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论文范文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宋春舫曾在他的游记集《蒙德卡罗》序中写道：“民国廿一年十月，余入上海银行。十二月，编辑《海光》月刊，辄写游记，以实篇幅。”当时，应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之邀，宋春舫从青岛来沪，入上海银行研究部任监督，相当于研究员一职。他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研究金融经济理论，撰写论文，后结集为《海光经济论文集》。二是为陈光甫主持海光图书馆。宋春舫曾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图书管理经验十分丰富。任职期间，他为该馆先后购藏了万余册优质图书，除在国内搜集善本佳椠外，还不惜花费大量外汇直接从海外订购哲学、经济、文学名著，如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冯友兰《新事论》，杨端六《货币与银行》，余长河《新经济》，以及巴金、老舍、钱钟书等的文学作品集，还有不少外文原版书，翻译书籍以及几十种外文期刊，从中可以看出他选购图书的眼光与图书编目的内行。三是编辑行刊《海光》月刊。陈光甫于1929年创办《海光》，通过行刊向员工灌输读书明理、文明诚信的理念。在刊物上，宋春舫常刊出“本行图书馆新到书籍目录”，向员工推荐好书。

最近，我先后在旧书店淘得若干册宋春舫编辑的《海光》月刊及《宋春舫戏曲集》第一集，于是想起董桥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只知道什么人在中文大学当什么要角，我们或许知道什么人在编什么杂志，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有位宋春舫先生一生做了什么工作。”那么，宋春舫除在上海银行做的工作外，还做过什么呢？

宋春舫生于1892年，浙江吴兴人，别号春润庐主人，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游学瑞士、法国，获日内瓦大学经济专业硕士学位，掌握法、德、英、意等多国文字，期间对戏剧产生了极大兴趣。1916年，当现代话剧先驱田汉、洪深还在去日、美的留学途中，宋春舫已从欧洲学成归国，带来了西方现代戏剧理念。李健吾在纪念宋春舫的文章中说：“他原来应当是最受众望的剧运领袖，不幸命运有所偏嫉，掩去他应刻发出的万道明光，让一群后生小子留在红尘摸索。”

宋春舫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法国文学教授，后任教清华、东吴等大学。观其一生，至少可以称他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书籍收藏家。宋春舫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为独幕话剧《一幅喜神》，1932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剧人物仅一对夫妇与一个大盗，说的是收藏宏富的夫妇家中闯入大盗张三，夫妇两人从警惕大盗杀人窃物，到经不住大盗口舌如簧，最后将一幅祖传的画自觉自愿拱手让给大盗的故事。大盗自称是书画鉴赏家，他不带走一件书画，说夫妇家的藏品均是赝品。此剧成稿虽仅用了一星期，但宋春舫说：“在我的脑筋里，足足的盘旋了有七八年之久。八年中共写了46页，每年只写8页，如果论量而不论质，那写剧真太不值得了。”此话道出了宋春舫写剧的艰辛。此剧出版后，剧作家剑啸在《中国的话剧》一文中评说：“《一幅喜神》在将来的中国戏剧史上，或有相当的位置。”

1936年3月，宋春舫出版了作于前一年的三幕话剧《五里雾中》，列上海文学出版社“小型文库”之二。宋春舫说此剧“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居然脱稿，无意之中，一本长两万言的三幕剧居然能恪守‘三一律’，这是我当初下笔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同年5月，以“褐木庐”的名义，他自费出版了独幕喜剧《原来是梦》。1937年1月，宋春舫将上述三部剧本合为《宋春舫戏曲集》第一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宋春舫在序中说：“余读剧垂二十年，读虽勤，未尝敢操觚写剧，尤不敢率意造作悲剧。余之集此三种短剧为一卷，匪曰能之，尝试而已，自不敢拟于作者之林也。”

在写剧的同时，宋春舫还先后撰写了《小戏院的意义由来及现状》、《改良中国戏剧》等论文，结集出版了戏剧论文集《宋春舫论剧》，成为李健吾、赵景深、顾仲彝等戏剧家学习戏剧理论的教科书。可以说，宋春舫是中国第一位将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艺术门类来分析研究和赏析的。“小剧场”一词的意义，如今已经普及；要知道，那时是宋春舫第一次将巴黎的“自由戏院”、伦敦的“独立戏院”介绍给国内读者的。由于他既熟悉欧洲各国现代派戏剧，又对中国的传统戏剧理论有精深研究，因此他的剧论总能融汇中西、博古通今，并能切中中国戏剧弊端的要害。有鉴于国人对西方戏剧的无知或一知半解，宋春舫通过刊发一系列的论文，全面评解西方各种现代戏剧流派，为国内读者打开了阅读视野。他对于固步自封的保守论者给予准确而中肯的批驳：“此种囿于成见之说，对于世界戏剧之沿革之进化之效果，均属茫然，亦为有识者所不取也。”在推进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宋春舫身体力行，探微知著，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甚至对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戏剧观，都不苟同。然而，在上世纪20年代的“国剧运动”中，他的戏剧改革之声在力量强大的保守派面前，却显得孤立无援，常被淹没。

对于宋春舫，后人谈及最多的是他的藏书楼与藏书票。早在旅欧期间，他就将暇时余钱用在逛书店上，购置了大量西方戏剧书籍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等剧著，并携归故里。1931年，宋春舫“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将平生所收藏的戏剧书籍约4800余册尽藏其间。“褐木庐”三字颇有中国传统书斋的诗意。“褐”在古代指粗麻制成的短衣，是贫寒人的代称。那么，“褐木庐”当含有贫寒人的木制小屋之意。其实，这是宋春舫心仪的三个外国戏剧家名字缩写Cormora。Cor即高乃依（Cormeille），Mo即莫里哀（Moliere），Ra即拉辛（Racime）。“褐木庐”藏书楼是当年青岛的一张文化名片，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以及洪深、章铁民、张友松、孙大雨等，都是“褐木庐”的常客。梁实秋曾对“褐木庐”有生动描述：“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在这里，所有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

宋春舫编有《褐木庐藏剧目》，于1934年出版。在序中，他叙述了搜集戏剧类书刊及筹建褐木庐藏书楼与整理编目的经过。宋春舫购书始于1915年，积二十年之功终成规模。其藏书分29类，有各国剧本、戏剧理论、新戏剧运动、剧作家、剧场史、剧场建筑及戏剧期刊等。在各国剧本中，包括中、英、美、法、日、印、土、俄等十多个国家，以外文原版为主，法国居多，计862种，英美362种，土耳其最少，仅1种。不少在国外都难得一见的戏剧珍籍，多入藏“褐木庐”，曾有国外学者写信给宋春舫借阅该国戏剧图书，可见“褐木庐”藏书已声誉远播。我国剧作家的著作有190多种，占藏书总数约二十分之一。宋春舫在附录中说，这些书“要皆习见，一无珍本，聊供研究而已，志固不在藏书也”。这是宋春舫的自谦之词。其实，他作为一个藏书家当之无愧，且已被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了。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马寅初是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后。据嵊县谷来镇马村《马氏宗谱》记载，嵊州马姓是虞世南的后裔，后来因避讳而改姓“马”。马寅初是嵊县浦口镇酿酒小作坊主马棣生的第五个儿子，既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一时乡间盛传：“五马”齐全，一定是个非凡人物！

马寅初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越三年出任首任教务长；1921年任上海商科大学第一任教务主任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1923年当选中国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并先后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79年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1年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以上简历，只是干巴巴地罗列其职业职务、身份地位，而比其显赫尊贵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民国还是在共和国，都大有人在。这实在不是马老的重点。

马寅初以“三大”闻名于世。

首先是岁数大，寿数高。在保养、医疗条件远不如今的几十年前，名人中鲜见如此长寿者。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保养条件的完备，名人中的长寿者越来越多，百岁以上的譬如张学良（1901—2001）、苏步青（1902—2003）、宋美龄（1897—2003）、薛暮桥（1904—2005）、巴金（1904—2005）、萧克（1907—2008）、吕正操（1904—2009）、贝时璋（1903—2009）等，都是进入21世纪离世的。

二是学问大，水平高。马老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国外汇兑》(1925年)、《中国银行论》(1929年)、《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年)、《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经济学概论》(1943年)、《通货新论》(1944年)、《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年)、《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年)、《新人口论(重版)》(1979年)、《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年)等等，多为开山之作、扛鼎之作，堪称经典。

三是名气大，境界高。对马老来讲，用“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等赞誉之词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应该加上“勇士、战士、斗士”这样与这个“家”那个“家”似乎不搭界的称谓，才能显示出这位“名人中的名人”的魅力风采。这其中，应以他抗战期间怒斥政权“四大家族”、建国初期坚持将计划生育纳入国策和十年浩劫中正气傲骨三段经历最为著闻，名声大震并百代流芳。

一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权在握，为了显示“礼贤下士”，特请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马寅初在参与经济立法中，为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每与执掌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孔祥熙针锋相对，凡增加百姓负担及有损国家权益的法案，总是挺身而出，力言不可，由此引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嫉恨，甚至指使御用文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马寅初撰文回击，铿锵而言：对于善借公图私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亦在所不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寅初随政府西迁陪都重庆，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四大家族”以抗战名义垄断财政金融，滥发纸币债券，横征暴敛，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目睹此腐败现象，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或演讲，或著文章，予以无情揭露。他对学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宋子文、孔祥熙等做贼心虚，由出面给马寅初以特别关照，委派他去西方游历考察。他洞察其奸不受“抬举”，断然辞谢说:“国难深重，决不离国，以便为战时经济献计献策，要求政府给予说话的自由。”

自1939年初起，物价不断上扬，法币贬值，当局突然宣布，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物价飞涨如脱缰之野马。达官贵人已在调价前，先行购进黄金美钞物资，一转眼净赚一倍，倒霉的是极大多数普通百姓，辛苦攒积的纸币只值原来的一半！为此，马寅初在国民政府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

“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实行资本税，必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

马寅初在一次立法院的会上向“四大家族”发难：“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马寅初故意模仿腔调，重复了蒋常说的一句：“此岂抗战之用意乎？”虽然他自始至终没提蒋的名字，但对蒋的不满和讥讽已“尽在不言中”。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民国

法的实施既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也依赖于法文化的构建与传播。民国时期颁发的《合作社法》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产物。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诞生与演进的路径如下:受西方经典合作社思想影响，忧国忧民的民间志士为了改良积贫累弱的国家和社会，毅然举起合作的旗帜，民国合作社运动应运而生。这是在三民主义治国纲领和民间合作社运动的强烈驱动下，积极推行合作事业民生主义政策的结果。从形式上看，以德、日立法为范例的民国《合作社法》堪称体例完整、内容系统、结构严密、制度科学，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国《合作社法》并未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这表明民国《合作社法》的创制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立法目的的本土化过程，即以“民生主义”的实现作为《合作社法》的立法追求，而法的形式结构和实质内容却热衷于盲目的生搬硬套。由此我们获得的基本结论是: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在中国特殊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环境下，重视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的哺育与培植，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实现合作社法价值和效率的基础条件。

一、小农社会与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

法在农村的推进程度，往往取决于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1](P18)合作社制度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物质交换的必然产物，只有具有独立“经济人格”和公民意识的个人，才会为维护其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而组织起来。民国《合作社法》的实践证明:小农社会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农民自觉组织合作社的主动性不足，合作社法律制度在农村的推行缺少扎实而必要的逻辑起点。

1934年底，民国时期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对各县合作社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结果大部分不及格。其中对合作主义理解一项，误解的占14%，人云亦云的占39%，不明白者占37%，理解透彻者只有10%;而对是否有合作精神的调查结果也相当令人诧异:自私自利无合作精神的占15%，社员之间有你我之见者占53%，相亲相爱的占32%。1934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合作事业开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民众缺乏合作知识”，占到所有困难原因的42.6%①。结果证明合作社主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对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考核内容分为18项，包括社中设备是否完备、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社员增减趋势、识字社员多少、会议是否遵守章则、职员是否尽职、有否发生纠纷、有无及如何簿记、每个社员平均公积金、社员股金数、营业资金多少、营业盈亏、公益金处理、报表和其他文件是否准确及时、社员平均储蓄、借款户借款用途及是否延期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的结果大部分不及格。

法的形成前提是法律需求。从民国合作社运动始于民间知识精英的倡导和践行的现看，民国《合作社法》的法律需求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期待，而不是合作社主体——经济弱者的诉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实践证明，在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社会，农民对合作社组织的认知程度和主动诉求远远不如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看，“合作社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自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被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发生变异和走向衰败”[2]。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合作思想，也存在着各种民间传统的劳动互助习惯，②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过于强大，农民主体性地位及其权利观念缺失阻碍了中国合作社“自组织”的生成。

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活、生产方式抑制了农民自组织的冲动。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仍然十分低下，除了棉花、蚕丝等少数农产品用于纺织等工业原料之外，绝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农村和农民自给，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种子、肥料、饲料等直接取自于自家土地，很少向外购买，“至于新式农具的购买和使用更谈不上”[3](P304)。农村没有组织规模化、系统化生产、销售的必要，这也就是民国时期真正体现合作组织效率优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合作社作为一种舶来品，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弱势群体“主体权利”觉醒的产物，其前提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民国时期的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主体，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市场的边缘，其生产、生活几乎尚未遭受商品经济浪潮的侵袭。他们并未如欧洲农民那样经历“羊吃人”的血的洗礼，这决定了他们的主动性只在于家庭简单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联合起来进行经济权利抗争的客观诉求并不强烈。

其次，传统的“群体”本位限制了农民自主、自助、自救个体意识的形成。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造就的群众组织形式，依然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家族、宗法组织，个体融于群体之中，由亲缘关系构建的宗法社会抑制个体意识的滋长。“当农民有什么需求的时候，首先求助于各种宗法文化的诠释和宗法组织的力量”[4](P25)。在农村传统的宗法社会的构造里，成员之间权利、责任、义务的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经济生活也不例外。[4](P29)确切地说，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社会的权责构造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的基石，中国农民是缺乏以依契约关系为纽带进行权责分配的合作传统的。

再次，传统的“义务本位”意识导致农村自组织习惯淡薄。“家国一体”观使得义务本位深入中国社会整个肌体，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5](P45)长年累月的艰辛劳作以及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丰歉的决定作用，使得农民形成了极强的忍耐力和宿命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习性根深蒂固;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民国时期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强烈碰撞导致农村社会的“精神破产”③，保守封闭的思想眼界和贫瘠枯乏的文化修养，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变革的价值判断，陷入迷茫以致沉寂;而不断的天灾人祸的打击，更使无助的农民颓废、麻木、意志消沉。

总的来说，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是合作社组织行为赖以发生的主要因素。合作社主体的差异性，使得西方合作社法律制度在中国小农社会无法获得农民的“肺腑之声”。

二、主体认知与中国农村合作社制度的推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国时期合作社主体认知缺失的状况，即使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也没有质的变化。诚如苏力所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6](P7)农民按人均取得所分土地的所有权。1950年，新中国实行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摧毁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按人均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主体地位在新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但是，和集体经济的“集体利益”牵制使农民处于“主体性灭失”状态。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及农户获得了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为农民生产积极性注入了有效的催化剂，并为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农村推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然而，承包经营模式直接把农民及农户推向市场。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再以小农经济为生存机制，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必须从传统“生存理性”转向现代“发展理性”[7]:他们不仅要关心农业生产，而且要关心市场的需求、原料的采购及产品的销售。面对这种“发展理性”需求，“单打独斗”的农民及农户根本无力承受来自市场的多元化风险。因此，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利益追求并减少市场风险，中国现阶段的广大农村对于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助互利”的共同体有着强烈的诉求，合作社组织在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中大有作为。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于2006年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部法律最突出的亮点是解决了合作社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类市场主体，依法开展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同时，明确并保障了农民的民利和合法利益，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弱者联合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规定了国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特殊的权利，包括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可以委托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财政资金补助、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

