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诉讼范文
时间：2023-10-21 05:31:57
知识产权诉讼篇1
关键词：知识产权；调解；司法资源；最优配置
一、知识产权调解撤诉案例
唯冠（深圳）公司以及为唯冠（台湾）公司均为唯冠旗下的控股子公司，2001年6月21日唯冠（深圳）公司在大陆注册了涉案的IPAD商标。之后，IP公司与唯冠（台湾）公司于2009年签署协议，内容为将涉案IPAD商标在内的多过注册的IPAD商标权转让给IP公司。事后，IP公司又与苹果公司达成转让协议，将其拥有的IPAD商标转让给苹果公司。 据此，IP公司、苹果公司认为自己拥有IPAD的商标权，顺而将唯冠（深圳）公司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2012年2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公开审理上诉人苹果公司、IP公司诉被上诉人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上诉案件。该案经过深圳中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之后纠纷继续升级，上诉人苹果公司、IP公司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涉案的IPAD商标归苹果公司所有。
争议焦点：
唯冠（深圳）公司是否同意转让大陆地区的IPAD商标，转让商标权的合同的签署是否属于表见。
案例分析：
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唯冠集团最大最核心的研发生产基地，唯冠公司成立于1989年，是全球四大显示器生产商之一。但由于资金问题，唯冠股份于2010年8月2日停牌。不言而喻，对于唯冠公司而言在这场商标纠纷案件中，其占有明显有利优势。而对于唯冠公司本身而言，企业内部的资金问题更为迫在眉睫。
苹果公司（Apple Inc.）是美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2007年由苹果电脑公司（Apple Computer， Inc.）更名而来，核心业务为电子科技产品。2012年8月21日，苹果成为世界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IPAD平板电脑为其主要核心产品之一。 对于苹果公司而言，IPAD商标的所有权对其产品的在华销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件结果：
2012年2月29，IPAD商标在华归属权在广东高院开庭审理，苹果与唯冠（深圳）律师激烈争辩了一天之后，当庭并未宣判。不过法庭的态度在其后却对案情的态势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功效。庭后，承办案件的合议庭经过认真严谨的合议分析认为，为使纠纷双方利益最大化，调解是此案的上策。为此广东省高院充分听取了苹果公司、唯冠公司的代表意见，并创造条件让双方充分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成功促成了本案的和解。
2012年 6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双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正式生效。苹果公司已按调解书的要求向广东高院指定账户汇入6000万美元，并于6月28日向该案的一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送达了将涉案IPAD商标过户给苹果公司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意味着，最终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各取所需，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圆满解决。。
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的调解在是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一个缩影。在很多知识产权纠纷中，当事人双方并不一定要争个“鱼死网破”，结合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有属性，在经济目标的追求下，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调解作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高效解决机制，成为了当事人及司法机关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首选。
二、知识产权案件调解背后的奥妙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全国各地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同时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率也较一般案件偏高，有的甚至超过八成，越演越烈的知识产权纠纷形势下，调撤率为什么一路攀升呢？
1、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对象是的无形的商标、专利、计算机软件等，这使知识产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降低了当事人对知识产权纠纷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因此当事人更趋向于通过诉讼调解的方式化解诉讼风险。这是法官在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过程中可充分利用的优势之一。
2、知识产权新类型和复杂、疑难案件层出不穷，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例如基因等生物技术相关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网上音乐下载和数字图书馆等引起的网络著作权问题；音乐电视的作品属性、权利归属和赔偿额计算问题；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确定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知识产权案件适用的法律多为特别法， 法律规定比较原则， 立法空白不少， 可操作性不强。
3、知识产权案件相对于一般民事案件而言，具有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多的特点，在同一诉讼中往往并存多重法律关系， 查明事实难度大。这就导致了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风险相对较大。当事人需要经历多个司法程序，而不能很快地化解矛盾，这造成了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巨大投入及社会成本的浪费。
4、知识产权案件对企业影响明显尤为显著，其是对一些跨国企业，或者以技术为支撑的科技型企业。涉案专利或者商标等权利关系其产品的某个区域市场甚至是某个国家市场的推广销售。如若没有这张通行证，将寸步难行。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参与人知识层次较高。一方面，因为社会阅历和知识层次的优势，这些当事人更具体理性博弈的能力，这为诉讼调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本身具有相对较高的法律意识和诉讼能力，而且案件涉及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这对诉讼调解的法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知识产权纠纷中涉及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权利具有一般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都属于当事人所有的私权。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合法的诉讼和实体权利，当事人本身也最清楚纠纷的真相和本身的利益所在， 因此调解中当事人双方协商的纠纷处理方案应当是最符合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另一方面，也是当事人心甘情愿接受的实体公正。诉讼调解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解决与法院的司法判断相融合入，一方面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自由处分权。另一方面，也节省了司法资源，省去了很多未必能给当事人双方满意答卷的司法程序。所以，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调解实现了司法公正和理性，尽管法律在案件的解决中可能没有得到板上钉钉的应用，但是当事人双方对案件解决方案的认同与对司法公正的认可正是司法的最终目的。
三、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原则
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司法为民的大格局背景下，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相比较诉讼和仲裁等解决纠纷的方式，调解在纠纷的化解方面更为普遍和行之有效。继而，在调解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应该有谋有略，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收到最显著的社会成效。
1、知识产权诉讼调解应当遵循司法经济原则
司法经济原则是指司法各个阶段应当符合理性，经济的原则，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尽可能满足日益增长得司法需求。在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调解过程中遵循司法经济原则，可以优化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当事人以尽量小的诉讼成本化解纠纷，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的消耗，实现诉讼效用的最大化。但在贯彻司法经济原则的同时要平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 不能局限于追求司法效率的理念，法院在追求自身工作效率的同时，要注重诉讼调解的重要性，关心当事人司法投入以及司法资源的消耗，权衡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
（2） 关注调解（和解）协议的后期履行情况，避免司法资源在强制执行期间的二次投入。
2、 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应当是全方位的调解
（1） 普遍原则，对于那些未能调解成功而通过裁判结案的案件，可以充分利用前期调解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向当事人释名案件裁判的合理性，增加当事人的认可度。已达到案件的上诉率和后期裁判的履行程度。
（2）全案调解，在案件审理的全程，法官都可以发挥“剂”的妙效，针对当事人在案件过程中心理和结果预期的变化，把握调解时机，在双方合意略显的情况下，极力促成双方调解。调解工作要贯穿于案件的送达、庭前、庭中、庭后、判前全过程，只要有一分调解的可能就不放弃百分调解的努力，有些案件甚至是在判决书已经制作完成，即将送达的前一刻才完成调解工作.
