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终极性价值；现世性价值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以理性化、自由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转变。先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逐渐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确立，各种利益关系因而变得错综复杂，人们对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关注空前地敏感和突出；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展开在诱发新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市场经济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劣成败成为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共同的话题。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这一课题作出回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坚持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应该成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

一、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市场经济与这种对资源配置和财富生产分配的关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它强调效率和效益，强调合理的市场规则对市场个体的制约，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人们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异常关注的现实条件下，离开现世性价值判断，不顾人们日益增长的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生活的愿望，对公众提出的任何“清高的”伦理要求，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似的玄谈，对于解决形形色色的经济伦理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时，“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因素，而是义利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义利矛盾运动中动力源泉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导原则。

功利主义的萌芽，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会前期，最终形成于19世纪。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导精神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尚义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倾向，而这一切是与自然经济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威力，是通过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来发挥作用的。这三大法则与规律无不体现着市场经济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观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场经济求利性本质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

功利主义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无疑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时，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重视人们的行为后果，不仅使道德评价具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而且对于人们的务实精神具有促进意义；强调趋利避害，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本质，也符合现代人的基本心理趋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既有着因共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而产生的共同要求，又有着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其二，它虽然侧重以行为后果作为评价道德现象的标准，但也兼顾行为动机的评价意义；其三，既反对重义轻利，也反对重利轻义，而主张义利统一，既求效率，更讲公平。

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世性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规范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运行的主体是有着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要保证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离不开完善的法制对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法制是建立市场经济的第一种规范，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上要求市场活动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进行活动，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没有有序化的市场，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仅有法律的维持是不够的，市场经济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基础。经济伦理在这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资源的配置，来实现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交易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道德世界。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诚”。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严格的上下级层次结构都要求某种人身依附的“忠诚”。市场经济作为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历史对立，在经济伦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缘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责任感，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离开了这种责任感，市场经济的活动基础——契约伦理和经济信用就难以为继，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也会丧失殆尽，交易成本费用将会大大上升。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大量经济信用失常、权钱交易中的“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伦理的行为极大地危害着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规模经营的效益难以实现。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要求个人和企业坚持平等、自由等经济正义原则，这些经济正义原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强调经济伦理对个人和企业的规范行为对于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但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其“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既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更是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文动力即精神生产力可以作为第二种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伦理是这种人文动力中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天职”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人文动力，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判定，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和专业化；二是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和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现实，人们的积极性或进行投资、创新、经营和创造的经济努力，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人们的经济努力，尤其是涉及长远利益的投资与创新，需要社会激励提供心理与舆论支持。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的偏好，经济伦理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合乎市场经济需求的经济伦理可以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它也可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它要求把对于现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作为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在整体上引导着制度的前进方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些具有根本性价值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的出现，比如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等有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等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拥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在这种思考的指导之下，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同时，还要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主张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要把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其他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均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精神有着双重的道德价值：

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对于市场经济逐利性具有矫正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逐利性。这种逐利性，既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又是导致人的异化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将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是又把人推向了对物的依赖中，从而造成了人本主义精神的沉沦。因而，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要求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人民谋利益，它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因而在本质上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集中反映，又是抵制和抑制市场经济反人本主义精神负面效应的有力武器。这种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经济行为的最根本和最高的价值标准。

同样，认识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还必须考虑经济伦理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意义。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需要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经济效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不仅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而且无法使人得到整体幸福。对这种模式弊端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于是，社会发展模式发生向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这种模式以“人”为本，是一种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全新发展观，它要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是从哲学高度对人的需要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由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又构成需要的主要内容。因此，“需要”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及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这两方面的规定，所以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运动和前进。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了人类需要的这种全面性和多层次性。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经济形式，与未来的产品经济形式相比，它有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必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的利益差异为前提，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具有必然性。然而，它又必然会被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形态——产品经济形态所克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以人为本要求即终极性的价值要求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现世性价值判断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和终极性价值判断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精神不是两种性质对立的道德要求，而是同一道德体系中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道德。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道德体系都包含有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的层次性，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一种是现世性的道德要求，即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道德要求，也就是“适应”的道德；另一种是终极性的道德要求，即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方向和趋势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超越”的道德。二是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看，一种是对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实行的道德要求，另一种是对社会少数先进分子实行的道德要求。从总体上看，现世性的道德即“适应”的道德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实推行并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遵行的道德，它属于一般层次的道德要求，也可称之为广泛性要求；终极性的道德要求即“超越”的道德是在现阶段社会生活中倡导的，并为社会少数先进分子所践行的道德，它属于高层次的道德要求，也可称之为先进性要求。显然，道德的这种层次性要求应该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因为，在任何领域中，都有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也都有广大普通群众与少数先进分子的区别，因此，经济领域也存在现世性价值要求与终极性价值要求的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2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历经萌芽、形成、确定和发展以及新发展等演变阶段，“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可以视为其标志性理论。市场社会主义在大胆否定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等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但是，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立论的理论基础及其主张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等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转贴于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转贴于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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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101-102.