从性质上来讲，《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是一部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作为主体法，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促进法，它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民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自愿、自发地组织合作社，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同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各环节链接起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解决千家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的有效对接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政策目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但其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合作社的市场主体独立性观念并未深入广大基层、深入人心，农民作为合作社的主体尚不能有效掌握和利用合作社拥有的制度优势和权利资源，并未为其主体——农民所主动掌握和利用。从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学者刘纪荣在相关的调研报告中写道:“笔者不时就当地人询问对农村合作社的了解情况，不少人的回答是‘不太了解’，当问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时，更多人的回答是‘不清楚’，村里的农民对此更是不知所云。”[8]农民关于合作社的认识与民国时期的调查结论如出一辙。还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现行合作社极少数由农民自发组建，绝大部分合作社都是依托外部力量(包括龙头企业、政府农机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等)而建，合作社通常被政府主管部门、少数大股东、经营者所控制，中小农户处于依附地位，对合作社的认同度较低，入社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合作起来的组织没有农民的自觉参与，而大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

[9]

总之，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虽然获得了丰厚的法律制度支持和保障，但上自各级政府、下到农民对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认知的缺位或者错位，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现实障碍。

三、弱者的武器: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在现实社会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依赖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社理念的普及，依赖于互助互利的合作精神的贯彻，同时还依赖于农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要解决这些软环境问题，构建健康、正确的合作社法律文化就成为先决条件。把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认真审视和解决法的普适性与本土资源的对抗关系，在合作社法移植时“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处理与嫁接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10](P115)，是合作社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

现实的问题是对于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无论是理论界、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都相当模糊和混乱，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以传统的思维、观念对待和处理合作社事宜。由于合作社法律文化尚未普及，合作社在参与市场经济、改善农村社会等方面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合作社法律文化，指包含合作社价值、功能、作用在内的一系列主观观念形态以及合作社运行机制、权利义务在内的一系列客观规定性，它是支配合作社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只有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政府、社会以及合作社成员养成合作社价值的共同认知，才能使合作社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和推行。

构建当前农村合作社法律文化，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必须重视对合作社主体——农民的自我权利认知的塑造和培养。目前，中国农民对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作为认知客体的专门性之间的冲突急需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来解决，没有良好的法律认知，生成法律信仰也就无从谈起。“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如果缺乏农民的积极作为，那么很可能只是纸面上的条文。”[12]农民作为合作社法最重要的主体，却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在合作社法上的地位和权利，合作社法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联合体。”[13](P167)农民因为不了解合作社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不了解立法为他们设计的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所以缺乏自发组织的激情，甚至产生误解，例如，担心“参加合作社可能引发土地的间接丧失以及土地的不断兼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半熟人社会条件下，合作社作为超血缘、传统、亲缘的“地缘”组织，必须通过法律文化的灌输才能让农民自愿地联合。

其次，端正政府部门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认知态度尤为重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制定合作社发展战略，采取措施扶持、支持农村兴办各种专业合作社。但有些地方政府或基于政绩考虑，忽视对合作社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忘记其“服务”职能，把合作社异化为其管理的客体;或只重视本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忽略农民参与的可行性和自主性，使合作社的设立空有政府的激情，少了农民主体的积极参与。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转变观念，摆正位置，尊重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独立自和控制权，少干预合作社的运行，多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必须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是因为希望通过合作社法人地位的赋予，实现对农民，基于社会本位联合组织的政策扶持。政府并不是合作社的主人。因此，政府在农村合作社建设中不是主体，农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合作社正是农民走向市场，维护权益的“弱者利器”。只要构建良好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农民切实了解合作社的本质以及合作社的运行机理，对合作社的主体地位有充分的认知，合作社就能够真正地“由民众的肺腑中迸发出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立法目标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

注释:

①吴承禧著:《浙江省合作社之质的考察》，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转引自郭铁民、林善浪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②如换工等简单的劳动互助方式，这些劳动互助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家庭经营上的困难，但其表现出来的补充性、临时性和随意性特点也使得其无法成为高效有序的制度安排。

③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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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秀和，陈阿兴.自组织与被组织——试论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经验及创新[J].商业时代，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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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春洪等.中外合作制度比较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1934年,农研会创办中国经济情报社和中国征信所资料室,分别由骆耕漠、姜君宸负责。前者负责收集各地报纸、杂志和其他经济材料,编写各种有关经济的报道或专题文章,分送日报和刊物,曾编辑发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出版《中国经济年报》(1、2辑)、《中国经济论文集》(共3集)等。后者主要负责供应各报刊、机关有关杂志论文、报刊新闻和其他各种资料,并在南京设立一个门市部,陈列资料,供人参阅。《中国农村》原本由黎明书局印刷出版,但到1935年因“新生”事件面临困境,农研会于是决定筹建自己的出版机构。当年8月新知书店正式成立,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徐雪寒等为理事会理事,钱俊瑞任理事长,徐雪寒与华应申任正、副经理,负责书店的日常业务,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并由教育家经亨颐题写店名。创业之初,新知书店在上海华龙路(今雁荡路)元昌里租赁厢房,作为工作和住宿之用。后来业务有所发展,又迁到环龙路(今南昌路)福寿坊。(9)据冯和法回忆:“新知书店的创办,徐雪寒付出了不少辛苦。每股股金五元,多数是由一些会员担负;他们不是投资,而是支持新兴出版事业。新知书店的资金为数不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10)成立以来,新知书店除继续出版《中国农村》外,还出版了姜君辰主编的《新世纪》月刊和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以及大量图书。据统计,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约有五百部,涉及经济、文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在农村经济、经济学方面,有《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描写》、《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薛暮桥)、《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通俗经济学讲话》(狄超白)、《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薛暮桥)、《中国经济问题讲话》(钱俊瑞)等;在哲学、政治学方面,有《简明哲学辞典》(M?洛静泰尔、犹琴着,孙冶方译)、《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共产党宣言》等;在文学方面,有《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古庙钟声》(许幸之)、《苏联的发明故事》(伐西列夫斯基着,克定、廖甲译)、《拜伦传》(鹤见佑辅着,陈秋子译)、《人属之间》(斯坦倍克着,秦似译)、《小夏伯阳》(茅基莱福斯卡亚着,金人译)等。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颇受读者欢迎,常常是一本书一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不接着出第二版、第三版。上海沦陷后,新知书店的一些负责人和《中国农村》的负责人,如钱俊瑞、张仲实、姜君辰和薛暮桥、张锡昌等,先后离开上海,书店业务几乎完全停顿。迁到武汉后,新知书店设立广州分店,又在长沙设立办事处。同年在河南设立南阳分店,在湖北设立襄阳分店,在湖南设立衡阳分店、常德分店、桃源分店和沅陵办事处,在广西设立宜山分店,在浙江设立金华分店、丽水分店和碧湖支店、龙泉支店。1938年10月,新知书店总管理处撤至桂林,设立桂林分店和重庆分店。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云南和湖南设立昆明分店和辰溪分店,在广东曲江设立北江书店。为开展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中的宣传工作,还在中国香港设立了香港办事处。1944年9月,新知书店总店撤离桂林,一路到桂林八步,一路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桂林,多数人则到了上海、广州。1948年,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组织农村调查,开展学术研究

农研会还相继出版了《中国农村描写》(1936)、《中国农村动态》(1937)等书,大量收录会员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抗战期间,农研会组织会员在浙东南等地坚持进行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与研究,调查结果在《中国农村》上予以刊载。农研会还在《中国农村》上载文介绍实地调查需要的理论、方法及技巧,如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1)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1/11)、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2/4)、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2/6)等,皆颇有价值。在《怎样做农村调查》一文中张锡昌指出,从事农村调查前先要明确调查什么,还要明确需要调查哪些问题。他强调,“农村调查工作一定要以农村经济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做基础;如果缺乏理论上的修养,调查时候一定会被许多表面现象所蒙,不容易抓到问题的中心。”(13)接着,他介绍了进行农村调查的一些技巧问题。韦健雄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从事农村调查的基本方法,如概括调查、挨户调查、选样调查、通讯调查等,还介绍了编制调查表格、分类统计的方法及技巧,等等。所有这些,对有志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的工作者颇有裨益。农研会明确提出“不但是要认识农村,而且是要改造农村”。为此,农研会拟定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涉及11个方面:(1)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之方法;(2)中国农村经营的形态和性质;(3)中国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4)中国的农村借贷制度;(5)中国农村市场之结构和商业资本的作用;(6)中国的税捐及其性质;(7)中国的农村手工业;(8)中国农业劳动的雇佣制度;(9)中国农民的乡村;(10)中国的灾荒及其性质;(11)中国的农民运动。(14)从其研究内容来看,可谓非常全面,既有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有对农村经济具体内容的细致考察,还有对农民运动的思考。当然,也有会员批评它“不但太简单而且还缺乏一条中心线索把它各个联系起来”。(15)农研会注意吸纳各方意见和建议,研究重心不断发生变更。1934-1935年,农研会着重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农村调查的分类研究。1936年初,《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的“复刊词”写道:“我们似乎常常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面兜圈子,我们对于农村青年工作人员的注意委 实太少,我们很迟很迟才部分地接受大众化文化运动的启示,才跟周遭的文化浪潮合流起来。”(16)薛暮桥在文章中也指出,处在农村经济危机中的广大青年“感到怀疑,感到动摇;于是一部分人抱着自暴自弃的混饭主义;另一部分因为厌弃乡村工作,回到都市中去过他们的流浪生活;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仍在那里埋头苦干,烦恼着,悲哀着”。(17)针对这一情况,农研会提出要“尽力帮助这些歧途上的乡村工作青年,同来开辟一条光明的道路”。1936年上半年,农研会的目光集中到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到1936年下半年,又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建立乡村中的联合阵线这一具体课题上”。(18)从1936年开始,农研会每月规定一个中心研究问题,供会员们研究,如《中日经济提携对于中国农民的影响》、《中国农村中富农经营底现状和前途》、《暑期调查研究工作大纲》、《乡村工作人员大联合与今后乡村工作应含之内容》等。为使会员踊跃参与讨论,《会报》对会员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同一地点之会员应经常联络作共同研究及讨论;各地会员应相互通信供给材料,讨论问题;会员赴他处旅行考查调查,可请本会介绍当地会员予以协助;会员研究农村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如有疑问可向本会研究部通讯讨论组提出讨论;会员应将本人的研究工作经常向本会报告,以便给予协助或介绍研究同一问题之会员互相发生联系。(19)每个议题均有一些会员来稿讨论。但总体而言,效果并不理想。农研会研究部总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一,我们所提中心问题并不能引起多数会员的研究兴趣,只有极少数的会员参加讨论;第二,大多数的研究报告犯着零碎或幼稚的毛病,不能够在会报上面发表;第三,会中不能够把这些研究结果整理出来,作一有系统的报告。”(20)1936年10月25日在上海会员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座谈会上,与会会员也认为,过去会报及座谈会所定的中心研究问题过于高深,使大家不易普遍参加讨论。(21)除了中心问题讨论外,通信讨论、座谈会等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式。薛暮桥指出,“本会会员散居全国,我们相信通信讨论是最适当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是会中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之一。”(22)农研会解答了读者们关于“怎样分类观察村户经济”、“怎样写农村通讯”、“农村价格为什么会低落”等许多问题,刊载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上,待《中国农村》创刊后则刊载于该刊的“读者问答”或“读者园地”栏。农研会总会及各地分会通过座谈会、叙谈会等形式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1936年3月10日,南京乌江会友召开座谈会,孙晓村、千家驹、周万岭、云毅、陈洪进、王一青、胡泽润等会员出席,座谈会讨论了“农村中救国运动与联合阵线的问题”。讨论会上会员们各抒己见,非常踊跃。陈洪进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1)在农村中救亡与反封建压迫剥削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以中农贫农为主力的联合阵线愈开展,切身问题愈能得到解决,同时解除束缚的农民大众,就愈能发挥出救亡的力量;(2)因为救亡是目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是救亡第一;(3)救亡联合阵线需要都市与农村的联合;(4)农村中要努力推广国难教育,救亡宣传;(5)农村救亡联合阵线虽包括各阶层,但应以中农贫农为主力。(23)上海、河南、温州等地会友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叙谈会,其中1935年上海会友围绕农户分类和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会就有七、八次之多。1937年3月9日,农研会在上海召开“国民经济建设”讨论会,讨论会因钱俊瑞发表的几篇有关“国民经济建设”的文章而起,场面异常热烈。

结语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刘文把百亩以上的大户判定为地主富农，是从他们出租土地面积较大这一角度立论的。但郑先生认为这是“文章作者对近代华北的土地分割状况不太了解”，因为华北土地分块极其零碎，对于农事极其不利，所以各农户既租出、当出土地又租进、当进土地，“目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这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郑文此语为读者构想了一幅极度自由的无磨擦的土地交易世界，可惜在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中，我们都不曾找到类似的所谓“换种”的记载。相反，在有关定县土地调查的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中，作者则特别强调，这种分散状态，“使土地合理化的管理与土壤的改良，都不容易实现”，“是目前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杨懋春先生对其家乡山东青岛台头村土地交易现象的描写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证据。在那里，“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的往往是小片土地。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到迫不得已是绝不会卖地的，因此几个家庭同时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何况土地的这种极度分散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小农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杨指出，“在一个村庄，土壤的贫瘠程度相差也很大。土地的极度分散使得某一质量的土地不致全部为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从而减少了任何一个家庭颗粒无收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土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一个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家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多少能从土地上得到回报，因而可以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交换。”（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显然会抵消可能会出现的所谓“换种”的冲动。）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本文对迄今为止国际和国内传播学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通过有关研究论文的数量统计，本文认为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自1996年开始受到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视。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即(1)互联网使用研究，(2)互联网影响(效果)研究，(3)互联网采纳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对大量以互联网这种新传播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介绍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评。本文为学者们今后进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辑White (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 (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 & 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 & 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 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Rafaeli (Newhagen & 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 & Society)》，《 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 》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for Online 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　ConAbstracts　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 & Metzger，2001;Papacharissi & 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 & 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 & 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 & 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 & 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 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 & 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 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 Internet 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 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 & 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 & 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 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 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 & 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 & 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 & 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 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 and 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 & 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 & Yang;Tan，Corbett & 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 & 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 陈绚(2002)：《互联网对亚洲的影响及亚洲国家面对的数字化鸿沟》。见：?? 杜文富、王小惠(2001)：《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国际网络技术学刊》，第2卷第1期，页47-52。? 方国定、应鸣雄(1998)：《电子资料交换采纳之考量因素：由产品面判断》。《科技学刊》，第7卷第1期，页41-52。? 黄霁(2001)：《为网络广告制定游戏规则》(下)。原载《中国经营报》。见：? 匡文波(2000)：《分析中国网络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刊管理》，第11期，页36-38。? 匡文波(2001)：《论网络传播法》。原载《国际新闻界》。见：?? 李希光(2000a)：《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上)。《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0。? 李希光(2000b)：《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中)。《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1。? 李希光(2000c)：《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下)。《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10-13。? 林惠玲、陈正仓(2000)：《自动化技术之采纳与扩散——台湾制造业之实证研究》。《经济论文丛刊》，第28卷第2期，页153-184。? 林震岩、许胜雄(1997)：《电子资料交换技术采纳之实证研究——以台湾三种产业为例》。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PartC)。第7卷第3期，页390—399。? 闵大洪(2001a)：《党与党报网站》。见：? 闵大洪(2001b)：《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使用》。见：?? 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当前传播研究的课题与挑战》。见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卢峰学会出版，页7-20。? 彭兰(2001)：《关于网上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见：?? 彭兰(2001)：《网络中的人际传播》。见：?? 彭兰(2002)：《逐渐成熟的网络新闻》。见：?? 吴俊毅(2000)：《科技接受模型之实证研究——从动机角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 吴征(2001)：《告别荒漠——新媒体与精神生态的重建》。承载“中华传媒网”。见：?? 徐宝才(2001)：《试论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与对策》。原载《新闻实践》。见：?? 姚福军(2002)：《对于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几点思考》。《记者的家》2002年3月22日。见：?? 张浩(2001)：《中国新闻网站的四种赢利模式》。原载《新闻记者》。见：?? 张洪瑞(2000)：《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研究——以WAP应用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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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

On the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government implemented monopoly economy and relieving country finance, the government、social organization and banks launched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 、the North and the middle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was earlier than others, it's dimension was biggest and it's achievement was the best among the cotton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all the organizations, the cotton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obtained some definite achievements, the cotton seeds improved and the acreage of cotton field enlarged. Thus, the farmers obtained definite benefits. But the cooperation had a lot of shortages and also faced serious difficulties, it's foreground was still quite hard.

