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1

【关键词】新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转型 r值 【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亦随着经济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而演进，作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国学，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解读，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国学。新国学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国学及传统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吐故纳新，焕发新的生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继承和发展的文化，其内涵包括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等，而将这些传统文化学术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即国学。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其具有以下特点：

延绵不断的生命力。中国是诸文明古国中，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虽然历史上多有外来文化传入，但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强大同化力量同化其它文化。历史上，无论外部文化传入，还是外来民族的入侵，都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断，反而是外来民族逐渐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世方式。作为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国学，成为中国人所研习的对象，延续千年。

熠熠生辉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极早就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思考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天地人合而为一。这种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非宗教化倾向，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形成了“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想，重人道轻神道。这种非宗教倾向的特点，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就是不刻意追求灵魂的不朽，而是关注现实人生，把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努力立德、立功、立言。

意蕴丰富的道德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极重道德人伦，道德观念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放眼浩瀚的国学典籍，对道德人伦反复强调无处不在，例如“天命无常、唯德是辅”“教之道、德为先”。伦理道德不但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大力倡导，也是民间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方面，强调厚德载物，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为人处世方面，强调“仁者爱人”的博爱，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可谓系统而完备，尤以“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最为深远。

极重入世的务实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世文化为主导，极其注重入世精神，立足于现实生活，倡导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和“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思想观念，重实用的经验理性，而轻纯理论的玄思。从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就占据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地位，在儒家的观念中，是不认同宗教，也反对出世的学说的，人生的价值不寄托于天国和未来世界，而是建立于现世人生。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结合当代语境，对国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新国学，进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国学和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新国学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少应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习俗及道德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历史局限性，甚至沦为糟粕，例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要根据时展的实际情况鉴别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那些与当代伦理价值格格不入的内容，应予抛弃，而对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则应充分挖掘和弘扬。

阐释现代价值和意义。要处理国学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当下社会。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然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当代性的阐释和解读，或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使之同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衔接，能够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在传承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参照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上来审视，既保存民族特色，又吸纳世界先进文明诸如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从而提升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实现对当前世界先进文明的赶超。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价值

促进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现代转型，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例如，对传统文化中义利统一、诚实守信等思想的发掘，可促进构建良好市场经济伦理，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对传统文化中人本、诚信、修身等理念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发展，在培育企业文化中可资借鉴，而《论语》与《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可通过结合现代语境解读，供企业经营管理汲取营养。

促进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理念，通过对相应思想作现代转型，挖掘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对于推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的内涵和意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皆是民本思想体现。政治管理具体方略上，一方面强调实行王道仁政，强调君主及官员的道德和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同时重视法度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治之经，礼与刑”“法者，治之端也”。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理念，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自然观，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乃至于佛家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内容的深入探析，并合理阐释其现代意义，可以启迪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居于核心地位，通过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仍然可以产生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在推进社会道德建设，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中道德建设资源的现代转型和充分挖掘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极重入世，充满了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关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注重通过推己及人、“修齐治平”式的自我修养，使人们自觉践行其在社会中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弘扬，对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开发具有中国气度以及中国风格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在展示中国文化特色，提升中华文化现代影响力方面，以及在提升各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友爱方面等，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①《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

②钟永圣：《传承与复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③林良浩：《中国传统文化常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2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其他一些与会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就论坛主题发表了意见。闭幕式上，《民族研究》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作了会议总结。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邓磊教授代表湖北民族学院为承办下一届论坛作了发言。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是一次开拓学术视野，增进学术交流的会议，对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3

1.1民族文学的定义。民族文学指的是除了汉语言文学之外的其它少数民族文学。它是相对于汉语而独立存在的语言文。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历史发展中还保留者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就是各代少数民族不断创造和保留的民族文化瑰宝。中国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

1.2民族文学与汉语言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汉语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二者相互促进与发展。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它有它存在和传播的书面媒介和语音系统。它离不开汉语言的发展。汉语言的成熟发展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汉语言也离不开民族文化。汉语言是根据各语言的共性而总结归纳的最容易受各民族学习和交流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并相互完善。二者共同构成了庞大的中华文化。

2、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危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提高，中国文化也开始面向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开始涌向中国。我国的汉语言与民族文学正遭受着巨大的竞争和挑战。面对现在文化全球化的竞争机制，我国的汉语言和民族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高科技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过得科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电脑和手机等传播介质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人们开始习惯于网上交流与沟通，传统的语言文化遭受着冲击。随着电脑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一种新的语言也开始产生。这就是网络语言。但这种文化不利于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语言没有完整的主谓宾结构，有的甚至用英语和汉语结合。这都让文学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和意义。

2.2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科技，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人们在与其他国家的人们交流时不仅吸收了科技知识也吸收了文学和语言。其实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是中国文化受威胁的根本原因。汉语言与民族文学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中国不少人在接触西方文化后开始崇洋，开始对汉语言和民族文化出现鄙夷的心理。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也是中国文化的可悲。

3、结论

汉语言与民族文学是我国的文学瑰宝，是我国历史的传承。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二者的兴衰关系着我国的发展和命运。我们应挑起创造和发展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的历史重任，为民族文学和汉语言的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创造和发展不应停留在口头上更应履行在我们的行动中。根据汉语言与民族文学出现危机的原因，我们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行：

3.1加强纸文化的学习。中国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喜欢在电脑和手机上聊天，他们有很多人已经忘了汉字怎样去写，我们应去对我们的青年传播纸文化，叫他们用纸来传播感情和交替情感。这样不仅让青年学生们更好的学习汉语言和民族文学，更能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情感。

3.2深层次的培养中国人的民族和汉语情感。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有很多人开始崇拜西方文化。他们开始不注重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学习，一昧的追逐西方文学使中国的汉语言及民族文学缺少了传播媒介和受传承的民族精神。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要让他们意识到中华文化的伟大与美丽。这样才能使汉语言和民族文化立于不败之林。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 民族舞蹈教学 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诸如文、史、哲、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艺术的传播非常之决捷。我国56个民族中，每个民族都积存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遗产，仅从民族舞蹈艺术来看，它的舞蹈样式、动态及表演方式、动作风格、节奏变化等都具有自己的特性。如蒙古族舞蹈，它的动作力度大，节奏铿锵，肩部张放劲收，马步轻快敏捷，表现出蒙古族豪迈剽悍和英勇无畏的性格。通过各民族舞蹈风格来比较，那真是各有千秋，色彩纷呈，区别很大，风格特色令人赞叹。通过各民族的舞蹈可以看出，各民族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与生产劳动的影响不同，从而形成的艺术风韵和民族舞蹈语言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如果把56个民族的舞蹈集中起来是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的。但由于各民族文化观念的不同，在对待民族舞蹈的态度上也大有差异。

中国民族舞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积淀古代传统文化，原始舞蹈遗存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发展。用肢体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现今，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民族文化教育的政策改革，使中国民族舞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可以看出，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舞蹈是息息相关的，通过民族文化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让民族舞蹈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专门有一段明确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可见国家已经把传统文化教育列入了课程范围，证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创造性的教学任务。作为学校课程，除正式课程外，要有选择性的开展一些活动课或选修课来进行这项教育工作，增加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

