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1

【关键词】抗战时期;战时教育;小学教育

一、抗战前贵州的小学教育状况

抗战爆发前由于政权更迭频繁，贵州的教育管理机构混乱，微薄的教育经费常被军阀擅自用于军事方面，致使这一时期的小学教育受到重创，发展缓慢、不连续。1923年虽颁布了《贵州省实施义务教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全省义务教育的实施和具体规划作出规定，但《大纲》公布后不久，负责具体执行的省教育司被撤销［1］。社会的动荡使民变频发，学生在校安全受到威胁，只能停课回家避难;军队乘机霸占学校，贵州因此停课的学校数不可计，据记载，1923年清镇有学校26所，其中有14所因战停办，2所因其他原因停办，仅剩十所支撑教育。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于1926年6月担任贵州省省长后，大力发展贵州教育，设立了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使过去隶属政务厅的教育科规格扩大，担负起指导和管理全省教育的重任，虽说财(政)务厅内设结构简单，但其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已与当时全国最新学制相符合且使贵州教育有了真正的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在小学教育方面，为保证小学教育的发展，1927年4月颁布《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取消劝学所，设县教育局，规定各县的教育经费独立，不得擅自挪用，为使教育局的政策能确保实施，教育厅积极领导和督促各县教育局履行职能，以提高小学教育的发展。教育厅提倡的义务教育，鼓励私人开办私立小学，有助于处于困境中的小学教育得以恢复，据1930年统计，贵州省当时有小学1?752所，学生83?000多人。

二、抗战时期贵州的小学教育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到重庆后，贵州成为抗战根据地大后方，随着西迁，贵州人口大量增加，经济日益繁荣。因学校容纳不下流亡学生，贵州国民政府改组教育行政机构，采取了义务教育(1935～1940)和国民教育(1939～1945)两种教学以适应当时的社会背景。1935年教育部要求各省、市分三期推行和普及义务教育———先举办一年制、两年制短期小学，再逐步完善四年制，第一期从1935年8月～1940年7月，招收9～12岁的儿童入学，1940年全省学龄儿童约178?000人，入学率为19%［2］。1939年贵州严格执行了教育部制定的每乡镇至少设立一所中心学校，每保必须设立一所国民学校成为政府“管教养卫”的活动中心和政、教、军合一的方针。遵义在1939年有完小129所，初小400所，一年制学校132所，学生合计50?161人［3］，学校增加两倍，学生翻一番。贵州根据实际情况，1941年制定国民教育计划。1945年学校达到10?577所，虽然抗战胜利后因返乡潮的影响学校数量有所下滑，但之后几年全省小学在校人数保持稳定，说明人们受教育意识提高了。1945年以前的统计增长数量虽有大幅增长，但不符合实际，其实质方面仍有待提升，多数学校校舍受到严重破坏，设施空虚或徒有招牌，各县又以现有学校充虚，只有少数县能认真办理，其余皆借整顿之名大量裁减学校。到1947年全省学校数量7?815所，贵州的小学教育开始衰落。

三、促进小学教育发展的措施

贵州的教育行政机构在抗战以前结构简单，职责范围小，直到战争爆发，激增的人口要求当局对教育机构进行调整完善，在全省各县单独设立教育科以适应现实情况;高等学府和社会团体的涌入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无形中影响着教育机构的改革，规范其职能，管理地方教育事业。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措施。

1．兴办短期小学。贵州无条件开展四年制义务教育，为使失学儿童不沦为文盲，教育厅将兴办短期教育视为补救方法，要求全省每县每年设立不同数量的短期教育小学。2．试办巡回式教学。由于贵州山多、村寨多，大多村寨分散不集中，儿童想要集中上学的成本很高，所以设置了长期集合和临时集合两种巡回教学方式。长期集合是在适中的地方设立一个班，每班有16个以上的学生和2名教师，为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学制;临时集合是指学生只需每日或隔日在特定时间聚集学习，一个教师带三个班。3．鼓励私人办学。为安排战区流亡学生，政府发放牌匾和荣誉奖等以资鼓励捐资支持私立学校的行为，对于教学质量好的私立小学也有资金补助6?000元和设备。不少地方绅士创办的学校教材选用自主性大，办学认真且各具特色。4．改良私塾。全省私塾进行登记，有教学能力的私塾可升级为学校以取代小学的作用，对私塾的教师进行培训。5．对小学进行分区，调整学校布局。将每个学校的学生人数控制在1?000左右，以5～10个小学为一个联合区，小学以区为单位设立负责人并集中下发学习任务。6．建立机构，制定计划和规定。在教育厅下设厅长、秘书、科各一名，聘请专家担任委员。1935年后相继制定了教育实施规则、教师的任免和请假以及待遇等具体的规定。

(二)国民教育阶段的措施。

国民政府1939年推行国民教育，贵州省教育厅结合“大量学校设备简陋，师资质量差，学额不足，教学质量低劣”等情况，提出“质量重于数量，维持重于发展”办学原则，并制定《整顿各县、市保国民学校办法》［4］，出台了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教员考核任用及培训、教育经费的筹集等方面的政策。教育厅也认真辩论关于小学国民教育的解决办法。1941年推行《国民教育实施计划》，贵州要求按新县制完成目标。1942年各县续办、增设国民学校民教部3?304所，其中贵筑等12县续办916所，增设970所，一期1年，三期完成;盘县等26县续办19所，增设752所，一期2年，三期完成;岑巩等41县续办51所，增设596所，一期3年，三期完成［5］。1941年教育厅在贵阳召开国民教育会议，吴鼎昌出席会议并讲话，以示对国民教育工作的重视;1942年教育厅同时召开“国民教育工作检讨会”和“各县国民教育行政成绩展览会”，总结交流经验，共同研究国民教育的有关问题;1943～1945年间，贵阳的学校分置了单级教学和复式教学，中心国民小学还分片对私立小学进行帮扶，私立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很高，全省的小学数量增至8?693所。

四、对贵州现代小学教育的启示

贵州小学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固然有许多特色，但也存在不足，在继承发扬长处、优点的同时克服不足，才能使贵州的小学教育有长足的发展。