Key words: ShanXi province;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saving bank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loan banks

棉花产销合作是抗战前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而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又是其中办理较早、规模最大、成绩较好的地区，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迄今为止，尚无文章和专著论述，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深化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一 缘起与发展

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金融枯竭和都市资金膨胀。为了解决银行资金出路和救济农村破产，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银行资本纷纷向农村扩张，举办各种形式的农村贷款，通过合作组织向农村输入资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运动就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事例。

1931年李仪祉担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后，鉴于陕西是中国重要的产棉地区，棉花对农家经济尤为重要，但是，由于棉花品种退化，不仅产量不丰，而且品质低劣，农户植棉收益每况愈下，于是决定扶植棉植业，并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着手。是年，建设厅从中央大学郑州棉作实验场购买50担脱字棉棉种在陕西各县实验场繁殖。次年陕西省立农棉实验场等机构又购买120担，经过繁殖，良有成效，建设厅准备在陕西棉区大规模推广[1] (第9页)。1933年恰逢西北农工改进会拟在泾惠渠流域办理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经双方商洽，决定以即将成立的合作社所在区域为改良棉种推广模范区。

1930年冬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在陕西著名的产棉地区泾阳县修建泾惠渠，次年6月完成干渠，1932年泾惠渠基本凿成。泾惠渠的完工极大地改善了泾阳县棉花生产条件，这就是棉花产销合作社首先在泾阳县永乐店成立的原因。1933年4月20日建设厅与西北农工改进会和金陵大学在泾惠渠流域的永乐店正式成立永乐区保证责任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推广改良棉种，举办棉花合作运销，是为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之嚆失[2] (第1页)。

1932年陈公博担任实业部部长后，极力提倡统制经济，棉花生产和运销是计划实施统制的重要内容之一。1933年在实业部指导下，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国棉花生产和运销改进工作。1934年又成立了中央棉产改进所及各级分支机构，它们与各大学和农事实验场协力推广棉种改良工作；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及各地农业推广机构合作，推广棉花种植；与金融界联合，推广棉花运销合作[3]。

由于中央棉产改进所和陕西棉产改进所的协助与指导，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等金融机构的支持，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33年在永乐成立第一个棉花产销合作社为肇始，1934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发展到16个，1935年又成立10社，共达26个[4]，农户达33654家，平均每社1294人，股金17967元，社均691元，棉田574808亩，社均2969亩，棉田占棉农农田34.8%[5]。但是，1936年棉花产销合作社下降为18社，社员18152人，棉田307523亩。1937年虽然产销社数量猛增到52社，棉田面积增加到599988亩[6] (第251页)，但社员反而减少到28100。

1935年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的顶峰。是年，棉花产销合作社分布于关中泾、渭二河流域的长安、户县、泾阳、三原、高陵、灵潼、渭南、华县、大荔、合阳、蓝田，共11县，遍布关中主要产棉区。1936年有8个合作社因经营不善，陕西棉产改进所下令进行整顿[7]。从1936年开始，合作社的主要金融支持机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数量大幅减少。例如，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贷额达高608万元，产销合作贷款370万[8]，而1936年仅共贷出133万[9] (第601页)。同时，由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10家银行组成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农村业务趋于停滞，放款数量大大减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借款资金主要来源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由于金融机构放款数量减少，产销社失去了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1937年产销社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总体上看，业务却没有能够获得大的发展。

二 结构与特点

中国近代农村合作社与欧美不同，它不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各种社团组织和银行机构的协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是合作社的外部结构，还是内部结构都极为复杂，这在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表现得十分明显。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就好比温室里的禾苗，在几个"园丁"的精心培育下才孱弱地生长起来：一、西北农工改进会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当之无愧的发起机构，陕西省政府和建设厅负责宏观指导和协调各个赞助机关。二、中央和地方共同组织的陕西棉产改进所具体负责召集农民组织合作社，联系金融机关借款，给农民提供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负责合作社的内部组织和业务指导，联系棉花运销等事宜，是合作运销的实际指导和操作机关。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和陕西银行负责提供棉花产销贷款，尤其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作用尤大，合作社大多数贷款由该行提供，该行农业贷款部主任邹秉文、副主任徐仲迪，不仅积极协助贷款，而且对在上海销售棉花，出力尤多，并且派员长驻合作社，处理相关事务。1935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还在西安了设立办事处，负责办理合作社借款。四、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不仅提供资金，而且还提供业务指导，主任徐仲迪亲自数次到陕西指导业务，合作社第一次小麦青苗借款也经其促成，60%来自该校[2](第2页)。五、棉业统制委员会下属机构中央棉产改进所1934年在上海成立运销办事总处，1935年在西安设运销办事处，渭南设运销办事分处，与上海运销办事总处及合作社双方随时联络。运销办事总处除运销合作社销售棉花外，并提供棉花市价行情，将国内外花纱行情逐日报告各合作社及有关机关，此外还派员在陇海路各站与路局接洽车辆运销事宜[10] (第29页)。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内部结构也十分复杂：一、名称为保证责任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社员应负保证责任。起初，社员责任限于所认社股之全部数额与所缴委托合作社售出货物之全部及用作青苗借款和其所借其他担保财产抵押部分[2](第2页)。后来，全省各社社员概负股金十倍至二十倍保证责任，同一组社员连环担保，负无限责任[3]。二、组织方法。以联村为范围，农民自由组合结社。每个合作社组织单位，以8至13个棉农为一小组，5至13个小组设立区协作部，再集合若干区协作部，组成一个合作社。三、合作社组织系统。社员大会为最高机关，社员代表大会代替其行使职权。社员代表大会下辖理事会与监事会，由常务理事会代替其行使职权，常务理事会下设交际、司库和文书。监事会下设社务委员会，业务经理对社务委员会负责，它下面设有总务、工务、运销、贷款和合作购买等机构。四、合作社职员。1、理事，合作社设有理事和常务理事，理事共9人，由社员代表大会选出，再从中选出5人为常务理事，并由其互相推选正副委员长各一人，其余分任文书、司库、交际。2、监事，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监事7人，再由其互相推选正副监事长各1人。3、区协助部长及组长，1个村或几个村设立一个区协助部，按该社社员人数多少，规定协助员1至3人，部长1人。8至13个社员为1小组，设组长1人，负责该组社员与本社一切往来，直辖于区协助部，协助部任务为推行理监事会之决议案及传达社员各种意见于理事[2](第18页)。五、区指导所。陕西棉产改进所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经常派员到各社指导业务，但随着合作社迅速发展，现有人员不敷分配，于是1935年在合作社较多的泾惠区、省东区（即泾阳、临潼、渭南、华县）各设1个指导所，设主任、指导员、助理指导员各1人。泾惠区指导所设于三原城内，永乐、斗口、鲁桥、花源、大训、公义、广阳、枥阳、新市、交雨等棉花产销社归其指导。省东区设于渭南西关，中西、赤水、龙背、新丰、上涨、新兴、柳枝、下庙、固市等棉花产销社归其指导。其余仍归陕西棉产所直接指导[11]。六、合作社联合会。1934年各合作社成立联合办事处于西安，便于合作社间沟通信息。1935年正式成立陕西省保证责任棉花产销合作社联合会，设常务理事5人，主持会务，协调各个合作社内部关系和全省棉花产销事宜，同时合作社西安联合办事处自动解散。

与其它类型的合作社和其它地区的棉花产销合作社相比较，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具有很明显的特点：

首先，合作社社员人数众多。据统计，1932年全国合作社社员1至25人者占61.01%，26至50人者26.85%，51至100人者6.59%，100人以上者仅197社，占5.55%[12] (第104页)。河北棉花产销合作社社员最多者分别为768和380人[13] (第11页)，晋县和无极两个棉运社仅21和24人[14]。湖北棉花产销合作社社员人数一般在40人左右[15]，而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远远超过此数。永乐社最初成立时社员即达10村256户，到1935年发展到4095户，棉田面积达95264亩，最小的花源社亦达110农户（其中尚包括集团社员2个，棉田面积大），棉田面积达3077亩。1935年26个合作社平均每社社员1294人，真可谓中国合作社中的超级巨无霸。

其次，合作社地域范围庞大。合作社组织过程中，由个体农民结合成小组，由小组结合成区协助部，再由区协助部最终组成合作社，社员往往涉及几个甚至几十个村，这不仅在一般合作社极为少见，就是江苏、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棉花产销合作社也很少见。

最后，合作社种植棉花面积大，棉田占农户耕地比例大。到1935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棉田面积达574808亩，同年，江苏、河北、山西、河南棉花产销合作社棉田面积分别为120962、47306、62856和37729亩[16]。1935年陕西每个合作社平均棉田达2969亩，占耕地34.8%，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三 业务与绩效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最主要的业务为推广优良棉花品种和举办棉花运销，下文分而述之。

陕西棉农普通栽种的棉花有中国本土棉、美棉和大桃花。美棉即老洋花，光绪年间由天主教传教士传入陕西，占棉田面积50%；大桃花1930年由荣宗敬、穆藕初等实业家倡导传入，虽然种植面积无多，但分布极为广泛。中棉棉绒既粗且短，色相低劣，不适合现代工业纺纱织布，而且价格低贱，市场狭窄，可取之处仅其皮棉指数较高，达33%[3]。老洋花棉绒虽然较细长，但品质也严重退化，而且因为贫穷，"农民多在棉花尚未完全开放前，即将棉铃摘下，此种不良习惯，影响棉花品质甚大"，更加加剧了品质退化[17]。

为改良棉花品种，陕西建设厅和棉产改进所在棉花产销合作社采取各种措施推广优良棉种。首先，购买脱字棉种、晓字棉种、灵宝棉种，以贷款的方式分发给社员，让其种植。脱字棉绒长一英寸左右，色泽佳良，只是皮棉指数稍低，为28%，但与其他棉种比较可多产20%，而且成熟较早。晓字棉具有早熟、高产、绒长等特点，为优良棉种。灵宝棉虽系美种，但经改良，品质优于老洋花。早在1932年，建设厅鉴于农民种棉缺种，就以脱字棉种贷与农民。永乐社成立时建设厅又提供脱字棉种120担。1934年棉产改进所向建设厅借脱字棉种14000斤，约定借一还一。1935年推广脱字棉8000担，合15万余亩。其次，社员借棉籽，必须保证不同其他棉籽混杂，社员棉花收获后，轧花必须或交合作社办理或在指定轧花机关轧花，这样不仅保证了棉籽的纯洁性，而且便于集中已经推广的改良棉籽，从而加速扩大了优良棉籽种植范围。第三，1934年陕西棉产改进所成立后，该所设立泾渭、洛渭2个棉花实验场，以作实验及供给改良种子之用。1935年改进所棉田实验场面积达500亩，"足敷泾惠渠附近合作社棉田之繁殖"[10](第1页)。

在陕西建设厅和棉产改进所的推动下，合作社棉花品种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33年在永乐等地共推广脱字棉75000亩，灵宝棉种植面积达116000亩[1]（第10页）。1934年16个棉花运销合作社改良棉花良种种植面积228836亩。到1935年合作社晓字棉种植面积近20余万亩，占合作社棉花种植面积二分之一[18]，全省脱字棉种植近40万亩，主体为合作社种植。同年，26个合作社共种植优良棉种547808亩，1935年陕西棉田面积达3657000亩，约占全省棉田面积21%。合作社种植优良棉种比例也大大提高，1935年永乐、鲁桥、花源、大训、斗口、新市、交雨、公义、枥阳、广阳、新丰、中西、赤水、龙背、上涨、下庙、蓝川等合作社脱字棉种植面积占棉田比例分别为：34%、93%、100%、68%、22%、81%、51%、38%、73%、48%、27%、50%、50%、9%、6%、32%、4%[2] (第22页)。

棉花产销合作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的又一项主要业务，它包括生产和运销借款、收花、轧花、分级、打包、运销、结算等方面。

资金是合作社的血液，然而，如同其他合作社，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股金极少，不足以开展棉花产销业务，只有向银行借款，给合作社提供借款的主要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银行贷款有三种：一、生产贷款。1、小麦青苗贷款，5月初贷出，7月底收回，每亩棉田1至2元不等。2、棉花青苗贷款，8月初贷出，10月底收回，每亩棉田2至4元不等，水地3元，旱地2元，每人不超过100元，棉苗出土，一次发放。二、利用贷款。即合作社购置公共设备如轧花机、动力机、打包机所需贷款，利用贷款一般分期偿还。三、流动资金贷款。即从收花预付花价起至棉花销售前一切费用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在棉花打包、储藏时起，改称"押款"，以堆栈收据作抵押；自装车起，叫做"押汇"，押汇多在售花地点归还银行。1935年26个合作社麦苗借款986182元，户均29.3元；棉苗贷款总额871447元，户均27.22元，仅此两项，产销社贷款就达185万余元[10](第26页)。就贷款机构而论，"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前期为四省农民、交通、金城、浙江兴业、新华五行贷款银团）1934年小麦青苗贷款、棉花青苗贷款、利用贷款分别为20万、60万、14万元，运销贷款130万[19]。1935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对17个产销社贷放生产款550190元，运销款533619元[20]。截止193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共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贷款146万元，占其同期该行全部农贷额30%，除一小部分外，全为棉花产销合作贷款，26个棉花产销合作社共贷款1446976.74元。泾阳一区9个产销社共贷款1142141.57元；渭南区17个产销社共贷款304835.17元。泾阳9社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单独贷款，渭南区与"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共同贷款，渭南区贷款总数在150万元以上[21] (第2、3、6页)。据估算，到1935年银行贷款总额至少在400万元以上。合作社向"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贷款，该团特别优待，利息8.5厘，低于其他地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利息一般8厘。棉农向合作社借款，利息1.2至1.5分不等。正是由于金融机关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才保证了合作社能够生产量多质优的棉花，同时也为合作社运销棉花准备了充足的资金，使合作运销得以进行。

收花、轧花、分级、打包是棉花运销的前期准备工作。按规定，合作社与社员订有运销契约，社员棉花收获后除一部分留用外，必须全部参加合作运销。收花业务一般由各产销社自行办理，合作社收到社员棉花后，按棉花等级，预付五至八成或全部花价，合作社所收皮花送往陕西棉产改进所指定仓库。社员缴花，或为皮棉，或为籽棉，皮棉必须为在指定轧花厂所轧，籽棉在合作社自办轧花厂轧花。各合作社一般设有轧花厂，置有引擎、轧花机和打包机（打包机由各社单独或联合购买），从事轧花、打包等业务。事实上，因轧花厂设备未周，管理不善，大部分合作社仍收皮花。1935年陕西棉产所将各轧花厂收回自办，借款省政府承担三分之一，全国经济委员会承担三分之二，分三年归还银团。轧花厂管理权转移后，拥有引擎带动轧花机和轧花数量增加，皮花色泽提高，皮衣不夹带棉籽，成本降低[11]。到1936年共有10个合作社设立轧花厂，轧花机134部，清花机13部，打包机13架，发电机9台，合作社自行轧花比例大大增加[4]。

1933年永乐社棉花运销由合作社在赞助机关协助下自行办理。棉包由口元兴转运公司从三元转运至交口，再由交口船运潼关，每担（100斤）运费4.5元。从潼关装火车运沪，由兴利公司承包，每担2.7元。合作社先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2万元，到潼关后每担再借36元，除预扣火车运费、租栈、保险、预付花价等费用，每担用洋27元。棉花运到上海后一级售价46.26元，二级43.25元，三级40元，平均44.7元。少数品质低劣的棉花就地以每担17.66元售与三原花店。合作社共售棉119223斤，售价51680元，棉籽售价8172元。全部运销棉花售价平均每百斤43.35元，同期三原平均每百斤26.6元。棉籽286985斤，除归还建设厅及自己留种外，每百斤3.5元出售给棉产改进所，较本地市价高出一倍。除出各种费用，合作社共计赢余11000余元。社员缴送籽花，每百斤按8至9元计算，所有赢余提取60%作为基金，余数社员分红[2](第46-47页)，据计算，256户棉农平均每一社员因生产运销合作较当地售花多得利50元[22] (第151页)。

1934年棉统会在上海成立运销办事总处，代为各地棉花产销合作社销售棉花，陕西棉花产销社棉花运抵上海后，一般都委托运销办事总处销售，由合作社负责，十足付价。是年16个产销社运销棉花2.2万余担，但是因为美国实行"白银政策"，致使通货紧缩，金融机关纷纷倒闭，棉纺织业限于停顿，所以棉价跌涨失常，而且大部分未售出，各合作社大多遭受巨额损失，只有极少数合作社获利，总共亏损20余万元[5]。