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的舞蹈形式，创造了风格各异的舞蹈文化，各民族舞蹈特有的风格和情感表现都是受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来，在传承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只有把中国民族文化渗透到舞蹈教学的骨髓里，将单纯的舞蹈形态的传授，拓展为反映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更深层次的传承。才能使学生不仅能用优美的体态表现舞蹈，还能从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方面去领会民族舞蹈的真谛，达到心灵与肢体的共鸣。我国民族舞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多种表现形态，只有充分的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才能更好的去表现民族舞蹈艺术。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深深地渗透到舞蹈教学的骨髓里，从民间传统文化的视角探究，来掌握该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语言的动态，才能使学生更深入的、从内在的去表现舞蹈的真正含义。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在民族舞蹈教学的每一个细节，赋予民族舞课堂教学活动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更加宽泛、深入的教学方法，避免了以往教学中将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舞蹈律动流于形式的结合模式产生的弊端，而多渠道的采用由直接获取文化知识、间接引导与生活体验感知上升到理性思考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达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舞蹈教学的结合。目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忽视舞蹈文化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从多途径入手，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舞蹈教学相结合，使其教学目标得到充分的体现。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舞蹈是密不可分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对民族舞蹈教学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提高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光是对民族舞蹈教学有影响，对所有学生的学习生活也是有影响的。

参考文献

[1]王凡.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文化结合的探讨.大众文艺，2010，08期，190

[2]裴亚建.论舞蹈教学中民间舞蹈的“风格性”.山东师范大学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5

关键词：艺术教育；民族文化传承；措施

在新形式教育背景下，我国高校教育虽然有了很多革新，但是我国传统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因此现代高校教育难免还会受其影响，尤其是高校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都还是采用应试教育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民族文化的联合，这不仅仅是高校艺术教育面临的挑战，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巨大挑战。高等院校是为社会培育人才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在高校艺术教育过程中，应对传承民族文化予以高度重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体会艺术的真正含义并能感受民族文化的深远意义，以协调高校大学生文化知识与艺术修养的全面发展。

一、高校艺术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高校大学生通过高校艺术教育继承和接受民族文化

艺术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追求，人们往往会通过艺术教育的方式了解艺术、感受艺术的魅力，从而提高自身的精神文化素养。而高校艺术教育则通过向大学生传播艺术文化知识，让学生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技能，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民族文化艺术是重要内容之一，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也需通过艺术教育继承与发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积累、深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是宝贵的文化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有一定的影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撑，而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必须依托于教育，所以在高等院校里面，艺术教育就是大学生继承和接受传民族统文化的重要途径。[1]

（二）传播社会文明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校艺术教育是培养社会艺术人才的重要手段，现代教育背景下，艺术教育不断深入发展，其教育内容与教育模式都与社会文明传播紧紧相连，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艺术教育需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只有不断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确保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才能繁荣社会文化、服务社会文明建设，而高校艺术教育必须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标，才能更好地促进艺术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高校艺术教育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民族文化的发展反映着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进程，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思想指导和内在动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竞争力。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就十分重视，在党的十七大中也明确指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也明确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的要求。高等院校是我国教育机构里面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使命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高校艺术教育应当担当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责任。艺术教育不再是单纯的传授艺术知识、培养艺术审美以及把握艺术技能，它已经肩负了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和推动民族思想文明进程的重要历史使命，所以高校艺术教育必须坚守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使高校艺术教育服务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二、高校艺术教育与传承民族文化结合的现状

（一）艺术教育思想观念没有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受“中国式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教育都处于迷茫状态，再加上外来文化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入侵，使得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障碍重重，曾经还出现了崇洋的现象。新形势下，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亦是如此，教育思想观念往往落后于现代文明发展进程，因而阻碍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其中艺术教育就是中国式应试教育观念下的一个牺牲品，一直以来，艺术教育都是高校教育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构成，在教育过程中，内容陈旧、方法呆板，忽略对学生艺术审美能力的培养。直到最近十来年，我国大力推行新课程改革，教育观念逐渐转变，各大高校才渐渐重视艺术教育，才渐渐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历史责任。[2]

（二）传统的教育方式无法实现民族文化传承

虽然我国已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遗留问题对现代教育影响颇深，我国艺术教育发展相对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归根结底还是教育方式的滞后。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我国高校艺术教育虽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仍然显得力不从心，无法真正培养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让学生形成艺术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所以对高校艺术教育教育方式进行改革，是传承族文化的必须手段。

（三）学生个性选择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矛盾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精彩灿烂，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并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如民族歌舞、民族乐器、民族音乐、书法、绘画等。而在艺术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影响，学生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这就给艺术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结合带来了另一种挑战，因为高校艺术教育师资、设备、课程设置都有限，所以很难根据学生个性要求开展艺术教育，这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高校艺术教育过程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

（一）利用科学技术和语言艺术完善教育

传承民族文化需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语言艺术作为辅助。民族文化具有民族特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符号和历史标识。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他包括民族服饰、民族歌舞、生活习惯、自身独特的政治、宗教、价值观念和乡土知识等。由于民族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使它始终保持了不断创新、传承发展的性质，而传承民族文化必须在尊重民族的传统生活习俗、语言的前提下，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民族传统技艺，民族文化需要吸收那些自己能消化的东西，在冲突、磨合、调适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同时传承民族文化需要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字，千百万年来，民族人民的生存、发展、繁荣、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语言存在；同时它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民族人民生产劳动创造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3]。

（二）建立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队伍

我国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教育事业也深受其益，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渐渐摆脱了过去口耳相传的模式，目前高校艺术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民族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还是会出现意外丢失的现象，因此高校艺术教育必须对此加以重视，建立起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队伍，在艺术教育与传承民族文化结合的道路上不断研究，发展新思想，探索新方法，以更加准确有效地传承民族文化。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建立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队伍，首先是要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因为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必须是挑选其中精华而非笼统的学习传承，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在继承的同时也要不断发展，以给我民族文化增光添彩。其次是要注重教育方式，在艺术教育过程中传承民族文化，必须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应用最科学最合适的方法把优秀的文化知识授予他们，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做到艺术审美培养和民族文化传承两不误。最后是要注重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与交流，不能一味排外也不能一味崇内，要积极与国际民族艺术文化交流协作，以丰富民族文化内容[4]。

（三）完善艺术教育课程建设和实施方式建设

高校艺术教育背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在设置艺术教育课程的时候需考虑区域实情和学生学习能力，不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这样才能使艺术教育发挥其真正功能。同时要根据课程内容深化教学方式建设，在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新方法，时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合，切实做到全方位、多渠道的传承民族文化。主要做法如下：首先是加强艺术教育教育力量建设，如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教学资源等等。注重教师的专业技术和民族文化素养的培养，加大教学设配的投入，合理安排课程时间。其次要结合本校学生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难易程度的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班级学生学习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以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效率。第三是要丰富教学实践活动，比如不定期具备校园民族文化艺术作品展，还可与其他学校联合举行民族文化学校间交流会等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理解民族文化，在实践中更好地完成民族文化传承。

（四）大力开展丰富校园文化的民族文化活动

校园是教学的主要实施场地，因此校园环境氛围对于教学来说意义重大，高校在实施传承民族文化的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丰富校园文化，尤其是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校园文化。学校可以为学生组织一些民族文化研究交流会，还可以与其他学校互动，建立民族文化交流友谊组织等等，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还可以鼓励学生参加民族音乐比赛、书画大赛等，深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学习；还可以根据区域特点，在校园内集体庆祝民族节日、举办民族节日相关活动，活跃校园文化气氛带动学习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热情。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仅需要教师课堂上的言传身教，更需要学习切身实际的深刻体会，校园民族文化活动的建设，是学生能在生活中切实体会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让学生形成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法[5]。总之，一切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靠艺术教育来完成，两者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如今，中华民族发展渐渐步入和平、繁荣，无论是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还是自身综合能力的增强，都离不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促使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共同进步。高校艺术教育应当以此为教育思想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把艺术基本知识教育与传承民族文化联合起来，切切实实地把握社会文明动态，借助我国社会经济实力和世界文明多元化力量促成民族文化传承，完成新时代赋予艺术教育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许琛.豫文化资源与地方高校艺术教育共建模式探讨[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112-115.