〔10〕[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出版社， 1997. 1.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286.

〔13〕P. Bardhan and J. Roemer (eds. )， MarketSocialism: The CurrentDebat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3. 42.

〔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6.

〔15〕颜鹏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的再认识〔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3

一、分析性新闻的内涵及其与其他类新闻的联系与区别。

所为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多用于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未被人们普遍认识的新生事物的报道；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它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体裁近两年在报端偶有所见，象新华社播发的《关于物价的通信》、《关于粮食市场的通信》、《换个角度看盈亏》等，以及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三资企业”、企业资金问题的系列报道等。

分析性新闻与新闻述评、新闻分析、新闻综述、思辨性新闻、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等中外新闻品种，虽在某些方面类似，但有明显的区别，这些报道形式远不能代替分析性新闻。我们不妨对分析性新闻最为接近的四种报道形式作个比较。先看一看解释性新闻，它一般是提供新闻背景并对有关新闻事实进行解释或分析的报道，着重回答五个“W”中的“Why”（为什么），告诉受众新闻事实的意义及前因后果，对复杂的事件进行整理和解释；新闻述评这种体裁是新闻评论的表现形式之一，表述方式主要是就实论虚，寓理于事，因事说理；新闻分析，是对新闻事实本身进行的解剖、评说；思辨性新闻，带有较强的论证、辨析色彩。任何一种新闻报道形式都是对事物发展的客观反映，上述几种报道形式也不例外，只是作者的主观反作用力强一些。作者在对事物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纵横捭阖，给以理性的比较透彻的解释分析，作品的思辨味较浓。而分析性新闻，则是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二、新的形势和任务呼唤分析性新闻。

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对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时代的呼唤：㈠改革开放后，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改革开放提供了万千机会、扩大舞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释放。仅就农村而言，“大包干”的横空出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高产优质的高效农业，小城镇建设，外向型经济等等，古老的黄土地上新潮迭涌，力作频出。仅仅十多年时间，昔日单调的农村经济版图就彻底变了样！但每一件新生事物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欣然接受的，而是需要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烈思想交锋不必说了。就是乡镇企业，十多年来也蒙受了诸多非议和偏见，什么“任其发展会改变公有制性质”啦，什么“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资金、争市场”啦，什么“不正之风的风源”啦等等。所以，为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鼓与呼是新闻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种鼓与呼决不是“就是好”之类的口号式、定论性宣传，而必须深入进去，向读者揭示出新生事物发生或出现的依据、运作过程、作用和影响以及发展趋势等，尽可能帮助读者正确地了解、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国外一些发展经济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被纷纷引入国内，像股份制、期货交易、现代企业制度等。这里面就有三个结子：一是国人一般都对这些东西比较陌生，缺乏认识；二是或出于有些东西是我们过去大力批判过的原因，或实行后触动部分既得利益者，开始推行时阻力较大；三是受多种因素制约影响，可能会出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情况。比如把股份制搞成单纯的集资手段，而忽视了企业改革。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颇有生命力的“四不像”的东西。对此，需要向读者尽可能地交待个明白，弄清利弊得失。像既不是股份制也不是合作制的股份合作制，以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不规范的经营形式，但由于这种形式既避免了损害农民利益的财产归大堆，又实现了适应生产需要的资产的联合经营，也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选择未来的更规范的经营形式的机会。凡此种种，都需要新闻界给以正确解释分析，积极准确引导。

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者外部联系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使这种联系空间发达起来。像农民，过去只是单纯的劳动者，敷衍着干完干部派的活儿后，就“关起门来朝天过、不管春夏与秋冬”了。而今，其角色已转换成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他们研究市场行情，据此确定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其生产过程也需要多方面的帮助才能完成，诸如科技、生产资料供应、资金、水利等服务；最后，他们还要想方设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产品推销出去。农民与社会的联系变得千丝万缕了。随着交互作用的因素的增多和力度加大，事物发展的复杂性特征及多样性本质得到充分显现。比如一个企业的兴衰，过去仅系于国家的政策、计划；而今而受着国内外市场、产品及质量、领导人的决策、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原材料供应、资金、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对不同企业的作用各各不一，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一个模子套下来就完事。

