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论文范文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衰落；外部原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简照南于1905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05年创立至1927年，这一时期为公司的兴盛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时期是逐渐沦为宋子文的官僚资本集团的绝对控制时期，是企业发展的衰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时期是企业接受改造重获生机时期。本文着重论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的衰败时期。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还没有专门讨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衰败的外部原因的论著。对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涉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之争，企业中的公共关系以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衰落的外部原因。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止，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在经济方面最大的影响是，中国的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势力顽固，资本主义获得较大发展，但是发展不足。这种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局面，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先天不足。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勒索。这最主要的体现在税收方面，不仅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而且税率明显高于外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时“英美公司之烟，仅完海关正税之外，并无它等税项；吾等之烟附加半税，又纳销场税”

二、英美烟草公司的压迫

英美烟草公司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压迫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英美烟草公司凭借其自身的雄厚实力以及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行残酷的压制。英美烟草公司在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竞争方面存在着很多优势，一是垄断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二是在质量上确实较好，加之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使其在税收方面有较大优势，“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时，只需缴纳海关正税就可以，以后无论到那个通商口岸都无须再交，而且英美烟公司的工厂大多在内地，根本就不需交税。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要纳进口正税，还要纳子口税，杂捐，附加税”。英美烟草公司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营业方面也进行压制，一是削价竞销和增制新牌进行竞争；二是控制商号。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英美烟草公司主要是凭借其实力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行压制。另外，英美烟草公司还从事其他非正当竞争活动，压制南洋兄弟公司，主要有用重金收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员工刺探其商业机密，主要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售情况，生产情况，以及的情况。二是打击南洋商标和破坏南洋商誉

三、腐朽政府的压迫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难逃腐朽政府的压迫，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本文所涉及的南洋烟草公司，主要有烟草统税和关税。从北京政府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税税率不断增长，北京政府时期，规定统税税率为12.5%，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规定统税税率为50%，后经商人抗争，改成3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规定统税的税率为40%。在其他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税率的不断增长说明剥削程度的不断增大。还难逃各种勒索。1922年11月“全国烟酒事务署”向南洋商借100万元，1934年广东省政府向广东各烟草公司借款，南洋所属粤局27万元，汕局12万元。难逃厄运的是官僚资本压迫与控制，抗战爆发前夕，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加上竞争激烈，不得已向宋子文控制的官僚资本借款。后因经营困难，不得已将自己的股份卖给宋子文集团。当时的简氏家族股票是市面价为12元每股，宋氏购买时为5元每股，与市面价相比每股低了7元，简氏在此即遭受重大损失。宋的官僚资本入侵南洋烟草公司之后，掌握了南洋烟草公司大部分股份，对南洋烟草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至此，南洋烟草公司完全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衰败不是偶然的，它作为当时最大的民族资本烟草公司，具备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人和企业都是生活在时代之中的，当时中国饱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发展中注定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这就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衰败的外部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希超.英美烟草公司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侵蚀[J].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1936：91-98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1934年，农研会创办中国经济情报社和中国征信所资料室，分别由骆耕漠、姜君宸负责。前者负责收集各地报纸、杂志和其他经济材料，编写各种有关经济的报道或专题文章，分送日报和刊物，曾编辑发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出版《中国经济年报》(1、2辑)、《中国经济论文集》(共3集)等。后者主要负责供应各报刊、机关有关杂志论文、报刊新闻和其他各种资料，并在南京设立一个门市部，陈列资料，供人参阅。《中国农村》原本由黎明书局印刷出版，但到1935年因“新生”事件面临困境，农研会于是决定筹建自己的出版机构。当年8月新知书店正式成立，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徐雪寒等为理事会理事，钱俊瑞任理事长，徐雪寒与华应申任正、副经理，负责书店的日常业务，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并由教育家经亨颐题写店名。创业之初，新知书店在上海华龙路(今雁荡路)元昌里租赁厢房，作为工作和住宿之用。后来业务有所发展，又迁到环龙路(今南昌路)福寿坊。(9)据冯和法回忆:“新知书店的创办，徐雪寒付出了不少辛苦。每股股金五元，多数是由一些会员担负;他们不是投资，而是支持新兴出版事业。新知书店的资金为数不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10)成立以来，新知书店除继续出版《中国农村》外，还出版了姜君辰主编的《新世纪》月刊和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以及大量图书。据统计，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约有五百部，涉及经济、文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在农村经济、经济学方面，有《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描写》、《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薛暮桥)、《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通俗经济学讲话》(狄超白)、《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薛暮桥)、《中国经济问题讲话》(钱俊瑞)等;在哲学、政治学方面，有《简明哲学辞典》(＜苏＞M•洛静泰尔、犹琴著，孙冶方译)、《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共产党宣言》等;在文学方面，有《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古庙钟声》(许幸之)、《苏联的发明故事》(＜苏＞伐西列夫斯基著，克定、廖甲译)、《拜伦传》(＜日＞鹤见祐辅著，陈秋子译)、《人属之间》(＜美＞斯坦倍克著，秦似译)、《小夏伯阳》(＜苏＞茅基莱福斯卡亚著，金人译)等。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颇受读者欢迎，常常是一本书一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不接着出第二版、第三版。上海沦陷后，新知书店的一些负责人和《中国农村》的负责人，如钱俊瑞、张仲实、姜君辰和薛暮桥、张锡昌等，先后离开上海，书店业务几乎完全停顿。迁到武汉后，新知书店设立广州分店，又在长沙设立办事处。同年在河南设立南阳分店，在湖北设立襄阳分店，在湖南设立衡阳分店、常德分店、桃源分店和沅陵办事处，在广西设立宜山分店，在浙江设立金华分店、丽水分店和碧湖支店、龙泉支店。1938年10月，新知书店总管理处撤至桂林，设立桂林分店和重庆分店。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云南和湖南设立昆明分店和辰溪分店，在广东曲江设立北江书店。为开展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中的宣传工作，还在中国香港设立了香港办事处。1944年9月，新知书店总店撤离桂林，一路到桂林八步，一路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桂林，多数人则到了上海、广州。1948年，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组织农村调查，开展学术研究

农研会还相继出版了《中国农村描写》(1936)、《中国农村动态》(1937)等书，大量收录会员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抗战期间，农研会组织会员在浙东南等地坚持进行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与研究，调查结果在《中国农村》上予以刊载。农研会还在《中国农村》上载文介绍实地调查需要的理论、方法及技巧，如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1)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1/11)、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2/4)、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2/6)等，皆颇有价值。在《怎样做农村调查》一文中张锡昌指出，从事农村调查前先要明确调查什么，还要明确需要调查哪些问题。他强调，“农村调查工作一定要以农村经济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做基础;如果缺乏理论上的修养，调查时候一定会被许多表面现象所蒙，不容易抓到问题的中心。”(13)接着，他介绍了进行农村调查的一些技巧问题。韦健雄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从事农村调查的基本方法，如概括调查、挨户调查、选样调查、通讯调查等，还介绍了编制调查表格、分类统计的方法及技巧，等等。所有这些，对有志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的工作者颇有裨益。农研会明确提出“不但是要认识农村，而且是要改造农村”。为此，农研会拟定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涉及11个方面:(1)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之方法;(2)中国农村经营的形态和性质;(3)中国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4)中国的农村借贷制度;(5)中国农村市场之结构和商业资本的作用;(6)中国的税捐及其性质;(7)中国的农村手工业;(8)中国农业劳动的雇佣制度;(9)中国农民的乡村;(10)中国的灾荒及其性质;(11)中国的农民运动。(14)从其研究内容来看，可谓非常全面，既有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有对农村经济具体内容的细致考察，还有对农民运动的思考。当然，也有会员批评它“不但太简单而且还缺乏一条中心线索把它各个联系起来”。(15)农研会注意吸纳各方意见和建议，研究重心不断发生变更。1934－1935年，农研会着重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农村调查的分类研究。1936年初，《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的“复刊词”写道:“我们似乎常常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面兜圈子，我们对于农村青年工作人员的注意委实太少，我们很迟很迟才部分地接受大众化文化运动的启示，才跟周遭的文化浪潮合流起来。”(16)薛暮桥在文章中也指出，处在农村经济危机中的广大青年“感到怀疑，感到动摇;于是一部分人抱着自暴自弃的混饭主义;另一部分因为厌弃乡村工作，回到都市中去过他们的流浪生活;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仍在那里埋头苦干，烦恼着，悲哀着”。(17)针对这一情况，农研会提出要“尽力帮助这些歧途上的乡村工作青年，同来开辟一条光明的道路”。1936年上半年，农研会的目光集中到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到1936年下半年，又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建立乡村中的联合阵线这一具体课题上”。(18)从1936年开始，农研会每月规定一个中心研究问题，供会员们研究，如《中日经济提携对于中国农民的影响》、《中国农村中富农经营底现状和前途》、《暑期调查研究工作大纲》、《乡村工作人员大联合与今后乡村工作应含之内容》等。为使会员踊跃参与讨论，《会报》对会员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同一地点之会员应经常联络作共同研究及讨论;各地会员应相互通信供给材料，讨论问题;会员赴他处旅行考查调查，可请本会介绍当地会员予以协助;会员研究农村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如有疑问可向本会研究部通讯讨论组提出讨论;会员应将本人的研究工作经常向本会报告，以便给予协助或介绍研究同一问题之会员互相发生联系。(19)每个议题均有一些会员来稿讨论。但总体而言，效果并不理想。农研会研究部总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一，我们所提中心问题并不能引起多数会员的研究兴趣，只有极少数的会员参加讨论;第二，大多数的研究报告犯着零碎或幼稚的毛病，不能够在会报上面发表;第三，会中不能够把这些研究结果整理出来，作一有系统的报告。”(20)1936年10月25日在上海会员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座谈会上，与会会员也认为，过去会报及座谈会所定的中心研究问题过于高深，使大家不易普遍参加讨论。(21)除了中心问题讨论外，通信讨论、座谈会等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式。薛暮桥指出，“本会会员散居全国，我们相信通信讨论是最适当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是会中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之一。”(22)农研会解答了读者们关于“怎样分类观察村户经济”、“怎样写农村通讯”、“农村价格为什么会低落”等许多问题，刊载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上，待《中国农村》创刊后则刊载于该刊的“读者问答”或“读者园地”栏。农研会总会及各地分会通过座谈会、叙谈会等形式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1936年3月10日，南京乌江会友召开座谈会，孙晓村、千家驹、周万岭、云毅、陈洪进、王一青、胡泽润等会员出席，座谈会讨论了“农村中救国运动与联合阵线的问题”。讨论会上会员们各抒己见，非常踊跃。陈洪进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1)在农村中救亡与反封建压迫剥削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以中农贫农为主力的联合阵线愈开展，切身问题愈能得到解决，同时解除束缚的农民大众，就愈能发挥出救亡的力量;(2)因为救亡是目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是救亡第一;(3)救亡联合阵线需要都市与农村的联合;(4)农村中要努力推广国难教育，救亡宣传;(5)农村救亡联合阵线虽包括各阶层，但应以中农贫农为主力。(23)上海、河南、温州等地会友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叙谈会，其中1935年上海会友围绕农户分类和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会就有七、八次之多。1937年3月9日，农研会在上海召开“国民经济建设”讨论会，讨论会因钱俊瑞发表的几篇有关“国民经济建设”的文章而起，场面异常热烈。

结语

从1933年成立到1951年解散，农研会走过了十八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期间，社会动荡、战事不断，兼之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资助，农研会的发展可谓历尽曲折。尽管如此，作为民国时期研究农村经济的一个学术团体，农研会努力克服不利因素，积极致力于知识传播与学术研究，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一，中国社会性质如何，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中国农村》的知识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及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为贯彻中共的土地革命路线扫除了障碍。第二，吸收和团结了广大进步青年。《中国农村》发行后，对于整个乡村改良运动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产生了震动。为了争取广大青年，农研会会员除了对他们的来信做单独的或公开的答复之外，还就一些问题组织讨论，发动他们积极参与。农研会把这些青年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的会员和通讯员。《中国农村》经常刊登会员和通讯员们的调查材料、研究论文。通过这些，农研会团结了一大批农村工作者和青年，不仅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壮大了自身力量。第三，推动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深入。农研会会员撰文介绍从事农村调查的理论、方法及技巧，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和研究，用较规范的专业报告与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在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如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首先我们来看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不仅奠定了其在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史学界的权威地位，而且也表明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是从人性自由的角度出发。探究到人性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休谟的自由主义人性论，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人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经济学研究当然是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的。人类的欲望是进行活动的前提，人类的多样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了交换的需要，人类的欲望的无穷与自然界资源供给的有限造成了私人占有制度的产生，休谟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私有制都是人类追求自然本性的结果。人们追求私利只有不损害他人的或公共的利益，法律就没有必要对其活动加以限制。斯密正是接受了休谟的这样的观点。坎南认为斯密在大学的讲义中大量引用休谟的经济论文。杜格尔特・斯图尔特是亚当・斯密的好朋友，他在《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一书中称斯密是一个人性论者，“在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他似乎就全力以赴的进行人类本性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从人性的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如论述分工时就是从人的自然倾向出发，得出人们的交易活动是从人类的最一般的自然本性出发延伸而来的结果，交换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人们无法通过单个人的劳动产品来获得自己的需要，这就产生了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是人类的自利性发展的结果。“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还用人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得出人类的自利动机和公益相协调的结论。在他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他应该有选择自己行动方式的自由,假如他不受干涉的话，他不仅能使他自己获得想要的东西，而且能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得到增加。支配人类行为的感情可以互相沟通且互为基础，如自爱和同情是相伴而生的，由此产生的行为导致结果必然是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人的利益得到维护。依据这个论点，亚当・斯密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既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都“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段原话是：“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达到最大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加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另一个目标，而这一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正是这句话所引申出来的理论，成为经济学界引经据典的根据。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斯密的“手”理论可以分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机制，“看得见的手”指的是财政手段。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当时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广泛存在，重商主义成为封建政府的理论基石。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把资本从封建社会的缚束下解放出来，于是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斯密认为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有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加强分工，分工可以提高效率；第二，要增加资本的数量，资本是从事生产的前提；第三，要改善资本的用途。

对于分工而言，他是人类的自利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人经营一门专业所获得的收益总比他经营几门专业获得的收益要大，把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也使他人的收益获得更大。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发展的规模和深度，政府无需对此干涉和控制；增加资本的数量，在斯密看来是节约的结果。一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其自己必须时刻注意节俭。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有浪费的倾向，但最后还是节俭占了上风。因此，追求资本的增加也是个人自利倾向发展的结果，国家也无需对此干涉；对于第三项，改善资本的用途而言，斯密认为：“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地资本找到最有利地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同时斯密认为，只有个人才能知道资本用于哪一方面才最为有利，这无需国家和政府进行干涉，如果政府进行控制的话，可能会对社会是有危险的。综上所述，斯密认为，要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最好的经济政策便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

“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在“自然秩序”的环境中，所谓“自然秩序”即指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才可以自由流动，“一切都听其自然，各个人都能自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在“自然秩序”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才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得到改善。“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合理，即如斯密所说：“私人利益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在农业上呢，投在工业上呢，投在批发商业上呢，或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个人的利害关系与，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他们把过多资本用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将会立即使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社会利益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可见，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利用人们的趋利性，引导人们把社会资源分配到效率最高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分析斯密提出的“看的见的手”－财政政策，在凯恩斯看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所以，凯恩斯说：“我现在有点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理由是：各种资本品之边际效率，在市场估计办法之下，・・・・・・可以变动甚大，而利率可能变动范围太狭，恐怕不能完全抵消前者之变动。”而这一点是否与斯密的财政政策相近，尚属于我个人观点。财政政策可以从支出和税收两个方面来考察，先来看斯密的财政支出理论，他认为政府支出应该在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以及私人财力达不到的领域。他说：“通航水道.运河以及供给城市自来水的各种必要工事，很明显的，不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同时，其所需巨大费用，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维持良好通道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有那些最直接受到收益的人维持，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么，在大多数场合下，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从上面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思想中不全是政府对经济的自由放纵。另外，斯密有关财政支出的论述是有关教育支出，他说：“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益的，其费用由社会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在教育的环节上，他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有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

斯密的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他的税收思想上，斯密认为一切税收均来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要想使全社会资本配置达到最优化，使社会资本的积累达到最大，就需要应用税收对其进行调节。他论述了征收工资税对资本变动的影响，工资税归根到底都来源于资本家对消费者的加价，征收工资税，必然使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最终，资本家要想方设法把这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不成功，资本家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整个国家的财富减少。另外，斯密还论述了税率对收入调节的影响，他说：“对必需品课税，因而提高劳动工资，必然会提高一切制造品的价格，从而减少他们贩卖与销售范围。”所以他主张对奢侈品课税，“一种重税，有时会减少所税物品的消费。”“当收入减少，是由于消费减少时，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减低税率。”很显然，斯密是主张用税率来调节消费，在用消费调节收入。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斯密的出口退税思想，退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商人对外输出商品，可以退还本国的国产税的全部或部分；二是输入的外国商品在重新输出时，可以退税。他说：“课在本国产物或外国产物上的关税，即使在输出时全部退回，退税亦是合理。”退税的真正目的在于应用财政手段鼓励出口，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上面的分析,着重在量的方面的考察。下面就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看一看三阶段过程的特点。

作为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典型例证，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缫丝业中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它之所以率先地由“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广东原有的手工缫丝业， 是机器缫丝厂得以产生的基础，笼统地说，是可以这样看的。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继昌隆成立之前广东手工缫丝并没有完成小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历史悠久的广东，原有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的老妇，”[1] 这是广东手工缫丝的普遍情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这就说明两者的距离还是不小的。据说创办继昌隆丝厂的陈启沅在创用蒸汽大机三数年之后，又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农村手工业者小本经营。[2] 这种足踏小机，介于原来农村广泛使用的原始手机和继昌隆丝厂所创立的蒸汽大机之间。这就不但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小距离，而且说明缩短这个不小的距离，不在工厂出现之前，而是在工厂出现之后，在这里，如果按它的正常涵义理解，三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真正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演进，是在继昌隆丝厂内部完成的，上面说过，继昌隆丝厂的所谓汽机，最初只是用于蒸汽煮茧，并非用蒸汽发动机器缫丝。工厂叫丝偈 或叫鬼?，不叫工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厂，是在丝偈成立多年乃至将近二十年之际。这个区别于手?、踩?的鬼?，是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改革的结晶。它“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3] 这就很清楚，继昌隆之前，广东手工缫丝业中，没有出现手工工场。继昌隆是兼手工工场和机器工厂二者而有之。事情还不止于此。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又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机器大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对比相当鲜明的例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首先发动机器缫丝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4] 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19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很清楚，资本主义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恐怕是难以得到园满的解释的。

当然，出现在广东的情况，并不能概括全国。例如，后起的丝业中心，以上海和苏杭为重点的长江三角洲上的情况，就与以广州、顺德、南海为重点的珠江三角洲迥然不同。那里的缫丝厂是以外国资本的缫丝厂为前导，以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资本为后继的模式出现，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而出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的丝织工厂，则是三阶段发展的典型。

上海的新式缫丝厂，滥觞于1859年的怡和洋行所设的上海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建厂的开始阶段包括建造两个藏茧的仓库和一个厂房，其中安装了锅炉和蒸汽机，以及100台缫丝车所需全部铜管和木卷筒。大部分设备要在香港造好，而且还要把装备这些设备的熟练工人一同带到上海来。1861年5月丝厂建成。1861年春，该厂开始在本地居民中招募和训练劳动力，并聘请了四个法国教师。”[5] 见之于《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的这一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中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继续写道：“与广东早期出现的近代缫丝厂仅用蒸汽煮茧不同，上海早期缫丝厂是用蒸汽机来运转缫车，蒸汽是煮茧缫丝的热源，同时也是缫丝的原动力。”[6]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外国资本的丝厂，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丝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缫丝厂，由祥记丝栈老板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所创办的公和永丝厂，在1882年创办之初，乃是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的。[7] 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是明白无误的。

和上海的新式缫丝厂相反，包括杭州、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丝织工业，却显示出三阶段过程的鲜明烙印。在上海，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出现了使用抛梭木机的零星织户，辛亥革命后，绸业商人开始从国外引进的改良手拉铁机。1915年出现第一家使用电力丝织机的肇新绸厂。[8] 在杭州，创办于1912年的纬成公司，先是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继而于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近代动力丝织厂转化。”[9] 而在此前近半个世纪，作为丝织小手工业主和包买商的蒋廷桂，先是与自己的兄弟合买一张木绸机，自己织绸， 后是向日本选购新式的铁制绸机， 建立了一个包括几个车间的手工工场。至于苏州，这一轨迹更加明显。 有的研究者以确凿的事实，作了具体的陈述。认为苏州丝织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进，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苏州纱缎同业秘密筹划，认为改进织机是当务之急，公推永兴泰文记纱缎庄主谢瑞山负责引进铁机等有关事项。当年， 谢瑞山向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到武田式手拉铁机二台， 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 即派专人去上海学习铁机制织技术。次年将铁机运回苏州，并按式仿制铁件，正式安装使用。”[10] 这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绸厂——苏经绸厂。 此后数年间，这种绸厂，风起云涌。1914年苏经正式投产时，铁机不过一百台，六年以后（1920），苏州城乡内外各绸厂的铁机，已有一千余台。[11] 再过一年（1921），“苏经绸厂资方首先向日本洋行买进一台电力织机，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12] 如果说，1912年开始筹划的苏经绸厂， 还只能算作一个手工业工场， 那么，1921年以后的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绸厂，完成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任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

然而，这位研究者在具体陈述苏州丝织业三阶段的经历后， 接着正确地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虽然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就苏州丝织业来说，它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产生之后。”[13]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历程和它的历史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是这样，即使就苏州一地、丝织一业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就苏州一地而言，它的两大现代工业企业，即棉纺织工业中苏纶纱厂和缫丝业中的苏经丝厂，它们的设立，都早于苏州使用电机的苏经绸厂将近十五年的时光，而这两个现代工业企业，迄今人们还没有发现它们有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前史。事实上,整个苏州，在1896年对外开埠以前，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都是在开埠的次年才开始筹建的。开埠的影响，对苏州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就丝织这一个行业的本身而言，苏州丝织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放料代织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土法木机，沿袭了300多年而很少改进。”而在1912年以后的短短十年中，就连续跨越了两个台阶，由家庭小手工业迅速越过工场手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在中国古老的木机旁边，已经有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新式机具。具体到苏州的丝织手工业，则是先有日商小林洋行的武田式手拉铁机，后有津田式和重田式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力织机。没有外国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不要说现代化工厂，就是手工工场，在很多场合下，也难以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的脱胎而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无论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三阶段，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决不是忽视了中国的内部因素，也不是把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生产方式的产生记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功劳簿上。中国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的关键，是外国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如果说，这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一枚果实，那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枚苦果。因为它决定了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坎坷，决定了它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三十多年前，一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处境进行过考察的资深研究者曾经对此发表过一段议论，他说：“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大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14] 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这还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而言，按照这位研究者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位对河北乡村手工棉织业进行过考察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他说：“五十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活跃，不是发生于中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 ……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15]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16]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与此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所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17]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一个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可以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这个提法是比较含蓄而模糊的。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18] 什么是外铄论？“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孤立的”。[19]

这一论点，是针对中国托派宣传的“理论”的。[20] 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们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分析。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 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昭示。

当然，一般地说：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许多研究者都拿矿场为例，来论证这一点。有的认为原来手工开采的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有的据此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 就拿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固然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事实，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新式煤矿一－开平，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之时， 那里的确是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这些手工开采的煤矿，当时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据唐廷枢报告说：这些煤矿，从明代就已开始，土人见煤即锄，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这种随开随弃之矿，能给新的开平煤矿提供多少技术、经验和资金，这且不说，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唐廷枢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 对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 也不去深究旧矿的出售， 是不是“乐意”；出售的旧矿，是不是“已弃”。但新矿开张、旧矿出售，这总是事实。实际上，二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十五年间，前后共出现过十四所新式煤矿。从这十四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十四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台湾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九十二处，[22] 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开采。”[23] 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不下百处，[24] 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原有土窑开采之煤， 也不许随便销售。[25] 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被迫中断它应有的发展前途。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手工开采的煤窑，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上述十四家新式煤矿之一的山东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乎？”[26] 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时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倒是切合中国的历史条件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扼要陈述：这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谈：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 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机器大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的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闻名于纺织界的宁波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由中国自生自长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集资五万元成立公司，又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27] 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纱厂的主持人， 是一个从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关系至深的一位由商而官的士绅。[28] 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 也时有所见。 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 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 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 也由国外输入。[29] 此外， 在手工皂烛业、 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30] 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见于史籍的，就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1] 这些虽然只是见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可概见。

所有这些，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不仅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许多场合下也都离不开外国机器（包括动力机和非动力机）的引进。也就是说，当中国现代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之时，按中国自身原有的整体经济水平衡量，甚至连工场手工业，都不见得完全能够独立地发展起来。这个事实，恐怕主张三阶段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 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 都是开平煤矿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2] 金属矿中的三小银矿，筹办的第一步便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33] 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亦复如此。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34] 公司延聘的美籍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也多照此办理。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35] 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36] 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37] 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工场直接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在华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38] 还应该看到， 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一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60年代之初，它开始时虽然采取了附骥外国船厂的形式，但毕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当然，这是要到本书终了之时才能作出的结论。

注释

[1]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8页。

[2] 宣统《南海县志》 卷21， 参阅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第43页。③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6页。

[3] 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 见《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4期，第34页。

[4] 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6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 ，第47页。

[5]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5～136页。

[6]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8页。

[7]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40页。

[8]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1991年版，第162页。

[9]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第143页。

[10]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1992年版 ，第196页。

[11]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6～197页。

[12]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8～199页。

[13]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5页。

[14]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 1962年第3期。1985， 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 并作个别订正。此处引文， 见《论文选》 第357页。

[15]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 载 《中国农村》 1卷3期 （1934年 12月1日）第76页。

[16]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见《中国近代经济论文选》，第357页。

[17]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载《人民日报》， 1965年8月20日。

[1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1985年版 ，第178页。

[1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6页。

[2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4页。

[2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1957年版 ，第619页。

[22] 《淡水所志》 1871年刊 卷4 ， 第213页。

[23] 《申报》 1877年10月23日。

[24]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57 第18页。

[25] 盛宣怀：《愚斋存稿》1914版 卷2 第16页，周叔?o：《周止庵先生别传》 1937年版 第26页。

[26] 朱采：《清芬阁议》 1908年版， 卷8 ， 第12页。

[27] 以上据系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辑 第973～984页。

[28]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 1957年版 第929～930页。

[29]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994页、第999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713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1～333页。

[3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 第336页、第340页、第377页。

[3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68页、卷3 第691页；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18页，第42～45页。

[3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643页 、 第668页。

[33] Herald 1883年7月27日

[3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8页。

[3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3页。

[3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40页。

[3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6页。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时期， “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 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

————————

① 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著，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著中就华北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 and 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