[2]刘晓军.基于文化多元化视角下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科学中国人，2014，（6）：58-61.

[3]杨智伟.高校艺术教育中如何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J].艺术科技，2013，（2）：33-35.

[4]肖珣，王德芳.艺术教育亟待做好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J]戏剧之家，2014，（16）：44-46.

[5]葛南，孟凡江.浅谈高校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J].艺术科技，2013（1）：99-101.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6

[关键词]新文学　民俗学　民间信仰　启蒙　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28－07

“五四”新文学革命者和作家们普遍把民俗(民间文学等)视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正统文学”、“贵族文学”相对立的文学形态，真实自然、清新刚健的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所启示的价值追求，正是建设“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为此，民俗研究所涉及的歌谣、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给“五四”及以后的新文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一、“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的共生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吝惜辛劳!／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摘自钟敬文词、程懋筠曲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使学院派学者真切地关注起平民文学、民间文学来。1918年2月，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亲自发出启事，征集近世歌谣，以期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横空出世，进入他们极力提倡的大众文化的学术视野。1920年，由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教授发起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随后又成立风俗调查会。他们在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上郑重指出：“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起源，即可从此算起。

然而，在这一时期内，民俗学的招牌还未正式打出来，该研究会的核心人物如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等，其文学创作兴趣大于科学研究兴趣，但这也算得上是“开辟草莱时代”。1926－1927年间，由于北京政局动荡，北大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容肇祖等南下广州，他们与中山大学的老师钟敬文、杨成志、何思敬等在中山大学组织了民俗学会，1928年创刊了《民俗周刊》。当时适逢中山大学初办，又处在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因此颇具鲜活的朝气，民俗学运动进入了“耕耘播种时代”。

如果说《歌谣周刊》的功绩在于把反映“国民心声”的民间韵语给以堂皇的评价并捧上雅正的诗坛，那么，《民俗周刊》的学者们则把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与贵族文学在对比中的地位突出来了。他们认为，有必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民俗周刊》发刊辞的语气充溢着一种战斗的气息和口吻，这十分切合当时新文学启蒙与变革的社会使命。民俗自民间来，从民众中来，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思想观念，它需要与旧的传统、旧的道德作一番生存的搏斗。

民俗学会的宗旨是对各民族的风俗、信仰、习惯和民间文学进行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他们一方面从中国的典籍和民众口头流传上发现并收集我国丰富的民间文化矿藏，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神话学观点和比较研究方法)。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等，以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的演变、以妙峰山进香探讨春秋以来的社祀等，最重视运用“演变法则”，通过这个法则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异。这个方法，是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民俗学方面的易地应用和借题发挥。如同郑振铎《汤祷篇》用民俗的视角考察古史，发现古史中的神话并非野蛮人的“假语村言”，而是真实可靠的史料，因此结集为《古史新辨》。民俗与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29年后，钟敬文转至浙江大学，杭州也成为重要的民俗学术活动基地。到1936-1937年间，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季刊》和杭州的《孟姜女月刊》，共同形成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三大据点，它们的学术影响滋蔓全国、蓬勃发展，颇极一时之盛。

由此看来，民俗学运动的进程正是它与新文学适应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其使命的过程，新文学的写作更加迫切要求对中国社会风俗、民众心理、国民性格的深入了解和细致研究，尤其把它放置在世界性的背景下观照，必需有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理论的吸纳和转换，中国新文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获得现代性的品质。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学者又大都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和参与者，他们的双重身份其实也印证了“五四”新文学自诞生起就与民俗学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黄遵宪、梁启超重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看重的是发挥其“新民”的启蒙作用，特别是黄遵宪诗歌对客家歌谣等民俗文化的吸收和化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文人作家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变革时的创作实践，为“五四”建设“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思想目标提供了先导与经验。

鲁迅、周作人重视神话传说，主要继承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开掘和利用。随着新文学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之中潜藏的国民劣根性，包括迷信、陋习、愚昧等，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周作人的创作大量地运用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如，鲁迅对故乡大禹传说和古越文化的考察以及专门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多少证明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学术兴趣。于是，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融入，给鲁迅的《故事新编》等提供了借古喻今、随意点染的广阔的叙事空间；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意象的运用，给他的《野草》增添了几份扪心自问、反噬其身而难以明言的森森“鬼气”；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童年记忆、故事讲述，又使他的《朝花夕拾》等散文、杂文构成了斑驳的色彩和幽婉深邃的思想。与之对照的是，从民间日常的衣食住行到节假日的娱乐休闲，周作人无不表现出对鬼神迷信的甚深的理解和同情。周作人在家乡传统节日风俗中发现了这种“生活之艺术”。年节谢神，清明扫墓，中元放灯，以及年岁久远、留有战国古风的龙舟竞渡，这些娱神乐鬼的仪节庆典，让少年周作人久久沉迷于一片人神共融、人与祖先对话的谐和欢快气氛之中。从小对《聊斋》、《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等奇幻空想的阅读兴趣，使周作人不信鬼神，但又喜欢谈论鬼神。通过对民俗(尤其是日常民俗)的考察，为建立自己的生活观寻求新的文化资源。因此，在鲁迅和周作人共同关注的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种种情形里，我们可以看出。就学术研究和文学表达的感应方式而言，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考：鲁迅借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启蒙民众及解剖自我、坚持启蒙理想；周作人则是渐渐醉心于“鬼理人情”的兴趣，追求个人世俗生活的诗意生存。

刘半农、沈尹默、胡适等发起歌谣征集并开启歌谣研究，其初衷明显出于文学革命的现实需要。为了真正开一代诗歌风气之先。刘半农、刘大白积极从事民歌体的白话新诗创作，其《瓦釜集》、《扬鞭集》、《卖布谣》就是借助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求真意识、自由个性和淳朴炽烈的元素，以推动新

文学创作实绩的有效尝试。胡适在《尝试集》中对歌谣体的借鉴以及从中国民俗文化(尤其是宋元与晚明文学等)之中清理出一条白话文学的历史线索、以此为白话文学史“正名”，这些学术努力都显示了他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重新认识和推崇，藉此呼唤新文学作家的平民意识与民间情怀。郑振铎对俗文学史的梳理、研究，对文献记载的多种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归类整理，其命意在于重新确立文学的价值标准，建设新型的文学史观，这对今天的“重写”文学史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许地山的《中国道教史》等宗教学研究和朱自清的《中国歌谣》等，把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道教和歌谣研究引向精深的学理探讨，使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走上新文化高雅的学术殿堂。茅盾和闻一多非常注重神话研究，他们对西方神话的介绍和理论引入、对中国民俗文化如龙图腾、端午节等的考察和研究，开掘民间戏曲和神话传说的科学价值，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础。

