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范文

民国文学篇1

经济管理系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传统专业，在学校各个专业中首先设立博士点，现在拥有4位博士生导师，硕士点为国民经济学，下设4个专业，分别是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涉外经济管理和工商管理。

一、招生情况

一般的情况下，每年经济管理系会招收4～5名计划内的硕士研究生和1～2名委托培养及自费的硕士研究生，计划内的名额中会有2～3名保送名额和保留学籍的名额。因此，您在报考时应仔细调查清楚。一般情况下，每年会有50～60人报考，因此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这就要求您作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里向您介绍一下近两年的招生情况：1998年，计划内招生3人，计划外1人，保送2人，报考人数为60人；1999年计划内招生2人，计划外1人，保送3人，报考人数48人，可以看出通过考试的录取比例为15：1～20：1。

二、教材的准备

经济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为：数学(四)，英语，政治(文)，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公共课的教材是一定的，下面介绍一下专业课教材的准备。

(1)《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高稚光等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2)《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预计今年出版；

(3)《微观西方经济学》，侯荣华，、赵国良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

(4)《宏观西方经济学》，侯荣华、张铁刚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

(5)《宏观经济管理学》，侯荣华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出版；

(6)《工业企业管理》，鲍学曾、王柯敬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这些教材您可以在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配楼一层的教材科买到，但值得注意的是您应早做准备，因为报考的人很多，教材科不一定有充足的存货。

三、复习和应考

(1)对本科为经济类或管理类的考生来说，一般的复习时间应为6～7个月，要注意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系的硕士点是国民经济学，同一般理工类院校的管理系的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论之。

有一点应提到的是，现在报考经济管理系的考生有很多(50%左右)是理工类毕业生，他们的数学素质可能比您强许多，您需要认识这种差别，并在复习时给予充分的重视。您的复习最好从基础课开始，建议您报名参加6月份的基础课补习班，尤其是数学补习班。这时参加补习班的目的并不是要要学到一些具体的东西，而是帮助您系统地回忆所学的课程，这比自己复习的效率要高许多，因此选择哪个补习班并不非常重要，只要不是太差即可。

从7月份开始真正是您自己复习的时间，这时如何合理地复习非常重要。首先，您最好审视一下自己的优点和弱点，尤其是弱点，因为您若能被录取，各科成绩均要达到教育部和学校分数线。然后，建议您采用系统的复习方法--对于数学，最好是严格按章节复习，将每章的内容分为几个专题分别讨论，尽量能列出各个专题的要点和典型习题，并做笔记以供查阅；对于英语，首先应突击提高词汇量和速度；对于政治和经济及管理专业课，建议按某种线索将其划分成几块，详细地列出每个理论或事件的产生背景、条件、基本内容、其进步意义和不足之处，以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您在复习时可能仅重视基本内容而忽视其他各项，建议您改正过来，而且这不仅对复习而言，考试时也应按这样的系统方法来答题。

这样的复约要持续4个月的时间，进入11月份，在您填写报名表的时候，您的复习也应进入综合阶段，即将各个专题串起来，仔细研究历年考题，适当地做一些模拟题，并且报名参加经济学考研辅导班。这个过程会持续45～55天，而且是备考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在这之后的时间会有15～20天，是您进行模拟考试的时间，这时您更应注意的是休息，准备考试。

(2)对本科为理工类的考生来说，一般情况下，理工类的考生会认为对付文科专业的考试只需要死记硬背，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经济类专业的一些东西是要背诵，但更需要的是能够理解并真正的掌握。

对本科为理工类的考生来说，一般的复习时间应为10～11个月，如果您以前未接触过经济类课程的话。在最初的5个月中，您需要完整地学习一遍专业课的考试必备书，这时并不需要背诵，而是要求您真正理解，特别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当然这期间也可以准备一些基础课如背英语单词等，但是主要精力应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上，不仅如此，若有条件，最好借阅本专业学生的课堂笔记以巩固学习。当您完成这些步骤后，就可以开始基础课的复习了，同样建议您参加6月份的基础课补习班。

理工类考生的优点是数学比较好，但弱点也是同样明显的--经济学的素养不够，因此需要您尽量以优点来弥补弱点。理工类的考生一般逻辑思维能力强，因此，建议您将经济类科目也进行条块分割，列出大大小小的标题和1、2、3此类的要点，用理科的办法来复习经济类课程。这可能对理解不利，但可能更适合您的思维习惯从而提高复习效率。7月份以后的时间安排应该同经济类的考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济学考前辅导班您是一定要参加的。另外一点是，在考试答题，尤其是做论述题时，作为理工类考生的您，对自己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东西不要囫囵地写上，避免说出“外行的话”而影响整个题目的得分。

最后，一份工整的答卷是所有老师都喜欢和乐于见到的，经济类考试文字表述较多，因此，卷面的工整是非常重要的。

四、录取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具体由研究生部负责，在录取和招生的过程中，研究生部严格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公开，是指当考试成绩出来以后，研究生部会将所有考生的成绩张榜公布，这样，您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而且可以知道其他考生的成绩，从而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排名；公正，是指在达到教育部和学校的分数线的基础上，完全按分数的高低来进行录取，虽然这看起来不太符合“素质教育”的思想，但在考生竞争激烈的现实条件下，研究生部还是严格坚持“分数高低”的原则；公平，是指无论考生是本校毕业还是从外面考入，都会受到同等的对待，研究生部是直接向校长负责的教学科研和管理部门，对于所有的报考者都平等对待。

民国文学篇2

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劳动力的配置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国民经济

前言:

要素生产的效率、要素投入数量的多少等，都会对经济产出的规模产生直接的影响。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将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适当的转向非农业，能够使劳动力配置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因此，在国民经济增长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做出的贡献，应当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加科学、合理。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