(一)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迫使出台的政策法规服务于教育。国民政府1938年颁布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确立德、智、体三育并重方针，颁布“国民教育法”、“强迫入学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推动西南地区小学教育迅速发展，贵州深受其益。但随着战事的推移，政府开始在政治教育上实行独裁，统一教材，学风开放的教学环境消失了。1945年9月贵阳国民党政府为了所谓的“纯洁学生思想，避免赤化”强化公民训练，加强军训，但不少小学执行流于形式，学生厌烦。在遵义，国民党力图实现以国家力量掌握教育，在教育制度和政策上想以“三民主义教育”钳制青年进步学生的思想。在教育发展低谷时期，政府适当的参与是推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但政府有意识地干预教育事业实质上是阻碍了发展，在发展现代小学教育应当加大社会参与度，要让民众支持教育、参与教育，真正认识教育的意义。

(二)办学多元化。

抗战时期除国家和地方政府办学外，贵州地方贤达人士、教会和团体也创办学校。基督教会创办的光华小学培养了30多名大学生和3名博士;1940年水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安庆吾兴办的“私立水城小学”36名学生毕业;1945年，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车寨头创办“第一山寨小学”为少数民族边区小学教育提供了借鉴。社会各界参与到教育有助于良性竞争，私人教学质量好，开办学校数量增加，失学儿童有机会上学。办学主体多样化使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归根到底是因经济落后。贵州少数民族多，各民族语言不通，1939年省教育厅在青岩设立地方方言(民族语言)讲习所，后将讲习所合并到行政人员训练所，并专门研究编译方言课本。爱国华侨胡文虎捐资修建的“省荔波县水庆乡初级小学”招收的全是瑶族和水族子弟，在免学杂费的同时，学校在民族节日会准备相应的礼物让学生欢度佳节。这项措施满足了贵州民族多样性的特点，使教育更适用于现实。但由于学校是面向群众办立，城镇区孩子基本都有能力接受教育，而边区学生因条件限制，能上学的都是少数民族中上层。这导致少数民族的学生与汉族学生在教学上有文化差异，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差异，使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矛盾有所激化。

(三)免费师范毕业生服务于当地。

这一时期贵州的小学师资来源多是旧制中学和简易师范的毕业生;少数是师范和高中毕业生;还有极少数的中专生和大学毕业生;也有从军队和机关下来的人员。除了增办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等正规师范学校外，省政府成立了一批简易师范学校，在普通中学成立一批简师班以及招收高小毕业生在短期内培养出小学教师，同时对战区流亡的教师进行安排，不仅给流亡教育者解决生存问题，也为贵州解决了“师荒”问题。1944年贵州检定合格小学教师中初职毕业生占合格人数三分之一，当时的师范学校主要招收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通过免学费的办法与师范毕业生签订合同，毕业回原籍进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主张学生既要有动手能力也要具备专业知识，毕业的师范生适应社会需要，一些少数民族毕业生回到当地后用所学知识和当地实际结合，为抗战提供服务，也为边疆教育作出贡献。受当时的社会背景限制，为了适应小学增多的社会状况，小学师资专业能力普遍较差，虽有缺点，但边疆学生受到高等教育并将教育传播到自己的家乡是值得鼓励的。边远地区的教育落后现在仍是难题，虽然相关的招生制度规定免费师范生要回原籍，但是随着学生的眼界拓宽，不愿意再回到落后的乡村。而且免费师范生的要求较高，师资不足，可专门培养适应边远地区的小学师资。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2

论文摘要：国民政府为实现民族同化，而重视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令，制定计划大纲，专门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边疆地方政府也兴办了大量的边疆学校，培养边疆人才。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称为“边疆教育”、“边地教育”、“边民教育”、“边胞教育”、“苗夷教育”等。边疆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民为教育对象，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教育对象，这是通常所称的边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边疆教育。为保持原貌，按当时的语境，仍然称少数民族教育为边疆教育。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四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教育的法令，专门成立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

一、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人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WwW.133229.coM”“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级学校及蒙藏相连的沿边各省县政府，在每学期开始之前，向蒙藏委员会或其驻一平办事处保送蒙藏学生。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蒙藏教育计划》，“本计划一面顾到全国教育统一的宗旨，一面也注意蒙藏地方实际的事实”，有不能完全适用内地教育办法的，有相当的变通办法。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各宗(西藏相当于蒙旗的行政区域)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划和掌管这些地方的教育事宜。决定在首都、康定二处，各设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两年内完成;原有的北平蒙藏学校也应整理而使之充实。计划蒙古各旗、西藏各宗及等于宗的地方，酌设小学若干所，在1931年以前，至少各须成立一处，以后逐渐推广;在蒙古、西藏重要地方，按照社会需要，各设一职业学校，限六年内完全成立;蒙古、西藏重要各地，及新疆各设一中学、各设一乡村师范学校，限六年内一律成立，并提出了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设置学校的地点和招生区域。

同年，教育部订定了《边疆教育实施原则》，包括边疆教育的目标、计划、组织、经费、设备、课程、训育等七方面内容。关于边疆教育的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二是以谋边境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三是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四是力谋边疆各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意识之增高。各级学校之课程，根据内地各级学校课程之标准，并斟酌边疆各民族情形编订，规定各级边疆学校的教材应特别注意“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边疆和内地之地理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之历史及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等”内容。

1934年，教育部颁布《捐资兴学褒奖补充办法及待遇章程》和《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等。并于1936年10月，通令各省市对西南边疆学生来内地求学者，应比照蒙藏学生章程，予以优待，以示提倡。

1935年，教育部拟具了《推行西南边疆教育方案》，准备在西南地区设立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小学8所，贵州小学6所，并于各省原有师范学校内，指定一、二所添设边胞师资班。1936年，教育部又拟定《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预定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

1936年，又议定《有关边疆教育基本实施纲要》五条。1938年，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几经讨论，草拟边疆教育方针及办理边疆教育原则。嗣后，经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研讨，到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并获通过。这一方案首先使边疆教育有了明确的方针，即“旨在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其次，分列各级边疆教育的中心目标。此外，《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对于培养边疆教育师资、编译边疆教育用书、推进边疆学校教育及研究边疆劝学制度等项，均有具体规定。

1941年秋，教育部与有关机构筹划呈准，公布了《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要》，作为边疆教育的保障。随后，教育部制定《各边省推进边疆教育三年计划》，对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提出标准，要求各省在可能范围内，拟定实施计划。在西南各省中，四川、云南、西康均按要求订定各省边疆教育三年计划。

边疆教育的实施分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西南地方政府两部分，下面分别叙述。

二、教育部边疆教育的实施

1930年，中央政治学校决定成立附设蒙藏班、西康班。1932年，先在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蒙藏班，增加招收蒙、藏、维吾尔等族学生数量。随后，将蒙藏班升格为蒙藏学校，增加投人，完善建制，扩大招生，大量培养边疆人才。1934年，为推广边疆教育，中央政治学校计划设置边疆分校，地点初步选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等8处筹设分校各一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对于边疆教育更为重视，于重庆附近设立国立边疆学校，招收边疆青年，作为升人普通大学的准备教育。校内附设边疆教育、行政、卫生、畜牧、兽医等专修科，以造就边疆建设人才。

