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调整范文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1

当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调整到了3500元,虽然这个标准与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适应性问题,但这个起征点但对于高收入人群的抑制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收入水平超过3500元的纳税人征收3％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在累进税率之下收入越高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也越高。显然,这种个税实施方法,对于高收人人群的收入水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依据这种规定,会迫使高收入人群在获得了高收入的同时也要缴纳更高金额的个税,这就很好地平衡了高收入人群与低收人人群间在收入上的差异,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的和谐公平发展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个人所得税调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所得税低于我给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在迅速发展,国民财富也在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度已经高达以往的百倍以上,1980年只征收了18万元,现在接近4000亿元,但是其占税收总额比重却很低。1998年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为3.4%,2009年这一比重提高为6.6%.而美国这一比重超过50%。我国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的比重(一般在10%—20%之间)均超过我国水平。目前来看,随着当下物价的不断上涨,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大,居民的生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因此,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了,我国的个税起征点还有待于提高。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于加强个人所得税在调节贫富差距中作用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制度问题

从1980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征得个人所得税,在1994年开始了进一步的修订,才开始实行新的纳税制度。于此同时,各级的税务机关不断的进行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管理,这样的做法也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得到增长。不过,从宏观来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当中,那些经济条件好的人,正常来说,应该是个人所得税的主力纳税人,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纳税情况来看,纳税主力成了非高收入群体,同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逃税的情况连年发生,比例在不断上升。国家税务局的资料显示,从全国的纳税统计数据来看,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占了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像是一些企业的大老板或是电影明星歌星等,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了国家税收总收入的少部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就证明这个人所得税没有发生发挥调节贫富悬殊的作用。

三、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建议和对策

(一)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首先,在对于个税起征点确定时应综合考虑费用扣除标准宽泛程度问题,形成全国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将医疗、住房、教育、以及养老等相关费用也列入到基本的扣除因素中,在扣除过程中不能忽略纳税入的实际税负能力,比如家庭成员及婚姻状况等因素,统一了税率,再确定不同的免税额,保证那些家庭生活开支较大的纳税人的正常生活。其次,对于个税的起征点,应建立起一种递进的机制。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高速发展的阶段,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大等问题会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尽量缩短对个税的调整期,以年为单位来确定个税税率将更符合我国当下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第三,在确定个税起征点时,要结合不用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做好各地区消费水平的普查和摸底工作,依据不同地区间的不同情况来确定相应的修正指数,形成地区特征的个税起征点。

(二)采用混合税制,将分项与综合相结合

在发达国家,有一种常见的个税税制--混合税制,它融合了分项至于综合制的特征,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对已劳务为主的,收入相对较固定的应税收入实行综合征收,并将综合征收与实际费用合理的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个人所得税对于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对于个税扣除方面,除了基本的扣除外,还要综合考虑其它的一些扣除,比如医疗保险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住房保险金等,捐赠给慈善和公益事业的部分都是可以扣除的。当然在扣除这些内容时需要按照相应的费用标准,以此为基础对应税项目采用累进税率的方式,纳税人需按月预交,年终的时候汇算清缴,多了退还,少了补交,这种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个税征收效率低下的现象。对于相对不稳定的应税收入,如说股息及股息分红等,可以分类进行征收,采用比例税率、源泉扣缴和按期计算的方式,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因收入不稳定而引起的逃税问题。

(三)加强个税制度建设和完善

1.由单向申报制度向双向申报制度转变。当前的单向申报制度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在申报制度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施经验,采用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进行双向申报,对个人所得税采取个人收入申报与法人支付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制度要求法人与纳税人都要依法履行申报义务,申报后通过税务部分交叉核实,对法人和纳税人形成一种双重的约束机制,以此来强化其纳税意识。2.加强对个人收入水平的监控力度。相关监管部门应借助于当下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与银行金融机构等共同建立个人收入、大额支付等信息处理系统,并与工商及银行等单位管理系统进行联网,以加强对个人真实收入的全面监控力度。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2

论文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工薪所得 免征额 宪法价值

早在几千年前税收就以税、租、赋和捐的形式延续下来，是各个国家共有的一种经济现象。国家依赖税，用其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公共基础建设所需的费用，而这一部分费用任何个人以及利益集团是不可能承担的，只能由国家来支付。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过，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换取和平和享受公共福利。便是税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公民不可能脱离国家和社会，不可能不享受任何福利而独居在世界的一隅。纵观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史，其功能由建立之初的仅仅是为了扩充国库所需，到现在不仅可以调节财政收入，而且还有调节收入配置，平衡贫富差距等等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也遵循着这一发展道路，循序渐进地发挥着“无形”的作用，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稳步前进。

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取得的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加，各地区经济进步的同时显现出不均衡，收入差距也日益拉大。因此税收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增加财政收入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有着日益明显、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千年前，孔子所言：“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据数据统计，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升至0.496，目前可能已经超过0.5，这些充分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势在必行，作为最直接与纳税人“握紧的手”——工薪所得免征额，在个人所得税中更是不容忽视。纵观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史，其功能由建立之初的仅仅是为了扩充国库所需，到现在不仅可以调节财政收入，而且还有调节收入配置，平衡贫富差距等等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也遵循着这一发展道路，循序渐进地发挥着“无形”的作用，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稳步前进。

一、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界定

工薪所得免征额是指准予从征税对象的数量中扣除免予征收税款的数额。征税对象的数额小于免征额时，不征税，也就是税基为零。征税对象的数额超过免征额时，只就超过部分征收个税，此时税基为征税对象超出免征额的部分。在此要区别一个与免征额易混淆的概念——起征点。起征点是指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了应当征收税的标准。征收税的对象的数额达不到起征点，不征税，此时税基为零。征税对象数额达到了或者超过起征点的，就按全部数额征税，此时，税基即为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额。因此，针对个人所得税的这一扣税标准，严格地说应该称为“免征额”。

二、我国工薪所得免征额的历次调整

关于个人所得税，我国已经征收了三十多年，从1981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就已经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税收项目。只是当时的免征额标准是达到800元/月，而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数少之又少。1986年，国家对工薪所得免征额的标准作了调整，征税的方法也有了改善，但鉴于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内外两重标准，将中国公民的免征额调整为400元。2005年，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薪所得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这是我国第三次对工薪所得免征额进行了调整，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具规模后的第一次的调整。在这之后的2007年，工薪所得的免征额又再次得到调整，工薪所得免征额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2005年至2007年这两年内，我国工薪所得免征额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得以大幅度提高。2011年“两会”上又再一次重点讨论了工薪所得免征额的调整问题，各界人士参与到讨论中，最终于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工薪所得免征额调整为3500元，将第一级超额累进税率降到3%，并于2011年9月1日起实行。

