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范文

民国历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国历史档案；保管

档案是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用文字及其载体随时记录自身活动和自然现象，并将这些记录物保存起来以使其发挥现实作用与历史文化作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一样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所馆藏的民国历史档案，是从1912年至1949年期间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民国北京政府，政府和汪伪政权中央机关的档案。馆藏档案共1354个保管单位，220余万卷，这些档案数量巨大，来源很杂，纸张质量大小不一，这就为保管这些档案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二史馆为保藏这些珍贵的民国历史档案，在各个方面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几代保管人满怀为国管档的神圣使命感，以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筑牢民国历史档案安全的坚固防线，建立了科学规范的档案库房管理体系和档案利用安全保障体系，在服务国家大局，满足社会利用需要等文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档案保管，就是指对已整理好并已存入库房及其柜架中的档案进行的日常维护、保护性管理工作。档案保管的基本要求，一是维护实体的秩序状态，使档案在存放和利用中始终有序，二是保护档案实体的理化性状，使其在存放和使用过程中不受或少受人为的或自然因素的损害，并尽量延长其物质形体的自然寿命。

档案保管工作是档案馆最基础性的工作之一，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库房管理确保档案安全，为档案利用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是档案保管工作的基本职责。档案保管工作在档案管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档案库房管理，二是档案使用过程的维护与保护。因为档案在档案机构中并不是永远静止地存放在库房及装具里，而是处在一种有静有动、动静交替的状态中。造成档案动静交替状态的根本原因就是对档案的使用。因此，维护档案秩序保护档案实体的任务也必然要同时贯彻于档案的使用过程中。为此二史馆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加强对珍藏的民国历史档案的保管和维护。

1 档案库房管理

档案库房管理是档案日常保管工作的主要体现形式。因为档案绝大部分时间是存放在库房里的，档案的实体秩序状态也主要存在于档案库房中。因此，档案保管工作的主要内容也大都在库房中进行。档案库房管理并非仅仅是指对库房空间场所的维护和管理，而是指在库房中进行的一切保管工作。其基本工作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的排架。

库房中档案架、档案柜等装具，应该排列有序、统一编号，便于日常管理工作的进行，也便于日常调收档案。二史馆对所有的建筑物都进行编号，把存放档案的四、五、六号楼与其它办公楼区分开。库房档案架也是按统一排列方向依次编列号，号码采用阿拉伯数字，架与架之间留有一定的使用空间。

2.档案全宗排列。

在档案馆内，档案是以全宗为单位进行排列的。二史馆保藏民国档案1354个全宗，220余万卷，如果有一点疏漏、混乱，那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二史馆根据馆藏民国档案的特点和对外利用的方便，把利用率高的全宗档案，例如总统府全宗、行政院全宗、军事委员会全宗、教育部等全宗档案放在方便调收的四号楼，而把一些不常用的档案放在五号楼。把数字化后的全宗档案放在六号楼，相应的把一些大的全宗和子宗尽量放在一个库房，如海关全宗，它下面有九个子宗十万余卷，要两个或两个以上库房才能放得下，如果分开排放于管理调卷甚不方便。也把一些相关联的全宗如经济部和它下面的一些相关企业全宗也放在一起，便于调阅。

3.档案存放地点索引。

库房全宗档案排架放好后，为了便于保管工作人员切实掌握档案的存放情况和迅速地调收档案，还必须对排好的档案，编制存放地点索引。档案存放索引一般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指明档案存放处所的，即以全宗及其各类档案为单位，指出它们的存放地点，二是以各档案库房保存档案情况的，即以档案库房各档案架为单位指出它们存放了什么档案。二史馆根据馆藏民国档案的数量巨大，全宗繁多的特点，采顾两者综一的方式，既以每个档案库房保存档案为单位，也以全宗为单位。在每个档案库房门口标一明牌，绘有档案存放位置图，标明此库房有多少档案架，存放多少全宗n案，存放全宗档案机关代号、架号、案卷的起讫号，一目了然，调阅查找起来很方便。

4.档案在装具中存放形式。

档案在装具中存放方式有竖放和平放两种。二史馆馆藏民国档案有多种样式，主要以宣纸居多，也有一些非宣纸类的，如地图、邮票、字画、照片、商标、债券等等，这些档案放置都要根据各类档案情况因地制宜，不应拘于形式。

5.档案库房的八防措施。

所谓档案保管工作的八防，一般是指防火、防盗、防水、防潮、防霉、防虫、防光、防尘，这八防基本上包括了对档案实体可能造成的所有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是库房管理的重要内容。为此二史馆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已经建立比较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整个馆区安装有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红外报警器，武警白天站岗值勤，晚上巡逻，保卫科工作人员全天候值班，保障了馆区的安全。在防火方面，二史馆采用了最新环保型的七氟炳烷灭火管道系统，也因此成为国内档案馆第一个采用国家消防规范标准施工的单位。二史馆在进入档案库房的专用电梯上加装了IC卡识别器，除持有IC卡的保管员等少数人外，任何无关人员无法通过电梯进入库区。二史馆还建成了库房视频监控系统，每间库房、每条库房过道、通风机房等均设了红外摄像探头，保证库房在零照度的情况下都会传送清晰的实时视频图像，相关视频经过嵌入式硬盘录像设备录制，保存时间长达3个月。防虫方面，每年春天都要在每间档案库房投放防虫药、诱虫板，所有经过数字化重新装订后的档案入库前都要进行消毒杀虫工作，在馆区内每年进行消杀白蚁，采取积极预防措施，防止白蚁危害档案。防尘方面，每个月进行档案库房卫生保洁工作，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卫生保洁，以确保杜绝灰尘。防潮防霉方面，与库房温湿度尤其是湿度控制密切相关，在库房湿度过大时应及进进行调整。

6.库房温湿度控制。

库房内的温湿度是直接影响档案自然寿命的环境因素，适宜的温湿度是保证档案长期安全保管的重要条件。较为适宜的库房温度应在14°―20°之间，相对湿度应在50%―65%之间。为了掌握库房温湿度情况，二史馆在所有档案库房都安装了中央空调，建立了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通过电脑可以随时掌握库房的温湿度和空调设备的运行情况，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处置。

7.建立了恒温恒湿库和特藏库。

二史馆从1985年就开展了档案缩微复制工作，经过近三十几年的努力，陆续完成了、陈布雷等个人全宗，国民政府、行政院、战史编纂委员会等多单位全宗档案的缩微复制，形成了8000多盘胶片。从2013年开始，二史馆大规模开始档案数字化工作，为了存放这些数字化后的光盘和数转模胶片，专门建立了恒温恒湿库，实行专库专柜专人保管。为了对一些特别重要的民国历史档案借助特殊的设备、特别的方式进行精心保护，以延长民国历史档案的寿命，二史馆从1987年就开始了特藏库的建设，首先启动的是孙中山、、冯玉祥等著名人物手迹的保护，随后逐步扩大到对珍贵的民国字画、邮品、商标、债券、票证、证章、照片、地图等及其它重要档案的集中典藏各保护工作，现在的特藏库面积已扩大到约500多平方米，集中典藏了约60多个保管单位1万余卷的珍贵档案。

8.进出库制度。

档案库房是保存档案的重要场所，因此必须对进出库房的人员及其进出的方式、时间、要求等进行必要的限制并做出专门规定。二史馆在进入档案库区的专用电梯安装了IC卡识别器，只有保管处的保管员才能刷卡进入库区，档案库房实行双人进库制，不允许一个人单独进入库房。非库房管理人员不得进入档案库房。如有特殊情况需经保管处领导批准，进入库房需要有库房管理人员陪同。聘请的外来人员需要进入库房工作，要二史馆的安保处办理临时出入证，入库前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还必须由库房管理人员陪同，如发现安全隐患，库房管理人员有权要求其停止一切工作。馆外人员或全国档案同行参观档案库房须事前提出申请，经馆领导批准后库房管理人员方可接待，参观时参观人员不得拍照、录像、翻阅档案等。

2 档案使用过程中的维护与保护。

档案保管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档案为党和国家及单位或个人所用，不能一味地强调档案的保护而不考虑利用的方便，同时也不能迁就利用的方便不顾及档案的保护，而影响档案的长远的使用。因此，二史馆建馆60多年来，始终重视民国档案的利用工作，并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借阅卷制度，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了具体的档案使用登记与交接制度。

