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论文范文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一)

在西欧中世纪领主制经济下的封建庄园，是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剥削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封建庄园中，封建领主利用农奴劳动组织自给生产。其自给经济通常包括农田、果园、菜园、葡萄园、家禽家畜饲养场、磨坊、面包房、手工作坊等等。这些生产设施，大都设立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此外，还有公用的森林、牧场等等。由于庄园大小悬殊，上述各种生产设施的规模，在各个庄园并不一致，有些庄园也并不齐备。尽管如此，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大都可以满足领主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范围内，其自给性是相当完备的。封建领主淖杂乜梢运凳蔷哂械湫鸵庖宓淖愿谩?BR>

在封建庄园中，通常有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和自由佃农份地。因此，封建庄园与领主自营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对封建领主自营地的自然经济性质，是没有多大分歧的，但有时却把它与封建庄园混淆起来，从而过高地估计了自然经济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对封建庄园与商品货币经济的联系却估计不足。随着对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近年来已有很大改变，但对封建庄园自然经济简单化概念化的认识，并没有完廓清。我认为，这主要有如下理论认识上的失误。

首先，封建领主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其生活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按照恩格斯的分-类；应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延续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如粮食、蔬菜之类。一部分是享受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超越劳动者的生活需要，过养尊处优生活的生活资料，如美食、锦衣、华堂、珍宝之类。一部分是发展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及其子女受教育或进修所需的生活资料，如图书、文具、乐器之类。恩格斯说，人类“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封建领主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正是这样为生存斗争而组织自给生产，以保证自己以至子孙的优裕生活。

领主家庭经营自营地，就不仅是—个消费单位，而且是一个生产单位。其消费不仅有生活消费，而且有生产消费。领主家庭的自给生产，不论多么完备，也不可能全部满足自己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中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小者如盐、铁、磨石，大者如锦绣珠宝金银器皿、名贵食品、雕梁画栋、名马华鞍之类，是难以完全自给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封建领主的生活消费品会具有不同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即具有不同的消费水平。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资料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会逐渐缩小，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所占的份额会逐渐扩大。因之，封建领主自营地生产的有限性，和家庭需要的多样性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欧各国，封建国王将土地以封地的形式分封给各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又将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下一级的领主，都是以各级领主提供军事义务为前提的。军事开支是封建领主家计中首要的支出。他们所需兵器、甲胄、车骑之类，并不都能自己制造，而是已较早地成为商品。这是一种特殊消费，也是要列入领主家计簿的。上述这些不能自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会引出对于货币和商品交换的需求，从而会引出庄园内部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

实际生活说明，我们不能把封建领主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简单化，特别是不能把封建领主的享受消费简单化。封建领主生产消费所需物资是多种多样的，其生活消费、特别是享受消费所需物资，更是多种多样的。就是他们日常生活资料的构成，也会随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比如经过，可以从利凡得购进肉桂、胡椒等物之后，西欧封建领土就不总是吃没有香料和其他调味晶的烤肉和煮肉了。如果我们把封建领主的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简单化，就容易得出封建领主所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以通过经营自营地和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得到自给自足的结论，从而导致夸大自然经济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统一，是西欧领主制经济的重要特征。封建领主既是庄园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庄园政治上的统治者。当时较大的封建庄园，都实际上是一级政权。封建领主剥削农民，同时也承担作为政权的职能，向农民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如维持社会治安、评议诉讼、提供宗教生活场所、以至修筑道路、设置市场、铸造货币、管理度量衡等等。因此，教会、司法、行政等各项管理费用，以至官吏的薪金开支，都是要列入封建领主的家计簿的。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不仅有物质的，而且有非物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会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封建庄园中，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工而形成的政权职能，表现为封建领主向社会提供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经济学来看，这也是一种劳动交换，即非物质生产的交换。不论这种政权职能对社会经济是在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就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本身，也就是他们之间劳动交换的本身，也会导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恩格斯说过，“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管理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于之间的大分工。”[2]正因为如此，封建庄园作为一级政权，也是需要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的。

在封建庄园经济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习惯于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只把注意力放在封建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之上，把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就把非物质生产的交换，并从而把由此而引起的商品和货币交换，排除在我们视野之外。这也是对领主制经济认识的简单化。吴承明同志从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出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3]一文中，提出经济史研究，既要注意商品交换的研究，又要注意对劳动交换、智能交换的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

再次，西欧的封建庄园，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在封建庄园中，农奴家庭和自由佃农家庭占有多数。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领主家庭的自营地，是一个独立经营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农奴家庭和自由佃农家庭都具有自有经济，都自行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也同样是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农奴和自由佃农通过经营份地，以保证对封建领主的劳动地租、实物地租以至货币地租，同中国地主制经济下，佃农经营租佃地和自耕农经营自有地，以保证对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的实物租赋以至货币租赋一样，在这个基本点上并无不同。可以说，西欧领主制经济和中国地主制经济，实际上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

这些农奴和自由佃农所耕种的份地，并不都是均等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均等的情况，会日形突出。他们之间就会发生有余与不足的问题。加以这些农民的经营规模，总的来说是狭小的，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以及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也都不会划一，这就难以满足自己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既要从事自给性生产，也要出售自用有余的产品，甚至要从事部分商品性生产，以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进行再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认为他们可以与商品货币经济相隔绝，可以完全自给自足，这是难以想像的。

同时，封建庄园中，还有各色工匠，如铁匠、木匠、鞋匠、染匠、马具匠、制酒匠、制面包匠、裁缝等等。这些工匠，有些是属于封建领主所使用的奴隶和雇工，有些是属于到农家做活的手艺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负担劳动地租的半独立手工业者。这一部分手工业者也具有着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工匠的劳动，构成封建庄园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匠人，除了具有奴隶身分的工匠之外，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就难以避免与农民和其他工匠发生商品货币的交换关系。

尽管我们缺乏详悉记录农民和工匠生产经营活动的文献资料，难以具体了解他们之间的生产和交换情况。但是，从西欧中世纪作为地租缴纳给封建领主的实物来看，有农副产品，如五谷、羊毛、亚麻、蜂蜜、蜡、葡萄酒、牛、羊、猪、家禽和蛋等，有木材及其制品，如木柴、木头、葡萄藤桩、火把、盖屋板、桶板和桶箍等，有手工业品，如呢绒、麻布、袜子、鞋子、面包、啤酒、桶子、碟、盆、酒杯、铁器、锅和小刀，等等。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是既有农民，又有工匠。一个农户，一个手工业者，也是难以生产多种产品的。因此，有的西方学者就根据这样的单子认为，“由此可见，那为供应商品所需的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已经存在。”[4]从欧洲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手工业材料，有的学者也认为，那种农民只购买铁器农具和盐的流行说法，也“不再站得住了。”[5]当然，我们不能对中世纪的农民、以至工匠的生产专业化程度作过高的估计，特别在中世纪早期更是如此。但是，根据上述情况，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那种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济的交换，那种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济的交换，那种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换，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交换关系，并且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发展。这可以从西欧中世纪市场和集市的发展得到说明。当时，市场一般是属于地方易的场所，集市一般是属于区域性贸易以至国际性贸易的场所。就是地方易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不都是以封建庄园为交易范围的。因此，考察封建庄园内部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能只片面强调他们所具有的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地位，而忽视他们还具有相对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地位；不能只简单地强调封建庄园共同体的内部分工，而忽视生产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工，从而给封建庄园抹上过多的自然经挤彩。这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封建领主为了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支付各种开支，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货币。一条途径是出售自营地的产品，如粮食、牲畜和畜产品之类。自然条件的多样性，还会带来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有些封建领主还会有特产品，如优质木材、名优酒果之类，可供出售。起初封建领主用于交换的产品，主要是自用有余的产品，出售的品种和数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出售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品种相对稳定，出售的经常性也得到保证。有的封建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用于交换，还扩大自营地，以从事商品生产。在英国，还由于粮价上涨，一些封建领主为了追逐卖粮的商业利益，就扩大自营地，将佃农变为农奴，实行劳动地租，出现过所谓“庄园反动”的逆转。尽管自营地上自给产品的生产和出售产品的生产，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分清，但从理论上说，领主自营地上已经有了部分商品生产，出现了从完全的使用价值生产到具有部分交换价值生产的过程。

另一条途径是，利用封建土地和其他财产所有权，向自由佃农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或实物货币混合租。许多封建庄园都有一定数量的自由佃农，有的比重还很大。封建领主除通过收取货币地租，直接获得货币之外，所收取的实物地租，既可自己消费，也可出售。此外，他们还向农民收取烘面包炉、酿酒坊、磨房等等的使用费。

还有一条途径是，利用政治统治权，征收各种捐税。如向农奴征收一些小额捐税，有人头税、结婚税、继承税和任意税之类。向农奴和自由佃农收取庄园法庭罚金。有些封建领主还设立关卡，设立市镇，向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收取运输税、货物税、交易税和关税等等。此外，农民向教堂所缴纳的什一税，也往往为封建领主通过各种办法加以攫取。

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中世纪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农民中的自然经济还非常强大，农民可供出售的剩余产品不多，却要被迫投入交换，以捐税、罚金和货币地租的形式，被封建领主攫为已有。这些商品交换实际上只能起强化自然经济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出售的产品会逐渐增加，在封建剥削不吞噬全部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负担劳动地租的农民，也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投入市场交换。缴纳实物地租的自由佃农，更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以从事剩余劳动，并获得这些产品用于交换。缴纳货币地租的自由佃农，更需要把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因此，在中世纪的一定时期内，尽管农民中的自然经济还很强大，其生产品的大部分，起码是粮食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庭内部消费的，但也出现了农产品“市场的供应首先依靠农民经济”[6]的情况。这就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为农奴扩大自有经济，转变为租佃农民，为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提供经济条件。

在劳动地租的形式下，农奴为领主的无酬劳动和为自己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时上都是分开的。他们在领主自营地上和自己份地上的劳动积极性必然会有差异。自由佃农为领主的无酬劳动和为自己的劳动，由于实行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已统一于农民的自有经济之中。他们只有增加产品总量，才能提高为自己的劳动所占的份额。因此就必须以同样的积极性对待他们所经营的全部生产。这正是封建租佃制优越于封建农奴制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基于上述原因，领主自营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落后于农民份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日益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的消费需要不断扩大，庄园自营地的生产更难以满足。封建领主为了追求更多的货币，就不断将自营地分割成小块出租，以收取实物特别是货币租。这在十四世纪后期的英国就达到了高潮。最后，他们终于退出生产经营领域，把自营地全部出租，使它从历史上消失，并使货币地租占居统治地位。