㈢改革开放后，过去一些惯用的对事物的观察角度和评价标准过时了，必须“换脑筋”，代之以市场经济的眼光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就需要新闻界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及时给以分析和引导。比如工农业生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产量越高越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了不见得是喜，少了也不见得是忧；经济发展速度决不是越快越好，脱离市场需求、超越基础产业承受能力的高速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㈣改革开放是一场打破秩序、建立新机制的深刻革命。因此，各种事物质与量的变化丰富多彩，旧事物孕育着新事物的萌芽，新事物有旧事物的痕迹。像前段实行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便是突出的例证。这也需要我们充分运用分析性新闻，帮助读者理清头绪，正确认识事物，推动事物尽快完成新旧交替。再从读者角度来看，改革开放，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增多，文化素质、审美情趣日益提高，万其是改革开放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所以他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只知道“是什么”，而更关心“为什么”，“会怎样”。他们想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事物发展的背景、过程及多种可能的走向。

纵观十几年，可以说我们的新闻报道为推进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就卓著。加上我们的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工作方式不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外，亟待上水平，上档次。概括起来，我们的报道程度不同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片面。没有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不看历史，不看发展趋势，也没有分析事物彼此间的联系以及该事物在全局中的地位。更没有研究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质，就事论事，顾此失彼。二是浮浅。没有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其矛盾特点，正如同志所批评的那样：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三是理想化。把复杂艰难的改革开放看得轻松简单，或者当作一锤子买卖。很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新闻界就无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掌握、用好分析性新闻这一武器，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应如何把握分析性新闻的作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好务，功夫该下在哪里呢？就是要多跑多听多学多思；也就是同志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㈠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用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和过程论认识和把握事物，对事物要善于客观观察和辩证分析。在进行辩证分析时，必须把握住两个基本点，即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用联系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就要求我们摒弃过去习惯用的单向线性思维方式，因为这种主观片面的思维方式，远不能反映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多方面的依据，各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要善于运用开放式放射型思维方式，尽量对事物给以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的主体扫描，搞清楚诸多因素发挥的不同作用，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样我们就会少犯或不犯片面性错误。辩证唯物主义还告诉我们，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是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研究工作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认请事物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本质，弄清楚“来龙”，把握住“去脉”。把事物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报道，而不是简单孤立地把结果推给读者，我们的报道就会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改革开放的丰富性和艰巨性，就不会是干巴巴的几条筋；就不会落后实际工作，“慢三拍”、“炒冷饭”；也就不会因对事物发展规律认识不清而导致报道超前或任意拔高。㈡工作方式上要纵横捭阖、全面深入。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记者单靠编材料、打电话、跑衙门，是写不出分析性新闻的，必须改变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采访方式，沉下心来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大一统”，工作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那时解剖一两个“麻雀”或许就够了；而在当今激变的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便决定了我们采访的功夫不仅在于解剖“麻雀”，还在于选择“麻雀”。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给以观照，各种观点、材料互相印证、碰撞，去掉浮华，直露真实，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和本质意义，估出事件影响，揭示发展趋势。这里是经过了不仅是身体而且是思想上的艰苦工作之后应有的收获。㈢切实加强素质建设，培养“大家”风度首先提高理论素养。现在相当一些记者不重视理论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其结果只能象同志批评的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理论观点决没有过时，必须认真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把握住了其基本精神，我们就不会在千变万化的形势面前迷失方向，无所作为。像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个有利于”的基本方法等等，是指导我们工作的根本方针。有了丰富的理论“装备”，我们便能够站在时代的“了望塔上”，而不是匍匐在地，思路狭窄，目光短浅，办事没根。如果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古代近乎梦想，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只要勤于学习思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有了宏观、全局意识，我们便可以不断有符合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新发现。当今世界，科技发达，信息爆炸，新闻报道本身就必须强化传播新知识的功能。掌握的知识越多，分析、解决问题就越游刃有余，触类旁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4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市场经济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和谐社会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勾画了美好社会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这样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归纳马克思、恩格斯对和谐社会的描述具有如下特征。