瞿秋白也在苏俄民间文学理论的影响下，运用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索。为了了解和学习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表现形式，他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去上海城隍庙等地听艺人说书演唱；并广泛利用通俗诗歌和革命小调宣传鼓动群众。瞿秋白重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艺术形式、构建大众文学的理论框架以建设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继续和深化。而且，瞿秋白的这些观点，对“五四”以后乃至新中国初期形成的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和方向的思想，如民族形式论争、文艺大众化、新民歌运动等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五四”特殊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文人作家们担负着思想启蒙和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双重任务，而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既有植根于民众的艺术方式，又有与民间天然联系的艺术身份，从“五四”新文学的目标出发，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自然不失为一种方便、易接受的艺术捷径。尤其盛行于西方的人类学、民俗学理论恰好与发生期的中国新文学遇合，“五四”及其以后的作家们迅速发觉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的现代性因素，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改造民族传统、构造现代学术的资源和自信。由此，“五四”新文学及其发展与现代民俗学运动历程的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几乎成为文学史与学术史互动和互证的历史必然。

二、“五四”新文学的民俗(民间信仰)资源

中国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极其丰富、复杂。选取民间信仰为中心，考察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的关系，是因为民间信仰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它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和解读的张力。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它主要包括灵魂、自然神、图腾、生育神、祖先神、行业神等，伴随的还有巫术、禁忌、祭祀等含义。民间信仰的基本要素包括，信仰：鬼神、祖先、民间信仰；仪式：家祭、墓祭、庙祭、节日、占卜等；象征：神系象征、地理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等。

原始文化具有极强的时空穿透力。其中，属于原始思维创造出来的民间信仰文化与重虚构、想象的文学创作有着特殊的联系。研究现代文学的民间信仰描写，使我们注意到这一奇异的文学现象在现代文学的生存景象及其理由。民间信仰作为人类文明之初一种弥漫四野、盛极一时的现象，作为一种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已经穿越历史时空，沉淀在后来的人们的意识、潜意识里，即使是现代的文明人也难逃民间信仰文化的魔力，谈神论鬼、祭天祀祖等依然成为现代人生活里常见的现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以民主、科学的理性旗帜试图彻底反对传统文化，民间信仰文化似乎处于一种被攻击的尴尬境地。用西方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纷纷以“驱鬼”“打鬼”为启蒙“祛魅”的目标。“现代”何以与民间信仰发生诸多牵连?其实，民间信仰的复杂形态与多种价值并不能以“迷信”“愚昧”“落后”等意义所涵盖。“民间信仰”作为民众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民俗信仰，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的科学意识并没有产生严格对立的关系。科学是现代作家启蒙的手段和目标，而民间信仰文化也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和现代作家反映现实、追求现代审美的方式之一。民间信仰及其审美方式已经渗透到民众与现代作家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潜在的意识之中，尤其在新文化普及不到的广大民众那里，依旧有些“神神鬼鬼”，这是现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加之，现代作家内在思想难以明言的隐情、秘密，也要通过与民间信仰相关的艺术方式才得以曲折表达。

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多源性、变异性，因而在现代生活当中也具有多重含义：由远古祖先崇拜而来的鬼神，因为是长辈亲人死后的延续，我们崇拜时感觉亲切而并不恐怖，加上鬼神经常参与民众的节日狂欢，自然给现代作家留下许多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当然，在现代文学的启蒙主题之下，留存于民众身上的那些国民性弱点和国民劣根性，很容易使现代作家把它们比附和想像为势必驱除又难以摆脱的鬼影；在更高的审美意义层面上，民间信仰更多地成为“含魅”想像与虚构的艺术方式，借以表达人鬼难分、荒诞奇幻、迷离恍惚的现代生存处境。中国现代作家从民俗的、思想的到人性的、哲理的文学思考之中，由具体到抽象，隐约建立起一种“民俗――启蒙――审美”的民间信仰文学书写格局，由此，现代作家的民间信仰文学写作，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想像方式，逐渐进入到现代审美的层次。

自然，民间信仰文化作为在古代一种自上而下、上下互动的全民行为和心理现象，在文化转型的现代时期，必然受到现代权力与现代意识批判和否定。民间信仰文化不是以古代那种显在的张扬的行为仪式体现出来的。这种外在的仪式只在民众那里得以保存和延续，它逐渐只在民间潜行、丧失“合法性”。不过，它仍然以一种潜在的神秘的精神现象和思维方式长久地隐藏下来，并与普通民众继续产生广泛联系，因此，立志思想启蒙和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现代文学也受到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传承了几千年的民间信仰文化已经由历史上一种须臾不离的内在信仰与外在行为。转化为渗透到人们现代日常生活里的潜在意识和思维模式。像民间信仰中的巫傩、鬼神、禁忌等就影响到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台静农、沈从文、曹禺、萧红、张天翼、张爱玲、徐以及王鲁彦、彭家煌、吴组缃、施蛰存、吴祖光、赵树理乃至当代的实、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残雪等等一大批作家的文学创作。

例如，“与鬼对坐”的鲁迅对于“人鬼纠葛”从“民俗一启蒙一审美”进行多重文学思考和“民族魂”的多维塑造。而周作人则有从“启蒙一民间”到“学术一民俗”的由“流氓鬼”趋向“绅士鬼”的态度转变，大体上坚持的是契合自身生活观、艺术观的民俗兴味立场：俗趣常谈。又，与沈从文“巫鬼”想象的乡野传奇相比，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流传，到了张爱玲、徐等作家那里出现了另一番景象――都市“传奇”：他们已经不再借助于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仪式、行为感受其魅力，而是从高度理性的角度进行人鬼难辨的哲理之思和人性的洞察，蕴藏于鬼神想象的美好人性也一变为人性的丑

恶，在艺术上相应地显示出荒凉、怪诞、虚无的现代之美。

通过对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文学里几种存在方式和生存形态的转变：分别有借民间信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浓厚的民俗民间信仰的学术兴趣、巫鬼难忘的原始宗教情怀、形而上的民间信仰文化哲理探究以及像鲁迅这样对民间信仰文化进行文学思考的集大成者。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转变整体上由古代文学俯拾可得的形而下的显在，转变为经过现代文明批判和否定后，在现代文学中更多地以思维、想象、意识、潜意识等形态出现，由现实的生活现象转变为哲学意义上的审美沉思。鲁迅等现代作家通过创作参与和体现了这种转变，后来的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残雪等更延续和强化了这一转变。