教育部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各级边疆学校，可分为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四类。i.师范教育:教育部在西南设立的直属边疆师范学校6所，其中云南有3所，它们是云南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国立大理和丽江师范学校;贵州1所，即国立榕江师范学校;西康有2所，即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和巴安师范学校。2.职业教育:在西南地区设立的职业学校4所，四川、西康各2所，四川有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和清溪职业学校;西康有国立金江初级职业学校和西康初级职业学校。3.小学教育:西南地区国立小学有木里小学(盐源)、凉山小学、越离小学等。1940年夏，国立西南师范学校有少数民族毕业生10余名，教育部令在彝良苗族聚居区成立奎香实验小学。教育部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小学，原属倡导示范性质，小学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兴办。4.社会教育:教育部对于边疆社会教育，主要由各校兼办，每年教育部酌情发给一些收音机、幻灯机等器材，令各校组织巡回施教队、剧团等，巡回边疆各地施教。其他如办理民众识字学校、开放诊疗所等活动，也由一些学校在做。

同时，鼓励边疆青年到内地学习。边疆青年有的进人上述专门的蒙藏学校或附设的蒙藏班学习，有的进人内地的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国民政府令地方选派边疆优秀青年，就学于内地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

三、西南各省的边疆教育

在中央的倡导下，西南各省政府也十分重视边疆教育，积极推行边疆教育。西南各省都依据上述的方案，或计划，或纲要，设立边民学校，招收边疆青年，对于来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优待。

云南民族复杂，边疆各地语文、宗教及生活方式均有不同。云南省为唤起边疆同胞的民族意识，使其增强国家观念，1931年3月，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29条。1935年9月，云南省教育厅拟具、公布《推广边疆教育计划及实施苗民教育计划》、《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云南省设置省立小学纲要》、《夷民学生待遇细则》等。

教育首先需要培养师资，云南省决定在省立昭通中学内附设边地师资班，以训练少数民族师资为目的此外，先后设立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宣威乡村师范、大关简易师范(1940年改为大关乡村师范)、佛海简易师范、蒙自师范学校、个旧简易师范学校、广南简易师范学校、思茅师范学校、保山师范学校、鹤庆师范学校、永胜简易师范学校、镇南师范学校、大理女子师范学校、景谷简易师范学校等。

从1935年起，云南省先后创设中甸、维西、兰坪、镇康、澜沧、南娇、六顺、车里、江城、金平、德钦、碧江、福贡、贡山、宁菠、耿马、沧源、临江、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师宗、永胜、丘北、龙武、河口、华坪及环州(武定县)、圭山(路南县)、炎山(昭通县)、黄草坪(巧家县)等34所省立边疆小学。1941年后，由于收支系统变更，经费紧缩及战争等因素，云南省立的34所边疆学校发生变化。除师宗、圭山(路南县)两校为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子弟人学，继续办理外，环州、永胜、丘北、炎山、黄草坪、龙武、华坪等7所学校，因为当地学校已具规模，为配合国民教育的实施，均划归各地方办理。宁菠由于环境特殊，暂行停办。1942年，日寇侵略滇西，多数边区陷于战时状态，办学困难，遂将澜沧、沧源、车里、南娇、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镇康、河口等12个学校暂时停办。1944年，滇西沦陷区收复后，依照计划及斟酌各地情形，于1945年春季，恢复了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等7个设治局的省立小学。

贵州早已设省，与普通边疆省份不同，如果就地理、政治而言，贵州并非边疆。但贵州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1/6，散布于黔省各地。因此，贵州作为边疆更多是从“文化”角度出发。

1935年春，蒋介石到贵州，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内每年至少拨出10万元作为少数民族教育经费，贵州边疆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同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特殊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民族教育。

1936年，二十军军长杨森到贵州，从昭通到石门坎，选苗族青年数人送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z}。杨森提出同化苗夷的工作，主张凡部队驻军地，接近苗夷的地方，均须实施短期教育。1936年，杨森驻军安顺，以兴办学校，启发民智为己任，与当地绅士杨庆安等组织安顺苗民文化促进委员会，设一、二、三中华小学(针对石门坎教会的光华小学)，并设中正夜校及中华民众学校，经费由二十军拨给。后因抗日战争开始，二十军开拔前线，学校移交给县政府，又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

20世纪40年代后，贵州省教育厅拟定了《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并于教育厅下专门设立了边地教育委员会，作为推行贵州边疆教育事业的最高组织机关，规定在边民聚居的县政府设立边民教育促进委员会。1946年，贵州省政府制定嗒加强边胞教育办法》，关于教材之编纂，边胞学生的优待，师资的培训，习俗的改良等都详细列人，内容十分丰富。

贵州的边疆教育主要是设立师范学校及省立边疆小学。1936年3月，为培养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贵州省政府成立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到1939年，校址迁到榕江，改为国立榕江师范学校。fa7同时，于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贵阳、黄平、荔波、台拱、关岭、威宁、安南、丹江、水城、定番、八寨、罗甸等12县分设省立小学12所，专招少数民族学生。另外，还办有部分短期小学。

1938年，贵州省政府在青岩成立了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第一期收容约50名学生，半年后毕业，主要以研究苗夷语言，辅助推行政令为任务。但由于诸多原因，第二期不能招生，后来交给省训练团办理，改为方言讲习组，但无成效。

1941年，贵州省在台江举办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从镇远、铜仁、都匀三个区中少数民族较多的县份招收学员，以培养少数民族教育师资为目的。该所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公费待遇。1944年夏，此训练所迁往炉山县属的凯里镇;改为炉山师范学校，校长由少数民族人士吴修勤担任。

川康的边疆民族教育开始于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鉴于力l滇边疆民族，急需开化，奏请在四川省宁属设立“化夷学校”100余所，每所招收少数民族学生50--60人，边疆教育收效良好。1929年，四川的宁属8县设立宁属垦务局，附设有初等小学性质的“化夷学校”，约有夷族学生30一40人。后因为垦务局撤消，“化夷学校”随之停办。1931年，宁属驻扎屯垦军，创办宁化学校，由夷族青年曲木尧负责主持。后由于种种原因停办。