在不同部门当中，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一个国家当中，包括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是现代经济部门，主要进行非农业经济活动。农村地区是传统经济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如果政府完全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中的劳动力市场就会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同时都能够保持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没有限制，在自由流动的作用下，二者的劳动力市场就会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中，产业或地区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是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流动的根本性原因。而这种差距反过来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得以消除。此时，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就能够得到相对均衡的配置状态[1]。在二元经济结构当中，为了研究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封闭转变为开放，假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会产生费用。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之前，由于城市地区缺乏劳动力，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高。而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充足，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低。在劳动力市场开放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薪资待遇的差异，因此，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流动。此时，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减少，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上升。而城市地区由于劳动力增加，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下降。理论上说，当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薪资待遇达到相同的时候，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停止。在福利方面，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都会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的流入，城市地区的工资率下降，因而企业的福利将会增加。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出，使得工资率上升，也会带动福利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下，社会总福利的水平将会显著提高。

二、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边际生产率的测定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2]。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3]。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4]。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结论: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劳动力的配置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中的转移，能够有效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分配，从而使二者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工资率得到合理的优化与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理论比较的再研究张建君;经济评论2006-07-15

2、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巫文强;改革与战略2010-06-20

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创新国民;经济管理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问题以我国民商法和经济法的相关研究为例周林彬;法学评论2007-01-13

民国文学篇3

成长的轨迹

文学界的人习惯于把《人民文学》称之为文学界的“国刊”，说它是文学“国刊”，既源于《人民文学》诞生的背景，也因为《人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责任。

1949年10月25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25天后，一本由建议、郭沫若提写刊名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京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的坐姿照片，背面即是亲笔为《人民文学》提写的“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时任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为《人民文学》圈定了发展宗旨：“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

在回溯《人民文学》的发展足迹时，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文学》分为“”前17年和“”后、改革开放直到现在两个阶段。中间“”十年，中国文学停顿，《人民文学》也停刊。但《人民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条主线，即用文学的形式在记录中国。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自然也是记录和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人民文学》创刊后的17个年头里，刊发了数百万字反映部队生活、革命战争和生活的文艺作品，时至今日仍让人记忆犹新的作品有刘自羽创作的反映部队生活的《火光在前》、康濯和马烽创作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买牛记》和《村仇》。然而，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限制。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在第二个阶段，《人民文学》开启了中国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门，其中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记录了10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反思我们的社会。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在公众中有力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科学的声望；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又通过徐星、刘索拉、莫言等人的作品开启并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此时的《人民文学》才算真正意义上回到其办刊宗旨上。1978年至1982年，在连续五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的第一位；在1977～1980年和1981～1982年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船长》等都榜上有名。

有一种坚守叫责任

或许，《人民文学》自创刊之日起就担当了一份责任――对一个民族文学事业的责任。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自然担负着紧密联系和广泛团结全国作家、发现和重点扶持文学新人的使命，承担着推举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新成果、以高质量并有特色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务。第一任主编茅盾在发刊词里这样写道：“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基于这种责任，《人民文学》60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每个编辑都负责一定的片区，对自己所负责片区的作者情况了如指掌，如果在一段时间没有好作品面世，编辑会自我谴责。这种做法，用最通俗的方式解读，就是区域内没有好作品，不是作者的责任，而是编辑的责任。在现任主编李敬泽看来，《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承载的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对于发现的好作品，哪怕是一个好的创意，编辑部都不会放过。作家刘心武发表《班主任》时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在讨论稿子的修改意见时，时任主编张光年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小说的题材抓得好，但矛盾要写得尖锐，不痛不痒不好。刘心武汲取了张光年的意见，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后经编辑两次修改，刊发在1977年的1月号，开启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大幕。

对作品如此，对作者更是不遗余力。《人民文学》对作者有一个“养”的策略。对于尚不成熟的作者，编辑会和他保持联系，并尽最大可能提供帮助。作家毕飞宇就是《人民文学》“养”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有《人民文学》的关注和帮助，其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养”作者的策略，李敬泽却认为，这个“养”不是谁养谁，说的是一种眼光和耐心，就像看见一棵小树，然后耐心地守着它，等它长大。“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就是对真正的才华的发现、鼓励、等待。有时，大家看到有的作家出名了、成功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编辑在此之前已经和他有长期的交往，甚至是从他完全无名、自发来稿时开始。这种眼光、耐心和责任感，说起来没有那么华丽，没有那么时髦，但我认为，一代一代的编辑把它坚持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人民文学》对责任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对文学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聚焦以及对新一代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在经历了2006年众多诗歌事件之后，特别是所谓的“梨花体”、“口水诗”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朗诵”、“叠罗汉事件”之后，诗歌的命运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3月，《人民文学》推出“诗特大号”，这一期专号上发表了75位诗人的近400首诗作。同时，编者在这期的《留言》栏目中还写道，“真正写出好诗的是深入诗内部的默默耕耘者，由于专注而凝神，已无暇顾及其他。恰恰是这些‘非著名’诗人延续了诗的优良传统，并开拓出中国新诗更为广阔的疆域。”评价以一种文学责任的方式对诗作者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文学不是浮燥的产物，它需要作者对生活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感悟。此后的11月号又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这期专号上，既有“70后”的实力派青年作家魏微、徐则臣、田耳等的中短篇小说力作，又有备受关注的“80后”作家安意如、笛安、“打工诗人”郑小琼等人的新作。李敬泽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本期专号阵容强大，作品质量齐整，既有对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发扬，又有对现代意蕴的挖掘和 创新。”2009年，《人民文学》第600期被冠名为“新锐专号”，大部分作品出自“80后”作家之手，其中包括郭敬明的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节选，吕魁的《莫塔》、王甜的《集训》和马小淘的《春夕》。短篇小说分别是吕伟的《狼烟》、赵松的《邻居・象》和朱岳的《敬香哀势守・迷宫制造大师》。散文和诗歌的作者则包括了蒋方舟、苏瓷瓷、顾湘、三米深、春树等。在谈到新锐专号时，李敬泽说：“虽然‘80后’作家的身上有不少弱点，但是我最看重的、也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年轻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独到看法。”