四、 知识产权案件调解“配备”
在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无可厚非，法官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法官应如何在具体纠纷解决中发挥好这个首当其冲的重要角色，也给法院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中法院的具体措施可以归结为一下各方面：
（1） 专家参与案件调解。为调解中的专业技术问题提供公平、公正的判断和说明。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计算机网络普及涉及网络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案件层出不穷，案件涉及的科技领域不断延伸和拓展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对法官的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相关专家参与到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过程，不仅能够节省社会资源，而且能够将相关领域的先进科技知识应用在具体案件中，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化解矛盾。最终使审判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 了解当事人利益取向，对症下药。
法官在做具体调解工作时，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要做到与当事人进行平等、深入的沟通，尊重、理解当事人，关注案件中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所在，了解案件争议对双当当事人利益的影响。另外，对当事人而言，法官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个倾听等一些细致入微的举动都会对当事人对案件的态度产生正面影响，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利益寄托于法院的公正审判。所以，法官们任何善意举动都会对促成纠纷的解决产生积极效果。
对于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大公司集团，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在各自的经济或者学术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对于权属纠纷，他们更注重纠纷对本公司或者学者本身产生负面社会效应，对于经济赔偿等略显次要。而对于当事人是小企业、小工厂、甚至是销售商而言，经济利益就是其在案件处理中最为看重的要素。无论是面对哪一类的当事人，都秉承充分尊重、理解当事人的理念。对于不同的当事人双方，就要求法官具体深入了解当事人双方的背景情况，利益纠纷的本质所在，细心探索当事人真正的需要。
（3） 提高法官司法素质，取信于当事人。
一次成功的调解，既体现在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中间积极撮合，起到良好的“剂”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双方觉得这个法官是值得信任的，具有良好的业务水平的同时能够公正的处理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法官既要亲自与双方当事人接洽，跟其一起探讨双方各自利益点，以及可以实现预期利益的可能性和具体解决方案。又要拿捏得当，以当事人自己意愿为主，不失司法权威，营造司法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
如何平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位阶关系成功的调解中至关重要。一方面坚持调解自愿、调解保密，保障当事人有选择调解的权利，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决定是否调解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另一方面，由法院主持，作为承办法官在调解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合适的调解平台，并未其调解提供合法的制度以及程序保障。
（4）以专业性培养知识产权领域的优秀司法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产权审判对法官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令人向往又让人心忧。令人向往的是，作为一项朝阳事业，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它更能够体现一个法官的专业科技水平和技术涵养；令人心忧的则是它任何其他法律部门要求更多的专业知识，不仅要精熟于法律业务，还要对相关科技知识有相当的了解，这对法官的技术功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优质的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必然源自于高素质的审判队伍，实践中形成了效果显著的“三专”政策：
第一是法庭审判专职化。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加强对知识产权领域知识的深入探讨，法官知识面丰富了，专业素质提高了，调解进行的也更为顺利。
第二是法官配备专业化。法院可在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配备专业的知产审判的法官，定时加强专业技术知识的培训，以便于培养专门的审判骨干。
第三是法官审案专门化。可以将在专利、著作权、职务新品种等不同案件的审理上更为擅长且有独到审判经验的法官们具体分工，法官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调解过程中更显得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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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诉讼篇2
在民事诉讼中，当原告被告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要求被告就此承担民事责任时，有些被告会以原告不具备这一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或者不是这一民事权利之合法所有者等理由进行反驳，以削弱或是抵销原告对自己侵权一事的控告及主张。这就是权属抗辩，简言之，以“原告主张的权利不属于原告”为由的反驳就叫权属抗辩。广义的权属抗辩除了指在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中产生的权属抗辩外，还包括确权争讼本身的权属抗辩。本文侧重探讨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中所产生的狭义的权属抗辩问题，这种权属抗辩的主要特征在于以被告提出的权属异议来对抗或抵销原告提出的侵权控告或违约控告。
在纷繁的民事诉讼中，如果能以权属抗辩，则会产生迅速快捷的反驳效果，也就是说如果权属抗辩成立，则可以导致法院对原告诉权丧失的确认（确权之诉中的权属抗辩并不导致原告的诉权丧失-作者注），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从而使得被告无需经过法院对原告所诉的侵权内容或合同内容的实体审理而获得胜诉。由于一切民事诉讼的基础均源于原告应有的民事权利，抑或是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它们是所有民事诉讼赖以形成的动力和源泉，没有这种权利，诉也就不能存在，原告的主张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以原告是否享有这一民事权利进行抗辩最易动摇原告的诉讼根基，尤其是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权属抗辩几乎成为被控方所使用的“常规武器”，经常见诸于著作权侵权纠纷，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的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以及一些非专利技术合同纠纷等等案件。在一些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权属抗辩还可以表现出其特殊的对抗形式与内容。
本文试图对权属抗辩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成因、发展规律，以及法官对此的审判策略等问题加以研究，以便于我们很好地认识与解决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的权属抗辩争端。
知识产权诉讼中权属抗辩提起较多的原因
原告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归属是否明确，是决定被告是否提起权属抗辩的前提。在民事诉讼中，知识产权案件中提起的权属抗辩往往要比一般（非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多，在一般民事诉讼如返还财物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房屋租赁纠纷，以及一些损害赔偿纠纷等案件中也能遇到一些权属抗辩问题，但都远不如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权属抗辩来得普遍。原因何在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原告所享有的这一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是不是显而易见，也即原告的权利身份是否容易被确定，容易被确定则不易形成权属抗辩，反之则易形成权属抗辩。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权利归属往往要比一般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归属难以确定。一般民事诉讼中原告的权利身份往往是明确无疑的，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对应关系简单明确，而知识产权诉讼中原告的权利身份往往并不那么直截了当，原告是否享有其所主张的知识产权，要通过原告是否实施了创造性劳动行为，且该行为是否产生了创造性劳动成果等等事实加以判断，由此才能得出原告对某作品或某技术是否享有知识产权的结论。
不同的知识产权权属纠纷适用不同的确权标准。我们知道，普通民事纠纷主要涉及的是有形财产关系下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各种复杂关系，与无形资产关系下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相比，普通民事纠纷的物权关系（包括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多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易于明确的。但是作为智力成果的财产权利表现形式-知识产权，它的权利归属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一个物品作为财产应归谁所有，只要通过对它的原始取得（最初取得）或继受取得（传来取得）等事实的了解就可以确定，但对智力成果的权利归属则要强调权利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性劳动。如一个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它的所有权来源于作品的作者所实施的创造性劳动-创作，简言之，创作事实是确定作品归属的依据。但就不同的知识产权案件而言，确认它的权利归属的标准也是不相同的，如专利和商标的权利归属是由国家专门行政机关授权所决定的，权利归属本身是自国家授权之日起就已明确了的，权利归属争议的实质是专利或商标的申请权争议，即谁应享有对专利或商标的申请权，从而引申出对发明行为或开发行为的创造性劳动等事实的审查，也即谁是这一劳动的实施人，谁就享有这一申请权。另外，现实中两人同一时期创作出相同作品的事例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是著作权，则两人应分别对各自所创作的作品享有各自的著作权。如果是一项外观设计，两人同时提出专利权申请，则谁是最先设计人，谁才享有这一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权；如果非同时提出专利权申请的，则最先到国家专利机关提出申请的人享有专利申请权。当然由于创造性劳动离不开对人脑智力的利用，智力成果的形成或完成在时间上是不易被界定的，况且从事智力活动本身也不受主体限制，谁都可以从事创造性劳动，这就为确定权利渊源的起始问题带来了麻烦。这也正是为什么确认知识产权权属问题不能单从“完成时间、完成地点、完成人”的角度审核权属证据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说，一旦某个作品或技术产生权属争议时，哪方都有可能成为它的所有权（享有权）人，这时如不经法院的实体审查，不可能马上对权利归属作出判断。另外相关的法律规范同时还规定法人也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些虽未从事过创造性劳动的单位或组织，因为是这一创造成果的主要物质承担者和法律责任承担者，同样也可以成为成果的所有者或者享有者，从而产生职务作品、职务发明、职务技术成果等等问题。可见判断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并不只有一个标准，即不仅有创造性劳动行为人标准，而且还有在先发明、在先设计、在先申请标准，法律特别规定的标准等等。同时，作为民事权利，在知识产权纠纷中也会涉及一些物权或债权等方面的问题，这时对权属问题的判定同样也适用普通权属的判定规则。总之，确认知识产权诉讼纠纷中的权属问题得因案而异，因事实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权属判断中的困难所在。