1.和谐社会是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

在和谐社会中,“社会的各方面能够在统一体内部相互贯通,协调运作,相互转化和彼此融合……社会处在健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和谐状态之中”。[2]这种健康和谐的状态,这种统一体的存在是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是以矛盾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是社会能否和谐运转的关键。和谐社会与不和谐社会的区别在于能否正视矛盾与差异,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协调各种矛盾,使社会不断趋于和谐状态。

2.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3]首先,人类社会离不开自然,人类的存在是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社会不可能离开“自然界这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4]其次,“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同时,“社会不仅是由人构成的,而且是表示这些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6]因此,无论从人的本质属性来看,还是从社会的本质属性来看,都需要人与社会的和谐。

3.和谐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和谐社会“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尊重规律要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条件。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这些规律的运行,而且要通过实践活动来推动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得到充分发展。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容忍差异、协调矛盾的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矛盾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较过去远远丰富与多样化,马克思所指的庞大的商品堆积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仍然在不断增加,但是商品的这两个基本属性仍然没有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因此,必然会面临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特别是面临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如何通过市场交换变成社会劳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对永恒矛盾。当然,市场经济还存在着供求矛盾、买卖矛盾等多种多样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协调这些矛盾,创造这些矛盾运行的形式,是市场经济能否和谐运转的重要条件。

从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包含着丰富的差异性。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韧,到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向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回归,再到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包含着极大差异的发展。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不同的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表现出种种不同的鲜明特点。以英美为代表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是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这些国家模式虽然不同,但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这表明市场经济有着极大的包容力与制度弹性,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正是市场经济对差异的接受与包容,才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走向和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追求利益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不断对市场主体施加压力,促使其提高生产效率,高效、节约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主体追求利润的动机,又使自然资源受到不断的掠夺式的开采与使用,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了生态平衡,从而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决定人,人在改变着环境。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以分工为基础,通过将交易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将社会联结成一个整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这个交易中获得益处。随着市场经济的协调与交易机制的发展,这种协调与交易机制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可以避免人类社会由于矛盾与冲突而导致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更加紧密,可以使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们结为一个利益一致的整体,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单独的国家、地区与民族都不能单独生存与发展下去,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都能通过市场经济得到实现,促进市场经济中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市场经济。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在其诞生的短短两余年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正是由于其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得以不断迅速地发展。虽然随着不断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影响着自身的和谐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如果市场经济缺乏可持续性,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就难以为继。

人们往往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忽视市场经济本身运行的规律,从而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构建符合和谐发展的市场体系,建立健全与完善相应的市场制度、规则。在具体的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中,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律,及时发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制止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对于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及其相应的规则与秩序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要及时给予正面鼓励、宣扬和支持,对于那些破坏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与秩序的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要及时给予惩罚,通过这些措施来引导人们有意识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可以理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素,同时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结果,因而两者是相辅相成、目标同一的过程。”[7]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而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和民主政治也是很有关联的,法治本身就包含着平等、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民主是完善法治的重要保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可以说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素,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在市场经济中,遵守诚信原则可以获得更大收益,信用可以作为企业的生产力,品牌的力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完善的市场规则包含诚信友爱原则,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增强了社会的诚信友爱。

最后,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能使社会充满活力,而且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建设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引发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是目标同一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79:120.

[2]王荣华,童世骏.多学科视野中的和谐社会[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56:60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8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5-236.