透过这些文学现象可以看到，民间信仰文化对现代作家的人生态度、艺术观念以及文学作品的主题内涵、人物性格、情节设置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文学的美学形态，如，原型、仪式、象征、意境、特色语言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关注。挖掘这些现象，是在基于用现代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古老文化新的价值：一方面，民间信仰与神秘文化(如迷信等)存在天然的血缘关系。理应受到具备极高科学理性素养的现代作家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作为现代文学的表现对象之一，隐含了作家对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氛围、叙事功能等的选择与判断，尤其是对作家的思维结构、审美趣向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研究者力图藉此重绘现代文学的文学地图，重写现代文学史。这就有必要把影响到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重新检视和整理；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和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只不过，作为民间、民俗文化之一的民间信仰，其文学写作的历史遭遇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民间信仰文化在古代社会中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研究民间信仰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顺理成章、证据确凿。然而，以原始文化之一的面貌出现的民间信仰，它们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较少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信仰，就是为了在更广阔、更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寻找和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自己的宗教资源、民俗资源。民间信仰文化兼具宗教和民俗的双重特点。加之作为一种最容易遭到现代意识质疑和否定的原始文化，它如何在现代作家与作品里存在。它在现代存在的文学方式是什么，它的文化与文学命运又将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极富研究价值的。

巫、史文化曾经作为中国最遥远的两大思维习惯和美学传统，对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及其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历代的文学研究者十分重视史官文化对文学影响的研究，相比之下，由于儒家为主体的“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民间信仰文化对文学(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与忽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史官文化仍然理所当然地是古代文化的主体。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这一研究领域，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明显受到偏爱。儒、道、佛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迭出，方兴未艾。而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被现代人视为神秘的边缘的民间信仰文化，就遭到现代研究者用所谓现代科学意识视作“旁门左道”而排斥掉了。似乎具备现代性特质的现代文学与依赖错误的想象和联想思维的民间信仰文化水火不容，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之间某种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一致性。

其实，透过一般的民俗行为、民俗心理的实证性研究，深入到“国民性”、“灵魂的拷问”、“现代性的焦虑”等精神层次、文化层次，将渗透着民间信仰文化因素的民间文化在现代文学中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作形而上的思考，我们就能用现代性的目光考量这一否定性的原始文化如何在现代文学里以隐蔽的、突入灵魂的精神方式继续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也就是把现代文学里那种隐隐约约存在却难以言明的民间信仰文化思维方式、审美精神、哲学思考等挖掘出来，使中国现代文学既感觉到民间信仰文化的存在，又能体味到民间信仰文化的魅力。

三、“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民间信仰书写

“五四”及以后的新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书写主要集中在乡土小说、京派小说、“”及农村题材小说、寻根文学等创作里，民间信仰和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事像或意象的方式被表现和被隐喻，它蕴含了多重文学价值和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方式。由此，民间信仰事像不仅被设置为“驱妖打鬼”、启蒙民众的表现对象，而且它也是一种反映民众世俗生活、人性人情的民俗书写，潜隐着中国现代作家内在的欣赏与向往；也有藉民间信仰的意象隐喻和象征中国现代作家的内心矛盾和审美体验。

一方面，民间信仰是民众乃至作家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欲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民间信仰自然也在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之中，成为现代文学的表现对象之一。被文学化了的民间信仰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民间信仰的提炼、改造和重置。另一方面，文学的本质及其要素，尤其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使得它与运行于民间信仰之中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向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并且，民间信仰的仪式、意象、原型等通过叙事或象征给予了文学以表现手段和审美资源。如此，民间信仰与文学书写就有了较为深刻的关联。

自《山海经》、《楚辞》始，鬼神文学就源远流长。以魏晋志怪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古代“鬼神戏”、张南庄《何典》、近代的清末女奴《地下旅行》、光绪末葛啸依氏《地府志》、书带子《新天地》、佚名《立宪魂》等，对民间信仰古代文学背景的追踪，可以看出它们与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文体――小说、戏剧等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在古代文学中的活跃因素，特别是在观念、母题、审美方式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传承与影响。

表面看来，民间信仰的现代文学表现形态成为了作家启蒙民众的对象。实质上，处于文化裂变时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难免还会通过“人鬼相杂”的曲折思绪反视自己的内心创伤，以求自我解剖、自我反省。大体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书写已经由传统文学的主题写作、道德认知和结构功能的叙事向民俗抒写、美学寄寓和结构功能的象征进行转变。

随着文明的进化，神话逐渐作为一种原始艺术与原始文化的综合表现，进入了宗教与哲学的理论研究领域，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而民间信仰却更多地在民间得以流传和保存。由于开始重视民间、民俗文化，现代民俗学家在中国民俗学的草创时期，对民间信仰等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他们对民间信仰的学术解读和价值取向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启发。更何况，一些作家如周作人、闻一多、茅盾、许地山等就身兼民俗学家与文学家两职，《论语》的“鬼故事专号”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台静农、王鲁彦等作家作品的现实批判，更多地把鬼神作为民众身上的陋习和迷信思想而进行文学启蒙。周作人、沈从文在相当程度上的理想认同，有挥之不去的民间信仰情结，借民间信仰表达自己的

人生理想。鲁迅、萧红批判的超越，表现出民俗、启蒙、审美的复杂形态。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作品的革命性批判，民间信仰几乎成为“封建迷信”的同义语。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残雪等以荒诞和魔幻的艺术手段反映现代人的精神与心理，于幽冥怪谈之中透露出与当下的时代生活的关联。自然，这也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中民间信仰的多重文学价值，包括需要启蒙的价值：乡土文学的民间信仰抒写；革命的召唤：“”及农村题材小说的民间信仰批判；现代审美：寻根文学的民间信仰隐喻。

现代文学作品民间信仰的艺术呈现显示了现代文学独特的题材选择和情感取向。通过民间信仰题材的选择，使作品能表达出特殊的意图与主题。

《神巫之爱》《鬼土日记》《八十一梦》《爸爸爸》等，或表现浪漫情怀或表达现实讽刺或隐喻文化寻根。《无常》《女吊》《鬼土日记》等塑造的民间信仰形象，或可亲或可怜或可憎。此外，作家头脑里的民间信仰思维，造成一些作品情节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而一反文学常态。如曹禺、吴组缃等作家的作品《雷雨》《家》《竹山房》《捉鬼传》等的“捉鬼”情节。《祝福》(“祭祖”)《家》(“血光之灾”)《春蚕》(“蚕事禁忌”)《小二黑结婚》(“不宜栽种”)《太白山记》系列小说(“死而复生”)和《马桥词典》(“招魂”

“还魂”)等作品都有许多鬼神禁忌的例证。

再者，“人鬼情”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的原型或母题，在现代文学里被继承下来，并且有了新的文学表现方式，如“鬼戏”《李慧娘》《屋外有热流》《我为什么死了》《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但是它少有古代文学里那种通篇以人鬼情的具体形态结构全文，而是化具体为抽象、变写实为象征，渗透到作品中的意蕴、人物、结构等方面。施蛰存《夜叉》、徐《鬼恋》，尤其是新时期的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如王安忆《天仙配》、李锐《合坟》的“冥婚”等就有此原型的艺术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民间信仰书写具有写实、抒情、寄寓、象征等丰富的艺术方式。包括民间信仰写实：乡土文学“血和泪”的逼视；民间信仰抒情：京派小说的人生写意；民间信仰寓言：“”和农村题材小说的政治想象；民间信仰象征：寻根文学的“幻魅”追求。

以乡土作家为主体的20世纪文学作家借民间信仰之“鬼神”说人间事，他们普遍以一种别样的艺术视角揭示民众生活里“鬼神”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事实，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生活、启蒙国民的现实关怀。沈从文等京派小说作家对民间信仰文化的文学呈现，依据他在故乡所耳濡目染的民间信仰文化(神巫、傩戏等)极具原始意味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行为、仪式，从中可以透视出他对都市文明里的人性倍感困惑与失望之后，对“原乡神话”的时时反顾和不倦向往，民间信仰也可以成为他构筑美丽与健全的自然人性的一种文学手段。

