early Manor，”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Vol．1．No．2．Cambridge，Mass．，Feb．，1929，．p．l ff．

④Oleg Plettner．“Zum Studium des japanischen Feudalismus,”Agrar-Probleme，2Bd．，l Hefr，Meunchen，1929，S．119一132．

⑤ 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东京．昭和三年，第229—230页。

农民的两种农田。后者分给农民作为他们的“分有地”。这些农民除土地外还得到林地，有时并牲畜等等。他们用自己的劳力和自己的农具来耕种这土地，以获得自己的食料。农民从这样得来的生产品就是代表一种必需生产品；对于农民是一种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对于地主就是一种必须要的劳动的保障。农民的剩余劳动是用在以他同一的农具去耕种地主的土地上的。这种劳动的生产物便流入地主的仓库中。所以剩余劳动在空间上就和必要劳动分开：替地主耕地，另外替自己耕种“分有地”；某几天替地主劳动，某几天替自己劳动。在这种经济组织中，农民的“分有地”，依现代的概念讲来，不啻代表一种现物工资；而对于地主便是一种保障劳动力的方法。“分有地”上的农民的“自己”的经济，就是地主经济的条件；它的目的并不是来保障农民的生活资料，实在是保障地主以必须要的劳动力①。

很显明的，要强役制支配社会，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②。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的势力。地主的田庄和外界的联系是很薄弱，自成为一个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世界。到了强役制的末期，那专为贩卖的地主的谷物生产特别发达。这便是指明强役制崩溃的现象。第二，在这种强役制经济之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得林地，特别是分得农田；并且他必须束缚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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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А.Н　ЭНГEЛБГЛРДТ (1832—1893) 在他所著的 ПИСБМА И3ДEPEBHИ(CTP．556—557)中很明白的估量这一种经济制度；他指出强役经济是一种完备的制度，支配这制度的就是地主，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并给他各种工作。W．Sombart亦承认强役制是为满足地主的欲望而成立的；地主的需要决定了这种经济关系。“Das Bedarfsdeckunngsprinzip bleibt in der grundherrlichen Wirtschaftsverfassung das regulierende Prinzip,”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München，1916．1Bd．l Halbbd．，S．63．

②Л．Б．KAMEHEB．PEц，B．И．ЛEHИH，СОЧИНЕНИЯ，MOCKBA 1926，TOM 3，STP．139—141．

上，完全不能离开．否则地主所需要的劳动力便不能有所保障。所以掠取剩余生产物的方法，在强役制经济中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是相反的。前者的基础是以土地分给生产者；后者则反而使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①。第三，农民个人的隶属于地主也就是这种制度的一个条件。如果地主对于农民的个人没有直接的权力，那么占得“分有地”而自己经营的人们就不会受地主的统治而替地主去劳役了。所以马克思讨论力租的时候，对于这种经济制度的估量曾说“经济以外的强制”是不可少的②。这种强制的形式和程度有许多很显然的差别，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起直到有身份的农民也被剥夺权利为止。第四，技术极低和守旧的状态也就是强役制的条件和结果。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是完全靠那困于贫穷，被压迫而有个人的隶属，且知识又十分愚昧的一般小农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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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y George以为群众的失去土地是贫穷和压迫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原因。F.Engels反对他这种论断．曾说：“在历史上讲来．这个论断并不完全正确。在中世纪时代封建剥削的源泉并不是把人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是使人民系结在土地上。农民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但隶属于土地而成为农奴．必须以劳役或生产物缴纳于土地占有者。”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N．Y．,1882．Preface，p.Ⅲ．

② K．Marx，Das Kapital,8 te Auflage,Berlin.1929,3Bd,2 Teil，S，289。

强役制在西欧8世纪时已是普遍。农民经营(colonia)很快的转变到地主经营(Villainage)在罗马和日耳曼两种文化愈加混合的地方，这样的转变是愈加迅速，并且愈加完全，特别是在法国，英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处，虽然并不当这个潮流的要冲，虽然各自有它的特殊习惯，但也随着各自的路线而达到强役制。不自由的农民(adscriptitii)死了或被驱逐了，他们的耕地便收归地主。地主强迫其他农民除缴纳物租以外。还要在这耕地上工作。他也许清理出一块整块的土地以便自己来经营，因此对于力租的要求更是扩大①。