[7]孙振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市场,2009(1):60-6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5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一论断正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应以此为核心，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和机制。第一，以市场—政府关系优化为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优化不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也不是对市场自由主义逼近，而是依据经济实践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1］。政府—市场关系优化的核心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使其在经济活动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政府的简政放权，以及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持续放活，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力。同时，政府也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着手解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等问题。第二，健全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一是强化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经济核心的共识，市场决定价格，将形成激励相容的社会运行机制，通过引导行为主体的理性决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得每一个人为了获得幸福，需要很好地为市场工作获得报酬，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二是拓宽市场形成价格的领域，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市场决定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使资源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让市场决定利率、汇率，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使用金融资源，推动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三是明确政府定价范围，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第三，全面推进政府转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且政府带有管制型政府的特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下，政府应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一是简政放权，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突破;二是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促进地方政府由竞争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三是明确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二、遵循竞争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与生俱有的机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可见，市场竞争是各个经济主体为争夺有利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行为或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相互独立，其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排他性资源的使用、收益的占有上，以及在商品销售市场的分割上，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竞争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强制性的特点，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则，竞争为实现微观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双重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竞争能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使用有限资源的优先权，能够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供给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能够将低效率、低水平的企业淘汰出局，从而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30多年的改革之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全社会建立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垄断领域竞争机制的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市场主体不平等、过度竞争、不当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任务是让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得以确立，那么未来30多年的改革则是如何使市场秩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见，未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第一，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界定谁有资格进入市场、谁有权力制定市场竞争活动的制度与规则。通过制度设计，一方面使进入市场的企业能够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使不具备市场责任能力的主体尽快退出;另一方面，使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具备进入市场的平等性资格，“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解决长期以来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弹簧门”问题。第二，完善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强化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决定真正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真实地反映供求矛盾运动。合理的交易秩序要求进入市场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按照统一的法则公平交易，进而使竞争具有平等和充分性。因此，最核心的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实施公平统一的交易法则，废除不平等的规定。第三，健全市场竞争的法制秩序。一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通过法治精神的宣贯、法制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的理念;二是“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第四，完善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在道德秩序上必须恪守并弘扬诚信。针对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问题，一方面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构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对市场竞争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健全诚信体系，加大失信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

三、遵循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驱动机制

资本有机构成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指每个工人所配备的资本数量，资本价值构成指由价值表示的不变资本投入量与可变资本投入量的比例。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往往和资本技术构成有重要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的:“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3］马克思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科技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力支配的生产资料不断提高，某种程度上资本对劳动力实现了替代。资本有机构成规律实质上是反映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适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先进技术的推广;注重协同创新，即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实现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科学家的知识创新瞄准前沿技术，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瞄准市场需求，两者的协同既可以有能力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又可以使研发的新技术具有商业化和产业化价值［4］。第一，发展创新型经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所谓创新型经济是指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该种经济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结合，以及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紧密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将依靠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性经济将成为未来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应在以下方面实现转型:一是增长方式由有形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二是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型;三是企业结构由单纯生产型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四是企业技术进步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第二，建立健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打破当前知识创新转化难、技术创新产业化难的双重困境，将知识创新延伸到技术创新，搭建科研院所、企业家沟通合作桥梁，通过企业家参与，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使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理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职能分工，政府是服务者，是创新性的引导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应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文化环境、服务环境和管理环境，等等。第三，建立多市场主体和政府合作的创新系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也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它需要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一是建立健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联盟，集成产学研各方面的优势，实现产业技术重大突破，促进共性技术成果和关键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加快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转移，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建立“产学研社政”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五位一体”是指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社区和政府。具体来讲，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围绕企业这一载体，学校、科研院所、社区民众通过“一体化”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统筹利用，促进技术转化。通过制度体制创新，确保“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广泛性，发挥其积极作用。四、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之一。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阐明集中体现在:“为了要有适合于各种不同需要量的产品量，就需要有不同的和数量一定的社会综合劳动量。显而易见，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法则是根本不能消灭的。可能因不同历史条件而发生改变的，只是这些法则所由以表现的形式。”

马克思通过这一规律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以及各领域内部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比例关系。打破了这一关系，经济形态内部自身的秩序性就会被破坏，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斯大林在马克思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生产单位(企业)之间、各个环节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社会分工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各部门、各环节间的联系性、依存性就越密切。因此，要求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必须互相协调、配合，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30多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结构失衡问题。首先是经济部门结构失衡，一是部门间及部门内部比例失衡，即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二是部门内部比例失调，即各产业内部中体现高技术、高产出、高效率的比重不够，特别是产业的创新驱动不足。其次是经济空间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东西部差距，长期以来，由于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导致资源在区域间配置的失衡，西部地区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据统计，2012年东部经济总量为301811．284亿元，西部经济总量为96563．765亿元，东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4．002%，西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0．477%，西部经济占东部经济的31．99%，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巨大;二是城乡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先进部门集聚的城市，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因此，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解决失衡问题是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一，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一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通过制度创新，为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和配置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二是破除地区经济壁垒，合理调整产业机构，纠正比例失调、结构失衡的偏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三是鼓励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建立推进技术进步的长效机制，提高产业机构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变，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第二，强化空间经济协同合作，促进欠发达区域的发展。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企业或生产单位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存在的，由此构成了地区间的比例。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一是要通过市场配置和规划引导，协调各要素在空间的合理配置，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形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二是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第三，健全调控体系，实现科学宏观调控。“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一是科学使用调控手段，健全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二是完善调控机制，健全事前调控、事中调控与事后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五、遵循平均利润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在不同的部门之间配置应该获得等量利润，即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高低不同，由此必然会引起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之间通过资本转移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资本在不同生产经营部门之间的转移必然引起不同部门商品供求关系和商品比价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部门间利润率的变化。上述资本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和利润率的变动要一直到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大体平均的时候才能暂时停止下来，这样便形成了平均利润。可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全部利润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最终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特征，提出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

