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范文
时间：2023-12-03 22:13:21
进出口贸易篇1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进出口贸易篇2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
引言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出其不意地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汇率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实现汇改以来已一年整，人民币汇率弹性循序增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2006年7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创新高，达人民币7.9732元兑1美元。与2005年7月汇改前相比，人民币升值了约3.66%。金融市场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民币汇率存在升值压力的原因是一个与国际间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相糅合的问题。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主要依据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等。
2003年，中国经济在扩大内需投资和对外贸易增长的带动下，经济保持年增8.2%的强劲势头。一般来说，若一国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则会支持本国的货币稳定升值。另一方面，我国近10年来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顺差，目前已成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国家都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以支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我国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的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都持续攀高，至2005年9月底，己达到769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虽然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国内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在长期内影响着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使得人民币面临着长期持续的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根据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情况，我国曾多次调整人民币汇率。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和整体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以国外要价合理让步和对我发展整体有利为前提，我国政府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包括美国、日本、香港、欧盟、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调0.2%，并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人民币升值是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不再紧盯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标志，这是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采取的改革措施，其宏观意义不言而喻。这种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将产生多种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调节机制传导的，而影响这一机制传递效果的因素很多。在我国，由于加工贸易多是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后在我国进行生产然后再出口，因此进口的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也是由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导致的。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将更多地由国内厂家生产，汇率的调整也将对其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扩展效果。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而当生产原材料来自海外时，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与进口原材料在出口商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高低成反比，比重越大，则汇率升值减少出口的作用效果越小；反之，效果就越大。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伴随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的同时，我国贸易条件近年来正在不断恶化。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这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国民福利向外流失。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学制品、机械和交通设备等制成品进口比重大幅攀升。近年来，大部分初级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美元单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93—2000年，中国进口价格总指数上升了19%，其中制成品上升20%，初级产品上升16%。同时，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进口需求的上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
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价格的降低，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复出口。故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最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这样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增加国民福利，总体上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
第二，人民币升值可以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很不合理，大多数企业都处在劳动密集型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水平上，仅有的部分高技术、深加工出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的问题，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且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国外进口，加工收益近80%属于外国产值的转移。一方面是企业加工作业深度差，企业深加工链条短，进口原抖和部件大最侵占增加值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容易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出现无自主产权和技术空心化局面。
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地挤出去，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强者变得更强，并且能减少无效率的企业在海外的相互恶性竞争，另外还能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国际品牌都是在本国货币升值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因为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让它们面临“优胜劣汰”的压力，从而不断激励企业创新、再创新。最终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可见，人民币升值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并激发其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出口产品所遭受的反倾销诉讼。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凭着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根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61、62和63类)207.79亿美元，占同类商品总进口额的26.01%；鞋类制品(64类)金额为127.21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70.94%；箱包制品(42类)金额为62.59亿美元，占同类总进口额的71.66%；家具制品(94类)金额为170.55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45.79%；玩具和游戏用品(95类)金额为191.41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78.24%。在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
HS编码商品类别金额(单位：亿美元)占同类进口商品比率%
42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线制品22.2250.68
61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83.1284.98
62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91.3280.09
64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24.9369.31
94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28.2149.39
95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38.8878.78
表12005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及构成(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面对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必然会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近几年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受到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通过人民币升值，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缓解国外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压力，同时适当削减外汇留成、出口补贴、贸易信贷等方面的出口扶持政策也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另外，人民币升值也可以提高国内非贸易品的价格，消除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扭曲，有利于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平衡发展。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第一，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会削弱出口。考察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主要是看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衡量实际汇率变化主要是看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变化的相对速度，当汇率贬值速度超过通货膨胀速度则实际汇率下降，反之，则实际汇率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先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逐渐趋于平稳，所以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小幅波动。自1990年到2003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虽然贬值近40个基点，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升值3.59%，使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然而，因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所带来的贸易下降效应被影响更大的国外收入增长效应给抵消掉了，所以，我国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容易将本国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联系起来。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条件下，如果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操作，则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而实际有效汇率又是决定一国多边贸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我国现有的贸易顺差。
第二，影响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而他们生产的产品除在中国国内销售外，很大一部分份额都用来出口。20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中国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保持了较快增长，2001年已超过总出口额的50%。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外商对华投资成本的增加，受此影响，国外资金可能会转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对我国“三资企业”的资金投入。同时，“三资企业”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载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不同的负面作用。
三、发展我国出口贸易的对策
（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财政对策