试看12世纪末年(强役制在西欧快要崩溃的时候)英国地主经营的地方(Manor)。首先可注意的就是地主的住宅，附近有马房，堆栈和奴仆住的小屋。这些房屋的后面是一大块的耕地，就是地主的自营地(home-farm)。离此不远住着地主隶属下的许多农民(villains)②这些农民住所(village)的周围分散着一条一条的耕地，就是农民的“分有地”。夹在“分有地”中间还有几条耕地也归地主自己经营的。“分有地”和自营地既如此错杂，所以西欧强役制的地主经营中力租以外还要附加物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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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Hasbach，Die englischen Landa rbeite in den letzten hundert Jahren，Leipzig，1894,1 Kapitel．

② 强役制下的英国农民在1086A．D.时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8％；1200A．D．时就有75％。Boissonnade，p．136．

③ 有时因为土地的位置关系，地主先收取物租而附加以力租。Vinogradoff，ibid．,p．650，但力租(agricultural services)还是最普遍最主要的。“These can be no doubt that villain" service meant agricultural Service．But surely villain service was adue，as a rule,from villain tenants, and villain tenements，as a rule，were tenements of vil1ains．Other combinations were not impossible，but exceptional．”——The collected papes， of Paul Vinog adoff,Oxford, 1928．V01．1．p．123．

力租有时分正附两种。可举英国的一个地主经营(Manor of Tidenham)为例。农民替地主耕作每星期三天；这是力租的正租(week-work)。另外每年替地主做几天劳役；这是力租的附租(bene-work)。西历950年时Tidenham只有正租，没有附租。那时当地的物租是蜜酒，棉纱和猪肉。三百年以后，该处农民有工8英亩“分有地”的，须担负的力租如下：正租是138工，附租是耕种半英亩的小麦和一英亩的燕麦。农民替地主耕作必须使用农民自己的农具和耕畜(大半是八只牛)。同时物租虽然减少(在耶稣“圣诞节”纳母鸡一只，在耶稣“复活节”纳鸡卵五枚)，钱租却已经开始征收。农民养一只一岁的猪须纳一辨士，半岁的纳半辨士。农民出卖马或小马也须同样向地主纳钱。不向地主纳钱，农民就不能嫁女(merchet)；不向地主纳钱，农民就不能擅自离村(chevage)①。

强役制在法国最好的例子，便是第9到11世纪的 L’abbaye de saint-Germain des Pres。这个著名的寺院便是当时的一个大地主。自营地(Terra dominicata)有6471法亩(hectare)；“分有地” (Terraindominicata或 Le terre du maître)17112法亩。自营地包含着农田，牧场和林地。“分有地”分成1646段耕种，属于2851户的农民(vilains serfs)。农民替地主每星期工作三天；如果逃到外边去，地主就用铁链将他们拘回来重罚。地主可以随时随意向农民索取大车，耕畜和粮食(droit de prise)②。农民如果有肥鹅或母鸡，或白面做的糕点，只能够完全献给他的地主。

S'il a grasse oie ou la geline,

Un gastel de blanche farine,

A son seigneur tot le destine.

三 工偿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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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Seebohm,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4th edition reprinted, Cambridge,1926, pp, 155--158.

② Boissonnade, p.86, 92, 96, 101, 145, 146, 181.

③ 撮译 Л.Ъ. KAMEHEB,РЕД, B.И.ЛЕНИН,СОЧИНЕНИЯ, MOCKBA.1926, TOM 3, STP, 141—155.

强役制破坏以后，农民经济便从地主经济中分离出来。在俄国农民能够赎回他自己的土地而变成完全的财产主人；地主经营同时转变到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制度。但这种转变，因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绝不会立刻完成。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上所必需要的各种条件还没有完备。一方面它需要惯于工资劳动的人们；农民的农具必须有地主的农具来替代。另一方面，农业上的需要组织如同工商企业的需要组织一样。这些条件只能渐次形成。在农奴解放或强役制崩溃后有些地主想立刻从俄国国外运入机器，并且想招收外国的工人来发展企业。他们的这种计划终究完全失败了。强役制不能立刻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二原因，就是强役制虽然已经破坏，却还没有完全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从地主经济中分离出来。因为俄国农民的“分有地”中最主要部分如：“割取地”①，森林，草地，水池，牧场等等，还是在地主手里。农民没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就不能完全独立经营，而地主却可以用工偿制的形式来继续享受他旧有的权利。短期义务，轮流帮工，派用车辆，擅加体刑和农民的被编入社会团体工作等等的“经济以外的强制”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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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割取地”即1861年俄国地主从农民的“分有地”中所割取的土地。