从九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欧的封建庄园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英国来说，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相结合的封建庄园，仍然是适应当时生产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这段时期内，不论是封建领主的自营地中，还是整个农民中，自然经济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封建领主家庭和农民家庭都必须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依靠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从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和庄园内部经济条件的不同，各个庄园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程度是不—致的，庄园内部所包含的商品生产的水平也是不一致的。认为封建领主家庭和农民家庭都可以通过经济自营地和份地，以实物形态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把封建庄园描绘成具有完全自给足的自然经济，无疑是不适当的。

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下，地主家庭有的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如城居地主。乡居地主大都经营有自给生产的田园，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他们的家庭，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这种情况是与封建社会相始终的。

封建地主所经营的田园，具有多种类型。有的只有自给生产，据《周书》卷四十二记载，北朝肖大圜，有田“二顷以供饘粥，十亩以给桑麻。侍儿五三，可充纴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有的是既有自给生产，又有商品生产。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农民的商品生产还不够发展，富于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的封建地主，也是社会商品的重要供应者。晋代有人说，秦汉以来，甚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7]。这在《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书中，都有所反映。如汉代的所谓“豪人之室”，是“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甚至“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8]。这种大规模经营，既有自用，更是为了出卖。封建地主的田园经营，如果商品生产比重大，自给生产就成为它的附庸，如果自给生产比重大，则商品生产就成为它的附庸。另外有些别墅性质的田园，也有部分自给生产，供封建地主游憩时受用。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有果药羊鸡猪鹅鸭之类，恐怕是属于这种性质。文献资料上对这些田园，或称田庄、庄，庄园，庄墅、庄田，别业等等。

将中国地主制经济下地主经营的田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作比较研究，是有必要的。但将二者相比附，认为中国也有庄园农奴经济，则是值得商榷的。无论从本质和现象上看，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的地主田园，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下的领主庄园，都具有着重大的差异。

首先，西欧封建领主对其领地的基本经营形式是组织自营地生产。他们通过经营自营地，实行劳动地租，以剥削农奴，自营地的剥削收入，通常是封建领主固定的主要收入来源。出租土地，以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剥削自由佃农，则只是这种封建剥削的补充形式。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恰与此相反，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出租。他们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以剥削佃客(或佃农)。与封建领主自营地相类似的封建地主经营的田园，只是地主制经济所派生、所附属的地主家庭经济。它通过役使奴婢和雇工，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封建实物和货币地租剥削的补充形式。

中国地主自给生产田园所提供的收入，为自身的经济性格所决定，在其家庭的总收入中，就往往只占居次要的部分，甚至只占很少一部分。中国封建地主的主要收入是实物和货币地租，或地租的转化形态，如官俸、束修之类。自给生产田园所提供的消费品，在其家庭消费总额中，也往往只占居次要的份额，甚至只占很小的份额，主要部分还是求之于市场。北齐颜之推是一个坚决主张消费品自给自足的地主，他那—段以“家无盐井”为憾事的著名言论，是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为自己设计家计时，也承认拥有二十个奴婢和十顷田地的家庭，必须“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9]，应付婚丧疾病和其他紧急用度。这些货币，就应当是靠出卖地租所得谷物而来的。清代四川缙绅地主李榕，雇工种田数百十亩，“家食仰给于农”，而“祭祀宾客婚嫁之资”，岁需钱百万。他就是靠在书院当“山长”的年俸五十万钱来弥补大部分开支。[10]

中国封建地主不但用实物和货币地租收入，以支付家庭开支中的主要部分，而且还往往用它来贴补自给生产。封建地主经营自给生产的田园，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更是为了取得享受资料，以至发展资料。有些消费品，作为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是可以相一致的。封建地主出于享受需要，对于这些消费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往往有不同于一般消费水平的特殊要求，还要按节令供应，以至反节令供应，封建地主特别是富豪之家，组织这些消费品的自给生产，一般会比较完备，以至谷麻牲禽都可以“无求于人”。但也可以突出自己的特殊需要。唐代王绩性嗜酒，罢官后，就“以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草药自供”[11]。南朝张永善隶书，是一个书法家，就“纸及墨皆自营造”。[12]这种高层次的自给生产，生产费用是比较高的。封建地主为了获得这类特殊的使用价值，就会以地租收入来贴补自给生产。

封建地主是地权的人格化。他们总是要求地租的无限扩大。经营少部分自给生产的出租土地的地主，主要靠积累地租以扩大田产。经营自给生产又经营商品生产的地主，则地租与商业利益交互为用，把地主制经济田产增殖的运行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其财富增殖的能量就大得多。所以汉代的“豪人之室”，往往“资累巨万”，“膏田满野”，不但有“奴婢千群”，还需要“徒附万计”[13]，才能够耕种。因之，封建地主无论使用怎样多的奴婢与雇工从事自给生产或商品生产，田产始终是他们的主要财富，地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既不能成为奴隶主，也不能成为资本家，自给生产甚至商品生产也始终只是地租剥削的补充，这与西欧封建领主的实物与货币地租收入，只是自营地收入的补充，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西欧领主自营地，是领主制经济的本质要素，没有庄园自营地，就没有领主制经济。领主自营地规模的大小，虽通常受分封地的大小所局限，但自营地生产的自给性，却要尽量完备，以便满足领主的日常生活消费需要。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却完全不同，它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这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规模的大小和有无，其主要的相关因素，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水平，主要决定于农民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情况。农民家庭的生产品，只有在自用和缴纳封建租赋之后还有剩余，才能把这种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还相对低下，农民用于交换的剩余物不多，封建地主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商品的充分供应，就会经营自给生产。这时，封建地主家庭经营自给生产的就多，规模也一般较大。

农民用于交换的剩余品的多少，在生产力水平大体一定的条件下，则主要决定于封建剥削量的大小，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严格程度。封建剥削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剩余物的多少。人身依附关系的严格，也会通过限制农民的活动余地，影响分工分业，从而限制剩余物的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东汉豪强兼并的余烈而有所发展，加以“赋重役勤”，自耕农难以堪命，遂纷纷沦为奴婢与佃客，荫附于豪强。奴婢为封建地主从事家务役使和从事生产。佃客耕种地主土地，被“强家收大半之赋”，并牢固地被束缚于土地。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剩余物的生产。加以战乱不已，地区分割，更强化了农民的自然经济。封建地主难以从农民那里获得商品，就只得加强自己的自给生产。同时，北方地主大量南迁，“广占荒田”，“封略山湖”。新开辟地区如浙东福建一带，市场条件就会更差一些。封建地主既有自给生产的需要，又有奴婢充足来源的可能条件，所以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就大规模地发展起来。颜之推也就能对封建地主提出粮食、桑麻、蔬果，鸡豚、栋宇、器械、柴薪、脂烛都要自行种植营造的要求。所以南朝谢灵运在今浙江上虞县所经营的“山居”，是粮蔬果药俱备，自称“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可以“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虞牧”[14]，用不着和手工业者，商人、渔人和畜牧业者打交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的萎缩，其总根源在于农民的困厄。它通过商品经济的萎缩，促进了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发展。

隋唐以后，迄于明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农村市镇和城市商业也逐渐发达。在市场供应改善的条件下，封建地主对是否经营自给生产，或经营多大规模的自给生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来安排。隋唐以后，特别和明清，许多富裕地主为了追求享受，遂放弃自给生产，纷纷改乡居为城居。在清代，封建地主是需要“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的。许多乡居地主也压缩自己的自给生产，扩大从市场购买，因之有的仅存耕稼，有的但有园蔬。许多地方是“士人家不畜僮仆，有场圃者雇人种蔬，无者采买于市”[15]。有些乡居富裕地主出于享受需要，或为市场物价水平所制约，雇工生产比从市场购买有利，也会组织比较完备的自给生产。所以明代有的地主说，“居家生理，食货为急，聚百口以联居，仰资于人岂可也”[16]。清代有的地主也说，“居乡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17]。此外，由于庶民地主、中小地主发展，宗族同居之制渐衰，地主家庭逐渐小型化，也影响地主缩小自给生产的规模。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它的平均经营规模，都是逐渐缩小的。它的盈缩与农民自给生产的盈缩成正比，与农民商品生产的盈缩成反比。西欧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但是，当它成为可有可无的时候，领主制经济也就濒于崩溃了。

再次，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上，西欧领主庄园与中国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也是不相同的。西欧封建领主经营的自营地主要是使用农奴。中国封建地主经营自给生产，秦汉时期是奴婢与佣工杂用，规模大的田园更是使用奴婢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一般多用奴婢，有所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隋唐而后，迄于明清，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奴婢用于生产日渐减少，使用雇工则日益流行。在某些朝代，封建地主田园周围，有许多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他们与封建地主之间，已经是一种比农奴有较大独立性的租佃关系，与负担劳动地租的农奴是不相同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不同方式，是区别不同性质社会经济的根本标志。庄园农奴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认为农奴与佃客都是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庄园农奴经济，这既是把不相对应的事物加以比附，也是把不同性质的事物加以比附，无疑是不适当的。

中国封建地主使用奴婢经营田园，一般只供给衣食，有所谓“饭豆饮水”，其标准可高可低于当时劳动者的一般消费水平，伸缩性较大。使用佣工，既要供给饭食，也要支付工钱。佣工的饭食，通常不能低于劳动者的一般消费水平，从战国到清代，封建地主都讲究“羹且美”，“供应之法，亦宜优厚”，以调动佣工的生产积极性，伸缩性较小。使用奴婢和使用佣工的生产费用就有差异。封建地主家庭使用的奴婢，虽然不同于奴隶制下的奴隶，但奴婢还是“同于资财”，所有权关系照样掩盖了奴婢为自己的劳动，即奴婢用来补偿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也表现为主人的无酬劳动。使用佣工，则货币关系掩盖了佣工为主人的无酬劳动，佣工提供给主人的剩余劳动，也好像是有报酬的。在这两种劳动制度下，奴婢和佣工的生产积极性是不会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因之也不会相同。封建地主使用佣工较高的费用支出，就可以从获得更多的产品来得到补偿。封建地主为了获得一个相同的使用价值量，如果使用奴婢，投入少，产出也少，其经营规模(如劳动者人数和土地面积)就要相对大一些。如果使用佣工，投入大，产出也大，其经营规模就会相对小一些。如明代，常有“僮千指”、“僮奴数百指”的记载，但使用这样多佣工的记载，则属少见。使用何种性质的劳动者，也是封建地主自给生产大小的一个相关因素。

在西欧中世纪的有些地区，封建庄园只有领主自营地，没有农奴份地，也没有自由佃农份地。这种自营地也是由奴仆和佣工来经营的。封建领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使他成为领主，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成为地主。

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与西欧封建领主的自营地，虽然都是自给经济。但是，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不相同的。它们在封建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不适当地加以类比，就只能引起理论上的混乱。