第一，调整出口退税率，减少对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补贴。我国目前平均出口退税率高达15%，但财政却又无力支付，可考虑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加快拖欠款的偿还，以加快企业资金的周转和减轻国家财政支出压力。税率下调的结果会使我国的出口增长放慢，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外税率的调整也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降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大型中资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调拨以及银行持有更多的海外资产等应逐步放宽，扩大国内企业和居民用汇的权利等。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适当提高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银行支付给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利率；鼓励境外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放宽境内机构发行外币债务管制。
第三，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应下调到使人民币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国家货币如美元的收益率，从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热钱”流入我国，降低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提高贷款利率会增加出口企业的成本从而会引起出口增长放慢，降低人民币来自经常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对于投机性的热钱要严格监控坚决杜绝，以维护我国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四，适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合理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应对人民币升值贸易冲击的关键。由人民币升值压力微观基础的分析可知,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大量外汇储备,所以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急需技术，不单可以缓解大量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最终有利于对外国的产品出口，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有利作用。可以考虑的具体使用途径有: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建立和完善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期货储备机制,诸如石油、铜、铁矿砂等我国稀缺资源,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必须的准备；放宽外汇管制,提高优秀企业的用汇比例,鼓励国内优秀企业向外直接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率；购买国内紧缺商品，平衡国内物价，利用人民币升值减轻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物价上升过快的压力，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会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第五，循序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未来的改革方向,所以最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保障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平稳发展，必须落实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来。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进的程度尚不足以让中国完全开放外汇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因而汇率水平现在还不应该也不能够对资本账户变动做出反应。完善和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循序渐进,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汇率机制,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联系机制。经过汇率制度必要的过度和经验积累，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驾驭能力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不断强大之后，再实现对外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和人民币汇率的完全浮动，到那时就可以实现人民币作为强势货币所支持下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壮大。（二）我国外贸体制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对策
第一，转变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由于国内内需不足，对外贸易曾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入世以后，面对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发展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单纯的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非常危险的，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很容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从国外的发展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是逐步下降的。因此，我国必须在积极发展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推进对内开放，积极转变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我国地域辽阔，消费人口多，国内需求巨大且市场潜力更大，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时，国内的回旋余地也很大，这不仅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直接消化一部分出口，并增加进口需求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以冲销人民币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虽然人民币汇率上升本身就会自动扩大内需，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部分新增加的需求将主要是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总体来看，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还很大，比如降税、调整个税征收点、减费、增支、取消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取消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特权等。
第二，调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我国目前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商品结构具有如下特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比重，是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所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有了快速发展，但是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仍很低，依然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仍然很小，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从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较小，而且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而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国内需求弹性相对较高，这一贸易结构特点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改善。出口依存度在产品上的不平衡使少数产品的发展增大了风险。出口依存度高特别集中表现在个别产品上，如纺织服装产品高达50%，使这一产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特别强，一旦国外发动反倾销，对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工人就业会立即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供给弹性，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和产品研发，注重质量，创品牌效应，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减少高科技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第三，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创新，降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别依赖。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
第四，健全外贸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健全外贸服务体系，扫除非市场障碍。非市场因素对企业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在行业政策调控、提高办事效率、规范经济秩序、避免低水平竞争、提高海关通关速度、切实落实出口优惠政策、加快退税等方面，努力为企业营造“软环境”，避免企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为企业树起坚实的“保护伞”。这里，建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健全外贸服务体系，如重点跟踪落实国家和省里的出口退税政策，用好各项扶持政策；加强应对贸易技术壁垒和反倾销工作，做好进出口公平贸易和维护产业安全工作；积极宣传有关促进外贸出口的鼓励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营、国有、外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培育出口大户，扩大出口规模。
（三）外贸企业自身的应对措施
第一，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企业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汇率机制改革后，出口企业如果不能摆脱以往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出口价格的“三低局面”，将很容易减少其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因此，出口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品牌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措施，从根本上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另外，挖掘内部潜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为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大多数出口企业应从抓内部管理入手，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能节耗，尽量减少原材料采购环节，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与世界品牌竞争的市场。出口企业要尽快提高出口产品档次，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走高端名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来给中国企业施压。
第二，增强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出口企业应积极应用汇率避险工具，包括及时结算现有的外汇；使用多币种开展业务；加强银企协作，利用银行提供的远期结汇、外汇期货产品、外汇期权产品、互换产品金融工具以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来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出口企业应逐步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利用财务杠杆，通过收购兼并等手段，适度加大海外扩张的步伐，建立全球化生产贸易体系。这样可以提高对汇率变动的抵抗能力，减少个别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结论
虽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短期内会有一些不利影响，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会增加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扩大贸易逆差，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出口部门的经济效率，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提高出口竞争能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促进国内企业进口国外先进的设备、技术等，这将有利于国内企业进行升级改造，也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效率，最终会扭转贸易逆差，从而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有效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既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人民币的大幅度波动以减轻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又要充分利用人民币的小幅度升值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促进作用，如通过控制外汇储备过度增长、调整我国的贸易战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为人民币进一步的升值减压，避免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带来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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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篇3