平均利润规律揭示了不同部门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利润趋同的趋势，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利润率存在很大差异，很多部门的差异并不是由于竞争力的差异所造成的，相反是因为所在行业和部门的壁垒而导致的。同时有些企业借助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获得较高的利润率，这都有违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第一，建立健全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由于垄断的存在，资源不能按照市场化的法则进行有效配置，使得资源效率损失，对全社会的福利增加造成了影响。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一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打破所有制歧视;二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利用非公有制经济的机制优势，盘活公有制经济;三是加强法制体系建设，为企业竞争、资本流动创造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第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是生产要素配置的载体，市场体系是这些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市场结合而形成的有机系统或整体。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也是实现各资源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前提。因此，一方面，要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特别是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行为主体;另一方面，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从萌芽走向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也越来越明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越来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有利于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述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大、二公、三纯”的计划经济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过去计划经济的问题，是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实事求是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办。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普遍贫穷，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正是基于此，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呼之欲出。在当时提出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计划经济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入的分析了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全社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都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作为提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曾经在南方谈话中明确的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两者没有制度属性”这一精辟论述，为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这样就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互区别。邓小平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即“中国特色”：1、在所有制结构当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占社会的主体地位。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成了鲜明的不同。2、在分配关系当中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相对应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方针。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因此在分配关系上实行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分配的方针。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们国家服务。“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判断改革利弊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最终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就决定了，一切为资本主义服务，一切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与资产阶级的相对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两级分化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制度上说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这是从社会制度上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期准备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通过革命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式，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组织保障上更加注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一种手段，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缺陷，这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调节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只有这样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才能起决定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更加稳定。其次，市场调节资源分配关系，不是说全部资源都需要市场调节，有些资源关乎国计民生的就不能由市场进行调节，否则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规范，整顿不合理的市场秩序，倡导公平、公正的市场行为。政府面对市场同样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否则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损失。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赵振华.《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N].光明日报,2014-03-26.

[3]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7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我们不否认，我国现实既有经济的盛衰起伏，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认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比如没有认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求不足；放松或削弱了计划主导作用，片面的过多地让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生产、流通，造成某些重复建设和产品、产业结构失调，最终造成总量的和结构性的相对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换言之，从现实来看，我们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以致出现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把两种市场经济给以严格区别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篇8

关键词： 社会主义制度 市场经济机制 兼容探索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探索，早在20世纪初就产生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其理论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与“市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仅凭中国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资源，也难以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邓小平最先举起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旗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命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才能较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①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②同志也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③这些精辟论述都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实践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相互渗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关系的兼容，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了两个紧密联系的侧面：

首先，将市场经济关系引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表现并实现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对剩余价值的瓜分，都是通过市场行为得以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应通过市场关系、市场活动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一方面，要实现原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社会经济生活充分市场化；另一方面，要在市场经济中探寻体现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不仅包括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实现公有制，以及实现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全民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还包括在公有制基础上排除剥削、按劳分配的分配关系等等。

其次，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市场经济的渗透，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市场经济关系。这就要做到：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探索多种形式并存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第二，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探索用社会主义利益分配关系支配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过程。第三，完善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强化并优化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将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近期利益、局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国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共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并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上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更好的结合起来。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坚持辩证的市场观

“市场社会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的市场观：一方面肯定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提出与社会主义联姻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市场经济的弊端。西方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初衷与经验都表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对市场机制全面分析，既不简单地肯定市场，也不简单地否定市场，而应区别对待，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基本思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理性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而提出的。由于市场是中性机制，因此这种理论在某些方面同样也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在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兼容问题时，大多也都考虑到了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理论，其国家干预观的启示是：不可盲目崇拜“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而应该根据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选择国家干预的“度”，即国家干预的程度、范围、领域以及措施等，以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均表明，市场机制可以而且应该与社会主义兼容，在兼容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再生性兼容，辩证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理性把握政府对市场经济调控的“度”，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胡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