三、工薪所得免征额调整的宪法边界

免征额的调整不能违背宪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不能违反人类生活共同追求的价值准则，必须在宪法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调整。通常而言，宪法包括以下几种基本原则。第一，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是在一国家中绝大部分人拥有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只有在人民的委托下国家才具有权力的行使权，并且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权力。国家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是人民共同协商的契约产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国家调整免征额必须依靠人民所给予，即法律赋予权力，且不得超出该权力的范围。同时免征额的调整也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此次调整过程中全国人大在网上广泛征求意见，创下了当日超过10万条意见的记录，让人民参与其中的权利得以实现，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让人民切身体会到当家作主。第二，基本人权原则。作为宪法的人权原则，是指依照宪法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法规必须符合这一原则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宪法确立了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人权是每个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应该享有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和发展权。目前，我国已经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是为纳税人基本人权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薪所得免征额均着重体现着维护个人最基本生存权的宪法价值。《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有国民均有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这里所说的健康的、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就是要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而这种生存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宪法价值的基本要求。因此，税法整体价值体系须与宪法价值体系保持高度一致。关于免征额的规定也必须体现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因此，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免征额应界定在维持纳税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包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费用，以及最低的医疗、教育费用等等，使其免受基本生活维持的困扰和威胁。我国工薪所得税免征额的界定，应依据宪法，参照国际经验，并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来设定。第三，权力制约原则。国家权力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以此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原则，还被称为“三权分立”原则，在我国被称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需要制衡与约束。它不仅包括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制约，还包括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制约。免征额的调整是国家为了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而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整，以此缓解收入分配不均衡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拉大。为了让每一个公民活的有尊严，通过国家这只大手平衡。另外，公民还可以在国家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监督政府制定规则时是否做到了公平正义。第四，法治原则。法治原则是国家按照民主原则把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且能够进行严格依法管理的一种治国体系。国家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建立一定的秩序，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超越法律的规范。我国依照法治原则依法治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按照税法制定的税率征税。明确树立税收法治理念，免征额的调整也要在税收法治的理念下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3

［关键词］ 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 个人所得税法

我国于1980年9月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2006年1月1日起，把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又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由于物价的快速上涨，今年两会期间，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问题又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扣除标准的调整已达共识。如此频繁的针对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变动，其实暴露出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的一些问题。

一、个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的频繁修改所带来的税收法律方面的问题

1.税法的前瞻性不够，而且出现明显的滞后性

此轮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呼声再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应是日渐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全年物价涨幅创下的新高，更严重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的扩大。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近年来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已占到个税总征收额的60%以上，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个人所得税，逐渐有了“人头税”嫌疑。从上述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个税法”的调节滞后和现状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切身的利益落差。

2.违背了个税法的宗旨

个税征收的宗旨是调节居民个人所得，而不是为了单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将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成为调节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主要砝码。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结构分析显示，2007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完成3186亿元，同比增长29.8%，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其中，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1749亿元，增长38.4%，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重为55%；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519亿，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收入的比重为16%，增长13%；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389亿，占个人所得税总收的比重为12%，增长16.5%。这意味着，20多年前个人所得税主要向少数高收入者征收，而今天工薪阶层成为征收主体。

笔者认为，在公众热情讨论提高费用扣除标准时，有一个问题被严重忽视了。那就是每一次费用扣除标准调整，实际上是收入越高的人获益越多，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减轻广大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税负”。因此，很多为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而热情鼓呼的人，实质上是富人利益而努力奋斗。

3.损害了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税收制度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制定上的多变性是造成我国个人所得税立法不确定性的根源。法律不是儿戏，它是一种刚性的规则，具有令人敬畏的权威性。假如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因脱离实际遭到普遍质疑而频频改动，必然要不断修订法律，这不仅会加大修订法律的成本，也将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4.影响了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频频改动，未能体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每次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如果既不通过民意听证，也没有一个法律规定的刚性的标准，而是财税部门和专家学者关起门来在那儿研讨，费用扣除标准就显得过于随意，而且往往由行政主导，而且纳税人参与税收立法活动、用法律确定和保障税收立法程序的权利就无法加以保障。

此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状况，家庭整个收入水平等,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也尚未针对纳税人的发展权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规范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

1.个税费用减除标准的调整与工资建立联动机制

笔者认为，国家在个税费用扣除标准调整上，也应该与时俱进，构建一种机制―――不妨与工资建立联动机制，即规定职工月平均工资额与费用扣除标准有一定倍数，如果一旦超过这个倍数，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就应自动调整。

譬如，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费用扣除标准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按当时比例为标准的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也应相应上调。究竟依据什么倍数标准，国家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考察测算，并组织由纳税人为主体的听证会，最后再颁布实施。

个税调整与工资形成联动机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有利于保障税收的公平和公正性。2004年4月至2006年底，不到三年里，每个省份平均调整了1.9次，而2004年3月前，十年间全国每个省份平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3.8次。在调整频率加快的同时，标准提高幅度也在加大。仅2006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一般都在30%左右，幅度最高的省份达到64%。显然，随着近年来工资调整步伐的提速，如果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一直在原地踏步，有损税收的公平和公正性。

其二，调整能做到及时准确，不必再走各种繁琐程序。从现行个税制度安排来看，如果要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要履行各种程序，尽管这种制度设计相对公平，但也势必影响执行效率。假设形成联动机制后，相关部门就能省掉繁文缛节，让工薪阶层直接受益。

其实，在许多国家，个税调整也特别注重现实，比如德国，个税费用扣除标准每年都要做一次微调，以体现税收的灵活性和人性化，保障公众的收入不受影响。

2.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的个税费用减除标准

2006年1月施行的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2008年3月1日调为2000元。这个测算所依据的是当时或现在的静态数据，并没有考虑到其以后的增长性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因此，虽然从现在来说，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工薪阶层纳税人将从占个税纳税总人数的60%减少到26%，但由于最近两年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劳动力价格也得到普遍提高，工薪阶层的纳税人数已经远远超出了26%的比例，再次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这使得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本质作用在弱化。不仅如此，由于物价在近期上涨幅度更大，目前的费用扣除标准的购买水平在下降。对普通百姓而言，个人收入主要体现为工资收入，费用扣除标准的购买水平下降，无疑对他们的生活有较大影响。这样，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不合理性就显现出来了。

要解决以上问题，个税制度宜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与完善，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通盘考虑， 建立费用扣除指数化，而不只是着眼于费用扣除标准。

费用扣除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相应调整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的名义所得增减的 影响 。也就是说，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

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赋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扣除额进行调整的权利，每年按照物价变动情况对扣除额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满足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需要。

3.以家庭为单位和根据地区情况来分别制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研究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首先，要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的分类课税模式存在着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的弊端，但在目前要完全放弃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也不现实，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因此，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按照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宜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

其次，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最基本目标是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即是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而且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非常重，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成为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因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所以，个人所得税应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力争做到相同收入的家庭纳各自相当的税，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按综合能力来征税，并且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税征收应该是个税改革的根本方向。

4.调整“累进税率制”

除了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还要调整“累进税率制”，拉大税率档次的间距，降低每一档次的税率，以达到变相减税的效果。比如现行标准中，超过费用扣除标准0-500元计征5%的个税，超过500-2000元计征10%；倘若修改成超过费用扣除标准0-2000元的部分，统一计征5%，即便费用扣除标准维持不变，也可以减轻75元的税负。