一般而言，开放经济中一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进行自主技术创新；二是吸收各种可能的国际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高速的技术进步以及对高科技的占有是和大量的科研投入是密不可分的。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稀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先进国家的产品与技术，提高技术溢出（Spillover）的效果，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Coe，HelpmanandHoffmaister（1997）和BarbaNavarettandSoloaga（200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工业化国家R&D活动的情况，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中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Schiff，Wang，Olarreaga（SWO，2002）认为，1976～1998年南北贸易模式中的R&D外溢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溢出曾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原因，如今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核心。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进出口贸易篇4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相互作用
[中图分类号] F750 [文献标识码] B
从20世纪5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就取代国际借贷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同时作为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也日益密切。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吸收了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便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FDI流入国[1]。并且，早在1992年起，我国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FDI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2]。在2005年我国又一次成为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国际直接投资地区[3]。根据统计局数据，2008年我国实际使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呈现大幅度上升，比上年增加16914百万美元，增长了21.6%，进口总额从791460.9百万美元增加的1132567百万美元，出口总额增加了210237百万美元。最近几年，我国国际直接投资依然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到2015年，达到1263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6.4%（按RMB算），并且仅次于美国与香港，位居世界前三。
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外资的利用，特别是大量的FDI的注入，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外贸进出口等都有重要的影响，为了准确的权衡国际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产生的效应，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时代的应对能力，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各国经济学家对FDI和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进出口贸易之间主要体现三种关系：首先，FDI与国际进出口贸易的替代效应;然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进出口贸易的互补效应;最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进出口贸易的转移效应。不管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方面还是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方面，均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两者之间的互补效应得到更多的支持。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差别，不尽相同，使投资与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关系、规模影响也不同。帕特瑞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以及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4]。并提出对于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将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即扩大投资国与东道国两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国内学者关于FDI对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相关研究都有各自的结论与代表性观点。周爱农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均衡发展的关系;朱廷B从理论上阐述了日渐趋向一体化经济的国际经济环境导致了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流动的同步性[5];刘志彪从产业经济层面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分析宏观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FDI对于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研究整个国家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二是通过数据进行FDI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在量上的回归分析;三是通过计量模型探究某个国家或地区FDI对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我国目前FDI与进出口贸易规模概况描述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198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181.87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41.04亿美元，1985年我国实际利用了外资额19.56亿美元，到1995年我国实际使用FDI总额高达48133百万美元，到1997年增加到64408百万美元，较1995年增长了33.8个百分点，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较1997年有所降低，但在以1995为基年上看都是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6]，特别在2008年达到95253百万美元，在这一年就比前一年上升了21.6个百分点。1985年到2007年的23年时间里，增长了23倍。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占有的重要地位，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的FDI总额已经达到119705百万美元。而在2015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其总额达到了了1263亿美元，同比2014年增速高达6.4%。总的来说，FDI在我国包括以下方面的特点：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FDI所占比例增大到40%;二是FDI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流入零售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FDI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同时，关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FDI流入表现出非常密切的关系。与FDI大量流入的同时发生的是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从1995年到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大约280864百万美元增长到4301528百万美元，其中，出口的增长尤为明显，从148780百万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342293百万美元，增加了约16倍，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8.05%。十以来，由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加上“一路一带”的建设与推进，更是让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位居全世界前列。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规模计量分析
表1 1995-2014年FDI与进出口总额[7]
（单位：百万美元）
注：1.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1978年为外贸业务统计数，1980年起为海关进出口统计数。2.货物进出口差额负数为逆差。
（一）OLS模型的建立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现在我们对FDI对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分别建立两个独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Ⅰ.Y1=β0+β1X1+μ1 Ⅱ.Y2=β2+β3X2+μ2
其中，X1，X2：解释变量，表示我国1995-2015年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Y1：被解释变量，表示我国进口商品总额，
Y2：被解释变量，表示我国出口商品总额。
回归系数：β0、β1、β2、β3
根据计量分析结果的相关数据可得，F1=287.034，R21=0.941，F2=287.034，R21=0.941
Y1=-1135874+24.99174X1
（-9.483386） （16.94207）
在显著性水平α=0.01下，t1>t0.005=2.861，t2>t0.005=2.861
Y2=-1299196+28.74140X2
（-9.011578） （16.18717）
在显著性水平α=0.01下，t3>t0.005=2.861，t4>t0.005=2.861
结论：两个一元线性模型回归效果较显著
由此可以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从两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①外国直接投资与进口和出口都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商品总额增长24.99174个单位，即边际进口商品总额为24.99174;②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商品总额增加28.74414个单位，边际出口商品总额为28.74414;③两个模型的可决系数R21、R22的值相接近，所以认为两个模型对于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差不多。④回归系数b2>b1，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对我国出口商品总额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我国进口商品总额的促进作用。
（二）序列相关问题及修正
1.回归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对模型进行图形检验。
模型一：ê～t，êt～êt-1
模型二：êt～t，êt～êt-1
根据以上两个模型的随机扰动项的散点图可以看出，随机扰动项呈现正的序列相关，即在一定水平上，进出口商品总额不仅由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决定，还受到上一年进出口商品总额的影响。
2.D.W检验
由表2、表3中D.W1=0.673784，D.W2=0.67085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n=21，k=2，查表得dL=0.97，dU=1.16，由于D.W1<0.97，D.W2<0.97，拒绝不存在1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故得出存在正自相关，意味着进出口商品总额还受上一年进出口商品总额的影响。
3.拉格朗日乘数检验（GB检验）
由于D.W检验仅适用于一阶序列相关，为了验证模型是否存在高阶序列相关，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
ρ阶序列相关：μ1 = ρ1 μt-1+ρ2 μt-2+…+ρn μt-n
受约束回归方程为：
Yt = β0+β1 Xt1+…+βk Xtk+ρ1 μt-1+…+ρp μt-p+εt
有约束条件为：H0：ρ1 = ρ2 =…= ρp=0，p=2
根据计量分析得到：
表2 进口模型中的相关统计量
表3 出口模型中的相关统计量
根据LM检验中的数据可知，两个模型均只存在一阶自相关，根据P值检验法和F统计量二阶自相关无法通过检验，新模型失去意义，则表示进出口商品总额受上仅一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
4.序列相关的修正
被检验证明存在序列相关，则需要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修正。这里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
计量分析得新模型，X1=46031.77+0.038891Y1
（14.329） （9.8143）
R21=0.969，D.W1=2.148
X2=46259.79+0.033116Y2
（13.647） （11.258）
R22=0.966，D.W2=2.12
此时，D.W1=2.148，D.W2=2.12，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样本容量为21的D.W检验的临界值上限dU=1.16，接近等于2，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已经不存在序列相关，则意味着进出口商品总额不受上一年进出口商品总额的影响。并且，当把进出口商品总额作为自变量，把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作为应变量时，观测值对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模型效果显著，说明进出口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影响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更有促进效果。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由于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为我国带来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研究FDI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适当的一元线性模型，研究两者直接的相关关系。首先，探究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以进出口商品总额Y为因变量，外国直接投资X为自变量，对建立的模型进行检验。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商品贸易具有较大且明显的作用，但进出口商品总额也受到上一年进出口商品总额的影响：然后，分析进出口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之间的影响，对建立的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与修正;最后，根据修正模型，证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且得出进出口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影响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更有促进效果。