四川各县的少数民族教育计划中，提出:“凡边境接近夷区的县属各学校，尽量招收夷族子弟，予以较优的待遇，并由附近夷民之团丁，切实劝导其向学，以期同化;并计划设立短期义教于附近夷区之地”。依据教育部《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中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川的要求，四川省决定在宁属、雷波、马边、屏山、松潘、愚功、波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酌设普通小学若干所。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执行委员岭光电、王奋飞等呈请行政院，“请求规定待遇夷族学生章程，补助夷族私立学校办法，并令中央政治学校在各夷族集中地区，筹备政治分校。”

民族学家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曾于1941年对四川、西康、甘肃三省边区教育情况进行视导。他对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写出了专门的报告书，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提交给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

1935年，西康成立建省委员会，到1939年以前，西康建省委员会在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方面多有表现。(一)师范教育方面:1.训练藏族师资，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级，招收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力学生，修业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到各学校服务。2.训练义务教育师资，为推广短期义务小学教育，对考取或曾任小学教师及简易师范的毕业生，训练4个月后，分到各县短期义务小学任教。(二)初等教育方面:1.创设省立小学，在康定、沪定、丹巴、九龙、甘孜、瞻化、巴安等7县各设省立小学1所，另设藏族小学s所。2.设立短期小学，在康区18个县中先后设立短期小学70所，毕业年限由1年制改为2年制，为将来学生升人县立小学及省立小学作准备。

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西康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发展。西康边疆教育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类。(一)学校教育方面:1.高等教育，在西康筹备和建立省立西睡五明学院，校址在康定，这是研究佛法的唯一机构，以“沟通汉藏文化，配合康地政教，弘扬佛法为宗旨”。2.中等教育，设立康定中学，招收高初中学生。同时继续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训练特殊师资。3.小学教育，1939年3月，在理化、定乡、稻城、得荣4县，增设省立小学各1所。开始筹办白玉、石渠等县的省立小学。(二)社会教育方面:1.广设民众学校，康属新设民众学校40所。2.巡回电化教育，1939年3月，教育厅电化教育队从康定出发，经过康北、康南巧个县，巡回放映电影及广播。

四、结论

综观民国时期西南几省的边疆教育，虽然都称为“边疆教育”，但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各有不同，各代表不同类型。梁欧第先生将其分为:西康的边疆教育可称为学差教育(老百姓认为让小孩读书是当差)，四川大小凉山的称为课罗教育，贵州的边疆教育称为异化同化教育(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教育是异化教育，由中央和贵州省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教育称为同化教育)，而云南的边疆教育与国民教育趋同。

总之，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对于开发边疆，培养边疆人才，提高边疆人民的文化，改善边疆人民生活，加强各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综观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西南几省中，“川、滇、康三省，因为经费人才较充裕，边疆教育成绩较好”。民国时期“厉行尚同运动，务使全国任何宗族逐渐趋于一种信仰，一种文字，一种语言，一种习俗”，当时的政府认为边疆教育是一种有时效性的教育，它的“最高的目的在于求本国境内各族人民文化现象之统一”，一旦“达到国内文化现象之统一，各族情绪之合一，中华民族之永固”(国民政府内政部:《边疆教育政策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十二全宗(2)1431卷)时，即是边疆教育时效消失的时候。可见，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同化。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3

[关键词]朝鲜族；历史教育史；综述

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是日益受民族教育者关注的研究领域，笔者试图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研究者在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史料、发展历程、经验与建议等三个方面研究成果的分析，探讨其研究成就与存在的不足点。

一、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料

许青善、姜永德主编的《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共有四卷，分为清朝、日帝强占到解放战争、建国初到前、后等四个时期。其中包含的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料有，养正小学堂历史课程表、《东国史略》目录；1947年小学历史课程及教学时数、1949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朝鲜历史6》目录；1950年延边朝鲜人小学校历史课程、1952年延边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初中一、二年级用朝鲜历史提纲；1998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朝鲜族历史常识目录、2002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中国朝鲜族历史》（乡土教材）目录等。

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化史大系-教育史》把中国朝鲜族中小学教育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大时期，介绍并阐述了清末民初堂的历史课程、9.18前民族私立学校的历史课程、9.18前中国方设立运营的学校的历史课程及教学时数、日帝强占时期历史课程、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课程、建国初期初中历史课程计划表等内容。还有与历史教育相关的教育法令，1911年日帝《朝鲜教育令》、1930年8月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垦民教育法》。

二、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

孙春日的《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中阐述了迁入初期的书塾历史教育、朝鲜族私立学校历史课程和教材、日伪殖民统治时期奴化历史教育、解放战争时期历史教育的恢复、时期取消民族史课程等。

朴今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教育权的侵夺》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当时中朝日矛盾异常复杂有激烈的形势下，朝鲜族可以学习朝鲜历史对于朝鲜族来说是能够保存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朝鲜族人民不懈斗争的结果。

许青善、姜永德主编的《中国朝鲜族教育史》介绍了清末民初书堂的历史课程、9.18事变前反日私立民族学校的历史课程和教材、近代民族私立学校瑞甸书塾和明东学校的历史课程、1910年垦民教育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解放战争时期恢复发展的历史教育、建国后17年-50年代前期东北区朝鲜族普通中学历史教学计划等内容。

申春善的《文化选择与民族文化课程建构―延边州个案研究》阐述了历史课程中的民族文化因素，并将中国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9.18事变前、日帝强占时期、建国初期、时期、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后等几大时期做一整体的概括。

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经验与建议

许青善的《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促进跨越式发展》在总结朝鲜族教育的历史经验时提到，应教育学生了解朝鲜族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优秀文化传统。

朴文一的《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朝鲜族基础教育的姿态与课题》一文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本民族历史教育，并把它纳入校本课程。建议省州政府将其定位法定课程内容，并编写规范的教科书。

崔成学的《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一文表示相当多的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缺乏了解。作者还提出要强化民族文化及民族意识教育，应开设与朝鲜族历史与文化关联的专门课程并保障课程学习正常进行。作者认为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对少，校际间的学习成绩竞争不那么激烈，相对容易进行民族历史与文化、民族意识方面的教育，更容易保障实际效果。

郭哲洙的《关于中国朝鲜族民族历史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阐述了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延边一中校本课程“中国朝鲜族民族史”教育的目的、意义及内容。还介绍和总结了延边第一中学自1995年起实施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史”课程的内容和实施的成效，并提出了几点不足之处。