三)

自然经济是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低下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生产关系、地产规模、经营方式等等，作为一种社会条件或经济条件，可能有利于自然经济的保存或商品经济发展，但它们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才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欧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虽然不尽相同，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封建地主的自给经济与西欧封建领主的自给经济，都是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它们不但都依赖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由商品货币经济来保证的。这说明了，西欧的领主制经济与中国的地主制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只是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西欧领主制经济，因之物质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也高于西欧领主制经济。

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不论是西欧领主制经济，还是中国地主制经济，概莫能外。封建经济的任何发展变化，无不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相关连。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自给经济的形成和分解，都是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的。不联系小农经济来考察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的自给经济，就难以获得全面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封建经济的研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小农经济的分析上，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马克思还指出过，“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18]要避免重复欧洲著作家们的这种失误，关键在于对农民的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要有正确的估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3]《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37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8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科斯敏斯基：《十一至十四世纪英国封建地租形态的演变》，《史学译丛》l956第1期。

[7]《晋书•江统传》。

[8]《水经注》卷二九，《后汉书•仲长统传》。

[9]《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10]《十三峰书屋全集》卷六。

[11]《新唐书•王绩传》。

[12]《宋书•张茂度传附子永传》。

[13]《后汉书•仲长统传》。

[14]《宋书•谢灵运传》。

[15]光绪《处州府志》卷24，庆元县。

[16]霍韬：《霍渭涯家训》。

[17]张英：《恒产琐言》《清经世文编》卷36。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产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农业占支配地位，这个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和协作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推广不易，因此，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的规律，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劳动也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冬季农闲时劳动的需要很小，而农产品生长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劳动也多少不等，但劳动力却需按农忙时的最大需要配置。尽管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可以减少投入的劳动，使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业，但却无法节约劳动人口。

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技术水平低而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固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而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性的(增垦耕地)还是内涵性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大的劳动才能进行。

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和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学习时间短，这就使得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可见，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

自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增长也受到其内在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积累少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常的生产倒退，使扩大再生产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此外，剩余产品少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交换不发达，也限制了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城镇人口的发展。尽管有这些限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增长的。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般比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雇农为好，除去国家赋役和高利贷及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一个作用，来自它是一个不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在外)。他们只是坐食地租，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长的。自然，这种增长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用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赋役往往不仅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残酷的剥削及它带来的贫困生活固然迫使农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应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发展停滞。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阶级除去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使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或佃农乃至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来自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寄生的阶级。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地主阶级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全社会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从而使人口的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另一方面，生产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的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多，这就导致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贵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为他们服役的不事生产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随之大大膨胀。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人数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农民供养的这类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口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愈加趋于恶化。因此，地主阶级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归根结底导致了全社会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下降。

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极缓慢的增长，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人口规律。

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缓慢增长只是总括而言，它并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者是一些主要王朝兴衰的经济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参看胡如雷《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相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萎缩。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地租及封建国家赋役的加重，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依附农，农民的必要劳动更多地为地主阶级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阻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封建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水平低，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比重不大，再生产周期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积累少而慢等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骤然爆发并且周期较短，而往往是从一个主要王朝的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一二百年左右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明显地表现在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减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的话，封建社会生产的萎缩则直接表现为人口发展的停滞与下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一个表现。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二个表现，是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潜在的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为条件的，只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土地兼并，苛重的地租与赋役，特别是天灾，迫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从而使得大量隐蔽的过剩人口变成了公开的过剩人口，封建社会的流民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过剩人口，部分沦为生产和生活条件更为低下的租佃农民和依附农民，等待着再一次地被迫脱离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当兵服役，增加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再一部分去开垦荒地，或迟或早总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历代封建政府把逃户的赋役转摊到未逃户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因此，过剩人口的这些去向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萎缩和人口过剩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延长了危机的痛苦过程和加强了它的严重程度。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三个作用，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门分布的变化。由于地主阶级人口的迅速增长，腐朽性的加强，剥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奢侈性的工商业，以及充当奴婢仆妾和当兵，造成了农业以外的各部门人口的增加。而这往往就是封建经济危机过程中城市与工商业畸形繁荣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往往并不总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而有时却相反地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衰退。正由于这种状况往往是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人口的减少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它并不能缓和和解决封建经济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过剩问题，终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与下降。

危机的发展终于把经济引向了崩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损耗。但成果却是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下来，并且多少改善了再生产的条件，使生产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还能有所发展，人民不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复外还能较前代有所增长。特别是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初期小自耕农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长具有了更大的势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几个阶段，并形成了封建社会人口周期性的大波动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台阶式“跃迁”

封建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后往往有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也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迁”，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下述四个因素。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汉唐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较明显，自宋以后，单产的提高比较突出，这就有条件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第二，封建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这些有助于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在同样的技术和工具发展的条件下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与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的逐步变化，即征取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到以土地为主，征取内容从以实物和劳力为主到钱物均收再到以货币为主，这就使得赋役的征取不再与人口数量有关，不仅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农业区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扩大，这主要是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汉族向四周特别是南方发展的结果。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先进农业远比落后的农业和游牧及渔猎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二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业和城市人口相应地增长了。

第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剧烈的民族斗争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经济也阻碍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使自己的生产形式从游牧改为农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及与汉族的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区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带来的积极后果。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发展的部分质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台阶式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单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几个台阶的形成，大体上就是与这个界限有关。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时，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一个重要的去向是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面积辽阔，并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时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及粮食总产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万亩，即增长到3倍。粮食单产从汉代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10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除东北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农民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也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敝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决，也不是靠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之后实现了，随后又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但由于农业现代化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在小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上进行，仍然带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色，农业生产的增长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为条件，再加上传统的人多好办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想，以及我们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就使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发展仍然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堵塞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再加上生产、生活和医药卫生条件的改善，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我国人口的再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高—高—低类型变为高—低—高类型，即高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30年间猛增近一倍的主要原因。这个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人口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全部不利后果，今天已经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西方/非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形式

【正文】

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涉及范围是西方社会即欧洲各国如英、法、德、意等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非西方社会如亚洲、北非、美洲各国在殖民条件下向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他想通过了解西方封建社会的所有制、财政制度、税制、行政权、立法权及相应的机构，如英、法等国的议会制、王权等来把握其政治结构。他看到了封建社会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斗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和第三等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如何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夺取权力等等。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特别是殖民条件下的亚洲、美洲和北非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的研究，其范围主要是西班牙人在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统治所产生的，英国的统治对印度的影响，法国征服时期对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法国政府、参议院和法国皇帝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统治中的作用，穆斯林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影响等，这些地方土地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了封建化的过程，以及国家政权机关及其警察和司法职权的演变等等。

一对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研究对西方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政治机构和政治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上层建筑形式变化的研究，主要见之于马克思的《克思茨纳赫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

《克罗茨纳赫笔记》由马克思阅读24部历史和政治著作及若干篇文章写下的5本详细的摘录构成，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历史事实，时间跨度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9世纪30年代，历时2500余年。笔记中所涉及的世界史事，主要是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尤其是法、英等国的历史。马克思注意到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注意到财产制度与军事制度的关系，财产制度与封建王权的关系，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权形式，以及封建社会内部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

在研读德国历史学家施米特的《法国史》时，马克思留心观察了法国居民的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注意到高卢的日耳曼居民中的等级差别主要是以出身为基础，构成贵族的基础则是采邑制度或封地制度。在土地所有制关系由公共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后，那些自愿或被迫接受别人庇护的人要交纳地租。而法国的王国制度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王国的制度起初是［建立］在旧的部落制度、武装卫队组织、保留下来的罗马人关系上的，后来采邑制度成了主要基础。国王以三重身分［出现］：对于自己的卫队是卫队的首领，对于自由人是部落的最高首领，对于罗马人代替了罗马皇帝，后来是最高的领主”[1-1]。那个时候，对王国首脑的选举只不过是庄严的承认、大加颂扬；并且卫队或亲信的会议取代了民众大会。首脑的收入包括他自己地产的所得，罗马人缴纳的土地税、人头税、实物税、法兰克人的捐赠、关税、违反和约的罚款、无继承人的财产、归顺的民族的贡赋等。“王国的行政管理掌握在伯爵们手中，他们担任战时的统领，主持法院事务，维持区的秩序；”“在发祥地，［伯爵］是由人民选举的，后来则由国王选定。”[1-2]马克思注意到，“封地制度是政治生活的形式。”“封地占有者，封君和封臣，是统治阶层；在10世纪和11世纪，他们的数目大大增加。”[1-3]在12世纪菲力浦二世和路易九世执政时期，马克思留心了这个时期的最高级的宫廷官吏：首相是起草国王诏谕并加盖国王印玺的职务，主要是对管理事务的领导，多半从高级僧侣中选出。塞涅沙尔是照管国王膳食的御膳官，同时兼管国王的司法权，对国王领地及管理这些领地的官吏（总督）实行最高监督；有时统率王室军队。元帅是王室军队的最高指挥。高级宫廷侍从从宫廷职务变成了宫廷重臣，是对国王的服饰和寝宫的最高监察，并且在在封臣的封地宣誓效忠仪式上询问他是否愿意因为赐给他封地而担任国王的封臣的职务。宫廷礼服总管首先是监督宫廷的服装，后来在庄严的场合为国王斟酒[1-4]。

在法国作家沙多勃利昂的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关注的是法国代议制的多种形式，即共和制形式和君主制形式，他注意到当时的选举制是“不完善的政治制度”[1-5]，因为“选举产生的君主国是在人民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并没有同人民群众商量这种统治形式”[1-6]。马克思在集权和分权的标题下，注意到在法国行政权中存在着两种权力：统治的权力和管理的权力。“媾和和宣战，领导和统率军队，同别的大国进行谈判，直接任命高级官员，平衡和调解国内各个不同等级的利益——这就是统治的权力”。“行政权更多地是进行管理，而不是进行统治”[1-7]。

从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的《法国史》中，马克思注重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他留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如国民议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无偿废除人身依附等权利和义务、终身地租，永远废除全国各地的贷币特权及任何其他特殊的特权等。