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带动我国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发展，同时，进出口商品的贸易还与上期的进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进出口贸易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FDI企业外贸是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点，在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环境下，要合理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优化市场环境，充分吸收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我国外贸经济的稳步发展，带动进出口贸易的适当增长。同时，坚持开放的发展政策和战略，进一步为海外投资提供平台和机会，使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参 考 文 献]
[1]孙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经济的影响分析[J].商贸流通，2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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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蕙，郭显光.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规模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7
[6]赵倩倩.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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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篇5
（一）FOB（离岸价）
FOB是英文Free on broad的开头字母缩写，意思是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即指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此时，从该点起货物灭失或毁损的风险由买方承担。
1.FOB术语下卖方的义务
提供与货物有关的单证；办理出口许可证及出口海关手续；按约定的时间将货物交到船上；承担货物交至船上之前的一切风险和有关费用；承担货物已装到船上的通知义务；协助买方取得额外的单证和信息。
2. FOB术语下买方的义务
支付货款；办理进口许可证和进口海关手续；订立海上运输合同；按约受领货物；承担货物交至船上之后的一切风险和有关费用；通知卖方有关船名、装运港和交货时间的义务；接受货物的有关单证；支付任何装运前的检验费用，但出口国强制要求的除外；协助卖方取得额外的信息。
（二）CIF（到岸价）
CIF是英文Cost，insurance，and freight的缩写，意思是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指定目的港）。即指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交货。卖方必须支付货物运至指定目的港的运费和必要的费用，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即由买方承担。
1.CIF术语下卖方的义务
订立海上运输合同，并支付到目的港的运费；订立海上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承担货物交至船上之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负责办理货物的各种出口手续和单证；协助买方获得额外的单证和信息。
2. CIF术语下买方的义务
承担货物交至船上之后的一切风险和有关费用；支付货款；负责办理各种进口手续和单证；及时收取货物和单证；支付卖方额外付出的费用；当由买方决定装货时间和目的港事宜时，买方应及时给予卖方充分的通知。
二、FOB、CIF利弊分析
（一）FOB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以及国际航运条件和技术的改善，在我国对外达成的出口合同总，FOB贸易术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排在各贸易术语的首位。FOB主要是成本价，因而就出口业务而言，出口商采用FOB贸易术语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他们认为FOB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不用自己租船订货，也不用自己联系保险公司为出口货物投保。出口商只要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时间内，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装运港的船舶上，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因为从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开始，之后的风险和费用全部由买方承担和负责。所以自此该批货物能否如期到达，能否安全到达都与卖方无关。而且随着运价的上涨，出口商可以更好地规避因运费、保险费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保证了成本核算的稳定性。
进口合同采用FOB术语，我国的进口商便掌握了租船订舱的主动权，可以更加慎重的选择船方，避免了卖方与船公司勾结的情况。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了损失，他也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规避了货款两空的风险。
丧失义务的同时必然会随之带来问题。出口商本就可以从租船订舱方面获得的附加值转让给了进口商，使自己减少了经济收入，而且也不利于我国货运行业的发展。FOB术语下，卖方负责备货装船，买方则负责租船订舱，这个本应该是连贯的流程现在却被完全割裂开来。倘若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买方延迟派船或者装船期延迟亦或者变更船名，将会导致卖方不能按时装船，将货物滞留港口，此时对卖方就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支出，也可能因为迟收货款而造成利息损失。在这个合同中，还有少数不法商人会利用货代或者串通货代骗取卖方的货物，甚至使卖方面临货款两空的风险。
（二）CIF
在CIF术语下，船货的衔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而卖方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对于出口商而言，他只要保证自己所装运的货物符合合同的规定，所交的单据都齐全正确，进口商就必须付款。当货物越过船舷时，即使发生了货损，进口商也必须支付货款。而且还节省了码头的仓储费用，缩短了收汇时间。由于租船订舱是由卖方完成，则我国的出口商就会选择自己熟悉的资信较好的船方来运输货物，也不至于货款两空。
而对于进口商，它大可不必为租船订舱花费过多的精力和财力，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竞争激烈的对外贸易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算在货物越过船舷时，发生了货损，他还是可以享受到由出口商办理的保险业务所产生的效益，使自身的资金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不过，CIF术语下只是象征性的交货，如果卖方与船方勾结，出具伪造的提单，会使我国进口商货款两空。而船方又是由卖方提供的公司，他们只保证实际的装船日，却不能保证国内进口商的实际到货日。对于一些保质期限较短的食品或者是一些时效性很强的时尚物品，由于推迟收到进口商只能被迫打折出售，增加了经济损失，使一些可得利益都化为泡影。他们会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导致追究卖方的责任很难实现。
三、合理选用FOB与CIF术语来规避风险
（一）进口采用FOB术语
在进口业务中，首先应该争取选用FOB术语。在FOB术语下，海运的货物保险由买方办理，卖方无法持有保险单。由我们进口商全权负责选择船公司，在考虑船公司的方面就会比较周全，既可以确保货物的安全性，又能使我国进口商节省成本费用，规避了可能发生的风险。
（二）出口采用CIF术语
进出口贸易篇6
摘 要：我国进出口贸易在总量上呈现出巨额出口顺差，在结构上加工贸易、商品种类、服务贸易、企业属性、区域分布等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笔者认为，适当增加进口贸易是目前解决该问题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贸易失衡；进口；出口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03-08
一、中国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状况分析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 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6年的17 607亿美元，增长了2.45倍，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6年的1 775亿美元。应当说，入世5年对外贸易的发展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这对于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寻求发展的机遇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1.贸易失衡的总体特征：出口大于进口导致巨额外汇顺差
“十五”前4年，我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增长较快，增幅大体相当，贸易顺差规模增加较小。但是2005年以来，外贸运行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出口增长明显快于进口增长，顺差增幅巨大。由于美欧等国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促使我国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出口额7 62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8.4%。而随着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国内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抑制，进口增速明显放缓，进口总额6 599.5亿美元，增长17.59%，比出口低10.8个百分点，增幅较2004年回落18.4个百分点，从而使贸易顺差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 020亿美元，较2004年净增69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4年盈余之和。2006年虽然进出口增速差距缩小为7.2个百分点，但由于出口基数太大，全年顺差仍增加了755.9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1 774.7亿美元。顺差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对于提高我国的对外清偿能力、增强调节国际收支能力、保证人民币的信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引致一些问题如银行的流动性过剩、外汇供大于求引发人民币升值预期等。
2.贸易失衡的内部结构特征之一：加工贸易比重高于一般贸易
无可否认，加工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1）5年来，加工贸易发展速度超过了一般贸易，从2001年的2 302亿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8 319亿美元，增幅达2.6倍，而一般贸易占比却不断下降，从2001年的44.21%下降到2006年的42.57%。
（2）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在由研发、设计、制造、仓储、运输、销售、服务等环节所构成的整个加工贸易产品的国际价值链上，我国企业从事的大多是对零部件或原辅材料的初级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处于价值链低端，增值率不高，其贡献主要在就业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其他贡献拉动作用较小。有专家根据 1995 年的数据计算得出，一般贸易出口1元得到的增加值是0.57元，而加工贸易出口1元得到的增加值是0.22元(注:中国1995年对外贸易投入占用产出表及其应用，参见陈锡康.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190.)。
（3）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着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由于过于注重其经济效益和扩大就业的功能，而对其对资源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重视不够，以及我国环保法规不健全，导致一些污染严重的加工制造环节和产业转移到我国，既严重消耗和污染自然环境资源，也对劳动者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3.贸易失衡的内部结构特征之二：商品结构失衡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进口产品分成10类(注:SITC0：食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1：饮料及烟类；SITC2：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TC3：矿物燃料、油；SITC4：动植物油脂；SITC5：化学品及其制品；SITC6：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及其制品；SITC7：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考察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分析122个国家的10类产品进口结构，并与中国当年的进口结构进行比较。
（1）SITC0―SITC9类产品进口比重的全球比较分析
首先，我国在食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0）、饮料及烟类（SITC1）两类产品上，进口所占比重太小，位列最末几位，前一类为122个国家平均值的1/6，后一类仅为1/15。其次，我国进口产品比重中，处于世界前列的是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TC2）和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两类，前者比例位居世界第二位，所占比重约为122个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后者列第13位，比平均水平高出10多个百分点。再次，动植物油脂（SITC4）、化学品及其制品（SITC5）、杂项制品（SITC8）三类进口产品所占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差不大。最后，矿物燃料、油（SITC3）、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及其制品（SITC6）两类进口产品所占比重低于平均水平。
（2）SITC0―SITC9类产品贸易不平衡
从商品构成看，整个“十五”期间，三个变化最为明显：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及其制品顺差激增（SITC6）；机械与运输设备由逆转顺（SITC7）；杂项制品（SITC8）顺差进一步扩大。2005年，三类产品实现贸易顺差2 429亿美元，是同期我国外贸顺差总额的2.4倍。
具体来讲，2005年我国在SITC0和SITC1两类产品上，保持了135亿美元的顺差，占总顺差的13.2%；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成为我国贸易逆差最大的产品类别，机械与运输设备是贸易顺差第二大的产品类别；动植物油脂类产品的贸易逆差较小，化学品及其制品贸易逆差规模较大，超过400亿美元，也是工业制成品中惟一保持贸易逆差的产品类别；矿物燃料、油产品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逆差，为463亿美元；在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及其制品上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顺差，为480亿美元；杂项制品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产品类别,“十五”期间，其顺差是同期我国外贸顺差总额的2.3倍。