申英美的《中国朝鲜族教育问题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缺失主要是源于教育主体的历史教育意识的缺乏。各级学校负责学校管理的校长和教师、学生、家长等3方面都仅仅抓住入学考试教育，却忽略了重要的朝鲜族历史教育，最终导致朝鲜族青少年在自我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得不到朝鲜族历史教育。对此，作者提出的对策是：由民间团体出面向青少年开设假期免费朝鲜族历史和朝鲜族文化讲座，努力让学生们有机会学到无法在学校学到的朝鲜族文化、历史等。

朴今海的《朝鲜族中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对策》一文中，作者认为虽然目前已经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但实际上有关民族历史的内容很少，还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从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教育形式来看，尽管延边州有不少的历史文化遗址，学校并没有很好地组织学生参观和亲身体验民族历史文化。另外缺乏担任民族文化课的专门教师，也缺乏对专门教师的教育和培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我国研究者从多方面对朝鲜族历史教育史进行研究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不足，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关研究中尚需进一步改进。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每个时期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的历史课程、使用的教材及课时安排，以及有关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经验与建议等内容。今后我们应对朝鲜族历史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做一系统、专门的研究，并加以分析和探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并对每个时期的特点做一概括，以此来预测今后朝鲜族历史教育发展的趋势及方向。

参考文献：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4

关键词：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杭州；开展情况

历史是一面铜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校体育发展至今，自近代以来已有百余年。推行素质教育之工程，已有十年有余，可效果甚微。六艺中的“射”与“御”虽是体育内容，却没有像西方的球类运动发展成为体育项目。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光阴，期间军阀割据、政权林立、思想混杂，学校体育却得以在夹缝中得到较好的生存空间，由于宁波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之一，而宁波与杭州又地理位置相依，因此杭州的近代化进程自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杭州的近代学校教育亦始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提倡与创办。

1清末杭州学校体育教育

1．1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本土适应过程

1840年以后，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清•126•朝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1］。西方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也相继传入中国。正是趁着“西学东渐”这股劲风，中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逐渐瓦解。可以说，没有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就没有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生长，也就没有学校体育的开展和发展［2］。据杭州市志（体育篇）记载，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求是书院开办之初即聘日本人富长德藏教体操，这是杭州学校设体育课的开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杭州蕙兰中学设体操课，并且在1903年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在高等小学堂以上设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课［3］。在当时保国强种的社会潮流之下，社会各界均认为中国人武力孱弱，唯有强身健体，发展武备才是上策。学校体育也是顺应趋势，兵式体操即为近代体育课程的雏形。

1．2体育课列为学校课程内容

中国近代学校的体育课程源于清末维新派的“尚力”思想，维新派主张军国民主义，《癸卯学制》中规定“体操科”为授课内容，中国近代体育课程开始发迹。民国成立之初，仍然保留了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并在1912年颁发的教育宗旨明确“军国民教育辅之［4］”民国初期的《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对学校体育课的内容和课时安排都做出了规定，壬戌学制要求中小学体操课改成体育课，田径和球类项目与体操一道出现于学校体育课程之中。至此，学校体育进入“双轨制”时代。

2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的缘起

2．1“西学东渐”思潮引入了近代学校体育活动

盛行于清末民国初的“西学东渐”让中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化机制和教育体系。西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传统的教育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培养所需人才的要求，故传统教育体制在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分庭抗礼下黯然退出［5］。开办新式学堂，并引进西方近代体育，打破了中国一直以来没有体育课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学校体育的兴起。

2．2教会办学丰富了学校体育内容

教会学校是指西方宗教团体或者传教士个人创办的各类学校，是近代中国一种特殊的教育形态。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会办学规模逐渐扩大，由沿海城市延伸到内陆城市，杭州也因此兴起了教会办学的趋势，教会学校不同于中国传统官学与私学的其中一点就是兴办体育。如教会创办的蕙兰中学与之江大学开展学校体育活动。除田径与体操外，三大球项目在一些教会学校得到了较好的开展。民国十年以后，之江大学、蕙兰中学都在校内建起篮球场，以满足篮球运动竞赛与推广的需要；排球运动在之江大学、蕙兰中学和弘道中学也相继开展；足球在辛亥革命出现在杭州后，外籍人员先后在之江大学和蕙兰中学教授足球［6］。20世纪初，正值竞技体育由欧洲传入我国，后经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传入杭州，项目主要为田径与各种球类竞赛，大部分项目主要在学校开展。杭州学校体育兴起大致是因为教会学校开创的学校体育课程［7］。

3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的开展

3．1幼稚园体育：保育为主，游戏引导

191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明确保育为蒙养院之主要任务。而保育的具体项目有唱歌、谈话、手艺和游戏等［8］。据1935年出版的《杭师大附小概况》记载，该幼稚园（民国时期幼稚园即为蒙养院）将游戏安排在下午两点半至三点，教师组织学生在该时间段进行跑、跳、飞和学小动物叫的活动，既体现了遵循教学规律的原则，又激发了幼儿的兴趣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黄金十年。杭州的幼稚园办学规模也较前期有所扩大，其中公立幼稚园增加了3所，私立幼稚园则增加了6所。这些幼稚园当中大多采用设计教学法，以“儿童为本位”启发式教学，保证课程的实施。

3．2小学体育：双轨制与重视女子锻炼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之初，即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办法规定高等以上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体操，以发展学生的体魄和锻炼意志。这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所相吻合。尽管兵操在民国初期的中小学体育课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兵操的地位也相应的下降。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极力提倡废除学校枯燥乏味的兵士体操课。据《国文教科书》摘录的百年小学体操图，记有击毬、跳绳、习体操、练兵操、角力等体育活动［8］。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师生提供了选择的空间。这或许就是盛行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双轨制”体育教学现状的缩影。特别是1915年的一幅女子小学教师荡秋千图，侧面反映民国时期的女子在新思想的时代下，也慢慢踏出深闺投身户外体育活动，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冲击了男强女柔的传统观念，女子并非天生就生而柔弱，只是缺乏合适的外部环境去解放身体［9］。

3．3中学体育：训练与竞赛带动体育氛围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同年9月，又公布《中学校令》。明确提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在此之前，传教士司徒雷登就曾认为：“中学时期为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人格的养成、人生观的规定、的坚定、道德态度的发展，都是在中学期内实现的［10］。”民国杭州的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缘起是由基督教的发起而兴办的，广大的传教士最初带着上帝福音来改造中华国民思想的同时，也为开创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奠基的作用。自民国建立后的十年，杭州女子中学校增加到五所，而相对的男子中学却仅有盐务中学一所。这也反映了女子体育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且被关注程度在这一时期高于男子，女子受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由杭州贞才、育才、蕙兴三女学合并成立弘道女中，这三所学校均为美国基督教创办，其办学侧重于培养学生活泼、愉快、合作等品质的运动项目，与呆板无味的兵式体操截然相反［8］。彼时的弘道女中在教学规模上有中学、高小、初小三部分，并附设幼稚园，属于民国时期杭州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杭州弘道女中还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国术队等。从而说明女子学校体育活动与竞赛已慢慢变得丰富。