② 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极富开拓性与启示性。不过，他把现代性题域化约为心性结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则体现为把“”简约地理解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积聚的社会怨恨的总爆发)则失于褊狭。笔者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则不囿于思想史或精神研究的视域局限，而尝试沿着社会一文化史路径展开经验探索，以求在历史研究中糅合社会史式的经验实感与新文化史的分析路径。

“话语—历史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结构性张力与“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策略的复杂运用、优势／劣势的转化和妥协的临时达成等)。翻身与生产的矛盾一方面是话语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历史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一矛盾是双重情境的，即话语一历史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考察，既非单纯的话语分析，也非单纯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对实践过程中话语实践与资源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成以及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多方位展开的诸历史意识与行动及其结构性后果进行整合。简言之，翻身与生产是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关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翻身”与“生产”都是经验贴近型话语一历史范畴，而非远离历史实践场景的一般分析概念。①例如，虽然“生产”这一主位范畴与劳动生产率等

————————

① 关于“经验贴近”(expenence-near)概念与“经验疏远”(experiel'ice-dis- tant)概念的区分，参见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论述(Geertz，1983：5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经验贴近”范畴，我们的分析与叙事才不致离历史经验太远，我们才能保持对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微妙变化的敏感。当然，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要能够“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深陷于历史的经验与表述中而为其所左右，从而丧失分析的抽象力。例如，在考察实践时，我们应避免依赖诸如“偏向”、“富农路线”、“左”倾、“过火”等一些不具分析力的历史范畴来评判历史，并轻率地得出成见性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这些范畴与说法保持历史的敏感与分析的“无动于衷”。或者，套用常人方法学家的说法，它们是需要加以探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能直接充当分析与解释的“资源”(resources)(Poll- ner and Emerson，2001)。本文的分析则试图探究这些话语一历史因素如何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驱动下生成并被部署到实践进程当中。因此，本文的写作宗旨不是暴露的“错误”、“偏差”，也不是梳理拨乱反正的政策演变史(——事实上，此类叙事可以完整纳入阶级斗争叙事)，而毋宁说是揭示偏差错误以及拨乱反正之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经济学概念确有关联，但在分析维度上却是不同的。①本文立意并非是以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增长为客位尺度而对“翻身”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估，而是具体考察北方中“生产”与“翻身”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及其演变动态，并借此从一个角度来阐明北方的革命现代性涵义。②

本文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各级史料、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党史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属正式出版物。③其次，本文也使用了1997～2000年间笔者在陕北骥村

————————

① 期间革命话语中的“生产”通常指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活动，它既有农业产出与劳动效率方面的指向，同时又涵盖了农业劳动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话语中所谓的“生产情绪”)。“生产情绪”问题在北方过程中一度成为一个话语焦点，后文中我们会就此展开历史考察。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存在紧密关联的一个现代因素是乡村中的革命政党、政权及其权力实践。下文中我们会多处提到这一点。

③ 为征引方便，本文中使用如下简称：《史料》(《中国史料选编》)、《文件》(《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河北》(《河北档案史料选编》)、《河南》(《河南解放区的》)、《晋绥财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陕甘宁财经)(《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华北财经》(《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行财经》(《财政经济建设》)、《东北财经》(《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经济论文选》(《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毛选》(《选集》)、《毛文》(《文集》)、《康生言论》(《康生言论选编》)、《毛年谱》(《年谱》)、《刘年谱》(《刘少奇年谱》)、《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重要文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山东大事记》(《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晋绥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岳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关于文献的详细情况(编作者、出版社等)，见文末参考文献。

收集的部分七改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及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史料运用的方法论问题专门进行讨论。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交互运用之方法论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在实证层面去伪存真的相互验证、补充，而更主要的是在史料的反思性解读过程中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因此，它们的方法论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填补出一个原本的历史真实或者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②

————————

① 骥村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主要是我在1997～2000年间参与孙立平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一项目期间进行的，有幸与课题组的孙立平、郭于华两位老师及何江穗、姚映然合作开展研究。另外，人类学家罗红光先生曾对骥村口述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我个人在与各位师友合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本文中所使用的口述史与生活史材料基本转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的大众记忆》，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中骥村的人们》(文中征引处简称《骥村人》，所用人名皆为化名)。但我对其中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下文中恕不一一说明。

②　这是本文在一项“宏观”研究中运用单个村庄口述史与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理由所在。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在话语的“斗争”与妥协中，在声音与沉默的间隙中，蕴藏着发现历史线索的丰富可能性。此外，口述史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使我们得以兼纳从政党高层精英到普通农民的不同层面的声音，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述史使研究者得以直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口述史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现”农民“小传统”以抗拒革命“大传统”——从而通过物化党与农民的不同“声音”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而更在于滋养我们的历史感性与磨砺我们的分析悟性。

下文的分析与叙事围绕北方期间生产与翻身的话语一历史矛盾这条主线展开。我们将首先考察前根据地党政权力如何与生产建立话语一历史链接，进而考察实践中“翻身”如何与“生产”构成话语一历史紧张乃至“斗争”，以及这一矛盾关联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调整其政策与策略(以图暂时“化解”矛盾)。此外，在这一复杂的话语一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动态而具体地把握诸如“贫雇农”、“中农”、“新富农”等一系列内涵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翻身—生产这一话语—历史矛盾主线的牵引下而被“问题化”。①

————————

①　在北方中，一个显著的话语一历史现象就是“划成分”过程中“偏差”不断，“错误”百出。晋绥党委在检讨中“左”的错误时曾提到其中一个错误是“认为群众自己会定成分，用不着领导掌握” (参《晋绥财经》，500)。任弼时在1947年11月中旬致的信中提到，“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参任弼时，1987：412)。直到1948年初，革命政党才对“怎样划阶级”的有关具体标准有所交代与澄清(参任弼时，1987：414～420；另参、胡乔木起草，经过党内高层讨论但最终未公开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1948／2／15]，《文件)，172～227)。其时，北方已近尾声。1948年2月8日，谭政文撰写的一篇山西某地代表会议的通讯生动地记述过《怎样划分阶级》 (1933年的旧文)下发后在贫雇代表中引发的的思想“混乱”：如有的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有的抱怨说：“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怕，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打烂哩!…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云云(《文件》，275～76)。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在阶级成分划分上出现的“偏差”，并将之部分归咎于基层工作人员“没有的经验”、“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实为的手笔，参《毛文集》第六卷，65)。可见，北方中的“阶级”并非客观实在的社会经济分类体系，而是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化形地主”、“生产富农”、“中不中，问贫农”等说法、做法的出现，更体现出北方过程中“阶级”的话语一历史建构性与可变性。

北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当然，本文的立意并非论证“反‘左’”、“纠偏”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化解”，而是通过经验地考察北方的话语一历史实践来展示“革命”与“生产”之矛盾的原初形态。这一“系统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是北方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后果。

“翻身”与“生产”：北方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

“矛盾”曾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话语，或者舒尔曼(schurmann，1971[1968])所谓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作为历史话语的矛盾，其在时期的主要表述形态为乡村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此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一直是历史的正统叙事基调(董志凯，1987；杜润生，1996)。

然而，近年来这一历史叙事所描绘的传统乡村社会以及阶级斗争图景已经受到一些经验研究的质疑(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第2、3章)。例如，黄宗智先生在大量村、乡层次的经验证据(如张庄、十里店等)基础之上重新刻画了前中国乡村的社会阶级状况。这些证据显示，前许多村庄(特别是华北地区)中根本没有在村地主。因此，在革命政党的宏观阶级矛盾分析转化为村庄层面的阶级斗争行动这一过程中，革命表述与社会实在之间出现了错位。①秦晖先生则通过考察关中这一“特殊”地区——“关中无地主”而“关中有封建”——的而含蓄地挑战正统叙事(所谓“太湖模式”)。这些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之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彻底颠覆革命叙事，而在于为反思中国革命注入了可贵的实证精神。②当然，除了在经验层面上质疑正统叙事以外，学者们还就北方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探索新的分析路径(Esherick，1998；张佩国，2003)，或者实验新的叙事方式(李康，1999)。这些出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撼动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话语的叙事支配地位，从而为我们将“矛盾”与“阶级”析离开来奠定了基础。

————————

① 此外，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不仅试图在经验基础上解构农村阶级斗争叙事，而且试图引入革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从运动直至的“中国革命”。

② 近来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没有地主的村庄”的说法来概括前中国乡村内部社会分化状况，以图颠覆阶级(地主—农民)斗争之革命叙事(卢辉临．2003)。经验地看，这一矫枉过正的说法(如作者本人所言)当然值得商榷。仅以40年代初曾调查过的陕北杨家沟为例，前这个村庄在不到三百户家庭中就有大、小地主五十余户，是陕北出名的“地主窝” (，1994[1942]：124～135)。这个庞大的同姓地主继嗣群体集中聚居在杨家沟及邻村寺沟，并控制着远近40华里、覆盖周围3县的大片土地。杨家沟地主在当地通称“堂号”，虽雇佣掌柜，但地主们往往直接管理土地并开设字号经营土地窑房典买、粮食买卖及借贷等业务。曾经对该村的大地主马维新的字号经营、土地租佃及历年收支等经济情况进行过深入的典型调查(详参，1994[1942]：169～190，194～217，229～239，249～260)。显然，这是与江南“不在地主制”不同的乡村地主经济形态(其具体经营形式则是多样的)。从而，也提供了一幅不同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1947年初杨家沟搞征购地主土地试点，当时全乡从六十三户地主手中征购土地两万余亩。而在此之前，经过减租运动与地主自动献地，已有近一半土地转入农民手中(李，1987：598～99)。当然，即使在杨家沟这样的“典型”中“阶级”与“矛盾”、“斗争”的联系也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简单。事实上，杨家沟在当时曾被视作发动群众失败、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的例子(《康生言论》，127；马光华：《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1947/7／25])。而在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尤其是“恩德财主”成为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此外，正是由于当地不乏活生生的地主，村民们围绕“具体地主”(各堂号老爷、财主)的日常生活记忆构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抽象地主”的“抵抗”或“逃逸”，或者说历史地形成“黏合中求生存”的记忆“策略”或“战术”，从而在口述记忆中呈现出“分化的心灵”这一集体叙事心态(李放春，2000：31～34，106～08，112～15)。在类似的经验感受推动下，曾在杨家沟从事田野工作多年的罗红光先生则提出“生活关系中的地主”来质疑作为阶级分析要素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主” (详参罗红光，2000：第l章)。此外，历史学家周锡瑞(Eshcrick，1998)有关杨家沟的一篇研究论文则从革命过程的视角出发挑战阶级结构分析。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杨家沟的例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质疑革命叙事，而必须在分析层面开拓新的可能路径。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从分析上超越“阶级”与农村阶级斗争，而不只是在经验层面质疑或“证伪”它?我们如何在摆脱阶级矛盾框架之束缚的同时又不落人历史唯意志论的分析陷阱(如政治功利论)?换句话说，我们在扬弃的阶级斗争镜像时是否也要随之废弃矛盾分析的穿透力?在经验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矛盾分析路径或者一种新“矛盾论”?这些问题把我们的视野从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实证分析引向话语—历史分析。

大量的史料显示，农民翻身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一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从话语分歧与“斗争”的角度来看，其“问题化”的程度还不及围绕“农民”形成的诸话语一历史因素。在北方的历史实践中，虽然也有过诸如开明绅士刘少白被斗之类事件所引发的话语波折，但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基本上构成话语默契。①相比而言，“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成为北方的话语—历史焦点所在，而这些“问题”与本文要探究的“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②这构成本文分析与叙事的起点。

————————

① 后文中会提到，在《五四指示》执行过程中围绕“地主”也存在政治分歧，而许多干部也在斗争过程中被指斥有地富思想、“坐在地主怀里”。但是，在翻身话语中，地主作为一个不事农业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阶级而在消灭之列则是一种逻辑“共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式)经营地主”与“新式富农”这两个曾同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在北方中的不同话语一历史际遇而得到进一步认识。

② 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可以与“阶级”相关，却不必然还原为或推演到阶级矛盾。当然，实践中的话语一历史矛盾与斗争恰恰时常会通过阶级斗争语言而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谨慎的地方。例如，在其关于的高度浓缩的社会学分析中，舒尔曼(Schurmann，1971 [1968]：427～431)曾把内战时期共产党走向激进(与革命恐怖)的原因归结为乡村内部矛盾而非革命意识形态，并颇富洞见地将矛盾分析聚焦到“农民”而非“地主脓民”。然而，他又套用阶级矛盾理论而把村庄内部矛盾理解为富农与贫农之间的斗争——共产党则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则显得过于轻率(事实上，他的这段“阶级分析”也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撑)。

话语—历史矛盾分析不是要揭秘式地建立新的历史逻各斯，而是试图把握史料中展示的话语分歧与历史张力的一种策略。“翻身”、“生产”是史料中最为频繁出现的语汇，而围绕二者所形成的话语—历史关联也是研究者借助史料贴近北方的直观经验感受。此外，在一些亲历过的普通骥村村民的口述回忆中，翻身与生产或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两难也构成他／她们的历史体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而是有其坚实的经验基础。

不过，为便利于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革命话语之逻辑关系。前文已经指出，正统叙事围绕的一条话语主线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与此相关联，革命叙事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农民翻身从而激励生产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话语逻辑。①在革命话语中，翻身与生产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革命要素——特别是翻身(生产关系的改变)成为发展生产的逻辑必要前提。②而在过程中，与阶级斗争话语相联系，翻身促进生产的话语逻辑也是发动群众的合法性论证与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策略。此外，我们还将看到，生产在翻身运动过程中也一度成为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焦虑之一。因此，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关联的历史实践形态。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运动等同于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土地分配的翻身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如生产、民主等)，从而未能对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话语—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北方时则专注于这些话语—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身与生产之矛盾。③这样一种关系分析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直接回到历史话语本身的现象学式态度，以求直观地把握到过程中的话语一历史关系。④当然，话语—逻辑关系与话语—历史关系是不同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论所基：历史话语及正统叙事试图突出翻身与生产的逻辑整合，而我则强调二者的话语一历史矛盾。

————————

①　参见美国左派人士韩丁最近一篇激情洋溢地捍卫的文章(Hinton，1998)。

② 例如，一份1946年12月21日的《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翻身是为了扫除生产障碍，生产是为了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保证杀敌练武物质供给，杀敌练武又是为了保卫翻身和生产的果实，三者缺一不可。”(见《太行财经》 [下]，1233)1947年的一份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总结中在谈及太行大生产运动经验时也认为：“大生产运动是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的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才能开展起来，否则限于形式主义。”(见《太行财经》[上]，395)

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不同于一些研究学者所采用的政治功利论或者功能论分析。这里仅以与战争的关系分析为例。战争是北方的重要历史情境，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与战争有直接联系。例如，杜润生先生在回顾北方时曾指出：“(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一切为了前线’作为制订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这就形成了在战争中要充分考虑到贫雇农的要求。因为贫雇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是革命性最坚定的一个阶层。”(1996：6)而在最近一篇讨论北方的重要论文中，张鸣先生甚至完全把华北理解为中共打内战、争天下的动员手段(张鸣，2003)。本文的分析则无意强调战争与的因果关系，以避免使分析陷入现实功利论与历史唯意志论的双重陷阱，而忽视了革命话语与资源现实对历史意志与行动的双重制约以及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当然不是说的唯一动机或目的是农民翻身，而与政党功利因素无关。事实上，在1946年5月初的延安土地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毛年谱》，78)当年10月，毛指出，《五四指示》以来，凡深入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毛选》第四卷，1208)次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分析内战敌我形势时明确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搞了”(《毛文》第四卷，328)。但是，这并不是本文的分析所关注的。本文的主要关怀在于北方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构型的重要影响。它既不是的深层因果分析，也不是革命政党的主观动机分析。

④ 例如，本文关于“发动贫雇”的讨论所关注的是实践中这一话语—历史因素与其他要素(如“团结中农”)的复杂联系，而不是论证如何成为革命政党的社会动员手段。

通过考察翻身—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本文意在勾勒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结构的谱系渊源，而无意加入关于是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持久争论。①换句话说，本文所关注的并非翻身是否促进生产，而是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如何

————————

构成了运动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上文中已经指出，二者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在分析上却是不同的。

本文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946～1948年间的北方时期，并非暗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此时突然凭空出现。事实上，早在瑞金苏维埃政权时期，土地革命与农业生产以及军事供给的矛盾已经初显端倪。②但是，当时的党政权力尚未真正开展渗透与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40年代上半期——逐渐形成的，这一点下文中还会谈到。不过，这一时期的革命色彩并不浓厚，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主要针对地主阶级，对乡村的生产主体则没有构成冲击。③实际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农民多数向上发展，而许多处于上升的农民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从走向没落的地主手中购买到土地。④因此，直到北方时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才在贫雇翻身运动中全面浮现出来。

————————

① 长期以来，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史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也不断受到怀疑与挑战(Perkins，1969：108； Chao，1970：36～44；Ash，1976；Brarnall，2000)。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很有启示性。但是，对的经济后果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抹杀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联。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套用福柯的历史研究思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这套革命元话语(与阶级斗争的元话语)如何在中国乡村的历史实践中具体部署、如何在实践中塑造历史意识与行动，以及——更为重要的——这些话语—历史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革命现代性后果。

②　例如，王明在1933年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曾警告：“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一定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央文件》第九册，652)另参博古对苏区经济的一些政论(《红色中华》第51，76期)。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查田运动(参《红色中华》，1932～34年各期)以及特别

是对“赤色恐怖”的鼓吹(《红色中华》，第193，208期)中管窥一二。

③ 例如，1941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真在向中央汇报晋察冀边区阶级动向时曾描述了减租对地主阶级的冲击：“当群众起来时，有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又根本不缴租还债了，甚至在地主讨租时，大算旧账，反要地主倒贴；有的在村民大会上指骂顽固地主，剥夺地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的雇农在选举中要求雇主投自己的票，美其名曰‘劳资合作’；有的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反责备地主瞎眼并向之挑衅。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彭真，1991：4)当然，彭指出上述情形是“逾越环境与政策许可范围的斗争，是会走向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 (同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地主经济在减租与累进负担的双重打击下大幅下降(，1994[1942]：152，197，200．297～299，364；李锐，1998[1945]：318～320；另参Friedman， Pickowicz，and　Selden，1991：84～86；Esherick，1998：353～357)。对中农阶层的生产构成直接影响的只是公粮负担(，1994[1942]：365，367)。当然，考虑到农民之间存在的租佃关系，情形相对就会更复杂一些。

④ 例如，在其1942年的晋西北调查日记中描述阶级变化时曾提到：“四大动员后，地主富农卖地，中农买地。……地主转化为富农的倾向，已开始。利用亲属关系，雇佣工人，借贷亦然。” (，1994[1942]：368)另外，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佃农刘旺就是一个上升农民买地、圈窑的例子。

那么，本文为什么集中讨论的早期阶段——北方，而不是1950年土地法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或者泛泛而论运动?①这是由于土地法颁布前后的两个阶段存在实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是在和平环境下相对有组织、有控制地开展的运动，而北方解放区则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也没有缜密的政策规划与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主持北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曾经坦承：“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②相比而言，主持华东的饶漱石在两年后谈到时底气则已相当不同：“大体须经过下列步骤，即‘小心谨慎，创造典型’；‘典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全部过程，都是大刀阔斧和精细深入两种方式的结合；‘带’、‘推’、‘跳’三种方法的结合。的每一步骤都是以典型乡的先行经验，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带领和推动后续地区有阵地的前进，前一步骤为后一步骤准备好条件。这种做法既稳且快，不致‘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其具体经验如下：……”③饶的总结中那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显示共产党已经在问题上积累了相当的实际经验。事实也表明，1950年以来江南等新区的较之内战时期的北方要和平、有序得多，特别是许多被认为过左的政治实践(如极端贫雇路线、“搬石头”整干部等)都已被制止。④然而，就历史探究而言，北方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经历却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后期全国中制止的那些政治实践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中不断卷土重来、时隐时现；而这些实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不断以新的面目爆发并持续困扰党政权力与革命社会中的人们。这就促使我们在对北方复杂过程的细致梳理中来追溯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话语—历史源头。因此，本文分析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对北方具体历史过程之复杂性的高度敏感，并尽可能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与历史过程的梳理结合起来。

————————

① 以往有许多学者曾就运动(如Wong，1973；Lippit，1974)或者是新区(如Shue，1980)做过出色的经济、政治分析。

② 转引自《西柏坡》，109。

③ 饶漱石：《华东第二次典型试验会议的经验总结》(1950／11)，《史料》，698。

④ 在1949年8月10日致华中局的电报中就曾明令要求：“在南方及其它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见《毛文》，第五卷，324)当然，我们对1950年后情况的判断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抹杀新区的暴力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促使中共新政权再次把运动与战争动员的需要结合起来，并且基于国防考虑而加速了进程，从而激化了运动的烈度。

另外，本文的分析与叙事还试图观照到不同区域间的“政治生态”差别及其对北方的话语—历史实践进程的复杂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生产”与“翻身”的矛盾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大地认为，“翻身”与“生产”这两种声音源出不同的政治生态空间。“生产”的主要话语空间在西北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北方其他“老区”，而“翻身”的激进潮流则是从华北、东北各地“新区”(革命政党在抗战胜利后控制的区域)首先涌起并迅速扩散开来。①这样一种看似粗糙的“比较”眼光，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过程。虽然“翻身”成为运动的话语基调，但北方的曲折部分地却是不同政治生态下形成的不同话语之间“斗争”、僵持及至暂时妥协的结果。②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所谓“政治生态”并不对应固定的空间实体，而“政治话语”也并不是指涉诸如“两条路线”之类的政治派系纷争。③本文真正关注的乃是围绕“翻身”与“生产”这两大轴心所形成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

本文认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构型是北方的主要现代性后果之一。要深入理解运动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就不能只看到翻身与革命党政权力的话语与利害关系，而必须同时看到生产与革命政权的话语与利害关系。因此，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权力与生产的关系。

————————

① 当然，不能把这里所谓政治生态差异简单混同于“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之间的差异。所谓“老区”、“新区”都是历史相对范畴：同一地方抗战甫胜时成为“新区”而到军事反攻阶段就成了“(新)老区”；而另一方面，“老区”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千差万别(如位于陕甘宁边区的骥村在前属于“警备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经济保留得相当完整)。而且，随着军事的进展，“老区”、“新区”的相对范围不断变化。此外，还需要看到，实际上一些史家(如董志凯，1987)所运用的“老区”“半老区”及“新区”的类型划分是1948年初北方已进入尾声时才形成的(参：《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1948／2/3]，《毛选》第四卷；：《老区半老区的与整党工作》[1948／2／22]，1980[上])，它本身是一个话语斗争与妥协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这一分类没有现实基础)。因此，本文的叙述并没有采用这一晚生的类型划分来充当一般性叙事范畴。

② 例如，中央下达《五四指示》之后，陕甘宁边区最初的计划是征购地主超额土地，而前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明确指出这是当时一种“和平”的尝试(李，1987：597～99)。但后来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并于1947年3月攻陷延安后，这条道路遂告夭折。康生在1947年2月的一次报告中曾总结两种办法：一种是自下而上，即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农民的清算斗争；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即政府向地主征购土地。康提到，有人认为“清算适于华北，不适于陕甘宁”；康本人则坚持边区也应算账，外加土地公债，“农民自上而下，政府自下而上，两面夹攻，就把地主搞光了。”(康生：《关于问题的报告》 [47／2／8]，载《康生言论》，126～7)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国土地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而“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毛文》第四卷，329)。当然，在晋绥遭严厉批评后，毛又出面维护了西北工作。以上这些零散的评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北方时期的地区政治生态差异。此外，以往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日本学者天*[上旧下儿]彗(1984)关于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基层干部之比较研究。天*[上旧下儿]先生认为，活跃于乡村基层的“晋冀鲁豫型干部”是推动毛式激进政治的车轮。刘一皋先生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篇短文(1995)中对此也有涉及。

③ 例如，1940年代晋绥边区逐渐与陕甘宁边区一体化，同属西北局，但过程却迥然不同。

“吴满有方向”与“革命的富农”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政权都会出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然而，在二者联系的形式、渠道以及紧密度等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帝制时期皇权与根据地时期党政权力的重要差异：皇权主要通过祭天、春耕、祈雨等仪式来象征性地展示其对生产的关注，其与生产的直接关联则一般只限于农业赋税的征收，而没有对生产领域的组织性渗透。与皇权相比，现代党政权力与生产的联系则有了性质的不同：它密切地关注如何发展生产，积极地介入生产，强烈地企图领导生产。①简言之，现代权力不只是消极地与生产发生关联，而是把生产作为建设乡村领导权的重要政治场域。②

1940年代上半期，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联逐步建立起来。③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党政权力把大量精力集中到生产问题，并在生产运动中取得了相当的组织经验。④随着动员与领导生产成为党政权力实践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围绕发展生产的“新英雄主义”话语、制度，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边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⑤

————————

① 当然，这样的一般性陈述只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理念型概括，从而必然是对权力之复杂历史演变的简约性认识。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权力与现代性的话语—历史关系。我们认为，现代党政权力对生产持续的高度关注(乃至话语—历史化为现代权力经常性的合法性焦虑)与积极渗透(在这一权力实践过程中生成新的权力形式)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皇权与帝国官僚体制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但却不能想像帝国权力展开诸如制定农产生产计划这样的“生产领导”式权力实践。此外，顺便提及一下，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不同，中国乡村革命情境下的现代党政权力实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扩张过程。可以说，权力就在下面，而问题在于怎样展开实践。

② 例如，早在1940年，时任晋冀豫分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在指导整党建党工作时就曾撰文强调干部要尽量不脱离生产，要参加生产。在这篇题为《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中，李雪峰写道：“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他呼吁道：“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额促达成议案的地方去深人群众。”(转引自李雪峰，1998：108～09)李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生产如何通过“群众”观念而与权力发生话语—历史关联。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生产这一重要的世俗领域中，革命政党才逐渐学会了如何自下而上地建设其乡村领导权。另外，这种在领导生产中形成的常规性权力实践与在征粮、扩兵等突击性工作中形成的“动员”方式的权力实践非常不同，如晋绥边区1943年的一篇《农业生产调查》中在谈到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时就批评了“动员”式作风，并讥之为“跑腿主义”(《晋绥财经》，711)。但是，本文的研究任务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是由于边区政权面临的生存困难而激发的现实抉择，部分则是由于现代性话语影响而致的政治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实际财政需要与革命话语实践相契合的历史效果。

④ 一些早期的相关探讨请参见Schurmann，1971[1968]：416～25；Selden，1971：237～67。不过，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并非以“组织起来”为标志的生产互助运动，而是鼓励“新式富农”发展的吴满有运动。

⑤ 当然，这并非暗示这些话语的与制度的因素全然是现代的。例如，勤劳致富一直是传统社会经济伦理而非一种现代观念。然而，重要的是现代权力实践如何与这种传统资源建立话语一历史关联。