知识产权诉讼中权属抗辩的主体类型
知识产权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提起权属抗辩的主体类型没有什么差异，即都有以被告身份和以第三人身份提起权属抗辩两种类型。但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还有一种特殊类型，即被告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的假设型权属抗辩。
以被告身份提起的权属抗辩。所有的确权纠纷无不是以被告身份提起权属抗辩的，即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权利不应属于原告，而应属于被告自己，这是由于双方争讼的标的本身就是权利归属的缘故。当然如果这时被告同时向法院请求将权利确认给自己，则被告的抗辩身份在诉讼中将转变为反诉原告，实际上这种确权之诉本身是由本诉和反诉组成的，当事人双方是互为原被告的关系。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侵权之诉和合同之诉中也有可能产生以被告身份提起的权属抗辩，这在理论上可以预见，但在实践中尚未遇到。参考美国的知识产权案例，1933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美国政府（美国标准局）诉杜比埃冷凝器公司（Dubilier Condenser Corp）案有类似这种情况。美国政府提出专利被许可人杜比埃冷凝器公司所使用的专利中“轰炸和鱼雷控制装置”应为美国政府所有，该公司无权享有，并要求该公司返还其所得利益和赔偿损失。杜比埃冷凝器公司以这一专利权不属于美国政府，而属于弗朗西斯。W.邓莫尔（Francis W.Dunmore）和帕西瓦尔。D.洛厄尔（Percival D.Lowell），自己是这一专利的被许可人为由进行抗辩，并最终获得胜诉。
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的权属抗辩。这在确权之诉、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中都是很常见的。这时的第三人在民事诉讼理论中被称之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抗辩，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对原告虚拟诉讼状态下的抗辩（因为原告并未告第三人），这种虚拟抗辩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原告，而使原来诉讼中的原告与被告成为自己所诉的共同被告。这种由第三人带来的诉讼似有构筑三方诉讼的趋势，由此人们会想到可能还存在着第四方、第五方……等等。总之这种权属抗辩在实践中有极强的相对性，由此而得出的权利归属结论也是相对而言的结果。笔者认为认识这一点，对于指导我们在处理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等问题时是很有必要的。
被告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的假设型权属抗辩。这是一种仍以被告身份提起的权属抗辩，但是他并不以“原告所享有的权利属于被告自己”来主张事实，而是强调原告现有的诉讼权利是他人的。由于这种主张有待进一步核实，所以它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这是一种需要法官们慎重判断的抗辩。被告的真实目的是要一举两得，特别是在侵权之诉和合同之诉中，被告既想达到否认原告享有这一诉权的目的，又要使原告所诉的侵权之债等主张落空。这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相当普遍，如唐汇西、郭宏源等诉北师大出版社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唐汇西、郭宏源等以其是《共和国标志》一书的著作权人身份北师大出版社违反合同约定，请求法院判令北师大出版社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并将所欠版税偿付给自己。北师大出版社以唐汇西、郭宏源不是《共和国标志》一书的著作权人，该书的著作权人应是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少工委）等主张为由，提出权属抗辩。另如淮北市工业设计研究所诉北京海直防水装饰装修中心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案，北京海直防水装饰装修中心曾以淮北市工业设计研究所不是白碳黑技术成果所有人为由提出权属抗辩，认为淮北市工业设计研究所故意隐瞒这一事实，损害他人利益，欺骗自己与其签订合同，该合同应该无效，以此为由对抗和抵销淮北市工业设计研究所要求由北京海直防水装饰装修中心承担违约责任之主张。
不同类型知识产权诉讼案中权属抗辩的特点
著作权纠纷案和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权属抗辩的特点。著作权纠纷案中容易产生被告的权属抗辩，是因为著作权权利的来源是随作品的形成而形成，无需借助他人的认可而存在，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权利的缘故。正因为如此，著作权人的身份对外人而言容易产生争议。在著作权纠纷和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以被告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的假设型权属抗辩为主要类型，另外抗辩的事由多属于是职务作品还是非职务作品的争议。如果著作权或软件著作权侵权或合同纠纷中，原告方属公民个人，则被告常以原告所主张的作品是职务作品为由进行抗辩。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与公益事务有关的作品往往是由单位对作品承担法律后果，而原告是否能独立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不能马上得出结论所致。
软件的开发则视规模而定。一些大规模的软件开发，单位往往是主要物质承担者和法律责任承担者，所以软件著作权的所有者也有一时间不易被确定的问题。在软件纠纷案中，被告认为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不是个人作品而是职务作品的情况也很普遍，同时被确定为职务作品的比率略高一些。即便如此，我们在处理时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有一种抗辩有别于权属抗辩，但它却貌似权属抗辩。如果原告诉称被告未经许可使用了原告的作品，被告反以我用的作品不属于你的作品为由进行反驳时，这种反驳实际是直接针对原告已有的权利进行的反驳。例如在郭永革等诉北京成象影视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郭永革等诉称北京成象影视公司等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剧情抄袭其小说《刘公案》中的故事情节，侵犯其小说《刘公案》的著作权。北京成象影视公司等反驳认为，虽电视剧的一些故事情节与小说中的一些故事情节相同，但我们作品的演绎来源不是郭永革的《刘公案》，而是其它作品，这些作品与郭永革无关，即郭永革不是这些作品的著作权人，其未侵犯郭永革的著作权。这种抗辩就不属于权属抗辩。但是在此案中北京成象影视公司等的如下抗辩却属于权属抗辩，即他们认为郭永革的《刘公案》中有一部分内容属于民间文学作品，不应属于郭永革的创作，因为民间文学作品是公有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郭永革对这一部分内容不享有著作权。区分被告的这种权属抗辩，其意义在于在审理案件时可使法官们把握正确的审判方向。在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这种问题也很突出，并且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必要时需由专门部门对两方的软件程序进行对比后，才能说明问题。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权属抗辩的特点。不正当竞争案是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列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来进行分类的，可分为包装、装璜以及商标、商号、知名商品名称等的混同类纠纷；诽谤、诋毁以及虚假宣传等的损害商誉类纠纷；侵犯商业秘密类纠纷；以及政府所属部门是否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纠纷等。在上述各类纠纷案中，混同类纠纷因权利渊源比较直观，所以一般较少出现被告的权属抗辩；损害商誉类纠纷中由于原告的商誉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也不存在被告对此的权属抗辩问题；政府是否类纠纷往往属于民告“官”的纠纷，被告是具有一定职权的政府部门，所以也不会产生权属抗辩问题；侵犯商业秘密类纠纷，由于作为权利的客体-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因此最容易产生被告的权属抗辩，被告往往以原告所诉的客体不具备法律上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而抗辩自己不构成侵权。由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要求必须具备不被公众所知悉（即非公有领域信息） 和具有保密措施这两条，作为原告主体资格的依据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具备，又由于商业秘密特别是技术秘密直接与专利相对立，而任何国家都是鼓励专利技术发展的，因此对商业秘密从法律精神上则采取“窄保护”、严对待，以保证对专利保护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原告所诉的商业秘密能符合其法律构成四要件的很难，这就给被告进行权属抗辩打开了方便之门。无怪乎在审判实践中，有关商业秘密的纠纷很少没有被告不提出权属抗辩，且权属抗辩本身主要针对商业秘密是否构成问题。那种反驳原告的商业秘密属于自己或他人的情况也有，但只见诸于一些合作合同纠纷中。由此可见被告的权属抗辩事由主要是商业秘密本身作为诉讼客体是否能够存在，并由此导致原告的权利主体身份是否会丧失。
技术合同纠纷案中权属抗辩的特点。技术合同纠纷案中的权属抗辩涉及技术有否所有权问题。技术合同纠纷一般可分为公有技术合同纠纷、专利技术合同纠纷和非专利技术（技术秘密）合同纠纷，但在审判实践中三者混和出现的情况也很常见。上例中的白碳黑技术就是公有技术与技术秘密均有的纠纷，白碳黑的制造技术是公有技术，但是高精度白碳黑的配比方案则是技术秘密。然而无论是公有技术还是非专利技术，都不存在所有权问题，因为物权中的所有权概念属于自物权，具有绝对排他意义，即相对于权利人之外的人，权利人是绝对和唯一的拥有者，具有占有、使用、处分之权能。其特点是作为财产的拥有者，其财产完全可以为其所控制。而作为智力成果，科学技术则是形成于人脑的事物，他人无法限制自己不具有，本人也无法限制他人不具有。这种技术本身作为人脑中的智慧与财产并不相关，只有在人与物结合或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时才可能物化为生产力，从而转变成财富。正因为如此，任何人对技术都不享有所有权，但可以享有持有权，当想要得到或掌握某项技术时，可以从持有这一技术的人那里以或转让、或委托开发、或联合开发等方式得到，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还可以许可使用的方式得到。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在技术合同纠纷中被告以权属抗辩往往是不能成立的，但具有技术秘密性质的非专利技术除外。正因为如此，上例中北京海直防水装饰装修中心对公有技术部分提起权属抗辩是不能成功的。