3．4民国杭州高等学校体育

民国杭州高等学校体育以之江大学、浙江大学两所学校为代表。它们的学校体育开展氛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历史的更替中显得更加烨烨生辉。之江大学校刊（体育会会员学生自治会致远）曾记载，本校教职排球队于10．16首度向暴风排球队挑战，遂于是日下午作友谊赛。此为本学期球赛之先声，故球场四周人群挤塞，情况热闹异常。教联队麾下猛将如云，如体育主任张强邻、体育教员周剑飞，均披挂上阵，复有戚光宇、陈时振等。之大还成立了体育会，下辖的球务部最近与本校各体育团体合办足球联赛，篮球与广东，雄风作友谊赛排球对抗［11］。此外，之大有关体育工作的来往文书及上级一般通知中大会口号和运动员誓词中可窥见体育在当时之大的风靡。浙江大学的体育设施在当时相当齐全，其有田径场、足球场各两片，篮球场10片。并配有体育办公室一个，浴室1间，急救室1间，体格检查室和储藏室等。这样的设施配备符合师生运动的条件要求。其开设的体育课程设置有：游泳、田径、球类、技巧等，还组织校内校外比赛。校内比赛有：篮球班级赛、篮球院际赛、网球公开赛、排球公开赛、足球院际赛、春季运动会、越野赛跑；校外比赛有：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田径及全能排球比赛网球比赛［12］。首先，浙大具有齐全的体育设施，还有急救室和体格检查室等，保障了学生参与锻炼与竞赛的基本条件。其次，教授的课程也丰富多样，使不同类型学生选择性加大。再次，丰富的项目和层次不一的竞赛活动，调动了学生的体育活动积极性，特别是那些体育爱好者，更希望有机会在运动场上展现风采、为校争光。

4结论

民国时期杭州学校体育，是杭州近代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杭州现在一些百年学校体育的发展仍能从民国追寻足迹。对民国杭州蒙养院、中小学和高校学校体育的研究则表明，各有特色、符合体育教学的发展规律仍是当今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的主流。幼稚园的保育，中小学的课程多样性与重视女子体育参与，高等学校的场地设施保障与校内外各种竞赛，层层相扣，体现了体育教学的阶段性与层次性，值得现今学校体育工作者去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曹守和．浙江体育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68．

［2］陈晴．明末清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

［3］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体育篇）［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361．

［4］张丽．民初学校体育实践的当代价值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自然科学版），2014，13（4）：135—139．

［5］熊月之．西制东渐—近代制度的嬗变［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0．

［6］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州文史丛编［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20．

［7］浙江省体育志编撰委员会．浙江体育志［M］．杭州：方志出版社，2003．

［8］杭州市体育局，中国体育博物馆杭州分馆．杭州百年体育图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6，25，43．

［9］王浩．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10］司徒雷登．基督教中学的改进（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185．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5

    近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炮火?150?的轰炸下开始被迫向世界敞开,外国的入侵,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历史进入近展时期。中国近代文化随着西学渐入,冲击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变革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了解我国近代教育公平制度的变迁。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侵略,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是用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来进行教育,以达到从思想上同化中国人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在办学之初就开办了女学,为我国的男女教育平等开了先河。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高峰,不但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批判和摧毁,也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思想和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并将其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太平天国就实行了一种政治、宗教、教育三者合而为一的平等社会教育制度:重视儿童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废除了科举考试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开创了不分贫富、贵贱、男女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其教育改革和实践为我国开创公平的教育起了先驱实践的作用,引发人们思想和文化上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的失败,使统治阶级开始反思,于是洋务运动应时产生,向西方学习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产生,求强求富的改良意识开始明显,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代表人物一致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在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的学校制度的同时,发展女子教育,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构建了一个“无邦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极富创造性地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完全由社会承担;他还对男女不平等受教育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倡导男女教育平等。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并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在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引入下,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并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得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使普及教育的思想开始了初步实施。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的思想迅速传播,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已经被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代替。中华民国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为与民主共和相适应,在文化教育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

    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普设教育,使国人不分贵贱皆能受教育,使人能尽其才。在1912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致辞中,孙中山指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另在《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之,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将教育权利平等的民间主张写进了官方的法律条文,如1912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将“初等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也可以男女同校,另专为女子设女子中学校”。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平人类不平等”的革命信念,从教育平等的观念出发,竭力主张效法西欧,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学校教育。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请促进义务教育案》,次年10月提出《推行义务教育案》,要求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各地中小学迅速发展。中华民国时期,教育公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初具制度模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1929年)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明确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男女教育机会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5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则更全面地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3]。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恢复封建君主制,中国出现了历史倒退、文化倒退,但是时代潮流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批积极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它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与文化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教育权利平等的思想主张在这一时期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教育平民化、个性化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旨在扩大教育的范围、对象和学习的内容,让人民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后期将他的平民教育由乡村教育发展到了普及教育,定位于为大众服务,把教育平等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成为我国教育公平制度探求路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1922年“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就包括“发扬平民教育精神”和“使教育易于普及”,并在“新学制”中规定“初级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成长时期,也对教育公平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22年党的“二大”的《大会宣言》提出了两条教育纲领:“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在党领导下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开展了一些特殊的教育运动,如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内平等待遇运动、男女平等运动等一系列为劳动群众争取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运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使工农劳动人民子弟受到免费教育,学校大门向劳动人民敞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更加旗帜鲜明地要求贯彻“在抗日和团结的条件下,主张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有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和义务。”[4]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后,文化不再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是成为人民所享有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人教育和农民教育等。现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同时亦带来了文化教育上的翻身和解放。文化事业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国家在帮助广大翻身工农获得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把实现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增加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机会作为主要任务,并以各种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保证公民教育权利平等和入学机会均等的贯彻落实,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等。