资本主义的经济既然不能立刻成立，而强役的经济亦不能一时消灭，所以惟一可行的经济制度只是一种过渡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和强役制度的特征连结起来的一种制度。农奴解放以后，地主经营便包含着这些特征。在这过渡时代所特有的各种形式不同的地主经营，可以归纳到最复杂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偿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工偿制下地主用附近农民的农具来耕种土地。至于报偿的形式并不足以变更工偿制的本质(例如在契约的雇佣下，就用货币来支付；在对分农产制下，就用生产品来支付；在狭义的工偿制下，就用农田或林地来支付)。工偿制简直是强役制的遗物①。强役制的特征差不多完全和工偿制相同(惟一的例外就是在有一种工偿制的形式中，缺少了强役制的一个条件：就是在契约雇佣下，劳动的报偿并不用现物而用货币来支付)。可是工偿制和雇工制事实上互相错综，构成了极不相同极其奇异的经营形式②。在许多大地主的土地上，这两种制度会合并起来，去对付各种不同的工作o。这样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经济制度的结合，在实际生活上当然会引起许多最厉害最复杂的冲突。许多经营的主人就因为这些矛盾的影响而遭覆灭了。这也是一切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当着工偿制过渡到雇工制或和雇工制相融合的时候，它们中间几乎不能分划或者有所区别。例如工偿制下的农民租得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为它而替地主做一定日数的工作(这种现象是最普遍的)。在这样情形之下，这种农民和西欧的或沿波罗的海各地的雇农有什么区别呢?后者同样的因为要得到一小块土地而必须替地主做一定日数的工作。根本相反的两种经济制度显然的被生活上的要求所逐渐混合，直使我们不能断定什么地方是工偿制的末尾，什么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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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举一个显明的例：俄国农部的一位新闻记者写著，“在ОРОЛ省ЕЛЕЦКИЙ县南部．大地主的土地除由常年的雇工耕种外，大部分都租给农民而由他们来耕种。以前的农奴现在还是向他的旧地主租借土地。并以耕种地主的土地为交换条件。像这样的农村里仍保留着强役制的名称”。另一个例：某地主自己说：“在我的经营中一切工作都由我的以前的农奴来执行。他们非这样替我耕作。就不能在我的牧场上放牛牧马。只在开始翻耕和播种的时候，我才雇用短期的工人。”

② 雇工制就是地主企业家雇佣自由工资劳动者(年工，季工和日工等)用地主的农具来耕种的一种制度。

③ 大多数的地主经营都是将极小部分的土地雇年工或期工用地主自已的农具来耕种；其余一切土地交给农民去耕种，或用对分农产制，或用土地，或用货币作报偿。在大多数的大地主土地上，同时存在着差不多一切，或者很多的雇佣方法。

工偿制的形式确是非常复杂。有时农民用自己的农具替地主耕种以求得金钱；这就是所谓“契约的雇佣”，或“按亩的工资”，或“轮流耕种”(一亩春耕，一亩冬耕)。有时农民向地主借谷或借钱而替地主耕种。这种还债或还利的形式，格外显明的表示一般工偿制所特有的一种高利贷的奴役的雇佣性质。有时农民因为损害了地主的土地而替他工作(就是农民以耕作来抵补法律上所规定的，损害地主土地而应受处分的罚款)。有时农民是“出于尊敬”地主而替他耕种——实际是农民为了要求地主给他雇佣工作而奉送给地主的一种赠品。最后还有一种最通行的工偿制形式。在这个形式下，农民借用地主的土地，或农田，或林地，而和地主对分农产；拿物品或货币缴纳给地主；或直接的替地主工作。

这些不同的偿还方法有时竟会合并起来。举一个例来说：为着租借一俄亩的田，农民须替地主种一俄亩半田；还要缴纳10枚鸡卵，一只母鸡，再加上一天女工。农民租了43俄亩去种春麦，就要缴纳12个卢布；租了51俄亩去种冬麦，就要缴纳16个卢布；货币以外，还要缴纳多少堆大麦，7堆荞麦，20堆燕麦；并且所租的农田在五俄亩以上时，还要用自己牲畜的粪来施在地主所有的土地上。每一俄亩至少需要300马车的粪料；农民所有的粪料也变成地主经济的一部分。俄罗斯工偿制下各种名称的繁多，便足以证明这个制度的普遍和它形式的复杂。一般讲来，农民必须听从“土地所有者的吩咐”而替他工作。工偿制实包含着农务全部的工作：耕种，收获，割草，采柴，装运，修屋顶，通烟囱，和其他一切农家杂务，甚至还要农民供给鸡和鸡卵。