应该承认，正是因为这些专号的存在，使得在当时还存在争议的作品得以面世，一些无名的作者伴随这些专号而走向前台，为人们所熟知。或许，这正是《人民文学》推出专号的目的和用意。用李敬泽的话说，这也是体现了《人民文学》的一种责任意识。

在新形势下选择创新

办一本杂志就像办一个企业一样，它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人民文学》也不例外。按照传统的消费理论，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文化消费会迅速增加。但是，这对于纯粹的文学刊物而言似乎并不有效。现状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纯文学类的文化产品消费却在减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媒介多元化，二是价值观多元化，三是生活节奏加快，四是叙事方式在发生变化。作为代表中国文学最高层次的刊物，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特别是目前办刊经费一直靠自筹的《人民文学》，更需要想办法改变。毕竟，没有读者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民国文学篇4

我以为，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民国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是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前者奠定了文学发展的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础，后者酝酿了坚实的文化结构与精神空间。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作为个人精神的产品，自有其社会公众需要的生存空间。这样的公众需要空间，以其自在自律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强力控制。不过，对于正在结束“帝王专制”时代的中国文学而言，却无法享受这样的自在自律。鉴于传统专制对于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现代中国公众空间的出现和建立都有赖于国家体制问题的整体改变。这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并不单纯是个人精神创造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宏观的国家新体制的建立。

辛亥革命正是这一国家新体制建立过程的开始。

在大陆中国既往的历史评价中，辛亥革命或者被描述为“既成功又失败”的革命，甚至干脆就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虽然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不无道理，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忽略了这场革命对现代中国国家体制建立的根本意义。晚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说得好：“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砾凌制之象。二为划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此开始。……此其结果之伟大，询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以现代“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这样的意义怎么估价也不过分。袁世凯获得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权，这里的权力更迭本身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应该说是现代政治合理妥协的一种形式――革命者出让“总统”的权力赢得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存在，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而重要的一步。至于袁世凯后来称帝的闹剧，当然不能说是辛亥革命与民国制度的目标。而且恰恰由于“民国”国体理念已经得以保存，包括各路军阀势力都不再能轻易摆脱这一框架的制约，所以才最终导致了复辟的破产。即便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批评甚多的也说过：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时皇帝。”“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这里的历史“规约”就来自于现代国家体制――按照的概括就是“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它尚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

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体制，其根本的原则便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只有在一个公民权利被充分保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才可能获得根本的尊重，新的感受、思考、写作与传播的社会环境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学进入崭新的“现代百年”的基础。晚清废科举、兴报业，可以说是为现代职业作家的出现创造了最初的经济条件，而民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体制的设计则从政治与法律的层面上保证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与言论自由。

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提出了保障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人民平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营业自由；法律由议会制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该约法为各省所效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在民的根本原则。《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在此之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宣誓是：“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以民为奴的专制统治就此结束，国家政府“服务人民”、“天下为公”的时代全新展开。1912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个国会――参议院正式成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权力分离、相互制约。为预防和警惕强人专权独裁的出现，民国立法者进一步修改总统共和制为责任内阁制。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结党参与政治竞争成为民国初年的风景，一时间，新兴民间团体达682个之多，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共有312之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这样的制度设计的保障，这样以国家宪法形式出现的庄严承诺，极大地唤醒了知识分子的维权意识，也是他们的主动维权，最终为自己开辟了比较广阔的言论空间。就是在政党、社团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的过程中，报纸杂志广泛评论时事，报道各种国家政治事件，临时政府内务部曾经颁布报律予以限制，但立即遭到报界的联合反对，后经孙中山出面于预，终于取消成案。到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陆军部解释“报纸条例”第十条第四款军事秘密之范围》、《报纸条例未判案件包括于检厅侦查内函》、《报纸侮辱公署依刑律处断电》、《修正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法》、《治安警察条例》、《预戒条例》、《著作权法》等，严厉打压新闻出版自由，以至酿成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癸丑报灾”：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当权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不过，这样被封、被传讯、被捣毁、被杀、被捕的过程，同样是知识分子奋起抗争的过程，到后来，在袁世凯病逝之后，继任的北洋军阀统治者，不得不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止或者修改了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解除了一些新闻禁令。自“五四”到“三一八”惨案，中国知识分子捍卫言论自由、面对执政当局展示舆论力量的勇气已然形成了自己强大的传统。1927年以后的政权不断加强对舆论监控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同样也不断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抨击和挑战，而构成抨击和挑战的根据也包括了民国初年国家体制对言论自由的庄严承诺。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钱玄同在1919年激动地写道：“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它是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

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钱玄同准确地体察了辛亥革命的“民国”理想之于新文化创造的重大意义。

胡适在谈到辛亥革命时说：“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但是它是后来种种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年)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了。”这是关于辛亥革命之于现代文化史的清醒定位。

一般认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望居多，批评甚烈，因为鲁迅说过：“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其实，鲁迅的感叹、失望乃至愤懑，与其说是他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还不如说是恰恰出自他对革命理想的缅怀，因为，鲁迅紧接着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

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

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

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

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

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

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也就是说，鲁迅依然尊重和维护着辛亥革命与“民国”的理想，尤其因为这样，他才更不愿看到这些理想被亵渎、被遗忘、被扭曲的现实。他撰文纪念孙中山，反击“奴才们”对革命先烈的讥笑糟蹋：“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鲁迅又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将“民国”与“剪辫的自由”相提并论，这并不是对革命成果的讽刺与轻蔑，因为，在清代以来中国的“身体政治史”上，由“剪辫”而引发的历史惨剧曾经是那么的惊心动魄。“民国”诞生后，中国人至少拥有了“剪辫的自由”，拥有了支配自己身体的某种“人权”，这是摆脱奴隶、成为主人的开始，虽然这权利还那么脆弱、那么单薄，但它却是通向未来的第一块基石。