    1951年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新学制,标志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教育公平制度被明确,如新学制实行单轨制,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重视工农教育,同时为成人接受再教育而设立的训练班、实习班。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限制,新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和不足,如在“大跃进”时期降低了教育的质量。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文化处在一种专制之下,政治对教育的干预过大,随着政治动荡,出现了文化观念上错乱,全面否定中国的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现代文化。过分以政治出身来限制教育权利和机会,一大批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处在低谷时期,各项教育公平制度均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外,在文化领域也逐步消解“文化大革命”的极端走向,提倡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中国,在教育上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及开放的文化模式。基本的教育公平制度开始建立,如恢复高考制度、颁布义务教育法及实施细则,我国政府也在教育公平制度方面进行不懈的实践:把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写入宪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中;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教育公平的观念出发,拓宽办学思路,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取消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免试就近入学,保证我国人民享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外,还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进入多元的文化历史时期,虽然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多元选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精神对教育公平制度的影响日益增强,教育公平制度体现了社会对人权、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受教育权利平等已经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教育公平制度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西方文明的影响,我国教育公平制度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考试制度依旧是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主导制度;受西方人权和个性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考试过程中又有许多相应的非考试政策;而在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官本位导致教育腐败现象的出现,使教育公平制度执行不力,如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受到权利和金钱的破坏,不能有效执行;虽然国家已经明文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实际上却是名无实存,在以分数择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高等教育收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6

关键词： 教育变革历程 中国语文教育 民族化 现代化 发展

20世纪是中国文化和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其间有疾风骤雨般的突变，也有和风细雨般的渐变。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和教育吸纳了具有每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思想，加厚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中国语文教育是最能代表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变迁都能从这里看到它发展的轨迹。

一、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现代化启始于这两次的教育变革。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他们虽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教育，力图改变我国旧的教育制度，却仍惮于彻底抛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于是提出了这一教育主张，试图以它调和西方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则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使得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彻底走向崩溃。这两次运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制度，开启了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触动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

两次运动的结果是，废除了统一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并且颁布了“壬寅学制”和之后的“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选学的内容，《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小学堂每日读经书一小时，挑背浅解一小时，每周计读经12小时；中学堂每周读经6小时，挑背讲解3小时，计9小时。计中学堂毕业，皆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节本，共计读过十经（《四书》内有《论语》、《孟子》），并通大义”［1］，“规定中小学读经，目的在于进行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也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理解语言的能力”［2］。另外，初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字科主要教学识字、读书、作文；在高等小学堂则称为中国文学科，内容“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与政事身世关系等”［2］（P439）。“中国文学”科的设立，是清末语文教育的重大改革，为国文科的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使语文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变革后的语文教育，虽然打破了科举制度的限制，但它毕竟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根本，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是伴随它产生的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被瓦解，它在一定时间内都会残存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内部。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教育依然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依然是在强调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尽管如此，这次变革还是使语文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引领语文走进了现代化的轨道。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给语文带来的新气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转折点，它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文化模式，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

在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教学的力倡下，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较之封建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白话文教材，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其中，小学语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话文的采用，实现了‘言文一致’的统一，减少了儿童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困难，提高了儿童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第二，增加了语文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在内容方面增加了反侵略、反封建、反军阀内战和热爱祖国的内容。如《祖国》、《小吹手》等揭露盗匪、军阀和列强的罪行，《波斯王的新衣》、《黄金梦》等是关于反封建的故事，《文天祥》是赞颂爱国的历史人物，另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及古诗”［2］（P396）。白话文教材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较之传统有很大的转型，但它忽视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语文教材中反映美国、英国的内容过多，本民族的一些经典作品反而没有被选入，淡化了民族特点。因此，它也遭到了很多复古势力的巨大反抗，如与五四新文化相对立的“新儒家学衡派”极力主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新文化和传

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冲突，这个争议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几十年。

三、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一切教育都是为了适应战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为后来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几十年间，中小学语文教育内容始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因时而定。无论从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选材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其教育的原则是“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1］（P237）”。较有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方式，其他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以1945年胡乔木编的《中等国文》为代表，其选文分为两大类，即文言文和实用文，编者偶尔也选入一两篇传统的中外名著，更多的则是选用文字朴素、平易而又内容切近时代，切近学生生活的文章；同时，还会加入编者的一些“自撰文章”，大多都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内容。这套课本与后来1949年编制的《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对语文教学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体现在，汉语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处理语文规律教学、文化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单元组合，选文贴近学生和生活，课本整体科学化［2］（474）。”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体系，这是语文发展长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革命根据地这许多年间的语文教育，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于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瓦解，语文教学中没有了读经的影子，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文化受到了冲击，语文教育更加重视了与实践、与生活相贴近。这正是我们民族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模式，这种“革命性”的教育，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革新。

四、苏联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及带来的语文变革

建国以后，中国教育开始全盘模仿苏联。苏联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新中国教育发展之始，我们的政府认为，中国教育发展“最为迅捷和最佳的道路［3］”就是直接从苏联吸取精华。

在这个期间的语文教学方面，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一次学习前苏联的《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这次改革对以往传统语文教学那种注入式、逐句讲解的方法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我国各地在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的时候，纯粹机械模仿、照搬苏联的模式，完全忽略了我们汉语文教育的民族特点。苏联模式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在实质上是经久不息的，但是，它的积极影响也是应当肯定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但是其中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为以后开创新的改革之路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说苏联模式的学习是在引领我们对语文现代化的开创，那么则造成了语文教育的历史大倒退。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割裂，民族文化在此遭到全然的否定，语文教育陷入了阴霾之中。

五、新时期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

在经历了挫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语文教育在新时期的呼唤下终于又再度回到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从最初借鉴西方、学习前苏联的困顿中走了出来，开始了对适合我们汉语文民族特色的语文教育的探索。

新时期，较早提出语文学科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是张志公，他为中国语文民族化的继承和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教材的编制，由初期的“一花独秀”到后来的“百花齐放”，选文有了系统的标准，“多以名家名篇和久经考验的传统课文为主，各种文体的安排，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记叙和说明为主，初三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高中阶段，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及部分文学作品。文言文的比例是课文总量的30%［4］（P23）”，这是80年代初的课文。随着社会的再发展，教材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在2000年起开始使用的教材作了新的修订。新的课文“更加注重了语文素养的提高，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文学熏陶［4］（P23）”。

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在追求现代化气息的同时，也在兼顾着继承我们民族的经典文化，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的指引下，语文教育得以一片开阔的发展空间。

六、结语

宏观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中国教育变革的轨迹，也决定了语文教育变迁的历次转型。回顾这段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语文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相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相协调、相适应的一面。民族常常意味着传统，语文教育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通常都带有对传统的排斥，这源自于在现代化发展中一些观念的认识。实际上，语文教育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都离不开谁。语文教育的发展诚然需要现代化，但也需要传统，“中国语文，正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点上［5］”，交汇点，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中国语文教育的这个关键期，奋力前进，为中国语文教育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2］叶立群.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本国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4］温立三.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7