5.建立一套与《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

（1）对包括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在内的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应制定税收基本法加以明确规定，各项税收立法要完全体现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保护的原则。

（2）建立一套与《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纳税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纳税人的生存权的保障标准是不一致的。国家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综合考虑公民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需要，通过具体的计量，得出最低生活费标准，以此构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因素适时调整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

6.加强税收征管，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一是税务机关应利用一切渠道，开展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税法宣传、辅导和培训，形成强

大的舆论攻势，让税法深人人心，提高民众的纳税自觉性；二是在提高服务意识、优化服务手段、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的同时，严厉打击高收入者和部分社会名人逃避纳税义务的违法行为；三是强化税务人员自律与监督机制，严格限制税收征管中的自由裁量权，避免执法不公情况的出现，对税务人员的职务违规违法行为应给予纠正和处罚；四是建立和完善重点税源监控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具体措施包括：推广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加强对扣缴单位管理、完善自行申报与扣缴税款的双向核实制度、推广个人收入及财产申报登记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魏众：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

[2] 刘 荣：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制改革设想.涉外税务，2010年第10期

[3] 王建平：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护.税务研究，2008年第1期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4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减税 策略

目前我国个税免征额没有考虑到各地收入差异和家庭之间收入情况，但是纵观以往的经验来看，个税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合理的，因为综合收入水平和赡养系数的决定，这就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判断，把利于实施个税减免的措施以及相关的政策合理的制定出来。目前很多专家提议进行结构性减税，其主要的方式就是减税，给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随着经济发展不断的发展，这也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概念

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最完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需要解决好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应该减多少最合理；二是怎么减。由于个人所得税的规模和政府的财政承受力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实施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政府的经济收入，因为政府的经济主要来源就是通过税收来完成的。

我国的个税正在改革阶段，目前收税的主要税种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相比较之下，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还不到总税收的8%，但是实际的预算相差很远，由此看来，个税的体制还不够完善，应当加强整合力度，然而我国又是一个经济大国，所以对于个税的改革是相当漫长的一个阶段。根据相关的组织调查统计表明，在发达国家中，个税占总税的30%左右，而且一直处增长的阶段，我国确实在稳步中，甚至有时会下降。其主要在流转环节征收，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个税改革的同时，取消众多流通环节的重复征税，这在整个税收改革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否则在改革之后，仍会出现新的问题，由此看来其意义深远。

二、“起征点”的重要性

所谓起征点，是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开始征税的界限。征税对象的数额未达到起征点时不征税。一旦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起征点，就要收入全部的费用，而不是只收入一部分的费用。在大多是的人对于个税的理解是“免征额”，这是绝对的错误观念，正确的应该解释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实际上，个人薪酬中扣除的费用，是对个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等的一种补偿。在劳动的整个过程中，放弃其他的所有价值，和企业所得税在计算前需要扣除的成本一个道理。这就是“起征点”最容易理解的一种解释。

随着居民的收入和物价水平不断的上升，我国政府对“起征点”进行了几次调节，1993年的个税征收是800员，2006年是1600员，2008年是2000元，2011年将免征额提升至3500元。由此来看不仅可以减少纳税人的总体数量，而且是深入民心的一次调整，会给普通百姓带来不小得福利。又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中低收入阶层税负的政策对于贫富差距来说发挥了“反响调节”的作用，通俗的说就是中低层的百姓对于政府的这种政策享受的福利少。要想达到整体的效果需要与税率和级别的距离缩短。

三、减税的理论依据

(一)凯恩斯学派的减税理论

最早提出减税主张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经济处在一个衰落的时期，经济萧条，大批经济学研究者在当初进行得市场调查中发现，政府通过减税可以使消费者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水平和投资需求水平。减税的这要目的是使消费者有更多的支配收入的权利，使企业有更多的投资用来挣钱。也就是说政府减税的目的是投资达到最大化，利用资金可以建立更多的资产，壮大自己的产业的同时，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就业率，这是双赢的措施。

(二)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这一种理论的提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主张对八十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减税法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成为实施的理论依据。大部分人还认为，减税的最大有点是刺激了供给，促进了产品的消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税率的降低，使群众的压力减轻，大大激发了人们创业的新欲望，在发展中不断的创新。对于中小规模的厂商来说，厂商就会倾向于更多地投资和生产，从而产品供给势必增加。由此看来，减税在当时的经济压力下，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减税的依据，在历史的实践验证下，最终演变成为我国目前减税的根本依据，乃至整个世界减税的理论依据。

四、个人所得税减免改革建议

据经济学家的分析，税负过重与税收的过快增长有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与实际的发展相违背，这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减税进而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节这种结构，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适当增加居民与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在通货膨胀方面分析，减税有助于帮助居民与企业更好地应对通货膨胀；由此看来减税可以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根据本文的多年经验和实际的调查，总结出以下几点建设性意见，仅供参考。

(一)调整税率和级距

调整税率和级距是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关键，因为其与上调“起征点”相比，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级距更能有效发挥其减税作用，它不仅可以克服上调“起征点”的“累退性”，还能具有“削高”的作用。目前从中国个人所得税目前采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来说，其各级距的税率从5％渐次上升到45％。在45％的最高税率已经很难上调的情况下，根据此数据来看，发挥个人调节收入分配是关键。

(二)调高低税率适用的级距上限和降低高税率适用的级距下限并用

目前对我国的税收情况来看，对于个税的减免来说，调高低税率适用的级距上限和降低高税率适用的级距下限并用是至关重要的，则可以取长补短，二者相辅相成，有效的发挥了个人所得税“削高补低”的作用，使减税落到中低收入阶层身上。这对于我国的国情来说是非常符合的一项正确策略，加强其运用的技巧，是减免个税的先决条件。由此来看，二者在实施时，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

(三)最佳策略是微调起征点、多调税率和级距

由于单纯上调起征点的累退性等问题，个人所得税的“减税”要更关注其级距和税率的调整，二者必须协调好，这是前提条件。通过对目前的国情分析和对未来的发展预测，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实现“削高补低”目标的最佳举措应该是：将上调“起征点”与减少税率级次、调整税率级距有效的结合起来，寻求其最佳结合点。

实际上，无论是调整级距和税率，还是上调起征点，都能起到减税的效果。在实际例子中，比如假设国家根据财政的可承受能力，事先确定了减税规模是500亿元，那么用上述三种方法都可以减税500。根据比较得出最有效果的方法是关键，单纯上调起征点的缺点是税负的“累退性”，这样做无意会种地人群的税收减少。尽管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较大，但高收入人群依然享受到了500亿元减税中的相当一部分，这显然并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就要将上调起征点和率、级距的调整结合起来，就可以使中低收入的人群较少个税负担。也就是将500亿元减税真正分到中低收入人群的头上，增加了高收入者税负的同时，发挥了个人所得税“削高补低”的作用。

(四)消除“隐性税收”