对于英国历史学家林加尔特的《英国史》，马克思在研读时注意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英国教会享有特权；最高民事法院的职能，以及具有法学知识的人才能当法官；法律规定国王不得向任何人出卖权利和正义。马克思看到了亨利三世(1216-1272)时期议会制度所发生的变化：最初，议会是由国王的直接封臣组成的，他们的影响很大，王权没有他们的协助也无法把任何法律付诸实施。而咨议会通常由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高级国家官吏、骑士——附近地区的王国封臣组成[2-1]。而在爱德华二世(1307-1327)时期，议会有更大的权利，未经任议会成员的男爵同意，国王不能离开国家，也不能开战；如果国王不在，参加议会会议的男爵们应该选出摄政。同时宗教也进行了改革，它涉及教会的权利、公共安全、支付王室债务、把征税事务出租、恪守自由大等[2-2]。在亨利四世(1399-1413)时期，众议院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其调查工作遍及国家管理的一切领域。这时议会的作用是：（一）维护各郡的骑士选举，反对郡长的专横行为；（二）使议员及其仆役免遭逮捕；（三）辩论自由；（四）在颁布法律、拨款、提供津贴等等时，国王可以听取乡镇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同时，它们取得了提出当年度初步预算的权利[2-3]。

马克思还从德国政论家兰齐措勒的著作中注意到英国君主制与议会的关系。他看到君主制在英国是强有力的、受到高度尊敬的，而“英国议会并不以敌对的态度同王权相对立，也不为了想像出来的、没有现实的秤杆和支点就达到的平衡而附属于王权，它无论在其两院中的任何一个议院都不是所谓的代议制度，既不是以选民人数为依据的代议制度，也不是以［这种］按人头的原则同其他一些选举原则的结合为依据的代议制度。相反，英国议会实质上是各个所谓封建等级的团体，它由一定的土地所有者和一定的乡镇组成；这种团体的发展虽然与众不同，但是仍然保留着以前的德意志帝国等级以及德意志领土上的（旧的、真正的）地方官吏的团体的基本特征”[2-4]。

《历史学笔记》则是马克思对自公元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欧洲、亚洲等世界各国政治历史事实和事件的摘录。透过历史过程中的君主与教皇之争，议会与王室之争，宫庭倾轧，武力征服，法律治理和外交协议等丰富材料，马克思注重的是各历史人物在其历史条件下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所完成的政治任务，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的政治制度性质。他的注意力放在剖析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社会政体的各个方面，以把握这些国家封建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在博达的《意大利史》中，马克思注意到塞维鲁斯在位（193-211年）时，御林军长官是国家的要职，可以指挥御林军，有权支配财政，拥有刑事审判权[3-1]。君士坦丁大帝在位（306-307年）时，原来由大法官掌握的民权和兵权已完全分开，于是军事制度彻底改变，这时民权归民政官掌管。根据新的区划，全国分成四个省，各省又分为若干主教管区，每个主教管区再分成若干块领地。每个省由大法官掌握，不包括民政官，在各个主教管区，下设副主教；在各领地，下设不同职衔的领地长。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宫廷职务。后来这些职务常常由很有势力的太监担任；内务大臣；财政大臣；代皇帝立法者，司法大臣和国务秘书；皇室刑法大臣，国君刑法大臣；宫廷警卫长等，于是公职人员和宫廷人员的数目便逐渐增多[3-2]。

马克思看到了查理大帝时期意大利封建制度的稳定发展：郎哥巴底国王任命了一些公爵，从而造成了一批封建制度的上层人物。查理大帝使封建制度往下扩展。他与郎哥巴底的显贵举行会议，把领地按疆界加以划分，组成了相应数量的州。各个州内堡寨和城市的治理权转交给有伯爵头衔的显贵人物；那些负责守卫边界的人得到了侯爵的头衔。凡是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人都被称为封建主，有些省则永远由他们管理。一些侯爵、伯爵以及普通的封建主也都有权管理城市、教会、寺院。最初这种封建主的管理权只涉及军事行政方面，民政机构还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国家官职和法律很少改变或毫无改变；后来由于意大利战事无休无止，封建统治者抢去了民政权，逐渐攫取国君的统治权和臣民们的权利[3-3]。

在有关英国历史的大量笔记中，马克思关注的是封建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政治领域的斗争。他注意到，爱德华一世(1271-1307)时，“随着律师阶层的加强，各地的风俗习惯都变成了成文法律，服从变成了隶属关系，例如契约之类的不牢固联系变成了确定的附庸关系”。在财政方面，有土地税（全民税）、新军事领地的赋税、封地金、婚配税、封建定金、罚金，等等。马克思认为，理查和约翰的统治（1199-1216年）标志着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即城市开始享有独立选举自己的主要官员——市长的权利，而从前市长是王室任命的[4-1]。在爱德华四世时期，专制制度又确立了。议会的活动由于王权无限增长，几乎停顿了。御前议会篡夺了上下两院的合法权力；又出现了乐捐和强制性公债形式的苛捐杂税；几乎没有个人自由，到处是密探，随时随地有锒铛入狱之险。司法的职能茫然无存，御前会议的审判权力越来越大，等等[4-2]。

除了对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典型形式及其产生和灭亡做考察外，马克思还在其他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或详或略地涉及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怎样孕育，资产阶级怎样一步步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权力，以致后来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建立自己的政权。例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时，注意到了它的历史起源。他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而资产阶级同样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人数众多的官吏队伍和大量的军队，它是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的可怕的寄生体。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在这个时代，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5]。

二对非西方封建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

对于非西方的封建社会或东方专制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马克思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侵略为背景的。这种研究主要见之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等著作中。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是马克思对亚洲印度社会的专门研究。他注意到英国的殖民和侵略“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这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同它过去的全部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更关注亚洲制度的中央集权性和职能的不同之处。他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战争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由于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沙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6-1]

马克思认为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他引述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来说明印度制度的特殊性质：印度村社从政治上看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的管理机构有各种官员和职员。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这种村社，马克思认为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但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随着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而来的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涉，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英国的摧毁了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的基础，结果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6-2]。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对于英国殖民侵略下亚洲印度社会结构的变化也给予了充分注意，当然它同时注意到殖民条件下美洲和北非地区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的原始公社解体和封建化过程。在该书的《英属东印度》章中，马克思注意到印度公社土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部落首领权力的增强。他从印度本地罗shé＠①的土地关系史中看到：占有者把份地变为私有财产，而份地的不平等必然造成财富、要求等方面的不平等，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这便使氏族公社和公社自行解体。造成公社解体的另一些因素是：逐渐组成为种姓的教士和学者阶层，逐渐成为各王国（土邦）罗shé＠①的部落首领（首长）们权力的增强，最后，还有迟早在农村居民中起来的向城市工商业中心的移民，——这种移民破坏了人民与土地的先前联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7-1]。

马克思留心在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761年）公社氏族团体职能和权力的变化，及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警察、司法职权的隶属。在这一时期，公社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之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在《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这两部法典中，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7-2]。

马克思还关注了印度氏族的其他社会管理职能，国王法庭和公社法庭的司法管辖权限。他摘写道：“氏族公社成员除了治安和纳税以外，还执行民事和警事诉讼的职能，也参加处理所谓不应诉争的案件。关于诉讼程序，《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都提到：除其他法庭以外，还有公社共同占有者会议，这种会议是高等审判机关，家庭会议和工匠会议都受其制约，而其上又有国王任命的高级官吏和国王本人。交‘邻人法庭’处理的司法对象，其性质同中世纪时日耳曼的马尔克或公社的司法对象一样，或者同现在瑞士和俄国的乡法庭或区（地方）法庭的司法对象一样。《那罗陀法典》第2卷第5款只给国王保留了审理复杂案件的权利；对其他审判只提出集体处理的要求。——如果整个公社之间发生了地界诉讼，这种诉讼的判决就属于国王法庭的权限。对于目的在于日后夺取他人财产的行为的控告，例如对于故意取消某种地界标志的行为的控告也由公社法庭处理。”“公社裁判权和国王裁判权是这样划分的：每当诉讼案需要采用印度上的某一种神意裁判时，判决权就属于国王法庭或由国王任命的审判委员会。”各种在判决时认为无需求助于神意裁判的民事诉讼案件“应由公社法庭审理”；“刑事裁判权大概专属于国王法庭。”[7-3]

在对《穆斯林法律及其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所作的改变》章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穆斯林土地分配制度和伊斯兰教的作用。当时的普遍做法是：被征服者如果不改信伊斯兰教，就应当缴纳人头税。分配给穆斯林的土地被分为教田和军功采邑田两种，教田为宗教、慈善和公益机关的永久性的私有财产，军功采邑田则是分配给军队成员的[7-4]。这样，穆斯林统治时期便加速了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

在研究印度社会的同时，马克思很是关注殖民条件下美洲和北非原始公社解体和封建化的过程，他注意到西班牙人在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统治所产生的，法国征服时期对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影响等。在《美洲红种人（他们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章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在欧洲殖民者未到达之前美洲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种状态后来逐渐自行瓦解便发展出氏族和家庭。他特别留心美洲墨西哥、秘鲁等地的不动产封建化过程中民族首领、新兴贵族、外来征服者部落、国王、全民族最高领袖——僧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国家政权、政府、实物税、世袭所有者诸种事情。马克思摘写道：在墨西哥和秘鲁开始不动产封建化过程中，民族的首长（首领）和新兴贵族成员起了主要作用。外来征服者部落的由选举产生的首领逐渐变成了世袭的全民族——僧侣——最高领袖。在秘鲁，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税捐的公社，现在必须一方面向政府、另一方面向僧侣缴纳实物税；而且每一方都得到公社所属土地的三分之一的产品。“每个公社范围内划出一定的地段，一部分划给太阳神，另一部分划给印加王。”

“在墨西哥、巴拿马地峡和秘鲁联盟的整个地区内，除官家领地以外，还有征服者部落的领袖建立的封建领地。在这些领地范围内农村居民虽然依旧继续共同占有土地，但同时必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实际收入，向自己的主人、从征服的时候起就已产生的土地贵族的成员，缴纳实物税”。在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很久，就已开始了不动产的封建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把原先的自由的所有者变成依附于国家政权和土地贵族的公社所有者。“这也就奠定了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基础，而损害了公社土地占有者的财产利益。西班牙人的到来，只是加速了后者的瓦解。”[7-5]

马克思进而注意到西班牙政治势力和僧侣势力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农奴制的形成：西班牙人“把现有的黄金等等掠夺一空之后，就使印第安人注定从事矿场劳动。随着黄金价值的下降，西班牙人就转而从事农业，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迫使他们为西班牙人耕种土地。”“由于查理五世的忏悔神父加尔西亚·德·洛艾萨的帮助，殖民者终于争得了一项把印第安人变成西班牙移民的世袭奴隶的敕令；该敕令于1525年在马德里颁布。”“在此以前，总督们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就已实行瓜分制度（这种制度把一定数量的土人分配到殖民者中间去充当奴隶）。”[7-6]而1609年5月26日菲力浦三世的法律规定：“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特允许把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分配，用之于耕种土地、繁殖牲畜以及开采金矿、银矿、水银矿、绿宝石矿等等。——尽管西班牙政府知道监护地制度的各种弊端，但仍然不仅把它推广到新的省份（如智利），而且，由于确立了监护地按最初监护者的下行世系和旁系世袭的制度，就使印第安人永远处于世袭农奴依附状态。”“1575年5月16日和1582年4月1日的法律最终承认了监护地世袭原则。世袭农奴制度继承了系统消灭印第安居民和殖民者掠夺一向属于印第安居民的公社土地（以这是‘荒芜’土地为借口）的做法；这样就最终在公社团体内部消灭了作为它们生命原则的氏族——亲属原则，直到它们最终变为纯粹的农村公社为止。”[7-7]