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教育科技必先行。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一环，是实现梦想的基石。我年青时就选择了教育这一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做合格的人民教师、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便成了我终生的梦想。

参加工作以后，我曾分别在全日制小学、大中型企业子弟学校、民族小学及大中专学校工作过。通过不同年代、不同区域、不同教育环境和不同时期的教育工作，我深知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小学教育阶段是人生最关键打基础的阶段，不但要小学生准确无误地学习文化和科学基础知识，还要注意开发小学生智力，提高小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为培养小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打好坚实基础。因而，按不同时期的教育大纲要求，我在教孩子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做到了教书育人，较好地完成了教育教学任务。本人在实现梦想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

我国是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伟大国家，因此民族教育尤为重要。民族教育不但是我国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的重要动力。搞好民族教育不仅是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不可懈怠的责任。当年，我有幸被借调到已有40余年历史而学生不足百人的民族小学工作。为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不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也为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本人加强了对民族教育方针政策的学习。并结合本校实际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教职工的素质教育、业务培训、技能比赛、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坚持开门办学、定期请学生家长亲临课堂，广泛听取学生家长意见。通过这一系列有效活动，教职工学习关于教育理论、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提高了，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携手进步的良好风气形成了。学生人数两学期就增加了一倍半，民族教育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大中专学校教育是检验中小学义务教育成果的教育，也是向更高层次深入学习、向科学高端探索的教育教学过程。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青年人的责任重大，能否肩负起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光荣使命，实现中国梦在此教育阶段至关重要。

青年学生的世界观基本形成，他们有理想、有主见、有思想、有个性，而且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都很强，单凭简单的灌输、单纯的批评就不适合了。因而，在这段工作中我采取了有针对性、耐心的思想疏导工作并和青年学生们真诚的交朋友，热情关心和帮助他们，爱护、尊重他们，这样学生才能与我主动沟通、交流思想、积极参加参与学校活动与社会公益活动，更好地完成学业，把自己真正锻炼成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篇8

关键词：体育思想；体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1、1940年6月至1919年5月之前的体育教育

这一时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五四”运动之前。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大批的西方教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人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社会对于引入西方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国开始在学校教育体制中学习和引入西方的教育体制，这其中就包括有日本军国民教育，并且国民体育教育涵盖其中。由此，军国民体育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并一度成为1940年6月至1919年5月这一时期的主流体育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社会原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迫使中国自身有强大的内在需要。军国民体育教育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而成为当时学校体育教育的主流。其二，维新派启蒙教育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在体育教育上都有相同主张，他们都要求促进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重视体育在教育教学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满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向外输送了大批的留学生，政府的支持为教育思想的变革奠定基础。在军国民体思想的影响下，该阶段的体育教育从体制上来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维新时期。该时期推出洋务运动，提倡“办洋务”、“兴西学”的新式学校。军事学堂设体操课。第二阶段是《壬寅・癸卯学制》时期的体育教育。这一时期清政府废除了八股，废科举，兴学堂，各个年级都有一定量的体育教学。主要有：准备法、矫正法、徒手操、哑铃、球竿操、木棍操、火棒操、藤圈操、投豆囊等。新政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我国体育教育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阶段是《壬子・癸丑学制》时期的体育教育。辛亥革命的成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为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课程设置上，小学学制分为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初等小学7门课中，有一门是体操课。中学学制4年，14门课中有一门是体操课。体操课的普及推动了体育教育的开展，推动了体育教育的正规化。

2、1919年5月至1949年10月之前的体育教育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在体育教育思想上，主要是受到日本和美国的体育思想的影响。日本是军国民体育思想，美国是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一批具有远见的进步人士受西方科学影响，开始用近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教育。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和，他们认为体育不仅可以锻炼人的身体，还能在体育运动中培养人的思想道德。在胡适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工学校长这段时间内，他提高了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重视学校体育的教学。也重视体育教育的作用，他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人类体育与德育、道德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体育的内涵和意义，主张“善其身无过于体育”，这其实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诠释体育的重要性和作用。在日本的军国民体思想和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下，体育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壬戌学制》时期的体育教育。1922年11月1日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设包括体育课，从抄袭日本转而效仿美国。改“体操科”为“体育科”，并扩大学校体育实施的范围，开始重视体育教育方法的研究。第二阶段，《戊辰学制》时期的体育教育。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并修改了1922年新学制为基础的《整顿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戊辰学制》。修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以往学制的进一步完善，但其本身并没有多大影响。主要是政府要求高中学生实施了军事训练，认为“军事教育之目的在锻炼学生身心、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观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从此，“军事训练”成为高中的必修课程，这样格局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3、1949年10月至1978年之前的体育思想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建国之初中国的体育教育思想主要是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当时中国完全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全面“以俄为师”，因此，针对旧中国时期，学校体育教育受到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体育思想的影响，以及管理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新中国在体育教育领域积极推广苏联的体育教育思想、理论及方法，在苏联体育教育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三基”体育思想，即以凯洛夫体育教学思想和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学说作为基础，将传授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体育技术作为体育教学活动的主要思想。这种“三基”体育思想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急于提高全民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急于建立专属于中国的学校体育思想的要求，急于摆脱“东亚病夫”这种无谓称号的强烈愿望。“三基”思想激发了全民健身的动力，但是它也存在问题和缺陷，例如“三基”思想过分强调体育作为一种教学的手段，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使得学生个体仅仅是被动地学习，限制了学生个体的积极、创新和个性化发展。而且，这一时期在“三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体育教育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初期的体育教育。此时指示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中央政府也据此下发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并在1957年出版了中小学体育教学参考书，从而使体育教学工作有了统一规范要求。第二阶段是全面建设时期的体育教育。继1957年的体育教学参考书出版后，我党确立了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这不仅明确了体育在我国学校教育中的课程设置，还给予了国家要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定位，也因此批判了教条主义，至此我国体育教育从我国实际出发，开始了摸索自身发展的道路。但之后的再一次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包括体育教育在内的学校教育深受其害，全国学校教育陷入瘫痪，体育教育停止。此时，出现了“劳动代替体育”和“军事代替体育”等现象，至1973年开始恢复招生后才恢复体育课。

通过对近代体育思想和体育教育的梳理，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体育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影响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中介。第二，杰出人物是影响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第三，社会形态是影响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3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