利用者要利用档案，必须向二史馆工作人员出具本人所属单位正规介绍信和个人合法证件（如身份证、军官证、工作证、护照等），查档案者的身份经审核后，要如实填写《查档登记表》，先到二史馆利用处填写调卷单，调卷单必须写清调卷单位（利用者为某单位就写某单位名称，如是某个人就写个人），所调档案的全宗号、案卷号、调卷目的、时间、开具调卷单人姓名、以及处室领导或馆领导的审批意见。调收过程中必须进行认真清点，办理交接手续，一般卷清点到宗，特种卷清点到件、张、并注明载体及数量，入库的档案要及时回归原库位。所有档案调收单据作为档案进出库凭证要长期保存。为凭证安全及方便统计，所有档案调收单据都要做电子备份一套，长期保存。原件的使用一般不出库房，由利用处人员到保管处工作间查阅档案原件，将所需内容扫描并经内网传输到利用处，档案原件扫描好后要及进归库保管，如有特殊需要将档案原件出库的，由至少两名保管人员全程负责押运，原件使用过程中，必须有利用处专人负责监控，上午、下午均需按时归库，档案原件使用后与保管员妥善办理交接手续，及时进库保管，以保证档案原件的绝对安全。

2.档案使用过程中的保护。

二史馆规定了专门的查档阅卷的场所，除了笔、纸、笔记本电脑外，其它东西不准带入。档案的利用方式是以现场阅览为主，在阅卷场所查档时不准喝水吃食物，不允许在档案上勾划涂抹做标志，更不允许有撕损剪切偷盗档案等违法行为。各个不同的利用者未经允许不准私自交换阅览各自所利用的档案，未经允许不准擅自拍照、抄录、复印，经过允许需要拍照或复印要由档案工作人员来承担，严格限制档案原件的复印数量，设立专人预审制度，对档案原件的内容加以审查把关。整个阅卷大厅安装了全方位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还设有专人来回巡查，以确保历史档案原件在使用中的绝对安全。

3.数字化档案和特殊档案的利用保护。

二史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缩微复制档案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二史馆进行的大规模的档案数字化工作，档案缩微复制总画幅已达到一千多万画幅以上，数字化档案已_五千万页以上。现在二史馆原则上提供利用的都是数字化档案，这样既可以保护了历史档案原件，又满足了利用者日常利用的需要。对于一些特殊保护的珍贵档案如孙中山手迹、手迹等，一般利用都是提供缩微片或复制件，如有特殊需要提供原件也要全方位进行保护，一旦用完马上入库，尽量减少对档案原件伤害，以延长档案原件的使用寿命。

二史馆自1951年成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二史馆在民国历史档案保护方面从无到有，档案安全保管条件从简单到现在得到较大的改善，几代档案保管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如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档案安全防线即制度防线、环境防线、人员防线、技术防线和保密防线，档案库房管理和档案日常使用管理也已经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的轨道。但从建设民国档案安全体系的总目标，再保民国历史档案原件安全使用一百年的要求来看，档案保管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是档案馆库建设方面，二史馆现有的库房面积缺口大，功能不全，尤其是5号楼因建筑年代久，现在成了一幢存在着很大安全隐患的老旧危楼，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档案原件保管基地，改善档案安全保管的条件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其次，档案保管人员培养是一项长期重要任务，对于民国历史档案安全而言，档案保管人员高度的责任心和较强的业务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任何好的制度都要靠人去执行，好的技术都要靠人去掌握和使用。相信二史馆档案人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大局，挖掘民国历史档案的潜在价值、发挥民国历史档案的社会教育功能方面，会继续保持下去，一如既往。

参考文献

1.《光辉历程》 曹必宏主编，九州出版社。

民国历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国历史建筑；文化特点；文化价值；历史特色

民国时期的建设历史，大概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持续到成立了新中国之前的。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与外国签订了屈辱性的条约，把中国在将近一千年以来一直处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的旧社会打开了。虽然，南京条约的建设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很大的屈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闭关锁国封建统治的倒塌带来了许多国外的文化特色。比如西方的建筑文明特色历史，使得中国传统的建筑开始一步一步走入现代的建筑的新文化时期。在那之后，我国渐渐地出现了一批中国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相互结合的新类型的建筑，这一体系统一称为民国时期建筑。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相互结合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使近现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建筑的风格。

1 民国建筑的分类

民国大部分的历史建筑总的来说可以概括成四种分类。

1.1 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

这一种建筑主要就是把从前传统的建筑的功能以及优秀的民族文化继承下来，可分为普通的居民建筑和传统的宫殿式的建筑。

居民类由木材质、砖头木头材质结合的结构比较多，一般是单层的形式。古代的百姓比较喜欢用人字形的屋顶，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双层或者是多层。

现如今，保存上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并不是很多，最具有标志性的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南京的中山陵了。

1.2 新民族形式的建筑

这一类型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是中西结合的一种建筑。这一形式不仅有西方现代文化的建筑的技术以及需要的功能，同时还有非常之浓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风格，可以说，完美地结合了新型的功能、技术、造型以及旧时的民族传统风格。在民国时期，这一种类型的建筑在国内一直非常受欢迎。

1.3 西方古典式的建筑

这一建筑最重要的基础结构就在于古典的柱式，重点突出建筑的轴线，主从之间的关系十分讲究，对称以及建筑的比例特别严谨。这一建筑类型在17世纪的后期才开始在法国地区出现并受到推崇。不过，这一种建筑的风格一般在宫廷或者是比较大型的纪念式建筑才会出现。这一种建筑风格最开始出现在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期的校园里面。

1.4 西方现代主义类型建筑

这一种类型相对来说更加注重与时俱进的样式，根据时代的建筑技术的进步，采用新型的材料以及新型的结构，建造出具有当下时代的特色的建筑。西方现代主义类型建筑的出现，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这一种建筑拜托了时代的束缚，不仅仅新型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外形美观同时功能实用，所以一出现就受到了欧洲地区建筑的推崇。

2 民国建筑的造型

104年前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地区陆陆续续地快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国时期风格的建筑。这一类建筑种类多样，互有差异的风格，把所在城市的独特的风格地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方建筑与中国的近现代建筑相互结合组成了非常典型的、具有代表和独家创意的建筑类型。

民国时期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结合，因为风格独特所以建筑成为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说起民国时期，我们脑袋就会想起民国的建筑，不管是对于那个时期还是现代或者是未来，民国建筑都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的，它代表着一个历史，代表着当时特有的建筑风格以及类型。而民国时候的建筑也都有着自我特色的造型。

民国时期的建筑造型变化，是从西式的传统类型―中式的传统类型―现代的形式逐渐进行发展的。不管是从外形上面，还是在内饰上面，都是保留了中西合璧的古典主义的特色的。建筑的体积以及雕塑感非常强烈，左边和右边的建筑的结构包括门窗，都是采用的对称分布的形式。

3 文化价值观

民国时期的建筑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标志着一个时代。所以，民国建筑物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3.1 民族性与科学性

在那个时期，中国各个建筑师们经过不断地探索，利用现代化的建筑的材料，结合西方的功能组合以及划分，然后在局部设计的时候添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一步一步地形成民国时期特有的一种风格。

3.2 属于中国特有的固有式的建筑观念

民国建筑在结构组件以及细节之处用以具有传统风格的纹理样式进行处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中西文化结合的民族风格的建筑模式。不仅仅有对传统的方式的反思，也有对于国际建筑的展望和结合。

民国时期的建筑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非常注重传统历史文化风格的继承，所以这也属于特殊性和民族性。中国古典式的建筑，其实不管是从建筑所需要的时间还是经济费用都不适合近代中国，因为建筑过大，花费过重，甚至最重要的就在于建筑的设计并不一定具有科学性的结构布置。但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在面对国际的影响之下，对于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科学技术带来的建筑文化有所接受，融合了国际性但是又不失去传统的风格文化味道。

民国时期可以说打破了陈规，形成了固有的特色，风格和实用性科学性并重。那个时期的建筑代表着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其具有的价值。民国时期的建筑代表中国社会终于摆脱了封建的统治，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局面，开始接受世界，并与世界的文化进行融合，创造出特有的文化风格。

参考文献：

[1] 王俊杰.民国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性探析――以近代南京建筑为例[D].河南大学，2013.

[2] 卢海鸣.南京民国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J].科技与经济，2002（3）.

[3] 朱光立.中西合璧与中国近代建筑的融合发展――以国民政府交通部办公楼为例[J].档案与建设，2015.

[4] 卢海鸣，朱明.论南京民国建筑的科学性和民族性――以总统府建筑群为例[J].中国名城，2011（11）.