鉴于1934年棉花运销出现巨额亏损，1935年变更办法，运销办事总处在西安设运销办事处，渭南设运销办事分处，与总办事处及合作社双方随时联络，以便明了市场行情。因上年合作社营业亏损，社方又无资金，无实际负责能力，所以运销处订立三种运销办法，由合作社自行选择。第一，预付一部分花价。预付社员五至七成花价，合作社将棉花集中打包后，委托运销处代其运出推销，出售后，扣除一切费用，其余按社员交花等级和数量分红。此种办法，社员要负花价涨落风险，参加这种运销方式的社员不多，主要为中等以上农家。第二，现货交易，合作社按当地市价将社员棉花十足付款购入，达到相当数量后，整批运出。这种办法合作社要负风险，而且必须略有资产，只有大荔、永乐、斗口、花源、故市等合作社部分社员采用此种办法。第三，抄庄，系合作社与运销处的特约办法。合作社根据运销处限价标准，十足向社员收进棉花，运销处按收进数量，每担付给合作社各种费用3元，合作社实际仅需1.2至1.4元，故每收一担，合作社至少可有1.6元的收益。运销处将棉花出售后，除去各种费用如有赢余，仍全部归合作社；如亏损，合作社不负责任，各合作社几乎全部采用这种方法，这样合作社在不冒风险条件下，可以充分获得运销合作利益。运销处之所以敢于承担风险，因其对各合作社限价，系根据上海运销总办事处之通知而规定，即使限价后，在棉花未运沪之前而跌价，则可向厂家现货抛出，或在交易所期货抛出，以保证价格[10](第29页)。1935年陕西棉产社运销棉花2万余担[7]，盈余21.2万元，基本可以偿还上年积欠[23]。1936、1937年棉产社沿用1935年运销办法，但运销数量减少，合作社获得一定赢余，因缺乏具体数字，不再详述。

四 总体评价

从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几年产销实践看，国家、合作社和棉农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特约合作专家施德兰和史蒂芬考察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后，认为"成绩甚属良好"[16]。具体说来，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如上所述，优良棉种得到推广，棉花产量增加，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大量进口原棉，此后逐年增加，棉花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入超，入超数量从几十万担，逐渐增加到300余万担，例如1931、1932年分别入超347万和308万担[24] (第355页)。1931年棉花入超值最多，达1.5亿海关两，约占进口入超总值30%[25]。经过30年代前期的棉花产销合作，抗战前中国生产的棉花基本上满足了国内棉纺织工业的需求，陕西棉花产销合作运动有一定的贡献。

第二，通过棉花产销合作，合作组织传播了植棉新技术。棉花产销合作社经常租借《模范农村》、《农业合作》、《棉花合作市场情形》、《棉花》、《种棉花》、《棉花运销》等影片到各地巡回放映[10](第19页)，向农民传授合作知识和种棉技术，棉农植棉在育苗、间株、施肥、打杈、除虫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第三，实行棉花产销合作前，棉花尚未收获时，由于农户青黄不接，需款孔急，棉商乘机预购棉花，价格较新花上市时低十余元，棉农损失尤大。自从银行发放生产贷款后，此种现象基本灭绝，而且"农村金融，逐渐活动，社员虽不敢云免除高利贷剥削，而对于高利贷之减少，已有显著事实"[17]。

第四，陕西棉商，有所谓陕帮、晋帮、巩帮等从事贩运，棉农收花后在皮花店轧花，售与花店，再由花店售与各行帮，重重转手，棉农所获无几。实行运销后，免去了商人的中间剥削，收益自然增加。据陕西棉产改进所称，1934年"因合作社利用机器轧花、打包节省开支、向银行借款利息低廉、直接运销免去商人中间剥削等种种利益，在陕西一省可替农民多得40万元" [26] (第6页)。

第五，抗战爆发后，中国华北、华中等产棉区基本上沦丧，海外交通线1942年以后基本被封锁，棉花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极端缺乏，生产棉花的重任，主要落在西北地区，而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为抗战时期西北棉花事业打下了基础，从而间接支援了抗战。

尽管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作社规模过于庞大，难以管理。由于合作社社员十分分散，只得实行集权管理，但是，社员发展太快，下层组织不严，往往"有集权之形，而无其实，以至尾大不掉，管理颇感困难" [18]。例如区协作部由几个小组组成，设区协助员一至三人，其功能在承上启下，办理各组社员与社务部之间的联络工作，然而"各社之区协作部所辖组数太多，地域太大，又无有形式之组织，仅二三各自独立的区协助员，即使热心社务，亦难负责" [27]。根据合作运销原理，合作社规模宜大不宜小，规模大，开支小，效率高。但是，由于刚刚开始起步，大规模合作社除难以管理外，若营业失败，牵涉面过广，负面影响非常大。

第二，合作运销主体虽然在发生几次变化后，最终由棉统会运销办事处负责，但是由于财力薄弱，合作社本身在运销过程中没有起到主要作用，运销办事处类似棉花收购行帮，合作社类似花店，运销办事处付给合作社的费用类似佣金。正因为如此，陕西棉花运销模式遭到了学者的批评。例如有人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尚未达到纯粹的合作形态……尚不能从十足的商业形态中解放出来"[14]，所以棉花运销"最高限度亦只可做到减少一部分'行庄'的中间剥削" [28] (第109页)。虽然说这是在棉花产销合作刚刚开始时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其作用也不仅仅表现在消极方面，但是，这种模式是不符合运销合作的基本原理的，它没有真正调动棉农的积极性。

第三，合作社内部运营不够完善，存在诸多弊端。棉花运销不及时，火车办理太迟钝，不能及时运出。托人售花，消息不灵通。分级工作混乱，合作社所收棉花，棉绒长度最长相差四分之一，品级相差达三等，长、短绒棉估价往往相同，分级棉花往往不比不分级的花价高[29]。区部长为私人利益向合作社借款，职员互相推委，银行、理监事、社员互相隔膜。社员跨社借款以致引起纠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30]。

造成合作社存在种种缺陷有多种原因，合作社面临多重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太短，缺乏经验，一切都在尝试阶段，难免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第二，棉农对合作运销还缺乏真正的了解，从而产生各种问题，例如社员不遵守运销契约，将棉花缴社运销，相当社员往往把劣等花缴社，优等花自己出售；合作社资金有限，只得预付部分花价，并且收取利息，社员不理解，不愿缴花，致使合作社不得不收购非社员棉花；社员对合作社缺乏信任，"稍有不如意者，极易被奸人鼓惑，掀起大波，无法制止" [30]，之所以愿意入社者，其目的仅在借钱而已；棉花分级困难丛生，合作社和社员互相抱怨，费时费力，等等。第三，社会环境不良，小贩和行帮高价收花，与合作社有意为难，并散布谣言，说合作社非为社员所有，合作社是"活捉社"等等。第四，银行放款数量还是过小而且不稳定，没有连续性，不能满足合作社开展业务。但是在有的地区却又存在银行因竞争重复放款，引起纠纷，导致社员棉花价值抵不上借款，金融机关不敢再轻易借款，合作社无款收花[27]。第五，国内棉花市场变化莫测，上海每日棉价与纽约、孟买、利物浦等国际市价相关，再加上国内政治金融的变动，国际金价的汇兑，棉纱的销路，棉产的大势，工厂的工潮等种种变数，所以棉价极不稳定，导致合作社运销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

总之，抗战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是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一个缩影，它的绩效、缺陷和困境大体反映了农村合作运动的一般状况。从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看，尽管还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极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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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孙中山；货币革命论；货币锚；货物保证制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6-0014-07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制定出一套规模宏大的中国经济建设规划，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货币革命论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思想，对今天加深关于通胀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促进中国当代经济转型都极具启示意义。

一、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向各列强国家银行借款无成，财政日显窘困。加之当时公私出纳皆用白银，中国白银数量又极为有限，无法满足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的需要，现实经济活动中日渐呈现出现金周转困难的局面。当时的银行界对发行可兑换银行券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发行数量很少，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短缺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孙中山1912年12月3日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主张“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1](P544)，把货币革命提高到作为救亡的“非常之策”的历史高度。在随后（1917―1919年）完成的《建国方略之一》第二章“以用钱为证”中更加详细阐述了他的钱币革命论思想。

孙中山主张国家依法发行纸币以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以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由国家把法定的纸币向全国发行，取消金银作为货币，禁止金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即“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2](P175)“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场流行。”[3](P545)对于国民手中的金银铸币，“限期将市面现银之币收换，过期有仍用旧币者，加数没收充公，并严罚其授受之人。”[4](P547)孙中山在解释何以将这种币制改革称之为“钱币革命”时说道：“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财货溢于金银之千百万倍，故多数以纸票代之矣。’就如同过去金银取代布帛刀贝一样，这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5](P545)他认为只要纸币“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银等耳。”[6](P175)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党纲》中还写进了改革货币的条目：“改革货币：革新货币制度，以谋国内经济之进步。”[7](P5)孙中山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金银产量有限，满足不了商品交换流通的需要，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以承担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强调货币革命不仅是为了解决财政的一时困难，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把货币革命列为实施民生主义的三大措施之一。

孙中山在论述他的以纸币替代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思想时，反复强调货币的发行必须集中统一：“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8](P546)国家应直接控制货币发行量，使货币发行量与货币流通量相一致，以保证纸币能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而“生效力”。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中提出设立两个机构，“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9](P545)。孙中山强调国家发行的纸币要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就必须用政府的赋税来做抵押。两个机构的具体工作操作流程是：如政府每年赋税3亿，税务处便根据国家的预算命令如数发出债券给“纸币发行局”，纸币局又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10](P546)；而当税务处收回3亿元税款之后即把所收回的纸币如数交回货币销毁局，赎回债券。“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元（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11](P546)。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必须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孙中山提出货币的发行准备也可借鉴日本，“其本位可仿日本，以金为定制”[12](P547)。1912年日本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孙中山提出仿效日本以金为定制，强调国家发行纸币除税收外，也可以将储存的黄金作为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并允许黄金的输入和输出，作为抵偿国际贸易中外汇结算差额的手段。

孙中山强调以金银或货物为保证发行纸币的优越性是：“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之货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如是，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地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如此循环不息，则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而纸币亦永无流弊之忧。一转移间而全国财源可大活动，不必再借外债矣。”[13](P546) 孙中山强调货流就是钱流，货币流通量是商品流通的价值表现，以相应数量的商品作为发行的保证，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防范滥发纸币。孙中山认为他的这一主张是充分总结中国货币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他说：“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绕民足之效。若桑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14](P176)

孙中山还论述了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他指出在工商业经济尚不够发展的国家，作为商品的交换媒介，多采用金属货币进行流通。而在工商业经济水平很高的国家里，由于财政开支、商品交易使用的货币数量较大，金属货币因有限已无法满易的需要了，纸币就必然要产生了，此时货物的交换和流通、支付就多采用纸币的形态，这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论证说：货币“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15](P545)孙中山依照商品交换形态和货币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三个阶段：“钱币未发生之前，可称为需要时代，……钱币既发生之后，可称为安适时代，……自机器发明之后，可称为繁华时代，……由此三时期之进化，可以知货物‘中准’之变迁也。故曰：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此三时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时皆能为人类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16](P177)孙中山在这里分析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货币的形态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作为物物交换的“中准”，“安适时代”以金钱作为交换的价值尺度，“繁华时代”则以纸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日中为市”，结合孙中山在《以用钱为证》一文中的分析来看，它的内涵是指当时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具体指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利用同一时间和空间，作为交换场所的小型集、墟。[17]也可以理解成人们可以同时到市场上去各出所余以求其所需，于是交换货物、互通有无便能畅通无阻了。“日中为市”虽不同于货币，但促进商品交换的功能是相同的，货币是商品流通时代交换的媒介，“日中为市”则是物物交换时代交换的媒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孙中山说“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也就是说，“日中为市之制者”是货币产生前奏。

对于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印行了“中华革命军银票”进行过实践，1911年又发行过“中华民国金币券”为革命筹措军费。孙中山说，他对于纸币政策早在“谋革命时，已注重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18](P545)对禁止金银的流通，孙中山早在1906年秋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因粮规划》中就明确规定：“凡军中捐输，该捐主必须将军事用票缴因粮局，不得以现银缴交。说明军事用票欲其流通市面，必须设此法，例如捐主捐十万元，缴纳时如必须军事用票，则不得不将现银兑换军事用票，始能缴纳。是则军事用票有不能不流通之势”。[19](P309)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用金银作为发行军事用票的准备金，以保证军事用票的信用，强制其在社会流通。

孙中山对他的货币革命论充满了乐观的预期。他认为如用金银作为货币，金银量有限，“一遇减少，必成恐慌。中国人或更埋之地下，外国人必然输出海外”，使中国“穷上加穷，而各国银行业奸商遂从而垄断之。人民虽激于义愤，欲报效国家，然如苦无金钱，爱莫能助，徒唤奈何耳！此吾中国现在之境况也。若行钱币革命，以纸币代金银，则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抒（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20](P547)。孙中山预期只要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同时商品流通必会发达，工商业发达后，我国的出口也必将多于进口，从而出现贸易的“出超”。为弥补贸易的平衡，外国的金银货币必然流入，我国的社会财富必然增加。总之，废金银而发行纸币，对内既可满足市场对于流通通货的需要，保证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资金周转，对外又能增加出口，对政府而言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财政困难，有利而无弊。

二、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合理性

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理论渊源来自他所读过的马克思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产生于他对西方货币发展史与货币流通现状的考察。对此，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他曾“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德国麦克司（即马克思）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21](P506)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他也时常关注：“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泰（奉）斯密亚丹之说为圭皋，一致主张自由竞争。”[22](P520)他自述自己曾“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同时还“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23](P179)

对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孙中山有正确的认识。他指出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他描述在人类古代社会尚未出现交换以前是不需要货币的，那时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24](P172)，随后“其稍开化者……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25](P172)随着货物交易的出现，货币就诞生了，“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26](P173)货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物物交换到货币交换的过程：“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此钱币之起源也”。[27](P173)货币起源于货物的交换，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物。人们在进行货物交换之前，先将所需交换的货物换成这种作为“百货之‘中准’”的货物，再用这一“百货之‘中准’”的货物去与其他货物交换。孙中山不仅正确地认识到了货币的起源，也正确解读了货币的本质。对于货币的本质，孙中山的解读是：“凡物适合于为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28](P171)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钱币的价值与它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标准就是两者所包含的劳动量，商品、货币和劳动的关系是“钱既是代表货物的，究竟货物是甚麽呢？是人工做出来的，……可以说人工生货物，货物生金钱；好比父生子，子生孙的道理是一样的。”[29](P76)孙中山概括货币的本质主要有二：“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30](P170)在这里，孙中山提出货币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货币的交易中介职能，一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孙中山用“中准”二字概括货币的本质职能，是他的一大创见。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中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般等价物”的含义。孙中山用“中准”二字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定义，这是最简单的表述，它包括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这反映了孙中山对西方的货币理论是十分熟悉的，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也是深刻的。马克思也持相同的看法：“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31](P113)孙中山还提出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中准”）是依附于商品的财富本质的，没有了商品的交易活动，货币的这一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了：“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32](P171)孙中山强调货币的流通职能是依附于商品和商品的买卖流通过程的。

孙中山货币理论的合理性还在于它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来考察货币的发展形态，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了金属货币必然为纸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如孙中山在分析“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这三个时期里各种不同形式的货币都为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经济的繁荣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他分析说，在“需要时代”社会已经存在着分工，“耕者专耕，而织者专织，……由是则生产增加，而各以有余而交易也。……自交易既兴之后，……即耕者有余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织者有余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类推，则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余，出而求交易也。否则，其有余者，必有货弃于地之虞”。[33](P172)生产者通过物物交换用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生活物品或生产资料，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安适时代”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交换种类的增多，出现了用作中准的钱币，以促使经济交换的进一步扩大。由于钱币的介入，“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渐变交易而为买卖之后，则钱币之为大用矣。”[34](P173)孙中山已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货币也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形态，金银代替布帛刀贝，纸币取代金属货币，这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所以大宗买卖，多不用金钱，而用契券矣。”[35](P174)契券包括银行支票、钱庄庄票和信用纸币等。孙中山关于钱币起源的看法，源于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学习，也合于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说：“物物交换的逐步扩大，交换次数的增加，加入物物交换的商品种类增多，发展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促进了货币的形成，从而对物物交换起着瓦解的作用。”[36](P39)