最重要的一种工偿制便是因为农民要求土地而成立的，即所谓“工偿的和物租的租佃”。这种“租佃”简直是强役制的残余。在强役制下地主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使他工作，和在工偿制下地主把土地出租而得到劳役的报偿，显然的有完全相同的经济意义。但有时“工偿的和物租的租佃”也会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租佃。地主借给农民小块的土地，无非是要保障他自己经营的地上能够得到农民的劳动。俄国所有的统计上曾经证明这种“租佃”和出租者自己的经济有很密切的联系。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上耕种的发展，就使地主在必要的时候要求取得劳动力的保障。所以在许多地方发现这一种的趋势：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而使农民到他自己经营的地上来工作；有时地主使农民替他工作以外，还要收取一些生产品。出租土地者自己的经营愈加发展，可以出租的土地愈加减少；对于出租的需要反而愈加紧张。所以这种“租佃”的形式愈加推广，出租的土地就愈是狭小。这是一种特殊的租佃。它表示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在那里放弃而是在那里发展他自己的经营；它也表示农民的经济并不因为耕地扩大而得到巩固的地位，农民反因此而变成农村的工人。租佃的成立在农民经济中含有相反的意义：一方面是为着扩张经营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被贫穷所逼迫的原因。在地主经济中出租土地也含着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这种租佃不过是把土地交给人家以换得地租；有时这种租佃就是自己经营的方法，就是保障地主土地上劳动力的方法。

各种来源不同的统计上都一致证明工偿制下雇佣劳动的报偿，常常会比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的来得低。工偿制下对分的物租，一般讲来，总比钱租贵，有时甚至贵过两倍。付物租的租佃在最贫苦的农民别发展。这是饥寒交迫下的一种租佃。在这种租佃下的农民已经没有能力来反抗他自身变成农村雇佣劳动者的趋势了。比较富裕的农民都希望用货币来缴纳田租。用货币缴纳田租不但可以使田租减贱，并且还可以使缴纳者自身能够从奴役的雇佣中间解脱出来①。据俄国农部发表的统计，在用农民的农具去耕作的工偿制底下，每俄亩冬麦所需的平均工资只是六个卢布(中央黑土带1833—1891年的统计)。按“自由”雇佣的雇工制来计算，同样的工作除马匹外，单单人力一项已是六又百分之十九卢布(马的劳动至少需四个半卢布)。所以当时统计者很惊异的认为“这是完全非经常的现象”。如此看来。纯粹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的报酬，确高过于一切奴役形式的或资本主义以前各种形式的报酬，这个事实不但见之于农业。而且见之于工业；不但见之于俄国而且见之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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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那时候租佃的统计，完全证明只有贫农才用工偿制及农产对分制去租借土地；富农则都想用货币去缴纳地租。这是因为在工偿制下物租比钱租要贵些。

再举一个比较完全的统计，就是俄国CAPATOBCKИЙ县的：每一俄亩的耕种，收获，上仓和打禾所需的平均工资，在工偿制下是九又百分之四十卢布；而在“自由”雇佣的雇工制下就需要十七个半卢布。每一俄亩的收获和上仓所需的平均工资，在工偿制下是三又百分之八十卢布，而在雇工制下就需八个半卢布。

按这统计看来，工偿制下劳动的价格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通要低到两倍以上。工偿制工资的这样的低，很显明的指示“分有地”是一种现物工资，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得到贱价劳动的一个保障。但工资上的差别还不能完全描写“自由”劳动和“半自由”劳动间的分别。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半自由”形式的劳动必须使被雇者个人隶属于雇主；必须多少保留着“经济以外的强制权”。恩格卡尔脱①很恰当地说：“借钱而用工偿制来作抵，是最有保障的一件事。因为用刑法的命令叫农民偿债是很靠不住的；可是，农民所欠的工作长官可以逼迫他去执行，他虽然自己的田里还没有收获”。只是多年有奴役习惯的，多年充当农奴的人们才会养成这样的驯服。所以如果一般人民没有某种系结一一或系结于所在地，或结系于公社——没有相当的不平等，那么工偿制便不能成立。同时工偿制的这些特征必然地会使生产力降低。建筑在工偿制上的经营方法一定是很守旧的。工偿制的奴役劳动，依它的质量来讲，一定很接近强役制的农奴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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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H．ЭНГЕЛБГАРДТ(1832—1893)俄国著名文人，主张改良农业，且曾将其所有土地拨作农事试验。1871年他被彼得堡土地问题研究所聘为教授。