另外，国家的税收制度存在巨大的“隐性税收”，根据我们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税收关系的研究，减税刺激消费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可能并不会使国家税收减少，反而有时会增加政府的负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一起加以利用，需要适当的做出调节，仔细认真地查找内部出项问题的原因，局部的调查表明，这是因为国家从消费增长中所获取的税收将远远超过减轻个人所得税减少的收入。可以有效的循环利用此资金，不当可以为自己或企业本身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卓越的贡献。由此看来，消除“隐性税收”是我国改革的重要手段。

(五)改革出口退税政策

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世界的经济迟缓，美国的已经下滑，还有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世界各个地区有贸易关系的进出口企业。对于如何抑制此问题的发生和蔓延，政府相关管理人员应充分考虑企业部门的实际状况与承受能力，认真分析能够承当的最大劣势，在适当的时期给予已订购的帮助，否则人民币过快升值将引发大量外贸企业破产倒闭，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发杂，出现下降的趋势，最终摧垮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由此看来，政府在中间起着主导的作用，。要想经济更好、更快的发杂，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出退税率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尽快实行转型和产业升级，同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时应落实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政府加大寻传，鼓励出口产业的出口退税率，如钢铁、计算机等信息化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不但解决了积货的问题，而且还能不断通过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等相关的措施，在实践中把减税落到实处。

(六)拓宽所得个人所得税基

有两种方式可以拓宽税基，其一，将原先排除的税基之外的收入归入到综合所得之中，在实际实行过程中，比如有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的收益、残疾人补助、家庭保险、医疗补助等等；其二是取消减免项目或者对利息的收入减少，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项目比如有消费者信贷支出、基金支出等等。这两种方式可以有效利用国家政府税收的政策，而且来至于民，服务于民，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双赢的利益。由此看来，征税机构拓宽所得税基是减税的一种效率极高的方式。

(七)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配套的条件

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分析，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较低、逃、避税的十分普遍，但是这些问题不只是税务部门的问题，相关的机构也当有一定的责任，由此有两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其一，建立个人财产的登记制度，并且法律鉴定其来源的合法性。其二，实施并且完善储备存款的实名制度。避免了逃税的状况，使政府和个人的税收都很透明，彼此也能互相的监督，使其法律性增强。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减税的意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税收机构的管理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实践中，根据减税的现实条件和原因，应该结合减税的理论基础，制定合理的对应政策。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断的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策略。

参考文献：

[1]孔繁荣,聂国卿.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减税政策的比较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

[2]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杨省庭.浅谈现行税制改革与坚持我国基本分配原则[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

[4]张苏煜.税收公平原则下的《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5

2月27日，与网友交流时表示，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起征点” （即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已经列入国务院议事日程，“礼拜三（3月2日）就讨论”。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出有必要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的级次和级距。

一时间，外界展开了对“起征点”具体数额的“竞猜”，提出4000元者有之，5000元者有之，更高者亦有之。在3月7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进一步表示，今年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

而在财税业界人士看来，简单地将个税改革等同于调高起征点，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起征点”概念被很多人误读， 而考虑到其涉及收入分配与财政收入的复杂关系，个人所得税制的整体改革仍然前路漫漫，难点甚多。

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73202.3亿元，其中个税收入4837.17亿元。按照2011年预算草案安排，今年税收收入预算为79291亿元，个税收入将达5200亿元，二者将继续保持同步增幅，这或可理解为个税改革的底线所在。

误读“起征点”

个人所得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80年9月，中国颁布个人所得税法。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一是起征点，一是税率。起征点涉及谁应当交税，与普通公众的关系最密切，而税率则涉及高收入人群多得多交问题。

当时确定的个税“起征点”为800元，2006年上调至1600元，2008年再提高到2000元，起征点的上升幅度低于同期GDP增长。

除了“起征点”的变化，中国对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制则延续至今，税率最低5％，最高45％，收入越高者交税呈加速度增长，该税率表在1993年修订完成至今未变。近年来对它最大的批评就是，过高的税率导致高收入人群想方设法分拆收入，从而避免按高税率交税，实际可行性越来越差。

于是从财税部门的角度，公众所关注的“起征点”调整的紧迫性，实际上远不及税率调整。据了解，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去年上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方案，主要内容正是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表，即调整税率、级次和级距，而“起征点”暂时不动。

但近期决策层的表态和国务院会议精神则表明，普通公众更关注的“起征点”问题也纳入了改革议程。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对《财经》记者表示，之所以加上提高“起征点”的内容，主要是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压力。

这的确是影响巨大的重要经济形势变局。2010年以来通胀渐露苗头，全年CPI同比上涨3.3％。今年1月CPI上涨4.9％，仍在高位运行，公众的通胀预期上升，反过来对工资收入和税收的敏感性增强。由此，通过适当提高“起征点”，或可为普通民众冲抵一部分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关于‘起征点’，目前谈论至3000元的声音比较多，到底多少才合理是相对的标准，是方方面面博弈平衡的结果。”孙钢说，政府提高个税“起征点”实际上是一种减税，目标是增加民众的实际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对此应该给予肯定。不过，要有效解决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仅仅提高“起征点”是不够的，因为“起征点”的提高惠及的只是小部分人群。

目前，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数量是3.2亿，工薪收入纳税人数量说法不一，多则称1亿，少则称6000万。即便以1亿人来计算，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城镇就业人口收入达不到“起征点”。这部分人才是真正的低收入人群。

在3月7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今年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政府要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这种提法并不准确。“起征点”调高后，中等收入及以上的人由此受惠，但对剩余的低收入者没有任何意义。

“试想一下，如果‘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2万元，低收入者就更达不到扣除标准了。”孙钢表示。

今年“两会”期间，“起征点”提高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再呼吁提高“起征点”，而且自认为是在为民请命，实际上是在为一小部分人请命。这一小部分人，并不包括最需要提高收入的低收入者。

2009年6月，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曾发表文章称，个人所得税收入主要用于补助弱势群体等，如果扣除额提高过多，高收入者缴税大量减少，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会受影响。因此，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不仅不能得益，反而成为利益受到影响的主要群体。

那么，个税“起征点”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孙钢表示，它满足的应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目前，媒体经常将国家统计局每季度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指标，作为衡量“起征点”高低的标准。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指标，其公式是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赡养系数相乘，再除以12。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即使沿用2008年相对目前已然偏低的赡养系数1.97，去年的月平均支出也达到2211.5元，超出20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

殊不知，这种支出中并不完全是基本生活需求支出，还含有一定的享受支出成分。而享受方面的支出，不应包括在扣除范围内。而且从国外做法来看，“起征点”只是比最低工资水平或社会救助线略高而已。

关于此次“起征点”调整后的数额高低，各界也议论纷纷，不少网站还推出投票活动，请民众点击投票。所列“起征点”选项少则2500元，多则上万元，不一而足。

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目前很多人对于“起征点”的猜测显然太高，“最终肯定不会达到4000元、5000元那么高。”

该知情人士分析，如果此次只是提高“起征点”，而不对税率表进行调整，那么“起征点”有可能会定得高一些。但从目前来看，两者都将发生变化，综合产生减税效应，那么“起征点”就没有必要过多提高了。