孙中山货币革命的思想已认识到了货币的本质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其表述是“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37](P170)“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38](P545)因此，孙中山强调国家的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于货物之多少。孙中山解释他所说的“中准”是“百货交易之中介”及“百货价格之标准”二者的合称，这说明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货币的主要职能是交易的中介，而货币之所以能具有中介的职能又主要是由于货币也是商品，所以才具有“代表”百货的功能。既然货币是一种流通手段，它自然也会随着经济交易的需要和发展而发展，经历布帛刀贝、金属货币和纸币的三个发展阶段。孙中山已认识到货币演化的原因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交易的发达和频繁，才使得作为“中准”的钱币显得“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纸币才开始替代钱币。孙中山认为货币的形态发展必须与经济形态的发展相适应，社会性质决定货币的形式，各个时期出现的货币又起作用于人类社会，促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和论述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十分先进且难得的，在当时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这一认识与马克思相一致，马克思指出：“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39](P64)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的合理性还反映在他不仅看到了货币对商品的依附关系，还探讨了商品的本质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他说货物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把钱、货物、人工三项东西的能力比较起来，实在可以说货物的能力大过钱，人工能力大过货物。”劳动才是商品和货币的价值之源，“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货物在大小长短轻重的不同，所费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要恰恰报酬那种人工的多少，因之货物的价值便应该有多少的分别。”[40](P76)这种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正是孙中山钱币革命论中“以工换币”的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用纸币代替钱币的货币革命思想不仅具有其历史的和理论的合理性，也具有时代的前瞻性。这一切正如孙中山后来总结的那样：“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卷，以纾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41](P175)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如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孙中山却提出了用纸币替代金银币的革命主张，随后的西方正如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在国际交往或战争中失利的国家往往还出现大量黄金的流失，经济强国或战胜国则往往在获得他国的大量黄金之后把黄金储存于国库以应付战争、战备以及经济危机的需要，致使黄金流通量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了世界货币制度从金本位制向金汇兑本位乃至最后向纸币的演变。孙中山所提出的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流通的主张，顺应了由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世界潮流，代表了货币发展的方向。马克思说：“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用现金支付的办法所证明。”[42](P585)

当然，孙中山的货币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根据他自己划分时代的标准进行衡量，认为中国当时还处于安适时代，如果全部采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流通，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他提出纸币和金属货币“同时兼用”的主张：“但在今日，则非用契券，工商事业必不能活动也。而同时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不过不如用契券之便利大耳。”[43](P177)这与其早期在《钱币革命》所提出的废金银作为货币的主张相比有一定的倒退。即便如此，由于反对势力的反对，他的这一主张也未能得到实施。

三、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现代启示

孙中山货币革命论提出距今已经百年了，他所提出的钱币革命的主张虽因各种原因没有实施，但作为理论遗产对于今人仍有可供借鉴的现实价值。世界货币史的发展也印证了孙中山这一货币革命论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百年后，尤其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滥发货币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通涨高企的今天，重温孙中山的货币革命思想，仍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孙中山提出用纸币替代金银货币之后，必须谨防滥发纸币的流弊。孙中山在货币革命论中明确强调，纸币就是一个符号，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故要由国家发行，强制使用，“纸币之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市面而无弊。”[44](P545)因此，纸币的发行若无制度性限制极易出现滥发的流弊：“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如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45](P545)孙中山对纸币这一流弊的认识是从总结中外历史上滥发纸币的教训中得出的：“或曰：‘元明两朝皆发行钞票，乃渐至民穷国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亦发行纸币，而亦受纸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发之无度，遂至纸币多而货物少故也。’”[46](P175)孙中山在这里所提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为了筹措军费不惜滥发纸币，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南方军事失败的重要成因之一。孙中山接着批评北洋政府近期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的作法是“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败也。”[47](P177)这说明孙中山已深刻认识到纸币和金银货币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货币：金银货币的价值等于其币材的价值，因为黄金本身就是商品，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的商品，黄金货币的代用券――银行券的发行不能过超其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纸币则不同，它不过是依靠国家信用支撑发行的信用货币，其货币价值不等于其币材的价值，因此发行过度一定会出现货币贬值的流弊：“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後止。”[48](P545)为此，孙中山提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来预防这一流弊的发生：一是保持纸币发行量与货物流通量相适应，纸币既是百货之代表，则发行时“必得代表之货物或人民之负担，而纸币乃生效力”，“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49](P546)纸币发行的量要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货币购买力要与商品可供量协调一致，并随着商品流通量的增减变化而同步调整变化，货物多则纸币多，货物少则纸币随之减少，谨防出现“发之无度”的失衡现象。二是为了防止纸币的滥发而贬值，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约束，“速行立法”，设立两个机关，一个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一个则专门负责纸币的回笼与销毁。

启示二。纸币的发行必须实行货物保证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货物本位论，它既有别于货币金属论，也有别于货币名目论，在货币史上独树一帜。货币本位论主张货币以商品货物为本，代表的是商品货物的价值，只要有充足的商品货物，纸币就可以代替金银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孙中山货币本位论认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劳动力是商品价值形式的源泉。表现在孙中山的货币思想中，就是以货换币和以工换币的货币发行主张。孙中山对货物本位论论述说：“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50](P546)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必须以货物作为发行保证，其办法是政府允许人民拿金银、货物或产业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发行局将兑换到的货物等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行，收回纸币，回收的纸币也就缴纸币发行局销毁。其中金银在钱币革命后将被等同于商品货物，共同承当纸币发行的保证。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孙中山提出“在政府当速行立法，……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之地”。[51](P547)“以货换币”即换取的货物作为纸币的发行保证；以工换币，孙中山认为劳动力是商品价值形式的源泉，他的设想是由国家设立工厂，以工人在工厂里生产的产品作为国家发行纸币支付工人工资的物质保证，也可以理解成是与纸币发行相适应生产流通的扩大而新增产品作为发行保证。孙中山认为国家发行纸币必须以国家赋税收入作为保证，或以金银、货物和不动产作保证，实行货物发行保证制，就可以有效防止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发生了。

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强调发行纸币必须以充足的货物为准备，使“国家所发行的纸币”成为“有效力”的“生币”，而不是毫无效力的“死币”、“死票”或“空头票”，以确保纸币的信用。孙中山亲眼目睹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中央和地方滥发纸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强调纸币的信用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金制度。那就是所发行的货币都要以社会的财富作为发行的准备，或以国家赋税保证财政发行纸币，或者是以货换币，或是以工换币，以防止纸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在孙中山这一货币思想的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货币金融监督考核制度，将货币的发行至于议会的监督之下，由参议院决定全国的统一币制和货币的发行。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时根据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分权原则，还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用意也在此。

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重要启示，那就是从中外货币史的实践来看，纸币的发行若无有效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出现滥发的流弊，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民国时期就有这样的教训，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纸币，从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12年间，纸币的发行大约增加了1 768倍。由于战争的影响，生产停滞，商品交易量却没有增加，滥发的货币必然造成物价上涨。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和“银元券”瞬息间就变成了毫无效力的废纸，人民戏称“用麻袋装钞票，用纸袋装米”，结果是加剧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200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现实，也与央行货币发行的过滥有关。例如2008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长17.8%；当年国内生产总值300 67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9.0%。2009年为了保八，除了4万亿政府主导的投资外，M2余额因增发更是高达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7.7%；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 353亿元，比上年仅增长8.7%，货币增发超过GDP增幅高达19%，过多增发的货币必然导致通胀压力的加大。我们再看一下2000年以来10年间的货币增发速度：200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3.5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高达72.6万亿元，10年间货币增长超过5.37倍，这期间黄金的涨幅仅为3.5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89 404亿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397 983亿元，10年来GDP增幅仅为4.45倍，货币增发超过GDP增长的部分，必然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被释放出来。

孙中山提出纸币的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发行保证，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货币理论中的货币锚问题。货币锚是指一个国家要获得稳定的货币环境，必须要有一个调整国内货币发行的参照基准。现在的货币，最大的特点就是失去了作为货币锚的标的物。时下有多少人看着自己的不断贬值的货币而无能为力，或者被迫去做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投资而血本无归，或被迫去做房地产的投机客。这一切都源于一个问题：货币无锚滥发，价值随风飘逝。如果说孙中山提出应以现实流通的商品货物作为纸币发行的货币锚，这需要以商品信用制度的高度发达作为前提条件，同时配合以周密细致的生产、流通、分配在数量、结构、价格等方面的合理组织管理，才能使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在数量和布局上趋于一致，实施起来有一定的困难，那至少应借鉴孙中山提出的货币的发行必须接受立法的限制，“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即今天的全国人大议决。否则，中国目前因货币无锚滥发的现实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是孙中山货币革命论对我们今天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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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at-sen's Monetary Revolution The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Modern Society

Ma Tao

Abstract: Sun Yat-sen proposed the substitution of gold and silver with paper notes but cautioned against the uncontrolled issue of paper notes.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should be the benchmark for the paper notes.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note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pply of commodities. Appropriate systems had to be set up to prevent the unlimited issue of paper notes. He suggest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use the tax revenue or gold, silver, goods and real estate as the guarantee to issue the notes, so as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depreciation of paper notes and the outburst of inflation. In fact, Sun's thoughts on the issue of paper notes is the currency anchor. In today's China, the issue of paper notes without the limitation by currency anchor not affects only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the adjustment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 Sun Yat-sen; currency revolution theory; currencey anchor; goods guarantee system

收稿日期：2011-09-16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时期， “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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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 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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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著，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著中就华北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 and 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

② 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极富开拓性与启示性。不过，他把现代性题域化约为心性结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则体现为把“”简约地理解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积聚的社会怨恨的总爆发)则失于褊狭。笔者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则不囿于思想史或精神研究的视域局限，而尝试沿着社会一文化史路径展开经验探索，以求在历史研究中糅合社会史式的经验实感与新文化史的分析路径。

“话语—历史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结构性张力与“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策略的复杂运用、优势／劣势的转化和妥协的临时达成等)。翻身与生产的矛盾一方面是话语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历史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一矛盾是双重情境的，即话语一历史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考察，既非单纯的话语分析，也非单纯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对实践过程中话语实践与资源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成以及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多方位展开的诸历史意识与行动及其结构性后果进行整合。简言之，翻身与生产是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关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翻身”与“生产”都是经验贴近型话语一历史范畴，而非远离历史实践场景的一般分析概念。①例如，虽然“生产”这一主位范畴与劳动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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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经验贴近”(expenence-near)概念与“经验疏远”(experiel'ice-dis- tant)概念的区分，参见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论述(Geertz，1983：5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经验贴近”范畴，我们的分析与叙事才不致离历史经验太远，我们才能保持对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微妙变化的敏感。当然，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要能够“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深陷于历史的经验与表述中而为其所左右，从而丧失分析的抽象力。例如，在考察实践时，我们应避免依赖诸如“偏向”、“富农路线”、“左”倾、“过火”等一些不具分析力的历史范畴来评判历史，并轻率地得出成见性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这些范畴与说法保持历史的敏感与分析的“无动于衷”。或者，套用常人方法学家的说法，它们是需要加以探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能直接充当分析与解释的“资源”(resources)(Poll- ner and Emerson，2001)。本文的分析则试图探究这些话语一历史因素如何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驱动下生成并被部署到实践进程当中。因此，本文的写作宗旨不是暴露的“错误”、“偏差”，也不是梳理拨乱反正的政策演变史(——事实上，此类叙事可以完整纳入阶级斗争叙事)，而毋宁说是揭示偏差错误以及拨乱反正之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经济学概念确有关联，但在分析维度上却是不同的。①本文立意并非是以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增长为客位尺度而对“翻身”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估，而是具体考察北方中“生产”与“翻身”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及其演变动态，并借此从一个角度来阐明北方的革命现代性涵义。②

本文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各级史料、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党史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属正式出版物。③其次，本文也使用了1997～2000年间笔者在陕北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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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期间革命话语中的“生产”通常指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活动，它既有农业产出与劳动效率方面的指向，同时又涵盖了农业劳动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话语中所谓的“生产情绪”)。“生产情绪”问题在北方过程中一度成为一个话语焦点，后文中我们会就此展开历史考察。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存在紧密关联的一个现代因素是乡村中的革命政党、政权及其权力实践。下文中我们会多处提到这一点。

③ 为征引方便，本文中使用如下简称：《史料》(《中国史料选编》)、《文件》(《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河北》(《河北档案史料选编》)、《河南》(《河南解放区的》)、《晋绥财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陕甘宁财经)(《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华北财经》(《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行财经》(《财政经济建设》)、《东北财经》(《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经济论文选》(《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毛选》(《选集》)、《毛文》(《文集》)、《康生言论》(《康生言论选编》)、《毛年谱》(《年谱》)、《刘年谱》(《刘少奇年谱》)、《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重要文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山东大事记》(《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晋绥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岳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关于文献的详细情况(编作者、出版社等)，见文末参考文献。

收集的部分七改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及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史料运用的方法论问题专门进行讨论。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交互运用之方法论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在实证层面去伪存真的相互验证、补充，而更主要的是在史料的反思性解读过程中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因此，它们的方法论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填补出一个原本的历史真实或者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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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骥村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主要是我在1997～2000年间参与孙立平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一项目期间进行的，有幸与课题组的孙立平、郭于华两位老师及何江穗、姚映然合作开展研究。另外，人类学家罗红光先生曾对骥村口述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我个人在与各位师友合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本文中所使用的口述史与生活史材料基本转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的大众记忆》，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中骥村的人们》(文中征引处简称《骥村人》，所用人名皆为化名)。但我对其中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下文中恕不一一说明。

②　这是本文在一项“宏观”研究中运用单个村庄口述史与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理由所在。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在话语的“斗争”与妥协中，在声音与沉默的间隙中，蕴藏着发现历史线索的丰富可能性。此外，口述史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使我们得以兼纳从政党高层精英到普通农民的不同层面的声音，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述史使研究者得以直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口述史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现”农民“小传统”以抗拒革命“大传统”——从而通过物化党与农民的不同“声音”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而更在于滋养我们的历史感性与磨砺我们的分析悟性。

下文的分析与叙事围绕北方期间生产与翻身的话语一历史矛盾这条主线展开。我们将首先考察前根据地党政权力如何与生产建立话语一历史链接，进而考察实践中“翻身”如何与“生产”构成话语一历史紧张乃至“斗争”，以及这一矛盾关联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调整其政策与策略(以图暂时“化解”矛盾)。此外，在这一复杂的话语一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动态而具体地把握诸如“贫雇农”、“中农”、“新富农”等一系列内涵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翻身—生产这一话语—历史矛盾主线的牵引下而被“问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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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北方中，一个显著的话语一历史现象就是“划成分”过程中“偏差”不断，“错误”百出。晋绥党委在检讨中“左”的错误时曾提到其中一个错误是“认为群众自己会定成分，用不着领导掌握” (参《晋绥财经》，500)。任弼时在1947年11月中旬致的信中提到，“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参任弼时，1987：412)。直到1948年初，革命政党才对“怎样划阶级”的有关具体标准有所交代与澄清(参任弼时，1987：414～420；另参、胡乔木起草，经过党内高层讨论但最终未公开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1948／2／15]，《文件)，172～227)。其时，北方已近尾声。1948年2月8日，谭政文撰写的一篇山西某地代表会议的通讯生动地记述过《怎样划分阶级》 (1933年的旧文)下发后在贫雇代表中引发的的思想“混乱”：如有的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有的抱怨说：“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怕，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打烂哩!…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云云(《文件》，275～76)。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在阶级成分划分上出现的“偏差”，并将之部分归咎于基层工作人员“没有的经验”、“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实为的手笔，参《毛文集》第六卷，65)。可见，北方中的“阶级”并非客观实在的社会经济分类体系，而是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化形地主”、“生产富农”、“中不中，问贫农”等说法、做法的出现，更体现出北方过程中“阶级”的话语一历史建构性与可变性。