专利权纠纷案中权属抗辩的特点。在专利权纠纷案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对专利的无效宣告等问题的提起，这是专利权纠纷案中被告据以提起权属抗辩的典型做法。几乎所有的专利侵权纠纷案，原告都将面临着被告申请将原告的专利宣告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危险。由于专利权的取得是由国家专利机关授权的结果，所以对原告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或撤销的请求成为被告提起专利权属抗辩的特殊表现形式。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权属抗辩形式，如以原告主张的权利不属于原告，或属于他人或属于自己等为反驳事由的权属抗辩，有些人可能就会反对把被告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作为被告对原告提起的权属抗辩。诚然，请求的结果可能启动的是行政宣告程序，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司法审判，看起来不太像抗辩审理，但笔者认为被告无效宣告的本质目的是使原告不再享有这一专利权，而这一专利权不存在的结果是使作为专利的技术本身退入公有领域，使之还原为公有技术，同样导致原告不可将公有领域的技术据为己有的权利归属结论。在这一点上，专利纠纷所导致的权利归属争议是与上述商业秘密纠纷中的技术秘密相同的，只是被告的对抗形式与内容很特别，即需借用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程序，否则抗辩很难进行。
商标侵权纠纷案一般不产生权属抗辩。商标纠纷案中权属争议并不多见，主要缘于大量的商标纠纷并未接受司法审判。由于商标与专利一样，需要由国家专门机构商标局注册授权，因此其中产生出来的权属纠纷实际是商标申请权纠纷，靠的是国家商标局等行政机关解决。由于商标以注册为准，除非恶意抢先注册，一般不产生权属争议，实际中受理的商标纠纷只限于商标侵权纠纷以及合同纠纷，目前法院尚未遇到对它的权属抗辩问题。
如何处理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权属抗辩问题
在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民事诉讼中，为迅速有效地辨别每起纠纷所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从原告诉的性质出发将其划分为确权之诉、侵权之诉和合同之诉，三诉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相互区别。确权之诉是后二诉之基础，后二诉中也存在对法律事实的确认问题。区别在于确认的侧重点不同，确权之诉在于确认权利的归属，侵权之诉侧重于对侵权事实的确认，合同之诉侧重于对合同效力以及违约事实的确认，当然后二者都是建立在原告的权利身份依据相对清楚的基础之上。一切民事诉讼都是原告与被告在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的诉讼，作为诉的发起人原告的权利成为诉的出发点，因此解决原告的权利身份-确认权利应否属于原告成为审判的基础，原告的权利身份不清，审判将无法进行。确权对任何案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以至于当我们遇到被告的权属抗辩时不得不慎重从事，必要时为确权问题只得中止正在进行的侵权之诉或合同之诉审理程序。但是是否一遇被告的权属抗辩就都要使用中止审理程序呢？当然不能走极端，因为是否中止审理取决于案件的证据状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证据状况的充分与否应以相对真理论为指导，而追求“纯真证据”会使审判走入死胡同。这个问题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尤为重要。
慎用中止审理程序，慎用驳回原告诉权裁定。权属的确认问题如前所述固然很重要，但不是只要被告一提权属抗辩就得中止本案的审理，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在审判实践中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我们有时会被被告提出的权属抗辩所疑惑，这种疑惑导致我们对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失去信心，而忽视了对被告举证责任的要求。假如是被告提出自己应为权利人时，我们还能注意被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假如被告提出他人是权利人时，我们往往忽视被告仍应负有的举证责任。同时对被告的证据审查不能考虑得很认真，在证据是否确已充分确凿的问题上犯盲目错误，不能正确把握对举证责任转移的认定问题。从上述情况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绝大部分的权属抗辩案要仰仗被告自己承担举证责任，这对于被告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情况下被告提出权属抗辩是想摆脱侵权之债和违约责任，只为试一下运气，把问题推给法院。如果法官不掌握娴熟的判别证据的本领和辨别举证责任的能力，就容易被被告的权属抗辩所误导，而造成一提就疑，一疑就中止，甚至一疑就裁定驳回原告的诉权。
拿假设型权属抗辩来说，它毕竟是当事人对事实的一种假设，或真或假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即便被告拿出了相当充分的证据，法官也不能轻易作出原告是或不是据以主张权利之人的判断。原因何在呢？这是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所决定的，其中需弄清两个法律概念，即诉讼权利和权利。这是两种概念，诉讼权利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和法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而权利则是我们常说的诉权。诉讼权利是公民和法人普遍享有的权利，但诉权则未必，只有在享有的民事权利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害时，才能获得并行使诉权。结合上述的假设型权属抗辩，法官之所以不能轻易作出原告是或不是据以主张权利之人的判断，就在于其他人可能将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此时的第三人既有民事诉讼权利也有诉权，这种第三人是具有独立诉权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只有他的到来才能澄清原告的权利身份，才能确定被告的权属抗辩是否成立。
有人会问，第三人对这一诉权可能行使也可能不行使，如果不行使，没有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法官岂非无法审理这个案件了？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首先，有诉才有审，这是由当事人与法官的诉审关系决定的，不诉则不审。其次，不诉则被告的权属抗辩就没了支柱，也就是我们法官常说的证据不能成立。既然如此，则被告的权属抗辩也就成了不真的理由。再次，被告的那些看似充分的证据，毕竟因为第三人未到，没有经过法官的审判，而使证据缺乏确凿性。最后，即便是第三人已经表示原告主张的权利是自己的，但由于他不想参加诉讼，也只有以其弃权对待。作为民事主体，他应该预料到弃权这一法律事实所带来 的法律后果，一旦法院作出处理，他也无权反悔。这里重点要说明的是，就法官而言，遇到可能有这样的第三人存在时，决不可以在未查清第三人到底参不参加到诉讼中来之前，就不审先定原告享有或不享有诉权，或被告的权属抗辩成立或不成立。尤其在要确认原告不享有诉权、被告的权属抗辩成立时更需慎重。因为不查清第三人是否参加诉讼，等于法官代替第三人处分了诉权。如在第三人放弃诉权时作出原告不享有诉权、被告的权属抗辩成立的判断，等于法官作出的是不审即断的裁决，同样是有悖公正的。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有人总是担心真有第三人是原告主张权利的所有人，从这种担心出发，采取所谓的保险处理权属问题的办法，从而驳回原告的诉权。笔者认为法官判案只能重证据，以此捍卫自己所行使的司法审判权，担心和猜想不能成为断案的依据。即使第三人是真正的权利人也要凭证据，权利归属问题有其很强的相对性，法官的审判也应适应这一相对性才有宽阔的大道可走。慎用中止审理程序，慎用驳回原告诉权裁定，这是审理权属抗辩问题之关键，其隐含的意义在于从法官的审判工作出发，注意同时保护好第三人与本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种保护必须体现在第三人与原告和被告证据的相互关系上。
权属抗辩纠纷中适用中止审理程序问题
1.对于因专利侵权纠纷而产生的权属抗辩，依据专利复审委对被告作为请求人所提起的无效宣告申请的受理，应当中止本案的审理。这种情况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
2.对于被告以他人名义提起权属抗辩的，虽证据不确凿，但尚属充分，且他人也请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应当适用中止审理程序。因为证据是否确凿的问题往往很复杂，有待在另立的确权之诉中审理。这样做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
3.对于被告以他人名义提起权属抗辩，他人如果已表示原告的权利归他人，但又不愿意参加到本诉中来的，按他人放弃诉权对待，告知其不参诉之后果，并可以同时确认被告此方面的证据不确凿而驳回被告的权属抗辩。理由有二：其一，知识产权权属纠纷往往复杂难断，如他人不到庭，只凭被告一说、他人一讲，不可能理清。其二，当事人参诉与否是决定被告权属抗辩成败之关键，如不参诉则意味着被告的权属抗辩已落空。此时不能适用中止审理程序，更不能就此确认原告，！不享有诉权，应继续本案的审理。
知识产权诉讼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诉讼;既判力问题
作为判决的实质性确定力，既判力是指生效判决内容判断的通用力，其核心在于阻止当事人重复起诉和羁束法院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但在复杂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看似完整的既判力理论却面临许多适用中的困难，并引发许多模糊认识。
在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最初仅为裁判主文时，既判力在适用中的难题集中在判断前诉和后诉是否同一，即诉讼标的的识别方面。诉讼标的的识别及其运用成为讨论的中心，而既判力本身则成为一种简单的顺其的后果。但由于诉讼标的识别理论尚未达致完善，无论是旧诉讼标的识别说，还是新诉讼标的识别说，都存在一定缺陷。
在出现了由于前诉判决理由不具有既判力而可能导致前后判决在同一问题上出现矛盾看法的情况后，为解决前诉判决的稳定性问题，德国学者认为，应当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加以扩张，在一定条件下使前诉的判决理由具有拘束后诉的既判力。在汲取了美国中的既判力理论和德国既判力扩张以及日本学者观点的营养后，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提出了“争点效”理论:“在前诉中，双方当事人将其作为主要争点进行了争执，而且，法院也对此进行了审理并对该争点作出了判断，当同一争点作为主要的先决问题出现在其他后诉请求的审理中时，依据该法院判断所产生的通用力，使后诉当事人不能进行违反该判决的主张及举证，并禁止法院作出与判断相矛盾之判断的效力。”①
当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从判决主文扩大至判决理由中的争点后，既判力的作用就超出了对同一诉讼标的的再起诉禁止的传统范围，开始禁止对已决争点的异议主张及举证，并禁止法院对该争点作出矛盾判断。显然，无论是事实争点，还是法律争点，其作为诉讼中的部分问题，与整个诉讼标的是不同的。由于同一个争点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诉讼标的中，就使既判力的不再局限于诉讼标的是否同一了。
一、先决之诉判决的既判力问题
在一专利侵权案件中，原告诉被告在“基坑支护工程”中使用了与原告发明专利相同的方法，故要求法院确认被告侵犯了原告专利权，以便其在以后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法院经过审查后，作出被告不侵权的判决。问题是，假使法院确认被告侵权，原告后来又提起赔偿侵权损失之诉，则后诉是否受到前诉既判力的拘束?