工偿制和雇工制的结合，便使现代的地主经营很像俄国在大规模机器工业没有出现以前的纺织业中所统治着的那种经济组织一样。当时纺织工业中一部分的工作由雇佣劳动者用商人的工具来执行(如摇线，染色和理纱等)；另一部分是由有工具的习于手艺的农民用商人的原料来做。这是好比在地主经营中一部分工作由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来执行，另一部分是由有农具的农民在地主的土地上来做。在纺织工业中除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联系外，统治手艺工人的势力还有奴隶式的劳动，中间人的操纵和物品工资等等。在地主经营中，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工业资本同样的结合起来；地主用减低工资的各种形式来维持农民的个人的隶属。建立在幼稚的手工技术上的纺织工业生存了数百年；但三十年的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发展，便把它打击得粉碎。地主经营中的工偿制也是几百年建立在守旧的技术上的，可是农奴解放后也就很快的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让步。这样看来，在纺织工业中和地主经营中，旧的制度是代表生产力停滞的形态(所以也就代表一切社会关系的保守性质)和专制的残酷的统治。同样的，在纺织工业中和地主经营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势力，虽然这个新制度的内部暗藏着不少的矛盾。

现代地主经营中的工偿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只是有耕畜和农具的农民所能履行的；第二，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村无产者所能履行的。第二种工偿制就是向着资本主义的直接的过渡形态。它在无形的转变中和资本主义相融合起来。许多人往往没有把这第二种工偿制和雇工制划然分开。可是这样的区别在工偿制被雇工制排挤的过程中，工偿制的重心从第一种转到第二种的时候，却具有极大的意义。试看莫斯科省土地统计册上的一个例子：“那里大部分的地主的土地上，翻耕和播种(这些工作的好坏对于收获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由雇佣的长工来执行；谷物的收割(这是需要时间适当而迅速的一种工作)就交给邻近的农民来执行。这些短期雇农所得的报偿便是货币或林地”。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大部分的劳动力虽然还属于工偿制，可是资本主义制度(雇工制)已无疑地占了统治的地位。那些“邻近的农民”实际已是农村中的工人；正像德国的“契约日工”一样，自己也都有一点土地，而每年在一定时季中被人雇佣去做短工。

农民的分化也是工偿制崩溃的主要原因。富裕的农民自然不会去接受工偿制；因为只有比较贫穷的人才去执行那报酬最少而又会破坏自己的经济的一种工作。农村中无产者也不能适合于工偿制；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小块土地，绝不像中等农民那么系结着土地；他们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被人雇佣。这就是说，无产者倒反能够避免奴役性质的劳动，而他们劳动的报偿倒反要比工偿制下的来得高些。至于中等的农民，随着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者渐渐的无产化，或者渐渐的变成富农。纯粹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掘去工偿制的根基。所以工偿制快要崩溃的时候，地主们就大家起来反对农民的离村。

农村经济的著作者早已指示，农民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排斥工偿制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例如史脱步德教授①在他的《俄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序言中曾写着：“现在农民的经营中，

已发现了纯粹的雇农和兼营农工业者的分化。这些兼营农工业者已经是大规模的经营者；他们自己开始雇用着纯粹的雇农。除非有十分的需要去增加耕地或借用山地，他们自己就可以不去给人家做工。可是万一要多得些耕地或山地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屈服于工偿制的。农村中有许多劳动者连马匹也没有；这些人们自然就不得不变成纯粹的雇农。至于那些逗留于工偿制下的农民，因为自己所有的马匹不足，并且还有许多烦杂的事务，种种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和时间，他们竟变成低能的生产者。所以他们必然会很快的降为纯粹的雇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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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促织 促织幻想曲 思想内涵 诠释 音乐作品

我国手风琴作曲家李遇秋先生根据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主题相关情节，创作了手风琴独奏曲《促织幻想曲》。作品在原著基础上，以独特的音乐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了封建黑暗统治下的人间荒谬，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面对苦难所生发的悲愤。其思想表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一、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入木三分

作品共223小节，前64小节着力描绘幻化的促织细小的形象。先用小二度模仿促织的叫声（1～4小节），并以富有独特而富含色彩特征的音乐语言描绘促织活泼、轻巧、敢斗与善斗的神态。首先是一组大跳音程快速短颤音，展示促织矫健的身姿，灵巧机警的动作。用左手贝司及右手键盘在D音上以反方向五度跳进，键盘音乐似断实连的旋律，跳跃而充满动感的节奏，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幻化促织敢斗、善斗的风采（9～12小节）。接着，又用多变节奏手法对幻化的促织作细腻入微的刻画（17～42小节）。用对比材料重复，作进一步拓展，变化的音乐逐步酝酿再现部进入，呈式段后部用原有材料变化形成再现，以环绕式的半音阶六连音下行引出右手二度音程下行四度跳跃，刻画出促织生动的神态，富有个性的动作，把促织叫声、跳跃的姿态等生活习性模拟得惟妙惟肖（39～64小节）。