民国历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国，历史教育，遗产，任务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61-05

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丰富性已埋没得太久，真正有所开发只是近些年的事。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性亦埋没的太久，以至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能不感慨，我们曾丢弃了多么宝贵的一份历史遗产。现在到时候了！找回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史，找到我们自己理应有的学术担当。

一、坚持历史教育研究的批判立场

历史教育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历史教育研究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历史课程应该如何定位？历史教育研究者应该有怎样的研究视野和胸怀？20世纪的前半期（至1949年），我国学者不间断地追问了这些问题，旨在为学校的历史教育定位，在努力为养成共和国的新公民找出一条正确的历史教育之路。这条路的起点，是用进步主义史观代替传统的王朝循环史观，是在否定“向后看”的历史传统的同时，试图将历史教育的目光引向前方。其目标是建立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并唤醒民族复兴大业的学校历史教育新体制。

从梁启超所指摘的传统史学的“三恶果”，①到蒋梦麟对“泥古余焰”所集习的“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的“新历史”，以及受之学子的“无异饮鸩毒而甘美酒”的历史知识的讨伐；②从光汉的“中国的史学家，只晓得记学校，不晓得记教育”，故“中国的教育，只有虚文，没有实效”的控诉，③到何炳松用社会进步史观替代旧式史学陈陈相继的“因果之说”，④整个20世纪前半期欲建的学校历史教育新体系，无处不带强烈的批判色彩。

因为，他们认识到，“历史为己言己行事实之记忆”。⑤如果没有对旧史学“六弊”⑥的批判，就不会有一个“新民”的视野，不可能创立“新民”的教育。正是在批判之中，人们渐进地摆正了学历史的三个目标。其一，学术的。不应加任何道德致用的观念。其二，应用的。把历史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基础。其三，教育的。理应使人类的经验成为丰富个人能力的条件。当我们把后两个目标运用于学校的历史课程时，则必须用批判的眼光审清以下观念：

1.“古已有之”的观念。轻视一切新事物，认为今人不如古人，社会是一步步退化的。

2.“自古如此”的观念。强调一切都是先人苦心创立的，后人只能守成不能改革，即便“托古改制”，也没有成功的余地。

3.进化的观念。认为人类是渐渐演进的，一件事有他的因有他的果，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中，社会改革是必需的，而且理应关注到历史的潜势力或历史背景。

4.革命的观念。认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常理，不管哪种主义又何等的激烈，从长远看，未必是洪水猛兽，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①

前两个观念，要在批判中抛弃。后两个观念，亦需有批判性的分析。为此，学者们确定了两个限定性目标：一是学习历史要追求真相，历史教学应重视为了讲真相而必备考证的和叙述的功夫；二是学习历史要信奉真理，即历史教育必定赋予历史一定的意义——学习有价值的历史，这个意义由历史哲学产生。甚至强调，教学的最大目的就是讲有意义的历史。

有意义的历史，首先是针对传统的无意义的“帝王教科书”而已。以“帝王教科书”为对象的历史教育，其实质是士大夫阶级用来练习做官的工具，对于一般民众，除了伦理教化外，再无其他作用。故就整体民族的历史态度而言，既随意也善忘。因为“国”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尽管“家国天下”一直是正统灌输的观念，但是毕竟常常变换的王朝，让忠孝分裂，维护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育，在士大夫和官场，不在民间。民间的有是“榜样教育”，它主要依赖宗法制形成传统，只要求百姓明白服务的对象而且不能越矩。②

然而，当固有规矩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遭到破坏，特别是在对抗近代国家、民族的打击，“一家一姓”的“家国”再也无力回天时，时代就必然地呼唤历史来抒发民族的凝聚力；在树立针对国民的学校历史教育时，又不能不以“民族精神（近代观念）涣散”的事实，深入批判旧史观的狭隘，不能不以“民族自信力（近代认识）如此脆弱”的呼喊，深刻批判旧教育的麻木。甚至祈望“为了要求我们民族有复兴的一日，则必须要藉历史教育来培植我们民族的自信力，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光大我们固有的文化道德，认清东方本位文化的优越与伟大的地方”。③

显然，批判的价值在于建树，建树的基石则在有新的史观指导。对于旧史学影响下的历史观的弊端，尤其是为了适应国情树立新史观指导下的有民族性的历史教育的迫切性，学者们有着普遍的共识。不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依据的历史哲学各有源头，关于学校历史教育的性质、历史课程的定位，抑或历史学习的价值，稳健的、犀利的派别各有所长。

梁绳筠较早阐释道：“历史者其学术界中之价值最晦者乎？以言娱自悦情，不如文学艺术；以言实际应用，不如物理化学；以言扩襟，探索真理，不如哲学；以言敦厚风俗，培养道德，不如伦理；充其分亦不过知古代之生活，悉现在之由来而已。呜呼！历史之价值，本自遁世无闷，安可不为之大声疾呼作积极的宣传乎！”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批评价值及其标准：“就批评的本质观察，以判定其价值；就被批评的功用观察，以判定其价值。”④前者，讨论真理的性质、真理的证明、真理的旁证、真理的享用。后者视其能否满足人生的需要，视其满足需要的程度。具体言之，可列出八类需要，即资鉴、道德、爱国、宗教、训练、保存、文学、艺术。不过，将它们放到教学实际中看，“常常因小失大。不是由此强化主观，就是由此繁生偏见，因此历史教育价值理应有一套严格的批判系统”。

比如，因强调“资鉴”，而“泯没许多宝贵之史料、泯没历史之真相，盖自注重资鉴者观之”；因重视“道德”，“且多抱垂训主义以治史”。说到“爱国”的功用，则流弊滋深。一是易“养成人民偏狭的心理态度，国民戚戚然，日以国事为爱，种族之界限，俨若鸿沟，而忘其为时间人类之一，贻误其对于世界应有之贡献，及人道应负的责任”。二是尊重了国家，却“有危于世界和平”的倾向。“其人民认国家为最高之机关，惟一之精圣，世界上只有所谓我国，无所谓他国，只有所谓吾族，无有所谓他族，凡所以能拓大吾国家光荣吾民族者，虽捐踵糜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虽吞灭异己，奴隶胞类，亦在所不顾。”⑤

历史教育的真功用=价值，在前辈学者看来，在使人明白现代社会之由来，在能供给解决问题的历史背景，在供给经济问题的普通工具，在促进世界和平。九十年后，我们对此又有多少贡献呢？我们是否已经确立了一整套对历史教育价值的批判系统呢？值得深思与反省！

二、继承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态度

对于历史教育研究的稚弱现象，如今的研究者除了无奈还是无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教材教法剥夺了历史教育的学术性。近10年来，似乎有所转变，但屈于历史学、教育学的陈见，让历史教育研究真正进入学术视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条路并不是完全没有开通过，恰是因历史而使其荆棘丛生——路还在。

诸如，研究教科书，必要明白：其内容与教育目标是否契合；学生从中能得到什么；就形式而言，又于学生的兴趣如何。所以，编写教科书除需审慎的态度外，还应有科学的技艺，而促使科学的技艺合理运作的基础，便是学术态度。①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教学中心由教材转向学生。具体言之，则是建立这样的教学观：“给我们知识，使能用以求更高深的学问；给我们情感的经验，使生活分外丰富；给我们社会观念，使能采取正当的态度；给我们正当的习惯和思维的方法，使人生合理与有效，扩大生活的境界与改造我们的人格。”②

为此，建立在学术意义上的历史教育研究，一是要追求教育的真义，即“意味着人类的一切能力之解放，从双手的解放到头脑——思维——的解放，乃至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解放”；二是通过学术解明“绝不能桎梏人性的自由和智慧的生长和发展”的真教育，当如何实现。显然，合理的历史教学、教材、教法研究，被融入历史教育研究。无上位的历史教育研究，下位的历史教学、教材、教法就失去了学术位置。如同一个人有行动的四肢，没有健全的头脑一样。所以，充实有学术性的理论的能量，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践行动更有力量。

林仲达说的好：“唯有在民主的政治下，才能保证它（教育）不以人类的血为游戏，才能使人类获得其控制历史与控制自然的知识和能力，而走上光明幸福生活的前途。”据此，历史教育在追求人的政治、经济、人格的自由解放，要求“实现新社会之真的普遍的文化”的基础上，应该“足证真的民主教育力量之伟大，它不仅变革了客观世界，而且改造了人类自己”。③

从操作角度看，学术态度“诚以教学法的条件，特为施教的资具”，并引导研究者，不因只留心于容易的工作，而疏忽了远大的期望。尤其引导教育者，既可对付当前的要求，又可顾及将来的准备。如米里斯（Millis）的历史教育“三重价值说”认为，文育（含情操、观念解放和改造）的价值最高，应用（含准备、职业、社会性和道德性）的价值次之，训练（含智力、学习态度和有用的习惯）的价值第三。而李非强调说，低估训练的价值是因为未能“使人类学习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未能重视传授“历史方法”。抑或说，教历史若“不善运用”，其学习价值则会降低。历史的学习，不啻使我等“变平面的人生为立体的人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④

说到底，若排除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性，教育者难有判断教学高下的准则，更无须有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追求；若贬损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性，研究者难成解决真问题的本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最要紧、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三、健全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