北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当然，本文的立意并非论证“反‘左’”、“纠偏”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化解”，而是通过经验地考察北方的话语一历史实践来展示“革命”与“生产”之矛盾的原初形态。这一“系统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是北方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后果。

“翻身”与“生产”：北方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

“矛盾”曾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话语，或者舒尔曼(schurmann，1971[1968])所谓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作为历史话语的矛盾，其在时期的主要表述形态为乡村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此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一直是历史的正统叙事基调(董志凯，1987；杜润生，1996)。

然而，近年来这一历史叙事所描绘的传统乡村社会以及阶级斗争图景已经受到一些经验研究的质疑(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第2、3章)。例如，黄宗智先生在大量村、乡层次的经验证据(如张庄、十里店等)基础之上重新刻画了前中国乡村的社会阶级状况。这些证据显示，前许多村庄(特别是华北地区)中根本没有在村地主。因此，在革命政党的宏观阶级矛盾分析转化为村庄层面的阶级斗争行动这一过程中，革命表述与社会实在之间出现了错位。①秦晖先生则通过考察关中这一“特殊”地区——“关中无地主”而“关中有封建”——的而含蓄地挑战正统叙事(所谓“太湖模式”)。这些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之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彻底颠覆革命叙事，而在于为反思中国革命注入了可贵的实证精神。②当然，除了在经验层面上质疑正统叙事以外，学者们还就北方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探索新的分析路径(Esherick，1998；张佩国，2003)，或者实验新的叙事方式(李康，1999)。这些出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撼动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话语的叙事支配地位，从而为我们将“矛盾”与“阶级”析离开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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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不仅试图在经验基础上解构农村阶级斗争叙事，而且试图引入革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从运动直至的“中国革命”。

② 近来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没有地主的村庄”的说法来概括前中国乡村内部社会分化状况，以图颠覆阶级(地主—农民)斗争之革命叙事(卢辉临．2003)。经验地看，这一矫枉过正的说法(如作者本人所言)当然值得商榷。仅以40年代初曾调查过的陕北杨家沟为例，前这个村庄在不到三百户家庭中就有大、小地主五十余户，是陕北出名的“地主窝” (，1994[1942]：124～135)。这个庞大的同姓地主继嗣群体集中聚居在杨家沟及邻村寺沟，并控制着远近40华里、覆盖周围3县的大片土地。杨家沟地主在当地通称“堂号”，虽雇佣掌柜，但地主们往往直接管理土地并开设字号经营土地窑房典买、粮食买卖及借贷等业务。曾经对该村的大地主马维新的字号经营、土地租佃及历年收支等经济情况进行过深入的典型调查(详参，1994[1942]：169～190，194～217，229～239，249～260)。显然，这是与江南“不在地主制”不同的乡村地主经济形态(其具体经营形式则是多样的)。从而，也提供了一幅不同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1947年初杨家沟搞征购地主土地试点，当时全乡从六十三户地主手中征购土地两万余亩。而在此之前，经过减租运动与地主自动献地，已有近一半土地转入农民手中(李，1987：598～99)。当然，即使在杨家沟这样的“典型”中“阶级”与“矛盾”、“斗争”的联系也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简单。事实上，杨家沟在当时曾被视作发动群众失败、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的例子(《康生言论》，127；马光华：《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1947/7／25])。而在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尤其是“恩德财主”成为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此外，正是由于当地不乏活生生的地主，村民们围绕“具体地主”(各堂号老爷、财主)的日常生活记忆构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抽象地主”的“抵抗”或“逃逸”，或者说历史地形成“黏合中求生存”的记忆“策略”或“战术”，从而在口述记忆中呈现出“分化的心灵”这一集体叙事心态(李放春，2000：31～34，106～08，112～15)。在类似的经验感受推动下，曾在杨家沟从事田野工作多年的罗红光先生则提出“生活关系中的地主”来质疑作为阶级分析要素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主” (详参罗红光，2000：第l章)。此外，历史学家周锡瑞(Eshcrick，1998)有关杨家沟的一篇研究论文则从革命过程的视角出发挑战阶级结构分析。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杨家沟的例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质疑革命叙事，而必须在分析层面开拓新的可能路径。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从分析上超越“阶级”与农村阶级斗争，而不只是在经验层面质疑或“证伪”它?我们如何在摆脱阶级矛盾框架之束缚的同时又不落人历史唯意志论的分析陷阱(如政治功利论)?换句话说，我们在扬弃的阶级斗争镜像时是否也要随之废弃矛盾分析的穿透力?在经验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矛盾分析路径或者一种新“矛盾论”?这些问题把我们的视野从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实证分析引向话语—历史分析。

大量的史料显示，农民翻身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一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从话语分歧与“斗争”的角度来看，其“问题化”的程度还不及围绕“农民”形成的诸话语一历史因素。在北方的历史实践中，虽然也有过诸如开明绅士刘少白被斗之类事件所引发的话语波折，但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基本上构成话语默契。①相比而言，“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成为北方的话语—历史焦点所在，而这些“问题”与本文要探究的“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②这构成本文分析与叙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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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文中会提到，在《五四指示》执行过程中围绕“地主”也存在政治分歧，而许多干部也在斗争过程中被指斥有地富思想、“坐在地主怀里”。但是，在翻身话语中，地主作为一个不事农业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阶级而在消灭之列则是一种逻辑“共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式)经营地主”与“新式富农”这两个曾同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在北方中的不同话语一历史际遇而得到进一步认识。

② 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可以与“阶级”相关，却不必然还原为或推演到阶级矛盾。当然，实践中的话语一历史矛盾与斗争恰恰时常会通过阶级斗争语言而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谨慎的地方。例如，在其关于的高度浓缩的社会学分析中，舒尔曼(Schurmann，1971 [1968]：427～431)曾把内战时期共产党走向激进(与革命恐怖)的原因归结为乡村内部矛盾而非革命意识形态，并颇富洞见地将矛盾分析聚焦到“农民”而非“地主脓民”。然而，他又套用阶级矛盾理论而把村庄内部矛盾理解为富农与贫农之间的斗争——共产党则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则显得过于轻率(事实上，他的这段“阶级分析”也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撑)。

话语—历史矛盾分析不是要揭秘式地建立新的历史逻各斯，而是试图把握史料中展示的话语分歧与历史张力的一种策略。“翻身”、“生产”是史料中最为频繁出现的语汇，而围绕二者所形成的话语—历史关联也是研究者借助史料贴近北方的直观经验感受。此外，在一些亲历过的普通骥村村民的口述回忆中，翻身与生产或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两难也构成他／她们的历史体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而是有其坚实的经验基础。

不过，为便利于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革命话语之逻辑关系。前文已经指出，正统叙事围绕的一条话语主线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与此相关联，革命叙事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农民翻身从而激励生产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话语逻辑。①在革命话语中，翻身与生产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革命要素——特别是翻身(生产关系的改变)成为发展生产的逻辑必要前提。②而在过程中，与阶级斗争话语相联系，翻身促进生产的话语逻辑也是发动群众的合法性论证与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策略。此外，我们还将看到，生产在翻身运动过程中也一度成为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焦虑之一。因此，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关联的历史实践形态。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运动等同于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土地分配的翻身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如生产、民主等)，从而未能对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话语—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北方时则专注于这些话语—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身与生产之矛盾。③这样一种关系分析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直接回到历史话语本身的现象学式态度，以求直观地把握到过程中的话语一历史关系。④当然，话语—逻辑关系与话语—历史关系是不同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论所基：历史话语及正统叙事试图突出翻身与生产的逻辑整合，而我则强调二者的话语一历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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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国左派人士韩丁最近一篇激情洋溢地捍卫的文章(Hinton，1998)。

② 例如，一份1946年12月21日的《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翻身是为了扫除生产障碍，生产是为了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保证杀敌练武物质供给，杀敌练武又是为了保卫翻身和生产的果实，三者缺一不可。”(见《太行财经》 [下]，1233)1947年的一份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总结中在谈及太行大生产运动经验时也认为：“大生产运动是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的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才能开展起来，否则限于形式主义。”(见《太行财经》[上]，395)

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不同于一些研究学者所采用的政治功利论或者功能论分析。这里仅以与战争的关系分析为例。战争是北方的重要历史情境，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与战争有直接联系。例如，杜润生先生在回顾北方时曾指出：“(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一切为了前线’作为制订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这就形成了在战争中要充分考虑到贫雇农的要求。因为贫雇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是革命性最坚定的一个阶层。”(1996：6)而在最近一篇讨论北方的重要论文中，张鸣先生甚至完全把华北理解为中共打内战、争天下的动员手段(张鸣，2003)。本文的分析则无意强调战争与的因果关系，以避免使分析陷入现实功利论与历史唯意志论的双重陷阱，而忽视了革命话语与资源现实对历史意志与行动的双重制约以及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当然不是说的唯一动机或目的是农民翻身，而与政党功利因素无关。事实上，在1946年5月初的延安土地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毛年谱》，78)当年10月，毛指出，《五四指示》以来，凡深入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毛选》第四卷，1208)次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分析内战敌我形势时明确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搞了”(《毛文》第四卷，328)。但是，这并不是本文的分析所关注的。本文的主要关怀在于北方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构型的重要影响。它既不是的深层因果分析，也不是革命政党的主观动机分析。

④ 例如，本文关于“发动贫雇”的讨论所关注的是实践中这一话语—历史因素与其他要素(如“团结中农”)的复杂联系，而不是论证如何成为革命政党的社会动员手段。

通过考察翻身—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本文意在勾勒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结构的谱系渊源，而无意加入关于是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持久争论。①换句话说，本文所关注的并非翻身是否促进生产，而是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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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运动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上文中已经指出，二者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在分析上却是不同的。

本文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946～1948年间的北方时期，并非暗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此时突然凭空出现。事实上，早在瑞金苏维埃政权时期，土地革命与农业生产以及军事供给的矛盾已经初显端倪。②但是，当时的党政权力尚未真正开展渗透与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40年代上半期——逐渐形成的，这一点下文中还会谈到。不过，这一时期的革命色彩并不浓厚，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主要针对地主阶级，对乡村的生产主体则没有构成冲击。③实际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农民多数向上发展，而许多处于上升的农民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从走向没落的地主手中购买到土地。④因此，直到北方时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才在贫雇翻身运动中全面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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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期以来，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史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也不断受到怀疑与挑战(Perkins，1969：108； Chao，1970：36～44；Ash，1976；Brarnall，2000)。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很有启示性。但是，对的经济后果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抹杀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联。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套用福柯的历史研究思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这套革命元话语(与阶级斗争的元话语)如何在中国乡村的历史实践中具体部署、如何在实践中塑造历史意识与行动，以及——更为重要的——这些话语—历史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革命现代性后果。

②　例如，王明在1933年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曾警告：“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一定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央文件》第九册，652)另参博古对苏区经济的一些政论(《红色中华》第51，76期)。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查田运动(参《红色中华》，1932～34年各期)以及特别

是对“赤色恐怖”的鼓吹(《红色中华》，第193，208期)中管窥一二。

③ 例如，1941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真在向中央汇报晋察冀边区阶级动向时曾描述了减租对地主阶级的冲击：“当群众起来时，有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又根本不缴租还债了，甚至在地主讨租时，大算旧账，反要地主倒贴；有的在村民大会上指骂顽固地主，剥夺地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的雇农在选举中要求雇主投自己的票，美其名曰‘劳资合作’；有的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反责备地主瞎眼并向之挑衅。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彭真，1991：4)当然，彭指出上述情形是“逾越环境与政策许可范围的斗争，是会走向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 (同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地主经济在减租与累进负担的双重打击下大幅下降(，1994[1942]：152，197，200．297～299，364；李锐，1998[1945]：318～320；另参Friedman， Pickowicz，and　Selden，1991：84～86；Esherick，1998：353～357)。对中农阶层的生产构成直接影响的只是公粮负担(，1994[1942]：365，367)。当然，考虑到农民之间存在的租佃关系，情形相对就会更复杂一些。

④ 例如，在其1942年的晋西北调查日记中描述阶级变化时曾提到：“四大动员后，地主富农卖地，中农买地。……地主转化为富农的倾向，已开始。利用亲属关系，雇佣工人，借贷亦然。” (，1994[1942]：368)另外，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佃农刘旺就是一个上升农民买地、圈窑的例子。

那么，本文为什么集中讨论的早期阶段——北方，而不是1950年土地法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或者泛泛而论运动?①这是由于土地法颁布前后的两个阶段存在实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是在和平环境下相对有组织、有控制地开展的运动，而北方解放区则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也没有缜密的政策规划与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主持北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曾经坦承：“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②相比而言，主持华东的饶漱石在两年后谈到时底气则已相当不同：“大体须经过下列步骤，即‘小心谨慎，创造典型’；‘典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全部过程，都是大刀阔斧和精细深入两种方式的结合；‘带’、‘推’、‘跳’三种方法的结合。的每一步骤都是以典型乡的先行经验，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带领和推动后续地区有阵地的前进，前一步骤为后一步骤准备好条件。这种做法既稳且快，不致‘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其具体经验如下：……”③饶的总结中那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显示共产党已经在问题上积累了相当的实际经验。事实也表明，1950年以来江南等新区的较之内战时期的北方要和平、有序得多，特别是许多被认为过左的政治实践(如极端贫雇路线、“搬石头”整干部等)都已被制止。④然而，就历史探究而言，北方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经历却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后期全国中制止的那些政治实践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中不断卷土重来、时隐时现；而这些实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不断以新的面目爆发并持续困扰党政权力与革命社会中的人们。这就促使我们在对北方复杂过程的细致梳理中来追溯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话语—历史源头。因此，本文分析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对北方具体历史过程之复杂性的高度敏感，并尽可能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与历史过程的梳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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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往有许多学者曾就运动(如Wong，1973；Lippit，1974)或者是新区(如Shue，1980)做过出色的经济、政治分析。

② 转引自《西柏坡》，109。

③ 饶漱石：《华东第二次典型试验会议的经验总结》(1950／11)，《史料》，698。

④ 在1949年8月10日致华中局的电报中就曾明令要求：“在南方及其它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见《毛文》，第五卷，324)当然，我们对1950年后情况的判断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抹杀新区的暴力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促使中共新政权再次把运动与战争动员的需要结合起来，并且基于国防考虑而加速了进程，从而激化了运动的烈度。

另外，本文的分析与叙事还试图观照到不同区域间的“政治生态”差别及其对北方的话语—历史实践进程的复杂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生产”与“翻身”的矛盾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大地认为，“翻身”与“生产”这两种声音源出不同的政治生态空间。“生产”的主要话语空间在西北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北方其他“老区”，而“翻身”的激进潮流则是从华北、东北各地“新区”(革命政党在抗战胜利后控制的区域)首先涌起并迅速扩散开来。①这样一种看似粗糙的“比较”眼光，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过程。虽然“翻身”成为运动的话语基调，但北方的曲折部分地却是不同政治生态下形成的不同话语之间“斗争”、僵持及至暂时妥协的结果。②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所谓“政治生态”并不对应固定的空间实体，而“政治话语”也并不是指涉诸如“两条路线”之类的政治派系纷争。③本文真正关注的乃是围绕“翻身”与“生产”这两大轴心所形成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

本文认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构型是北方的主要现代性后果之一。要深入理解运动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就不能只看到翻身与革命党政权力的话语与利害关系，而必须同时看到生产与革命政权的话语与利害关系。因此，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权力与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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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不能把这里所谓政治生态差异简单混同于“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之间的差异。所谓“老区”、“新区”都是历史相对范畴：同一地方抗战甫胜时成为“新区”而到军事反攻阶段就成了“(新)老区”；而另一方面，“老区”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千差万别(如位于陕甘宁边区的骥村在前属于“警备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经济保留得相当完整)。而且，随着军事的进展，“老区”、“新区”的相对范围不断变化。此外，还需要看到，实际上一些史家(如董志凯，1987)所运用的“老区”“半老区”及“新区”的类型划分是1948年初北方已进入尾声时才形成的(参：《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1948／2/3]，《毛选》第四卷；：《老区半老区的与整党工作》[1948／2／22]，1980[上])，它本身是一个话语斗争与妥协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这一分类没有现实基础)。因此，本文的叙述并没有采用这一晚生的类型划分来充当一般性叙事范畴。