在这些话语鼓动与制度激励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政策性措施就是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大量扶植劳动英雄与生产积极分子。这一新崛起的社会精英阶层，大多为出身贫苦，但通过勤劳致富而上升为新富农或者富裕中农。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党员劳动英雄吴满有。①1928年，吴满有逃荒到延安。1934年当地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当地模范的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运动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并引起高层关注。②此后，吴被树立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该社论一度引起读者质疑，即“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一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此后，“吴满有方向”一度成为各边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成为所谓“延安精神”的一个象征。

————————

① 本文关于吴满有的故事主要转引自李锐，1998：294～306。李锐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吴满有方向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②　据李锐记述，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该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

需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富农”的提法并非偶然，而是具体体现了当时党政权力在边区乡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与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相关，而其早期倡导者首推党内主要理论家。1942年，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具体阐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与内容。①所谓中国乡村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的经济形式，是在革命政权的调控下“靠农业积累资本”的乡村发展道路。张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当然，讨论的并非当时晋陕乡村经济状况，而是他对乡村经济发展趋势的估计。实际上，他就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乡村的生产力状况的调查显示，占各村户口总数45％的中农构成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②然而，张观察到中农的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在经济上则与富农一样，“少数上升，大多数缩小，一部分停滞”，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是缩小的”。③令他特别不安的是，直到1941年，乡村生产力仍未恢复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农与经营

————————

①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1942／10／7)(见，1994：323～325)。的表述刻意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这显示了其理论雄心，也体现了当时党内高层的表述习惯。他在《出发归来记》中曾写道：“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1994：338～9)后来也曾采用“新资本主义”一词来概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至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他才提出“这个名词不妥”，而仍直接用新民主主义(《毛年谱》，343～44)。

② ：《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屑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2／4／12)。据张所述，当地在三十年代已经历过土地革命，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地主已不存在，富农减少或削弱，雇工也几乎绝迹，村庄中80％以上为中农与贫农(，1994：32～34)。

③ ：《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42／7／9)(，1994：301)。关于政治情况，见《调查日记》(42／5／2)。张写道：“(贫农)对政治没兴趣。村干部均为中农。区干部中农。政权在中农手里(中农家庭的高小生)。地主在政治上吃不开。”(1994：367)

地主的生产力水平。①与此同时，他还观察到乡村中代表较高生产力的富裕中农(占总户数10％)的经济动向：土地革命后，“租入土地，平均以富裕中农、中农为多，租出者以贫农、贫民为多”。因此，“租佃关系的发展向着资本主义”。此外，雇佣关系虽不发达，也以富裕中农雇工最多。在这些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张试图从理论上为农民致富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些富裕中农现在已经感觉到土地的不够使用及资本的某种过剩。他们正在用一切办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采用租田、典地、借牛、贴牛、养羊、放羊等方法，来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从雇用短工，发展到雇佣1/3、1／2、2/3的长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必然要从这条路发展为新富农，成为新式的农村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贫农则会转化为‘新的农村无产阶级”。总之，“农村资本主义，将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②

1942年以来，党政权力对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政策性鼓励及以“吴满有方向”与“组织起来”为主旋律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以及其他边区产生过广泛的社会效应，特别是边区中农与新富农阶层的崛起。例如，1945年李锐在对北岳、太行等5个华北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统计趋势分析中指出：“最近两年特别是去年，由于军事方面的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变工互助的提倡，劳动政策中偏差的纠正，累进负担扣除成本，特别是吴满有方向的号召，富农经济的发展便通畅起来了。”③当然，根据李锐统计，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是中农经济，新增富农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新富农经济的增长趋势却显示了新英雄主义与生产致富的话语一历史效果。④

————————

① ：《调查日记》(42／3／25)(1994：356)。

② 以上见，1999：45，61。

③ 李候森：《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1945／5／22)(《史料》，225～6)。

④ 从李锐给出的几个零散例证来看，新富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如1941～1942年间北岳富农户数增加0．02％，滨海到1943年增加o．86％，涟东县1942～1944年间则增长2％，而太岳的阳城固隆村在1943～1944年之间富农从33户突增到77户(《史料》，226)。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生产形成的实践性话语在后来的运动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①这一点在北方各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一份1946年3月完成的太行分区当年大生产计划写道：“我们要明确的开展吴满有方向的运动。吴满有的路线，便是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方法，便是深耕细作。”②当年6月，党委调研室仍试图倡导吴满有方向：“富农经济今天是经过了停滞下降后的向上发展，是有其发展前途。但目前就全区来说，富农经济的土地条件是不够充足具备，再加上普遍的不愿当富农，不愿上升为富农的思想阻碍， 目前富农经济发展还不够畅达，需要我们去奖励提倡开展吴满有运动。”③

即使在出台《五四指示》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会议召集者、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在代表中央起草的文件中竭力论证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政治重要性：“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④此外，据曾积极鼓吹吴满有方向的李锐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坚持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我在热河主持《冀热辽日报》时，1947年4月1日，我还写了一篇《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的社论。开篇即说：‘今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有个问题还待很好解决，就是必须广泛宣传勤劳致富的思想，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⑤

————————

① 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等“老区”，生产话语对贫雇翻身话语的扩散构成了有

力的抵抗，并深刻影响了的话语—历史实践。

② (太行财经)，1203。

③ 《太行财经》，1207。

④ 以上见任弼时，1987：396，401。

⑤ 李锐，1998：30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翻身运动的高潮时期，生产话语也从未销声匿迹。这一点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明显。1947年12月召开的陕北米脂县土地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白治民做总结报告时就富农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影响下，白治民明确了米脂对富农是“打击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新旧富农应有区别，米脂有些富农(为数不多)是在八路军接防以后经过减租，由中农上升起来的，这种人在态度上和旧富农不同，土地要平分，财务的留法可以稍微照顾一些。吴满有方向是对的。吴满有下南路一无所有，他是革命才发了财的，对党是拥护的，以后战争也证明了。不过有的地方把吴满有方向误解了，如未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有进行减租的地方，也提吴满有方向，实际上是发展旧富农。新富农不仅在现在有，在分地后，一定会有一批中农上升为新富农。”①

不过，除了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持续影响之外，还应看到发展生产在北方时期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考虑。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得打，饭还是要吃，何况一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也根本不可想像。②因此，在战争形势下，对党政权力来说，如果说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那么组织群众闹生产也刻不容缓。这正是北方实践的话语一历史情境。

然而，实践中的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历史关系并非如其话语逻辑关系一般顺畅明了，而是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生产运动靠的是劳动英雄带领群众，而翻身运动则靠的是翻身英雄冲锋在前。然而，闹翻身与闹生产的“英雄主义”逻辑毕竟不同，而“积极”与“落后”也可以翻转过来。

————————

① 米脂县委：《白书记在米脂土地会议上的传达报》)(1947／12／22)(米脂县档案馆)。

② 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生产与负担问题在北方期间越发显得严峻。例如，晋绥首脑李井泉在1948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团结中农问题时说，“假如中农不生产，我们的军队吃什么?”(《晋绥财经》，475)

“发动贫雇”与“翻身英雄”

翻身是北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①正如“”一样，“翻身”的具体内涵变动不居，而这个说法也并非到北方时期才出现。翻身曾一度是致富的同义词，其与生产的关系也就非常直观。但是，北方运动期间，翻身与“发动贫雇”的阶级斗争话语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并逐渐成为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治隐喻。②

————————

① 韩丁(1980[1966])关于晋南潞城张庄的著作即以《翻身》命名。该书当年历经曲折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革命研究的经典书目。

② 前引太行报告中曾提到：“分配果实的时候，下中农要求分些果实缓缓气，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要求分些果实顺顺气。只要他分到一条腰带他也高兴，足以证明自己是‘根上的人’，是‘翻身户’。”(《史料》，370)由此，可见中“翻身”的政治化与“斗争果实”的符号化。寺沟村(骥村邻村)中农王亮的故事也例证了这一点。王在骥村清算地主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他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斗争果实时兴高采烈：“我分得喝烧酒杯子，这么粗啊这么高，给我分那四个。回(家)来啊我们老人(即他父亲)那阵说，‘你那是些甚?’我说‘这是喝清酒杯子’。‘你还要喝清酒了?!你连黄酒也喝不上，还要喝清酒!’我咱放得那柜子上，就放那圪头了。这可是好杯子，喝清酒杯子可是好杯子了!那(我)这回来呀睡下，第二天早晨我还起来不晓得做什么去了。(返)回来呀，我说‘那几个杯子哪里去了?’那(即他父亲)早就端那(即杯子)出去打(即摔碎)了! (笑) ‘要那做甚了?!那给你抹黑了嘛!’打它驴日的倒一把圪渣啦！”(2000年1月15日访谈，转引自《骥村人》，58)显然，在王亮的讲述中，“斗争果实”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他经济上翻身，而是成为他参与“翻身”的历史见证。

翻身为的是贫雇农，靠的是贫雇农。一句话，翻身就是贫雇农的翻身。①这一点，党内著名农民专家邓子恢讲得至为清楚：“有无成绩，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贫雇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②而在整个过程中，贫雇农始终被视为革命的主力、骨干，“发动贫雇”成为革命政党开展翻身运动的战略要旨。因此，在翻身运动中，贫农、雇农以及赤贫农所组成的庞大农民群体(而非笼统的“佃农”)成为乡村革命的真正主力军。③事实上，贫雇农翻身的利益要求与话语鼓噪直接推动了政策从最初《五四指示》的“耕者有其田”到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明确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之方针的激进转变。

————————

①　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2／15]中，贫农、雇农被分别刻画为“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与处身乡村的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政治自我想像相呼应。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是“农村中最受痛苦而有革命翻身的强烈要求的人们”(参《文件》，199～201)。在北方时期，革命政党甚至视贫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同上，176，200，201)。当然，革命政党的自我想像也是话语一历史地变动的。例如，贫雇闹革命危及到革命党政权力后，便出现“贫雇农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领导权”(党的领导)的话语区别。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②　邓子恢：《给少奇同志转中央的一封信》 (1947／7/3)，《史料》，379。邓子恢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五四指示》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富农路线错误”而来，因此他主张明确提出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邓曾是方针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决策者之一，还曾主持过华中，是党内高层中对有深刻见识的人物。例如，邓同时提出：“贫雇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中与满足贫雇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 (同上)然而，北方实践(特别是柯鲁克夫妇、韩丁所展示的“老区”、“半老区”的情形)表明，贫雇翻身必然会把斗争烈火烧向党政权力的另一重要社会基础——中农与新富农。在这个意义上，邓子恢的建议可谓是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的一个写照。

③ 北方中许多佃富农(后来被列为“新式富农”的一种)与佃中农成为阶级斗争对象。例如，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的劳动能手刘旺就是一例。不过，佃富问题(及相关

的青苗处理问题)在东北中最为突出。1948年2月7日，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25％，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东北财经》第一辑，368～369)。

翻身实践与贫雇化的“群众”话语相配合，在北方乡村中一度造成以贫雇赤为主体的“翻身英雄”们的天下。与劳动英雄、生产积极分子不同，这种新型革命积极分子往往不是(也不必是)庄稼能手，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过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①他们过去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社会中是边缘的。然而，这些处于乡村秩序底层乃至游离于乡村秩序之外的人们，历来是最具颠覆性的社会力量。②

早在北方的20年前，青年就曾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鼓吹贫农阶层的革命角色。这位当年国、共两党的农运专家为驳斥“痞子运动”论，大胆提出贫农是“革命先锋”的论断。他认为，贫农大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

————————

①　例如，骥村清算地主时的农会主任刘荣就是跟工汉出身，家里没有土地；而另一位积极分子民兵连长刘发也不是“受苦人”出身，而是村里的“黑皮”(流氓)。当然，不能把这一判断绝对化。例如，一份关于陕北义合延家川的汇报材料中讲道，西北土地会议后当地的群众自发斗争中领导人物“一般为中农，个别为中农以上成分”。究其缘由，“时正催粮，中农想把地主浮财底财都搞出顶公粮，以减轻自己负担，上中农最积极。”(《陕甘宁财经》，119)不过，这份材料在当时是为了说明贫雇农还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②　许多学者曾探讨过这一阶层群体的历史形成及其对社会秩序与结构变迁之影响，如参Perry，1980；Huang，1985；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

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 20年后，当毛从军事中抽身出来指导时，其贫农闹革命的情结不减当年，而且更进一步在组织上落实其独特的先锋论：“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贫农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②这样，贫农团这一群众性组织在北方中一度成为临时的权力与执法机关。③在毛看来，的基本任务就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而贫农团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保障。从毛的先锋论可以看到“贫雇农”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重要位置，而“发动贫雇”也成为翻身运动中的轴心式话语一历史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贫雇闹翻身是个人意志的体现。④

————————

① 《毛选》第一卷，21。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5)，《毛选》第四卷，1250。

③ 1947年9月13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五条已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乡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史料》，422)。

④ 贫雇闹翻身的思想不仅仅是革命话语的逻辑延伸，而且也是革命政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实际政治经验。例如，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7月的总结中曾记述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这是我们历史上纠缠最久的一个问题。四二年以前，由于某种现象的迷惑曾经存在过先发动中农然后才能发动贫雇的思想。四二年减租运动中，实际体验到发动贫雇之重要。四三年豫北新区的群众运动及四四年查减运动中，就一再强调发动贫雇，可是又产生了忽视中农讨厌中农的偏向。……四五年十二月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明确说明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也在发动之列。在农民内部的关系上，贫雇是主力，是骨干，同时必须团结中农。四六年十一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统一了这一思想。并且在一年来的中证明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见《史料》，394)。但是，北方的进程表明，统一了思想不等于问题就不再缠身。事实上，贫雇与中农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北方的严峻问题。究其缘由，在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相互制约与影响下的实践过程有其特殊的话语一历史逻辑。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讨论。

革命要依靠贫雇，革命要满足贫雇。在翻身的话语一历史实践中，“贫雇”、“农民”、“群众”三者的语义界限是暧昧的，而在语用过程中常常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中，“走贫雇路线”的口号也曾一度公然出现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当然不是要刻意模糊“发动贫雇”与“贫雇路线”的重要政治差别。事实上，“走贫雇路线”在北方中一经实践后很快被明确定性为“左”倾错误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贫雇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其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何在?

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党在华北、华中广大新区反奸清算及随后的减租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鹿中原的战略形势。次年，在内部传达的《五四指示》主要体现的是革命政党在“要地主?要农民?”的严峻政治的最后抉择。①这个大决心就是“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谓“一条批准”。然而，在明确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的行动”的同时，该指示的主要篇幅是花在规定一系列照顾各色人等的有关措施，如“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决不可侵犯中农”云云。此即所谓“九条照顾”。②显然，此时革命政党审时度势，仍是两手准备。此外，这个已有相当政权经验与统战经验的革命政党也不会在新形势下贸然走得太远。因此，在指示中，“贫雇”尚没有得到突出。

这样一来，在《五四指示》的传达与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批准”派与“照顾”派的尖锐分歧。1947年8月，时任太行区地委书记的陶鲁笳在一次检讨工作的发言中历数指示传达以来出现的各种“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都是从强调九条照顾而来的”。例如， “有的地方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忙于纠正对中农的偏向，要贫雇给他们退果实，结果地主从旁利用，贫农在哭，中农更加不安”。当然，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话语分歧与斗争主要围绕“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而展开。陶提到一次会议上还为此一一“特别看到战争打起来了，如果把地主阶级消灭了，不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吗?”——而有过激烈辩论。主持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则明确提出，在批准农民土地要求与照顾地主各色人等同时执行发生矛盾时，解决办法应是“强调一条批准，不强调九条照顾”。他在解释“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方针时还指出：“在执行时特别在运动初期，又必须适当注意不要因过分强调团结中农而限制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某些地方在运动尚未开始，而过分强调团结中农(中农病)，结果是把新的束缚加在群众的手足上，使运动软弱无力”。③不难看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贫雇话语渐占上风，而“照顾”则成了右倾乃至地富思想的表现。④

————————

① 关于《五四指示》的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1996：398～405)的回忆；另参《薄一波同志传达中央〈五四指示〉》(46／5／27)，《华北财经》，862～65。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五四指示》并不见得是从减租运动到运动的革命性突变的标志(如Pepper，1999[1978]：245～49；刘一皋，1995)。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分析从政策与策略层面深化到运动发展进程；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五四指示所标示的一些重要变化。

② 《史料》，248。

③ 《河南》，27。

④ 其中最为著名的牺牲品大概要算曾主持山东的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黎玉。黎也曾是参与制定《五四指示》的高层领导之一。1947年下半年由他主持的山东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因“富农路线”等错误而受到华东局整肃(参《山东大事记》，315)。

可以说，《五四指示》以来的一个话语趋势就是“群众”一度“贫雇”化，以致《五四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也逐渐遭到质疑、批评乃至否定。①例如，曾参与制订指示的邓子恢后来就批评指示“束缚了广大贫雇农不敢起来”，“起来亦因分不到多少地而不感兴趣，因而难于发动”。因此，他在谈及贯彻的群众路线时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与阶级路线分不开的。即是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以贫雇农为中心再去团结中农；而不是以富农或中农为中心。所谓倾听群众呼声，也是倾听雇贫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去倾听富农的呼声。或者专门倾听中农的呼声。犯富农路线错误的同志，除他主观上错误的阶级立场外，便是错听这种呼声之故。”②

在注意到话语实践的逻辑之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随着运动的展开，“发动贫雇”与“满足贫雇”之间的现实矛盾很快表现出来。发动贫雇翻身的一个政治依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而《五四指示》也确曾含糊

————————

① 此外，与贫雇话语逐渐强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话语现象(或话语策略)就是——借用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分析逻辑——贫雇的“阳性”化。笔者发现，翻身实践中有关“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话语所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阶级”的社会性别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把贫雇比喻为革命的“骨干”，另一方面则把中农形容为“软弱无力”。不难看到，乡村革命话语的修辞逻辑与传统社会的社会性别逻辑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阳性与田产、田力有直接联系(这一联系或可透过“男”与“田”的文字关系而直观地体会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边缘化了的贫雇农往往与“无能”联系在一起，而不具备乡村秩序认可的阳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翻身”何尝不是一次社会性别的翻转?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② 《史料》，380。

提到一个所谓“农村中雇农、贫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的数据。①然而，这一总体判断中却居然没有提到中农!②事实上，特别是在许多“老区”，地主经济在减租减息与累进负担政策的双重打击下早已大幅下降，而中农经济成为乡村经济主体。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不触动新富农、富裕中农乃至一般中农的前提下而单靠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不可能的。④在这样的情形下，《五四指示》所规定的“照顾”也就完全不现实了。

1947年9月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平”的分配原则随后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被写入《中国土地法大纲》——后，贫雇翻身被进一步推向高潮。⑤主持东北的

————————

① 《史料》，250。

② 1950年，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关于问题的报告》中则补上了“中农”的字眼(《刘少奇选集》[下]，32)。1952年结束后，廖鲁言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把贫雇农的比例明确为70％，中农则为20％(《史料》，841)。除社会阶级构成之外，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关的另一个数字迷思(有关的考证，参金一鸿，1951；Esherick，1981)。

③ 例如，在《解放日报》1945年的一篇社论中，李锐曾分析北方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根据他提供的太行等五个分区的土地变动统计资料，地主占有土地从战前的29．5％下降到13．5％，而中农占有土地却从29．5％飙升到42．5％。特别是在北岳、太行和晋绥，“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之一半，土地比重大过于人口比重”(《史料》，226)。

④ 例如，柯鲁克夫妇所记述的十里店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五四指示》之时，十里店已经是一个中农化的村庄，因此不得不靠割“封建尾巴”(即有过地富家庭背景的中农)来开展“翻身”运动(Crook and Crook，1959：127～28)。即使在给“斗争对象”们“摘帽子”(“纠偏”)后，十里店在1948年初春复查中搞“填窟窿”时还是要许多中农抽出或献出土地给贫农(详参柯鲁克夫妇，1982[1979]：233～265)。

⑤　参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中工委的请示与西北中央的复示，《史料》，419～421。早在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时，就曾说过：“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毛年谱》，78)当年底，刘少奇给林伯渠的复信中也说：“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刘年谱》，59)但是，本文认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实践并不简单地是极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般逻辑延伸，而是“发动贫雇”的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结果。“耕者有其田”运动不能实现“满足贫雇”，这里有政策性原因(以现耕为基础或物归原主的分配方法，结果是原佃户得地，出现所谓“大佃农”)，也有操作性原因(如干部得利，分多分好地，还有出租现象，被称为“新地主”)，当然还有资源的现实约束(土地总量有限)。一场“依靠贫雇”的运动结果却不能“满足贫雇”，土地分配中出现“富农路线”这种说法就在话语—历史演变逻辑之中了。(参《刘年谱》，62～63；《河南》，312)而在这样的话语一历史困局下，鼓吹“农民中的均产思想是革命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参《康生言论》，130)。当然，战争形势也对土地政策的转折有很大影响。1947年7月，在中央小河会议上已经提出平分土地的原则(参《毛年谱》，208)。其时延安失陷不久，西北中央正被胡宗南部队穷追不舍。

工委常委彭真曾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详细论证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彭自陈，他从东北到冀东后才看到“不动富农，贫雇农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清楚地知道富农问题牵涉是否影响生产、是否影响中农乃至是消灭封建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问题；然而，在他看来根本问题仍是不动富农就解决不了雇贫农土地。因此，彭真明确表示分地要走贫雇农路线，而“五四指示要清算”。至于中农问题，他提出“要分开来看，不要笼统提中农”：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富裕中农势必要被推平，但彭真认为只是“小部动一下”而已；中中农会吓一跳，发生动摇；下中农则不受影响。因此，彭乐观地以为，平分土地“大部中农是拥护的，小部动摇的，只小部动一下，但动了之后又很快稳定了”。此外，他还主张对待中农“方针上是团结，为了团结必须进行斗争，对中农团结如无必要斗争是不可能”。①如此一来，《土地法大纲》不但明确了要“推平”富农与富裕中农，而且也成为“侵犯中农”的话语铺垫。②

因此，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与不能“满足贫雇”的现实困境下，“团结中农”很难兑现，而诸如“侵犯中农”此类的话语一历史问题也就浮现出来。③当然，在本文的分析视角下，此类问题的话语一历史位置不仅限于阶级斗争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部署，而且在其与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的直接关联。

————————

① 以上见《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李昌远，2002：324～331。

② 曾参加过晋冀鲁豫的齐武先生在反思《土地法大纲》时指出：“人们从条文上也找不到保护中农不受侵犯的专列条款。倒是可以明确无误地可以理解为：‘不动中农’的藩篱拆除了。”(齐武，1995：565)

③ 与“平分一切土地”一样，“侵犯中农的利益”并非北方中的话语发明。此类话语因素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并在历史实践中再次被激发、调动、部署。早期有关文献，如可参苏区中央在1931年12月24日的《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六大以来》[上]，192～94)。该决议批评有些苏区党部由于怕成为“富农路线”、“机会主义”而“机械的(地)去平分一切土地”，结果妨害中农利益。该决议说：“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同上，194)

本文试图在“中国革命现代性”题域下重新审视北方，并通过具体考察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来揭示北方的一个革命现代性后果。值得重申的是，虽然北方实践之具体话语一历史过程涉及“翻身”与“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此消彼长，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把握实践中的“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型，而无意就二者的是非对错进行评判。换句话说，本文的着眼点既非“暴露”中诸如贫雇路线之类的“左”祸，也非构建诸如“翻身”的“偏差”(“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被“生产”所“纠偏”之类的拨乱反正叙事，而是经验地展示在北方实践中“翻身”与“生产”如何形成话语一历史关联，而这一矛盾关联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进程。

本文初步提出并尝试运用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方法。这一思路不仅体现了超越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叙事的努力，而且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考察北方时对“阶级”分析的依赖。①在扬弃阶级与阶级矛盾之时，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策略仍沿循以“矛盾”为核心的关系式分析传统。②自马克思以来，矛盾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

————————

① 正如本文所示，“阶级”本身是北方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话语一历史因素，而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之复杂而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② 话语—历史矛盾一方面凸显各话语、历史要素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旨在刻画各要素、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与其把翻身与生产看成类似矛与盾的两个各别事物，不如把它们看成矛盾关系的一体之两面。

统。不过，作为分析范畴的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有更为复杂的涵义及远为广泛的运用。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深入分析相呼应。①洛克伍德(Lockwood，1976[1964])在与冲突论学派的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社会整合／冲突”与“系统整合/矛盾”的理论区分，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出重要阐发。从系统功能论角度出发，洛氏把系统矛盾解释为系统整合层面的功能失调。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将“矛盾”引入话语分析，通过描述多重的话语矛盾来把握知识话语实践的不规则性(Foucault，1972：149～56)。以上例子都显示了矛盾分析传统中“矛盾”与“阶级”的可析离性。无论是“系统矛盾”还是“话语矛盾”都不指涉(阶级或者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进一步说，“矛盾”分析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超功利性与超意志性。在这一点上，本文的思路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一分析传统中受到过启发。例如，笔者曾借用“系统矛盾”这一表述来体现本文力图在分析上摆脱功利论与唯意志论的努力。③当然，就本文的研究性质而言，“话语—历史矛盾”远比作为一般性社会分析范畴的“系统矛盾”在本文的运用更具实质意义。

本文的分析试图把握北方实践(以及更为宽泛的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话语一历史二重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是其高度的反身性或者话语构成性。换句话说，现代革命话语(如“阶级斗争”)历史地构成了中国革命实践并深刻塑造了其历史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既是历史过程也是话语过程，而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考察也相应地是话语一历史的考察。具体到本文而言，话语一历史分析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张力与“斗争”及其结构性后果。

————————

① 如参吉登斯(Giddens，1979：132～37)扼要的有关综述。

② 当然，这一界定的功能主义论调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如参Giddens，1979：138～39)。不过，吉登斯在构建其结构化理论过程中过于急切地清算功能论，而未能平心静气地理解其师之概念区分的重要理论意义。

③ 这当然不是说“矛盾”与行动的功利动机以及利益驱动的行动毫无关联。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二者在具体话语一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关联。

“话语”在本文中只是一个出于实用考虑的权宜说法，用以克服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些不足之处。①尽管“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学理联系非常紧密、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刻画二者在一般性运用上的一些重要区别：首先，“意识形态”的特征往往是其体系性、僵化性与封闭性，而“话语”则可以凸显局部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打上太多的政治烙印，而“话语”则使得我们可以对称地处理革命文化诸关系中的不同因素、方面(如“翻身”、“生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消极的表述、反映(而且往往被视为是虚假的或扭曲的)，而“话语”则是积极的实践、是嵌入历史的。话语(如阶级斗争)既不是历史终极动因，也不是历史的消极反映，而是活跃在历史过程(如运动)中的实践性因素。最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历史唯意志论，而“话语”则强调历史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其所处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