民国文学篇5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著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写了《谈艺录》和《管锥篇》。

此外，中国几代学者亦有人一直在尝试着进行．古代美学、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作。解放前，陈钟凡、郭绍虞、方宗岳、罗根生、朱东润、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著作。李笠、段凌辰、陈怀、刘麟生等借鉴西方文论的框架，出版了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著作。新时期开始后，我国美学及文艺理论界古代美学、文艺学研究也曾一度出现热潮。研讨古代美学、文艺学，探讨和争论古代美学与文艺学的有关范畴和术语，一时问似乎成为了学术话语的中心。所有这些研究都具有转化的性质，从中都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特别注意研究我们自己民族的极其丰富的美学遗产”如上文所述，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独具特色的、丰厚的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加以发掘整理并在当代加以运用，一直以来就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当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几代中国美学家、文论家们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纪多以来，几代中国学人尝试对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探索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文艺美学民族性现代性

民国文学篇6

2014年11月14日，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系列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包括严歌苓、张翎、虹影、陈瑞琳在内的近百名知名海外华人作家共聚一堂，分享了各自在海外的写作经历。在会上旅美华人作家陈瑞琳在阐释自己对“新移民文学”的理解时称：“我们新移民文学作家是从一个文化领域到了另一个文化领域，但是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吸取了母国的营养，我相信我们新移民作家可以写出本世纪最好的华人文学作品。”而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能深刻地认识到新移民文学不论是在语言、形式，还是文学情感上都与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远的渊源。

一、新移民文学的定义

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创伤后，中国社会需要修复的不仅是经济，还有思想，而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中外之间的交流逐渐扩大，一大批华人在留学、经商、求职的推动下纷纷移居海外，而这些人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家，然而他们虽然身处海外，但却没有切断与中国大陆的乡土之情，这些人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接受到多样化的知识和文化，而这给那些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的作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化探究视角，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差异中，一些作家纷纷开始反思中国历史、文化、情感，并由此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其中严歌苓、哈金、张翎、陈河、林湄、沙石、鲁鸣等就是优秀的代表，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作家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同时在影视制作的支持下，许多优秀的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纷纷被搬上银幕，而这不仅表现出了中国社会对新移民文学的肯定，更表现出了新移民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的艺术价值

如果将新移民文学比喻成一株植物，那么它的根扎在中国，它的枝叶则开在异国，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新移民文学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化的多元性，移民作家由于长期旅居海外，其对于当地的文化有着不一样的解读，而这种新的文化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学审美，例如在《少女小渔》中，作者就是通过对小渔这个背井离乡来美国务工的少女的经历的描写，来体现中国人在西方社会中的艰辛，以及在生活的重压下所体现出来的东方女性独有的温柔与善良；其二，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在经历了“文革”之后，这些人移居海外，在观察、思考了他国文化以后，反观中国历史文化，这些人有太多话想说，因此在反思历史的情感的推动下，许多作家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解读，例如在《小姨多鹤》中，作者放弃了描写抗日战争过后的余痛，而是将视角转向了普通的中国民众和日本妇女，而这在这样矛盾的身份冲突中，展现了人性的温情，民族间的差异以及对历史的思考。

三、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的影响

新移民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新移民文学也不例外，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打破了传统移民文学中只将创作情感集中在思乡、离愁等方面，而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和情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地位进行确认，而这种全新的文化情感所催生出来的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以及对人性的反思，是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所没有展现出来的，因此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上，新移民文学都称得上是当代文学思潮的一个创新；其二，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移民作家以中国传统的文学情感，对海外华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弱点和光辉进行细致的刻画，这不仅展现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化融合的思考，也推动了中国价值观和民族修养在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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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民国文学篇7

关键词：现代文学；“民国文学”；“民国机制”；话语蕴涵；阐释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3-0104-04

一、文学史命名的困惑和矛盾

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说；“书写文学史的起点必须置于当下，尤其当置于对现在的不满。历史，不是从过去的‘事实’中翻找出来的，而必须是在与‘对现在的不满’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是有了过去才有现在，而是有了现在才有过去。”[1]5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而言，我们同样面临着此种问题。回顾本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学术界曾以“新文学”、“现代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一系列称谓来命名。可以说，在“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之中，此种命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多元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受到极大挑战。基于此，学者们认识到原来的文学史编纂法则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阐释空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文言与白话”、“进步与落后”等思维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正如王永祥所说：“现代文学的学科危机集中反映在‘重写文学史'的冲动中，现有的‘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叙述范式都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最大问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颠覆学科自身存在根基的危险性，而危机的核心，在于我们缺乏一个源于自身历史进程中概括总结出来的概念体系来阐释我们百年以来的文化与文学实践。”[2]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临着合法性的生存焦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原来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通俗文学（黑幕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狎妓小说、武侠小说等），并不完全是一种旧文学，部分作品蕴含着许多鲜活的现代性因子。比如，作为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苏州大学范伯群、汤哲声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就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系统的论析。不仅如此，和现代新诗并行发展的旧体诗词和诗话，也并没有从人们的阅读视野中消失，反而有时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相当流行。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史叙述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不管我们采用何种编纂法则，最后描述出来的绝对不是文学史的原貌，而注定都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已。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民国时期无疑是具有显著意义的。当下，随着人们对民国“议题”（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技）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时期的文学“议题”也就被提上了日程。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和民国历史几乎是处于同一个时间坐标的。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结构、思想观念、出版制度、审查制度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无论是作为一种积极力量，还是作为一种消极因素，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因素。毫无疑问，“民国”时期给中国现代作家带来了独特的“民国体验”，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基本历史事实。正是在民国时期，许多作家不怕险恶的现实环境，有效地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才能，才成就了各自的文学梦想。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许多困境和矛盾。要想进一步推动本学科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及时地调整研究思路，积极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这样才有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向深入。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的观念正在被克服，没有一个独此一家的历史总概括仍能让我们满意。我们得到的不是最终的，而只是在当前可能获得的历史整体之外壳，它可能再次被打破。”[3]换言之，这些历史叙述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它总是在不断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