历史教育的研究领域甚宽，“大言之，关于世界；小言之，关于一国一人”。即便仅就教学本身而言，也不是单向的教材、教法研究，更不是针对某一部教材、某一类教法的研究。需要有三大条件，以满足具体内容的具体规划和研究。它们是：增进个人的社会性发展；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具体规划和研究的内容是：发展个人的社会领悟力；发展与社会生活相融通的文化演进观念；陶冶和培养关心社会的倾向；发展历史情怀；涵养公共理想；发展正当的国家观念；发展正确的国际观念；涵养对知识的永久兴趣；训练依据事实下结论的能力；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判断能力；发展想象力；训练合作精神；培养美感。⑤尽管在放宽研究视野时，在学术的严谨性上不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提出这些课题并依此所做的历史教学研究，是不是比今天我们言及的教学法还有价值呢？

再从具体研究的视野看，或许更清楚明了些。以陈衡哲的《历史教学与人类前途》一文为例：

“历史教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人类前途却是一个更大的题目。”“我的着眼处，是在那一个‘与’字。这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利用历史，来帮助人类得到一个更为光明的前途。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利用历史，俾将来的人类，在政治方面，可以有协作和互助，而无枉费能力的争斗；在情感方面，可以彼此更相了解，更能有同情之心；和人类今日在纯粹学术上的互助和了解一样。”

人们生活在战乱的年代，没有普遍的幸福可言。只有承担扑灭战争的责任，人们才能够为实现普遍的幸福朝前进步。那么，历史教育能够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看一看中外古今的各种历史书籍，便知颂扬武功，奖励仇外，以及种种毁人誉己的态度，是许多历史家不以为耻的。”“人类的误解，及武力的蔓延，既已从历史之中，得到了他们的滋养料。”

自然，利用历史教育去减少或消灭这种滋养料，是历史教育的一个责任。为落实这一不能推卸的责任，我们既要有策略又要有视野。概括地说，一是为了人类解释许多误会，应改良狭义的爱国心，扩展世界观念。“假使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来奖励相残相杀的事业，来抬高战争的身价”，那就是知法犯法，是难得宽恕的。“把人类全体放在自己国家之上，并不是不爱国”，而是把爱国的根植于人类爱真理之上，这是广义的、彻底的爱国。“能把爱国与爱人类，看成一件事，便是能靠了历史，尽力的去为人类造一个共同的观念和共同的文化，俾爱国的情愫，能建植在爱人类的基础之上。”二是以研究和教授历史为途径，“去揭穿许多武人政客的黑幕。我深信，战争是武人政客所造成的”。历史教学要帮助青年学生寻找真相，将武人政客的阴谋暴露在他们眼前。这是“一件神圣的责任，凡是研究或是教授历史者，都不容躲避的”。三是为青年们确立一个伟人的定义。“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为青年们找出一个人生的模范来，应该为他们下一个伟人的真定义，为他们指定一条人生的道路。”①

用今天的话说，以上三端，即祛除误解，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念；揭穿黑幕，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念；确定伟人的真意义，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念。当然，文章议论的切口不大，可谁又能说其视野不及这般的宽呢！毕竟文章的主旨是要把历史教学引至“人类往上走的道路”。

的确，历史教育的研究视野，关乎历史教育的认识深度。尤其是当受时代大潮左右时，历史教育的成败，往往就取决于研究视野的宽度和学科认识的深度。比如，近代国家的成立，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提供了政治家野心把历史当作工具的机会。他们一边利用历史教育刺激国民情绪，一边极力排除历史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前者把培养爱国思想作为历史教育的唯一用途，不仅强调“重视自己，轻视他人，只求自身利益，不顾他人利益的偏狭思想”，而且极力推崇权力，宣扬霸道，把人民捆绑于武力扩张的战车。后者排斥历史教育的民主性，将历史教育尽可能个别化、特殊化，反对“总体史”强调为了现实服务的政治史，进而使其成为一种单纯的道德科目。②结果是，历史教育失去了批判性和应有的人类文化情怀，不仅全无智慧，而且只能死记硬背。

死记硬背遮蔽了历史教育的视野。更可怕的是，它实际服务的对象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历史意识，都因此背离了现代历史教育精神。

四、开创历史教育研究的新局面

“自历史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以来，历史教育因之也成为研究问题之一。”③换句话说，自有独立的历史课程以来，历史教育因之发生的问题远比历史研究复杂的多。其一，以科学的历史学作为科学的历史教育的基础是天经地义的事。④然而，当历史面对青少年学生做有价值的教育时，它就没有对付文本那么简单了。针对文本存在着追求纯粹学术性的研究条件，针对人的历史教育皆具有价值抑或主观的前提。其二，青少年学生理解历史有着诸多阅历和心智上的困难，为了让他们接受并理解“他们理应知道的东西”，不能不借助相当丰富的教学手段，以便把故事讲得生动易懂。然而，当这类手段过于节制或过于放肆时，又无不将历史的教育问题放大，乃至伤害青少年的健全人格。对此，前辈学者看到的问题相对集中于：

（一）关于教育目的。提倡以学生为中心，并视历史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使历史知识成为青少年了解人类和人性的“人学”；既“当然是与我们现在生活有关”，又把它“做成一种公民教科”，以图“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①

（二）关于教科书编写。主张避免陈陈相因的关系，诸如缺乏理论系统，把知识处理得破碎零星；反对教科书中充满人名、地名；诟病材料过多，学生徒事记忆，学习无益，抑且无味，以及文字冗杂不够洗练的课本。②

（三）关于教师状况。提倡改善教学环境，避免职业倦怠。诸如兼职过多；工作时间过长，“任教愈长，预备愈少，敷衍日甚”；学校与学生不重视历史；待遇微薄；设备太差等。

（四）关于社会态度。强调全社会应该重视历史教育，认为轻视历史教育，则形成“其上焉者，以历史为艺术品，其下焉者，乃视历史为斗争的利器”的结果。

（五）关于历史研究。主张历史研究不能推卸历史教育的责任，历史教育也不能脱去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使自身演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③

简言之，这里所提倡、强调和主张的内容，就是历史教育棘手且突出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些问题如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加深。八九十年前，已经有的“学生中心论”“联系社会生活”“服务人生”“健全人格”等种种的学科教学观念，70年前，已经比较成熟的“公民”的、“人本”的和“世界主义”等种种的学科视野，作为今天的新课程的时髦话语，依然不那么容易接受。

回顾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或许可以免去不少烦恼——现在遇到的问题不过如此，而且应更有条件解决的；或许可以增强自信——如果承认社会、学术的进步，就能找到更聪明的办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着重提炼出民国历史教育研究批判的立场、学术的态度和视野三个方面。事实上，有历史教育存在，人们就必须面对这三方面的挑战，因为它们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由此决定历史教育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视野是研究基础，它决定研究方向；态度是研究条件，它决定研究方法；批判是研究动力，它决定研究水平。在今天，面对教育研究中永远硕果累累的局面、永远阔步向前解决问题的态势，前辈学者们不断地审慎提出问题、不断地质疑现实，将教育研究始终置于探究中的精神，尤为显得可贵！我们理应继承，也理应发展。至少我们要有想法，不使困扰历史教育发展的时代性问题，无休止地重复下去，更不能使我们共认的伤害历史教育本真的大问题变本加厉，这便是今日历史教育者的任务。

民国历史范文第4篇

文/安坤

打冯玉祥时，知道冯治军极严，不许士兵、抽烟、。于是，老蒋便命部队在陈地搞了个俱乐部，用火车车厢和汽车搞起了流动酒店，招呼西北军过来吃喝玩乐。同时还雇了不少前来助阵，把西北军搞得晕头转向，气得老冯大骂。

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要搞，共推阎为主席。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老西搞了隆重的就职典礼。有人说：“您就职时间有五个‘9’字，这是‘九五之尊’的意思。”阎老西很高兴。后来，因张学良通电拥护，东北军入关抄阎、冯的后路，让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阎老西只当了9天主席。

1935年2月20日，开中央政治会议，王淇在会上大骂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气得浑身发抖，要离开会场。唐有壬见状，跑过去把拉回来，说：“汪先生别走啊，王淇还没骂完呢！”气得直翻白眼儿。

抗日战争胜利后，汤恩伯到上海受降。他在接见日本司令官松井中将时说：“对不起哈，今天要您到这里来谈……”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一听之后，立即警告他说：“将军！你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这样，汤恩伯才重新用命令口吻发言。据说后来汤恩伯与松井单独会见的时候，曾说：“早知如是，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

投敌后，吴稚晖气糊涂了，痛骂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中国历史上首个染发的皇帝

文/鲁保

染发现象并非当代所独有，而是源远流长，自古有之。包括皇帝在内的古代上层社会有过此举的人不胜枚举，王莽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染发的皇帝。

对于帝王将相那些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的言行举止包括染发这一生活细节，都往往与政治挂上钩。如南唐开国皇帝徐知诰初当宰相时，因担心“非老成不足压众”，于是“服药变其鬚鬓，一日成霜”；后来，徐知诰的做法被宋朝的寇准所效仿，“宋寇莱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北江诗话》）。显然，此二人通过服药让头发变白，都是为了装成熟，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更加稳固，更上层楼。与他们相比，新朝皇帝王莽将白发染成黑发又是为了什么呢？