以赵树理、周立波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与张天翼、张恨水等国统区作家一道)借助于民间信仰“鬼域一人间”的政治寓言，对新旧社会进行歌颂与暴露的政治隐喻性的对比写作；在其后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更是对旧习俗、旧人物进行革命性改造，表达了作家们对解放的热切召唤和对政治的激情想象。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的含魅叙事多借助于现实中不可见触的鬼神描写，而残雪的含魅叙事则是直接指向现实本身，以一种无比的热情与痴迷挖掘现实本身的神秘性。中国古典鬼魅叙事传统的继承更多体现在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创作之中。此外，中国巫鬼文化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自觉结合，给民间信仰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后的表现带来了另一张新颖的面孔。

总之，中国新文学民间信仰的书写大体上呈现从写实性民俗出发、历经“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藉民俗以启蒙、以至启蒙与审美的纠缠，“”及农村题材小说的民俗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寓审美于民俗展示、达致现代审美的文学书写的深刻转变。其民俗、启蒙(革命)、审美的多重文学价值及表现方式比较复杂地体现于这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之中。

通过中国新文学对民间信仰乃至民俗文化的文学书写，结合作家独特的民间信仰的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使得中国新文学的民间信仰的文学参与信而有征。我们不仅获得贯通中国新文学史的民间信仰文学书写的整体认识，而且能够尝试建立中国新文学民间信仰书写的民俗、启蒙(革命)、审美的解释框架，以求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复杂生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雅与俗、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等)及其意义。

考察“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共生与同步发展，的确可以在启蒙(革命)与科学的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去探求中国新文学的原始文化资源以及民间信仰的现代存在方式和命运趋势，为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像神话、图腾、民间宗教等影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探讨提供理论启发。而民俗文化及其研究也就在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中获得新的生存依托。

[参考文献]

[1]肖向明，民俗学运动在中大[J]，广东民俗，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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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与文化篇7

（一）民族文学资料信息化建设是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众所周知，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学既属于档案信息学、图书馆学，又具有民族文学学科的许多特性。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建设也是我国民族文化保护和民族文学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根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仅民族院校开设民族文学专业，其他许多综合性大学、科研机构也把民族文学作为重要学科建设之一，如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三峡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对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形成极大的需求。要满足该领域今后人才培养的需求，没有与时俱进的资料平台支持是显然不行的。

（二）民族文学资料信息化建设具备相应的传媒技术和资料基础信息化时代，信息数字化和网络传播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益普及，原来实体性质的图书资料只有与新的信息传媒方式接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价值。目前，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民族文学资料建设都非常丰富，形成了资料学建设的良好基础。以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资料建设为例，近3年来，采集了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学资料，主要有北方民族文学中的《玛纳斯》史诗歌手视频专题库60小时，藏族格萨尔艺人系列档案54小时，蒙古族濒危经典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778小时；南方哈尼族、佤族、拉祜族少数民族田野调查专题60小时等。2012年，采集的音频12个专题资料时长528.5小时；新增视频资料时长207.5小时，新增图片资料8635张，增加图书638册，采购图书393册，获捐赠图书245册，其中外文图书130册。部分档案资料具有唯一性，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丰富的资料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展示其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

创建于1999年8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网站，作为民族文学资料的重要平台，兼具民族文学资料和研究信息的与传播功能，并一直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信息化建设，多年来秉承着“振兴学术、传承文明、弘扬文化”的建站宗旨和“统筹规划，分段实施，循序渐进，逐步优化”的建设理念，在特色资源、学术品牌、专业频道等多向度上寻求突破，在全面推动“中国民族文学网”的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更好地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研究事业。2012年度“中国民族文学网（中英文版）”积极尝试网络建设的“专题数据库”建设，并针对民族文学的不同分类强化了板块设计，增强了专业特色和信息容量。2012年度中国民族文学网的浏览量293209人次，访问总量141125次。其中，唯一身份访问者108237人，来自135个国家和地区，使用109种语言。同样，2012年10月16日至11月30日期间，民族文学所系统制作的“2012史诗研究国际峰会”的官方网站（worldepic。org/worldepics。org），把少数民族史诗资料、国内外知名史诗学者、史诗演述活动等资料信息，在网络上进行系统展示。在不到2个月时间之内，该专题网站的浏览量为16282，访问次数1649次，唯一身份访问者为551人，来自35个国家，使用24种语言，网站点击率符合信息传播规律，并呈现出关注度高峰期。这些统计资料充分说明，民族文学专业虽然作为蓄势待发的新兴学科，但该专业的资料信息传播已形成良好的技术支持平台，日益增强的学术需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文学资料学建设的必要性。

（三）民族文学资料信息化建设在国内外已具有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国内民族文学资料学建设方面，许多机构也对中国各民族文学资料的研究与整理工作进行了有效尝试。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研制出口传档案库的数据标准与著录规则，其中包括口头传统主题、专题、专业数据库建设规范、音影图文数据资源加工与著录规则指导规范、元数据标准、数据分类与规范、海量存储设施运维与服务规范，在国家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基本元数据规范、基本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及数字资源描述标准规范方面都进行了完善和有益扩展。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民族口头传统资料已形成不同类型的专题样本，包括用时间、空间维度展示资料，以人为主题展示资料，用全景照片、3D建模等技术展示建筑、文化空间等，在中国记忆文艺基础数据资源库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空间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数据量、编目等方面均进行了有益探索。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科学数据中心在数据化资料学建设的VDB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方面，做了适应性开发。在资料学建设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志资料库建设和民间技艺资料档案开发也形成了特色，一些成果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多角度研究。在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学实践方面，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单位和高校也高度重视口传档案库建设，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主题、专题、专业数据库建设规范、音影图文数据资源加工与著录规则指导规范、元数据标准、数据分类与规范、海量存储设施运维与服务规范加以探索和研究。

国外民族文学资料信息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经验。如研究芬兰民间口头文学及相关课题的芬兰文学学会口传文学资料中心，从手稿资料、声像资料、摄影资料等方面入手，经过理论建构和研制数据模型，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交互检索系统。芬兰的土尔库大学口传文学档案馆，则对田野工作及其相关研究中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归档，注重声像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对各类资料按年代进行了历时性的排序，对大量的声像资料都做出了相应的数据化，建立了数据分析模块，实现了计算机系统化管理，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展示平台。日本在资料学建设方面也做出了新的探索，日本民间数据库和冲绳口头文化传承数据库已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条目检索系统，基本检索类型达到33个。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82卷本口碑文学大系数字资料库也完成了资料学的编码与检索的研制和开发，分为采集著录的标准化的资料交换的标准化，分类严格、归纳清楚，旨在将具有民族特色的资料实现国际性的交流，实现口头文学资料库之间的共同运营。美国密苏里大学的“通道”项目，将口头传统与互联网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这些资料学建设发达国家的网络信息系统已基本实现国际化的互动与交流，这些国外资料学建设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目前，国内外与少数民族研究资料信息化建设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渠道采集、处理和显示文学资料数据的方法与理论；二是数据化管理中的数据统计、数据分析体系进行明确计量、科学分析；三是数字化资料库建设基本流程模式，即收集数据整理数据记录数据分析数据数据化管理几个环节的设计；四是建立文学资料关键词检索的探索。