在《阿尔及利亚在被法国征服时期的各种土地占有制》和《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等章节中，马克思关注的是法国政府、参议院和法国皇帝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统治中的作用。他注意到，1863年法国政府法案、参议院决议指出，在最近的将来，将用皇帝敕令规定：（一）确定属于每一氏族的土地的地界；（二）将所有氏族占有地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分配；（三）在一切被认为适宜的地方，都用分割家庭土地的办法建立私有制。马克思还指出，法国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达到了促使阿尔及利亚氏族公社瓦解的政治目的，消灭了这个社会的基础[7-8]。

此外，马克思还注意到了非殖民条件下的非西方封建社会。例如，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涉及亚洲国家花拉子模王国（1155-1231年）的成吉思汗，他既注意到了成吉思汗的出征活动，也注意到了他所宣布的《雅撒》（即一般民法和宗教法）。《雅撒》规定，塔儿罕即上层贵人免交捐税，独享猎物，有权随时晋见大汗，可以免罪九次。马克思认为，由于黩武的生活方式，在半开化的民族中都有这种形式的封建权利，等等[3-4]。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研究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时，注意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西方和非西方的社会。对于西方封建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欧洲各封建国家的政治状况、政治机构和政治历史，具体如英、法等国的议会制度、军事制度、管理制度、王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等形式。对于非西方的封建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在西方殖民条件下的美洲、非洲和亚洲原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以及这一解体过程中法制、国家政权形式的具体演进过程。

【】

[1]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45[-1],45[-2],46-48[-3],50[-4],51[-5],52[-6],56[-7]．

[2]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6-48[-1],51[-2],54[-3],53[-4]．

[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5[-1],7[-2],22[-3],133[-4]．

[4]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197-205[-1],242[-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2[-1],764-765[-2]．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然而，我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只是总括而言。如果画一条封建社会人口变化的曲线，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缓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时期内大起大落和在整个封建时期内作台阶式“跃迁”这样两个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人口的变化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则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如果把解放后30年间全国人口从五亿四千余万激增到九亿七千多万，也就是几乎增长一倍的情况也算进去，可以说我国人口已经跃迁到第五级台阶了。

在分析中国历史上人口消长的原因时，人们常常指出生产的发展与破坏、灾荒、战乱、医药卫生条件差、传统的多子孙思想与早婚等等，这都不错，然而似乎都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和他们用以行使统治权力的官吏、军队等人口，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数量及消费水平，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人口的发展或再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问题；(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区与各部门的分布(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等)；(四)不同阶级的特殊人口问题及其相互作用。而这些方面归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仅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它的发展道路与基本特点，已经开始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人口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从汉代开始。

西汉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

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在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左右，由于多年战乱和秦代苛重的赋役与严酷的刑法，又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汉初人口据推测可能只剩下六百万左右或稍多一些（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然而，西汉前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尽管经过汉武帝中后期的顿挫，昭、宣、元时又有所增长，到了距汉初200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5959万，平均年递增率约为1%左.右。

..

为什么西汉特别是它的前期会出现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呢?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的最大限度的人口，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西汉前期，人少地多的情况很突出。“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汉书》卷4，《文帝纪》。）；“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生产和人口都大有增长的余地，这就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战乱之后，生产和人口的发展带有恢复性质，增长较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要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表现中去探求。

作为封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其特点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汉代农村公社的残余基本消失，个体小生产的特点更为突出。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就只能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汉代妇女出嫁年龄一般只有十四五岁，就是由于上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社会风习。维持与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家庭成员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所需学习时间短，又有大量辅的劳动，这就使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汉代规定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见居延汉简中的有关记载。），可见少年儿童至少七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很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高的。汉代小自耕农平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一般种地不到三十市亩，平均年产粮四千市斤左右，其中用于全家口粮约在二千四五百市斤左右（参看作者《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再除去种子、少量饲料，赋税、祭祀等固定支出，能用于衣服、生活用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开支的剩余产品不过七八百市斤原粮，折钱少时不过二三百文，多时也不过二三千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十文到二十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五十到一百文左右[如居延汉简中所载]。）。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例如当时大铁耜一具约值百文以上（《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牛一头在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一遇疾病、丧葬、灾荒或其他意外，就有破产的危险。

在技术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活条件艰苦，扩大再生产不易的情况下，要通过使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时间也需要很长。发展生产的主要途径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或增垦耕地，或精耕细作提高亩产，即在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产品总量和剩余产品总量。换言之，无论是生产的量的增加(增垦耕地)还是质的提高(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是靠投入更多的劳动而非以减少劳动来取得的。

可见，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内在的经济的要求，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是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1页。），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形式”。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地租形态和赋役制度的变化，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6篇，第47章。），从而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由于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西汉前期，小自耕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史称当时“未有兼并之害”（《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土地兼并方兴未艾，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自耕农经济还可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小自耕农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比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一般要好一些，除去封建国家的赋役及高利贷和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

至于同样具备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封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由于剩余产品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被地主阶级所攫取，其境遇一般比小自耕农更差。他们更多地是用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人口就成了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往往越是贫困越要增加家庭人口。尽管高出生率被生活条件恶劣所带来的高死亡率所抵消，但在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后的西汉前期，他们的境况比后来略好一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是会有所提高的。

我们再看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封建所有制对当时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是一个不事组织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例外)，只是坐食地租。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剥削利益，一般说是要求人口增殖的。自然，这种增殖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取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扩大所供剥削的人口数量的要求，在西汉前期十分强烈。这时承战乱之后，生产凋蔽，社会财富很少，“民无盖藏”，可供剥削的东西不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以“休养生息”作为最高国策。具体到人口问题上，首先是使流散人口“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并且重农抑商，抑制兼并，防止劳动力与土地再度分离。其次是采取轻徭薄赋，奖励所谓“孝悌力田之家”等办法，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来促使人口的增加。再次是直接鼓励人口的增殖，像高祖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就是鼓励人口增殖的积极措施，而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卷2，《惠帝纪》。），则是用对晚嫁加税的办法从消极方面来促使人口增殖。这些措施，带来了“蓄积岁增、户口浸息”（《汉书》卷23，《刑法志》。）的积极后果。

这样，尽管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西汉前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都是要求人口增加的。二者形成的合力，就造成了人口增长的趋势。由于当时生产和人口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产与人口发展带有恢复性质的条件下，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就迅速增长起来。总之，当时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在当时是促进人口迅速增长的力量。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以及对人口发展的阻碍作用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较少受到限制的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其中的小自耕农的人口规律。

西汉中后期人口发展的停滞

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除去上述的为扩大剥削量而要求增殖人口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如果说，西汉前期地主阶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人口的增长，那么，从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时开始，地主阶级的以下两种作用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从而给人口的发展带来复杂的情况。总起来说，是使得人口发展趋向于停滞，并在一段时期中趋向于减少。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从它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残酷性而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地主的地租剥削率一般在50%左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这不仅要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而且侵夺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这就使得农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只能在甚为贫困的生活中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且往往陷入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的境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一方面促使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用多生子女的办法来增加劳动力，以维持生产与生活，另方面则因贫困与繁重的劳动而加大了死亡率，二者互相抵消，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

第二方面，地主阶级除了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其地租剥削总量。土地兼并，汉初已经存在，但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则是在武帝之后，这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当时封建政府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土地兼并仍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失掉土地，变成地主的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或者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第三方面，是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在汉代，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更明显地反映封建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大，当时以实物缴纳的田租最初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每户每年缴粮从十石左右减为五石左右，加上藁税，只占赋役负担总额中的少数。负担更重的是人头税和徭役，人头税中的口赋，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钱，算赋，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三百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三百，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和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六百文到近一千文。折粟最少六石，多到五十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这种以人口计征为主的赋役制度，特别是其中的人头税，不仅征及男丁，而且兼及妇女与少年儿童，使得一家人口越多，非劳动力与半劳动力越多，负担越重。因此对人口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它造成人口的隐匿与流亡，更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赋役负担尚不太重，并且时有减免，但从武帝起，战争频繁，兵役大兴，开支浩大，赋役剥削大大加重，“以訾征赋，常取给贱民”，“田家又被其劳”，“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盐铁论》卷3，《未通》。郭沫若校订本。），赋役负担竟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使得农民大量流亡，仅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即达二百万，其他年份，也不在少数。口赋从七岁改为三岁起算，又每口加三钱，以致人民“生子辄杀”（《汉书》卷72，《贡禹传》。），赋役的加重，大量士兵死亡或长年征戍不归，大量农民的流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土地兼并加剧与农民的愈益贫困，造成了“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卷75，《夏侯胜传》。）的局面。这个估计大约过高，但人口的损耗肯定是严重的。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就更复杂一些，它是从地主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阶级而来的。地主阶级剥削的地租，基本上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供自己的消费。如果地主阶级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生活消费，其对社会财富的耗费还是有限的。但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使得地主阶级的贪欲没有止境。随着生产的发展，自己力量的壮大和地租剥削量的增加，他们的贪欲越来越膨胀，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也就越来越残酷，他们也就更多地追求奢侈性的消费，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优越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这就大量增加了社会上的寄生性的消费人口，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浪费。

地主阶级腐朽性的增长，奢侈性消费的扩大以及这个阶级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汉代地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主要是手工业品和手工劳动，这方面耗费的人力与社会财富是极其巨大的。所谓“一杯FDA9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卷6，《散不足》。）汉代日用手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相较，价格本来就相当昂贵，而奢侈性的手工业品，价格更高。像《西京杂记》中所说的散花绫，匹值万钱，约值粟一百到五百石以上，相当一个到三四个农民一年的产量，至于远地或国外贩运来的珍异价格之昂，就更不必说了。地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性的浪费，必须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陷于“褐夫匹妇，劳罢力屈，而衣食不足”（《盐铁论》卷1，《通有》。）的悲惨境地，这就必然导致人口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