原告之所以试图将确认侵权以及请求赔偿两个诉讼请求分开起诉，是为了在侵权判断不肯定的情况下，降低诉讼费用风险。权利人先提起确认侵权之诉，根据诉讼收费的规定，不涉及财产纠纷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受理费为1000元，故权利人只需交纳少量诉讼费，待被告侵权行为被认定后再提起赔偿之诉，其胜诉可能性较大，诉讼费用自然可由被告承担。
有人认为，本例中的后诉当然受到前诉既判力的拘束。因为前后两案的当事人相同，且在前后两诉中具有相同的诉讼地位;尽管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但前后两诉均是专利侵权这一法律关系，两案具有相同的诉讼标的;此外，原告提起诉讼的原因亦为同一，即被告在其施工过程中未经许可使用了与原告专利相同或相近似的方法。还有人认为，本案属于部分请求案件。本案中，原告确认侵权之诉与赔偿之诉中的请求权本身是分别产生并且可以分割行使的，原告在两诉中分别主张并无不妥。因后诉受到前诉既判力的拘束，故后诉中就侵权问题可依前诉判决直接认定，而无需原告就其再次主张并举证。
本例虽然简单，一般的看法大都是后诉受到前诉既判力的拘束，但有关的推导尚有争论的余地。首先，不能将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视为同一。因为按照既判力理论，诉讼标的同一导致的结果是后诉被禁止。而且本例中，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也不具有同一性，虽然当事人、原因事实相同，但诉讼请求不同，诉的性质种类也不同，一个是确认之诉，一个是给付之诉。其次，本例也不属于部分请求案件。因为部分请求案件的前提是前诉之请求权与后诉之请求权是同一个请求权的一部分，只不过本案是一个在数量方面具有可分性的请求权，典型的如为降低诉讼费用风险，将10000元的债务请求权，分为2000元和8000元前后起诉。再次，本例中也无法引用争点效理论，因为争点效的基础是前诉的争点在后诉中出现，但本例中，是否构成侵权虽然是后诉的争点，却不是前诉中判决理由的争点判断，而是前诉的判决主文的判断。
笔者认为，本例中，当后诉被提起时，前诉即具有后诉之先决之诉的地位。因为从实体法基础及审理方法上看，给付之诉包含确认内容，并以确认为基础。由于本例的当事人将一个给付之诉分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两步进行，使一诉变为两诉。在当事人同一、事实原因同一的情况下，给付之诉的裁判必须以确认之诉的判断为前提和基础，前诉的判决对后诉发生既判力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只不过，在该问题上没有现成的既判力理论可以利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的基础是德国民事诉讼学者关于既判力扩张的看法，“当判决的理由中涉及的法律关系是作为判决的诉讼标的的前提法律关系时，该判决的既判力就应当及于作为前提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前诉判决理由中对该法律关系的判断，当事人也不得置疑并提起诉讼，后诉法院的判决也要受到该判断的拘束。”①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既判力理论还应当包括:当先前的确认之诉事实上是后一给付之诉的基础时，前诉判决的既判力就对后诉确认内容的争点具有拘束力，禁止当事人就该问题提出异议主张，禁止法院就该问题作出与前诉判决不同的判断。日本民事诉讼也普遍要求“对于请求的先决条件的权利关系已经作出确定判决的，应尊重其既判力”②。
二、同类案件判决的既判力问题
某公司享有一种消毒碗柜的外观设计专利。该公司分别对多个生产相近形状消毒碗柜的厂家提起侵权赔偿诉讼，在获得第一个胜诉判决后，陆续在随后的诉讼中获胜。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第一个胜诉判决的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展至后案的被告，拘束了法院的判断。
从国内外的理论与立法例出发，应该说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的扩张至今为止都来源于法条的直接规定。在辩论主义的原则下，既判力主观范围历来都以涉诉的当事人为限，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扩张至其他的人，则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如集团诉讼、诉讼承担等。显然，在此框架下，由同类事实原因引发的普通的同类案件的判决相互间不会因既判力而互相拘束，受诉法院有权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独立的判断，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在实践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各地法院对王海打假事件引发诉讼案件的不同判决。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原告相同，被告不同的同类案件也相当多(如本例)，法院通常会作出一致的判断，特别是同为一家受诉法院时。这种情况并非是既判力的作用，而是法院在个案中获得同样心证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在美国，作为司法政策的一部分，针对基于同一事实原因引发的诉讼，“既判力规则不均衡地运作，某一败给数位诉讼请求人其中之一的被告，通常被禁止就已针对他作出决定的问题重新进行诉讼。但通常不妨碍其他诉讼请求人要求对该问题重新加以审理。”①
三、法院调解的既判力问题
在一案中，原告为一圆形干吃奶粉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其以两个生产厂家生产相同形状的同类产品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分别提起甲、乙两个侵权赔偿之诉。甲案先结，在甲案中，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承认其行为构成侵权并同意支付赔偿。在乙案中，被告以原告专利为公知技术为由进行不侵权的抗辩，并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申请。原告则以甲案中调解书所确认相同情况的被告侵权为由，要求法院认定乙案中的被告构成侵犯专利权。
知识产权诉讼篇4
知识产权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一样，也会遇到一些常见的鉴定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些技术、文学等专业领域中鉴定问题。由于知识产权的特点，这些专业领域的诉讼争点往往与高度专门化知识相关，甚至涉及最尖端的知识。对于这一类纠纷，通常无法用一般的常识作出判断，法官不得不依赖相关领域的专家协助进行鉴定，再根据鉴定结论作出事实认定。在我国的知识产权诉讼实践中，有普通民事诉讼常见中的鉴定问题如文书鉴定问题2，也有知识产权特有的鉴定问题如专利、技术秘密案件中对所涉及的产品、工艺、配方成份等科技问题的鉴定，以及对著作权、软件侵权案中涉及的创作是否抄袭的鉴定。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在一起著作权人指控侵权人抄袭其文字作品的案件中，委托专家对两部作品作了比较鉴定。从而认定了侵权人抄袭的比例3。
这些知识产权诉讼特有的鉴定，实践中的称谓并不统一。有的称之为技术鉴定或科学技术鉴定4、有的称之为科技知识鉴定5，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中称之为专业鉴定6。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鉴定的含义和范围不仅仅指技术鉴定，还包括如上例中的作品鉴定等。因此，使用专业鉴定一词来定义更准确一些。
（一） 我国当前知识产权诉讼鉴定的现状
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证据立法滞后，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鉴定结论这种证据形式，但与之相配套的鉴定制度却至今未能建立。使得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大量出现的鉴定工作在目前的鉴定体制下暴露出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7
1、委托鉴定机构繁杂。
2、委托鉴定的事项范围不统一。
3、鉴定结论称谓不规范。
4、鉴定人员水平不齐。
5、鉴定依据不明确。
6、鉴定规则制度不完备。
这些问题的出现，对知识产权诉讼造成了许多不利。
其一，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专业鉴定无规范、无程序、无标准以及重复鉴定、多次鉴定的现状，拖延了诉讼审理时间，增加了诉讼费用，提高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其二，造成了审判权让渡。上对专业鉴定的性质没有明确，实践中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一些法官出于对法定鉴定机构及其行政级别，或者对权威专家的盲目信任，习惯性地将鉴定结论视为一种优于其他证据的形式，不经实质审查判断，无条件地将鉴定结论作为审判的依据。也有一些鉴定机构不能分清职责，在鉴定结论中甚至作出司法认定。
其三，孳生了新的司法腐败。一方面，专业鉴定的混乱给少部分司法人员提供了暗箱操作的机会；另一方面，有些鉴定机构拜金主义思想严重，出具模棱两可，甚至虚假的鉴定结论。败坏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对于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专业鉴定的上述现状，最高人民法院也曾以会议纪要形式提出指导意见，该纪要规定：8
1、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实际需要，决定是否进行专业鉴定。
2、如果没有法定鉴定部门，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选择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指定有一定权威的专业组织为鉴定部门，也可以委托国家科学技术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但不应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进行专业鉴定。
3、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鉴定专业技术问题，对所提交鉴定的事实问题发表意见。
4、人民法院应当就当事人争议的专业技术事实，向鉴定部门提出明确的鉴定事项和鉴定要求；应当将当事人提供的与鉴定事项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提交给鉴定部门；当事人提交并要求保密的材料，鉴定部门和鉴定人负有保密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鉴定部门的名称以及鉴定人的身份，当事人有权对鉴定部门提出异议，也有权要求鉴定人回避。
5、当事人有权就鉴定项目的有关问题向鉴定部门和鉴定人提出自己的意见，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认真答复。
6、人民法院应当监督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在科学、保密、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干预的情况下作出专业鉴定结论。
7、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将鉴定结论以及作出结论的事实依据和理由、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人民法院。鉴定结论应当经过当事人质证后决定是否采信；当事人有权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未经当事人质证的鉴定结论不能采信。
另外，各地法院也针对专业鉴定问题作出规定，指导本地区的司法实践。其中比较完备的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997年2月26日）所作的规定。9
除鉴定之外，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还有另一种运用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判断的活动，即专业咨询。由于知识产权诉讼具有专业性强，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泛等特点，往往使案件的审理难度增加。因此，“为解决这一困难，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上述科技知识的认知和确定经常会使用鉴定和咨询两种办法10”。
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确存在法官需向专家进行咨询的情况。其中既有进行技术咨询的情况，也有进行专业法律咨询的情况。而聘请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使咨询专家也受到一系列庭审规则的制约，如回避制度、合议制度等等，既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也可以符合程序地解决法官对专门问题的认知能力不足的情况，值得提倡。但专家参与咨询，无论是技术咨询还是专业法律咨询，往往都是非书面，也是不通知当事人的，是法官在开庭和合议之外进行的。这种做法剥夺了当事人听审和申辩的权利。它既无法保证咨询专家有无利害关系，又无法使专家对咨询结果承担责任，将裁判结论建立在没有参加庭审，没有经过质证和辩论，不承担相应后果的所谓专家意见之上，这对当事人是极不公平的。违背了诉讼的正当程序要求，也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法定证据原则和辩论原则，是不应当提倡的。