② 例如，中央下达《五四指示》之后，陕甘宁边区最初的计划是征购地主超额土地，而前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明确指出这是当时一种“和平”的尝试(李，1987：597～99)。但后来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并于1947年3月攻陷延安后，这条道路遂告夭折。康生在1947年2月的一次报告中曾总结两种办法：一种是自下而上，即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农民的清算斗争；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即政府向地主征购土地。康提到，有人认为“清算适于华北，不适于陕甘宁”；康本人则坚持边区也应算账，外加土地公债，“农民自上而下，政府自下而上，两面夹攻，就把地主搞光了。”(康生：《关于问题的报告》 [47／2／8]，载《康生言论》，126～7)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国土地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而“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毛文》第四卷，329)。当然，在晋绥遭严厉批评后，毛又出面维护了西北工作。以上这些零散的评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北方时期的地区政治生态差异。此外，以往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日本学者天*[上旧下儿]彗(1984)关于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基层干部之比较研究。天*[上旧下儿]先生认为，活跃于乡村基层的“晋冀鲁豫型干部”是推动毛式激进政治的车轮。刘一皋先生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篇短文(1995)中对此也有涉及。

③ 例如，1940年代晋绥边区逐渐与陕甘宁边区一体化，同属西北局，但过程却迥然不同。

“吴满有方向”与“革命的富农”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政权都会出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然而，在二者联系的形式、渠道以及紧密度等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帝制时期皇权与根据地时期党政权力的重要差异：皇权主要通过祭天、春耕、祈雨等仪式来象征性地展示其对生产的关注，其与生产的直接关联则一般只限于农业赋税的征收，而没有对生产领域的组织性渗透。与皇权相比，现代党政权力与生产的联系则有了性质的不同：它密切地关注如何发展生产，积极地介入生产，强烈地企图领导生产。①简言之，现代权力不只是消极地与生产发生关联，而是把生产作为建设乡村领导权的重要政治场域。②

1940年代上半期，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联逐步建立起来。③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党政权力把大量精力集中到生产问题，并在生产运动中取得了相当的组织经验。④随着动员与领导生产成为党政权力实践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围绕发展生产的“新英雄主义”话语、制度，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边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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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样的一般性陈述只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理念型概括，从而必然是对权力之复杂历史演变的简约性认识。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权力与现代性的话语—历史关系。我们认为，现代党政权力对生产持续的高度关注(乃至话语—历史化为现代权力经常性的合法性焦虑)与积极渗透(在这一权力实践过程中生成新的权力形式)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皇权与帝国官僚体制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但却不能想像帝国权力展开诸如制定农产生产计划这样的“生产领导”式权力实践。此外，顺便提及一下，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不同，中国乡村革命情境下的现代党政权力实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扩张过程。可以说，权力就在下面，而问题在于怎样展开实践。

② 例如，早在1940年，时任晋冀豫分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在指导整党建党工作时就曾撰文强调干部要尽量不脱离生产，要参加生产。在这篇题为《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中，李雪峰写道：“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他呼吁道：“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额促达成议案的地方去深人群众。”(转引自李雪峰，1998：108～09)李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生产如何通过“群众”观念而与权力发生话语—历史关联。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生产这一重要的世俗领域中，革命政党才逐渐学会了如何自下而上地建设其乡村领导权。另外，这种在领导生产中形成的常规性权力实践与在征粮、扩兵等突击性工作中形成的“动员”方式的权力实践非常不同，如晋绥边区1943年的一篇《农业生产调查》中在谈到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时就批评了“动员”式作风，并讥之为“跑腿主义”(《晋绥财经》，711)。但是，本文的研究任务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是由于边区政权面临的生存困难而激发的现实抉择，部分则是由于现代性话语影响而致的政治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实际财政需要与革命话语实践相契合的历史效果。

④ 一些早期的相关探讨请参见Schurmann，1971[1968]：416～25；Selden，1971：237～67。不过，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并非以“组织起来”为标志的生产互助运动，而是鼓励“新式富农”发展的吴满有运动。

⑤ 当然，这并非暗示这些话语的与制度的因素全然是现代的。例如，勤劳致富一直是传统社会经济伦理而非一种现代观念。然而，重要的是现代权力实践如何与这种传统资源建立话语一历史关联。

在这些话语鼓动与制度激励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政策性措施就是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大量扶植劳动英雄与生产积极分子。这一新崛起的社会精英阶层，大多为出身贫苦，但通过勤劳致富而上升为新富农或者富裕中农。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党员劳动英雄吴满有。①1928年，吴满有逃荒到延安。1934年当地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当地模范的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运动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并引起高层关注。②此后，吴被树立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该社论一度引起读者质疑，即“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一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此后，“吴满有方向”一度成为各边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成为所谓“延安精神”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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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关于吴满有的故事主要转引自李锐，1998：294～306。李锐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吴满有方向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②　据李锐记述，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该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

需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富农”的提法并非偶然，而是具体体现了当时党政权力在边区乡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与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相关，而其早期倡导者首推党内主要理论家。1942年，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具体阐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与内容。①所谓中国乡村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的经济形式，是在革命政权的调控下“靠农业积累资本”的乡村发展道路。张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当然，讨论的并非当时晋陕乡村经济状况，而是他对乡村经济发展趋势的估计。实际上，他就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乡村的生产力状况的调查显示，占各村户口总数45％的中农构成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②然而，张观察到中农的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在经济上则与富农一样，“少数上升，大多数缩小，一部分停滞”，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是缩小的”。③令他特别不安的是，直到1941年，乡村生产力仍未恢复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农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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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1942／10／7)(见，1994：323～325)。的表述刻意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这显示了其理论雄心，也体现了当时党内高层的表述习惯。他在《出发归来记》中曾写道：“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1994：338～9)后来也曾采用“新资本主义”一词来概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至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他才提出“这个名词不妥”，而仍直接用新民主主义(《毛年谱》，343～44)。

② ：《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屑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2／4／12)。据张所述，当地在三十年代已经历过土地革命，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地主已不存在，富农减少或削弱，雇工也几乎绝迹，村庄中80％以上为中农与贫农(，1994：32～34)。

③ ：《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42／7／9)(，1994：301)。关于政治情况，见《调查日记》(42／5／2)。张写道：“(贫农)对政治没兴趣。村干部均为中农。区干部中农。政权在中农手里(中农家庭的高小生)。地主在政治上吃不开。”(1994：367)

地主的生产力水平。①与此同时，他还观察到乡村中代表较高生产力的富裕中农(占总户数10％)的经济动向：土地革命后，“租入土地，平均以富裕中农、中农为多，租出者以贫农、贫民为多”。因此，“租佃关系的发展向着资本主义”。此外，雇佣关系虽不发达，也以富裕中农雇工最多。在这些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张试图从理论上为农民致富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些富裕中农现在已经感觉到土地的不够使用及资本的某种过剩。他们正在用一切办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采用租田、典地、借牛、贴牛、养羊、放羊等方法，来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从雇用短工，发展到雇佣1/3、1／2、2/3的长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必然要从这条路发展为新富农，成为新式的农村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贫农则会转化为‘新的农村无产阶级”。总之，“农村资本主义，将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②

1942年以来，党政权力对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政策性鼓励及以“吴满有方向”与“组织起来”为主旋律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以及其他边区产生过广泛的社会效应，特别是边区中农与新富农阶层的崛起。例如，1945年李锐在对北岳、太行等5个华北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统计趋势分析中指出：“最近两年特别是去年，由于军事方面的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变工互助的提倡，劳动政策中偏差的纠正，累进负担扣除成本，特别是吴满有方向的号召，富农经济的发展便通畅起来了。”③当然，根据李锐统计，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是中农经济，新增富农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新富农经济的增长趋势却显示了新英雄主义与生产致富的话语一历史效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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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日记》(42／3／25)(1994：356)。

② 以上见，1999：45，61。

③ 李候森：《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1945／5／22)(《史料》，225～6)。

④ 从李锐给出的几个零散例证来看，新富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如1941～1942年间北岳富农户数增加0．02％，滨海到1943年增加o．86％，涟东县1942～1944年间则增长2％，而太岳的阳城固隆村在1943～1944年之间富农从33户突增到77户(《史料》，226)。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生产形成的实践性话语在后来的运动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①这一点在北方各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一份1946年3月完成的太行分区当年大生产计划写道：“我们要明确的开展吴满有方向的运动。吴满有的路线，便是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方法，便是深耕细作。”②当年6月，党委调研室仍试图倡导吴满有方向：“富农经济今天是经过了停滞下降后的向上发展，是有其发展前途。但目前就全区来说，富农经济的土地条件是不够充足具备，再加上普遍的不愿当富农，不愿上升为富农的思想阻碍， 目前富农经济发展还不够畅达，需要我们去奖励提倡开展吴满有运动。”③

即使在出台《五四指示》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会议召集者、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在代表中央起草的文件中竭力论证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政治重要性：“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④此外，据曾积极鼓吹吴满有方向的李锐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坚持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我在热河主持《冀热辽日报》时，1947年4月1日，我还写了一篇《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的社论。开篇即说：‘今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有个问题还待很好解决，就是必须广泛宣传勤劳致富的思想，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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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等“老区”，生产话语对贫雇翻身话语的扩散构成了有

力的抵抗，并深刻影响了的话语—历史实践。

② (太行财经)，1203。

③ 《太行财经》，1207。

④ 以上见任弼时，1987：396，401。

⑤ 李锐，1998：30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翻身运动的高潮时期，生产话语也从未销声匿迹。这一点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明显。1947年12月召开的陕北米脂县土地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白治民做总结报告时就富农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影响下，白治民明确了米脂对富农是“打击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新旧富农应有区别，米脂有些富农(为数不多)是在八路军接防以后经过减租，由中农上升起来的，这种人在态度上和旧富农不同，土地要平分，财务的留法可以稍微照顾一些。吴满有方向是对的。吴满有下南路一无所有，他是革命才发了财的，对党是拥护的，以后战争也证明了。不过有的地方把吴满有方向误解了，如未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有进行减租的地方，也提吴满有方向，实际上是发展旧富农。新富农不仅在现在有，在分地后，一定会有一批中农上升为新富农。”①

不过，除了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持续影响之外，还应看到发展生产在北方时期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考虑。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得打，饭还是要吃，何况一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也根本不可想像。②因此，在战争形势下，对党政权力来说，如果说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那么组织群众闹生产也刻不容缓。这正是北方实践的话语一历史情境。

然而，实践中的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历史关系并非如其话语逻辑关系一般顺畅明了，而是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生产运动靠的是劳动英雄带领群众，而翻身运动则靠的是翻身英雄冲锋在前。然而，闹翻身与闹生产的“英雄主义”逻辑毕竟不同，而“积极”与“落后”也可以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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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脂县委：《白书记在米脂土地会议上的传达报》)(1947／12／22)(米脂县档案馆)。

② 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生产与负担问题在北方期间越发显得严峻。例如，晋绥首脑李井泉在1948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团结中农问题时说，“假如中农不生产，我们的军队吃什么?”(《晋绥财经》，475)

“发动贫雇”与“翻身英雄”

翻身是北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①正如“”一样，“翻身”的具体内涵变动不居，而这个说法也并非到北方时期才出现。翻身曾一度是致富的同义词，其与生产的关系也就非常直观。但是，北方运动期间，翻身与“发动贫雇”的阶级斗争话语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并逐渐成为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治隐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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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丁(1980[1966])关于晋南潞城张庄的著作即以《翻身》命名。该书当年历经曲折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革命研究的经典书目。

② 前引太行报告中曾提到：“分配果实的时候，下中农要求分些果实缓缓气，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要求分些果实顺顺气。只要他分到一条腰带他也高兴，足以证明自己是‘根上的人’，是‘翻身户’。”(《史料》，370)由此，可见中“翻身”的政治化与“斗争果实”的符号化。寺沟村(骥村邻村)中农王亮的故事也例证了这一点。王在骥村清算地主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他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斗争果实时兴高采烈：“我分得喝烧酒杯子，这么粗啊这么高，给我分那四个。回(家)来啊我们老人(即他父亲)那阵说，‘你那是些甚?’我说‘这是喝清酒杯子’。‘你还要喝清酒了?!你连黄酒也喝不上，还要喝清酒!’我咱放得那柜子上，就放那圪头了。这可是好杯子，喝清酒杯子可是好杯子了!那(我)这回来呀睡下，第二天早晨我还起来不晓得做什么去了。(返)回来呀，我说‘那几个杯子哪里去了?’那(即他父亲)早就端那(即杯子)出去打(即摔碎)了! (笑) ‘要那做甚了?!那给你抹黑了嘛!’打它驴日的倒一把圪渣啦！”(2000年1月15日访谈，转引自《骥村人》，58)显然，在王亮的讲述中，“斗争果实”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他经济上翻身，而是成为他参与“翻身”的历史见证。

翻身为的是贫雇农，靠的是贫雇农。一句话，翻身就是贫雇农的翻身。①这一点，党内著名农民专家邓子恢讲得至为清楚：“有无成绩，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贫雇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②而在整个过程中，贫雇农始终被视为革命的主力、骨干，“发动贫雇”成为革命政党开展翻身运动的战略要旨。因此，在翻身运动中，贫农、雇农以及赤贫农所组成的庞大农民群体(而非笼统的“佃农”)成为乡村革命的真正主力军。③事实上，贫雇农翻身的利益要求与话语鼓噪直接推动了政策从最初《五四指示》的“耕者有其田”到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明确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之方针的激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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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2／15]中，贫农、雇农被分别刻画为“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与处身乡村的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政治自我想像相呼应。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是“农村中最受痛苦而有革命翻身的强烈要求的人们”(参《文件》，199～201)。在北方时期，革命政党甚至视贫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同上，176，200，201)。当然，革命政党的自我想像也是话语一历史地变动的。例如，贫雇闹革命危及到革命党政权力后，便出现“贫雇农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领导权”(党的领导)的话语区别。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②　邓子恢：《给少奇同志转中央的一封信》 (1947／7/3)，《史料》，379。邓子恢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五四指示》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富农路线错误”而来，因此他主张明确提出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邓曾是方针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决策者之一，还曾主持过华中，是党内高层中对有深刻见识的人物。例如，邓同时提出：“贫雇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中与满足贫雇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 (同上)然而，北方实践(特别是柯鲁克夫妇、韩丁所展示的“老区”、“半老区”的情形)表明，贫雇翻身必然会把斗争烈火烧向党政权力的另一重要社会基础——中农与新富农。在这个意义上，邓子恢的建议可谓是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的一个写照。

③ 北方中许多佃富农(后来被列为“新式富农”的一种)与佃中农成为阶级斗争对象。例如，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的劳动能手刘旺就是一例。不过，佃富问题(及相关

的青苗处理问题)在东北中最为突出。1948年2月7日，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25％，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东北财经》第一辑，368～369)。

翻身实践与贫雇化的“群众”话语相配合，在北方乡村中一度造成以贫雇赤为主体的“翻身英雄”们的天下。与劳动英雄、生产积极分子不同，这种新型革命积极分子往往不是(也不必是)庄稼能手，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过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①他们过去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社会中是边缘的。然而，这些处于乡村秩序底层乃至游离于乡村秩序之外的人们，历来是最具颠覆性的社会力量。②

早在北方的20年前，青年就曾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鼓吹贫农阶层的革命角色。这位当年国、共两党的农运专家为驳斥“痞子运动”论，大胆提出贫农是“革命先锋”的论断。他认为，贫农大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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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骥村清算地主时的农会主任刘荣就是跟工汉出身，家里没有土地；而另一位积极分子民兵连长刘发也不是“受苦人”出身，而是村里的“黑皮”(流氓)。当然，不能把这一判断绝对化。例如，一份关于陕北义合延家川的汇报材料中讲道，西北土地会议后当地的群众自发斗争中领导人物“一般为中农，个别为中农以上成分”。究其缘由，“时正催粮，中农想把地主浮财底财都搞出顶公粮，以减轻自己负担，上中农最积极。”(《陕甘宁财经》，119)不过，这份材料在当时是为了说明贫雇农还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②　许多学者曾探讨过这一阶层群体的历史形成及其对社会秩序与结构变迁之影响，如参Perry，1980；Huang，1985；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

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 20年后，当毛从军事中抽身出来指导时，其贫农闹革命的情结不减当年，而且更进一步在组织上落实其独特的先锋论：“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贫农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②这样，贫农团这一群众性组织在北方中一度成为临时的权力与执法机关。③在毛看来，的基本任务就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而贫农团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保障。从毛的先锋论可以看到“贫雇农”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重要位置，而“发动贫雇”也成为翻身运动中的轴心式话语一历史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贫雇闹翻身是个人意志的体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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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选》第一卷，21。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5)，《毛选》第四卷，1250。

③ 1947年9月13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五条已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乡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史料》，422)。

④ 贫雇闹翻身的思想不仅仅是革命话语的逻辑延伸，而且也是革命政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实际政治经验。例如，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7月的总结中曾记述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这是我们历史上纠缠最久的一个问题。四二年以前，由于某种现象的迷惑曾经存在过先发动中农然后才能发动贫雇的思想。四二年减租运动中，实际体验到发动贫雇之重要。四三年豫北新区的群众运动及四四年查减运动中，就一再强调发动贫雇，可是又产生了忽视中农讨厌中农的偏向。……四五年十二月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明确说明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也在发动之列。在农民内部的关系上，贫雇是主力，是骨干，同时必须团结中农。四六年十一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统一了这一思想。并且在一年来的中证明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见《史料》，394)。但是，北方的进程表明，统一了思想不等于问题就不再缠身。事实上，贫雇与中农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北方的严峻问题。究其缘由，在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相互制约与影响下的实践过程有其特殊的话语一历史逻辑。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讨论。

革命要依靠贫雇，革命要满足贫雇。在翻身的话语一历史实践中，“贫雇”、“农民”、“群众”三者的语义界限是暧昧的，而在语用过程中常常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中，“走贫雇路线”的口号也曾一度公然出现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当然不是要刻意模糊“发动贫雇”与“贫雇路线”的重要政治差别。事实上，“走贫雇路线”在北方中一经实践后很快被明确定性为“左”倾错误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贫雇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其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何在?