二、“民国文学”的意义辨析和理论价值

与原来的许多文学史命名方式相比，“民国文学”无疑是一个较具合理性的意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民国文学“虽然也包含某种性质判断，但还不是具体研究，只是为了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的共同确认，而获得一种研究的共鸣。因此，命名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前提。在这样一种前提的确认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就应该从意义的概念返回到时间的概念上来。”[4] 今天，我们试图用“民国文学”的概念来代替原来的文学史命名，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和幻想，而是和“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民国文学”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概念。早在1994年，葛留清、张占国就有《中华民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一书出版。但是，作为“百卷本中国全史”之一种，该书还没有对“民国历史之特殊性”进行深入思考。他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民主主义的、积极进步的、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同消极落后的、封建的甚至反动腐朽的文学相斗争的过程。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前者。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通过这个意义阐释，可以看出，该书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个翻版，基本沿袭了现代文学史早期编写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明显缺乏“民国文学史”的理论维度和价值内核。直到1997年，陈福康教授从关注“历史意义”的独特角度，正式提出了“民国文学”的概念。之后，作为一种比较热门的学术研究论域，“民国文学”才正式在学术界登台亮相。

近几年来，张福贵、丁帆、张中良、李怡、张堂锜、汤溢泽、陈国恩、周维东、王永祥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大力呼吁建构“民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规范。其中，张中良的“民国史视角”、丁帆的“民国文学风范”、李怡的“民国机制”、张堂锜的“民国性”、周维东的“民国视野”等诸多提法，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民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由于持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观照视角，他们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其中，张福贵认为，已经取得历史合法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方式，不仅仅是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文学史概念，也不仅仅是中国独特的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美学特征，更不应该是纯粹的审美范畴内的纯文学谱系。其应该突破单一的历史局限，将现代文学的命名从现代的意义框架还原于时间框架，以时间概念的无限包容性、丰富性、可能性为其重新命名，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为背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进行重新梳理和辨析，把1949年以前的文学称为“中华民国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4]丁帆则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认为以国族为立足点的“民国文学史”的命名，应该超越党派意识形态之争。“如果说从1912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即民国文学史是一个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核心内容和主潮的流脉的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国文学史自1949年以后，在台湾依然处于一个在不断抗争中发展的状态。它只是一种隐性的呈现而已。”[5] 这里，丁帆特别强调了“民国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依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延续，仅仅是以一种比较隐性的方式在发展而已。张中良则引入了“民国史视角”对现代文学学科进行了整体反思，对“历史还原”做了具体阐释，他认为“文学史不应该是窄化的单线条勾勒，而应注重多种文学写作、风格、流派、模式的历史样态，在强调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学术取向中，他借鉴生态学的观点，认为民国文学的特点就在于拥有丰富的文学形态，这些形态各异的文学既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共同交织交融为一个整体性的民国文学生态系统”。[2]李怡提出了“民国机制”的文学史阐释框架，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民国文学机制”意指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清王朝覆灭以后，在新的社会形态中逐渐形成的影响和推动文学新发展的种种的力量，或者说，因为各种力量（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结构、精神心理氛围等等）的因缘际会最终构成了对文学发展的肯定，同时在另外的层面上也造成了有形无形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都可以在这样的综合性结构中获得解释。[6]在李怡看来“民国机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具体体现：“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的一种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7]张堂锜则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文学的民国性”相互比照的角度，提出了“民国性”的观点。他认为，“民国文学的提出，并不是要取代现代文学，事实上也难以取代，因为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关注现代文学的民国性，后者关注民国文学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在相互参照中丰富彼此的平等关系。”[8]但是，汤溢泽的观点似乎显得比较激进，带有非常明显的偏执立场。他说：“所以，民国文学史的建立必须摆脱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影响，要彻底摆脱扬共贬国的政治思维。对执政的与在野的共产党争锋要以全局性、多元化、客观方法进行研究，对民国时期各种文学现象、作品等，我们既不以任何本位姿态放逐任何一方，也不抬高任何一家，既不过分抬高解放区、无产阶级文学及其作家，也不刻意贬低沦陷区、国统区、资产阶级文学及其作家，而应当在民国文化格局的重新清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民国文学的阐释框架，使‘民国文学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9]

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文学史”概念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陷阱，部分说法可能存在争议，许多学者对此也做出了深刻反思。张桃洲认为，“诚然，民国文学史的引入，有助于将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被遮蔽的对象以及更多因素，以客观的方式纳入研究领域。可是，任何研究的真正推进，并不完全倚仗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材料的增加，而更有赖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事实证明，研究中多种概念的相异共存和相互激发，将会丰富和推进研究的展开，加深对概念本身的理解。”[10]罗执廷则认为，“民国文学的鼓吹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过分夸大了民国这一国体和政体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民国文学的命名不仅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背景，也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分裂的问题。”“以民国（1912—1949）这一时段来给文学史分期还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即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能反映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轨迹。”[11] 2012年12月，在福州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议上，温儒敏鲜明地指出，无论怎样，“民国文学”也不能代替“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应当拓展视野，但不能丢失价值尺度去做大拼盘的文学史，要防止和相对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态度，努力祛除“民国文学”命名背后的结构性矛盾。质言之，“民国文学史”可能具有诸多合理性因素，但是，也存在着颠覆本学科生存合法性的严重危险。比如，许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没有明确的意义指涉，带有不确定性的显著特点。总体而言，“民国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探索阶段，需要学术界同仁广泛讨论。我们应该汲取各方面的合理化建议，形成一股强大合力，才可能使本学科向前发展。在这一尝试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立体地、历史地呈现民国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段对现代文学所赋予的历史内涵，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既往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打破惯常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对现代文学的历史生成机制有更为深入的考察和理解。”[2]