第二方面，为了满足地主贵族奢侈性消费的需要，生产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大，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就是一例。这就导致了从事官私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另外，随着地主贵族的日益奢侈腐化，为他们服役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大大膨胀。据估计，当时官私奴婢合计人数恐不会少于二百三十万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第150页。）这些奴婢大都不事生产，用于农业生产的尤其少。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西汉城市规模超过了战国，如临淄就从战国时的七万户增到十万户。（《汉书》卷38，《齐悼惠王刘肥传附齐厉王传》。）工商业、奴婢仆隶和城市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造成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

农民所供养的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从而趋于恶化，因此归根结底最终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倒退。

汉代中期以后，与上述人口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并行的，是一些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

这个地区耕地有限，从战国以来就人口稠密。《商君书•徕民篇》讲到秦从三晋地区招徕农民到关中生产，就说明了这点。西汉时这个地区包括关中约占全国土地12%，而人口则占68%以上，（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138页。）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水平所能容纳的人口限度。在地主贵族商人的剥削及土地兼并盛行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劳动力与土地分离的现象相当严重，尤以天灾时为甚，这就使得一部分农业人口游离出来成为过剩人口，除去大量死亡外，这些过剩人口一部分流入城市，转为工商业劳动者或沦为奴婢仆隶，另一部分则成为流民，这是当时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见，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有促进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前期就是这样，但也有延缓乃至阻碍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中后期基本如此。这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同志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选集》第二卷，第587—588页。）这个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汉代阶级斗争与人口问题

从汉武帝中后期开始，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反动性日益增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尖锐起来，它在当时的具体表现是：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土地兼并的加剧；封建国家兵役、赋役的加重；富商大贾对农民盘剥的酷烈；剥削阶级的奢侈淫逸与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奴婢或流民，阶级矛盾尖锐起来，农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直到发动起义，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出于其与豪强地主及富商大贾的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保卫国家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及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抑制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政策，并且由于保证赋役与加强国防，采取了赐给贫民少量公田及移民就宽乡与实边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兵役与赋役苛重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扭转人口发展停滞乃至下降的趋势。直到武帝晚年，各地农民起义给了统治者不少震动，才使他们把眼光转到农民问题上来，从而迫使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之诏，罢轮台之戍，把苛重的兵役赋役减免下来，并下诏宣布：“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采取推广“代田法”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农民这才缓过一口气来，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昭、宣之世继续了这种政策，人口的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终于达到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万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口之多。

但这时封建国家所做的不过是减轻当时最为农民之害的兵役赋役，取得暂时小康的局面，至于反映地主阶级腐朽反动趋势的土地兼并、奢侈浪费等问题，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土地问题、工商问题、奴婢问题成了西汉后期的三大社会问题。西汉统治者虽然发了不少议论，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不起多大作用，终于在王莽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农民所进行的十几年的英勇斗争，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使生产得以继续下去，人民得以生存下去。然而，这场斗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刘秀初建东汉，“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者十裁二三”，（应劭：《汉官仪》。）大约不过一千余万，到33年后即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不过四百二十七万余户，二千一百多万口，只各相当西汉末的35%。全国又重新面临着与西汉初期相似的局面，而人口也在与西汉初期相似的条件下迅速增长起来，到了50年后的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全国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二十三万多户，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多口，已经接近西汉末年的人口数字了。

促使东汉人口迅速恢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在起义中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夺得了一些土地，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并且部分劳动力摆脱了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或奴婢的身份，使小自耕农的比重又一次增加。另一方面，东汉政权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及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从而也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例如实行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分给贫民一些公田；对少有田业而无力耕种者，贷以种子、农具、耕牛；解放奴婢；减免赋役；赈济孤贫；劝课农桑等等。此外，还奖励人口的增殖，如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卷3，《章帝纪》。）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同上。这些措施，对生产和人口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应当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与西汉相较，东汉在人口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第一，东汉人口的布局比之西汉有了变化。由于农民起义主要爆发在长江以北，这些地方在战争中人口减少甚多。而南方地区较少受到战乱之苦，再加上南下的移民，因而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荆(除南阳郡)、扬、交、益四州，西汉末有2259709户，11017474口，（《汉书》卷28，《地理志》。）分别占全国的18.5%。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四州(益州加上划归凉州的武都郡)共有3708067户，16602072口，（《后汉书•郡国志》。）分别比西汉增64%和50%，在全国户口中分别占39.7%和34.6%，比西汉增加一倍左右。这就为以后的吴蜀及东晋南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战乱及政治中心由长安移向洛阳，司隶校尉部所属的关中地区的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以及凉州地区人口比西汉大为减少，京兆尹所辖地区较之西汉小有出入，计算时略去；凉州东汉时划入的武都、北地二郡计算时除去。从西汉的978440户，3718373口降为东汉时的.187009.户，842762口，只各当西汉的19.1%和22.7%，在全国户数与口数中的比重也从西汉的8%和6.2%，降为2%和.1.76%.。（《汉书》卷28《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这样，农民战争也使得人口的布局发生了变化。至于黄河中下游，则仍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里“有十亩共桑之迫”，（仲长统：《昌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崔寔：《政论》。）同样，也仍是土地兼并最烈，农民负担最重，人口相对过剩及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第二，东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与西汉相较未见有明显的发展，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一个容纳人口的最大界限的。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在西汉后期存在的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奴婢问题经过农民战争及东汉初解放奴婢的措施，大体上缓和了。工商业由于农民战争的打击及随豪族地主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然经济色彩的加重而趋于萎缩。奴婢问题和工商问题已不像西汉后期对人口问题有那么大的影响了。至于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虽在东汉初年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随着地主阶级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又尖锐起来。特别是这时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向门阀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如前所述，这个变化是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地主经济的特点，东汉人口发展的节奏与西汉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汉的人口发展经过汉武帝时的顿挫之后，到后期虽然呈现发展停滞的趋势，但仍有所增加的话，那末，东汉在最初80年人口迅速增长之后，人口的发展就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大约维持在九百多万户，五千万口左右（《后汉书•郡国志五》引《帝王世纪》云：冲帝永嘉元年口六千一百余万，与其他记载不合，可能偏高了。）。比西汉末的人口还要少一些(当时由于豪族地主的发展，隐匿依附农民的现象比西汉严重，因此上述数字比实际人口数要少些，但相差不致太大)。可以说是大约接近了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当时阶段所能允许的人口的限度。

东汉后期，统治者的腐朽奢侈比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加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相对人口过剩也突出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与西汉晚期相似的农业生产衰落，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的局面，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并造成了人口的再一次猛烈下降。

由此可见，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出现这种初期人口迅速增长——中后期发展迟缓、停滞——灭亡时猛降的现象，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换言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就表现为个体小生产者的人口发展规律与地主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作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同封建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发展一样，集中地表现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最终要通过大规模的激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付出人口大量损耗的沉重代价，才能获得缓和与部分的解决。

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多少有些进步，封建社会还是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进。因此，这种循环不是封闭的、圆圈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即在循环中上升、发展、前进。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这个特征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就出现了各个主要王朝的人口发展尽管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的类似的循环的途径，但就整个封建时期而论，.人口的发展却.出现了几个台阶式的跃迁，显现了在循环中的前.进。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台阶式的跃迁

经过黄巾起义和汉末军阀混战，人口大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曹魏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三国志》卷16，《魏志•杜畿传附杜恕传》。），户口的凋残，可以想见。直到西晋统一全国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人口也才只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通典•食货典》。又《三国志》卷22，《魏志•陈群传》裴注引《晋太康三年地纪》，作三百七十七万户。分别只相当西汉末的20.1%和27.1%。）由于门阀地主大量隐庇人口，这个数字肯定要比实际人口数少许多，但人口损耗是肯定的。随后而来的是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北方人口在战乱中大量损耗。然而到南北朝末期，全国人口又达到了六七百万户，（汪篯：《隋代户数的增长》，载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隋代进一步增长到近九百万户，四千六百多万口，接近东汉时的水平。隋炀帝的暴政及随之而来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初唐人口又降到不满三百万户。经过唐前期140年的发展，到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再一次增长到九百零六万多户，五千二百多万口，与西汉末年相去不远，形成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从汉到唐，我国人口的发展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但总的情况是维持在最高一千万户，六七千万口左右。这样，就形成了继战国之后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隋唐与两汉虽然同属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但其内涵却有所不同。如果说，两汉的人口接近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所能容许的界限，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则是孕育着跃迁到下一个人口发展的台阶的条件。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农业单产与两汉相较，没有显著的提高。魏晋时期甚至比两汉还要低些。这是因为战乱频仍，人口减少，工具畜力不足，技术没有很多改进，以致耕作趋于粗放；但另一方面，地多人少的情况突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垦田面积比两汉要多，这也加强了耕作的粗放性，二者相衡，单产虽然较低，但每人占有的耕地较多，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体还维持在两汉的水平上。到了唐代，单产同两汉水平差不多，而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略微超过两汉，这就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两汉时要高一些。这也是唐代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二个鼎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比两汉多，而供养的人口却与两汉基本相同，这个事实可以从当时农业区域与人口布局的变化得到说明。从三国开始，黄河中下游的农业衰落，人口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向边缘地区，主要是江南、荆襄和巴蜀，此外还有辽东。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又造成一次大的人口流动，江南荆襄巴蜀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其次是辽东、雁北、河西(这个地区东汉时人口大大减少，这时又恢复到西汉的情况，甚至还有过之)。唐朝长江以南的农业区域继续扩展，经济日趋繁荣，江淮地区的粮食成了唐朝政府、军队供应的主要来源。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的局面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江淮地区终于代替黄河中下游成了我国的经济重心，人口的布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和人口没有很大发展，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及少数民族落后的游牧经济的影响，使得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停滞并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了倒退，而江南等新开发地区，则由于耕作粗放，一时也还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这就形成了农业区域尽管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唐代还有所提高，但容纳更多的人口在一个时期内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唐代人口与两汉基本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这个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斗争对人口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激烈的民族斗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形式也使得先进的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初年，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原来的农业地区变成了牧场就是一例。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是当时农业粗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生产的破坏从而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形式由游牧变为农耕，促使了本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并与汉族迅速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使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像鲜卑慕容氏统治的辽东地区；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河套、雁北地区；氐族、羌族统治的河西地区等都是如此。再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使这个地区有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以上这些，又是民族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第三，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门阀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阻碍人口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时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中，徭役及代役钱的比重下降了，实物租的比重上升。魏晋南北朝的农民赋役负担以田租和户调为主，到隋唐时，原来的徭役也基本上采取纳庸代役的办法，变成了实物代役租。至于汉代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已经取消，赋役的承担者已不包括少年儿童，并从以人丁计征为主向按土地计征为主的方向发展，这对农民人口的增殖是起了有利的影响的。

由以上这些变化来看，尽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人口与两汉同属第二级台阶，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却为中国人口跃迁到第三个台阶准备着条件。