————————

①　“话语”(discourse)一词因福柯开创性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而在人文与社会学科中广泛传播开来。福柯本人曾明确强调他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真伪对错的话语”，显然他使用“话语”意在颠覆“科学”的真理地位。与此不同，本文的用意则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析弊病。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提出“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历史矛盾”等概念以体现与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这一“思想史”研究路径下提出的“话语实践”及“话语矛盾．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也许与《知识考古学》后福柯的研究路径更为接近一些。当然，福柯本人不但研究兴趣从来不是革命及革命现代性，而且在其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探讨中还刻意地回避了法国大革命。

本文所谓“实践性话语”不同于社会学家舒尔曼提出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Schurmann，1971[1968])。舒氏关于“纯粹意识形态”与“实用性意识形态”的概念区分是就革命意识形态问题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讨论(1971：17—104)。通过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舒氏试图把握革命政党的思维方式，即这一现代组织如何结合一般理论教条与诸核心理念(如“矛盾”)而形成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性、原则性，而突出了其可变性、实用性。但是，与此不同，实践性话语所关注的不是思想的实用工具理性维度，而是言说的历史实践构成维度。换句话说，它指涉的与其说是历史行动者(个体或组织)的意识本身，毋宁说是塑造或影响历史意识与行动的言说情境。此外，与实用性意识形态强调观念的体系化不同，实践性历史话语则凸显诸“局部”言说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分歧、紧张乃至“斗争”。话语一历史矛盾就是我们把握这些分歧与“斗争”的分析工具。

话语—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诸实践性历史话语及其复杂关联。但是，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不仅仅是话语矛盾，而总是话语、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多种维度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话语性历史实践，但历史实践总是话语性因素与现实性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的复杂过程。最后，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不是建构一般社会理论的工具，而是一种力求对史料中话语一历史的细节保持经验敏感而又不深陷其中的历史考察方法。

以上冒昧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谨求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薄一波(1996)：《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1996)：《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辽宁省档案馆等编(1987)：《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董必武(1985)：《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

董志凯(1987)：《解放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杜润生主编(1996)：《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

杜润生(1998)：《杜润生文集》[下]，山西人民出版社。

方慧容(2001)：《“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467～586。

郭于华、孙立平(2003)：《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中国学术》第12期。

韩丁(1980)：《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等译)，北京出版社。

河北省档案馆(1990)：《河北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34)。

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山西省档案馆等编(1996)：

《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胡乔木(1994)：《胡乔木回忆》，人民出版社。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刘欣主编(1986)：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金一鸿(1951)：《地租与地权》，香港自由出版社。

伊莎贝尔．柯鲁克、大卫·柯鲁克(1982)：《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等译)，北京出版社。

李昌远编著(2002)：《彭真与》，人民出版社。

李放春(2000)：《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的大众记忆》(硕士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李康(1999)：《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博士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李锐(1998)：《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1986)：《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雪峰(1998)：《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刘少奇(1981)：《刘少奇选集》[上、下]，人民出版社。

刘晓枫(1997)：《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刘一皋(1995)：《抗日战争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发展——战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及其影响》，载《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

卢辉临(2003)：《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

罗红光(2000)：《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

马光华(1947)：《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1947／7／25]，米脂县档案馆藏。

(1991)：《选集》第一、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9[1993])：《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四、五卷，人民出版社。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78)：《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

彭真(1991)：《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

齐武(1995)：《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秦晖、苏文(1996)：《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

任弼时(198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陕北骥村口述史访谈资料(1997 200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1989)：《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邓辰西主编(1987)：《财政经济建设》[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

天*[上旧下儿]彗(1984)：《中国革命と基?痈刹浚耗?鹌冥?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政治??B》，?|京研文出版。

田中恭子(1996)：《土地と?嗔Γ褐泄?无r村革命》，束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5)：《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鸣(2003)： 《华北地区运动的运作(1946—1949)》，载《二十一世纪》总第76期。

张佩国(2003)：《山东“老区”与农民日常生活》，载《二十一世纪》总第76期。

(1985)：《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4)：《晋陕调查文集》(选集传记组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赵树理(1980)：《赵树理文集》第一、四卷，工人出版社。

(1980)：《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一)(非正式出版物)。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1)：《河南解放区的》，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米脂县委(1947)：《白书记的传达报告》 (47／12／5)，米脂县档案馆藏。

中共米脂县委(1947)：《白书记在米脂土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47／12／22)，米脂县档案馆藏。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1986)：《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1989)：《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89)：《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1980[1941])：《六大以来》 (上)，中央档案馆重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6)：《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逄先知主编(1993)：《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的》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1988)：《中国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1951)：《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三联书店。

中央档案馆编(1981)：《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1945～194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2007年《物权法》制定前后，物权法定原则是否应予贯彻以及如何贯彻，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之一，至今仍然不失理论与现实的争辩价值。传统物权规范体制的重点之一，在于贯彻物权法定原则，使物权以类型限定和内容固定为要求，当事人不得任意设定或变更物权的类型及其内容，此与债权在类型和内容上具有任意性正好相反。《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讨论曾经在两个意义层面发生：

一个层面，是关于物权法定原则应取宽松论的争论。以江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坚决反对物权法定绝对化，他们主张《物权法》如果一定要明确写下物权法定原则的话，宜采用留有余地的方式加以表述，其主要理由是：我们国家目前尚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社会转型使得一些物权类型还在摸索之中，特别是一些民间物权(习惯物权)应如何塑形或处理还不确定，因此有必要在立法措辞上留有余地，使得司法填补成为可能。[1]另一个层面，是关于物权法定应予放弃的争论。苏永钦教授提出，现今物权立法应放弃物权法定主义而转取物权自由主义，他主张用一种近似合同类型自由的规范模式，来取代所谓的以类型限定和内容固定为特点的物权类型法定的规范模式。此说认为，如果适当的物权类型数量大到一定程度，而立法改采自由主义，仅由国家订定一定数量的任意性质的物权，让民间去承担部分标准化的功能，那么这才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设计。[2]在一个信息化社会里面，物权数量已经不是五个或七个，很可能需要的法定物权是两百个或者是一千个，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物权可不可以像债权一样自由化，先由国家制定有名合同、典型合同来降低交易成本，然后让民间社会自己去创造第二层次的有名合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式化合同，物权要不要自由化，关键在于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统一的登记制度，一个非常高效率的数据化的登记制度。[3]可见按照这种放弃论的理解，民法可以规定若干物权类型，但这不过是取其典型加以示范而已，因为当事人仍然可以凭其意愿创设其需要的物权类型和物权内容。

宽松论和放弃论涉及目前财产法体制设计的一个重大命题，即是否应突破传统物权法定规范的严格体制，以及应该在何种程度予以突破。我们注意到，尽管存在上述激烈的立法争议， 2007年《物权法》最终还是采取了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立场的表述方式，即在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揣其原因，大抵是在起草最后阶段对于物权法定主义出现了相当激烈的拥护意见的缘故，[4]为了避免枝外生节，尽管《物权法》第5、6次审议稿曾一度倾向对物权法定主义采宽松论，有过“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的表述，但是立法工作机构在“法律通过本身甚于一切”的愿望下，在提交最后一稿即第7次审议稿时，还是又重新回到了严格法定主义表述上。[5]立法决断终究不会是法学争论的停止之处，有关物权法定主义规范模式的讨论并未因为《物权法》立法的盖棺定论而偃旗息鼓，相反因为《物权法》的确定立场而继续发散。特别是其中有关物权类型应取自由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对之投入更多的回应思考，不仅是因为其更具有挑战性、颠覆性，而且是因为它在论理中牵涉到关于一个民法中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命题，即物与债或者说物权关系与债的关系的区分之实质应予如何认识的命题，因此极富法理上的或者说法政策上的深度争辩价值。

债物二分，其在理论和制度上的成型当推德国近代民法理论和《德国民法典》。罗马人由单一的诉而发展为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区分，为后世形成债物二分打下基础。[6]德国学者萨维尼通过“科学”提炼，提出法律关系才是法状态的深层次系统基础的认识， 并由此将包含个别权利于其中的法律关系，视为私法体系具有内在价值的规范基础和规范系统，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前提因此被认识为乃是债与物，即债的关系与物权关系。[7]1900年《德国民法典》将这种法律关系体系基础论以及财产法上的债物二分论，明确纳入立法体例加以贯彻。此后，债物二分，逐渐成为大陆法系财产理论的一般见解与规范的一般体制。债的关系和物权关系，在经典理论的解析中，其区分至少有四：首先，对象之差别。物权的对象在于物，而债的对象为相对人的特定行为；其次，内容之差别。物权在物权关系中是明显作为压倒一切的一种主导效力体现出来的权利，其权能内容是一种兼具支配与绝对对抗作用的排他力为一体的强能力，而债权则只是在债的关系中作为一种被对应了的单边效力的权利，其权能内容只是一种请求力以及与此配套的仅具相对对抗作用的非排他力；再次，法律保护不同。二者产生物权保护和债的保护的差别及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的差别；最后，与此相关，形成了制度规范上的若干重大差异。包括发生方式、变动程序、消灭方式、类型要求等等方面，仅就类型要求而言，便出现了题中的物权法定主义和合同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分，物权在法律规范上被要求须以类型法定化的方式确立，而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之债关系，其在法律规范上则被赋予自由模式，就类型及其内容，法律仅予以若干典型示范，任许当事人以合意或者约定的意愿方式自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形成这种理论与规范区分的思想意识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线和记忆。这些区分本身甚至也就逐渐成为一种教条，虽然教条未必就是错误的。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投入智力重新审视一下：这种财产权的区分体制的历史原因为何？其规范实质何在？其理由为何以及是否合理？又或者说怎么样的区分及其原因思考才是恰如其分的呢？要使我们坚持的教条经得起怀疑，我们就必须明确对上述问题给出合理回答。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本文试图通过如此一种立足法政策基础的重新讨论，即就债物二分实质以及物权法定的政策根源的深入讨论，不揣冒昧地回应物权法定放弃论的有关思考。在本文，作者首先对于物权法定放弃论的观点进行整理，为理解和分析物权法定主义问题提供一种更为聚焦的辩论视角；接下来，在还原于破立语境的角度予以评析；然后，进入与本文主旨有关的法政策思考，着重审视物权法定主义和财产自由问题的关系，就其深层次的制度理由与价值加以探讨。从这种根源追问中，本文并没有获致一种果断告别物权法定的结论，而是仍然打算支持物权法定，但要求立法思考和实践应该激活、发展和紧扣物权法定论的有关思想资源；当然，鉴于立法绝对武断的弊害，物权法定在规范技术上应注意规范的适度开放性。

二、物权法定放弃论的“想象之敌”

每一种挑战理论的提出，都有其“想象之敌”。物权法定放弃论自不例外。

(一)域内民法经典学者的有关对立观点及论据

物权法定放弃论的域内“想象之敌”，应主要体现在我国民法经典学者的有关论著的物权法定主义理由和功能的论述之中。我们来看看以下国内几位主要经典学者在有关著述(依据著述时间先后)的经典表述：

史尚宽先生有关论说：“然依德国普通法及各国之现行法，物权之种类及内容，采取法律限定主义(numerus clausus； beschlossenheitdesdinglichenrechts)。奥民法(308条)，荷兰民法(584条)，日民法(175条)，我台湾民法(757条)均直接为此规定。其他多数立法例，依民法及施行法之规定，间接的示此主义。盖物权之效力，若许无限制的增加种类，则有害交易安全，对于一般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影响甚大也。”[8]

谢在全教授有关论说：“物权法定主义之存在理由，归纳而言，可得下列三项： 1，确保物权之特性，建立物权体系。…惟物权基于其直接支配性与保护上之绝对性，则不许自由创设，盖物权乃是对标的物直接支配之权利，且任何人不得侵害或干涉，尤其是所有权更是贵在其对于标的物具有完全圆满与永久之支配权利，当事人得自由恣意约定其内容或为不同种类之约定，则物权也者将流为一法律名词，空有其名而已。…2，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制物权之复活。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系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例如…因此之故，不仅在同一土地上，因各自身份特权之不同需求，成立重叠之所有权，如前述之上下级分割所有权，致有碍物权绝对性之确保。且挟身份特权之威势，使物权变成为对人之支配，此尤为近代人权思想所不容，故旧物权制度自须加以整理，使物权脱离身份之支配，成为纯然之财产权，即所谓自由之所有权。旧物权整理既毕，乃以法律规定，并禁止任意创设，以防止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死灰复燃。3，便于物权之公示，确保交易之安全与迅速。物权…此项支配领域之划定等于限定第三人之自由范围，对第三人权义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因此有将物权之存在，加以公示，俾人人知晓之必要。人人周知，乃得要求他人不得侵犯，物权之保护绝对性因此获得确保。其次，人类社会进入交换经济时代以后，物权已成为交易之对象，则交易行为之当事人对于依其交易行为可取得何种内容之物权，自需明了。知晓与明了之道无他，将物权之种类和内容加以公示而已。然公示之技术有限，为使物权公示简单而易行，其种类与内容惟有法定，使其单纯化，始能尽其全功…确保交易之安全。”[9]

王泽鉴教授有关论说：“然则，为何要采物权法定主义？其主要理由有四： 1，物权之绝对性： (台湾)民法第757条立法理由载：‘物权，有极强之效力，得对抗一般之人，若许其以契约或习惯创设之，有害公益实甚，故不得创设。’2，物尽其用之经济效用：物权与社会经济具有密切联系，任意创设，对所有权设种种之限制及负担，影响物之利用。以法律明定其种类及内容，建立物权类型体系，有助于发挥物尽其用之经济效益。3，交易安全与便捷：物权具有对世之效力，物权之得丧变更，应力求透明。物权种类及内容之法定化，便于公示(尤其土地登记)，可确保交易安全与便捷。4，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德国继受罗马法对物权种类加以限制，与农地改革有关。我国采物权法定主义亦具有整理物权的功能，适应社会需要。”[10]

上述著述所列举和展开的关于支持物权法定主义的理由，应该代表了目前为止我国学者最具经典的立场和论据。具体来说，史尚宽先生仅列1项理由，而谢在全教授为3项，王泽鉴教授为4项。这些观点，总体脉络是一致的，存在继受与发展关系。归纳起来，共4项理由，可分别冠为“避害公益论”、“物权整理论”、“便于公示论”以及“保全所有权圆满特性论”，其中第4项又因意义重叠，可与他条合并。

1.避害公益论

即史尚宽先生的惟一理由和王泽鉴教授的第1项理由。此论认为，基于物权之绝对对抗力，决定了类型和内容法定之限定必要，否则，许以自由创设，必导致有害公益“实甚”。揣学者此处原义为：凡具有绝对对抗力者，必牵涉公益，所以须由法律限定才得控制。

2.物权整理论或财产自由整理功能论

即谢在全教授的第2项理由和王泽鉴教授的第4项理由。此论认为，物权法定通过对于特定物权体系的强制确立，特别是在德国民法上，通过对(罗马)自由式所有权及其相关物权的确认，使其在财产权结构上发生根本革新，从而脱离了此前日耳曼式系于身份特权不平等的以总有权等为形式的财产体制。因此，物权法定主义在近代以来，不仅有利于个人财产自由制的确立，还防止了历史上的财产身份特权制的复辟。

3.便于公示论

即谢在全教授的第3项理由和王泽鉴教授的第3项理由，属于基本重合。此论认为，因为公示技术有限，立法取物权法定，可以便于具有绝对效力的物权进行公示，因此可确保交易安全与便捷。该项理由属于一种法律技术层面的论证：公示技术有限也好，物权法定化和交易安全与便捷的关系也好，都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理由。

4.保全所有权圆满特性论

即谢在全教授的第1项理由。此论认为，物权法定也是确保物权特别是所有权圆满和永久支配特性不会被恣意空虚化的必备手段。对这一理由，我们不能过于概念化地讨论和认识，否则难以理解其深意。保全所有权圆满之设计本身，关涉的其实也是自由式财产制以及物权因其强效力导致的公益关涉问题，因此可以并入第1和第3项理由。

(二)域外民法经典学者的有关对立观点及论据

民法学乃舶来品，因此我国民法学者之关于物权法定主义的见解，往往并非完全出自本土，其观点和论据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域外学者的观点。

现有德国关于物权法之一般教科书，对于物权法定主义均有描述，并视为其物权法部分的基本原则，但对其理由如何，似乎多无论述。[11]日本学者对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理由问题，却多有阐述。

我妻荣教授在其1932年初版1952年改版的《物权法》中，就曾明确列举了支持物权法定主义的两条理由：“第一，是出于贯彻物权法公示原则的目的。对当事人所创设的一切物权，均以占有作为其外观表象，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依登记予以公示的情况下，即使是可能的情形，但在登记技术上也存在极大的困难。这样，事先规定物权的类型，且仅承认当事人选择其中任意一种物权的自由的做法，最为符合公示原则的施行。第二，是出于实现有关土地权利的单纯化之目的。废止土地上所存在的复杂且为旧时代的封建制度式的权利，除单纯明晰的自由所有权之外，仅承认少数定限物权的做法，则符合近代法的理想。在制定民法之际，除入会权之外，对至此为止的习惯法上所承认的物权全部加以整理、修正，就是这种理想的体现。”[12]

我妻荣的贯彻物权公示目的说，可谓我国学者“便于公示”说的前身，而实现有关土地权利的单纯化之目的一说，则与我国学者“物权整理说”也意味相同。

此外，关于物权法定和交易安全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英美学者还专门从法经济学角度做了论述，例如梅芮尔和斯密斯(merrill/smith)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就特别站在经济分析的角度为物权法定原则辩护，[13]其主旨虽在经济成本和效率论述方面并由此支持物权法定原则，但其对于公示技术不足的见解，与我国民法经典学者的“便于公示”说部分兼合。

三、物权法定放弃论的主要论据

苏永钦教授是放弃论的倡导者，他大约在9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4]在他之前，虽然主张应缓和物权法定主义论者不乏其见，但绝然否定物权法定主义的则似乎罕见。[15]2005年左右，苏教授频频发表若干主题和观点都异常明确的学术报告，呼吁放弃“物权法定”，产生巨大影响，激发当时《物权法》起草的理论争鸣。这些报告不仅见诸网络，也形成了正式于学术刊物或收录著述，引起民法界广泛重视，并回应不断。总体上而言，放弃论主要论据均主要针对“想象敌人”的核心论据而展开，可谓针对性强，破立一体，兹述如下：

(一)宪法正当性困境论

在这一论域，苏永钦教授切入到宪法保障位阶的制度与理论深度，探讨物权法定的宪法正当性问题。这一论域的面向，隐约便是前述经典学者为物权法定主义辩护的“避害公益论”。在前述经典学者看来，物权法定在于通过法律上的物权类型限定，避免人们通过恣意创设具有绝对对抗力的物权的方式可能祸害公益，但是在苏教授看来，物权法定在物权作为财产秩序的定分权定位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从属普通立法政策的做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自身恐怕就难以经受宪法正当性的检验。

首先，苏永钦教授先从物权与债的区分界定之分析入手，分析物权的本质。他认为，人们关于物权的原始想象是“直接支配性”，而对债权的原始想象是一种特定人之间(请求作用)的关系，这本身并不准确，许多物权同样涉及特定关系，故而物权作为统一概念，其本质应为定分权。理由是：民法上物权存在多样性，无论从地上权、永佃权、佃权还是从抵押权等来看，其与债权的本质区别，并不是真的就体现为单纯的直接支配权与特定主体间关系的区别；物权有时也有关系，例如物方负担一定义务的情形即是。物权和债权的此种差别，应从体系功能的角度加以理解，即，尽管物权也可能涉及关系，但它具有定分的作用，是一种“财物”定分权，与同样有绝对性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一样，广义属于一种定分的权利；而债权不同，它无关客观财产秩序的定分而只处理特定人之间的相对关系。债权是停留在特定主体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隐匿的，无关任何第三人；而物权不过是从这样的关系独立出来，而且公开化，变成就特定财物对所有人都有某种潜在规范效力的权利。因此，物权实质上只能用一种物上关系的定分权来涵盖，其完整的定义应该是“特定物或权利，或其延伸的可特定物或权利，就其上的财产关系加以定分的法律地位”。

然后，苏教授分析物权的价值定位和政策位阶。他认为，物权作为一种定分权，是财产秩序的定分权，与人格和身份权利的定分不同，后者属于非财产秩序的定分。苏教授认为，人格与身份的权利具有浓厚的价值性和伦理性，本来就不适于交易，且其规范性格源于社会既有的秩序多于法律的建制，到了近代，往往通过宪法宣示的办法拉高到宪法的位阶。但是，物权作为财产秩序的定分权，比较起来，其位阶较低，属于普通立法政策范畴。

接下来，苏教授就物权法定主义立法政策进入宪法正当性分析。他认为，在经济体制上采取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民法的任务，就是经由适当的制度设计，以最小的成本使这样的自由得到最大的实现，所以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就成了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成为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利一种。由此观之，开放定分性质的物权的自由创设，只要守住有权处分原则，并建立一套公示制度、占有推定权利及善意保护制度，即不至发生财产权及一般行为自由保障不足的问题；反面言之，如果民法已符合以上要求时，仍采物权法定原则，对于创设物权种类、调整类型内容的契约自由，便不能说没有造成相当大的限制，除非有合理的公益考量，否则将无法通过宪法的检验。所以，物权法定存在如何经受宪法上正当性检验的问题，相反，物权自由创设却符合宪法保障的契约自由原理。总之，苏教授认为，仅仅从物权的权利定分(绝对)性质，还不能导出物权法定的必要，要维持物权法定的立法政策，还须提出更积极的公共利益的理由；物权法定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没有办法合理化的对于契约自由不当的限制。

(二)整理功能不必要论

在这一论域，苏老师直接针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整理功能论，进行了较为简洁但属于理论层面的攻击批驳，认为其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立，长远而言并非必要。苏教授认为，为物权法定政策辩护最常见的理由，是简化法律关系、畅通物权交易，但这种说法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立，也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因为这一时期“财产权越简单，交易的障碍越低，不太能适应开放经济体制的封建地主，会藉更复杂的土地权利关系来阻挡不动产交易。因此采法定主义，即使基于财产权保障的要求不能不承认立法前已经存在的复杂产权的话，至少可以阻止反对土地自由化的封建主继续提高交易的障碍。”[16]

所以，苏教授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只宜看成是反封建体制的临时措施。从长远来看，即使不采取物权法定，封建势力终究还是要被资本主义发展取代。“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封建势力终究还是要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吞噬，即使不采物权法定主义，复杂到难以清理的土地产权还是会在价格机制和竞争法则下逐步被清理掉，只是这样的拉锯会拖得比较长一点而已。”[17]所以，那种关于物权自由主义可能导致封建复辟的担忧显属过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已经成熟的今天，这个古老的论点应该不能作为限制契约自由的理由。“契约自由既然是市场经济的柱石，落实契约自由的物权设定自由，纵然有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也还不至于为回复到以身份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提供任何诱因，历史足以证明这种过虑的多余。”[18]

(三)经济分析失效论

这一论域的指向，尽管直接角度是物权法定主义的经济成本与效率问题，但也回应了经典学者的“便于公示”论的核心理由——公示技术不足。苏永钦教授以梅芮尔和斯密斯在2000年发表的那篇立于经济分析为物权法定主义辩护的论文为靶子，认为在当今电子信息化时代，由于电子化登记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以来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那些法经济学者提出的关于以物权法定来保证较低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也不能成立。

梅芮尔和斯密斯的经济分析理论，从法定和自由各有其成本出发，认为合理的制度必然是适度的标准化，多数国家会选择物权法定主义，原因就在权衡之下成本最小。其理由是：物权自由制度会制造相当大的估量成本，并非都能内化于交易，相对于法定主义限制契约自由而导致的交易者无法完全达到交易目的的挫折成本，通常会较高，而且差距趋于增大。在物权自由的情形，一新物权的创设，必须在交易上加以估量，也就是说其他的交易者因此必须查询这宗土地上有没有相同的负担，每一种新物权都会造成整个市场在估量成本上的负担，而所有这些后手的交易和其他相类的交易，因为宗笔交易所生的估量成本，都不会被内化于这笔交易中，因此形成可观的估量成本外部性，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在物权法定情形，因为是由立法者建立“标准化”的物权，种类既有限，内容又统一，便可以大幅降低这样的估量成本，抑制它的不断扩增，尽管法定主义的挫折成本不容忽视(在现代交易社会绝对不能轻易把法律关系简化奉为美德，个别交易者因为标准化的物权无法完全满足其特殊需求，就会产生挫折，也就是不适交易的效率减损)，但只要立法者能够勤快一点，站在高处观察社会脉动，而多制定一些典型的物权，即可把交易的挫折成本压到最低，相对于潜在难以估计的估量成本，法定主义还是比较有效率。所以立法者若能制定出适当数量的物权类型，就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结果。经济分析论者也认为，通过物权制度(如登记)的改善，物权数量是可以增加的，但还是存在一定数量限制。

苏永钦教授认为，这种关于物权到了一定数量以后新创造物权的确认成本便会超过这个替代成本的说法，在农业社会可以成立，但是到了信息化的今天则就不然了。这个理论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忽略了登记改善的程度，今天在登记制度从手抄式登记转变为数据式登记甚至网络化后，其效率是可以非常高的，确认成本已经根本改变，它也忽略掉了在市场规模扩大以后，尤其是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变成一个对世界交易的开放市场以后，为了满足这个市场的交易需求，其挫折替代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再进行考虑之后，因为登记制度的改善，增加物权数量所导致增加的成本是非常细微的，同样地，通过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法定物权数量能够降低需求替代成本的程度也是非常细微的，这时可以增加的物权数量已经不是五个或七个，很可能是两百个，或者是一千个。苏教授断言，在此“真正的问题是物权可不可以像债权一样自由化，先由国家制定有名合同、典型合同来降低交易成本，然后让民间社会自己去创造第二层次的有名合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式化合同。…所以要判断未来在处理债物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物权要不要自由化，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统一的登记制度，一个非常高效率的数据化的登记制度。…包括动产、不动产、权利、集合物、各种想象的东西，只要可以登记，统一规定这些都登记。它的处理是一套规范，这一套规范绝对可以自由化，只要登记制度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那问题是不大的。”[19]

(四)公有制下无特殊论

苏永钦教授还附带就中国大陆地区实行公有的特殊性是不是可以推导应取物权法定予以讨论，就此提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不管是大陆地区的土地公有，还是台湾地区的土地公有，在公有私用这个范围，都是一样的道理。

在公有私用的情况下，是更适合物权自由，还是更适合物权法定原则？一种观点强调，在公有私用的情况下，更应该谨慎而不要轻易地开放，原因在于，如果可以自由设定各种权利的话，国家会失控，也就是说，如果开放这种决定权的话，各种管理方面会失去控制，所以，反而要更限制交易的种类。[20]

但是苏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如果站在民法典要排除部门民法的思考的角度，那么结论就不一样，防弊的问题是公法的问题而不是民法典的问题。[21]在土地是公有的情况下，土地的交易存在于国家与几亿人之间，出卖人是国家，是独占的，拥有一定的市场，针对。的是不同单位，这种情况当然是比较有利于物权自由，因为卖方是独占的时候，更应该自由化。[22]苏永钦教授强调，这里根本的关键还在于，不管是法定还是自由都有一个不动产交易公示的成本，也就是登记的成本，在登记制度停留在分散的、手抄的情况之下，不建议自由化，一旦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化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以后，就值得这样做了。[23]