二、推进民族文学资料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针对民族文学研究资料信息化建设在资料积累、资料采编、资料梳理、资料展示方面仍任重道远的现状，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应是：在此前民族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和数字平台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优秀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范围，有计划地扩充少数民族音影图文档案的存储量，不断增加项目种类和数据量，细化少数民族文学文类建档体系，强化数据规范，提升数据整合质量和数据集成管理技术指标，通过一系列的信息化技术推出高质量的专题化和系列化资料服务和精品项目。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加强民族文学资料采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充分利用好国情调研项目、田野基地以及与地方高校、民族地区和国外学者开展广泛合作，加强对民族地区珍贵口头文学资料的采集和整理。在资料采集的对象上应该本着先重后轻的原则，首先抢救那些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且面临濒危的文类。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文本为主体的民族文学资源。这些资源以目前古文献、古抄本、公开出版的神话文献和现当代搜集整理的神话文本为主。在资料的呈现方式上可适时采取电子文档和原版扫描后转换成的PDF文件。第二，声音为主体的民族文学资料。根据此前录音条件的限制和人们对神话声音文件采集的相对不足，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以往相关音源资料的细加工获取必要的神话讲述信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必要的田野调查教育部充实口头材料。第三，照片为主体的资料。这些资源主要包括与民族文学现象的产生、流传有关的讲述人、受众、讲述场所、用具等为语境材料，也包括文物、绘画、服饰等文化实体中的历史性图像记忆。第四，影像为主体的资料。这些资源主要是田野调查中采录的与民族文学的讲述或传承的影像，应关注这些影像对既有资料的实证作用。

（二）注重民族文学信息化研究在搜集、保存民族文学各文类资料的基础上，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通过有计划的资料学研究，特别是版本研究、类型研究、数据标准研究等专项研究，进一步规范数据，并根据资料本身的文化价值，提高数字化音影图文资料的使用率。通过相应的媒资库和网络呈现方式、方法的研究，加强资料的采集、梳理、加工到网络呈现的系统性管理，增强资料的使用附加值。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而言，由于资料的丰富性和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大量的资源难以根据客观的学科分类标准和可控的主题词表进行精细加工，在方法上应该注重分类与梳理，积极研制资料版块呈现形式，使学科信息系统的组织体现出整体性与系统性。

（三）推进民族文学专题数据库建设配合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布局，在中长期发展中，坚持把具有民族特色的专题资料库建设作为推动资料中心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而言，由于资料的丰富性和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大量的资源要根据客观的学科分类标准和可控的主题词表进行精细加工。因此，在资料收集和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使学科信息系统的组织体现出整体性与系统性。如在史诗资料、神话资料、民族民间说唱等分文类专题、分民族语言专题、分民族地区专题等。利用若干年的时间，使这些专题成为一个具有系统的民族文学特色的知识系统，并成为国内相应领域的权威资料集成平台。

（四）搭建民族文学音影图文信息网络平台在资料不断充实和资料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通过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多层次开发与整合以及开放式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合作，利用当今便捷的信息交互平台，构建起以中国各民族代表文类典藏资料为主体，以国内外前沿相关资料和前沿研究成果为补充的信息资源系统，实现音影图文资料的跨类检索和网络资源共享。

民国文学与文化篇8

关键词:外国民族音乐;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民族音乐文化;音乐教育;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

Multicultural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Perspective "foreign folk music" curriculum

He Qian

(Taiyuan Teachers College,Department of Music,Taiyuan, Shanxi 030012)

在国际音乐教育发展趋势的关照下,广泛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音乐文化,开阔学生音乐学习的视野,丰富民族音乐和多元文化、学科综合的知识和能力,是当前高师音乐教育改革发展追求的目标。教育部2007年研制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纲要》,首次在该专业的培训方案中,设置了《外国民族音乐》课程,并明确规定为必修课程。该课程是近现代得以发展的一门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为教学内容的新兴课程。它具有人文学科性质,在形成音乐的世界文化视野、培养学生尊重多元文化观念、提高人文修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在实施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音乐教师的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学科设置的必要性

音乐文化是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本质和特征的文化现象,又是最能反映各个不同民族特点并可以直接感受与交流的世界文化现象。因此,《外国民族音乐》课程设置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而且也促进了高师外国音乐教育与基础音乐教育课程的发展。凸现了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第一,学习《外国民族音乐》是理解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一个途径。在当今信息化及经济贸易活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的美好家园,有赖于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团结合作、共同创造。其中,以音乐为纽带的文化现象,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则是促进各国人民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渠道。通过学校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的理解力,是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要。由此,《外国民族音乐》课程设置对高师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智力视野的扩展,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它的功能是形成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均衡[1],视音乐为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语言。

第二,学习《外国民族音乐》有益于与外国音乐教育课程教学相互补充、相得彰益。国外音乐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均与其历史、国情、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具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特点。学习研究国外音乐教育体系,不仅要知道其思想梗略,更要了解其文化思想背景。只有这样,我们学习研究国外音乐教学法,才不仅仅满足于了解具体操作方法,还能够掌握这些具体方法的课程意识。而支撑这些课程意识的正是各自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的实质与精髓。如:柯达伊把民间歌曲看作是民族文化的硕果,是民族文化有生命力的产物,是第一流的杰作。它们不仅是“穷人的珍宝”,而且也能够满足高层次的文化要求;它们不仅是原始的残余,更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成熟的艺术,一种富有价值的、完美的艺术。接受传统、保持传统,并使之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积极的部分,这是受过教育阶层的任务,受过教育的阶层应该把从人民那里接受过来的、民族共有的传统、经过加工,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以后,重新送还给本民族的人民[2]。柯达伊一生的创作及音乐教育理念正是实践着这样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种课程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补共生,它有利于提高学生课程意识、艺术感受、人文素养和创造力。

第三,学习《外国民族音乐》有益于与基础音乐教育教学方法的启迪相结合。精选基础音乐教育各种版本、各种教材中有关《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单元中的课例,补充至课程教学中。使学生直接感受和体验各种文化的音乐形态与基础音乐教育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及教学性质和本质。如:在教唱一定数量的外国民歌,并分析其音乐特点的教学示范活动中,使学生学会师生如何互动;在音像视听与理论讲授有机结合的活动中,使学生学会如何用运用多样化的手段与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的分析过程中,学会培养学生观察、操作、思考、鉴别、归纳、创造等多方面能力等等。

二、学科内容的整体性

《外国民族音乐》学科内容体现了当代知识观的整体性。

第一,课程目标涵盖了世界音乐教育哲学所提出的任务。课程目标设定为:通过学习,使学生获得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主要体裁、形式、乐曲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获得有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传统、音乐文化观念以及音乐的形式与发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初步掌握跨文化音乐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以此来分析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及其特点;在比较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分析和鉴赏能力。在参与课堂的演唱演奏教学实践活动中,感受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代表性乐器、乐曲的演唱演奏的基本技能;以当今音乐人类学的基本视角,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多种多样音乐风格和丰富的音乐表现手法的了解,激发学生探究音乐文化奥秘的志趣,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和发展探索精神、创新意识,促进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凸现音乐与其它学科有机地相互交叉与支持,使学生理解音乐与人、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梳理出音乐在文化整体中的意义以及各民族音乐的共性与特性。扩展学生的全球文化视野,树立理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的观念,培养学生参与国际音乐文化的交流能力;通过互动教学,使学生获得有关《外国民族音乐》课程教学的经验和体验,养成关注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习惯,逐步掌握中小学有关《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