王莽代汉自立后，推出一系列意在“复古”的改革计划，富于幻想，过于荒诞，非但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无论是黎民百姓，还是豪强地主，都对这个浑身上下散发迂腐气息的新朝感到很失望，很痛恨。于是，各地起义连绵不绝，风起云涌。

地皇四年（公元前23年）正月，绿林军拥立刘玄为皇帝，年号更始。遭此大变，王莽犹如五雷轰顶，寝食难安，《汉书》称其“闻之愈恐”。然而，一向自负的王莽不甘心失败，他要做最后的挣扎。经过搜索枯肠，王莽想到通过大办婚礼来欺人惑众的法子。自从皇后死后，皇后的位子一直空着。举办一场皇帝大婚的盛大礼典，立一个皇后，或许会有粉饰太平的作用。经过层层筛选，王莽最后选定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这一年，王莽六十八岁，已是皓首白须的老翁了。

民国历史范文第5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有：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对慈禧太后、、宋美龄、张学良、、、陈云都有一定研究，并有论文、专著行世；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事件研究；民国初年政党史研究。为帮助大家更好知晓民国那些事儿，何老师从民国历史、民国政治和民国人物三个视角为读者推荐了以下书籍。

《中华民国史》（1-4卷），张宪文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简介：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推荐理由：该书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十年披沥所完成的皇皇巨著。该书以中国近代社会如何历经艰难、逐步缓慢地向现代中国发展为主线，在广泛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大量档案文献，清晰展现了中华民国历史的真实面貌。本书视角独特、视野宏阔、内容厚实、持论公允，根据民国史发展的历程，共分4卷，是目前国内民国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简介：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权威著作。

推荐理由：《剑桥中国史》丛书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动向。1994年，该丛书中的12、13卷以《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书名在国内出版了中译本，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本书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整体过程，视野开阔，涉及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即便本书成书于1980年代前期，但其崭新的编撰体例、独特的分析视角、丰富的档案材料，对当下仍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是了解国外视域下的中华民国历史的重要著作。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王奇生著，华文出版社

简介：从政党组织角度考察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要著作。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王奇生曾在以收藏民国档案闻名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历经十年而成此书。该书从社会史角度切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以“治党史”为中心，从党员、党权与党争三个角度对进行深入研究，着重探讨了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深入剖析了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洞见频出，结论是这样的弱势独裁政党走向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本书曾在2006年获第四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

《的“联共”与“”》，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简介：国内从视角研究国共关系的开先河之作。

推荐理由：该书是杨奎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利用方面的史料，在吸收诸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考察对共产党的政策及策略的演变，对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客观、深入、细致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开拓性。该书是了解中华民国史、客观厘清国共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

《人与前期中华民国》，杨天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简介：一部有关和中华民国历史的开拓性著作。

推荐理由：杨天石是利用档案研究民国史的著名历史学家，该书是《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中的一卷。在近代中国，中国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研究中国成为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敏感却又绕不开的话题。该书以历史问题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档案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通过研究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揭示其与民国重大事件的关系，厘清了许多长期为人们所困惑的历史谜团，是一部颇具可读性与学术著作。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修订本），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简介：集中论述国共两党从政争走向战争全过程的著作。

推荐理由：该书没有遵循以往的学术惯例，将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而是以抗战后期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作为历史的分界，对国共长达两年的政争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从政争走向战争的全过程。本书以国共两党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为线索，以重大历史问题为切入点，如史诗大片一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斗智斗勇、剑拔弩张的惊心动魄场面，是一部思维缜密、逻辑性强、思想深邃的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2004年，该书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推荐书目。

《孙中山传》，尚明轩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简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孙中山传记。

推荐理由：该书初版于1979年，后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披露与中外学者的深入研究，2008年重印此书，对初版进行修订、增充，增加了许多照片、题词、墨迹等文物资料，使之更为丰富翔实。该书以孙中山的生平活动和思想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孙中山在近代中国革命事业中鞠躬尽瘁的一生，并对如何正确评价孙中山及其意义提出独到见解。本书风格平易、深入浅出，曾被多次印刷，有日、朝、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文译本，是一部广受好评的有关孙中山生平的简明著作。

《传》，何虎生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简介：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人物传记作品。

推荐理由：该书将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利用档案材料、历史资料和历史图片，以的政治、军事生涯为主线，刻画并分析了他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心理活动、具体作为和行为特征，还原出这个风云人物的真实一生。

《袁氏当国》，（美）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介：“一部追索现代中国历史转型之灵魂的大作”。

推荐理由：唐德刚是一位杰出的口述史专家，对1949年后移居海外的许多民国名人他都作过口述记录。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袁氏当国》是《唐德刚作品集》中的一本，该书畅论袁世凯当国之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各种人物的表演，坚持论从史出、言必有据，论述了从孙中山缔造共和到蔡锷护国运动的短短几年中，中国社会纷繁杂乱的世事景象，特别探究了袁世凯在其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作用。该书并非一部为袁世凯翻案的书，而是“一部追索现代中国历史转型之灵魂的大作”，是研究袁世凯和民国初年历史的佳作。

《宋家王朝》，（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吴壬林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简介：一部描写宋氏家族传记的重要著作。

民国历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简介；研究成果及意义；对历史教育史研究的启示；研究不足

中图分类号：H31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8-148-001

一、作者简介

何成刚，陕西咸阳人，1996年到2006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教育部主持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研制、参与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程建设研究项目、科技部中小学科学探究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实验研究项目，参加或主持教育部初中、高中新课程历史远程研修指导工作，是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现在任职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从事基础教育与中学历史教育研究。

二、本书内容简介

何成刚的《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开篇有其论文指导老师朱汉国为本书写的序以及作者自己写的绪论，包括选题缘由、研究述评、研究思路几个部分。内容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民国学校历史课程的演变，第一节清末学校历史课程的嬗变，第二节民国初年的历史课程，第三节新学制时期的学校历史课程，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校历史课程，有中小学历史课程嬗变分析及嬗变动因分析、从典型案例看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实施。

第二章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变革历程。第一节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变革，第二节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个案分析，包括将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和清末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天国运动的比较，第三节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问题分析及国人的反思。

第三章民国学校历史教学方法的演变。第一节民国历史教学方法的演变，介绍了从传统历史讲解诵读法、民初赫尔巴特教学方法与中小学历史教学及其在历史教学方法实践中的嬗变，中小学历史教学方法的成熟与多样化、局部革新与实际现状。第二节西方教育学说与历史教学改革实验，包括道尔顿制与历史教学实验、设计教学法与历史教学实验。

第四章民国学校学生历史学业测验。第一节民国小学历史标准化测验，包括理念的演变、“选择题”与“论述题”的不相容，历史标准化测验在小学的实施。第二节中学的测验，第三节进步性：“知识”、“思想”考查并重，知识能力考查背后社会价值观的渗透。

第五章民国学校历史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第一节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节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的生态学分析，第三节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中的启示。

最后是参考文献与后记。

三、研究成果及意义

该书出版后，在我国历史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开设的历史教育史专业，明确指定学生必读本书。其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分期的科学，框架、脉络清晰

第一章讲述民国时期的历史课程的演变，作者将时间段分为清末、民国初年（1912――1922）、“新学制”时期（1922――192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符合中学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清晰地勾画出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

第二，研究内容的完整性

本书的研究内容涵盖课程、教科书、教学方法、课后测验，比较完整的研究了教育活动中的相关环节，系统而且全面。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朱汉国在本书的序中评价到：“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论述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问题最为系统的一部论著。该论著突出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清晰地勾画了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发展过程，而且还以专题的形式探讨了教科书与历史教育教学方法与历史教育、学业测验与历史教育等问题，较为客观地总结了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特点、问题及对现今学校历史教育的启示。”

第三，对历史教育史研究的启示

历史教育史严格来讲属于史学范畴，但史学界对该学科的研究比较少。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建设是否成熟，有三条标准来衡量：“第一，逐步形成了属于自身的特有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第二，为社会提供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第三，对本学科的历史发展有较为全面的开拓，并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洞察本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刘正伟、顾黄初《关于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对话》）。一直以来，历史教育史的研究比较零散，没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因为它不仅涉及史学范畴，还要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如果只从一方面着手，脱离了“史”或者脱离了“教育”，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这些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借阅比较麻烦，民国时期大量的教育期刊资料的不足等原因导致此项工作做起来麻烦，棘手，所以历史教育史的现状就是没有一个学科体系框架、成果欠缺，尤其是对于中小学教学方法变革、学生历史测验等比较空白。而何成刚借助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从史学角度和教育学角度写下这部专著，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四、研究不足

第一，研究区域上：本书为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研究区域主要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区域内的中小学历史教育，没有涉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教育以及日伪占区的历史教育。