变数也并非不存在。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知情人士说，草案提交到人大后，还将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人大常委会多少都会做一些修改，‘讨价还价’之后，国务院提交的‘起征点’标准，有可能再被提高。”

这样的先例曾经出现过：2006年，个税“起征点”面临第一次调整，国务院提交的标准本来是1500元，人大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听证会后，将其提高到1600元。

孙钢也表示，最终人大常委会的这种“修改”是指文字上的修改，还是内容上的改动，目前不得而知。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起征点”最终极有可能被确定为3000元，比现行的2000元提高1000元。

税率表“重头戏”

个税“起征点”自2006年提高之后，不到五年时间，今年将进行第三次调整。对此有观点提出，与其如此频繁调整，不如建立“起征点”与物价指数联动的机制，保证其与物价涨落同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就在“两会”期间表示，“起征点”的确定应与物价水平挂钩，大周期一届政府调一次，如果周期内通胀比较严重，可以两三年调一次。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为此还专门提交议案，建议提高“起征点”，并随着CPI浮动，定期调整。孙钢认为，机制建立之后，“起征点”的调整将更加规范，可以排除一些盲目性。

建立这种机制尽管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但如果真正实施起来，纳税人可能会失望。例如从2008年到现在，物价涨幅大约为10％，如按此幅度提高“起征点”，也只能提高到2200元，老百姓肯定不满意。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是与物价联动，如果物价回落的时候，“起征点”是不是也需随之下调？

李东生在议案中还建议，考虑到东西部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应该实行差异化的“起征点”。多年来类似观点一直屡见不鲜，认为个税“起征点”不应该“一刀切”，而应给地方一定的调整空间，以适应当地的收入水平。

但孙钢分析指出，之所以标准统一，主要是为避免加剧不发达地区的人才外流。比如如果东部发达地区由于收入高，“起征点”也调高，西部地区的人才就更愿意到东部地区就业，收入高，而且扣除更多，这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建设不利。而且，若放任地方自行制定标准，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一个税收竞争问题，为争抢税源，各地会竞相把“起征点”越抬越高。

“给地方调整‘起征点’的权限，招惹的麻烦会比解决的问题多，起码现阶段不会这样做。”前述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称。

实际上，“起征点”只是此次个税制度调整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减税意义不大的方面。以扣除各项保险费用后月入4000元为例，“起征点”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000元，每月少缴的个税只有100元。

相对来说更具减税意义和制度建设意义的调整，是对税率表“做手术”。从1993年至今，该税率表已十余年未动。

前述知情人士也表示，“起征点”和税率表同时优化调整，比单纯地将“起征点”调得更高，减税效果要好。

“社会舆论过于关注‘起征点’的高低，而没有更多注意到税率表的调整，其实后者的优化给低收入者带来的好处更多。”孙钢表示。

按照现行税率表，月应税所得在500元以内的，税率为5％。如果将500元扩大到2000元，甚至5000元，减税效果就非常之大了。如此调整之后，大部分工薪收入者即可按照低税率缴税。另外，最高一档税率45％也将下调。

孙钢认为，在税率方面还可以考虑在5％以下增设低税率，比如3％。“这意味着缴一点个税就可以了，此举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财科所所长贾康此前也提出，可以将第一档税率设计为1％，使工资收入超过“起征点”不多的低收入人群税负明显降低。

据《财经》记者了解，财税部门所提交的方案中，并未设置比5％更低的税率，不过最高税率45％行将取消，级次也将由目前的九级减少为五级或六级。

综合征收尚无期

个税改革自2003年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便确立了实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征收的目标，不过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个税主要有三种征收模式，即分类税制、综合税制、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中国目前采用分类税制，即按照所得的类型分别适用不同的计税方法，按月或按所得发生的次数征收。对包括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在内的11个征税项目采取不同的计征办法，适用不同税率。这种模式征收成本比较低，但无法照顾到不同纳税人的实际生活负担。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综合税制或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综合税制以年为纳税的时间单位，以个人或家庭为纳税单位，对纳税人全年全部所得减除法定的扣除后的部分征税。综合税制的模式收入分配作用更加显著，但对征管条件及其配套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

按照财税部门提交的方案，对征收模式方面并未触及。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尽管相对于此前多年间“起征点”的单纯调整，此次个税制度调整的幅度较大，但总体来说还属于“小改”的范畴，在征收模式上此次没有涉及，主要是由于现实条件达不到要求。

“实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不要说实施，想一下就非常复杂，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难点，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孙钢认为。

比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可以解决一定的生计扣除问题，但如何准确掌握家庭人口信息，对税务部门来说是不小的挑战。除生计扣除，还包括成本扣除、特别扣除等。

要实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征收，个税征管模式面临大的变革。对此，目前各界在理论方面研究较多，对操作层面研究甚少，缺乏具体的技术路线，一下子踏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按照以往财税改革的惯例，不管是增税还是减税，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一个重要的考量是该项调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避免收入产生大起大落。因此，历次税制改革多为渐进式推进。

至于此次的减税规模，前述知情人士透露，其规模定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个税制度调整，至少也在300亿元以上。

据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估算，假设税率表等因素保持不变，“起征点”由2000元增加到3000元，可直接增加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870亿元－1250亿元。

收入与调节之惑

一直以来，在个税制度改革的道路上始终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过低，需要不断扩大收入；另一方面，舆论认为工薪阶层个税税负过重，应该进一步减负。

孙钢表示，此前每一次提高“起征点”，就有一部分人离开个税纳税人队伍。有关方面还以此作为一项成就进行宣扬，其实这是一种误导，不利于个税制度的优化。其实，个税改革的思路，并不是要不断减少纳税人。

这是由于，一个税种要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征收面，如果社会上只有极少数纳税人缴税，对整个社会的调节作用就无从谈起。因此，个税的调节作用不应该体现于谁纳税、谁不纳税，而应是纳税多少的问题。

“就像1980年中国开征个税的时候，‘起征点’定在800元，而当时全国达到该标准的中国人不超过20个，即使他们将全部收入用于缴税，对调节分配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孙钢说。

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解读2011年预算草案报告时表示，保持适度的财政收入规模，是有效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作用的前提。

2006年和2008年两次提高“起征点”后，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6％－7％。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73202.3亿元，其中个税收入完成4837.17亿元，占比6.6％。而此前的2002年左右这一比重已经突破7％。

在发达国家，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般为30％－50％，发展中国家也达到8％－12％。

另外从去年来看，个税收入增幅22.5％，还低于税收总收入23％的年增幅。这种现象在往年并不多见，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按照2011年预算草案安排，今年税收收入预算为79291亿元，个税收入为5200亿元，占比仍为6.6％。

此前，国税总局税科所所长刘佐在《财经》撰文表示，多年来，中国的个税收入总量较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较低，自2001年以来一直徘徊在7％左右，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从而影响了其财政职能和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