纵观上述学者对“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辨析，可以看出，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两大基本观点。第一，支持“民国文学史”的学者站在时展的新高度，本着祛除“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命名所带来的弊端，努力回归文学史发生的真实现场，注重作家创作过程中独特的民国体验，把文学发展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看待，突出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尽力还原文学史的原初面貌，可谓极富学理性。一方面，在时间意义上，以朝代的更替来命名文学史的方式显得“顺理成章”，少去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执。此时，“民国文学”和“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等实现了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在空间意义上，“民国文学”极大地开拓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这样不但能够把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纳入其中，而且还可以把统治时期的抗战文学、日伪沦陷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等等，都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之内。这样，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地图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第二，质疑“民国文学”提法的学者对此也做出了一系列深入思考。他们认为，“现代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现实价值，因为“现代性”的内涵并不是铁板一块，明显地具有可延展性的特点。在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比如，“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一词，不但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指称，还在价值定位、性质评价方面都有具体所指，这就使“现代”一词的价值蕴涵显得相当丰富。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本中，通俗文学部分明显是被作者忽略的一个意义单元。但在后来的修订本中，作者却运用巨大篇幅对通俗文学部分予以详细介绍，显示了其文学史编纂眼光的局部调整。又如，黄修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对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部分予以专章介绍，并对“五四”之后中华诗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概述。可以说，这些文学史编写实例有效证明了“现代性”标准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真正拿出“民国文学”建设的“干货”来，而不是在名词的意义概念或者时空界限方面纠缠不清。作为“民国文学”书写的大胆尝试，汤溢泽、廖广莉在《民国文学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的专著中，按照时间先后的发展顺序，以大事年表和文学史纲的形式，对“民国文学史”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描述，详细梳理了“民国文学史”的主要线索。虽然这部“民国文学史”存在着很多缺陷，远远称不上至善至美，但毕竟是“民国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值得现代文学研究界加以关注。

三、“民国机制”的阐释空间和研究路径

作为一个全新的话语方式和认知视角，“民国文学史”的命名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必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尽管“民国文学史”内部充满了很多矛盾，但是，种种的不确定性却很可能成为本学科未来发展的学术增长点。退一步讲，即使“民国文学史”不会取代原来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相互兼容共生的前提条件之下，必将焕发出很大的生机和活力。近年来，围绕着“民国机制”的有效研究视角，李怡先后发表了《“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范式》《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的三个追问》等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很显然，“民国机制”的提出，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阐释框架和研究思路，国家社会形态的诸多细节很可能在此种历史叙述中重现。截至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的一大批年轻学人自行组织了三次关于“民国文学”的学术论坛——西川论坛。他们不断地把“民国文学”的有关议题引向深入，努力把“文学之外”和“文学之内”的诸多历史细节相互融合，企图回到民国特殊的历史现场来探究文学的丰富性。比如，“通过对国家社会形态的种种结构性因素——法律形态、经济方式、教育体制、宗教形态、日常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的生产、传播过程等等加以细部考察之后，我们或许能够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蓬勃的创造能力，正是以上的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我姑且命名为文学的民国机制。”[12]此时，李怡的主要用意在于，与之前的各种文学史命名方式相比，“民国文学”显然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基本祛除了原来文学史命名过程中的些许弊端。

毫无疑问，在李怡“民国文学机制”的阐释框架之内，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民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诸多成果也相继诞生。比如，秦弓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颜同林的《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执》、杨华丽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张霞的《政治权力场域与民国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吴效刚的《民国时期的查禁文学》、罗维斯的《抗战期间关于民族文艺形式的讨论》、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倪海燕的《民国法律形态与女性写作》、王永祥的《“民国视野”的问题与方法意识》、魏泉的《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整合——兼论旧体诗文怎样入史》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视角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已由关注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论争、作家作品等内部问题，逐渐向政治法律、经济模式、文化氛围、思想动态、出版制度、审查制度等研究视野转移。因为，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介入了民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是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仅仅是它们有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参与而已。我们知道，“民国文学”的阐释空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研究视域，我们必须从“还原文学史”的角度入手，以“革新”的姿态进行重新评价，在旧有研究格局的基础上整体推进，使之成为一门全新的学科发展体系。以民国时期出版审查制度为例来说，国民政府制定了许多相当严苛的法律条文。这种查禁制度严重地毁坏、挤压、限制了民国文学的生存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民国政府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对于防止各种“异端”思想和“反动”言论的出现具有震慑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达方式，文学为了生存而奋力守护或扩展生存空间，就不得不奋起抗争。正如吴效刚所说：“查禁文学所引发的抗争和斗争精神，作为知识生产者受剥离压迫所引发的反抗和批判精神，形成了民国时期文学在逼仄空间中为生存而斗争的强烈意识和勇敢精神，文学不断地为守护或扩展生存空间而冲锋陷阵，文学主动斗争、批判、抨击、鞭挞不合理制度和这个制度的执掌者，甚至于直接地抨击当政者，这在中国的历史中从来没有。”[13]也就是说，在的严控文网之内，许多作家依然不畏现实环境的险恶，运用各种生存策略和蒙蔽技巧以逃避执政当局的检查，比如，他们经常变换各种笔名来逃避宣传部门的检查，运用特殊的人际关系化解各种矛盾，采用隐蔽的历史叙事方式来讽刺当局的严酷统治等等。不仅如此，政府有时为了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十分重视作家著作权益的保护，对出版业在税收邮资方面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甚至把图书馆等公益事业也列入政府的工作计划，在无形之中就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这就是民国时期复杂而又真实的文学生态环境。