《促织幻想曲》还使用复调手法的写作，使用不同的旋律，从两个侧面刻画强大对手（公鸡）的形象，形成对比（115～146小节）。在主题旋律A以八度双音，在高音区用小二度、大三度上行、在D音上停留的方式表达。模仿对手的鸣叫，表现角斗对手的强大与不可一世。右手以动力性较强的同音切分和半音阶上行主题旋律B，以及左手低音区以三连音引出的连续半音下行形成力度的扩张，表现强大对手“公鸡”好斗的本性，以及在角斗场面咄咄逼人的气势。凭借主题旋律A再现尾音上加小二度倚音，让音乐充满戏谑性特征，进而勾勒出荒唐的色彩。旋律以连续的三连音和多次呈现不协和二度音程方式，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强大对手的骄横与凶残。强手与促织主题连续交替出现，似是双方登场，怒目以对，似乎角斗即将开始。表现强大对手主题旋律B的八度形式出现与后面促织主题形成“咄咄逼人的强大优势”与“势单力薄弱小劣势”的促织形成鲜明对比（130、131小节）主题。

促织与对手角斗，作品借鉴了奏鸣曲式展开部的创作手法，通过主题材料在调性上的不断变化发展，描述热闹的角斗场面（147～175小节）。促织主题先以原调再现，是经过音过渡到公鸡主题，公鸡主题先在原调上再现，然后以下五度的规律采用变形、扩张模仿、紧缩模仿等手法在降E降A降D调上变化再现，进一步刻画了对手好斗的嚣张气焰。作品还以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分解八度这样的紧密节奏，表现角斗的惨烈，紧张。

176～191小节进一步刻画促织与对手角斗的场面。调性中心由d小调移至上方五度的a小调。促织主题进一步变化发展，以主题的a、b动机分别两次带出十六分音符加衬音的半音阶连续上行，促织主题表现以密集音符，快急的速度，紧凑的节奏，将角斗描写得激烈火爆，幻化的促织似乎越战越勇，最后达到高潮。作者以带附加音的四度叠置和弦表现众多的促织声和其发出的“噱噱噱”声响，表达促织的对手筋疲力尽、头冒金花败下阵来的场景，以及皇帝快乐，愉悦的余音。

从音乐作品通过幻化的促织与强大对手角斗，皇帝取乐的场面，反观蒲松龄原作《促织》，我们不难看出作品表达的深刻思想及严肃的批判意义。

成名之子，一个年仅九岁的孩童，本是贪玩好耍的懵懂孩儿，本是不谙世事的，但封建专制暴君的骄奢淫逸，即将家破人亡的处境，迫使他过早涉及世间之艰难困苦。为了使父亲免除苦役，保全性命，他不惜牺牲生命幻化成促织，一只“招之能斗，斗之能胜”的促织。他年少力微，毫无罪过，却放弃生命，充当官人们的“”，皇帝取乐的物品，在“竞技场”由人取乐。在角斗现场，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强大的对手奋力厮杀，浴血奋战，讨得皇帝“大悦”。无论是听众还读者，面对如此伤天害理的竞技，愤恨之情不觉油然而生。“以金笼进……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如此表演，乃九岁孩童所为，场面热烈，动作也机灵，却让人欲哭无泪。九岁的孩童幻化成促织与强大对手以死相拼，精彩的搏斗，终至“上大嘉悦”，统治阶级官吏们所追求的“悦”，这种建立在广大百姓痛苦之上的“悦”，残暴多少生命，拆散多少家庭，饱含多少人间悲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得清。封建统治者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是由万千百姓苍生用悲痛甚至生命铺就的。成名年仅九岁的儿子，幻化成虫奉上供皇帝取乐，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残忍和仁义道德的虚伪。

小说《促织》原作，成名为了一只促织，“薄产累尽”，妻子求神问卜，儿子投井。统治者的取乐，常常迫使天下万千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偶有人因此升官发财，“裘马扬扬”。下层统治者利用借献促织，献媚求荣，暴敛肥己，层层受赏，政绩突出，风光无限。这种封建时代的流行时尚，集中概括了封建时代的黑白颠倒，导致广大的乡村“严限追比”，逼人走投无路；又“并受促织恩荫”、“仙及鸡犬”，社会的荒谬可见一斑。

二、揭示达封建官吏荒淫无度的生活给成名一类百姓造成的灾难

《促织幻想曲》这一音乐作品为了刻画成名这一封建时代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刻表达作品主题，从65至115小节，采用了五声性风格的四声部自由对比复调手法。作品先以f小三和弦及低音区固定音型式的旋律作背景，衬着右手叹息式低沉的旋律，表现成名不堪封建苛政的折磨与摧残，面对妻离子亡，家破人亡的凄惨境况，怀着压抑、忧郁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履，他悲怆，他呐喊，他怀着沉重的情绪，无助地艰难行进在人生道路上。