第二,课程内容不是以抽象的民族的身份的学生为对象的,所以高师学生的文化背景及认知的社会、审美情感结构基础会存在差异。因此课程内容决策基于学习的起点。课程内容包括世界民族及其音乐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讲授九大音乐文化区各民族音乐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各地区音乐的主要体裁、形式、乐器、曲目,总结归纳各音乐文化区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特点。

其中世界民族及其音乐涉及了民族与民族文化、民族音乐、世界民族概况、文化脉络中的音乐、世界民族音乐的文化区别、多元文化与世界民族音乐教育。

世界九大音乐文化区介绍东亚音乐――日本、朝鲜半岛、蒙古的音乐;东南亚音乐――介绍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音乐;南亚音乐――介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音乐;西亚北非音乐――介绍阿富汗、伊朗、土耳其、阿拉伯各国、中亚、北非各国的音乐;黑人非洲音乐――介绍东非、西非、中非各国的音乐;欧洲音乐――介绍欧洲各国的音乐;北美音乐―介绍因纽特人、印第安人和在美国、加拿大的欧洲、非洲移民音乐;拉丁美洲音乐――介绍拉丁美洲各国的音乐;大洋洲音乐――介绍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三大群岛的传统音乐。

第三,课程价值。在音乐教育中拒绝其他文化的音乐观、音乐形式和音乐行为,就是拒绝通过这些优秀的和正宗的资源塑造或重塑人类精神生活的原本经验[3]。现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已成为许多国家大、中、小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美国、日本的著名大学和研究院中,都已开设了介绍世界民族音乐的课程,有的学校还开设了演奏世界民族乐器的课程,美国还规定从小学音乐教育开始就要设立多元化的音乐课程。我国的音乐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拓宽审美视野,认识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热爱[4]。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奥尔夫有这样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的音乐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我的任务和天职仅仅是从今天的角度,将古老的、不朽的观念重新说出来,并致力于实现它。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新的东西的创造者,而只是一个把火种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就像一个传递火炬的接力跑者,在古老的火种上点燃火距,并把它传递到今天来[5]。奥尔夫的“原本性音乐”本身就具有古老的传统,他用“火种传递”的比喻,来说明各地区、各民族原生态音乐这样一个火种,只要保持着生命力,就会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传播中,不断产生和演变出新的生命的意义。

由于主观、客观上的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在高师教学中对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知识介绍的不多,主要集中在欧美的艺术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方面,对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北非、黑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音乐我们所知甚少;既使对欧洲、北美洲的民族音乐我们也了解得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这种缺陷不但影响了“未来教师”客观、公正、平等地对待世界各民族音乐,同时在毕业实习和应聘时,面对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有关《外国民族音乐》教学单元的内容无所适从。

因此,开设《外国民族音乐》课程已成为高师广大师生的共识和燃眉之急。该课程拓宽了视西方音乐优于其他世界音乐的狭隘陈旧观点,更有利于学生在重视我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同时,跳出狭窄的圈子,以新鲜的口味,喜悦的心情来品尝世界上绚丽多彩、营养丰富的各种音乐,并从中汲取活力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课堂教学的人文性

《外国民族音乐》教学不仅是传承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也是探索各种途径,以保证音乐教学多元文化方法融入基础音乐教育教学的课程。所以人文性是课堂教学的着力点,要贯穿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中的文化及课堂教学文化的理念和方法,以有利于学生理解音乐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和意义。

第一,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作为“语言”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它所叙说的话语、表达的思想、引发的感情、体现的意识、刻划的心理都是一个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和作用的。如:非洲黑人音乐文化区的社会进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落后得多,再加上特殊的热带气候和地理生存环境,给非洲黑人文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艺术同道德规范、法律、宗教、哲学、巫术、教育史学、社会分工原则等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在传统黑人的观念里,生活中的音乐,除了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外,往往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如:筑路、盖房、救火等大型群体化劳动场面;或宗教祭祀活动以及大量社会规范和仪式场合,如:婚礼、丧事、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的启蒙活动,法庭上宣判等,一般都有专门的音乐伴随。在此类与社会活动、生活密切关联的音乐活动中,鼓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鼓是非洲黑人乐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黑人文化的一种象征。从上述文化中的音乐现象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对一种民族音乐作出价值判断,以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先进与落后或以所谓科学的技术分析和量化标准评价均是错误的,这也是贯穿文化中的音乐理念的意义。

第二,音乐中的文化。不同社会的结构和属性影响了音乐的形式和它的内容。认识不同社会的结构和属性是了解与之相关的音乐活动的重要途径[6]。社会之间没有优劣的区分,有的只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别,生存、生活或生产方式的差别,人的关系的差别,以至于形成的社会形态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很重要地反映到了与之相关的不同的音乐形式和内容中。所以,各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孕育生成与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和历史传承等因素的密切关联是无法割裂的。因此,音乐中体现了文化,文化中包含了音乐。它启示我们对《外国民族音乐》课程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音乐方面,而是必须对各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综合分析,把它当作探视各民族音乐的一扇重要窗口。

第三,课堂教学文化。在教学中怎样使学生认识、比较、最终接受和了解不同的民族音乐化,须通过以下三点努力:其一,对《外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教师除了哲学、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思辨和调查研究外,更有必要对教学论尤其是相关的基本心理问题逐一研究,使其直接提升教师人文素养,在理解与掌握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知识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内化为有社会意义的价值观念、课程意识,并以语言、音乐和知识经验方式创造性地体现出世界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内容。其二,从音像资料的视听入手,立足于利用音像技术使《外国民族音乐》教学达到文化熏染的最优境界,展示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图景。使剪辑加工后的音像资料达到如下效果:以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为主线,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认知基础为主线,创造适当的世界音乐生存语境。以综合艺术的形态,生动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其三,在教学中以多种形式强化艺术实践活动。如:在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的感受和欣赏中,增强学生对音乐要素的辨别及对音乐形象的把握和理解,通过学生演唱演奏活动,培养学生的技能性与创造性,根据中小学课程的需要和教学目标,展示学生创作的《外国民族音乐》的多媒体课件,并模拟教学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教学技能。

四、结语

《外国民族音乐》是高师音乐教师教育的基础性课程。它以必修课的形式出现,其教学内容是每个学生必须具备的音乐文化知识。由于该课程放在了人类文化广阔的知识背景之中,必将会使学生所学知识,触类傍通、举一反三。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所言: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7]。以此,如何看待全球各国各民族音乐文化及其教育的成就与历史,并将基础音乐教育置于此背景中予以思考、研究,对高师音乐教育而言,是一种世纪性的机遇与挑战。(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1]张人杰.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现代卷)[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77.513.

[2]杨立梅.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

[3]刘沛.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222.

[4]音乐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5]李妲娜,修海林,尹爱青.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8-39.

[6]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J].音乐艺术,199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