苏永钦教授还提出，如果这个思考太激进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些折中的立法。例如，引进一些概括性的物权，像德国现在那样，比如一般用益权、限制人役权或者把地役权扩张为不动产役权，土地债务优先权等等，用这些内容相当弹性的权利来替代一些内容比较僵硬的权利；或者，也可以像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分管契约开放登记；或者，把物权法定的法律概念扩张，让行政部门也可以去决定要不要开放某种物权的种类，甚至司法机关在个案里面也可以自由地去创造，甚至许地方政府或者集体所有人创设新品种的土地权。[24]

四、《物权法》起草中的“隔空回应”：一种策论回应路径

物权法定放弃论的横空出世，正值中国大陆《物权法》起草时期，这一根本革新思想无疑极具理论启迪性，但也极具现实冲击力，其引发的反应，是在各方面的，有呼应的，有疑虑的，也有坚决反对的。引起回应的角度，也是在许多方面，不仅及于物权类型问题本身，也触发更基础的课题，例如债物二分问题、财产法的结构问题等。这些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当前对物权构造乃至整体财产权构造的理论思考，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过于匆忙，不够深入，其中更具实际影响的回应，甚至多是从立法策论的角度展开，而未深入到更为客观的、基础的关于债物区分实质及物权法定原因的法理与政策分析层面。对物权法定放弃论反应最激烈也应该对最后立法决断采取物权法定主义绝对立场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当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的回应。梁教授在一篇题为《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的论文中，对于即将定稿的物权法草案择其七处作了批评，其中第二条便是“不宜规定‘物权自由原则’”。[25]其时，物权法审议稿实际上只是采取了物权法定主义宽松论的表述，没有往放弃论(即自由论)发展的迹象，而梁文回应中却直指其为物权法定自由论，由笔者揣之，梁教授之所以要将之定为物权自由论即放弃论而加批驳，[26]大概在于通过这种更为激烈的贴牌，更容易达到使立法工作机构收回宽松论的目的。“自由”两个字一点，孰轻孰重，尽在其中，果真如此，岂不为甚为高明的立法策论乎？但由此论之究属指东打西，对真的物权法定放弃论而言，因此仅具有“隔空回应”的效果。

归纳起来，隔空回应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物权法定主义严格论强烈辩护，同时对物权自由论进行批驳：

(一)物权性质和效力决定论

梁教授认为，物权由其性质和效力决定了其为独占权，故不适于自由创设；反之，合同权利(债权)因其相对权和非排他性，因此可以实行合同自由，缔结合同只能约束双方当事人，原则上不会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物权…‘直接支配’的效力，加上‘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财产的‘独占’。物权就是对现存有形财产的‘独占权’。实行‘物权自由原则’，无异于许可通过创设新的物权类型或者改变原有物权的内容，而达到‘独占’本属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财产的目的。”[27]

(二)市场交易条件论

梁教授在此论提出，物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和结果，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所以其种类和内容必须统一化、标准化，不能允许自由创设和改变内容，否则就会使市场交易复杂化，使市场交易难于进行，因此基于保障市场交易顺利进行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法律政策理由，必须实行物权法定原则。他还以之与实行货币法定原则和有价证券法定原则相提并论，认为是出于同样的法律政策理由。[28]

(三)论

梁教授认为，如果中国物权法规定“物权自由原则”，则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外商、外资、外企和外国律师，就必然会在他们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采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本国法律上的物权类型，那么必将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损害！即，“物权法定原则的重要功能，在于否定中国法律未规定的、任何外国法律上的物权类型，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和中国的法律制度。怎么能够轻率否定‘物权法定原则’，而自毁‘长城’？！”[29]

(四)事实根据论

梁教授认为，物权法定原则相对化的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和理由的，无论大陆法系国家或者英美法系国家，也无论是否制定成文的民法典或者物权法，均无例外地实行和坚持物权法定原则。“自法国民法典以来二百年，自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来一百年，法律未作规定而由法院判例认可的‘新物权’类型，仅有‘让与担保’一种。”“可以断言，中国物权法否定‘物权法定原则’，而代之以‘物权自由原则’，必将导致中国物权秩序乃至整个法律秩序的极大混乱！”[30]

上述第3项和第4项理由，从法律论据角度来讲，或政治论辩意味多于学术辩论意味(例如论)，本身还尚待论证，或本身即使事实上成立(例如事实根据论)，也还仅是一种参考因素而已，并不涉及前提。更值得关注的，是第1项和第2项理由。其中，第1项理由，与经典教科书的“避害公益论”近似，且未就放弃论的驳论本身予以再反驳，因此缺少针对性。梁教授还通过物权概念的分析展示而论证物权的独占“弊害”，以前的学者在此点均未予明言有害公益是为何意，然这一论证，也凸显一种从概念推论的方法色彩。第2条理由，乃以物权乃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为论，与经典学者的整理功能说、便于公示说颇有渊源。但论中对物权如何为交易前提条件并没有清楚揭示，有时与交易对象同论(试想债权也是可成为交易对象的)，因此不免有模糊之嫌。其与货币法定、有价证券法定类比更叫人疑虑，货币乃充当一般等价物者，而有价证券亦包括债券，这些都使得它们与物权本身不好过度类比。总之，上述隔空回应，因其立法策论色彩，另加相当色彩的概念主义论证方式，恐怕并不能使物权法定主义放弃论信服。

五、物权法定放弃论的合理与不足：基于特定破立语境而分析

物权法定放弃论的立论基础，主要是在针对物权法定主义经典论述予以反驳的思考下形成的，无论是宪法正当性困境论、整理功能不必要论，还是经济分析失效论等，对之进行分析和回应需作双重思量：一方面应该尊重它们所处的这种特定的破立语境，但另一方面又应超越这种特定的语境限制，将视线投向辩论主题的更核心部位或者根基问题上，如此方可更接近于主题内核。

物权法定放弃论的诸论据，前已述及，从特定的破立语境而言，即其分别对应的“想象敌人”，是物权法定主义者的避害公益论、整理功能论和便于公示论等。我们现在就来小心地将这些放弃论的论据放回到它们的破立语境之中，以此检讨它们是否达到了破立的确信效果。

(一)“宪法正当性困境论”的合理与不足

宪法正当性困境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展示了论者超越性的思维能力，即在弊害问题上转换讨论层次，将讨论从普通法理层面拉升到宪法层次。但是如果就针对“避害公益论”而言，这一论据似乎留有三个遗憾：

其一，关于物权是定分权的说法由于并不否定物权的绝对对抗力的属性，那么也就没有在私法规范分析层面回答放弃论如何避免当事人恣意创设物权因而致害公益的后果问题。法定论认为，物权具有绝对对抗力因而必然牵涉公益，而非只牵涉属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故有必要通过类型法定来避免当事人通过恣意创设物权而损害公益，放弃论并没有直接回答或驳掉这个见解。如果物权因其定分确实属于牵涉公益(含当事人利益)甚深，那么，取物权自由，体现契约自由之时，如何能够避免公益不致受恣意创设之害呢？

其二，关于物权的价值位阶问题有简化问题之嫌。苏老师认为物权与人格和身份权利相比，其定分性不同，后者属于非财产秩序，具有浓厚价值性和伦理性，属于宪法位阶的定分，而物权为财产秩序的定分，属于立法政策的范畴。但是情况真是这样吗，物权具备的价值性和伦理性，虽然比人格和身份权微弱一些，就一定不配拉进宪法而只属于普通立法政策层次吗？退一步说，物权法定与契约自由一样不是都属于一般财产原理吗？实际上，西方国家在宪法上确立的财产自由结构及其保障原则，本身不就是关于物权定分的“指令”吗？中国大陆地区尽管今天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但其在以“宪法指令的方式来确认和保障财产结构原则或者说物权定分原则这一点上，似乎并无二致。如此，为何厚此(契约自由)非彼(物权法定)呢？讨论宪法正当性，不能忽视宪法中的财产结构原则或者说物权定分原则，它们实际被看成是与契约自由原则具有并存的关系。

其三，如果站在意识形态价值中立的角度，便更不好回答以下特别质疑。在相当程度或部分程度上采取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不是从宪法上来说(不是从实际交易效率来说)，由于其奉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具结构性，物权法定反而更能够接受正当检验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物权法》更无法脱离物权法定主义立场。

(二)“整理功能不必要论”的合理与不足

整理功能不必要论从历史进步论出发，相信历史向前发展的逻辑，封建特权财产制终究会被后世自由财产制取代，这一点如果仅从历史必然进步论而言无疑具有哲学上的合理(尽管也存在历史任性论甚至退步论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放弃论的论述还是没有回答以下质疑：自由平等财产制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平等财产制，必然有它的“历史的创造时刻”，也就是说，罗马法也好，近代法国法也好，现代德国法也好，其物权类型法定构建正是在一种创造追求下，帮助历史在特定时间完成了对身份特权财产制的革新，建立了以圆满支配和绝对排他为特点的所有权为核心而展开的一种财产自由的法律结构。在这种意义上说，物权法定主义是一种制度，而不只是一些权利的简单集合。即，物权类型法定具有一种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的作用。

即使财产自由在今天成为一种基本社会观念，而通过物权法定来达到对此确立和促进的制度保障便可以不再必要的想法恐怕是过于善良的一种愿望，人性总是那么复杂，所以特权社会的复辟在理论上不是不可能的，现实中如果仅仅靠多数人的愿望而不是制度保障来维护财产自由的话，那么结果一定是近代以来物权法定所确立的财产自由制必然不可确保。此外，契约自由作为财产法原理，[31]也不能完全取代物权法定所具有的制度保障功能。这是因为，一方面，契约自由不等于财产自由，交易的自由不等于结构的合理。在物权自由的法律条件下，通过契约自由是否便也可以达成财产领域的自由平等是很值得怀疑的。市场中个体之间交往的理性本身并不就能够汇集出一个合起来的总体平等理性。另一方面，现实经验也经常告诉我们，在各种主客观条件作用下，在交易自由原理下，个体之间很多情况恰恰是喜欢偏离平等和自由的结构关系，甚至会因为主体之间的差别而走向一种逐利、盘剥和乘人之危的自私结构，即使在法律上确立契约正义原则，但是如果缺少一种有关财产结构的制度性保障(如物权法定)，往往无济于事。也就是说，仅仅自由交易(决定交易的自由)本身并不一定就导致财产上的自由平等。

(三)“经济分析失效论”的合理与不足

放弃论关于数据化技术发展导致登记已经大为改善及世界交易开放导致市场经济规模极为扩大的论断，无疑具有与时俱进的正确性，就此而言，物权法定主义在以公示技术不足为理由为物权法定辩护这一点上确实已经不合时宜。

但是，这一论据的主要功能是反驳有关学者的经济分析论，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其本身是否绝对论证有效还有讨论的余地。即使在经济分析学上成立，其有关确认成本、挫折成本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就认为在实践中物权自由就可以导致财产的自由流动，在今天资源和物质尚为稀缺的情况下，如果完全没有物权法定体制保障，想要避免自由沦为逐利式囤积和浪费(与公有制的特权式占用与寻租对应)，似乎几不可能。此外，财产结构在每个社会里面都不会是只取决于经济效率一个目标，它与社会结构总是密不可分。所以在物权法定的问题上，单纯的经济分析并不能解决问题。

(四)“公有制下无特殊论”的合理与不足

放弃论认为公有私用更适合物权自由，因为卖方是独占的时候，更应该自由化。但是这种论述同样有一个价值限定，即只讲追求经济效率。而在大陆地区，那些特殊论者的语境是，公有制下的公有私用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效率价值问题，它还负担其他需要保全的使命。特殊论者强调，在公有制情况下，物权体系的功能，包含了一些与经济效率无关的特殊追求——即维持某种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苏教授的讨论并没有真正触及之。

可见，从特定的破立语境出发，放弃论有很多真知灼见，在许多方面做到了与时俱进，在许多方面使得分析层面得到提升，但从整体上来说，似乎还不能从根本上击破物权法定主义者的经典论述，特别是对于避害公益论和整理功能论。

当然，前已述及，立于破立语境本身而论辩极为局限，因为所谓经典论述未必就一定是有关问题核心的，也许只是一定程度涉及问题根源，部分甚至还存在偏离，因此仅仅立于这个角度来分析双方的理论得失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本文应转入更基础层面的分析：物权法定构造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当下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基础的正当性？

六、物权法定构造的基础及限度：兼顾财产正义的自由论

(一)关于物权法定问题讨论的两种进路

一种，从现行法律制度或者法学理论上的债物二分规范现实或者认识出发，立足于从物权效力内涵和意义分析而加推演，通过将他物权与债权的效力区分对比，从物权因此如何利益重大并牵涉第三人利益的角度，来论证物权法定主义的必要性。这种论证显然是概念主义的或者规范主义的，是在不讨论如何确定物权类型及其效力语境下的实证立场的逻辑推演，并不触及物权法定本身为什么需要构造的理由，因此难免概念之间的循环论证缺陷。

另一种，则是立足对物权法定制度设计的根源分析，即物权体系及其类型法定化构造的原因论。例如研究近现代民法上为什么要确立以私人所有权为主导的物权制度，又为什么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上要如此这般确立地上权、地役权、居住权、动产用益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他物权并使之在类型与内容上法定化。而在中国大陆地区语境下，则要讨论所有权加以国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区划及安排的原因，由此探讨为什么要在土地公有等既定体制基础上确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权、国有企业财产经营权、公司财产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他物权并将之法定化？这里的探究，既有实然层面的，但更应有应然层面的，就前者而言，重在对于历史的法事实及其发生状态的挖掘，对于后者重在对于物权体系及其类型限定的正当性的论证。这种讨论可以是不具体的，即不限于分析既有具体物权类型，而只是一般化地追问：所有权的规定原因是什么，在所有权之外是否有再设他物权且在区分债权的意义上采取类型限定和内容固定的必要？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讨论。

我们可以避开作为物权乃至全部财产权结构核心的所有权制度的法定构造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过于复杂因此需要付诸专论，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物权法定放弃论并不否定所有权的法定必要性。因此我们在本文需要讨论的只是他物权的法定构造问题。他物权法定构造包含两个问题：首先是，民法为什么要在所有权之外同时建立一个具有强效力的他物权体系，或者说民法为什么在所有权之外还必须构建一个他物权法权体系呢？其次是，他物权体系为什么必须类型确定和内容固定？这两个问题是相通的，最终都指向他物权制度的设立基础和原因，因为设立他物权的法理和政策原因，决定了其存在的理由以及以什么规范方式存在的理由。

(二)他物权法定构造的政策再探究：财产正义的自由论视角

那么，他物权的法律构造的内在政策理由是什么或应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对于他物权在历史上和在现今之制度功能的思考。坚持放弃论的苏永钦教授提出，像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主要涉及交易关系(尽管实际上也可能有些非交易的关系)，因此是在具体相对的交易中产生的，也存在像债那样的当事人之间的特定关系。笔者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洞见。苏教授还特别强调，他物权的存在事关财产自由，笔者认为在精神上这也无疑是积极的。但是，放弃论进而认为，与所有权确为支配权不同，他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严格说来不能理解为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区分，他物权只是定分权而已，它从交易关系切割而成，与债权的区别只是在于被赋予对世效力，总之他物权与债权的区别，不过是作为仅具有对世性(对第三人的绝对排他效力)的权利与仅具有相对性效力的权利的区分，其差别可简化到公示与否的问题，既然电子化时代登记公示已经非常方便，他物权的类型自由也就不成问题。[32]笔者认为，在此分歧出现了，这里放弃论关于他物权与债权的规范区分本质的揭示值得商榷，即他物权与债权的区别是否真的可以简化为可否对抗第三人因而不过只是是否需要公示而已，恐怕还不能只从是否具有交易切割的外在形式来论证，而应该深入到对他物权与债权的制度功能区分的内在角度来讨论。或许现行民法中有部分的他物权看起来似乎更关注对抗功能，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今来看，绝大多数他物权的存在都不止是将交易关系仅在对抗第三人意义上加以切割那么简单。

他物权存在对物的利用一面，但是其切割绝对不是简单地支持财产交易关系那么简单，毋宁说民法在所有权的对立面建立一个有关物的用益和担保的他物权体系，触及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包含从更为完整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认识的关于物与财产分配的社会理论课题。边沁在谈到民法的目的时说：“在分配权利和义务时，立法者应该以社会的幸福为其目的”，“法律的所有功能可以被归结在这四项之下：提供生计、产生富裕、促进平等、保证安全。”[33]换言之，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其法律设计本质上不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主体之间的归属区划问题，而总是还存在一个立法者在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34]在西方，当人们在高举个人主义大旗的时期，将个人的平等与自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提出来，贯彻到财产领域，就是首先确立一种以个人所有权为主导的财产自由体制，推入到近现代宪法中，就是将财产私有体制奉为宪法基本原理之一，与契约自由表达的交易自由比较，它甚至更具优越性。但是，与此相伴，在物的财产功能的利用问题上，或者在财产整体秩序的结构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个社会性课题需要解决：[35]近现代以来的民法，在强烈贯彻私人所有权的意识形态之时，如何能够兼顾物的社会分配的正义要求。私人所有权体制本身是一种极端的关于物的决定个人财产自由地位的初始法律分配方案，但是从财产客体本质和体制功能的整体角度来说，这肯定不够完整，[36]因为物尤其是土地、房屋等特殊人类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导致社会价值相关性，使得私人所有权体制当然而然就具有一种社会偏离，与物的有关社会价值的属性处于矛盾状态。物，越是稀缺，其社会属性就越是浓厚，私人所有权体制安排也就越凸显与物之社会分配与公平价值要求背离的一面。谨慎的经典政治哲学家因此一开始就主张应对自由问题加以完整理解，我们需要自由尤其是财产自由，但又必须认识自由不是片面追求的，有时为了自由得牺牲自由。[37]美国现代财产理论家斯蒂芬·芒泽甚至明确指出，关于财产权结构的设计，即使暂时忽略正义、平等等原则，仅从功利和效率原则的角度，都应赞成有关私有财产适中平等的分配，结果是如果一个财产理论正在建构，那么它应该包括一个创设和维护适中平等分配的合适机制。[38]

他物权以及类型和内容法定正是这种为自由而牺牲自由的考量结果，它的功能除了致力于物的利用(此亦不止是简单交易过程和方式的要求)，更在于对于私人所有权的初始确定予以物的规范的社会软化，即通过构造一个更为复杂的所有权——他物权的财产权基础结构，来达到对于物的财产功能更为复杂的社会规范配置目的。近现代民法上，在私人所有权已经作为第一规范体制的情况下，无论为了物的实际利用还是为了物的社会分配局限，都有必要对其形成的对特定物的绝对私人归属支配进行再调整，这主要就是他物权的设定，所有权表达了所有人的支配自由，而他物权则表达了他物权人从社会方向而言可取得的另一种通过限制的支配自由。故学者德恩堡(dernburg)如是说，“事实上，所有私人的权利，特别是私人的所有权都因社会方面的考虑而受到影响并在法律上受到约束。”[39]这种法律约束，一方面体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宪法上明确规定所有权同时负有社会义务(如德国基本法)，另一方面，主要体现为通过允许(意定)有时是要求(法定)建立一个丰富的他物权体系来加以调适，通过他物权规范设计，达成在私人所有权模式下实现物的更具效率和公平的社会配置的规制目的。地上权、地役权这些典型的用益物权，其功能绝对不是只要满足相对交易的需要的简单法律手段，而毋宁说更是城市化时代致力兼顾对物的社会化配置一些必要的特定法律形式。

他物权与债权关系有着重大功能区别，债权关系体现的仅仅是单纯的交易功能，而他物权体现的是物的利用与社会再配置的兼顾。针对私人所有权初始设计的、致力于物的利用和社会化再配置功能的他物权，在权能设计上首先体现为应该赋予其以支配性而不仅仅是排他性。萨维尼称，他物权的这种所谓支配可以理解为这是在所有权内部可以想象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有限支配”，是作为特殊的法律制度而构造出来。[40]支配是典型他物权的必备权能，由此才再衍生出对第三人的排他力。这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符合他物权的制度功能，体现其与作为一般交易关系的债权关系的功能差别，通过赋予他物权人可对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进行“支配”的强力限制，乃旨在达到在已经确立所有权体制的前提下实现他物权人得以在社会再配置意义上就特定物获取用益或者获取担保的效果，它们或者通过支配物而达成其用益的可再分配功能，或者通过支配物而达成其价值的可再分配功能。他物权被作为强效力的法律关系而设计，包含了两层建构要求：其一，物的客体化设计，即在权利人与物之间建立主体与客体的支配关系。这一点从内在方面区别债权，尽管有的债也涉及物的利用(例如买卖、租赁)，但它们仍然只是交易而已，法律在此不必将债设计成为将物予以客体化的支配关系程度，而只需成为将特定行为(给付)相对对象化(区别客体化)以须为给付及须受使用容忍为构成的请求关系。其二，对世的效力配置，即建立权利人与任何他人之间的在权利人支配物这一点上的排除关系，排除一切他人非经他物权人意志对其支配的干涉和破坏。这一点从外在方面区别债权，在及于请求对象这一点上，债权人的请求只具有相对性，并无涉他效力。前一层建构，从功能角度分析，是一种有关物或其利用、担保功能的支配独占的定分，在法律意义上可以达成一种分配效果；后一层建构，是对于前一种分配效果的延伸保障，因为只有排除一切非授权的支配干涉，才能彻底维护前述的“分配式定分”。合同之债的设计，不能达成一种有关给付对象的分配效果，因为根本上就欠缺对物的控制属性。

其次，他物权又必须类型有限和内容确定。他物权能不能采取自由构造模式，这个问题是物权法定支持论与放弃论的根本分歧所在，但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物权法定支持论者和放弃论者，都没有在物权与债权的功能区别这一深层次加以讨论。无论是作为物权法定支持的避害公益论和经济效率论，还是作为反对的宪法正当性困境论和经济分析失效论，都没有触及他物权作为一种兼具分配功能的财产结构而被设计的本质；而整理功能论和相对的整理功能不必要论，虽然涉及功能问题，却都没有清晰认识到他物权的分配功能是一种再分配功能的特性，而是将所有权功能与他物权功能泛化，因此注意不到它们之间的结构联系。正是他物权的再分配的功能特点，意味着他物权不可能像债权那样可以从类型限定和内容固定中解放出来，可以简单地就建立在当事人的意志的基础上，而是应当采取法定限制的模式，从而达成一种“制度限制保障”的功效。因为，他物权既是针对所有权的特殊的支配意义的强力限制，那么如果法律允许当事人任意就可将那些并不适合体现社会再分配功能的普通交易关系(债)也通通根据意愿就成立为他物权，就势必易于导致对于私人所有权作为基础体制的根本破坏。或者，按照克尼佩尔所说，如果他物权创设不加限制的话，那么具体到物的排他利用关系上，就有可能发生利用关系与所有关系结构上的“不协调”。[41]例如，在原本私有自由体制下，某一任意的物的用益或者担保关系在被赋予支配效力之后，可能会发生破坏财产自由基本结构的效果，而使当事人陷于身份依附关系或者类似的某种经济结构关系中。可见，民法上确立他物权又同时限制物权类型，是为了维护私人所有权体制所确立的自由框架的相对稳定性和基础性，避免法律针对作为基础的私人所有权体制的再调整漫无边际，以致最后使之完全沦为空壳。

所有权——他物权的复杂体系组合，体现了一种复杂的关于物的多层次分配规范结构或状态，构成一种总体上的财产法权基础秩序和条件的设计。其中，他物权及其类型法定，在法律上起到了一种双重的特殊的制度保障作用。一方面必须承认，他物权，至少那些典型的他物权，应当被认识到，它们是及于物的客体化(尽管是部分支配)而展开的，实实在在被赋予支配和对抗的双重强力，从设计功能来说，其中支配性设计是本位的，是为了兼顾物的利用与社会再配置的需要。由此他物权不是在做简单定分或者说限于财产交易关系的切割，而是在做可对物进行客体化支配的再分配意义上的财产利用关系的切割，对他人(包括所有人)来说，他物权一经发生(主要经由意定)，是一种对第三人和所有权人自由交易的限制，但是对于他物权人来说，则是一种可通过支配而实现财产利用的方便和自由，如此，经由他物权的支配定分体系，使得民法在财产问题上不会因为所有权的预定而发生“所有权自由的相互妨碍和隔绝”，而是其财产生活可以变得更为有效率，同时也更为自由适中。但是另一方面，他物权的设计绝对不是对于所有权第一规范的彻底颠覆，而是在对所有权体制作为第一规范体制确立后的财产结构(即使财产关系从身份依附中解脱出来)本身加以基本尊重的前提下为促进物尽其用以及达成物的社会平衡所作的一种再调整而已。

可见他物权设计有两个定限：一方面，必须促进物的利用和社会平衡，这是他物权的积极规制理由；另一方面，必须维护既定所有权的基本体制(在私人所有权本位下为一种财产自由的基本体制)，即防备当事人通过任意的他物权的创设，使得既定所有权体制根本落空，这是他物权的消极规制理由。[42]为避免当事人因任意而对财产自由体制造成根本破坏，就有必要对他物权加以限制性规制，这就导致法定类型化的必要。[43]他物权的设计要满足上述两个定限，必须同时具有两个规范功效——指引的和排除的。在逻辑上可以想象的有四种规范方式：概括授权式，类型化授权式，概括排除式，类型化排除式。类型化授权式模式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通过物权类型法定建构他物权体系，虽然可能有所不全(可以通过法定的缓和处理弥补)，但是一方面可以具有指引和排除的双重效果，另一方面不致消极损害，比较起来还可以达到更为精确地构建“所有权——他物权”合理结构的效果。此种类型化授权，由于体现出具体权利配置的特点，还有一个积极意义，那就是兼具近似与程序公正的作用。其他规范方式则均有不当，类型化排除式，既不具有直接指引功能，又容易挂一漏万；概括授权式和概括排除式，则过于原则，接近于裁判授权，起不到具体的制度促进和保障的作用。

总之，在追求所谓“财产自由”的民法社会里面，契约自由仅仅是财产交易的原理，在财产分配的领域，则应以所有权加他物权作为复杂组合的体现私人自由导向亦兼顾物的社会配置的财产结构作为原理。因此，契约自由较为彻底，通常无需类型限制，而只需接受契约正义的抽象限制，但财产分配领域，所谓物权自由则是相当有限的，即表现为法律安排的个人所有权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立的他物权的具体类型与内容的法定化限制。这种限制的根源也是社会正义，但它是一种财产分配领域的社会主义，而这种分配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见解，乃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分配正义的问题永远是这样的：基本结构的制度作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体系应该如何加以调整，以使一种公平的、有效的和富有生产力的社会合作体系能够得以持续维持、世代相继？”[44]