作品采用赋格中的主题答问形式，在旋律拖音处第二声部下行五度的属调上出现，随着上行五度的旋律的模进，答题平行上移。随后，以小三和弦和低音区固定音型式的旋律作背景，在延音处的第二声部加入新的材料，以填充式的旋律推动主题不断扩展（80、81小节）。又以八度加五度和弦的形式再现，不断增强的力度，逐渐加快的速度，坚强有力的旋律，激动复杂的情绪，渲染烘托了主题。后又通过调性的对比，下属降B羽调过度并停留在降G大调上的音乐呈现，描绘出成名因缴促织不成，被官府“严限追比”，并痛失爱子的悲痛，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走投无路的处境，进而表达对黑暗社会封建官吏荒淫无度生活的控诉，对封建昏君、官府的愤怒之情，对封建社会荒唐现实的揭露与批判。

在角斗的现场，成名的表现让人惊愕。在不知是儿子幻化的促织与强手角斗场，成名忽而惊恐万状，忽而欣喜若狂，面对全家性命紧紧所系在这头促织，成名的感情随角斗情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时而“惊”，时而“怒”，时而“悲”，时而“喜”，感情随着儿子幻化的促织的得失胜负起伏。因为成名的促织与他物相斗，是为“塞官责”，官责不塞，则大祸临头，生死不保。这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天下为私”、“朕即法律”的时代里，封建统治者何等的专制与黑暗。

虽然成名因祸得福，受到原压迫者的赏赐。然而这种赏赐，与前的“苦役”表现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都是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一时的取乐的需要，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浸透着作者万种悲情与无奈。“苦役”表现的是统治者的残暴，“赏赐”表现为统治者的荒唐。残暴与荒唐正是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成氏了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这种喜剧性的结局，严重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更加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逻辑的荒谬与不合理。《促织幻想曲》在这一部分，作品以富有特质的音乐语言对上述作了有力的控诉，“无情地鞭笞了腐朽的昏庸朝政，充分表现了作品的创作特色和朴素的思想感情”[2]。

三、作品的结尾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

作品最后部分（208～222小节），成名这一主题在d小调上再现。作为全曲的再现功能的结尾，成名之子幻化促织与强手角斗，并得胜归来，父子骨肉重逢。作品通过两小节隐含了促织主题的琵琶音，表明促织实际上是儿子所变，父子相见喜极而泣。最后以曲折上行的急板引出促织在打败强手，解除了父亲的苦难，为全家换来财富，然后翘然昂首鸣叫，无拘无束的跳然而去的场面。乐音虽断，却余音绕梁。封建下级吏卒的“猾黠”，对百姓的盘剥，封建皇帝荒淫与残暴，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等等，一切都表现归结于作品结尾处[3]。

《促织》一开头就渲染出封建时代令人阴森可怕、黑暗恐怖的环境。在这类似成名一家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中。读者可以从这个阴森的环境中感到有不可避免的不幸在等待着那些不幸的人们。造成天下百姓不幸的根本是在朝廷，在皇帝身上。其枝干布满、遍及整个社会。“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促织因官府“岁征”而珍贵，下层百姓，因促织而命殒，其命是多么低贱。一只小蟋蟀竟使人为之悲为之喜，为之生为之死，为之贵与贱，社会生活图景的极端不合理历历在目。宫中作孽，官吏横暴，里胥猾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不难想象，灾难深重的何止成名一家。成名的儿子死后也不得安宁，以身化为促织，供人取乐，这才换得一家一时的欢心，以致最后发家致富。作品以这样的收尾，实际上是含泪的笑。作品向人展示的是一个滑稽可笑，可恨可悲荒谬绝伦的社会现实。九岁的无辜儿童为解救全家的苦难与强敌拼死搏斗，挣扎在死亡一线，让悲愤填膺，激起人们对惨遭迫者的同情，从而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参考文献：

[1]刘晓静.浅析《促织幻想曲》内容及弹奏要点[J].赤峰学院学报，2007（03）：94.

[2]李果.浅析《促织幻想曲》的音乐术语和节奏[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12）：66.