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党在华北、华中广大新区反奸清算及随后的减租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鹿中原的战略形势。次年，在内部传达的《五四指示》主要体现的是革命政党在“要地主?要农民?”的严峻政治的最后抉择。①这个大决心就是“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谓“一条批准”。然而，在明确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的行动”的同时，该指示的主要篇幅是花在规定一系列照顾各色人等的有关措施，如“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决不可侵犯中农”云云。此即所谓“九条照顾”。②显然，此时革命政党审时度势，仍是两手准备。此外，这个已有相当政权经验与统战经验的革命政党也不会在新形势下贸然走得太远。因此，在指示中，“贫雇”尚没有得到突出。

这样一来，在《五四指示》的传达与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批准”派与“照顾”派的尖锐分歧。1947年8月，时任太行区地委书记的陶鲁笳在一次检讨工作的发言中历数指示传达以来出现的各种“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都是从强调九条照顾而来的”。例如， “有的地方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忙于纠正对中农的偏向，要贫雇给他们退果实，结果地主从旁利用，贫农在哭，中农更加不安”。当然，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话语分歧与斗争主要围绕“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而展开。陶提到一次会议上还为此一一“特别看到战争打起来了，如果把地主阶级消灭了，不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吗?”——而有过激烈辩论。主持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则明确提出，在批准农民土地要求与照顾地主各色人等同时执行发生矛盾时，解决办法应是“强调一条批准，不强调九条照顾”。他在解释“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方针时还指出：“在执行时特别在运动初期，又必须适当注意不要因过分强调团结中农而限制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某些地方在运动尚未开始，而过分强调团结中农(中农病)，结果是把新的束缚加在群众的手足上，使运动软弱无力”。③不难看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贫雇话语渐占上风，而“照顾”则成了右倾乃至地富思想的表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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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五四指示》的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1996：398～405)的回忆；另参《薄一波同志传达中央〈五四指示〉》(46／5／27)，《华北财经》，862～65。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五四指示》并不见得是从减租运动到运动的革命性突变的标志(如Pepper，1999[1978]：245～49；刘一皋，1995)。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分析从政策与策略层面深化到运动发展进程；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五四指示所标示的一些重要变化。

② 《史料》，248。

③ 《河南》，27。

④ 其中最为著名的牺牲品大概要算曾主持山东的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黎玉。黎也曾是参与制定《五四指示》的高层领导之一。1947年下半年由他主持的山东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因“富农路线”等错误而受到华东局整肃(参《山东大事记》，315)。

可以说，《五四指示》以来的一个话语趋势就是“群众”一度“贫雇”化，以致《五四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也逐渐遭到质疑、批评乃至否定。①例如，曾参与制订指示的邓子恢后来就批评指示“束缚了广大贫雇农不敢起来”，“起来亦因分不到多少地而不感兴趣，因而难于发动”。因此，他在谈及贯彻的群众路线时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与阶级路线分不开的。即是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以贫雇农为中心再去团结中农；而不是以富农或中农为中心。所谓倾听群众呼声，也是倾听雇贫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去倾听富农的呼声。或者专门倾听中农的呼声。犯富农路线错误的同志，除他主观上错误的阶级立场外，便是错听这种呼声之故。”②

在注意到话语实践的逻辑之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随着运动的展开，“发动贫雇”与“满足贫雇”之间的现实矛盾很快表现出来。发动贫雇翻身的一个政治依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而《五四指示》也确曾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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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与贫雇话语逐渐强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话语现象(或话语策略)就是——借用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分析逻辑——贫雇的“阳性”化。笔者发现，翻身实践中有关“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话语所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阶级”的社会性别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把贫雇比喻为革命的“骨干”，另一方面则把中农形容为“软弱无力”。不难看到，乡村革命话语的修辞逻辑与传统社会的社会性别逻辑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阳性与田产、田力有直接联系(这一联系或可透过“男”与“田”的文字关系而直观地体会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边缘化了的贫雇农往往与“无能”联系在一起，而不具备乡村秩序认可的阳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翻身”何尝不是一次社会性别的翻转?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② 《史料》，380。

提到一个所谓“农村中雇农、贫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的数据。①然而，这一总体判断中却居然没有提到中农!②事实上，特别是在许多“老区”，地主经济在减租减息与累进负担政策的双重打击下早已大幅下降，而中农经济成为乡村经济主体。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不触动新富农、富裕中农乃至一般中农的前提下而单靠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不可能的。④在这样的情形下，《五四指示》所规定的“照顾”也就完全不现实了。

1947年9月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平”的分配原则随后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被写入《中国土地法大纲》——后，贫雇翻身被进一步推向高潮。⑤主持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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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料》，250。

② 1950年，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关于问题的报告》中则补上了“中农”的字眼(《刘少奇选集》[下]，32)。1952年结束后，廖鲁言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把贫雇农的比例明确为70％，中农则为20％(《史料》，841)。除社会阶级构成之外，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关的另一个数字迷思(有关的考证，参金一鸿，1951；Esherick，1981)。

③ 例如，在《解放日报》1945年的一篇社论中，李锐曾分析北方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根据他提供的太行等五个分区的土地变动统计资料，地主占有土地从战前的29．5％下降到13．5％，而中农占有土地却从29．5％飙升到42．5％。特别是在北岳、太行和晋绥，“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之一半，土地比重大过于人口比重”(《史料》，226)。

④ 例如，柯鲁克夫妇所记述的十里店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五四指示》之时，十里店已经是一个中农化的村庄，因此不得不靠割“封建尾巴”(即有过地富家庭背景的中农)来开展“翻身”运动(Crook and Crook，1959：127～28)。即使在给“斗争对象”们“摘帽子”(“纠偏”)后，十里店在1948年初春复查中搞“填窟窿”时还是要许多中农抽出或献出土地给贫农(详参柯鲁克夫妇，1982[1979]：233～265)。

⑤　参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中工委的请示与西北中央的复示，《史料》，419～421。早在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时，就曾说过：“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毛年谱》，78)当年底，刘少奇给林伯渠的复信中也说：“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刘年谱》，59)但是，本文认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实践并不简单地是极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般逻辑延伸，而是“发动贫雇”的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结果。“耕者有其田”运动不能实现“满足贫雇”，这里有政策性原因(以现耕为基础或物归原主的分配方法，结果是原佃户得地，出现所谓“大佃农”)，也有操作性原因(如干部得利，分多分好地，还有出租现象，被称为“新地主”)，当然还有资源的现实约束(土地总量有限)。一场“依靠贫雇”的运动结果却不能“满足贫雇”，土地分配中出现“富农路线”这种说法就在话语—历史演变逻辑之中了。(参《刘年谱》，62～63；《河南》，312)而在这样的话语一历史困局下，鼓吹“农民中的均产思想是革命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参《康生言论》，130)。当然，战争形势也对土地政策的转折有很大影响。1947年7月，在中央小河会议上已经提出平分土地的原则(参《毛年谱》，208)。其时延安失陷不久，西北中央正被胡宗南部队穷追不舍。

工委常委彭真曾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详细论证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彭自陈，他从东北到冀东后才看到“不动富农，贫雇农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清楚地知道富农问题牵涉是否影响生产、是否影响中农乃至是消灭封建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问题；然而，在他看来根本问题仍是不动富农就解决不了雇贫农土地。因此，彭真明确表示分地要走贫雇农路线，而“五四指示要清算”。至于中农问题，他提出“要分开来看，不要笼统提中农”：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富裕中农势必要被推平，但彭真认为只是“小部动一下”而已；中中农会吓一跳，发生动摇；下中农则不受影响。因此，彭乐观地以为，平分土地“大部中农是拥护的，小部动摇的，只小部动一下，但动了之后又很快稳定了”。此外，他还主张对待中农“方针上是团结，为了团结必须进行斗争，对中农团结如无必要斗争是不可能”。①如此一来，《土地法大纲》不但明确了要“推平”富农与富裕中农，而且也成为“侵犯中农”的话语铺垫。②

因此，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与不能“满足贫雇”的现实困境下，“团结中农”很难兑现，而诸如“侵犯中农”此类的话语一历史问题也就浮现出来。③当然，在本文的分析视角下，此类问题的话语一历史位置不仅限于阶级斗争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部署，而且在其与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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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李昌远，2002：324～331。

② 曾参加过晋冀鲁豫的齐武先生在反思《土地法大纲》时指出：“人们从条文上也找不到保护中农不受侵犯的专列条款。倒是可以明确无误地可以理解为：‘不动中农’的藩篱拆除了。”(齐武，1995：565)

③ 与“平分一切土地”一样，“侵犯中农的利益”并非北方中的话语发明。此类话语因素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并在历史实践中再次被激发、调动、部署。早期有关文献，如可参苏区中央在1931年12月24日的《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六大以来》[上]，192～94)。该决议批评有些苏区党部由于怕成为“富农路线”、“机会主义”而“机械的(地)去平分一切土地”，结果妨害中农利益。该决议说：“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同上，194)

本文试图在“中国革命现代性”题域下重新审视北方，并通过具体考察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来揭示北方的一个革命现代性后果。值得重申的是，虽然北方实践之具体话语一历史过程涉及“翻身”与“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此消彼长，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把握实践中的“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型，而无意就二者的是非对错进行评判。换句话说，本文的着眼点既非“暴露”中诸如贫雇路线之类的“左”祸，也非构建诸如“翻身”的“偏差”(“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被“生产”所“纠偏”之类的拨乱反正叙事，而是经验地展示在北方实践中“翻身”与“生产”如何形成话语一历史关联，而这一矛盾关联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进程。

本文初步提出并尝试运用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方法。这一思路不仅体现了超越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叙事的努力，而且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考察北方时对“阶级”分析的依赖。①在扬弃阶级与阶级矛盾之时，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策略仍沿循以“矛盾”为核心的关系式分析传统。②自马克思以来，矛盾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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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本文所示，“阶级”本身是北方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话语一历史因素，而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之复杂而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② 话语—历史矛盾一方面凸显各话语、历史要素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旨在刻画各要素、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与其把翻身与生产看成类似矛与盾的两个各别事物，不如把它们看成矛盾关系的一体之两面。

统。不过，作为分析范畴的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有更为复杂的涵义及远为广泛的运用。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深入分析相呼应。①洛克伍德(Lockwood，1976[1964])在与冲突论学派的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社会整合／冲突”与“系统整合/矛盾”的理论区分，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出重要阐发。从系统功能论角度出发，洛氏把系统矛盾解释为系统整合层面的功能失调。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将“矛盾”引入话语分析，通过描述多重的话语矛盾来把握知识话语实践的不规则性(Foucault，1972：149～56)。以上例子都显示了矛盾分析传统中“矛盾”与“阶级”的可析离性。无论是“系统矛盾”还是“话语矛盾”都不指涉(阶级或者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进一步说，“矛盾”分析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超功利性与超意志性。在这一点上，本文的思路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一分析传统中受到过启发。例如，笔者曾借用“系统矛盾”这一表述来体现本文力图在分析上摆脱功利论与唯意志论的努力。③当然，就本文的研究性质而言，“话语—历史矛盾”远比作为一般性社会分析范畴的“系统矛盾”在本文的运用更具实质意义。

本文的分析试图把握北方实践(以及更为宽泛的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话语一历史二重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是其高度的反身性或者话语构成性。换句话说，现代革命话语(如“阶级斗争”)历史地构成了中国革命实践并深刻塑造了其历史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既是历史过程也是话语过程，而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考察也相应地是话语一历史的考察。具体到本文而言，话语一历史分析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张力与“斗争”及其结构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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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参吉登斯(Giddens，1979：132～37)扼要的有关综述。

② 当然，这一界定的功能主义论调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如参Giddens，1979：138～39)。不过，吉登斯在构建其结构化理论过程中过于急切地清算功能论，而未能平心静气地理解其师之概念区分的重要理论意义。

③ 这当然不是说“矛盾”与行动的功利动机以及利益驱动的行动毫无关联。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二者在具体话语一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关联。

“话语”在本文中只是一个出于实用考虑的权宜说法，用以克服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些不足之处。①尽管“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学理联系非常紧密、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刻画二者在一般性运用上的一些重要区别：首先，“意识形态”的特征往往是其体系性、僵化性与封闭性，而“话语”则可以凸显局部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打上太多的政治烙印，而“话语”则使得我们可以对称地处理革命文化诸关系中的不同因素、方面(如“翻身”、“生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消极的表述、反映(而且往往被视为是虚假的或扭曲的)，而“话语”则是积极的实践、是嵌入历史的。话语(如阶级斗争)既不是历史终极动因，也不是历史的消极反映，而是活跃在历史过程(如运动)中的实践性因素。最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历史唯意志论，而“话语”则强调历史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其所处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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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话语”(discourse)一词因福柯开创性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而在人文与社会学科中广泛传播开来。福柯本人曾明确强调他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真伪对错的话语”，显然他使用“话语”意在颠覆“科学”的真理地位。与此不同，本文的用意则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析弊病。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提出“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历史矛盾”等概念以体现与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这一“思想史”研究路径下提出的“话语实践”及“话语矛盾．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也许与《知识考古学》后福柯的研究路径更为接近一些。当然，福柯本人不但研究兴趣从来不是革命及革命现代性，而且在其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探讨中还刻意地回避了法国大革命。

本文所谓“实践性话语”不同于社会学家舒尔曼提出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Schurmann，1971[1968])。舒氏关于“纯粹意识形态”与“实用性意识形态”的概念区分是就革命意识形态问题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讨论(1971：17—104)。通过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舒氏试图把握革命政党的思维方式，即这一现代组织如何结合一般理论教条与诸核心理念(如“矛盾”)而形成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性、原则性，而突出了其可变性、实用性。但是，与此不同，实践性话语所关注的不是思想的实用工具理性维度，而是言说的历史实践构成维度。换句话说，它指涉的与其说是历史行动者(个体或组织)的意识本身，毋宁说是塑造或影响历史意识与行动的言说情境。此外，与实用性意识形态强调观念的体系化不同，实践性历史话语则凸显诸“局部”言说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分歧、紧张乃至“斗争”。话语一历史矛盾就是我们把握这些分歧与“斗争”的分析工具。

话语—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诸实践性历史话语及其复杂关联。但是，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不仅仅是话语矛盾，而总是话语、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多种维度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话语性历史实践，但历史实践总是话语性因素与现实性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的复杂过程。最后，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不是建构一般社会理论的工具，而是一种力求对史料中话语一历史的细节保持经验敏感而又不深陷其中的历史考察方法。

以上冒昧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谨求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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