七、结论

本文赞成财产自由原则，也赞成随着社会发展财产立法应当更趋于自由，因此与物权法定放弃论的财产自由关怀在精神上是惺惺相惜的。但是，本文更认为，财产自由不能等同物权自由，在物权法定问题上，应从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关系功能视角给予更为全面的讨论：所有权与他物权存在一种被限制与限制的特殊结构关系，这种特殊结构关系取决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功能调和需要，即在民法将私人所有权作为第一规范的前提下，还必须立足物的社会之存在的实际进行功能调和。由此，他物权的制度功能与债有所不同，后者体现的是普通交易关系，而他物权则非普通的交易关系可比，除了物的利用，兼负维护基于物的社会相关性所引发的财产正义等价值的使命；这些体现在法律设计上，他物权通常必须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物权”，即首先应被构造为“支配权”，而不是简单的排他权即可，而既然是支配关系，为不致根本破坏所有权第一规范的精神，物权法定又属于顺理成章之事。

应注意，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存在他物权立法前提的不同，现行所有权体制在土地等主要资源上采取了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中心而非私人所有为中心的结构。在这种前结构基础上，中国当前的他物权设计就有了不同的出发点。此时他物权的意义，财产自由化意味重于社会利用与配置价值，是在限制公有权的基础上对物的公有支配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他物权的开放程度也应当日益提升。但是也不会导致物权法定的放弃，因为一是现实体制限制，二是即使是公有前提下也仍然存在社会再配置问题，国家和集体毕竟不等于社会(这是需要另行撰文研究的问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述)。对此，或许苏永钦教授的以下建议更为可行。“如果这个思考太激进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些折中的立法。例如，引进一些概括性的物权，像德国现在那样，比如一般用益权、限制人役权或者把地役权扩张为不动产役权，土地债务优先权等等，用这些内容相当弹性的权利来替代一些内容比较僵硬的权利；或者，也可以像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分管契约开放登记；或者，把物权法定的法律概念扩张，让行政部门也可以去决定要不要开放某种物权的种类，甚至司法机关在个案里面也可以自由地去创造，甚至许地方政府或者集体所有人创设新品种的土地权。”[45]

最后需要说明，本文虽然支持保留物权法定原则而不赞成放弃物权法定原则，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认为现行物权法和其他民事法律所确立的物权体系便是合理的。中国物权法需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科学的或者合理的法权体系，是民法研究需要长期探索而且即使拥有足够的勇气也不过在认识论上只可以说是不断在接近合理的永恒课题。于此，从物权的类型化设计难以绝对确定和精确为论，显然物权法定原则宜采宽松论，以使其能够释放更多的规范实践和发展空间。

注释:

[1]江平教授的原话如下：“《物权法》不可能把全国各种形式的物权通通都写进去。社会生活这么复杂，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物权，这些东西合法不合法？怎么办？可以由法律解释去解决。什么叫法律解释？既可以是立法解释，也可以是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可以填补。从这个角度来说，物权法定主义在世界上有两类，其中一类是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还有一句话，当事人不得创设任何一种物权，甚至有人说这种创设是无效的，我不这样认为。物权法定主义是比较宽松的法定主义，并不意味着法律没有规定的当事人就一定不设置，也不意味着设置无效。”参见江平：《物权法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民商法律网”网络文章)。另，王利明教授也赞成这一立场。他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尽管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但这一原则在适用中不应过于僵化，以致于认为只有法律确认，对任何行政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创设的物权都不予承认，否则不利于规范和调整新型物权法律关系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2]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还是物权自由——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对于私用的权利类型应该是更开放还是更限制？”。(“中国民商法律网”网络文章)；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5年第8期；及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3页以下。

[3]参见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2期；及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同注2引书，第161页以下。

[4]梁慧星：“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该文乃是由梁教授在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民法建设论坛”所做的演讲报告整理而成。在该文中，梁教授主要从策论和概念主义法律观角度，强烈呼吁中国物权立法对物权法定主义应取严格论。

[5]这种转向的可能理由，似可以理解为是出于立法工作机构不愿因为一些争论而影响整个法案搁浅所为，在追求“立法成功”的目标下，为了立法尽快顺利通过，立法工作机构往往会在一些发生重大争议的条款上采取妥协，特别是愿意通过保持与“既有规定一致”的方式来避免麻烦。梁教授在大陆民法学界有重要影响力，兼任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对于立法临门一脚有相当影响，立法工作机构一向十分重视其立法观点。

[6]参见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99页。

[7]萨维尼：同注6引书，第285-293页。

[8]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版，第12-13页。该书台湾版初版于1970年。

[9]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该书台湾版初版于1989年。

[10]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一册通则所有权》，台湾1996年10月自行发行版，第36页。

[11] 参见德国学者所著教科书，如鲍尔、施蒂尔纳的《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和沃尔夫《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12] 我妻荣：《民法讲义ii新订物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13]梅芮尔、斯密斯：“财产法中的最优标准化：物权法定原则”，载《耶鲁法学期刊》， 2000年，总第110期[merrill/smith， optimal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property： thenumerusclaususprinciple， 110 theyale law journal1-70 (2000)]。

[14]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及经济观点分析”，载《经济论文丛刊》1991年第19辑第2期，第219-257页。

[15]谢在全教授通过引据日本学者我妻荣而提到一种“物权法定无视说”，但它不过是一种关于在一定范畴(即必要保护土地利用人立场)无视物权法定，承认习惯法上之物权而已。“该说主张根本应无视物权法定主义的规定，盖物权法定主义整理旧物权制度，以及防止封建时代旧物权之机能业可实现，而习惯法乃是社会生活自然发生，不仅无阻止可能，而且横加阻止反将有害，况保护土地之利用人，既为物权法之趋势，则自保护利用人之立场，亦应承认习惯法上之物权，此说认为习惯法有废止强行为之效力也。”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6] 苏永钦：“物权法定还是物权自由——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对于私用的权利类型应该是更开放还是更限制？”同注2引文。

[17]苏永钦：同注16引文。

[18]苏永钦：同注16引文。

[19] 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同注3引文；另参考苏永钦：同注16引文。以及苏永钦：《寻找新民法》，第161页以下。

[20]李富成：“中国语境中的物权法定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

[21]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同注3引文；另也参见苏永钦：同注16引文(“也就是说，民法典要变成一个纯粹的民法，它是要创造一个没有管制的自治法的空间，把自治法的空间拉到最大；但这并不表示它要排除管制，而应当让它作为管制的基础，管制在民法外面的特别法”；“我们用这个思考来看刚刚提到的问题。民法典要承担的功能是作为一个交易和管制的基础，它自己并不承担交易和管制的功能，它先创造出一些权利关系，然后国家依照它的需要来进行管理。所以，民法典不要把管理的问题摆进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状况。”)

[22] 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同注3引文；另也参见苏永钦：同注16引文(“原因在于，卖方是国家，必须假设它是一个比较有理性的主体，有很多公共设施的考量，可以统一地进行管理。所以，物权自由如果要担心什么事情的话，在国家拥有土地的情况下，它的大部分情况反而不值得谈起，因为国家本来就在管理这些土地。相对而言，因为卖方独占缺少竞争，这个交易基本上没有多少效率，更需要让土地上公有私用的类型自由化。在新疆、上海或者成都，这些地方他们对土地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里完全会出现不一样的交易需求，更应该让它自由化。在我看来，公有私用似乎更有利于物权的自由化。”)

[23]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同注3引文；另也参见苏永钦：同注16引文。

[24]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同注3引文；另也参见苏永钦：同注16引文。

[25]梁慧星：同注4引文。

[26]梁慧星：同注4引文。文章也附带对物权法定主义缓和论进行了反驳，但口气比较平和。“也许有个别民法学者，鉴于物权法草案规定的物权种类较少，因此主张‘缓和’物权法定、增加某种灵活性，不是全无道理。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是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不变的前提下，由法院采用法律解释及补充方法，如解释‘法定原则’之所谓‘法’包括‘习惯法’在内，最终达到某种灵活性和相对化的效果。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从立法上改变物权法定原则、规定‘物权自由原则’，来实现所谓灵活性和相对化的。”

[27] 梁慧星：同注4引文。

[28]梁慧星：同注4引文。“如果‘物权法定原则’可以被否定，而代之以‘物权自由原则’，凡属于‘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均可以‘视为物权’，则‘货币法定原则’、‘有价证券法定原则’亦可被否定，而代之以‘货币自由原则’、‘有价证券自由原则’，凡是‘符合货币性质的’、‘符合有价证券性质的’的，诸如‘代金?弧?ⅰ?共似薄?ⅰ??弧?ⅰ?呕?弧?ⅰ?杈荨?ⅰ?诽酢?鹊龋??墒游??醣摇?⒕?墒游??屑壑と??≌馐欠浅NO盏模〔豢吧柘氲模　?br> [29]梁慧星：同注4引文。

[30]梁慧星：同注4引文。

[31]坦率地说，契约自由也不是绝对的，现实中并不排除具体的千差万别甚至诸种限制的存在。

[32]参见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同注3引文。

[33] 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4年版，第120页。

[34]吉米•边沁：同注33，第117页。

[35]近现代民法通过物的个人所有的划分，一方面摧毁了封建的等级的财产体制，另一方面建立了一种物和财产可纯粹归属意义上的无限制的广泛的自由。

[36]不仅不够而且伴随产生绝对分配的缺陷，即温德夏特说：“毫无顾忌地贯彻所有权概念的结果，不存在严重弊端是不可能的。”

[37]以赛亚•柏林提到，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使用自由这个词时假定，根据常理这个领域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因为否则那将是一个所有人可以没有限制地干涉所有人的状态，而这样一种“自然的”自由将导致身处其中的人连最低需要也无法获得满足的社会混乱。因为他们对于其他目的例如公正、幸福、文明、安全或不同程度的平等也有很高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要为之牺牲自由，这其实也是一种为自由而牺牲自由，没有这种牺牲就不可能产生一种他们认为可取的社会联合。参见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38]斯蒂芬•芒泽：《财产理论》，彭诚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39] 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40]参见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286页。萨维尼还强调，包括他物权在内的物权的支配权能之设计，使得其利益实现不再需要依赖他人行为而是可直接通过支配物即可达成(第288页)。

[41]克尼佩尔：同注39引书，第251页。

[42] 所有权与债不存在这种紧张关系，因为债没有被设计为一种支配排他力，他物权不同，由于其支配效力的设计，如果对之不加以规制，那么所有权人的受限将是一种“及物”意义的绝对。

[43]所以，在私人所有权条件下，永佃权便难以成立，其原因即在此；而因为担忧人身依附和不当支配，我国今天对于是否应该继受历史上的典当制度并将其归入物权也显得顾虑重重，原因同样在此。

[44]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这也是契约自由为什么不能当然而言用来套用论证物权类型问题的理由。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14岁的徐雪寒正在宁波四明中学上学，激于爱国义愤，组织同学到宁波农村参加巡回演出，积极投入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的爱国运动。不久，他转学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集中的上海大学附中，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度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旋由党组织派回浙江，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等职。

1928年3月，他从宁波乘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浙江省代表会议，在宁波站，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辗转被关押到杭州陆军监狱。1933年6月刑满释放。次年春，经先他出狱的难友薛暮桥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同时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等活动。他编译了日本学者神田丰穗著的《社会科学小辞典》、加田哲二著的《德国社会经济史》两部书稿，后来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年，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创办新知书店，任经理、总经理。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传干事，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总干事、会副总干事等职。抗战期间，新知书店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华中局联络部，协助部长潘汉年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10月又奉命去上海、香港筹建一批金融和对外贸易企业。

1948年9月，山东济南解放，徐雪寒任市军管会交通部部长和华东区铁路管理局局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随军接管上海市内外贸易和铁路系统，历任市军管会贸易处处长，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华东贸易部部长等职。

1952年9月，徐雪寒调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5年因受“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株连，失去自由。直到潘、杨冤案彻底，才有幸得到昭雪，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徐雪寒已经70岁了，但他老骥伏枥，十分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写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他的主要文章曾编为《徐雪寒文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3年他和钱俊瑞等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建制，得到批准。

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薛暮桥说：徐雪寒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牢监大学”

浙江陆军监狱建于1912年5月，地处杭州钱塘路6号，设有七重大铁门，每道铁门都有步哨武装看守，进第四道铁门，即甲乙丙三个监区，监区中设有监视厅。

徐雪寒1928年3月入狱，时年17岁，和薛暮桥同在甲监5笼。

薛暮桥那时叫薛雨霖，江苏无锡人。1928年考入江苏师范学校，他最高学历是初中。16岁进沪杭甬铁路做练习生，从售票员、乘务员很快提拔为笕桥火车站站长。1927年初入党，曾任杭州区委工人部长，1927年4月被捕。薛暮桥入囚笼时，因一人只有一床薄被，同笼张秋人提出两人同睡一张铺，一床被子垫，一床被子盖，可以暖和一点。

张秋人又名张慕翰，浙江诸暨人。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被捕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个子高大，左眼有点残疾，带一副眼镜，讲话很幽默，既有煽动性又有说服力。张秋人好读书，在狱中他一天坚持学习五六个小时，他不但自己读书，还督促狱友也好好读书。当时狱中有好多书，像政治、哲学、历史类的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列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考茨基《基督教教义》，威尔斯《世界史纲》，蔡和森《社会发展史》等。经济类有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新经济学》等。文学艺术类有屠格涅夫《父与子》，法捷耶夫《毁灭》，茅盾《动摇》、《幻灭》、《追求》等等。在那密不通风的监狱中怎能有这么多进步书籍呢?

首先狱中有党的领导。徐雪寒曾说：“当时陆军监狱中的党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狱外党组织直接联系的，还有一种是没有联系的。我认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都应该承认它。”他的狱友骆耕漠说：“1929年底以前监狱就有党组织，虽然形式上没有，但实质上有，这是第一阶段。1929年底第二次绝食斗争之后，正式成立特别党支部，这是第二阶段。”而特别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徐迈进(徐建三)进一步说：“为了使斗争有领导，1929年底我们开始在监狱里酝酿组织。可是被捕后与党组织的联系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先组织起来，再争取上级认可。政治犯中既有党员又有团员，只能党团员合在一个组织里了。外面上级党称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称为‘母亲’，1930年春省委与我们联系上了，指定我为书记，正式追认狱中党支部为特别支部。”

在张秋人掀起读书热潮后，囚徒们想方设法获得图书，曾经采用几种办法：一是收买看守。有一个看守爱喝酒，他们就派一个狱友拜托这个看守买二瓶酒，将其中一瓶送给看守；今天让他买一包烟、一盒火柴，给他5角钱；明天又说闷得很，让他买一张报纸看看，又给2元钱。这些都是犯规的，但是看守一次是犯规，二次三次也是犯规，而且他一个月的工资才7元钱，给犯人带张报纸就2元，何乐不为呢?二是糊弄看守。狱中一度实行反省教育，允许囚徒买一些狱中审定的书籍，狱友们就先用铅笔开一张允许购买的书单，待批准盖章回来，把原书名用橡皮擦掉，再用钢笔写上真正要买的书名。看守看到批准图章，当然开绿灯。后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不准用铅笔，狱友们就设法只写一半书名，如先写“叛徒考茨基”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与”几个字，马克思代之以卡尔，列宁代之以乌里扬诺夫等。

读书成了支撑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同时提高了青年囚徒的马列主义水平。徐雪寒曾说：“我们开始参加革命，只凭感性认识，总的来说，相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是在陆军监狱里看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后才确立的。暮桥同志把陆军监狱叫做‘牢监大学’，一点也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当局发觉许多十五六岁入狱的青少年囚徒，思想愈来愈赤化，不得不加强了对囚徒日常生活的监视，这才发现囚徒读书的秘密。一场旷日持久的搜书运动开始了，这种搜查有时两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令人猝不及防。千辛万苦搞来的书籍报纸被成捆成堆地扔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怎不令囚徒们痛心!有段时间，整个陆军监狱只剩下《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05年俄国革命史》三本书。为了保存好这三颗种子，大家居然想出办法把书放进马桶里，盖上粪便，等看守搜完笼子，再将书刮去粪便，用水冲洗干净、晒干，继续读。

在回忆往事时，徐雪寒非常感慨，他说：“我们那时弄本书、弄张报很不容易。我妈接济我一点钱，我就偷偷买书报。那时叫看守买一张报纸要2块钱，心黑一点的要3块。然后一个同志放哨，大家轮流读。有时被发现，就带出去审问，只能说是包东西进来的，监狱当局不信，就打一顿板子，钉一副铁镣。可是，这都难不倒我们，那时读书看报比什么都重要。”

绝食斗争

陆军监狱的囚徒们是在饥饿、寒冷、鞭挞、屈辱、疾病、死亡的阴影下顽强地生活着、抗争着。从1927年“四・一二”到1937年“七七”事变，政治犯有许多人死在狱中。这时有一名囚徒包熠光死于狱中，他的死虽然不是第一人，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涛，因为这使囚徒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不改变这种非人待遇，无疑让当局将自己慢慢地宰杀。

囚笼中静得可怕，大家看到包熠光苍白浮肿的脸扭曲得可怕，显现着年轻的囚徒在生命最后时刻是何等的愤懑。忽然囚笼中传来低沉的歌声，大家被歌声吸引住了，随之歌声变成了几百人的大合唱，唱到悲哀处许多人纷纷落泪泣不成声，唱到激昂处不少人手打节拍。大家唱了一遍又一遍，引来几十个如临大敌的军警，看守队长吹着哨子大声吆喝：“不许唱！”但是歌声却唱得愈加悲切雄壮，并同声叫道：“我们要活命，我们绝食了!”

监狱长急得团团转，急忙布置了一番。跟着，飘着肉香的饭车推进了监狱走廊，监狱长笑容满面地劝说囚徒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可是七八十个水饭洞中没有一只饭碗递出来，连盗匪犯也跟政治犯一同起哄。

到了第三天，上海《申报》、浙江《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监狱因生活条件恶劣致人死命而全监绝食的消息。监狱长只得宣布改善生活，今后犯人生病，可以保外就医。对于犯人判罪与公布刑期问题，一定负责向上面报告。历时三天的第一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晚狱友们还为包熠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陆军监狱里，邹子侃、庄启东、徐雪寒和张雪痕是小字辈，刚入狱的时候都只有十五六七岁。邹子侃学习社会科学书籍较多，他比狱友们要老成，张秋人牺牲后，邹子侃成为大家的领导者。邹子侃认为第一次绝食斗争，监狱当局原则上答应的三条，第一、二条基本做到，但是第三条“宣布政治犯刑期”却始终没有具体答复，决定进行第二次绝食。

囚徒们一面做了充分准备，一面寻找发动绝食的时机。一天，一个犯人在稀饭里吃出了一条蜈蚣，于是向监狱当局提出保障生命安全、反对迫害、追查责任者。当局迟迟不答复，于是囚友们宣布绝食了，监狱长只好同意追查责任人，笼子可以整天开放，允许犯人到狱中操场上活动做操。邹子侃同意结束绝食，不过他分析敌人是缓兵之计，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果然敌人很快把他们认为能闹事的邹子侃、杨晟、徐雪寒等移解他处禁闭，一星期后才放回原监。

第三次绝食是有人从稀饭里吃出了碎玻璃。徐雪寒回忆说：“当晚我们20多人被钉上了铁镣，转押到大监，这次绝食斗争就不了了之。”尽管年轻的囚徒们脚钉铁镣，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并不沮丧，与监狱当局继续作斗争的愿望愈来愈强烈。

1930年春，狱中已经有了特别支部。为了壮大狱中斗争力量，支部决定发动一次“发折子”斗争。所谓“折子”，是囚徒入狱时狱方将每人身上的钱抄出，发给囚徒作为收据的一个本子。狱方声称犯人要买东西时，随时都可以用自己折子上的钱，但实际上这些钱往往被狱方挪用，去做生意，放高利贷。为了不让犯人知道，他们干脆扣住折子不发，犯人的毛巾破了、牙刷坏了、肥皂用完了都没钱买，犯人对此一向敢怒而不敢言。发动“发折子”斗争，名正言顺，且容易发动群众，于是先搞一个集体签名。谁知交上去后，狱方被激怒了，把犯人集中到操场上，说凡是签名的每人打十鞭子!裘古怀被作为发动者吊在操场边的木桩上，整整抽了二百鞭。他在地铺上躺了五天，成了跷脚，但他却因为“发折子”斗争得到胜利，感受到了与敌人搏斗的愉悦。

1930年4月下旬，特别支部联络狱中700多名难友，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改善非人待遇，并要求5天内圆满答复，“如不能做到，我们决定全体绝食。”5天过去了，监狱当局根本不理囚徒们的要求，一次规模宏大的绝食斗争开始了。绝食第一、二天，狱友们都坐在地上喊口号：“要求改善生活!”“不吃臭菜烂叶!”“要求废除打骂!”一阵口号喊过，就唱起《国际歌》和用《苏武牧羊》曲调填词的《囚徒苦》，唱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又喊了许多口号，响彻夜空。监狱当局用高压水管，扑火似地向囚笼中冲脏水，囚徒们不在乎，反而把“打倒”、“打倒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等口号喊得更响亮。囚笼中一片恶臭，但没有一人喊苦，没有一人后退。绝食进行到第5天，杭州、上海的报纸披露了700多囚徒绝食的消息，有一家晚报还刊登了一个在西湖边散步的洋人写的随感，认为囚徒绝食应归咎于“监狱长克扣囚粮”。这下监狱当局开始发慌了，感到“人言可畏”，不得不答应绝大部分条件。绝食斗争胜利，狱友们尝到了“斗则进”的甜果。

5月，狱友们又提出“发书买书”的要求，监狱当局却把裘古怀、杨晟、鲍悲国、徐雪寒等20多人拉到监视厅用藤鞭狠狠抽了一通。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绝食，可是这次年轻的革命党人失算了，绝食一开始，监狱当局即刻指挥武装士兵冲进囚笼，把他们认为是骨干的20多人通通钉上铁镣押往禁闭室。斗争流产了。

但是压迫不断，斗争就不息。1927―1937年陆军监狱前后关押过1508位共产党人，其中154人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笔耕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十分艰险，苏维埃地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革命由低潮走向复兴，但是政府却调集大军，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到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撤离苏维埃地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统治区则“白色恐怖”弥漫，从1931年到1935年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白区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不畏艰险，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地下斗争。

共产党秘密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利用公开身份，广泛组织农村调查。他们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问题是基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进行土地革命。政府对此十分恼怒，竟至横加干涉和限制。

1929年12月刑满出狱的薛暮桥在陈翰笙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同志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意识到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即将夭折，随即建议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着手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徐雪寒刑满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找工作，经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党组织也联系上了。中国经济情报社是钱俊瑞、姜君辰等同志在《中华日报》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每周一版。为了撰写和提高经济论文的水平，需要订阅许多报刊，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和保管，以便于使用。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所得的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所以徐雪寒他们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必须不断写作。后来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论文内容也较充实，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据薛暮桥回忆：“我们所写的稿件，除在《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发表外，其他报刊也乐于采用，纷纷约稿，而且篇篇都能发表。”

陈翰笙提议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完成在广西、广东等省进行的农村调查。当时政府行政院另有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其目的是宣扬“农村复兴”，维护封建土地关系。在南京的孙晓村利用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工作，《中国农村》月刊就是以他为代表人，把农村复兴委员会作为代表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取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徐雪寒一面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一面积极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活动。

徐雪寒在中国经济情报社撰写和时，还很年轻，这是在监狱中和出狱后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缺乏第一手资料，正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严重不足的地方。徐雪寒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之间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徐雪寒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着徐雪寒学识的增长，他写的文章愈到后来愈精彩，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美英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确有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徐雪寒奉命去华北战区考察，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村情况，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连续发表评论，阐述战时形势，提出了粮食储备、武装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征兵和动员乡村小学教师等问题。1938年1月又发表了《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一文，建议江南和上海地区的爱国青年不要都到武汉等地流亡，而要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打击侵略者。在新四军筹建之际，发表这样的主张是很有远见的。薛暮桥回忆说：“记得曾说，军队溃退时在上海、南京一带丢下三四十万枝步枪，如果上海的党组织不是动员一二万青年到后方去，而是动员他们组织农民捡起这些枪支，建立游击部队，那么，东战场的抗战力量势必大为加强。”徐雪寒的主张是和的战略思想一致的。

抗日救亡运动

徐雪寒在这段时期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在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徐雪寒投袂奋起，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300余人在上海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宣传干事，主编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不定期刊）。1936年6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沈钧儒、徐雪寒的公开职务是组织部组织干事。实际上胡子婴和徐雪寒还担任主持“全救会”实际工作的总干事、会正副总干事。当局对各地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终于发生了“七君子事件”。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极大愤慨，救国会会员尤为愤怒，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宣言，进行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活动。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通过“全救会”总干事会，组织发动了一场入狱救国斗争。宋庆龄、胡愈之等10余位社会知名的民主人士，赴苏州高等法院自动要求救国入狱，搞得当局狼狈不堪，十分孤立。

1937年夏，因徐雪寒的母亲姓沈，“全救会”总干事会推举徐雪寒以沈钧儒“外甥”名义探望“七君子”，向他们汇报了“全救会”工作和“双十二”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对策等信息，使在狱中的同志心中有数，并受到很大的鼓舞。

书店是革命的工具

1935年5月发生《新生》周刊被封事件，《中国农村》月刊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也面临停刊威胁。为了能够同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坚持斗争，巩固宣传阵地，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徐雪寒和一批社会活动家共同发起创办新知书店，公推徐雪寒和钱俊瑞、薛暮桥、张仲实、姜君辰、孙晓村、张锡昌组成理事会，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受理事会委托，和华应申一起主持书店工作，担任正副经理。后来书店扩展了分支店，二人又分别担任正副总经理。

理事会为书店工作制订了三条方针：一、办书店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的工具；二、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并按企业原则经营和管理。

出版工作是革命的工具，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这正是徐雪寒所一贯主张的。新知书店自始至终严格遵循这个方针，并形成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成为新知书店的优良传统，为每一个干部自觉遵守并引以为豪。

新知书店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钱俊瑞、章乃器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该书针对当局推行法币政策和通过外汇本位制，把国家通货出卖给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及时向全国人民揭露其真相。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著名的斗争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和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和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

在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中国农村》月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用大量事实阐明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状况及其性质，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徐雪寒除了写文章揭露农村中存在的种种超经济剥削外，还在新知书店组织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本书是《中国农村》对农村问题论战的结集。紧接着，又出版了一批译著以及薛暮桥著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战时乡村工作》，钱俊瑞、徐雪寒等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书籍。

当时出版界很不景气，政治理论性读物更被认为难以销售，但在徐雪寒的经营下，这些政治理论书籍的出版，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知书店也就在读者的爱护和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里，异军突起，逐渐站住了脚跟。

西迁武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吃紧，新知书店决定西迁武汉。这时书店除了存书和待收账款外，现金十分拮据，在经济上陷于困境，只能派一部分干部前赴武汉打前站，暂时留在上海的干部，靠摆地摊卖书勉强维持生活。