（二） 专业鉴定的比较研究
1、法国的鉴定人名册制度
由于法国民事诉讼法中采用“书面证据优先原则”，而且法国民事诉讼中存在预审制度，作出判决的法官并不直接进行证据调查。所以，法国在诉讼传统上就经常采用鉴定手段进行事实认定。因此，日本有学者认为：法国民事诉讼中鉴定人在事实认定和纠纷处理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无可置疑的。11
在法国，鉴定是由当事人申请或由法官依职权而采取的。最高法院办公厅每年制作全国性鉴定人名册，各上诉法院也可按不同专业作成鉴定人名单，公布所列的人和法人作为鉴定人，法院通常从中指定具体诉讼中的鉴定人。鉴定人登入名册或被删除的程序由行政规章予以规定。鉴定人在程序上通常是借助调查，形成书面意见结论后提交法院，该意见结论在诉讼上即可构成案件记录的内容之一，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质疑、辩论，然后由法院根据情况作出判决12。
知识产权诉讼篇5
1、自行取证和委托律师调查取证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强,由权利人自行取证,对取证的方向和范围把握的十分准确会有一定的难度。律师是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为职业。律师不仅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熟练的诉讼技巧,能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为当事人作出适当的选择。一般说来,律师调查取证要比当事人调查取证方便得多,收集证据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精确。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也会对律师另眼相待、提供更多的方便。
2、申请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
公证机关的法定业务之一便是“保全证据”。公证证据具有推定为真的效果。《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公证机关对证据进行保全,其效果与法院依职权所进行的保全,是相等的。在诉前,当事人能够充分运用公证机关收集、保全证据,是一个做好诉前准备的有效措施。
3、申请法院进行诉前证据保全
2002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证据保全的,依照其规定办理”。这就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确定了一个合法依据。最高法院2002年1月实施的司法解释《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在商标权侵权案件中,可以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最高法院2001年7月1日实施的《关于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6条也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最高法院2002年10月15日实施的《关于审理着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以下着作权民事纠纷案件”,其中有一项就是:“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可见,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是大量存在的。保全措施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应在法定时间段里提起诉讼。如果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则此种保全措施应当予以解除,或者将有关证据予以销毁或发还,同时申请人还要就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取得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基于此当事人往往在提起专利侵权,商标侵权和着作权侵权诉讼的同时,提出一份调取证据申请,调取的证据通常又分为三类:第一,保全被控侵权产品;第二,调查被控侵权单位的财务账册,以便确定赔偿额;第三,调取被控侵权人存在侵权的证据。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有两种运作方式:一是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在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有关程序事项时,法院应当主动依职权调查和收集证据,而无需当事人提出取证申请。二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取证。在法院主动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被缩小了以后,当事人提出证据调查的申请变得日益重要。如果缺乏当事人及时提出的证据调查申请,法院一般不主动调查证据。在当事人提出证据调查申请后,法院是否启动调查取证的机制还取决于法院的审查判断,只有在当事人提出的该项申请符合法院取证范围之时,法院才有义务调查取证,否则法院应当驳回该项申请。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应当注意两点:一是申请调查的证据范围,必须符合法定情形;二是此项申请必须注意举证时限。
法院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对易拍照的被控侵权产品采用拍照的方式,或采用记录下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的方式,对易于调取的书籍、商标实物等采用扣押、提取等手法,而对于被控侵权人的财务账册往往因侵权人的阻挠或隐藏而极难得到。
5、申请行政机关调查取证
知识产权诉讼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在我国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技术产品的迫切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价值为最终目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逐渐沦为部分权利人知识封锁、利益独占的“合法”工具，知识产权的公有领域被忽视，公共利益被侵蚀。尤其是拥有较强知识产权实力的发达国家，纷纷利用其强大的技术资本和国际地位谋求有利于己的知识产权全球保护模式，使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滥用现象日渐严重。如何应对知识产权垄断和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维持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平衡，保护知识产权公共利益体现其公共价值已成为目前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本质，促进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良性发展，有必要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进行探讨，以便于对其程序性机制进行合理构建。
一、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含义及特征
公益诉讼是一个泊来品，并非一个既定的法律术语。从历史渊源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罗马法规定:以保护个人所有权为目的，仅由特定人才能提起的诉讼为私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益为目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的诉讼为公益诉讼。今天，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已在德、法、英、美、日等国家发育得相当成熟。尽管各国对其称谓不同，诸如民众诉讼、公民诉讼、私人检察官制度等等，但其内涵基本相同。
在我国，对公益诉讼的理解目前存在着多种观点:一是根据诉讼适用的实体法不同，将公益诉讼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经济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容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经济公益诉讼是一种“人人”有权追诉危害国家经济利益，社会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的制度，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对违反经济法、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提出起诉，由法院追究经济违法行为者的法律责任。二是根据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和个人的性质、地位不同，公益诉讼可分为广义的公益诉讼和狭义的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是指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既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诉讼，亦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以个人或组织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则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个人或国家特设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就侵犯国家、社会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定机关依法处理的司法活动。根据知识产权本身的属性和特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应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社会知识产权公共利益;(2)提起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任何组织或个人，既可以是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厉害关系的人，为不特定的当事人;(3)成立前提既可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已造成现实的损害，也可是尚为造成现实的损害，但有损害的可能;(4)诉讼标的为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即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相制衡的一种国家或社会利益;(5)某些知识产权公益纠纷必须经过前置程序后方有可能进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如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案件。
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之路径选择
(一)培养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意识。
知识产权诉讼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在我国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技术产品的迫切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价值为最终目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逐渐沦为部分权利人知识封锁、利益独占的“合法”工具，知识产权的公有领域被忽视，公共利益被侵蚀。尤其是拥有较强知识产权实力的发达国家，纷纷利用其强大的技术资本和国际地位谋求有利于己的知识产权全球保护模式，使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滥用现象日渐严重。如何应对知识产权垄断和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维持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平衡，保护知识产权公共利益体现其公共价值已成为目前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本质，促进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良性发展，有必要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进行探讨，以便于对其程序性机制进行合理构建。
一、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含义及特征