4.贸易失衡的内部结构特征之三：服务贸易持续逆差且不断扩大
我国服务贸易起步较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迅速发展，但由于我国服务贸易起点低、基础差和缺乏雄厚的产业支撑，在总量和结构上依然存在较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1）服务贸易总体实力弱
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不如工业，除旅游和其它商业服务等少数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外,多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2005年服务贸易总额提高到1 682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1.55倍，但其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及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分别只有9.2%和11.76%，而198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9.6％和8.8％，世界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则为20％―25％，显然这既说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速度不快；也表明服务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十五”期间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且逐步扩大，其中峰值的2004年比2000年增长41亿美元，增幅73.21%。具体来看，逆差的主要项目是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以及特许费和咨询费，顺差主要来自旅游和其它商业服务。
（2）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竞争力指数不高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介于±1之间。-1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1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从出口的角度来看,它越接近于+1,表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从贸易竞争力指数来分析,我国总体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呈现出负数状态,这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行业上看,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大于零的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旅游服务已经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的支柱项目；建筑业指数从2002年开始由负数转向正数，说明随着我国建筑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开始走向海外市场，国际竞争力逐年改善。通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基本呈正数,其优势的获得主要是靠国家垄断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在余下的所有其他项目服务中,贸易竞争力指数多为负数,着实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相当低下,尤其是在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领域。
5.贸易失衡的内部结构特征之四：外商投资企业占据贸易主体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从2001年的468.7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94.7亿美元，增长48.19%。与此相对应，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规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其贸易额由2001年的2 590.9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0 364亿美元，占总贸易的比重由2001年的50.84%上升到2005年的58.86%，增加8个百分点，而且外商独资方式更为普遍。
这充分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目前主导着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这种外资推动型对外贸易，虽然短期内出口和经济效益显著，但由于外资加工企业在经济结构上属于“嵌入性的”，而不是内生演化而来的，既容易导致一系列的产业失衡和产业边缘化现象，同时由于关键技术和相关人员主要依靠国外母公司的输入，不利于技术溢出和企业的本土化，严重影响了我国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目标的实现。
6.贸易失衡的内部结构特征之五：区域分布不均衡
(1)国内地区分布不平衡
由于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差距。2005年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福建、辽宁七省市贸易额占全国比重的87.11%，而后10位的省、市、自治区贸易额占比不到6%。这种发展上的区域不平衡致使国内配套资金及相关经济资源大批东移，地区间原有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足，且成本远低于东部，但由于加工贸易集中于东南沿海，使中西部地区的比较竞争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2)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呈现出高集中度态势
2006年，欧盟以2 723亿美元继续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再加上美国、日本、东盟、香港、台湾、韩国、俄罗斯共八个国家或地区对华贸易额高达13 4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76.38%，对这8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出口额的80.98%和进口额的70.74%，市场集中度很高。
我国贸易这种相对集中且进出口市场不对称的分布格局，一方面造成了我国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虚假的贸易顺差，尽管我国只是从中获得一小部分利益，但这种虚假的顺差导致我国同这些国家或地区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另一方面也会蒙受较大的市场风险，一旦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不景气，就会减少进口需求，降低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波动和异常。
7.贸易失衡的外在表现：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据WTO统计，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近年来我国也成为全球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和被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从数量上看，2005年反倾销调查高达91起，占比升至29.8％，连续第11年位居全球之首。1998年我国被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数仅占14.1％，2005年升至30.5％。从涉案产品来看，位于前三位的是纺织品、轻工业品和化工产品，占涉案产品的83%；从涉案金额来看，2005年前三季度，我国遭遇各类贸易摩擦涉案已达89亿美元，约400―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从发起国来看，美国、欧盟等规则制定主导国向其他国家扩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占我国此类调查总数的60%。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进口贸易增速不高的影响因子分析
1.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回落，使我国进口增速明显放缓。2004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压缩了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抑制了国内进口需求的增长。2005年进一步加大了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力度，预期的效果逐步显现，对资源性商品的进口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较快但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煤、电、油、运等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企业设备投资减少，占进口比重较大的机电产品进口增幅明显回落。2006年我国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9 870亿元，增长24％，增幅回落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资本类商品进口增幅明显回落，例如2006年机电产品进口额同比增长22.1％，虽高于2005年，但比2004年增幅回落12.1个百分点。
2.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剧烈，但上扬趋势未改
部分商品国际价格上扬提高了进料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减缓了一般贸易的进口增长。2005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扬, 国内外价差不断增大，既提高了进料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也减缓了一般贸易进口的增长。特别是国际石油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国内部分原油需求从进口转向国内生产。据商务部资料显示，2005年前7个月商务部重点监控的42种原材料进口综合价格上涨55.6%。据海关统计，2005年前8月，我国原油，成品油和钢材进口涨幅均超过3成，塑料原料、铜及铜材和铝及铝材平均价格上涨均超过17%。以上6种商品进口数量除铜及铜材略增3.9%外，其他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
3.汇率升值预期
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对贸易顺差的扩大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促使一些出口订单提前成交，进口订单滞后成交,贸易顺差的扩大又强化了这种预期，从而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会导致对人民币的需求和外汇的流入。贸易项为外汇流入提供了两个渠道：一是提前出口和延期进口；二是构造一些不真实的出口行为。这两种行为都会导致贸易顺差的扩大。尽管我们很难分辨到底哪些贸易顺差是由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2005年1―7月份真实的贸易顺差并不会有500亿美元。
4.国产品代替进口进程加快
近年来，由于投资增长和制造业产能快速扩张，国产品替代进口品的进程明显加快。以钢材为例，2004年我国钢材产量达到2.97亿吨，增长23%，增加的产量中有45%是用于替代进口和扩大出口的。2005年我国出口钢材2 052万吨，大幅增长44.2%，进口2 582万吨，下降13.48%，钢材净进口数量进一步由2004年同期的1 507万吨减为530万吨。汽车及零部件、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其他产品也都存在着类似情况。
5.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美国尤为明显。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两面性：即在出口上要求各国开放市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在进口上则坚持保护主义，以维持本国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只要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 就会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从而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由于中国的入世效应，出口快速增加，加上美国自2001年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为了争取国内产业界的支持，布什政府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实施了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 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中，中国是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的，这一条款将持续15年（至2016年12月10日）。这使得中国极易遭受他国的反倾销调查，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6.进口效率不高
我国进口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短缺资源、先进技术和设备，但从进口结构分析，目前的进口效率不高，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1）外商直接投资项下进口了大量的设备、零配件、辅料。许多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进口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与“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相距甚远。况且，在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而不是它的进口效率，这有可能使上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2）加工贸易的情况更为突出，一方面是加工贸易项下进口了大量的原辅料，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产品一般都是具有稳定市场的成熟产品，引进的设备技术水平普遍较低。
三、适度扩大进口贸易的目标与内容
1.适度扩大进口贸易的指导思想