民国历史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工作 必要性

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退守台湾。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实物、史料以惊人的速度退出历史舞台，留存大陆的少之又少。南京总统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史博物馆，馆内的一系列展陈是以民国历史文化为主线的，然而其馆藏民国文物却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强化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工作势在必行。

一、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工作的必要性

1.满足游客观赏需求

果戈里曾说：传说与歌谣都已沉默的时候，只有建筑还在说话。我馆属于遗址类博物馆，线条流畅的巴洛克西式建筑与清新典雅的江南园林保存完好、交相辉映，成为馆内最大的财富和亮点。除此之外，总统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民国时期，曾是当时中国的权力中枢，留下了很多风云人物的印记。尤其是民国时期，距离现实生活最近，海内外的游客到此，不仅仅是游览总统府，往往还希望领略到更多民国时期的文物史料。我在一线担任讲解员期间发现，游客行走在政务局、子超楼、孙中山起居室、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等地时，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某件物品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一般人就会饶有兴致地驻足良久并感到不虚此行，似乎有种近距离触摸历史的感觉，并争相拍照留念。反之，就会不自觉地扼腕叹息。由此可见，在绝大多数游客的心中，文物史料原件天然有着复制品无法取代的地位。

2.促进博物馆自身发展

馆内藏品的数量、质量和特色是衡量博物馆社会地位及其存在价值的主要标志。我馆展陈以民国历史文化为主线，民国文物史料不足，而且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身未来的发展。因此，征集民国文物史料无疑是一项适应我馆建设、展陈需要之举。通过强化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工作，能够逐步丰富馆内藏品，填补馆藏空白，从而不断增强我馆的物质基础，提高陈列研究、保管研究和科研水平。事实证明，没有新内容的陈列，不可能赢得观众的支持。随着时代的进步，广大观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复制品居多的展览容易失去兴趣，甚至会产生失望的情绪。例如前些年网络上就曾有帖子称我馆陈列的军刀、中正剑为赝品，为此曾一度引起争议，出现这样的情形似乎也与我馆作为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身份不太相符。鉴于此，有的放矢地适度强化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工作，可以为我馆民国史、总统府史提供更多的研究内容，也可以更好地完善专题展览，从而对我馆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

3.保护和挽救民国历史文化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民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实物、资料开始忽视，亲历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的人物乃至其后人也将一一退出历史舞台。这就造成亲历历史的知情人越来越少，也使相关的文物史料从此养在深闺人未识，甚至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国有私人收藏文物的传统，民间流散着许多文物珍品。①近代史博物馆保护和挽救民国历史文化责无旁贷。征集民国时期的文物，某种程度上正是在汇聚这一时期的文明碎片，征集这一时期散落的记忆，为公众提供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服务。

二、我馆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工作的现状

由于历史等原因的影响，大陆现存的民国文物数量非常有限。随着我馆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文物征集方面的工作力度有所加强，尤其是致力于民国高层文物史料的征集。接受捐赠文物是博物馆藏品社会搜集途径中的一个重要搜集方式。②近年来，众多热心人士积极向我馆捐赠文物，将此举视为对社会的有益贡献和文物的最好归宿。

通过不遗余力地与海内外收藏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广泛联系，我馆陆续接受包括来自美国、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后裔、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学员，大陆收藏界在内的海内外同胞对民国时期文物资料的捐赠，馆藏和展览内容得到逐步充实。元老居正、民国外交家傅秉常和民国警界创始人李士珍的后人先后向我馆捐赠了文物、史料。自2009年3月起，南京阿波罗演艺广场董事长、刀剑收藏家丁金顺先生先后两次以无偿捐赠和长期借展的形式向我馆提供了民国文物共计24件展品，其中就包括不同质地、款式的中正剑和日本军刀，终结了我馆没有中正剑的历史。2010年1月28日，他再次向我馆捐赠了抗战时期的日本军帽和国旗。此前，为考证这两件文物的真实性，丁先生曾亲赴北京向有关专家请教、核实。2009年9月中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同学会北美分会会长向厚禄先生向我馆捐赠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旗、历史照片，以及校长宋美龄106岁寿辰祝寿制作的团旗、寿帐，宋美龄游美纪念册等相关珍贵历史资料。

当然，文物征集并非一帆风顺，往往要经过多方反复沟通、交流，要做大量的工作。在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时，更离不开主管领导的关心、支持和相关部门的协助。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最终都取得了好的结果。其中，相当一些民间的热心人士和原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后裔都是辗转通过各种渠道主动提出捐赠事宜，或者经过多次相关活动的接触后，在对总统府景区产生了解、信任的基础上希望与我们进一步合作。这既表明总统府景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幅度提升，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物征集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对上述捐赠行为，我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向捐者颁发了收藏证书。随后，更多的捐赠人士接踵而来。2010年6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主事卢秉枢的女儿卢美纯女士从美国德州来我馆捐赠有关其父卢秉枢的文字、图片资料。8月，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的儿子傅仲熊及家人再次来到我馆，捐赠了傅秉常生前用过的照相机、三角架、放大器等物品及部分珍贵的图片资料。11月，抗日烈士周复之子、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学员周造时先生将一批家传文物捐赠我馆。我馆名誉馆员、“海外中华文物保护促进会主席”赵爱国先生将其收藏的自1650年至二战时期的40把刀剑、配饰赠予我馆。可以说，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我馆文物史料征集最多的一年，收获颇丰。

民国文物史料的征集途径并不是单一的，应该开阔思路，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参加拍卖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2008年我国的珍贵文物圆明园兽首在香港佳士得遭拍卖一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但不能因此就对文物拍卖一票否决。瞅准机遇、当机立断，以适当的价位通过拍卖征集好的文物还是可取的。2009年12月，我馆展览研究部部长、副部长等人就曾赴上海等地，通过参加拍卖因缘际会征集到一批品相完好的民国早期勋章，包括民国三等宝鼎勋章、四等宝鼎勋章、五等宝鼎勋章各一件，大同十字勋章一件、抗战胜利勋章一件、忠勇勋章一件、通用勋章四件，等等。此外，应该重视馆际文物流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互通有无、以余补缺的协作精神，与其他博物馆各取所需、实现双赢。而从其他博物馆租借文物也可视为文物征集的方式之一。我馆就从南京博物院租借了若干件珍贵的民国文物，包括尼泊尔王国政府赠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油画《国王肖像》，外国政府赠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藏象牙制庙宇模型、铜嵌水晶宝石千手观音像，等等。就征集范围而言，面要广，兼顾海峡两岸、世界各地。我馆也曾从台湾征集到了有关民国时期总统府高清老照片10数张，其中有办公室、正副总统大印及印匣、王宠惠在行政院楼梯上留影等，弥足珍贵。

目前已经征集到的文物，并没有被雪藏在库房中。我馆展研部经过认真挑选、精心筹备，辅以创造性的内容和形式设计，再将其服务于陈列展览，用以修改或充实陈列内容，提高展陈水平。例如宋美龄和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展等，紧紧抓住民国历史文化的主线，集审美性、趣味性、知识性、历史性与文化信息传递于一体，有效发挥了博物馆的宣教功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更提升了景区的影响力。

三、民国文物史料征集对工作人员的要求

民国文物史料征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应针对我馆的性质和特点，从收藏历史记忆、完善藏品组合、设计专题展览、服务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通过采取接受捐赠、适当购买等多种方式来开展，做好长远细致的规划。相关工作人员要对自身有更高的要求，不断完善综合素质。

1?郾要有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荣誉感，不断更新观念、勤勤恳恳、踏实进取，有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精神。

2?郾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博物馆工作的特殊性需要历史、考古、鉴定、保护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在文物的征集、整理、鉴定、编目、保存、研究等岗位上工作。我馆作为近代史博物馆，工作人员要有对民国时期文物史料的鉴定、保管、研究等方面的业务能力，还要掌握一定的近现代史知识，尤其要熟悉民国史。

3?郾要有一定的宣传能力，并时时留意相关信息。民国时代已终结，但部分政要的后裔依然健在。上述政要或著名人物留下来的重要资料，曾经用过的或与之有联系的、具有一定意义的实物、书信、报纸、杂志、手稿、照片还存在着被征集的可能性。可以将总统府作为平台，利用博物馆的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号召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大宣传力度。此外，随着文物市场的放开，民间收藏热的普及，一些人在提供藏品的同时，难免会更多考虑自身的实际利益。针对这种情形，就需要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时刻留意方方面面的文物信息，及时准确地作出判断，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以购买的方式来征集相关文物。

4?郾掌握相关器材设备的操作技能。随着我馆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馆内的展陈设施也在逐步完善更新。对于已经征集到的文物，尤其应当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做好保存工作。这当中往往要采取拍照、数码扫描、录入建立电子数据库等多种方式，以文字、影像等形式来保存文物，并对征集品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因此，工作人员一定要掌握好相关器材设备的操作技能。

注释：

①宁续平，田爱民.浅谈如何开展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J］.文物世界，2004.3.