公益诉讼是一个泊来品，并非一个既定的法律术语。从历史渊源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罗马法规定:以保护个人所有权为目的，仅由特定人才能提起的诉讼为私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益为目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的诉讼为公益诉讼。今天，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已在德、法、英、美、日等国家发育得相当成熟。尽管各国对其称谓不同，诸如民众诉讼、公民诉讼、私人检察官制度等等，但其内涵基本相同。
在我国，对公益诉讼的理解目前存在着多种观点:一是根据诉讼适用的实体法不同，将公益诉讼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经济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容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经济公益诉讼是一种“人人”有权追诉危害国家经济利益，社会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的制度，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对违反经济法、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提出起诉，由法院追究经济违法行为者的法律责任。二是根据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和个人的性质、地位不同，公益诉讼可分为广义的公益诉讼和狭义的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是指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既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诉讼，亦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以个人或组织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则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个人或国家特设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就侵犯国家、社会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定机关依法处理的司法活动。根据知识产权本身的属性和特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应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社会知识产权公共利益;(2)提起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任何组织或个人，既可以是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厉害关系的人，为不特定的当事人;(3)成立前提既可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已造成现实的损害，也可是尚为造成现实的损害，但有损害的可能;(4)诉讼标的为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即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相制衡的一种国家或社会利益;(5)某些知识产权公益纠纷必须经过前置程序后方有可能进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如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案件。
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之路径选择
(一)培养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意识。
我国长期以来不重视法律文化，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很薄弱，对于维护自身权益的私益诉讼尚且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于不直接侵害自身利益，而是涉及不确定多数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公益诉讼，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知识产权国际化保护视野下，知识产权得以强化至无以复加之程度，以至于知识产权异化并丧失其本来面目。知识产权滥用而使国家、社会利益遭受侵害的案件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公民必须消除数千年来的义务本位和对自我权利漠视的思想观念，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个人及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应明确法律不仅保护“自扫门前雪”，也应该支持“他人瓦上霜”。在一个法制的社
[1] [2] [3]
会里，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件，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应有提起公益诉讼这种义举，为公益权利而诉，为社会公众而诉。只有这样，公益诉讼制度才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否则，即使有制度也可能难以实现制度的本意和目的。
(二)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
从法律角度讲，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供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或要求，而是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显然是不可取的”。阎目前，我们应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现状并针对知识产权公益纠纷的特征，构建我国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
、原告资格问题。
我国诉讼法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随着公共利益在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过程中的彰显以及针对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的不断出现，公共利益与这种传统的当事人适格制度奉行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为此，我们应该将诉的利益作为新形势下当事人适格的理论基础。所谓诉的利益是原告谋求判决时的利益，不同于成为诉讼对象的权利或者作为法律内容的实体性利益。在有关当事人可以通过审判请求获得一定的利益(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并有司法保护的必要性情况下，法院都应该许可该当事人作为正当当事人进行诉讼，而不管当事人是否享有相应的实体权利或者与该利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据此，我们应该扩大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至少可包括以下三种:
()国家特设机关。
首先，国家作为公益诉讼控诉的主体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上一般由代表国家意志的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考虑到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任务重大事务繁多，又考虑到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专业性强，所以检察机关并不适宜做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笔者认为，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在知识产权最高管理机关和地方知识产权局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担当起公益诉讼的职责，捍卫知识产权公共利益。
()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
借鉴诉讼信托制度，即法律明确赋予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以诉权，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将要受到损害时，以原告资格进行起诉，由此形成的判决适用于该团体或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人。由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涉及人数众多，赋予诸如著作权管理组织等社会团体以诉权无疑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在这一问题上，乌苏里江船歌著作权纠纷案门可称为里程碑式的案例。在该案中，被告郭颂辩称:“目前在全国赫哲族民族乡有三个，原告只是其中之一，不能代表全体赫哲族人提起诉讼。”另一被告中央电视台也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权代表所有赫哲族人民就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张权利。”但是，法院最终确定了原告的诉权，其理由是，赫哲族的民间曲调“不归属于赫哲族的某一成员，但又与每个赫哲族成员的权益相关。因此，该民族中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成员都有维护本民族文学艺术不受侵害的权利。原告作为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设立的乡级地方国家政权，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赫哲族公众的利益，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据此，法院确认乡政府是民众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公众信托的理论，民众把公共利益信托给乡政府管理，同时也将起诉的权利信托给乡政府。因此，在本案中，乡政府具有正当原告资格。
()公民个人。
诉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虽然公民个人在经济实力上可能不能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中实力雄厚的被告相抗衡，但不能因此而剥夺个人应有的公益诉权。实际上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就是让社会上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同心协力，用程序的方式来保障自己宪法所赋予的基本诉权。
、诉讼请求范围问题。
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涉及到因自身利益的侵害而要求赔偿，更涉及到因被告的违法行为对公众利益侵害而要求预防性停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诉讼问题不断涌现，预防性停止诉讼案例不断上升，并应该逐渐成为知识产权公益
知识产权诉讼篇8
商标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活力和生机的部分。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更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
比如，原想利用别人在行业有名气的商标，来“装点”自己产品合格证，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不料被法院判决侵犯了他人的驰名商标，不仅要销毁印有“洛玻”字样的产品合格证，还要赔偿洛玻集团公司1万元损失，洛阳洛玻晶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至今仍后悔不迭。
据了解，2005年3月，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洛玻公司)发现，位于洛阳市白马寺镇十里铺村的一个生产销售玻璃包装用纸、书写纸、塑料薄膜的企业，其注册名称为“洛阳洛玻晶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晶华公司)”，其产品特效玻璃防霉纸和聚乙烯塑料薄膜的“合格证”上，均印有“洛玻”字样。洛玻公司遂于2005年3月18日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认定“CLFG洛玻”商标为驰名商标并判令被告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当然，商标权人被侵权后，其利润额的减少不能全部归究于侵权行为，因为利润额的减少还与市场本身的竞争状况、公司本身的营销策略、销售渠道、产品质量等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被侵权人应负有证明其利润的减少与侵权人的侵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责任，如果举证不能，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及权利人因侵权而遭到的损失均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法院只能依法酌定。又如，2004年12月15日，福州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某涂料公司和福州个体户陈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柒牌公司赔礼道歉；判决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柒牌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决被告陈某在一切商业活动上停止使用“柒”、“QIPAI”、“SEVEN”、“柒牌”的商标标识。