宋代社会除去两宋之际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粮食单产提高了。亩产平均在两石左右，合今一市亩产二百市斤多点，比汉唐的一市亩一百四十斤左右提高了约三分之一。之所以提高，是农业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程度加强了，特别是江南地区耕作方法有很大进步，那种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已基本绝迹。另外，由于江南地区的开发，适于这个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加了。当时两浙地区稻谷亩产高达三石，合今一市亩产三百二十市斤以上，太湖流域亩产高的有达六七石的，合一市亩六七百斤。另外，复种指数也提高了，吴中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的种植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另一个方面是农业区域进一步扩大了。虽然北方地区人口、粮食生产没有大的发展，但长江下游和四川已充分开发，闽、广、两湖地区也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尽管每人所占耕地面积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少，但由于粮食单产及总产都有所增加，能够供养更大数量的人口。因此，两宋人口比过去有较大的增长。两宋户口统计不甚可靠，最多时的北宋末年达两千万户，但却只有四千三百多万口，平均每户只2.1口，户数与口数之比是很不合理的。其所以如此，大约是为了逃避差役而析户或少报了口数。据估计到北宋末年时加上辽夏，当时人口应接近一亿，此后南宋加上金夏，人口大约也是此数。这比汉唐要多出将近一倍，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第三级台阶。

宋代人口较前代增长，还同唐后期以来随农业的发展而来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关。两宋商品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农业区域的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为农业服务的矿冶业和日用品的生产贩运相当发达，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铸钱业也很发达。像江西信州的铅山场，广东韶州的永通监，据说都有坑丁十余万（《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三四；《金石续编》卷十四，《韶州新置永通监记》。）。湖北蕲春的铸造铁钱的工场，可容300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商业除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市镇和农村。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城镇的数量及人口都有很大增加。唐代在8世纪中叶，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3处，北宋中叶增长到46处。同期全国各州商税年额在五万贯以上的有57处，可见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其中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工商业与城市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人口，成为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是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从唐以来，门阀地主的势力日渐衰微，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有所削弱，租佃关系越来越发达。到了宋代，部分地区出现了定额租，乃至少量的货币地租，这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又紧密了一步，农民向个体小生产所有制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又前进了一步。而如前所述，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是个体小生产经济条件下所能容纳人口的最大限度，这是两宋人口增加的又一个原因。

适应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代后期的两税法开始，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征取对象从身丁为主改变为户等资产(主要是土地)为主。二是以实物为主改变为钱物均收，而丁役也较多地采取出钱雇役的办法。三是唐代客户(包括佃户在内)还要承担政府的赋役，而宋代客户(即佃户)就不再承担赋役了。这些适应唐宋间社会经济变化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也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

明清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又有发展，平均亩产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比之宋代又提高了约四分之一。清代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也使得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古、西北，到清代后期，东北地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垦田面积从清前中期的七亿多亩这个数字不精确。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多亩。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湖地区成了可与江浙地区比美的大粮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至此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高产作物除水稻外，又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白薯、土豆等，对粮食亩产和总产的增长起了明显的作用。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还有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凡此种种，都使人口有可能进一步增长。但是，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政府的赋役制度的变革。从明代的“一条鞭法”把赋税徭役统一征收，并从征取实物改为全部征银起，到清代康熙规定“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再进而至“地丁合一”、“摊丁入亩”；赋税的征收全以土地为单位，封建徭役及从徭役转化来的代役税及人口税，从此基本上从赋税制度中消失了。而在赋役制度中，徭役、代役税和人口税对人口增长的束缚作用是最严重的，不堪忍受徭役、人口税等负担而生子即杀、自杀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代不仅因无法应付差役而被迫析户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还由于逃避差役和身丁钱，出现“村童半壮丁”（沈说：《庸斋小集•仁福道中》。），即虽成丁犹作儿童装束的怪事。到了清代，赋税的征收既与人口数量不再相关，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这就不仅使得隐匿人口大量登入户籍，而且也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再加上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人口就从清代初年的一亿多经过一百多年猛增到四亿以上，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也使中国人口迅速跃迁到第四级台阶。

由上可知，中国人口发展之所以呈现台阶式的跃迁，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尤其是单产的增加，使得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本未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使得个体小生产农业日益向其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封建国家赋役制度的变化，也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三)人口布局的变化，一是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工商业与城市人口的增长，一是农业区域的扩大，这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与汉族向边缘地区特别是向南方的发展的结果。

(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而这往往又是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的后果。

这些因素交互起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的部分质变连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一定紧密吻合，但其连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中国人口跃迁到四亿以后，到了近代，又呈现了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的状态，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第四级台阶。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间人口共增33%，平均每年递增0.26%。在这段时期前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在100年间大约增长了一倍，比较起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低.的。

..

为什么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方面我们不去多谈了，这里只谈另一个方面，即封建社会初期形成的个体小生产经济，经过两千多年，到了近代，已经接近了它发展的尽头。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是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几个台阶就是这样形成的。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人口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面积辽阔，并且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个时期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到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增长的速度，这样，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市亩，即增长到三倍，粮食单产从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二者相乘，粮食总产约增六倍多，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十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国内虽还有大量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的经营方法和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一(系22省的统计，东北、新疆、等未计在内)，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经济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蔽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使得人口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在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得到解决，也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的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解放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少缴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这对农业生产力是一个解放。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个体小生产农业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在解除封建束缚之后实现了，农民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医药卫生条件有很大的改善，死亡率迅速降低，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恢复和发展，非农业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这就使得我国的人口的再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高—高—低类型一变而为.高—低—高.的类型，即高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以每年平均2%以上的速度增长，而50年代甚至还要高些。在解放初的一段时期里，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增长的，基本上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

尽管后不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在小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仍然带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色，农业生产的增长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为条件。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社会的人多好办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想，这就使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发展仍然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堵塞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建国30年来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不能不说上述原因特别在农村是主要的。

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全国每人所占的耕地逐年减少，从解放前的2.8亩降到1978年的1.6亩，粮食总产的增长虽然不算很低，但被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以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在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二千斤上下徘徊，甚至还有降低的趋势，全国每人占有的粮食数增长有限，始终停留在六百多斤的水平线上，从而使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无法迅速增长，大大影响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见，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与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大相径庭而且是互相矛盾的。

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并无认识，至少也是缺乏足够的认识。个体小生产的人口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了我们，甚至把它当成了社会主义的人口思想，错误地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片面地强调人多好办事等就是例子。结果是让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在相当大的程度继续发挥作用。而我们有些政策措施不仅不是限制反而是助长了这种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像农村中不计大小平均分配口粮就是一例。这就造成了30年来人口增长将近一倍，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利后果。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

康熙初年战争结束、社会安定之后，清政府继承明末工商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工商业由直接控制向官督商办、间接控制的转变，但清王朝仍然实行限制民间商业资本使其发展不至超出控制范围的政策，因而清前期的进步思想家继续进行抗争。如王源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附于缙绅”之列，在中央设立“大司均”，由商人代表主管国家商业经济工作；主张以资本税和利润税代替苛捐杂税，以减轻工商业的税务负担。在对外贸易观点上，蓝鼎元主张扩大海外贸易，活跃沿海地区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比丘浚仅强调增加国家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又前进了一步。魏源主张更大范围的工商经营私有化，强调“师夷长技”，发展生产技术，并建议成立欧洲式的公司进行经营。这些思想不但是对传统重本抑末观念的彻底否定，而且已初步具有近代经济的意识，反轻重论从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中 封建历史 概念高效课堂

何种课堂能够称为“高效课堂”，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理解与答案。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讨教育理论界基本达成一种共识：在常态的课堂教学中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育效果。一堂高效的课包括课前预习、学案设计、课件制作、板书设计、问题设置、提问技巧、学生课上的自我展示、课后作业的布置以及课后的及时反馈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授课过程中“历史概念”的解读对于高效课堂的推进作用。

有些历史概念本身就晦涩难懂，更何况同一历史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意思不尽相同，这样便给学生们学习历史、解答问题带来诸多不便之处。张耕华在《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中这样阐述：“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第三种含义是指专科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不在场性以及主观性，所以历史事实即重要又复杂。那么对于历史概念的正确解读、归类、概括、总结就关系到课堂的高效程度。

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概念便是“封建”一词，中国古代“封建”本意为“封邦建国”代指分封制，古人笔下“封建”使用甚广，几乎都特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度，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史记三王世家》中记载：“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记载：“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但自从明清西学东渐以来，大量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伴之而来的便是用大量中文词汇来解释西语，在翻译时意义却时常有诸多不同之处。

西方“封建”一词最早为中国接受式翻译“封建社会”，西方的封建社会主要指的是封建割据，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西方封建制度的三大特征是领主、封臣和采邑，领主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最大的领主；封臣是接受领主授予土地的人，他们的受封的土地被称为采邑。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很大的自，领主对封臣的干预有限，但领主与封臣之间建立了一种封建隶属关系，封臣承担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如向领主服兵役、提供赋税、支持领主的决议等。中世纪欧洲由无数这样大大小小的封国构成众多的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封建社会，而他们断定封建社会的标准便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建立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在内的等级制度。

据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考证，最早用“封建”一词来定义中国社会形态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先生，他在1912年的时候就说过：“不幸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国民革命失败后，使深受西方先进思想以及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有必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探讨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陶希圣以及郭沫若等人根据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发展、传统血缘贵族的没落、官僚地主的兴起、君主专制的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对封建社会进行“概念改造”，赋予了“封建社会”这个词以新的含义，主要指从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形态。而后等人基于革命的需要并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封建社会进行强化与宣传，如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应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以及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五大社会形态基本定型并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虽然当今一些著名学者如李慎之、冯天瑜、萧功秦、秦晖等人多次强调用“封建”一词来概述中国的这段历史比较失准，主张用“帝制时代”、“皇权社会”来代替，但是不管用任何一词来代替都感觉不合适，因为“封建”一词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八九十年，早已深入人心被人们所习惯和接受，难以改变。不同的词语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历史事实、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的实质、文明的进步的程度却不会改变，我们注重的是历史与社会的内涵与实质而不要在形式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封建”一词既然已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就不必为这一个词而纠结，我们可以在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时将“封建”二字打上引号加以强调便可。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中国的“封建”主要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西方的“封建社会”主要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地理大发现这段时期的历史，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极为相似；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指自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对于“封建”一词多意的理解关系到学生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与考试内容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张耕华 《史学理论研究》.《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1993年，04期。