1938年初，徐雪寒辗转到了武汉。这时新知书店的同志在华应申同志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已在1937年底在武汉江汉路联保里恢复出版业务。

为宣传团结抗日和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徐雪寒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得到各地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帮助，团结书店干部，大力扩展发行网点。在武汉时，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办的扬子江出版社并入了新知书店，又先后在广州、重庆、襄阳、南阳、长沙、常德、衡阳、桃源、辰溪、沅陵、丽水、金华、龙泉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扩展了宣传阵地。同时积极组织出版新书，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胡绳著《辩证唯物论入门》、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传纲编《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和光未然著《街头剧作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版的。此外，还出版了《救中国通俗小丛书》和《战时问题丛书》，以适应战时宣传工作的急需。长江局办的中国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工作，也由新知书店办理，它和新知书店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统由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通过徐雪寒直接领导。在徐雪寒的开拓性的经营下，武汉时期的新知书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宣传出版力量。

处在“孤岛”半秘密状态的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是按照徐雪寒的意见于1938年去重建的，虽然工作条件十分困难，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印行了中共上海市委由梅益主编的《时论丛刊》、《大陆》月刊等刊物和书籍，著《新民主主义论》也首次在上海印行，向“孤岛”上的人们传达祖国的声音，给他们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1939年8月，徐雪寒又派出干部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建立随军书店，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又组织了流动供应队到各支队去，直接向部队供应精神食粮。

奔走于桂林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徐雪寒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移设桂林，日常工作由华应申主持。为便于就近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徐雪寒常驻重庆。中国出版社这时也划归南方局，徐雪寒在重庆仍继续办理中国出版社的业务。

在这段时间里，徐雪寒经常奔走于重庆、桂林两地，继续扩展宣传阵地，在宜山、桂林、柳州、昆明、贵阳、曲江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的地区是和读书出版社或生活书店合作经营的。

在重庆期间，徐雪寒经常得到的亲切关怀。1940年夏，指示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很需要我们，三家书店可联合派出干部，以民间企业形式去设立出版机构。”因此徐雪寒和黄洛峰、徐伯昕共同作出决定，由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兄弟书店派出干部，抽调资金，分赴延安、太行、苏北等根据地建立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为三家兄弟书店战后的全面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延安的华北书店后来出版了不少新书。太行的条件艰苦，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印刷设备；远在重庆、桂林的总店，也正处于当局的迫害之下，不可能给以支援。他们在货源断绝后，就自己油印各种书籍。白天卖书，晚上刻蜡版、印刷、装订，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还组织流动供应队，翻山越岭，活跃在太行山区的辽县、武乡、黎城一带，深受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项工作既为抗战文化作出了微薄的贡献，也使三家书店的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与此同时，三家兄弟书店还在苏北盐城、海安、黄桥等地设立了大众书店。次年，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众书店转入农村活动，后来又成为中共盐埠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机构。

这年冬天，大后方风雨满楼，形势一天紧似一天，要时时刻刻警惕着逆流的袭击。高瞻远瞩，又交给徐雪寒一个特殊任务，要在新知书店中物色党员干部，前去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建立几个灰色的书店或文具店，隐蔽待命，准备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随之日寇又向浙赣沿线进犯。徐雪寒派干部去建立的这些据点后来虽然没有启用，但他们奉命先后在吉安、南昌、赣州、厦门等地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甚至全国解放。

在此期间，新知书店出版了徐冰、徐懋庸等著《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薛暮桥著《经济学》、邓克生著《新经济学讲话》、崔尚辛著《物价与币值》、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动态》、雪峰著《鲁迅论及其他》、林植夫编译《敌军士兵日记》和《敌军家信集》。此外，还出版了《战时儿童初级读物》丛书，组织作家编写了《国际问题丛刊》和《英汉对照读物》等丛书。

在武汉和桂林、重庆时期，中国出版社的书刊，在新知书店的出版物中占了很大比重，发行的地区相当广泛。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马恩论中国》、《列宁论中国》，著《论持久战》和《关于团结救国问题》，凯丰编译《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共产程》、《支部工作纲要》等都陆续出版，其中许多书还一再重印。这些书籍的纸张，大多是中共中央从延安运到重庆南方局，再由南方局交给徐雪寒负责处理的。

为扩大这些著作的影响，徐雪寒先后派出俞鸿模、张朝同和吉少甫赴香港设立了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和南洋图书公司，开拓出版阵地，中国出版社的书籍和重庆编印的《群众》周刊，也多在香港就地印刷，向港澳地区和南洋一带发行。

团结开拓

新知书店是一家出名的穷书店，创办时的资金是向一批穷文化人10元钱一股、5元钱半股，甚至写篇文章来抵数，一点一滴募集起来的。后来业务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在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们重重摧残迫害之下，新知书店的工作条件始终十分困难，书店干部的物质待遇一向很艰苦，徐雪寒虽然担任着领导职务，也没有例外。新知书店创业初期，他在上海从不向书店领取津贴，而是靠借债和卖稿维持生计。

对新知书店和书店干部在这方面的情况，深为了解。抗战期间在重庆，他曾经对徐雪寒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低薪制，远比根据地供给制艰苦，很难设想你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是新知书店正是从这样艰苦条件下熬过来了。这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书店创始人和总经理的徐雪寒的作用。新知书店创业初期，工作很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渐站住了脚跟。在武汉时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雪寒积极争取长江局的领导，主动配合各地党组织，并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开始在大后方设立了分支店，出版物大幅度增长，书店业务得到很大发展。

在桂林时期，徐雪寒决定创办《店务通讯》(内部刊物)和《文化线》（不定期刊）。前者的编辑宗旨是为了沟通上下(总店和分店)左右(分店与分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增进相互了解，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积极性，加强全店同志的革命团结精神。后者则本着徐雪寒在创刊号《开场白》中所指出的“忠诚地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为读者提供文化出版信息，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这两个刊物都受到全店同志全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了全店同志和书店与广大读者交流感情加深友谊的纽带。

徐雪寒还十分关心和重视干部的文化理论学习和形势教育。他在书店内部设立学习委员会，并定期举行测验。由全体同志轮流出题，当领导的和同志们一样参加测验，答案都在墙报上公布。平时，还经常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到书店作辅导报告。1938年7月在武汉时，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徐雪寒特地邀请到新知书店作报告。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给全店同志以很大鼓舞，加深了对持久抗战的认识，更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念。

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也是徐雪寒的一个重要长处。他在新知书店和副经理华应申之间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默契的。他们之间分工合作，相得益彰，为书店干部交相称誉，也为全店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书店时他们是正副手，后来离开书店，彼此仍引为知己，相互关心和相互尊重，几十年如一日，如此诚挚深厚的同志情谊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工作上，徐雪寒一贯坚持原则，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从不以势压人，即使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总是循循善诱，以诚相待，从不疾言厉色，打击报复。他生活俭朴，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又经常很自然地和同志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书店人手少，遇到什么急办的事(如打邮包)，他就和大家一起上，大小事都干，而且干得很内行。同志们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没有拘束，非常愉快。

徐雪寒十分重视培养和爱护青年干部，要求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增长才干。新知书店各地分店的经理，大多在二十岁左右，徐雪寒对他们放手使用，让他们发挥所长，有用武之地。但旧中国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些干部又多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徐雪寒在安排他们工作时，总要为他们设想种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除此之外，还尽可能在当地介绍适当的社会关系，以便必要时有个出来说话和帮助出主意的人。“皖南事变”后任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主任的许静，以出售废品(旧书)方式销售进步书刊，很有成效，但最终被特务发现，并追踪到了办事处，许静因此被桂林警备司令部逮捕，全凭徐雪寒曾经托付过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帮助，才获得了自由。这也说明徐雪寒平时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和荣辱与共的境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才能在危急关头倾力相助。

转移坚持

徐雪寒苦心孤诣经营的新知书店，跟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作，在华北和苏北等敌后根据地设立了机构，因连年战争，后来和总店失去联系，但他们都在各个根据地的党委领导下，继续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宣传团结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大后方的几十处分支店，有的分店因日寇进犯，主动撤退，大多数在几次高潮中被当局查封、没收或被“勒令停业”。书店干部有的遭日机轰炸牺牲；有的被当局或日寇拘捕坐牢，受尽酷刑；有的惨遭地主武装活埋，摧残殆尽。在新四军中建立的随军书店，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负责人朱晓光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年多，越狱脱险；也有的同志在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指示徐雪寒作好转移、分散和隐蔽的准备。徐雪寒在广西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广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陈劭先等的同情和支持下，撤消了桂林市郊施家园第一线的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另在市区太平路20号设桂林办事处，主要经营邮购业务，桂西路35号桂林分店门市部低价转让给文化供应社，作为该社的门市部，部分干部随同转移了过去。这样做既保存了干部，又能继续销售书籍。转让门市部后所得的资金，还解决了以后相继来到桂林的各地分店干部的疏散、撤退和设置第二、三线书店以及副业机构所急需的费用。

这时只有重庆分店还存在，对分店经理岳中俊说：“几家书店(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共产党的书店。如果把这些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合作。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瞩目。他们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因此，重庆的书店要坚持下去，在政治上采取主动，自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重庆分店按指示严密部署，作好了随时被封、被捕的安排和准备，严守岗位，终于坚持了下来。

在徐雪寒撤离桂林后，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由沈静芷继任总经理。沈静芷按照徐雪寒的交代，以秦记西南印刷厂经理的名义从事活动，同时开设了二、三线机构，经营出版和副业，以副业养出版，取得了一定成效。1944年9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三家书店遵照的指示，分水陆两路撤离桂林。一路在八步、连县建立兄弟图书公司；一路由沈静芷带领，由陆路撤退到重庆。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广泛团结当时在重庆的几十家私营出版社，并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了联营书店，冲破了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新出版业处于被动窒息的局面，也为新出版业联合起来从事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孤岛”时期

1941年春夏，徐雪寒等先后到达上海“孤岛”，建立了公开经营运输业务的泰风公司，继续保持着和大后方、香港等地的联络。同时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和印刷条件，在姜椿芳的协助下，开设了远方书店。他们团结和组织一批作家翻译苏联文艺作品，编辑出版《苏联文学名著译丛》等书籍。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中译本，就是这个时期由梅益翻译出版的。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租界，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和泰风公司等机构随之撤销，有的转入苏北根据地。徐雪寒则和汤季宏等全部转入地下，冲破日寇重重封锁，把进步书刊由海路输送到苏中、苏北、胶东和浙东等敌后根据地，供应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迫切需要。随着工作开展，还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为了掩护的需要，又建立了同丰、申庄等贸易机构。

1942年春节前，有一批图书、印刷器材、油墨和江淮银行印制纸币的印版等重要物资，要经浦东出海输送到苏北根据地去，在途中被一股海匪劫走。经了解，海匪头目的老窝在崇明，徐雪寒得知情报后亲自深入虎穴，与海匪头目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这批重要物资终于失而复得。徐雪寒又亲自将图书押送到了胶东根据地，其他器材和物资则输送到了苏北根据地。这时他曾设想将新知书店迁移到根据地去，这个打算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赞同和支持。但徐雪寒回上海后，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战事紧张，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在上海敌战区，徐雪寒和同志们共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直到1943年初离开上海，上海这摊子工作便由汤季宏全面负责。1944年10月，由于内部混入了汪伪密探，所有公开和秘密机构都遭到彻底破坏，工作人员除个别外出的外，也都被捕，有的同志被捕后遭受酷刑，以至终身残废。

隐蔽战线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冯玉祥通过王昆仑要求沈钧儒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徐雪寒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选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

临行前，徐雪寒在钱俊瑞家里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潘汉年详细告诉他工作上应注意哪些方面。徐雪寒询问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潘汉年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之所以对冯玉祥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冯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暖昧态度。潘汉年还估计冯难安于位，所以决定徐雪寒的组织关系仍留在钱俊瑞那里。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上海进入淮南路东根据地，到达位于苏皖边区盱眙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这时，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的安全，已命令他们撤退到根据地，由潘汉年担任社会部部长。徐雪寒在华中局报到后，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分配在联络部，实际上让他担任联络部副部长，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根据地的日常工作，大约每二十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徐雪寒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电文，经潘汉年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与潘汉年的工作系统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潘汉年的爱人董慧，她没有进根据地，仍留在上海工作。

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有关组织，必须迅速处理。除了有必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利用一个较有名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

潘汉年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心理状态和经历告诉了徐雪寒，并且还告诉他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甚至可以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账，愿意出面营救。

徐雪寒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她安详地对徐雪寒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然后徐雪寒通过潘汉年所交代的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当徐雪寒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之后，马上引起他的重视。徐雪寒合情合理地劝他出面营救，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这个汉奸觉得徐雪寒言之成理，表示一定负责设法营救。后来这个案子很快结案，全部人员获释。

经济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调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同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椐地发行“抗币”的经验，指出“抗币”的发行数量只要能按市场需要而进行适当调节，那么就可以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当时政府滥发法币，南京伪政权滥发伪币，币值狂跌，物价猛涨。但根据地物价，由于控制“抗币”发行数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抗币”币值稳定，人民乐于使用“抗币”，所以能把法币、伪币驱逐出根据地市场，还能渗入敌占区。在我国北方的几个根据地中，华中根据地是物资最丰富的地区，贸易大量出超，如果不坚持由“抗币”独占市场，那么出口的大量物资换回不断贬值的伪币和法币，遭受的巨大损失将难以估量。

同年10月徐雪寒又被派到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同时为华中银行组织一个采办印钞物资和运输业务的秘密机构。这更加丰富了徐雪寒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性知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在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贸易处(对外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工作，随军陆续接管了江海关、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等三四十个行政单位和企业，并兼任江海关的军代表。

根据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贸易处除了完成接管任务外，还应当尽快稳定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生产，支援华东各省。但是，虽然明令废止政府的金圆券，发行人民币(包括解放区流通的华中币和北海币)。却出现人民币刚发出去，很快就回笼，难以占领市场的现象，这也就难以通过发行货币积累资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样的问题，在接管其他城市时没有碰到过。在贸易处所属的上海市贸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的陈其襄，一天来找徐雪寒说，解放前夕，上海流通的货币实际上是银圆、金条和美钞，金圆券不断贬值，等于废纸。而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原来操纵银圆等货币买卖的投机商都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照常在那里进行黑市投机活动，操纵人民币的流通。这就是人民币未能占领市场的症结所在。

陈其襄反映的情况，使徐雪寒恍然大悟，立即告诉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陈穆认为陈其襄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于是和徐雪寒一起向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汇报。曾山听了又立即领他们两人去华东局汇报。当时华东局的几位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正在开会，听完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命令：“对旧证券交易所这个黑窝子给以严厉打击，对操纵货币的投机商务必一网打尽，严加惩处。”

饶漱石立即找到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刘晓作了部署。6月10日，上海解放第十四天，在华东局的直接指挥下，一举歼灭了盘踞在旧证券交易所里的货币投机集团，同时人民银行也挂牌收兑银圆、金条和美钞，人民币终于得以流通。这场货币之战大获全胜，给经济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政还有困难，不得不增发部分通货，物价因此难以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大商品，就是所谓“二白一黑”。“二白”指大米和纱布，“一黑”指煤炭，是上海投机商兴风作浪争夺的对象。在中央支持下，贸易处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与投机商经过多次较量，最终击败了投机商，取得了市场斗争的胜利，上海市的物价渐趋平稳，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并对其他城市产生了良好影响。

无私奉献

随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9月后，徐雪寒又先后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为整顿华东地区的铁道运输和外贸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徐雪寒又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徐雪寒，1955年发生“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多年来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卓著功勋。不幸在1954年冬，竟被错定为叛徒、内奸、特务而被捕入狱。徐雪寒因在抗战时期与潘汉年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民权利五年。1965年提前假释出狱，因刑期未满，同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往来。十年“动乱”期间，徐雪寒又被送进“牛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恢复公民权，1977年被批准回到北京。1978年许涤新延聘徐雪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经济研究》杂志编辑。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徐无罪，随之恢复了党籍，被聘任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1985年，他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并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顾问和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投资学会顾问等职，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徐雪寒发表了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他根据大量资料，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不作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

随着形势的发展，徐雪寒对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自己卓越的见解。他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减少很多困难。

他写的《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文章。孙冶方从50年代以来，因重视价值规律和提出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获得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88年发表上述文章，肯定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的观点，是有矛盾的。孙冶方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显著的区别。这种情况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不断地前进和创新。薛暮桥说，孙冶方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感到欣慰。”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东晋时期，中华文化的太空升起了一颗璀璨的巨星――王羲之。他的盖世才华和鬼斧神工般的妙艺不仅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而成为民族的骄傲，也震铄了一衣带水的友邦东瀛，奉为圣人。我在引以为豪之时又不由思忖：是其高洁的人品陶冶了他的书艺抑或是他登峰造极的书艺抬高了他的人品；是个人修炼所致抑或是时代风尚使然？对王羲之来说，举足轻重的究竟是政治生涯还是书法艺术？

在我脑际首先刻下王羲之印记的是家住西郊乌漆大台门时节。说是乌漆其实徒有虚名，老态龙钟的台门乌漆早已剥落殆尽；大倒是真的，里面挨挨挤挤足有五六户人家，日出日落相见，锅盆瓢碗相闻，热闹得紧。

那时，最疼我的要数与我家比肩而居的王婶。每当放学回家，王婶总会拉住我的小手，塞给我薄荷糖什么的。一天，她和家母聊天，得知我读书经年竞未拜过王羲之，不由嗔怪莫名：“哎呀呀，难怪阿尧的字歪歪扭扭的，不拜书圣，哪行！”于是，古道热肠的王婶毛遂自荐，陪同我和母亲前往她的娘家金庭，拜谒她的先祖――王羲之在天之灵。

出嵊城东行50余里便是金庭，山门前，传为王羲之手植的数株千年古樟巍然耸立，虬枝擎天，浓荫匝地。山门左侧为“晋王右军墓道”石牌坊，是清道光年间浙江学政吴钟骏题写。太师椅般的王羲之墓坐落在山腰。墓前，大明弘治年间重立的“晋王右军墓”碑穆然伫立。王婶点燃香烛，袅袅青烟遂与历史的故事幽幽衔接……

时光永是流逝，往昔的足迹早被岁月的风雨洗涤净尽，进驻心田的是东晋名仕王羲之。他是以全新的楷书使我们啧啧称羡的。如果说名家钟繇的楷书常含隶书笔意，王字则隶意全无。王羲之的字骨力雄健自然天成，体态妍美而粉黛无施，姿仪清雅而庄矜严肃，法度谨严而从容衍裕……有“常人莫之能学”之势。故时至今日，叹谓王字可望而不可及的依然数不胜数。

王羲之出道走的是从政之路。

自古以来，大凡有志的文人学士都视仕途为进身的阶梯，视济世安民为做人的基准：司马迁、杜甫、白居易……王羲之也不例外。他不管朝野如何腐朽晦暗，上司如何行强相欺，始终不改行善政、为循吏的初衷。

据《晋书》记载，王羲之仕途坎坷。咸和四年六月，王羲之首仕临川太守。小小临川郡，辖县仅十，民八千五百户，不过一地瘠民稀之郡，绝非王羲之所能施展抱负，可他并不因此就敷衍塞责，而是“循名责实，虚伪不齿”，不仅斗胆抵制上司刘胤的强征硬索，还直言极谏，险因触犯权贵而遭杀身之祸。

我时时思忖：王羲之其实是不用冒恁大的风险的。当时的政坛，凡郡守、县令无不以“服食”、“清谈”、饮酒邀游为时尚，政务尽可由下属处置，谁想过问，反有被讥为俗人之虞。因此，王羲之纵然“隆中高卧”不闻不问，亦不会有非议。我难以洞明，王羲之以南渡第一高门的属身放任穷乡僻壤的感触，他又是如何摒弃心中的怅惘勉力负起为民请命的使命，从而显露出不仅“骨鲠”却有“鉴裁”的品行。

成帝咸康五年，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经历了一场生死劫。公元339年，酣睡在“卧榻”之旁的后赵突然发难。东晋重镇邾城陷落。阵亡将士六千余人，居民被掠近万，汉水以东，尽是绝望的和声嘶力竭的呼号。面对败局，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的庚亮痛心疾首：悔不听羲之之言，致有今日惨祸。

背晦颟顸的朝臣有的是，后果也可想而知，但此事却非同小可，黎民百姓的栋折榱崩毋须多言，社稷的陵替方是可怕的祸胎。

庚亮的叹悔是有道理的。

早在公元334年，庚亮屯兵邾城意欲北举时，王羲之即犯颜直谏：邾城外接群夷，内无所倚……可惜忠言逆耳。

仕途的厄运对文人学士来说似乎特别钟情，无论贾谊、嵇康，还是李贺、张九龄……概莫能外。离开庚亮的王羲之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兼艺术家独有的容止。他一面殚精竭虑寻绎实现夙愿的奥秘，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情；一面笃行不倦苦学名家书艺，博采众长，以有限的形态表现无限的意蕴，未敢有丝毫懈怠。

我时时思忖：王羲之若只痴宦海不及其余，或“备精诸体”却不锐意创新，那么，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的《兰亭集序》还能有这样水灵鲜活么？书圣的桂冠就更是个未知数了！

王羲之本是史不绝书的人，这下显现了过人的才能，不久就奉诏加宁远将军，领江州刺史。从初始的穷郡太守、征西幕僚一跃为领十余郡的州刺史，可谓重任之兆。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赴任不过年余，王羲之又因不愿为虎作伥祸害子民而“花事泯灭”。待至永和六年方东山再起，受任会稽内史。此时，王羲之的仕途也走到了尽头。他终于无法与唯官为上的胥吏相抗衡。事实上，这亦与王羲之济世安民的宗旨相悖。唯官为上，对济世安民之说自不屑一顾；或为求官运亨通，蒙上忧国忧民面纱的也并非俱无；也有趋向极端，衍生出诸如秦桧般狗苟之徒。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我无意标榜人品，也无意标榜文品。可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文如其人，亦云字如其人、风骨即人早经验证。我不时思忖，俞万春的笔端为何流不出《水浒传》，更不可能喷薄出“宁溘死以流亡兮……”惊天地、泣鬼神般的诗文，他若置身屈原的境地，迈的将是迥然不同的步履。

书法是始于汉末、三国时期的一门独特的艺术。它不像摄影那样易于窥察作者的用心。它的特色是含蓄和蕴藉，一个人的性格、人品、学养、艺术理想和时代风貌无不有机地融溶在“点、横、撇、捺……”诸般符号中。王羲之以他高澍的操履，姿媚流便的书体完美了古代“字如其人”的艺术思想，也造就了他在书法的历史上继往开来、集其大成的书圣地位。

王羲之在心底烙定了济世安民的印记。我时时揣摩他屈就征西幕僚时的心绪。那时，境外强敌觊觎，境内财力空虚，庚亮若能纳羲之之忠谏，熟习战阵、备齐资用而后举，击败后赵光复祖业并非没有可能。果能如此，号称中兴然而僻处江东一隅的朝廷无疑将揭开辉煌的一页。王羲之实是有功之臣。可他依然未能坐定江州刺史的交椅，上了辞官之章。按理，教训屡屡，他该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图个，然他仍然说，不！我大脑的荧光屏常常浮现如是镜头：云海如墨，风声如涛，参天大树下，一风流倜傥儒生仰首问天：新月，你在哪里？

芽儿般的新月仿佛冒出了地平线，穆帝时，王羲之有幸出任会稽内史，然而，宦海茫茫，梦般的月华转瞬即逝。为临川太守时的上司刘胤早已自食恶果，而现任的上司王述却比刘胤不知厉害多少。他先是对王羲之优礼有加，后终于逮到了机会：王羲之忧国忧民而为朝野传诵的《上会稽王笺》触着了会稽王的痛处，会稽王震怒了！

王述横眉剑出鞘。

这是把杀人不见血的隐形剑。

王述的儿子坦之携着攻无不克的“红包”上路了。我猜想，见了会稽王，坦之自会悲天悯人地告上一状：尊敬的殿下，王羲之真是太那个了！什么伍员之忧、倒悬之急，分明是以下犯上居心叵测……烈火烹油，会稽王不由七窃生烟、须眉倒竖：罢了罢了！

东晋王朝在成帝时就多日薄西山的征兆，后赵南侵一役，使东晋王朝原本羸弱的身子又挨了一记闷心拳，用气息奄奄来描述似乎有点过分，可也相去不远。穆帝时，更是民穷财竭灾祸连连。永和五年、六年，江左洪灾，接着又是大旱，王羲之屡屡“开仓赈贷”以救民命。王述却让人四出造谣。说什么灾情本轻，王羲之这开仓赈济是故意收买民心啦，王羲之屡屡上书是变相诽谤朝廷啦，不一而足，连王羲之工书之誉也成了哗众取宠的代词。着意加工的谣言直把京城炒得沸反盈天。

面对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王羲之再也不能拄笏看山了。他开始强慑心神，郑重揭开心灵深处的覆盖，检点自己从政以来亦断亦续的轨迹，或愉悦，或烦闷，或惆怅，或伤心……然无论如何总没有忘却济世安民的重任，可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然今日为何竞要受制于小人呢？为的是功成名遂吗？自己早就可应王导的举荐出任吏部尚书，要是那样，现在自己就不是区区郡守了，自己是为了做人的准则啊！王羲之觉得从政若梦，这梦无论怎样绵长，总是要醒来，今生今世，纵然朝廷再诏，也不再出仕了！

王羲之找到了通往内心深处的道路，毅然决然去父母墓前“告慰先灵”，然后交卸郡篆，在众多耆老士庶的送行中移居蕺山别业。未几，又仰慕剡县（今之浙江省嵊州市）秀山丽水，踏衰草，穿疏林，赴金庭定居，在绵长的时光中用书画疗自己的伤口，在前行中终老余生。

王羲之一生仕途艰难竭蹶，最后宁可辞官也不变志从俗，力求品格的完美。这于封建时代的一个文人学士来说，实使人钦敬有加。撤出历史的隧洞，聚焦五光十色的现实，如是风范亦属鲜见。而今，盈满我们眼眸的，在权势和红唇绿酒中寻求满足和实在的情景使人疏忘了精神的斑斓。当然，这仅仅是时代马拉松跑中的一种姿式，用不着杞人忧天。

行文至此，我篇首所需之标准答案似乎仍是有影无形。王羲之跻身政坛，追求的是济世安民。他作出了努力，更以自己的实践在人生之路上书写了凝重的一笔。但是，在广袤而绵长的政坛的百花园中，他的政绩之花毕竟不是最绚烂的。而他的书法艺术呢？《别传》赞他“千变万化，得之神功”；唐太宗李世民誉他的字“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梁武帝萧衍更说王书“字势雄健，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马寅初

由“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驱车南行，不过一个半小时，就可直达嵊州市浦口镇。清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壬午年五月初九日午时，天生“五马齐全”（马姓，生辰按干支纪时为马年、马月、马日、马时）“贵人之命”的马寅初在此降生。