在充分考虑需要和可能，以及与“十一五”规划、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相衔接的基础上，“十一五”期间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指导思想是：认真研究我国进口贸易的特点和规律，着眼于进口贸易向主动调控转变，着眼于全面提高进口贸易的综合效益，坚持渐进性、可控性的基本原则，适度扩大进口规模，进一步健全进口机制，努力实现“三个确保”（即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务必确保我国急需的重要资源和关键技术装备的稳定供应，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还要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发挥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从时间安排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五”前期（2006年和2007年）是贸易政策结构转向的“拐点”，要逐步建立有效促进进口的配套政策措施。第二阶段：“十一五”中期（2008年和2009年）逐步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大体平衡以及对主要大国的贸易平衡问题。第三阶段：“十一五”后期（2010年左右）充分发挥进口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高进口贸易的综合效益，促使贸易经济发展步入科学协调健康的轨道。
“十一五”期间，适度扩大进口规模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进口什么？”和“从哪里进口？”。前者涉及进口商品结构，后者涉及进口地理分布,而判断进口商品结构和地理分布是否适度的标准是：进口合理度指数和进口综合影响率指标。
2.适度调整进口贸易的商品结构
（1） 产业感应度系数、进口结构合理度指数
进口贸易结构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是：如果在进口产品中对国民经济拉动或推动作用大的产品的比例大，这样的进口结构就是合理的，可以构建产业感应度系数和进口合理度指数进行研究。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根据投入产出表，可以测算一个产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要测算每类产品进口结构是否与感应度系数排序一致，可以定义进口合理度指数，用于比较外贸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进口产品的结构直接影响到进口产品的合理度指数，当进口产品结构的排序接近感应度系数的排序时，进口产品的结构越是合理，进口产品的合理度指数就越大。或者，在相同的排序时，感应度系数大的进口产品在总进口中占的比例越大，进口的合理度指数越大。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当前进口产品的推动力排序与感应度系数排序基本一致，说明进口产品结构是比较合理的。例外的是，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进口产品推动力排序第5位，感应度系数排序第9位，商业服务业感应度系数排序第6位，而进口产品推动力排序第12位，说明这两个产业进口产品结构还存在着向更合理的方向改进的余地。
（2）改善进口产品结构的整体思路
SITC0和SITC1类进口产品所占比重很低，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表明我国在这两类产品上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扩大进口的难度较大。SITC2、SITC6、SITC8类产品上，我国具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且进口所占比重较大，进口增量中所占比重同样较大，再结合感应度系数分析结论，应该控制三类产品的进口规模。从感应度系数排序来看，应该发挥SITC3、SITC5、SITC7三类产品的带动作用，但是SITC3、SITC5类产品保持着贸易逆差，扩大进口有可能使得贸易逆差更大，进一步扩大SITC7进口，有利于缩小贸易顺差规模，因此，扩大这三类产品进口规模，具有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和发挥产业带动作用的双重效果。
改善进口产品结构的整体思路：进一步扩大矿物燃料、油（SITC3）、化学品及其制品（SITC5）、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产品进口，发挥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以及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适当提高食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0）、饮料及烟类（SITC1）两类进口产品比重，缩小贸易顺差规模。控制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TC2）、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及其制品（SITC6）、杂项制品（SITC8）产品进口比例和进口规模。
3.适度扩大进口规模的地理分布
（1）各类产品进口的地理分布
将进口来源国家（地区）划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成熟市场，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第二类是在中国外贸中地位凸显的新兴市场，如韩国、印度、东盟国家等。第三类是资源型国家，包括中东、拉美及非洲国家。
第一，从总量来看，“十五”期间，亚洲地区仍然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进口来源地。2005年中国6 600亿美元的进口中，有4 400多亿来自亚洲。过去5年，中国进口了2.2万亿美元的外国商品，进口年均增幅21%，其中64%来自亚洲；中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累计达到2 350亿美元。
第二，矿物燃料、油（SITC3）明显来自全球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包括中东国家、非洲安哥拉以及俄罗斯等。中国在SITC3类产品上，从最大的10个贸易伙伴进口总额占68.6%，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格局有利于我国的资源供应和经济安全。
第三，美国是我国SITC0和SITC2两类产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法国是SITC1产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马来西亚则是我国SITC4产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第四，日本、韩国是中国SITC5―SITC9产品的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两者占到我国进口份额的30%―40%。
（2）各类产品的进口贸易综合影响率
判断目标国对我国外贸到底产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可以借鉴使用杨丽、金柏松“综合影响率”指标。[5]将“综合影响率”分解成“出口影响率”和“进口影响率”两个概念，按照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践经验判断，Y值在30%以内市场竞争尚处于良性状态，多数竞争对手还可以忍耐，在30%―50%区间，则恶性竞争，贸易摩擦会明显增加，超过50%则可能引起全面摩擦。
分析对我国进口有重要影响的19个国家，可以发现：各国对中国进口贸易市场的影响力并不是按比例均衡分布和发挥效用的，而是少数大国在特定产品类别上左右着我国进口贸易全局。阿根廷、印尼、马来西亚在SITC4上，进口贸易综合影响率已经超过50%；日本和韩国在四类工业制成品上（SITC5―SITC8）影响率也已经超过50%；法国和英国在SITC1产品上，影响率甚至超过100%；澳大利亚在SITC0和SITC2产品上，影响率超过30%；加拿大在食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0）上影响率达到53%，泰国为35%，美国为41%；另外美国在饮料及烟类（SITC1）和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SITC2）产品上影响率超过50%，分别达到102%和52%。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制定主要贸易伙伴优先进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应适当减少自日、韩两国进口规模，扩大自欧盟、其他新兴国家、资源型国家进口规模，根据目标市场的资源富裕程度、获得资源的成本、高新技术富裕程度及易得性等因素，作为选定重点进口经济体的原则，树立全球战略意识，以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对外开放，合理配置资源。
四、适度扩大进口贸易的动力机制
进口贸易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要适度扩大进口贸易规模，“十一五”期间，应积极建立和完善扩大进口贸易的动力机制。
1.扩大政府采购，建立战略性资源的稳定进口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一些战略性资源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将持续提高，我们应该抓住当前资源产品价格回落的机会，与相关出口国之间寻求建立稳定的进口机制。在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到适当价位时，努力增加一些战略物资的进口，用于战略储备。完善国家战略储备体系，就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海外长期的能源生产基地。二是争取国际能源价格定价权。三是有步骤地参加国际性和地区性的经济和能源合作体系。
2.关注资本品进口低度化倾向，健全先进技术的稳定进口机制
国外大量实证分析表明，任何贸易政策，如果使一个发展中国家机械设备的进口从高知识储备国转向低储备国，就会损害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知识存量可以用资本品的进口情况来考察。1995年欧盟12国占我国资本品进口的比例为29.06%，2004年欧盟15国占比却下降为17.3%。日本一直是中国资本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比重也从1995年的28.87%降至2002年的22.68%。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比重1995年为3.47%，2004年东盟10国提高为13.7%。韩国的增长较为突出，1991时仅占1.1%，2004年提高到10.7%。美国的比重十分稳定，一直为12%左右。如果以R&D投资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水平，我们发现，欧盟整体水平约为美国投资规模的2/3，日本、韩国合起来约占美国的1/3，东盟的整体投资水平较低。
显然9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品进口结构有低度化倾向，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要有政策引导措施，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品进口结构的改善，加大引进先进技术的力度并加强自主研究开发，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
3.着力降低进口贸易成本，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要降低进口贸易成本，需要从总量、价格两方面考虑。本币币值升高，进口成本降低，购买力提高。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扩大，对减缓出口、促进进口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中国最大的成本项目是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升值，使得大宗商品成本下降，有利于中国扩大大型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下一步，我国要加快培育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4.培育进口市场主体，建立促进民营企业扩大进口的动力机制
“十五”以来，国有企业进出口占比均出现大幅下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比重大幅度提升，而民营企业出口比重由2001年的5%提高到2005年的14.7%，增幅较快，进口比重仅由5%提高到8.2%，增幅寥寥。按照2005年顺差大小排序，私营企业（582.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567亿美元）>集体企业（159.9亿美元）>国有企业（逆差283.9亿美元）。因此，进口过低是导致民营企业保持巨额顺差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进口规模，同时民营企业绝大部分都从事一般贸易，具有产业链长、经济拉动作用大的显著特点，这是近年以来外贸增长的一个质的变化，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和认真研究。
5.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完善进口贸易自由化机制
中国快速组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既有利于扩大进口贸易，也有利于转变进口来源，特别是进口转移到巨额贸易顺差国，有利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一般来说，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或者几个净进口方，凭借其巨大的市场容量和消费能力，支撑其他成员方的出口和增长。
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北与俄罗斯等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向西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向东与东盟、向南与亚太贸易协定（前身为曼谷协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从总量来看，已签署或者在谈的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占我国外贸进口比重为31%。东盟10国占11.5%，亚太贸易协定5国占11.5%，CEPA占我国外贸进口比重仅为2.7%，其他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足2%。
6.给予金融信贷支持，设立进口贸易发展专项基金
建议设立进口贸易发展专项基金，用于鼓励进口贸易企业的进口和进口贸易重点领域的发展。扩大进口贸易规模，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行为，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参与，特别是重点进口领域，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统筹安排。设立专项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扩大进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引导。这种鼓励做法在WTO协定的范围内也是允许的。中国进出口专业银行等应通过设立进口信贷，对国家鼓励进口的产品，提供中长期的贷款或者担保。
7.加强税收调节，有保有压，分类指导
“十一五”期间，为适度扩大进口贸易，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降低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和能源、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关税，以降低进口成本，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资源及商品，尤其是要出台支持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三类产品进口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要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率的差别化待遇不应以产品类别，即机电产品、轻纺产品或信息技术产品的类别来划分，而应以体现资源耗费的水平，如土地、水、能源、矿产的粗放程度和集约程度来划分，资源集约利用的出口企业，必然应用新技术和相应投资，应多给予激励，资源粗放利用的出口企业应少激励或不激励。这样做的好处是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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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裴长洪.寻求新的突破――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对外贸易［J］.国际贸易，2005，（4）.
［5］ 杨丽，金柏松.适当调整发展战略――探析中国对外贸易的超常增长与调控［J］.国际贸易，2005，（11）.