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也认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不缴个税，那个税就越来越变为一种只对少数人征收的“富人税”。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加强征管，个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地位都不可能提高。

另外，如果个税收入占比过低，而总体收入仍然居高，只能说明大部分收入来自那些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不是很大的税种，比如流转税。张斌认为，在优化个税制度的同时，还应该下调流转税等税种的税负。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6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两法合并

随着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越来越被认可，国内的经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世界联系也愈加紧密，因此我们国家的财税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中，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正式实施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改变。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两法合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改变意味着新旧更迭，这是一个在探索中不断修正并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2009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就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修改。虽然经过不断调整，但企业所得税在运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一、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一）纳税调整有助于提高企业所得税征收水平

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中，我们国家的企业缴税的方法大体上是遵照先按税法算法按月或按季度预缴再根据本年度的实际收入计算实际应缴税费，多退少补的原则。企业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同时结合本企业的现实经营状况进行实际利润的核实工作，来实现企业会计计算与税法规定的平衡，这在无形中就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企业所得税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图1 2002-2008年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走向图

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2年起，我国企业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并在2008年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2002年，国家出台了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在内的一系列新政策，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保持了一定的稳定状态。

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虽然这两套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调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但新法对以前已不适应现今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加之内外资企业的合并征收的巨大影响，使得在2008年这一年的企业所得税征收额在全国纳税总额中达到了历史新高，新企业所得税的运行已初见成效。

图2 2008-2011年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走向图

在图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2009年的企业所得税占全国纳税总额的比重是下降的，至2010年才有了小幅回升，所以说，自2008年至2011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占全国纳税总额的比重出现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波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包括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大环境以及国内自然环境灾害等在内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从企业所得税角度来看，随着时间推移，新企业所得税法在运行过程中，在一些具体的实务操作中，出现了个别的像填报、管理之类的不和谐因素，影响着企业所得税整个征收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在2009年，企业所得税的年度纳税申报表进行了一次整体修改，这是一个政策制定与具体实务操作互相磨合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图2中企业所得税在全国纳税总额比重下滑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这种下滑是不好的现象，因为正是这次的年度纳税申报表的修改，使得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以及征收水平都得到了一个质的提高。

（二）纳税调整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1）纳税调整有利于企业更加明晰自身财务状况。

在进行纳税调整时，为保证账目能符合纳税相关检查的要求，企业往往需要准备充足且切实可靠的财务报表以及相关票据资料。而这又间接使企业财务人员再一次检查了自身账务是否存在疏漏，从而避免了一些经济犯罪的发生，这样就在无形中保证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2）纳税调整有利于完善企业财务预算体系。

通过纳税调整，企业会再一次明晰所有账务的各类细节问题，因此一些不显眼并且不必要的支出就会被发现，在下一年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企业的利润就会得到增加。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运行中纳税调整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企业所得税法》自实施以来，经过几年检验，业界已广泛认可了其在减轻内资企业税收负担水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我们还要看到，其在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像政策执行口径不明确等在具体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一）业务招待费的核算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像招待餐费、交通费等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因应酬而用于对外公关交往、业务洽谈项目上的费用一般被称为业务招待费。我国税法对业务招待费有着明确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其实，对于业务招待费，税务机关在管理上确实颇具挑战性，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它也依然是个难题。因此，我国对于业务招待费的处理也借鉴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对其支出在税前“折后扣除”的做法。虽然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业务招待费的管理难度，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对税收各类新政策的掌握还不到位，企业很容易在申报过程中按发生额的60%进行扣除后，忽略了还有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5‰的限额，从而造成了纳税调整上的偏差，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二）视同销售在纳税调整中易存在漏项

之所以把视同销售行为看作新企业所得税在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其在会计上不作为销售计算，而在税务上则被视为销售行为。因此企业需要对视同销售行为做出相应的纳税调整。然而，视同销售子类繁多，这无疑给核算和调整企业所得税增加了难度，在实际操作中极易存在漏项。同时，还需注意的是，企业所得税法的界定标准同增值税法的规定存在差别，两者不可相互适用。由于在企业所得税的核算中企业内部行为不作为纳税的依据，所以企业所得税在视同销售方面确认的收入要小于流转税，在计算收入核算利润时具有明显差异，这就需要企业财务工作人员更加地了解相关政策的更迭与出台，做好纳税调整工作。

（三）企业租用个人私家车应分情况进行调整

在实务操作中，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报销私家车费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企业也非常普遍的不针对此项目做出纳税调整。但在实际上，这是不完全符合税法规定的。因为具体来说，按照相关税法规定，企业租用职工的私家车，只有在签订了协议的情况下，汽油费、过路费等各项费用才可以按部门计入各类费用科目在税前扣除，若没有签订协议，以上费用是不可以在税前扣除的。

（四）成本发票的合规性问题

在现实的实务操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没有抬头、年份属于以前年度、抬头署名不是本企业的“不合规票据”，而大多数企业却普遍用此类不合规票据列支成本和费用，并且不进行纳税调整。这种行为一方面有悖于税法规定，违反了成本和费用列支的真实性原则，而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税务机关在平时的纳税检查中对不合规票据的监察不严，进行检查工作时有所疏漏，这是税务机关在平时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部分。对此类不合规票据，应在核实后进行纳税调整。

（五）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的界限有待进一步划分

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机器、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工具等）被称为固定资产。由此可以看出，法规把“使用年限”以及“是否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这两个指标作为判定固定资产的主要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如企业能够预计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某项非货币资产使用时限超过12个月，就应作为固定资产作出税务处理。我们应该看到新政策取消了《企业会计制度》和原《企业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设定的2000元单位价值标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此举可以将低值易耗品一次摊入管理费，还可在当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省时得利，有利于企业发展；但我们还要看到，取消2000元的价值标准，使得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对使用寿命超过一年的低值易耗品的账务处理也产生了困惑。

三、解决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争议问题的思路

（一）做好业务招待费相关新政策的学习及研究工作

完善业务招待费的核算一直是国内外财税研究的课题，每一项相关新政策的出台都饱含一线研究人员的心血，所以企业更应该了解并掌握新政策的内容，充分发挥新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也为以后新政策的完善提供坚实的受众基础。为此，需要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共同努力：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必须使企业明晰符合税前扣除的一般条件和规则。让企业知道发生业务招待费是正常的，其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一规定虽然没有量化的标准，但一般商业常规都可作为参考，所以必须有足够充足有效凭证证明企业对于发生的业务招待费的真实性。同时还要及时向企业宣传相关的新出台的各项政策，以免造成因对政策的不熟悉而出现纳税违规行为的后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自身必须要保证其每笔业务的真实准确性，同时还要及时掌握国家新出台的相关政策。

（二）把握好视同销售的范围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对视同销售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条规定就为我们界定视同销售行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推出客户试用产品服务，将其记入“营业费用”的借方；并且将自产产品用作职工福利或往来馈赠的赠品记入“管理费用”的借方。这从企业所得税角度来讲属于视同销售行为，企业所得税在汇算清缴时的一般做法应为对其进行纳税调整，按公允价值确认视同销售收入，按账面成本确认成本，再把差额调增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同时也要做好企业所得税与流转税视同销售行为在确认收入上的界定工作。