②刘春.21世纪我国博物馆藏品搜集途径的转变［J］.文物春秋，2008.4.

参考文献：

［1］宋兆麟.加快抢救民族文物工作的步伐［J］.中国博物馆，1998.3.

［2］李耀申.对我国博物馆藏品来源问题的思考［J］.中国博物馆，1992.3.

民国历史范文第8篇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具有“整体史”抱负的民国史研究学人而言，不重视政治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民初及北洋时期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时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如果不从这一时期开始探寻，将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而“党国”的嬗变，而军队也随之发生由“皇军”变成“民军”再变成“党军”后来则标榜为“国军”的衍化?为什么自清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践不过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带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党式集权统治?为什么从长时段观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线、日德路线、帝俄路线最终被赤色的苏俄路线所取代，且国、共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选择苏俄军政体制来改造中国?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最具成效的时期，近代中国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以至由外国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权调查亦承认北洋政府这方面的成就?为什么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最为自由多元的现象，就是影响至今的揭橥“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甚至只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着力太少。#p#分页标题#e#

然而数量少还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才值得担忧。就民国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很多重要的政治史问题缺乏严格的事实辨证，就连一些被视为常识的历史问题亦存在诸多疑窦。比如民初根本法，通常认为《临时约法》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宪法性质文件，而1923年的宪法是猪仔议员在接受贿赂的前提下制定的，激进人士早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②为由，将其废弃。如果撇开“熟悉化”认知，改以比较宪法学的眼光审视则可看到，《临时约法》不仅设计的是足以导致利益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的畸形政治体制，也未必能体现民主精神，而1923年宪法无论在国体还是政体设计上，都更加符合民主的原则，尽管也存在国体设计上不能很好处理“统一”与“联邦”关系的缺陷的问题。③再比如“曹锟贿选”，几乎成为人们的历史常识，被写进了中学和大学历史教科书。但作为刑事控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却存在明显瑕疵，其最大问题在于指控曹锟以五千元“贿选”的时候未考虑国会议员历年欠薪已达同等数额这一因素，未思考给国会议员开具的五千元支票是否带有补发欠薪的性质，也忽略了支付款项的决定是邀约各党派(包括异党)协商的结果。④换言之，贿选指控能否成立都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而迄今却未见任何基于事实或逻辑的质疑。⑤类似问题尚多，兹不赘举。

民国政治史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原因，除了人为的设置使学者不愿轻易涉足这一领域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之外，也与学者的研究取向变化有关。很多优秀学者和学生在新史学的诱导下都去做已成时尚的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以至最近20多年面世的民国政治史著作(主要指北洋部分)整体水平甚至不如1949年以前。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意谓历史研究均包含学者的当代认知。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研究尚能反映当时国人对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那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对于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如果有，其思想和学术水准究竟如何?作为当今学人的一员，我不能随意菲薄今人及其学术成就，但要我举出几个在宪法研究上可以比肩王世杰、钱端升及陈茹玄，在国际政治(外交)领域可以抗衡蒋廷黻，在国会政治领域可以赶超顾敦鍒，在政党史研究方面可以傲视谢彬，在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可以俯瞰鲍明钤的大陆学者，确实非常困难。就是横向与台湾学界相比，能与张朋园、张玉法相伯仲的政治史学者及真正有分量的民初政治史研究成果，亦不多见。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既有的民国史研究被条块分割，不成统系。研究北洋时期经济的不研究同期政治，研究北洋时期教育的可以置政治于不顾，至于社会史研究，更好像与从总体上建构了民国“社会”的国家无关。一切专门的研究都没有统摄，而“专门史”的学科设置似乎还给这样的研究状况提供了合理依据。多斯(Fran?oisDosse)曾批评第三期年鉴史学呈“碎片化”状态，其实“破碎化”在西方未必真正成为问题，因西人比较讲究理论分析，任何具体的历史论说都要寻找或创立一种理论来统摄，但凡有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统摄，看似孤立的东西也就找到了与“他者”的联系。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历史学者本来就相对缺少抽象思维训练，又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研究领域一旦变得狭小和专门，也就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碎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可能不成其为问题，王笛教授就曾撰文告诫国内学人不必为此介意。我揣摩王教授的用意，要解构既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统系，先使之破碎到“化”的程度或许是一聪明睿智的选择，亦符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但既经解构之后如何重新整合五花八门互不统属的孤立研究领域的工作却应予以高度重视。罗志田教授曾提出从破碎走向系统即“以碎立通”的研究思路，这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①历史学家要想不沦落到只能向宏伟学术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悲地步，就应该自己将被人视为建筑材料的历史“碎片”组合成在普遍联系中具有明确位置的完整的学术大厦。但整合之道却应该考究。近代中国的转型曾经被区分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据说是“由浅入深”的递进层次，但孰为关键却很少有人深入思考。陈独秀曾把道德伦理层面的新知称为“吾人之最后觉悟”②，这样的认知当然有其道理。但民国史研究却很难寻循着道德伦理的思路去寻求问题的“总的解决”，因为道德伦理并不具备统摄或涵化其它历史因子的功用。但政治却有这样的功用。对民国史研究而言，虽然“碎片”状态的专门研究永远不嫌其多，但三个层次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政治(及制度)史研究却可望成为连接其它领域研究的纽带，成为一条可能将民国史各个部类加以系统整合的研究进路。

中国的现代化属外生、后发类型③，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往往很难适用。例如在民国的制度建构上，就殊难体现本土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尽管如此，新制度一旦引进建构，却能够对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以宗教为例，儒教在民初曾经多次企图上升为“国教”，为此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曾领导发起多次国教请愿运动。但国民“信教自由”的约法规定，以及国会对于国教议案乃至修正案的否决，使陈焕章等人的努力化为泡影。④其中体现的是政治对于宗教的限制规范而不是相反。教育也一样。近代教育家总是呼吁“教育独立”，但教育却从未真正独立。民国一建立就有“国民教育”或“军国民教育”，貌似“统一”之后又推进“党化教育”。蔡元培一度主张兼容并包，甚至鼓励学生运动。但他的兼容并包也是有政治指向性的，至少其部分目的是要北洋政府允许学校内不同党派及学派存在，这样自己在北方的生存空间才能维持;而他支持的学生运动，多半属反对北洋政府的类型，全国政权建立后他就改变立场，对激进学生说“不”了。周作人曾讥讽他“晚节不保”①，其实他此前的“气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所在政党立场制约的，这诠释了民国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经济亦同此情形。过去人们总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于是出现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期”。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得要领。外资的部分退出当然有利于本国资本的发育，但真正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动力的是北洋政府制订的包括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有利于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法规，为民族工商业发展营造了相对适宜的内部环境。“二次革命”发生后工商业者普遍不支持可能再次打乱秩序的孙中山而基本站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一边，亦与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的经济秩序对其有扶持之效有关。经济法规的制定属政治行为，可证民国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此外，政治还与军事、外交、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就连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也因系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它时段历史发展中不一定存在的“政治先决”作用在民国历史中却体现得异常明显。#p#分页标题#e#

作为客观存在，历史可以包括一切既有。将历史从“单数”变成“复数”，甚至将时间区分为自然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分别研究，或许正是新史学对历史研究范式转移的巨大贡献。但历史书写不应将一切研究对象等量齐观。从心理学立场审视，历史书写不过是一种选择性记忆，记忆的强度取决于刺激的大小和留下心理痕迹的深浅。无论怎么强调多元因素的作用，政治在民国历史发展中给当时、当事人的刺激都最为强烈，对政治投入更多关注乃理所当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时代局限的传统史学亦可提供有益的借鉴。上文提到，新史学因强调多元而否定传统，批评传统史学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就内容而言，中国传统史书的历史记述是全方位的。曾经对传统史学持批评态度的梁启超后来修订《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似亦觉悟当年之偏颇。②盖就内容而言，传统纪传体史书有“纪”(《史记》为“本纪”)记帝王事迹及王朝兴革，有“传”和“世家”记不同层次的人物活动，有“志”(《史记》为“书”)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自然、社会的演变等。但传统史书并未将所记一切同等对待，其叙事系以“本纪”为重心，而“本纪”就是政治史，因“家天下”的时代，皇帝的“家政”就是国政。某种意义上，纪传体史书是以本纪为“纲”，以其它类别为“目”，暗含了“政治是纲，纲举目张”的认知。传统史书有体系重章法，经纬万端，内涵周至，没有沦落为断烂朝报，“本纪”的纲维作用至为关键，而“纲”的位置彰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如果我们希望从传统史学获得某种现代启示，其它朝代我不敢说，至少民国史研究可以通过走“以政治史为纲”的路线来整合其它专门史或系列史的研究。这不是与标榜多元化的新史学对抗，而是因为政治在民国历史中是一个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我们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①或有人会责难说，民国时期不是有接连不断的“革命战争”存在吗?确实如此。但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也是政治，只是采取了流血的形式而已。②还有人会说，因为西方强势，外交已成为中国历史的决定因素，与其用政治来整合民国历史，不如选择“冲击———反应”的认识模式，从外交切入。其实，外交只是内政的延伸，在近代中国外交与内政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③的语境中，根本没有脱离了内政的外交。所有类此责难，其实均证明了政治史对于民国其它“专门史”的涵化作用，抓住政治史，也就获得了解开民国全部历史密藏的锁钥。而我之所以在呼吁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时特别强调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为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中，头15年是各种制度的发轫期，种下了很多政治“后果”的“前因”。胡适说，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祖孙的方法”④，强调因果关联，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说法，就没有理由忽略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