［6］ 陈锡康.中国1995年对外贸易投入占用产出表及其应用［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190.
进出口贸易篇7
摘要：当今社会，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地发展，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中老两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在中国和老挝先后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双方之间的贸易额在不断地增加。中老进出口贸易对双边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基于此，本文从中老进出口贸易的基本现状出发，结合现状分析了钟来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并结合具体问题，根据实际状况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期能够为促进中老进出口贸易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中老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地加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愈加重要。中国和老挝相接壤，发展进出口经济贸易合作具有其本身独特的地缘优势。与此同时，双方彼此之间的独特的国际关系也为其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老挝是东南亚地区相对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作为东盟的一个成员国，积极发展同邻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是近几年老挝政府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改革开放后，在中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老挝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合作领域也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除此之外，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贸易不仅会带来老挝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和老挝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背景分析
近几年来，中国与东盟在进出口经济贸易的发展不断的迅速发展。基于目前的贸易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是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第四大贸易主题。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与东盟的各个成员国之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排在前列。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投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展，东盟各国在中国投资的方向从开始的农产品加工、玩具、服装、纺织等延伸到近年来的金融、海运、医药卫生、基础设施、电力和机械制造等行业。同时中国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也从早期的装配、加工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扩展到了化工、通讯、运输、能源开发、电气、金融和医药等行业。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希望开发更多的成员国，并且能够建立更加广泛地合作范围。老挝在2010年加入了东盟，这一举动为老挝与中国两国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加入东盟需要5年的宽限期，因此老挝在2015年才可以正式成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员。老挝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于中老双边贸易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可以消除双边之间的贸易壁垒，使中老双方之间的贸易经济的发展畅通无阻。
2.双边贸易现状分析
中老两个之间自从建立绑脚关系之后，一直发展着良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不断快速发展，中老两国的双边贸易一直呈上升势头，且势头呈稳步增长趋势，如表1所示的2007-2014年中老两国的贸易额的变化情况。
由表1和图1可知发现，从2007年到2014年，中老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地发展，贸易总额不断激增。贸易总额是由进口和出口贸易两个方面组成的，从图1可以发现在进出口贸易中，虽然中国对老挝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的差距不断地减少，中国对老挝的出口总额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一直高于其进口额。说明中国与老挝之间的双边贸易中存在着顺差的问题。
从产品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自老挝进口的前5位产品有木制品、矿砂、铜及其制品、橡胶和谷物，累计进口总额达1689亿美元，占中国自老挝进口产品总额的818%。其中，以进口木制品最多，进口额达1029亿美元，同比激增1367%；其次是矿砂，进口额达45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再者是铜及其制品，进口085亿美元，同比增长85%；橡胶位居第四，进口078亿美元，同比下降24%；对谷物进口最少，进口额为044亿美元，同比增长338%。
同期，中国对老挝出口的前5位产品是电子、机械、车辆及其零件、钢铁制品和化肥，累计出口总额达1626亿美元，占中国对老挝出口产品总额的717%。其中，电子是第一大出口产品，出口额达816亿美元，同比增长181%；其次是机械，出口491亿美元，同比下降31%；再者是车辆及其零件，出口158亿美元，同比增长167%；钢铁制品位居第四，出口129亿美元，同比增长91%；对化肥出口最少，出口额为031亿美元，同比激增837%。
3.中老双边贸易存在的问题
（1）双方贸易的产品结构差异较大
近几年，老挝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老挝整体还是处于一种经济欠发达的状态。因此老挝的整体技术水平及生产能力相对比较落后，加上其本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导致老挝对中国贸易的产品多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这些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使得老挝在贸易中长期处于一种贸易顺差的状况。同时，相比而言，中国出口的产品相对而言本身具有一定的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更容易受到老挝市场上客户的欢迎。因此，由于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这种双边贸易的差额短时间可能还无法改变。
（2）双方贸易依存度较低
由于老挝经济基础一直比较落后，所以使得老中贸易始终处于不对称的关系，中国向老挝出口的产品附加值都比较高，而老挝向中国出口的产品附加值则很低。除此之外，由于老挝向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木材及其制品，但是由于林木的生长周期比较长，而且老挝政府正在按照联合国的要求，施行生态资源保护，禁止乱砍滥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老挝的进口贸易额很难有较大的增长。同时，在于中国的贸易中，老挝面临着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竞争的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对老挝的贸易依存。而从中方的角度出发，相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品质量优势，在价格优势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老挝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下降。
（3）双边贸易政策存在问题
在中国和老挝的贸易中，仍然存在这比较严重的贸易壁垒问题。在双边贸易中，老挝政府会颁布相关的法律法令来对进出口商品进行严格的限制，例如征收比较沉重的税负，并且限制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同时老挝政府效率问题。作为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挺在经济发展上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摸索与尝试，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贸易工作，在处理贸易事务上老挺政府效率低下，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协调性较差，施执行能力较弱，削弱了政府对外贸易的支持与监管。
4.主要对策建议
（1）开发双边贸易产品的种类
中老两国现阶段的贸易大部分仍然是基于原材料及初级加工品的大宗商品贸易。为了促进双边贸易，把市场品结构优化，开发更多的贸易品种。一方面在发展己有商品的同时，积极的探讨新的产品种类，对于老挝而言尤其是要开发有高附加值的制成品交易。同时，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应该积极的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积极探寻适销对路的相关的贸易产品。使双方的贸易的种类不断的增强，在此基础上减少双方的贸易方面的不平衡问题。
（2）加强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
中国政府应大力发展与老挝政府经贸部门的联系，争取对中国有利的经贸政策。通过中老两国政府的交往，消除影响双边经贸发展的壁垒，改善中老两国间交通、通讯、银行及金融等合作，积极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把双边合作尽可能达到最有效的水平。而从老挝的角度出发，其需要完善自身的经济贸易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提高进出口贸易部门工作的效率，积极有效地保障中老双发的贸易的持续改善。中老双方政府要不断地就进出口贸易方面进行有效地磋商，并开展相应的合作，才能让中老双发的贸易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3）改善贸易投资环境
为了吸引资金，扩宽经济合作的领域双方应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双方的贸易行为，确保两国的经贸合作健康发展。虽然中国是当前老挝的第二大投资国，但相对于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而言所占比例极低，因此并没有充分挖掘中国对老挝的投资潜力。因此，老挝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交通运输的状况，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贸易环境和服务，进一步促进中老双边贸易的发展和老挝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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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志华.老挝与中国双边贸易合作的比较分析[J].中国商贸，2013，（24）.
[5]Chanthaphilith Chiemsisouraj，陈红升.发展中的中国与老挝贸易[J].东南亚纵横，2013，（10）.