封建社会范文第9篇

有人说，天是由站在地上的擎天神扛在肩上的。“盖天说”由此形成了：地是平的，天是圆的，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就像盖在地上的一个半球形的大帐篷。

后来，人们在观察中发现，“盖天说”无法解释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只有在“盖天说”的半个球壳下面再加上半个球壳才对。于是，“浑天说”产生了。

到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地心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地球之外有9个等距离天层，各个天层自己都不会运动，是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的天层。人类居住的地球，巍然不动地居于宇宙中心。

作为古希腊的最后一位大天文学家，托勒密全面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亚里士多德的9层天扩大为11层。

托勒密设想，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他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同时假设地球并不恰好在均轮的中心，而是偏开一定的距离，均轮都是一些偏心圆；日、月、行星除了作上述轨道运行外，还与众恒星一起，每天绕地球转动一周，从而使计算结果达到了与实测的一致，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

托勒密的“地心说”恰好迎合了基督教义，便被基督教用来维护圣经学说。《圣经》宣扬，宇宙和地球都是上帝耶和华创造的，地球不动位居宇宙中心，圣地耶路撒冷位居大地中央，人类是神的骄子，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神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于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了圣经，天文学成了宗教的奴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哥白尼时代。

哥白尼，1473年出生在波兰托伦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里。他10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的父亲。从那时起，哥白尼开始跟随舅父务卡施生活在一起。18岁的时候，舅父把他送进了克拉科夫大学，在那里，思想敏锐的哥白尼对天文学和数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钻研了数学，广泛涉猎古代天文学书籍，潜心研究过“地心说”，做了许多笔记和计算，并开始用仪器观测天象，头脑里开始孕育新的天文体系。

后来，哥白尼来到意大利留学，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的帕多瓦大学学习。该校的天文学教授诺法拉对“地心说”表示怀疑，认为宇宙结构可以通过更简单的图式表现出来。在他的思想熏陶下，哥白尼萌发了关于地球自转和地球及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见解。

回到波兰后，哥白尼继续进行长期天象观测和研究，更进一步认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行星的顺行逆行，是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不同造成的假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太阳在绕地球转，实际上则是地球和其他行星一起，在绕太阳旋转。这一点就像我们坐在船上，明明是船在走，但却感觉到岸在往后移一样。

哥白尼夜以继日地观测着，计算着，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

哥白尼曾把他的“日心说”主要观点写成一篇《浅说》，抄赠给一些朋友。他的观点立即引起了欧洲各国的重视，可他不敢把它们全部写出来发表，害怕由此招致教会的迫害。

但是，哥白尼曾经说过：“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在探索真理的强烈冲动下，他还是在踌躇中开始了《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写作。

这部6卷本的科学巨著《天体运行论》几经周折，终于艰难地面世了。此刻，哥白尼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临终前一个小时才看到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著作，他颤抖的手摩挲着书页，溘然长逝。

《天体运行论》明确地提出所有的行星都是以太阳为中心并绕着太阳进行圆周运动的。书中写道：

“地球是动的。”

“地球除了旋转外，还有某些运动，还在游荡，它其实是一颗行星。”

“在所有这些行星中间，太阳傲然坐镇……太阳就这样高踞于王位之上，统治着围绕膝下的子女一样的众行星。”

封建社会范文第10篇

第三框封建社会的兴盛和衰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了解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及其产生的过程产生，了解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表现。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入手，使学生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榨取地租；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封建国家实现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国家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能力目标

1、利用史料分析，培养学生的分析、辨别的能力。

2、通过教材中所给材料与小栏目，结合“自读自悟”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阅读与理解能力。

3、在全面分析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初步学会辨证、全面地看问题的能力。

4、注重“自读自悟”教学环节，逐步培养探究学习的能力。

思想认识目标

通过古代社会的更替变迁，体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初步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明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而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

【教学重点、难点】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是封建制生产关系中核心的体现，因此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在教学中要注意把握几点：通过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对比，来说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注重学生对知识体系的形成；重视分析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特点，阐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为主线，引入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高学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教学方法】预习法、讲解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小黑板、图表、投影片、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复习前一课内容（展示投影片，学生回答，教师归纳或补充）

投影片：

1、奴隶及奴隶主的产生

2、阶级的含义以及阶级的产生

3、奴隶社会形成的标志

4、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

5、奴隶制的建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因

6、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

7、文字出现的意义

8、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原因、意义

9、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10、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

11、奴隶社会是怎样来统治奴隶的

12、奴隶社会后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二、自读自悟

要点提示：（展示投影片）

1、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过程

2、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标志

3、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因、表现

4、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

5、地主剥削农民的基础

6、封建制国家的本质

7、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8、封建制国家的统治（政治、经济）

9、封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和主要矛盾

10、封建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中可以得到哪些结论？（讨论题）

自读要求：找出要点并在书本上做好标记；发现问题，做好提问的准备。

（开始自读，教师检查自读情况）

三、讲析释疑一课三框封建社会的兴盛和衰亡

（一）封建制度的确立

——奴隶社会后期，奴隶不

愿意劳动，你是奴隶主，你会怎样对待奴隶？（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要点：

1、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隶农制。

2、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产生原因：生产力的发展。

3、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产生过程：（课本P13）

4、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