案情其实很简单，被告生产的油漆使用了“柒牌”商标，而另一被告则销售了这一品牌的油漆。在服装商“柒牌”公司看来，自己的商标是驰名商标，被告在油漆产品上使用这个商标也同样构成侵权。事实上，“柒牌”案子仅仅是福建企业主们通过司法诉讼确认自己的商标是“驰名商标”的案件之一。
按照法律规定，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比般商标要大。认定为驰名商标，不仅可以打击跨类别的商标侵权行为，而且对使用驰名商标注册企业名称、互联网域名等特殊侵权行为也可追究责任。它甚至可以保护未在中国注册的国外驰名商标不受侵犯，同样，外国也保护未在其本国注册的中国驰名商标。
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对有关企业档案材料的保护。目前，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众多企业在知识产权侵权的纠纷中，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纷纷运用法律武器，通过法庭诉讼来解决侵权问题。在侵权纠纷的审理中，档案举证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法制的最大特点是讲证据，而证据除人证、物证外，最有效的是书证，而书证中最有力的就是档案。因此，随着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对书证的需求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范围不断扩展，从而造成对档案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如案例中的“柒牌”公司，在法庭举证时，试图证明其产品在公众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列举的证据包括中央领导视察“柒牌”公司图片、“柒牌”公司荣获各种殊荣的证书图片以及“柒牌”公司在全国各地专卖情况。这就是企业的档案资料，具有强有力说服力。正是通过此档案材料，法院认为，“柒牌”公司主要生产男装及相关配饰，2000年被国家公安部确定为九九式人民警察服装指定生产企业，影响范围遍及全国，为众多男性消费群体所认同。“柒牌”公司投入巨资，进行大量、持续的品牌宣传，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有1000多家专卖店，市场占有率高，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高，才赢得诉讼的成功。
目前，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保护驰名商标专用权像“洛玻”、“柒牌”被认定为我国为数不多的驰名商标，就是要采取特殊手段制止各种仿冒侵权现象，保护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知识产权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的知识资本，是企业知识创新的成果。企业档案工作必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借鉴国外企业档案工作的实践，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努力做好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工作，保护好企业知识产权档案，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职责。
二、构建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对策和建议
企业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企业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过程、内容、结果，是企业拥有某一知识产权的法律凭证当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它们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凭证作用例如，在产品申请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发生申请权纠纷时，产品档案中的技术协议书、委托书及相关合同文件往往能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有力的证据，因为这类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是有关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的依据性文件，一般含有明确产品专利权属和其他权利的内容；产品设计计算文件、产品图样、产品装配试验的技术条件等文件是产品申请专利时证明其专利性(即新颖I．、创造性、实用性)的重要凭证，主要依据这些材料而编．制的说明书构成申请专利最基本的文件，发生有关该产品的假冒、仿制等侵权纠纷时，这些文件则是十分有利的证据；产品商标设计和注册的有关材料既是商标的载体，更是商标权权属的有力依据。
因此，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安全保管，是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_项重要措施，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应明确本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内容，特别是对驰名商标档案的保护。
驰名商标是企业形象的象征，是企业知识产权的集合体。驰名商标管理的基础是档案管理，企业完全可以利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达到管理保护效果。企业应该设立专门管理岗位，保证驰名商标档案管理的准确性以及连贯性。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企业将此岗位设立在办公室、市场部、秘书部等部门，但这些部门较大的人员流动经常使驰名商标管理出现断层，同时，相关人员法律知识的匮乏又往往会给管理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这一管理责任交由档案部门承担，或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驰名商标档案材料收集保管范围：根据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要求，企业档案工作部门必须收集保管好“规定第5条”所必各的材料：即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应提交的证明文件：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量及销售区域；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近3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年产量、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及其在中国同行业中的排名；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外国(地区)的销售量及销售区域；该商标的广告情况：该商标最早使用及连续使用的时间：该商标在中国及其外国(地区)的注册情况；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明文件。如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的“富润”商标，1999年被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浙江省著名商标，有效期为三年2001年该公司申请延续确认，集团档案馆提供了有关的大量档案，有；(1)“富润”商标注册证：(2)公司商标管理机构、人员设置情况及管理制度：(3)“富润”牌绢细丝针织衫、精纺呢绒面料被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的证书、申报材料和产品照片；(4)企业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针织》杂志等开展形象宣传广告的合同、协议、发票、证明等材料：(5)历年来企业获得的省级以上荣誉证书：(6)历年来省级以上部分报刊杂志有关该公司的报道；(7)历年财务分析报告和产值、税利完成情况；(8)“富润”商标获得上级表彰的荣誉证书等；(9)客户汇编等等，涉及档案50多卷。由于提供的档案材料收集齐全完整，编研资料简明实用，为顺利通过延续确认考核，提高“富润”商标的美誉度和知名度，递增企业形象发挥了很大作用。驰名商标档案材料作为一种历史记录与凭证，能真实地反映商标的使用发展过程。因此，收集得越丰富，保管得越完整，就越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二)建立纸媒介的驰名商标档案及电子化的驰名商标管理数据库，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统一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建立健全制度，充分利用驰名商标档案驰名商标档案及数据库的建立，可以直接使企业对于自身商标状况进行全面了解，跟踪市场行情。管理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分类，比如，可以按照产品线划分类目，同一类目下以商标名称建立卷宗；单件商标又可以按照商标本身特点设立档案。根据集中统一管理、便于利用的原则和要求，建立健全驰名商标档案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驰名商标档案与其它档案不同，它不具有机密性，可以公开利用。但不能因为公开利用而随意丢散，任意转借、撕拆、抽换、污损等。
在有些单位所保存的商标档案中，一无核准文件，二无注册证，只是保存着一份商标局发的核准通知书。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保证档案的完整，应制定借阅、利用、保管等制度。对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应收集齐全。同时要编写《商标档案目录》，设立企业分类卡和地区卡，力争在各级工商局和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商标档案，并且充分利用商标档案，积极为企业服务，运用档案资料保护企业商标专用权，维护商品信誉和消费者权益。比如，洗涤产品类的“汰渍”商标，档案内容中就应注明该商标注册类别、申请时间、公告时间、核准注册时间、权力变动等。又如，海尔集团公司将企业开发研制的新产品、工艺及商标、专利等档案全部集中于档案信息中心统一管理，有效地保护了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安全
(三)严格行政执法，为商标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
不定期地开展档案执法、工商行政执法检查，加大对著名商标的保护力度，对伪造、假冒商标档案，侵害企业商标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从而进一步增加对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管理工作。围绕商标档案的利用和信息反馈，以及网上实时监控，开展确权、用权、维权工作：一是注册。增加注册、抓好商标总量，把支柱行业、重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商标注册工作列为重点。二是引导。引导企业依法治档，依法实施品牌经营，对商标的选择、使用、管理和保护及时给予指导，规范企业商标使用行为，实施正确的商标战略。三是维权。依法查处商标侵权行为，为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扫除障碍。
综上所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多的企业参与了国际贸易竞争，企业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对企业档案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商标档案的管理，尤其对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企业档案工作转变观念，从观念到体制上都要进一步探讨、改革，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论文摘要：文章从驰名商标诉讼举证的档案效应八手，着重阐述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商标等知识产权档案的对策和建议，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