进出口贸易篇8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和欧盟于2009年6月23日就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与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墨西哥于8月21日也提出同样磋商请求。美欧申诉书中提到的原材料包括矾土、焦炭、氟石、镁、碳化硅、金属硅、黄磷和锌等。美欧认为，中国对这些产品采取的出口配额、出口税以及最低出口限价等措施对美欧利益造成损害，也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随即作出回应，表示中国有关原材料出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中方的相关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称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有关美欧的磋商请求。
美欧的申诉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一国有无权利管制本国产品出口。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今天，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类问题还会接踵而至，一旦“安全阀”失控，贸易管制被突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与据理力争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进出口贸易管制的历史角度，分析研讨WTO和我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主要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管制的理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供理论研究与实务部门参考。
二、贸易管制：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
对外贸易离不开对外贸易管制（READEREGULATION，亦称“管理”、“规制”），因为对外贸易活动是一种涉外经济活动，而涉外经济活动必然产生涉外经济关系，在纵向层面这种关系由国家或政府颁布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调整和管理。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自古以来贸易管制一直处于商务外交的中心，早期的贸易协定在处理领土与和平问题的同时就规制贸易管理。一国政府对其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由来已久，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形式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加以规范。可以说，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管制进出口贸易，依法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维护国家的至高利益，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政府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服务贸易的准入、关税的征收、外汇的使用、商品的检验检疫等实施管制。这些管制的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其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从实质上分析都充分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处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总政策，成为政府管理和监督对外贸易强有力的工具。
以申诉方之一的美国贸易管制史为例，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经济强盛乃至独霸天下，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做了精彩的诠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靠的是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在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就力主借保护贸易走工业化道路，激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与欧洲一比高低。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和贸易管制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些贸易管制立法和政策主要包括：征收保护性关税、禁止竞争性产品进口、禁止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向制造业发放补贴和奖金、免除或返还制造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展和引进新技术和机器、加强对制成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善国内交通设施等1项措施。
随后，“禁运、战争、高关税”助推美国日益强盛。特别是保护性关税，提升为美国的核心贸易管制国策，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后，美国赢得了“自由贸易”的资格，凭借其雄霸世界的实力，开始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扮演“导演”和“警察”的角色，表明“致力于废除国际贸易中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并削减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但是，从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创建初始，“利己主义”便渗透于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国家安全”被置为美国贸易管制的突出地位，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美国更是严加管制。如1948年美国针对所谓“战略性物质”拟定的一律禁止类和需要出口许可证类两张清单，包括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2700大类中的2300大类。
GATT的多轮谈判，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大旗下，一方面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植入大量非关税壁垒措施于国际多边贸易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独特地位寻求例外性待遇，着眼于打开他国市场大门从而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从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长期游离于GATT，以及美国与他国不胜枚举的“自动出口限制”等“灰色措施”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统计，仅在1985年，美国参众两院共提出了530项法案，其中半数以上是要求征收反补贴税、实现进口限制、提高关税以及与涉案国家达成“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的贸易管制法案。乌拉圭回合谈判及WTO的实践更是历历在目，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及传统贸易规则的修订，美国谈判团队的作为和表现无不深深打上美国贸易管制的烙印，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以上对美国贸易管制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与评介，表明美国一贯奉行的贸易管制政策，无论是在单边还是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是充分服务于美国的产业和市场的，一刻也离不开美国的国家至高利益。
三、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符合贸易管制规则
必须指出，正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和法律对其进出口贸易进行管制一样，中国政府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政策和法律对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的论战中，西方国家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纷纷发表指责中国政府的评论，媒体也借题发挥，“妖魔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管制措施，诸如“中国对原材料的限制扰乱了竞争，推高了国际价格，让欧美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中国对炼焦煤等原材料实施的出口关税扰乱了国际市场，损害了欧美的钢铁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等等。为迫使中国政府取消业已实施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美欧还不断挑起新的贸易摩擦，加大对中国的外交抗议力度。如美国商务部随后在10天之内宣布三起针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及中国出口产品均高达1亿美元左右。同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签署法令，对涉及20亿美元、影响中方10万人就业、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等等，其贸易摩擦力度不断升级、前所未有。
以上种种论调与做法无不表明了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旗帜下一贯的保护贸易理念，以及国际规则“为我所用”、“利益至上”的惯常行径，值得我们深思、警惕与回击。中国对部分原材料的出口贸易管制真的如欧美国家所言有悖WTO规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完全符合WTO规则，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欧美贸易大国的出口贸易管制之实践，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律依据。
第一，政府管制贸易属于国际法所允许的政府一项重大社会职能（见前一部分）。
第二，政府管制出口贸易并不违背WTO的总体方针。WTO旨在“开放市场”，主要规范进口贸易措施。WTO的基本职能通常表述为“开放市场、制定规则、解决争端”。所谓“开放市场”，即指通过实施“无歧视”、“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来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放松贸易管制，给国外的进口产品与服务提供一个自由竞争、公平贸易的平台和竞技场，扫除进口贸易障碍，为进口产品与服务打开“绿色通道”。在这一总方针下，WTO致力于削减并约束关税，撤除并规范非关税壁垒，有条件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及贸易等。所以，WTO所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领域的具体协议，无不围绕着“开放国内市场”而运作。
第三，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明确规定，“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这些特定原因共计11项之多。其中“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的规定，明确授权政府对“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在必要时实施限制甚至禁止出口。可见，中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实施出口限制，完全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是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
最后，国际贸易历史上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限制、禁止出口的大量案例，也可以作为我国政府援引参照的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史上，西方贸易大国为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保护本国自然资源，对本国的重要工业原料、战略资源物资特别是战略性高新技术及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或者出口禁止的案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所谓高新技术及产品，对中国仍实现严格的出口管制，美国仍然保留了一些冷战时期限制与前苏联等国家贸易的法律。我们赞成“公平贸易”，但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决不能接受“双重标准”！
四、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没有违背WTO相关规定
1.WTO规则主要针对成员进口贸易管制措施。正如前述，WTO其宗旨是“开放市场”，帮助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进行商业活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和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就货物贸易的“开放市场”而言，WTO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一国的进口贸易管制措施，即：约束进口关税，约束非关税措施，对他国的进口货物开放国内市场。否则，简单地把一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与进口管制措施混为一谈，不分轻重缓急和原则例外，牵强附会一概将其置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这种理解和强求是不符合WTO“开放市场”的初衷的，也不符合GATT/WTO的理论与实践。
2.中国实行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措施符合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众所周知，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构成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不在成员之间实现歧视待遇。国民待遇要求平等地对待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之间实现非歧视待遇。在货物贸易领域，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关税优惠，或其他与产品有关的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GATT第1条）。“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不对进口产品征收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与其他国内费用等（GATT第3条）。WTO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针对和规范的是进口产品，通过平等对待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平等对待外国产品与本国的同类产品，达到开放本国市场之目的。显然，中国政府的相关管制出口措施及其具体实施是遵循上述规则的。
3.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鉴于禁止数量限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基本理念和奋斗目标，同时考虑兼顾各国不同的眼前利益，尤其要兼顾涉及一国国计民生大计或特别紧急情况，WTO作出了“原则+例外”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GATT第11条）。认真研究不难发现，WTO在规定了“普遍禁止”的同时，又作出了几项重大例外规定。其中一个规定，就是当涉及出口产品“国内供货短缺”、“可用竭的资源”、“农林渔矿产品”等，在一国国内市场“紧急”和“必须”的情况下，出口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限制产品出口。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WTO“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
4.中国政府所采取之措施还完全符合WTO货物贸易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和第21条“安全例外”之规定。WTO货物贸易法（GATT）有关“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特别是其中“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贸易管制措施的例外规定及我国的贸易管制实践，与WTO货物贸易法“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也符合WTO的宗旨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