[2]冯天瑜著 《“封建”考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207页。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观点是文章的灵魂。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首先是检查它的观点是否正确。观点正确与否，表现在选题、主题的提炼以及标题的准确与否上。因此，在修改论文中首先要审视选题、标题和观点方面的问题。一、选题中常见的问题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同学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三、观点方面的毛病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基本观点错误。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毕业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有的毕业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毕业论文中比较多，有的毕业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4．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途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反映科研成果的毕业论文，也必须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见解，有独创性。而在毕业论文中，有些文章重复别人已经谈过的东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个人创见，没有什么新角度、新材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作者不注意阅读文献资料，研究信息掌握不足，研究的问题是别人已研究或解决了的，或者也是由于作者对某问题缺乏钻研精神，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封建社会；公文制度；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02-02

一、中国封建社会公文

古代公文是皇帝与臣民、臣民与臣民之间往来的文书，记载着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朝历代的公务内容。伴随着公文的产生是国家机构日益完善和国家管理事务的增加，文书工作活动频繁，特别是专门处理公文的工作机构和人员的出现，对文书工作提出了有序化和规范化要求，并逐渐形成了各种用来规范文书工作的制度。为保证政事畅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文书工作，确立了成套的公文制度，并用严格的惩戒措施来保证文书工作的正常进行，促使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封建社会公文制度随着朝代更迭而变化发展，在此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发展规律，研究此规律，有利于进一步探析我国公文的属性、功能和加强公文写作主体修养，有利于完善我国公文制度。同时，现今不管是机关单位，还是社会团体都很注重公文工作。由此可见探究此规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封建社会公文制度发展演变

（一）先秦公文制度

了解先秦时期的公文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探析封建社会公文制度发展规律。夏朝虽然有了文字，但没有完整的公文直接流传下来，现在所能见到的是后人的追忆或散篇残章，目前有八篇夏朝公文可供借鉴，为《禹贡》、《甘誓》等，有后世撰造的明显痕迹，不能当作夏朝公文的原貌而加以深究；商朝是奴隶制社会日渐成熟的时代，在长达五百年的统治时期内，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的日益健全，商朝出现的专职秘书机构太史寮让公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公文制度化进程全面展开，有了专职的公文撰写制作机构和人员，公文所反映内容日趋丰富，公文在体式上初步分类，公文制度已经萌芽，如公文制作程序上，商代的公文主要以甲骨、青铜为载体，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制作程序；到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公文制度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强化，如公文用印封泥制度，印章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但在公文中尚未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机构繁杂，为了表明身份，证实权力，印章就开始流行，并应用到公文之中。先秦公文经历了由源起到定型的第一次迅猛发展的过程，政权体制的变革与书写方式的发展给公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专职秘书机构也为其发展奠定了人员基础，公文制度建设变得日趋明确。

（二）封建社会公文制度发展演变

先秦时期公文制度的发展，为封建社会公文制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过秦汉时期统一文制，公文制度走上规范化道路，这对秦汉以后历朝公文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可说历朝的公文工作是对秦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以下是封建社会公文制度发展所呈现出的一定规律。

1、确保公文制度有力运行的法律化进程

为使公文制度有效施行，各朝都用法律来保障公文制度的运转。秦朝的公文制度多用法律形式予以规定，如《秦律》以刑罚的手段强制文书人员对公文制度执行和遵守。两汉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公文制度，使得中国公文制度在秦汉得以最终确定。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者制定了完备和严格的法规制度，在公文制度方面也不例外，《唐律》对于公文的撰写、审定等环节都有严格规定，如《唐律》规定“非常大事应密之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藩国使者，加一等”，唐代文书立法为我国文书工作的法制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宋朝承袭前朝，公文制度越来越法制化，如公文保密方面，宋代规定公文须按规定发放，该发不发或不该发而发者，无论是否有意，各杖六十等。元代《行程公事程限》对官文书从拟制到发出的程限要求是小事七日办完，中事十五日办完，大事三十日办完。如果不能按期完成，就要受到惩罚。明代的《大明律》，对公文制度多有详细规定，全面系统地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文制度加以确认。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在公文方面也制定了法律措施，如保密方面，雍正三年上谕：“内阁：各省督抚提镇将朕拆批密谕，有同在一省而彼此互相传看者……一经发觉，该部概照泄漏军机律治罪”。

2、公文制度皇权神圣化的发展

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建立后，为巩固统治，必然要求公文工作配合国家政治制度，于是出现以下规律。一公文避讳制度经久不衰。封建社会为臣子者，在公文写作或言及皇帝姓名时必避讳，以示尊崇。这种避讳制度继秦汉之后，盛于隋唐，严于赵宋，明朝前期不堪苛刻，到天启、崇祯以后，也逐渐严起来，清朝避讳更加厉害。如秦始皇规定凡遇有皇帝名字的字，都要用其它字替代，如“正”字，因读音与嬴政的“政”字相近，秦朝公文中一律改用“端”字替代。二公文用纸泾渭分明。东晋末期，公文书写材料全部改用纸，以代替竹简和缣帛，不同公文对纸的质地、颜色和尺寸都有明确要求；唐高宗上元三年规定，皇帝的敕书用黄纸，称为“黄敕”，征讨性的命令用麻纸，臣民上书和官府往来文书，只能用白纸，对于纸的尺寸也作了规定，皇帝的诏敕文书高一尺三寸、长三尺，一般臣僚的文书要小于这个标准，后世大体沿袭了唐朝做法；元朝皇帝颁宣敕公文，一至五品用白纸，称“宣”，六品至九品用赤纸，称敕。三公文用字制度日渐严格。秦汉以后，在公文的用字制度上，为了体现皇权思想和等级制，称君主为“皇帝”、“陛下”，皇帝自称为“朕”，这成为历代封建公文的专用语。与皇帝有关的其他专用语，秦汉后也大大发展了。如君主即位叫“登极”、“御极”，住的地方称“宫殿”、“紫禁宫”等。

3、公文处理制度细节化和明确化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焦仲卿妻》 反封建思想 主题 悲剧根源 作品成因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16-02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学界近五十年来共发表了300余篇《焦仲卿妻》研究论文。而《焦仲卿妻》的反封建主题研究，也成为近五十年来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方面。学术界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者们的及时交流，为《焦仲卿妻》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文欲从《焦仲卿妻》的主题、悲剧成因、焦刘二人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不足与期待等问题入手，对《焦仲卿妻》近五十年的反封建思想研究论文予以综述性分析，供研究者参考。

一、 关于主题

(一)反封建礼教和反封建伦理道德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坚持这一主题的讨论文章很多，如：陆坚认为，“《孔雀》是一篇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控诉书——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吴小如认为，《孔雀》是通过家长压迫下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谭学纯认为，《孔雀》以否定的形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悲剧性地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追求。

方雪松认为，《孔雀东南飞》在焦、刘爱情悲剧的叙述中，真实记录了汉代儒学大师们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封建社会纲常伦理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因社会思想基础的混乱动摇而趋于瓦解和消亡的社会现实。因此，《孔雀东南飞》可称作是一曲汉末纲常伦理的挽歌。

邱永山认为，这首长诗, 通过刘兰芝的悲剧, 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罪恶，通过刘兰芝的苦难, 反衬了人民追求美好理想的顽强，也就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从而在“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上”暴露了封建制度, 封建礼教的深重罪恶。

在60年代，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者李嘉言、何法周指出，焦、刘二人“衡量是非的标准，辩论的理由、依据都是封建礼教”，“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反抗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体系”。

80年代以后，反对此观点者较多。如：赵新尉认为“从诗作中可以看出，刘兰芝是一个深通封建礼教，并且按封建礼教处事的‘规矩’女子”。因此，研究作品要从原文出发，不要给作品套上人民性、斗争性、反封建礼教等作品本身不存在的东西。

季寿荣认为，本诗的主旨是以儒家的“折中”思想来反对恶性膨胀的人欲对传统礼教的迫害，以此维护和加强封建礼教的统治。

汤斌认为，他们婚姻的本身，乃是奉行礼教的结果，于是坚持这种婚姻，就不属于反抗礼教的范畴。

(二)歌颂爱情

林怀宇认为：“人们几乎想当然地把刘兰芝与焦仲卿看作是一对自始至终、忠贞不渝的夫妻，其实这是阅读上的盲点。”

王富仁的《主题的重建》更对爱情说提出尖锐批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怎会建立起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爱情呢?”刘兰芝充其量也只是能严守妇德，尽义务。焦仲卿对妻子是满意、同情的，“但这基本上还不是爱的感情，而是一种维持比较满意婚姻形式的努力。”“他们有婚姻而没有爱情。”据此，王富仁认为，《孔雀》的主题首先是一个人生的主题，是人的生与死的主题，是人物命运的主题。

张秀英认为，“感动作者，促使作者提笔创作的原因在于兰芝和仲卿的双双殉情，也就是兰芝夫妇誓死捍卫真挚爱情的行为震撼了作者，是爱情的力量促使作者写下如此哀婉动人、传唱千古的。”因而，“我们从创作者的角度可以看出，《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并不在于抨击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其重心在于歌颂人间至真至纯的美好爱情。”

（三）歌颂女德

魏鸿雁认为，作者是有明显的劝谕世人的含意的, “寡妇起仿徨”自然应该是希望那些寡居在家的女子能从刘兰芝身上看到女德的力量、贞节的重要。文中大量描写兰芝的穿戴外貌说明她是遵守“妇容”要求的, 而非单纯刻画兰芝的美丽。“全诗情节紧紧围绕妇行,分别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方面对女主人公的品行展开描写, 从而突出了刘兰芝完美的女德操守, 是一曲感天动地的女德赞歌。”

（四）反对封建制度

80年代以后，王汝弼提出观点认为，诗歌“准确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关系；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

但吴惠娟认为，诗中的反抗就其实质来说，“反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对现存制度还是承认它的合理性”。

二、悲剧成因

（一）无子

《孔雀》中未出现与此种观点相关的字句，论者多以“揆情”为出发点，认为无子乃是客观事实。如：赵新尉认为“他们在婚后这么长的时间里，兰芝却没有生育过一个孩子”，这应是焦母和兰芝的真正矛盾所在。焦母提出为焦仲卿再娶东家女也“正是从焦家衍繁后代这一点着想的”。

赞成此说者还有田禾、郭利群、许兵、杜艳等。

（二）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摧残

潘朝录、车光斌认为，焦母、刘兄所体现的封建家长意识是主人公悲剧产生原因的重要方面；从被压迫的角度看，兰芝与仲卿所具有的对封建家长意识的反叛精神是他们悲剧产生原因的另一重要方面。

张玉琴认为，“焦母是个封建卫道士，在她身上体现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抑和奴化。焦母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将由她自己来承担。由此来看这样的悲剧不能由焦母独自承担，而引入深思的结果便是这些当事人背后那狰狞可怕的封建礼教。”此外，“‘从一而终’在中国女性思想中的根深蒂固，使得这首诗暴露出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