这里，我们以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学创作为例，可以说明民国时期出版查禁制度具有限制与刺激、破坏与规范的双重作用。面对当局的高压政策，鲁迅当然感到极为不满，许多杂文创作甚至受到了严重挤压。一方面，“文禁如毛，缇骑遍地”、“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等等，都是鲁迅对上海现实社会环境的印象；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上海的外部出版环境却是相当宽松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现代书局、北新书局等各大民营出版机构，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巨大驱动，他们通常遵循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则，运用混合的经营模式，争相出版各种图书和报刊，争取占领上海图书出版市场的制高点。而且，固定高额的稿酬制度、不需向政府提前申请的出版行规，都为“自由撰稿人”鲁迅的杂文创作提供了绝好机会。面对严酷的文禁制度，鲁迅充分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生态环境，在夹缝之中求生存，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比如，《南腔北调》《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一系列杂文集，都是鲁迅在上海十年期间创作完成的。这些杂文极具否定性、批判性和攻击性的特点，有力地打击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执廷说：“民国时期的出版管理体制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出版自由的原则，从总体上保证了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整个民国时期，出版业的最大危害和风险来源是战争而不是出版管制。民国政府虽然在政治倾向方面对出版业严加管控，在其他方面则是对出版业颇多照顾，其某些政策对促进出版业的繁荣具有积极影响。”[14]所以，民国时期的出版环境和出版制度是存在两面性的。此时，许多作家完全有可能选择一种“避重就轻”的写作方式，来逃避政治当局的严酷文艺政策，巧妙地化解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重矛盾，争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空间。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今天用“民国文学”代替其他文学史命名方式，绝对不是否定以前的“新文学”、“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研究理路，从而过分美化“民国”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形态的现实意义，为中华民国的灾难历史文过饰非。因此，我们必须区分清楚“民国历史”和“民国文学史”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概念，虽然它们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但也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事实上，民国社会充满了战争、罪恶和血腥，汇集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沉渣和污秽。然而，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倘若极力否认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无疑是一种不科学的非理性态度。可以说，正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机制部分地保障了当时的文学活动，许多作家在创作方面才出现了一种繁荣景象。因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民国文学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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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执廷.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J].文

民国文学篇8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构想；法律保护；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218-04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背景与现状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历史背景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发源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拥有远比发达国家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民间艺术、传统知识，发达国家的经营者习惯于无偿地将其商业化利用，而由此产生的成果又在知识产权制度下重新占领源头市场，并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的不均衡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推向了顶点，引发人们的关注。

总地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传统的文化社区有着两方面的影响。一则精神利益。特定的民间艺术作品是被限制使用，或者只能在传统范围内进行使用，或者具有保密性等特点。所以，一旦这样公开地使用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会损害到人们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利益还可能表现在文化传统方面。二则经济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统社会的人民应当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开发中分享利益。然而，由于至今还没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制度，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开发者在开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获取经济利益之后，并未将其适当分配给传统文化社区的人们。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现状

对发达国家文化科技成果的有偿利用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无偿使用，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版权贸易方面的严重失衡，国际社会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文化新殖民主义”做出了回应。1967年，《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5条第4款规定：对于作品未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以自行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目前，已有五十多个国家在国内知识产权法中使用这一条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制定了《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的关于版权的突尼斯示范法》。1977年，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规定，受版权法保护的“民间文学”包括“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形式与产品”。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既未明文肯定，也未明文否定。

与国际社会的努力相呼应，一些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国家也在积极地进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内立法。1967年，突尼斯颁行了《文学艺术产权法》，成为第一个利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已有的五十多个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纳入版权法框架的国家，主要来自亚非拉。在有大量原住民的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正在建立或修订版权法，以保护原住民传统民间文化。

不管是伯尔尼公约、突尼斯示范法还是班吉协定等，都是一种示范性条款，并没有约束力，尽管这些努力可能对一些国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制度的建构起到一定推动的作用，但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国际保护制度建构中仍然处于最为初级的阶段。

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文化的关注较少，相关的文化立法相对落后。目前，我国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通过、2001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84年文化部颁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此外，云南、贵州、广西都制定了对民间艺术文化作品保护的地方法规。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现有的立法体系上看，目前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在保护的性质上多属于公法性质，属于私法性质的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从保护的内容上看，一般强调行政干预的协调，而没有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财产，直接规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创群体不能直接受益，既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实质性和全面性的保护，也不利于处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纠纷。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模式之学界观点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模式，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主要有两大途径。一种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一种是知识产权制度下的私权途径。以下将主要探讨私权保护模式。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可以适用著作权保护制度。该派别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的作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作品的区别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区别，而非规则意义上的区别，著作权法的现有规则，完全适用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有观点认为，不应该刻意强调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区别来给予特殊性保护，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当作普通文学艺术作品对待，便于理顺著作权保护的思路。

直接适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客体范围难以确定。对于那些对已有的传统作品进行改变而形成的新作品而单独赋予知识产权，各国的态度不同。其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经群体创作、群体加工、群体改造形成的，是特定族群内不特定的个人连续创作的产物，难以找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明确具体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再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难以满足期限性的要求。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赋予期限性的保护可能遇到比较难以解决的立法技术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期比较久远，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50年的保护期限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仍然可能是不足的。许多国家明文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永久保护。最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权利难以通过现代著作权制度加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是赚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更是维系传统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纽带。因此，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重点之一是保护传统社区人民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利益免受损害。现代著作权制度保护的是个体作者的精神利益，而不适合对群体作者的精神利益保护。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模式也许著作权保护模式是最佳选择，不过，这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有学者认为，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可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一定的保护。

1 商标法保护模式

通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传统艺术保护联盟”已经登记了证明商标，加拿大的传统社区人民使用商标来标明诸如传统艺术和服装等商品和服务来源于传统社区。美国在1935年制定的“印第安艺术与工艺法”企图通过颁发证明商标的方式来保护传统社区美国人的作品的真实性。地理标志也可以用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地理标志并不是民间文学艺术本身，而是识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特定区域的标志。其满足传统社区人民确认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真实性需要。