（三）进一步规范企业租用员工车辆行为

企业租用职工个人的车辆，应该遵循的基本做法是：先签订租赁合同，出租车辆的个人从税务机关开具租赁发票并缴纳营业税后，租车单位以税务机关开具的租赁发票列支费用。而像折旧费、车辆保险费、维修费等应该由员工个人承担的费用则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因此，企业在这方面一定要核算清楚，据实进行纳税调整。

（四）加强成本发票的合规性监督管理

为规范成本发票的合规性，必须使企业明晰相关的税务法规。我国的税务法规就曾明确规定，税前扣除的成本发票应符合的条件为：

1.在发票管理上，银行收付凭证、交易合同和发票上的收款人与付款人及金额必须一致。必须坚决取缔没有抬头，年份属于以前年度、抬头署名不是本企业以及抬头署名为个人的这些“不合规票据”

2.必须有真实的交易行为。有明确的供货方与收货方，保证成本发票的真实性与正确性。

企业明确了上述规定，及时进行自我监督与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不合规发票的问题。

（五）明确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的“界点”

新的准则已经取消了金额为2000元的起点限制，会计人员可以根据“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且具有一定单位价值”这个标准作出判断，对于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一律计入低值易耗品进行核算。而问题的核心所在就是明确两者之间的“界点”。若不明确这个“界点”，就可能对两者的判断造成混乱。

（六）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各类申报表

纵观所有税种，企业的会计核算与企业所得税的联系最为密切。这一点在纳税申报表的设计理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申报表的计算方法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间接法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进行纳税调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的纳税申报表就属于典型的间接法纳税申报，其主表1-13行就是利润表，即：应纳税所得额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属于会计口径。在税法有明确规定且同会计处理不同时，进行纳税调整；若税法无明确规定，会计利润自动构成了应纳税所得额的一部分。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体现企业所得税法律、政策以及会计实施程度的一面镜子，任何一项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都应当在申报表上找到它的“映像”。可见，纳税申报表的意义就在与税务政策与会计核算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因此，对于64号公告申报表未预留毛利调减行次所造成的暂时性重复纳税问题，我们要及时关注并加以解决，同时还要细心留意纳税人易在纳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迷惑、问题，反复加以例证，从而使此类申报表更加完善。

总之，不论是对国家税务机关还是对各类企业，做好企业纳税调整非常重要，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制从此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影响。而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日趋完善的企业纳税调整，也必将促进我国税收工作的卓越进步，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杨志青.国际税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出版社，2008

[3]刘志诚主编.国际税收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8

[4]姜蓉堂等主编.流转税改革展望[M].湖北辞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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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调整篇7

论文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 纳税调整 反避税条款 预约定价安排 关联交易 境外投资 转让定价法律责任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境外投资日益增多，关联交易也愈趋频繁和复杂。为了适应新形势，有效遏制企业利用关联交易避税的行为，新《企业所得税法》专门设置了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完善了转让定价、纳税人举证、第三方协助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增加了成本分摊协议、预约定价安排、受控外国企业一防范资本弱化、防止避税地避税和一般反避税条款以及反避税罚则等内容。本文对“特别纳税调整”谈些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一、独立交易原则——反避税工作基本原则

新《企业所得税法》首次明确了 “独立交易原则”，它是指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业务往来遵循的原则。税务机关判断企业是否存在避税事实，是否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以及调整的具体金额，都是依据 “独立交易原则”。通过对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取证 、分析和收集相关可比信息后做出来的。因此独立交易原则的明确提出，意味着我国今后的反避税工作不是片面追求纳税调整金额的大小，而是更加注重纳税调整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二、非商业目的性纳税调整——反避税的一般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12条明确指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是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的行为。纳税人避税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的 “非商业目的性”，即纳税人从事的避税活动，并非出于经营的需要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税收上获得一定的好处。

《企业所得税法》对此做了限制，第47条规定 “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例如：企业进行重组或再投资等安排时，如果其目的是以逃避或推迟纳税为目的，不管这种行为在法律或商业上是否合理 ，从税务上都认为这种行为不具备合理的商业目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纳税调整。这是反避税的一般性条款。显然，这一条款扩大了税务机关反避税的权限 ，赋予了税务机关对企业出于避税目的的其他安排进行税务调整的权力，也必将对纳税人滥用转让定价以外的其他避税行为形成一定的威慑。

三、转让定价—— 特别纳税调整首要对象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转让定价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转让定价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实体，为共同获得更多利润而在销售活动中进行的价格转让，即以高于或低于市场正常价格进行的交易。这种价格制定一般不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只服从于关联企业整体利润的要求。转让定价通过价格转让，转移应税所得，实现避税目的。

为了有效防范转让定价税收风险，《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 “预约定价安排”，它是指企业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与税务机关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协商、确认后达成的协议。它使税务机关把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的事后审计，改变为事前调查，这既重塑了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又有效控制了企业被纳税调整的风险。

四、纳税人举证责任原则——提供关联交易相关资料

《企业所得税法》第43条在企业关联交易资料提供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有义务向税务机关提供关联交易资料的企业范围扩大了。“税务机关在进行关联业务调查时，企业及其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纳税人在反避税工作中提供资料的举证责任和第三方的协助义务，表明在转让定价调查中不仅被调查企业，而且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第三方企业 (如与被调查企业发生品种相同或经营活动相同的其他企业)都有义务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资料。其次，《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要求企业提供关联交易的同期资料，即纳税人在进行关联交的当期就准备好的资料。它一般要求税人按纳税年度准备或提供，而不是拿后当税务机关进行转让定价调查时再准备的资料。再次，根据《实施条例》114条，企业提供AgN关资料包括：关联业务往来有关的价格、费用的制走标准，计算方法和说明等同期资料如走价原则、定价方法、可比性，功能风险分析等。

纳税人举证责任原则也是反避税工作的基本原则。企业若能提供证明自己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资料，将会因此大大减少企业的税收风险。这有利于改变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关联交易的调查审计中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也有利于提高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的效率和纳税调整的合理性。

五、限制资本弱化——债务与股本比率应符合规定

资本弱化是《企业所得税法》引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所谓资本弱化是指企业在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大大超过了股权融资的比重。由于企业的债务利息可以税前扣除而股息、红利只税后支付，企业通过向关联方加大借款(债务性筹资)而减少股份资本 (权益性筹资)所占比例的方式来增加利息的税前扣除，以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

《企业所得税法》第 46条对资本弱化行为首次有了防范性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止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受限制的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不仅包括直接投资，还包括《实施条例》第119条所说的三种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作此规定将有效防止企业通过各种间接借款绕过资本弱化的限制，使企业难以通过操纵各种债务形式的支付手段增加税前列支。