嵊州，位于浙江省东部，隶属绍兴市，似练剡溪横贯于中。嵊州古称剡县，北宋年间改名嵊县，1995年撤县设市定名嵊州。嵊州历史悠久，有文记载，早在上古时期，帝王舜就来过这里，故有“舜皇山”、“舜井”等地名；大禹治水“毕功于了溪”，“了溪”即今禹溪；秦汉时期正式置县。魏晋南北朝，书圣王羲之、雕圣戴逵等慕剡秀山丽水，来剡隐居，至今尚有戴安道宅、羲之坪、王羲之墓诸多遗踪；艇湖山下本有子猷桥，“乘兴而来，兴尽而回”的成语就出于“王之猷雪夜访戴”的典故；“山水诗派”的开创祖师谢灵运出生于始宁县，县治即今三界镇；唐李白、杜甫、孟浩然、王十朋……三百余位诗人畅游过剡溪，留下了不知凡几的咏剡绝唱；嵊人姚宽乃宋著名史学家、科学家，所著的《西溪丛语》《玉玺书》系中国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文选……这多深厚的历史积淀，丰饶的文化底蕴，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马寅初来说可谓是一种最为丰厚的营养素。

然而，嵊州人最闻名遐迩且让人刮目相看的则是“嵊俗尚刚决，视死鸿毛轻”的秉性。清乾隆六十年，在嵊任县令的周镐，离任时就发过这样的感叹。嵊州地属浙东丘陵，四明、天台、会稽……诸山环拱。置身“七山一水二分田”地理环境中的嵊州子民，世世代代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养成了这股血性，只要遇上祸国殃民的事情，无论他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都会挺身而出，与其拼个你死我活。在时光的长河中，突显“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刚烈耿直脾性的嵊籍英豪史不绝书：唐裘甫揭竿起义，应者如云，遭朝廷重兵围剿，至死面不改色；北宋仇道人响应方腊起义，血染疆场仍手握战刀双目圆睁；辛亥义士王金发抗击清廷、劫富济贫、暗杀叛徒，令奸商巨贾、土豪劣绅闻之丧胆；而在现代，涌动着这腔热血的学者则非马寅初莫属。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倒行逆施，马寅初义愤填膺。他在训练高级将领的陆军大学作慷慨激昂的演讲，说：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他振臂疾呼，一定要搞一次战时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要把孔、宋撤职，把他们的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日经费……真是“怒剑初出，山河失色”。惊恐不安的当局诱以高官厚禄，他不屑一顾；暴力恫吓，他嗤之以鼻；将他关入息烽集中营一个连身体都立不直的牢房，他依然不肯低下高昂的头。气得破口大骂他是“嵊县强盗”。得悉这话的马寅初坦荡荡说：“他说我是‘嵊县强盗’，只对了一半，我不是‘强盗’，是‘强道’，我就是要顽强地道出他们祸国殃民的行径！”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马老寅初，好一个出类拔萃的“嵊县强道”！

马寅初，原名元善，字尹初，自幼聪明伶俐，可又游兴重，特顽皮。望子成龙的父亲打听得离浦口一箭之遥的下新建村有家颇有名望的私塾，便命他前去就读。

塾师俞桂轩是个学问渊博爱国爱乡的老先生，荡荡然有长者风，儒儒地有文人气。他瞧见马寅初虎头虎脑一副明慧模样自然十分中意，对他的教育也就分外尽心。“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未几，马寅初便通晓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展日新月异。俞桂轩见成长中的马寅初如此勤奋，心乃大悦，不仅关怀怜爱有加，还将自己擅长的隶、楷书法艺术倾囊相授，课余又殷殷讲述岳飞、海瑞、于谦、文天祥诸名臣良将的故事，滋润、洗礼马寅初幼小的心灵。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从此，读书报国的心愿遂与日俱增地安营扎寨在马老心房纵深。

我常常想，伯乐识千里马源于历史典故，真实性如何，从无考证，然在逼仄的人生路上开始跋涉的马寅初能在茫茫人海里遇上卓而不群的俞老先生，不知是命定的机缘抑或是上苍的旨意？

时光似飞，转眼间，马寅初已迈入了17岁的门槛。马父见他已出落得一表非凡，便要他留在酒坊中学习记账。对马父来说，多一个人手就少一份开销，少一份开销就多一笔进项！可马寅初哪里肯依。坚信“棒头出孝子”的马父就来了一折全武行！热血贲张的马寅初眼见夙愿难偿，竟然一咬牙纵身投入门前一泻千里的江水之中，“宁死不屈”！多亏船工相救，才捡回一命。后经爱子心切的慈母的多方斡旋，马老终得求学上海，就读天津，留学美国。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在人生之路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马寅初“出山”了！哥伦比亚大学盛情邀请他留校任教。可是，赴美留学前夕，俞老先生要他“学成之后回国效劳，即使当了大官也不能忘了家乡，忘了父母”的嘱咐却似一双温柔的手，招引着他远涉重洋，毅然回归龙的家园。及至回到老家，他仍是一袭半新旧的竹布长衫，腰间束条兰花布带，脚穿黑布鞋。洋博士穿得如此寒酸，兄嫂担心有失体面。马老却笑着说：“回家就该穿家乡服，我最讨厌外出几天就穿洋服、打官腔……”我时时思忖，马老为人之所以不愿用物质替自己筑起一个樊笼；之所以“直干终为栋，真刚不作钩”；之所以“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马老留下的“百年树人”、“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权然后知轻重，学然后知不足”诸多墨宝之所以严谨有致、“纯正不曲”，俞老先生应是功不可没。

自美回国的马寅初不图名利，专心治学。他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决心寻求“富国强民”之道，致力祖国的经济和教育事业。阅读他的文章，你会发现字里行间满是振聋发聩的话语，切中时弊的真知，标新立异的灼见，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

“若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必去，断无与劳动者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日：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一语破的，切中事理。

“我国自辛亥改革以来，乃有三滥：1.滥借内外债；2.滥铸铜元与辅币；3.滥发纸币。三滥之根本原因，实系军阀之祸。使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我国经济界之三滥》）――头头是道，无可置疑。

利用外资的三种方式，即：“（一）借款于中国政府，外人仅居债主地位（Bondholder）；（二）外人与中国政府合办各项事业，可居股东地位（Shareholder）；（三）特许或称租让（Concession），外人在中国法律范围内，可自由使用其资本与技术，期满后产权须无偿地交还中国……”（《中国经济改造》）――时至今日，犹可借鉴。

作为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的马寅初著作等身：《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选》……可谓当行出色。然而，对我们影响最大、记忆最深的还是他的《新人口论》和坚持真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

1957年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期间，马老在浙江代表团就如何有计划地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他说：这几年我曾多次到农村进行调查，所到之处，小孩子太多。我到老家嵊县乡下。嘿！到处是小孩子，街上跑的是小孩子，地下爬的是小孩子，还有肩上背的、怀里抱的，这样下去，不得了！不得了！他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要给社会带来诸多严重问题，后果将难以设想……”马老的发言博得了全体代表的赞赏。可事后，随着总路线、、“三面红旗”的步步升级，风向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口含“天宪”的康生、陈伯达之流发难了！一众缺钙的手下嚎声四起：什么“中国的马尔萨斯”、“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歌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攻击总路线和”，说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进攻”……诸般罪状水泼而来，要批判者们“像批判美帝国主义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神州大地，一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我曾经无奈地思忖：到了这一步，马老纵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恐怕亦难幸免！

然而，世上真情仍是有的。在这险恶时刻，有几位洞察秋毫的要人想保护他，劝他退却，“认一个错了事”，告诫他，“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政治地位。”其中有一位还是马老在重庆受难时的营救者，1949年马老自香港北上参政亦是应他电召而来。对这真诚爱护之心，马老自是感动而又感念。可他还是没有妥协，他宁死也不愿自己的信仰、人格与价值变成秋日的荷花淀，一片白旗的。他义无反顾地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每读至此，我的心灵就会一阵震颤，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就会流进我的血液，融入我的情感，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5世纪的哲人布鲁诺，为坚持科学的“日心说”，被罗马教皇判处火刑时仍大声疾呼“火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的情景。马老虽未被处火刑，可他也发出了和布鲁诺一样撼人魂魄的吼声，作出了和布鲁诺一样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布鲁诺一样为真理挺身而出，为事业舍生取义。如今，马老的天大冤案虽随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得到昭雪，他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他所坚持的一切终于尘埃落定，然“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沉重负荷，给人间造成的诸多悲剧又能怎样弥补呢？

早春的浦口温润如玉，我们迎着满天朝霞来到这水木清华之地。

浦口镇地处嵊州市东部，面临剡溪，黄泽江汇流于此。旧时，人们称水边为浦，故有浦口之名。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此地就有“浦里有六里，有五百家，并夹浦居，列门向水，甚有良田”的记载。清时浦口商业渐兴，至咸丰后，随着“五马（绍兴小皋埠马氏五人）入剡”，茂记、钰记、树记、壹恰⑽募俏宕缶品坏南群笪适溃浦口遂成了热火朝天的繁华码头，店家门庭若市，江中船桅林立。而马寅初的父亲马棣生即是“树记”酒坊的主人。

步人铺就千百年的逼仄老街，只觉凉风习习，四围静静，几乎不闻市声。想到风云的变幻、小镇的古今，“念天地之悠悠”的情愫自然而生。

由马父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马老故居面街，黛瓦粉墙，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使我尝到了一份久违的亲切。跨进门去，便见一马寅初半身铜像，浑圆的脸，高阔的额门，一种刚烈、沉毅的血性在眉宇问洋溢。我敬佩马老，也钦佩这位铜像的雕塑者，他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一代人杰，让后人如见马老其人。往里行是一偌大天井，匀称的鹅卵石镶铺成典雅的图案；静谧中，几株铁树仿佛铁质耿耿的沉思者，以不凋的苍翠，显示它的风韵和刚毅。

砖木结构的马老故居有房18间，分前后三进，上下两层。与众不同的是楼板下多有承重圆木，据说旧时浦口溪水时有泛滥，酒坊常需将所酿之酒贮于楼上，故需分外结实。故居的一楼，陈设重在原汁原味，“客堂”、“厨房”、“马寅初儿时卧室”、“酒坊用具”无不如昔；二进西首王太夫人的房间特别引人注目，房间内，被岁月的韶光洗刷得斑毕剥落的雕花眠床，梳头桌椅似在默默地诉说一代人杰马老出生在这里的情景。马老事母至孝，38岁那年，王太夫人逝世，哀痛欲绝的马老不仅亲自回乡料理一应丧葬事宜，还专门叮嘱将母亲生养他的那个房间恢复原貌。此后，每逢三月清明，马老总是抛忙回乡缅怀慈母养育之恩。他80岁那年回乡，依然不忘入房默哀。当生活了一个世纪之多的马老叶落归根时，他的子女亦遵他之嘱，将他的部分骨灰葬在母亲墓侧，陪伴母亲直至永恒。

楼下后进置有绍介马老高风亮节的“风节园”，品读之际，陪同的友人又补叙了一则传诵在马老家乡的佳话。那是1927年7月，马老的大哥马孟希和浦口镇上的周家为争买一块地皮，闹得真刀相见。咽不下这口气的马孟希修书给马老，诉周家无理，要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的马老出面干预。马老得悉后，不仅没有仗势欺人，而且要他大哥马孟希无条件地将地皮让给周家，官司也不准打。周家深为马老宽宏大量不徇私情的精神所感动，向马家真诚道谢，周、马两家从此和好如初……至此我不由联想到，马老讲究谦让，实质上就是讲究文明，做人讲文明，道德居其先。孔子在《论语・学而》篇所倡导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之“五德”，就是中华民族和为贵、礼为先、让为贤的优良传统的精髓。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无不将其作为立身处世之本。所以，马老的故事不仅像桐城“六尺巷”、“孟母三迁”、“千金买宝、万金买邻”等佳话一样受人赞扬，而且更让人感动。细细聆味马老的高风亮节，顿感有一股浩然正气在与天井衔接的三进院落中回旋、漾漾，它足以净化灵魂迷茫和意志懦弱者，使我们这些性格多少有些患得患失的后人知愧怍而挺直脊梁。

沿扶梯上至二楼，可见回廊相通，即民间所谓“走马楼”式样。展柜内，陈列着马老儿时的一些手迹，还有装帧精美的《马寅初全集》……壁问，诗、词、画、联、影美不胜收。最注目的是伟人的题词：宋庆龄的“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的“马寅初是我国难得的经济学大家，也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陈云的“坚持真理，严谨治学”。这些熠熠闪光的题词和名家书写的“高风亮节，光照后人”、“宁作玉碎，不为瓦全”、“智慧卓越”……众多条幅概括了马老的处世为人，也道出了马老的人品文品。马老一生操履高洁，才华盖世，“在旧社会不畏，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他的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质量的“新人口论”，他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经受了时代的验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迸发出济世救人的璀璨光芒……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智库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库的发展脱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切割不断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就此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当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那么，这里所谓的中国特色究竟包含哪些内涵呢？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的要义呢？ 概言之，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务必要处理好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务必要秉持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脱离国情的理念。

第一，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改造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使之对中国当代智库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一些初步了解。智库尽管是今人提出的概念，但中国古代却有与之相对应的用语，即幕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幕僚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中国幕僚产生时间之长、划分种类之多、历史影响之大，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寄于门下，以供自己驱使，门客制度便由此产生，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有名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三千门客， 其中比较著名的门客有： 毛遂、冯、蔺相如、侯嬴、朱亥等。秦、汉时期在门客制度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幕僚制度。“幕僚”的职责主要是为幕主提出建议、提供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文职行政事务。这一时期的幕僚已经有了很多的种类，既有统帅司令部工作的“长史”，也有参议军机、帮助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还有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各地普遍实行“军管”，地方长官由武官兼任，这时的幕僚也就从单纯的军官转变为辅佐将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文武兼任官员，并且文职比重往往超过武职。唐宋以后的历代王朝沿习了这一惯例。直到明清时期，狭义的幕僚仍指服务于军事机构的文职官员。幕僚的历史影响在近代达到了顶峰。晚清的曾幕（曾国藩幕府）、李幕（李鸿章幕府）都对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幕僚这一中国古代智库发展的历程来看，幕僚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定人士（群）服务的，被其聘任，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是统治者出于自身需求，聘任幕僚为自己服务，主要是提供决策咨询。就其性质而言，幕僚属于官方智库，而不属于民间智库；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幕僚专为特定人群服务，比较灵活和自由。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幕僚都曾创下不朽业绩，诸如诸葛亮、刘基、范文程辅佐刘备、朱元璋、皇太极建立帝业，充分显现了幕僚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智库的发展固然要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但这是建立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缺乏完善、系统的运作机制方面，幕僚的兴废与幕主的人事更替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幕僚脱离不了封建专制体制的约束，存在因人设事、因人废事的现象。幕僚的成败与雇佣、聘任他们的幕主有着直接的关系。纵观历史上的取得非凡成就的幕僚，无不与那些开明、有抱负、有远见的君主联系在一起。但是，一旦这些君主失去权势后，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幕僚也就随之丧失了立足之地。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幕僚的发展，也限制了幕僚进一步发挥作用。此外，幕僚往往是出谋划策的居多，躬身实践的居少，因此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有时难免不切实际或流于空谈。封建体制下的诸多思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幕僚的自由流动，更谈不上不同国家、政治集团幕僚之间的相互交流。

正是从理性分析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的视角出发，我们提出要采取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其合理的成分，诸如唯才是举，根据时势需要不拘一格任用幕僚，相比现行体制的繁多规章制度，减少了一些束缚，能够更好地满足对智库的实际需求；充分重视智库的建言献策，能够较好地吸收智库的智慧，并将其贯彻到决策者的实践之中，纵观中国历代统一战争，无不是采纳并遵循智库所提出的统一方略才获得成功的；智库诉求渠道畅通，幕僚可以直接与幕主当面交谈，既可以更好地把握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又可以将智库形成的对策建议直接呈送到决策者手里，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效率，等等；另一方面则要摒弃其不合理的成分，诸如幕僚的成功与否系于幕主一人身上，缺乏一套系统的智库体制作保障，存在随意性大的巨大缺陷；不同集团的幕僚相互间缺乏交流，也由此制约他们自由流动，等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改造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目的在于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以此推动当代中国智库健康良性发展。

第二，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使其对中国当代智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历史印记与民族印记，表现出与西方智库不同的思维特点、思维习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既可看到其优长，也可发现其不足。要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有必要先对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作一番系统的考察。

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系统思维。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基本内核是“天人合一”，即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看做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基于“天人合一”理念所形成的以综合性为主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朴素的、原始的系统观念，尤其注重从整体上，从事物的有机联系上来思考问题。中国古代智库在分析某一问题时， 通常会综合考虑与该问题相关的各种因素，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予以考察，在全面思考、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二，辩证思维。中国是一个有辩证思维古代的国度，《易经》中就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了“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观点。《老子》揭示了大量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强调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体现出较强的辩证思维特色。李泽厚将中国古代辩证法特征概括为“高度冷静的理知态度”、“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以及“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等三个方面。在如此浓厚的辩证思维的氛围里，中国古代智库自然习惯并且善于以辩证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说，辩证思维已经内化于中国古人思维的潜意识里。其三，前瞻思维。智库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他能够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常人所没有的高见、远见。这就需要其具有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尤其需要具备前瞻思维意识。中国古代智库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评估，为君主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因此，前瞻思维对于古代智库来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不仅有助于智库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作出正确预测，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预先给领导者提出最佳的应对之策。其四，形象思维。于汝波将其称之为象类思维，指出我国先人长于象类推理，在战略理论和战略对策研究上也多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如从天象中直接类推出国家应建立的中央管理体制，从自然变化中感悟出治国安邦、治军作战理论等。

当然，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思维的个性化、多样性、创新性不足。与偏于分析性的西方思维不同，中国古代智库偏重经验判断、灵感顿悟的定性演绎，缺乏定量研究，导致结论往往比较笼统、含糊，大而化之；对事物缺乏精确分析， 具有“粗放型”的思维特征，对有些问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思维过程中往往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思维体系，等等。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需要我们在把握智库现状的前提下有的放矢，在强调系统思维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体思维；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同时，也要注重逻辑思维；在运用宏观思维的同时，也要强调微观思维，等等。

第三，中国智库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于把握智库现状，体现中国特色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经过20 余年的发展，无论是中国智库的类型、规模，还是中国智库的数量，都得到极大改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 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据《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美国共有1777 家智库）。近几年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趋势，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既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和智库实际运行的组织形态，中国智库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1）事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中国智库的最普遍形式。（2）企业型智库：主要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以企业注册的法人机构，例如零点调查公司。（3）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例如天则经济研究所。（4）大学智库：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有人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智库。随着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和对民间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些分类也将随之变化。

根据中国智库现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的智库是由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构成。著名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代表的是部级的水平，这支国家队还包括中央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组成了地方队。同时还有一批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代表民间的力量。这些智库有的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有的属于半官方机构，有的是民间组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均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成立于2009 年3月20 日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其次，中国智库的独特优势在于官方智库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和大学附属型的智库，对某些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要远远超过国外智库。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在与政府长期的合作中建立了信赖， 成为中国高层领导非常重视的智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相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要简单，在智库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是其最大的优势。

再次，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的中国智库在经费、信息来源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中国现在的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如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大学的各类研究所等，其经费大多是财政拨款，其研究课题主要是上级机构下达的，或者是从上级机构列出的课题中选择的。这些智库背后有政府部门支持，经费稳定，人员稳定， 在信息来源方面也拥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资料是民间拿不到的）。

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借鉴国际经验 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兴未艾。在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智库也暴露出不少制约发展的短板，诸如在组织管理、项目运作、筹资、成果推销等运行机制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国外著名智库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智库当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民间智库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对政府决策施加重要影响

在国外，绝大多数智库是独立于政府的，而由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著名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政策中心等智库均自我标榜为独立的智库。美国大约有2000 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 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其中，对公共决策影响较大的300 多家智库，大多为民间智库。这不仅有效保障智库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也能充分保证思想与利益的充分表达。国外智库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均不受政府的制约，各政府部门无权干预智库的研究，从而使智库成员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和利害关系的左右，确保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观我国智库现状，在2000 多家智库中，95% 以上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约5%，规模很小，人数也很有限。由此可见，民间智库已经成为我国智库进一步发展的软肋。

第二， 强调独立性研究，倡导公正、客观的立场

国外智库都很强调独立性研究，许多智库一直保持着独立性的文化传统，坚持非营利的民间智库的运作模式，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他们都对外宣称自己不代表任何

派别，秉持客观立场，推行特立独行的作风，不仅树立起了良好的声望，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当然，提倡独立研究容易，但要真正贯彻下去却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保障：其一，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国外智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既有公司团体、基金会、政府、个人的捐赠，也有本机构的基金收入等。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智库不再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既保证了研究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研究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国外智库大多数是由民间资金赞助，而我国智库多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同行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就达到7000 多万美元。国外很多智库资金来源除了不同客户项目之外，还有很大比例来自社会与个人的捐赠。这也是国外一种普遍流行的捐赠观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创立，为中国智库探索筹资新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国经中心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 多家央企，还准备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其二，自行设定研究项目。国外一些智库允许研究人员自行选题立项开展研究，特别鼓励年青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提出独特的见解，并进而开展相关研究。为了给这些自发课题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这些智库通常会建立内部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面向新领域的研究课题。其三，监事会或类似机构的监督管理。国外一些智库会成立若干人组成的监事会，拥有实际的行政管理权力，保障智库的独立性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至于出现偏差。一旦发现问题，他们就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第三，既注重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注重向外推销研究成果

国外智库普遍重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将其视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安身立命之本， 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名智库更是如此。他们都把高质量的研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十分珍惜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良好信誉。通过不断提高的研究成果质量， 智库可以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世人也多是通过智库的研究成果来知晓并了解该智库。世界上的许多著名智库正是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以确立自身的国际地位。兰德公司成立初期只是一家名气不大的智库，并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军界高层对此报告并不感兴趣。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由此声名鹊起，正是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外智库也非常注重建立完善的成果推销机制，及时将成果推向社会，借以扩大知名度。仅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该学会除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外，还通过国会听政会、电视采访、举办面向新闻界的政策简述会、研讨会、国际会议，以及出版书籍、杂志、建立网站等方式向公众作宣传。学会每年出版四期《布鲁金斯公报》，发表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专题文章；同时编辑出版《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汇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此外还出版《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刊物。

第四，重视对外交流，坚持开放性的智库运作模式

国外智库普遍重视与外界开展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他们一般通过采取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各种规模的论坛、举办形式多样的讨论会等方式，与外界进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有时也会邀请部分专家作专题报告，彼此进行小范围的切磋、交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知名智库都非常注重与世界各国的智库建立密切联系，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国外智库坚持开放性的智库运作模式，广泛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应该说，国外智库在研究人员的进出方面表现得非常宽松，拥有一定数量的短期流动性的研究人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也收到了显著成效。研究所确定每年的研究课题以后，就向各国聘请合适的研究员。一年以后，研究所更换一批课题，随着也更换一批研究员。这种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既保证了智库正常的研究工作，又增强了研究的活力，大量的流动人员也给研究带来了新思想。国外智库的开放性的运作模式对我国智库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加强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智库必须改变只专注国内事务的现状，今后要更广泛地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加强与国外政府、智库等机构的国际交流，加快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第五， 独特的“旋转门”机制，即智库成员多次出入政界对政府决策可产生至关重要影响

在国外，智库在许多时候往往饰演关键角色，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值得关注的是， 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从而蓄积了很大的人脉资源。基辛格、赖斯以及奥巴马现任政府中的不少高官均出自智库。这就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在政府与智库间转换好几次，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概括地说， “旋转门”机制的好处有以下几方面：其一， 可以更好地参与政府决策，或者对政府决策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二，吸纳各界精英尤其是下野的政界高官进入智库，继续发挥其影响力。需要在此强调的是，退休官员加入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这对我国智库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这些退休官员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会，对政策过程的独到理解是学者研究无法替代的。吸纳他们进入智库对提高这些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十分有益。

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若离”的关系 智库的核心任务尽管是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如何处理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则直接影响智库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每一个智库都需要认真对待、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智库必须确立与政府机构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理念，这样才有助于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

第一，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的关系

众所周知，智库是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为目的、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也

就是说，智库主要从事实用性、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研究，区别于大学和一般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以影响公共政策选择为存在的价值，决策者是否采纳智库的政策建议是判断智库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

之所以在此强调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的关系，正是出于智库的角色定位。智库只有与政府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才能知道决策部门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近期或远期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惟有这样，智库的研究才能更有针对性，才能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中国智库建立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由此可以使其更清醒地知晓政府机构的政策需求，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自然也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智库自身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智库的最大特点是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由此也就使得中国智库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具有根本保障，去年成立的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新智库是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今后，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将退休官员吸纳进来，以此加强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有媒体对我国20 家主要的智库统计发现，两成以上的负责人为退休官员，如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还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董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等。退休官员加入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在国内也应该成为趋势。因为这些退休官员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会。他们对政策过程的独到理解是学者研究无法替代的，吸纳他们进入智库对提高这些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十分有益。更重要的是，智库借此可以建立更畅通的成果推销渠道，更及时地将智库成果提供给决策者，以备咨询参考。

第二，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

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实质上是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即最大程度地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作出最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预测和判断。纵观古今中外的智库发展史，任何一个智库的声誉都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这包括研究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学者的独立性以及学术研究、观点的独立性。

中国智库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其属于官方半官方或民间智库来判定其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有些挂靠于政府机构的政策研究院所之类的智库，虽然在许多方面看似在“政府内”，但其研究课题的来源以及观点等都表现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征；而有些研究机构表面上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或民间组织，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摆脱不了政府或某些公共部门的影响，事实上也并非完全独立。所以，观察中国智库的独立性，不但要分析其机构设置方式，还要分析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等。

由于体制不顺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目前一些官方智库的体制内生存模式，导致其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影响，更多地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的功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突破，即不靠国家财政供养，成立专门的筹资基金――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通过全部市场化运作筹集资金，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

针对目前现状，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秉持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超越部门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中国一些智库恰恰是部门主义的代表，专门为某一部门利益代言；另外一些依附于政府机构的智库虽然也想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受限于自身定位，难以超越部门本位，难以具有全局性的眼光研究问题。因此，中国智库目前特别需要独立性的、超越部门利益的智库，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意见，将他们的呼声充分表述出来并传达至决策者那里。

其次，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筹资金，避免经费来源单一， 尽可能使智库运作不受资助方影响和干扰。一方面可以由政府出面设立政策研究基金，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方式，为智库提供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为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智库，国家应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个人向智库的捐赠实行税前抵扣政策，对智库免征所得税。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也要规范经费的来源与使用，设定相应的规则，做到经费管理透明化。

再次，通过立法形式，制定智库的行业管理条例，将智库的发展与管理引入规范化轨道。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制定相适宜的或宽松或严格的制度，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中国智库要充当政府机构与民间沟通的平台

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费孝通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4]Young， 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152）：527-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