2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具有相同的属性，都是为了防止来源的混淆，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一定程度的同商标法保护效果类似的保护。另外，商业秘密法也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一定的保护。

虽然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可能对民进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一定的保护，但这种保护还是有限的。其一，商标法的目的是避免消费者混淆，此目标与保护传统文化一避免对传统社区的象征、名字和标志的攻击性使用的目标不一致。其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通常需要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交易发生，并且传统社区与开发民间艺术作品的人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救济。其三，传统文化社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诉求在于控制表达的“复制”与“传播”，这些都是版权的应有之义，通过商标法、地理标志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能实现这种利益诉求。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保护模式

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则不能充分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呼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特殊保护制度的建立。Mata-atua宣言就申明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传统社区居民的需要来说是不充分的，呼吁建立新的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为“集体所有权”提供保护，对历史上的作品提供溯及保护，反对对文化上重要的项目进行改造等。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保护制度就是从已存的一些法律原则中汲取适合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因素建立起来的。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客体与主体的难以确定性，可以利用登记制度来减少其被侵犯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保护的主张者认为这种保护应当是永久的和有溯及力的，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演绎作品应当受到限制。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保护模式，其实质并没有脱离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其立法框架也没有太多新的内容。所以，特别立法模式的制度设计势必与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形成竞合，从而导致法律资源与社会成本的浪费。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创制一种新的法律只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即当现行的实在法律渊源或者非实在法律渊源不能给他以任何形式指导时或者当有必要废除某个过时的先例时他所必须诉诸的一个最后手段。”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别法保护与版权法保护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认为造成的，况且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并入到现有的版权公约，远比以此目的另起炉灶容易得多。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模式的立法构想

无论是著作权保护模式，还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或者特殊保护模式，它们都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总的来说，私权保护模式不可能充分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的学者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公法保护路径出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属于公有领域，不应采用知识产权制度来限制其发展，应按照传统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来发展。但是这种模式，回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利益性，利益的不均衡分配以及精神利益的歪曲激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原创人与开发人之间的矛盾，光靠公法途径的保护，是不能解决当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问题。因此，我国因建立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为主，替代性保护为辅的长效保护制度。

（一）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主，充分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

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制度中，虽然我们强调知识产权的局限性，但至少说明目前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方面，知识产权制度是首要选择，毕竟在现行制度背景下，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现行法律框架的突破，贸然另起炉灶出台新的法律，不仅不现实，而且会大大加大社会成本。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明文以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已有五十个左右，他们拥有丰富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立法者借鉴和学习。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具体的保护模式上更倾向于著作权保护，与其他保护模式相比，著作权保护的立法数量较多，涉及问题之广，它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知识产权提供了一个思路和操作模式。同时，邻接权则可为民间文学艺术的表演者、演绎者、汇编者提供保护，起到了间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用。

商标法保护模式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途径的拓展，同时也为解决文化资源到经济利益的转换提供了新的出路。利用商标权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可以有力地实现保护模式的转变——由静态保护为着眼点向以文化换效益的合理开发利用模式转变，是一条值得推广的保护模式。商标保护期还可以通过延展而不断延长，且商标权可以为集体所有，特别符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要求。因此，许多传统社区正在寻求注册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

专利权保与限制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秘密保护。在民间也存在着大量部分继承人或者持有人保有的传统工艺、传统技能、民间绝活、杂技等，对于这部分尚未进入公知公用状态的民间文学艺术而言，权利人既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又可以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绝大多数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要素属于公知公用的知识，因此不存在向社会公开的问题，并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如果对其进行垄断性保护，不仅不利于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违背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初衷。而商业秘密保护的优点在于既不需要想公众披露信息，也没有保护期限的限制。但商业秘密保护却不具备专利权的强烈排他性，一旦信息被不法窃取就无有效的阻止机制。

（二）替代性保护制度

1 公有领域付费制度

公有领域一般包括已经超过保护期的知识产权和已经丧失、没收或者无人请求的知识产权，他们都不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内。按照传统的公有领域理论，当作品或发明一旦进入公有领域后，任何人均有权免费使用它，而不产生任何经济上的负担问题。且无论什么知识，一旦进入公有领域，将永远不可能回到专有领域来，这被称为“公有领域的不可逆转性”。长期以来受“公共领域知识人认可自由使用”理论的影响，民间文学艺术的消费者均无需支付费用，这加剧了无序的使用。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原创地群体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和补偿，公有领域付费制度应运而生。公有领域付费制度是指在使用公共领域相关资源时，应通过政府主管部门或公益性组织向社会支付一定的费用的制度。

民间文学艺术是诞生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之前的智力成果，由于它的创新与发展一直处于开放的状态，依据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定，这种创新形式不在其保护的范围内，故把它设定处于公开状态的公有知识。但是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也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无偿的自由使用。如果开发者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商业开发或利用而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就应该按照制度设计按其利润的相应比例支付使用费。因此，建立起完善的“公有领域付费制度”是促进民间文学艺术走出族门、走去国门，最大限度保护其经济利益的最具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2 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事先同意知情制度，是指权利主体对权利人之外的他人获取、使用该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的事先知道相关使用情况并保留是否同意其获取或使用的一种保护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的初衷，就是要避免甚至扭转交易中双方存在的，以求达到一种相对公平的交易和协定。在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下，相对弱者将由另一方提供关于交易客体的全面、准确的信息，同时它还保留是否进行交易的决策主动权，这样就可以弥补交易双方在交易实力上的差距，确保双方的公平交易。

这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也同样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领域。当民间文学艺术在进行商业开发和利用时，为了迎合现代大众的消费心理，追求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不合理使用，甚至被任意改造、曲解、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到来源地群体的精神利益。因此，建立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不仅赋予了权利人在交易决策中的主动权，而且还可以有效控制他人的使用方法，达到弥补交易双方因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不正当使用，确保民间文学艺术在合情、合理、合乎习惯基础上的公平使用。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