六、成本分摊——成本与预期收益相匹配

《企业所得税法》第41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的原则进行分摊，达成成本分摊协议。成本分摊协议是企业间签订的一项契约性协议，如签约各方约定在研发产品过程中共摊研发成本、共担研发风险，并且合理分亨研发所带来的利益。确定成本分摊：一是要有预期收益；二是预期收益和成本必须相匹配。且要按照独立交易的原则。不能在成本和收益分割上进行人为的安排。同时成本分摊必须关注相应的法律条款，禁止纳税人滥用成本分摊协议，只有纳税人能证明成本分摊的必要性，成本分摊协议才可以使用，税务机关也才能认可。否则就有避税嫌疑，将会面临税务机关的纳税调整。

七、推迟纳税—— 纳税调整加收利息

由于纳税人所规避的纳税义务是在纳税调整前发生的，即使纳税人按规定补缴了税额之后，其延期纳税的结果也会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各国在对纳税人进行纳税调整的基础上一般都有加收利息的措施。而以往我国对纳税人从关联业务发生纳税年度到转让定价调整年度期间滞纳的税款则没有加收利息的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第 48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本章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缴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实施条例》对加收利息的期限和利率的确定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121条要对纳税人“自税款所属纳税年度的次年6月 1日起至补缴税款之日止的期间按日加收利息”；第122条“补缴利息应当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

但根据 《税收征管法》第 62条，纳税人如果拒不提供关联业务调查的相关资料，税务机关最多只能对其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有加收利息一说。所以，如果没有保障措施，税法要求纳税人提供资料的规定就会形同虚设。因此，如对不提供资料的纳税人采用“加点”的办法进行处罚，就会跟《税收征管法》有冲突。这次《实施条例》采用“减点”的做法，对一般的补税利息按贷款基准利率加 5个百分点，而对提供了相关资料的纳税人采取只按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这就绕过了目前的法律约束，同时也达到了鼓励纳税人依法提供关联业务调查相关资料之目的。

八、受控外国企业——规避居住国企业所得税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出于对税益的考虑 许多国内著名企业纷纷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幕大等一些无企业所得税或税率极低的国际著名避税地注册成立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将一部分利润转移到设在避税地受控外国公司 (CFC)账上，并利用居住国的推迟课税规定将这一利润长期滞留在境外不汇回 ，或要求境外子公司不作利润分配，从而规避居住国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调整篇8

上述永久性差异中，第(1)种和第(4)种都是按会计标准应确认收入而税法规定不确认收入或按会计标准不确认费用、损失而按税法规定确认费用、损失，应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减应纳税所得额。第(2)种和第(3)种永久性差异，都是按会计标准不确认收入而按税法规定确认收入或按会计标准确认费用、损失而按税法规定不确认费用、损失，应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第(1)种和第(2)种永久性差异都是与收入有关的，可称为收入的永久性差异，第(3)种和第(4)种永久性差异都是与费用、损失有关的，可称为扣除项目的永久性差异。收入的永久性差异的产生原因主要是会计标准和税法对收入的确认标准不同，收入永久性差异按对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的不同影响可分为可免税收入和应纳税收益两大类。扣除项目的永久性差异产生原因主要是税法和会计标准对有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标准和计量方法不同造成的，主要包括不可抵减费用、损失以及可抵减费用、损失。

一、可免税收入的调整核算

可免税收入是指按会计标准规定核算时作为收益计人利润表，在按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确认为收益。对可免税收入这种永久性差异，应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减应纳税所得额。该永久性差异包括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恢复、处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权益法下核算的投资收益等。

以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的永久性差异及相应的调整核算为例。税法规定，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不计人应纳税所得额，但按会计标准的规定，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构成利润总额。税务会计中在所得税调整核算时需调整的金额为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全部利息收入，应在财务会计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财务会计中对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利息”、“长期债权投资――应收利息”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因此，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调整”科目，贷记“长期债权投资调整”科目，同时，借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贷记“投资收益调整”科目。最后，在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借记“长期债权投资调整”科目，贷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

二、应纳税收益的调整核算

应纳税收益是按会计标准核算时不作为收入计人利润表，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为收益，需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项目，对这种永久性差异，应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该永久性差异包括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企业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企业以非货币易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企业接受捐赠资产，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集体或个人消费，会计标准和税法对关联企业间收入计量差异的调整核算，会计标准和税法对有关收入计量差异的调整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在权益法下核算的投资收益等。

企业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会计标准规定应按成本转账，不核算收入和成本，而税法规定既要核算收入又要核算成本，按该产品的计税价格或售价与成本的差额计人应纳税所得额。财务会计的处理为借记“在建工程”科目，按产品成本贷记“产成品”或“原材料”等科目，按计税价格和适用税率计算的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税务会计在调整营业收入时调整金额为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的计税价格，在调整营业成本时调整金额为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的成本，应在财务会计利润总额的基础上按计税价格与产品成本的差额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的税务会计调整分录应为按计税价格与产品成本的差额借记“在建工程调整”等科目，按产品成本借记“营业成本调整”科目，按计税价格贷记“营业收入调整”科目；同时借记“营业收入调整”科目，贷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借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贷记“营业成本调整”科目；最后，在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借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贷记“在建工程调整”科目。此外，该类业务还涉及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整核算。

三、不可抵减费用、损失的调整核算

不可抵减费用、损失，是按会计标准规定确认为费用或损失，计入利润表，但按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允许扣减。对该永久性差异，应在财务会计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调整核算。该永久性差异包括的具体内容主要有违法经营的罚款、各种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违法经营被没收的财物损失等、捐赠支出、超计税工资标准的工资性支出、超标准的业务招待费支出、超计税工资标准的三项经费支出、超标准借款利息支出、提取减值准备当期的处理等。

纳税人因违法经营被有关部门处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因违反税法按规定应缴纳的罚金和滞纳金，在财务会计中计入营业外支出，抵减了企业当期利润总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这些项目不应扣除，应调增应税所得。当企业发生因违法经营被有关部门处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因违反税法按规定应缴纳的罚金和滞纳金时，财务会计中的会计分录为：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费”等科目。税务会计的调整金额为罚款、各种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违法经营被没收的财物损失的金额。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为：借记“银行存款调整”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支出调整”科目；同时，借记“营业外支出调整”科目，贷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最后，在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借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贷记“银行存款调整”科目。

四、可抵减费用、损失的调整核算

可抵减费用、损失，是按会计标准规定核算时不确认为费用和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则允许扣减，对这种永久性差异，应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减应纳税所得额。该永久性差异主要有企业发给无房老职工的一次性住房补贴资金、超过5年的税前补亏、各流转税应纳税额的调整等。

因增值税是价外税，而消费税、资源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流转税是价内税，价内税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计人应纳税所得额的可扣除项目，因此，除增值税之外的应纳消费税、应纳资源税、应纳营业税、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金额的调整还影响到所得税的调整，应纳消费税、应纳资源税、应纳营业税、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调增时，将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调整分录为借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贷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科目；最后，在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科目，贷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应纳消费税、应纳资源税、应纳营业税、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调减时，将增加应纳税所得额，调整分录与上相反，即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科目，贷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最后，在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借记“本年利润调整”科目，贷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