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政治史学者可以坐享前人的恩惠而不思进取。这些年来政治史在文化史、社会史来势汹涌的进攻下退避三舍，溃不成军，研究者囿于传统，作茧自缚，实有以致之。从国外学术范式的转移来看，最近30余年逐渐兴起的“新政治史”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国外“政治史”翻“新”是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实现的，注重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克服传统政治史偏重精英及事件的倾向，将关注点拓展至基层社会及民众，在研究政治事件时注意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是形成中的“新政治史”的特征。伴随着自身的艰难蜕变，经历了学术寒冬的政治史在西方开始露出一线生机。⑤中国的政治史学者(包括从事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学者)应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当然，政治史并不是导引民国史研究的唯一路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解，选择其中一种因素，找到其与别的历史存在的逻辑关联，或在作具体门类的研究时以其它历史因素作为宏观背景，形成一种学术“定位系统”，俾所有历史因子在历史书写中各得其所。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均不失为有价值的研究取向。不过以我的理解，能够在研究技术上超过政治史对于其它历史板块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并不存在。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以整合其它历史因素的“纲”的选择将不得不仍然是政治。这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至少比没有统合的孤立研究更加接近新史学前期及中期领军人物提倡的“整体史”书写的境地。而一旦选择政治史作为整合全部民国史研究的进路，1980年代以后因新史学发展出系列史研究引出的历史学“碎片化”的担忧，或将成为大可不必的杞忧。

民国历史范文第9篇

历史覆盖的时间与空间范围都特别广，古今中外，上下都远不止五千年，而且纷繁复杂。我们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历史时间，而学生普遍觉得历史时间最难记，也就怕记历史时间，甚而至于怕历史课，错误地认为历史课就是记一些历史时间而已。从我多年的历史教学中认识到，只要我们对每一个历史年代进行认真对比与总结，分析其内涵，就不自觉地可做到多记、记活、记牢。这样一来，既理清了历史线索，又培养了学生学习历史课的兴趣，同时，丰富了历史教学内容，活跃了课堂气氛。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巧记历史时间呢？

一、理清中国历史教材涉及的几种纪年法

1、公元纪年。教材上的历史时间，多采用公元纪年，但中国历史上正式采用公元纪年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的。

2、干支纪年。教材上多有“甲午”、“戊戌”、“辛亥”等提法。但需要注意，可以说1898年是戊戌年，不能说戊戌年是1898年。因干支年每隔60年又是戊戌年。

3、以皇帝年号纪年。如贞观元年、康熙年间、乾隆年间等。中国以年号纪年开始于汉武帝时期，但中学历史教材上出现的第一个用黄帝年号纪年的时间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即184年。

4、民国纪元。1912年孙中山宣布“以中华民国纪元”。

5、以黄帝纪元。1911年湖北军政府成立时，宣布“废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1911年是黄帝纪元4609年。

二、中国古代史教材叙述历史时间的阶段特殊性

1、凡是原始社会阶段的时间，都使用“距今××万年”，“距今××千年”的提法，而未采取“公元前多少年”的提法。

2、从夏朝建立到“国人暴动”这一阶段，教材一律使用“公元前××世纪”的提法，而不再用“距今”的提法，更不可能有“公元前××年”的说法，因这时的中国历史尚元确切纪年。

3、从“周召共和”到西汉末年，教材一般采用“公元前××年”的说法。因为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间，务必在数据前冠以“公元前”三个字，切忌省去不用。

4、教材从“公元9年王莽称帝”开始，以后的历史时间不再冠以“距今”、“公元前”等字样，而是直书年代数据。如唐朝建立于618年。王莽称帝虽非公元前后的分水岭，但“公元9年”是教材上出现的第一个公元后的历史时间。

5、西汉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一个跨越公元前后的朝代。公元前202年刘帮建立西汉，公元9年，外戚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三、世纪、年代及阶段的划分

1、世纪。一般是100年为一个世纪，只有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后1世纪分别是99年。因无“公元0年”，因此从公元1年到99年为一世纪，而公元100年则为2世纪的开始。

2、年代。一般是10年为一个年代。如“1870—1879年为19世纪70年代。但每个世纪的最初20年，不称“××年代”而称“××世纪初”，如1905年同盟会建立，可说“建立于20世纪初”，不能说“建立于20世纪10年代”。

3、一个世纪内的阶段划分。一种是二分法，即把一个世纪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两个阶段（亦称上半期和下半期）。另一种是三分法，即把一个世纪分为早、中、晚三期。

4、两个世纪之交的特殊称谓。一般把上一世纪的最后20年到下个世纪的最初20年称为“××世纪末××世纪初”。由于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上，很多大事集中于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故习惯上把1890—1909年，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四、历史时间的计算与对换

1、如果同是公元前或公元后的历史时间，计算时间差直接用“减法”。如果有月份差，一般是月差在半年及其以上者，就在年差上增加一年。如：太平天国运动（1851.1—1864.7）年差13年，月差6个月，故谓“坚持战斗14年”。如果月差小于半年，则舍去不提。例：司马迁（公元前190-公元前145），他的年龄应该是190-145=45，又如：中国共产党至今走过了多少年的历程？要得出结论可用2007-1921﹦ 86（年）。

2、如果计算公元前后的时间差，则以公元前与公元后的时间直接相加，所得之和再减去一年。因为公元前1年过后就是公元后1年，中间无“公元0年”的时界。例：光武帝（公元前6年—57年），那他的年龄是6+57-1=62。

3、民国纪元与公元纪年的时间对换。若将民国对换为公元年，则是“1911年+民国年”；若将公元年对换为民国年，则为“公元年-1911年”。

民国历史范文第10篇

一、中国古代史教材叙述历史时间的阶段特殊性

1.凡是原始社会阶段的时间，都使用“距今××万年”、“距今××千年”的提法，而未采取“公元前多少年”的提法。2.从夏朝建立到“国人暴动”这一阶段，教材一律使用“公元前××世纪”的提法，而不再用“距今”的提法，更不可能有“公元前××年”的说法，因这时的中国历史尚无确切纪年。3.从“周召共和”到西汉末年，教材一般采用“公元前××年”的说法。因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间，务必在年代数据前冠以“公元前”三字，切忌省去不用。4.教材从“公元8年王莽称帝”开始，以后的历史时间不再冠以“距今”、“公元前”等字样，而是直书年代数据。如唐朝建立于618年。王莽称帝虽非公元前后的分水岭，但“公元8年”是教材上出现的第一个公元后的时间。5.西汉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一个跨越公元前后的朝代。

二、记忆历史时间的策略性

首先，应把历史时间放到教材上的具体语言环境中去记忆，时间与史实相即。最好不要抛开教材的章节内容，而孤立地机械背诵书后所附的《历史大事年表》。因背大事年表更枯燥难记，所记的知识又孤立零散，易于忘却。其次，历史时间应在学习过程中分散记忆，随时记忆，循序渐进，而不宜堆垒后集中背诵。此外，还需探求方法、诀窍。

三、世纪、年代及阶段的划分

1.世纪。一般是100年为一个世纪，只有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后1世纪分别为99年。因无“公元0年”，因此，从公元1年到99年为1世纪，而公元100年则为2世纪的开始。2.年代。一般是10年为一个年代。

四、中国历史教材涉及的几种纪年法

1.公元纪年。教材上的历史时间，多采用公元纪年，但中国历史上正式采用公元纪年是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开始的。2.干支纪年。教材上多有“甲子”、“戊戌”、“辛亥”等提法。但需注意，可以说1898年是戊戌年，不能说戊戌年是1898年。因干支纪年每隔60年又是戊戌年。3.以皇帝年号纪年。如贞观元年、康熙年间等。中国以年号纪年开始于汉武帝时期，但中学历史教材上出现的第一个用年号纪年的时间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即184年”。4.民国纪元。1912年孙中山宣布“以中华民国纪元”。5.以黄帝纪元。1911年湖北军政府成立时，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1911年是黄帝纪元4609年。